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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亚
第一节 日本征服东南亚
1941年11月初，日本的陆军和海军总参谋部就总的作战计划达成最后协议，这个作战计划是在万一同英国和美国作战时要付诸实施的。目标是“削弱美国、英国和荷兰在东南亚势力的主要基础；占领南亚地区”。(1)决定要占领的地区是“菲律宾、关岛、香港、英属马来亚、缅甸、俾斯麦群岛、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西里伯斯、帝汶”。(2)
日本的特遣舰队在海军中将南云的率领下于12月7日突然袭击珍珠港，获得使对方暂时瘫痪的效果。这次袭击的目的是掩护作战，使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丧失战斗力，这样就可以防止美国对日本在东南亚的作战行动进行干预。在1941年前，日本海军司令部没有考虑过这样的计划；他们打算采取战略上的守势，防止美国海军从珍珠港进攻远东水域。(3)但是，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从1941年初以来，就竭力主张突然袭击珍珠港。尽管别人有很多疑问和反对意见，他还是在辩论中取胜了。(4)他之所以采取这一战略，部分是因为他坚持“强力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条原则；部分是因为，假如《原田日记〈西园寺公与政局〉》是可靠的话，他担心如果不这样干，美国航空母舰运载的飞机将空袭日本，会引起人民的骚乱，并迫使日本修改作战计划。(5)
在东南亚方面，这个作战计划规定先袭击香港、菲律宾、关岛和马来亚，再占领暹罗（可能的话，和平占领）。(6)日本人一旦清除了任何可能威胁他们的交通的力量，并且占领了为掩护进一步推进所必需的飞机场以后，他们就将开始征服的进程。婆罗洲东、西海岸上的战略要地将被占领，然后通过小巽他群岛向帝汶进攻，这样就可以切断澳大利亚和爪哇之间的交通。同时，占领南苏门答腊的据点，然后就可以从东、西两侧袭击主要目标爪哇。日本控制了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后，在暹罗的日本军队就可开始征服缅甸。为了防御来自西北方向的反击，同时为了切断从仰光经由滇缅公路以及昆明到中国内地的供应线，(7)这个作战行动是必要的。
征服东南亚后，日本将得到它所需要的大米、锡、橡胶，尤其是石油。东南亚以及日本军队已经占领的地方合在一起，将构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日本就希望达到经济自给，完全摆脱它以前对美国和英联邦的令人讨厌的依赖关系。
日本人一旦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地区以后，最初的计划是就地驻扎，巩固自己获得的地盘。他们估计能建立足够的力量来拦截并打败盟国为了想夺回被占领的土地而派出的任何远征军，(8)这样的远征是会遭到距离太长和供应困难的阻碍的。他们相信，假使能击退这样的反攻，他们最后就会实现使敌人同自己达成妥协的和平，而这种妥协的和平至少能把原先获得的土地中较大和较宝贵的一部分留归自己。
这样，日本是在打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也许它是不得已而如此，因为它不可能希望完全打垮它的主要敌手美国。对美国来说，在远东被打败，虽然是严重的，可耻的，但毕竟并没有重大关系。因此，日本相信它自己能坚持较长的时间，以磨灭美国人民继续进行一场遥遥无期的、费用很大的战争的意志，就像日本在1904—1905年在类似的情况下成功地磨灭了俄国人民的意志一样。至于英国，日本预料它会被德国完全击败，至少大伤元气，以致无法挽回其在东南亚战争的命运。
这样的打算，一开始就倾向于过高地估计了日本自己的能力，以为日本能成功地守住自己的部队所必须守卫的广阔地区。这样的打算同时也过低地估计了日本向之宣战的那些国家的资源和决心。而且，日本大本营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是全球性的战争，忽视了需要同欧洲的轴心国实行最大可能程度的合作。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他们在制定出自己的作战计划时，不能确定德国是否参加他们对美国的战争，特别是因为他们没有打算同德国一起攻打苏联（他们避免打苏联，这一直是东京和柏林之间存在误解的一个原因）。他们一点也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告知德国，甚至后来希特勒（他对整个战争有比较明确的了解）参加对美国作战时，日本也不顾德国人在干什么，只顾自己打自己的仗。这就是日本最终完全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也是三国公约集团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太平洋战争的头几个月，日本却是得心应手的。它的军队具有“统一指挥”这一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在战争开始阶段，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配合得很好），也享有海上和空中力量的优势。一般说来，日本人的地面部队没有敌方多，但是他们拥有制海权和制空权，并同陆军所受到的精密演习相结合起来，使自己赢得了迅速的、彻底摧毁敌人的胜利。
1941年12月8日（日本时间），日本军队开始行动。海军中将南云率领他的航空母舰部队悄悄地开到离珍珠港不到300英里的洋面上出动飞机轰炸了那里的未作防范的美国舰队，击毁和击伤了大部分军舰，也击毁了美国在瓦胡岛上的大部分飞机。(9)南云没有能够袭击美国的航空母舰，因为在他袭击时，那两艘附属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不在珍珠港。他也没有袭击那里的修理工厂和其他基地设备。(10)但是，他完成了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要他做的事情：使美国不能有效地牵制日本在东南亚的作战行动。
防止对日本的作战进行干预的另外一些行动，还有12月10日夺取关岛，11日攻击威克岛。对威克岛的进攻被击退了，但是该岛在12月23日遭到第二次更强有力的攻击时陷落了。在这一广大战区的另一端，香港遭到了袭击。12月18日，九龙租借地已被占领。日本在香港本岛登陆后，这个英国殖民地在圣诞节被迫投降。
12月8日，日本飞机从福摩萨(11)起飞，袭击并摧毁了在菲律宾的停在地面上的大部分美国空军。既已获得空中优势，日本侵略军就从台湾出发，在北吕宋的阿帕里和维甘登陆。接着，在12月的第三周，主攻部队在仁牙因湾登陆。同时，日本的另一支水陆两栖远征队从帛琉出发，夺取了棉兰老岛的达沃港口和海湾。(12)这样，虽然美国和菲律宾的防御部队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撤退到巴丹半岛和哥黎希律岛要塞，在那里一直勇敢地坚持到5月初，但是日本人很快就得到了进攻婆罗洲和西里伯斯所需要的口岸和飞机场。
