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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波斯
第一节 冷战，拒绝苏联的石油要求（1945—1947年）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英国、苏联和美国的部队仍旧占领着波斯的时候，那个国家却已处于一种内部冲突的局面，它朦胧地预示着像5年后将要在朝鲜爆发的那样一场战争。在这场本国内部对抗力量的冲突中，一方是革命的伊朗人民党及其劳工组织——统一工会中央理事会（这两者在战争期间由于苏联当局的鼓励，特别是在苏联占领的北部地区和首都，早就非常活跃），另一方是控制着政府和行政机构的波斯有产阶级所操纵的各种力量。(1)双方在使用暴力和恐怖来反对其对手方面，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节制。总参谋长哈桑·阿尔法将军掌握着反对伊朗人民党的各种力量的组织和指挥权；他有一个英国妻子，所以成了伊朗人民党和苏联宣传家们的一个现成活靶子；(2)然而，由于苏联一系列政策的结果，到1945年夏季，在苏联占领的北方各省中，波斯政府的权力实际上已降低到零。在那个地区，伊朗人民党控制着主要的城镇、交通、警察和监狱，在监狱里他们用传统的方式来虐待他们的政敌。(3)当波斯政府派一支宪兵部队去北部的马赞达兰省镇压反叛的伊朗人民党以维护其统治权时，他们被苏联军队赶了回来；而相反地，来自呼罗珊省波斯军队的左翼叛兵，却被特别允许通过一个苏联的检查哨所，去支援戈尔甘省叛乱的伊朗人民党。(4)
1942年的英苏波三国条约，曾规定盟国占领部队应在停战后6个月之内从波斯撤出。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英美两国外长曾建议把这一日期提前，以作为对波斯表示亲善的姿态，但是莫洛托夫说，他的政府需要时间来考虑这个建议。(5)不过，在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上仍达成了协议，即占领部队应立即从德黑兰撤出，将来进一步的撤出，由三国外长于9月间在伦敦会晤时再行考虑。(6)据报告，首都的撤兵在9月底之前按时完成，尽管后来据说俄国人在那里还有几千名便衣人员。其间，美国政府于8月28日单方面宣布，除去大约有2 000名人员须暂时留下以维护和看守军用设施外，他们的军队将于11月1日之前从波斯撤出。从与日本停战之日算起，英苏军队应在6个月内从波斯撤出，这个时限将于1946年3月2日到期。1945年9月，三国外长在伦敦会昭的时候，贝文在19日给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曾建议：除英国部队在南部油田地区和苏联部队在阿塞拜疆可以继续留驻到1946年3月2日之外，他们两国政府应该同意：他们各自的部队在12月中旬以前从整个波斯撤出。但是，莫洛托夫答复时顽固地坚持那个约定的日期，只是说，“如果必要，最后撤出的计划……在所说时间快到的时候，我们之间可以再讨论”；他认为不需要由三国外长来讨论这个问题。(7)
当时已有近40年历史的波斯宪法，规定要建立省议会，(8)但是事实上任何事情都不曾做过。然而，到了1945年初，伊朗人民党的几种报纸为争取成立省议会开展了一个运动，其动机可以从他们的论据中看出。他们争辩说，虽然阿塞拜疆人民在1943年的普选中投票选了伊朗人民党的党员，从而“表明反动派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小的”，但是，被选出的伊朗人民党议员在中央议会中无法战胜“卖国的多数派”。(9)到了仲夏时候，有消息报道说，已成立了一个阿塞拜疆民族解放委员会，虽然这一报道是被否认了，(10)但8月份在这个富饶而有价值的省份中(11)组成了一个“民主”党，当地的伊朗人民党很快地就合并了进去，这就在实质上证实了这一报道。伊朗人民党和苏联的宣传家们(12)为这一行动提出来的托辞，仍旧是借口波斯政府在处理伊朗人民党骚动时采取了高压政策。由于阿塞拜疆省领受过礼萨国王的严厉手段（礼萨国王对阿塞拜疆存有偏见，这是因为该省曾经是被他在1923—1925年推翻的恺加王朝的主要支柱），由于中央政府不允许正式使用当地的土耳其方言（阿塞里语），(13)这就给自治运动更加增添了力量。尽管如此，“民主党”的领导人们还是发现，从苏联外高加索渗入“大批政治掮客”是加强他们地方上的支持者的一个好办法，这种人在人种混杂、方言繁多的阿塞拜疆是不容易被识破的。(14)领导这个运动的是贾法尔·皮沙瓦里，他曾是短命的吉兰省内的苏维埃共和国（1920—1921年）内务人民委员，其后是共产国际的一名代理人；1936年他又回到波斯，表面上是逃避苏联的清党；他曾被礼萨国王的政府监禁过，在礼萨国王退位之后，又曾出面编辑伊朗人民党的《爱兹哈尔报》；他在1943年普选中获得了大不里士最多的选票而当选，但是后来议会拒不发给他当选证书。(15)11月16日，聚集到“民主”党（塔斯社曾为它大事宣传）内的各色人物，开始公开叛乱，切断大不里士和德黑兰之间的全部交通，并在第二天夜间夺取了大不里士东南100英里的米亚内城及其铁路枢纽站。两天后从大不里士来到德黑兰的一位商人说，反叛者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和来自巴库的穿便衣的红军；一位波斯政府的发言人则补充说，从俄国人的卡车上分发给反叛者的武器，查明是从1941年夏天俄国人进行干涉之后被他们没收的波斯军火库中拿出来的。11月17日，波斯政府要求苏联大使馆通知苏联军事当局，一支波斯武装部队正从首都派往米亚内和大不里士；(16)但是，首先出发的两营步兵在加兹温附近被俄国人阻止住了。《消息报》(17)煞费苦心地向它的读者们说，阿塞拜疆的运动是自发的和由人民大众参加的，但是受到了当地宪兵和“反动的大地主”的激烈反对；《消息报》继续说，英国广播公司把这个运动虚假地说成是由俄国纵容的一次分裂主义者的叛乱，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尽人皆知的”应由英国当局负责的巴勒斯坦、埃及和印度尼西亚骚动的注意。
波斯驻华盛顿大使、在英国受过教育的侯赛因·阿拉向美国国务院陈述了情况，结果美国政府于11月24日向苏联政府建议，立即采取步骤，将全部盟国部队在1月1日之前从波斯撤出；美国的照会以圆滑的外交辞令暗示：把波斯部队从北部各省赶回去的苏联指挥官可能是没有接到命令而自行采取行动的，并且“料想”苏联政府现已对他们发出指示，以便与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三大国所签署的关于波斯主权的宣言相一致。英国政府也送交了一份类似的照会，但是这次没有建议在规定的1946年3月2日以前提早撤出部队。(18)11月29日苏联政府答复说，他们认为没有理由要重新考虑撤出的日期，并补充指出，苏联政府
已通知伊朗政府：派遣更多的伊朗部队到伊朗北部并不能使混乱和流血停止，反而会使混乱和流血增加，这将迫使苏联政府把自己更多的部队开进伊朗，以便维持秩序和保证苏联驻军的安全。(19)
在波斯北部的苏联驻军估计有3—7万人。人们认为：这种公开表示对苏联驻军安全的关心，既是对波斯军队的力量的过分夸张，又是对了解红军情况的那些人的才智的侮辱。(20)
与此同时，11月27日来自莫斯科的报道说，苏联政府曾通知波斯政府，他们以很大的同情关怀着一星期以前“波斯阿塞拜疆‘全民’大会”所宣布的自治要求。
由于俄国人禁止观察者参加［《泰晤士报》特派记者报道］，这个大会的酝酿过程只能从远处来观察，但是有足够的事实材料已经被人知道。这个运动是卓有成效地计划和执行的，并且留下内行人筹划的全部痕迹。“民主党人”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他们的反对者被彻底吓倒了。驻在这个地区的波斯政府部队虚弱无力，或者很快就变得这样了。一两个陆军的和宪兵的哨所进行了战斗，但是大多数人立刻屈服于俄国的威胁和利诱，士兵们仍困守在他们的兵营中，很多军官朝德黑兰跑。“民主党人”很快解除了可恶的波斯宪兵队的武装。他们的巡逻队管制着全部交通，盘查旅行者的活动除非持有俄国人的通行证，他们还阻止所有不能满意地回答“民主党人”问题的人。不表同情的人被逐出阿塞拜疆，另外一些人逃跑了。……这里实际上没有巷战，也很少抢劫行为。……事实上它几乎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但是］，无论阿塞拜疆人民多么欢迎这种变化，如果把它描写成是“人民大众的”或“自发的”，那就荒唐可笑了。有一只强有力的手在指挥和控制着整个运动，这是不能抹煞掉的。……
德黑兰带着愤怒和恐惧的心情注视着阿塞拜疆局势的发展，首都自身也陷入了一片惊慌。一般人都相信，大约有2 000名穿着便衣的俄国军官和士兵仍留在德黑兰，得到自北方渗入的另外1 000名人员的支持，准备采取他们的指挥官所打算采取的任何行动。据说，俄国枪械已经发到居民中某些人的手中。在东部，驻在塞姆南的红军，据波斯人估计有2万人，在西部，驻在加兹温和卡腊季之间的红军，据说也有1万人，人们正怀着不安的心情注视着他们。……
波斯政府对北方事件的最初反应之一，是召集了一个由5位前首相组成的国事会议，以便向内阁提出建议。随后就是指令各省省长进行省议会的选举。……英国曾多次催促波斯政府建立这种省议会，但是波斯人觉得在英国的劝告背后并没有压力或威胁，可以毫无风险地相应不理，只要推托外国军队还留在波斯，因而万事无能为力，就行了。(21)
就在莫斯科三大国外长会议举行之前，12月16日，据宣布，大不里士的波斯的少量驻军已经向“民主党人”投降；同时，作为11月下旬在阿塞拜疆举行的选举的结果，(22)莫斯科电台宣布，一个由贾法尔·皮沙瓦里领导的“波斯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已经成立。这个政府的第一项声明宣称，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但是，“为了消除城市和乡村不断增长的失业，‘政府’将把国家的土地和那些从阿塞拜疆逃走的或对阿塞拜疆自治进行蛊惑宣传的反动派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个声明还恐吓“所有那些用怠工和破坏活动来危害秩序和安全的人”，要作为“人民之敌”给予惩罚；民族政府仍承认波斯中央政府，并将执行它的法令，只要这些法令同波斯阿塞拜疆的自治、同人民的权利和波斯阿塞拜疆民族议会的决议是不相抵触的。(23)
在煽动反对中央政府的自治运动的同时，俄国人的目标还转向了靠近伊拉克边境的阿塞拜疆西南山区的库尔德居民，俄国人和他们在1942年就有了临时性的联系。(24)1944年，苏联驻雷扎耶领事馆又恢复了同那里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接触，并在马哈巴德成立了一个库尔德斯坦—苏联文化协会。为了需要人去领导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运动，俄国人几经周折选中了马哈巴德的世袭法官和宗教领袖卡迪(25)穆罕默德；他是一位“强有力的和独裁主义性格”的人物，1945年9月他和其他知名人士一起被“硬推”到巴库去接受苏联的思想教育之后，就宣布成立一个库尔德“民主”党，并发表了一个宣言，其宗旨与阿塞拜疆“民主党”的也很相似。这个运动在10月份凑巧又得到了由穆拉·穆斯塔法领导的一帮属于巴尔赞部落的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增援。他们经过长时间的反伊拉克政府的叛乱之后，最后从他们的山区根据地被赶了出来；他们越过边界，进入波斯之后就被苏联军官安置在卡迪穆罕默德的管辖之下，并在那里吸引了来自伊拉克的总数近3 000人的其他库尔德难民和冒险家，而且都用从伊拉克军队那里夺来的英国武器，装备得很好。大不里士落到阿塞拜疆“民主党”手中，提醒了卡迪穆罕默德于12月15日也宣布成立一个“库尔德人民政府”，这个政府控制了马哈巴德周围大约50英里的地区。成立了一个由13名议员组成的“民族议会”，1946年1月22日，卡迪穆罕默德被选为主席。一些来自中层或上层阶级的人士被任命为“内阁部长”，5名部落领袖得到了“元帅”的军衔，穿上了苏联高级军官的制服。(26)
1945年12月19日，莫斯科外长会议开始举行；斯大林在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第一次会见时便强调指出，波斯指使的破坏活动已严重危及巴库油田，(27)他说，对那个政府不可能寄以信任。3月份能否按约定的日期从波斯撤退苏联部队，这将取决于波斯政府的行动表现；他提醒贝尔纳斯，1921年的苏波条约规定，如果第三方面利用波斯威胁苏联的安全，苏联政府就有权派遣军队进入波斯。(28)在他们第二次会见时，斯大林没有就贝文提出的建议，即三大国应派遣一个联合委员会去波斯全面调查这个问题，向贝尔纳斯作出任何许诺；但是在圣诞节下午，莫洛托夫私下对贝尔纳斯说，他以为贝文的建议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对此，贝尔纳斯回答说，他“特别希望”波斯问题不要在即将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来。同天晚上，贝文接受了莫洛托夫对他的建议所提出的几点修正；只有一点除外，即对于已约定的从波斯撤出部队的日期暂不作决定（贝文的论点是，这个日期是1942年英苏波条约所确定的，不应该改变）。(29)第二天下午三国外长再次会晤时，显然苏联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因为莫洛托夫这时说，把波斯问题列入他们的会议日程是不合适的，因此不能予以考虑。(30)
1945年6月到10月这一期间，波斯政府是由一位比较强有力的人物穆赫辛·萨德领导的；由于他早期在司法部工作的经历，他被左翼报刊攻击为“屠杀热爱自由的人们的凶手……有名的刽子手”。他辞职后，就由76岁的易卜拉欣·哈基米来继任首相；伊朗人民党的宣传家把萨德的辞职说成是由于“不可抗拒的民众运动的高涨”。(31)由于驻德黑兰的苏联大使被召回莫斯科，使馆人员已停止和波斯政府打交道，当哈基米在12月14日通知苏联政府说，他准备参加莫斯科会议以便讨论他的国家的问题时，哈基米没有得到任何回答；(32)甚至在人们得知“三大国”外长没有能解决那个问题之前，哈基米政府已经摇摇欲坠。12月1日德黑兰市长被解职，据说是因为他和一年前为反对苏联扶植的伊朗人民党而成立的民族意志党有关系；(33)12月25日内政大臣被迫辞职，据说是因为在他当阿塞拜疆的总督时他没有与亲苏分子们合作；31日，一位不管大臣也辞职了，他在德黑兰被认为是极其亲英的；再过一天又得悉公路和交通大臣的辞职。(34)尽管如此，哈基米政府还是继续研究贝文的建议，那是莫斯科会议结束之后由驻德黑兰的英美两国大使重新提出来的。建议内容为：由一个英美苏三国委员会来研究和建议波斯政府设立省议会，有了省议会就可以把“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吸收进去。但是在波斯议会中却遭到了左右两方面的反对——“这好像是在要求波斯给同盟国以照顾，而不是帮助波斯来摆脱一个使这里的政界充满惊慌恐惧的局面”(35)——1946年1月10日，波斯政府在一片欢呼声中宣布，他们决定拒绝这个建议。
一星期后，当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伦敦召开时，率领波斯代表团的波斯驻伦敦大使赛德·哈桑·塔基扎达征求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和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两人的意见：他是否应当向安全理事会控诉苏联干预了他的国家的事务。这两位外长显然向他指出了这样一种愿望，即安全理事会在其当前的初期阶段所应承担的“只能是最紧迫的事务”。然而，到1月19日波斯的控诉就正式提了出来；苏联代表团怀疑这个动议是英国煽动起来的，两天后它以控诉英国在希腊驻军相报复，同时乌克兰代表团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反对英国在印度尼西亚驻军的控诉。(36)1月24日苏联对波斯控诉的答复，表示这个问题能够而且应该通过双边谈判的办法来解决，同时宣称阿塞拜疆的事件与苏联部队的驻在那里并没有联系，“因为有许多无可争辩的和完全客观的事实可以作证”，阿塞拜疆的事件完全是波斯人的内部事件——波斯北方的“民众渴望”在波斯国家“范围内的民族自治”，这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维辛斯基的信中还讲到，波斯反动势力方面的那种敌视苏联的反民主的和集体迫害的活动，对苏联阿塞拜疆和巴库正在造成“一种有组织的敌对行动和挑拨离间等等的危险”。(37)塔基扎达在26日对这封信作了详细的答复之后，于28日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他的政府的要求：在苏联军队从波斯领土按期完成撤退之前，波斯的军队和官员应该被允许执行其正常的职能而不受苏联部队的干涉；安全理事会应劝告苏联撤回对“阿塞拜疆的叛乱者或其他地方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全部道义上的和物质上的支持。维辛斯基得到波兰代表团的支持，坚持说他的政府准备和波斯政府继续举行双边会议，并反对把这个问题保留在安全理事会的议事日程上。但是在30日，维辛斯基作了让步：“万一出乎意料之外，由于发生别的情况或某些鲁莽者的干扰，因而得不到结果的话”，安全理事会可以要求得到关于情况进展的报告。(38)
正当苏联驻安全理事会代表团这样拖延时间的时候，德黑兰的哈基米政府也终于在1月20日倒台了；26日，议会以52票对51票仅超过1票选出了70岁的艾哈迈德·卡旺·萨勒塔纳为首相；这位来自里海之滨的吉兰省的地主，自从1942—1943年在他的首相任期之内(39)就已开始和伊朗人民党进行策略性的联合，并且在1943年的竞选中曾利用他在地方上的影响来帮助该党。他处理事务时充满自信，精力充沛，这正是很多波斯政治家所缺乏的。虽然现在他在一次接见记者时宣称，他对任何外国都没有爱憎的偏见，他只是关心为波斯服务，但是前后有两个月光景他被当作一个能够和俄国人谈判的人而在波斯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40)他把他的就职通知三大国后，收到了斯大林的一封友好的复信；(41) 2月18日，他即率领一个波斯代表团乘苏联飞机去莫斯科访问。在他启程前两天，他免除了阿尔法将军的总参谋长职务，这位将军被左翼报刊攻击为“法西斯分子”和“亲英的反动派”；临启程的时候，代表团中的3位预定成员留了下来，据说是因为莫斯科不欢迎他们。代表团启程时，又恰好遇上了左翼报刊发动的一个反对所谓英国武装波斯南方部落、(42)反对英国大使和反对英伊石油公司的激烈运动；后者在对待工人方面被攻击为一直保持“骇人听闻的条件”，虽然事实上尽管有由于战时材料缺乏而引起的尖锐的住房问题，这家公司工人的条件还是比波斯任何其他工业工人的条件要好。
