第四章

丹麦

1940年4月9日凌晨，当德国人事先毫无警告⁽¹⁾便侵犯丹麦时，他们只遇到零星的抵抗，因为没有时间把抵抗有效地组织起来。于是，国王根据大臣们的意见命令武装部队的司令官停止抵抗。同一天，德国公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给丹麦政府，宣称：“……德国现在和将来都无意干涉丹麦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²⁾接着散发的传单和对居民的广播，仍然是那套司空见惯的故事，说什么德国人占领这个国家只是为了保护它不受别国的侵略。⁽³⁾丹麦国王和首相鉴于德国人保证不加干涉，也在4月9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在抗议之下承认占领这一事实，命令人民不要进行任何反抗，并呼吁他们遵守秩序和保持克制。⁽⁴⁾后来有人说，这个承认德国人占领的措施，由于德国人随后的行动而变得无效，但是，可以设想，德国人也会争辩说，如果丹麦人想否认对他们的任何责任，那就同后来丹麦人所作出的许多让步不一致了。

开始时，德国人和丹麦人在理论上都享有平等的主权。⁽⁵⁾这使国王的态度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他不仅深得人心，而且作为丹麦国家的首脑行使职务时，可以（如果他愿意的话）采取暗中抵抗和拖延战术等机警的政策，使自己成为全国各地较为明显的抵抗的象征和中心。国王在推行这种政策时，总的说来，在被占领初期要比后来⁽⁶⁾在中期——那就是说，在德国人采取完全不顾当地人民并接过了全面控制的行动，从而使形势简化以前——表现出较大的决心，因而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因此，在这方面必须了解的是：在法国沦陷以后，德国的力量上升到顶点时，国王要抵抗德国人此后所能加在他身上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就变得日益困难了。国王对德国人的某些要求让步了，这即使是错误的，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希望避免德国人打出一张王牌来——直接的军事统治，或者更糟的是，让丹麦的纳粹分子掌权。⁽⁷⁾就这样，1940年7月，在改组联合政府使其更能代表各方面意见的幌子下，那个臭名昭著的亲德分子斯卡韦尼乌斯接替蒙克成了外交大臣。斯卡韦尼乌斯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立刻（1940年7月8日）发表了一项“宣言”，赞成丹麦和德国合作，这显然是得到首相和其他同僚的同意的。这一姿态使以后想否认德国人要求的合法性的多次尝试更为困难了。

这件事竟成为后来一连串让步的前奏曲，就不足为奇了。这些让步不管大小，同样损害了丹麦人的自尊心。让步的内容是：交出10艘鱼雷艇给德国（1941年1月），采取反犹太措施（1942年3月），从日德兰半岛撤退丹麦驻军（1942年11月），直到签订无耻的“票据交换协定”（1940年12月）。根据这项协定，德国人抢去了丹麦亿万克朗。⁽⁸⁾德国人提出的建议只有一件遭到拒绝：即发行一种德国—丹麦货币和成立一个海关联盟。然而，引起最多抗议的让步却是斯卡韦尼乌斯接受德国的邀请，参加反共公约一事（1941年11月25日）。虽然内阁中有2/3的成员反对这一步骤，它却得到斯陶宁首相（斯陶宁在晚年越来越屈从于他的外交大臣的意愿了）、⁽⁹⁾斯卡韦尼乌斯本人和他的同伙贡纳尔·拉森以及司法大臣约科布森的支持。此外，巨大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上文提到的这些大臣扬言要辞职，从而推翻了政府，而德国公使冯·伦特-芬克⁽¹⁰⁾却公然宣称，如果不服从的话，德国就要废除1940年4月9日的诺言，这样，屈服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它在丹麦人民心中引起了一种耻辱的感觉，并使哥本哈根发生了好几天的示威。另一个重要的结果是，驻伦敦的丹麦公使勒文特罗伯爵宣称（1941年12月2日），他无法再认为自己是哥本哈根政府的代表，他仅仅是自由丹麦运动的代表了。同时，他私人打了一份电报给国王，表示他相信丹麦参加这个公约“极易损害丹麦在英国的好名声，并且危及丹麦和英帝国之间的历史悠久的关系”。⁽¹¹⁾

勒文特罗的话指的是这一事实，即早在1940年9月，英国的丹麦侨民组成了一个抗战的“丹麦委员会”代表丹麦的利益同英国政府进行联系。哥本哈根政府以前任命的驻伦敦公使参加这一团体，这自然给这一团体的威信增加了很大的分量。此外，在勒文特罗作出这一姿态以前，他的同僚丹麦驻美公使亨里克·考夫曼已经作了一个甚至更为出色和重要的姿态。考夫曼在1941年4月不仅脱离了哥本哈根政府，并声明自己是自由丹麦驻美国的代表，⁽¹²⁾而且甚至主动同美国缔结了一项条约，使美国能够使用丹属格陵兰岛上的基地。⁽¹³⁾丹麦政府觉得不得不把他撤职，不承认那个协定⁽¹⁴⁾（虽然他们后来默认了它），但是，美国政府继续把他看作丹麦的合法代表。不久，大多数驻自由国家的其他丹麦代表，包括勒文特罗在内，都仿效他的榜样。丹麦和自由世界的另一种联系就是逃出侵略者魔爪的五六千名丹麦商船的船员，这时为盟国的事业驾驶着大约80万吨丹麦船舶。⁽¹⁵⁾

