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阿诺德·汤因比

本书是《概览》丛书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里的一卷，定名为《希特勒的欧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事实证明：第三德意志帝国对亚细亚大陆欧罗巴半岛上其余地区的短暂的统治，其建立固使人惊异，其崩溃则更使人惊异，而这两者的关键，都在于希特勒的个性。德国对欧洲的这场暂时的奴役，是希特勒个人的成就，而德国迅速失去其征服之地——这比迅速获得它们更为异乎寻常——也是由于希特勒本人虽然以其个人天赋的魔力使收获成熟了，而他个人却又无力为德国进行收割。

20世纪前半期，德国具有足以统治欧洲其余地区的良好位置和良好装备。19世纪后半期欧洲的人口和生产中心向东转移以前，法国居于欧洲的中心地位，但这时这种地位已为德国所取代了。在欧洲大陆，20世纪初期的德国，是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拥有最多的技术熟练的人力资源。的确，在这半个世纪中，德国的工业潜力超过了世界各国，只有美国例外。德国很可能使自己提高到，甚或超过美国工业潜力的水平，只要德国不是过早地同美国作战，而是设法把大陆上邻近各国的经济吞并进来，以增强自己的庞大的国民经济。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这些国家的领土实际上都已在德国的统治之下了。

在希特勒所看不到的经济活动方面——例如财政方面——即使在1940—1945年这一短时期内，德国的技术能力在促使希特勒的欧洲一体化上其实已经及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而且由于一个绍克尔和一个施佩尔的才干，在统一使用劳动力和工业设备上，也取得了某些进展，尽管在这些方面，由于德国技术专家们的努力遭到了希特勒的阻挠，因而效率大减。希特勒的个人天赋给德国带来了唾手可得的扩张机会，而希特勒却阻挠德国高超的技术力量乘机收获，这一点，无疑是希特勒的欧洲大厦——以及在同一场巨大灾难中与之同归于尽的俾斯麦的德意志大厦——所以倒坍的最为深刻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在法国沦陷后的第二天，或者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在签订慕尼黑协定后的第二天，处于希特勒的地位的乃是历史上某一位创建帝国的英主，那么，我们就可以估量出希特勒之破坏他的前辈和他本人亲手的建树，达到了何等程度。如果希特勒手里那副牌，不是在他手里，而是在奥古斯都、（汉）刘邦或是居鲁士的手里，靠了那副牌，这等雄才大略的人物还有什么大事业干不出来呢？他无疑会以希特勒的欧洲建成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在开国者去世以后，帝国还将延续达400年之久。拿破仑同希特勒很相似，他也缺乏奥古斯都的稳健，虽则就所拥有的恺撒般的高度权力而言，他同希特勒当然相去甚远。但是哪怕是拿破仑，他手中如果持有希特勒在1938年10月和1940年6月所有的那副牌，那么，他或许也可能使他的帝国避开莫斯科和滑铁卢这些礁石而破浪前进。因为拿破仑和希特勒不同，他知道在他的非法兰西臣民面前表现得不仅是一个征服者和剥削者，而且是一个带来宝贵的行政管理与文化礼物的使者，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个解放者——拿破仑之所以能从他征服的土地上有所收获，正是凭了这一点。拿破仑的那些枪骑兵为他战斗到最后一息，德国犹太人海涅在其《伟人之歌》中又把拿破仑奉若神明。希特勒同样也有力量能赢得不是波兰人而是乌克兰人的效忠，并能受到不是犹太人而是俄国基督教徒和资产阶级的歌颂，因为他本来可以大发慈悲，耙平一个共产主义地狱，把这些人从墓穴中救出来，使他们重见天日。但是，这种胸襟开阔的拿破仑式业绩，却完全不是希特勒的道德和智力所能企及的。

