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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二）伦敦外长会议（1945年9月11日—10月2日）
按照波茨坦会议议定书，设立外长会议的目的是“进行关于缔结和约所必需的准备工作”，但另一条又说：“其他事项经成员国政府间的协议，可随时提交外长会议。”当外长会议于1945年9月11日在伦敦初次举行会议时，这项提出其他事项的自由却成了绊脚石。莫洛托夫想讨论有关占领日本的安排，而贝尔纳斯则想使外长会议只限于考虑和约问题。(118)
在商定程序和议事日程方面，还有些其他的困难（例如，法国人希望考虑德国问题），这使意大利和约的第一次磋商延迟到会议开了两天后才开始。那些困难中有一个后来在会上成为关键性问题，它起先却似乎是很小的事，与会者在第一天就毫无困难地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一问题是：外长会议成员的五国（美国、苏联、联合王国、法国和中国）外长，是否都应该参加关于每一项条约的讨论？在这方面，波茨坦会议议定书作了这样的规定：“为执行上述每一任务〔指起草各项和约〕，会议将由签字于有关敌国投降书上之国家的代表组成之。……其他成员将于讨论与他们直接有关的事项时应邀参加。”与会者于9月11日一致同意，根据会议的程序，应允许五国外长都参加每一项条约的初步讨论，但在某些特殊条款投票表决时，未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国家将无表决权。(119)
外长会议解决了上述各项准备工作后，终于在9月13日开始商讨意大利的和约了。英国提出的一份草案成为磋商的基础。不久，很明显地出现了三个重要问题：划分意大利—南斯拉夫的边界、意大利殖民地的处置以及赔偿问题。在头两个问题上，法、英、美三国的观点并不一致，但都对俄国的建议表示异议。莫洛托夫想把整个威尼斯—朱利亚，包括的里雅斯特市在内，划给南斯拉夫，并想使苏联取得对意大利的一块殖民地的管理权，最好是的黎波里塔尼亚，作为联合国的托管地。至于赔偿问题，莫洛托夫建议，应要求意大利支付总数为6亿美元的赔款，其中1／6归俄国。外长们争论了一个星期，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仅仅决定派遣专家去进行实地调查，为意大利—南斯拉夫的边境提出一条分界线。
到9月18日，会议开始考虑罗马尼亚的和约。在进一步磋商之前，莫洛托夫要求西方国家在外交上承认罗马尼亚的临时政府以及俄国支持的东欧其他各国政府。他和贝尔纳斯私下会谈时，迫切地提出这个要求。贝尔纳斯试图向他保证，美国希望看到东欧各国组成既对苏联友好又是民主的政府，可是莫洛托夫不相信他的话。这位苏联外长声称，美国始终不肯承认现存的政府，这只能意味着，美国和英国想看到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成立对苏联不友好的政府。(120)
在以后两天举行的正式会议上，外长们就罗马尼亚和约的细节展开了争论，接着转入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和约的初步辩论。不过这些正式的辩论全是次要的。真正的关键性问题是，美国和英国是否愿意默认俄国有权主宰罗马尼亚以及曾与盟国为敌的其他东欧国家。(121)
9月19日，莫洛托夫再次企图同贝尔纳斯私下取得谅解，他问这位美国人究竟要得到什么，所谓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必须以实现民主自由作为获得外交承认的先决条件，这句话里究竟藏着什么动机。贝尔纳斯则认为，苏联对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采取目前这种政策，或许是由于担心德国将来重新发动侵略。为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一项试探性的建议：签订一项为期25年的条约，保证德国非军事化，美国也将成为缔约国之一。此外，关于日本也将订立一项同样的条约。对此，莫洛托夫声称“很感兴趣”，并答应把这项建议转告斯大林。然而，他对美英“干涉”罗马尼亚和东欧的事务仍然感到愤慨。
翌日，即9月20日，莫洛托夫在外长会议上正式谈到由于罗马尼亚问题而引起的冲突。他指责英美反对格罗查政府，只因为它同苏联友好。贝尔纳斯和贝文答辩时提到雅尔塔会议发表的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其中保证被解放的各国成立民主政府，三大国通过干预来协助成立这样的政府，对此莫洛托夫恼火地声称，英美人在对他“发动攻势”。(122)
事实上，在罗马尼亚确实有许多事情使俄国人担心。1945年8月21日，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向三大国呼吁，要求协助他改组政府，使它变得更为民主。他希望通过这一步棋使雅尔塔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所设想的政体得以实现。同时，这位国王要求首相格罗查辞职，格罗查则表示拒绝。于是米哈伊这位君主开始“怠工”，他拒不批准国务会议通过的法令。情况变得很棘手。格罗查政府的合法地位是大有问题的，因此反对共产党人的罗马尼亚各个团体对于来一次变化抱着很大的希望。在1945年11月8日庆祝国王诞辰的那天，大批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示威，这一事件证明，煽动人们起来反对政府多么容易，而政府的权力又多么脆弱。
俄国人竭力想使局势稳定下来。他们在9月12日宣布大幅度地放宽停战协定中的经济条款。9月18日，莫洛托夫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俄国全力支持罗马尼亚政府。然而，驻布加勒斯特的英美外交官员却希望能使雅尔塔会议的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成为事实，他们也希望帮助他们的罗马尼亚朋友，因而用含糊与谨慎的话鼓励那些罗马尼亚人反对政府，但那些满怀希望的罗马尼亚政客却过分夸大了这些话的真正含义。(123)
在俄国人看来，东欧其他国家的局势几乎同样不妙。在波兰，人们强烈地反对共产党人。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领导的农民党拒绝同政府合作，不愿同参加内阁的其他政党共同制定一份选举名单。这意味着，在采用警察手段打垮农民党的力量，并把集合在米科拉伊奇克周围的各种反对派吓倒之前，政府不敢举行选举。此外，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代表农民的政党也反对俄国支持的政府，如果不使用警察的恐怖手段而进行选举，结果无疑会使共产党及其同路人遭受严重的挫折。整个东欧在经济方面受到极大的苦难，这个情况部分原因是由于俄国索取赔偿与战利品而造成的，因而人们的不满情绪必然主要是针对着当权的政府。结果，俄国人和拥护他们的当地共产党只有通过高压的警察手段，才能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保持凌驾一切的地位。
贝尔纳斯和贝文要求在东欧放松压迫人民的警察统治，实现更多的公民自由，并立即进行自由选举。假如真这样做的话，实际的结果必然会使现存的政权垮台。要是认为继任的政府会同俄国友好（也许只有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无论对“友好”这个词怎样解释，都反映出这样设想的人是无知或表里不一的。可能贝尔纳斯和贝文只是无知，但莫洛托夫却认为他们是虚伪的。看来美国人和英国人始终没有充分地、坦率地正视他们对东欧的政纲中两个要点之间的矛盾。对于大多数有关国家来说，同俄国友好和成立“民主”政府(124)是互不相容的，而贝尔纳斯和贝文却不懂得这一点，或者不愿承认这个事实。在俄国人方面来说，他们不能坦白承认自己不受东欧各国人民欢迎而使自己感到难堪。(125)所以他们反而把反对派称作法西斯分子。
双方都不肯开诚布公，或许对有关的事实也了解得不够充分，这些因素使东欧事务的讨论毫无效果，而且简直令人恼火。每一方都感到愤慨，认为自己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莫洛托夫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在阴谋剥夺俄国的胜利果实；西方的外长们则觉得俄国的行动表明，它抱着利己的态度而不遵守战时的诺言。当然，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西方是有理的。贝尔纳斯和贝文不过试图实行“联合国家宣言”和“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这类文件中阐述的原则而已。真正的缺陷在于这些文件本身，因为其中含有这样的言外之意：可以用外交命令在东欧建立民主制度，这种政府一旦成立将是有能力和负责任的，并且倾向于和平，从而自然能为各大国所接受。相应地，从法律上来讲，俄国是无理的。但俄国人和共产党人却可以用武力建立他们的统治。况且，战前东欧各国的政府与社会确实非常腐败，因而使俄国人和共产党人在宣传中自称是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促进者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在贝尔纳斯和贝文发动的攻势下，莫洛托夫感到十分愤慨，于是以他特有的方式决定反攻。他于9月22日通知谈判的对手：俄国代表团将不能参加预定举行的外长会议，同时他却要求同贝尔纳斯私下会晤。两人见面时，莫洛托夫把话题转到了日本，要求美国人同意设立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以监督麦克阿瑟占领日本的工作。贝尔纳斯表示要从长计议，并建议在外长会议结束后商讨这一问题。
这次谈话后，贝文也参加会谈。莫洛托夫向他们表示反对中国和法国参加东欧各国和约的讨论，他声称这是违反波茨坦议定书的条款的。当天晚些时候，在外长会议的正式会议上，他向法国和中国的外长讲明了这个新立场。他们当然不爱听这个意见，贝尔纳斯和贝文也是如此。于是在以后的10天中，会议为了应如何解释波茨坦议定书而争论不休，但毫无结果。
9月28日，贝尔纳斯提出了一个折衷办法，希望能使莫洛托夫感到满意。他建议，和约的起草工作应限于同有关各国签订停战协定的那些国家的代表（这是对俄国人的让步），但有一个条件，即各和约草案以后应提交和会审议，在和会上，所有“确曾派遣过部队同欧洲的轴心国作战”的联合国家均有代表出席。但是，俄国外长对此并不满意，事实上，他的言行表明，他在蓄意运用阻挠的策略。
大家都对这种毫无结果的争吵感到厌倦，于是会议在1946年(126)10月2日结束，实际上任何问题也没有解决。会议甚至无法商定一份叙述会议经过的公报与议定书，因为莫洛托夫坚决主张，凡是提到中国和法国参加巴尔干和约讨论的词句，均应从记录中删去。(127)
外长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完全失败了，这使大家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下一步该怎么办。对贝尔纳斯来说，这个问题尤其尖锐，因为他所制定的政策完全是为了立即拟订和约，从而使美国可以不再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他回到华盛顿后，便着手采取了若干和解的步骤。1945年10月20日，美国和英国一起在外交上承认了奥地利临时政府，同年11月2日，又承认了匈牙利临时政府。(128)在这两件事上，都是在对方保证于最近期间举行自由选举之后，才予以承认的。选举及时举行了，匈牙利在11月4日，奥地利则在11月25日。在这两个国家里，共产党仅仅获得少数选票。接着成立新政府，共产党人在其中只居于次要地位。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较为棘手。贝尔纳斯决定派遣一位特使，一位政治观点十分“开明”、令人无可怀疑的人到这两个国家去。结果，他挑选了《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的发行人马克·埃思里奇担任这项任务。他的职责是要查明，美国的外交使节是否有所误解，夸大了这两个国家中共产党控制的政府的弊端。(129)他的报告并未发表，但有一点很清楚，总的说来，他同意那些在现场的美国官员的看法。(130)
我们有一定的理由认为，从俄国人那方面来说，伦敦外长会议的失败使他们感到很沮丧。原先莫洛托夫的策略可能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公开决裂的前景会使贝尔纳斯和贝文畏缩而让步。在早先举行的那些会议上，当关于波兰之类的有争议的问题发生时，美国人总是显得急于想达成协议，甚至不惜牺牲原则。但在伦敦会议上却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莫洛托夫又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支持他的不妥协态度。因此，斯大林很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在一定程度内，允许匈牙利和奥地利于1945年11月举行自由选举，目的是试图安抚西方舆论。(131)但是这次试验的结果不可能使俄国人安心。他们的朋友在选举中遭到惨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各个反对党派相应地都感到欢欣鼓舞。
另一方面，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略施高压手段就获得了好得多的成果。保加利亚于1945年11月18日举行选举，祖国阵线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从而使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得到了新的合法性。1945年11月11日在南斯拉夫举行的选举，甚至更显出一边倒的情况，从而使铁托领导的人民阵线确立了压倒一切竞争者的权力。不久，在11月29日，南斯拉夫宣告成立共和国，新政府废除了国王彼得的君权。然而，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对俄国具有悠久的友好传统，保加利亚共产党一直是比较强大的，铁托则保有大战期间的功绩作为资本。罗马尼亚和波兰并没有这些特殊的有利条件，而在斯大林对于安全的观念中，罗马尼亚和波兰却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在预先能保证共产党稳操胜算之前，不准备在这两个国家进行选举。
上述这些事件和姿态并未促进和约的制定工作，也没有起到很大作用，使大国关系较为协调。伦敦外长会议结束以后，莫斯科始终保持令人纳闷的沉默。到1945年10月底左右，贝尔纳斯决定直接同斯大林打交道。由于国务卿的建议，杜鲁门写了一封信给这位苏联独裁者，由哈里曼大使于10月25日面交斯大林。信中详细谈到美国为和约起草程序提出的新计划中的那些细节，并且也谈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问题。斯大林看完信后有点生气地说，把日本问题漏掉了。他抱怨说，在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里，俄国代表被看做“一件摆设”，并且声称，一般说来，俄国正被当做第二流国家而不像一个盟国。(132)
斯大林的这种反应使贝尔纳斯感到惊讶，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原先他认为，莫洛托夫指责美国人在日本的做法，为的是掩盖俄国在东欧的单方面行动。可是，既然斯大林也谈到这一问题，看来必须采取某种步骤以对付俄国的批评，要不然就放弃美国要求影响东欧事务的权利。事实上，英国政府，尤其是澳大利亚政府，也对控制麦克阿瑟将军的现有措施感到不满，它们同俄国一样，也想在决定盟国对日本该怎么办时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使这一问题变得分外迫切。于是在以后的几星期中，贝尔纳斯和他的助理们忙于拟订管制日本的建议，希望能使俄国和澳大利亚满意，同时又给美国司令部保持适当的活动余地。这是一件棘手的事，因为麦克阿瑟一般不愿同外来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包括美国政府本身的领导人）打交道，特别不愿让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形式的盟国政治委员会的限制。(133)
然而，贝尔纳斯同美国武装部队的代表磋商后，终于能够拟订一些关于控制麦克阿瑟将军的建议，并使各个盟国政府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1945年11月29日感恩节那天，他决定，如果设法同俄国人重开谈判，这样做也许是值得的。他建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参加者限于三大国的外长。英国和俄国政府都同意了。于是1945年12月16日，贝尔纳斯、贝文和莫洛托夫再度会面，这次是在俄国首都。
（三）在莫斯科的妥协（1945年12月16—26日）
贝尔纳斯到莫斯科去，不是仅仅为了起草和约而不涉及其他问题，他还试图解决俄国与西方之间的一切分歧，这一点意味着会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一种比以前认真得多的气氛。议题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会上将讨论关于占领日本的安排，以及朝鲜、中国、希腊、印度尼西亚、“满洲国”和波斯的局势，还要讨论原子能的管制，制定和约的程序，以及英美承认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两国政府的条件。(134)假如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达成协议，大国之间的分歧可能得到全面解决。实际上，这次会议办成了不少事，但有一个重要问题——俄国在波斯北部的活动——却没有作出决定而从议事日程上去掉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对大国的融洽一致，几乎立刻证明是个致命伤。
总的说来，双方在莫斯科达成的妥协有下列几方面。第一，俄国人接受了美国关于召开和会的计划，并同意应邀请与会的21国的名单。作为报答，美国人和英国人接受了俄国的这一论点：惟有停战协定的签字国家才有资格参与和约条款的初步审议。接着就指示三国外长的助理们立即恢复本来业已着手的草拟五项和约的工作，并规定和会的召开日期不应迟于1946年5月1日。在和会“审议”过和约草案以后，将由停战协定签字国的代表制定定本，这样使几个大国几乎能否决在和会上其他国家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135)这项协议使上次在伦敦扼杀外长会议的那场程序纠纷获得了解决。看来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对贝尔纳斯说来尤其是如此，于是在1945年圣诞节三国发表了一个特别公报，向全世界宣布了这项建议。
第二项主要的妥协是，在俄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压力下，美国在日本问题上作出了某些让步，以换取俄国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问题上所作的让步。关于盟国管制日本的机构所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按照贝尔纳斯带到会议上来的那项建议。简略地说，将设立两个机构，其一是设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其二是在东京展开工作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远东委员会将由11个国家的代表组成，这些国家在太平洋地区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在四大国同意的条件下，“不必全体一致赞同”就能作出决定。该委员会具有下列各项职权：
制定各项政策、原则与标准，俾使日本有所遵循而能履行投降书中载明的各项义务。
根据任何成员国的要求，审议盟国最高统帅发布的任何指令，或最高统帅采取的涉及本委员会权限内决策事宜的任何行动。
审议经成员国政府商定后提交的其他事宜。……(136)