但是，自由丹麦运动的最大收获在于有克里斯马斯·默勒这个人。他是保守党领袖，于1942年5月从丹麦逃到了伦敦。德军入侵后不久，丹麦的社会党政府便扩大为联合政府，这时默勒在内阁中得到了一个席位，但是由于他毫不妥协地反对占领当局，而且公开鼓动别人仿效他的榜样，所以不久便表明他是一个令人为难的根源。于是不到6个月，他就不得不离开议会和政府，并被排斥于一切政治活动以外。⁽¹⁶⁾因此，默勒一旦到了英国，丹麦委员会自然应由他来领导。他当了丹麦委员会的主席，并且立刻通过无线电展开了生气勃勃的宣传运动，劝告国内的同胞进行抵抗并破坏德国人的战争机器。但是，尽管有如此坚强的领导，丹麦在国外的抵抗运动要发挥影响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合法的政府留在国内——不是像挪威和荷兰那样流亡国外——因此，他们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性的领导，都容易受到以国王的名义的正式斥责。在进行破坏活动这个问题上，这种困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占领的头两年中，破坏事件零零星星小规模地发生，主要是割断电话线和偷窃轻武器等，但是，到了1942年夏，随着德国军事胜利处于低潮和默勒从伦敦进行有力的指挥，破坏工作显得较为严重了。这时，主要的目标是为德国人工作的工厂，德国武装部队的财产，德国人所依靠的铁路和发电站。再者，这些破坏活动这时显然是为了这项目的而空投到丹麦来的专门人员和领袖们做的，虽然产业工人自己也欣然给予帮助和支持。直到这时，德国人的政策一直是封锁新闻，不让破坏事故公开。但是1942年9月布尔首相正式呼吁停止破坏活动，几天以后，工会领袖劳里茨·汉森也作了一次呼吁。后来又有过好几次呼吁，最后在1943年5月15日当国王重新执掌王权以后，他立刻作了一次特别广播。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他的抵抗力量由于前一年冬天他身患重病而有所衰退的迹象，但是，不管正确与否，说他依然认为不使他的人民触怒占领当局，免得占领国对他的人民强加上更厉害的束缚，是他的义务，这也许是比较公正的判断。不过，这时候，这些姑息的尝试已经是无益而错误的了，因为德国人已经表明他们决心要把处理丹麦事务和镇压抵抗运动的工作更加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委派维尔纳·贝斯特博士为德国全权代表，以保卫他们的利益，镇压反对者，同时又迫使国王任命他们可靠的工具斯卡韦尼乌斯为首相以代替布尔（1942年11月）。⁽¹⁷⁾

到这时为止，丹麦宪法并没有由于德国的占领而被正式废除，但是，对于宪法所保障的个人自由施加逐步的不知不觉之间加剧的限制，其结果是日积月累地损害了宪法。为了限制公众集会和批评占领当局，为了防止丹麦人帮助占领国的敌人，甚至为了防止他们对盟国表示同情，对刑法条文作了种种增加和修改。丹麦人接下来面临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怎样对付德国人想获得并行使对丹麦人的审判权的企图。⁽¹⁸⁾关于这一问题的轰动一时的案件就是丹麦历史学家维赫尔姆·拉库尔一案。他的罪状是“危害丹麦同一个外国（就是德国）的关系”。这次事件最后达成的妥协办法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德国人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丹麦当局为了抢在盖世太保之前，自行逮捕了拉库尔，但是，却被迫把他交给了德国人（1942年2月24日）。德国人对他的案件进行了初步的审讯后，又把他交还给丹麦法院。丹麦法院再次为了防止盖世太保先下手，判决他7个月的监禁。1942年11月，斯卡韦尼乌斯政府就任以后，为防止在未来任何这类偶然事件中发生任何模棱两可的情况，立刻采取了一些步骤。提出并通过了一项“委托代理权法案”（1942年11月11日），根据这个法案，丹麦议会被劝说得放弃了最为重要的宪法权力，政府获得了几乎无限的权力，可以剥夺任何公民的各种自由。事实上，新法律始终没有使用过，只是当作最有效的“大棒”保存在柜子里，以此劝说议会听话一些，并以议会的名义批准为占领当局的利益而必须采取的不合宪法的措施。⁽¹⁹⁾

宪法方面的一切让步和歪曲，不管诚实与否，都是以使丹麦不遭受更大的耻辱，或不完全屈服于德国为借口。从表面上看来，丹麦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到这时为止一直都还可以照常进行工作，德国人的控制大都是间接的，主要是在幕后操纵。德国人最喜欢行使的控制方法是，由公使馆向丹麦外交部提出意见。德国公使馆的人员大为增多，公使的地位是特殊而有权力的。⁽²⁰⁾然而，德国新闻专员迈斯纳尽管表面上的职务是监督丹麦报刊，同丹麦纳粹党进行联系，但在纳粹党内的级别却比公使高，里宾特洛甫对他也比对公使更为信任，因为他经常同里宾特洛甫直接接触。公使馆的另一个成员坎施泰因是警察专家和希姆莱的朋友，他控制着盖世太保的秘密工作。盖世太保在丹麦是没有公开权力的，但是，它收集情报并监督丹麦警察的活动。