尽管希特勒和拿破仑都不是他们成为独裁者的那个国家的土生土长的儿子，他们在对待被征服民族的政策中，却都反映出了他们所归化的那个国家的传统态度。拿破仑接受了一种非科西嘉的18世纪和17世纪法国传统，他既是征服者，又是文化传播者；希特勒接受了一种非奥地利的普鲁士传统，他感觉取得权力而不尝点鲜血的滋味就没有乐趣。骑在外国民族的头上而不敲打他们的脑袋，让他们痛感悔恨，希特勒是不会感到心满意足的；他宁可失去一切赢得他们友情和取得他们合作的机会，而不愿放弃这种虎狼一般的乐趣。拿破仑为了设法赢得意大利臣民的忠诚，给自己戴上了伦巴底的铁铸王冠，希特勒是决不会屈尊仿效拿破仑这种手法的。从理论上说，在希特勒的欧洲，意大利人并不是被征服的乡下佬，而是罗马—柏林轴心中同德国人平起平坐的伙伴。然而，关于怎样同这些名义上的盟友打交道，希特勒惟一的想法就是：运用德国占压倒优势的实力和效率，把意大利人降低到实际上是德国臣民的地位。而意大利人对德国统治的怨恨与惶恐却发挥了作用，随着英美攻入意大利，两者一起在1943年促进了一半成功的意大利反法西斯革命和脱离轴心国的行动。何况希特勒还沉湎于他那种普鲁士式的乐趣，盛气凌人地维护他对卫星国和被征服民族的统治。希特勒一度对之稍示体恤和宽容的惟一被征服的国家，乃是维希法国，此中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希特勒自己对法兰西海外帝国鞭长莫及，所以想借此诱使维希政府在海外各地的代表不要倒向战斗的法国人和他们的英语盟友。而一旦盟军在法属西北非登陆，希特勒便立即予以报复，对维希法国实行军事占领。

希特勒的理想（以他那种固执的幻想为根据，认为这场战争是短暂的、易于取胜的）是：“只有日耳曼人才可以携带武器”。⁽¹⁾这种日耳曼“主宰民族”的理想，加上他为了蛊惑人心，不肯充分动员德国人力，或者不如说根本不肯动员德国妇女的人力（出于对这场战争的同一个根本错误的估计），使他在极其需要军队的时刻，作战兵力却陷于枯竭。在战争末期，希特勒确曾同意采用某些办法来大规模地弥补德军人力的不足：强迫属于非大俄罗斯民族的苏联战俘入伍，并接受被征服国家的“合作分子”来服兵役（这些“合作分子”心里明白，如果纳粹分子人头落地，他们自己也会人头落地的）。然而，希特勒始终不曾劝说——也始终不想劝说——他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名义上的盟友或是被解放的民族，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民族利益同日耳曼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没有一个乌克兰人像拿破仑的忠实的波兰走狗波尼亚托夫斯基那样，公开站出来真诚地向自己的同胞鼓吹，说他们为保存希特勒的欧洲而战斗，就是为他们自己民族的事业而战斗；罗森贝格力图使乌克兰人接受这种想法，却遭到希特勒的破坏，希特勒打定主意要把他的欧洲的一切非日耳曼人当作畜生看待，认为他们活着只是为了供日耳曼人驱使的。

事实上，希特勒思想平庸、性格粗鄙，只因造化弄人，使他赋有煽动家与骗子手的异乎寻常的歪才，才把一个帝国弄到了他手里，可是又不告诉他怎样去处理这个帝国。希特勒在这方面的灵感似乎仅限于两种想法，而两者都是目光短浅和心胸狭窄的。只要有希望消化得了，他就会把最大量的被他征服的土地吞并入日耳曼帝国。至于他的欧洲的其余部分——盟邦，卫星国，被征服的民族，全都一样——他要使它们从属于一个臃肿的日耳曼帝国统治下的欧洲殖民帝国之内，下降到奴隶的地位，屈居最低级的非人的地位。

在希特勒的欧洲，其政治局面的改变，希特勒本人感觉兴趣的只不过是直接吞并。例如：1940年6月19日，法国沦陷的第二天，在戈林的总部里举行过一次会议，会上概括地提出了一些建议，宣称元首的意旨是：

应将卢森堡并入日耳曼帝国，挪威归给德国。阿尔萨斯—洛林则将纳入日耳曼帝国，同时成立一个独立的布列塔尼邦。至于比利时、当地的佛兰芒人的特殊待遇问题，以及建立一个勃艮第邦的问题，也在拟定一些试验性的计划。⁽²⁾

按照新的法德边界，将要划入德国版图的，不仅是阿尔萨斯—洛林，还包括法国东北部和北部的另一些领土。⁽³⁾有一项计划，⁽⁴⁾要在10年之内把某些地区——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施蒂里亚、比亚威斯托克——“德意志化”；这些地区都将被置于民政长官管辖之下。根据德国外交部1942年10月3日的备忘录，⁽⁵⁾希特勒直到战争形势变得对他不利的前夕还在断言，丹麦必须成为“德国的一个行省”。早在1941年7月16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就提出了分割一只尚未被杀死的俄国熊的毛皮的计划。⁽⁶⁾加利西亚将成为德国的一个区；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将成为大德意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克里米亚，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居留区，以及巴库，都将成为德意志帝国的领土。