经明确规定，该委员会无权过问军事或领土问题，并且，它只能通过美国政府的官方渠道同管制日本的权力机构进行联系。此外，如果该委员会行动迟缓，美国政府保留向麦克阿瑟发出“临时指令”的权利。鉴于美国同其他大国一样有权否决委员会的决议，这实际上意味着这种临时指令可以无限期地有效，只要美国坚持，即使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表示反对，也不能取消这种指令。假如出现争执不下的情况，委员会必然会流于完全不起作用的地步。后来发生的情况果然如此。
第二个机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仅仅是咨询机构。它由中国、俄国、美国，以及代表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第四个成员的军事代表所组成。最高统帅部将继续颁发一切命令，但根据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的条款，麦克阿瑟有义务“在紧急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于颁发涉及实质性问题的命令之前，先同该委员会进行磋商并征求其意见”。(137)只有一项规定能对最高统帅的权力真正起到限制作用，即为了执行远东委员会作出的决议而采取必要行动时，倘使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之间发生意见分歧，那么“在远东委员会成员对于有关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之前，最高统帅将暂不颁发命令”。(138)
显然，管制日本的新机构并没有真正严重地侵犯到美国的控制权。同样，在莫斯科会议上规定的关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安排也是如此：俄国在名义上的让步并不妨碍它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当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晤时，罗马尼亚只有一个未经选举而成立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保加利亚刚经过大战后的初次选举。这方面情况的不同使大国对这两个国家区别对待。对于罗马尼亚，设立了一个三大国委员会，其成员“将立即到布加勒斯特去”，并设法使各主要反对党派的两名“真正有代表性的”成员加入内阁。这些新的阁员同时应是“合适的”人选，愿意“忠诚地参与政府工作”。还有最后一点，通过这种方式而扩大的政府应保证在最近期间举行自由选举，保障公民自由，并给予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党派”以自由行动的权利，以便它们为选举做好准备。当以上各项都实现后，英国和美国政府保证承认经过改组与改革的罗马尼亚政府。(139)
至于保加利亚：
……苏联政府将承担使命向保加利亚政府提出友好的意见，认为目前正在组成的、由祖国阵线领导的保加利亚政府中应增加其他民主团体的两名代表，他们应具备两个条件：（1）确实代表尚未参加政府的各个党派；（2）确实是合适的人选，并愿忠诚地参与政府工作。(140)
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和美国再次保证承认改组后的保加利亚政府。其实这并未使俄国人承担任何义务。事实上，保加利亚政府中并未增加反对党的成员。(141)
显然，这些协议丝毫没有设法解决根本问题。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反对派的“真正有代表性的”领导人，根据这个词句的定义来说，就不会愿意在这些国家现存的政府里“忠诚地工作”，任何三大国委员会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诚然，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同它们对手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确有所缓和。当委员会的成员于1945年12月31日抵达布加勒斯特时，米哈伊国王停止了他对格罗查政府的“怠工”。接着在1月7日，两个主要反对党中的两名比较次要的政治人物加入了内阁。但格罗查仍然是首相，而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丝毫没有受到影响。随后几个月的事态证明，正式保证公民自由和尽快举行选举，完全是空谈。然而，在罗马尼亚政府顽固不化的行径变得充分明显之前，英美却履行了它们在这笔交易中所承担的义务，于1946年2月5日在外交上承认了改组后的格罗查政府。相反，由于保加利亚政府没有进行任何变革，西方继续不予承认。因此，12月间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只是暂时缓和了罗马尼亚的紧张局势，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三国外长在莫斯科达成的第三项主要妥协，影响到美国和俄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自从战胜日本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政府之间的互相猜疑、不信任以及时起时伏的交战，加上驻朝鲜的俄国和美国军事当局之间的龃龉，使亚洲大陆动荡不安。然而，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各自宣布的政策却并未发生严重的冲突。1945年12月16日，即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开始会谈的那天，杜鲁门发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项声明。总统要求停止内战，由中国“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会议，就国内的争斗安排一项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他重申美国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的政权，但又宣称，现存的“一党统治的政府”应予扩大，以容纳其他党派的代表。杜鲁门还声称，使中国实现统一与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取消像共产党人所指挥的那种独立的军队。他明确表示，永远不会用美国武器来影响中国的内战，但提议，等中国实现统一与和平后，美国将给予经济援助。(142)
当外长们在莫斯科讨论到中国问题时，莫洛托夫对于美国总统的声明找不出什么可以反对的地方。但他坚决要求贝尔纳斯讲得更具体些。莫洛托夫特别想知道，美国部队正在华北干些什么，他们准备何时撤出。他建议确定一个日期，届时俄国部队撤离满洲，美国部队撤离中国。但贝尔纳斯对此不以为然，他声称美国人必须完成遣返日本人的工作，而对于这项任务的完成无法规定一个期限。后来同斯大林友好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后，双方同意，对于撤出部队的日程暂时不作决定(143)。这次发表的公报仅满足于笼统的原则。三国外长宣称，他们一致同意，需要“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在中国实现统一与民主，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应由民主人士广泛参加，内战必须停止。三国外长重申，他们遵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144)
因此，实际上，莫洛托夫和贝文都赞同了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贝尔纳斯则相应地接受了俄国关于朝鲜的方案。(145)在这方面，外长们特别要求早日成立一个“朝鲜临时民主政府”。为了帮助实现这个目标，将设立一个俄美联合委员会。俄国和美国占领区司令官的代表将于两周内举行会议，来研究朝鲜的种种迫切问题。(146)
这些协议是很笼统的，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事实上，不久在朝鲜和中国都碰到了困难。双方从一开始，就在朝鲜僵持不下。经过几个月徒劳无益的争吵后，俄国和美国在当地的谈判于1946年5月中断了。正如在德国出现的情况那样，朝鲜的占领区成了两个分隔开的部分，每一部分具有独立的行政制度，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经济交流。
至于中国，事态的发展则要复杂得多。1945年12月21日，马歇尔将军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到达了中国。(147)他利用自己很高的威望，试图促使共产党人和蒋介石达成协议。起先他似乎取得了一些成就。1946年1月10日宣布签订一项正式的停战协定。在马歇尔的主持下，成立了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以及美国军官组成的专门小组，到各省去促使双方停火。2月25日，蒋和一位共产党代表签署了一项协议，把共产党部队纳入中国国军的编制之内。同时，拟订了改组中国政府和制定一部新宪法的计划。
因此，直到1946年4月为止，美国的对华政策似乎执行得相当不错。相对而言，俄国人比较被动，他们同蒋介石的关系，如果说是冷淡的，却也是正常的。诚然，在满洲，俄国人继续攫取各种机器和其他可动资产，运往西伯利亚东部各省。他们还企图同中国国民政府达成谅解，通过成立一些中苏合办的公司，联合开采满洲的矿藏，并利用其他无法搬动的工业财富。但美国政府表示不赞成任何这种安排，因而中国人在1946年3月拒绝了俄国的建议。(148)虽然俄国的这些希望受到了挫折，但苏联政府却继续把蒋看做中国政府的首脑，同他打交道。所以，红军于1946年4月底全部撤出满洲的行动，是根据同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实际上是应国民政府提出的要求而这样做的。
尽管俄国人同蒋保持正常的官方关系，他们却并没有因此便不使用各种诡秘的手段帮助共产党人。例如，他们让共产党部队开进满洲，就立即在红军驻防的城外布好阵地。结果，当俄国人从满洲撤走时，中国共产党人就能够获得俄国人留下的大量日本军火。此外，俄国人还对国民党部队多方刁难，例如，不让他们使用大连港，并拒绝使俄国部队的撤离满洲同中国国民党部队的进驻该地区取得协调。这些行动造成了重大的后果。由于红军的撤出满洲比国民党军队的进驻迅速得多，因而形成了一段无人统治的时间，于是已在当地拥有一定兵力的共产党人便能趁此机会控制大片农村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城市。(149)
然而，同美国人对国民政府军队的援助相比，俄国人给予共产党人的援助要少得多。这一点，以及共产党武装部队的兵力大概只有蒋所指挥的军队的1／5这一事实，可能使斯大林确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继续统治中国的将是蒋，而不是共产党人。(150)尽管斯大林也许不喜欢这种前景，看来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愿意在1945年或1946年年初采取积极的步骤以阻止蒋统治全中国。
现在回过来再叙述一下莫斯科外长会议。那次会上达成的三项妥协，即关于签订和约的程序、日本与东欧问题以及中国与朝鲜问题，乃是三国外长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对于英美两国政府来说，看来还有第四个重要问题，即关于原子能的国际管制。1945年11月10日，艾德礼和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赴华盛顿同杜鲁门磋商，应采取什么措施来促进原子能的和平用途，并防止将来在军事上使用原子能。11月15日，三国政府首脑发表了一项阐述政策的声明，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为了以最有效的办法全面消除将原子能用于破坏性用途，并促使它最广泛地用于工业及人道主义用途，我们认为，应当在切实可行的最早日期内在联合国组织下成立一个委员会，以拟订各项建议提交该组织。……
该委员会尤应提出下列各项具体建议：
（1）在所有国家之间，扩大交流用于和平事业的基本科学情报；
（2）在必要程度内管制原子能，以保证它只用于和平用途；
（3）消除各国军备中的原子武器以及其他一切能导致大规模毁灭的主要武器；
（4）通过视察和其他方法，有效地保证遵守协议的国家能得到保障，不受那些破坏与规避协议的国家造成的危害。
该委员会的工作应分阶段进行，每一阶段的胜利完成，将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必要的信心，以利于下一阶段工作的开展。(151)
当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晤时，联合国大会的第一届会议在三星期后即将举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打算在那次会上倡议：根据11月15日的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贝尔纳斯和贝文在莫斯科时，急切地想说服俄国人同他们一起作为这项提案的发起国。可是莫洛托夫表示，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要求把原子能问题列为大会议事日程的最后一项。不过当美英两国提出这项建议时，他还是接受了，尽管起先他反对“分阶段进行”的原则。(152)由于俄国的支持，这项建议在大会中顺利地得到通过。因此在1946年1月24日，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成立了。(153)但是这个良好的开端并未使下一年的工作收到成效。
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谈时，惟有在一项重要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那就是波斯问题。俄国在波斯北部的活动助长了阿塞拜疆共产党领导下的分裂主义运动。1945年11月间，当波斯中央政府试图派一支部队去镇压北部的武装叛乱时，红军挡住了去路。波斯部队小心翼翼地折回了。
这个事件引起了英美两国政府的抗议。西方国家声称，俄国人违反了1943年12月1日德黑兰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关于波斯的宣言，该宣言使三大国承担了保证波斯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义务。(154)在英美两国政府看来，俄国人在阿塞拜疆的行动显然正在造成威胁，企图在北部各省建立起一个共产党的附属政权，从而分割波斯。(155)
当这个微妙的问题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提出时，要调和三国政府之间分歧的看法原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同贝尔纳斯谈话时详细讲到一个对俄国怀着敌意的弱小邻国给巴库油井带来的危险。他干脆拒绝在1946年3月2日把红军撤出波斯国土。根据英苏两国1942年签订的关于共同占领波斯的条约规定，红军应在大战结束后6个月（即上述日期）撤出该国。贝文就这一问题建议：委派人员组成三大国委员会，去调查情况并提出解决办法，他希望通过这一建议达成妥协。如果不采纳贝文的建议，就得把这一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公开展开辩论，而这是他和贝尔纳斯力图避免的。在某个时候，人们感到莫洛托夫似乎会同意贝文的建议，但在12月26日，他改变了论调，断然声称，波斯问题并没有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因而不能予以考虑。双方（尤其是贝文和莫洛托夫）都非常激愤，贝尔纳斯生怕彼此过分地责骂可能会破坏已经达成的协议，因此建议休会，同时达成谅解：当三国外长参加联合国开幕大会时，将在伦敦就悬而未决的问题恢复进行非正式的磋商。(156)
于是在1945年12月27日凌晨，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了。在这次会上，三国外长作了认真的努力以求得相互谅解，并在若干重要问题上达成妥协，即使这些妥协对于三大国实际的权力和政策上的冲突并无多大的影响，也保全了外表上的妥协。然而颇有意味的是，会议是在激烈的争论声中结束的。在以后几个月里，这种争论并未缓和，反而变得公开了。
（四）当众发生的争吵（1946年1—4月）
1946年1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在伦敦举行会议。出席的有51个国家。主要的任务是要使联合国组织成立起来。必须选出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国际法院以及托管理事会的成员，从而使联合国的各个行政机构开始行使职权。必须制定关于程序的规则，并就行政和预算等许多事项作出决定。大会忙于处理这类组织问题，但这并不直接影响到三大国之间的冲突，也不受这种冲突的影响。因此，相对而言，这方面的进展比较顺利，到大会休会时，这个新的国际组织已粗具规模了。然而，不可能一下子把什么事情都办好，大会于1946年2月14日休会，会员国商定于9月间在纽约继续举行第一届会议。(157)
当联合国大会选出了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后，(158)这个机构立即在1946年1月1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1月24日，波斯政府提出了第一个重要问题，它指责“苏联干涉……伊朗的内政”。1月26日，安理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英美两国都支持波斯的指控。经过一些直率的互相指责后，安理会于1946年2月1日决定暂不处理这一问题，而要求俄国和波斯政府通过直接谈判设法解决分歧，并将结果通知安理会。
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这些双边谈判的结果简直出奇地令人满意。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在这过程中，波斯于3月间曾再度向安理会发出呼吁，最后在1946年3月24日，俄国和波斯政府达成了协议。根据波斯政府于4月4日发表的公报来看，俄国人同意下列几点：
红军部队将在1946年3月24日（星期日）后的一个半月内，从波斯领土上完全撤走。……
关于组成伊—苏合营的石油公司所达成的协议及其条款，将在3月24日后的7个月内提交第十五届伊朗议会批准。
关于阿塞拜疆问题，鉴于这是伊朗的内政，将由伊朗政府同阿塞拜疆人民以和平方式解决，以便遵照现行的法律并本着仁慈对待阿塞拜疆人民的精神进行改革。(159)
根据上述协议，俄国人到1946年5月6日便全部撤离了伊朗北部，留下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阿塞拜疆自治政府。起初，波斯中央政府还不敢采取行动攻击这个政权，然而在1946年12月间，波斯正规军挥戈北上时，阿塞拜疆自治政府便土崩瓦解了。同时，伊朗议会也鼓起勇气拒绝批准同俄国达成的石油协议，而且也并未引起俄国方面的任何有效反击。
我们必须拿波斯事态的发展，和同一时间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发生的情况作一比较。1945年11月，各大国开始同土耳其举行正式谈判，以修订规定通过土耳其海峡的条件的蒙特勒公约。土耳其人由于英美两国撑腰，对于俄国要求在海峡地区驻军的特权不予同意。当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时，俄—土关系在1945年12月20日出现了新的转折点，俄国报纸在那天大张旗鼓地要求土耳其归还东部的卡尔斯和阿尔特温两省。这种公开的要求激起了土耳其方面坚决的抗拒。(160)英美两国坚定地支持土耳其。俄国人面对着这三个国家的联合阵线，不得不克制自己，不采取操之过急的行动。因此，双方在1946年一直进行着一场比较温和的神经战，俄国在这方面的野心丝毫也没有实现。
这样，俄国打算在波斯和土耳其加强自己军事安全和扩张势力的计划都化为泡影了。土耳其的顽强和波斯的随机应变，结合西方的外交行动，大概使得斯大林认为，他可能为了波斯而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也可能同土耳其公开交战，这些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在1946年4月以后，同波斯的这场争端不再成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了。俄国同南方两个邻国的关系也不再在大国的关系中起重大作用了。