在占领初期，新闻检查是德国人控制丹麦的主要手段之一，不过他们却极端小心地把这一事实隐瞒起来。直接干涉新闻界的事是极少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处理国际政治新闻，偶尔也涉及国内新闻的指示来进行的。禁止提到下列这一些问题：不许就签订反共公约发表评论；不许就丹麦工人在德国的处境发表反面的评论；⁽²¹⁾不许议论占领当局。

所有有关挪威的新闻都被严格地删节了。⁽²²⁾至于盖世太保的活动，同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情况比较起来，水平是很低的。逮捕丹麦人一般总由丹麦警察执行，不过常常有德国警察陪同，以保证他们执行任务。最初，德国人（虽然颇为勉强地）准许丹麦警察、法院和监狱处理有关丹麦工厂、交通、物资等等的破坏案件，哪怕这些事件损害到了德国的利益。后来，德国人任命党卫军冯·汉内肯将军为总司令，而通敌分子斯卡韦尼乌斯的政府也于1942年10—11月成立，于是破坏德国武装部队产业（以及企图从事间谍活动），都要由德国军事法庭惩办了。

冯·汉内肯作为一个真正的党卫队队员，很乐于立即实行德国的全部恐怖手段（像他在1943年2月通过丹麦报刊扬言要做的那样）——判处死刑、扣押人质和集体罚款——以便扑灭对他的军队的安全的威胁。然而，德国新的全权代表维尔纳·贝斯特博士⁽²³⁾差不多和这个将军同时（1942年11月5日）到达丹麦，他虽然也是党卫队队员，但是，他那个尽可能继续采取温和与和解的政策却得到柏林的支持。这两个人都是在一次时间较长的危机中上任的，这一危机似乎主要是德国人策划的，目的是要威胁丹麦人，考验一下丹麦人对于使丹麦在更大程度上从属于德国和德国战争努力的计划有何反应。危机的开始是因为召回了德国公使冯·伦特-芬克和“过于温和的”德军总司令吕特克将军，持续的时期几乎正是组成一支“丹麦自由军”并到东线为德国人作战的丹麦纳粹分子获得一个月休假的时期。“丹麦自由军”的成员在休假期间通过他们的行为使国家受到最大的挑衅。在这期间，德国人还“制造”了一个谣言，说已向丹麦政府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为了德国的利益武装丹麦的商船（即还不曾投到盟国方面的那一部分），要求让盖世太保和丹麦纳粹党取得更大的控制范围。⁽²⁴⁾还包括其他一些条款，意思都是要丹麦更积极地站在德国一方参战。然而，这场“神经战”似乎没有削弱，反倒加强了丹麦人的抵抗意志。虽然国王最后被迫于1942年11月8日任命亲德的斯卡韦尼乌斯为首相，丹麦纳粹党人为了想表明他们对全国的控制，并为一次暴动铺平道路而于1942年11月1日组织的一次极大的集会却彻底失败了。

因此，贝斯特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用让步的办法把丹麦人争取过来——同时也怀有让当地的纳粹分子取得合法委托的目的。他于是说了许多废话以后，忽然准许在1943年3月23日举行议会选举。但是，德国人对一个被占领国家的这个独一无二、空前未有的让步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结果丹麦纳粹党只获得了略多于2%的选票，⁽²⁵⁾而组成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联盟却获得了压倒多数的信任票。这次选举有一个意味极其深长的特征，那就是一般认为最强烈地反对向德国让步的保守党却获得了12万张选票，也就是获得了40%的选票。虽然整个结果并不影响斯卡韦尼乌斯政府的组成和政策，但是，丹麦人却很重视这一结果，认为它是坚持民主原则和国家完整的一种表现。虽然德国人花了大量金钱津贴丹麦纳粹党，他们却始终不能抱很大希望，把丹麦纳粹党的领袖弗里茨·克卢森变为一个挪威的维德库恩·吉斯林那样的工具。⁽²⁶⁾克卢森这个人如此平庸，以致甚至在丹麦纳粹党这样一个小政党内都不能保持团结。到了1943年选举时，他的同胞K·B·马廷森已经多少使他黯然失色了。马廷森是东线“丹麦自由军”的司令，当时回到丹麦来开始招募一支通称沙尔堡军团的新“保安军”，⁽²⁷⁾他同克卢森和丹麦纳粹党都毫不相关，而且更为意味深长的是，他的独立行动是得到德国人的默许的。选举以后，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德国人即使没有完全终止，至少也已大幅度地减少了对丹麦纳粹党的财政支持，而且肯定已经撤销了对弗里茨·克卢森的精神上的支持，而去鼓励和支援那些纯军事性团体，诸如“丹麦武装党卫队”和沙尔堡军团。这给了克卢森对他那个已经四分五裂的党的朝不保夕的控制以致命的打击，此后各方面传说纷纭，说他已经被开除出丹麦纳粹党了，⁽²⁸⁾说他因为盗用公款而被德国人逮捕了，又说他已被送到东线去了。⁽²⁹⁾