他们不失时机地在婆罗洲和西里伯斯登陆。这些盛产香料的岛屿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进行激烈争夺的场所，现在遇到新的残暴的侵略者了。1942年1月，日本远征军从达沃出发，相继占领了西里伯斯的万鸦老和肯达里港口，以及向东三百多英里以外的安汶。在同一时期内，日本的其他分遣队夺取了婆罗洲东海岸的打拉根和巴厘巴板石油中心。在取得这些胜利以后，日本人迅速通过佛罗勒斯海向南推进，进攻小巽他群岛。2月19日进攻巴厘，20日占领帝汶岛荷属部分的首都古邦和葡属部分的首都帝力。这样，日本就使自己处于从澳大利亚通往荷属印度群岛最直接的大道上，接着就准备进攻东爪哇了。(13)
同时，可称之为侵略军西翼的部队，在12月8日开始行动，在马来亚北部的哥打巴鲁登陆。两天后，当“威尔士亲王”号和“击退”号企图袭击日本运输舰队时，从印度支那陆地起飞的日本飞机把这两艘战舰击沉了(14)。这一灾难性的事件毁灭了盟军安排在这一带水域的仅有的两艘主力舰，从而消除了日本在海上航行的实际威胁，而且还使得日本能在12月与1月间派遣辅助远征队去占领英属北婆罗洲的沙涝越、文莱和亚庇。在马来亚，山下奉文将军领导的训练有素、指挥有方的部队，在这个半岛上杀出一条路，到1月底，到达新加坡岛与大陆之间的柔佛海峡。2月9日，他们成功地渡过了这个海峡。一个星期以后，即2月15日，珀西瓦尔将军和他所指挥的7万军队投降了。
新加坡陷落时，日本已经向南苏门答腊的巨港发动进攻了。巨港于2月16日陷落，这使日本扫清了进攻爪哇的障碍。2月17日，盟国的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舰队在爪哇海的海战中被击败。紧接着，日本从东西两面迅速侵入爪哇。3月5日，攻下了巴达维亚。3月9日，荷兰军队被迫投降。日本对东印度群岛的征服至此告成。
现在就只剩下缅甸了。缅甸在1月下旬遭到一支从暹罗开来的日军的入侵。英国的防卫部队寡不敌众，被迫于3月7日撤离仰光，退守缅甸中部。在那里，他们同来自云南支援他们的中国第五军会师。(15)日军暂时被堵住了。但是接着，来自暹罗北部的一支日本生力军突然袭击并击溃了中国第六军（该军正在守护通向腊戍和云南的通道）。3月底，日军切断滇缅公路，进入腊戍。这样一来，就包围了远在西边的英国军队和中国军队，迫使他们撤退。直到那些幸存者通过丛林和山区逃入阿萨姆，撤退才完毕。因此，到5月底，缅甸也落入了日本征服者手中。
这样，到1942年夏，日本的大东亚美梦似乎已经实现了。它的军队占领了从满洲到新几内亚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居住着在政治、文化发展方面大不相同的无数民族。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日军的入侵，在这许多属于不同民族和种族以及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的人民中，究竟引起了什么样的暂时的和永久的变化。
第二节 被占领国家中的演变
（一）“满洲国”
“满洲国”具有双重特点。它是日本在1931年开始的征服进军过程中第一个被占领的地区，同时，它也是帝国主义新形式的第一个样板。这种形式避开了直截了当的吞并，而是玩弄表面上算是独立国家、实际上则是傀儡政权的花招。这有两个好处：首先，它使日本可以驳斥关于掠夺他国领土的谴责；其次，当外国在满洲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向东京提出控告时，日本可以借口那是新政权的事，从而推卸责任。
这样，“满洲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国家，根据1932年9月15日签订的议定书的条款，与日本结成同盟。根据该议定书，日本承认“满洲国”，而“满洲国”则同意与日本合作，并在履行全面合作时，默认日本军队关东军继续留驻在这个国家内。(16)根据关东军前高级参谋片仓衷的供词，同时还达成了一项秘密的军事协定，规定一旦遭到外国入侵或发生内部动乱时，“满洲国”的所有部队将听从日本军司令部的指挥。(17)在没有发生这类事件的情况下，“满洲国”军队表面上由它自己的将领指挥，而不是直接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他同时也是日本驻“满洲国”大使）指挥。
但是，这一安排，即使就其表面价值来看，似乎只不过是为了顾全原先张学良少帅政权下的将领们的面子，而这些旧将领已同意同日本人共命运。因为事实上，日本人已完全控制了整个“满洲国”的行政大权。康德皇帝（溥仪）在1945年被俄国人俘获。为了让他于1946年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俄国人暂时释放了他。他供认自己一直在日本人的支配之下，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自由行事的人。然而，毫无疑问，既然他接受了皇位，他就是愿意成为日本人的同谋者，而不只是他在1946年所供认的那样。而且，他的关于在日本占领期间一般情况的供词，大多是过于夸大其词，显然是要尽可能描绘出一幅最黑暗的情景，因此供词的价值不大。例如，他说，日本人力图将神道主义强加于全体人民，并迫害持其他信仰的人，这一点被日本的见证人所否认。日本的见证人说，一共只有两座神道庙，都在“满洲国”的首都新京。一座在皇宫内，供皇帝私人用，另一座是仿照东京为阵亡将士建造的著名的靖国神社而建立的。日本并没有企图使“满洲国”全国信仰神道，也没有强迫人们信奉它。(18)实际上，那种政策会对日本人在“满洲国”行政机构内雇用的旧式的信奉孔教的官员起离心作用，也会与日本在满洲扶植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回族和白俄罗斯族）的政策背道而驰。(19)
但是，即使对前“满洲国”皇帝所说的许多话要大打折扣，“满洲国”政府完全受制于日本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政府有一个以国务总理张景惠将军为首的国务院，下设各部和具体办事机关。但是中央政权的关键机构是总务厅，真正实权掌握在总务长官手里，而这一职务总是由日本人担任的。这个厅下设6科，制定政府的计划，这6科的主管也是日本人。在政府其他各部，虽然名义上由中国人作首脑，但每部都配备一名日本副部长，而且每个部都有自己的总务局，总务局都由日本人掌实权。(20)
