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苏联与中东

（1939—1945年）

第一章

土耳其⁽¹⁾

大战爆发时，土耳其和苏联依照1925年签订并于1935年续订延长10年的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保持着官方关系。⁽²⁾但在纳粹政权兴起后，两国友谊有所减退，部分是由于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想从柏林方面获得再保险的趋向所致，因为土耳其主要是感到对其安全最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德国，而是来自地中海上的意大利。意大利在多德卡尼斯群岛有其战略前哨，并且早有吞并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安塔利亚地区的野心。⁽³⁾然而，1939年5月12日英土协定签字，《消息报》表示欢迎，认为这是“防止将侵略扩大到欧洲新的地区的惟一可靠工具的那根链条的一个环节。苏联人民……将珍视土耳其与英国签订的这项协定……是对加强世界和平的一份贡献”。⁽⁴⁾因此，土耳其政府对1939年8月21日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消息的公布，起初并不十分介意，及至9月中旬，土耳其还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期望苏联的政策会有改变”。⁽⁵⁾

但在9月2日，莫洛托夫向德国大使证实苏联正在同土耳其政府交换意见，说苏联准备为使土耳其保持德国所期望的永久中立而努力。5日，德国大使将英国表示只要罗马尼亚积极参战就可指望获得盟国援助的传闻告诉了莫洛托夫，并指出说服土耳其不让英法舰队通过海峡是完全符合苏联利益的。⁽⁶⁾莫洛托夫曾回答说，苏联正在按照德国的意图对土耳其施加影响。17日，斯大林告知德国大使：土耳其政府已提出一项黑海互助条约，但是不得要求土耳其对英法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苏联政府正在考虑提出对应条款，即不得要求俄国对德国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伏罗希洛夫补充说，这一条约将有助于把土耳其从法国方面拉出来。⁽⁷⁾

9月22日，土耳其外交部长萨拉若卢离开安卡拉亲自前往莫斯科负责进行谈判。据信在9月26日第一次会议上，莫洛托夫就对他将了一军，提出了封闭海峡的要求，而萨拉若卢的答复据说是提请对方注意土耳其新近对英法承担的义务，而且目前正在议订一项条约以加强这些义务。由于莫洛托夫在同里宾特洛甫进行会谈，萨拉若卢等候了五天。里宾特洛甫是和他同时前来莫斯科的，但土耳其人事先并未得到任何通知。萨拉若卢对这无谓的空等很恼火，据说他曾暗示他和他的代表团可能要回土耳其，不再继续谈判。但在10月1日谈判终于恢复，3日，莫洛托夫告诉德国大使，萨拉若卢拒绝接受他使土耳其脱离西方同盟国所作的努力。德国根据来自伊斯坦布尔关于土耳其仍有可能既同苏联又和西方列强顺利签订互助条约的报道，表示关切，对此，莫洛托夫于10月9日答称，他自1日起就没有同萨拉若卢进行过会谈，并说他在继续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要它采取完全中立政策，封闭海峡，并协助维护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和平。⁽⁸⁾土耳其对达成一项协定仍然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在13日，莫洛托夫却又提出了封闭海峡的要求并坚持苏联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卷入对德国的敌对行动。土耳其政府对这两点都加以拒绝。萨拉若卢于17日返回安卡拉，⁽⁹⁾土耳其同英法签订了互助公约。

土耳其报纸最初认为苏联在11月的最后一周同芬兰破裂是防范德国的行动；但当战争显然已全面展开的时候，土耳其报纸就完全同情芬兰人了，土芬语言的远亲关系对土耳其官方的种族理论家是极为重要的。1939年12月7日，第三国际期刊《共产国际》反击如下：

无论土耳其统治集团怎样以漂亮的词藻掩饰他们同英法签订的公约，但决不能改变土耳其已经同帝国主义交战国订立了互助公约这一事实。土耳其已背离中立，并已向英法承担了军事责任，其性质之严重，必然会很快地在土耳其的整个政策中全部自我暴露出来。土耳其人民无法理解土耳其政府集团为何宁可同土耳其独立的宿敌签订公约，而竟不愿加强同苏联的友谊。这也并非是个秘密，土耳其代表在莫斯科与俄国谈判订立互助条约期间，曾力图推销法英的外交方案，这是对苏土传统友谊的孤注一掷，并曾力图在苏联与德国之间打进楔子，想把苏联拉进主要是针对德国的集团。英法希望把战争扩大到巴尔干半岛，在那里开辟一条对德作战的阵线。它们想把土耳其变成一个按其方案行事的战略根据地。……众所周知，土耳其当前的政权绝无真正民主可言。由于土耳其统治阶级和英法帝国主义者之间的言归于好，土耳其的独立……现已受到严重威胁。⁽¹⁰⁾

同样，苏联报纸在评论1940年2月召开的巴尔干协约国会议时，一直对土耳其心怀敌意；土耳其被描绘成完全被纳入了英国的轨道，正在巴尔干半岛按英国要求行事：

土耳其的目的是想把巴尔干协约变为策动巴尔干国家军事集团的动力，这些国家将会按着伦敦和巴黎的调子跳舞。……力图一举推翻土耳其独立政策和土苏20年友谊赖以建立的这个体系，这必将为国民群众的情绪所不容。⁽¹¹⁾

这些乃是土耳其自从凯末尔主义者革命以来苏联报纸在土耳其“劳苦大众”和他们的政府之间划分界限的第一个重大事例。

1940年1月19日，法国总理命令他的陆海军总司令根据以下几点，对破坏用作供应德国石油基地的苏联高加索油田设施作出一个判断：（一）中途截击通过黑海驶往德国的油船；（二）直接侵入高加索；（三）采取行动，促进高加索穆斯林民族的解放运动。英法参谋部之间就此问题进一步作了研究。3月7日，魏刚将军（当时统率驻近东的法军）通知法国总司令说，中东皇家空军总司令在去安卡拉途中曾告诉他，已奉英国空军部命令作好准备，有可能对巴库进行轰炸，在这方面，他想要求土耳其参谋长准予侦察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飞机着陆。⁽¹²⁾但土耳其政府顾虑重重，不愿被卷进去。2月29日，由于谣言不断传来，说在外高加索有一支苏联先遣部队已越过土耳其边境，并且拒不撤退，土耳其总理于是进行了广播辟谣。⁽¹³⁾土耳其军事当局因此对同盟国建议的反应非常慎重；⁽¹⁴⁾3月28日，法国大使马西格利向他本国政府报告如下：

我以前已经阐明，我认为要我们力图把土耳其推向反苏是行不通的，但是相反，我们倒可以希望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拉他们跟在我们后面反对俄国人。……

土耳其人已渐渐习惯于估计苏联是不怀好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政府愿意被拖入前途未卜的冒险。……

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土耳其政府目前认为德国不能战胜西方列强，但是土耳其的许多人并不相信后者眼下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很多人认为，而且德意的宣传机构也正在忙于给他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即这场战争将以妥协媾和而告终。因而他们必然要考虑到倘若媾和后英法人民感到不满和气馁，而土耳其却发现它自己须单枪匹马应付在一个曾在同芬兰的战争中得到教训而增强了军事力量的俄国，其处境将如何。……

应该有勇气说，不论土耳其人怎么同情我们，他们目前并不认为我们处于所向无敌的绝对优势。多数人深信土耳其的命运和西方列强的命运息息相关；土耳其政府也肯定地完全有决心对我们信守条约义务；但公众舆论并不鼓励他们不畏艰险而贸然采取行动。⁽¹⁵⁾