其间，美国部队于1月1日已经从波斯撤出；2月23日，英国驻波斯和伊拉克部队总司令部声明，现在只有600名英国部队留在波斯，这部分人将于规定的日期（3月2日）离开。但是，在3月1日，莫斯科电台宣称，波斯首相在4天前已经在莫斯科得到通知，苏联部队将自“局势比较稳定”的东北部各省撤出，“从3月2日起实施”，但是“在波斯其他部分的苏联部队在局势明朗之前仍将留在那里”。(43)在德黑兰出席议会的全部96名代表（伊朗人民党的议员未出席）向一位要求对这个声明提出强烈抗议的发言人热烈鼓掌；在莫斯科，波斯首相向莫洛托夫递交了一封抗议信。(44)对于波斯问题迄今还未积极参加辩论的美国政府，现在也动起来了。他们在3月6日给莫斯科的一份照会中说，他们对于在1942年条约规定的日期之后仍留驻苏联部队的这一决定不能不表示关切。12日，国务院宣布他们已经收到有关报告，说“最近一星期内又有更多的苏联武装部队和重武器装备正从苏联边境方面向南通过大不里士朝德黑兰和伊朗西部边境移动”。(45)14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了塔斯社发的一项声明说，这个报告不符合事实；但是根据能够得到美国官方消息的伦乔夫斯基的说法，美国驻波斯大使馆空军武官在德黑兰以西只有25英里的地方曾看到苏联的谢尔曼型坦克：
首都的人们都预料，在3月21—27日的伊朗新年节日里，伊朗人民党和一伙苏联的代理人会发动一次武装政变。然而政变并未实现。外交界的观察家把苏联在这关键时刻踌躇不决的原因归之于美国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其证明是国务院立即把俄国军队的调动情况公布了出来，另一方面，宪兵顾问斯瓦茨科普夫上校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保卫首都，也是一个证明。(46)
英国外交部也没有忘记通过它的莫斯科大使馆强烈要求苏联对于该国部队继续留驻在波斯作出解释。
其间，卡旺·萨勒塔纳已于3月10日从莫斯科回国，他在12日向议会发表了演说，这是按规定解散议会以进行一次普选之前所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47)第2天他告诉报纸记者，他在莫斯科的谈判没有取得成果。苏联政府没有能够接受他的关于撤退苏联军队的重要而又迫切的要求；他也不能够同意苏联人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后来陈述如下：
1．苏联军队无限期地留在伊朗某些地区。
2．伊朗政府承认阿塞拜疆的内部自治。一旦伊朗政府默认了这个要求，苏联政府将采取步骤作出如下的安排：
（1）在对中央政府的关系上，阿塞拜疆总理将接受总督的职衔；
（2）阿塞拜疆将不设陆军部和外交部；
（3）阿塞拜疆岁入的30%将交给伊朗中央政府；
（4）与中央政府的一切通讯往来将使用波斯语。
3．苏联政府放弃它对石油开采特权的要求，而代之以设立一个伊朗—苏联联合股份公司，在这个公司中苏联将拥有51%的股份，伊朗则拥有49%的股份。(48)
卡旺说，当新任命的苏联大使过几天就要到达德黑兰时，他希望就苏联军队问题重新举行谈判，一旦苏联军队撤出，他就和阿塞拜疆“政府”开始进行谈判，并考虑和俄国缔结一个石油协定；但是只有议会才能够批准这些事项，而根据最近的一项法律，在所有外国军队撤出之前，不选举新的议会。(49)3月14日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宣称，如果苏联—波斯的争执在25日安全理事会开会之前还不得解决，而波斯政府自己又不提出这个问题，那么美国就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50)国务院获悉，苏联代办曾警告波斯首相，他的政府将把波斯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控诉看作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因此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出来证实，如果波斯人不提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将提出这个问题。波斯内阁在应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波斯驻美大使侯赛因·阿拉在18日将这一争端提交给了安全理事会。第2天维辛斯基的副手安德烈·A·葛罗米柯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说：波斯的动议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正在进行，所以他的政府要求安全理事会对这件事的考虑延迟到4月10日。(51)3月20日，新任苏联大使伊凡·V·萨德奇科夫到达德黑兰，据说他给首相带来了斯大林的口信。与此同时，被伊朗人民党视作最可怕的敌手之一、3年来一直遭到攻击的赛德·齐亚丁·塔巴塔巴伊，这时受到了“预防性的”监禁。(52)23日，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由于直接谈判的结果，苏联军队有可能在两天后安全理事会开会之前开始撤退；同时，他已指示侯赛因·阿拉“避免作任何可能导致进一步争吵的声明和行动”，这一指示被认为是对阿拉20日抗议苏联要求推迟安全理事会议程的那封信的训斥。(53)24日，苏联大使拜访了卡旺，并递交给他三个备忘录。一个备忘录是宣布红军的撤出将从当天开始，并将延续5到6个星期；一个是关于筹建苏联—波斯联合石油公司的事；另一个是关于阿塞拜疆自治政府组织方式的建议。就在同天傍晚，莫斯科电台广播了一个声明：“根据和波斯政府达成的协议”，撤退军队已经开始。但是根据波斯方面关于经过情况的叙述，卡旺曾反对苏联大使向他口头提出的“不得发生不能预见的情况”这个条件。(54)
安全理事会关于波斯控诉的议案，现在被卡旺巧妙地用作从苏联政府取得更好条件的杠杆。3月26日安全理事会开始商讨议程的时候，葛罗米柯坚决主张不应该把波斯的控诉包括在内，因为苏联军队的撤退已经开始。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这个议程的争论点遭到否决；然后他再次要求把议程推迟到4月10日，坚持说苏波两国政府间已经达成了一项谅解，并警告与会代表，他的政府在那个日期之前不准备参加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这个论点又遭到否决，只有波兰代表支持他。3月28日，他愤怒地离开了安全理事会会议室；留在那里的波斯代表声称，当他得知苏联的撤退已经开始时，他知道两国政府间对于任何争端“都没有达成秘密的或其他方式的协议或谅解”。29日，在苏联代表团仍旧缺席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一致同意，要求两国政府在4月3日作出关于他们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特别应作出说明的是，他们达成协议时是否给传闻中的撤军附加了条件。
这时，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似乎在进行活动，竭力想把出席安全理事会的波斯代表侯赛因·阿拉换下来，(55)但是在4月1日，安理会主席接到了卡旺的一件公函，确认对阿拉的任命。3日，为了答复葛罗米柯一再重申的两国政府就苏联撤军一事已经达成协议，阿拉告诉安理会说，他从他的政府得到的4月1日的最新消息，并不能证实葛罗米柯所说的话。他得到的消息是：卡旺评论3月24日苏联的建议说，他不能接受苏联部队从整个波斯完全撤出所附加的任何条件；阿塞拜疆的法律地位是一个内部问题，他的政府会加以解决的；关于苏联—波斯联合石油公司的建议是一个有待提交下届议会审议的问题，但只有在苏联军队撤退之后才有可能举行合法的选举。侯赛因·阿拉继续说（无疑是根据德黑兰的指示），如果苏联代表收回附加在苏联撤军上的关于“不能预见的情况”的条件，并向安理会保证他们的无条件撤军将在5月6日以前完成的话，他将不要求安理会在目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但在议程中则仍予以保留。于是，安理会同意把进一步的讨论推迟到5月6日。(56)4月5日清晨，波斯内阁正式批准在下列原则基础上同苏联政府达成一项协议：
1．从3月24日起6个星期内完成在波斯领土内的撤军。
2．关于为期50年的联合石油公司的计划（头25年俄国将拥有股份的51%，波斯拥有49%），(57)应从3月24日起的7个月内提交波斯议会。
3．应承认阿塞拜疆是一个内部问题，波斯政府将宽宏大量地予以处理，并考虑在现存法律范围内作必需的改革。
4月22日，德黑兰电台广播了中央政府对阿塞拜疆提出的建议：
它说，各部部长……将由省议会选出，由中央政府批准。一名总督将由中央政府征得省议会的同意后加以任命。宪兵司令将由中央政府任命。官方语言将是波斯语。……民主的政治组织和工会在阿塞拜疆将准许自由活动。……不干涉阿塞拜疆的人民或工人参与“民主”运动的任何活动。向下届议会提交一项法案：增加来自阿塞拜疆省的议员名额，以求同该省的实际人口数符合一致。(58)
一个阿塞拜疆代表团穿着他们的“民族军”制服，于28日抵达德黑兰。代表团由贾法尔·皮沙瓦里率领，包括：俄国出生的“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萨迪克·帕迪甘；哈姆萨省的省长（这个省，在阿塞拜疆的东南，省会赞兼，由于红军的纵容已被“民主党人”在去年冬季侵占）；以及一位“库尔德共和国”的代表。谈判拖延下去，5月3日，对德黑兰一直抱敌对态度的大不里士电台宣布：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和库尔德“民族政府”已在4月23日签订了一项为期20年的条约。(59)
5月6日，侯赛因·阿拉通知安全理事会，他的政府进行的官方调查表明，苏军已从东北部和里海之滨各省撤退完毕。(60)他的政府“通过其他途径”得知，阿塞拜疆的撤军将于5月7日之前完成；但是由于以前所诉说的干扰，波斯政府的官员从1945年11月7日起已经不能在这个省份行使权力，因此不能通过直接观察来证实这个报告；一俟他们能够查明事实真相，他们就向安理会报告。于是安理会要求他们到5月20日作出进一步的报告；苏联代表团再次愤怒地退席。(61)11日，大不里士电台宣布，同中央政府的谈判已经破裂：“阿塞拜疆民族决不会屈服于中央政府的暴政。……阿塞拜疆民族军队现在已准备同自由的敌人战斗。”按照波斯首相的说法，僵局是出现在“民主党人”的要求上：要由他们，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来任命省长以及军队和宪兵的司令（经德黑兰同意）；他们还要求在农民中间自由地分配国家土地。代表们已经回到大不里士去接受新的指示，谈判将在以后继续进行。但是，19日傍晚，大不里士电台用几种语言宣称：“流血已经开始。下午5点收到的消息说，政府军队已经开始攻击。宣布处于战争状态。准备战斗。坚持不屈。捍卫你们的自由。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它还报道，所有的大城镇都已实行戒严，已经为这个省和各主要城镇任命了军事长官。(62)第2天，波斯代表向安全理事会作了早在两个星期前要求他作的报告：波斯政府在阿塞拜疆仍旧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特别是不能够去调查所传穿便衣的苏联军队还留驻在那里，苏联的军事装备交给了要求自治的人去使用。但是，他补充说，已经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并且据说现在是在大不里士。第2天他又报告说，接到他政府的通知，这个委员会在大不里士和另外7个城镇经过一个星期的仔细调查之后，“没有发现苏联军队、装备或运输工具的任何踪迹。……根据在所有这些地区被问到的可靠的当地人的说法，苏联军队是在5月6日撤出阿塞拜疆的。卡旺·萨勒塔纳（签名）”。(63)
在这之前不久，大不里士“政府”已撤销了它的戒严令，声称“和平的办法占了优势”。在德黑兰，国防大臣向内阁报告说，惊动了大不里士“政府”的这次攻击，据信是由一名当地的军队指挥官受到贿赂而发动的。(64)第2天，大不里士电台宣布，分别来自大不里士和德黑兰的两个代表团将到新近发生战斗的地区去进行调查。驻华盛顿的波斯大使馆5月29日宣称，他们的政府已指示侯赛因·阿拉，不要再向安全理事会作任何关于苏波争端的进一步的声明。(65)大不里士电台的调子现在变得和解了；6月11日，穆扎法·菲鲁兹率领一个中央政府代表团去大不里士，以便“拟订出接受这个省回到政府中来的详细计划”。他率领代表团检阅了仪仗队，通过鼓掌欢迎的人群而来到了自治政府的总部；他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在一项方案上达成了协议，而这个方案与卡旺·萨勒塔纳4月22日提出的建议并没有很大差别。阿塞拜疆“国会”将变成省议会，它有权保有这个省岁入的3／4；中央政府将从省议会提名的一批人中遴选和任命一位总督；(66)“民族军”的未来将由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决定；阿塞里语（阿塞拜疆的土耳其语）或库尔德语——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小学里同波斯语一起教授。(67)德黑兰和大不里士之间发生这些曲折变化的原因，显然是因为考虑到议会的批准苏波石油协定要取决于选举的举行，而卡旺·萨勒塔纳又使选举取决于大不里士“政府”的臣服（至少在名义上）；一旦德黑兰证实苏联军队终于离去，侯赛因·阿拉的谴责声音在安全理事会上已经沉寂，大不里士就采取了和解态度，看来背后一定是受到了莫斯科的压力。
据说，6月2日一位莫斯科电台的评论员曾说过：“苏联对波斯这样友好的态度，在一个大国同一个较小国家之间的全部历史上是罕见的”，并继续批评英伊石油公司在波斯西南部胡齐斯坦省的租借地的情况，把租借地里的英国当局说成是伊朗人民党控制的工会和所有“民主”党派、团体的绊脚石。(68)事实上，早在1942—1943年，伊朗人民党就已派遣代理人去胡齐斯坦，在油田和阿巴丹炼油厂的工人中间煽动不满情绪。然而这些代理人（其中很多人来自阿塞拜疆）曾得到严格的指示：行动须谨慎小心，在战争继续进行期间，不要造成太大的骚动，以便不妨碍俄国所迫切需要的、西方盟国正在提供的战争物资（包括阿巴丹炼油厂的飞机汽油）顺利通过波斯；但是，这些代理人也曾被告知，当战争结束之后，盟国不再以物资供给俄国的时候，一有可能就要在胡齐斯坦掀起大规模的骚乱活动。(69)
在英伊石油公司的生产地区煽动骚乱的计划是非常仔细地拟订的。选定的第一个暴动的地点，是阿巴丹以东大约90英里的、比较新的阿加贾里油田。那个油田的迅速发展造成了劳动力的大量增加，但是战争限制了这家公司，使它不能在那里为它的工人提供足够的舒适的生活起居方面的设施，以补偿当地特别气闷和多灰尘的不利条件。由此引起的不满情绪，很容易被伊朗人民党的煽动者们所利用，他们在1946年5月10日成功地挑起了一场罢工。这次罢工延续了3个星期，最后，公司答应大量增加工资，罢工期间的工资照付，并在整个油田区内提供大量新的舒适的生活设施和社会服务，罢工才得到解决。阿加贾里的罢工，在其他油田和阿巴丹立即引起了反应，在这些地方伊朗人民党的代理人早已充分打好基础。宣布总罢工之后，在7月中旬，阿巴丹发生了最严重的骚乱。来自波斯北部的伊朗人民党代理人在当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居民之间潜伏的相互仇恨上巧妙地大做文章，(70)结果很多人在流血冲突中失去了生命。局势很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如果不是迟迟才领悟到这种危险的波斯政府终于宣布了戒严令。于是波斯的军队和警察进行干预，很快地恢复了秩序；但是罢工者拒绝复工。7月16日，穆扎法·菲鲁兹从德黑兰率领一个政府调查团到达那里，允许增加罢工者的工资和其他福利，劝说他们复工，还保释了被当地波斯军事长官逮捕的5名伊朗人民党领袖。后来，为了抚慰参加波斯内阁的伊朗人民党的代表们，这位军事长官还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就是为了他在罢工期间为恢复秩序而采取的那些措施。
这时，在波斯的一些主要城镇中，数以千计的机会主义分子正在被接纳为工会会员或伊朗人民党党员，显然这个党被认为是大有前途的。而在乡村地区，伊朗人民党大言不惭地宣称要在各地建立农民协会，并在某些有利地区组织“真正的农民起义”，实行拒付地租，抢劫地主的谷仓和夺取他们的土地。(71)8月1日，卡旺组成了一个新内阁，那位“伊朗人民党的同盟者”穆扎法·菲鲁兹成了副首相兼劳工和宣传大臣；伊拉杰·伊斯坎达里被任命为商业和工业大臣；教育大臣和卫生大臣的职位则由他的两个伊朗人民党同事担任。但重要的是，卡旺仍亲自控制着内政和外交这两个重要的大臣职位。《泰晤士报》外交记者在8月3日评论说，英伊石油公司的英国雇员们对波斯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一些规定仍旧感到不满；英国海军部已于7月17日命令3艘军舰驶往靠近阿巴丹的阿拉伯河的伊拉克领水，而这是1930年英—伊（拉克）条约所允许的；印度政府（当时仍属英国管辖）也在8月2日声明：“为了使他们在局势需要时，可以就近保护印度人、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的生命，为了保护印度和英国在波斯南部的利益，(72)正在从印度派军队到巴士拉去。”伦敦印度事务部的一位发言人说，除非发生重大事变，派军队进入波斯领土不致发生问题。(73)第2天，波斯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批评英国的行动，理由是：没有外来的干涉，他们完全能够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波斯的左翼报纸立即行动起来，伊朗人民党的机关报《领袖报》攻击英国所采取的行动“对于一个和平和民主的世界是不适宜的”，并且质问道：“艾德礼先生和贝文先生的政府是被那一伙头戴石油冠、坐在对殖民地敲骨吸髓而建立起来的宝座上的英国人捧上台的吗？”(74)6日，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波斯石油工业，给大不列颠和波斯两国之间为了双方的利益而继续有成效地合作，提供了一个场地。英王陛下政府愿意在各个方面发挥它的作用，提供它的有价值的帮助，并深信英伊石油公司与波斯政府将能充分地合作无间。但是，波斯政府有责任保证全国处于十分稳定的状态，以便使波斯的石油能够在波斯和世界的经济中充分发挥它的作用。(75)
8日，波斯外交部宣称，他们已要求现已到达巴士拉的那个旅团调回印度，并且已对英国广播公司和新德里电台广播的调子提出抗议；但是波斯照会的总的态度据说并“不是不友好的”。(76)英国在15日作出的答复是和解的，它欢迎波斯政府迅速而有效地恢复油田的秩序和安宁，并否认谣传所说的新近派往巴士拉的军队奉有在万一必要时即开进波斯的命令。