过去曾在“满洲国”政府中任职的一些日本官员，包括培训政府官员的大东学校前校长、宫内府次长以及情报局局长，都被召到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进行答辩。他们尽力设法证明，在“满洲国”政府中的中国官员曾积极参与制定政策，对各项立法措施可以自由讨论和决定取舍。不过，他们在这方面举出的例子，说服力不大强。他们还肯定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时从日本人为培训中国官员创办的学校中培养出了一批比较好和比较能干的中国官员，所以日本人给予政府机构中的中国官员的实权也越来越多了。(21)这可能是由于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新占领地区的日本行政人员大感供不应求，因此从日本本国和“满洲国”抽调了很多行政人员，日本人可能觉得把更多的权力交给中国官员是可行的，特别是因为满洲的政权基础比起日本人在其他地方新扶植起来的政权较为牢固。这样做，不会削弱日本人的控制，因为新京政府背后还有由日本的司令官兼大使统率的关东军。他身旁还有宪兵队，宪兵队的主要任务是侦查和处理对政府不满和背叛的行为。它的方法，正如在别处一样，是极其冷酷无情的。司令官兼大使本人对东京的对满事务局负责。该局成立于1934年底，由陆相主管。(22)1942年，该局并入新成立的大东亚省，然而这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实际变化。同1931年9月臭名昭著的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情况一样，日本军队仍然是“满洲国”的真正主人。
“满洲国”与华北和日本帝国本部（即日本和朝鲜）一起组成了一个大东亚“内部防区”。1931年关东军占领满洲后，就着手在这个国家内建立起一个大陆作战基地。为了这个目的，它加速开采满洲的煤、铁，开发水电动力资源。它还准备建立和发展钢铁、化学和军火工业。军队梦想发展由它自己支配的一整套复杂的军火工业，摆脱日本国内大财阀集团的影响，而该军火工业是在“满洲国”政府（实质上就是日本军队）控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因此，它设法在满洲排除日本资本家的影响，同时削减南满铁路公司的权力，尽管这个公司是半官方的。军队希望通过“满洲国”政府的借贷机构开辟渠道，获得投资基金以发展工业，并通过国营公司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建设规划。但是它不久就陷入了困境，不得不让所谓“新财阀集团”的代表进入满洲。1937年，日本日产财阀创始人鲇川义介担任了满洲重工业公司（满业）的总经理。但是，鲇川很快就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困境。他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援助的愿望，由于中日之间重起冲突而破灭，中日冲突使美国在“满洲国”投资的可能性化为泡影。接着就爆发了欧战，基本上切断了日本与德国的联系，严重地阻碍了三角（德国—日本—“满洲国”）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满洲国”出口大豆以换取德国的机器。欧战还使日本无法从德国获得技术援助，特别是在发展合成油工业方面。而且，军队从未容许鲇川自由行动。鲇川发觉他与日本直接扶植的“满洲国”国营企业经常发生矛盾，还遭到满铁（南满铁路公司）的暗算。1942年12月，他在绝望之中辞职了，由高崎继任满洲重工业公司总经理，军队显然感到高崎比较听话。(23)
尽管在满洲的实际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但物质方面发展的记录给人的印象却是深刻的。到1941年年底，日本在满洲的投资已超过70亿日元，据说到1945年曾上升到110亿日元，虽然这后一个数字可能是夸大了的。然而尽管有夸大的可能，加以日元贬值，自1931年以来，日本在满洲的投资总额很可能已超过5亿英镑。
日本改造了满洲原有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并建立起一个新的交通网。1937年，他们开始了全面发展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接着于1941年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遇到了上述国内外困难；至于第二个，当然无法完成。而且，太平洋战争导致日本资源越来越枯竭（特别是从1943年起），计划大受影响。尽管如此，1944年，“满洲国”已有年产250万吨生铁、130万吨钢锭和75万吨成品钢的生产能力。虽然由于燃料和劳动力不足，实际的产量没有能达到它的生产能力。(24)煤的生产量为250万吨到300万吨，(25)电力生产大约为300万千瓦(26)。
应该特别提一提日本在电力生产上完成了两项大工程，因为这两项工程在战后的年代中很出名。一个是位于安东上游40英里的鸭绿江水坝和发电站。这项工程由“满洲国”政府和朝鲜总督府共同举办，于1937年动工，打算给北朝鲜的工业供电，也给南满东边道边区的工业供电。大坝高160米，长850米，建成后可构成一个长20英里的水库。到1941年8月，大坝竣工，3年后，安装了5台巨大的涡轮发电机。(27)
第二个大坝和发电站位于松花江上的小丰满，在满洲城市吉林东南约20英里处。1937年至1942年期间，又在这里修建了另一个大坝，形成一个长100多英里的人工湖。到1943年，大坝竣工，安装了5台巨大的涡轮发电机，并开始输电。(28)
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关东军已受环境所迫，修改了它原定于在满洲建立一个独立工业基地的方案。太平洋战争迫使他们更加集中力量开采矿产品，运往日本，并生产半成品，运到日本的工厂去加工。满洲的工业与日本的工业就这样紧紧地连结在一起。1944年，日本与“满洲国”之间的贸易关税被取消。从此，这种贸易实际上就成了日本内部事务。
然而，随着煤、铁、钢和轻金属生产的发展，生产机器、机床、电气工程设备、飞机、汽车、炸药、化学产品、橡胶产品和水泥等一系列工厂应运而生，特别是在沈阳和大连周围地区。1944—1945年间，日本经济状况迅速和普遍恶化，也影响到满洲的工业；损坏了的机器无法更换。由于中国沦陷区的需要而大量调用了车辆，因而车辆也无法补充。城市缺乏粮食和商品，劳动生产率下降，造成全面衰退。伴随着苏联入侵和随后“满洲国”垮台而来的是，中国民众随意地拿走设备。接着，苏联当局有选择地搬走了一些机器。除此以外，中国国共两党的内战又爆发了。但是，尽管有这些破坏和损害，日本的建设并没有完全被摧毁。日本在满洲建立了比中国内地其他任何地区较为先进的工业体系。这对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对待满洲的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虽然1945年以后，日本统治满洲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似乎很快被消除了，但是它的经济影响却仍有经久的重要性。
（二）中国沦陷区