4月1日，马西格利将一份评估概要送往巴黎，英国驻安卡拉代办在大使休假期间也已于3月27日将这份概要送交外交部，其内容如下：

1．土耳其政府的态度已经发展到考虑对苏联进行防御战的地步，但尚未准备和盟国商讨发动进攻。

2．土耳其在与盟国就防范同意大利作战可能性的问题达成协议之前，不会讨论对苏作战计划。

3．土耳其至早也不可能在夏末以前开始对苏作战，到那时候，也只有得到盟国最大的支持才能开始作战。

4．可以预见，土耳其将会拒绝参加盟国早日发动对巴库的进攻，如果涉及使用土耳其领土问题，它将会极力反对这一进攻，即使不利用其领土，它甚至也会担心最后遭到反击。

5．一旦准备就绪，并与同盟国就有关意大利的计划取得一致意见，土耳其将不会对盟国通过波斯领土进攻巴库袖手旁观，无需多大要求去参加作战。⁽¹⁶⁾

7月3日发表的《德国白皮书》第六卷，有一些缴获的法国官方文件述及盟国进攻俄国油田的计划，这在苏联报纸上激起了必然的反应，它既集中火力抨击西方列强，又谴责土耳其和波斯“竟把自己绑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战车上”。⁽¹⁷⁾苏联于7月7日暂时撤回了驻土大使，土耳其的公众舆论在不断受到德国宣传的影响下预料俄国将会发出类似在6月底给罗马尼亚的那种最后通牒。⁽¹⁸⁾然而塔斯社发表了官方对这些意图的正式否认。土耳其报纸于是力图弥补《德国白皮书》所造成的损害，指出有一件极为重要的文件的法文本在十分具有实质性的一节中被严重地误译了，⁽¹⁹⁾它并否认土耳其曾有参加进攻苏联的任何意图。《黎明报》进而作了辩解，说法国业已退出战争，英国则全神贯注于自身的防御，苏联毋庸猜疑土耳其会愿意对英国舰队开放海峡。黑海不再受到来自海峡的威胁，但却是受到轴心国在欧洲中部和东南部居于优势地位的威胁；因此俄国和土耳其在海峡与巴尔干半岛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著名政论家侯赛因·贾赫特·亚尔钦说，俄国共产主义对土耳其来说是个保证，俄国不会从事于牺牲土耳其的帝国主义冒险活动。从任何方面来看，土耳其都希望俄国幸福、稳定和强大。它不但是俄国亲睦的邻国；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成为一个忠实的盟国。⁽²⁰⁾

9月间，苏联政府召回驻土大使捷连季耶夫，由参赞维诺格拉多夫接替他。捷连季耶夫被认为是德苏条约的坚决支持者，他同德国大使冯·巴本的关系非常密切，而维诺格拉多夫据信给土耳其官方人士留有良好印象。⁽²¹⁾但在11月14日，莫洛托夫在柏林同德国领导人的谈话过程中，却谈到了海峡问题：

联系到克里米亚战争和1918—1919年的重大事件，他称海峡为英国历史上用以进攻苏联的通道。如今英国人在希腊有了立足点，对俄国的威胁就更为严重。……俄国……希望不受取道海峡的进攻而愿与土耳其解决这个问题。……莫洛托夫还说，关于防范取道海峡对黑海的进攻，俄国希望不但要有文件保证，而且要得到“实际的”保证。⁽²²⁾

11月25日，莫洛托夫对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说，由里宾特洛甫起草的条约草案应该修改，

以便就苏联对巴统和巴库以南面向波斯湾这个总方向的地带所怀的中心愿望作一规定，⁽²³⁾并保证苏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用长期租借方式建立一个轻型海军和陆军根据地，包括——如果土耳其宣布愿意加入四国公约——有关三国对土耳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保证。

这项条约草案应该规定：如果土耳其拒绝参加四国公约，德、意和苏联应同意制定必要的军事和外交措施，并予以彻底实行。⁽²⁴⁾

同一天，苏联副人民委员索鲍列夫向保加利亚国王提出，倘对土耳其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东色雷斯（不包括海峡沿海地区）将偿归保加利亚所有。⁽²⁵⁾

1941年2月28日，当艾登同土耳其领导人讨论德国渗入巴尔干半岛地区所造成的局面时，他们曾告诉艾登，如果土耳其卷入对德战争，他们担心俄国会进攻他们。⁽²⁶⁾这多少也许是土耳其不想采取行动的借口，因为这时俄国对德国的前进也同样感到惶惶不安。3月24日，安卡拉和莫斯科发表公报，确认一旦土耳其或俄国任何一方被迫为保卫各自的领土而进行战争，⁽²⁷⁾19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仍然有效。6月22日，土耳其政府得悉德国侵犯苏联后，当即宣布严守中立；但希特勒的广播演说揭露了苏联对海峡的企图，土耳其对苏联的怀疑于是又油然而生，群众的情绪“肯定是反俄而且是非常激烈的”。⁽²⁸⁾土耳其报纸对苏联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对塔斯社在一星期后否认希特勒的指责表示怀疑。李维诺夫在一次广播演说中谈到“有些国家仍然在幻想保守中立和迷信同希特勒搞互不侵犯条约之中过着可怜的半独立的日子”。这又激起了土耳其报纸迸发“你也如此”的反击和对这种“鄙词俚语”的强烈谴责。⁽²⁹⁾《泰晤士报》8月1日一篇社论更使土耳其新闻界愤怒。社论中有一段说：

如果要使过去20年的混乱局面不再重演，如果要使弱小国家不再遭受经济灾难或强暴的袭击，东欧的领导问题是个基本问题。这个领导也只能落在德国或俄国的肩上。……可以设想，俄国将像美国那样，不会置身事外而不参加准备进行的……有关欧洲将来秩序问题的讨论。

英国是否要同俄国重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它所订关于海峡和伊斯坦布尔问题的种种协议（《新晨报》询问）？一个掌握了近东领导权的俄国将会提出陆海军基地的要求，使它能贯彻这一任务。《泰晤士报》的文章必须作出明确的解释。它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可以彻底破坏土英友谊基础的。⁽³⁰⁾

但在8月10日，苏联和英国驻安卡拉大使提交了各该政府旨在向土耳其政府再次保证的政策声明：

1．〔他们〕重申忠于蒙特勒公约，并向土耳其政府保证，他们对海峡既无侵略意图，也无任何要求。

2．〔他们〕愿意认真注意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3．〔他们〕完全理解土耳其政府不愿被卷入战争的心愿，但与此同时，准备在土耳其一旦遭到欧洲任何一个强国进攻时给予各方面的援助。⁽³¹⁾

土耳其报纸密切注视着俄国战役的进程，亚尔钦的报纸《新闻报》甚至在8月27日重提了曾经流传一时的土苏友好问题，虽然措辞是谨慎含蓄的。然而，英苏于8月最后一周入侵波斯，引起了普遍的批评。《黎明报》显然是认为英苏入侵多少有些理由的惟一报纸；而那些自从土耳其和德国订立条约以来显然采取亲德路线的报纸，当然要充分利用这一事件。⁽³²⁾当11月下半月乌克兰前线情况好转的消息传来时，土耳其的新闻报道表现出同情苏联的新方针。塔斯社审慎地反映了这些有利的评论，而三艘从巴统装载25 000吨石油的俄国油船由俄国军舰护送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后到达伊斯坦布尔，使土耳其对俄国的友情进一步受到鼓舞。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理由，这批石油的到达对改善土苏关系真是适得其时。土耳其的石油供应已降到最低限度，罗马尼亚的石油不再运来，部分是由于罗马尼亚害怕苏联潜水艇在黑海中途拦截，部分是因为罗马尼亚要土耳其承担海上运输风险并以土耳其棉花作为交换，不然就拒不运送，而土耳其过去曾向苏联要油也无效果。

冯·巴本在1942年1月5日写给德国外交部的信中估量土耳其的态度说，伊诺努总统最近曾向他保证：土耳其最关心的是“消灭俄国巨人”，土耳其目前的中立是有利于轴心国的，要不然，英国海军就可以在黑海支援俄国人；至于参加保卫欧洲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问题，土耳其正在极其认真地研究之中。艾登最近曾访问莫斯科（1941年12月22日至25日），于是德国的广播在土耳其诽谤活动的配合下，声称他已答应苏联在波斯北部和土耳其自由行动，并允许它控制海峡。⁽³³⁾冯·巴本报告说，从他同萨拉若卢和外交部秘书长努曼·梅内门吉奥卢的谈话看来，土耳其政府很容易相信轴心国的说法是真实反映苏联的要求的。⁽³⁴⁾另一方面，同盟国的消息则称，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的报告（他曾陆续得悉艾登谈话的内容）、艾登1月6日在下院的发言以及英国大使休·纳奇布尔-休格森爵士从莫斯科回到安卡拉后于1月10日同萨拉若卢的会谈，⁽³⁵⁾都再次使土耳其的官方舆论放心；但是土耳其却又因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演说而惶惶不安起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1月16日辞去驻莫斯科大使的职务，回到英国后强调苏联的作战规模和国内有必要作出相应的努力。他的警告联系到当时远东战役的悲惨历程以及隆美尔在利比亚反攻的得逞，这使土耳其人听起来是个不祥之兆。