以选举作为让步的另一目的也失败了，因为抵抗和破坏远远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空前未有的强烈程度。一般公众对于德国剥削丹麦的劳动力和资源越来越感到不安。此外，盟军对欧洲大陆日益增强的空中攻势使哪怕是最爱好和平的人也深信，与其白白遭受空袭，不如去破坏德国人的财产而为自己取得荣誉。1943年8月4日到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因为这成为丹麦抵抗运动发展的转折点——当时德国人递给丹麦政府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实行戒严令，对进行破坏活动和携带武器者处以死刑，甚至要求在德国法庭根据德国法律审判破坏分子。政府在得到国王的完全同意下，拒绝采取违反国家法律和宪法的措施，而且他们声称，这些措施将使维持秩序比以前更为困难。尽管政府对居民发出最后呼吁，要求他们克制挑衅行为，普遍的罢工和大大加强了的破坏活动依然爆发了。斯卡韦尼乌斯于1943年8月10日向贝斯特提出辞职，但是，贝斯特要靠斯卡韦尼乌斯作为工具，所以不得不拒绝他辞职。在进一步威吓政府的企图失败以后，只剩下一个解决办法了。德国人宣布戒严，⁽³⁰⁾解散了政府和议会，国王实际上成为一名战俘，陆海军军官都被拘留起来。丹麦的常任官员办理日常的行政工作，而德国人则在他们上面承担起了对丹麦的直接控制（1943年8月29日）。⁽³¹⁾这些事件似乎标志着贝斯特的调和政策暂时失败了，同他争夺权力的对手冯·汉内肯得到胜利了。既然戒严令已经宣布，汉内肯便取代贝斯特成为德国在丹麦的最高领导，既有立法权，又有行政权。⁽³²⁾这些事件也使先前分裂为两个阵营的抵抗运动——一些是行动分子，另一些则宁愿等到“时机到来”再作出积极的贡献——在一场公开起义中团结起来。这时，德国军事法庭也是第一次对一个犯有破坏罪行的丹麦工程师判处死刑并予以执行。⁽³³⁾

1943年8月29日，在宣布戒严的同时，一个“自由委员会”组成了。它包括一名海外的自由丹麦运动的代表。委员会成员撇开党派成见，担负起抵抗德国和丹麦纳粹分子的责任。委员会包括所有行动团体的代表，这些团体过去彼此很少联系，这时却有了一个统一的政策和系统性的纲领。⁽³⁴⁾大力劝阻对个别德国人或丹麦纳粹分子进行无组织的破坏和袭击，一切力量这时都集中在破坏为德国利益服务的重要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方面。

当戒严令还未取消时，柏林作出了一项决定——显然是根据贝斯特的建议⁽³⁵⁾——必须把丹麦的犹太人全拘捕起来，押送到波希米亚去。⁽³⁶⁾他们很愚蠢地作了多次努力，想把一切破坏行动都归罪于犹太人的恶意，以便作为他们迫害犹太人的借口，⁽³⁷⁾但是，德国人的行动所引起的新的破坏浪潮却显示出反抗决不仅限于一部分人民。对犹太人采取行动发生在10月1—2日的夜间。结果被押送出境的不到500人，绝大多数犹太人都已听到了风声，知道他们究竟会遇到什么样情况，因此都逃到瑞典去了。⁽³⁸⁾

几天以后，在1943年10月6日，贝斯特获准宣布紧急状态已告结束，并恢复了他作为德国全权代表的“正常职责”。不过事实上，除了宵禁以外，紧急状态的大部分规定依然生效。但是，由于在整个冬天破坏的强度逐步增加（据估计11月份每天有20起破坏事件），⁽³⁹⁾贝斯特即使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抵制冯·汉内肯，也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办法去同破坏行为作斗争，因为汉内肯经常叫嚷要重新恢复戒严令。在11月的一个星期内，有15人被判处死刑，130人被捕，31人被送到德国集中营去。这一恐怖政策在1944年4月达到了顶点，当时宣布如果再发生破坏行为，已被逮捕的破坏分子都将被处决，⁽⁴⁰⁾还有就是由丹麦的纳粹分子和沙尔堡军团的成员实行“反破坏”（就是破坏纯粹是丹麦人的财产作为报复），以及进行政治谋杀。⁽⁴¹⁾在政治谋杀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44年1月5日杀害了那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者和诗人卡伊·蒙克牧师。⁽⁴²⁾

贝斯特对于破坏的损失不断增大十分激怒，终于采取了另一步骤。这一步骤虽然不是十分血腥的，却在这个被占领国家内造成了另一场重大的危机。1944年6月，在夏季白昼最长的日子里，他实行了宵禁，这就使哥本哈根的丹麦人忍无可忍了。⁽⁴³⁾丹麦人公开不遵守宵禁（有若干人在街上被德国部队枪杀），⁽⁴⁴⁾并在1944年6月30日号召总罢工。贝斯特以切断首都自来水、煤气和电力的全部供应，并宣布进入戒严状态作为报复。自由委员会公布了一项宣言，敦促人民继续罢工，直到德国人答应以下四项要求：撤走沙尔堡军团，解除宵禁，恢复各项供应和交通，以及保证对罢工者不采取报复。⁽⁴⁵⁾经过仅仅几天的讨价还价（在这期间罢工一直没有缓和），贝斯特于7月4日接受了丹麦人的全部要求。因为他的报复手段似乎受到他的军事同僚和经济顾问的反对：前者怕会增加困难，使得德国武装部队更加不得人心；后者则担心在大战的这一紧要关头，一场长时期的罢工会给德国的战争潜力带来损失。这样，虽然在丹麦的德国人又一次表现出了不团结，值得注意的是，自从1943年8月的上一次大危机以后，情况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当时德国军事当局想不顾一切击溃抵抗运动，而贝斯特却力求避免发生公开冲突。这一次，军方和经济顾问联合起来阻止贝斯特进行较量了。