从1937年7月以来日军所侵占的广大中国土地，表面上是在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下。这个政府是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的。同年11月30日，这个政府与日本缔结了条约。条约的条款规定了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特别是规定了共同防共。为了这个目的，日本将继续在内蒙和华北驻扎军队，甚至在预期中的自由中国垮台以后也驻扎下去。该条约还规定，在内蒙、华北和长江流域实行“特别紧密的经济合作”，并规定日本对中国的交通运输和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给予普遍的援助。(29)因此，这就等于是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了中国，这是日本所拼命追求的目标，也是日本对西方列强挑战的主要动机。条约的一份公开的议定书记录了南京政府谅解日本军队在与蒋介石委员长作战中所决定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30)条约进一步规定：除上面提到的一些地区以外，日本将在战争结束后两年以内从中国撤军。对中日战争的结束，日本有信心地——但错误地——预计是可以早日实现的。
公开发表的条约附有一系列的秘密协议，这些协议进一步把南京政权缚在日本战车的轮子上。特别是汪精卫被迫答应对日本军队的军事行动给予全力协助，并承认日本在内蒙和华北扶植的政权事实上的独立，又答应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有损于中日两国合作这一总方针的协定。(31)
汪精卫曾经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朋友和亲信，自从1938年12月背叛自由中国的事业后，他的生涯就成了悲剧。他徒然地乞求日本人说，把这样屈辱的条款强加于中国人，是自找绝路。因为凡是有人格、有名望的中国人都不会抛弃正统的中国政府，去加入这样一个显然是日本的傀儡、日本统治中国的工具的政府。只有对南京作出让步，给予南京真正平等的和独立的地位，日本才有可能使重庆听取日本的安抚和暗中进行的和平建议。但是，日本人仍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无情勒索。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起先并未使东京的态度有所转变。当美国和英国军队被清除出东南亚，滇缅公路被切断时，重庆的恐惧加剧了，日本对自由中国崩溃的希望相应地增加了。据当时担任东京陆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的田中新一中将说，起初曾计划对重庆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加速这一等待已久的事件出现。(32)但是，当西南太平洋的战争形势对日本不利时，原来打算用于这次军事行动的军队，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了，主要是派去保卫瓜达尔卡纳尔岛，因此计划中的对重庆的攻势从未实现。(33)直到1944年，日本人满足于争取尽量巩固对自己的军队已渗透的那些地区的控制。这一点他们做到了。他们用了比过去更精心计划的和更系统的军事行动来缩小华北的游击队控制区。在1942—1943年间，他们大大地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力量，也加强了中国伪军的力量。
尽管日本在南海地区获得了新的富饶地盘，但是，对日本的经济来说，中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依靠华北和内蒙供应优质焦煤，而焦煤在日本和“满洲国”都是很缺少的。1942年，这是生产达到高峰的一年，华北和内蒙的煤产量高达2 480万吨，出口到日本的计450万吨，占日本进口总数的一半。(34)过后，生产下降，同时，由于日本在航运方面的损失增多，铁路运输有困难，对日出口下降得就更为迅速(35)。
太平洋战争使日本依赖中国供应优质铁矿石。1941年，中国供应了日本进口总数的一半，1943年则占2/3以上。这些矿石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和海南岛。由于这两处地方比较接近日本海岸，日本觉得利用这两处的资源比利用菲律宾和马来亚的资源更实惠，因为从菲律宾和马来亚进口，航运距离较远。1942年，日本从中国进口了400万吨铁矿石。后来，铁矿的情况同煤的情况一样，航运方面的巨大损失使通过海路的进口数量减少，而中国、满洲和朝鲜的铁路运输也不能满足日本所需的进口量。(36)用小鼓风炉就地加工生铁块的努力，也遭到了惨败。(37)
化学工业所必不可少的盐，是日本大部分依赖“满洲国”和中国供应的另一种商品。(38)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了日本的惟一的原棉来源地。日本在华北扩大棉花生产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主要停留在纸面上，而且只有掺进长纤维棉花，日本才能有效地利用中国的劣质的短纤维棉花。然而，日本已无法获得长纤维棉花了。(39)
假如日本能使自由中国垮台，那么，日本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就便利得多了，只要航运可能的话。而且，只要日本能迫使蒋介石求和，或者使蒋介石阵营里比较重要的人背叛他而投奔汪精卫阵营，那么，日本就可以从中国调走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去用之于其他地方。日本还可以得益于相应地减少对中国战场的航运和后勤供应。因此，结束在中国的长期冲突，对日本来说变得极为重要，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开始变得对日本不利的时候。
在1942—1944年间，日本很有希望打垮自由中国。日本人看到，英美卷入对日战争，起初多么鼓舞中国的士气，但也看到当日本胜利地向东南亚挺进而使中国比以往更加孤立时，这种鼓舞又怎样变为惊慌。日本人意识到重庆对盟国的“德国第一”战略的反感。他们也看到国民党和中共之间越来越分裂以及共产党势力在华北重要地区的巩固所造成的国民党保守派的恐慌。(40)不断加深的财政和经济困难，国内外——特别是美国——对重庆政权缺点的批评，这些都是日本人可以利用的。日本人及其南京仆从的宣传，都注意到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但是，只要中国坚持抗战，盟国就保证中国自由和独立（而日本，正如1940年11月的条约清楚表明的那样，仍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中国），而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就不大可能成功了。东条(41)似乎抓住了这一点，并认识到无论如何日本必须给予南京政权以表面的同盟国地位和平等的地位。东条可能是由于重光葵的影响而这样做的。重光葵到1943年4月为止是驻南京的大使，1943年4月继谷正之后在东京任外务相。从此，所谓的“对华新政策”具体化了。