〔克里普斯说，〕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胜利了，苏联将是欧洲最强的国家，它很可能坐镇在柏林结束这场战争。如果我们不跟他们友好合作，欧洲的前途将会由苏联来决定。⁽³⁶⁾

在这些情况下，冯·巴本于2月16日报告说，萨拉若卢和梅内门吉奥卢已向他保证，土耳其不但希望看到苏联失败，并已将这一点向英国表明。而且，梅内门吉奥卢已要求内阁的权威研究怎样发展土德关系。⁽³⁷⁾

就在土耳其这样如履薄冰地避免卷入两个战争集团之际，2月28日，在安卡拉大街上，有一个人被他自己携带的一枚炸弹炸死，而冯·巴本夫妇正在相距只有18码的地方走过。3月5日，土耳其当局宣布，死者名叫厄梅尔·托卡特，是（穆斯林）马其顿共产党员，他的几个同谋者已经被捕，也是马其顿共产党员。从他们的口供看来，“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某些外国人曾在谋害两个外国知名人士”。3月5日到6日间的那个晚上，警察搜查了苏联在安卡拉的非外交机构的办事处，并要求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总领事交出隐匿在领事馆里的一名嫌疑犯。总领事表示拒绝后，警察便在领事馆四周布下了警戒线，并扬言如在48小时内不将人犯交出，他们就将冲进去；果然在距所限时间不到3小时，该嫌疑犯被交出来了。⁽³⁸⁾4月1日，四个被告出庭受审。他们是（一）格奥尔基·帕夫洛夫，驻伊斯坦布尔苏联商务代表团官员，就是临时躲藏在苏联领事馆里的那个人；（二）莱奥尼德·科尔尼洛夫，驻伊斯坦布尔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官员，据称是苏联秘密警察，是在回苏联途中经开塞利时从火车上被押送下来的；（三）阿卜德·拉赫曼·萨伊曼，医科学生和（四）苏莱曼·萨夫，理发师，两人都是穆斯林马其顿血统的土耳其人。这两个土耳其人说，他们是在马其顿被拉入共产党活动的，3年前来到土耳其并获得土耳其国籍，当了共产党在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两地之间的通讯员。萨伊曼和死者曾跟两个俄国人和一个名叫斯特潘·波多茨尼克⁽³⁹⁾的斯拉夫人学习左轮枪射击，目的是要暗杀一名德国要人，以此挑起德土战争。这刺客经吩咐只要按一下给他的那个器械上的钮，就会发出烟幕，他作案后可以在烟幕掩护下溜走；但他显然在开枪以前就按了钮，因此被炸得四分五裂。这两个俄国人拒绝和其他两个被告坐在一条板凳上，也不接受土耳其方面给予法律上的援助，而是自己进行辩护，态度横蛮，藐视法庭。他们坚称同这两个土耳其人素不相识，坚称整个事件是德国人或托洛茨基分子搞的“阴谋”。苏联大使馆在开庭前显然曾为释放这两个俄国人施加过强大压力，⁽⁴⁰⁾并曾表明苏联政府将把这次审讯视为一种不友好行动。4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著名评论家萨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文章，题为“土耳其法庭上的德国煽动分子”。萨斯拉夫斯基在文章中声称，那里并没有人蓄意谋害冯·巴本，倒是那些“明目张胆”的希特勒分子企图使土耳其法庭违背正义，而该法庭却“阿谀奉承地忍受柏林搞的丑恶阴谋，不敢说一声这个脏东西羞辱了土耳其人”。整整一个月，苏联报上发表了一连串的这种攻击性文章，在此期间，土耳其驻苏联大使回国了。土耳其报纸对苏联的辱骂持克制态度，未予回击。据报道，英国驻土大使对他的苏联同事发出的呼吁以及萨拉若卢一定要继续进行审判的坚定立场，使苏联的宣传有所减退。⁽⁴¹⁾

6月20日，即在宣判后三天，萨斯拉夫斯基在《真理报》发表了另一篇文章，题为“安卡拉审判的滑稽剧”。他说苏联公众舆论对两个“完全无辜”的苏联公民受到“这种荒谬的错误判决”，“感到异常愤慨”，因为对他们定罪是凭两个同他们一起被控告的土耳其人——两只“品种最贱的囮鸽”的诬告。据宣布苏联大使已奉召回莫斯科商议，他是在6月27日在大使馆陆军武官助理和3名低级官员陪同下回莫斯科的。尽管由于审判而关系紧张，但是土耳其政府还是继续严守中立，⁽⁴²⁾英美大使（美国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在1941年底以前一直是驻莫斯科大使）也尽了很大努力促使土苏和解。⁽⁴³⁾7月1日，杰瓦特·阿奇卡林，土耳其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同一天，伊诺努总统的一个私人朋友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⁴⁴⁾7月8日，土耳其总理突然逝世，萨拉若卢随即就任总理，并于8月13日将外交部职务移交给梅内门吉奥卢。8月26日和27日，冯·巴本同新总理和新外长进行了土耳其政府更动后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他报告说，他们向他保证，“作为土耳其人，他们迫切希望看到俄国被摧毁”，他还极力主张德国对于苏联的2 000多万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不仅应把他们置于德国行政和警察的管理之下，而且应该让他们有名副其实的自治政府；⁽⁴⁵⁾但是与此同时，总理重申土耳其保持绝对中立是必要的，一方面由于害怕给俄国人找到借口来消灭他们那里的土耳其族人，（他说）俄国人最近将波斯阿塞拜疆表示亲土的人民杀害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致危及土耳其的地位，因为俄国的失败已在眼前，它将会导致英国求和。⁽⁴⁶⁾

可是到了9月份，战争的进程迫使那些曾预言斯大林格勒将陷落而德国将占领整个高加索的土耳其作者不得不改变调子。到了9月22日，甚至给亲德报纸《共和国报》写每日战争评论而且认为德国最高统帅一贯正确的⁽⁴⁷⁾那位退役的将军许斯尼·埃米尔·埃尔基莱特也不得不注意到德国人的前途非常暗淡，除非他们能在入冬之前击破俄国人的抵抗；美国的参战已使同盟国的战争潜力改观，轴心国除了从东线的泥坑中拔足出来外，别无他法。但是土耳其报纸在10月份获悉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乔治·伦纳在《柯里尔》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地理政治学文章，他在文章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条约拒不给俄国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表示遗憾，并且建议，作为将卡累利阿归还芬兰的交换条件，苏联应得到黑海迄至海峡为止的欧洲整个沿海地区。所有土耳其报纸当然非常愤怒，尽管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说明在美国有出版自由，并说伦纳的观点并不反映国务院的观点，但反俄报纸则声称它们怀疑俄国的盟国已同意俄国的战略边界要求。⁽⁴⁸⁾当所有土耳其报纸都责备英国外交大臣12月2日断言战后和平有赖于大国继续合作的言论时，土耳其的态度也就再次表明了。艾登曾否认有大国独裁的任何打算，还说：

其他国家，大国也好，小国也好，只要它们愿意尽其力量，我相信它们会获得经过如此之久的斗争和牺牲所争取的独立的。诚然，如果我们要在欧洲创建一个自由的国际社会，就应该恢复其他这些国家的独立，这是必要的。⁽⁴⁹⁾

然而，后来担任外交部长的内克梅丁·萨达克写道，过去除德国以外，还有其他侵略国家，而今怎能保证它们不再从事侵略呢？倘若帝国主义政府“在英国或俄国”掌权，有什么共同利益会使美、英、俄在战后结合在一起呢？它们的同盟已出现分裂，而且谁也不知道俄国的意向如何。⁽⁵⁰⁾一个月后，亚尔钦在答复《意大利人民报》的一篇文章时，又提到这个问题。那篇文章断言苏联战胜德国后，首先遭殃的将是英美两国。他宣称他相信俄国已经放弃以前的世界革命计划；但是如果它又起野心，那么全世界会联合起来，像反对轴心国那样对付它。英美抵制纳粹统治作了如此的牺牲，不是为了今天协助建立“布尔什维克”霸权，“倘若认为英美没有考虑到这种危险，那未免太天真了”。⁽⁵¹⁾