希特勒一心所想的就是扩张他的帝国的领土，这一点造成了他在战争中的失败，因为这样一来，希特勒的欧洲便不可能有任何非日耳曼民族自愿来支持德国，从而增强德国全国的作战努力。希特勒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行政上和组织上的混乱。国家社会主义的得势，使这种混乱情况在第三帝国大为发展，而随着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征西讨，这种混乱情况又传入了希特勒的欧洲。

在“希特勒的革命”中，德国当时存在的主要非宗教机构——州政府，政党，工会等等——都被他毫不留情地一扫而光，⁽⁷⁾借口这些机构对于元首负有使命要赐予德国人民坚如磐石的统一是不可容忍的障碍，然而，当旧秩序那种或多或少是和谐一致、富有成效的多样化被扫除净尽以后，代之而起的实际上不是全国的统一，而是一部分无政府状态和一部分真空状态。

公元5世纪时在罗马帝国西部的各省里，戴克里先⁽⁸⁾帝国政体的复杂结构遭到了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哥特人、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以及法兰克人的各帮强徒之间的一场野蛮的争斗。这帮人当时游荡在一个没落的文明的荒废领地上，彼此不断地发生冲突，并不住地剥削他们昔日罗马帝国的臣民。同这种情况一样，如今在第二帝国和被纳粹相继打垮了的欧洲各邻国的废墟上，社会旧有的结合方式，已被党卫队和新野蛮人中暴发户集团之间的疯狂争夺所代替。这些古老德国和古老欧洲的势不两立的后代之间的刻骨仇恨，并没有因为他们一律都佩戴着纳粹臂章而有所缓和。第三帝国接二连三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招致了一个拥有压倒优势的大联盟与它对抗，而直到它为生存而战的最后一刻，纳粹内部的这场权力斗争，都一直恬不知耻和肆无忌惮地在元首宝座前的台阶上进行着。本卷的读者自己将能判断，纳粹内部的这场倾轧，以何种惊人的程度损伤了德国的作战，助长了德国那些敌人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希特勒麾下这个野蛮人班子里的所有著名成员，一直都在用一只手以较多的气力同国内战线上他们的对手战斗，而只留下较少的一部分精力去对付英国人、俄国人和美国人。至于元首本人，尽管这场致命的内战就在他鼻子底下进行着，他不是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存心不理会它——或是因为他不曾估计到这场内战对他赢得自己这场战争的机会所产生的有害影响，或是因为他凭经验知道：要想使自己不被手下那群豺狼吞噬掉，最稳当的办法就是眼开眼闭地让他们去相互吞噬。

在希特勒的德国和希特勒的欧洲，政治和行政方面一片混乱，而随着希姆莱的权力日益扩大，职业军人的权力日益缩小，军事方面最终也是这般情况。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希特勒在这方面不得不给予专家们较大的行动自由，因为经济事务是他和他那些党徒都一窍不通的——德国资源的组织工作和德国政策的制订工作，全都遭到希特勒的灾难性的阻挠，他为了蛊惑人心而不肯承认：如果他不对德国人民实行总动员，他势将输掉这场战争。

希特勒顽固地拒不批准动员他所支配的一切手段，这也许是他自招失败的各种原因中最为特别的一个。1942年夏季，当希特勒的欧洲达到最大范围时，第三帝国武装部队统治的地区，从大陆欧洲的大西洋海岸一直延伸到高加索山脉的西北端，从北角⁽⁹⁾一直延伸到利比亚沙漠。这片辽阔的地区的潜在资源，总数非常巨大。如果有位统计学家应邀来估计一下德国所控制的潜在资源可能使它在同敌人斗争中取得什么结果——哪怕是在德国的敌人已包括美国、苏联以及英联邦成员国在内的时候——他在复核了物资状况和数字以后，也许会合乎情理地提出报告说：在当代世界资源总额中，拥有如此丰富资源的一个大国，是任何敌对的联盟都绝对无法打倒的，尽管它手中的资产不足以使它击败和征服当时已经团结起来同它作战的世界其余各国。

当然，任何诸如此类的预测都已被历史事态彻底驳倒了。在希特勒的权力登峰造极后的三年内，德国军队就从他们所征服的一个个国家中被驱逐出来，德国本土遭到敌方军队的进攻和蹂躏，德国政府不得不在无条件投降下自行解体。如果物资状况是惟一应加考虑的因素，那么统计学的预测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预测却引人注目地被推翻了，这当然是无法用统计数字表达出来的政治因素与心理因素所起的作用。