根据在外务省任职期间与重光葵密切合作过的加濑俊一说，“对华新政策”的目标首先是实现与蒋介石媾和。重光葵希望这将成为全面媾和的序幕。(42)显然，基本的概念是日本将放弃——或至少大大地改变——它控制亚洲政治、经济的野心。另一方面，日本要保证西方列强不能恢复他们原来的地位。东条积极支持这个政策，无论是在中国或在大东亚的其他地方。这无疑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了这是使泛亚洲主义的宣传更为有效的方法，因此也是使日本占领区的人民与日本实行真正合作的方法。他认为这是日本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仍然相信日本能够取胜。即使加濑对重光葵的动机的说法是可以接受的，但重光葵并不抱这样的幻想。他希望用宽大的政策促使日本的仇敌与它达成协议，同时削弱国内陆军的地位。(43)
1942年12月，汪精卫到了东京，与东条、重光葵和日本政府的其他人员进行了会谈，并谒见了天皇。(44)1943年1月9日，当南京政府对英国和美国正式宣战时，这些交易的一个结果变得明显了。(45)东条对此欢呼，称之为“在进行大东亚战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他接下去说：
为了使新中国更快地完成其建设事业，从而为圆满结束大东亚战争作出充分贡献，当前日本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坚决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增进日中亲善，迎接新形势。这是完全正常和适当的做法。
据此，东条表明：日本政府将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界，并将向南京政府交出其在上海和鼓浪屿的公共租界以及北京的使馆区，并将交出日本军队在中国占有的敌产。(46)
这个决定多半是由英国和美国方面的声明引起的。在1942年10月，英美决定就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与中国进行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条约。(47)
英方条约也规定了放弃在天津和沙面（广州）的英国租界。既然这些地方已在日本的占领之下，日本报界就嘲笑这种条约纯粹是一个空姿态。对于英国和美国放弃它们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权利，日本报界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关于上海工部局的历史，被描写如下：
这是长时期的恐吓、暴力和残酷剥削的历史。名义上，这是一个为了管理租界内的事务而建立起来的国际机构。但从一开始，英国和美国就控制了这个机构，利用它来保护他们的“大班”(48)们的利益——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和其他一些靠上海的财富养肥的人。其他国家，主要是日本，反复作出努力来打破英美人的联合。大东亚战争做到了这一点。今天，上海工部局和上海巡捕房的利德尔、布朗、斯迈思之流已经走了，“大班”密切尔、凯西克〔原文如此〕及其一伙也搭乘撤退船只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今天，代替他们的是，冈泽胜男担任工部局总董，中国人袁履登担任华董，渡正监担任上海巡捕房的首脑。中国公司和日本公司的利益代替了“大班”们的利益。(49)
但是，尽管日本高奏凯歌，并声称美国和英国只不过是举行一种空洞的仪式，他们所放弃的只是那早已永远失去的东西，但这些条约的缔结还是迫使日本实践了它在1940年11月作出的关于在中国特权问题上的承诺。已经进行军事和商务投资的日本人不欢迎这样做，因为特别是自1937年以来，这些投资很有发展。但是，我们将看到，他们的抗议被东京压下去了。
1月9日，南京政府宣布：关于日本人放弃在中国的日租界的协定业已达成。与此同时，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保证通力合作进行战争。(50)两天后，南京外交部长褚民谊说，对英美的宣战废除了与英美缔结的一切条约。(51)关于日本放弃日租界的协定，只用一般的措辞作了叙述；但在2月9日，日本政府声称，已成立一个中日委员会安排移交事宜，该委员会由日本人4名和中国人4名组成，并由一个12人组成的技术委员会进行协助，其中中国人和日本人各占一半。(52)可是，这个委员会直到3月6日才召开第一次会议。3月14日，重光葵和褚民谊在南京签订了关于移交的具体事宜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的条款，日本将在3月底前向南京政权无偿地交还在天津、汉口、沙市、苏州、杭州和厦门这些城市内的日租界。在这些地区的日本侨民的财产权得到了确认。中国当局将接收警察局和其他行政机构。(53)
缔结这项协定之日，正是东条访问中国之时。东条于3月14日到达上海，并于次日抵达南京。他的访问显然是想平息当地日本侨民中的不满情绪。他在南京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声称：“虽然日本政府对这些受日本新政策影响的日本侨民在中国的地位和利益深表关切，但它决定坚持首先考虑中华民族利益的原则。”(54)他回到东京后，3月29日在政府官员和实业家的一个联席会议上说：“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在中国的日本实业界领袖要放弃维护自己特权和利益的想法，要同中国国民合作，并在共存共荣的基础上为发展经济作出努力。”(55)大东亚相青木一男也发表了类似的演说。(56)
3月27日，南京政权接收了鼓浪屿的一小块公共租界。(57)天津和沙面（广州）的英租界也在1942年3月正式移交给（日本所扶植的）中国当局。(58)还剩下最重要的一处，即上海的公共租界。1943年6月30日，褚民谊和谷正之（他继重光葵之后任日本驻中国国民政府的大使）在南京签署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南京政权将在公共租界实施行政管理权，并接管上海工部局的财产和债务。接管后，在职行政人员将保持现任职务，薪金不变。同时，将尊重日本政府的财产权和在租界内以及越界筑路地区的日本侨民的财产权。权力的移交定于1943年8月1日生效。(59)
同时，由于日本的压力，维希政权驻南京的代表不得不缔结了一个放弃在华法租界的一般协定。接着，在7月22日签订了一个具体协定，规定在8月1日把上海的法租界交还给南京。(60)与此同时，意大利也同意放弃它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特权。(61)8月1日，南京当局正式接管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与此同时，在东京又宣布了另一个中日条约，规定在华日侨应向中国当局纳税，但以不受到敲诈勒索为条件。(62)