几周来，据报道，英美驻土大使正在努力促使土苏和解。苏联大使是在对两个俄国人被控谋害冯·巴本而被判刑之后在6月份被召回莫斯科的，⁽⁵²⁾1942年11月初对这两人批转复审后他返回安卡拉。1943年2月6日，他为土耳其总理和两位盟国大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正式宴会。在此期间，丘吉尔将他同土耳其领导人（1月30至31日）在阿达纳的会谈情况告诉了斯大林，但斯大林于2月6日指出他得到的情况并不全面，并补充说：

我不清楚，在目前情况下，土耳其是如何考虑把它对苏联和英国的条约义务同它对德国的条约义务结合起来的。不过，如果土耳其愿意使它同苏联的关系更加友好和密切一些的话，就让它这样说吧。如果是这样，苏联将愿意同土耳其妥协。

后来，斯大林通知丘吉尔：

2月13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告诉苏联驻安卡拉大使，土耳其政府愿就改善苏土关系与苏联政府开始谈判。苏联政府通过它驻安卡拉大使答复说，它欢迎土耳其政府的这种愿望，并表示愿意开始进行这种谈判。⁽⁵³⁾

土耳其驻苏联大使休假数周后于20日返任；但在25日，土耳其特别法庭对两个被控谋害冯·巴本的俄国人维持原判；同时苏联政府与波兰流亡政府对波兰东部边境问题发生了公开争执，土耳其政论家对苏联的战后态度又产生了恐惧。⁽⁵⁴⁾当美苏间发生分歧的迹象（斯坦德利事件和亨利·华莱士的一些言语）以及《泰晤士报》社论中关于俄国战后战略边界可能置于奥得河的意见使亚尔钦烦恼不安的时候，⁽⁵⁵⁾他的同行，土耳其报界的一位宿将艾哈迈德·埃明·亚尔曼着重指出俄国对外政策的明显改变。苏联在20年前，曾支持土耳其和波斯争取完全独立的斗争，而今则是自私自利，对邻国领土垂涎三尺。英国保守党的喉舌《泰晤士报》，过去曾“怂恿”德国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今竟又建议俄国在东欧建立一种封建统治，这是值得注意的。亚尔曼接着又指责丘吉尔在3月21日的广播中谈论的欧洲会议的设想。他抱怨说，这是要在未来的欧洲排斥美国和摒弃《大西洋宪章》的理想，而代之以同俄国合谋，建立一个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体制。⁽⁵⁶⁾展望德国失败的后果而忐忑不安的土耳其政论家，如今鼓吹战后所有巴尔干国家完全独立，并在一项新的巴尔干半岛协约的基础上结成同盟，新的协约除了战前协约的成员国外，将包括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根据有些人的意见，还将包括匈牙利。他们的论点是，这些国家独木难支，但结成同盟，就可以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或分割，不管它来自苏联、德国或意大利，而维护它们的独立。⁽⁵⁷⁾丘吉尔渴望说服土耳其或者直接参战，或者让同盟国使用英国曾为土耳其开辟的机场：他希望这样就可使同盟国很快地控制爱琴海和黑海，并开辟一条直接通往俄国的供应线。可是，美国军事顾问们反对在东地中海承担新的义务；⁽⁵⁸⁾土耳其人对丘吉尔的暗示没有反应，因为他们对德国空军1941年的毁灭贝尔格莱德心有余悸，唯恐重演于伊斯坦布尔、安纳托利亚西部的铁路或是他们的主要能源基地宗古尔达克煤田。土耳其人也害怕从保加利亚陆路袭击海峡，尽管很难断言这是不是一次严重的冒险。⁽⁵⁹⁾

早在9月，苏联当局就曾通过“非官方的”《战争与工人阶级》对土耳其突然进行了万炮齐轰的谴责，后来且由《消息报》予以转载：

土耳其的中立变得对德国越来越有利，越来越有必要，因为土耳其保障了德军在巴尔干侧翼的安全，使德国人在那里仍旧只需保持极有限的兵力而将绝大部分部队集中在苏德战线。……

苏联边境的小国联盟将会对苏联干坏事，但不论怎样，经验证明在一场危机中它们是幸存不了的。小协约国对于捷克在它同希特勒的斗争中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巴尔干协约国则在欧洲战争中站到敌对的一方去了；中立的土耳其对南斯拉夫和希腊没有履行其义务，且在德国进攻苏联前数天签订了1941年6月的土德条约。⁽⁶⁰⁾

土耳其报纸有勇气予以反击。亚尔钦直截了当地指出，确定土耳其在1940—1941年为非交战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乃是苏联通过1939年8月的条约同德国搞联合。他评论说，关于苏联政府反对同盟国远征巴尔干半岛的建议的报道表示他们已视半岛为自己的利益范围。这种政策如被容忍下去，不但会危及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国家，而且终于会使英国从地中海撤走，从中东撤走，最后并从印度撤走。⁽⁶¹⁾同时，半官方刊物《民族报》对盎格鲁撒克逊族列强表示高度热诚，说应由它们按《大西洋宪章》原则建立和平新秩序，这是那些力图扩张领土的国家或那些将其社会制度强加于邻国的国家所不可能做到的。⁽⁶²⁾

1943年10月19日美、俄、英外长莫斯科会议召开时，莫洛托夫提议，应该立即要求土耳其参战，作为缩短战争的一种措施；后来他还说明这个要求是不容置辩的，“也就是说，是个命令”。对此，艾登答称英国已在装备土耳其，使它能在战争中起作用；但是如果它遭到严重挫败，英美军队应从其他战线撤回予以援助。赫尔认为这个问题基本上属于军事问题，转送罗斯福总统请示，并于28日答复莫洛托夫：盟国为了准备从英吉利海峡跨海进军，支持意大利战线的攻势，资源已感紧张；作为替换的办法，他提议应要求土耳其提供空军基地和运输方便。英国人希望立刻使用土耳其空军基地，以供战斗机掩护处境危殆的多德卡尼斯群岛中的勒罗斯之用（德国的空军优势在10月初就已将他们逐出科斯岛），丘吉尔也希望土耳其允许英国潜艇和商船通过海峡。莫洛托夫起先认为这些建议太温和而加以反对，坚持他们应强迫土耳其宣战，但终于在11月1日获得妥协，达成协议，当由艾登提出要求，立即使用土耳其空军基地，然后再由英国和苏联会同“建议”土耳其在年底前参战。⁽⁶³⁾一个月后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仍主张把土耳其拖进战争，“如有必要，可以扭着它的脖子”；但是他对土耳其的自愿参战没有信心，又反对英美从任何方面分散准备在西欧发动进攻的资源。⁽⁶⁴⁾由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讨厌“纠缠在巴尔干半岛脱不出身来”的前景，而哈里·霍普金斯则至少同他的总统一样，一心想博得苏联统治者们的信任，不希望引起他们怀疑在东欧有竞争行动，因此，罗斯福支持斯大林的论点，使丘吉尔非常恼火。⁽⁶⁵⁾而俄国人对土耳其的参战问题也就不再怎么感兴趣了。当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第二次开罗会议上和伊诺努总统会谈时（1943年12月4—6日），本应代表苏联出席的维辛斯基，正在意大利前线进行访问，直到会谈结束之后，才来开罗，而苏联驻土耳其大使虽在开罗，也未参加会谈。