本卷中关于经济问题的一编里谈到劳动力问题的那一章，阐明了这一令人惊异的事实：希特勒的帝国（它是为了侵略而建立起来的，而当它决心要确保它那冷酷无情的计划得以成功时，它就抛弃了一切道德，什么罪恶都干得出来）到头来还是只好听任自己一败涂地而始终未曾进行充分动员——如果我们拿法国沦陷后英国所做到的那种动员程度作为充分动员的标准来衡量的话。

在20世纪的30年代，当希特勒正准备发动一场侵略战争时，他不听劝告，不肯进行“深度”的武装，尽管他也预料到他对小国的进攻有可能使大国在他达到战争目标前就对他开战。这一失策使他那些职业军事顾问感到忧虑，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的明白教训是：德国人缺乏先见之明，自以为他们蓄意发动的一场战争必然是短暂的，其理由只不过是德国将主动选择时间和地点发动打击，并且事先已积聚了足够的军需品和第一线军队，使它在纸上谈兵时，俨然拥有使这种第一次打击成为决定性打击的手段。在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国际形势并没有什么情况可以使他确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决不会在这方面重演。首先，他不可能有把握地预料：在德国粉碎它在欧洲的全部牺牲者的抵抗以前，德国的侵略不会再度激起美国的干涉——而美国的作战潜力，如果再度动员起来对付德国时，肯定将再度促使德国战败。但是，希特勒除了把希特勒式的战争想象为利用军事手段来实行一种希特勒式的政变外，不可能也不愿意把它想象为别的什么，而希特勒用来重占莱茵兰，吞并奥地利，打垮捷克斯洛伐克并使之屈服的那种相当于政变的军事行动，不外是一场闪电战。在这种闪电战中，只消大胆地使用新武器和新战术，就可以迫使德国的牺牲者即刻屈膝，双方都来不及使用全部作战潜力来打一场消耗战。

希特勒始终按照盗匪“砸烂抢走”的黑话来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在战争两次延长下去后也仍然如此。第一次延长，是由于希特勒未能如愿打赢不列颠战役，第二次是由于他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在这两次战役中，他似乎每次都仍然希望像在法兰西战役中那样赢得一次轻易而快速的决定性胜利。1941年1月1日，在对德国武装部队发布的节日命令中，他预言“将取得”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1941年10月3日，他在柏林体育馆发表了一次公开演说，宣称布尔什维主义现在已被粉碎，彻底消灭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甚至在1941—1942年那个冬天以后，当苏联仍在继续战斗、美国又已经参战时，希特勒的经济和政治顾问们还是未能说服他着手在德军所占领的生存空间内充分动员其资源，及至战争后期，即使可能作到最充分的动员，也已经不再能挽救德国失败的命运了。

特别是，希特勒到了很晚才同意采取一点类似人力总动员的措施，并且始终不曾使用在他控制下的广大地区内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潜在人力。在法国沦陷以后，英国终于认真进行动员时，联合王国的军方权威人士中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英国动员妇女就可以弥补它和德国之间在人数上的悬殊。作者还记得，那时候，每当有人向作者提起打赢这场战争的妙策时，他总是感到烦恼，当时他觉得几乎无以自慰，因为他想当然地认为：德国一定已用日耳曼民族办事彻底的脾气，以及一心发动战争和打赢战争的极权主义政府的残酷手段，早就把动员妇女力量的事情办理妥当了。作者当时所能见到的是：动员妇女并不能改变英德两国力量的对比，只会增加拥有较多人口的那个国家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他决没有想到，这两国之中竟是英国首先动员妇女的，更没有想到，在英国用这种办法增加它动员起来的力量时，德国竟会一味观望，无意照样办理。作者确实是等到读过本卷第二编的原稿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在1940年，“那些该死的蠢材”的似乎愚昧无知的设想——动员英国妇女以补救人力的不平衡，并不会激起德国人仿效而使英国的目的落空——倒是“想对了”。

在1942年5月以前的3年里，德国实际上听任其平民劳动力的总数减少了将近400万。为了弥补这一缺额，希特勒只满足于从当时在德国统治下的国家里输入外国男劳动力，而不采取根本的补救办法，即大刀阔斧地重新分配使用尚未应征入伍的德国男劳动力，并立即着手动员德国妇女。在这期间，德国平民劳动力中妇女的总数实际上反而减少了，只是暂时而局部地延长了工作周的时间，何况不仅到1942年5月，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的工厂大部分都只开一班，而不是每天24小时不停地开工。1942年3月，绍克尔被任命为劳动力分配全权代表，对劳动力的招募、使用和分配，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但是，这个阶段正是希特勒大失所望、对俄战争拖延不决的时候，德国武装部队正需要增调更多的德国壮丁入伍，而这些人只有用牺牲德国工业的办法才可以获得——鉴于苏联坚持作战和美国业已参战，这也正是德国的工业生产不仅需要维持原状，而且需要大大增长的时候。