当波斯问题在1946年1月初次提交安理会讨论时，俄国人当然处于守势。但是他们不愿使自己成为惟一遭受批评的对象。因此在1月21日，乌克兰代表向安理会指控英国军队在印度尼西亚的行动；同一天，俄国代表也指控英国部队在希腊的行动。接着，在2月4日，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代表又指控英法在他们的国家中驻军，俄国人支持他们的申诉。安理会讨论这些提案时，双方根据法律展开辩论，一方提出申诉，另一方进行反诉，这里不必详述这些细节。叙利亚和黎巴嫩争端最后达成协议，由英法从该地区撤军而获得了解决。1946年5月，原来提出申诉的两个国家对于这些措施表示满意。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安理会拒绝了乌克兰代表的建议，不派调查小组到那里去。至于希腊问题，安理会于1946年2月6日通过了一项决议，“注意到”各国政府所表达的意见，并宣布这个问题到此结束。
在上述辩论的过程中，各大国的代表，特别是英俄两国的代表，都讲了些尖刻的话，并且危言耸听地互相指责，这像戏剧一般让全世界的公众全看清楚，以前的盟国如今发生了冲突。不过苏联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英国，这使美国代表团好几次有机会扮演调解人与和事老的角色。这种处境还使许多美国人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某些人，尤其是持自由主义观点或左派观点的人，认为俄国同英国的政策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两者都表现了强权政治的根深蒂固的本性，在几个大国中，看来只有美国能真正体现联合国宪章中大书特书的新体制。
安理会中的激烈的辩论，仅仅是1946年头3个月里大国关系的一个方面。在进行宣传战的同时，还保持有范围不大的合作与一致，这几乎是幕后的事情。如同我们知道的那样，在中国或多或少就是这种情况，在德国也是如此。
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一开始工作就不顺利，由于当初没有邀请法国政府参加波茨坦会议，它不接受会议关于德国问题所作出的决议。(161)因此，在管制委员会中，谋求成立德国中央行政机构的雏形的努力遭到法国的反对。到1945年10月14日，盟国暂时放弃了这种努力。此后，各占领区当局便各行其是，在不同的时间内根据不同的形式成立了地方行政机构。
随着冬天的来临，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由于普遍的混乱，以及机器和交通遭到的破坏，加上矿工们营养不良，使得德国煤矿不可能提供许多煤。然而煤却是西德打算用以换取粮食和其他必要的进口货物的主要出口商品，而且欧洲其他国家也亟须煤来维持它们受到损害的经济。此外，从东方来的千百万德国难民使供应居民粮食的问题更形复杂了。结果，在1945年秋天，英国和美国都感到必须为它们在德国的占领区进口粮食，尽管德国人无法付出任何代价。这个情况对英国资源的消耗特别严重。
就盟国关系而言，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英美渴望同俄国人达成协议，保证德国经济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使缺乏粮食的德国西部从东部得到供应。俄国人也同样急于从德国西部各占领区获得他们的一份赔偿。但是，在按规定运交赔偿物资以前，必须确定哪些工厂对和平时期的德国经济说来是“剩余”工厂，而要做到这一点，先得进行一次有系统的普查，以便确定德国需要多少工业力量，才能维持和平时期的经济。为了达成一项协议规定让德国保留的“工业水平”，有关各方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还进行了几次激烈的讨价还价。这项协议终于在1946年3月26日为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四个成员国所接受。(162)
在制定德国工业水平的计划时，是根据下列设想来考虑的，即德国经济将作为一个整体来发挥作用，如同波茨坦协定规定的那样。只有在各占领区的生产完全相辅相成的条件下，才能使各方商定的德国工业水平足以维持居民的生活，并使德国能够偿付必要的进口商品。
在一致商定了德国工业的水平之后，盟国管制委员会面临着下面一些任务：确定哪些工厂是“剩余”工厂，从而可以把它们作为赔偿物拆迁；把各个拆迁的工厂分配给各个领受国；同时还得在行政上作出必要的安排，使四个占领区的经济统一起来。
可是如何来进行呢？英国和美国日益关心的是，使它们的占领区能建立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基础上，这样就不必再从各自的国库中支付津贴了。而俄国人则变得很不耐烦，急于想从西方占领区取得根据波茨坦协定答应给予他们的赔偿，但至今尚未大量交付。双方的目标是互相矛盾的。德国工厂被掠夺后，这个国家将更难自给自足，因此西方国家决定不实施大规模的赔偿计划，除非在俄国人采取步骤使他们占领区内的资源为整个德国经济服务以后。这是俄国人十分不愿意做的。对于剩余的粮食以及东方占领区生产的其他产品，俄国人有他们自己的用处，对于英美两国政府为了特别照顾西德人而可能付出什么代价，他们并不关心。
可以设想，如果盟国关系的一般状况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分歧可能已经解决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德国经济问题上的对抗却起了火上添油的作用。1946年3月26日所达成的关于德国工业水平的协议，标志着在德国问题上看法一致的最高峰。此后，英美在政策与态度上同俄国人的分歧越来越大，到5月初双方就公开决裂了。(163)
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还就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但这些协议的贯彻情况，则不出所料。共产党人继续控制着罗马尼亚。西方国家对此感到不满，但采取克制的态度，没有主动提出抗议，希望以前保证的自由选举将会带来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政府。在日本，有一件事充分证明了远东委员会毫无权力。1946年3月21日，该委员会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抗议，反对过于匆促地举行选举，8天之后，麦克阿瑟认为这毫无根据而轻率地予以驳回。选举在4月10日举行了，结果保守派获得了相当大的多数，远东委员会就此成为徒具形式的东西。(164)
同时，三国外长的代表正在伦敦私下接触，试图就五项和约的细节取得一致意见。俄国代表无权独立进行谈判，甚至对琐碎的问题也是如此，因此外长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基本分歧并未得到解决。结果，谈判进展缓慢，不久便能看出，预定在1946年5月1日召开的和会势必要延期了。
4月间，三国外长决定再次举行会谈，设法解决他们的代表面临的重重困难。因此，4月25日，外长会议第二次开会，这次是在巴黎。
第四节 冷战的开端（1946年4—12月）
（一）五项和约
当外长会议在1946年4月25日第二次开会时，莫洛托夫竟采取温和的态度，不再为程序问题进行争论，这使他的同事们感到很惊奇。去年9月为了制定和约而初次作出努力时，正是这个问题的争论引起破坏性作用。这次外长会议在法国首都举行时，定了一些规则，允许报纸充分报道，所以莫洛托夫不再想在商讨对东欧各国签订和约时排斥法国。但是，这种180度大转变并不意味着在政策上有任何真正的改变。相反，这是由于在宣传上碰到了新问题，不得不改换手法。莫洛托夫不想没有必要地触犯法国的民族自尊心而失去它的同情。贝尔纳斯正是估计到这一点，所以建议在巴黎举行会议，并要求公开报道会议的讨论情况。(165)
因此从一开始，外长会议第二次会议就突出地具有一种新气氛。(166)双方都希望在宣传方面得到胜利，这种心情超过了想达成协议的愿望。结果，讨论流于乏味的演讲，经常用冠冕堂皇的词汇和崇高的原则掩盖真正的利害关系和意图，而直言不讳以及把对方说成心怀叵测显然成为惯用的伎俩。贝尔纳斯善于讲冠冕堂皇的话，莫洛托夫的特长是直言不讳，贝文则两者兼而有之。结果，当然难以促进拟订和约的过程。
这里不必回溯那些错综复杂的辩论。总之，从4月25日到5月16日，当外长会议休会一个月时，拟议中的和约的某些次要条款被接受了，但主要的冲突则依然丝毫没有解决。以前莫洛托夫曾要求授予俄国托管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全权，这时他修改了这个要求，建议成立俄—意共管的行政机构。但这并未使贝文安心，他仍然害怕英帝国的“生命线”遭到俄国势力的钳制。关于意大利—南斯拉夫边界问题，意大利的赔偿问题，以及卫星国和约中的经济条款等等的磋商，都毫无进展的迹象，而莫洛托夫的不妥协态度常常使人感到恼火。事实上，美国代表团已得出结论：俄国人无意签订结束对东南欧国家军事占领的和约。(167)
外长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主要的新特征在于莫洛托夫宣传攻势的方向。美国代替英国成为他抨击的主要对象。莫洛托夫对美国进行攻击，主要是在后者谋求把某些条款写进东欧各国的和约的时候，这些条款将保证多瑙河自由通航并在经济与贸易关系上对所有国家一律平等。莫洛托夫声称：这表明恶毒的美国资本主义企图把魔爪伸入脆弱的东欧经济中去。实际上，在激怒莫洛托夫这一点上，美国的对德政策或许至少也同等重要。(168)
为了确定召开和会的日期而作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莫洛托夫坚持，外长会议的成员应在所有基本问题上先取得一致意见。同样，俄国否决了委任专员着手拟订对德和约的建议。这次会议所获得的少数积极成果中，有一项协议是修改意大利停战协定的条款并撤销驻该国的盟国委员会。这一行动对意大利的民族感情起了安抚的作用，而对俄国人来说也并无损失，因为他们在管理意大利事务中始终是无足轻重的，所以莫洛托夫同意了。
外长会议显然陷入僵局后，便在1946年5月16日开始休会。一个月后，在6月15日，三国外长重新在巴黎会晤，继续商谈。在开头的几天中，他们再次探讨了那些老问题，但到6月27日，莫洛托夫在若干问题上，开始露出让步的迹象。那一天，他同意了罗马尼亚和约中的某些经济条款，而以前他是反对的，他还忽然同意把多德卡尼斯群岛交给希腊。接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划定意大利—南斯拉夫疆界。根据法国的建议，外长会议同意：的里雅斯特及其周围地区应成为一个国际共管区。此外，也是根据法国的建议，外长会议批准了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划定的新边界，这既非俄国人主张的有利于南斯拉夫的界线，也不是美国人提出的比较有利于意大利的界线，而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但是，关于将来对的里雅斯特国际共管问题的细节，外长们却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后来举行和会时，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同样，如何处置意大利殖民地的问题也难以作出决定，但莫洛托夫确实接受了美国的一项建议，在和约生效后一年内不作决定，同时达成如下谅解：如果经过私下谈判仍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则应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这些协议显示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剩下来还有两个问题：意大利的赔偿和召开各国参加的和会。莫洛托夫希望外长会议的其他成员直截了当地接受他的要求，即意大利应给俄国1亿美元的赔偿；只有这样他才同意召开和会。贝尔纳斯和贝文拒绝以这种代价来“购买”和会，但表示愿意重新考虑赔偿问题，如果莫洛托夫首先同意召开和会的话。最后，莫洛托夫在7月4日让步了。外长会议规定1946年7月29日为举行和会的日期。下一天，贝尔纳斯和贝文实际上接受了莫洛托夫提出的由意大利缴付1亿美元赔偿的要求。
在12月举行的莫斯科会议上，三国已经一致同意21个国家有资格出席和会，但由于在和会的议事规则上进一步发生了争论，对这些国家发出的邀请推迟了。莫洛托夫想为和会规定严格的程序，以束缚小国，但最后他同意，外长会议为和会拟订的程序仅仅是“建议”。这个问题解决后，便在7月9日发出了邀请，尽管当时外长会议尚未就的里雅斯特的行政机构达成协议。接着，对德国问题又讨论了3天后，这次会议于1946年7月12日结束了。(169)
巴黎和平会议于1946年7月29日开幕，到10月15日闭幕。从它得以召开的方式看来，它的成就比人们可能料想的为大。对于这个事实，可以举出两点理由加以解释。其一，由于各大国事先没有就条约中的所有条款取得一致意见，因而当和会开始时，并没有完整的草案放在小国面前；其二，在21张表决票中，苏联所能控制的不超过6张。(170)根据大会通过的程序规则，俄国领导的少数国家不足以否决其他国家同意采纳的提案。
和会一开始，双方便在通过议事规则这一问题上展开了决定性的斗争。俄国代表极力主张，所有提案必须得到2／3的多数票赞成才能通过，但这个主张并未实现。相反，会议承认有两类提案：由2／3多数票赞同的和由简单多数票赞同的。贝尔纳斯国务卿宣称，美国将接受经2／3表决通过的任何提案，不管美国在和会上对有关问题的立场如何。这就使小国的意见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否则就不可能是这种情况，这也使和会不至于成为一出可笑的闹剧。
对于和会要讨论的五项和约的草案，每一国都有机会提出修改意见或新建议要求写进去。结果，总共有300多项修正案提交大会审议，其中53项由2／3多数通过，41项由简单多数通过。
对条约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中，有许多是不重要的，包括对法律术语的修改。由于在外长会议上进行的初步谈判十分艰苦，法律术语往往写得很不完善。至于和会讨论的最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则有下列几项：划定意大利—南斯拉夫的疆界，确定的里雅斯特的国际共管机构，规定将来召开管理多瑙河航道的国际会议，以及在苏联之外有权要求赔偿的国家中分配意大利的赔偿。(171)
在和会进行的过程中，双方都当众向对方发了许多牢骚。会上一个显著的特征是，苏联操纵的国家集团表现了刻板的纪律性。这样一个集团的存在易于促使西方国家组成一个与之对抗的集团，尽管法国和某些其他国家有计划地试图进行调解，并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采取独立的中间立场。虽然这次大会号称和会，实际上却毫无和平与国际协调的气氛。
根据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商定的程序，下一步应是重新举行外长会议来研究和会上提出的建议，并制定五项和约的定本。因此，1946年11月4日，外长会议举行了第三次会议，这次是在纽约。(172)
开头的磋商并不令人鼓舞。对于和会上不顾苏联集团反对而通过的任何提案，莫洛托夫一概拒不接受。甚至当贝文欣然接受了英国代表团曾在和会上反对的一项提案时，莫洛托夫仍然毫不妥协。看来会议已陷入了无法打开的僵局。
大约4个星期后，贝尔纳斯私下对莫洛托夫说，看来再试图就和约达成协议是无益的了，因此他建议休会。这种新的态度显然使莫洛托夫感到吃惊。事实上，如果谈判了这么久的五项和约能缔结的话，苏联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对意大利的和约规定，英美部队应于1947年年底之前撤出该国。这样的撤军可能使意大利共产党人有较大的活动范围，至少将削弱西方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缔结的和约，并不要求俄国部队相应地撤离这些国家，因为只要盟国继续占领奥地利，俄国就可以似乎很有理由地争辩说，需要在这些国家驻扎“保护交通线的部队”，以便支持俄国在奥地利的驻军。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德国以及经过波兰的交通线。因此，在同奥地利和德国订立和约以前，俄国人可以在这三个卫星国家中合法地驻军，这些国家对俄国和共产主义的忠诚是靠不住的。保加利亚并不位于任何交通线上，但即使根据和约，俄国部队从那里撤走，也不会使共产党的统治遭受严重危险，因为那里的共产党已经很强大。至于芬兰，和约承认俄国有权在该国永久驻军。
和约给俄国带来的第二个好处是，撤销在东欧国家中造成困难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实际上，这些机构已流于有名无实，但只要它们和根据停战协定建立的政权继续存在，西方国家在法律上就有充分权利干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事务，而英国还有权干预芬兰的事务。
另一方面，这些和约保证公民自由，并规定了一些不合俄国人心意的经济措施。莫洛托夫大概始终无意认真看待这些条文。一旦那些根据停战协定建立的政权垮台以后，共产党人便能乞灵于各国政府都享有神圣主权这一点，来解释他们所不满的那些条文了。
所以，和约谈判破裂的这种前景不会使莫洛托夫高兴。或许他断定必须要作出一些让步了。既然作出了这种决定，他便大大地退让了一下。莫洛托夫仅仅在措辞上作了些保全面子的修改后，竟然很快地一连接受了和会上以2／3多数通过的53项提案中的47项，以简单多数通过的41项提案中的24项，这使他的同事们大为惊奇。至于他仍然拒不接受的那些提案，外长们干脆把它们丢开了。这种突然打开的局面使与会者能在1946年12月6日商定了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五项和约的定本，于是外长会议便结束了长期拟订这些文件的工作。和约的签订日期定在1947年2月10日。
在会议结束之前，外长们商讨了对德国和奥地利和约的起草问题，并同意指示各自在伦敦的代表立即着手制定这些棘手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文件。他们商定在1947年3月再举行外长会议来处理这些问题。莫斯科被选定为举行第四次外长会议的地点。(173)
到1946年12月中旬，制定和约的过程已完全失去原来的意义了。当贝尔纳斯就任国务卿时，他曾把自己想象成再生的威尔逊，将在几个月内给欧洲和全世界带来和平。可是他遭到了莫洛托夫有计划的阻挠和猛烈的敌对的宣传攻势，结果他在走上缔造和平的历程时怀有的崇高希望几乎全落空了。看来我们有理由说，莫洛托夫的手腕比他高明。莫洛托夫玩弄一套手法，贝尔纳斯试图玩弄另一套。美国政府起先定下的目标是通过和约实现自由主义的原则，即一切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机会均等、公民自由、民主，以及解除已投降的敌国的武装。相反，莫洛托夫从一开始就要设法保住俄国在东欧的特殊地位。他成功了，而贝尔纳斯失败了。这部分是由于莫洛托夫的策略，部分也是由于贝尔纳斯自己对待和平问题的态度过于不切实际。
宣扬民主的原则，而又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这只会使俄国人恼火，而不会使他们得到什么印象，尤其因为贝尔纳斯和贝文支持的民主原则，将削弱或摧毁俄国在它西边邻国中的势力。西方本来有可能同俄国做成一笔划分“势力范围”的交易；此外，如果英美早已准备在西欧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它们本来可以迫使俄国人在东欧收敛一些。但这两种政策都没有实行，而贝尔纳斯在外交上的实际成果（五项和约），对于西方来说其实是一场挫折，而不是收获。
然而，莫洛托夫表面上的成功却意味着更大的失败。他在几次外长会议上的表现，使他失去了英美两国公众的同情。更有甚者，莫洛托夫的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政府与人民采取积极的反苏政策，并使美国没有能按照贝尔纳斯原来想象的规模与日程撤出欧洲。他粗暴地唤醒了美国巨人，使他认识到和平不像梦想中那样垂手可得，同时重新激起了美国人心中对共产主义一直怀有的恐惧，并促使美国人慷慨解囊支持非共产主义国家。莫洛托夫外交的这些副产品同俄国的长远利益是格格不入的。俄国人力求保住大战中获得的利益，并气势汹汹地要向新的地区扩张，他们就在这些行动中开始制造他们最害怕的东西——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反苏联盟。不过这些后果要到以后才十分明显，暂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可以为自己巧妙地利用和约的谈判而维护了俄国在东欧的优势感到庆幸。