当卡旺·萨勒塔纳还在谋求苏联军队撤出波斯北部的时候，他对右翼批评和反对他的人是很严厉的；(77)但是一旦苏联完成撤军，同阿塞拜疆的“协定”也已在6月13日签订，他只等待了两个星期，就在29日连忙宣布“波斯民主党”的成立。这个党的真正目的，是抵制伊朗人民党的影响，并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为卡旺获取多数选票，(78)但在表面上则说是为了搞好和三大国的关系和致力于国内改革。在油田危机后的3个星期的间歇期间，卡旺不动声色地按照他的计划积极进行。但是在9月8日据宣布：不屈不挠的穆扎法·菲鲁兹在伊斯法罕发现了一起反政府阴谋。这个阴谋是“得到外国帮助”的巴赫蒂亚尔部族酋长们为首策划的，目的是引起内部混乱和建立一个“反动的、封建的、部族的政府”。(79)20日得到消息说，在法尔斯省的卡什盖伊等几个部族发生了骚动。(80)3天后这个省的省长带了一份请愿书来到德黑兰，这是由部族领袖们和反对伊朗人民党的城镇人士在省会设拉子草拟的。他们要求除卡旺本人外的内阁全体辞职；释放被菲鲁兹逮捕的巴赫蒂亚尔酋长们；享有与6月份给予阿塞拜疆的同等程度的本省自治权。英国外交部否认了从德黑兰和莫斯科传出来的、关于停在波斯湾的英国船只正在以武器和弹药供给叛乱者的传说。(81)正当苏联外交部中东司的首脑抵达德黑兰访问的时候，波斯驻伦敦大使要求英国外交部对莫斯科电台的一项指责进行调查，俄国人的指责是：英国驻阿瓦士和伊斯法罕的总领事曾煽动南方的部族叛乱。尽管外交部绝对否认与他们有牵连，但波斯政府仍一度坚持要求把那两个官员调走。(82)叛乱继续蔓延，政府失去了卡齐隆要塞和布什尔港，被迫与部族领袖们重开谈判，最后终于接受了他们的大多数要求。那位伊朗人民党的宣传家后来写道：“在这样一种局势下，伊朗人民党与卡旺的合作不再有任何意义。10月6日，3位伊朗人民党的大臣根据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拒绝了参加内阁的工作。”(83)19日，卡旺重新改组他的内阁，去掉了身为伊朗人民党员的那3位大臣和穆扎法·菲鲁兹，对于后者，他很恰当地把他任命为驻莫斯科的大使。(84)在德黑兰，据“可靠”消息说，由于卡旺罢免了德黑兰、伊斯法罕和克尔曼沙赫3个地方的伊朗人民党员地方长官，已引起内阁危机；关于这件事，苏联大使曾提出警告说，这种行动是对苏联的一种侮辱，但是卡旺没有理睬苏联的警告（据华盛顿的“确实”消息）；他得到年轻的国王的强有力的鼓励，而国王又转而从美国和英国大使馆那里获得了“给予支持的暗示”(85)。
那位伊朗人民党的宣传家在回顾往事作“自我批评”的时候，感到他的党曾“使自己被这样一种幻想引错了路：以为卡旺会恪守他在4月4日苏波协定上所作的一有可能就举行选举的保证；并且过高地估计了卡旺与国王之间的个人分歧”；“波斯民主运动”现在已不得不面对“一个越来越残酷的镇压”，这是卡旺为选举所做的准备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86)这时，11月24日很快就要到来，卡旺在4月里曾答允不迟于这个日期把苏波石油协定草案提交议会审批。(87)苏联外交部中东司的首脑9月底访问德黑兰的目的之一，大概就是为了催促这件事。10月6日，正式宣布国王已签署举行选举的法令。但是，关于何时举行选举，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论。左翼当然要求加速进行，保守派则极力主张延缓，因为那几个省的局势还不安定。当官方的歧视和镇压已使伊朗人民党的影响受到很大损失的时候，中间派和右翼的报纸（得到官方的赞同）开始直率地发表他们的看法，而在几个星期之前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1月4日首相宣布，选举将在12月7日开始；在11月21日他进一步宣称，“为了保证选举的自由和镇压可能发生的骚乱”，选举将在全国各地在政府部队的监督之下举行。(88)过了两天，在国王、首相和军队司令官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之后，阿塞拜疆的“民主党人”总督得到通知说，这一法令也将适用于他那个省。尽管有6月“协定”，这个省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很少改善，而且政府军队在重新占领哈姆萨省的省会赞兼时还遇到了“民主党人”的抵抗，“民主党人”本来已同意在11月14日以前撤离该省。(89)在来自大不里士的激烈抗议声中，美国大使乔治·V·艾伦(90)在27日发表声明：
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对维护波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给予支持。这个原则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中。
波斯政府打算派遣它的保安部队到波斯全国各地去，包括这种部队目前还未控制的任何地区，以便在选举期间维持秩序，依我看来这是完全正常的和适当的决定。(91)
同一天，据说苏联大使离开了他的病床，就波斯政府的“不友好政策”去向国王和首相提出抗议；苏联不能“以赞许的眼光看待阿塞拜疆的流血”。他向首相提到那个还悬而未决的石油协定；(92)但是卡旺的行动已经巧妙地使苏联处于一种尴尬地位，它只能就两种相互排斥的办法选择其中之一：要么举行一次议会选举，作为把石油协定提交批准的初步措施，要么维持阿塞拜疆的共产党政权，而让批准工作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要使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必须再一次进入波斯，或至少进行进攻威胁。(93)俄国的外交政策总的来讲最近已变得更加和解——这种变化可以说起因于两件事：美国和英国对俄国战后进攻行动的抵制；俄国在重建它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中所遇到的内部严重困难。(94)这时，当波斯政府军队继续从赞兼前进时（大不里士电台在广播中谴责说：“卡旺正在重复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分子的暴行”），卡旺拒绝了阿塞拜疆省议会提出的这样一个建议：中央政府应满足于派观察员和报纸记者前来观察由本省当局主持进行的选举，并在12月3日宣布选举推迟到11日开始。作为答复，大不里士电台宣布，省“政府”已经把武器分发给全体工人、“国民自卫队”和青年联合会的成员；据称中央政府的军队已经跨进该省边界，因此还作出了鼓动性的宣言：“在我们经过奋斗和流血建立了我们的共和国之后，我们一定要保卫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全都决心执行我们的领袖的命令，领袖们必将带领我们去反对那些正在支持长枪党西班牙的外国秘密部队，而德黑兰政府则已经变成他们的盲目的工具。”(95)皮沙瓦里叫喊：“让伟大的革命蓬勃兴起吧，它将使人民摆脱压迫者而获得自由”，但这种叫喊是徒然的。据说，卡旺在11月中旬已经采取了预防性措施，下令逮捕在德黑兰的100名伊朗人民党重要成员。只有马赞达兰省的一个矿区城镇济腊布，对受到威胁的“人民民主”作出了深表同情的反应；但是伊朗人民党试图在那里举行的暴动却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96)当中央政府的飞机在散发传单鼓动阿塞拜疆人民起来推翻“民主的”政权时，波斯政府又向苏联大使馆发了一份照会，保证所要采取的行动仅仅是为了监督选举，而决不是矛头指向苏联的利益。据人们在莫斯科的观察，苏联报纸把阿塞拜疆危机作为一种纯粹是波斯内部的事件，“用某种超然的口气”予以评论。(97)政府军队在10日越过了省界，只遇到“装备不良和纪律松弛的”敌对部队的轻微抵抗，并且在第2天进入米亚内之后，就收到了“民主党人”投降的消息。(98)现在除了几群孤立的狂热分子之外，抵抗已渐渐消失，13月下午政府军队进入了大不里士。那位伊朗人民党的宣传家又在“自我批评”地回顾时，为“民主党”的垮台找到了原因，那就是：“具有战斗精神的农民是这样的分散和无组织，以致还不能实现他们同工人阶级的不可缺少的联盟；而工人阶级本身……也还缺乏必要的团结和政治训练，使它不能在革命运动中有效地发挥其领导者的作用。”他接着说，省议会在12月12日根据“极端严格的革命的逻辑”和“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作出了放弃武装抵抗的“严肃决定”：因为否则就要引起帝国主义列强在波斯西南部进行直接干涉，“把战争带到苏联的邻近边界，对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的危险”。但是，他也承认，“民众”武装部队的撤退马上变成了一次“无组织的溃败”。(99)皮沙瓦里和其他“民主党”领导人成功地逃到了苏联境内，(100)他们的几百名不幸的追随者则在从投降到政府部队“恢复秩序”这一期间，被追捕和杀掉了。
早在12月12日就到达大不里士的3名美英报纸记者报道说：政府军队受到了热情接待。(101)一年以后，一位“进步的”外国观察家报道说：“民主”政权在一年里已经着手进行的改革，比之大不里士以往所作的改革更多些，其中包括建立一所妇产科医院，一所大学以及一座电台；采取有效的治安措施以减少犯罪与骚乱；实施劳动法；与鸦片买卖作斗争；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尽管搞得不彻底；此外还裁减了一些政府冗员。然而，他也听到了一些“刺耳的话，甚至是来自朋友方面的，说它滥用权力和助长恐怖，说它把商人从城市吓跑了，商业已严重衰退”。况且，“民主党人”“完全没能”赢得人民群众支持分离主义，也未能唤起农民的“坚定与热情的支持”。
由于征收原属地主的那份收获物，他们使人们仍旧认为封建主义并未消灭。阿塞拜疆农民弄不清地主代理人与大不里士政府代表之间有什么区别。尽管他们被答允给予土地，而且在省内某些地区农民实际上已经得到土地证，他们仍然要承担向局外人交付贡物的义务。……所谓保证进行彻底的全面土改和输入机器与家畜的诺言……乃是华丽而虚伪的辞藻，人们愈来愈不爱听这种空谈了。(102)
此时波斯中央政府着手根除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自治政权的一切痕迹。据报道，阿塞拜疆的学生们“自发地”毁掉那些土耳其方言的教科书，这些书是“民主党”政府供给他们的。波斯语再次成为大不里士电台和当地报纸的语言。抵达马哈巴德的中央政府部队，逮捕了库尔德自治共和国的大多数领导人，其中有些人，包括卡迪穆罕默德本人和他的两个亲戚，后来都受军事法庭审判，当众处以绞刑，而穆拉·穆斯塔法以及1 000个左右他的巴尔赞追随者却越过边境，逃入苏联阿塞拜疆。波斯当局禁止用库尔德语教课，封闭库尔德文印刷所，公开焚毁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库尔德文书籍。(103)同时，在德黑兰对伊朗人民党进行了疯狂的迫害。12月13日，一批暴乱的阿塞拜疆流亡分子由于该省“民主党人”的投降而趾高气扬，捣毁了该党的总部，而德黑兰警察并不加以阻拦；民主党人的报纸《领袖报》和《胜利报》已被禁止发行，他们的俱乐部遭到袭击，并被关闭，据说这是一支叫做“自由卫队”的穿着制服的武装队伍所干的。据说，国营工厂里的工人如果不撕毁他们的伊朗人民党工会会员证与加入卡旺的党主办的新工会，他们就有被解雇的危险。(104)在伊朗人民党内部，中央委员会把权力交给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后者于1947年1月5日发表一项声明，批判“过去的错误”，谴责阿塞拜疆运动，指定一个委员会清洗党内的不良分子，并宣布它的政治态度是打算“遵循英美和瑞典实行的那些民主原则”。(105)然而，看来这纯粹是一种权宜措施，因为6个月以后，一名法国记者报道说，尽管他发现新成立的执行委员会的那些领导人是“正派、聪明的人，在好些方面令人感到可亲”，而且比波斯的当权派有着更为廉洁的声誉，但
同他们孜孜不倦地仿效的那些欧洲模范一样，他们有着一种不幸的趋向，即易于歪曲每一项与他们的观点不一致的事物的真相。他们用教条主义的眼光看待事件的进程，这样就曲解了事件进程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使他们——多少有些自觉地——成了被他们称为鼓舞者的那些主子的工具。在波斯人眼中，他们蓄意在替俄国人出力，这样做大多是损害民族利益的。(106)
而且像波斯这样一个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又治理得很坏的国家，在正常情况下，选举也要延长到几周，甚至几个月。这一次，由于政府对阿塞拜疆和法尔斯两省的控制很不稳固，更有理由与托辞把选举拖延得比往常更长久了。1946年12月，美国政府已在原则上同意向波斯军队与宪兵（斯瓦茨科普夫陆军准将这时还担任宪兵队的顾问）出售“适当数量的军需品，以便维持国内治安之用”。(107)1946年12月26日公布了一项协定，其中规定今后20年内将把英伊石油公司生产的大部分石油（据说是20%）供两个主要的美国石油分配机构利用，以便供应东半球。战前东半球所需石油主要是由西半球油源提供的，如今决定将这一部分油源贮存起来了。(108)1947年2月，据宣布：一家美国工程建设公司（莫里森—努森公司）已被波斯政府聘请去研究七年计划期间波斯发展的可能性。当时还报道说：它已建议向国际开发银行要求一笔约2.5亿美元的贷款。(109)杜鲁门主义宣布以后，美国接过了早先由英国承担的义务，向希腊与土耳其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因为这两个国家分别受到共产主义革命与苏联侵略的威胁。(110)同时，国务院设立了一个管理希腊、土耳其和伊朗事务的新部门。(111)
愈来愈受共产党控制的世界工会联合会，这时已经对波斯的左翼政治势力发生很大的兴趣。它的总书记路易·赛扬（他自己就属于左翼）(112)应波斯政府的邀请，亲自去了解波斯工会运动的发展状况，他曾在1946年7月伊朗人民党在德黑兰组织的反对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群众示威游行时发表过演说。(113)1946年12月18日，应波斯统一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人礼萨·鲁斯塔的请求，以赛扬为首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一个代表团向波斯驻巴黎大使提出要求：他的政府必须让伊朗人民党控制的工会恢复行动自由；(114)同时，一个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被允许访问波斯。这个代表团是由黎巴嫩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的领导人穆斯塔法·阿里斯(115)率领的，成员中有俄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1947年2月，该代表团抵达波斯之前不久，据报道说，波斯工会运动内部反共产党的一派已进占工会总部，并推翻了礼萨·鲁斯塔。后来鲁斯塔又因从事煽动与欺诈活动的罪名而被逮捕了，主要是由于他曾企图设法使坚强的共产党人担任世界工联派往波斯的工会顾问。在阿里斯和代表团的俄国成员建议之下，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拟定了一份报告，在报告初稿中表示支持伊朗人民党控制的工会，不同意政府谴责工会打算发动革命的行为，声称工会的行动不过是为工人阶级服务与反对法西斯主义，前一年7月的反佛朗哥政府的大示威就是一个明证。报告中说：“如果波斯政府坚持它的政策，如果波斯的这种比希特勒统治时期还有过之无不及的违背人道的状况继续下去，那么代表团建议把波斯工会的情况提请联合国进行讨论。”然而，在一次争论相当激烈的会议的末尾，英国代表（E·P·哈里斯，工会联合会大会组织部书记）退出了会场，并起草了一份少数派的报告。结果，与他共事的两位共产党代表（那个法国人显然已退出）大刀阔斧地修改了他们的报告。哈里斯签了字，因为他接受了修改稿的可取之处，虽然他仍然并不同意报告本身的大部分内容；在他看来，他的代表团内的共产党伙伴为之大喊大叫的那些被拘禁的工会人员，已经参与了未遂的国内叛乱，“任何一个政府面临这种情况”，都会如此对待他们的。(116)代表团《关于伊朗工会情况的报告》提交给了7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会议；同月8日，赛扬向在那里的波斯首相提交了一份执委会的决议，谴责“波斯政府采取反对自由民主的工会及其成员的反民主措施”，并扬言要将此情况提交联合国讨论。(117)
6月19日，波斯内阁辞职，卡旺受命组织新政府，有好几个成员被描写为“对西方政府极其友好”的人士，其中3个是德黑兰美国学院的毕业生。改组政府一事是与6月20日美国提供2 500万美元军事贷款一事同时发生的。(118)在整个炎热的夏季，当选举官员、审查议员当选证等各项准备举行议会大会（选举终于结束了）的程序正在悠哉游哉进行着的时候，苏联的报纸与电台对“波斯反动派”、“工人阶级的刽子手”和“英伊石油公司的阴谋家”发动了猛烈的攻击。8月12日，苏联大使向卡旺·萨勒塔纳提交了一份根据1946年4月石油协定的方针制定的条约草案。6天以后，据报道说，卡旺已告诉苏联大使，他不喜欢协定的条文，也不可能强迫议会批准它。(119)于是，苏联大使在8月28日交给他一份照会，提请注意他的政府“破坏”协定，并将他们的行为说成是“倒退到礼萨国王政府统治时期所执行的、往后赛义德、萨德和哈基米政府相继承袭的那种敌视与歧视苏联的政策”。(120)
一旦苏联政府拒绝在规定的日子从波斯撤军，美国政府就在这一地区与英国政府联合起来抵制苏联的冷战，因而在18个月中，英美两国的对苏政策没有明显的分歧；但是现在却即将出现分歧，这一分歧对于今后的年代具有重要的影响。据伦敦“消息灵通方面”说，英国政府担心，假如鼓励波斯政府完全拒绝苏联联合开发波斯北部石油资源的话，可能促使潜在的波斯民族主义向南部的英伊石油公司的开采权挑战。(121)9月的第一周内，英国大使向卡旺提交了一份照会，提出下列建议：
谨建议波斯政府最好勿堵死继续协商的大门。……波斯政府不应断然拒绝，就此了事。假如不能接受苏联的条约草案——因为它是在施加严重压力的时刻，在临时协议基础上制定的，并且是作为一项要求提出来的——他们可以等待机会，让对方以后提出经过修正的更为公正的条款。(122)
这个照会发出后，在德黑兰即刻引起一种广泛的疑虑，认为英国与苏联，也许还有美国，已经达成一项牺牲波斯的协议。接着英国大使离开波斯休假，直到11月初才返回。(123)美国与英国不同，它的政府没有那种因为与波斯石油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产生的顾虑。9月11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向波斯—美国文化协会发表了一个声明，波斯的舆论必然会理解，这是竭力鼓励波斯干脆拒绝苏联的要求，声明如下：
已经出现了某些关于美国对这件事的态度的谣言和传闻，为此，我被要求申述我国政府的立场。
美国政府经常表明它是尊重伊朗主权的，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任何国家都有充分的权利接受或拒绝有关开发其资源的要求。
伊朗的资源属于伊朗。伊朗可以免费将其转让，或者，不管有人愿出多少代价，它可以拒绝出让，如果它想拒绝的话。
美国没有必要关心任何外国政府向伊朗提出的商业上或其他性质的建议，只要这些建议完全是依据具体情况而提出的，其成败取决于对伊朗是否有价值。
然而，如果这种建议包含着极端敌视的威胁(124)或建议者扬言，假如伊朗拒绝，就会遭到危险，那么我国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确实会变得关切的。