然而，7月间发生了企图谋杀希特勒的事件，这使盖世太保在德国不可一世，而在丹麦也有了相应的反响，使以前两个竞争的实力人物都黯然失色。贝斯特确实被希特勒召了去，当面骂了一顿，说他对总罢工处理不当，并且告诉他说，他和冯·汉内肯都没有遵照要他们如何应付丹麦的命令行事。因此，8月初盖世太保在丹麦从德国军事法庭方面接管了司法权，他们的头子京特·潘克发动了一阵新的恐怖浪潮。潘克这时成为丹麦的统治者。⁽⁴⁶⁾但是尽管潘克施展了种种诡计，实行了恐怖政策，破坏活动仍是有增无已，抵抗运动基本上原封不动，未受影响。9月中，自由委员会为了反击某些押送出境和恐怖行动，号召举行48小时的总罢工。潘克以此为借口，消灭了丹麦的警察力量，因为他指控警察——也许是对的——袒护爱国人士和罢工者。⁽⁴⁷⁾1944年9月19日的一次假的空袭警报，使德国人得以占领所有的警察岗哨，抓住便衣警察，根据他们的重要性或者押送到德国拘留起来，或者夺去了他们的职权。⁽⁴⁸⁾

从这时起直到1945年5月解放时为止，德国当局与丹麦人民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公开的战争状态。丹麦人的团结并没有因警察的命运而有所动摇，反而加强了，尽管警察被消灭以后丹麦居民只好听任一般罪犯和黑市商人的摆布，而且空袭警报和交通管制这类工作也都垮掉了。贝斯特在11月初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企图安抚丹麦人，他强调占领丹麦是出于军事需要，而且完全是临时性的，占领国也没有任何报复的意思，所以他恳求居民遵守秩序和予以合作，⁽⁴⁹⁾但是这时丹麦人决不会改变他们的有系统的破坏计划，即使暂时的改变也不容许。总之，潘克11月18日发出的警告把任何好印象都一下子抹掉了，他说罢工者今后将受到抵抗运动成员那样的对待，因为他们同抵抗运动是一致的，而1945年2月林德曼将军接替冯·汉内肯将军一事也抹掉了任何好印象。林德曼为了自身的利益，发动了一场新的恐怖运动。⁽⁵⁰⁾在被占领的最后那几个月内，除了德国人的暴行以外，现在又加上了严重的物质困难。食品供应很不稳定，部分是由于德国人征用的数量有所增加，部分是由于运输困难，而运输困难则部分是由于破坏活动，部分是由于燃料供应的减少。随着俄国占领了西里西亚，从德国运到丹麦的少量燃煤也完全停止了，德国人几乎没收了丹麦所有的存煤。⁽⁵¹⁾尽管这样，德国人还要求丹麦收容德国难民和来自德国东部的伤员。到了4月底，有三十多万这种人到了丹麦，有许多人的情况糟得令人震惊。

随着解放的日子的临近，抵抗运动的成员对他们自身的前途和丹麦的未来事态日益感觉兴趣。3月里，一份主要的秘密报纸《丹麦新闻》进行了一次地下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出被征询的人中有80%希望自由委员会在首届自由政府中有代表，而共产党则在议会中有代表（共产党在1943年的普选中曾遭到取缔）。除了某些例外，普遍有着一种感觉，认为抵抗运动不是一个“政党”，不应在战后同各政党竞争。自由委员会本身强烈主张，与其把地下组织作为一个团体保存下去，不如把抵抗运动的理想灌输到现有的各党派里去。⁽⁵²⁾这是比较自然的看法，因为各党派的成员都曾在抵抗运动中起过主要作用——不管共产党人后来多么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因为，共产党人虽然像在别的国家中那样，在丹麦抵抗运动中居于十分显著的地位，其他人士在这一运动中从一开始也获得了稳固的立足点，从而有助于抵消共产党的影响。在抵抗运动中，最早的抵抗者大概要算保守党的领袖克里斯马斯·默勒，他在丹麦被占领的最初6个月内被驱逐出政府和议会这件事就可以作为证明。另外一些主要的保守党人也在抵抗运动中起了积极而卓越的作用，如青年运动领袖阿克塞尔·默勒和下院的保守党主席比昂·克拉夫特，⁽⁵³⁾他和社会民主党人黑德托夫特合作创办了地下报纸《丹麦消息》，1943年12月德国人曾打算谋杀克拉夫特。另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弗罗特·约科布森在1941年建立了通称“挣扎”的那个抵抗组织，1943年又建立了自由委员会。他在自由委员会中是“国防部长”，那就是负责掌管地下部队的军事组织。此外，希特勒进攻俄国，使共产党人可以以狂热的爱国者和抵抗者的身份站出来时，他们那个先前毫不妥协的领袖阿克塞尔·拉森甚至立即就同意同克里斯马斯·默勒合作出版主要的地下报纸《自由丹麦》。⁽⁵⁴⁾诚然，丹麦国内抵抗运动中最伟大的人物（在默勒逃到英国，拉森被捕并被押送出境以后）是共产党以前的一名党员，而且无疑依然是一个热情的同路人——就是莫根斯·福格博士，但是，共产党人无法隐瞒其他党派对抵抗运动所作的贡献这一事实。同时，因为另一个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也同共产党一样具有良好的抵抗成绩，他们在解放以后就可以对共产党人垄断左翼意见的任何权利提出挑战，也可以拒绝共产党人所提的任何合作或联合的形式的建议。