同时，在6月15日，东条对贵族院说，日本政府打算“为进一步增进两国间的积极合作而对日中条约作根本的修改”。(63)但显然，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和与中国有联系的日本商行对这个“对华新政策”很感不满。青木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作了一次旅行之后，于9月回到东京，他说，由于实行“对华新政策”，南京政权正在迅速地发展；(64)而东京的情报局长岸声称，在华日侨的“牺牲”，目的在于增进中国国民政府（即汪精卫政权）的利益。他说，中国必须重新获得完全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又说，反对无偿地放弃日本的特权“似乎是有理由的”，但为了在大东亚战争中的日中合作，他们必须放弃这些特权。他还否认日本新政策是由于军事形势的恶化所造成的。(65)
10月28日，重光葵对国会说，日本战争的目的包括完全消除种族歧视，建立亚洲国家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并在互惠的基础上发展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66)两天后，在10月30日，汪精卫和谷正之在南京签署了一个同盟条约。(67)该条约的序言中表示：两国政府决心在建立大东亚的过程中作为平等和独立的邻邦进行合作。因此，为了根除这种合作道路上的各种困难的根源，他们就新条约的6项条款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些条款中的第1项规定，在相互尊重对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永久的友好和互助关系。第2项规定，采取一切可能的合作与援助措施来建立大东亚。根据第3项规定，日本和中国将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第4项规定，细节问题将在以后进行讨论。第5项规定，
昭和15年11月30日，即中华民国29年11月30日，日本和中国签订的关于两国基本关系的条约，以及该条约的所有附件，在本同盟条约生效之日起作废。
最后一项规定，该条约从签字之日起生效。
根据这项条约的议定书，当中日两国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结束时，日本将从中国撤军。日本也放弃它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条款及其补充协定所享有的在中国驻扎军队的权利。议定书和条约同时生效。(68)
日本政府情报局在公布新条约的声明中宣称，自从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的形势经历了根本的变化。声明提到了南京政府对英美的宣战，说这场战争终于扫除了英美在中国的势力。日本和中国正在调整它们的条约关系，目的是让它们能够不受过去种种情况的影响，作为友好的邻邦，恢复到正常和适当的状态。(69)
这个“新政策”的目的是双重的。它是想给南京政权“面子”，日本希望借此增加名义上由这个政权统治的人民对日本的支持，并鼓励重庆方面的人背叛。虽则南京政府仍依赖于日本军事力量的支持，但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明显的沮丧情绪，证明那些让步并不仅是纸上的东西。1946年9月，曾任南京政府内政部长的梅思平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他声称，直到1943年底，日本高级官员都公开支持在中国沦陷区贩卖鸦片，因为鸦片出口是内蒙政权的主要收入来源，也因为日本人从中赚了很多钱，其中有些钱已被东条用来保障日本国会议员对他的支持。但是，梅思平说，1943年12月，南京和上海发生了反对鸦片的学生示威。于是，日本人表示愿意帮助中国恢复战前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他们这样做，部分是由于他们想安抚中国人，部分是由于他们和南京政府的官员们那时已通过控制食品和其他商品获得了更多的钱。据梅思平说，因此日本同意重设禁烟局，并减少从内蒙进口鸦片。梅思平说，结果，日本控制的禁烟局由南京政府接管了，公开贩卖麻醉品停止了，从内蒙进口的鸦片减少了一半以上，鸦片税则由南京财政部征收。(70)
这一证词的来源是可疑的。很有可能，南京政权的主要动机是想靠鸦片赚钱，而不是禁止鸦片。但是这说明了，至少有一些曾经让日本军队和随军商人发财的途径，由于“新中国政策”的实施，现在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切断了。
然而，这个政策的最重要的方面，与其说是对日本在中国扶植的政权的实际影响，倒不如说是用来作为对蒋介石和中国正统政府提出的一项和平试探，而且是一项同以往很不相同的试探。这是毋庸置疑的。在1943年10月30日的条约中，日本确实仍然要求进行全面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但是，现在它放弃了过去的各种要求，如：在中国部分地区建立“中立地带”，建立中日合作的“特别地区”，以及在中国的战略要地驻扎永久的守备部队等。日本暗示，它愿意放弃辛丑条约中规定的权利和要求，这些权利和要求曾帮助它实现了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日本把租界权交还给南京政府，这实际上表明：它愿意放弃这些权利，把这些权利还给中国的正统政府，以换取和平。在工业领域内也是如此，日本军队把夺取的中国财产逐步移交给南京，同时也在采取步骤，把华中开发公司和华北开发公司改为表面上的中国公司。日本和南京的宣传都说，原先的1937年的中日战争是由于误会而引起的，这些误会是英美的阴谋煽动起来的。现在，既然日本已明确地承认了中国的主权和完整，那就没有什么好打的了。这是大东亚相青木在1944年3月30日庆祝汪精卫政权成立4周年的广播演说中所讲的内容。他还说，他为这种误会终于导致中国事件，深表遗憾。(71)
在美国的报纸和刊物上都可看到对自由中国现状的批评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赞扬，这给日本人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而日本人也赶快利用了这个机会。他们竭力促使重庆的中国政府断绝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而与南京政府团结起来消灭中国共产党。他们警告蒋介石说，共产党一心要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似乎是支持中国共产党，而看不起蒋的政权。(72)