美国坚决认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向另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提出的任何请求，不应该包含恫吓与威胁。如果有人为了力求使对方接受而用这种手段，那么，这些建议本身的价值就值得怀疑了。……
美国将其全部精力与资源都用于使世界人民摆脱遭受侵略的恐惧。无论对伊朗或对世界其他各处，我们都坚决遵循这项政策。因此，爱国的伊朗人士在考虑与其民族利益有关的事务时，可以深信不疑，美国人民将充分支持他们自由地作出自己的选择。(125)
9月15日，苏联大使向卡旺送交了措辞“极严厉”的第二个照会，要求波斯必须放弃“拖延战术”。苏联报刊与电台继续展开“猛烈的辱骂与污蔑国王与波斯政府的运动”。(126)最后在10月22日，卡旺向议会作了一个关于同苏联政府交涉情况的冗长说明，随后波斯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提出下列动议，以102票对2票通过：
1．宣布首相同苏联为签订石油协定而进行的谈判无效。但是他将免受1944年12月2日法令所规定的法律惩处，该法令禁止任何大臣与外国人进行有关石油开采权的交涉。
2．波斯将在今后5年内开发它的石油资源，并用本国资本开发之。假如必需聘请外国专家，他们将来自“完全中立的”国家。
3．如果波斯人的企业发现了石油，政府可以与苏联洽商出售，议会得随时了解整个情况。
4．波斯不得将开采权授予外国列强，或让外国人成为任何石油公司的合伙者。
5．“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伊朗的民族权利、特别是有关南部石油的开采权遭到侵犯，政府应进行必要的交涉，并采取必需措施以收回民族利益，并将结果通知议会。”(127)
未来的事态将证明最后一条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旁敲侧击地提及了英伊石油公司的开采权。4年以后，据报道，极端民族主义者侯赛因·法提米声称：“在埃及政府要求安理会谴责英国之后”（即1947年下半年），他立即在报纸上发动了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宣传运动。(128)
波斯议会内的民族主义热情已被煽动得如此高涨，以致卡旺对于他是否能控制议会感到惊惶。11月12日，他从苏联大使那儿已收到第三个照会，指责他的政府要为“背信弃义地破坏其保证”一事负责，此种行为是“与两国间的正常关系不相容的”。(129)12月1日，卡旺在召开一次没有达到法定人数的议会秘密会议之后，(130)向全国作了一次广播，告诫说波斯应在两个大国集团之间保持中立。(131)他在拒绝苏联要求开发北部石油资源的同时声称他也“继续注意英伊石油公司的情况”，并将“作出必要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波斯民族感到满意”。而且，他还进行了干涉，以求维护波斯在波斯湾阿拉伯人的产油的巴林岛上的主权。他说这一地区是“波斯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这一地区，礼萨国王政府曾根据200年前波斯的广大版图，不断提出享有主权的要求(132)。然而，这种迎合民族主义感情的说法，并不能拯救卡旺。他在发表广播演说之前，并未征询他的内阁同僚们的意见，因此，除了其中3个人之外，他们都提出了辞呈。12月10日，当他要求议会投信任票的时候，仅仅获得46票，反对者有39票，27票弃权，于是他辞职了。他被暂时拘留一段时间之后，到月底被允许去欧洲治病。同时，在12月22日，议会选举易卜拉欣·哈基米做他的继承人，而在1946年1月，在苏联对波斯施加压力最厉害的时刻，卡旺曾接替哈基米出任首相。就在同一天，联合国透露了一则消息，说美国和波斯在10月6日签订了一项协定，将派遣美国军事使团提高波斯军队实力。这一协定有效期18个月，可以延长，在协定有效期间，除非得到美国同意，波斯政府不得聘请任何其他外国人担任与波斯军队有关的职务。(133)
第二节 西方援助受挫——否决英伊石油补充协定（1948—1950年）
一些国家愈是感到自卑，愈是怀疑别人向它们提供的一切援助。(134)
1948年1月31日，波斯议会打算从最近提供波斯用来购买战争剩余物资的2 500万美元贷款中，出钱向美国购买价值1 000万美元的这种物资，(135)苏联政府就在此时发出了一份照会，抗议最近指派的美国军事代表团的活动，他们说，这个代表团不仅在重新装备波斯军队和计划改组波斯的军工厂，而且在古姆（离俄国高加索油田400英里）准备建立一座显然不是供波斯飞机使用的大机场，同时还在波斯南部搞地下油库，沿苏联边界修建防御工事，还在同一地区打算修建机场和进行空中摄影。照会最后警告说：“所有上述事实与1921年签订的苏伊条约中宣告的睦邻关系是不相容的……苏联政府期望伊朗政府毫不迟延地采取必要措施，以消除现存的不正常状态。”(136)这一照会的意图显然是……施加最大的压力，(137)迫使波斯政府放弃对美国的依赖。波斯政府和美国驻德黑兰大使断然否定上述苏联的指责，(138)波斯于2月4日提出答复，针锋相对地指责苏联庇护一年前逃往苏联的阿塞拜疆和库尔德的“卖国贼”(139)以及巴库电台不断用波斯语进行挑衅。苏联照会的恐吓语调未能阻止波斯议会在2月17日同意向美国购买价值1 000万美元的军火，当时议会中经过激烈的争辩，只有6票反对和10票弃权。但奇怪的是，他们拒绝提供运输费和保险费，因此这批军火的运送被延搁下来了。(140)路透社记者报道了当时德黑兰政界的心情是：
假如美国要使波斯成为另一个希腊或土耳其，假如美国国会认为波斯可能成为下一次战争的第一个战场，那么……美国应该免费装备波斯军队。
……美国应该以优惠的条件提供波斯大量贷款，使波斯能用来进行建设。该国……不希望成为俄国或美国或任何其他强国的战场或安全地带，并认为，如果自己被列强利用来“为它们谋巨大的利益，成为它们的替罪羊”，那么它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141)
3月18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了一位名唤斯坦伯格教授的谈话，他斥责美国“企图攫取伊朗北部的石油，使伊朗成为第二个希腊”，并警告波斯首相，他是在“玩火”；同时宣称“俄国不能允许在其边界存在一个企图将伊朗变成反俄军事基地的政府”。波斯政府则坚决声明，他们最近与美国打交道的动机仅仅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民族利益与国家独立。(142)苏联政府又于3月24日发出照会予以答复，照会中回顾了1941年夏天波斯政府企图否认纳粹特务在波斯活动这件事所造成的后果；照会重申，美国目前已经取得了“将美国军事顾问安插在关键岗位上的垄断权”；并驳斥了波斯关于苏联向波斯人提供政治避难权的抗议，说这些波斯人是“由于他们的民主信念、由于维护民主和进步事业而受波斯政府迫害的”。(143)波斯政府于4月1日反驳说，他们认为“不需要”就聘请美国顾问一事“作更详细的叙述或解释”；并且针锋相对地列举了战争结束以来波斯人对苏联的种种不满，说苏联包庇了逃出波斯的“那些罪犯和盗贼”，把他们称为民主的爱好自由者，这是令人遗憾的，也是与友好睦邻关系的基础格格不入的，尤其是违反了1921年和1927年的苏波条约。(144)4月7日，苏联政府又向德黑兰提交了一份照会，反驳波斯对于3月18日莫斯科广播的抗议，举出的理由是，演讲者是一个普通公民，因此“有充分的自由随时随地可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照会中继续说：“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强烈抗议波斯报刊毁谤苏联政府，刊登反苏的政治漫画以及其他讽刺画。”(145)德黑兰有谣言说，苏联可能准备断绝外交关系，或许甚至开战，(146)又据说苏联驻德黑兰大使在同外交使团的另一名成员谈话时发表了激烈议论，扬言苏联近日会进攻波斯。但是，有人评论说，“大多数专家相信，苏联的虚声恫吓不过是神经战的伎俩，仅仅企图在目前助长混乱与动荡，克里姆林宫希望到处都如此。”(147)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虽然苏联的宣传运动继续下去，甚至在1948—1949年冬还有增无减。(148)当时，易卜拉欣·哈基米政府在波斯议会中受到的批评愈来愈多，因为据说他的政府侵犯了那个不负责任的议会的主权。1948年7月9日，议会拒绝对他投信任票，他的内政大臣阿卜德·侯赛因·哈希尔组织了一个新政府。7月29日在华盛顿签订了一个协定，在原来的1 000万美元军火贷款之外，又增加1 600万美元，用以修理、包装和运输波斯购买的武器。国务院预先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些武器中“没有会被用作攻击外国的进攻性的东西”。(149)但在此后几个星期中，驻德黑兰的苏联大使和武官再次表示他们生怕美国打算利用波斯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苏联军队开始在波斯边界附近演习，还发生了小规模的边境事件；大约在这同时，正常的苏波贸易实际上中断了。(150)
卡旺·萨勒塔纳政府曾要求美国的莫里森—努森国际公司提供建议，因而该公司于1947年提出了波斯七年发展计划的建议书。与卡旺政府最初提出的“极其野心勃勃的计划”相比，这个建议较为谨慎与切合实际，卡旺政府原先的计划曾打算耗费不少于18.4亿美元，即10倍于波斯当前的国库岁收。(151)卡旺已向国际银行申请贷款2.5亿美元，作为该计划的财政资助。但是，曾于1943—1945年任波斯财政部美国顾问的A·C·米尔斯波博士公开提出警告，反对这样做，(152)并敦请波斯人提出真正切实可行、力所能及的计划。在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参与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石油生产的公司之一）前总经理与“中东问题老手”马克斯·W·索恩伯格的鼓动之下，(153)哈希尔政府委托一个美国工程、管理与商业估价公司的财团——海外顾问公司——起草了一份6.5亿美元经费的七年计划。(154)该财团开始调查研究之前，它的董事长已向报界声称，“美国纳税人不必为这项复兴计划付钱”，他说：大约3.9亿美元将由波斯通货提供，2.6亿美元将由美国或其他外国的通货支付。英伊石油公司支付的产地使用费（当时每年是3 500万至4 000万美元）将是提供这笔经费的“重要来源”，或许还会向世界银行申请一笔贷款。(155)
不过，1944年和1947年10月，我们再次看到波斯议会中的议员对英伊石油公司的开采权眼红。(156)1948年6月1日该公司发表的关于1947年度红利的报告，促使波斯要求该公司为利用波斯最有价值的天然资产而付出更多的报酬。该公司纳税后的纯利从1946年的960万英镑上升为1 860万英镑，这是一个新记录。但是，根据英国工党政府限制红利的政策，红利保持上一年的同一比率，因此也自然而然限制了一部分直接交付波斯政府的产地使用费，(157)因为根据1933年协定第10款，(158)波斯政府每年除了按石油生产吨数收使用费之外，还收到超过规定最低额的一般股东应得的红利中20%。(159)这样，1947年波斯政府从使用费与税款中所得的总数合计710万英镑，相比之下，英国政府由于具有主要持股人和收税人的双重资格，得到“略少于2 000万英镑”的收入。(160)公司方面意识到波斯政府对这种情况是不会满意的，所以提议考虑如何改订分红限制的规定，为此在1948年8月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德黑兰。(161)但是同年11月6日，哈希尔政府辞职了，因为它要求议会投信任票没有成功。新首相穆罕默德·赛义德·马拉盖——他于1944年任首相时曾抵制过苏联对波斯北部石油开采权的要求(162)——在1949年1月10日说：他的政府要求取得英伊石油公司利润中更大的部分，并说该公司的财富是“与国家的贫困状况”不相称的。(163)由伊朗人民党内的共产党人以及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与宗教徒（他们由于1946年支持政府反对伊朗人民党而在最近两年中得到了好处）两类人组成的2 000名学生，于2月3日在议会大厦外面进行示威，举着旗帜，要求废除英伊石油公司开采权并关闭英国人办的伊朗帝国银行。(164)人们认为，政府已遭到议会投不信任票的危险。但是次日，当国王被一名谋杀未遂者击中2颗子弹而负伤的时候，(165)人们激动的情绪便转向那件事了。警察的报复行动不仅针对伊朗人民党，(166)并且也针对两个极右组织。其中之一是由年老多病、但可敬畏的穆罕默德·摩萨台博士领导的“民族阵线”，他在1944年和1947年反对苏联要求取得波斯北部石油开采权的时候，也曾攻击英伊公司在南方现有的开采权。(167)另一个组织是费代扬伊斯兰（伊斯兰教的信仰者），这个组织是受宗教领袖赛德·阿布·卡西姆·卡沙尼鼓舞的，他是英国人的不共戴天的仇敌，这时他也是被逮捕者之一。(168)
同石油公司的谈判于2月9日恢复了，但是3月里又中断了3个星期，以便让代表返回伦敦磋商。公司总裁威廉·弗雷泽爵士4月底亲自访问德黑兰，但是两星期后谈判再次中断；看来在公司提出按吨数使用费增加50%的时候，波斯政府又提出大得多的数目。他们指出，1943年时，委内瑞拉政府使对方同意签订一个新协定，从而得到了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一半利润。他们知道沙特阿拉伯政府已在逼迫阿美石油公司根据这些条件签订一项新协定，而且声称，英伊石油公司发展到具有现在这样大的规模和财富，是它牺牲波斯利益“不义致富”的直接结果，因此，他们要求获得英伊集团在波斯以及在全世界所得利润的一半。(169)公司答复说：它准备把仅仅在波斯所得的利润的一半让与波斯政府，并说，“任何石油公司假如还打算维持业务的话，就不能同意在对拆利润的基础上经营，除非分配的利润仅限于公司在那里经营的国家中所得的部分”。(170)公司在答复中还说，委内瑞拉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业务，不像英伊石油公司那样涉及分配与销售，而且委内瑞拉石油比波斯石油所需的运输费来得低。(171)当某些波斯议员要求将分歧提交国际法庭或联合国裁决时，已经有某些摩萨台博士的支持者，以有影响的报纸作后盾，要求收回公司的开采权。(172)以后波斯人声称，有人对波斯政府施加压力，要迫使它签订1949年7月17日的补充协定，但公司方面否定了这个说法。根据这一协定，按吨计算的产地使用费从每吨4先令金币增加到6先令金币，而限制红利方面的困难将用下述办法克服：在任何一个特定年度内，留作储备金的数目在名义上将增加到抵消英国的收税对它的影响，而波斯政府则立即可从增加的数目中得到20%，不必等到1993年开采权租让期满之时。(173)这些调整措施的有效期可以追溯到1948年，由于实行调整措施，波斯在那一年和下一年所得的产地使用费总数是4 160万英镑，而不是1933年协定规定的2 270万英镑，(174)并且可以期望在1950年和以后几年有相应的增加。波斯财政大臣“尽职地但并不热心地”企图说服议会批准他自己缔结的这个新协定。但是摩萨台博士的野心勃勃的支持者侯赛因·马基利用中间派的冷淡态度，几乎独自说服议会把这项议案搁置起来，直到7月28日议会解散，准备举行法定的大选。(175)同时，首相保证他将试图与公司交涉，在新议会召开之前，搞一个更为有利的协定。(176)但是，在波斯大选拖拖拉拉地进行期间，并没有什么新发展，虽然有意思的是，摩萨台博士的4个支持者在德黑兰以最多票数当选。公司预付给波斯政府总数为1 400万英镑的钱，作为政府期望得到的那笔产地使用费。(177)但是，《纽约时报》驻德黑兰的一名记者报道：德黑兰的报纸编辑和散布政治流言者不满足于谴责石油公司制造斑疹伤寒流行病以转移人们对它的注意，(178)而且暗示美国在石油争执中站在波斯一边，理由是“美国希望从实现七年计划中得到许多利益……因而英国石油利益和美国七年计划的利益之间发生了冲突”。(179)
尽管这位记者补充说，当波斯人向负责的英美人试探时，后者十分明确地表示英美两国是团结一致的，但后来在美国却有人指责英国说：
当美国在战后企图帮助伊朗稳定经济和提高可悲的生活水平时，英国人袖手旁观甚至加以嘲笑……诚然，美国国务院没有正式向英国提出一个缜密的计划来共同设法消除伊朗的贫困状况。但是，这并不使英国人有权利采取那种做法，似乎对他们最有利的就是帮助与教唆美国人干不适当的事。(180)
这时海外顾问公司已在德黑兰建立了一个以马克斯·W·索恩伯格为首的12人的机构，为波斯全国最高计划委员会执行七年计划提供建议。该计划已在一份1 500页的报告中具体化了。(181)波斯议会已采纳为该计划提供资金的建议，详见下表：(182)
米利银行行长(183)是最高计划委员会的成员，他认为最初2年不必从国际银行贷款，因为这一时期计划的资金来源有下列几种；石油产地使用费（英国财政部交给波斯政府可兑换硬通货的英镑，以便购买英镑区内不易买到的物资），国内贷款，以及使用现有的波斯通贷的一半保证金，这种保证金非常可靠，完全足额，是用黄金与证券作担保的。可是，许多有产阶级的波斯人，包括国王在内，不愿削减通货的保证金。(184)波斯事先承认，国王(185)于11月访问美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向国际银行搞到一笔贷款。(186)他在纽约有一次与报界谈话时，估计波斯通常要求得到美元的数目是2.5亿元，并提到波斯所需要的更多的现代化武器。(187)进出口银行已提供3 500万美元的一笔贷款。国王访问结束时发表的正式公报说，美国支持波斯政府要求国际银行为实施七年计划提供“经济上有理由”的贷款。(188)但是，对波斯这样一个政治上无能与腐败的国家而言，怎样才算“经济上有理由”呢？据报道，美国大使约翰·C·威利（1948—1950年）“曾明确表示，美国的援助是现成的，只要波斯人能建立一个改革的政府，有一套健全的计划，以推动国家走上较高生活水平的道路”；(189)但是，在国务院中，把波斯比作国民党中国的倾向有着“明显的征候”；“把钱倒进老鼠洞里去”，这句话在德黑兰也是“众所熟知的”。(190)
从1949年8月初波斯国王宣布准备访问美国到他正式启程的这一段时期中，苏波关系有了显著的缓和。波斯当局曾经给予在7月越境逃亡的一名苏联军官和两名士兵以保护，随之发生了苏联以绑架边境地区波斯士兵的形式进行报复的事件。(191)但是这次抓去的一小队士兵11人9月25日被遣返了。为了解救连年歉收所造成的灾情，波斯曾呼吁美国赠送20万吨小麦。8月7日，波斯首相埋怨美国“纯粹作为一项商业事务，而不是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作为一个经济或政治问题”加以处理。待到最后终于买到小麦时，美国小麦交货的情况很不好，波斯人工作效率太低又使这批小麦在霍拉姆沙赫尔港更加损坏变质。(192)然而，10月5日波斯成功地从苏联购得了10万吨小麦。苏联政府同意任命一名波斯董事派驻苏—波里海渔业公司。自从1927年创办以来，俄国人实际上一直在垄断着这个公司，但是公司的执照到1952年该到期更换了，(193)据说苏联边境官员已接到指示，要更加“友好合作”。(194)
