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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编
西欧被占领国家
第一章
比利时
奇尔斯顿子爵
1940年5月，在那些陷于失败和被占领的一片混乱的国家中，比利时的苦境具有某些使人对它感到分外同情的特点。第一，国王对待这场灾难的态度同他的政府的态度并不一致，因此比利时人民极其困惑、满怀怨恨，起初得不到明确的领导，以决定自己的态度。第二，德国人对比利时的政策不同于他们对大多数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政策，一开始就明目张胆地不尊重比利时的领土完整及其各种机构制度。比利时东部某些长期发生争执的地区立即被并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1)而把比利时的大部分领土同法国北部一部分地区合并在一起，完全置于军事管制之下。第三，在德国发动进攻的初期，比利时政府曾命令一批青年逃往法国，希望他们可以为建立一支光复比利时的军队奠定基础，由于法国沦陷，他们未能实现这种愿望，反被屈辱地弄回比利时来，听任德国人摆布。这批年轻人以及比利时其他阶层的人士所感到的沉痛的屈辱，在占领初期被德国的宣传机关巧妙地加以利用。大多数比利时人尽管内心绝望，憎恨侵略者，却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德国胜利了，因而必须同敌人合作。只有少数人对继续抗战，对当时只有英国所单独代表的那种力量的最终胜利，仍具有信心。
当利奥波德国王以总司令的身份于1940年5月27—28日夜间提出比利时军队向德国人无条件投降时，他决定按照自己较早时候发表的声明，本人也跟着投降。另一方面，比利时政府已经决定转移到法国，在那里用奉到特殊命令撤退的青年组成的比利时新军继续作战。人们当时希望国王也会从国外继续行使国家元首的职责，并指挥这支新军，但是，他顽固地不肯这样做。然而，他的确就宪法地位的问题征询了三个法学权威(2)的意见。他们正式宣布，投降是国王以总司令的身份作出的一项军事行为，不是一项政治行为，并且鉴于国王已经成为战俘，比利时政府根据宪法有权决定国家今后的政策。(3)尽管这个声明主要是为国王的行为剖白，它的措词以及措词的含意最初仍为大多数比利时人所不知道和不理解，他们倾向于毫无保留地赞同国王的行为，而不赞同政府的做法。甚至当政府成员于5月31日在法国里摩日集会，谴责国王的行为时，这种态度仍占上风。法国的崩溃和比利时政府一时陷入的困境（这种处境使他们考虑返回比利时，谴责先前自作主张逃到英国的一个内阁成员雅斯帕尔），的确使人民的情绪变得激烈地反对所有那些指责过国王的行为而自己又没能抵挡住德军的人，那就是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政府。他们认为国王坚守了自己的岗位，而所有逃往国外的比利时政府官员都是逃兵。(4)
公众思想的这种混乱状态，肯定使德国人在初期更易于推行他们的分裂计划，但是，在一系列意义重大的事件的帮助下，比利时人民具有的那种突出的独立和批判的精神逐渐重新显露出来了。由于不列颠之战和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出现，英法两国又恢复了不少信心，正如比利时流亡政府通过在伦敦同英法当局的联合，以及通过利用英国广播公司提供的专题广播节目能够同国内的比利时人取得联系，又恢复了他们的信心一样。而且，同德国人合作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大批战俘仍然遭到囚禁。粮食供应情况更形恶化。镇压爱国人士的初步措施已经付诸实施，德国士兵起初装得遵守纪律，彬彬有礼，这时又故态复萌了。接着，早在1940年9月，德国人犯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要求正式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活动分子的名誉。(5)这一要求，以及他们任命一些公开的卖国贼担任政府中的要职并控制一切宣传机构，都使比利时人醒悟过来，认识到祖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6)
至于国王的情况，那种赞同他的行径并贬低政府的行径的趋势，前文已经谈论过了。甚至他在1940年秋到贝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之行，以及他的妹妹皮埃蒙特公主对他的几次探望，都被人们作了可能的最好的解释。尽管他身边的一些重要成员似乎都是通敌分子，而且还在鼓励别人也同德国人合作，但是，人们并不认为他们就必定是表示了国王本人的观点。国王在大多数人民中的声望有一度非常高，所以，那些通敌分子和爱国人士都利用了他的名义。的确，正是这些通敌分子无耻地滥用国王的名义，才使他的声望一落千丈。(7)而且随着盟国获得胜利的希望日增，比利时人民对国王的极端谨慎也愈来愈感到不满，并且开始觉得国王毕竟作了错误的判断，如果他出国了，在国外领导抵抗运动，那将会更好些。然而，使形势转而不利于国王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国王同一个平民莉莲·贝尔丝结婚的消息。莉莲·贝尔丝是一个佛兰芒天主教政治家的女儿，舆论怀疑他同敌人合作，是否属实，不得而知。这种婚姻性质，再加上把婚事隐瞒了3个月（他们在1941年9月9日结婚，到1941年12月7日才由大主教予以宣布），以及人民念念不忘国王的第一个妻子阿斯特里王后，所有这些事情凑在一起便产生一种幻灭的气氛，使那种笼罩在已成为阶下囚的国王身上的迷人的灵气迅速地消失了。
国王逐渐不再成为全国的希望与自尊的中心（或是最后的庇护所），这无疑有助于流亡政府巩固其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国王而成为比利时重整旗鼓的中心。(8)一旦他们清除了头脑中的一切姑息思想，真诚地致力于同其他盟国一起无情地反对德国人，他们就可以具备更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一任务。另一方面，那个可敬的但年老而平凡的人物于贝尔·皮埃洛不是一个像法国的戴高乐那样鼓舞人心和精力充沛的领导人，而且由于人们记得皮埃洛政府就他们对待国王和德国占领的态度最初发表的一些谬论，这个政府在比利时始终不得人心，甚至始终没有拥有绝对的权威。结果，流亡政府对国内抵抗运动的控制（它在荷兰和挪威，是一个异常令人满意的特色）在被占领期间至多不过是一件颇有问题的事，而在解放以后，又遭到如此公开的挑战，以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