1944年夏季，日本在中国东南部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计划摧毁该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并建立经由中国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陆上通道。当时，日本人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他们的军事行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挫败英美进行侵略和控制的企图。中国国民是我们的朋友，即使是重庆政权统率下的军队，如果他们反对与美英合作，也不是我们的敌人”。(73)随着这个“对华新政策”而来的是进一步向重庆暗中尝试媾和。(74)但是，蒋介石对此还是很冷淡，尽管他的政府正遇到巨大的内部困难，他的很多部队士气低落，并且他对自己认为的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不正当干涉感到愤懑。但是，他还是坚持着，因为他相信日本最终要彻底败北——主要是败于美国。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根据1943年1月的条约，中国将看到外国的治外法权的结束。鉴于1943年12月中国在开罗所得到的许诺，中国指望重新获得过去被日本抢夺去的一切，特别是满洲和台湾。因此，蒋介石不准备同日本人讲和，甚至也不肯在恢复1937年战前状态的基础上讲和。确实，他对下列建议感到恐慌和愤慨，即竟然要他事实上把自己的军权授予一个美国将军，而美国租借法的供应物资竟然要均等地运送给中共部队和他自己的部队。但他坚持反对这些要求，结果他胜利了。(75)不过，在1944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他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要不是日本在其他战线上遭到惨败，德国在欧洲也遭到惨败的话，重庆就很有可能垮台，或者是转换方向。
到1944年底，日本迫使中国结束抗战的谋略已经无望实现了。与日本人合作的最有影响的中国人汪精卫，长期患病后，于11月10日死于日本。(76)他的继承人陈公博正式成为南京政权的代主席，但他在国民党内没有过去汪精卫所享有的那种声望。在1944—1945年间，日本控制下的华北腹地迅速缩小了，因为日本把在华北的军队抽去参加华南的战斗，替换从满洲派来的、并调往更紧迫的前线去的第一线部队，而游击队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同时，日本人的中国附庸，在很多情况下与重庆保持着一条公开的“秘密电讯联系”，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了。不是重庆政权被南京政权所吸引，而是南京政权被重庆政权所吸引——在重庆允许的范围内。即使在日本投降以前，中国的问题已经很清楚，已变成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问题了。
（三）印度支那联邦
在1945年3月9日之前，印度支那的事态呈现出一种反常的情况，同大东亚其他地方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日本“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宣传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40年6月，宗主国法国垮台，日本不失时机地马上向这个遥远的、现在实际上是孤立的法国属地施加压力，并且通过柏林的斡旋，向维希政府施加压力。其结果是于1940年8月30日在东京缔结了法日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维希政府承认日本在远东的经济和政治优势，并同意日本在印度支那享有优惠的经济特权。维希政府并进一步在原则上同意日本部队进驻东京。(77)在日本方面，则保证尊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并且维护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
接着，在9月22日，印度支那总督府和日本军方代表西原将军签订了一个协定，规定在东京（越南）建立日本空军基地，并由日本守备部队保护。然而，日本在华南的陆军部队在边界城市谅山袭击并打败了法国军队，该部队为了这些自作主张的行动而受到了日本上级当局的处分。(78)
开始时，日本军队侵入印度支那，表面上是为了有利于日本对中国的作战。接着，在1940—1941年，暹罗进攻印度支那，日本对此进行了干涉。1941年2月，日本强行调停，结果于1941年3月11日在东京签订了协定，把老挝和柬埔寨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土移交给了暹罗。日本是这项协定的保证人，也是条款的实际制定者。(79)
接着，在1941年夏天，作为进攻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准备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袭击了印度支那南部。日本以直接占领相威胁，在1941年7月21日迫使维希政府同意它的要求，让它在柬埔寨和交趾支那建立空军基地，在金兰湾和西贡建立海军基地，并在印度支那南部驻扎它认为需要的任何武装部队。其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需要共同保卫印度支那，使之不让假想的、据说有英国支持的戴高乐派的阴谋得逞。作为报答，日本重申，尊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80)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就迫使法国总督海军上将德古与日本在印度支那的军事代表团团长绍将军签订进一步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的条款，法国当局同意按照1941年7月条约的规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进行合作，“共同保卫印度支那”。他们保证维护印度支那的公共秩序，并维护日本在印度支那交通运输的安全。双方还进一步商定，在必要的时候，日本军队可以协助完成这项任务。海军上将德古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日本原来提出的要求不止这一些，但是他把那些原来的要求压低了。这样，他就做到了避免给印度支那边界以外的日本军事行动以任何直接援助，同时也做到了避免让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直接服从于日本人的统辖。他还做到了使日本在印度支那的侨民服从法国的法律和管辖。(81)