（二）在德国的斗争
从1946年4月到年底，各大国面临的最迫切、最紧要的问题是：对德国该怎么办。安理会和外长会议上的唇枪舌剑大都含有虚张声势的意味，但在德国的斗争却是很真实、很严肃的。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德国人民人数众多，又具有专门技术，它的煤和工业产品对于整个欧洲经济很有价值，德国民族还拥有潜在的军事力量，所有这一切配合起来使德国在欧洲以至在全世界成为争夺的主要对象。
1945年9月间，当外长会议在伦敦举行第一次会议时，贝尔纳斯曾非正式地向莫洛托夫建议：各大国应缔结一项条约，保证使德国非军事化。(174)1945年12月间，他在莫斯科又对斯大林提起这件事，当时他得到的印象是俄国人欢迎采取这一步骤。因此，国务院的专家们为此拟订了一份草案。1946年4月29日，贝尔纳斯在外长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上把这份草案提交给他的同事们。(175)根据这份草案，美国、苏联、联合王国和法国四国政府应承担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使德国彻底解除武装，并将组成四大国管制委员会，负责经常进行检查，以确保并无秘密重整军备的情况；如果未来的德国政府违反条约的规定，四大国将立即进行军事干涉。这项条约为期25年，还可以予以延长。(176)
从美国外交的传统观点来看，建议订立这样一项条约是同过去大相径庭的新做法。贝尔纳斯希望，这项条约将使俄国人和法国人放心，不再害怕一个新的希特勒，并为早日缔结欧洲和约扫除障碍。条约草案中明确表示，希望在最近期间结束盟国对德国的占领。贝尔纳斯把草案提交外长会议时，一面还建议立刻任命代表着手拟订对德和约。(177)
法国人和英国人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保留对贝尔纳斯提交的草案提出修改意见的权利。莫洛托夫却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只能说是吹毛求疵的。他声称，首要的任务是实现波茨坦协定中所规定的解除德国武装，并使它非军事化。他还主张上述条约的期限应延长至40年。当时贝尔纳斯指出，草案中有一条讲得十分明确：“任何情况都不能阻止或延缓”把德国彻底非军事化的“过程进行到底”；他还同意把条约的期限延长至40年。于是莫洛托夫就乞灵于比较含糊地表示反对的办法，他说贝尔纳斯建议订立的条约是“不够的”，不能成为“欧洲及世界安全的可靠保证”。他还反对草案中没有保证德国民主化的条款，贝尔纳斯则认为这一点应列入对德和约中。莫洛托夫反对这项草案的最后一点理由是，其中没有保证苏联应从德国获得的100亿美元的赔偿。(178)
莫洛托夫提到赔偿时，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正如他后来在一篇演讲中所说的那样，红军进驻德国的目标之一是要“保证赔偿的交付”。(179)当外长会议在1946年4月和5月开始磋商德国问题时，美国当局同俄国当局恰恰在对俄国运交赔偿物资的问题上发生了新的争执。美国力求使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俄国代表同意交出一份清单，说明俄国从德国东部占领区已经拿走的赔偿物资，但毫无结果。同样，美国想说服俄国人放松他们占领区同西方各占领区之间的经济壁垒，也没有成功。于是克莱将军决定，在俄国人改变这种态度以前，暂时停止从美国占领区运交赔偿物资。他在1946年5月3日向管制委员会中的同事们宣布了这个决定。(180)
莫洛托夫拒绝接受拟议中的关于德国非军事化的条约以及克莱停止从美国占领区向俄国运交赔偿物资的行动，这两件事剥去了战时盟国对德国采取共同政策的外衣。美国之所以采取上述行动，是由于它不愿在俄国人通过赔偿的形式榨取德国资源的情况下，继续资助德国的经济。俄国人拒绝贝尔纳斯建议的这项条约的行动，必须被解释为他们不愿意准备早日结束对德国占领的一种迹象。同时他们对于经济问题的态度，清楚地反映出他们不愿把自己的占领区同西方各占领区合并。这些决定同有关五项和约的其他决定相比，具有远为重大的意义，即使仅仅由于德国在欧洲固有的重要性的话。
当外长会议第二次在巴黎召开时，从1946年7月9日起，再次对德国问题展开了辩论。莫洛托夫试用了一种巧妙的策略。他在7月9日宣读了一项声明，抨击贝尔纳斯建议的关于德国非军事化的条约以及停止向俄国运交赔偿物资这件事。这位俄国外长批评占领军当局未能采取步骤，铲除“德国发动战争和军事—经济的潜力”，并攻击西方占领区当局未能肃清法西斯主义，尤其是未能摧毁它的经济基础——卡特尔和私有土地。他非常强调地重申，俄国要求获得100亿美元的赔偿，并宣称“务必”交出这方面的物资，不管克莱将军新近发表的那项“非法的声明”。(181)
然而第二天，莫洛托夫又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新策略。他在7月9日严酷地要求从德国获得应有的赔偿后，7月10日又攻击盟国管制委员会公布的德国最近工业水平的计划。(182)他的理由是，这项计划不适当地限制了德国的生产。莫洛托夫还隐约地提到摩根索计划，并暗示西方的对德政策依然受到这一计划的影响。接着他说：“应当给予德国输出和输入的权利，而如果要使德国从事外贸的这项权利生效，我们不应当阻碍德国增加钢、煤以及供和平用途的制成品的产量，当然这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并根据这样的谅解：盟国的共同管制势必建立在德国工业的基础上，特别在鲁尔区各种工业的基础上。”他还说：
当然，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同德国缔结和约，但在缔约之前，应成立统一的德国政府，它有足够的民主，能在德国肃清法西斯主义残余，它能担负起应负的责任，足以履行对盟国的一切义务，尤其是向盟国交付赔偿的义务。
不言而喻，我们并不反对成立德国的中央行政机构。……在谈论对德和约之前，首先必须解决组成一个全德政府的问题。
莫洛托夫在这篇讲话中起先还暗示，达到上述目标的主要障碍在于西方各国的政策，它赞成使德国结成联邦，或肢解德国，或把鲁尔区同德国其他部分割开。至于苏联政府，只要德国解除了武装，它就决不会“阻挠德国人民实现他们合理的愿望”。(183)
这是用直接和巧妙的方式迎合德国人的民族感情。莫洛托夫以赞助德国政治统一的姿态出现，并主张取消经济限制。如果实行这种限制，将迫使德国的生活水平永远很低，并通过人为的方式，使德国同英、法或比利时的出口商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显然，莫洛托夫仍然要求赔偿并要求国际共管鲁尔区，但德国人已经受到过这些损害，莫洛托夫提出的经济与政治上的补救办法也不会使他们遭受新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莫洛托夫的建议只是使西方国家感到不快而已，因为后者发现自己被迫在德国舆论面前处于守势。(184)
英美两国外长对于莫洛托夫采取的新方针感到愕然。贝文扼要地回答说：英国可以同意把鲁尔区置于四大国监督之下，但必须在德国所有的工业都受到同样的控制以后，而不是在这以前。这至多是消极的反驳，但贝尔纳斯却有比这更巧妙的办法。翌日，即7月11日，他提出应为统一德国的经济作出切实可行的开端，并为此建议把美国占领区同所有其他占领区合并。(185)7月20日，贝尔纳斯向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正式提出上述建议，英国代表于1946年7月30日表示接受。俄国人当然拒绝使他们的占领区同美英占领区合并，法国人也如此。
为了使英、美两个占领区在经济上合并而进行的谈判，是相当旷日持久的，直到1946年12月2日才完成。在组织方面并不怎么困难。两国政府都力求避免使人感到它们要组成一个西德政府。双方同意成立一系列行政委员会来处理德国经济问题的各个方面，如粮食与农业、运输、交通、民政、财政，以及一个总的委员会管理整个“经济事务”等等。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德国人。它们分别设在英、美两个占领区的各主要城市中。这种安排固然臃肿，但为了避免设立一个西德首都而被采用了。
更重要的是组成一个英美理事会，其任务是为两个占领区制定共同的经济标准与措施。该理事会有权向德国人组成的各委员会发出指示，后者则将具体执行理事会制定的各项政策。最重要的事务，对外贸易，则交由联合进出口管理局办理，办事人员由英美的公职人员担任。这个机构将收入西方各占领区的出口商品所赚取的外汇，并为德国输入必要的商品而签订合同。在最近的将来预计外贸可能出现赤字，这将通过英美两国政府拨出的补助金来取得平衡。
正是这最后一点成为主要的障碍，使谈判没有能顺利完成。因为英国占领区在外贸上的亏损对英国资源的耗费，使英国政府大为惊慌。英国政府尤其不愿为德国需要的进口货物支付美元。可是美国政府也不愿为了两个占领区的合并而增加负担。恰恰相反，在整个谈判中，美国的主要动机是要使德国更接近于自给自足，从而减少美国在这方面的支出。结果，在弥补德国外贸赤字这一问题上，驻德的英美当局无法就各自应承担多少义务达成协议，于是只能把这个问题提交贝尔纳斯和贝文去处理，他们这时（1946年11月）正在纽约举行外长会议。贝文向贝尔纳斯提出要求：在支持两个占领区所需的费用中，美国至少承担60%，但他不能说服贝尔纳斯，最后只得同意双方平均分担。英美两国终于在1946年12月2日签署协定，不久便被人称为“两国共管区”的新方案于1947年1月1日付诸实行了。(186)
当英美两国官员正在进行谈判把各自的占领区在经济上合并起来时，盟国管制委员会一如既往地进行它的日常工作。英美双方正在设法达成协议的步骤，随时通知委员会中的俄法两国代表，并且细心地把大门敞开着，使其他占领国家在将来某个时候也能参加。无论俄国人或英美人都没有否定波茨坦议定书的明文规定：在经济上应把德国视为一个整体。(187)但彼此都下定决心，只有根据自己的条件才同意使德国在经济上统一。
然而在1946年下半年，双方都以为对方终于会让步的。尽管美国决定暂停向俄国运交赔偿物资，管制委员会却依然进行调查研究和恢复支付赔偿的其他准备工作，诸如指定拆迁的工厂，予以估价，分配给有权利要求赔偿的各国等等。或许这种做法使得俄国人认为，美国人其实不过是虚声恫吓，只要苏联作出一些让步，美国最终将会同意实行赔偿计划的。同样，美国官员则希望并相信，只要他们表示相当坚决的态度，就会使俄国人认识到，要获得梦寐以求的赔偿，惟一的办法是同意在经济上把德国视为一个整体，使俄国占领区的资源同西方各占领区的资源统一调配，并同意交出德国向俄国与东欧输出商品的清单。正是这种想法使管制委员会中的各国代表在1946年下半年保持正常的友好的私人关系，并一致同意制定许多较为次要的法规，诸如有关消费税、工会政策、废除纳粹法律、包裹邮件条例等等。(188)
然而，俄国同其他国家的占领军之间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柏林西区发生了几起绑架事件，这显然是由俄国人教唆的。这使不加入共产党的德国人惶惶不安，并引起西方国家的抗议。双方的军人都有损害对方的违法乱纪行为，还发生了夺取铁路车辆等零星财产之类的事情，这些都引起了争吵，从而表明俄国同西方国家多么易于发生冲突。况且，双方都在报纸上或多或少经常地进行宣传战，东部占领区的报纸批评西部当局的行径，西部占领区的报纸则抨击俄国的行为与政策。(189)
共产党的宣传通常并不通过报纸公开进行，而是通过悄悄传播的方式（或者美国人认为如此），他们宣传的主题中有一个很起作用。当时他们发布宣传说：美国人对积极干预欧洲事务的政策所冒的风险与所付的代价感到厌恶，因而不久将从德国和欧洲撤出。(190)俄国人甚至可能当真指望美国人将撤走。罗斯福曾在雅尔塔声称：大战结束后，美国部队在欧洲至多只能留驻几年。(191)贝尔纳斯和杜鲁门制定的政策，除了要达到其他目的外，还要使全部或绝大多数美国占领军能早日撤离欧洲。因此，俄国人并非毫无根据地希望，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行动将同1919年到1920年的情况相仿。
贝尔纳斯决定就美国对德政策公开发表一项正式声明，一方面是为了驳斥上述的那种宣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出一项很有吸引力的政策，以期同莫洛托夫7月10日的声明相匹敌。因此，1946年9月6日，国务卿在斯图加特向坐在一起的德国和美国听众发表演说。当时巴黎和会正在举行，俄国代表同美国代表互相痛斥对方，简直达到越来越刺耳的程度。英美占领区经济上合并的谈判尚处于初步阶段。在欧洲的另一端，希腊游击队运动刚刚重新开始活跃。正是在这样动荡不安的背景下，贝尔纳斯发表了他的演说。(192)官方竭力使这个场合显出隆重的气氛，并广泛宣传国务卿的讲话。
贝尔纳斯一开始就着重指出，美国将不可推诿地、持久地卷入全世界的事务。接着，他申述美国忠于波茨坦协定的各项原则，但宣称，如果这些原则不能成为现实，那么，就必须修改德国工业水平的协议，以提高德国工业水平，而这就要以德国经济统一为前提。贝尔纳斯攻击莫洛托夫提出的从当前德国生产中索取赔偿的要求，认为这显然是与波茨坦协定不相容的。他断然主张要完全消除德国各占领区之间的经济壁垒与差别。他说，“现在是提出下列论点的时候了：应该把各占领区之间的界线看做仅仅是表明各占领国的武装部队为了安全目的而占领的地区的界线，而不是什么独立的经济单位或政治单位的界线。”关于经济的远景，他声称：“必须让德国有机会输出商品，以便它能输入足够的商品，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如果这样一个富有铁和煤的资源的国家变成济贫所的话，那么欧洲的复兴，特别是同德国毗邻的那些国家的复兴，必定是缓慢的。”至于政治方面，贝尔纳斯宣称：
美国政府认为，在适当的防护下，应当让全体德国人民担负起管理自己事务的主要责任。……
各盟国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制定若干规则，使德国民主政体能据以管理自己的国家。盟国占领军的数量应有限度，即足以使德国人服从这些规则为度。……
美国赞成早日成立一个德国临时政府。……
……我们不希望德国变成任何一个或几个大国的卫星国，也不希望它受到国内或国外的独裁政权的统治。美国人民希望看到爱好和平和民主的德国人能成为自由与独立的人民，并且永远如此。
接着，贝尔纳斯对于以尼斯河作为德国同波兰的边界线表示怀疑，他说，“在商讨和平解决办法时，各国政府首脑并未同意把这一地区让予波兰”，但他声称，萨尔应划归法国，哥尼斯堡应划归俄国，后者系根据在波茨坦达成的协议。(193)
在这些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声明中，并没有什么崭新的东西，然而，由这样一位权威发言人在如此隆重的气氛中发表这些声明，却是一件新鲜事。贝尔纳斯的讲话中只有一个新观点，那就是他着重指出：“我不希望引起误解。我们决不逃避责任。我们不准备撤走。我们要待在这里。只要有占领军驻在德国，美国武装部队就将是占领军的一部分。”这一番话当然是为了拆穿上述谣言而说的，这确实标志着美国官方观点的一项重大的变化。(194)而且，同美国早先发表的官方声明相比，这篇讲话的一般语气对德国人要友好得多。这一点在声明的结尾中特别明显：
美国不能为德国解脱由于它的领导人发动战争而使它遭受到的苦难。但是美国不想加重这种苦难，也无意拒绝给德国人民一个机会来设法摆脱这种苦难，只要他们尊重人类的自由并走和平的道路。
美国人民希望把德国的行政管理归还给德国人民。美国人民要帮助德国人民争取回到全世界爱好自由与和平的国家的光荣行列中来。(195)
就美国官方的思想来说，这篇讲话把摩根索计划彻底埋葬了，于是一个对德关系的新阶段开始了。在谋求德国的支持方面，贝尔纳斯已成为莫洛托夫的对手。经济复兴、政治统一、自治以及缩减占领军的人数，所有这些目标几乎都会受到全体德国人的欢迎，而且贝尔纳斯关于赔偿问题和波兰边界的议论，使他在同莫洛托夫的斗争中能够大占上风。
或许我们可以揣测，在外长会议的第三次会议上，莫洛托夫之所以同意着手拟订对德和约，是由于贝尔纳斯的这篇讲话、英美占领区合并工作的进展以及克莱将军在赔偿问题上继续持不妥协的态度。不管俄国外长出于什么动机，他在1946年12月12日竟然撤回了以前提出的异议，不再反对任命代表开始仔细考虑对德和约草案，于是外长会议同意于1947年3月再次集会来研究代表们的工作。这年年底，看来也许还能达成协议。可是希腊和土耳其的事态导致美国于1947年3月宣布了杜鲁门主义，(196)从而使这个希望破灭了，虽然在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上存在着的固有的困难，是否总会阻碍达成协议，这一点也是令人怀疑的。
（三）欧洲的命运
由于德国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枢纽，英美人同俄国人为了控制德国而日益加剧的斗争便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不论哪一个大国集团能在德国获得势力，它就可以指望主宰整个欧洲。因此，大国在德国的行动可以说是它们推行的全欧政策的试金石。
看来可以追溯一些迹象来表明在1946年4月和5月以后，俄国和美国的欧洲政策都采取了新的方针。大约就在那个时期，各大国都不再想为了同对方达成协议而危害自己的目标了。像我们知道的那样(197)，美国人开始限制经济援助，只照顾那些政府在政治上“健全”的国家。这方面的标志是：美国于1946年5月10日取消了进出口银行给予波兰的信贷，10月18日又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这项政策的另一种表现则是美国给予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的贷款与补助金。
至于俄国方面，它力求对已经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东欧各国加强共产党的控制。采取的形式是同这些卫星国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从而使它们在经济上依附俄国，还有一种形式是采取若干政治措施，旨在通过操纵选举，使共产党领导的临时政府合法化。1945年11月间，匈牙利和奥地利举行自由选举的结果，使俄国人感到失望，(198)因而他们变得很谨慎，不想使自己再遭受同样的挫折。所以在罗马尼亚和波兰，他们处心积虑地、有计划地使用警察限制反对派的政党，迟迟不进行选举，直到警察机关有充分时间能保证共产党选举获胜。结果，罗马尼亚直到1946年11月19日才举行选举，而波兰的选举则延宕到1947年1月19日才举行。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多数。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抗议置若罔闻。
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仍然不怎么活跃。在整个1946年间，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全由联合政府统治，共产党人在其中只占次要地位，但是，特别在意大利，有迹象表明，共产党人是有所准备的，他们可能发动政变来夺取政权。1946年秋天，在意大利北部好几处地方，发现了共产党及非共产党的游击队所隐藏的武器。谁都无法预测，到1947年英美部队根据和约撤走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共产党人在法国不像在意大利那样强大，而且法国的经济状况也并不那么萧条。然而，戴高乐将军正是因为不能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而于1946年1月20日向法国政府提出辞职的。同年5月间，关于法国共产党打算发动政变的传闻使美国政府大为吃惊。(199)此外，在那一年中，作为党派政治的插曲，法国内阁像走马灯一般迭相更替，令人感到不安。
在东欧和西欧之间存在着一个捉摸不定的地带。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奥地利都不属于丘吉尔所谓的铁幕两边的任何一方。美国和俄国的部队在1945年12月撤出捷克斯洛伐克后，捷克人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在1946年5月27日的选举中，共产党人得到的选票最多，因而在6月1日成立的联合政府中，由一位共产党人担任总理。可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行动方式比较像西欧的共产党，而不大像俄国占领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该国政府是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共产党人在其中占有的主要地位，相当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意见。