这个合法政府的自动流亡国外，至少使德国人失去了强迫它成为贯彻他们意志的工具，从而给他们的行为披上一件合法外衣的机会（例如，他们在丹麦就利用了这种机会，因为丹麦的合法政府留在国内）。不管怎样，情况可能是合乎德国人的心意的，因为它使德国人可以不必费多大力气就能在全国建立一个纯军事性的政府。因为比利时是继续对英作战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又是为了德国的战争机器的利益几乎可以进行无穷剥削的经济资源的丰富贮藏所，所以建立一个军政权显然对德国人是最合算的事情。(9)毫无疑问，为了同样的原因，德国人也不想按照他们在其他一些被占领国家的一贯做法，扶植一个“吉斯林”团体来作为傀儡政府。比利时关系重大，德国人是不敢冒这种风险的，他们宁可让那些对立的“卖国团体”经常捉摸不定，使他们互相火并以坐收渔翁之利。把法国北部的两省置于同比利时一样的政府管辖下的决议，同样地主要也是出于军事意图，虽然经济与政治意图也有一定的影响。把距离英国海岸最近的比利时和法国沿海地区置于一个司令部之下，这是适宜的。同时，从经济观点来看，把比利时的埃诺和佛兰德工业区同法国里尔和瓦朗西安周围的工业区形成一个整体也可以认为是得当的。从政治方面说，这项安排使德国人有了一种手段，一方面可以利用维希政府担心失去这些重要领土的心理来操纵维希政府，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佛兰芒的极端主义分子永远保有这些地区成为一个佛兰芒国的一部分的希望来操纵这些极端主义分子。
因此，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行政机构是纯军事性的，当地的最高权力就是该地区的最高军事司令官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但是，他所控制的行政机构却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为军事司令部，负责处理与德国军队直接有关的一切事宜；另一个为军政府，负责监督比利时全国的行政机构，保证为了德国的战争努力全面剥削比利时的经济。(10)军事司令部下面分设4个战区司令部、5个战地司令部以及若干分区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战区司令部和战地司令部都设有德国军事法庭，各级司令官都有权惩办反对德国武装部队的罪行和破坏治安的一般罪行。军政府的首脑是埃格特·雷德尔将军。他以这一身份在处理民政、政治和经济问题方面充当法尔肯豪森的主要助手。因此，雷德尔的机构又分为若干部门，诸如“经济总部”、“生产”、“司法”、“交通”等等。此外，它还在比利时各个大小企业单位里派驻了专员，(11)并对它特别希望控制其活动的所有机构指派了代表或联络官。同时，德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如外交部、宣传部以及盖世太保——都在比利时设有它们自己的代表所主持的办事处。盖世太保在希姆莱的代表容克劳斯的领导下，在比利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机构，奉命对德国人和比利时人都同样进行侦察。(12)
尽管德国人的控制在最高一级是全面的、无所不包的，但是，比利时的实际行政工作是由比利时国家的旧机器在继续执行，也就是说，由全体文官在政府各部门的秘书长领导下执行。另一方面，秘书长们这时已取得了按照合法的宪法根本不应行使的权力。他们本来只是对国王的一个大臣负责的政府各部门的常务首长，自身并无任何执行权力，这时却都具有大臣的地位与性质，拥有为了占领国独有的利益而行使的广泛权力。的确，德国入侵的当天（1940年5月10日）通过了一项法律使他们的地位变得有点含糊。该项法律批准了早先通过的一项法律（1935年10月5日），而那项法律则规定万一比利时遭到敌人占领，某些官员应坚守岗位，并授予他们某些通常属于他们上级的权力。不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在有关官员“同他们〔平时〕对之负责的上级领导失去一切联系”时才能行使这种权力。而且，根据海牙公约，这些官员只有在占领国尊重该国现行法律的情况下，才有义务协助占领国工作。皮埃洛在答复一个秘书长的询问时写道（1940年5月15日）：“违背国家的法律和特别法令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遵守法律条文而有利于敌人推行其计划，那么这也是同样不能允许的。”他又补充说，像1940年5月10日的那类法令，“不论比利时政府在颁布时是如何可以为之辩护，甚至是如何值得称赞的，然而及至它为敌人贯彻执行时，那又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了。”(13)
尽管有了这些告诫，原先的秘书长们大多在最初都乐于继续留任，只有一两个人立即拒绝工作，再不然是被德国人强迫离职。但是，一年之内，在这些秘书长中就发生了若干变动，这或是由于他们有所觉悟而自动辞职，或是由于德国人精心策划了一项法令（1941年3月7日），规定了60岁为某些等级的官员的退休年龄，从而可以将某些不可靠的或难以驾驭的官员悄悄地免职。(14)在这以后，某些关键部门的秘书长是些什么样的人，就可想而知了——都是一些乐于推行德国政策的工具。其中最主要的是内政部秘书长罗姆塞，他的职权大为扩大，使他能控制宪兵队、卫生部门、物价管制机构等，并把同伙的通敌分子都安插在宪兵队、省和地方的行政机构，甚至地方学校（这种学校的教师一般是由地方指派的）中。同样，司法部秘书长舒安也在地方司法官员中安插满了新秩序的拥护者。经济部秘书长利曼把观点相同的人安插到重要的经济岗位上。农业部秘书长德温特把原来的粮食部并进了他的部，并通过全国农业与营养协会（强迫农民参加的一个协会），通过设置特别法庭来审判违反粮食条例的案件，(15)使比利时的全部农业生产都可以为德国人的利益服务。(16)
这样，德国军事司令官和比利时的秘书长们就共同颁布了如此繁多的、涉及国家与个人生活各个方面的新法律与新条例，因此最终必然使比利时以前的法律归于无效，并破坏了国家的宪法。德军司令官有权颁布法令，这些法令倘有需要，可以使比利时的一切法律失效。因此，最明目张胆的破坏宪法行为一般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而需要使这种破坏生效的纯行政措施则交给秘书长们去办，由他们颁布命令以付诸实施。(17)虽然如此，毫无疑问，由于冯·法尔肯豪森个人的品质以及德国推行的想以温和的待遇赢得比利时合作的这一总的政策，这个政权最初并不像在其他被占领国家实行的、德国民政与军政机构并存的那种双重体制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但是，等到比利时人民逐渐认识到这个政权的根本目标时（即完全分裂了原来的比利时国家，并残酷无情地掠夺其物质资源以供德国进行战争），他们的敌对情绪和抵抗意志便被激发起来了。到了这种反抗以种种破坏行为和违抗新秩序的行为表现出来后，镇压的措施必然变得更加残酷，采取了种种报复行动，任何假装友好合作（对那些吉斯林集团是一个例外）的外衣全都不得不扯下来了。
