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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章
从“火炬”到德黑兰：盟国夺取战略主动权
（1942年11月—1943年11月）
第一节 大战的转折点
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直到1942年秋季，德国和后来的日本曾享有战略主动权。它们有能力去选择攻打的时间和地点，并且也因此挣到了军事上和心理上的极大优势。
但是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这6个月却带来了根本变化。盟国接连地在一个又一个战场上成功地把主动权从轴心国军队手里夺了过来，从而赢得了一系列的辉煌胜利。这些胜利凑在一起，就清楚地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虽然德国和日本的反抗本来是顽强的，但是经过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阿拉曼以及“火炬”和斯大林格勒等战役的失败，尤其是这时德国潜艇击沉舰只的速度已赶不上盟国建造舰只的速度，胜利之属于盟国已经没有多大疑问了。除非大联盟破裂，才会严重地危及它的胜利；认识到这一点，确乎有助于在俄国方面和英美方面使盟国间的分歧保持在容易处理的限度以内。
盟国第一次采取主动是在太平洋战区。1942年8月7日，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登陆。瓜达尔卡纳尔是所罗门群岛最南面的一个岛。结果是一场剧烈而持久的战斗，美军在这次战斗中只能慢慢地占得优势。1943年1月晚些时候，日本人发觉把部队留在那里代价太大，就开始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到2月9日，美军才占领了全岛。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开始后不过数星期，在该岛往西约800英里左右，美澳联军先把日军给拦住了，随即艰苦地开始将日军逐出新几内亚。
这两个战役是在极端困难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进行的，它们为次年在太平洋作战树立了榜样。目前出现了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在所罗门群岛，美军经过一系列作战，迫使日军通过群岛海域北移；第二条战线是在新几内亚，美澳联军在这里历尽艰辛地攻克了北海岸。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两处，都以陆上基地起飞作战的空军力量为关键性重点。在新几内亚，军队的运输和给养，都依靠空运，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这样可以克服山区丛林没有公路所造成的某些给养上的困难。不过这样依靠空运来维持的部队，在数量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马来亚沿海所发生的“击退”号和“威尔士亲王”号事件以后，没有盟军战斗机掩护，任何舰队都不准备冒险闯入敌方陆上飞机航程内的海域，因此美澳联军的挺进就不得不为从占领基地起飞作战的战斗机的有效航程所限制。在太平洋的辽阔空间，以这样的规模前进，必然只能非常缓慢地向前移动。东京真是远在天外了。
在中太平洋并没有什么可供歇脚的岛屿能把夏威夷与马绍尔群岛及加罗林群岛的日军根据地连接起来。因此也不能对进攻日本这一扇形防御地区的战斗提供以陆上为基地的空军掩护。在美军可以直接进窥东京之前，必须建立一支舰队以对付由陆上基地起飞的飞机并击破海岸的防御。这就意味着，首先要建造空前数目的航空母舰，此外，还得建造一批运输供应和补给的船只、登陆艇、水陆两用坦克和标准战斗舰等，而建成这样的舰队就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只是在1943年11月20日袭击塔拉瓦及其邻近的吉尔伯特群岛的环状珊瑚岛后，才证明一支没有陆上飞机直接支援的水上部队也可攻破日军防线。塔拉瓦的攻占，标志着横渡中太平洋对日军作一次新的主力攻击的开始。在此以前，中太平洋的海洋距离保护了日本的前哨，而把实际的战斗局限于遥远的西南部。
1943年缅甸的军事局势，同中太平洋一样困难，因而对日军不能有任何成功的进攻。山脉和丛林把驻在印度和中国的盟军地面部队与驻在缅甸的日军给分隔了开来，而正规的补给方法也不能应付地势和气候的困难。（每年5月到10月，雨季的暴雨使得军队简直无法行动），只有放弃正常的交通线，大规模利用飞机来运送部队和给养，才能对驻在缅甸的日军作有效的攻击。一直到1944年方始这样做了。除严重的军事困难之外，还有重大的政治障碍，阻挠盟军在缅甸作战成功。(1)在面临重重困难和障碍的情况之下，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因素在整个1943年中使得盟军在缅甸前线的战斗毫无效果。
事实上，1943年中只有较少量的部队在对日军实际作战。大联盟的主力是对准德国及其同伙的。地形和距离没有像对日作战那样成为障碍。而且根据美国的决定和英俄的需要，德国已成为主要的目标。
德军第一次受到重大而无可挽回的挫败是在埃及沙漠里。1942年10月23—24日午夜，英军第八集团军从它在阿拉曼的阵地发动进攻。10天后，德军开始向西作长距离退却而把参加作战的大部分意大利军队遗留下来。由于补给组织得法，以及从轴心国收回的港口迅速重开，使第八集团军能够沿北非海岸紧追隆美尔的部队达数千英里。11月12日重新占领托卜鲁克；8天后，英国军队再次进入班加西。一个月后他们越过了奥格拉向前推进，在早些时候，他们曾两次被卡住在这个地点不得前进。1943年1月23日第八集团军进入的黎波里港，此后不久就进逼突尼斯边境上的马雷特防线。
虽然这次战役由于在沙漠中给养困难，双方参加的人数并不很多，但第八集团军在这次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是极为重要的。它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如果拥有足够的大炮和空军优势，以及新型的英美坦克，那么德军的坦克还是可以击败的。这次战役在政治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对意大利士气产生了影响；(2)在心理上，最后获得伟大胜利的消息鼓舞了英国公众，并且也给英军增加了新的信心。
阿拉曼战役开始两星期后，1942年11月8日英美联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在阿尔及利亚境内仅仅遇到有名无实的抵抗，在24小时内便告结束。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法军战斗的时间比较长些，但是11月11日，在登陆后刚3天，法军就停止了抵抗。于是这个战役便变为一场直奔突尼斯的赛跑，德军在英美联军进袭的48小时内，已开始派遣飞机并派遣部队在突尼斯登陆。英国第一军带头向突尼斯推进。但由于道路泥泞，缺乏强大的空军支持以及德军的抵抗等，致使进程始则减慢，继则完全停止了。但是直到12月24日艾森豪威尔才放弃早日进入突尼斯的希望。冬季的那几个月使德军有机会在突尼斯增强他们的军队，所以英美法联军在春季恢复攻势时，发现有一支庞大可怕的军队在和它们对抗。可是地中海的海、空军袭击，严重地干扰了德军的补给。老练的第八集团军在4月里成功地绕过了马雷特防线后，使突尼斯盟军的力量加强了。最后的猛攻，迫使北非德意军队于1943年5月13日全部投降。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俘虏达25万人以上。
远在北非战役结束之前，德军在东方受到了更为惨重的挫败。恰恰是盟军在北非登陆的11天之后，俄军在其前线南部展开一个攻势，1942年11月19日以强大的兵力进攻了斯大林格勒的南北两面。经过4天的迅速推进，俄军成功地包围了为夺取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城而长期作战的德军。当突围也许还有可能时，希特勒为了保持威望，拒绝批准撤退。相反，德国人试图组织援军从西面冲破俄军的包围圈。德军的反攻开始于12月12日。经过猛烈战斗后，德国援军被卡住在距离袭击斯大林格勒而被围的德军大约不到22英里的地方。俄军展开新的合围攻击，迫使德国援军急速向西撤退，以免军队在斯大林格勒遭到被切断的命运。同时，德军开始撤出他们在夏季曾经蹂躏过的高加索北面那个地区。战线不断地向罗斯托夫（1943年2月14日收复）和哈尔科夫（1943年2月16日收复）西移。德国的迟迟撤退注定了纳粹军队在斯大林格勒的命运。1943年2月2日德军投降。的确，这次战役以德军发起的一次迅速回击告终，这导致德军于3月12日一度重新占领哈尔科夫；(3)但这不过是俄国人在取得第二个冬季战役的伟大胜利之后的一个小小的挫折罢了。
红军给了德军一个永远恢复不了的打击。德军再也不能盼望军事上获得全面胜利了，除非有某种革新的秘密武器突然之间改变了力量的对比。一面是俄军士气高涨，另一面是德军士气消沉。胜利似乎定局了。进一步说，这将是俄国的胜利，因为西方盟国对俄国的成功，贡献不甚显著。在1942年夏季和秋季，运送给养的工作迟延不前，(4)直到1943年才有大量的武器、食品和军事运输工具从西方调来，用以供应俄军日常的给养。间接方面，在北非牵制着德军的一部分力量，在西欧拖住德国的其他后备部队，英美的作战努力对于俄国战争的进程，当然是有很深影响的。可是对于这一层，俄国的公众，甚至还有俄国的最高统帅，都自然而然地把它低估了。
阿拉曼、“火炬”，还有斯大林格勒，每一个战役都狠狠打击了德军；而在战胜德国潜水艇这方面，打击也未见得小。这个战斗的胜利是1942年下半年和1943年最初几个月在大西洋上和美国造船厂里取得的。1942年8月以前，盟国船舶的损失超过新船的建造。但建造速率迅速上升，而损失则从1942年6月所出现的战时最高峰开始下降。结果建造的新船到1942年8月就第一次以很小的差额超过了船舶的损失数。从此以后，差额逐渐扩大，只有在1942年11月由于“火炬”和瓜达尔卡纳尔进攻战才有了不寻常的损失，使平衡暂时逆转。尽管在1943年头几个月有空前多的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活动，但这次仍然获得了成功。到1943年8月，吨位平衡已有更为巨大的转变，新增加的吨位合计起来要超过由于各种原因而损失的吨位的9倍。(5)
这个伟大的胜利，除了美国造船技师们的功绩以外，主要地可以说是，由于使用了装有雷达的侦察机。到潜艇浮出海面给电池组进行再充电的时候，这种侦察机就能够对潜艇进行骚扰。这些飞机与其他反潜艇武器相互配合，能有效地挫败潜艇的攻击，结果使英美军队横渡大洋的机动性稳步上升了，给养和部队也能以日益扩大的规模被输送到需要的地方去了。英美对德国的大举进攻，只是一个时间和准备的问题了。
当盟国在战争中赢得了战略主动权后，它们之间的那些合作问题就呈现出种种新的形式来了。最重要的转变是出现在英美与俄国的关系上。在俄德战争的最初18个月中，英美两国领导人都认为红军可能被击败或者被迫撤至遥远的东方，那里的工业基础极差，会使俄军的反攻力量相对地削弱。等到经过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及俄军胜利地挺进到乌克兰边境的顿涅茨河之后，局面改观了。俄军证明他们自己有能力作大规模的反攻，尽管他们受到过种种损失。苏联的力量远远超过了西方的将军和政治家以前的估计；当胜利已经在望，关于俄国在战后世界所占份额的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了。早先预计的解决办法中认为苏联不过是英美的一个顺从的伙伴，待它的西方盟国胜利以后，恢复它的战前疆界，这种办法已经变得荒唐可笑，不能适用了。目前所需要的是苏联领导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在整个1943年中，美国人和比较不那么积极的英国人试图同俄国人取得一致意见，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战后积极合作的基础。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以及1943年11月底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德黑兰会议都是这些企图的首批成果。
战后问题的出现并不能冲淡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更为迫切的军事问题。众所周知的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而引起的激动，仍然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俄国人在1941年就要求开辟第二战场，1942年他们得到一半的允诺，斯大林和他的同僚希望在1943年能实现。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俄国人必须等到1944年。导致这种延搁的那些决议，在俄国是不受欢迎的，但鉴于军事发展情况颇有希望，而且由西方国家交付给俄国的供应品数量在日益增加，这才防止了公开的破裂。
英美在非洲取得成功以后，接着就产生了一个迫切的军事问题：从此地又往哪里去？有两条路可供他们选择：一条路是利用突尼斯作为攻击西西里和意大利的跳板，从那里可以进而攻击巴尔干（也许同土耳其合作）或者进而攻击法国南部；另一条路是将兵力集结在英国，进击法国北部，以期用势不可挡的力量一举打垮德军的兵力。英美的人力物力不许可一下子双管齐下，这就必须作出某种选择。
这种选择因其他战场的需要而变得更为复杂。特别是中国正处于危险状态，需要有力而迅速的援助。美国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反复试图布置一个战役来收复缅甸北部，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陆路交通。不过，亚洲战场也有各种战略可供盟国选择。可以在缅甸和马来亚的日本驻军后方成功地登陆，切断其与本国基地的联络。特别是收复新加坡或苏门答腊就可以切断为日本驻军运送大量补给品到缅甸去的惟一海道。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如果成功的话，也许使收复缅甸成为一件相对地容易的事情。似乎还有第三个可能性。如果有一支由印度空运供应的强大远程轰炸空军能集中到中国本部，那就有可能去轰炸日本，并可制止日本船舶通往黄海。能做到这样，就能刨掉日本帝国的主根，并能一击而切断亚洲和太平洋的所有日本驻军同本国的联系。但是在亚洲恰恰像在欧洲一样，也必须作出一个选择。样样事情不能同时去做，再说，亚洲的决定会影响欧洲的决定，反之亦然。
太平洋的进攻战没有做到同样的平衡。这个战场是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管辖的，无须英国直接参与战略决定。对太平洋战区的给养和人力分配，当然有其关键性的重要意义，在作出这些决定方面，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与总统和首相都有最后发言权。但是实际上，太平洋是美国海军的特殊管区，海军必须对付所有参加华盛顿“战斗”的人，以取得分配给太平洋战区的人员和物资。可以这样说，分派给太平洋的份额是绝对的。的确，英国往往认为同意美国海军的要求是一种勒索性的支付，因为这样才能把金海军上将留在盟军司令部中。(6)分派给俄国的给养也是出于大致相同的情势，虽则俄国人并不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因为他们没有美国海军那种左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势力。只有从盟国资源的总数中减去太平洋和俄国的分配额以后，各战场间真正的灵活性分配才开始。中国、印度、中东、地中海以及不列颠群岛都是候选人：英美资源如何分配于这些战场则根据1943年战略决议而定。
不能预见的事情往往严重地影响到后果。在完全攻克突尼斯之前，因为有过令人失望的延误，使得在1943年横渡海峡在法国强行登陆成为不可能了。德军在北非的投降使盟军部队得以腾出手来从事这一项计划之前，好天气的季节又提前来到得太早了。另一方面，攻入西西里之后，墨索里尼被推翻，意大利新政府开始和谈，(7)开辟了一条诱人进袭意大利的道路。这些情形都不是1943年初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初步战略决议时所能清楚地或明确地预见到的。
1943年间这两个政府从战略考虑中形成的总格局，是为了适应种种新情况而折衷互让和反复调整的结果。通过在中部地中海的猛攻，使盟军进入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另一方面，进攻东部地中海的计划却毫无结果。在英国，人们十分强调发展对德国的空中攻势。1943年夏季第一次开始采取范围广泛的轰炸袭击。此外，着手建立军队，以备次年进击法国，虽然直到1944年最初几个月才达到最大的规模。另一方面，在亚洲原来商定于这年年初重占缅甸的计划，因给养和人力另行配给其他战场而渐渐打消了。
1943年最重要的发展也许是英美对德作战的伙伴关系得到了巩固。伙伴关系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基础其实在美国参战的第一年已经形成了。但是，只有当合作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各战场，以及空袭德国和在大西洋的海军活动等各方面有了大量广泛的发展，这种合作才从政府和军事管理机构的最高阶层自上而下地把士兵也包括在内。这样组成的伙伴关系，是史无前例的。