在匈牙利，小自耕农党在1945年11月举行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所以接着成立的是一个共产党人只占少数的政府。尽管俄国部队继续占领该国，匈牙利政府的领导人显然在若干有争议的问题上都站在西方一边，例如，关于多瑙河航运的管理问题。但1947年春天发生的事态将证明，这个政府没有在人民中间深深扎根，否则实际上就可以不睬俄国的愿望了。然而，在1946年这一年中，小自耕农党仍然执政，俄国人延缓了对它采取决定性行动，直到和约结束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后方才下手。
奥地利像德国一样，是四大盟国占领军的会合处，然而又不像德国，它有一个统治全国的政府。在1945年11月的选举后，这个政府肯定是反共的了。在西方占领当局的支持下，奥地利政府竭尽全力在全国树立真正的权威。尽管俄国夺取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战利品”，奥地利政府仍能使自己的国家幸免德国和朝鲜的命运。各占领区并未成为独立的天地。尽管奥地利在对抗的占领军之间被搞得支离破碎，它却仍然成为一个社会与政治的实体。(200)
希腊则处于特殊的地位。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惟有它成为一项美国计划的实际试验场所。美国试图在那里贯彻雅尔塔会议关于欧洲的宣言。由于美国的倡议，组成了一个国际代表团去监督希腊的选举。俄国拒绝参加，理由是这一步骤很不适当地侵犯了希腊的主权。这样，斯大林就避免了开创一个先例，否则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那样的国家里搞起来，将使人非常难堪。俄国的拒绝意味着，在1946年3月31日希腊举行选举时，只有美、英、法和南非的观察员在场证明选举的结果体现了正统的民主主义。(201)
这次选举的结果，人民党——一个保守的保皇党——获得了全胜。新成立的希腊政府立即忙于组织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君主政体的前途，结果国王乔治二世应召回国。新政府对共产党当然采取压制的政策，同时人民面临的经济困难是令人沮丧的。这些事实促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于1946年夏天重新活跃。但是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游击队的再次活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国际共产主义，归根结蒂是俄国共产党与政府利用它们在希腊能利用的具有爆炸性的人事题材来发动内战。当战时组成的全国人民解放军于1945年解散时，部分人员越过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国境，到了国外，这些人在1946年夏天又回国来，成为新的游击队的核心。他们能通过北方边境得到重要的援助，尽管从绝对数字上讲，通过山间小道能够运来的武器与补给品数量是很少的。(202)
在1946年的最后几个月，重新活跃的共产党游击队日益壮大，而起先过于自信的希腊政府很快便泄气了。更严重的是，陆军和警察往往不足依恃。士兵们不愿使同胞流血，并害怕万一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将对他们进行报复，因此他们在追击游击队时常常是半心半意的，而还出现一些开小差的现象。
对于英美政策来说，希腊的新形势提出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对此西方首先诉诸联合国。1946年12月间，希腊政府向联合国指控北部的邻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203)但联合国无法使希腊内战停止，甚至不能阻止越过边境给游击队送来的支援，这时西方便决定采取更为有力的步骤。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援助各自由民族抵抗那些企图奴役它们的武装小集团或外来压力”。总统还向国会建议：应该在军事与经济上给予希腊和土耳其特殊援助，俾使这些国家能制止共产党的扩张。(204)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形成，“冷战”进入了一个明确得多的新阶段，欧洲的命运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四）远东
1946年4月和5月，远东各国在政治方面发生的变化，和大约同时在欧洲发生的变化几乎同等重要，这是非常巧合的现象。这里只须述及两件事。这两件事至关重要，为整个亚洲地区未来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一件大事是英国于1946年5月16日发表了关于印度的《白皮书》。这个文件提出了一项计划：召开印度立宪会议，为将来治理该国起草宪法。此外，文件中还声明：统治印度的迫切任务将托付给一个“临时政府，其中各部部长，包括国防部长在内，都将由印度领袖们担任”。(205)整部《白皮书》中主要的论调是，希望印度尽快独立。至于英国政府在决定印度政府未来形式方面的影响，则故意使之减缩到最小的程度。文件的最后一节反映出全文的调子：
最后，我们要对现在有机会完全独立的印度领袖和人民说几句话。我们以及我们的政府和同胞本来希望，印度人民自己能够就制定新宪法的方式取得一致意见，这部宪法将成为他们生活的准则。但是，尽管我们同印度各党派一起已竭尽全力，各方面又都表现了很大的耐心与善意，这个希望却无法实现。所以，现在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建议……我们相信，这些建议将能使你们在最短期间实现独立，而且丝毫也不至于引起内部骚乱与纷争的危险。……
我们希望，独立的新印度会愿意成为英联邦的成员国。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你们将继续同我国人民保持密切和友好的关系。……不管你们的抉择如何，我们将同你们一起盼望，你们将跻身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列而日益繁荣昌盛，你们的前途甚至将比你们的过去更为光辉灿烂。(206)
这项文件所体现的英国政府的决定，肯定是近代史上意义最重大的若干决定之一。英帝国对印度的统治，不是在统治者同被统治者之间的暴力斗争中解体，而是通过谈判与合法的步骤予以结束，从而使印度领袖们对于过去的帝国统治者还保有一点由衷的敬意。在那一年的其余时间内，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彼此试图达成谅解，俾能沿着5月间发表的《白皮书》所指出的道路前进。各个敌对的社会集团继续争吵不休，但英国政府始终没有改变退出印度的决定。这种决心，以及在缅甸推行的相同的政策，给亚洲一大片地区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亚洲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发生在中国，其性质则迥然不同。1946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的停战协定(207)遭到破坏，当时共产党部队进攻并占领了满洲的长春。顿时爆发了大规模战斗。5月23日，国民政府的军队把共产党部队赶出了长春，接着继续北上向哈尔滨挺进，这样，他们自己就越过了1月10日的停战协定所划定的分界线。
马歇尔将军竭力设法遏制内战的蔓延，起先他得到一些成功。6月初，交战双方签订了新的短期休战协定，并通过谈判，在6月26日达成协议，停止在满洲的战事。可是4月到5月发生的事态，使中国两个敌对集团相互间的猜疑加深了。旨在达成永久和解以及真正统一中国而作出的努力，看来再也不会成功。同年7月，华北重新爆发战争，共产党人开始就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公开进行激烈的宣传。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笔战，他们的部队同美国派驻华北的海军陆战队在7月下半月里发生了两次遭遇战，结果美方伤亡了15人。
在1946年余下的时间内，内战扩大并日趋激烈。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官员都拒绝向对方作出任何让步，因而谈判变得毫无生气。到8月初，蒋介石显然已下定决心，要用武力一劳永逸地解决同共产党的争执了。同共产党军队相比，国民政府的部队人数较多，一般说来装备也较好，因此能够向敌人发动进攻。到1946年11月间，他们几乎已拿下中国所有的重要城市。但是共产党人并未打败。相反，他们重新运用游击战术，占据国民党军队守卫的市镇周围的农村地区，干扰运输，孤立人员少的分遣队，并一般地对交通线造成威胁，而蒋的先头部队必须依靠这些交通线。因此，国民党在1946年秋季取得的军事胜利大部分是虚假的，到年终时，蒋发现他的许多精锐部队在作战的过程中已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1946年8月间，马歇尔将军考虑到，明智的办法是不要再插手中国的事务。但是，当蒋介石提出他愿意重新停战的新条件时，马歇尔改变了主意，决定再次设法通过外交活动使中国平定下来。然而，使共产党同蒋介石重新谈判而作出的努力，结果证明同以前一样徒劳无益。1946年11月19日，共产党代表团离开了南京，从而使谈判中止了。这使美国为双方调解的长期努力也终于随之结束。
马歇尔将军感到，他的努力之所以失败应当归咎于国共双方。他不想使美国偏袒中国内战的任何一方。要是不可能继续进行公正的调停，马歇尔赞成美国撤出，不干涉中国内政。可是这一政策同美国对蒋介石政府所承担的种种义务是有抵触的，例如，购买剩余作战物资的信贷，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训练中国军队的协定，以及给予各种不同方式的经济援助的保证。况且，美国政府内外的舆论，都被中国出现的新局势搅得一片混乱。有些人批评美国对蒋的支持，要求撤出仍然驻在华北的美军。另一些人则迫切地要求采取更坚决的反共政策。
1946年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项关于中国的新声明，以平息一些已经提出的批评，并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官方政策希望在中国完成什么任务。他回顾了上一年发生的事态，并重申他于1945年12月为美国对华政策规定的目标，即协助中国实现统一与民主、国内和平、扩大国民政府使之容纳其他党派以及通过美援实现经济复兴。杜鲁门十分强调地指出，在那一年中已遣返将近300万日本士兵与平民。他辩解说，驻华美军已从11.3万名兵员的最高额减少到只剩下1.2万名，以后还要进一步减少，因为遣返日本人的任务已经完成。
至于未来的情况，杜鲁门宣称：
中国至今未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这是令人深为遗憾的。……当中国走向和平和真正的民主政治时，我们准备帮助它。
本届政府一年前表达的观点今天仍然有效。……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我们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我们继续希望该政府将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保证不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的立场是鲜明的。我们避免卷入他们的内部斗争，同时坚持不懈地执行帮助中国人民在国内实现和平与经济复兴的政策。(208)
但是，如果“帮助中国人民实现和平与经济复兴”必然导致“卷入他们的内部斗争”，那怎么办？(209)对于这个问题，杜鲁门没有提出答案。1947年1月7日把马歇尔将军从中国召回一事，也丝毫没有澄清美国人对这种抉择的反应，而实际上事态的发展已向美国人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在美国政界日益引起了争论，但美国政府始终未作出明确的决定。美国的政策在完全撤出中国和大力支持蒋打击共产党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结果是勉强支持国民党政府，同时又频频劝告它进行改革，从而显然使中国内战的双方对美国都失去了好感。
人们很有理由会问：中国共产党同国民政府谈判的破裂，是否由于俄国的政策有了某种秘密的改变？斯大林是否决定在加剧希腊内战的同时也给中国的内战火上添油？共产党对长春的进攻是否是由于莫斯科的某种示意？这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战地司令员来说，他们受当地形势的影响可能比遥远的克里姆林宫发来的指示影响更大。然而上述的时间巧合是耐人寻味的。不管违反停战协定的苗子主要是来自莫斯科还是来自当地的司令员，看来到1946下半年，俄国人很可能已肯定认为，在中国保持骚动是划得来的，即使仅仅为了使美国难堪，并在苏联的亚洲部分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保持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缓冲地带的话。(210)
不管斯大林对中国新局势的评价如何，俄国同美国在利害关系上的直接冲突，无疑在1946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中国将同德国一样成为这两个大国争夺的对象。
（五）联合国
从一个观点看来，在促使俄国于1946年5月撤出波斯北部这一点上，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211)但这一成功却使俄国同西方之间的分歧更形扩大。安理会并未使罗斯福之类的人物的希望实现，并没有成为拥有世界性权威的、由融洽一致的各大国所支持的类似政府性质的机构。相反，这个组织成了敌对宣传的论坛，有许多会议已蜕化变质，成了为法律与程序问题进行的无聊争吵。这种演变基本上影响到联合国所有的组成部分，既反映了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也促使俄国同美国日益两极分化的状态变本加厉。
在1946年的最后9个月中，安理会举行的会议都符合那一年年初所确立的形式。会上讨论了议事日程上的4个主要项目：西班牙问题、希腊问题、接纳新会员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以及军备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各方都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以求达成令人满意的妥协。相反，各大国都企图压倒对方，并在国内与国际上大造攻击敌方阵营的舆论。
1946年4月9日，波兰代表通知安理会：“佛朗哥政府的活动已引起国际摩擦，并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他要求讨论此事，并采取适当的行动。(212)接着，安理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长久的纠缠不清的辩论，在辩论过程中，俄国人及其支持者猛烈地攻击佛朗哥，而英美两国则试图缓和这个问题。最后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而把这个问题提交将于1946年11月4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审议。
西班牙问题其实并不特别尖锐，而希腊的局势却相当紧张。因此在1946年中，同其他任何问题相比，希腊事务的辩论花掉的时间最多。双方争论的第一个回合，起于苏联指控英国部队驻扎在希腊（1946年1月），(213)2月6日辩论告一段落，但希腊问题并未了结。乌克兰代表于8月24日向安理会指控，希腊政府的政策是对和平的威胁。他指责希腊当局造成阿尔巴尼亚边界事件，“其目的显然在于挑起同阿尔巴尼亚的武装冲突”。(214)乌克兰代表进一步声称，希腊人正在他们的北部迫害阿尔巴尼亚和斯拉夫的少数民族。他还断言，对于希腊政府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归根结底应由英国在希腊的驻军负责。
这个指控激起了双方关于这个问题可否列入议事日程的一场长时间的争辩。待这个问题得到肯定的解决以后，接着又就指控的实质展开了甚至更长久、更激烈的辩论。结果没有作出决议。俄国否决了英美所能接受的任何行动，西方国家也同样坚决地拒绝了俄国或其卫星国所支持的任何建议。9月20日，这一问题从安理会的议程上取消了。
同年12月3日，安理会第三次讨论希腊事务，当时希腊政府通知该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支持目前正在希腊北部进行的猛烈的游击战，从而危害到希腊的公共秩序及领土完整”。(215)这次讨论的时间较短。美国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指派一个调查委员会就地调查情况。这个提议在12月19日由安理会通过了。(216)于是暂缓考虑希腊和巴尔干事务，直到该委员会汇报调查所得的情况为止。这一步骤并不表明对抗的各大国真正达成了协议。相反，俄国人希望利用该委员会把希腊的弊政公之于世，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希望在当地搜集证据，借以证明希腊对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指控是有充分根据的。因此，这场争吵只不过是移到了新的领域里而已。
有一个事实表明了安理会中僵持的局面：该会无法批准有关国家提出加入联合国的申请。1946年8月28—29日，在考虑这项问题时，俄国人利用否决权拒绝接纳在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西方国家则以牙还牙，拒绝接纳苏联的卫星国。当天，俄国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就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外驻军提出报告，为此展开的辩论也呈现出对抗的情况。9月23日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双方唇枪舌剑，相当粗暴，当时俄国人提出，美国在冰岛和中国的驻军以及英国在希腊、印度尼西亚、埃及和伊拉克的驻军危及国际和平。英美两国的代表则愤怒地指出，如果接受俄国的建议，就漏算了俄国本身的庞大军队，而这支军队尽管实际上没有占领其他国家，却驻扎在能轻而易举地出击的距离以内。这一次，又未作出任何决议。
安理会最大的失败之一是，它未能使军事参谋团发挥作用。联合国宪章中计划成立的这个机构，是相当于战时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一种组织，其任务是协调五大国的军事政策和制定通过国际力量实现和平的计划。但是，1946年国际关系的普遍气氛使这方面的努力显然不可能取得成效。虽然军事参谋团于1946年1月25日正式组成，它却毫无成就，甚至无法就本身的议事规则取得一致意见。军事参谋团很快地从公众的心目中消失了，然而由一个国际军事委员会管辖的国际警察力量这种设想，乃是罗斯福原来计划成立联合国的观念中的精华。(217)
旧金山会议举行时，人们普遍抱着乐观的希望，但安全理事会在1946年取得的很差的成绩使这种希望化为泡影。由于各大国公开进行激烈的争辩，国际合作肯定不可能实现。然而，联合国大会却能够作出相当好的成绩。在大会开会时，各大国也互相严厉地指责和尖刻地反驳，但从1946年10月23日到12月16日，在大会第一届会议继续举行第二部分会议时，尽管俄国作梗，会议仍然取得了若干可能是重要的成就。任何大国都不能运用否决权使大会的活动陷于瘫痪。因此，作为达成国际性决议的渠道，联合国大会变得比安理会更重要、更独立，也更能发挥作用。如果安理会的成员能精诚合作，那么情况就不会如此了。事实上，各大国却公开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小国便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决定；假如它们面对的是团结一致的大国集团，那就不可能起这么大的作用了。