(1)　1939年5月31日德国和丹麦曾在柏林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法令公报》，1939年，第2部分，第857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256—257页〕。

(2)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5卷，第201—205页（628-D）。

(3)　同上书，第207—208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12页。希特勒于1940年3月1日签署的占领丹麦和挪威的指示曾经命令部队，必须极力使这次军事行动具有旨在保护这两个国家的中立的友好占领性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4卷，第729—732页（174-C）；《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1003—1005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09页〕，德国报刊把入侵的消息向德国公众发表时，也举出了同样的理由，还有德国公使的备忘录全文（见《法兰克福日报》，1940年4月10日）。

(4)　1940年4月10日的《纽约时报》全文转载了该项声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9—1940年》，第406—407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12—213页。

(5)　1940年4月12日《新苏黎世报》报道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驻丹麦的德军司令官考皮施将军宣称，丹麦“将是在德国军事保护下的一个主权国家”。丹麦的军队和警察将获准保留他们的武器，“因为我们相信他们会光明正大地对待我们的”。

(6)　例如，1940年12月，丹麦警察在同丹麦纳粹分子的一场冲突中受了伤，据说国王曾给这些警察发了一份慰问电报；1942年2月，历史学家拉库尔因为作了反德宣传而被捕了，据说国王就在他被捕以前曾接见了他；1942年1月，德国人企图强迫他的政府批准反犹太立法，据说他扬言宁愿退位也不愿批准。此后不久他生了一系列疾病，并且从马上跌下来，使他好几个月不能行走。

(7)　1940年下半年，丹麦纳粹分子几次都想引起纠纷，目的是给德国人提供借口，好建立一个“吉斯林”式政府。公众对纳粹分子的示威显示出了相当大的敌意，结果于1940年12月9日在南日德兰半岛的哈德斯累夫同纳粹分子战斗了3小时。当时警察逮捕了350名丹麦纳粹分子，因为他们违反那项未经批准便穿了制服举行示威的法律。

(8)　“以世界贸易为基础的丹麦整个经济，正在轴心国的新秩序下改变方向。它的出口增加了，在被占领后的4个月内，出口额到了近年来每月的最高水平。但是，这里面的主要因素是丹麦向德国出口了大量熏肉、肥猪和牛肉，换到的是大量不能使用的德国马克的结余存款。”（《纽约时报》，1941年3月20日）斯卡韦尼乌斯在下院的一次预算讲话中企图安定公众对这笔债的忧虑：“如果我们能利用这笔资产在别的国家购买物资，那么它的价值当然会大为增加，但是，这种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在战后，丹麦可以好好使用在德国的这笔资产。”（《泰晤士报》，1941年1月14日）

(9)　1942年5月，斯陶宁去世，由布尔继任首相。不久，布尔发表了一篇演说，在演说中他宣称：“保证和巩固同德国的亲密、和平的合作是丹麦的历史任务。”（《新苏黎世报》，1942年6月22日）

(10)　见下文，原著第525页注②（即本书第693页注①。——译者）和第526页。

(11)　《曼彻斯特卫报》，1941年12月3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19页。

(12)　《国务院公报》，1941年4月19日，第470—471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0—1941年》，第237—239页。

(13)　《国务院公报》，1941年4月19日，第445—448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0—1941年》，第230—235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14—219页。

(14)　《国务院公报》，1941年4月19日，第471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0—1941年》，第238页。

(15)　在德军侵入丹麦以后，英国政府立刻宣布，一切丹麦船只都应作为敌产予以没收，只许悬挂盟国旗帜继续航行。同时，如果丹麦商船和它的船员自愿来到盟国港口，就将给予保护和补偿——许多丹麦商船终于都这么做了，虽然开始时在美国的丹麦和美国航运业都非常反对（《泰晤士报》，1940年4月13日和29日；《纽约时报》，1940年5月5日，10日，25日和6月7日）。

(16)　《人民观察家报》（1941年2月18日）的一篇文章抱怨说，自从希特勒把丹麦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以后，丹麦人开始表现出一种“人为的和夸张的爱国主义”，甚至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们显然“对于德国的计划和纳粹为自由的战争都没有一个清楚的前景”。开明的丹麦人打算对自己的同胞阐明真相，结果竟被称为卖国贼，据说，甚至受到虐待。甚至政府也被指责不从事改变人民看法的工作。事实上，在1941年1月和2月间，克里斯提安国王受到德国人很大的压力，要他按照德国人的要求改组政府。然而，国王立场坚定，德国人所能得到的最多也不过是克里斯马斯·默勒退出内阁。