1944年初，英土军事谈判陷入僵局，接着，先是同盟国停止对土耳其的武器交货，再是英美施加外交压力迫使它停止向德国出口铬矿石及其他战略物资。在这新的孤立形势下，土耳其报纸对苏联采取了较为和解的态度，《晚报》厚着脸皮说，苏联正如此专心致志于击败德国，对自己的力量具有如此的信心，因此毋需为了把别国拖入战争而“徒费唇舌”；如果盎格鲁撒克逊族列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它们自己应该开辟第二战线。5月中旬，据宣布，土耳其警察查获一个威胁土耳其国家安全的泛土耳其主义者的秘密组织。通告宣称，它是在1940年成立的，亲纳粹倾向极为强烈，反对民主，不能宽容少数民族，尤其是它的“目的在于把所有在外国领土内讲土耳其语的人民统一在土耳其的领导下”。5月18日，伊斯坦布尔宣布戒严，第二天，总统在5万人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回顾了苏联在土耳其共和国早期斗争时期对它的友好态度。他说，土耳其并没有民族统一主义的野心，但是，泛土耳其主义者设想出一套理论，它会使土耳其同邻国发生纠纷。政府将严厉处理这些“没有头脑而肆无忌惮”的人，对于这些人，不禁要问，他们是受了国外的指使呢，还是在蓄意为外国人的利益效劳。数以百计的嫌疑犯遭到逮捕，声名狼藉的亲德的退伍将军埃尔基莱特也在其内，并交由军事法庭审判。⁽⁶⁶⁾

可以设想，在同一个月内，土耳其政府向苏联建议订立加强两国政治合作的协定，其中应包括保证巴尔干半岛的安全，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但苏联政府答称，对土耳其来说，签订这种协定的惟一方法是参战，《消息报》的一篇文章讽刺挖苦土耳其对泛土耳其主义运动采取的措施：

一个威胁土耳其安全的运动竟能继续活动如此之久，令人诧异。好些月来，书籍和报刊也竟可传播种族主义的毒素。这个组织虽然不过是德国谍报机构的一个部门，却在许多城镇有其分支机构。它在教育单位收罗代理人。当《黎明报》指出这个运动的危害性时，还曾有几家报纸出面为它袒护。《消息报》希望土耳其公众舆论会从这些事实中得出正确的结论。现在这个组织的头子们已经被捕，土耳其舆论会对这个组织的种种活动没有及早采取断然措施表示后悔，《祖国报》对这些活动曾经指出，其“卑鄙无耻，是难以想象有甚于此者，它将矛头指向土耳其国家的独立、生存和安全”。⁽⁶⁷⁾

6月28日，莫洛托夫抱怨说，英国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是只要土耳其与德国断绝外交和商务关系而未考虑土耳其参战，而且还通知他请苏联予以支持，这是不符合莫斯科会议决定的。苏联政府在7月10日的备忘录中进一步肯定了这个态度，并将最近两个月来苏土外交往来情况通知了美国政府（可能也通知了英国政府）。7月22日，当土耳其政府终于“鼓足勇气”的时候，美国政府知照苏联政府：他们料想土耳其采取紧急行动之后，就将参战，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英美对土耳其的要求削弱了莫斯科和德黑兰会议协议的政策。然而苏联在7月27日答称，他们认为土耳其所拟采取的行动为时已晚，殊难令人满意，再说，讨论折衷办法也无意义，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让土耳其政府自行其是。于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奉政府指示提出，土耳其问题由英、苏、美三国开诚布公进行讨论是恰当的。但在30日，他汇报说，维辛斯基对这建议的反应并不令人鼓舞，所以他的意见是任何进一步的做法应从缓进行。果然不出他所料，谈判结果，有关和平解决问题，苏联对土耳其并不承担义务，今后英美同土耳其进行接触，它将置身事外，从而一笔勾销了莫斯科会议上它所承担的在土耳其问题上同这两个强国共同行动的义务。⁽⁶⁸⁾

保加利亚于1944年9月9日投降红军时，土耳其由于对德断绝外交关系所造成的紧张局面消逝而已经放松了的灯火管制突然加强起来。这一行动引起了莫斯科冷嘲热讽的评论。⁽⁶⁹⁾对此，亚尔钦指出，苏联报纸和电台的攻势使人感到俄国是在策划对土耳其采取行动。在土耳其，没有常识的人认为俄国在巴尔干的事干完之后会对伊斯坦布尔和海峡提出要求，但他深信西方同盟国不会容忍俄国在那个地区获得统治地位，因为它不可能到了海峡就到此为止。占领了这些地方会使它向爱琴海、地中海、埃及乃至印度前进；但还没有迹象表明俄国有任何征服全球的打算。⁽⁷⁰⁾为了消除这些忧虑，亚尔钦和其他作者大谈特谈土耳其和西方同盟国的关系。在一篇题为“同英国结盟政策的胜利”的社论里，亚尔钦宣称，结盟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以长远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不论前景如何变幻莫测，它对未来是最强有力的保障。⁽⁷¹⁾半官方报纸《民族报》庆祝缔结同盟6周年，更是热诚亲切，非同寻常。在第三次莫斯科会议时期（10月9日到10月20日），亚尔钦终于把他对建立一个巴尔干中立集团的希望隐藏起来，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欢迎《泰晤士报》以“展望巴尔干”为题的社论中提出的建议：

英国对这个地区的利害关系主要是保障我们在东地中海和整个中东交通运输的安全，而其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友好的希腊和土耳其作为和平腹地。而苏联的利害关系主要是保障它本国边境的安全，为了力图保证这一点，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设法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许还有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纳入苏联的安全系统。这种政策，并无不当，而且对本国、美国或其他更有直接关系的国家，也确实没有什么引起惊慌的必要。⁽⁷²⁾

英国在希腊大陆登陆以及10月14日雅典的解放，在土耳其受到热烈欢迎。亚尔钦一如既往，充满着进取精神，写道：一俟希腊政府能恢复行使职权，土希关系必须立即改善，以便跟上战后形势的发展。两国必须紧密团结，集中使用两国军事力量，因为希腊的安全就是土耳其的安全；它们在政治上应该休戚相关，成败与共。⁽⁷³⁾11月21日，土耳其报纸因雅典在广播中宣布，土耳其政府知照希腊政府，土耳其业已放弃对多德卡尼斯群岛的任何要求，他们对此表示欢迎；但在12月初，希腊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爆发，引起了土耳其新的忧虑。1945年1月18日，丘吉尔就希腊局势对下院发表声明，亚尔钦评论说，要是没有英国的干预，希腊的“托洛茨基分子”势必为在巴尔干组织一个斯拉夫集团铺平道路，势必要使土耳其脱离它和英国的同盟而陷于孤立。英国毅然决然的行动，不但拯救了中东，而且还拯救了全世界，使它们幸免于第三次世界大战。⁽⁷⁴⁾后来谈到沃尔特·西特林爵士曾在雅典看到的那些挖出来的尸体时，亚尔钦声称，犯有这些屠杀罪行的人，就是那些力图在巴尔干搞斯拉夫集团的人的同伙；将巴尔干半岛置于这种人的手掌之中，无异于把它变成一个屠宰场。⁽⁷⁵⁾

在苏联政府奉行同纳粹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期间，莫洛托夫，如前所述，曾利用英国海军也许会在黑海进攻俄国的可能，提出了控制海峡的要求；但是一经德国蹂躏巴尔干半岛并进攻苏联之后，那是由于轴心国利用海峡而促使苏联政府对土耳其政府一再提出要求了。⁽⁷⁶⁾因此，1945年2月10日，在雅尔塔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提出了海峡问题，宣称这次战争已使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失效，应予修订，以便去除土耳其“卡住俄国脖子的那只手”，而无损于土耳其的合法权益；他还提出三位外长可在下次会议考虑这个问题。据丘吉尔回忆，斯大林早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就曾向他提到这个问题。⁽⁷⁷⁾他说，英国同意外长们应该讨论蒙特勒公约的修订问题，以便作为一个黑海大国的俄国去除土耳其对其狭窄出口的控制而不仰人鼻息，但土耳其人应该得到对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保证。对于这些意见，罗斯福表示赞同。⁽⁷⁸⁾