但在某些问题上，大会的辩论同安理会的辩论相仿，而且同样没有效果。大会详细探讨了接纳新会员国、裁军以及对西班牙的政策等问题，结果只采取了一个明确的步骤，即于1946年12月12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联合国的会员国同佛朗哥断绝外交关系。(218)大会也讨论了世界粮食匮乏、安理会中否决权的运用与滥用以及南非印度人的地位等问题，不过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已，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在组织方面却取得了比较踏实的成果。大会批准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难民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达成的协议。在这些“专门机构”中，有些是新成立的，有些是从国际联盟或战时谈判中沿袭下来的，它们都备有基金，并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有权设法逐步解决问题或增进国际协作。一个类似的成就就是建立托管理事会，并批准若干托管协定，指导过去国联管辖下的委任统治地的行政管理。
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即管制原子能的问题——在1946年这一年中始终悬而未决。原子能委员会于1946年1月24日成立，(219)6月14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美国和俄国的代表各自提出了关于国际管理与管制原子能的建议，内容截然不同，但双方完全无法达成妥协这一点，一时还看不出来。
美国人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原子发展管理局，负责管理可能具有军事用途的各项原子工作。此外，该局还有权视察和批准原子能的一切其他用途，并有责任促进旨在使原子能供和平用途的研究工作与发展工作。这项建议中有一个要点是，美国要求废除任何一国的否决权，以便在任何国家违反协议而生产原子武器时，能立即自动地加以惩罚。至于美国本身的原子弹，它们将听凭新成立的国际管理局处理，而且一俟适当的国际管制制度建立起来，美国将立刻停止进一步制造原子弹。(220)
俄国人则建议订立一项国际协定，以禁止生产或使用原子武器，并使各签字国有义务销毁已存在的原子弹。俄国人还建议成立两个国际委员会，一个主管各国原子研究的科学情报的交流，另一个防止原子能被用来危害人类。后者应拟订采取制裁的适当办法，以对付任何一个把这种新能源用于军事用途的国家。(221)
这方面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即应在国际管制实现以前宣布原子弹为非法并加以销毁呢，还是应在以后。除此之外，主要的问题似乎是，对于在军事方面制造原子武器这种行动，应采取何种制裁才能使俄国人同意。原子能委员会经过初步协商后，决定把国际管制原子能是否可行的问题交给一个技术小组去研究。后者探讨了可能用来侦察和预防在军事上使用原子能的各种方法。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后，该小组认为从技术上讲，有效的管制肯定是可能的，并提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应采取的种种方法。
这又使这项问题的讨论回到了政治舞台上。苏联会接受怎样的国际管制呢？1946年12月间，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明确地声称，由苏联政府看来，否决权应扩大到任何国际原子能管理的活动范围内，(222)而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则坚持要废除否决权，“即使只有我们赞成这种主张的话”。(223)
尽管有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见解，原子能委员会在那一年年底仍然能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其中包括实质上同美国提出的建议相仿的国际管制原子能的建议。1946年12月30日，当委员会就这份报告投票表决时，苏联和波兰的代表仅仅弃权，并未投反对票。这似乎暗示，俄国并不那么强烈地反对美国的方案，以致可能在美国建议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磋商。虽然没有达成协议，往后还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直到1947年，这一问题才陷入无可挽回的僵局，当时冷战已扩大到了苏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各个领域里了。(224)
(1) 见《概览，1947—1948年》，第11—61、268—311页。
(2) 克莱：《在德国所作的决议》，第122页。这项行动并没有立即造成任何差别，因为实际上只有“先期赔偿”开始递交了，而这类赔偿还将继续下去。见下文，原著第725页。
(3) 见下文，原著第663、685—688页。
(4) 早在1946年4月4日，斯大林便向美国大使表达了这一意见：美国已经“明确地和英国结成同盟来反对苏联了”（史密斯：《出使莫斯科》，第40页）。
(5) 参阅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向选民发表的讲话和1946年2月6日莫洛托夫的讲话〔《斯大林及莫洛托夫向选民发表的讲话》（Stalin and Molotov Address their Constituents），伦敦，苏联新闻，1946年〕。
(6) 引自弗雷德里克·C·巴洪：“大战与冷战间的苏联”（Frederick C.Barghoorn:“The Soviet Union between War and Cold War”），《美国政治社会科学院年刊》，1949年5月，第4页。
(7) 《维·米·莫洛托夫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28周年纪念日所作的报告》（Report by V.M.Molotov on the 28th Anniversary of the Great October Socialist Revolution），伦敦，苏联新闻，1945年，第28页。
(8) 《斯大林及莫洛托夫向选民发表的讲话》，第3、17页。
(9) 同上书，第26页。
(10) 《福雷斯特尔日记》，第134页。
(11) 参阅1945年8月加里宁对宣传员的一次大会所发表的讲话：“这里有人谈论说，有些人从德国回来，见到过德国村庄中的‘文化’，这种文化给他们留下了一定的印象。我们的宣传员必须揭露这种德国文化。……城市和农村中都有些几乎从不读书、实际上不大开化的人，他们只求衣服穿得时髦一些，戴上帽子，甚至穿上吸烟服，还想使用香水。他们想充作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从他们本身来看，从他们骨子里来看，他们是没有教养的。看来这是德国市民和富农的文化。这是纯外表的文化，一种空虚的文化，不了解人类心灵的深处。……这一切可能会在没有审美感的毫无经验的人们心上产生一种印象。总之，德国的标准化的生活方式是决不能蒙蔽一个有理性的人的。”（引自史密斯：《出使莫斯科》，第280页）莫洛托夫于1945年11月6日重新谈到了这个话题：“我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已摆脱掉对西方、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谄媚的崇拜。……除非你摆脱掉这些可耻的残余，否则你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苏维埃公民。”（同上书，第281—282页）
(12) 参阅多伊舍尔：《斯大林》，第555—564页；默尔·芬索德：“共产党在大战后的作用”（Merle Fainsod：“Postwar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美国政治社会科学院年刊》，1949年5月，第20—32页。
(13) 安德烈·日丹诺夫往往被认为是党内这种教条主义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不过这种见解肯定还是一种推论。
(14) 《纽约时报》，1946年3月6日。
(15) 《每日电讯报》，1946年3月14日。
(16) 据3月14日宣布，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由于“公务太忙”，将不参加在纽约为丘吉尔公开举行的一次晚宴（《纽约时报》，1946年3月15日）。
(17) 指詹姆斯·F·贝尔纳斯。——译者
(18) 1946年9月18日《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这封信。
(19) 《时报》，1946年9月13日。
(20) 有一点使贝尔纳斯—华莱士的争吵更形激烈，那就是两人都曾把自己看做罗斯福的潜在继任人。华莱士在1944年以前是副总统，贝尔纳斯则是1944年这一职务的主要候选人。后来，是罗斯福作出决定，才把这个职位给了杜鲁门的。罗斯福选定杜鲁门时，并不是在挑选一个继任人。实际上，他是在物色一个在参议院深孚众望的人，可以帮同说服该团体，赞成美国参加一个常设的联合国组织。所以华莱士和贝尔纳斯都感到自己实在是应该取代杜鲁门的。此外，每一人都代表了民主党内很重要的一派——华莱士代表自由的左派，贝尔纳斯代表南方的保守派。因此，杜鲁门同每一人的私人关系都是不易处理的。政治上，他觉得重要的是要避免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来反对他。为了这些理由，总统只是很不得已才决定支持贝尔纳斯的。
那年年初，贝尔纳斯本人曾经成为杜鲁门批评的对象〔见原著第718页注②（即本书第905页注②。——译者）〕。在同华莱士的争吵中，贝尔纳斯感到总统没有给予他应有的支持。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之间的关系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并没有好转，到1947年1月7日，贝尔纳斯怒气冲冲地辞职了。
(21) 见《概览，1947—1948年》，第153—157页。
(22) 《每日邮报》，1946年5月13日。
(23) 见上文，原著第449—452页。
(24) 见下文，原著第685—688页。
(25) 见下文，原著第690页注②（即本书第870页注①。——译者）。
(26) 见下文，原著第733页。
(27) 见下文，原著第690—693、733页。
(28) 见上文，原著第226—227页。
(29) 关于1942年1月战时生产局成立的经过，见上文，原著第125—127页。
(30) 《战时工业动员》，第1卷，第945—956页。
(31) 同上书，第1卷，第958—959页。
(32) 到这时，原来规定控制物价的那项法案行将满期。
(33) 关于对外经济管理局于1943年9月成立的经过，见上文，原著第228—229页。
(34) 有关公文的节录，可参阅《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159—162页。
(35) 写一篇有趣的论文，讨论战时商人们拥入华盛顿所造成的长远的社会与经济后果，这本是可能的。说战时私营产业的几千名领袖较为密切地接触到了政府的规章，从而打消了美国商人在“新政”的最初几年里所特具的对政府控制的某种怀疑和厌恶，这种议论似乎是有其理由的。商人们并没有同政府展开斗争和抱怨从政府办公室里发布出来的标新立异的荒唐命令。相反，他们普遍都能熟悉华盛顿官场那座迷宫的门径，并且认识到现代的政府不只是一名警察，而且是一位很好的顾客和一个软心肠的银行家。美国社会的传统领袖——商人们——同日见成熟的“新政”之间求爱的结果，可以被说成战时经验中最重要的副产品之一。
(36) 见上文，原著第511页。这个协定是以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的会谈为基础的。虽然经济专家们为欧洲胜利日和对日战争胜利日之间的那段时期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他们的努力却始终没有得到两国政府的批准〔参阅D·N·切斯特：《英国战时经济的教训》（D.N.Chester: Lessons of British War Economy），剑桥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80页〕。因此，就法律方面讲，美国在对日战争胜利后是可以立即废除租借协定，并不违背同英国达成的任何有约束力的协定。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533页）相当不公正地没有把这一点说清楚。
(37) 见下文，原著第688—693页。
(38) 英国：《1939—1946年劳工及国民服务部报告》（Great Britain: Ministry of Labour and National Service Report for the Years 1939—1946），敕令第7225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年版），第116页以后。
(39) 遣送意大利战俘回国始于1945年12月，但是他们却由德国战俘予以接替，德国战俘的遣返工作直到1946年10月才开始。英国雇用的战俘人数于1946年9月到了最高峰，总计为301 000人（同上书，第193—194页）。
(40) 英国财政部：《华盛顿谈判期间提交的统计资料》（Great Britain, Treasury: Statistical Material presented during the Washington Negotiations），敕令第6707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5年版），第5、8页。
(41) 实际数字如下：1938年，10.13亿英镑；1946年，42.9亿英镑〔英国财政部：《1946—1950年联合王国国民收入与支出》（Great Britain, Treasury: Nation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United Kingdom 1946 to 1950），敕令第8203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1年版），第31页，表20〕。
(42) 英国财政部：《1946—1950年联合王国的国际收支》（Great Britain, Treasury: United Kingdom Balance of Payments 1946—1950），敕令第8201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1年版），第5页，表1。
(43) 关于1945年的国际收支，英国政府并没有公布正式的表格。不过国际清算银行〔《第十七次年度报告》（Seventeenth Annual Report），巴塞尔，1947年版，第46页〕却提供了下列的数字：
1945年英国往来收支的逆差：8.75亿英镑
1946年英国往来收支的逆差：4亿英镑
这一估计显然同官方的记录大有出入。目前尚不清楚何以会出现分歧。大概该行是使用初步的、可能非正式的数字作出估计的。
(44) 敕令第8201号，第22页，表10。
(45)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活动和美国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一笔“油管”信贷，构成了例外，不过它们的规模是相当小的。联总交付给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救济物资据估计价值2.49亿美元，而油管信贷据估计为2.44亿美元。对比之下，单在1945年上半年，根据租借协定送交的物资据估计价值21.69亿美元。
(46) 艾布拉姆·伯格森、詹姆斯·霍顿·布莱克曼和亚历山大·厄利奇：“苏联战后的经济复兴和发展”（Abram Bergson, James Horton Blackman, and Alexander Erlich：“Postwar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U.S.S.R.”），《美国政治社会科学院年刊》，1949年5月，第53页。
(47) 对俄国工业生产的一份估计显示出了下列的变化：
（伯格森等，前引书，第59页）。
(48) 1947年3月，英国外交大臣声称，苏联单从德国获得的赔偿价值就达到了70亿美元。其他的估计全比这低，不过所有的估计必然只是猜测。参阅弗朗茨·L·诺伊曼：“苏联的对德政策”（Franz L.Neumann:“Soviet Policy in Germany”），《美国政治社会科学院年刊》，1949年5月，第174—175页；J·P·内特尔：《1945—1950年的东部占领区及苏联的对德政策》（J.P.Nettl: The Eastern Zone and Soviet Policy in Germany 1945—1950），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237—238页。如果我们把它从东欧其余地方和满洲取得的战利品和赔偿也加上去，那么总的价值就变得很大。不过任何全面的估计都似乎是不可能的。参阅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战后年代俄国的贸易”（Alexander Gershenkron:“Russia's Trade in the Postwar Years”），《美国政治社会科学院年刊》，1949年5月，第88—90页。
(49) 沃兹涅先斯基讲话的这些引文和下文的一些引文，都是引自塔斯社在伦敦以油印形式发表的《苏联广播收听稿》（Soviet Monitor），公报第7075号，第7076号（1946年3月16日，星期六）。
(50) 《关于1946—1950年五年计划的法令》（Law on the Five Year Plan, 1946—1950），伦敦，苏联新闻，1946年版，官方译本。
(51) 这并不是说，整个布尔什维克运动不是没有未来幸福的希望，不过这样一种千年的希望要永远拖下去。工业化和消除来自四周资本主义的危险的共产主义世界革命，一定得按预定的那样完成，然后幸福才能代替安全成为苏联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虽然如此，希望出现较好的情况，即使不是在这一代，至少是在将来某一代，这是能够成为一股强有力的人类动力的，而且可以有助于使原来无法容忍的情况得以容忍。看来完全有可能，马克思的一个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和睦富裕的社会的理想在俄国即使不是对几百万人，至少是对几十万人起了并继续起着这样的作用。
(52) 伯格森等人，前引书，第62页。
(53) 伯格森等人，前引书，第56—57页。
(54) 除非面临着一个有形的敌人，否则拒绝作出任何这样的自我牺牲，这也许是人性中的一个普遍的特征。因此，建立起租借办法的既是罗斯福，也是希特勒。人们可以推测，使斯大林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可以容忍的就是资本主义包围圈这个妖怪，而说服美国国会从1946年起使美国商品可以按信贷或赠送办法给予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就是共产主义这一威胁。
(55) 见上文，原著第632页。
(56) 见上文，原著第513页。
(57) 关于租借协定的终止，又见下文，附录二，原著第784—786页。《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一书里对这个问题也有所讨论，特别还提到它对英国经济地位的影响。
(58)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127页。
(59) 协定文本见同上书，第127—132页。
(60) 《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二十三号报告》（Twenty-third Report on Lend-Lease Operations），第5页。
(61) 又见下文，附录二，原著第785页。
(62) 《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二十三号报告》，第17页。
(63) 同上书，第25—26页。
(64) 这些数字都有待于随后的订正，租借协定和互助协定的账目一直要到1946年3月缔结了好几个详细的补充协定后，才终于结清（见下文，附录二，原著第786页）。
(65) 关于对英贷款的叙述，见下文，原著第682页以后。