“好几个月来，国务院认为伊朗的情况已经稳定，这个国家不必再成为美国战略家们一个大烦恼的根源。”然而，大致在1950年初，“开始从驻德黑兰的大使那里涌来一连串告急的报告”。大使馆向华盛顿表示急需提供一两亿美元来给伊朗经济吃一帖补药。(195)1950年7月，英国一位权威人士在一篇公开估计“波斯的一些经济问题”(196)的文章中，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用于修建波斯大铁道的“庞大资本支出”已经引起一个通货膨胀的浪潮。这个浪潮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盟国在波斯开支的费用所扩大。通货膨胀对国家经济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威胁”。“庞大的消费力”已经形成，然而消费品却没有相应地增长，于是通货的购买力不断下跌。(197)礼萨国王所提倡的新工业，在农业被忽视的一段时期，曾吸引好几千人离开农村。“农村失去了大量它所无力提供的劳动力，而在另一方面，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超过了它们提供生产性就业机会的能力，出现了住房和公共卫生这类无法解决的问题。”(198)美国参与七年计划使波斯人产生了这种想法：他们自己“能够袖手旁观坐待美元去完成奇迹”。(199)同时，少数有钱人骄奢淫逸，挥霍浪费：“……到处都是闪闪发亮的美国汽车、豪华的住宅、衣着讲究的人们，商店橱窗摆满美国和欧洲工厂出产的奢侈品。”(200)进口货通常比那些效能低下的波斯工厂，尤其比那些国营企业产品的售价低，而且常常还有很大的赚头。伊斯法罕和另一些制造业城镇的工厂，正在倒闭或缩短工时，其结果是民众中支持共产党的人以及失业工人的示威游行都增加了。最近的歉收使阿塞拜疆遭到了严重的损害。1946年底恢复的地方政权，据可靠的报道说，不过是不在乡间居住的地主的腐败工具。隐隐感到一种危险：农民可能会欢迎恢复共产党的统治。(201)除开根本没有能够吸引大量美元贷款这一点主要失败之外，七年计划的详细内容也引起那部分有密切利害关系的波斯人的批评。正如我们所见，计划主要强调农业现代化。波斯国王已经表示他愿意将王室土地（其中大部分是他的专制父亲没收来的）分给无地的农民，并且鼓励合作化；现在的政府也曾建议限制地产的规模。然而，
肥料、拖拉机的数量并不可观；许多小水坝的宣传价值也抵不上一座大水坝，农业教育的成果只能令人感到这种教育收效太慢了。另一方面，许多有势力的波斯人都急急乎想干些什么，露他一手，如搞一座工厂或一口油井。某些人甚至宁愿选择一座还没有开工的工厂，而不愿意搞已在进行的农业改革，因为农业改革的进行势必减弱他们的权势。……
同时，进口量大概增加了……然而出口量……在继续减少。一些出口商认为只有里亚尔大量贬值才能重振他们的行业。但是，贬值无论如何……是不得人心的。甚至即使这样做能够复兴伊斯法罕棉纺工业的繁荣，也是会冒犯民族自尊心的。
正是这样的民族自尊心成为反对英伊石油公司补充协定的根源。英国人争辩说……石油公司给波斯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说协定是宽厚大方的。但是他们的争辩完全是白费唇舌，波斯人的感觉截然相反。他们的感觉是，他们的第二个最大的工业城市阿巴丹是按外国的式样建造的。那儿到处是外国人的机关，听到的是外国语言；这个城市完全依赖于一个由外国人控制的单一的工业，在这个工业中占据高级职位的主要都是外国人。即使那些完全相信波斯总石油公司的开采权能获得好处的波斯人，也不喜欢多想这些好处，因为他们无法完全克服他们自己的厌恶心理。
这是一种应当受到尊重的强烈感情。它根本是出于一种半自觉的对波斯历史，对它的精致的文化和独特的个性的追忆，如今，这些东西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和俄国的渗透活动的危害。造成的影响是国内一大部分人，像其他国家的那些类似的阶级一样，已经不太能有条有理的思索了，当然远不能说他们愚蠢。(202)
面临着经济恶化，穆罕默德·赛义德·马拉盖政府几经改组以后，终于在1950年3月19日辞职了。1949年11月在伊斯坦布尔和1950年3月在开罗召开的中东地区美国外交使节会议上曾经讨论过援助波斯的问题。但是，国务院明确表示这类援助的条件是：德黑兰必须建立一个保证改革行政机构的政府；5月底，68岁高龄的亨利·F·格雷迪（前两年他以驻希腊大使身份反共时赢得了“排除障碍的能手”的名声）被任命为驻德黑兰大使去“充当看门狗”，他带了几个经济专家协助他。(203)波斯国王6月26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2天）任命总参谋长阿里·拉兹马拉将军为首相，作为对此的响应。拉兹马拉在1946年12月镇压阿塞拜疆自治运动时露了头角，并且赢得了能干的组织者的名声。(204)据以后的报道说，(205)离任的美国大使曾向波斯政府透露，他已建议华盛顿至少需要给他们1亿美元，以便“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们向格雷迪力争说，美国“已经许诺给他们”2.5亿美元这样一个神秘的数目，正如我们所知，这是近3年来他们所追求的目标。(206)直到10月份，进出口银行才提前支付了一笔2 500万美元的贷款，以便购买农业和筑路机器。格雷迪没有能够说服华盛顿政府向波斯政府暗示这笔金额可能增加到1亿美元，“用于适当采纳的计划项目……基本的农业上的援助”。(207)波斯政府1949年曾经请求从第四点计划中拨出1.29亿美元以满足他们“最紧急的最低限度的需要”，(208)而根据“第四点计划”的规定，只分派了50万美元给他们作为改善卫生、农业和教育事业之用。
这时候，七年计划碰到了政治困难。在所通过的计划中，正如我们所知，(209)全部经费的30%要用于农业与灌溉。但是第一年仅仅分配了5%用于这一目标，反之却有15%用于清偿“工业与矿业银行”的债务，这个银行是礼萨国王办起来向国营工厂提供经费的，另一些钱被用之于“更为壮观的（也是贪污横行的）项目”，(210)例如，新建的铁路和成立一个波斯石油公司，以便开发英伊石油公司租借地之外的整个波斯的石油资源。回顾起来，当时阿美石油公司正打算在这一年年底同沙特阿拉伯政府缔结一个分红协定，(211)英伊石油公司同拉兹马拉谈判时，(212)态度似乎僵硬得缺乏远见。同时，未来的石油开采特权范围未能确定下来，再加上美国银行家们的疑虑不安，使得七年计划无法筹措资金。由于议会反对，拉兹马拉政府所着手进行的清洗不忠实与无能官吏的工作停顿下来了；(213)而苏联政府利用波斯对英美两国的不满，提议签署一项新的贸易协定，“德黑兰所有从极端保守的到公开的共产党同路人的报纸”，几乎都表示了“言过其实的庆贺”，1950年11月4日，这个协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签字了；(214)这一年年底，摩萨台博士主持的一个波斯议会委员会一致拒绝了石油补充协定，还辩论了是否要用国有化来代替它，(215)而外国顾问公司也就同七年计划脱离关系了。一年前，一个美国的波斯问题权威已经作过评论：波斯
一向是为了征询意见付出高昂的代价，然后又将意见束之高阁。人员问题将会变得很尖锐，这一点得很好地认识到。在公开的意见经常被搁置一边的时候，是很难留住真正有才干的顾问，也很难维持士气的。
……地主和商人阶级大概发觉到那个计划对他们今天的特权地位是一种威胁……所以完全有可能，在这些特权阶级中间将会有很多人竭力想破坏为计划所做的全部努力，力求维持现状的人将受到那些保守的僧侣们的挑动。保守的僧侣担心这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规划会威胁到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216)
一度是乐观主义者的马克斯·韦斯顿·索恩伯格，在间接提到那笔“应该公正地取自”石油公司的收入之后，抱怨说：
当那些政客们插手进来并加以控制的时候，这个计划一开头就注定要失败了。重要人员的任用是根据政治和个人利益来决定的，而不是依据能力和经验。有效资金的使用，是由个人的和政治的利益决定的。在缺乏现代化的计算方法的情况下，在钱的问题上到底搞了些什么事情，就不得而知了。(217)
(1)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8—29页、第469页以后。
(2) 见伊拉杰·伊斯坎达里：“伊朗人民党史”〔Iraj Iskandarī：“Histoire du Parti Toudeh”（以下简称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0年5月，第8—9页；A·巴什基罗夫：《伊朗的工人和工会运动》（A.Bashkirov：Rabochee i Profsoyuznoe Dvishenie v Irane），以下简称巴什基罗夫，莫斯科，工会出版社，1948年版，第50—51页〕。
(3) E·P·哈里斯：《工会会议：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访问伊朗：（少数派）报告》〔E.P.Harries：Trade Union Congress: 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Delegation to Iran: （Minority）Report〕，1947年5月29日（打字稿），第2页和附录；L·P·埃尔韦尔-萨顿：“伊朗的政党，1941—1948年”（L.P.Elwell-Sutton：“Political Parties in Iran，1941—1948”），《中东杂志》，1949年1月，第3卷，第57页。
(4) 见A·K·S·拉姆顿：“波斯面临的一些问题”（A.K.S.Lambton：“Some of the Problems Facing Persia”），《国际事务》，1946年4月，第22卷，第261页，第265页；乔治·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1918—1948年》（Russia and the West in Iran，1918—1948），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239页，第286—287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公布的波斯外交部致苏联大使馆的信件：《正式记录》（Communications from the Persian Foreign Ministry to the Soviet Embassy，Published in U.N.，Security Council：Official Records），第1年，第1辑，增编第1号，第61—73页。
(5) 《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81页。
(6) 英国外交部：《柏林会议议定书》，（Great Britain，Foreign Office：Protoco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erlin Conference）敕令第7087号，第14条。
(7) 贝文1945年10月10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11卷，第245—247栏）。
(8) 1907年补充基本法第29条〔见海伦·米勒·戴维斯：《近东和中东国家的宪法、选举法、条约》（Helen Miller Davis：Constitutions, Electoral Laws, Treaties of States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82页〕。又见下文，原著第64页。
(9) 《火焰报》（Shu‘lavār），1944年12月30日；《自由报》（Azādagān），1945年1月6日；《爱兹哈尔报》（Āzhīr），1945年1月9日。关于沙俄在1909—1914年间事实上把阿塞拜疆从波斯分裂出去以及关于苏联当局于1942年初在那里纵容分裂主义论调的发表，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84—485页，第29页，第466页。
(10) 见乔恩·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Jon Kimche：Seven Fallen Pillars），伦敦，塞克和沃伯格，1950年版，第115页；解放者（金奇的笔名）在1945年7月1日和15日的《观察家报》上和1945年7月17日的《世界报》上的文章。
(11) “它的剩余谷物供应了缺粮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德黑兰；水果和皮革是珍贵的出口货物，连同家禽和乳制品等还运往这个国家的其他省份。波斯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生产稻米和木材的沿里海诸省，以及拥有多余粮食和水果的呼罗珊省（两者都在俄国人占领区内），也都很可能会受到阿塞拜疆的命运的深刻影响。”〔A·K·S·拉姆顿：“阿塞拜疆问题”（“The Azarbaijan Problem”），《今日世界》，1946年2月，第2卷，第56—57页〕
(12) 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0年5月，第8—9页）；巴什基罗夫，第54—61页。
(13) 詹姆斯·奥尔德里奇（James Aldridge）在他的一部700页长的小说《外交家》〔（The Diplomat），伦敦，博德利·黑德，1949年版〕中，试图把这个运动描绘成“是真诚的和……由本地发动的”，而“俄国的干预则显得微不足道”。他让小说中的英雄出来讲，“俄国人的间接影响也许有一些，但是我要指出，它比起我们自己在伊朗通过直接控制大臣、政党、国家财政和利用小恩小惠所施加的影响，那是要小得多的”（第606页）。到了1950年，奥尔德里奇在朝鲜问题上已公开地站到共产党人一边。
(14) 《泰晤士报》驻波斯特派记者报道，1946年1月26日。
(15) 见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224页；关于这个运动的其他卓越人物，见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46年12月30日。
(16) 照会原文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增编第1号，第50—52页。
(17) 转引自《人道报》，1945年11月21日。
(18) 原文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增编第1号，第53—55页（7号）和56—57页（10号）；关于德黑兰宣言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73页。
在美国的照会发表时，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提醒人们注意他和另一位议员9月间从波斯访问归来后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他们注意到最近重新任命了一批美国军官为波斯宪兵队的顾问，任期两年；并评论说：“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政府会带着赞许的眼光看待这种局势，例如，墨西哥可以同样地和俄国军官签订这种合同。”（《国会记录》，1945年12月3日，第11361—11364页和1945年12月5日，第11500—11501页）纽约《工人日报》（1945年12月16日）谴责波斯宪兵队的美国首席顾问斯瓦茨科普夫上校“破坏了为反对英美石油托拉斯和航空垄断组织所支持的半殖民地的封建制度而斗争的那个民族的基本民主自由”；“进步的”《新共和》周刊〔（New Republic），1945年12月31日，第888页〕则评论说：“我们自然同情有自由精神的分成制佃户和伊朗人民党的知识分子，甚至也同情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的愤怒的阿塞拜疆人。”
(19)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增编第1号，第57—58页（第11号）。
(20) 《泰晤士报》驻波斯特派记者报道，1946年1月26日；参阅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18—119页。
(21) 《泰晤士报》，1946年1月26日和28日。
(22) “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这种选举是根本不能令人满意的，虽然波斯其他地区的选举或许也不过是这样。据目击者说，大多数投票人是工厂工人和‘城镇的渣滓’。没有几个商人和富有阶级去参加投票。穿军服的苏联士兵驾驶着美国制造的红军卡车，把一车车的投票人载往投票处。大多数投票人是文盲，他们的空白选票是由投票处的办事人员代为填写的，虽然波斯其他地方的办法也同样是如此。只准许投‘民主党’候选人的票。结果就显示出了压倒的多数，……这就是受到监督的‘自由’选举的明证。”（《泰晤士报》，1946年1月26日）
(23) 《泰晤士报》，1945年12月17日。
(24)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156页，第466—467页；关于库尔德民族主义概况，见W·G·埃尔芬斯通：“库尔德问题”（W.G.Elphinston：“The Kurdish Question”），《国际事务》，1946年1月，第22卷，第91—103页；库尔德研究中心：《库尔德人状况备忘录和他们的要求》（Centre d' Études Kurdes：Memorandum sur la situation des Kurdes et leurs revendications），巴黎，1948年版。
(25) 这个阿拉伯字Qādī（法官）的波斯发音几乎和阿拉伯字ghāzī（胜利的）的发音一样，现代报刊常常以“ghazi”或“qazi”来称呼卡迪穆罕默德。
(26) 小阿尔奇·罗斯福：“马哈巴德的库尔德共和国”（Archie Roosevelt，Jr.：“The Kurdish Republic of Mahabad”），《中东杂志》，1947年7月，第1卷，第247—257页。
(27) 关于斯大林在1946年4月4日向新近到达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重复这一论点，见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出使莫斯科，1946—1949年》（Walter Bedell Smith：Moscow Mission, 1946—1949），伦敦，海涅曼，1950年版，第40页。
(28) 关于苏联援引这个条约来为1941年8月对波斯的干涉进行辩解，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135页。