投敌的秘书长和其他行政官员都是从吉斯林集团(18)的成员中吸收进来的。诚然，这些集团对于德国人所提供的更多的、更坦率的支持是会感激不尽的。首先，他们本来就希望德国人会允许秘书长们公然代表政府露面。其次，每一个运动都强烈希望在改造他们的国家并为国家重新制定方针时起主导作用。但是，德国人觉得更为有利的是，通过先后使一个个集团相信自身受到德国人的特别眷顾，利用各个集团之间的竞争，使之互相倾轧而从中渔利，并使他们担负掠夺和奴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工作。这样一种政策特别容易在比利时推行，因为比利时的吉斯林集团数量最多、最为复杂，这又是比利时民族分裂的一种反映。他们各自的目的和宗旨从完全接受德国的统治，并渴望把比利时并入德国的版图，到赞成建立独立自主的佛兰芒国和瓦隆国，应有尽有。由于佛兰芒人在种族和语言方面同德国人有着明显的较为密切的关系，纳粹运动在佛兰芒人中比在瓦隆人中基础更为深厚，而德国人往往比对其他集团更为偏袒佛兰芒吉斯林集团——其主要代表为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也就并不违背常情了。(19)此外，应该记住的是，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比利时时，曾成功地收买了一批佛兰芒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利用了当时佛兰芒人对他们在比利时国内所处的稍微低下的地位而抱有的相当强烈的不满情绪。
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在佛兰芒纳粹党团中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政党。它到了1941年年中，似乎有可能在占领下的佛兰芒垄断政治行动。的确，1941年5月，在德国入侵前就已存在的其他两个佛兰芒法西斯运动，荷兰民族主义团结联盟(20)和佛兰芒雷克斯党（雷克斯运动的佛兰芒分部，雷克斯运动内主要都是瓦隆人）合并起来，加入了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但是，几乎紧接下去德国人就进攻俄国了，而且或许为了欢迎增加精神支持与人力，他们表明准备赞助另外一些佛兰芒法西斯团体，(21)尽管它们的方针不一定同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一致，而且确实往往还发生抵触。他们还准许这些团体进行宣传，并组成它们自己的准军事队伍和分遣队，开赴俄国前线。
到了1942年底，德国人开始斥责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恶意地把它比作荷兰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纳粹党）(22)和比利时的日耳曼—佛兰芒工人协会。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的目标，尤其是它的“大荷兰”的理想，(23)开始受到批判，而兼并主义的日耳曼—佛兰芒工人协会的领袖范·德·维勒在德国人看来则已死心塌地地相信希特勒，从而摒弃了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的“帝国主义与一党主义”的倾向。(24)在瓦隆，德国人对莱昂·德格勒尔领导的法西斯运动（雷克斯党）也给予少量的支持，但是，往往显得更喜欢一个对立的组织，大德意志帝国之友。尽管德格勒尔满腔热情地宣称效忠希特勒，他所获得的报偿并不是他所希望的高官厚禄，而是获准以他自己在瓦隆招募起来的瓦隆军团一名士兵的身份到俄国作战。雷克斯运动从战前在议会中有30名代表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政党，竟然沦为只不过是个替德国军队和警察部队招募新兵的机构，因为德格勒尔公开投到德国人那一边后，他先前的支持者们就大多立即抛弃了他。的确，当德格勒尔从俄国回来以后，穿着德军中尉的制服，当着德国当局的面，于1943年1月发表讲话，声称瓦隆人是日耳曼人，应为日耳曼社会而战时，(25)他的主要合作者中就有好几个退出了雷克斯运动，不再同德国人合作了。同年3月，雷克斯党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瓦隆军团的招兵工作。不久之后瓦隆军团取得了（党卫队的）地位，更名为党卫队瓦隆旅。(26)
佛兰芒和瓦隆的法西斯分子之所以都未能真正控制住比利时，从而在德国人的统治下取得掌握实权的地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未能赢得教会的支持。原来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和雷克斯运动都大肆宣传一种极端的天主教教义，并同教会有最密切的关系。他们就靠了这一点才能够吸引大批教士参加他们的运动——虽然他们始终没有得到上层教士的赞同。但是，等教士看清楚了这两个集团主要是想为德国纳粹的目的出力效劳时，他们除了少数几个微不足道的人以外，都坚决脱离并反对这两个集团，因为纳粹分子反对天主教的行为已经臭名昭著了。这样，教会当局就拒不接纳那些穿政治制服的天主教徒参加圣餐式，也不允许在教堂里展开政治性的旗帜，而他们拒不给那些在俄国被打死的或者在国内被爱国人士“处决”的吉斯林分子做安魂弥撒，则激起了德国人和吉斯林分子一起进行种种威胁。
至于教会对德国人的态度，它虽然不反对他们行使根据国际法属于他们的那种权力，却始终准备领导人民对他们违反国际法的许多暴行进行抵抗，并准备大胆地站出来捍卫受到威胁的基督教原则。站在这种抵抗最前列的是比利时大主教范·罗埃红衣主教。主教们不断地提醒信徒，爱国主义和忠于本国的制度是他们应尽的天职。(27)尽管德国人作了长时期的努力，对教会推行一种怀柔政策，但是，教会的爱国主义态度终于使他们生气了，从而带来了种种后果。红衣主教和主教们特别提出抗议的事项是，强迫劳动（德国人于1942年3月推行），(28)把比利时工人放逐到德国去，(29)强迫矿工在礼拜日工作，以及没收教堂的大钟。尽管这些抗议得不到德国人的回答，但是，由于教会在比利时具有强大的势力与影响，它们在维持比利时的民心士气和抵抗意志方面却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一个培养抵抗精神并使之见诸有效行动的非常有影响的地方是大学。在列日和根特的国立大学里，德国人通过吉斯林式的教育部秘书长比在布鲁塞尔的自由大学或洛文的天主教大学里更易于贯彻他们的意志。布鲁塞尔大学因为反对任命吉斯林分子担任教授，同德国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被关闭了（1941年12月），(30)学生则由其他大学吸收去了——主要是洛文大学，它很慷慨地免除了这些学生签署通常是强制性的皈依天主教的宣言。1943年3月，德国人颁布了一项新法令，强迫大学一年级的全体男女学生报到，参加6个月的体力劳动。而且，今后凡是没有先参加过至少一年劳动的人，一概不准注册进入大学。(31)根特和列日的大学举行了罢课；校长拒不合作，甚至经过几个月后，也只有20%的学生报到。洛文大学的校长范·瓦埃昂贝格断然拒绝答应德国人提出的交出学生名单的要求，因此被判监禁18个月。他的英勇的反抗在比利时人民中唤起了最为崇高的敬仰和热情。(32)