同俄国人并没有产生类似的伙伴关系。在俄国南方战线设置一个英美空军支队的计划，1942年8月曾为斯大林所欢迎，(8)等到斯大林格勒获得胜利以后，俄国不再有紧急需要，这个计划对斯大林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他提议英美派给俄国使用的飞机应不附带航空人员，但这个建议英美政府不予接受。(9)计划就从此打消了，俄军继续在前线单独作战。对德战争就这样的真正依旧是两个战争，俄国战略与西方盟国战略之间只是一种肤浅的关系。联结俄国与西方国家战争事业的纽带，与其说是军事的或政治的，不如说是经济的。在1943年间，这些纽带变得更为紧密，而在此基础上，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政治关系方面，也部分地卓有成效地作出了贡献。
第二节 经济合作（1942年11月—1943年11月）
盟国间经济合作制度的结构已于1941年和1942年期间建立起来。从“火炬”到德黑兰这一段期间内，租借法、联合委员会和互助等只有一些小改革。但由于1943年年末美国战时生产已膨胀到它的全容量，盟国的作战规模也因而扩大了。主要盟国在战时经济方面的国内改革，影响到它们之间交换给养和劳务的方式及数量。此外，关于战后救济及经济重建的计划也开始随着管理被战胜和解放地区的计划和政策一道处于重要地位。
（一）国内经济改革
毫无疑问，美国战时生产膨胀支配着盟国的经济关系。1942年，各工厂纷纷由民用改为军用。广泛建立新的工厂、兵营以及其他军事设施的计划已经开始。虽然在华盛顿流行着普遍的行政混乱，但这些努力是显著地成功的。1943年初，转变到战时生产的措施已大体完成，在那年中几乎所有的新厂都已投入生产。军需品生产数量逐月上升，一直到1943年11月达到战时最高峰为止。当时美国陆海军的大量最初的装备都已提供，削减某些生产项目就有了可能。美国战时经济的任务现已变得更为简单：设备的维修和更换都已掌握在部队手里。结果是有越来越多的战时物资可供英国、俄国和较小的盟国使用。争取作战物资配给的尖锐斗争渐见消除，不过在互相竞争的申请者之间的争论，当然决不会完全绝迹的。
美国经济管理经历过一系列的重要改革。战时生产局提出两个新的重要措施来指导战时经济：一个是控制物资计划，还有一个通称为部件预定计划。开始执行这两种手续的时候是有困难的，但到年底以前，为了对美国战时生产进行全面指导并使之逐步一体化，已经制定出一套相当精确、灵活而成功的制度。
这项成就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但在于战时生产局本身的工作，而且也在于这样的事实，就是，美国陆海军和盟军的种种需要已经确定下来，并且可以在一定限度内预报未来一年时间内的需用量。军需的确定，本身取决于为未来行动计划而作出的严格的战略决议；取决于盟军保持主动，从而把战略转变为行动的能力；并且同样要取决于精确计算人力在军用和民用之间如何求得平衡。的确，在1943年期间美国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就是出现了作为作战努力基本限度的人力问题。1943年夏季以后美国陆海军兵员的最高限额方始定为1 500万人，(10)这个数字的选定，系按照估计争取胜利的战略需要和国内生产上的人力需要。这一基本数字一经决定之后，就可以把所需要的设备数量相当准确地计算出来，还可以对战时生产和民用生产之间，以及为美国军队和为盟国军队的生产之间的全面经济平衡作出先期判断。(11)
由于这些概算是很精确的，这就可能对原材料、生产设备和人力等作出更细致的调整，而且也已经这样做了。因此在1943年年底以前，那种按利润调节的美国非计划经济被改变成了一种管理经济，以适应于完成政府官员预先定出的种种目标。利润当然不会消失，但不再对经济有决定性的影响。按军事标准对物质生产力和价值分配所进行的计算，取代了财政计算而作为经济活动的主导。这是一种惊人的改变，1943年和1944年美国农场和工厂所确立的生产记录肯定地证明了这种改变是必要的。
实施这种改变所采取的行政方式主要是从两个来源发展起来的。英国战时经济的范例对于物资控制计划起了直接的作用，(12)可是不知不觉地，在整个经济管理的范围内，美国的措施受到了英国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由美国大公司发展起来的生产管理程序却成了全国生产计划工作的一个重要例子。这样，主要由查尔斯·E·威尔逊提出的紧要部件预定计划，似乎可以被认为是把一家工业公司的合理化生产方法用到整个美国经济上去了，因为威尔逊过去的经验是和通用电气公司分不开的。
物资管制计划最初公布于1942年11月2日，但是直到1943年4月1日才部分地实行，又一直到7月1日方始全部取代了1942年试行过的必需品生产计划。(13)这样一再延迟是有意思的，既能有时间收集必需的资料，也好把这个新制度的那些细节教给政府官员和工业经理们。结果也就颇为顺利地把这个新制度付之实施了，而且还赢得了普遍的赞许。
实施这个计划的详细办法必然是复杂的，但总方针十分简单。高于一切的目标是要保证生产的有效调整以适应军事需要。要实现这一目标，这个计划就有赖于安排好钢、铝和铜这三种金属的有效供应。这些金属的供应是按月计划下去的。同时，为履行战时各经理处和制造商已经签订或者打算签订的合同所必不可少的钢、铝和铜的需要量也是按月计划的。需要量当然超过供应；问题就变成了怎样在提出的那些定单上进行削减才最符合军事利益。剔去那些勉强合格的计划，使需要削减到与估计的供应相平衡时，战时生产局的委员会才作出金属吨数的确定分配额分配给政府的——陆军的、海军的、战时船舶管理局的，以及其他机构的——各个订约经理处，而让这些经理处去把它们得到的分配额摊派给代理它们生产的承包单位。
按这种方式要计划，譬如说，要空军的计划以先买权取得全国所有的铅，而不考虑可能是同样紧急或更为紧急的供选择的需要，那是不可能的。这样，不仅强行维持了竞争性计划之间的平衡，而且使提到战时经济面前来的综合需要保持在物资供应的可能范围以内。(14)于是实物数量的计算就取代了按美元算出的粗略计量。后者在1942年时，为调整三军勤务需要以适应全国生产能力而作出第一次努力时，曾经被采用过。(15)
要计算制造1 000辆坦克或10 000万架飞机所需要的铝或铜的数量是并不容易的；而尤其困难的是要作出时间预报，即预报需用确定数量的每一种金属的时间。起初制造商都很保守，怕担风险，有意把需要量给估高了；这对计划的有效性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但是这种做法一直到1944年才停止。由于客观上存在着其他物资不受类似的控制这一事实，引起了一个更大的困难，并且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满意地解决的困难。然而又不可能保证橡胶、石油、化学制品等等的供应会跟上这些基本金属的供应。不过，有人认为如果试图调拨所有投入制造过程的原材料，那也未免太麻烦了。实践证明，控制好这三种基本金属就足以有效地调整与平衡整个战时经济，即使并不十分完善。
1943年2月，另一个问题引起了战时生产局官员们的注意。许多军用器械的装配工作，由于缺少某种部件诸如阀门、泵、滚珠轴承、齿轮等等而陷于停顿。这些部件又同时为许多不同的最后产品所需要；举例说吧，一艘新造的船只耽搁在船坞中等待着一些必不可少的部件，而这些部件的存货，却列在某个工厂的呆滞物资清单内，等着作别种用途，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为了避免这种浪费，因而采用部件预定计划。纳尔逊的新委派的战时生产局副局长查尔斯·E·威尔逊，在1943年2月25日发出总预定计划的命令，于4月1日起生效。他只把有限数目的严重缺乏的部件划入这种新的管制。其原则和物资管制计划的原则极为相似。部件生产要预先计算，将来的需要也要有计算。然后，战时生产局的官员们与各政府采购经理处的代表们磋商，对有限的供应作出最理想的分配；承包这些缺少的部件的制造商务必把制成品交付给战时生产局命令所列出的使用单位。(16)
这不是空想，我们可把这种方法比拟为使工厂装配线运转自如的设计和控制。不过这里的情形可不是一家工厂，而是把整个美国经济作为一系列平行的装配线来看待。而为了使一切装配线保持运转，尽量减少中断或延误，供应极端缺乏的部件就得从一个仓库到另一个仓库来回挪动。2月25日发布的总的预定计划的命令已帮助解决了一些生产障碍，并且先期防止了其他障碍的发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部件供应的增加，就解决了大部分的困难。
战时生产局在平衡和扩大战时生产方面所获得的成功，并不能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因为竭尽全力的经济总动员已经实现，民用需要问题就变得越来越迫切了，也许不是绝对的——美国的消费标准在整个战争期间都高过其他主要参战国家(17)——但无疑这是一个实际的政治问题。在1943年中期，国内某些地区人力缺乏也变得很严重。第三个问题是在战时生产局和军事后勤部门之间以及战时生产局内部经常发生争论。
罗斯福决定要努力处理这些问题。他需要一个能够解决这样一些行政争执的人，同时还要能够对整个经济范围行使总的控制。总统挑选了长期担任国会议员和前最高法院法官的詹姆斯·E·贝尔纳斯担任这个工作。1943年5月27日罗斯福任命他为一个叫做战时动员局(18)的新机构的首长。贝尔纳斯的职务用人们给他的非正式官衔“总统助理”来解释，最为恰当。战时动员局仍然是一个小机构，但对政府关于人力、工业和农业的政策行使总的控制权。更重要的是贝尔纳斯能随时亲自向总统报告，而且能以平等的地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争议——这是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从来没有能做到的一件事。
由于从事对外经济交往的美国政府各部门间存在着权限混乱和争论，导致行政组织的进一步改革。为了消除这些困难，罗斯福于1943年9月25日成立对外经济管理局，该局不仅代表政府接管了经济战、救济活动以及外国采购工作，还接管了租借物资管理局的工作。(19)实际上，这个新机构只是由它的几个前身机构的工作人员合并而成，除最高行政官员更换以外，这次合并，变动较少。随着这两个全面机构的设立——战时动员局管理国内事务，而对外经济管理局管理对外事务——美国经济管理的主要轮廓构成了一个在整个战争的后期一直保持不变的格局。
尽管有议论关于政府各部门间发生摩擦的一切宣传，但必须承认美国的经济动员是非常成功的，的确是惊人的成功。1943年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军需品的生产不断上升，直到11月，而所达到的水平似已超过早两年的可能限度。
1943年军需品生产总值为517亿美元，1942年则为301亿美元。除商船外，所取得的成就，比罗斯福于1942年1月提出的指标少得多，兹列表如下：(20)
总统的指标与实际生产的分歧，部分反映出军事需要的计算较为准确。因此，1943年坦克生产相对地增长较小，并不是由于短缺而是由于过剩的结果：1943年中期，盟国得到了它们所需要的全部坦克。坦克生产实际上已有所压低，美国人觉得自己处于不平常的地位，因为提供给俄国的坦克已超过了红军的需要。(21)另一方面，船舶建造的惊人扩大，反映出整个1942年使盟军作战计划受到极大苦恼的船舶缺乏，经过特殊的努力已得到了克服。
上表所引的粗略数字无法正确反映1943年美国工业出产的各种各样简直不可胜数的军需品。武器和船舶不过是种类繁复的全部物资中的一部分，其中有供机场使用的大量着陆钢板垫、复杂的无线电引信，这种引信能使防空火力增大许多倍。除了登陆艇是特别例外，(22)生产已经得到很好的合理调整，以适应三军极其复杂的要求，而各种各样的制成品，按照接近正确的比例，满意而迅速地流入那些欧洲和太平洋各战场上的使用者的手里。
比较起来，1943年英国国内经济改革就很少。当1942年成立生产部提供全面的平衡和协调时，英国战时生产的行政管理业已完成，此后就没有作出什么新的重大变动。生产困难当然继续存在，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关键在于人力缺乏。在1943年中期的计算中表示出来，如果军事人员要保持在已达到的数字上，那就必须从军需工业中抽出劳动力来。(23)为了在1944年能够发挥最大的军事力量，内阁决定从军需工作中抽出必需的一定数目的人员。采取这项决定是相信美国的生产能够补充这些空隙，以维持英军设备必要的水平。(24)
实际上英国觉得自己像一个冲激到顶点的浪头一样，悬在空中。经过4年战争慢慢建立起来的军备顶点不能长久维持，必须继续不断地从大西洋彼岸取得给养；但根据精密的计算，要使英国的最高战斗力符合诺曼底进攻开始那天的水平。
但是，依照经济条件，英国战时生产于1943年达到最大限度。以全年计算，1943年军需生产的增加，超过1942年约15%。但这远远不能与美国的生产发展相比。1943年英国军需生产约为美国军需生产的1／4，而1942年英国军需生产相当于美国的总数的1／3强。(25)这种缺乏弹性反映出英国经济不再会有任何松弛。所有人力、机械设备以及材料等等一切都已充分加以利用了，以致再要在这里增加，那里就得减少。战争已转向进攻，需要新的武器和设备，这种新的产品绝大部分必须由美国供给。因此像登陆艇、自动推进炮、运输机等项目都不在英国制造。(26)
关于俄国战时经济的情报太不充分，不可能进行比较。1942年开始恢复的工业生产，1943年仍继续下去，但进度较慢。在1943年初上升的趋势由于原材料、燃料及其他物资的供应失调，曾经逆转过一个时期。(27)这一部分是由于气候所致，一部分可能由于大规模的斯大林格勒反攻，以致运输系统特别紧张。尽管开始得慢，但那年总生产仍高过1942年的17%，不过远远地低于战前生产数字。(28)
1943年底俄国生产的坦克、枪炮和弹药等一般似已足够供应红军的需要。(29)军需品生产的扩大，只有靠人民的巨大牺牲来完成。许多消费品都买不到。工作时间延长到身体耐力的极限；工厂里的加班加点工作是强制性的，11小时的工作轮班显然很普遍。(30)
1942年间，俄国某些地区粮食奇缺，但政府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因而能维持国内大多数地区的面包定量配给。可是到1942年底，储备越来越不足，急需从美国进口粮食，其程度甚至超过对钢的需要。(31)1943年，农业只有极小部分能够恢复。总播种面积比1942年仅仅扩大7%；(32)但是只要拖拉机厂正在忙于制造坦克，或者像在斯大林格勒的厂那样，已经被战争破坏；只要苏联最优良的农地还在德军手里；只要人力不得不从田间抽去补充军队；那么粮食生产是无可避免地要大大减低的。
令人惊奇的不是俄国人的粮食不能恢复或者维持到战前生产水平，而是他们居然还能够维持下去这样的事实。消费品已削减到仅堪生存的水平；足以使人心力交瘁的负担压在劳动人民的身上；但是，尽管在严酷的情况下，俄国政府还能够征收到充足的战时生产品，以保持红军的强大。这样伟大的成就，比之英美的任何记录都毫不逊色。
（二）战时经济的相互配合
从“火炬”到德黑兰这段时间里，美国战时生产的增长使它逐渐成为大联盟的兵工厂。从美国流入英国和俄国的军需品、粮食以及各种各样的物资，数量愈来愈多。
美国对英俄租借规模的增长，可以从下表看出。(33)
美国租借数量表
按百万美元计
军需品在租借总额中所占比例的增加是有同等重要意义的。1941年美国根据租借法提供给英国的全部援助中，属于军需品项目的只占31.7%，1942年的比例升到53.6%，而1943年达到70.3%。(34)这些数字的另一面是由于美国的租借法，英帝国所得到的军需品供应总量的比例增长了。1941年只是2.4%，但194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2%，而1943年达到24.5%。(35)这些统计不仅反映出美国战时生产的扩大，而且指出英国本国生产已逐渐趋向不能供给它所建立起来的军队了。
英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时刻。美国租借法官员的举止行为有时像有钱的叔叔把侄儿送进学校一样。租借法督办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访问英国时，他斜视着格罗夫纳广场周围的铁栏，对英国人说，应该把它拆掉当废铁用。(36)一件更严重的事是关于轮胎的争执。1943年中期，美国轮胎缺乏，据美国军事当局报告，英国在中东堆存着数百万只轮胎。就凭这个报告，向英国装运轮胎的工作暂时予以停止了。英国为报复起见，以停止为美国空军第八航空队生产飞机轮胎相威胁。后来在联合生产和资源委员会下面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收集关于轮胎的国际供应和需要的可靠情报，这个问题才得到和平解决。(37)像这样的争吵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小事，不难由两国政府的高级当局解决。但这些事实可用来说明轻率的判断是多么容易触动国家间的感情而引起误解。总之，奇怪得很，像这样的争吵，事实上是很普通的。
在1943年中，英美之间发生了下面三件具有更加严重意义的事情：船舶的管理；原子发展情报的交换；以及两国间保持货物和劳务交换记录的簿记法。
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原来希望提出要求，分得美国船厂生产的一部分船舶，结果落了空。(38)1942年英国商船受到重大的损失，使英国政府更急于想方设法要使他们的商船队保持强大。悠久的传统和对于战后航运的竞争地位的考虑，在决定英国的态度方面，无疑地起着一部分作用。但是英国商船的削弱，对于目前的战争形势，也是一个值得严重关注的问题。政府决心要在英国控制之下保持足够的船只，至少要能保证英国最小限度的进口，没有这种进口，英国民族就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完全听任某个联合委员会的摆布，或者比这更糟，听任美国战时船舶管理局的摆布，这似乎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只要船只仍旧严重缺乏，美国当局是不愿意将自己建造的船只交给英国控制的。美国很愿意调派船只担负供应英国的任务，但希望保留船只再分配的最后权利。可是这正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结果获得一个颇为热情的交换。(39)当1943年5月丘吉尔访问华盛顿时，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他辩论说，英国有现成的船员正在等候着，而美国却急需物色和训练必需的人员。丘吉尔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节约人力和资源，应把美国建造的船只移交与英国。罗斯福接受这一论点，并答应对此采取措施。他于1943年6月7日指示船舶管理局在随后的10个月内每月把15艘至20艘船只移交于英国管理。(40)这个决定解除了英国眼前的焦虑，但因为美国对这些船只保持着法律上的所有权，等战后再解决的问题仍浮现在前面。战时船舶管理局长海军上将埃默里·兰德于1943年7月7日发表演说，对此点作了着重的说明。他建议美国商船在战后应作庞大的扩充，并为“我们保持新建船只的所有权的现行政策”作辩护。(41)