2月23日，土耳其议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关于遵守雅尔塔“三大国”会议的决议，因为只有在3月1日以前向轴心国宣战的国家，才能参加旧金山会议，可是这一决定为时太晚，已丝毫不能改变苏联对土耳其的态度。3月5日，苏联电台土耳其语对外广播指出，虽然土耳其在对轴心国慷慨援助到底之后，参加了同盟国，但土耳其的法官还在对135名“民主主义者”进行秘密审判，⁽⁷⁹⁾这些人曾从事于反击法西斯主义者及其仆从泛土耳其主义者的罪恶势力；其中有一名被告是个土耳其的女作家，她的惟一罪名是一贯反对土耳其反动派替纳粹利益效劳。广播接着指出，关于对泛土耳其主义者的审判，完全是个骗局；因为正是那些力图迫害“民主主义者”的反动派在保护他们。⁽⁸⁰⁾早在2月27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大会副主席摩西·皮亚德在贝尔格莱德共产党报纸《战斗报》的一篇社论里就曾写道，土耳其宣战这一行动“可以称为投机取巧和敲诈勒索。……战时援助德国，大发黄金财，然后想在同盟国会议桌上占一席而索取酬报——这就是土耳其宣战的全部用意所在”。亚尔钦在反驳中答称：并不是整个南斯拉夫都持这种敌对态度，因为铁托的运动根本不代表整个南斯拉夫人民。他随即受到《战争与工人阶级》的严厉谴责。⁽⁸¹⁾

原在1925年签订而于1935年延长十年的土苏中立互不侵犯条约，应于1945年11月7日满期，但在期满前6个月如未经宣布无效，即作为自动延长。3月19日，莫洛托夫向土耳其大使递交一份照会声称，“由于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深刻变化，这项条约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需作重大修改。”土耳其大使被召回安卡拉商议。4月4日，土耳其政府复照答称，他们“准备郑重和善意地研究苏联政府提出签订一项更符合两国目前利益的条约的任何建议”。⁽⁸²⁾苏联报纸对土耳其的攻击和土耳其的反驳实际上已暂告停止；亚尔钦作为土耳其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去旧金山途中从开罗来信说，俄国人对土耳其领土并无野心，也无反对英土联盟的企图。如果俄国愿意，土耳其准备根据蒙特勒公约的精神同它讨论海峡制度问题，并订立新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只要俄国不要求土耳其牺牲其本国利益，土耳其愿向它伸出无限友情之手。⁽⁸³⁾

于是，欧洲战争结束时给土耳其留下了极其严重而有待解决的外交问题。巴尔干半岛各国、近东各国、埃及、伊拉克和波斯都曾经历过战争和外国驻军之苦，而土耳其除了外交压力和经济困难外，并没体会到有更甚于此者。它的不介入政策之所以被促成，是由于它不愿危害凯末尔主义革命所创始的经济改组的成果，也不愿看到东南欧受德国或俄国的统治。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政策对同盟国，尤其是对英国所帮的忙大大超过对轴心国的帮助；⁽⁸⁴⁾但是它使土耳其受到苏联的刻骨仇恨，不但因为苏联遭难惨重，而且由于作为其行动指导的惟一依据是集团利己主义，使它的政治家们对于任何其他“阶级”或国家的动机或行动不会有丝毫同情。1945年只过了几个星期，土耳其就领教了苏联认为它的中立所应付的代价。

(1)　关于土耳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持的总的态度，可查阅《概览，1939—1946年：战争中的角逐》（Survey for 1939—1946：Competitive War Effort）有关土耳其及其他中立国家态度的调查研究〔疑有误，据了解，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无《战争中的角逐》一卷。——译者〕。

(2)　马克斯·贝洛夫：《1929—1941年苏俄的对外政策》（Max Beloff：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1929—1941），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9年版，第2卷，第39—48页。

(3)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编，第4章。

(4)　《泰晤士报》的报道，1939年5月16日。但在德苏条约签订后，据说斯大林于1939年9月同里宾特洛甫会谈时曾说，英土协定的签订并未得到他的同意〔埃里希·科尔特：《空想与事实》（Erich Kordt：Wahn und Wirklichkeit），第2版，斯图加特，联邦德国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26页〕。

(5)　魏刚：《回忆录》，第3卷，第22页；参阅《现代东方》，1939年9月，第494页，引自伊斯坦布尔《黎明报》（Tan）。

(6)　1936年蒙特勒公约第19条至21条（谈判时，英苏曾有剧烈的争执）规定，战时，如土耳其为非交战国，为了履行依据国际联盟盟约所产生的义务，或是为了依照在该盟约范围内缔结的对土耳其具有约束力的一项互助条约向遭受侵略的国家提供援助，可允许军舰通过海峡。但如土耳其为交战国，或自己认为本国受到战争迫在眉睫的威胁，它完全有权斟酌决定是否准许军舰通过海峡〔《文件，193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656—658页；参阅《概览，1936年》，第621—624页，第631—636页〕。

(7)　美国国务院：《纳粹—苏联关系，1939—1941年：德国外交部档案处文件》，R·J·桑塔格与J·S·贝迪埃编（U.S.Department of State：Nazi-Soviet Relations，1939—1941：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ed．R.J.Sontag and J.S.Beddie），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8年版，以后简称《纳粹—苏联关系》，第85—88页，第97页。一般见威廉·兰格与S·埃弗雷特·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1937—1940年》（William L.Langer and S.Everett Gleason：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1937—1940），纽约，哈珀为外交关系协会出版；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2年版，第313—318页。

(8)　《纳粹—苏联关系》，第110页，第113页，第117—120页。土耳其外交家杰瓦特·阿奇卡林于1947年指出，蒙特勒公约缔结后才三四个月的时候（约在1936年底），李维诺夫曾建议订立土苏双边条约，共同保卫海峡；土耳其政府对此曾婉言拒绝，并曾通知英国政府，这位苏联政治家于是非常恼火〔“土耳其的国际关系”（“Turkey'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事务》，1947年10月，第23期，第479页；至于当时的反应，可参阅《现代东方》，1937年5月，第225—226页；1937年9月，第440页〕。

(9)　莫洛托夫在10月31日的发言中，矢口否认苏联对土耳其有任何进一步的要求（如阿奇卡林所说的那样，前引书，第481页）。他的否认也许并不比苏联在1941年6月否认希特勒所透露的莫洛托夫在1940年11月提出的要求老实一些。这次莫洛托夫说，“有人扬言苏联要求割让阿尔达汉和卡尔斯地区。我们说，这纯属无中生有，欺人之谈。也有人扬言苏联要求修改在蒙特勒签订的国际公约，并且要求得到关于海峡的特权地位。那也是无中生有，欺人之淡。”〔V·莫洛托夫：《苏联的和平政策》（V.Molotov：Soviet Peace Policy），伦敦，劳伦斯与威沙特，1941年版，第42—43页〕共产党宣传机器接着宣称，萨拉若卢一方面坚持倘若苏联与西方列强发生战争，土耳其得不受任何约束，保持中立，同时则又要求倘若土耳其由于德国进攻罗马尼亚而它因对英法的保证所需要而卷入战争的时候，苏联应给它以援助〔库阿斯托尔（笔名）：“苏联、土耳其与同盟国”，《劳工月刊》（Quaestor，pseud.：“The U.S.S.R.，Turkey and the Allies”，Labour Monthly），1940年4月，第22期，第222页〕。

(10)　据路透社引自1939年12月7日《法兰克福日报》和12月8日《每日电讯报》。

(11)　《消息报》（Izvestia），1940年2月15日。

(12)　保罗·雷诺：《在冲突中心》（Paul Reynaud：Au coeur de la mêlée），巴黎，弗拉马里翁，1951年版，第368—374页；参阅德国，外交部，1939—1941年，第6卷。《法国总参谋部秘密文件》（Die Geheimakten des französischen Generalstabes），以后简称《德国白皮书》，第6卷，柏林，德国国家社会党，埃赫，1941年版，第19号，第22号，第25号。

(13)　《现代东方》，1940年3月，第127—128页，引自《黎明报》，1940年3月1日。

(14)　参阅柯林斯：《韦维尔》，第207—208页；P·A·布尔热：《从贝鲁特到波尔多》（P.A.Bourget：De Beyrouth à Bordeaux），巴黎，贝尔热–勒弗罗尔，1946年，第16—17页。在纽伦堡审判庭上，戈林答辩中说，德国人“通过在土耳其的谍报人员，也就是说从土耳其人那儿得到这项计划的情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1卷，第403页）。