(29) 见上文，原著第57页。
(30)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18—121页；贝文1946年2月21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19卷，第1357—1358栏）。1952年4月24日，为了澄清总统关于1945—1946年美国对波斯政策的一项声明，贝尔纳斯说，1945年12月19日他曾传话给斯大林，告诉他“如果苏联不按照1942年在德黑兰所作的庄严承诺从波斯撤出它的军队，又如果波斯政府在联合国提出抗议的话，美国政府将在联合国中支持波斯”（《泰晤士报》，1952年4月26日）。以前发表的证词并没有暗示美国政府在1946年3月以前曾采取这样坚定的一个立场；见下文，原著第66—67页。
(31) 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0年5月，第8—9页）。
(32) 但是维辛斯基后来在安全理事会上争辩说，在1945年12月1日的一份照会中波斯政府曾宣称，他们“对1945年11月和苏联政府谈判的结果感到满意”（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46年1月28日和29日：《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第1号，第39—40页，第49—51页）。
(33)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82页。
(34) 《纽约时报》，1945年12月3日，1946年1月1日；《泰晤士报》，1945年12月28日，1946年1月2日。
(35) 《泰晤士报》驻波斯特派记者报道，1946年1月28日。
(36)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23页；贝文1946年2月21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19卷，第1357—1358栏）。一位作者在美国对外关系协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编的《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5—1947年》〔（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1945—1947），纽约和伦敦，哈珀，1947年版，第89页〕中，不知根据什么证据坚持认为，英国人想劝阻波斯人是因为他们“不急于在波斯公开他们自己的政策”。许多事情表明，无论是苏联政府还是他们的傀儡伊朗人民党都不想进行一次公开宣传，把它们对英波关系的不满端出来。相反地，他们试图鼓励英伊石油公司租借地里的罢工，并把国际的注意力引向冷战的其他方面。
(37)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增编第1号，第16—19页。
(38) 同上书，第24页；同上书，第1号，第71页。提到的鲁莽者，也许是指贝文，他曾带头希望把这件事列入议程。
(39)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154页，第156页。
(40) 见《纽约时报》，1946年1月27日；《观察家报》“人物传略”，1946年3月24日。
(41) 《泰晤士报》，1946年2月5日。
(42) 这种非难早在一年前已经平息；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81—482页和《泰晤士报》后来驻波斯记者的报道，1946年4月6日。
(43) 《泰晤士报》，1946年3月2日。M·马格宁（M.Magnien）在《人道报》（1946年3月3—4日和5日）上克尽厥职地竭力争辩说，卡旺·萨勒塔纳政府“还不是绝对巩固，还可能遭到一次由封建反动派阴谋策划的政变的危险”；他说，这一阴谋不仅在北方制造混乱，还同南方的据说由英国人武装的部落相勾结。“可以肯定地说，英国从波斯撤走它的正规军队是不会有多大损失的，因为他们还拥有一支很强大的外国雇佣军队伍。……大不列颠不是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埃及、希腊和意大利北部，违背这些国家人民的意愿，依旧驻扎着军队吗？更不必说利比亚、的黎波里塔尼亚、直布罗陀和马耳他了。……是什么条约允许英国军队去干涉希腊事务的呢？在英国庇护下的法西斯分子安德斯的武装部队有什么权利进入朱利安·马奇的斯洛文尼亚人的领土？英国军队在荷属东印度又是在干什么？”
(44) 侯赛因·阿拉（Husain Ala）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信，1946年3月27日：《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第2号，第65—66页。
(45) 《纽约时报》，1946年3月8日和13日。
(46) 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298页。
(47) 右翼曾希望提出一个延长本届议会直到苏联撤兵完毕的法案，但是一连几天一群由伊朗人民党组织的暴徒进行阻挠，使出席会议的不能达到法定人数（《纽约时报》，1946年3月7日和13日）。
(48) 1946年3月27日侯赛因·阿拉的发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第2号，第64—65页。这时，《消息报》（Izvestia）也提醒它的读者，在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上波斯代表曾提出过对19世纪被沙皇俄国吞并的领土的过分要求（见《和会史》，第6卷，第211页）；并且宣称波斯的“统治集团”仍在希望通过使苏联与别的大国发生争吵来得到这些领土（《泰晤士报》报道，1946年3月15日）。
(49)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6年3月14日和25日。
(50) 《纽约时报》，1946年3月15日。关于贝尔纳斯同莫洛托夫4月在巴黎再次会晤时，莫洛托夫向他表示对美国的态度强烈不满，见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26页。
(51)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增编第2号，第43—45页。
(52)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72—473页。他于1947年3月17日被释放。4月8日，前参谋长阿尔法将军被逮捕，一位政府发言人〔显然是穆扎法·菲鲁兹，关于他，见下文，原著第78页注④（即本书第130页注②。——译者）〕说，根据报告和文件，证明他在策划危及国家安全的阴谋，并把强盗集团武装成他的私人游击队（《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1946年4月10—11日；并见上文，原著第66页）。他在10月30日又从严密的监禁中被释放出来。
(53)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前引文。根据伦乔夫斯基的说法，“卡旺在这个令人神经紧张的时期所作的一些指示，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和驻在德黑兰的苏美大使分别交谈后定下来的。对伊朗来说，不幸的是，美国大使默里先生在这个关键时刻遵照他的医生的指示卧床养病。结果，苏联大使拜访首相的次数就更多了，他坚持要有一个使莫斯科满意的解决办法的态度也更强硬了。”（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299页）
(54) 莫斯科广播原文载《泰晤士报》，1946年3月25日；参阅侯赛因·阿拉1946年4月3日发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第2号，第85—86页。
(55) 这是从波斯宣传司长穆扎法·菲鲁兹亲王3月31日声明中得出的结论。他的父亲努斯拉特·达拉·菲鲁兹亲王是前恺加王朝的后裔，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他就积极地反对英国在波斯的政策，后来死在礼萨国王的监狱里〔见J·M·鲍尔弗阁下：《波斯最近发生的事件》（Hon．J.M.Balfour：Recent Happenings in Persia），爱丁堡和伦敦，布莱克伍德，1922年版，第123—124页，第156页，第218页，第227页，第254—255页，第276页，第280页；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231页〕。
(56) 伦敦《工人日报》（1946年4月5日）评论说：“联合国组织中反苏大军的冒险活动暂时平息下来。……联合国组织……只有在各国权利平等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57) 关于石油协定草案原文见《苏联新闻》，1947年9月13日。在纸面上，这个协定似乎比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权对波斯更为有利得多（1947年8月24日《真理报》如此宣称），但是波斯人从苏—波里海渔业公司所得到的经验一直是不能令人鼓舞的。这个渔业公司是根据1927年10月1日一个为期25年的协定建立起来的，名义上给波斯政府一半股份和一半董事名额。“当董事会上双方票数相等的时候，会议无权投决定票；但是实际上，苏联坚持3名波斯成员应该是‘友好的’。波斯人和俄国人应该轮流担任经理；但是在1941年轮到波斯人的时候，俄国人不允许由波斯人领导公司。偶尔，董事们陷入僵局的时候，俄国人经理就按照董事会上俄国成员的意见行事，并把反对意见转给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阿瑟·C·米尔斯波：《美国人在波斯》（Arthur C.Millspaugh：Americans in Persia），华盛顿，布鲁金斯学院，1946年版〕，第175页；参阅E·P·哈里斯：《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访问伊朗：（少数派）报告》，1947年版，附录，第2页；爱德华·萨布利埃（Édouard Sablier）在《世界报》上的文章，1947年8月12日；M·菲利普斯·普赖斯议员（M.Philips Price，M.P.）在《曼彻斯特卫报》上的文章，1947年10月25日；伊丽莎白·门罗在《观察家报》上的文章，1947年11月2日。
(58) 《泰晤士报》，1946年4月23日。
(59) 条约原文见小阿尔奇·罗斯福：“马哈巴德的库尔德共和国”，《中东杂志》，1947年7月，第1卷，第258—259页。
(60) 据报道，苏联部队“不仅住在这个国家，而且夺去了这个国家的不动产，从森林一直到兵营的门窗”（1947年《经济学家》特派记者的文章，1947年3月29日，第460页）。
(61) 安全理事会中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大多数代表在4月15日和23日作出决定：波斯事件应该在议程上保留到5月6日，尽管波斯政府“完全相信苏联政府的诺言和保证”，在4月15日撤销了他们的控诉。这就引起了葛罗米柯的无辜受害的抗议：“某些国家把伊朗当作一种抵押品，根据情况和当时所追求的政治目的而任意摆弄。……竭力利用伊朗作为国际政治交易中的小筹码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第2号，第140页，第203页）
(62) 《纽约时报》，1946年5月20日。
(63)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1年，第1辑，增编第2号，第52—54页。同时，穆扎法·菲鲁兹在德黑兰说，侯赛因·阿拉的第一个报告是“他个人的意见，不是波斯政府的意见”。
(64) 《纽约时报》，1946年5月22日。
(65) 同上，1946年5月30日。
(66) 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290页。它挑选了大不里士政府的内政部长萨拉穆拉·贾维德博士，他是一位老资格的、受过俄国教育的共产党员，新近在从事建立秘密警察的工作。
(67) 《纽约时报》，1946年6月15日。
(68) 引自《苏格兰人报》，1946年6月3日。
(69) 见劳伦斯·洛克哈特博士：“英—波石油争议的原因”，《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53年4月，第40卷，第142—143页。
(70) 阿拉伯人在胡泽斯坦平原居民中占大多数，波斯人则厌恶这里的炎热气候。在礼萨国王掌权之前曾享有自治权的阿拉伯酋长们（见《概览，1925年》，第1卷，第539—543页），对波斯行政长官的种族歧视深为不满。
伊朗人民党的宣传家伊斯坎达里欺骗地把这种混乱归罪于所谓这家石油公司的代理人对阿拉伯人进行的煽动；在他的“伊朗人民党史”（《中东杂志》，1950年7月，第8—9页）中，对于阿巴丹事件有很多偏颇的解释。事实上，阿瓦士的苏联领事馆在组织阿巴丹的这次骚乱中起了突出的作用；苏联领事在这次骚动爆发之前不久，曾对这个炼油厂作过一次正式访问，这也许是意味深长的。
同时，在350英里外的基尔库克地方，伊拉克警察同自从7月3日以来就在罢工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工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据说是来自巴格达的左翼鼓动者们煽动起来的〔见罗伯特·斯蒂芬斯（Robert Stephens）在《苏格兰人报》上的文章，1946年11月18日〕。在这次罢工中散发的更为激烈的秘密宣传品，据说在内容上和在阿巴丹同时散发的宣传品几乎完全一样。
(71) 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0年6月，第9—10页）；但参阅吉迪翁·哈达里：“伊朗土地改革问题”（Gideon Hadary：“The Agrarian Reform Problem in Iran”），《中东杂志》，1951年春季，第5卷，第194页：“尽管农民人口占压倒多数，而伊朗经济又属农业性质，乡村居民在伊朗人民党全盛时期的党员总数中只占一小部分。”伊斯坎达里在反复讲党的路线时说，1946年五一节，在30个城镇中有70多万人在伊朗人民党及其工会的旗帜后面列队游行；参阅巴什基罗夫，第70页。
(72) 油田雇用了数百名印度人。
(73) 《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1946年8月3日。8月4日伊拉克官方的一项公报说，英国打算派军队去接替已决定调走的驻在巴士拉附近舒艾巴飞机场的英国军队，伊拉克政府已表示同意〔《纽约时报》和《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1946年8月5日〕。
(74) 引自《泰晤士报》，1946年8月5日。
(75) 同上，1946年8月7日。据报道，在6月份的3个星期的罢工之后，英国政府就已提醒波斯政府注意在油田地区维持法律和秩序的重要性（《每日电讯报》，7月6日）。
(76) 英国共产党在8月9日声称：“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开会期间由西方反动派发动的谴责苏联压迫波斯的诽谤运动之后，现在英国的政策是公开地使用军事强制的办法来干涉波斯的内政了。……派遣部队和派遣一艘巡洋舰到波斯［原文如此］水域，是想压制为改善自己悲惨状况而正在举行罢工的英伊石油公司雇用的工人。这是吸收了在波斯人民中很得人望的民主政党伊朗人民党的成员进入波斯政府中去之后立即发生的事。这种干涉，是最无耻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为了大石油垄断组织的利益而去反对一个小国的自由。”（《工人日报》，1946年8月10日）
(77) 见上文，原著第68—69页。他在5月18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曾说：“让这些卖国贼和坏心肠的人知道，我是充分了解他们的煽动和叛卖行径的，我要把他们彻底消灭掉，正像一个园丁必须把毁坏他花园的害虫消灭掉一样。”
(78) 伊朗人民党的宣传家伊斯坎达里谈到了企图在卡旺和伊朗人民党之间制造敌对的宫廷阴谋，并且从卡旺的党现在得到土地所有者和商人的支持这一方面看到了“英国和美国两个帝国主义共谋的证据”（《中东杂志》，1950年7月，第9页）。
(79) 参阅M·谢尔盖耶夫（M.Sergeyev）对部族领袖们的攻击：“在伊朗南方”（“In Southern Iran”），《新时代》，1946年2月15日，第20—24页。
(80) 他们之所以能够去尝试做这种事，不是由于人们所假设的英国人提供了武器，而是因为他们有获得武器的天生癖性。1941年8月英苏进行干预之后，波斯军队瓦解了，崩溃的军队丢下的大量武器给这些想得到武器的部族帮了大忙。关于这个地区在1914年以前武器走私，特别是通过马斯喀特的情况，可参阅阿诺德·威尔逊爵士：《波斯湾》（Sir Arnold Wilson：The Persian Gulf），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第270页；菲利普·格雷夫斯：《珀西·考克斯爵士传》（Philip Graves：Life of Sir Percy Cox），伦敦，哈钦森，1942年版，第141—143页，第160—163页。
(81) 《纽约时报》，1946年9月24日；对照同一天伦敦《工人日报》外交记者的文章：“英国费了很长时间仔细拟订的使油田脱离波斯而并入伊拉克的计划，看来正在成熟。夺取了波斯湾各港口的部族成员武装得很好，但是，提供给他们手提机关枪、来复枪和弹药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据悉，这些部族的代表最近曾去过英国司令部所在地的巴士拉。……一种紧张的气氛正在被精心地制造出来——正是在这种气氛中，英国才有可能派军队跨过边界去‘保护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以实现它的威胁。”
(82)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6年9月30日；《每日电讯报》，1946年10月2日；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46年10月2日。