原子研究同样是一个意志竞争的机会，这种竞争，在获得解决之前，上升到两个政府的最高一级。1942年6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已同意将原子发展工作集中在美国，英国应在一定程度上参加这项计划。(42)工作发展迅速，1942年12月2日在芝加哥大学校园试验了第一次的自持链式反应。这次试验成功给原子发展从实验室转向工业规模铺平了道路，随着这次转换的实施，美国陆军增加了分担这项计划的监督工作。1943年5月1日，这项计划在“曼哈顿区”这一代号的掩护下由陆军工兵部队担负全部设施了。(43)
陆军长官们的警惕性比以前管理原子工作的科学家高得多。为了保密，结果实行了越来越多的严格规定。这些规章减少了传达到英国的情报，1943年5月1日以后事实上完全停止了。从负责“曼哈顿区”的人员看来，没有理由将关于他们工作的情报传播到直接从事工作人员的小圈子以外去，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官员们当然是在这范围之外了。
这样的事态使英国很不安。丘吉尔于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提出抗议，反对英美在原子发展方面缺乏充分的合作。但是他没有立即提出这个问题。2月初，他与霍普金斯在一系列电报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但霍普金斯不能解决这一分歧。2月底，丘吉尔致电霍普金斯，暗示如果美国坚持保密，英国将在加拿大或其他地方着手一项竞争性的原子计划。(44)这样的办法将难免浪费宝贵的材料和人力，而且，丘吉尔极不愿意放弃英国分享美国原子弹研究工作的权利。
1943年5月，他访问华盛顿时把这个问题以及关于船舶的争议提出来解决。在这两个事件中丘吉尔能够使总统相信，一个较为慷慨的政策是明智的。罗斯福同意交换原子情报应该恢复。(45)发表的公报没有说清楚罗斯福到底接受些什么条件。当然，在以后几个月中，个别的英国科学家按照和个别的美国科学家完全平等的这一基础，参加了美国的原子计划。是否由于丘吉尔抗议的结果，修改了保密规则，使英国政府得以接近原子的秘密，这很难说，但看来未必可能。
英美之间第三个重要的问题是财政问题。按照1942年的安排，所有英国供给美国的原料，不包括在互助协定之内，而用美元信贷支付。制定这种办法，是使英国能够清偿在租借法实施以前所订购的军需品和其他供应品的债务。但是，到1943年夏季，原料的信贷已将这些债务完全清偿。结果，英国的美元余额开始上升。(46)美国官方反对这种情况。他们指出因为英国缺乏美元，所以租借法首先对英国开始。他们要求，如果现在英国账上出现美元余额，就要采取措施制止余额进一步上升。英国政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答应。因此，1943年9月由英国方面供给美国的原料被置于互助协定会计工作下。(47)10月，将一些项目——主要是对战后生产会有价值的生产资料——从租借法规定合格的项目中划出去。从此以后，如英国希望接受此项货物，须用美元支付。由于这些改革，结果英国的美元余额的增加速度减低了。(48)
1943年中，不仅租借给苏联的数额变得更大，而且在美国与俄国战时经济之间分工的初步轮廓也开始出现。1942年时俄国最紧急的需要是能直接投入战斗的现成武器。英国有较多的武器储备，它能够供给的武器在1942年所能交付的物品中占较大比例——大约是一半。1943年局势根本改变，红军不再有即将崩溃的威胁。于是出现了一些长期性的问题，即俄国军队怎样才能在一个拖长的时期——也许是几年——内保持其充分战斗力？1943年中期，俄国各厂证明能够向红军供应充足的或者接近充足的弹药、坦克、大炮等等了。但是没有外援，这种努力就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工业材料缺乏，粮食也是这样，工业机械更换及维修的配件也是这样。
俄国没有西方国家的援助，就没有资力及熟练的工人来补充这些不足。只有美国能轻易地抽出人力和机械来制造俄国所需要的东西。因此，美国着手供给种类广泛的机械、部件、半制成品（诸如型钢、铜管等等）、化学制品以及工具等等，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供给整座整座的工厂。这些物资的交付帮助了俄国解决不但是战时的而且是从几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所形成的俄国经济上的一个严重问题。俄国从来就缺少能根据蓝图制出精确机器配件的熟练工人，现在，在1943年，大规模的进口机器和配件，可以让俄国集中熟练的劳动力来从事机器的装配和维修。这样就能使技术较差的工人去开动机器，大量生产红军需要的武器。还有，俄国集中巨大的力量从事采矿、运输以及较大的建筑（诸如铁路、新厂房、电力网等等），在这些地方可以大批使用不熟练工人。结果俄国通过租借法，可以利用美国长期积累起来的技术和机械的资本，而且可以把他们技术较差的劳动力集中于制造迫切需要的军需品，并立即运往前线。
在苏联经济与美国经济之间出现的这种关系同1940—1941年英美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很相似。英国和俄国牺牲了它们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而集中人力和生产能力来建立军需工业和军队，而且两国都依赖美国供应它们不能很经济地或者很方便地自己生产的物品。
将英俄两国的经济地位加以对比，意味着1942年以后，英国能提供给俄国的援助较少。尽管英国继续向俄国输送飞机和各种军需品以及英帝国出产的原料，但1943年议定书所允诺的数量较之1942年的数量为少，而实际交付比上一年少1／3。(49)1943年2月以后，前往北俄的护航队再度中止，直到11月，冬季阴暗气候重又来临，能掩护船只不受德军袭击时才再次恢复。(50)
英国对俄国援助数量的减少，交付困难只是一部分原因。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英国自己军队的需要超过了本国的生产。大规模输送物资到俄国去只是意味着扩大对美国的依赖。显而易见，一旦从美国港口出发的直达单程航行能够供应俄国的需要，那么，将原料运到英国，在那里制造后，再把制成品或半制成品从那里运到俄国，那就是浪费船舶运输。再说，如果英国工业拨出大部分力量去供应红军，那么英国本身就不可能集中最大的人力从事战争了。英国也许可以装备别人去作战，但单独地，或大部分地由俄国军队赢得胜利，这样所产生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后果，至少会使英国政府和公众感到厌恶。
美国租借法对俄国援助的性质的改变，可从下列的统计数字中看出来。(51)
运往苏联的租借物资
按百万美元计
也许最惊人的是表内坦克数字的下降——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即俄国无须大规模输入坦克。由于乌克兰失陷，以及战前积存粮食的耗竭，粮食装运的需要急剧增加。由于俄国同美国经济间有趣的分工的结果，汽车装运到俄国的数字上升。红军习惯上主要依靠铁路来供应，离开铁路终点时则利用牲畜运输及人力搬运来补充。总之，在俄国，公路是既少又坏。不过，吉普车和运货车的效用很明显，特别是当俄军采取攻势，必须进入铁路交通已被德军破坏的地区的时候。临时调动大部分工业用于生产数目庞大的汽车，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俄国只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运入美制汽车。所以，到战争结束时，红军在战场的机动力大部分是美制的。(52)而俄国军队用来作战的武器和弹药几乎全部都是本国制造的。
苏美战时经济的紧密结合，是由于定期交货在1943年已经能够改善而得到增进。在1942年，每百艘开往俄国的船舶中有12艘被击沉，而1943年的比例就下降到1%。船舶之所以能大量幸免于损失是由于改变了交货路线，取道波斯湾和横渡太平洋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护航队开往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这两个北方港口在1942年牺牲如此巨大，以致1943年夏季再度中断。当停止北极护航队的决定首先通知斯大林后，1943年4月2日斯大林向丘吉尔申诉，他预料最后这将变成为“对苏联的武器和军用原料供应的大幅度的减少”。但是结果不是大幅度地减少，而是向俄国的交货逐月递增（5月和6月的低潮除外），到1943年年底达到当年年初呈现的月度供应率的两倍。(53)移交于俄国的船只能广泛利用符拉迪沃斯托克；美国陆军工程师的工作大大扩充了波斯港口、公路及铁路的运载能力，而且由于清除了北非的德军，甚至相当短程的飞机也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不列颠群岛航行到俄国。去俄国的其他空中渡运航线（不过只能利用远程飞机）开始横贯大西洋。这些路线合起来足以补偿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护航队的中断而有余。因此，1942年联络俄国与西方国家间战时经济的这座依靠船舶建立起来的危险的桥梁，在1943年已由更加坚固的结构所代替了。
交货的预定计划仍旧和以前一样，以议定书为基础，不过，导致对苏联物资供应第三号议定书的谈判已不成为最高领导直接关心的问题了。它和租借法管理的其他方面一样，变成了例行公事。谈判早在1943年1月6日开始；第三号议定书于1943年7月1日起生效；但由于有一些较小的调整，一直到1943年10月19日才最后签字。
关于第三号议定书，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加拿大第一次作为签字国出现。这就是承认这样的事实：加拿大有相当多的军需品和粮食剩余，愿意让与俄国；同时也是对加拿大新近自觉作为一个“中等强国”的承认。第二，使三方（或者连同加拿大为四方）资源统筹的原则比以前的议定书更为明确。在起初两次议定书的条件下，实际上可以作相当自由的变更，根据物资是否可以供应以及俄国的意外需要而定。但这两次议定书的措辞都允许分配一定数量的物资给俄国，只是在第二号议定书中有这样的词句：以“在战争过程中不能预见的发展”为条件。(54)第三号议定书表明了一个更加笼统的原则：
这里所附的预定计划内的供应物品表，为了适应战略的、供应的或装运的紧急需要，依照这三个供应国家之间可能作出的决定，应将表内所列的供应品在这三个国家之间重新分配。在遇有无法预见的战争发展情况时，它们也有责任作出变更。如果船舶遭受损失，生产减退，或由于其他作战需要，以致计划无法履行时，可对供应品作必要的减少。在另一方面，如果条件许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政府为了增加提供和交付的数量，将乐于随时复审预定计划。(55)
这个原则只是把以前发生过的事实写在纸上罢了，以前曾由于船舶缺乏和北非作战需要，致使盟国对俄国的允诺不能全部履行。
还有，俄国与各供应国不是完全处于同一基础上的。同俄国交换情报始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第三号议定书的草拟和以前一样，俄国提出的请求无须详细的“使用者的正当理由”。但还是正式载明俄国的物资供应的预定计划应反映整个盟军战略及供应这个原则。俄国现在已不再有濒于崩溃的危险。从西方的观点看来，苏联不再是一份反希特勒战争中的消耗性的资产；交付供应品给俄国不能再当做延长对纳粹拼死抵抗的赌注。在主要的盟国之间，经济关系必须与新的政治、军事关系相一致。
这并不是纯粹对俄国有所增益。不管愿意不愿意，苏联经济已成为较大集体的一部分，主要供应品要依靠美国，而获得供应品的交付要依靠政府间逐日进行谈判和计划。因此，在1943年中，俄国就成为西方强国的一个患难与共的、较为亲密的伙伴，并且它不得不调整它的经济，使之不仅要适合于自己的资源和政策，而且还要适合于盟国的资源和政策。这是从30年代以来的一个大转变，当我们注意到俄国从1943年到1944年间所发展的倾向西方国家的政治态度时，必须将这点牢牢记住。
当美国国会于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时，它的有效期只有两年。因此，1943年3月，租借法就需要重订。为了做好准备，参众两院的委员会举行了意见听取会，审查租借物资管理局行使或滥用租借法所授予的权力的情况。国会和公众的意见一般都支持重订租借法，(56)但有些议员要知道，美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什么利益。他们惟恐总统过于慷慨。罗斯福的主义是：如果每个国家都将其国民收入按相等的比例贡献于战争，那就不应有负债的差额存在，但这一主义——罗斯福于1942年6月在他对国会所作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五号报告中曾试验性地提出过——并未得到普遍的承认。许多议员以及会外人士觉得，但等清偿租借账目的时候到来，美国应当获得军事基地和航空权，作为所要回收的租借物资酬报利益的一部分。(57)
1943年3月，国会热情地签署了租借法，使总统左右有一些人相信——大概也使罗斯福本人相信——这是澄清租借法理论的一个好机会。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租借是不会大规模偿还的。因此，在1943年8月25日以总统的名义提出了“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十一号报告”。在说明信上说道：
联合国家变得更强大了，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以充分的力量贡献于共同的斗争——无论是人力、武器或材料。每一个国家都根据它的能力和资源在作出贡献。……国会在通过并延长租借法这一行动中，明白地告诉人们，美国不要新的战争债务去危害行将来临的和平。胜利和牢固的和平就是我们能够得到偿还的惟一货币。(58)
这个主张在长期反对罗斯福及其新政策的新闻界中引起了一些抗议，(59)有些国会议员对罗斯福的讲话表示反对。(60)另一方面，支持罗斯福外交政策的新闻界就十分热情地欢迎他的声明。(61)
正当“第十一号报告”提交国会时，罗斯福又一次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谈。他一回来，在1943年9月7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推翻了上面所引的最后两句话，并否认这两句话曾经得到他的批准。在他对记者的讲话中，他的意思是如果不能指望得到货币偿还，那么也希望得到其他方式的偿还。(62)租借法的理论依然像过去一样难以捉摸。
代表美国政府的那些发言人在国会审查租借法的委员会作证中都强调美国政府通过“逆租借法”——或者像英国人那样，更确切地称之为“互助”协定——所得到的利益。美国政府急于要作出“互助”的数字统计，用来感动公众和国会，以影响他们的意见。因此，一旦这些可能搜到的资料汇总好了，罗斯福就利用他“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十二号报告”（1943年11月11日）来说明英国对美国战争所作出的贡献。
从英国支援美国军队所作贡献的性质来看，会计工作肯定是有困难的。在像北非那些战斗区里移交是从来不做记录的。(63)直到1943年深秋开始为在诺曼底的登陆而集结力量之前，联合王国对美军援助的价值并不高，因为那时候在英国驻扎的美军是很少的。所以“互助”协定的主要发展是在这里所述的一段时期以后。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43年间却尽了他们最大或接近最大的能力捐献食物以及其他供应。
1942年间成立的那些联合委员会在1943年中并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加拿大尽力为自己在委员会里取得单独的代表权。尽管英美两国很不愿意——因为它们都害怕要是所有联合国家的成员国都为自己谋取席位，那么委员会将变得非常臃肿——加拿大于1943年10月19日在联合粮食委员会里被给予一个席位，又于1942年11月10日在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里被给予了一个席位。(64)虽然也谈到过让俄国加入联合委员会，但没有成功，而除了加拿大被纳入这两个委员会外，整个系统依然保持着两国体制。
事实上，由于供应情况变得松动了些，这些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也就不再那么容易引起争论了。有许多事情在1942年曾经引起剧烈的讨价还价，到1943年多半已平定下来而成为原料和生产力的例行分配；同时，也由于出现了一些新的短缺现象，主要出现在民用领域里，那些联合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就扩大了。因此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成立了一系列商品委员会来研究和介绍有关纺织品、轮胎和煤的供应；联合粮食委员会调查研究了出现在诸如牛油之类的食品供应中的各种各样不足情况；联合原料委员会汇报了种种皮革供应品，并在竞购单位之间介绍了公平分配这些物资的一套办法。(65)这些联合委员会的活动都朝着这个方向扩展，反映出的事实是它们各自的政府基本上已经把它们从军事生产的控制中解除出来了；另一事实是1943年间民用物资的短缺现象几乎第一次在美国变得明显起来。为了避免严重的反应，早先为指导军事生产而发展起来的那种计划和事先考虑，现在转而为品种日益增长的民用纺织品生产所需要。通常，这些联合委员会只有顾问权。即使在书面上他们的权力是采用命令式的，实际上并不使用这种权力。