在占领初期的抵抗活动中树立优良榜样的另一个很有影响的团体是比利时的司法部门。但是，他们后来同德国人的妥协尽管是迫不得已的，却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失望，并使他们早期抵抗活动的荣光暗淡了。的确，在占领的头两年中，德国人和比利时的通敌分子都感到司法部门是实现他们计划的主要障碍。首先，上文已经提过，(33)国王在投降那天所咨询的那3个法学家作出的决定，使得在伦敦的皮埃洛政府成为比利时惟一合法的政府，从而无法成立任何一种稍具合法外表的吉斯林政府。其次，早在1940年秋，另一个法学家团体立法委员会正式宣布，秘书长的立法权是有明确限制的。其结果是很多诉讼当事人都在法庭抨击秘书长所作出的决定。最后由最高法院通过一项判决（1941年4月7日），宣布秘书长所作的决定大都是不合法的。这时，冯·法尔肯豪森进行了干预，他下令（1942年5月14日）(34)禁止法院有权质问秘书长颁布的法令是否合法，参加这类案件的一些律师也遭到逮捕。1942年7月4日最高法院同秘书长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秘书长们可以作为一个“团体”集会与立法，(35)但是当罗姆塞于12月自动地颁布一项重要命令时，又发生了冲突。布鲁塞尔上诉法院的法官在裁定由于这项命令所引起的一桩案件时，宣布这项命令是非法的。德国人于是逮捕了这些法官。最高法院的法官接着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德国行政长官雷德尔回避问题，颁布了一道命令，使阻挠司法部门重要机构的活动成为一项罪行，最终可以判处死刑。于是罢工停止了，德国人释放了被逮捕的法官，双方就秘书长的权力问题暂时达成了一项妥协办法。
也许因为是最常使用，所以最为有效的抵抗武器，就是那些秘密报刊。这些秘密报刊仅就其数目之多（约200种）和内容的多式多样来看，确实是令人可畏的。(36)德国人已经控制了公开发行的报刊，使之掌握在吉斯林分子手中，从而完全改变了它们的方针，为德国人的宣传目的服务。因此，迫切需要出版一些新的秘密报刊来抵消德国人主办的那些报刊，重新恢复全国的民心士气，并把少量的、可以依靠伦敦广播电台播送的一般新闻以及大量国内消息提供全国，同时还指示可以在何处和怎样进行最为有效的抵抗。秘密报刊最大的力量来源在于它们不是集中在一处的——全国所有的城市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报纸——但是，由于大量发行显然有困难，这样做既是出于需要，也是非如此做不可的。另一种力量的来源是秘密报刊内容的多式多样，这是比利时国民性格的较为直接的反映。它们几乎迎合了各方面的兴趣，几乎可以看到各种政治色彩的东西。各报之间经常展开纯政治性的论战，但是大家都认清了共同的敌人并与之战斗，而且在秘密工作的实际问题上都共同合作。(37)
至于比利时一般公众的抵抗运动，它的发展并不像它的组织起来那样缓慢。甚至在早期个人抵抗的形式——如故意使行政工作与警察工作发挥不出效力，在工业生产中采取“怠工”的策略，对德国人普遍采取敌视态度等——故意使德国人的控制机器疲于奔命，使德国人在掠夺中不能得到全部利益，并促使他们对自己最后的胜利感到不安和怀疑，这些方面倒也颇有成效。而且，很多个人的明显反抗行动，如杀死可恨的吉斯林分子，破坏工业或交通等，都是早在组织进行这类抵抗的团体成立以前就自发地干起来了。根据当时报刊上的大量报道和关于这一问题的可以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很难对比利时反抗行动的实际发展、性质、规模和次数，以及占领国对这些行为所进行的报复，得出一个简明的概念来。早在1940年7月8日，德国人在经由布鲁塞尔电台发出的一次广播中就第一次承认，有人破坏电话和电报通讯，并扬言要全面进行报复。从那个日期起，经常出现一系列有关破坏交通、谷物、汽油库、工厂等等的类似的报道和公告。德国人最初采取的报复办法是，把若干遣返的战俘再次囚禁起来，强迫比利时人守护工厂或军事设施，以及征收集体罚款，但是，报复办法逐渐更加严酷起来，直到开始枪毙人质。大约在1941年2月以前，处决爱国人士、破坏者或人质总是尽可能保守秘密，但在1941年9月19日，德国人发布一道命令，宣称比利时境内被拘留的全部政治犯（据信这时约有400人）均应作为人质。遇到德国军人和警察人员受到袭击而又抓不到肇事者时，就枪决一批人质。如果这样一次袭击造成了死亡，那至少要处决5名人质。(38)
将近1942年底时，破坏行动与报复行为的比率急剧上升，而且直到占领结束时一直都在上升。同时代的德国人方面的某些简略的资料，有助于对这类情况作出一个公正的估计。1943年4月24日，德国占领当局宣布，从那年年初起他们已逮捕了“310名恐怖分子”和“522名共产党工作人员”，其中凡未“立即枪决”而已“移交军事法庭者，也应处以死刑”。同时，他们列举了对“通敌的党派成员的生命财产进行过188次袭击”。(39)1943年7月20日，英国广播公司在纪念比利时独立日的一次广播中指出，自从德国人开始占领以来，他们已“处决或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了”3 000多名比利时人。(40)
1942年和1943年德国人对比利时和西欧其他一些被占领国家无情地推行了一套征集男女到德国工厂劳动的制度，(41)在比利时工人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在1943年2月和5月间，要把大批比利时人押送到德国去的威胁，激起了列日、沙勒罗瓦、拉卢维埃、蒙斯和维尔维埃这些大工业中心及其附近的地区爆发了罢工。2月间，列日的6万名工人罢工，迫使德国人暂时推迟了他们原已计划好的押送工作。(42)3月间，沙勒罗瓦电厂为抗议德国人把1 200名工人转移到德国去而发动的罢工，迫使德国人把押送出境的人数减少到400名。(43)德国人对这类抵抗采取了报复措施，他们发布了一道命令，规定凡破坏劳动合同，拒不服从强迫劳动条例，或在其他方面表明怀有恶意者，均将没收其配给证。(44)
下一年即1944年的头3个季度中，比利时人继续经受纳粹压迫的苦难——强迫劳动、押送出国、枪杀人质、大批逮捕和处决。证实这种情况的资料又是来自比利时人和德国人方面的。2月底，比利时通讯社“安贝尔”报道，列日大约有2万名居民“躲进森林”，逃避强迫劳动或押送出国。(45)3月初，德国人下令要居民撤出比利时沿海的大片地区，包括奥斯坦德在内，以便把这些地区以及毗邻的荷兰一些地区放水淹没。同时，他们实行了一项新的“快速审判程序”，以对付日益高涨的反抗运动。根据这项计划，将派特别军事法庭前往出事地点进行即决裁判；任何人携带武器、弹药或爆炸物，一经查获，当天当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46)接着立即处决了大约70名或70名以上的人质，德国人自己公开承认在3月6日至11日间，处决了62名人质。(47)他们还透露出来，在1943年3月1日至1944年2月15日间，他们逮捕了“大约4 700名共产党人、恐怖分子和匪徒”，其中“有963件杀人、爆破和其他破坏活动的案件已经毫无疑问地结案了”。由于大家都知道这类活动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至少大概有那么多人被处决了。根据比利时司法部1945年递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证据，(48)在占领期间被处决的比利时人中，大约有200名肯定属于人质一类，还有大约50个人是在他们犯了处死刑的罪行以前就已经被捕了。比利时司法部还估计，至少有650个比利时人被押送到德国集中营去，其中有很多人就死在那里，人们也知道这些人都是德国报复行动的无辜者。