那位伊朗人民党的宣传家后来声称，8月底波斯政府曾获得一份文件，文件透露巴赫蒂亚尔部族和卡什盖伊部族的酋长们和英国特务人员“在英国驻伊斯法罕总领事特罗特的面前”曾举行过一次秘密会议〔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0年9月，第4页）；但事实上特罗特是驻阿瓦士的总领事：见《外交部名册》〕。这里谈到的那个文件大概是指“一名英国驻设拉子领事在从一位部族酋长那里接收一批缴获的德国武器的那张照片”。伊朗人民党的一名党员发现了这张照片，并“把它当作是一幅这位领事在发放英国武器的照片”〔克里斯托弗·赛克斯（Christopher Sykes）致《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的信，1950年10月14日，第362页；关于一批德国特务人员1944年向卡什盖伊部族投降的事，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157页注①〕。英国驻伊斯法罕总领事在10月4日离开波斯去接受一项新的任命，“而这项新的任命是波斯骚乱发生之前就已作了安排的”（《每日电讯报》，1946年10月5日），于是波斯政府要求把特罗特调走的事也就不再提起了。
(83) 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0年10—11月，第13—14页）。
(84) 1947年8月，波斯政府免除了菲鲁兹的这项职务，检察长以叛国和挪用公款的嫌疑罪对他起诉。莫斯科说他已在9月14日乘飞机离开那里前往德黑兰。但是他实际并没有去德黑兰，而是奔向了日内瓦和巴黎，在那里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号召波斯的“进步人士”起来行动（《纽约时报》，1947年9月20日；《现代东方季刊》，1947年第3—4季度，第11—12期，第213页；比德尔·史密斯：《出使莫斯科》，第96页）。
(85) 罗伯特·斯蒂芬斯在《观察家报》上的文章，1946年10月20日；彼得·惠特尼（Peter Whitney）在《苏格兰人报》上的文章，1946年10月24日。
(86) 伊斯坎达里，前引文。
(87) 见上文，原著第71页。
(88) 《曼彻斯特卫报》，1946年10月3日；《泰晤士报》，1946年10月7日和24日，11月5日和23日。
(89) 《泰晤士报》，1946年11月25日。
(90) 1946年4月在他43岁时被任命为驻波斯大使，以前曾是国务院近东和非洲司副司长。
(91) 《每日电讯报》，1946年11月28日。这一态度已由美国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予以证实（《纽约时报》，1946年12月11日）。
(92) 《纽约时报》，1946年11月29日；参阅侯赛因·阿拉致安全理事会的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S／204，1946年12月5日）。
(93) 参阅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307页。
(94) 参阅“这样的贫穷——和这样的富裕”（“So Poor — and So Plentiful”），《经济学家》，1947年3月15日，第380—381页。
(95) 《泰晤士报》，1946年12月4日和5日；关于这一年7月间伊朗人民党在德黑兰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以反对西班牙政权的事，见下文，原著第84页。
(96) 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308页；《纽约时报》，1946年12月8日和9日；《泰晤士报》，1946年12月28日。
(97) 亚历山大·沃思（Alexander Werth）在《曼彻斯特卫报》上的文章，1946年12月10日。
(98) “同国王很接近的”有关方面说，就在这个时候，苏联大使要求国王停止前进，因为这“将引起骚乱，苏联为了自己边界的安全，不能无条件地予以容忍”。而国王则能够这样答复他：没有发生骚乱的危险，因为大不里士已欢迎政府的军队去，内战已经结束了（《纽约时报》，1946年12月14日）。
(99) 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0年10—11月，第13—14页和1951年1月，第12—13页）。
(100) 后来在德黑兰听说，在波斯政府要求引渡皮沙瓦里之后，来自苏联的消息说他已在巴库的一次车祸中死去（《纽约时报》，1946年9月20日）。
(101) 《纽约时报》，1946年12月14日。
(102) 莫里斯·欣德斯：《探索未来》（Maurice Hindus：In Search of a Future），伦敦，高兰兹，1948年版，第92—94页。作者于1947年夏访问过波斯，包括阿塞拜疆在内。又见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46年12月30日。
(103) 小阿尔奇·罗斯福：“马哈巴德的库尔德共和国”，《中东杂志》，1947年7月，第1卷，第266—268页；雅姆·德科凯（James de Coquet）在《费加罗报》上的文章，1947年3月30—31日；爱德华·萨布利埃在《世界报》上的文章，1947年8月14日；《泰晤士报》，1947年10月24日。
(104) 《纽约时报》，1946年12月14日、17日、21日；安德鲁·罗思：“波斯剧场的后台”，《民族》周刊（Andrew Roth：“Backstage in tbe Persian Theater”，Nation），1947年5月3日，第516页。
(105) 见《埃及金融市场报》，1947年1月6日；《泰晤士报》，1947年1月10日；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1年1月，第12—13页）。
(106) 爱德华·萨布利埃在《世界报》上的文章，1947年8月15—16日。伊朗人民党报纸《人民报》（Mardum）现在是他们的主要机关报（《领袖报》因为处于绝境已经停办），它被描写为“仅仅是《真理报》的毫无生气的翻版”（《泰晤士报》驻德黑兰记者报道，1947年10月24日）。
(107) 《纽约时报》，1947年4月11日。
(108) 《石油新闻社》（Petroleum Press Service），1947年1月，第14卷，第9—11页；《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63页。
(109)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1947年2月12日；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47年3月12日；并见下文，原著第92—93页，第98—99页。
(110) 见上文，原著第36页。
(111) 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311页。
(112) “战前是非共产党员的劳工领袖赛扬，成了法国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究竟是否加入过共产党，不得而知，但实际情况是：他从前在工会运动中的朋友们把他说成是一个‘叛徒’，还说他在一切主要问题上都遵循共产党的路线”〔阿道夫·斯特姆索尔：“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危机”，《美国透视》（Adolf Sturmthal：“Crisi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ovement”，American Perspective），1949年5月，第93页〕。
(113) 《泰晤士报》，1946年7月22日；巴什基罗夫，第70页，第72—73页。
(114) 《纽约先驱论坛报》，伦敦《工人日报》，1946年12月19日；巴什基罗夫，第92—93页。
(115) 生于1911年左右，1923年在印刷厂工作，1934年成为共产党员，出席1935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黎巴嫩代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世界共产主义的战略和策略》（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World Communism），增刊第4期，“500名主要的共产党人”（“Five Hundred Leading Communists”），众议院文件，第707号（House Document No.707），1948年，第87页〕。
(116) 见E·P·哈里斯：《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访问伊朗：（少数派）报告》，1947年，附录，其中载有关于共产党人拒绝听取那些在伊朗人民党全盛时期在他们手中受害的人提供的证据。
(117) 《纽约时报》，1947年6月8日；并参阅《泰晤士报》驻德黑兰记者报道，1947年7月11日。访问代表团苏联成员记，见《苏联新闻》，1947年5月21日，并参阅巴什基罗夫，第92—97页。
(118) 《纽约时报》，1947年6月22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7年6月24日。
(119) 卡旺在6月12日已经说过：“我们签订协定时的那些情况，无可争辩地已经变掉了。……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愿望……强加给那些由普选产生的、享有充分的思想与言论自由的议员。因为，假如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将冒着眼看协定的原则本身将被议会否决的危险。因此，双方必须估计到这些条件并且谋求谅解，以便向议会提出一个像样的、能被议会和公众舆论所接受的议案（爱德华·萨布利埃在《世界报》上的文章，1947年6月14日）。
(120) 原文载《苏联新闻》，1947年9月10日；参阅《真理报》的一篇恐吓文章，该文转载于1947年8月26日《苏联新闻》。
(121) 《纽约时报》，1947年9月13日。
(122)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7年9月15日。11月25日《泰晤士报》一篇社论指出，“从波斯方面的观点看来，1946年协定的条款决不是不利的；根据北部省份存在石油的假定，所建议的苏联和波斯之间分享石油的计划是相当公正的。……但是……苏联一开始就拒绝……在双方签署这一协定之前撤退军队……这就使得整个交涉的过程一开始就带上强迫的气氛。这样就更增强了由来已久的波斯对苏联扩张势力的恐惧心理。”
(123) 《苏格兰人报》，1947年11月1日。
(124) 卡旺的一些同事前一天已说过，苏联大使曾经警告他，如果波斯议会不批准协定，俄国将把波斯视作“血海深仇的敌人”（《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9月11日）。
(125) 《纽约先驱论坛报》和《纽约时报》，1947年9月12日。
(126) 《泰晤士报》，1947年9月19日和1947年11月25日社论。
(127) 《纽约时报》和《战斗报》，1947年10月23日；原文第5条见1952年4月《石油论坛》（Oil Forum），特别“附录”〔A·H·T·奇泽姆：“英伊石油公司以事实答复伊朗”（A.H.T.Chisholm：“Anglo-Iranian Answers Iran with Facts”），第13页〕。关于1944年12月2日法令，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79页。
(128) 《埃及金融市场报》，1951年6月28日，转载开罗《最后一点钟》周刊（Ākhir Sa‘a）驻德黑兰记者报道；参阅L·洛克哈特在《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上的文章，1953年4月，第40卷，第144页。
(129) 原文载《苏联新闻》，1947年11月22日。
(130) 关于经常滥用宪法中有关条款，即要求获得不正常的大量法定人数的情况，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79页注②。
(131) 半官方报纸《消息报》（Ittilā‘āt）于8月14日写道：“虽然伊朗尚未像土耳其那样加入反苏阵线，但由于伊朗、土耳其和伊拉克都邻近苏联边境，它们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转引自《苏联新闻》，1947年8月26日）
(132) 《泰晤士报》，1947年12月3日。又见马吉德·哈杜里：“伊朗要求对巴林的主权”，《美国国际法杂志》（“Iran's Claim to the Sovereignty of Bahrain”，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51年10月，第14卷，第631—647页；《现代东方季刊》，1948年第1季度，第13卷，第54页，以及1948年第2—3季度，第14—15卷，第172页；《概览，1934年》，第224页，《概览，1936年》，第227页。
(133) 《联合国条约集》（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第11卷，第171号，第303—323页；《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12月23日。
(134) J·F·科韦：“在伊朗冒烟的火”，《政治与议会评论》（J.F.Köver：“L'Incendie couve en Iran”，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1948年4月，第71页。
(135) 见上文，原著第86页。
(136) 原文载《苏联新闻》，1948年2月3日。1945年12月，斯大林与美国国务卿谈话，提到此项权力时说：按1921年条约规定，假如在波斯出现来自第三方的对苏联的威胁，它有权把军队开入波斯，见上文，原著第63页。1950年5月14日，当苏联提出抗议，指责波斯准备雇用美国专家在与苏联接壤的省内从事空中勘探石油活动时，它发出的照会中重又提到这个条约（原文载《苏联新闻》，1950年5月16日）。
(137)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8年2月4日。
(138) 例如，据说古姆机场仅仅是一个小型的民用着陆场，美国军事代表团也仅仅是由30名军官组成的。
(139) 见上文，原著第82页。
(140) 萨姆·波普·布鲁尔（Sam Pope Brewer）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8年4月29日。
(141) 《格拉斯哥先驱报》，1948年3月16日。关于波斯已表示希望从美国得到“大量贷款”一事，见上文，原著第84页，以及下文，原著第92—93页，第98—99页。
(142) 《纽约时报》，1948年3月30日。
(143) 照会原文载《苏联新闻》，1948年4月5日。
(144) 条约原文载《现代东方》，1948年4—6月，第91—93页。
(145) 《曼彻斯特卫报》，1948年4月9日。
(146) 《纽约时报》，1948年4月5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月12日。
(147) 约瑟夫·艾尔索普在1948年4月23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共产党政变前不久，苏联针对挪威与丹麦发动的外交攻势也出于同样的计划。
(148) 《曼彻斯特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9年3月5日。
(149) 美国官员估计，根据这一协定所提供的军火的原始成本为1.2亿美元（《纽约先驱论坛报》，1948年5月29日），直到1949年初，这些军火才运到波斯（《纽约时报》，1949年2月10日和3月29日）。
(150) C·L·苏兹贝格：《纽约时报》，1948年10月25日。
(151) 见“波斯的七年计划和关于波斯经济的报告”，《世界经济——研究与形势》（“Le Plan septennal iranien et ses rapports avec l'économie iranienne”，É'tudes et Conjoncture, Économie Mondiale），1950年1—2月，第5卷，第76—77页，第90页，并参阅“在伊朗的美国工程师”，《幸福》（“U.S.Engineers in Iran”，Fortune），1950年2月，第73页：“政府的第一个步骤是，把在德黑兰还活着的最年老的官僚们记忆所及的每一项提出过的公共工程计划都采纳下来。结果开列出一张项目很多的一览表……但其中许多项目都不能使波斯农民得到一点好处。”
(152) “现在给予开发贷款，结果会使波斯政府更严重地陷入那些无法维持和无法经营的企业之中。沉重地压在穷人身上的伊朗税收制度，无法适应不必要地扩大的军队的需求，以及浪费的、政治腐败的官僚机构的需求。预算（如果这能称作预算的话）已表明最近6年来的赤字是够大的了。会计与审计落后得不可救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摘引，1948年2月10日。参阅波斯人赫斯马塔·阿拉：“如何不去开发一个落后国家”（Heshmat Ala'l：“How Not to Develop a Backward Country”），《幸福》，1948年8月，第76页以下〕关于米尔斯波对波斯已不抱幻想的情况，见他所著《美国人在波斯》（Americans in Persia），1946年版，以及给《幸福》杂志的一封信，1948年9月，第40页。
(153) 《幸福》，1950年2月，第131页；参阅《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3月20日和4月17日。索恩伯格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人在中东未能使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步调一致”，这一明确意见见他在《中东石油评论》（Review of Middle East Oil）上的文章〔伦敦，《石油时报》（Petroleum Times），1948年，第99页〕。
(154) 《幸福》，前引文和第132页。
(155) 《纽约时报》，1948年10月20日。
(156)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79页，以及上文，原著第88页；又见《概览，1934年》，第224—247页，关于1932—1933年与礼萨国王的争论。
(157) 一位评论员于1948年9月23日《金融时报》上估计，红利限额已使波斯在1947年度所收的产地使用费减少大约1／7。