当解放区和占领区的战后救济计划和经济工作的管理计划成为现实时，这些联合委员会就有新的任务要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1943年11月9日成立时，就决定该署为解放区申请提供物资。首先向这些联合委员会提出，由它们决定可能取得的供应数量和来源。(66)因为不管怎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大部分的活动在1945年和1946年方始展开，所以，对盟国在救济工作范围方面的合作计划和活动的考虑，看来最好放到以后再谈。(67)
1943年在盟国间经济合作范围内的中心现象，是美国优势的不断增长。不仅英国，甚至俄国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美国的产品。这种国际分工的结果，毫无疑问加强了联盟的联合军事力量，这是合情合理的。然而，经济的依赖和半依赖同时带来了政治的和其他的后果，这又是英国和俄国所不能完全同意的。但是，只要这三个国家凌驾一切的政治目的是相同的——打败希特勒——这些潜在的困难就不会公开显示出来，的确，经济合作相反加强了政治和军事联盟。
第三节 在地中海的攻势
（一）北非的政治解决
1942年11月8日清晨，当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开始在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附近登陆，他们闯进了一个复杂的军事和政治的场所。联军进攻中立地带，名义上是防止德国人占领。从最好的方面考虑，盟国希望法国人积极支持他们，并且希望联军能够向东挺进，不穿越突尼斯而进入利比亚，那里的德国非洲兵团的残部将被从埃及向西攻击的英国第八集团军以及从法属北非推进的新部队所击溃。从最坏方面着想，盟军担心法国人会顽强地抵抗，直至军事失败后才放下武器。这种情况不仅会使远征军在作战中，而且也在战后造成极度紧张，因为面对绷着脸的法国人的忿恨和土人的骚扰，治理北非将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些制定“火炬”计划的人也非常害怕德国人从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发动进攻；大多数美国军队最初部署在西属摩洛哥边境附近，就是为了防御这种危险。
法国人的情况是一片混乱。在心里觉得纳粹比盟国好的法国人是非常少的；但是进攻的是盟国，维希的贝当政府——北非的军队和行政当局承认它是统治法属北非的合法政权——就立即斥责盟国入侵，并指令当地法国官长抵抗到底。
盟国希望亨利·吉罗将军以他个人的权力和威望能够争取北非的军政领导官员们站到他们这一边来。(68)计划是他应在入侵前不久到达阿尔及尔，推动已经承认他领导的那些共谋者，等盟军一登陆，立即发表文告欢迎盟军，并指令所有法国当局支持和协助盟军向突尼斯推进。由于吉罗11月5日午夜才离开法国，直到11月7日下午才到达直布罗陀，只有采取最顺利而最迅速的行动才能使他及时抵达阿尔及尔。(69)
其所以没有达到必要的速度，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吉罗和盟国之间没有达成确定的协议。吉罗到达直布罗陀时还在酝酿他的法国和北非起义计划，这次起义将会得到美国人帮助。他指望能指挥这次起义并指挥那些可能被指定去支援起义的美国部队。他知道美国人对于把美军置于他的指挥之下是有一些保留的。他也知道美国人不同意他在法国南部的作战计划。但是在吉罗眼里，这两点对整个事业说来是非常重要的。他有责任使美国人信服，假如他们不同意，那么他觉得他就只好全部作罢了。
当吉罗把这些要求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来时（艾森豪威尔已经把直布罗陀接收过来作为这次进攻的指挥所了），他得到的是一口拒绝。(70)吉罗感觉到美国人把“进攻开始日”的日期隐瞒到最后一分钟才告诉他，对他早已谈不上什么坦率不坦率了。他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人利用，因而他拒绝与此事再发生任何关系。就在那天晚上，盟军已开始在各地登陆，而吉罗还远离现场，同时又对盟军怀着非常激愤的情绪。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同样地对吉罗感到非常愤怒，他们觉得他们的计划被一个不懂得现代战争的老头儿的愚蠢顽固给搞糟了。盟国原来的计划就这样全部失败。
北非的混乱情况也差不多。在阿尔及尔，那些由夏尔·马斯特将军(71)领导的密谋者竟能在11月8日控制住阿尔及尔市区达几个小时；可是在盟军出现于阿尔及尔之前，达尔朗海军上将和阿尔方斯·朱安将军领导下的正式的当局又重新站住了脚，并逮捕了大部分密谋者，包括美国总领事罗伯特·墨菲在内，他也被关了几个小时。然而达尔朗和朱安都不想真正同盟国作战，所以他们的抵抗显得轻微而且松松垮垮。11月8日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停火谈判开始了，下午6时45分，朱安就向指挥登陆部队的美国将军投降，并交出阿尔及尔。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法军的抵抗比较坚强，也比较持久，只是在进一步的谈判使政治形势大大改观之后，抵抗才宣告结束。
11月8日上午，吉罗在直布罗陀表示愿意就最高指挥权问题与艾森豪威尔妥协，而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方面，他们也急于要抚慰吉罗受了伤害的感情并取得他的合作。协议达成了，显而易见是在盟国和法国的军事司令部相互平等和彼此独立的基础上达成的。双方的合作可在上层由吉罗和艾森豪威尔之间协商建立，而下属部队则由在当地驻军多的一方进行指挥。同时艾森豪威尔还答应承认吉罗作为民政机构的首脑和驻北非法军部队的总司令。(72)
就凭借这个协议，吉罗在第二天，即11月9日，飞往阿尔及尔。几小时后克拉克将军也跟着去了。他们一到那里就都发现当地军政形势与他们所预料的大不相同。主要的事实是：在法属北非的许多司令官，除了少数例外，都很不乐意承认吉罗将军的权力；而有些人还把他看成叛徒，或者说得再好至少也是犯上作乱的家伙。第二个几乎同样重要的事实是，维希政府的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弗朗索瓦·达尔朗也在阿尔及尔，并凭着他所负的职责对北非的法国陆军和海军行使着合法的权力。(73)
当吉罗发现他无力指挥北非的法国各部队的司令官时，他就退居到策划把他弄到非洲来的那一派成员之一的家里。他在那里沉思冥想，而他的支持者们则责怪他没有及时夺走达尔朗的指挥权。(74)吉罗的处境确实非常为难，因为他也尊重贝当的合法权力，而正是这种尊重贝当的态度支配着大多数北非法国军官的行为；同时他不能轻易宽恕美国人迫使他到北非来采取行动而对他的计划又置之不理的那种做法。
与此同时，克拉克将军拼命想找到这样一个人，这个人要能够结束还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进行着的战争行动。克拉克的想法是，只要可能，就让法国人自己去处理他们的事务。(75)首先，他需要在整个法属北非实行停战。其次，他需要法国人在他们自己人中间能达成一项协议，成立一个盟军总司令能够与之打交道的民政和军事的政权。假如可能，克拉克想让吉罗根据刚刚在直布罗陀达成的协议走马上任，不过，他对吉罗在军事或政治方面的判断力不敢恭维，而且遵照让法国人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原则，他倒很乐意和别的人打交道，假如法国的官员们也这样希望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别的人只能是达尔朗了。
达尔朗的头脑里显然是矛盾重重，无所适从。11月8日，他同意德国提供飞机援助，而就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他又授权阿尔及尔投降。(76)像其他法国官员一样，他渴望以贝当的名义行事，同时他不渴望在胜利者一方露面。到11月10日早晨他第一次会见克拉克时，他还是决不定该怎么办，不过，经过开始时的拒绝以后，最后他答应下令停止在整个北非的敌对行动。(77)
在奥兰，当地的法军司令官于11月10日用电话把自己的意图通知了达尔朗以后就投降了，但他还未接到达尔朗下达的在北非全面停战的命令。(78)当时法国的军事形势就是这样，有达尔朗的命令也好，没有达尔朗的命令也好，总归是要投降的；达尔朗的命令不过给当地法军司令官的决定加上一个合适的法律上的名义罢了。在卡萨布兰卡，战斗持续延长了几个小时，直到11月11日早晨，摩洛哥的法国长官奥古斯特·诺盖将军根据达尔朗11月10日的命令才宣布停战。官方关于这种延误的解释是，摩洛哥的法国官员们对达尔朗下令停火的电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只是在信使亲自把停战令交给诺盖以后，他才同意服从命令。(79)
这种说法是否真正代表诺盖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11月10日贝当正式否认达尔朗是北非法军的总司令而任命诺盖来代替他。(80)在诺盖看清楚军事和政治事态如何演变之前，他很可能选择不听达尔朗的命令的做法的。11月10日，美国海军对卡萨布兰卡的成功的炮轰，坦克从南方的逼近，以及奥兰投降的消息，一定已使诺盖相信，在摩洛哥继续抵抗是不可能长久的。因而看来很可能是这样：诺盖的决定投降与其说是服从达尔朗的命令，不如说是大势所趋。(81)这一点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主要论据，这种主要论据是用来说明后来与达尔朗达成协议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他才能终止敌对行动。要想知道事实的真相，人们只能渗透到诺盖的思想深处，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重要的是驻在阿尔及尔的克拉克开始坚决地认为，是达尔朗的命令终止了法军的抵抗。看起来达尔朗的命令的确使得向盟国投降比较能合乎驻奥兰和卡萨布兰卡的法军司令官们的口味一些，但假定说没有达尔朗的命令作口实，他们就不会投降，这至少也是值得怀疑的。
在谈判的这个阶段中，没有就北非的未来政府问题向达尔朗作出任何许诺；克拉克还是可以把最高民政和军事权力交给吉罗。在11月10日大约中午时，几乎就在达尔朗刚刚签署了停战命令之后，他立刻这样做了。不过吉罗由于过去3天来的事态发展，精神上大受挫伤，因而拒绝了。他声称他所需要的只是最高军事指挥权，没有说清楚他是指盟军的或者仅仅是法军的最高指挥权。(82)
在11月10日这同一天的下午给达尔朗和吉罗安排了一次会谈。正好在会谈开始之前，贝当发来一份电报，他否定达尔朗在那天早晨发布的在整个法属北非停火的命令。达尔朗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是放弃一切权力和责任，并拒绝与克拉克将军进一步合作。克拉克则相应地下令软禁达尔朗。(83)几个小时之后，达尔朗收到用私人密码从维希发来的第二份电报，否认贝当的公开行动，并保证贝当对他秘密支持和同情，他的地位又恢复了。因此达尔朗又以贝当的名义重新担任指挥，并很乐意地继续与克拉克将军合作。(84)
随后的两天，在阿尔及尔继续玩着一种类似捉迷藏的游戏。达尔朗的地位由于他接到的秘密电报而加强了，他继续以贝当的代表的资格与克拉克和墨菲打交道。至于吉罗，他也改变了关于接受民政权力的主意，于11月11日拟定了一份宣称他将以贝当元帅的名义暂时接管北非政府的文告。(85)但是吉罗对权力的要求提得太晚了。克拉克对吉罗的摇摆不定极为不满，而且他知道显然是达尔朗的命令结束了法国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抵抗。何况还有法国舰队的问题。11月10日，达尔朗曾经给土伦港的法国舰队司令发去一份电报，请他突围出来参加盟国方面；11月11日，达尔朗又发去了大意相同的第二份更加紧急的电报。(86)在克拉克看来，在法国舰队未来的行动尚未肯定之前向达尔朗决裂只能招致失败。因此，11月11日克拉克和墨菲再次访问吉罗时，通知他说，达尔朗仍负责北非的法国事务。吉罗同意，并没有提出抗议，还说他要的只是军事指挥权。克拉克感到满意，因为他认为现在已经为达尔朗与吉罗之间的协议打下了基础。
就在11月11日这同一天，德国人开始进犯维希法国，断然破坏了1940年的停战条约。这件事使北非的法国官员的心理起了深刻的变化，现在他们可以对自己这样说，贝当已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代理人了，所以他们不执行他的对盟军作战的命令，实际上正是遂了他的私愿。
这样一种想法也许可以证明他们在突尼斯抗击德国人并与盟军达成协议是有道理的，但这种想法还是不能饶恕吉罗和他的支持者们犯上作乱的行为。因此，在11月12日举行吉罗、达尔朗、诺盖和其他法国高级官员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时，气氛是很紧张的；特别是诺盖，拒绝与吉罗发生任何来往。尽管这样，还是达成了一项临时性的协议。由达尔朗获得政权，现存当局就在法属北非继续留任；吉罗获准招募志愿兵与德国人作战，而法国的正规军则保持中立。(87)
达成这一临时性协议的消息使艾森豪威尔相信，现在是他到阿尔及尔去批准他的副手克拉克所已经完成的工作的时候了。艾森豪威尔在第二天即11月13日到达，就在那天早晨，法国的领袖们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会上他们修改了他们在前一天达成的协议。吉罗接受了诺盖向他提出的三个条件：不许戴高乐进入北非；吉罗应听从达尔朗的命令；吉罗只能以贝当的名义来进行指挥。这样就把吉罗纳入维希政权的合法范围之内，诺盖和达尔朗乐意承认吉罗为法军总司令，并放弃诺盖前一天所坚持的中立。从此以后，在北非的法国人就公开与德国作战了。4天之后，即11月17日，法德部队第一次发生敌对性的接触，到11月19日，在突尼斯已多少形成了一条战线。(88)
这项协议达成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到会和与会者见面。他接受了拟议中的安排，声称这与他所接到的让法国人挑选他们自己的领袖的指示是一致的。细节问题有待与克拉克继续谈判后解决。没有作任何书面的记录；艾森豪威尔还特别指出，任何协议都必须在晚些时候取得美、英政府的批准。(89)艾森豪威尔匆忙地离开阿尔及尔去直布罗陀，再一次留下克拉克作为负责人。
在随后的几天里，克拉克主要关心三件事：突尼斯、达喀尔和驻土伦港的法国舰队。在克拉克的敦促下，达尔朗又给法国舰队发了几份电报去催促它参加到盟国这方面来，但舰队司令拒不从命，当德国人进入土伦港时，法国舰艇即于11月27日在该港凿沉。可以作为对这个失败的补偿的，是11月23日法属西非宣布参加盟国的事业，同时参加的还有驻达喀尔的海军部队。在达喀尔东面的突尼斯，情况更加复杂。盟军登陆后48小时，第一批德国部队就从空中来了。11月12日，第一批载着德国人的船队到了。法国当局毫无抵抗地让他们进入了突尼斯和比塞大的港口。可是，在突尼斯境内的法国陆军向西撤退，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之后，在11月19日开始阻止德国人前进。
正当战事在展开的时候，确定在北非的法国和盟国军事当局之间那种关系的谈判也在进行，多半是由墨菲以克拉克和艾森豪威尔的名义出面来谈判的。结果是在1942年11月22日签订了所谓的克拉克—达尔朗协议。这个协议声称法国和盟国在三个目标方面是一致的：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从北非赶出去；解放法国；恢复法兰西帝国的完整。协议允许盟军司令官们有权自由使用机场、港口、通讯系统和军事设施，协议还授权美军总司令可以宣布法属北非的任何地方为军事区，他在这些军事区内可以掌握直接控制内政的权力。不过，法国在北非的现任官员还是受达尔朗政权管辖而继续任职，这个是例外。协议中有一条条款规定，那些因为曾表示过同情联合国家而被监禁或遭受任何形式限制的人，应按美军总司令的命令一律予以释放，但不准备搞全面的大赦，更不用说废除维希法律了。(90)
在这些复杂的谈判中的关键人物是克拉克将军，这个人担任这项任务的条件仅仅是他的自信和决心而已。(91)克拉克在作出各种决定时似乎总是要考虑三点。第一，他不尊重吉罗。如果把吉罗作为一个将军来考虑，克拉克认为他在业务上是无能的，而且是生活在一个早已随同1918年——假如不是更早的话——一起消逝的世界；如果把吉罗作为一个政治家，那么他在克拉克心目中的地位就更低了。(92)因此，克拉克并不认真努力去支持吉罗想当北非领导的要求。的确，他主要是把吉罗作为一只吓人的妖怪来利用，也无非是要使达尔朗就范罢了。
第二，克拉克对事态发展的结果印象很深。他认为，看来既然是达尔朗海军上将的命令终止了法国人的抵抗，那么显然应该同他打交道。克拉克希望达尔朗对盟国的价值现在只是刚露出一点苗子来，希望他能把驻土伦的法国舰队争取过来，并说服在突尼斯的舰队司令去抵抗德国人。这些希望很快都落空了。但在11月13日同达尔朗达成决定性的协议时，成功的机会看来还远远不容忽视。法属西非连同达喀尔后来真的一枪未发地就归附到达尔朗和盟军方面来了。(93)