(66)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132—134页。
(67) 《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二十三号报告》，第7页。
(68) 进出口银行成立于1934年，为促进美国的对外贸易进行贷款。它的资本是由政府提供的，贷款通常总是供作特殊用途，而且多少是按照正常的银行惯例考虑借款者在财政方面是否可靠才予以批准的。
(69) 到1946年12月31日为止，进出口银行批准的贷款总数为3 492 680 678美元。这笔数目按地理分配如下：
在这些贷款中，东欧国家占去了很大一部分，但是苏联很明显地不在其内。关于各国贷款的图表，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638—639页。
(70) 俄国没有批准布雷顿森林的协定，这象征着整个计划的失败。参加国把加入的截止日期展延到1946年年底，企图怂恿俄国人参加，但是没有成功。当然，这意味着该行和货币基金组织仅仅限于非共产主义世界，而不是世界性的金融机构。
(71) 关于1942年1月各联合委员会成立的经过，见上文，原著第129页。
(72) 罗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联合委员会》，第64—70、249—250页。
(73) 见上文，原著第132—134页。
(74) 关于有关协议的摘要，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631—635页；同上书，1945—1946年，第672—675页。
(75)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1949年9月28日宣告结束。这个机构始终没有正式解散。相反，当一些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关的军事协商的新渠道建立起来时，它便消失了。1949年9月28日的公告只不过证实了既成的事实（参阅《曼彻斯特卫报》，1949年9月29日）。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的解散大概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76) 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61—262页。
(77) 反过来说，这项改变就是在美国政府内部重申，在同外国的一切交涉中，国务院居于第一位。从另一方面说，一部分也是人的个性问题。贝尔纳斯是一个不容别人伤害到他的人，而陆军部长史汀生（1945年9月辞职）和马歇尔将军（1945年11月辞职）那样的人的去职，削弱了军方在涉及外交事务方面的工作上的威望。
(78) 李海：《我在现场》，第505页。
(79) 当然，这取消了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对丘吉尔所作的保证。见上文，原著第493页。
(80)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443页。
(81) 关于国际管制原子能的谈判的一篇叙述，见下文，原著第710—711、744—745页。
(82) 见上文，原著第314页。
(83) 伍德布里奇：《联总》，第3卷，第428、498—500页。
(84)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46页。
(85) 见上文，原著第674—678页。
(86) 这样的称谓，是因为美国政府答应给英国政府提供它所需要的总数高达37.5亿美元的贷款，但不是按一笔贷款的正常程序那样，立即把全数都转入英国的账户。这当然缩小了利息的负担，目的也就在于此。
(87) 1945年12月18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38卷，第780栏，第784栏。
(88) 同上，第779—781栏。
(8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647页。
(90) 关于这些建议的较为全面的讨论，见《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
(9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627—628页。
(92) 同美国缔结有“最惠国”条约的所有国家，都享有同等的进入美国市场的权利，就这种意义讲，美国的关税是无歧视的。另一方面，英国的关税则是有歧视的，有利于自治领和殖民地。因此，美国关税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所提出的调节国际贸易的这些建议的明白、直接的挑战，尽管美国官员们的确希望能够说服国会，降低保护关税。否则这笔对英贷款和其他贷款的偿还将是几乎或全然不可能的。
(93) 丘吉尔劝告保守党内他的追随者在这项措施上弃权。尽管如此，72名保守党员同23名工党党员和3名无党派的议员一起，投票反对接受这些条件。
(94) 《泰晤士报》，1946年4月23日。
(95) 《每日电讯报》，1946年4月3日。
(96) 例如，《观察家报》，1946年3月17日；《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3月19日；《纽约时报》，4月18日；《纽约先驱论坛报》，5月6日。
(97) 两院最后通过的国会决议的正式标题，反映出了这一阶段的辩论。它的措辞是：“参议院联合决议第138号，授权财政部长贯彻同联合王国达成的一项协定，以便进一步实现布雷顿森林会议协定法的各项目的以及其他目的。”
(98) 《纽约时报》，1946年5月16日；《泰晤士报》，5月17日。文森的讲话是由于苏联不肯坚决支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这时候苏联的这一态度刚明显地表现出来。
(99) 《纽约时报》，1946年6月18日。
(100) 见下文，原著第717页以后。
(101) 见下文，原著第725页。含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俄国冷酷无情地要求德国赔偿以及由此产生的同克莱将军的公开争吵，比任何其他单一的因素更为有力地保证了对英贷款的通过，并且关闭了美国给予俄国任何贷款的大门。斯大林的冷酷无情往往有最富于破坏性的副作用，这肯定是其中之一。
(102) 《纽约时报》，1946年7月4日；《曼彻斯特卫报》，7月6日。
(103)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6年7月8日。
(104) 《纽约时报》，1946年7月13日。
(105) 也许值得问一下，煽动美国舆论起来反对共产主义俄国，为什么远比反对纳粹德国容易。当然，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战争本身，因为战争使许多人深信，美国孤立于世界其余国家之外这种做法再也行不通了。另一个因素就是罗斯福所激发起来的理想主义：它在大战刚结束后的世界上落空，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解释为由于俄国人的罪恶阴谋的结果，而为实现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的这一理想作出努力，不可避免地要假借坚决反对同这种理想发生冲突的俄国政策的这一形式。
但是，这种情况还有其另一方面。纳粹思想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仅仅对适当的种族团体的成员具有号召力。而共产主义则是世界性的。因此，共产党对美国制度和种种实施的批评，比纳粹宣传家所能使用的任何材料都更为直接、更具有破坏力。此外，在本世纪的30年代，共产党对美国生活的批评曾经在美国知识界的某些人士中吸引了一些重要的同情者。这样，海外的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便同国内从美国内政中很有影响的地方——特别是从政府中——清除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者的政治斗争密切地混合到了一起。
根据实际政治而言，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就是那些残余的孤立主义情绪最强的集团，同时也是最为反共的集团。结果，没有一个势力强大的舆论团体可以动员来攻击旨在反对俄国和共产主义的对外政策。只有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他们人数很少，作为一支民众的力量几乎微不足道——通过一种组织的形式反对美国政策的新方向。热切地想要实现一个普遍的法治世界的罗斯福派自由人士，同保守派一起相信，俄国是对他们未来的种种希望的主要威胁，尽管这种种希望的实质有着很大的差别。
纳粹的侵略开始时，还不存在这种可以类比的混合着希望和恐惧的复杂心情来鼓动美国舆论反对希特勒。美国在30年代的政策同美国在40年代后期的政策之间的差异，必须根据这样的看法来加以理解。
(106) 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是采取这种立场的最为突出的人物。
(107) 这种政策的一个次要的，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便是1946年10月16日撤销了进出口银行给予捷克斯洛伐克的一笔贷款。这大半是因为贝尔纳斯国务卿注意到，在巴黎和会上，当俄国人提到美国的金元帝国主义时，捷克代表曾经鼓掌。倘使一个在共产党影响下的捷克政府担心由于美国的财政支持而在政治方面受到支配，那么贝尔纳斯就决定不让他们担心，因而取消了这笔贷款（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43—144页）。
(108) 这个答复多少是不够坦率的。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反对一种给予俄国贷款而不附带可以（用哈里曼大使的话来说）“保护美国重大利益”的条件的政策（《福雷斯特尔日记》，第41页）。
(109) 见上文，原著第665—666页。
(110) 《纽约时报》，1946年3月1日、3月3日、4月21日。要人相信这种说法看来是困难的，然而根据任何其他的理由都无法解释财政部长和其他人士在1946年开头的那几个月里公开发表的讲话，说美国政府并没有收到俄国关于一笔贷款的要求。战时行政机构的迅速撤销和对外经济管理局这样一个机构中重要成员的迅速重返平民生活，是可以说明这样一个惊人的疏忽的惟一理由，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俄国人是怎样解释美国的行动的。很可能，对外经济管理局的某一官员因为根本不喜欢给俄国贷款的计划，悄悄地把有关的文件藏在公文夹里，而没有通知接管的人员有这么一份公文。
(111) 关于俄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的叙述，见玛格丽特·迪尤尔：《苏联同东欧的贸易，1945—1949年》（Margaret Dewar: Soviet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1945—1949），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1年版。
(112) 《华尔街日报》，1946年3月18日；《纽约时报》，3月20日。附带的其他条件，至少美国建议的是：俄国应坚决支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阅《纽约时报》，1946年4月21日）。
(113) 《纽约时报》，1946年4月20日及21日。
(114)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6年5月9日。
(115)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6年7月19日。
(116) 《曼彻斯特卫报》，1946年10月30日。
(117) 见《概览，1947—1948年》，第22页。
(118)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93页。这并不意味着这位美国国务卿排除非正式地磋商有关占领日本的安排。事实上，他希望能说服贝文与莫洛托夫同意设立盟国咨询委员会，那是美国政府在8月份建议的。见上文，原著第641页。贝尔纳斯还想提出另一项建议：签订一项条约来保证日本长期非军事化，美国政府将参加缔结这项条约（见贝尔纳斯：前引书，第231—215页）。
(119) 菲利普·E·莫斯利：“缔造和平，1946年”（“Peace-Making, 1946”），载《国际组织》，1947年2月，第1期，第23页。
(120)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98—99页。
(121) 目前还不清楚贝尔纳斯是否认识到真正关键性的问题。他完全无法理解俄国的态度与疑虑，这一点从他自己在《坦率的话》中的叙述就看得很清楚。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事例。1945年12月22日，当贝尔纳斯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时，他提到同莫洛托夫很难就巴尔干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贝尔纳斯叙述自己当时曾这样说，“解决这个问题并着手拟订各项和约是极其重要的，为的是我们可以给予那些国家经济援助。”（同上书，第116页）我们几乎不能想象还有什么论点比这种说法更难说服斯大林了。他一定认为贝尔纳斯这番话的意思是：“我们必须签订和约，以便利用罗马尼亚的油井和芬兰的镍矿重新进行资本主义剥削，”可是贝尔纳斯却显然认为，由于东欧人无法得到联总的援助，也不能得到其他形式的国际救济，他们这种困境会使斯大林感到忧虑，因而使他急于想得到美国的帮助，以解救这种苦难。贝尔纳斯的思想是非常狭隘的，他不善于领会俄国人的思想方式，正如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不能理解美国人的心理，即后者在对待国际谈判时特有的那种理想主义和利己主义混合在一起的心理。在1945年到1946年间，把达成国际和解的任务委托给贝尔纳斯、贝文和莫洛托夫这样的人实在是不幸的，因为他们各自都具有根深蒂固的狭隘民族心理。
(122)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00—101页。在伦敦举行外长会议期间，贝尔纳斯曾提出建议，指派一个三国委员会，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提出意见，以扩大它们的政府，并改进那些国家中公民自由的条件（同上书，第117页）。正是诸如此类的建议使得莫洛托夫认为，英美两国正对俄国在东欧的地位发动外交攻势。
(123) 罗伯茨：《罗马尼亚》，第301页以后。
(124) 其实，我们很难期望从东欧那些农业国家的社会结构中能产生民主政府，如果所谓民主政府意味着像英国、法国或美国那样的政府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人努力想把民主的宪法输入欧洲的农业国家，但没有成功。对于那些国家的政体来说，新式的西方“服装”并不合身。只要大多数居民坚持认为官僚机构是他们天然的敌人（这种看法是有充分理由的，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那就永远不能期望西方方式的宪法能适合那些国家的政治现实。英美对东欧的政策中这个更为严重的进退两难的状况在希腊反映得很清楚，那里的代议制政体便不足以创造出这一事实。然而，大体上说来，希腊比东欧其他国家提供了更有利于西方政治制度发展的条件。
(125) 根据菲利普·E·莫斯利的记载，斯大林曾在波茨坦声称，“在这些〔东欧〕国家的任何一个中，通过自由选举而成立的政府将是反苏的，我们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在以后的谈判中，俄国人显然没有再讲过这样坦率的话。见菲利普·E·莫斯利：“同俄国对峙”（“Face to Face with Russia”），外交政策协会，《要闻专辑》（Headline Series），第70期，1948年7—8月，第23页。
(126) 原文如此，应为1945年。参阅本书附录一，表中第一次外长会议（伦敦）召开日期为1945年9月11日至1945年10月2日。——译者
(127)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02—106页。
(128) 同上书，第107页。
(129) 埃思里奇也调查了希腊的情况，那里的事态表明，要使有关各方都同意举行选举是出乎意外地困难。
(130)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15页。
(131)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共产党人或许打着如意算盘，一心认为可以通过相当自由的选举来保持以至巩固他们的权力。斯大林可能被他们的汇报蒙蔽住了，因而后来这两个国家选举的实际结果使他大吃一惊，十分懊恼。不过像哈里曼大使这样一位目光非常尖锐的观察家，却认为俄国人之所以不再拿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议定书作为同西方合作的基础，是由于斯大林发现了东欧人对红军的敌视，同时也由于他越来越认为美国和英国是软弱的（《国会记录》，1951年8月27日，第A5670—A5671页）。
(132)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08、216—217页。
(133) 麦克阿瑟的这种态度主要反映了他的专横跋扈的性格，但也是美国由来已久的军政分离的军事传统所造成的。如果有人根据占领日本是一项军事行动这一前提来看，那就可以争辩说，普通的文官应服从军人的指挥，而不应具有超过军人的制定政策的权力。他们利用这样巧妙的诡辩，就能用军事艺术囊括政治与经济，但这是对原有论题的奇怪的颠倒。另一方面，驻德国的美军将领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希望尽快把占领区行政管理的任务移交给高级文官，不过贝尔纳斯却坚决拒绝接过这项任务（参阅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441页；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44页）。
(134)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11页。
(135) 关于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官方报告，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合编：《美国对外政策十年，1941—1949年的基本文件》（U.S.A.,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U.S.A.,Department of State: 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41—1949），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50年版，第58—66页（本书以后引用时简称《美国对外政策十年》）。又参阅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11—115页。
(136) 《美国对外政策十年》，第60页。
(137) 同上书，第62页。
(138) 麦克阿瑟于1945年12月30日向报界发表了一项特别声明，公开讲明他对这项新规定的意见。他说他在10月31日便告诉贝尔纳斯，他不能接受这项计划，还说后来也不曾同他磋商过，但不管怎样他将“尽力使这项计划能够行得通”（《纽约时报》，1945年12月31日）。
(139) 《美国对外政策十年》，第64页。
(140) 《美国对外政策十年》，第64—65页。
(141) 保加利亚政府之所以没有扩大成员，可能是由于希腊政府拒绝吸收共产主义阵线（希腊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1946年1月8日，上述阵线的一个代表团要求组成包括他们在内的代议制的希腊政府，但遭到拒绝。4天后，保加利亚政府吸收反对派的谈判就中断了。这个巧合至少是耐人寻味的。