(158) 载《国际联盟公报》（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1933年12月，第1653—1660页，并由英国外交部转载：《1951年2月—1951年9月，英国政府与波斯政府之间关于波斯石油工业的通信与有关文件》（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U.K．and the Persian Government and Related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Oil Industry in Persia，February 1951 to September 1951），敕令第8425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1年版），第9—19页。
(159) 波斯政府又从留作公司储备金的款项中贷得20%，但是这笔款子在1993年开采权期满之前不得支付给波斯。
(160) 公司总裁在年度大会上的声明（《金融时报》，1948年7月1日）以及论述，同上，1948年6月21日。
(161) 英国财政大臣于1949年1月25日宣布：虽然英国政府在公司中掌握着多数股票，但不打算干预主管人与波斯政府的交涉（下院辩论，第5辑，第460卷，第748栏）。但是三年以后，1950—1951年工党政府外交副大臣承认，波斯人反对该公司的“叛乱是可能预计到的，也许早就可以采取行动了”〔欧内斯特·戴维斯：“工党的外交政策”，《政治季刊》（Ernest Davies：“Labour's Foreign Policy”，Political Quarterly），1952年4—6月，第23卷，第129页〕。
(162)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75页以后。
(163) 《泰晤士报》，1949年1月11日。
(164) 该银行享有的60年特许权于1月30日期满。现在改用新名称“伊朗与中东的英国银行”，因为波斯政府反对“帝国”这个词儿，而银行当局指出这个事实：它在邻国的利益如今已超过在波斯本地的利益。波斯政府允许它继续成为经营外汇的储蓄银行，但命令它必须接受一个条件，即其公共存款的55%必须存入国家银行（伊朗米利银行），不支利息，其他外国银行也照此办理。该行行长说：这种“严酷的限制是没有先例的”（年度报告，《泰晤士报》，1949年7月6日）。无疑这是个原因，它说明为什么在野的英国保守党人不同意付给波斯820万可兑换的英镑以清偿波斯铁路局为英国担任战时运输的费用的差额（1949年11月10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69卷，第1601—1602栏）。
(165) 尽管警察局提出文件“证明”谋杀国王的刺客（已被打死）是伊朗人民党党员，美联社驻德黑兰记者后来却报道说：有力的证据表明并非如此（《纽约先驱论坛报》，1950年5月24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50年6月7日）。左翼与激进派方面〔《苏联新闻》，1949年2月15日；安德鲁·罗思在《印度教徒报》（The Hindu）上的文章，1950年7月19日〕则认为，刺客与狂热的宗教组织费代扬伊斯兰有关系（见上文）。正是这个组织在1949年11月谋杀了阿卜德·侯赛因·哈希尔，因为据说他极其恶劣地干预选举〔见T·凯勒·扬：“俄国与伊朗改革的竞赛”（T.Cuyler Young：“The Race between Russia and Reform in Iran”），《外交》季刊，1950年1月，第28卷，第282页；以及“现代伊朗政策的社会基础”（“The Social Support of Current Iranian Policy”），《中东杂志》，1952年春季，第6卷，第142—143页〕。1952年3月，他们又谋杀了温和派的首相阿里·拉兹马拉。
(166) 就在此时，伊朗人民党书记伊拉杰·伊斯坎达里逃亡到巴黎〔萨姆·瓦格纳（Sam Waagenaar）在《国际论坛》上的文章，1949年11月18日〕，并开始为共产党的定期刊物《中东杂志》写他的有倾向性的党史。
(167)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79页。《泰晤士报》驻德黑兰记者提出了有先见之明的见解：“如果单凭热爱能使波斯强盛和繁荣，而无须知识、睿智或勤奋的话，摩萨台博士将是理想的首相。”（1949年11月22日）参阅L·洛克哈特文章（《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53年4月，第40卷，第143页），他指出，当1944年摩萨台领头反对苏联要求石油开采权时，他是得到“英美的同情与支持的”。
(168) 卡沙尼曾在伊拉克的纳贾夫的希镇度过青年时期，他参加过1920年的反英起义，为此英国人把他拘留在波斯湾一座炎热的岛上〔见《现代东方》，1951年4—7月，第92页，以及《观察家报》“传略”，1952年9月14日；并参阅P·W·艾尔兰：《伊拉克——政治发展研究》（P.W.Ireland：Iraq,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伦敦，凯普，1937年版，第264—265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波斯的某些知名人士由于同德国间谍弗朗茨·迈尔有联系，曾被英国人拘留，其中有卡沙尼和摩萨台博士的女婿（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156—157页）。
(169) “伊朗阐明国有化情况”（“Iran Presents Its Case for Nationalization”），“一名波斯政府官员”在《石油论坛》上的文章，1952年3月，第87—89页。
(170) “英伊石油公司以事实答复伊朗”，《石油论坛》，1952年4月，特别“附录”，第13页。
(171) 见联合国经济事务部：《中东经济状况评论》（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Review of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Middle East），1951年版，第27页。
(172) 《泰晤士报》，1949年6月10日和11月22日。当时公布的公司1948年年度报告表明：按照1933年协定的规定，英国的税收（2 830万镑）比应该支付给波斯的产地使用费（1 350万镑）多一倍以上。现在这个协定正在修改。
(173) 有关运用这一原则的例子，见英国外交部：《关于波斯石油工业……的通信》，敕令第8425号，第22页。
(174) 英伊石油公司总裁所作到1949年12月31日为止的年度报告（《泰晤士报》，1950年7月3日）。
(175) 一名波斯政府官员后来暗示：公司曾经“细心地选择”协定签字的时间，以便与波斯议会解散的时间相合，“这样使得议会只有很少的日子讨论和批准”。公司发言人驳斥此种说法，说交涉的结束阶段被波斯政府的代表拖延了很久（见《石油论坛》，1952年3月，第89页以及1952年4月，特别“附录”，第13页）。
(176) 《金融时报》，1949年7月29日。
(177) 同上，1950年9月12日。
(178) 《幸福》，1951年3月，第166页。
(179) 阿尔比恩·罗斯（Albion Ross）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50年2月23日；参阅《世界报》社论，1949年1月2—3日，又见上文，原著第93页。
(180) 《幸福》，1951年3月，第166页，第168页。
(181) 按照萨姆·瓦格纳在“幻想的计划”（“Planification des Mirages”）一文（《国际论坛》，1949年11月11日）中的说法，看来索恩伯格比波斯观察家们对计划的前景要乐观得多。
(182) 《世界经济——研究与形势》，1950年1—2月，第78—79页。
(183) 此人是阿布勒·哈桑·伊卜提哈杰（Abū'l Hasan Ibtihāj），“一个精明能干与精力充沛的人，西方商人把他看作是他们的自己人”（《幸福》，1950年8月，第73页）。米尔斯波在战时认为他是“一个有干劲的行政官员，一个精通业务的银行家，也是一个诚实而勇敢的人”，然而又说：“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而且毫不隐瞒他的自信心，认为自己的能力与美国人相等或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人很快就会注意到或听到他的神经质，他那令人难信的急躁脾气，他爱用粗暴手段压倒对手的性格，以及他的独裁癖。”（《美国人在波斯》，第95页，并参阅第120—128页）
(184) 见T·凯勒·扬：“俄国与伊朗改革的竞赛”，《外交》季刊，1950年1月，第28卷，第287页。
(185) 国王曾利用有人在1949年2月企图谋害他一事，迫使议会扩大他的法权。鉴于议会曾滥用宪法赋予它控制行政部门的权力，而起了阻挠的作用，国王建立了一个上议院，其中半数议员由国王提名，国王也有权任意解散一个议院或同时解散上下两院，见“伊朗最近的宪政变更”（“Recent Constitutional Changes in Iran”），《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49年7—10月，第36卷，第265—266页；《现代东方季刊》，1949年第1季度，第17期，第57页和1949年第2—3季度，第18—19期，第173—174页；关于1943年赋予伊拉克国王扩大的权力，见哈杜里：《独立的伊拉克》，第206—216页。
某些波斯人相信，当1948年7月国王访问英国时，英国政府已向他提出过有关打算扩大王权的法律上的建议，而这被认为是英国干涉波斯内政的又一个例子。
(186) 来自华盛顿的报道说：“虽然国务院官吏倾向于强调国王访问的‘善意’方面，伊朗的外交官们却毫不迟疑地提请注意该国的军事和经济状况。”〔沃尔特·H·瓦戈纳（Walter H.Waggoner）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并参阅霍默·比加特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两文均于1949年11月13日发表〕春天，埃贡·卡斯克利内（《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9年3月18日）曾经评论说：“为什么特别在这个时候，伊朗的领袖们尽量不厌其烦地强调俄国的危险？伊朗的财政需要也许是其原因之一。”由于图谋杀害国王以后伊朗人民党被宣布为非法，还由于美国军火开始运交波斯，苏联的宣传加强了（见上文，原著第92页，第95页）。一些边境事件也引起了某种惊惶。
(187) 国王像某些土耳其人士一样，“据说很恼火”，因为美国准备提供的武器中不包括它的最新式喷气战斗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德黑兰记者报道，1949年6月25日）。1950年5月23日签订了一个美国根据共同防务援助计划向波斯提供价值1 000万到1 500万美元军火的协定。
(188) 《纽约时报》，1949年12月31日。波斯人屡次要求根据1943年德黑兰会议后发表的三强宣言给予优惠的财政待遇，但是宣言文本对此并未加以肯定，宣言原文仅仅说波斯的经济问题在战争结束时必将“和联合国的其他一些成员国的经济问题一起受到充分的考虑”〔《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年7月—1944年6月》（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July 1943—June 1944），波士顿，世界和平基金会，1945年版，第236页〕。
(189) 《幸福》，1951年3月，第168页。
(190) 阿尔比恩·罗斯向《纽约时报》报道，1950年2月14日发自德黑兰。
(191) 见《泰晤士报》，1949年8月15日和28日。
(192) 《纽约时报》，1949年8月8日和9日，1950年4月4日。
(193) 见上文，原著第71页注①（即本书第118页注②。——译者）；《每日电讯报》，1950年8月18日。
(194) C·L·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9年11月29日。
(195) 约翰·M·海托华（John M.Hightower）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文章，1950年4月17日；参阅《幸福》，1951年3月，第168页。
(196) 即爱德华·赛克斯（Edward Sykes）在《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上的文章，1950年7—10月，第37卷，第262—272页。参阅T·凯勒·扬：“俄国与伊朗改革的竞赛”，《外交》季刊，1950年1月，第28卷，第284—285页；《幸福》，1950年2月，第132页，第134页。
(197) 与战前水平相比已经大大增高的生活费，1949年又增加了15%到20%（《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50年3月9日）；这可能主要由于前个季节农业歉收。
(198) 赛克斯，前引文，第265—266页。路透社驻德黑兰记者利奥波德·赫尔曼（Leopold Herman）指出：德黑兰人口8年内已增长一倍，达到120万（《印度教徒报》，1950年1月20日）。
(199) 赛克斯，前引文，第267页。这种看法无疑促使美国人责怪英国人把计划视作“幻想”（《幸福》，1951年3月，第170页）。
(200) A·T·斯蒂尔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50年12月10日。
(201) 《纽约时报》，1950年2月15日和28日。菲利普·汤因比在证实贪污腐败的行为存在的同时，一方面又评论说：“在北部波斯的这些农民中间，对那些甜言蜜语的诺言显然表露一种直率的不信任情绪，这是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的。”（《观察家报》，1950年11月26日，并参阅上文，原著第82页）
(202) 《泰晤士报》驻德黑兰记者报道，1950年1月30日；参阅利奥波德·赫尔曼在《印度教徒报》上的文章，1950年1月2日；C·L·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50年4月4日；“伊朗阐明国有化情况”，《石油论坛》，1952年3月。
(203) 阿尔比恩·罗斯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50年6月27日和9月5日。
(204) 新政府被摩萨台博士激烈地攻击为“独裁统治”，他又指责美国对波斯的政策是“英国政策的翻版”（《现代东方季刊》，1950年第2季度，第22期，第226页）。
(205) 《幸福》，1951年3月，第168页。
(206) 见上文，原著第84页，第98—99页。格雷迪说，这个数字的来源“一直是个神秘的东西”〔“伊朗出了什么事？”（“What Went Wrong in Iran？”），《星期六晚邮报》，1952年1月5日，第57页〕。
(207) 见上文，原著第84页，第98—99页。格雷迪没有提及波斯行政上的混乱，而这是美国疑虑不安的原因。
(208) 波斯外交大臣的讲话，引自《纽约时报》，1949年8月8日。
(209) 见上文，原著第98页。
(210) 《幸福》，1951年3月，第170页；参阅“波斯能搞计划吗？”（“Can Persia Plan？”）；《经济学家》，1950年5月6日，第983页；M·菲利普斯·普赖斯议员的文章，《曼彻斯特卫报》，1950年10月9日，《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51年4—7月，第38卷，第105页；乔治亚娜·G·史蒂文斯：“伊朗的改革与强权政治”，《外交政策报道》（Georgiana G.Stevens：“Reform and Power Politics in Iran”，Foreign Policy Reports），1951年2月15日，第219页。
(211) 当一个波斯政府的官员事后断言说：“1950年年中大家都知道阿美石油公司打算同意了”，英伊石油公司还坚持说“直到1950年底才晓得有签订这项协定的可能。阿美石油公司事先没有通知过英伊石油公司”（《石油论坛》，1952年3月，第89页和1952年4月，特别“附录”，第14页）。
(212) 作为一个可能由此诱使议会批准补充协定的政治上的让步，拉兹马拉掌权之初，要求公司同意让政府在公司石油出口量的审核上能进行更多的监督；把全部剩余的天然气给予政府，并减低卖给波斯的石油价格，还要加快实行它的用波斯人接替外国雇员的计划。公司答复说，政府早已有权审核石油出口量，他们还准备为政府挑选来进行定期检查的任何独立的检验商行支付费用，公司对第2点作了让步（参阅《石油论坛》，1952年4月，第19页）；他们也同意实施引进波斯雇员的计划，“只要这样做符合于使公司的行政工作和日常业务保持最高的效能和最大的节约”。关于新任美国大使对公司态度的批评，见亨利·F·格雷迪：“石油与中东”，《外交政策协会公报》（Henry F.Grady：“Oil and the Middle East”，Foreign Policy Bulletin），1951年12月5日，第1—2页；“中东的紧张状态，特别是伊朗的”，《政治科学学会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1952年1月，第24卷，第558页；“伊朗出了什么事？”《星期六晚邮报》1952年1月5日，第30页，第56—58页。
(213) 《现代东方季刊》，1950年第2季度，第22期，第227页。
(214) 菲利普·汤因比：“最薄弱的边界”（Philip Toynbee：“The Weakest Frontier”），《观察家报》，1951年2月4日。
(215) 关于摩萨台受到内政动机影响的程度，见L·洛克哈特在《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上的文章，1953年4月，第11卷，第145—146页。
(216) T·凯勒·扬：“俄国与伊朗的改革竞赛”，《外交》季刊，1954年1月，第28卷，第286页，第288页。据说极端派的宗教领袖卡沙尼曾指斥这个计划是一件“邪恶的事业”（《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51年1月12日）。
(217) 《纽约时报》，1951年1月9日；并参阅索恩伯格1950年4月5日的警告声明〔法国，内阁会议主席府：《文件摘记与研究》（France，Présidence du Conseil：Notes et Études Documentaires），第1363号（1950年8月5日），“伊朗经济”（L'Économie de l'Iran），第26—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