第三，克拉克觉得一个军人的职责是避开政治而让法国的官员们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去解决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假使他们愿意在达尔朗的领导下并以贝当元帅的名义来行事的话，对克拉克说来是无关紧要的。肯定就在这个问题上，墨菲对克拉克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而军政分离的信条对美国政策的明智性也起了相反的作用。看来墨菲和克拉克嗅觉都不灵，没有觉察到达尔朗作为维希政府的一个成员来行事的结果所带有的政治气味。(94)看来他们两人都感觉到他们应该纯粹从军事方面的考虑来作出他们的决定，即在北非建立巩固的基地，并期望盟国控制的范围扩大到达喀尔、突尼斯和法国舰队。当他们与达尔朗打交道的消息传到英国和美国，因而引起批评和怀疑时，克拉克和墨菲两人都非常吃惊。他们为了严格的军事目的，竭尽所能地干着，却非常不公平地被指控为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95)
回顾一下从11月8日至13日这多事的一周中所发生的事件，人们可能对克拉克所作的决定是否明智表示怀疑，但如果看不到当时围绕着整个谈判所出现的匆匆忙忙、变幻莫测以及显然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等情况，那也是不公平的。假使突尼斯和法国舰队那时已经接受达尔朗的领导参加盟国方面，那么这个协议也就证明克拉克当时对它所抱的希望是有道理的。再说，如果克拉克能够找到一个他所真正信任的人物来代替达尔朗作为北非的法国行政长官的话，那么很难相信他会和达尔朗打交道了。吉罗完全不适合担任在初步计划中安排给他的角色。吉罗在政治上的无能，不时发脾气，以及常常突然改变主意等表现，使自己丧失了一些机会。他已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他不愿意和贝当彻底决裂，他对后者的社会和政治见解一般是表示同情的。但是北非其他支持贝当主义的人都不乐意承认他。公开反对维希政权在北非的合法性的人为数极少，而且也没有什么势力，作为个人来说，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也不喜欢吉罗。吉罗认识到，先是美国人，而后就是他自己在阿尔及尔的支持者们怎样大大地欺骗了他，因此在到达阿尔及尔的头几个小时内，就由于他的消极态度而拆了自己的台。
1942年11月时，戴高乐在北非并不是实际上可以取代达尔朗的对手，尽管美国最高决策机构对他的要求并不是很反对。(96)北非的法军司令官们非常不喜欢戴高乐，他们十分明白地表示他们决不接受戴高乐的领导。当时在那里再也没有别的杰出的法国政治家或将军了。因此，克拉克除了达尔朗之外再没有任何有前途的物色对象了。
这个过失部分是机会造成的。吉罗的迟迟到达阿尔及尔以及达尔朗的在场是无法预料的，但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特别是对吉罗的威信和性格特点的不正确的估价，应对造成盟军登陆后所发生的混乱情况负责。(97)如果决策英明的话，就一定可以找到比吉罗表现好的领导人，同时会事先与维希政权的合法性断然决裂并恢复共和政体。而美国人始而接受吉罗，但对他并无任何真正的了解，继而虽说不无理由，又把他撇开，遵照非常可笑的不干涉内政的信条，允许维希政权在盟国的领导下继续在北非存在。同达尔朗达成的协议，尽管在军事上能取得现实的和预期的好处，但决不能看成是盟国政治手腕的胜利。
达尔朗在北非建立了政权，这并没有结束政治上的困难局面，但随着战局不稳而来的紧迫的压力则逐步减弱，处理政治问题的更多的正常渠道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克拉克和艾森豪威尔乐意地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突尼斯战役的进展上。在政治上同法国人打交道变成了文职官员的责任，最终变成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责任。
起先罗斯福觉得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同达尔朗达成协议是犯了大错误，(98)但11月14日艾森豪威尔发来一份长长的电报，里面提到了已经到手的种种直接的好处，终于使得罗斯福相信他们那样做是正确的。丘吉尔的怀疑则更为显著，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不接受艾森豪威尔的安排。(99)另一方面，斯大林却在分别发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电报中热烈赞同与达尔朗打交道。(100)
在战役进行的头6个星期中，严格的政治检查使得在北非发生的事态的详情不能为英美公众所知。被战事上振奋人心的消息分散了注意力的报界，只是对已做成的政治安排表示了相当温和的异议。(101)但政治检查和战事新闻的分心都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罗斯福希望表明美国的立场，同时也想避免严厉的批评，因而于1942年11月17日发表了一项声明，重申他关于法国事态的基本观点。他说：“未来的法国政府将不是由法国本土或法国海外的某个个人来建立，而应该由因联合国家的胜利而获得解放的法国人民自己来建立。”根据这一原则，罗斯福声称，同达尔朗达成的协议是一种“临时的措施，完全是因为战事的压力才这样做的。”他的声明以叙述同达尔朗合作所获得的军事利益来作为结尾。(102)罗斯福私下希望达尔朗很快能被赶下台，(103)但在突尼斯的战斗结束之前就推翻这一已作出的安排，又被认为是不明智的。
对达尔朗的不信任和不喜爱在英国比在美国要厉害得多，但丘吉尔可以声辩说，整个事情都由美国负责，因此英国政府不应立即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这种情况。(104)
罗斯福和丘吉尔所作的这些努力有助于防止公众舆论强烈反对同达尔朗做成的交易。但是在许多人中间终于还是留下了不满意和不信任的回味，这些人认为同历史上有法西斯主义污点的人妥协简直是不能容忍的。后来在关于戴高乐和吉罗在北非争权夺利的问题上，这种感情就公开化了。(105)
在北非，罗斯福11月17日的声明进一步动摇了达尔朗的地位。这位法国海军上将原来希望并打算让维希政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直到贝当这个年迈的元帅能够从德国人手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并恢复他的法国国家元首的合法地位时为止，他认为自己是代理贝当行事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意味着达尔朗的权力将扩大到那些仍然忠于维希政权的法兰西帝国的所有部分，然而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都不乐意让他的权力有这样的扩大。(106)
即使在北非，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觉得要接受达尔朗的政策是越来越困难了。从一开始，认为可以让法国人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的想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早在11月20日罗斯福就插手了，当时他下令，不管达尔朗同意不同意，要艾森豪威尔释放北非的全部政治犯。(107)到了1942年12月底，由于任命墨菲和英国的议员哈罗德·麦克米伦作为艾森豪威尔的拥有否决法国行政官员命令权力的两个特别政治顾问，盟国对法国政策的监督就变成经常性的了。(108)不过法国的官员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很不乐意听从外国的指挥。他们中间很多人开始耍弄两面派手法，对责令他们做的大部分事情表面上显得非常驯服，但是却不把英、美人的建议付诸实施。他们自称对当地情况拥有特殊的知识并侈谈阿拉伯人不满的危险，如果像褫夺犹太人公权等等的维希法律被撤销的话。(109)结果，盟国的压力未能使北非法国行政当局的现存政策发生什么显著的变化。
原则上吉罗不参与政治活动。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军事问题上，实际上他也很少和那一帮曾利用过他的名义在登陆前搞密谋的人来往。当然这一帮密谋者是怀恨在心的。11月7—8日晚在阿尔及尔搞的政变失败了；他们被美国人和吉罗本人所抛弃。达尔朗把担任公职的大多数密谋者都解职了，包括马斯特将军在内。他们在社交方面受到了忠实的贝当主义者的严厉排斥。他们中有些人马上就想到戴高乐，希望他能够也乐于支持他们。从戴高乐的总部来的一个使者于11月19日到达阿尔及尔，并与部分不满分子接触，很快就达成了谅解。
戴高乐起先对英美在北非登陆的反应是，在电台上发表演说欢迎盟军。但是同达尔朗达成的协议激怒了他，特别是看来他和他的追随者有被排除出北非的可能的时候。为了寻根究底，戴高乐认定由他去美国访问一次并试图与罗斯福达成谅解将是有益的。正当他整装待发去华盛顿的时候，达尔朗遇刺的消息传到了英国，他的这次旅行很快就取消了。
1942年圣诞节的前一天，一个曾经参加过11月7—8日阿尔及尔政变的青年人开枪打死了达尔朗。这件事情的政治背景是很错综复杂的，而且有人企图遮掩整个事件，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那时只作了既不完全而又被歪曲的报道。根据后来的调查，可以肯定，这次谋杀就是先前策划起义以支持盟国登陆的那一伙中的几个人所密谋进行的。两个被认为最有直接牵连的人是，亨利·德·阿斯蒂埃和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科尔迪埃神父。德·阿斯蒂埃和科尔迪埃神父两人都是戴高乐主义分子又是保皇党，他们的这种混合身份乍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他们的希望是，一旦达尔朗被清除，法国王位的觊觎者巴黎伯爵将能把所有法国分裂的派别统一到他的旗帜下。但这一计划成了泡影，因为巴黎伯爵一发觉美国人不会同意这个计划时就缩手不干了。(110)
这些情况在当初是不知道的。官方发表的公报暗示说轴心国的特务要对达尔朗的被刺负责，而法国的官员互相隐瞒重要的证据，不让公众知道。(111)结果，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了这次谋杀事件；法国当局极不像样地匆匆忙忙于12月26日只经过非常草率的审讯就把凶手处决了，这种做法丝毫也无助于消除很快就在阿尔及尔传播开来的种种猜疑和谣言。
达尔朗之死又把法属北非的未来政局置于纷乱多变之中。那些组成所谓帝国参议院的法国高级官员想把达尔朗的权力交给诺盖，但艾森豪威尔在罗斯福授意下声称吉罗是惟一可以接受的候选人。吉罗自己不想要这个职位，但在稍经劝说之后同意接任达尔朗的职务。(112)
吉罗执掌政治和军事领导权后，法国北非当局和戴高乐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重新又开展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维希政权和贝当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整个合法性问题也得作出决定。尽管这样，随着达尔朗从北非政治舞台上消失，方始看来有希望为这两个法国不同派别之间的和解铺平道路。(113)
还在11月8日之前，戴高乐就表示愿意同吉罗达成协议，当他听到达尔朗遇刺的消息时，戴高乐就提出同吉罗会晤，以便建立一个单一的法国政权。但吉罗想到他答应过诺盖不让戴高乐进入北非的诺言，所以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实际上，吉罗仍然认为自己是贝当的代理人，因而不愿意接受戴高乐提出的彻底清洗维希官员的要求。
罗斯福和丘吉尔几乎从一开始就急于促成这两个法国人之间的和解，在1943年1月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他们也朝这一方向努力过。(114)戴高乐一开始拒绝接受邀请到卡萨布兰卡来，后来虽然在英国人的强大的压力下改变了主意，但安排他与吉罗之间的会晤未能取得任何协议。
在随后的4个月里，吉罗在北非的地位逐渐受到削弱。盟军的压力限制了他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行动的自由。在突尼斯的作战进度由于时值泥泞和不利于机动的漫长冬季而迟滞下来，以致原来认为法属北非很快就会不再成为战场的想法失去了现实意义。为了对付这种新形势，约于1月中旬把法军直接置于盟军统帅之下，这就违反了艾森豪威尔与吉罗在直布罗陀签订的协议。(115)
另一方面，在这几个月里，随着戴高乐在整个法兰西世界中威望的提高，戴高乐派在北非的势力不断地扩大并增强。戴高乐同法国本土的法国抵抗运动的关系大大加强了他对付吉罗的地位。戴高乐和他的对手比较，在政治上也更加明智，而且他拥有更好的宣传机器，充分利用了吉罗的态度所提供的机会，谴责吉罗庇护法西斯分子和民主的敌人。英国外交部给予戴高乐的支持有助于抵消美国人对吉罗的支持。(116)戴高乐还由于苏联人和法国共产党的支持，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尽管这是使美国人更加坚定地反对他的部分原因。(117)
美国政府冷淡地看着戴高乐在北非影响的增长，而一些最高一级的官员则尽一切力量支持吉罗日趋下降的威信。可是，随着在北非的政治检查的放松（这种放松是在突尼斯的战事迟滞不前引起人民失望的时候出现的），在美国，对正在北非采取的政策爆发了一场广泛的批评。(118)即使在国务院内部，也有一些人认为同戴高乐达成协议将是明智的，而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则在北非当地自相矛盾地进行工作，即有些支持戴高乐，有些则反对他。(119)结果，在阻止戴高乐主义力量的增长方面，美国的反对毫无成效，而在突尼斯胜利（1943年5月13日）之后，军事安全的需要再也不能作为疏远戴高乐的一个理由了。(120)
尽管美国政府喜欢吉罗，但他们却不喜欢他企图保持维希政权合法性的政策，美国官员对吉罗不断施加压力，劝说他改变他的政治原则。可是吉罗相当顽固，只肯慢慢地让步。直到1943年2月底(121)法国全国委员会在伦敦为和解提出了一个新的基础之后，吉罗才迟迟于1943年3月14日在电台上发表了一次演说，接受自由与共和的原则。(122)
这些步骤消除了所有谋求联合的表面的思想上的障碍，并标志着反对贝当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最后决定；可是在戴高乐与吉罗之间达成协议的进程却由于双方个人之间的摩擦和猜疑对方没有诚意而受到阻碍。直到1943年5月30日，戴高乐才到阿尔及尔同他的对手直接谈判。经过几次会晤，他们于1943年6月3日同意建立一个由他们共同担任主席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名义上，吉罗与戴高乐在委员会里各有相等的代表，可是从一开始就有些由吉罗任命的委员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倾向于支持戴高乐。(123)吉罗乐意只管军事，并且他还有意让开，到美国去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正式访问，在此期间戴高乐加强了他在北非的地位。(124)这样一来，几乎从一开始，在阿尔及尔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就接受了戴高乐的领导。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法国长期不统一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几乎所有在法国的抵抗组织都已效忠于委员会，除少数加勒比海的属地以外，全都受委员会控制。不过，事实上，派别活动在委员会内部几乎还是像以前那样如病毒般地继续存在着。戴高乐让吉罗分享即使是名义上的领导也颇不甘心。他很快就着手去除掉吉罗，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成功了。吉罗于1943年11月9日向委员会辞职，并于1944年4月9日被劝说以法国陆军总司令的名义退休了。
在阿尔及尔成立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在盟国之间引起了它的国际地位的问题。戴高乐非常急切地要别人承认这是个流亡政府。但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不愿意给他这样一种地位，尽管英国政府一如既往地采取了较为友好的态度。虽然作了种种努力，谋求在措辞上达成一致，但事实证明，还是有必要发表各种不同的文本，规定各国政府与法国委员会的关系。(125)
美国在1943年8月26日发表的声明中，直截了当地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管辖那些承认它的权力的法国海外领地”。英国政府声明说：“本国政府同情地注意到该委员会希望被认为是一个有权确保管辖和保卫全部法国权益的政体。英王陛下政府的意图是尽可能对这一要求施加影响。……”苏联政府则毫无保留。苏联政府8月26日的声明宣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已决定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利益的代表，同时也是所有反抗希特勒暴政的法国爱国者的领导。……”(126)
在突尼斯的胜利后，接下来是委员会的建立以及三个主要盟国政府对委员会的承认，这一切使法属北非的复杂的政治局面得到了解决。尽管（也许恰恰因为）美国人反对戴高乐，英国人给他的支持也经常是不那么热情的，戴高乐却获得了在被占领的法国本土以外的，几乎是对所有法国人的领导地位。戴高乐与罗斯福和丘吉尔进一步的关系不再依据北非的局势而转移，而是要依据法国本土解放后奉行什么样的政策而转移了。北非现在已经变成一泓死水，盟国合作或不合作已不再那么重要了。