(15)　《德国白皮书》，第6卷，第28号；参阅马西格利，《现代东方》报道，1940年8月，第394页。

(16)　《德国白皮书》，第6卷，第32号。注意法文本第5段，因为《德国白皮书》无意或有意地把它误译为（第74页）：“会参加进攻，而无需多大要求这样做”，这就把原文很清楚的地方搞糊涂了。再参阅下页注。柯林斯（《韦维尔》，第228页）说此时“鉴于土耳其可能发展的情况和鉴于在多德卡尼斯群岛对意大利人的作战行动……穿便衣的英国军官渗入到……土耳其各地……俄土边界是土耳其人安置‘禁止通行’告示的惟一禁区”。

(17)　《芝加哥每日新闻》，1940年7月5日，引自《真理报》（Pravda）。

(18)　据1940年7月9日《纽约时报》和7月11日《泰晤士报》两报伊斯坦布尔电讯；休·纳奇布尔–休格森爵士：《和平与战争时的外交家》（Sir Hughe Knatchbull-Hugessen：Diplomat in Peace and War），伦敦，默里，1949年版，第168—169页。7月24日，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指出，土耳其可能“由于它的传统敌人苏联的威胁”而投入德国怀抱（引自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卷，第601页）。

(19)　见上文，原著第447页注②（即661页注②。——译者）。《德意志新闻报》在土耳其发表的该文件文本的第一段中，也将土耳其政府写成“已在设想对苏联进行进攻战的前景”，而法文影印本谈到的是“防御”战（参阅马西格利，前引文；《芝加哥每日新闻》，1940年7月11日）。

(20)　《新晨报》（Yeni Sabah），1940年7月16—17日。

(21)　《泰晤士报》，1940年9月14日，安卡拉电讯；《新晨报》，1940年9月24日。

(22)　《纳粹—苏联关系》，第244—245页。当晚在他们最后一次会议上，他再次对里宾特洛甫说，俄国“曾常常遭到取道海峡的攻击。因此，书面协定是不够的……它将不得不坚持对它安全的有效保证”（同上书，第252页）。据说，早在6月25日，他已对意大利驻莫斯科大使指责土耳其企图在黑海起“霸主作用”并对海峡实行“专管”。据称他曾表示愿意承认意大利在地中海的霸权，以此作为互惠的姿态交换苏联在黑海的霸权〔同上书，第161页；参阅奥古斯托·罗索：“海峡与俄国在地中海的问题”，《国际政治研究评论》（Augusto Rosso：“La Questione degli Stretti e la Russia nel Mediterraneo”，Rivista di Studi Politici Internazionali），1950年4—6月，第178—179页〕。

(23)　同样，据说莫洛托夫曾在6月25日告诉意大利大使，苏联政府正在设法削弱土耳其对巴统的威胁，为了防范这一威胁，将不得不从南方和东南方一带来保卫自己（《纳粹—苏联关系》，第161页）。

(24)　同上书，第259页。1941年1月17日，苏联驻柏林大使提醒德国外交部说，苏联政府认为海峡位于他们的安全地带之内，对于在那里出现的任何外国武装部队，将被视为对他们安全的侵犯（同上书，第270页）。

(25)　据说国王鲍里斯在1941年中将这一建议透露给土耳其政府〔迈克尔·索科尔尼基：《土耳其海峡》（Michael Sokolnicki：The Turkish Straits），贝鲁特，美国出版社，1950年版，第21页，根据安卡拉《民族报》（Ulus）1947年4月11—12日尼哈特·埃里姆教授的文章〕。

(26)　丘吉尔，第3卷，第85—86页；美国版，第3卷，第97页。

(27)　全文见《泰晤士报》，1941年3月25日。

(28)　《泰晤士报》，1941年6月24日，伊斯坦布尔电讯。3月初，据说希特勒已将苏联对达达尼尔海峡的目的意图通知土耳其驻柏林大使〔内克梅丁·萨达克：“土耳其对抗苏联人”（Necmeddin Sadak：“Turkey Faces the Soviets”），《外交》季刊，1949年4月，第457页〕。

(29)　1941年7月12日和13日土耳其报纸。土耳其于6月18日，即在德国进攻苏联前4天，同德国订立了友好条约（全文见《泰晤士报》，1941年6月19日）。

(30)　1941年8月4日至8日土耳其报纸。

(31)　全文见《泰晤士报》，1941年8月13日。

(32)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1年8月26日。

(33)　艾登并无这种许诺；但从斯大林提出的“土耳其应取得多德卡尼斯群岛”和“也可以取得保加利亚的某些地区，如果可能的话还可取得叙利亚北部的某些地区”这一事实（丘吉尔，第3卷，第558页；美国版，第3卷，第628页）看来，有理由可以设想他是希望土耳其在海峡对俄国作出让步的。丘吉尔补充说，俄国除了最终吞并波罗的海国家外，“还有许多其他关于俄国主权扩张的条件”（同上书，第559页；美国版，第629页）。

(34)　见《德国外交部秘密文件》（Documents secret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Allemagne），马德琳与米歇尔·埃里斯托夫（Madeleine and Michel Eristov）译自俄文本，第1卷《土耳其》〔以后简称《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巴黎，保罗·杜邦出版社，1946年版，第16号。

(35)　《泰晤士报》，1月6日和12日；瓦尔特·博斯哈德，《新苏黎世报》，1942年1月9日和13日；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战争时的外交家》，第177—178页。

(36)　《泰晤士报》，1942年2月10日和13日。

(37)　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1卷，第18号。

(38)　《纽约时报》，1942年3月9日和11日，《新苏黎世报》，4月9日；《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1卷，第19—20号；土耳其公报全文见《佩斯特·劳埃德》（Pester Lloyd），1942年3月6日。

(39)　据说，波多茨尼克曾逃到叙利亚，但盟国当局不予引渡。

(40)　据说另一个与这次阴谋活动有关的苏联秘密警察被召回国，但一到就被枪决了。

(41)　《时报》，1942年6月2日，安卡拉电讯。经过12次审讯，历时两个半月（大部分时间花在给两个俄国被告搞诉讼翻译，虽然这两个俄国人是会讲土耳其语的）。6月17日，法庭判处两个俄国人20年徒刑，两个土耳其人10年徒刑。10月18日，上诉法院以若干证明文件未经缴验和一名证人没有出庭，宣布重审。重审时，犯人萨夫于12月10日申言死者不是厄梅尔·托卡特而是一个叫佩特科·米莱蒂奇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这是在以前的证词中提到过的（帕夫洛夫早在5月6日就说过托卡特并不是被炸弹炸死的那个人。事实上情况也有出入，死者的遗体经验明并未受过割礼并留有阑尾炎手术的疤痕，而托卡特却并未动过这种手术，而且是个穆斯林；参阅1942年7月3日《佩斯特·劳埃德》一篇对审判的全面评论）。这时候，帕夫洛夫再一次声明他和科尔尼洛夫跟两个土耳其人素不相识，并说那个叫萨伊曼的是个盖世太保特务，他唆使萨夫提供伪证，而萨夫又是屈打成招的。可是，法官同意了检察官的意见，认为萨夫是被收买而提供这一新的证据的。因此在12月23日的法庭上仅将两个俄国人的刑期减为16年8个月，对两个土耳其人则维持原判。第二次上诉时，这些判决于1943年2月25日均经宣布有效。但这两个俄国人于1944年8月9日，即土德断绝外交关系后一星期，即被释放。

(42)　7月份，应德国政府邀请前往德国访问的新闻代表团，为了保持各种观点的平衡，是经过极其谨慎仔细考虑而挑选出来的，并经商定，一个更为重要的代表团将于9月份访问英美。

(43)　《泰晤士报》，1942年7月2日。《法兰克福日报》（1942年6月26日）声称，美国大使曾迫使土耳其外交部对两个俄国人从宽判处。

(44)　即将离任的驻柏林大使胡斯雷弗·盖雷代本人给希特勒留有很好的印象，他同德国外交部官员曾讨论过在高加索和苏联其他地方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问题〔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1卷，第11号和第14号，1941年8月5日和11月24日；《希特勒的席间谈话》，第104—105页〕。

(45)　从俄国战役开始，德国人就一直在土耳其人同这些人的那种类似亲属的密切关系的感情上下功夫（见下文，原著第460页）。他们除听取土耳其驻柏林大使的个人意见外（见前注），还同可以说是代表土耳其参谋长查克马克元帅观点的一些人员讨论过这个问题；参阅《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1卷，第10—15号，第17号，第22号，第23号。