(17)　《泰晤士报》的外交记者写道，“丹麦政府已经不得不对德国人最强烈的威吓让步：他们显然不得不在斯卡韦尼乌斯和德国专员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挑选了斯卡韦尼乌斯，但是，他们的挑选是否会很有利，这还得在以后才能分晓。斯卡韦尼乌斯太有可能把丹麦政策引向同德国进行远为积极的合作。”（《泰晤士报》，1942年11月10日）

(18)　1941年1月丹麦议会匆匆通过的一项丹麦刑法补充条款，拯救了一名丹麦军官厄鲁姆海军少校，使他没有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根据丹麦新的法律，他由于反对德国的破坏行为被判处最重的刑罚——无期徒刑——还有两个军官被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星期日泰晤士报》，1941年2月2日）。

(19)　例如，不久以后，在1942年11月18日，官方宣布，德国军事法庭分别判处了两个丹麦公民10年和5年的苦役。他们将在德国监狱内服刑。罪名是散发传单劝告德国武装部队的士兵叛变。这项宣告还提出一个警告，说对于犯有类似的危害德国武装部队和破坏罪行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包括死刑在内（《泰晤士报》，1942年11月26日）。

(20)　见德国外交部1940年12月20日公函（《训令》，第3卷，第208—209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13页。直到1942年9月底为止，担任公使的是冯·伦特-芬克，他的后任维尔纳·贝斯特博士得到一个更响亮的头衔“德国全权代表”。这部分是由于他历任要职，部分则是预示德国人将对丹麦人采取一种新的更为坚定的态度（见上文，原著第109—110页）。

(21)　由于在德军入侵后的那几个月中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大约有25 000名丹麦工人根据显然有利的条件接受了到德国工作的合同。但是他们到了德国以后，发觉合同已被更改得使他们不利了，因而大为不满。

(22)　挪威教会反对吉斯林和德国人的斗争在丹麦教会中激起了极大的同情与钦佩，但是，根据1943年7月德国人授意丹麦政府发布的一道命令，禁止教士们提到日报上没有刊登的消息。这道命令引起了全国各地牧师的抗议和违抗。他们声明，在教会内部的生活方面，他们不能接受国家的指示，因此，在对教友讲话时，他们将保留提到挪威教会斗争情况的权利。

(23)　见上文，原著第105页。

(24)　贝斯特到达丹麦后不久，便要求让丹麦纳粹党参加政府（见上文，原著第122页）。

(25)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669页（901-RF）。1935年，这一当时新成立的政党获得了大约15 000张选票，在议会中没有获得席位；1939年，它获得了大约3万张选票，在议会中赢得三席；而到了1943年，这个国家已经完全处于德国纳粹的统治之下，该党的选票仅增加到43 000张，仍旧只赢得三席。

(26)　又见上文，原著第122页。

(27)　以“丹麦自由军”前司令官冯·沙尔堡的姓名命名，沙尔堡于1942年6月在东线作战时阵亡。

(28)　见《新苏黎世报》，1943年7月23日。

(29)　见《纽约先驱论坛报》，1943年10月14日；《法兰西报》，1943年10月15日。

(30)　8月29日凌晨，在戒严令实际上还没有宣布的时候，德国人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占领了一所集中营。那里面拘留着大约200名共产党员，是在德国侵入俄国时由丹麦当局逮捕的，其中大约有100人逃脱了拘捕，可是其余的都在10月初被押送到德国去〔《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633页和第671页（901-RF）〕。

(31)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671页。见《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1943年8月30日。丹麦负责官员的先见之明和行动迅速使德国人几乎失去了丹麦小舰队的全部船只，因为那些没有逃到瑞典的船只都被凿沉了，而岸上的设施和防御工事也被炸毁。丹麦船员和其他爱国人士同德国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以掩护这些行动。

(32)　随后不久，德国人提出了一项计划，想用一个以贝斯特为“保护官”的傀儡政权代替军事管制（议会在这个政权取得合法地位后将行解散），结果遭到代表“五大”丹麦政党的一个委员会一致拒绝（见《纽约时报》，1943年9月21日）。

(33)　牺牲者名叫保罗·瑟伦森，据说是在他企图隐藏英国飞机投下来的爆炸物时当场被捕的〔见《每日电讯报》，1943年9月9日；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631页（901-RF）〕。

(34)　自由委员会的第一项声明刊登在秘密报刊上，1943年10月12日的《每日电讯报》转载了其中的要点。关于战后回复民主政府和处理通敌分子的计划的另一项宣言，1943年12月10日的《泰晤士报》曾摘要登载。

(35)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5卷，第152页（547-D）。

(36)　同上。

(37)　德国人控制的《小巴黎人》（1943年10月16—17日）说：“由空投的英国间谍指挥的一股骚乱和进行内部破坏的浪潮席卷了全国。英国不能容忍丹麦与德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它的特务在犹太居民中找到了积极的合作者。德国军事当局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宣布处于紧急状态，把丹麦陆军缴了械，拘留起来，并决定把犹太人迁移到波兰的犹太人区去。”

(38)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634页和第675页（901-RF）。又见《新苏黎世报》，1943年10月11日；《泰晤士报》，1943年10月4日和11日；《每日电讯报》，1943年10月6日。

(39)　见《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1943年11月8日，以及1943年11月19日该报所载的勒文特罗伯爵的演说。