（二）战略决策
（1）卡萨布兰卡会议（1943年1月14—25日）
尽管在突尼斯境内的法国部队未能抵御德国空军和地面部队的进攻，但盟国对于在德国人能够集结重兵之前就占领整个突尼斯抱有很大的希望。迟至1942年12月1日，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还估计可在年底以前占领突尼斯，而到1943年1月底就可将所有轴心国部队赶出整个北非。(127)直到12月24日，这些希望才确定放弃。就在那一天，艾森豪威尔很勉强地决定，在更多的给养、部队和空中掩护得以集结之前不再努力向比塞大和突尼斯进军。这样一迟延，给了德国人以相当大规模地向突尼斯派遣增援部队的机会，以致这个战役开始具有十分新的规模了。
但是，在1942年11月和12月初，还没有预见到这一挫折。英美战略家们以为在北非将很快地、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因而他们需要对下一步做什么作出决定。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相当棘手的。除了在北非以外，美国在其他地方都没有集中大量兵力可以进攻德国。当7月份作出进行“火炬”行动的决定后，美军在英国的集结便突然中止了。这一集结是在1942年4月商定进行的。马歇尔将军反对使大量兵力长期搁置在不列颠群岛上，他已经相信英国人不愿渡过海峡去进攻法国北部。甚至原定担任空袭德国的美国空军第八航空队，也是慢慢才成长起来的。到那年年底，这支航空队没有在德国国土上投下过一枚炸弹，只对法国和低地国家进行过一些规模相当小的空袭罢了。(128)
美国在兵力部署上放慢脚步使英国感到失望，同时也有点惊慌。丘吉尔担心，如果美国不坚定不移地承担对德作战的义务，那么极可能再一次把兵力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去。他知道，进行“火炬”行动的决定作出以后，马歇尔将军的计划已被否定。他也知道，马歇尔是最积极主张先击败德国这一基本战略的美国人。马歇尔原来打算在1942年进攻法国，当他眼看他的这个计划被抛弃后，他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在1943年对德战争方面可能仍旧无所作为，因而可能把美国部队调往太平洋方面的战场，这种危险似乎是存在的。
为了防止局势向这方面发展，丘吉尔开始坚决主张在1943年有可能进攻法国。1942年11月9日，也就是在北非进行第一批登陆的第二天，丘吉尔竭力劝说英国的参谋长们在1943年有必要同德国人在欧洲大陆上作战。(129)英国的参谋长们不愿同意这一作战任务。他们主张通过进攻西西里、撒丁和意大利，结合对德国心脏地区进行的猛烈轰炸，在地中海开展“火炬”作战计划。丘吉尔预料，这种小心翼翼的战略不会使美国人感到兴趣，而且还可能激起俄国人极大的怀疑和失望。(130)
1942年11月24日，他们得到通知，要英国准备在1943年接待不超过427 000人的美国军队，这个消息证实了英国人的忧虑。上述数字表明，在下一年中被派赴大西洋彼岸的美军只不过是空军部队而已。丘吉尔立即打电报给罗斯福，问他“兜捕”计划——进攻大陆的代号——是否已经取消。11月26日，罗斯福复电说，美国人无意取消“兜捕”计划，但北非的作战必须优先予以考虑。电报的结尾说：“我们在西南太平洋承担了比我几个月前预料的要沉重得多的作战任务，但是只要船舶和其他资源许可，我们将尽可能快地继续进行‘波莱罗’计划（指美军在英国的集结）。”(131)这段话对首相说来似乎是个不祥之兆，它意味着仿佛太平洋战区可能将比欧洲战区处于优先的地位。(132)
1942年11月，美国最高统帅部的态度是犹豫不决而且令人迷惑的。金海军上将以及美国海军中大部分人的兴趣，主要是在对日作战方面，夺取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仍然处于紧急关头。美国海军在对德战略方面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下面这个问题的支配：“它是否允许在1943年对太平洋战争作出更大的努力？”因此美国海军善意地倾向于建议，欧洲的全力出击应推迟到1944年再进行。美国空军将领们则希望有机会让他们证实一下战略轰炸的可能性，而且，在他们情绪较高的时候，他们还希望单独用炸弹来把德国和日本毁灭。(133)所以，阿诺德将军也主张推迟横渡海峡的大进攻。
至于马歇尔，他相信1943年在法国登陆是不可能的。英国人不愿意着手进行这项计划，兵员和物资分往北非，以及俄国人将被逐回乌拉尔并丧失大量军事有生力量的前景（因而使希特勒有可能集中更大兵力来对付在法国的登陆），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兜捕”计划最早得在1944年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与此同时，他还决定不再在地中海地区发动任何新的攻势。他认为任何这类行动将消耗人力和物力，可能会使横渡海峡的进攻不得不推迟到更远的时候。他的战略计划是将英美的对德进攻暂时推迟将近一年的时间，另一方面，在1943年可以抽出较大一部分美国军事力量来投入太平洋方面的战争，像美国海军迫切希望的那样。(134)
马歇尔对中国方面的战事也非常关心。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丛林中对日作战遇到许多困难，这更使美国参谋总部相信自己原来的想法是正确的，那就是击败日本人的惟一经济的办法是动员中国巨大的人力来对付日本。但是要对庞大的中国军队进行装备和训练，必须首先重新打通经过缅甸的陆上交通线。对马歇尔来说，这似乎是一件比在地中海采取任何行动更为紧迫的任务。因此，他希望将北非登陆时用过的登陆艇大量调来缅甸备用，一俟1943年10月雨季结束，就开始对日本人采取行动。(135)
罗斯福本人的意见似乎还不很明确，但是在这一年仲夏时，他比马歇尔更倾向于同意在地中海地区采取行动，他显然始终坚定地认为应该首先进攻德国。(136)
约在12月初，两个新出现的因素使马歇尔相信他那项进攻法国的伟大计划有可能在1943年付诸实行。一个因素是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这个胜利推翻了原先广泛流行的一种看法，即红军将在1942年年底受到严重削弱。另一个因素是丘吉尔对进攻大陆的态度有了改变。
丘吉尔以其天生的乐观精神，迅速对新的战略前景作出了反应。他意识到马歇尔的情绪受到了损害和挫折，急切地想使马歇尔和整个美国最高统帅部改变态度，支持大举进攻德国的计划。同时，他很快相信俄国的力量，不再担心德国军队会突破高加索的防线，而他的参谋长们则在几星期后才相信这一点，并同意为防止德军突破高加索而驻扎在波斯的军队不再有必要留在那里了。
丘吉尔精神勃勃地着手制定一项战略计划，这项计划将充分利用在北非和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以促使美国人全力投入对德作战。他的计划见1942年11月25日和12月3日的两份备忘录，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在地中海中部，他主张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或者，把撒丁也一起包括在内。这需要将已经集结在北非的军队调来投入战斗，很可能一举把意大利永远逐出战争。在地中海东部，他希望能说服土耳其人参战。这样，在波斯的英国军队就可以用来加强土耳其的兵力，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一条战线，同时海峡对盟国船只的开放将为向俄国运送补给品开辟一条新的、更短的航线。最后，他还希望美国人同意派遣大量军队到不列颠群岛来，一俟德军因受来自地中海、东线以及逐步加强的轰炸攻势这些外围攻击而分散兵力的时候，立即在欧洲大陆登陆。他相信，欧洲被占领区的人民在英美军队的支持下将举行大规模起义，到1943年年底，有可能使纳粹欧洲的全部结构垮台。(137)
马歇尔欢迎丘吉尔强调在1943年进攻欧洲的可能性，并希望随着俄国战场出现的新形势，以及英国人的新的（或者表面上是新的）态度，他所希望实现的计划将不再遇到重大障碍。(138)然而，他并未改变他对于在地中海地区作战的意见，而这当然是丘吉尔建议的重要部分，但他的设想和丘吉尔的也不一样，他认为进攻欧洲大陆需要使用压倒优势的兵力，而丘吉尔则认为要使用多方面的、比较小规模的进攻，这种进攻有赖于事先削弱德国的力量，并得到被征服的欧洲民族的支持。(139)
已经明朗化的关于未来战略的问题，要求最高一级作出决定。罗斯福十分急切地希望使俄国人，最好使斯大林本人，前来同英美战略家们一起开会，解决有意见分歧的重大问题。他希望通过同斯大林面对面的接触，在俄国领导人与他本人之间建立起较为良好的感情。他已经考虑到有关战后安排的一些问题，并认为在战争尚处于关键时刻，俄国人显然需要美国援助的时候，向斯大林提出他的希望和计划，使俄国领导人至少保证遵守总的方针，那将是明智的。(140)
丘吉尔远不是这么急于要俄国人来参加会议。结果，他避免了俄国人可能给他的任何麻烦，因为斯大林拒绝参加苏联国境以外的任何会议，宣称即使是很短的时间，他也不能同前线失去直接联系。斯大林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直截了当地要求知道英美进攻法国的计划。(141)
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收到斯大林拒绝参加会议的通知后，立即对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等细节进行了安排。卡萨布兰卡被选定为开会的地点，时间定在1943年1月中旬。为了事先试探彼此的分歧，双方的参谋长们及其所属的顾问们在会前几天进行会晤。丘吉尔在1月12日到达卡萨布兰卡，罗斯福迟了两天，于1月14日到达。接着是一系列的会议和非正式的交换意见。直到1月25日会议才结束，美国总统乘飞机离开卡萨布兰卡回国。
这次会议的详细内容直到1952年还没有公布，但是它达成的主要决议人们是知道的，已经实现的折衷的总方针也十分清楚。总的说来，美国人同意了英国的进攻地中海地区的第一个步骤，英国人则同意了美国关于太平洋和远东的计划。双方重申了首先击败德国的基本战略，大西洋反潜艇战斗被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在会议期间这场反潜艇的战斗还远远不曾取得胜利。第二个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向俄国运送补给品。在欧洲，双方商定从三个方面对德国发动进攻，一方面是从空中，另外两方面是从海上。一俟突尼斯战役结束，立即尽可能快地发动对西西里的进攻，其目的是使盟国船只能在地中海通航。在英国，美国空军力量将进行集结，同皇家空军一起对德进行尽可能猛烈的轰炸。与此同时，地面部队将在英国集中，目的是1943年8月或9月在科汤坦半岛进行登陆。这个计划并不是马歇尔先前所希望的全面进攻的计划，它只是“大铁锤”计划的复活，目的在于为1944年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做好准备。当然，如果在1943年年底以前德国因内部原因而崩溃的话，那么将调动一切可以抽调的兵力前往欧洲大陆。(142)
在1943年进攻大陆的准备工作，与其说是一项坚定而明确的计划，不如说是带有点虔诚希望的性质。英国人对这项任务的看法当然就是如此，他们并不对美国人隐瞒自己的这种态度。(143)突尼斯战争进行得不够理想这件事，使雄心勃勃的进攻欧洲的计划至多也不过只是一种尝试，双方也没有努力协商推选一个司令官。然而，在会议结束后不久，陆军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领导下的一批参谋人员便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小组，详细制定这项拟议中的作战计划。
英国第八集团军的节节胜利，使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亚历山大将军指挥下的两条战线彼此越来越接近了。因此，需要对他们之间未来的关系作出新的规定。尽管英军在数量上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丘吉尔欣然同意由艾森豪威尔继续担任最高统帅，不过任命亚历山大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接管全部地面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在地中海和北非作战的海、空部队，也指派英国人负责指挥。(144)保留艾森豪威尔最高统帅职位的决定，一半是由于希望美国保持对地中海的兴趣，一半也是由于避免得罪法国，因为法国人不愿直接处于英国的指挥之下。
至于对日战争，英国全盘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双方同意对日本控制地区四周发动一系列平行进攻。已经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沿岸进行的攻击，将分别推进至腊包尔和帝汶岛。此外，还将横贯太平洋中部对特鲁克岛和关岛发动进攻。在北太平洋，则将进攻阿留申群岛中两个被日本人占领的岛屿。最后，将在缅甸发动一场由中、英、美三国部队联合进行的战争，以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陆上交通线。(145)
英国不仅同意这项多方面的对日进攻计划，而且还确认了这样一项原则：有关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决定，将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单独作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权力仅限于分配对日作战的补充兵力。(146)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商定的战略决定，并没有使所有方面都感到满意。俄国人认为把在法国登陆的行动推迟到1943年八九月份是一种诡计：把战争的主要担子放在红军身上，让英美军队坐享胜利的主要成果。当突尼斯的战斗陷入胶着状态时，斯大林很快对英美方面是否具有诚意感到怀疑。(147)美国人则认为英国同意他们关于法国和太平洋的计划仅仅是口头上的，对于未来战略的长时间的争论并没有达成什么有实际价值的协议。(148)然而，英国方面则感到他们已经使美国人看见了欧洲战区的某些现实，并相信计划在1943年完成的战略任务，同盟国可以提供的资源是非常相称的。(149)
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出现了三个主要的政治问题。一个是法国问题。像上文所提到的，罗斯福和丘吉尔试图使吉罗和戴高乐达成一项关于法属北非事务的协议，但是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150)
可是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却使战争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那就是制定出英美人都能接受的受降条件。罗斯福在来到卡萨布兰卡时便已经打算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无条件投降”——作为盟国向他们敌人提出的惟一条件。早在1942年1月7日总统离开华盛顿来参加会议之前，(151)他已经把他的这个意图告诉了他的军事顾问们。(152)总统在卡萨布兰卡同丘吉尔会晤以后，在会议过程中很早就向首相提出了这个口号。1月20日，丘吉尔询问英国内阁是否同意向德、日提出“无条件投降”。第二天，他收到内阁的答复，同意这一原则，但认为意大利也应包括在内。(153)丘吉尔本人原来急于诱使意大利求和（他认为这样对扩大地中海攻势最为有利），因此他希望任何“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都把意大利除外。结果，他使这件事搁置起来，(154)可是罗斯福的想法却不一样，他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只有彻底消灭德国和日本的作战力量，和平才会来到这个世界。……消灭德、日、意的作战力量，就是要德、意、日无条件投降。那也是对未来世界和平的合理保证。这并不意味着要毁灭德、意、日的人口，但却确实意味着要摧毁那些国家中以征服别国人民为基础的那种哲学。(155)
这个声明使丘吉尔感到惊讶和不快，他原以为总统已经放弃了这个主意，至少暂时是放弃了。但是，他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后来，他自己也赞成了这个方式。同时，像罗斯福在他原来的声明中所说的那样，他解释说，“无条件投降”将不对战败国人民施加不公正的惩罚。(156)
与这一步骤联系在一起的有两个问题，只能通过揣测来加以回答。第一，为什么罗斯福使用了“无条件投降”这个口号，并一直坚持到他逝世？第二，这对于德、意、日的抵抗意志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罗斯福的动机大概是三方面的。第一，他极力想避免对德国人作出类似他的前任威尔逊在“十四点原则”中所作的详细和慷慨的允诺。他希望避免一切可能，使将来某个德国领导人可以宣称——就像希特勒曾经宣称的那样——德国从来也没有真正被战败，只是由于德国人轻信了某些虚假的允诺，才解除了武装。第二，也许是更重要的考虑：与达尔朗的交易已经使美国某些新闻记者预言（并谴责），可能与戈林、巴多里奥或近卫这样的人做成类似的交易。罗斯福怕盟军同沾染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或日本帝国主义的人做交易，他急于要消除这种忧虑，而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似乎是一个办法。第三，罗斯福也许一心要对俄国人作戏剧性的证明：西方盟国将作战到底，决不会考虑单独议和，使德国人得以无所约束地与共产主义作战。(157)