希特勒政权未能把在它支配下的妇女劳动力甚至男劳动力动员起来，这一大失败已在德国战时军备生产的过程中反映出来了。在入侵苏联以后，实际上已经听任军备生产减少下来，因为预期对俄战争为时很短，手头的储备可以够用。在1942年2月至7月之间，通过提高已经分配给军备工业的人力物力和设备的使用效率，军备生产提高了55%。1942年底斯大林格勒那场大灾难，使人再也不能忽视德国经济政策需要作根本的改变了，然而，这时候已经为时太晚。扩大德国战时经济的工业基础以提供“深度防卫”的机会，毕竟已经错过了。这时候，已经不再有多余的人力物力可以用于不能立即取得报偿的计划。而且，在德国后来为对付无情地逼近的败局所进行的输定了的战斗中，德国始终摆脱不了希特勒的（幸亏是致命的）战争观念。希特勒认为打仗不过是一种“把戏”，只要出色地运用一个骗子手的胆大妄为和巧妙花招，不必全力以赴就可以摘取全力以赴所能得到的果实。

在这种实际上是毫无希望的逆境中，1942年2月被任命为军备与军火生产部长的施佩尔，却取得了卓著的成绩。然而，甚至在战争到了这种无可救药的阶段，施佩尔虽力图减少民用消费品的产量，也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这主要是由于希特勒无论如何不肯批准削减民用消费的措施，唯恐公众由这件事上彻底看透他们处境的险恶，因而危及他通过蛊惑蒙骗对公众的控制。所以，施佩尔要做出成绩，便不得不集中精力于两件事，一是把德国军备工业当时所能支配的工具和设备的原有潜力，最大限度地用之于生产，二是采取合理化的生产措施。尽管一只手暗中被束缚住，施佩尔在1944年秋季以前用了这种办法，还是使军备生产不断上升——这时已经到顶了。鉴于当时德国已经失去了多么大一部分一度归它所有的外国资源，以及德国国内当时正遭受着多么严重的轰炸，应当认为：施佩尔的功绩是卓越的。但是，到他取得这种成绩时，情况已经很清楚，这是白费力气了。因为，这时原料的缺乏——这个问题一直像达摩克里斯的剑那样高悬在希特勒的脖子上——正十分严重地暴露出来，而德国生产能力灾难性地一落千丈，也在使当时缺乏原料的影响变本加厉。事实上，到了1944年秋季，情况已经一清二楚，德国已经觉得自己无力把这场战争再支撑上几个月了。

希特勒由于在三个主要问题上未能采取显然必要的行动，日积月累，终于使他失去了他的欧洲。他不肯把他的欧洲的作战潜力近乎充分地动员起来，他不肯扑灭纳粹党徒敌对派系之间的内讧，他也不肯把他那些有权为自己着想的盟友、卫星国或是臣民当作人看待，以争取他们的自愿合作。历史对希特勒的垮台所作的结论是：“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先使他发狂。”各国人民宁可忍受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却不愿俯首帖耳成为纳粹德国的奴隶。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尽管希特勒已被打倒，在一个原子时代里，如果他们不自动地联合起来，那么，他们仍将为政治上的统一，不得不再向另一个狰狞的独裁者付出这种可恶的奴役作为代价；因为他们在原子时代所能作出的惟一的最后选择，只有不惜任何代价地去争取团结，否则便是自取灭亡。

(1)　见下文，原著第79页注⑥（即本书第93页注②。——译者）。

(2)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犯的审讯，1945—1946年》。审讯记录与罪证文件（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1945—1946, Nuremberg,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in evidence），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1948年版〔以下简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7卷，第31页（1155-PS）。

(3)　同上书，第37卷，第222页（513-F）。

(4)　同上书，第220页。

(5)　刊载在《国务院公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6月2日，第939—940页。

(6)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87页及第89—90页（221-L）；《纳粹的阴谋与侵略》（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英美检察人员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准备的证明文件与资料汇编，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版，第7卷，第1087—1090页。

(7)　见《概览，1933年》，第139—152页。

(8)　戴克里先（Diocletian），公元284—305年的罗马皇帝。——译者

(9)　欧洲最北的岬角，位于挪威北部。——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