(142) 杜鲁门声明的全文载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799—800页。
(143)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26—228页。
(144) 《美国对外政策十年》，第63—64页。
(145)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22页。
(146) 《美国对外政策十年》，第63页。
(147) 见上文，原著第649页。
(148) 《美中关系》，第123—124、596—598页。
(149) 同上书，第122、147—148页。
(150) 关于这一问题，有几个美国人曾在不同时期相继询问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赫尔利在1944年8月，霍普金斯在1945年5月，贝尔纳斯在1945年12月），两位苏联领导人回答时都这样说（参阅《美中关系》，第72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902页；英国版，第2卷，第891页；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28页）。
(15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548页。
(152)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22、267—268页。
(153) 见下文，原著第744—746页。
(154) 见上文，原著第365—366页。
(155) 更详尽的叙述，见《概览，1939—1946年：1945—1950年的中东》（Survey for 1939—1946: The Middle East, 1945—1950）。
(156)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18—121页。
(157) 关于联合国在1946年的活动，适当的摘要见《国际组织》，1947年2月，第1卷，第46—116页。
(158) 在选出的非常任理事国中，埃及、墨西哥和荷兰任期为一年，澳大利亚、巴西和波兰任期为两年。
(15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858页。
(160) 《纽约时报》，1945年12月21日和22日。
(161) 见上文，原著第627页。
(162) 克莱将军（《在德国所作的决议》，第106—119页）提供了某些颇为有趣的侧面情况，有助于说明该委员会制定德国工业水平计划的工作。关键性的数字在于钢的生产量。钢的年产量被定为750万吨，是俄国所提出的450万吨同英国所提出的900万吨这两个数字的折中数字。说来奇怪，美国国务院同美国在德国的管制当局也意见不一，国务院建议把德国钢的产量限制在350万吨，比克莱将军认为恰当的数字（780万吨）要少一半以上（同上书，第108页）。看来在1945年12月，当这个问题引起辩论时，主张对德国执行一项像摩根索计划那种政策的人在国务院中仍然很活跃。
(163) 见下文，原著第724页以后。
(164) 该委员会同麦克阿瑟交换的信件载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280—283页。
(165)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24、251页。
(166) 1945年12月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刚结束，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的关系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似乎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既在制定政策的方式上，也在这种政策要达到的直接目标上。
在杜鲁门就任总统后的头几个月中，他几乎把外交事务完全交给贝尔纳斯去处理。贝尔纳斯毕竟是罗斯福的一个亲信与副手，而杜鲁门以前完全无权过问大事。因此贝尔纳斯可以很恰当地自称为老手，比杜鲁门更善于贯彻罗斯福的政策。新上台的总统显然同意放手让贝尔纳斯去干。
然而，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贝尔纳斯没有向杜鲁门报告他同俄国人谈判的协议，而是在达成以后才告诉了他。这使杜鲁门很恼火。当贝尔纳斯返回华盛顿后，总统训斥他擅自作主，不向上级请示，并批评了他同俄国人达成的某些妥协。关于这件事的经过，根据杜鲁门个人的看法，有一篇半官方的叙述，见威廉·希尔曼编：《总统先生——初次发表的哈里·S·杜鲁门的日记、个人书简、文件以及接见记者时透露内情的谈话》（William Hillman, ed.: Mr.President: the First Publication from the Personal Diaries, Private Letters, Papers and Revealing Interviews by Harry S.Truman），纽约，法勒、斯特劳斯和扬，1952年版，第21—23页。
此后，我们似乎很有理由揣测，杜鲁门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方面起了较为积极的作用，而贝尔纳斯同莫洛托夫打交道的全权则相应地削弱了。此外，看来也很清楚，为了妥协而妥协的政策已经被放弃了。用杜鲁门自己的话来说：“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再妥协。我对于娇纵苏联人的做法已经厌倦了。”（同上书，第23页）
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种新调子，它标志着罗斯福那种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力求同斯大林达成谅解的做法已被放弃。这并不意味着，假如罗斯福在世的话，他本人就不会这样做；这也并不是说，杜鲁门始终坚决地保持着他对擅权的国务卿一时恼火之下所采取的那种立场。事实上，如同我们知道的那样（见上文，原著第659页），直到1946年9月间，当撤掉华莱士在内阁中的职务时，谋求同俄国人妥协，至少满足他们的一部分要求的这项政策，才更明确、更公开地被抛弃了。
(167)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25、129页。
(168) 见下文，原著第724页以后。
(169)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31—137页。
(170) 乌克兰、白俄罗斯、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一贯支持苏联。
(171)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39—149页。
(172) 外长会议的第三次会议是同联合国大会同时进行的，联大于10月23日开幕。
(173)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50—154页。
(174) 见上文，原著第698页。
(175) 该草案已于2月间送交英、法、俄三国政府，以供非正式的考虑。
(176) 该条约全文载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205—208页。
(177)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71—173页。
(178) 同上书，第174—175页。
(179) 《莫洛托夫论德国的前途》（Molotov on the Future of Germany），伦敦，苏联新闻，1946年版，第7页。莫洛托夫于1946年7月9日发表的声明的英译本（见本书原著第726页）。
(180) 克莱：《在德国所作的决议》，第122页。某些工厂已指定先期运往俄国，它们不受克莱决定的影响。
(181) 《莫洛托夫论德国的前途》，第3—8页。莫洛托夫重新提到俄国应从德国的赔偿中获得100亿美元这一数目。这当然是回到了俄国人以前在波茨坦被迫放弃的立场。他还委婉地声称，俄国有权从当时德国生产的物资中得到赔偿，而以前在波茨坦，俄国人也放弃了这个要求，而赞成拆迁一部分重要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俄国人已完全不想同西方国家在德国合作，莫洛托夫的声明是要在国际上为俄国拒绝订立非军事化条约辩护。他特别企图获得法国舆论的同情，因为后者自然同情要德国付出巨额赔偿的要求。当时在巴黎的美国官员认为，莫洛托夫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增强法国共产党人的地位（克莱：《在德国所作的决议》，第127页）。
(182) 见上文，原著第716页。
(183) 《莫洛托夫论德国的前途》，第9—13页。
(184) 同导致德国工业水平计划的谈判中俄国的立场相比，莫洛托夫的声明当然是令人惊奇的。那时在谈判的过程中，俄国人曾迫切要求降低德国钢的总产量，而其他大国则认为这样做是不切实际或不可取的。然而，认为俄国立场之所以前后矛盾，仅仅是由于它力求获得德国的支持与同情，并使西方国家难堪，那也许是错误的。俄国人发现，取得德国的生产资料作为赔偿、拆迁工厂以及把机器运往东方，并不能很有效地为俄国经济迅速获得亟需的物资。因为在运输中，机器易于损坏，又不能使拆迁的工厂在俄国领土上及时开工，即使其他问题，诸如劳动力、电力与原料的供应等等并不妨碍或阻挠工厂恢复生产。
西方当局认为，俄国对德国东部占领区的政策是在1946年4月或5月变更的。它不再进一步拆迁德国工厂，而是使它们在原地为俄国市场生产。英美当局除了获悉其他情况之外，还得到报告说，东德于1946年生产了大量军火，这种做法是违反波茨坦协定中非军事化条款的（克莱：《在德国所作的决议》，第128页；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77页；内特尔：《东部占领区及苏联的对德政策》，第204、208页以后）。
显然，俄国的新政策在德国将比以前较得人心，因为这意味着不再拆迁工厂，并保证德国人就业。
莫洛托夫于7月10日公开发表的声明，是这项政策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如果俄国要使德国为它的需要而生产，那就不必再对德国生产加以限制。同时，一个统一的德国将能供给更多的产品。这样的安排对俄国人和德国人都有利，尤其因为大多数德国产品是同英美出口商品竞争的，并且俄国和东欧能为德国提供粮食与重要原料以换取制成品，如果在政治上决定这样做的话。这种政策将使希特勒梦寐以求的一个“大经济区”以相反的形式实现，即在政治上主宰的是俄国，而不是德国。
由于俄国可能得到这些利益，上述建议将损害西方国家的政治利益，这一点在莫洛托夫心目中可能几乎只是附带考虑到，虽然并不是不受欢迎的一点。
(185) 克莱：《在德国所作的决议》，第130—131页。
(186) 克莱：《在德国所作的决议》，第163—173页；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95—197页。协定全文载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218—221页。应该承认，美国政府承担义务来弥补德国外贸赤字的一半，这就使英国减少了以前由它的财政部负担的某些支出。由于英国占领区的工业水平要高得多，外贸赤字比美国占领区为大。因此据估计，1947年美国占领区的赤字将达2亿美元，而英国占领区的赤字则将达4亿美元。根据这项协定，美国政府承担约3亿美元的补助金，假如英国接受了谈判中美方代表起先提出的双方分别弥补各自占领区内赤字的原则，美国就能少出1亿美元。
(187) 见上文，原著第625页。
(188) 克莱：《在德国所作的决议》，第132页。
(189) 同上书，第133—139页。
(190)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87页。
(191) 见上文，原著第532、548、610页。
(192) 那时在华盛顿，由于华莱士在9月12日发表的演说，他同贝尔纳斯的争执也正在变得众所周知了。见上文，原著第658—659页。
(193) 见上文，原著第626页。
(194) 然而贝尔纳斯的大胆的声明却并没有有效的武力作为后盾。到1946年9月，驻德国的美国部队几乎已完全丧失了战斗价值，因为其中大都是行政人员。例如，仅仅在斯图加特声明发表的3天以前，美国海军部长曾发表意见说，万一俄国发动进攻，“最重要的问题”将是设法从德国撤出美国的陆军部队（《福雷斯特尔日记》，第198页）。
(195) 这篇讲话的全文载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210—218页。
(196) 见《概览，1947—1948年》，第14页。
(197) 见上文，原著第663页。
(198) 见上文，原著第701—702页。
(199) 《福雷斯特尔日记》，第157页。
(200) 奥地利内部发展中的一项重大变化就是占领该国的四大国在1946年6月28日建立了一个新的管制机构。有关文件载于《美国对外政策十年》，第614—620页。根据文件中的条文，奥地利政府有权制定全国必须遵守的法律，除非管制委员会成员一致投票决定，否则不能单独否决这些法令。因此，在德国使盟国的努力完全瘫痪的一致通过的原则，在奥地利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参阅菲利普·E·莫斯利：“同奥国签订的和约”，《国际组织》，1950年5月，第4卷，第221页。
(201) 该代表团的全名是盟国观察希腊选举代表团。它标志着美国官方对希腊事务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1946年春天以前，美国官员和公众都倾向于批评英国在希腊的所作所为，认为含有帝国主义的色彩。但在这次选举以后，美国政府感到不得不保卫希腊政府合法的民主制度，因而对于俄国抨击上台的“法西斯—保皇派”有反感。
(202) 这段陈述是根据作者从1944年到1946年在希腊居住期间以及1947年春季访问该国时的见闻。至于俄国在幕后策划恢复希腊游击战的情况，那是无法提出证明文件的，除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知情者。我们不应当排除一种可能性，即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希腊的共产党人的愿望，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重大决策也许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如果俄国人愿意的话，他们本可以阻止在希腊重新进行游击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实际上他们不会对这种行动感到遗憾，因为游击战将给英国人和“法西斯—保皇派”的希腊政府制造新的麻烦。关于英国驻希腊部队的不法行为的传说，以及经常被渲染的希腊政府所容许的腐败情况，都为俄国人提供了很有利的宣传材料，可以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传播。他们能有效地利用希腊事务来使人们忽视共产党在东欧的活动。况且，俄国人可能这样盘算：游击运动或许会使英国人十分沮丧，促使他们撤走，从而为共产党在希腊的胜利铺平道路。事实上，在1947年最初的几个月中，实际的事态发展几乎就是这样，当时英国政府断定，为维持它们自己的以及希腊政府的部队的代价太大了，无法再使财政部担负下去。
如果能够确切地知道俄国是在什么时候决定在希腊恢复游击战的，那是饶有意味的。发现有游击队活动的第一批报道，是在1946年5月底传到雅典的，但有一段时间，似乎这个运动并不是有组织的。可以设想，派希腊游击队回到山区活动的决定，必然是在雅典得悉这个消息的几星期以前作出的，这就使作出这项决定的日期为1946年5月初。如果这一推论是有道理的话，那么这是最有意味的迹象之一，它表明俄国政策大约就在这时起了变化。俄国人不再进一步力求同西方合作，而开始不择手段地想用欺诈的谋略挫败西方国家，使自己占上风。实际上，在希腊恢复游击战可能是俄国的一种报复手段，是针对西方国家5月初暂停运交德国的赔偿物资而采取的措施。
这种局势的另一方面是，乌克兰于1946年8月向安理会指控希腊政府。这一行动很可能是为了在游击运动变得臭名昭著之前，先发制人地损害希腊政府的国际名声，使游击战显得仿佛是人民在无法忍受的暴政下举行的起义，而不是一个由外国策划和秘密干预的结果。
(203) 见下文，原著第742—743页。
(204) 《国务院公报》，1947年3月23日，第534—547页；《文件，1947—1948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Documents （R.I.I.A.）for 1947—1948〕，第2—7页。关于杜鲁门主义，见《概览，1947—1948年》，第14页。
(205) 英国：《印度——内阁代表团与总督阁下的声明》（India, Statement by the Cabinet Mission and His Excellency the Viceroy），敕令第6821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6年版），第8页。
(206) 敕令第6821号，第9页。
(207) 见上文，原著第709页。
(208) 杜鲁门声明的全文载于《美中关系》，第689—694页。以上的叙述系根据同书第149—216页。
(209) 某些有关的美国官员也承认这种进退维谷的状况；参阅《福雷斯特尔日记》第111页记载的魏德迈将军的话。
(210) 根据卡利诺夫的说法（《苏联元帅演讲集》，第132—133页），在“战后”某个时候，俄国曾秘密地派谢苗·铁木辛哥元帅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去训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211) 见上文，原著第713页。
(212)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文件S/34（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Document S/34），1946年4月10日。
(213) 见上文，原著第714页。
(214)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官方记录，第一年，第2辑，补编第5号》（Official Records, First Year, Second Series, Supplement No.5）,文件S／137。
(215)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官方记录，第一年，第2辑，补编第11号》，文件S／203。
(216) 同上，《补编第28号》，第700—701页。
(217) 见上文，原著第356页。
(218)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s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39（i）, 1946年12月12日，第63—64页。
(219) 联合国：《官方记录，第一部分，大会第一届会议，全体会议，1946年》（United Nations: Official Records, First Part, First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Plenary Meetings, 1946），第258—259页。又见上文，原著第710—711页。
(220) 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官方记录，第1号》（United Nation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Official Records, No．Ⅰ），1946年6月14日，第10—13页。
(221) 同上，《第2号》，1946年6月19日，第26—29页。
(222) 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官方记录，第10号》，1946年12月30日，第143—148页。
(223) 同上，《第7号》，1946年12月5日，第89—92页。
(224) 见《概览，1947—194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