尽管“无条件投降”对盟国阵营说来是一个很好的战斗口号，并可利用来推迟考虑有关战后政策和大国关系等棘手的问题，但它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举例来说，这个口号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当意大利、德国、日本依次投降的时候，不可能没有条件；相反，投降书及有关文件开列了一整套条件，从有关各方部队应立即采取的步骤，到长期的关于盟国占领军方面政治和行政权限的规定。投降牵涉到几百万军队和一整套现代政府机器，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其性质也不可能是无条件的。不管战胜国愿不愿意，它和战败国之间必须作出行政关系的安排。这个反对意见也许是一种诡辩，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然而，重要的是“无条件投降”的提法会使公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使政府官员们——包括罗斯福本人在内——忽视这种需要：预见并计划战争结束后在战败国内的各项安排。(158)
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口号对敌人的抵抗意志所产生的影响。毫无疑问，轴心国的宣传家们尽力地对“无条件投降”这个口号加以利用，以激励公众的决心。要确切估计这些宣传家从盟国这一要求所产生的讨厌的副作用中能获得多少成功，那是完全不可能的。(159)不难相信，如果不是由于“无条件投降”这个冷酷无情的口号（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使德国将领们的秘密集团感到泄气的话，否则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几乎在任何时候他们都可能取代希特勒，并向盟国求和。但实际上，罗斯福提出这个口号的部分意图，也正是要防止出现上述情况。同达尔朗（以及以后同巴多利奥）达成秘密协议的经验，使总统不想同任何像德国军官团那样的集团作交易。他不愿接受希特勒德国内部惟一可供选择的那些掌权者，宁愿将改组德国社会和挑选新统治人物的问题推迟到更远的将来。因此，可以加以责难的与其说是“无条件投降”这个口号，不如说是这个口号后面的态度，因为它可能会使欧战延长下去。(160)
日本的例子提供了十分明确的证据，说明由于“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使战争推迟了几天才得结束。(161)当决定性时刻到来的时候，杜鲁门不再追随罗斯福对德国实行的政策，而是同日本天皇谈妥了条件，并利用天皇的权力为占领和管理日本提供方便。
德国和日本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拿这两个国家进行直接的对比是不太明智的，试图对罗斯福的口号是否高明作出任何判断，也许同样是愚蠢的。包括斯大林、丘吉尔、艾森豪威尔在内的各种重要人物，在各种时刻，试图劝说罗斯福修改当初在卡萨布兰卡提出的要求，但总是遭到拒绝。(162)“无条件投降”这个口号自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提出以后，就变成了大联盟主要的、直接的战争目的。它趋向于取代早些时候盟国在诸如大西洋宪章上所制定的战争意图的定义，并使之黯然失色。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出现的第三个政治问题是，土耳其今后在战争中将充当何种角色。根据丘吉尔的战略计划，需要土耳其人加入盟国方面，但美国人不愿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来促其实现。马歇尔等人担心开辟巴尔干战线必将导致人力和资源的消耗，有些美国人也怀疑丘吉尔是想使用美国的人力和物资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一个英国势力范围，作为一种对俄国的平衡力量。(163)然而，土耳其军队的助战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开放会给盟国事业带来的实际利益，这简直是不能否认的。因此，在卡萨布兰卡商定，英国人可以在土耳其便宜行事，以便尽一切可能使土耳其人参战。(164)
丘吉尔立即决定亲自出马，试图说服土耳其人按照他的计划行事。他能够迫使英国内阁勉强同意他的计划。然后等卡萨布兰卡会议一结束，他就动身东行，往埃及和阿达纳去，他安排好同土耳其总统伊斯麦特·伊诺努在那里会晤。会议于1943年1月30—31日举行。丘吉尔表示愿意向伊诺努提供军事物资，并提出如土耳其一旦参战将能立即获得特别部队的支援，最终并将获得驻波斯和叙利亚的英国部队的支援。伊诺努及其土耳其同事乐于接受军事物资，尽管丘吉尔竭力想使他们相信：一个战后的国际组织将能保证土耳其抵御可能来自俄国的任何威胁，尽管他竭力向他们证明，土耳其在战后世界上最安全的地位莫过于能厕身于战胜国之列，把它的军队和英国军队安安稳稳地驻扎在巴尔干各国，土耳其人却仍然拒绝作出参战的保证。丘吉尔只好在他的伟大计划未能实现的情况下离去，但他对能够建立英国—土耳其联合军事委员会一事，还是满意的，因为可以依靠这个机构以物资加强土耳其军队，并增强英国在土耳其政府的会议上的影响。(165)达成的协议成果要比丘吉尔原来所希望的为小，但丘吉尔还是不肯放弃他那个诱使土耳其参战的计划。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的军事决定只有一部分付诸实行了。在地中海，对西西里的进攻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在太平洋，日本人结果比原先所想象的要顽强，而在缅甸，夺回它的尝试很可悲地失败了。在卡萨布兰卡，英美之间战略上的意见分歧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也未为1943年余下的日子订出双方必须严格遵守的计划。结果是一种妥协，这种妥协写在纸上的比参加会议者心中愿意接受的要广泛得多。不过，对最近将来的打算还是达成了协议：进攻西西里，已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发动的攻势将继续下去。在船只不足的问题得到解决和突尼斯的结局变得明朗以前，任何长期计划必然会受大量不定因素的影响，以致对什么也不能明确地作出决定。因此，似乎可以公平地说，一切能够明智地去做的事，当时全已经做了。
（2）同苏联协商还是争吵？（1942年11月—1943年7月）
如同以往一样，俄国同西方盟国关系的冷热主要是随着1943年上半年的军事事态和战略决定而转变的。斯大林所要的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担心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袖手一旁，不全力以赴地打仗，等待德国和俄国彼此在战场上精疲力竭。斯大林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举动是随着西方国家的军事行动和政策是符合他所希望的格局还是他所担心的格局而变化的。苏联对英美的热忱的一切主要变化，完全能够直接同军事形势的变化联系起来。
在听到进攻北非的消息后，斯大林发表了一个表示欢迎的声明。他在声明中把这件事说成是：
……一件意义极为重大的突出事件，它显示出盟国武装部队的成长，并为意德联盟在最近的将来日趋瓦解展开前景。……
要估计这个战役已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减轻了对苏联的直接压力，目前还为时过早。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效果是不会很小的。……
但是斯大林没有错过重提第二战场这个话题的机会。他从北非登陆战役中预见到的利益之一是：“……该战役将为在更接近德国各重要中心的欧洲地区开辟第二战场创造先决条件。……”(166)
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的决议是在一份由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3年1月26日联名发出的电报中对斯大林宣布的。电报的措辞显然很含糊，仅仅告诉斯大林说，他们当前的意图是肃清北非，然后“尽早地在地中海地区开始大规模的水陆两栖军事行动”。关于第二战场，这份电报只说英国和美国军队将“准备在切实可行的时刻重新进入欧洲大陆”。(167)
很自然，斯大林要求知道更多的细节。作为答复，丘吉尔在2月初就把进攻西西里的决定告诉了斯大林，并用下面这段话来描述进攻欧洲的计划：
我们还在我们的资源许可的范围内，加紧准备在8月间进行由英美部队参加的横渡海峡的军事行动。在这个问题上船只和突击用的登陆艇又是限制的因素。如果这次军事行动由于天气或者其他原因而推迟的话，我们将准备加强兵力以便在9月间再进行。什么时候进行这次袭击，当然要看德国那时在海峡对岸的防御情况而定。(168)
斯大林在1943年2月16日的答复中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我认为目前的局势要求尽最大可能加速拟议中的行动，那就是说，要求比所说日期早得多就在西方开辟第二战场。为了不使敌人获得任何喘息的时间，在春季或初夏从西方发出打击，这是极为重要的。……(169)
正当交换上述信件时，美军在突尼斯的卡塞林山隘遭到挫败。这次挫败招致一些英国记者和某些人严厉批评美军缺乏训练，并使斯大林想到，西方盟国正在退缩，并不真正急于结束突尼斯战役。此外，德国人于2月21日在俄国南部前线发动了一次反攻，于3月12日重新占领了哈尔科夫。斯大林把这次挫折归因于德国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调来的增援部队。他觉得如果有一个较为积极的盟军攻势把德军牵制在西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170)
斯大林在1943年2月23日红军建军节25周年纪念日发布的节日命令中反映了他的不满和不信任。命令中并未直接提到西方盟国，但却有着如下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鉴于在欧洲没有第二战场，红军独自肩负着战争的全部重担。”在随后的一段话中，斯大林把红军的任务说成是把德国人追至“我国的西部国境”。(171)把这句话同上述命令里自始至终对西方明显地缺乏热忱的言辞结合起来看，英美有些人士担心，一旦德国军队被逐出俄国国土后，俄国人可能立即同希特勒媾和。(172)
但是，在随后的几星期中，关系却变得较为友好了。这是因为德军的反攻在3月中旬结束，俄国前线出现了一段沉寂时期。这种暂时的静止状态一直延续到7月5日。同时，西方政治家的活动和盟军在突尼斯的活动都使斯大林安心。丘吉尔在3月11日答应斯大林，如果德国人是被充分削弱了，西方盟军将于1943年8月前打过海峡。(173)此外，英国第八集团军于3月20日发动攻势，突破了突尼斯南部的马雷特防线，而盟军在突尼斯北部的进展，虽算不得波澜壮阔，却也同等重要。这些显示出西方国家并不打算继续在北非按兵不动，坐观俄国人和德国人互相杀戮，流尽鲜血。
俄国人3月间较为高兴的心情从他们对一项批评的反应上便显示出来了。这项批评是美国大使斯坦德利海军上将提出的，他指责俄国人不公布他们根据租借协定从美国得到的援助。1943年3月8日，斯坦德利对一些新闻记者说，“哄骗美国人从口袋里掏出数以百万计的钱，使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帮助俄国人民，而同时俄国人民却又不知道这件事”，这是不公正的。(174)这项指责很快就产生了结果。3月11日，李维诺夫大使在华盛顿发表演说，赞扬了美国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给俄国的援助。俄国报刊全文登载了这篇演说，对租借法督办斯退丁纽斯的一篇报告也是一样，他在报告中列举了已交付给俄国和其他国家的货物数字。(175)
当丘吉尔于1943年3月30日通知斯大林，说到俄国北部的船队在秋季以前将暂停航行时，斯大林答复中的语气是温和的。盟军在突尼斯的推进和对德国进行猛烈轰炸的消息，以及增加经由波斯运交物资的保证，又一次使斯大林在同英国首相的函电往来中使用了亲切的语调。(176)
这种重新恢复的热忱反映在斯大林为纪念194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发布的节日命令中。他提到盟军在突尼斯的推进和对德国的轰炸，认为这“预示着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还宣称从东西两方的打击已第一次汇合成了对抗希特勒的一股联合的盟国力量。在上述命令较后的一段中，斯大林效法罗斯福和丘吉尔，要求以希特勒德国的无条件投降作为欧洲和平的惟一基础。(177)
1943年4月底爆发的一次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的新的公开的争吵，当时并没有严重影响到盟国大国之间新出现的亲切关系。这至少部分是由于德国的电台和宣传机关对促成俄波争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德国人宣布他们已在卡廷发现一处万人冢，葬有数千具遭俄国人屠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时，伦敦的波兰人禁不住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波兰人有很长时期一直找不到1939年被俄国人俘虏的大批军官，当波兰战俘被释放后在俄国国土上组成波兰军队时，这批军官也没有重新出现。因此，波兰当局很有理由想知道，这些失踪的人究竟出了什么事，但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眼中，波兰人似乎是上了德国宣传的当，他们这样做是在盟国关系中引起混乱。因此，当苏联政府在1943年4月26日断绝同波兰的外交关系时，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非但拒绝站在波兰人一边进行干预，而且还对波兰人如此恶劣地分裂盟国队伍感到真正的不快。(178)
西方盟国在波兰问题上的克制可能已使斯大林受到鼓舞，认为他这方面作出的和解姿态也许可以为他赢得东欧方面的重要让步，这种让步在1941年和1942年英苏同盟进行谈判时曾遭到拒绝。不论怎样，在1943年5月中，俄国人采取了两项新的友好步骤。
5月22日，第三国际解散了。为了不使任何人忽略它的重要意义，6天后斯大林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明这个行动除了有其他好处外，还有助于促使“各国爱国人士联合所有爱好自由的人民组成一个单一的国际阵营这项工作”。(179)西方各国的官方不敢贸然相信第三国际的正式取消将会使全世界共产党活动发生任何真正的变化，(180)但是这个行动一般都被解释为意在消除妨害俄国同别国建立良好关系的一个长期刺激性因素。
当第三国际宣布解散时，作为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约瑟夫·E·戴维斯正在莫斯科。(181)他奉派出使是要向斯大林力陈同罗斯福个人会晤的必要性。罗斯福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他同斯大林会晤时丘吉尔不在场，那可能更便于建立一种亲切的个人关系。(182)他认为可以在以后举行三大国会议时再让丘吉尔参加进来。当戴维斯提到个人会晤的问题时，斯大林起初持怀疑态度，但是最后他同意于1943年7月15日同总统会晤，如果发生预见不到的军事情况，迫使会晤延期，日期的推迟也不应超过两星期。(183)这使罗斯福大为欣慰，因为自1942年春季起，他就一直试图安排同斯大林会晤了。当时丘吉尔显然被蒙在鼓里，直到后来才告诉了他，(184)不过他对这样一个建议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不难想象的。
当斯大林于1943年6月初获悉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185)已决定把进攻法国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时，俄国同西方的友好关系就突然遭到了破坏。这个消息导致斯大林谴责西方大国不守信义。接着，斯大林同丘吉尔互发了一些措辞尖刻的电报。斯大林召回了驻伦敦和驻华盛顿的大使，而罗斯福同斯大林的会晤也给推迟了。(186)1943年7月13日，在俄国成立了自由德国委员会，这件事对改善关系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看来仿佛俄国人正在为战败后的德国筹划一个傀儡政权。7月5日，等待已久的德国人的夏季攻势开始了，这更增加了俄国人的恶感。红军又一次单独面对着德国人，看不到从西方迅速获得支援的前景。
（3）“三叉戟会议”和阿尔及尔会议（1943年5月12—31日）
进攻西西里的决定是在突尼斯战役的结局还不能预见的时候在卡萨布兰卡作出的。要在突尼斯作战的同时制定进攻西西里的计划，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有关各司令官和各军种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艾森豪威尔一度曾建议推迟或放弃这项计划，但是丘吉尔却使罗斯福相信，在即将来临的夏季，除了入侵西西里，没有其他军事行动能够牵制德国和意大利军队而又能帮助俄国了。因此，艾森豪威尔的疑虑没有能占上风。(187)