尽管德国人实行了这种恐怖政策，抵抗和破坏活动仍有增无已，尤其是在6月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这时，比利时的一些抵抗团体同法国的抵抗团体联合起来，有计划地破坏交通工具，从而大大妨碍了德军的撤退。“盟军登陆日”也在德国方面发生了强烈的影响。第二天（6月7日），利奥波德国王从比利时被转移到德国。6月6日，国王发表了一份告人民书，告诉人民他对于即将把他转移到德国去一事曾提出严重抗议，并号召人民保持英勇团结。(49)7月间，在暗杀希特勒未遂事件发生的前夕，德国控制的形式和人员进行了彻底的更动。根据1944年7月13日的一项命令，格拉塞将军奉命接替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出任比利时与法国北部德军总司令，比利时的德国军政府改为一个文官政府，由科隆—亚琛行政长官约瑟夫·格罗厄以德国专员身份出面领导（他继续担任行政长官）。(50)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比较温和的军事政权改为对比利时人的生活、活动与资源实行更为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控制。(51)但是，德国人那种急剧恶化的处境使他们甚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不得不用其他一些更为严峻、更为激烈的措施来代替这一步了。希姆莱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已经有一个党卫队将军叫做里夏德·容克劳斯作为他个人的代表了。8月初，据宣布，这位将军已被派为上述地区的党卫队和警察长官。(52)几天以后，他又奉命指挥该地区的军队。(53)可是尽管最后干了几件报复与恐怖事情，(54)容克劳斯已没有时间来巩固他的统治了，因为在他的任命发表后两星期，盟军已经攻入了比利时，并于1944年9月3日光复了布鲁塞尔。
最后需要谈一谈比利时抵抗运动的性质、目的和组织情况。注意一下比利时的抵抗运动甚至在组织起来以后仍然很明显地分为两种形式，即积极的与消极的，这是很重要的。消极抵抗运动的团体主要是由战前一些政党的领袖按照党的方针组织起来的，目的在于鼓起国民的斗志，以抵制德国人推行纳粹化的企图，维护并促进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纲领，准备迎接解放。另一方面，积极抵抗运动的团体则不遵循明确的党的方针，它们组织破坏活动和准军事队伍，目的在于阻挠德国的行政工作和暗中破坏德国的作战努力。这两种抵抗运动虽然各树一帜，互不相关，但是一种运动的成员同时也可以参加另一种运动；而只有共产党人则提供了惟一的实例，把抵抗运动的这两方面在一个党的绝对领导下真正地联合和协调起来。诚然，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共产党的人数有了惊人的增加，威望也有了惊人的提高，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组织严密、积极开展“地下活动”，因而吸引了一些比利时人，这些比利时人并不一定是倾向于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看到共产党人比其他团体更全面地展开积极的抵抗活动。由于德国人一贯总把所有的破坏活动都归咎于共产党人，力图把仇恨统统集中在俄国和“布尔什维主义”上面，这就进一步提高了，甚至夸大了共产党人的威望。
最后，共产党人终于支配了最大的积极抵抗者的团体，即独立阵线，该组织创立的目的是要把各种专门从事破坏活动的小地下组织都团结在统一的指挥之下。大战结束时，独立阵线显然成功地把这些形形色色的小团体合并起来，因此共产党人获得了最大的人力遗产。然而，几个重要团体仍然留在独立阵线之外，原因在于它具有极左的面貌。这类团体是：比利时军团、白卫军、步枪队，以及民族解放阵线。比利时军团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准军事团体，它在全国各地组织严密，指挥官大都是以前的军官，武器弹药充足。军团的目的是要在盟军发动进攻的那天提供重要的合作，但是下述任务也是他们的目的，即提供一个强大的警察组织，以便在德国的统治崩溃以后，比利时的合法政府重新建立起来以前这段危险时期里维持公共秩序，防止左翼的地下激进分子发动政变。然而，后一目的必然引起了左派人士的怀疑，认为比利时军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企图搞政变。(55)对于留在独立阵线以外的其他一些运动也抱有同样的怀疑，认为它们有独裁主义的倾向——部分可能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名称带有反动的味道，如“白卫军”、“步枪队”等，部分可能是由于其成员的成分主要是天主教徒和以前的军人。(56)白卫军组织严密，主要在佛兰芒地区活动，步枪队则在瓦隆地区十分活跃。民族解放阵线也是由一些老战士所组成，这些人都是来自3个传统的主要政党——天主教党、社会党和自由党——因而排除了共产党。
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抵抗团体后来被通称为秘密军。尽管它们在人员、纪律、武器和其他资源方面具有潜力，但是在解放时期和解放以后却不能指望同独立阵线一样得到民众的支持与爱护。舆论的趋势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极其强烈地倾向于左派。(57)虽然如此，比利时的右派却享有左派所不曾具有的一个极大的有利条件，它的强有力的政治工具天主教党，由大主教亲自领导，可以通过大胆的教士的活动公开表示反对，而其他的政党在努力使公众知道他们和他们的纲领时，则必须完全通过地下的渠道。同时，天主教的消极抵抗运动，如“为了上帝运动”和“精神之剑”的影响，从德国人力图扑灭它们所用的那种残酷手段上已获得证明。另一方面，比利时的第二个最大的政党社会党，在被占领期间却遭受了几次沉重的打击。首先，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在1940年5月离开了比利时；其次，它被德国人正式解散了；第三，当它的战前的主席亨利·德芒于1940年6月加入吉斯林分子的行列时，它的威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58)但是，后来年轻一代社会党人个人所作出的杰出的抵抗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早期这些挫折。确实，社会党和自由党的个别成员对抵抗运动作出的贡献要比他们自己的有组织的运动所作出的为大。因此，他们便腾出战场来让极右的天主教党和极左的共产党两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去进行角逐。这一发展的结果在解放后的政治舞台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公民投票划归比利时的欧本、马尔梅迪和莫雷斯纳这三个地区，根据1940年5月18日的法令全并入德意志帝国〔《法令公报》，1940年，第1部分，第777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93页〕。1941年2月4日，《法令公报》（1941年，第1部分，第73页；莱姆金：《轴心国在欧洲占领区的统治》，第315—316页）声称，这些地区通过元首选派的代表将在国会获得代表权（参阅《人民观察家报》，1941年2月12日）。又见上文，原著第91—92页。