(40)　根据《泰晤士报》驻斯德哥尔摩记者的报道（1944年4月26日），贝斯特把哥本哈根各报的编辑召集了去，告诉他们：“如果德国作战司令部的利益继续受到破坏分子的攻击，将来就不可能对逮捕到的破坏分子表示宽大，因为他们在法律上已丧失了生命。”随后一个晚上，在哥本哈根各处可以听到60起爆炸声，德国人使用的大楼里或是为德国人生产的工厂里发生了20起破坏行动。在随后的6个星期中，大约有24人被判处死刑。发生了新的破坏行动，却处死了同这些行动无关的原来因为破坏案件而被捕的人，这就是德国人在丹麦所实行的最接近于他们在其他国家所实行的政策，即把人质处死以报复那些国家内的反德活动。1943年8月29日，大约有500名著名的丹麦人士被捕作为人质，但是没有一个被枪毙，而且最后都释放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638页和第679页（901-RF）〕。然而，拘捕“预防性人质”却使用过好几次，抵抗运动成员的亲戚则被逮捕去作为一种高压手段（同上）。

(41)　反破坏运动在丹麦人中通称“沙尔堡勾当”。关于这一运动和政治暗杀或“清除谋杀”的细节，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639—673页和第681—690页（901-RF）。又见上文，原著第152页。1941年12月7日的“夜雾”法令的有效范围不包括丹麦在内〔见上文，原著第151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89页〕。关于1944年7月30日希特勒的“恐怖与破坏”命令〔见上文，原著第151页；《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前引书，第191页〕，凯特尔在1944年8月18日的一项补充法令中，为自己保留了该命令应否运用于丹麦的决定权〔《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5卷，第506页（764-D）；《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前引书，第191页〕。

(42)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685页（901-RF）。

(43)　这是在1944年6月24日丹麦发生了一件空前未有的惊人破坏行为以后。当时大约有70名爱国志士分乘3辆带有消防队和救护车标志的卡车，驶到哥本哈根自由港的丹麦步枪辛迪加的工厂里。他们制服了工厂警卫，使工人们躲避起来，在工厂的各要害部门放置了15枚烈性炸弹，使整个工厂实际上全部毁掉了。这个工厂是丹麦的机关枪、反坦克炮和自动步枪的惟一来源，自从德国人占领丹麦以后，一直就专门为德国人生产（见《泰晤士报》，1944年6月26日）。

(44)　在这几天的混乱中，发表伤亡的总数如下：死93人，伤670人（《新苏黎世报》，1944年7月6日）。

(45)　见《泰晤士报》和《新苏黎世报》，1944年7月3日。

(46)　新的恐怖统治最初干出的勾当之一就是，在8月9日杀害了因破坏活动或因携带武器而被逮捕的11名丹麦青年。枪毙他们的借口是：他们从警察总局被押解到另一目的地的途中企图逃跑〔《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637页和第677页（901-RF）〕。关于这件事曾发表过不完全的报道（见《泰晤士报》，1944年8月14日），8月15日和16日在哥本哈根，其后在许多省会，都发生了广泛的罢工，以示抗议。

(47)　9月14日，盖世太保在丹麦全境进行广泛的搜查，逮捕了几百名，甚至几千名丹麦人（《每日电讯报》，1944年9月15日）。9月16日举行了总罢工，抗议德国人不守信用，因为他们在前一天从南日德兰半岛的弗罗耶斯列夫集中营的1 200人中随便抓走了201人作为俘虏押送到德国去。弗罗耶斯列夫集中营的人原来是丹麦当局根据同德国人订立的一项特别协定拘留在那里的，而不是送往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去的〔《泰晤士报》，1944年9月18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635页和第676页（901-RF）〕。

(48)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635页和第690—691页。又见《泰晤士报》，1944年9月20日；《每日电讯报》，9月21日。被押送出境的警察和宪兵约有2 000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635页（901-RF）〕。

(49)　1944年11月5日是贝斯特就任德国驻丹麦全权代表两周年纪念日，丹麦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机关报《北石勒苏益格日报》的记者访问了他。全丹麦的报纸都被迫报道这次访问，在第一版上至少登载了3栏。1945年1月2日，丹麦人进行了一次最大的突击破坏行动，大约有80名武装的丹麦爱国者——其中有些人穿了德国制服——对哥本哈根夏洛顿隆德的无线电厂发动了猛攻，并用定时炸弹完全毁坏了它，该厂是生产V-2部件的。几天以后，武装的爱国者猛攻霍尔森斯的国家监狱，救出了15名政治犯（《泰晤士报》，1945年1月4日和9日）。

(50)　林德曼就任后，立即采取了凶恶的“反破坏”措施。关于1945年2月和3月间发生的事件，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648—649页和第688—689页（901-RF）。又见《新苏黎世报》，1945年2月23日，25日，26日和3月2日。

(51)　见《新苏黎世报》，1945年3月2日和26日，以及4月19日。

(52)　根据1944年9月21日《泰晤士报》发表的一个丹麦人的报道（他的身份由于明显的理由没有宣布）。他在1944年下半年参加过自由委员会一次会议。

(53)　1940年11月25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丹麦保守党的一次全国大会上，他们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丹麦政策的目的是丹麦必须自由、独立和享有充分的主权”，而且“运用舆论来维护丹麦独立自主和正当体面的生存的权利是绝对重要的”（《新苏黎世报》，1940年11月26日）。

(54)　第一期出现在1940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