制定进攻西西里的计划之所以发生困难，部分是由于英美之间对未来战略的基本意见分歧在卡萨布兰卡并未充分并坦率地得到解决。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仍然认为，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应当保持在小规模的水平上，主要力量应集中于准备尽快对法国北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相反，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则认为西西里战役应当是进攻意大利的前奏，而把经由土耳其和跨越亚得里亚海对巴尔干半岛进行的两面夹攻作为进一步的目标。他们认为，地中海战役应当优先于为横渡海峡的进攻而作的准备工作。
亚洲战场上同样存在着尚未解决的分歧。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曾经同意在1943年着手把日本人赶出缅甸。这项军事行动的第一部分是沿着孟加拉湾往下发动一场指向若开的有限攻势，但是1943年1月，当英国和印度军队开始前进时，他们遭到了困难，到5月，日本人已成功地把他们赶回到大致是原来的战线上。由于这次进攻失败，中国人在缅甸北部的一次攻势也相应地取消了，因为它原来是计划同若开战役的较后阶段配合进行的。
1943年春季没有能成功地发动缅甸战役，这加剧了亚洲战场上各处回响着的冲突。韦维尔将军统率的英国人，史迪威将军统率的美国人和蒋介石统率的中国人，互相猜忌、互相厌恶。此外，美国驻华空军司令克莱尔·陈纳德将军又同史迪威剑拔弩张、势不两立。陈纳德认为，如果能把那些能够空运到中国的有限物资用于建立一支强大的轰炸力量，对日本的战争就能取得胜利，并不需要在缅甸丛林里进行代价高昂和困难重重的地面战斗。相反，史迪威则相信，一旦以中国为基地的轰炸开始使日本受到损害，日本的地面部队就会立即占领这些空军基地。他认为只有在中国地面部队已被训练和装备得能同日本军队旗鼓相当地作战以后，才能成功地发动一场巨大的空中攻势。为此，在史迪威看来，夺回缅甸北部和重新打通同中国的陆上交通，还是和以前一样必不可少的。(188)
当突尼斯战役趋向结束时，丘吉尔为他同美国人之间缺乏牢固的协议变得相当关切。他的第一项行动是试图安排在阿尔及尔举行一次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那时他们就能同艾森豪威尔和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司令官当面商量了。但是美国人却不同意，(189)因此丘吉尔决定他必须再一次到华盛顿去。这次会议从1943年5月12日持续到25日，代号叫做“三叉戟”。
同往常一样，丘吉尔的战略计划是会议开始前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合作很清楚地制定出来的。英国人消极地想要说服美国人取消对缅甸的进攻并放弃在1943年发动一场横渡海峡的全面进攻的希望。由于这两项计划是马歇尔最为珍爱的，丘吉尔认识到，如果他过于斩钉截铁地拒绝，将会产生极坏的印象。另一方面，事态的发展已经使上述两项军事行动中的任何一项完全不可能及时做好准备了。突尼斯的战斗已经进行得比原来预计的要久。在坏天气到来之前，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船只可以把一支庞大的美国部队运送到不列颠群岛上来，以便于1943年进攻大陆。同样地，在缅甸初步的失败也已经使把日本人从缅甸肃清的计划变得不可能实现，除非能大大增加分配给那里的物资和部队。
丘吉尔的积极的计划是，通过进攻意大利和采取有力的步骤促使土耳其参战来把地中海地区的攻势进行下去。他的论点是令人信服的。在盟军现有的部队大量集结在北非和中东的情况下，他们在1943年并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做；如果在攻占西西里后停止作战，那就会使俄国人在整个1943年夏末和秋季肩负着对德作战的全部重担。
在亚洲，丘吉尔已经制定出一项全新的战略。他建议对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进行水陆两栖的攻击，而不试图通过陆上作战把日本人逐出缅甸。据这位首相说，这个计划的优点是能够避免日本人最擅长的丛林战，而且还能从日本手里夺回一些宝贵的资源。但是在能够发动这样一场战役前，必须增加印度洋英国舰队的实力，而这只能来自地中海，只有当意大利舰队被摧毁或被迫投降时才有可能。(190)
英国人的建议同美国人的计划之间的冲突是针锋相对的。同以前几次会议的情况不同，美国人这次来参加“三叉戟会议”是经过很好准备并统一了意见的。1943年3月，在华盛顿举行过一次太平洋军事会议，草拟了击败日本的主要计划，这项计划准备在“三叉戟会议”上提交给英国人。这项计划实质上是一个围攻香港的巨大钳形运动。美国人将横渡太平洋，跳岛作战，冲向中国南部的海岸。英国人同中国人一起则将肃清缅甸的敌人，然后在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进行骚扰性袭击。同时，供应中国军队的物资将通过重新开放的滇缅公路来递交。一支巨大的战略空军将在中国建立起来。然后，中国人发动的一次强大的陆上攻势将在香港地区把日本人赶到海里。在美国海军部队和中国地面部队这样在香港会师以后，盟国将从这个有利的地位发动对日本本土的最后进攻。(191)
至于对德战争，美国人重申了他们对横渡海峡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信念，不过他们承认，在1944年春季前不可能准备好这样一次进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和罗斯福开会决定，美国政府在“三叉戟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迫使英国人对横渡海峡的进攻承担一项明确而不容更改的义务，保证这项进攻“将在最早的切实可行的日期进行，并应在1944年春季以前为这样一次军事行动做好充分准备”。(192)使英国人接受美国的太平洋计划，是一个第二位的但几乎是同样重要的目标。
“三叉戟会议”举行时，双方在许多较小的问题上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大家毫无异议地商定通过外交途径，或者在必要时通过武力从葡萄牙取得亚速尔群岛作为海空军基地。这项工作分派给了英国人，他们在1943年10月通过谈判取得了期望的结果。(193)大家同样毫无异议地商定，应当大大加强对德国的轰炸，并应作出特别努力，轰炸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194)
然而，在一些主要的战略问题上，会上的讨论是冗长的，有时是激烈的。美国人不愿同意地中海地区的进攻，怕它可能会再一次推迟横渡海峡的攻击。英国人几乎同样顽固地拒绝同意1943年在缅甸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且很清楚地表明，他们认为美国人相信中国兵的潜在战斗力是一种幻觉。尽管如此，在1943年5月23日前还是达成了一项不明确的妥协。美国人同意了一段措辞含糊的地中海地区政策的规定，其内容如下：
……将训令北非盟军总司令作为紧急任务，利用“赫斯基行动”〔指进攻西西里〕，计划出最有可能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并牵制最大多数的德军的作战行动。至于在各种具体的作战方案中采用哪一种并在以后加以实施，那将留待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去决定。(195)
这几乎意味着什么决定也没有作出。艾森豪威尔负责制定计划，但这些计划是否付诸实行却有待于将来的决定。尽管如此，对英国的地中海计划来讲，这仍然是一个打开局面的楔子。丘吉尔深知，形势和时间的推移都对他有利。由于在地中海地区的部队大部分是英国的，在决定这些部队的使用时，自然应当优先考虑英国政府的愿望。此外，马歇尔和他的同僚也很难替以下的战略进行辩护，就是使地中海地区盟军在1943年夏末和秋季一直闲着无事，而让意大利处在盟军炮口之下，等待入侵。
在缅甸，地面战斗的计划被推迟到1944年。在这期间，先集中力量修建一些空军基地，使轰炸机能袭击日本在缅甸的驻军，并能以大大增长的规模组织对中国的空运。美国人希望，这将足以使中国人继续作战，还将使得在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能袭击日本本土的战略空军成为可能。(196)
就这样，英国人在缅甸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而美国人则在地中海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但是在美国人眼里的关键性问题却是，要英国人同意1944年春季在法国登陆。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的几个月中，为这样一项军事行动制定计划已经有了进展，但如果要使法国北部的登陆成功，在人力和装备两个方面究竟需要些什么，依然十分模糊。尽管如此，马歇尔将军和他的美国同僚还是极力敦促作出一个切实的决定，并希望为横渡海峡的进攻先定出一个明确日期。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根据原则拒绝承担过分长远的义务，而宁愿把注意力集中在即将在地中海地区展现的新机会上。结果是一项妥协。双方同意在英国集结部队和物资，“其目的是发动一次以1944年5月1日为预定日期的军事行动，以求在欧洲大陆上获得一个能从那儿发动进一步进攻的立足点”(197)。总共有29个师奉命担任这项任务，其中有7个师将来自地中海地区现有的部队中。(198)此后不久，就给设想中的这一行动起了一个代号，叫做“霸王”计划，尽管计划以后几经修改，这个代号却一直持续到1944年6月最后进攻那天。
然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接受“霸王”计划是有重大保留的。他们认为，英美部队必须赢得无可争议的空中优势，同时还必须决定性地击败德国的潜艇，然后才能成功地进攻法国。而在1943年5月，这两种情况一种也还没有实现。同时，英国人认为最好还是利用地中海地区可能展现的机会，而不去集中所有的力量为大规模进攻作准备，因为除非先对“欧洲堡垒”的南翼进行骚扰性攻击，使德军兵力分散，否则这种进攻最后可能会证明是办不到的。英国人担心，如果不在地中海地区发动强有力的进攻，美国人的进攻计划将是危险的、轻率的和不成熟的，然而马歇尔顽固地坚决要他们答应在规定的日期发动进攻，他们又回避不了他的要求。因此，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只好勉强地签字，同意“霸王”计划的集结优先于地中海地区的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这些决定远不能使英国首相感到满意。当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5月24日向“三叉戟会议”的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他们的结论时，丘吉尔雄辩地为进攻意大利进行辩护，并用他通常乐观的调子描绘了这样一个步骤对巴尔干各国的影响。但是美国人很固执，他们一点也不肯更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达成的协议。第二天，即5月25日，丘吉尔暂时认输，于是“三叉戟会议”就在接受了5月23日的战略决议的情况下结束了。(199)
美国人不愿同意进攻意大利，这当然是由于他们认为这一步骤将会使“霸王”计划不能按时间表进行。马歇尔坚决相信，在军事上“霸王”计划是赢得对德战争的最好的捷径。他认为，任何其他的战略都会不必要地延长战争。在美国参谋长们看来，英国人坚持在地中海地区采取行动似乎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军事目的，而丘吉尔的在苏门答腊和马来亚进行水陆两栖作战的计划也是这样。
英国人对“霸王”计划有着真正的军事上的反对理由，他们担心会重新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支配着西线一些战役的那种屠杀，并会陷入1915—1918年那种无益的阵地战，但这对美国战略家们不起什么作用。他们不大相信这些担心，认为这是用来掩饰英国战略的真正政治动机的假面具。在美国人制定战略计划时，他们背地里经常有一种怀疑，担心英国人会利用外交手腕，骗美国人用人力和物资来支持和扩大英帝国及其势力。这种担心使美国人更加固执地坚持那些由他们拟定的计划。由于需要美国的援助，丘吉尔和他的同僚经常不得不作出让步，至少在口头上同意美国的建议，但是他们能够阻挠，并且也阻挠了那些他们所不赞成的计划，同时却促进其他那些他们所赞成的计划，用这种稍微间接的方式，他们得以对事情实际的发展施加很大的影响。
盟军在意大利战役中的那种迂回推进的方式，为英美战略家之间这种多少不自在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子。尽管丘吉尔在“三叉戟会议”上遭到了挫折，他仍然不准备放弃他的进攻意大利的计划。他首先希望能使马歇尔将军转向他的观点，因为马歇尔是美国方面反对在地中海地区进行冒险的主要人物。因此，丘吉尔邀请马歇尔和他一起到阿尔及尔去同地中海地区的一些盟军司令官商谈。马歇尔答应了，就和这位英国首相一起乘飞机到北非去。他们于1943年5月29日到达。
不出丘吉尔所料，他发觉地中海地区的那些美国司令官远比他们在华盛顿的上司乐于进攻意大利。艾森豪威尔的意见是，如果占领西西里证明是比较容易的话，那么这个战役就应当毫不停顿地继续下去，直到横渡墨西拿海峡打进意大利南部为止。然而，马歇尔不打算仓促同意。他争辩说，在进攻西西里的结果明朗化以前，不应当做出任何决定，并认为替代进攻意大利的另一办法是在1943年最后几个月中强占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在他看来，攻打这两个岛的战争有其有利之处，一旦占领以后，只需要少量驻军就能保持战果，而意大利战役的结果将形成一条战线，为了稳固地维持这条战线，就将损害为横渡海峡的攻击而进行的大量集中。(200)
在丘吉尔和英国人这方面，他们是很谨慎的。他们否认有把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扩展到巴尔干各国的意图。(201)丘吉尔把进攻意大利作为一个完全附属于“霸王”计划的战役提出来，说这个战役的范围限于亚平宁半岛南部的一些目标。同时，英国发言人仍然希望，意大利可能会投降。在这种情况下，战线就可能会向北跃进，一下子进到波河，或者甚至进到阿尔卑斯山麓。(202)
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决定。艾森豪威尔同意，他将制定一些利用西西里战果的计划，等时机到来时，他不但将把这些计划送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而且将把根据形势发展而作出的具体建议也送去。丘吉尔对这个结果尚感满意。他意识到，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司令官是希望朝前推进到意大利境内去的，而且，就像他在给伦敦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只要稍有耐心，我们英国人大家又意见一致，可能会获得所期望的解决办法的。”(203)
至于欧洲方面，“三叉戟会议”和阿尔及尔会议的结果竟然比在卡萨布兰卡达成的协议要切实得多。理由之一是，有了在北非取得胜利的背景，而且盟军可以支配的物资、船只和受过训练的人力也日益充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盟军能够订出一些较为稳固的计划，能够迫使德国人继续采取守势，并能越来越随心所欲地打击敌人。英国人不再十分担心美国人会从欧洲撤出他们的主力部队去打日本了。他们希望，依靠形势的发展，依靠他们自己的军事外交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可能性和障碍的较为正确的估计，他们将能使美国人转而接受他们所制定的战略的主要纲领。美国人则觉得，英国人不愿同意他们的战略计划是可以用充分生硬的态度来克服的。尽管他们仍然十分警觉，惟恐英国人用狡猾的手段把他们引向歧途，他们还是认识到，使这两个国家团结起来的最终目标的一致性。(204)
但是，在亚洲和太平洋方面，形势却同举行卡萨布兰卡会议时没有多大不同。在华盛顿，没有取得十分有效的一致意见，而英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会上继续激烈地进行争吵。由于中国在钳形攻势中一个钳的任务已被取消，“三叉戟会议”上商定的用来打倒日本的那项宏伟的计划就必然要作出根本性的修改了。
“三叉戟会议”的决议使俄国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大为紧张。尽管英国人同美国人在有关“霸王”计划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和，双方还是同意：在1943年余下的几个月中不能在法国建立第二战场。对斯大林透露这个消息，肯定是一项棘手的任务。丘吉尔和罗斯福觉得很难起草一份电报，用最完美的措辞把这项决定告诉斯大林。结果，最后的电报稿是马歇尔拟完的。(205)尽管盟国的领袖们在用词上花了力气，想使这个消息听起来愉快一些，但斯大林在接到这个消息时，还是大为愤怒。接着，像我们上文所述的那样，就出现了一段疏远的时期。(206)
（三）进军意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