(2) 他们是最高法院检察长埃约·德热尔米库尔，国务大臣德韦兹，以及天主教政治家兼律师福利安。
(3) 比利时王室秘书处：《王室秘书处关于1936—1949年文件汇编》（Belgium, Secrétariat du Roi：Recueil de Documents établi par le Secrétariat du Roi concernant la période 1936—1949）,1950年版，第167—169页，附件64；《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95—199页。
(4)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1940年7月17日）报道了莫斯科的一则广播，大意说皮埃洛首相想把他的政府迁回比利时，虽然这样做是违背利奥波德国王的意愿的。两天以后，德国人发布了一道命令，禁止任何政府成员返回比利时。后来，《曼彻斯特卫报》（1940年8月27日）的一个比利时记者写道，法国投降以后，据说法国外交部长博杜安在波尔多立即劝告皮埃洛说，英国不出3星期也要投降，这使皮埃洛对于逃往英国感到踌躇，尽管有两次都为他安排了交通工具。有两个大臣在其他内阁成员之前到了英国，一个是卫生大臣雅斯帕尔，他是自动去的，因而受到同僚们的谴责；另一个是殖民大臣德弗利肖维尔，他是后来经内阁同意去同英国政府协调对刚果的政策的。皮埃洛、斯巴克和其余的阁员直到10月间才抵达英国。
(5) 见上文，原著第130页注⑤（即本书第160页注②。——译者）。
(6) 《曼彻斯特卫报》（1940年12月11日）引用了《德意志总汇报》（未标明日期）的一段话：“我们曾经希望比利时青年可能会欢迎共同合作来建设一个新欧洲，但是除了在佛兰芒人的某些地区外，他们完全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过错不仅在于青年知识分子，而且在于比利时缺乏愿意并能够鼓励人民同德国达成谅解的领袖。青年一代和老年一代只喜欢缅怀过去，希望恢复政治独立。比利时人不愿承认新局面这件事，向我们说明了必须将这个国家分成几个部分，因为它必须回到它原来的北欧日耳曼人的影响之下，尤其因为比利时从来就没有被赋予什么政治权力。”
(7) 一本名叫《比利时国王》（La Belgique Loyale）的“秘密”小册子为国王的“现实主义”态度作了辩护，同时竭力用污蔑的语言笼统地攻击英国和民主制度。不过变节的社会党领袖亨利·德芒发起的运动也许同样是具有破坏性的，而且据信是受到德国人的煽动，以便使这个问题进一步陷于混乱，好让国王在占领国的保护下重新取得其王权〔见《纽约时报》，1941年5月18日；《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1941年6月8日〕。
(8) 虽然如此，1941年10月2日皮埃洛在伦敦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深有感触地说，“由于利奥波德国王的不妥协态度，由于他对敌人的建议所保持的缄默，他成了全国抵抗运动的中心。”（《曼彻斯特卫报》，1941年10月3日）1941年9月，比利时政府发表了《1939—1940年大事的官方纪要》〔（The Official Account of what happened 1939—1940）,伦敦，埃文斯兄弟出版公司为比利时外交部出版，1941年版〕，其中对利奥波德国王有如下一段颂辞：“通过在束手就擒后所表现出来的尊严的态度，通过拒不承认既成事实，他显示出自己是一个不接受奴役的民族的化身。”（第52页）在英国方面，外交大臣艾登于1943年5月对比利时的一次广播讲话中说：“你们的国王，虽然已成为战俘，却坚决不同敌人合作。”（《每日快报》，1943年5月17日）对国王地位第一次提出公开挑战的是比利时抵抗军驻伦敦的正式代表阿尔贝·马尔托。他断言：“国王的亲法西斯态度”已使他丧失了国王的权力〔《芝加哥先驱论坛报》（Chicago Herald Tribune）,1944年1月11日〕。
(9) 见上文，原著第95页，第102页。
(10) 关于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德国军政府就比利时对德国军事工业的贡献所作的一份调查（1942年3月1日），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5卷，第123—133页（455-D）。
(11) 关于授权委派专员去监督工业企业的一项法令的全文，见上文，原著第204页。
(12) 见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处：《比利时与卢森堡：基础手册》（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Belgium and Luxembourg：Basic Handbook）,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4年版〔以后简称政治情报处：《手册：比利时与卢森堡》〕，第2编，第1节，第1章：“德国军政府”。
1941年初，驻扎在比利时的德国人，包括军事人员、准军事人员以及文职人员，据估计大约为100万人（见《泰晤士报》，1941年1月31日）。但是，1941年秋流传的一些报道表明，德国在东方同俄国人作战所承担的新的义务已经使它在比利时的驻军减少了一半以上（《纽约先驱论坛报》，1941年9月28日；《曼彻斯特卫报》，10月13日，等等）。1943年，因受盟军进攻的威胁，德国驻比利时的占领军据估计又增加到6万人左右（《星期日泰晤士报》，1943年1月17日）。《法兰克福日报》（1942年5月18日）夸口说：“只要大约475名军政官员和专家——包括各级助理人员在内总共为830人——在军政府的首脑地区长官雷德尔的领导下，就足以统治整个比利时，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就足以管理并支配这个国家。”这项估计当然不包括军事人员，大概也不包括警察和党卫队人员在内。
(13) 见政治情报处：《手册：比利时与卢森堡》，第2编，第1节，第2章，第13页和脚注。