(46)　同上书，第26号和第27号。

(47)　《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1卷，第10号和第17号。

(48)　例如《时报》（Vakit），1942年10月16日。

(49)　1942年12月2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85卷，第1254栏。

(50)　《晚报》（Akşam），1942年12月6日。

(51)　《新晨报》，1943年1月9日。亚尔钦最近（同上，1942年12月12日、22日、29日）曾否定德国人一贯指责俄国人企图侵占海峡的宣传，他在回答中提醒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背着它的盟国土耳其私下将海峡许给俄国作为单独媾和的贿赂”；以上所述是指瓦尔堡–普罗托波波夫1916年7月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谈话〔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列强与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与海峡》（Die europäischen Mächte und die Türkei während des Weltkrieges: Konstantinopel und die Meerengen），德累斯顿，赖斯纳，1930—1932年版，第1卷，第167—168页；第2卷，第218—224页〕。

(52)　见上文，原著第454页。

(53)　丘吉尔，第4卷，第641页；美国版，第4卷，第716页；见《纽约时报》，1943年2月8日至22日。

(54)　例如亲同盟国的《祖国报》（Vatan）1943年3月5日刊登的艾哈迈德·埃明·亚尔曼的文章。

(55)　“如果说英国的边境是莱茵河，那么说——虽然事实上并没有说——俄国的边境是奥得河也是确切不过的。这是同样的道理。”（《泰晤士报》，1943年3月10日）

(56)　《祖国报》，1943年3月22—24日和3月30日。

(57)　参阅库尔德·阿尔布博士：《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3年6月16日，《每日电讯报》，6月17日；C·L·苏兹贝格，《纽约时报》，1943年8月17日。

(58)　见丘吉尔，第5卷，第255—257页；美国版，第5卷，第286—289页；亨利·L·史汀生和麦克乔治·邦迪：《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在第一线供职》（Henry L.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伦敦，哈钦森，1949年版，第223—234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91页，第746—747页，第764—765页，第787—789页；英国版，第2卷，第594页，第742—743页，第760页，第782—783页；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Dwight D.Eisenhower：Crusade in Europe），纽约，道布尔戴，1949年版，第194页；伦敦，海涅曼，1948年版，第213页。

(59)　见丘吉尔，第5卷，第295—296页；美国版，第5卷，第335页；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战争时的外交家》，第192页。

(60)　《工人日报》，1943年9月4日；参阅《纽约时报》，1943年9月12日，《泰晤士报》，1943年9月21日。

(61)　《塔宁报》（Tanin），1943年9月12—19日。

(62)　《民族报》，1943年10月1日。

(63)　丘吉尔，第5卷，第254页，第256—257页；美国版，第5卷，第285页，第288—289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79—1280页，第1297页，第1301页，第1312页；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战争时的外交家》，第194页，第198页。据美国驻莫斯科陆军武官约翰·迪恩将军的回忆，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是何等希望把土耳其拖进战争——特别是维辛斯基，他希望那样就可以使德国从俄国战线调走15个师（《奇异的同盟》，第22页）。战后苏联的宣传隐瞒了这个意图，以便宣称“美、英帝国主义者对其走狗土耳其同意他们入侵巴尔干国家的计划，寄以很大希望……在土耳其参加对德作战的借口下”〔陆军中将V·沃罗勃约夫，《每日评论报》（Tägliche Rundschau），1952年2月22日，第5页〕。

(64)　见丘吉尔，第5卷，第309页，第313—314页；美国版，第5卷，第350页，第355页。

(65)　同上书，第344—347页；美国版，第389—392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79—781页，第787—789页，第792—796页，第798—799页；英国版，第2卷，第774—776页，第782—783页，第786—788页，第790页；迪恩：《奇异的同盟》，第43—44页；埃利奥特·罗斯福：《见闻录》，第149页，第184—185页。因此，斯大林承诺如土耳其因参加对德作战而受到保加利亚的进攻，他便对保作战（丘吉尔，第5卷，第357页；美国版，第5卷，第404页），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66)　《泰晤士报》，1944年5月16日、17日、20日、22日、26日；尤里尔·海德：《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基础》（Uriel Heyd：Foundations of Turkish Nationalism），伦敦，卢塞克和哈维尔出版社，1950年版，第126—130页；查尔斯·W·霍斯特勒中校：“泛土耳其主义的趋势”（Lieut.-Colonel Charles W.Hostler：“Trends in Pan-Turanianism”），《中东事务》，1952年1月，第3卷，第3—13页。关于1942年土耳其政府向德国人所提一旦苏联在军事上崩溃，那里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应该得到独立的建议，见上文，原著第455页。一个作家于1943年1月12日在亲德的《共和国报》评论说，民族主义者和泛土耳其主义者的出版物在不断增加；那年夏天，一个名叫埃克门的土耳其记者在伊斯坦布尔出版了一本名为《重大危险》（The Great Danger）的小册子，攻击泛土耳其主义运动是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威胁。《消息报》（1943年6月15日）几乎转载了小册子的全部译文。7月初，一个土耳其议员提请议会注意这本小册子时，外交部长曾否认政府有任何泛土耳其主义的野心，并对埃克门进行起诉。

(67)　1944年6月3日《法兰西》报道《消息报》的文章。又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73页；参阅《法兰西》，1944年5月15日和24日；库尔德·阿尔布，《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4年5月29日。

(68)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72—1376页。

(69)　参阅赫希曼：《通往想望之地的生命线》，第143—144页。

(70)　《塔宁报》，1944年9月8日、9日、11日、12日、15日、16日、25日、30日；1944年10月2日和6日。

(71)　同上，1944年10月8日。

(72)　《泰晤士报》，1944年10月13日；《塔宁报》评论，1944年10月16日和17日。

(73)　《塔宁报》，1944年10月18日和21日。

(74)　《塔宁报》，1945年1月19日。

(75)　同上，1945年1月29日。

(76)　见上文，原著第449页。见1946年8月8日苏联的照会和8月22日土耳其的复照〔美国国务院：《土耳其海峡问题》（U.S.Department of State：The Problem of the Turkish Straits），近东丛书，第5辑，出版物编号2752，1947年版，附件2和5，第47—55页〕；皇家海军中校肯尼思·爱德华兹：“土耳其战时是怎样管制达达尼尔航道的”（Commander Kenneth Edwards，R.N.：“Passage of the Dardanelles，How Turkish Control Worked in the War”），《每日电讯报》，1946年11月23日。

(77)　见丘吉尔，第5卷，第336页；美国版，第5卷，第381页。

(78)　见E·R·斯退丁纽斯（小）：《罗斯福与俄国人》（伦敦，凯普，1950年版），第237—238页。

(79)　某一美国新闻记者报道说，他们曾要求定期选举，允许组织真正的反对党和独立的工会。该记者批评土耳其警察惯于把任何持有激进意见的人都看作是共产党（乔治·韦勒，《芝加哥每日新闻》，1945年4月11日）。可是共产党的《中东》月刊后来声称（1950年5月，第10页）被告属于一个“进步青年联合会”。这个名称使人联想到共产党的渗透策略。

(80)　参阅1945年4月18日《工人日报》对于3月29日对被控犯有泛土耳其主义罪行的16名被告判处徒刑的讽刺评论。10月份，当土耳其同苏联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没有理由再牺牲泛土耳其主义分子去迁就苏联的地步时，军事上诉法庭就撤销了原判，经过1946年8月到1947年3月的复审，最后宣判他们全部无罪（霍斯特勒：“泛土耳其主义的趋势”，《中东事务》，1952年1月，第3卷，第10—11页）。

(81)　《纽约先驱论坛报》，2月28日；《塔宁报》，3月6日和7日；《约克郡邮报》（Yorkshire Post）社论，1945年3月19日。早在1月，亚尔钦对于铁托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运动的政治胜利以及关于把马其顿并入南斯拉夫联邦的主张，就曾表示担心（《塔宁报》，1945年1月12日、14日、26日）。

(82)　《泰晤士报》，1945年3月21日；《新苏黎世报》，1945年4月9日。

(83)　《塔宁报》，1945年4月14日和18日。

(84)　见休·塞顿–沃森：《东欧的革命》（Hugh Seton-Watson：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伦敦，梅休因，1950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