(14) 《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驻军司令官公报》，第34号，1941年3月8日，第529页；莱姆金：《轴心国在欧洲占领区的统治》，第320页。该项法令中有一条规定使“特殊情况”可以另行处理。它还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60岁就变得不光彩了，不过到达这种年龄的官员仍然受到旧思想的影响，正在试图恢复旧政权。”布鲁塞尔市市长范·德·默莱布鲁克公然违抗这项法令，他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宣布这项法令是非法的，因此于1941年6月30日被捕入狱。
(15) 又见上文，原著第146—147页。
(16) 德国人通过占有粮食供应而进行的掠夺，加上盟国的封锁所造成的影响，到1942年年中已经把比利时推到了饥饿的边缘。经过英国及在伦敦的比利时各界人士大力游说以后，封锁略有放松，可以输送牛奶和维生素供应比利时的儿童、孕妇及哺乳的母亲，因为在她们中间，结核病和其他营养不良症已经传播得颇为惊人了。
(17) 德国报刊上的评论就和它们企图消除人们的敌对情绪那样，也是诡诈的。“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德国军政府在头两年的活动中，不仅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当地政府原来的形式，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改进了它们……”（《法兰克福日报》，1942年5月18日）“如果我们要对比利时局势获得正确的了解，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德国军政府并没给自己定下任何政治任务，也就是说，并没有任何改造这个国家的任务。”（《法兰克福日报》，1942年8月12日）
(18) 见政治情报处：《手册：比利时与卢森堡》，第2编，第1节，第4章，第2小节，第27页：“吉斯林政党和集团”。
(19) 这个运动的领袖是斯塔夫·德克莱克，他一直担任到1942年10月逝世时为止。在他以后是亨德里克·埃里亚斯。两个最重要的通敌的秘书长罗姆塞和利曼就是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的成员。劳工局局长亨德里克斯，东佛兰德、西佛兰德和林堡的省长，以及布鲁日、马林和哈塞尔特的市长也都是联盟的成员。另一方面，没有一个雷克斯党的秘书长，只有两个雷克斯党的省长。在雷克斯党的较为重要的市长中，有两个遭到暗杀（大沙勒罗瓦的托伊费尔和维尔维埃的埃诺），第三个即大列日的威廉因为不断受到爱国人士的威胁，精神错乱，住进了一家精神病院。
关于由莱昂·德格勒尔领导的雷克斯运动的起源，见《概览，1936年》，第36—37页。雷克斯党的名称同君主政体并无关系，它是从一家叫做克里斯图-雷克斯的天主教出版公司的名称上得来的，德格勒尔在这家公司中取得了控制性的股份。
(20) 又见下文，原著第498页注②（即本书第659页注①。——译者）。
(21) 例如，阿尔杰米佛兰芒党卫队和佛兰芒反犹太运动。前一个团体不应与佛兰芒党卫队军团相混淆。佛兰芒党卫队军团是在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的头子斯塔夫·德克莱克的赞助下从所有同情纳粹的佛兰芒人中招募的志愿队伍。其他的佛兰芒人则参加了德国武装党卫队的一个团“西方旗帜”。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自己的战斗团体通称荷兰黑衫军。
(22) 见下文，原著第498—500页。
(23) 泛日耳曼主义的同义语，即在语言学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操佛兰芒语和操荷兰语的人应该互相联合起来，并同日耳曼人联合起来。
(24) 参阅1943年9月6日海因里希·托特尔在《汉堡海外汇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据托特尔说，“大荷兰”的理想不一定是反德的，但却带有“帝国主义的色彩”。“日耳曼—佛兰芒工人协会”似乎完全为德国党卫队贝格尔将军所控制。贝格尔是党卫队总部的头子，也是协会的会长，据法尔肯豪森说，他曾利用这个组织“在党卫队的一次努力中想联合所有政党把比利时分成两个行政区”（参阅《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11号，第1988—1991页）。
(25) 见《法兰克福日报》，1943年1月20日。
(26) 见《人民观察家报》，1943年5月28日。又见上文，原著第79页。
(27) 1940年10月7日由红衣主教和5个其他的主教签名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声称，“爱祖国是神圣的天职”，又说，“承认占领国是一种事实上的权力并在国际协定的范围内服从这种权力，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比利时祖国继续存在，它的全体儿女应对祖国尽忠，并为祖国效力。”（见《纽约先驱论坛报》，1941年2月8日）
吉斯林报纸《Hier Dinaso》（1941年6月7日）猛烈攻击红衣主教禁止教士们读报：“红衣主教站在英国一边反对德国。他帮助敌人反对自己的同胞，还禁止亲德的团体参加圣餐式。如果他希望这样会阻止比利时人参加这类组织的话，那他就错了。”
(28) 1942年3月6日颁布的一项法令（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5卷，第497页），使占领国可以在比利时征集以前未被雇佣的各个阶层和各种年龄的人从事强迫劳动，或者把已被雇佣的人支配到更为必要的工作上去。1942年10月6日又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凡年龄在18岁至50岁之间的男子和21岁至35岁之间的未婚女子，均应“根据各人的能力与体质”在德国和比利时从事强迫劳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驻军司令官公报》，第87号，1942年10月7日）。
(29) 1943年3月4日，德国人主办的《布鲁塞尔日报》的主编托特尔在报上公布，截至当时为止，已有43万6 000名比利时工人被送往德国。比利时国王曾于1943年11月3日就此问题向希特勒提出抗议〔见比利时王室秘书处：《王室秘书处关于1936—1949年文件汇编》，第434页，附件184；《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99页〕，并于12月17日将这项行动通知了比利时红十字会会长（见《1936—1949年文件汇编》，第437—438页，附件187）。
1943年6月14日，比利时流亡政府宣称，德国人已把比利时的52 000名犹太人几乎全部关进了设在德国、波兰和俄国被占领地区的集中营里，这项押送工作是在前一年夏天就开始的（《纽约时报》，1943年6月15日）。
(30) 这是大学当局自动关闭的日期，德国人则到1942年8月才正式把它关闭。
(31) 见《纽约时报》，1943年3月8日。
(32) 见《曼彻斯特卫报》，1943年8月24日，引《自由比利时报》（La Libre Belgique）；参阅马林的红衣主教范·罗埃致冯·法尔肯豪森将军的信件，1943年6月4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6卷，第531—533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00页〕。
(33) 见上文，原著第476页和注①（即本书第632页注②。——译者）。
(34) 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6卷，第528页。
(35) 根据1939年9月7日的法律，行政权力，即国王及其内阁会议，有义务在没有立法机构的情况下，提出紧急立法措施。现在的理由是，大臣们已经不在国内，国王又成了战俘，因此他们的权力已转给了秘书长们。
(36) 代表温和的天主教观点的《自由比利时报》，是在比利时出版的第一份地下报纸（1940年8月出版）。它在布鲁塞尔、列日与安特卫普分别出版。到1944年，据说它的发行额达到4万份。社会党人的地下机关报《人民报》（Le Peuple），自称发行2万份。《红旗报》（Le Drapeau Rouge）是共产党的地下机关报。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政治抵抗运动不同，它是一个完全战斗性的团体，所以这种报纸自然采取了一种比其他秘密报纸更为激烈的态度。它不断煽动自发的暴行和破坏活动，并把注意力集中在红军的战绩而不在其他盟军的胜利上。
(37) 路易·德布鲁凯尔：“比利时重新被奴役”（Louis de Brouckère：“Le Nouvel Esclavage en Belgique”），《法兰西报》，1942年11月10日：“顺便提一下，我们的许多地下报纸都是舆论的喉舌，都是站在一条共同战线上反对占领国家的——不屈不挠地反对。不过每一种又保持了独立的见解与抱负。有时各种报纸之间也展开争论，不过几乎总是在兄弟般的气氛中进行的。多亏了这种有益的、不可缺少的多样化，政治思想才能保持活跃和健康。”
(38)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7卷，第366页（683-F）。
(39) 见《新苏黎世报》，1943年4月27日。
(40) 这次广播还提到，“吉斯林分子平均每天有一名被击毙”，并列举了在“一个典型的月份”里有下列一些破坏行为：毁坏了33辆机车，233辆满载着必需品的货车，20处电力设施，18辆运载弹药的卡车，以及6座变电所，另外还破坏了一个海军船坞（见《纽约时报》，1943年7月22日）。
(41) 关于德国人征集外国工人，以及招工当局和负责在占领国内为德国增加生产的官员之间发生的利害冲突，见上文，原著第227—255页。
(42) 见《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3年2月2日。
(43) 见《法兰西报》，1943年3月13日
(44) 参阅希特勒1942年9月8日颁布的一项法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150页（556（2）PS）；《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48页〕。根据1943年3月5日的一道命令，该法令在比利时境内实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5卷，第500页）。这里应当一提的是，比利时原来的工会已被劳工领袖中的吉斯林分子亨利·德芒“出卖”给了德国人。德芒对于1940年11月成立的通称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联盟那个单一的工会的组成应负大部分责任。最初，它号称拥有25万名会员，但是当会员们日益认识清楚，该联盟是在为德国人服务，而且并无能力履行一个工会最起码的任务——维持并改善工人的命运——时，缴纳会费的工人人数便日见减少。然而，直到1942年9月1日，军事长官才颁布了一项法令，解散了所有其他的工会，并没收了它们的全部财产。
(45) 《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1944年2月29日。
(46) 《科隆日报》，1944年3月2日。
(47) 《每日电讯报》，1944年3月21日。
(48) 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7卷，第365—381页（683-F）。
(49) 比利时王室秘书处：《王室秘书处关于1936—1949年文件汇编》，第514页，附件227。皮埃洛在向比利时人民宣布国王被转移到德国去时曾反复指出，国王“始终拒绝在敌人的统治下行使他的最高职能”，所以在比利时获得解放以后，“国王通过自身的获释将重新行使他的王权”（见《曼彻斯特卫报》，1944年6月14日）。
(50) 1944年7月18日举行了权力交接仪式（见《科隆日报》，1944年7月20日）。又见上文，原著第95页。
(51) 格罗厄在对比利时秘书长们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既然几年来德国为了大家的生存作了最大的流血牺牲，那么，别国起码应该保证把他们的全部经济资源投入这场战斗，这项要求总不能说是太过分吧。……确实，在目前这种军事紧急关头，需要集中使用我们所能聚集的国内外全部力量，不过在这一切之上还需要有绝对的政治领导。”（《科隆日报》，1944年7月20日）
(52) 《科隆日报》，1944年8月13日。
(53) 《科隆日报》，1944年8月17日。
(54) 1944年8月29日，据伦敦的比利时新闻局宣布，德国人在比利时和法国边境地区处决了202名比利时人——可能是比利时一支很大的地下力量的一部分（《纽约时报》，1944年9月2日）。同时据报道，他们从阿特镇劫持了1 000名人质，在洛文地区逮捕了2 000名青年，把他们押送到德国去（《泰晤士报》，1944年8月31日）。
(55) 然而1943年6月，当德国人宣称比利时军团是一个“恐怖组织”，它的两个成员被处死时，军团的真正反德和爱国的性质是毋庸置疑的了。
(56) 所谓白卫军，实际上是要与吉斯林的“黑衫队”的名称针锋相对，并没有任何历史含义。而且据说，它的成员来自各个阶级，其中也有矿工，他们为了搞破坏活动而盗窃了采煤所需要的炸药（见《法兰西报》,1942年9月1日）。1942年4月17日，当白卫军的7个成员因为破坏行为在根特被处决时，德国当局提到了“共产主义的”活动（见《泰晤士报》，1942年4月25日）。
(57) 老资格的社会党领袖卡米耶·于斯芒斯在解放前夕写道：“我从来不是比利时工人运动中的极端主义分子，但是，我认为在战争时期，工人阶级必须利用战争的机会。抵抗运动本身就是革命的，因为它公然反抗权力……工人阶级对他们的未来，他们在独裁政权下的遭遇，以及他们在受压迫的这些岁月中的共同命运有着共同的理解，因而有了一种明确的左倾气氛。他们的行动也将趋向于相同的方向，这是毫无疑问的。”（《曼彻斯特卫报》，1944年8月8日）
(58) 见上文，原著第489页注⑦（即本书第648页注⑥。——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