这个奇怪的局面就这样定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自命为反对西方、维护亚洲独立的战士的日本，却以合作为名来维护法国在亚洲的一个属地。当然，这对双方都是权宜之计。假如日本人推翻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政权，他们很可能使这个国家陷入混乱，因为他们自己无法配备所需要的行政人员来有效地统治它，而安南人和柬埔寨人则效率不高，或者是靠不住。日本人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在他们驻在马来亚、暹罗和缅甸的军队的后方的某一国家里发生严重的混乱。而且，印度支那是粮食和原料的重要来源地，这个国家内地的任何混乱都会有损于这些重要商品的收集。因此，同维希政权保持假合作，保存当地的法国政权，至少是暂时符合日本的利益的。这个政权可能会变成障碍物，但是只要盟军离印度支那很远，这个政权就不敢对日本公开作战，也不敢把对日本提出的要求反抗到公开冲突的程度。当这方面的形势变化了的时候，日本的政策也改变了，正如以后我们会看到的那样。
从1940年夏季起任总督的海军上将德古，对印度支那的形势不抱任何幻想，对日本人在被迫的情况下会做的事也不抱任何幻想。只要维希政权存在，他就是维希的坚定的支持者。从他的回忆录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既不爱戴高乐将军，也不爱英国，但他是一个爱国的法国人，他迫切地要为自己的祖国尽职。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在自己敢于做到的范围内抗拒日本人，必要时则迁就他们的要求；玩弄他手中惟一的一张好牌——日本人希望避免破坏他的政权——使这张牌发挥其最高价值。这样，他希望把总督府维持到日本人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时候，那时也许可作出和平撤出日本军队的安排，用这种办法为法国保存这块殖民地。他知道，假如激怒了日本人，日本人搞掉他的政权，建立起安南人的和柬埔寨人的政权，那么，和平恢复法国政权的机会就很小了。以后的事件证明，他这样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德古处于一种特别困难的地位，因为他不仅要对付变化莫测的日本人，还要对付安南人的骚乱，对付中国人的阴谋，对付戴高乐主义分子不顾他的愿望而进行的抵抗活动，还要对付盟国，特别是美国。因此，最后他失败了，他的政权被推翻了，这也并不奇怪。值得注意的是，他居然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了这个政权。
日本人构成一种一直存在的威胁，因为德古很清楚地知道他们不信任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事情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推翻他的政权。日本人给予安南民族主义一些鼓励，特别是支持高台教运动。这个运动在1926年就已著名，它是东西方哲学和宗教的混合物，搞了一个模仿罗马天主教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发展了民族主义的雄心，因此遭到法国当局猜忌。除此以外，它的观点是保守、反共的。这一特征使得东京给它一定程度的鼓励和支持。(82)
即使日本人认为时机成熟可以把法国政权消灭时他们并不想采取这种措施的话，他们也不可能防止这个政权之被推翻。以征服者的一副傲慢姿态出现的日本军队和随之而来的日本侨民都大肆掠夺，这两者都使法国人在被他们统治的人民心目中降低了威望，并增加了人民中的骚乱。这种骚乱由于许多日本军官的所作所为而加剧了，这些军官深受反欧亲亚宣传的影响，摆出安南独立的支持者的架势，抓住一切机会侮辱白人。这样，“合作”的外表很快就磨损得很薄了。德古竭尽所能来对抗这些倾向。1943年7月，在上海赫赫有名的、长期以来宣扬泛亚主义的人物松井石根将军访问了西贡。他是以个人身份来了解关于印度支那的情况的，但他在演讲中攻击法国政权，鼓吹“亚洲是亚洲人的”这种主张。当德古向东京抗议松井的活动时，他得到回答说，日本政府没有授权松井这样做。(83)但是没有官方的默许，松井是不会被允许到西贡去的，更不用说做出这样的行动了。这样的事件也许是由日本制造出来的，作为一种刺激，要德古进行更大的“合作”。这些事件也可能是东京方面意见有分歧的迹象。但是在1943—1944年间，预料中的日本进攻并没有发生，因为日本南方战区最高司令官寺内寿一——顺便提一下，他和东条英机不是好朋友——不希望印度支那有任何大动荡。德古相信日本外交代表芳泽谦吉在采取温和态度方面起了作用。根据德古的判断，老资格的外交官芳泽谦吉对日本军方首脑心怀不满。(84)当芳泽谦吉被召回，在1944年11月离开时，他给这位总督一个暗示说：长期预料中的日本突袭很快就要发生了。
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另一个经常让德古担心的因素。1941年12月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时，它通知维希政府说，中国希望能在印度支那获得同日本同样的方便，必要时中国军队将进入这个国家。德古获悉这一事情后，就向维希政府告诫说，中国如果企图强行进入印度支那，就很可能会激怒日本人，促使他们推翻法国的统治，而完全控制印度支那。他说，这将对中国和美国都不利。维希显然领会了最后一句话里所包含的暗示，因为德古的告诫由法国大使亨利·埃耶传给了美国国务院，也传给了当时正在华盛顿的宋子文。(85)不知是为了这个原因还是因为蒋委员长在其他地方已经穷于应付了，所以中国没有企图侵入印度支那。
然而中国人支持了安南抵抗力量的领袖，那些领袖的政策对日本和法国都是敌对的。1941年，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组织，称为“越南独立同盟”，根据安南文的缩语简称为“越盟”。1942年，中国人帮助安南民族主义领袖们在中国华南的柳州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的结果是使这些领袖们结成一个联合组织，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盟的首脑胡志明后来成了这个组织的领袖。这个组织取名为“越南革命同盟会”。它的纲领是抵抗日本，摆脱法国统治而取得独立。它试图在印度支那煽动叛乱，并取得同盟国政府的承认。共产党人是这个同盟会的各团体中组织得最好的，但是共产主义思想暂时处于隐蔽状态。
德古非常急于防止任何内部骚乱，也急于镇压那些他未能防止的骚乱，因为不这样做，会促成随时可能发生的日本发动的政变。1941年12月，德古成功地说服绍将军把守卫东京（越南）与中国之间的边界的任务交给法国军队。这样，他希望能在日本和中国军队之间保留一个缓冲地带，也希望能为法国军队在必要时留下一条逃跑的道路。因此，他希望在形势许可之下同重庆保持尽可能好的关系。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法国驻中国大使科斯默意见抵触，科斯默显然相信日本最终会胜利，为了与东京和解，科斯默要求维希承认南京政权。德古强调采取这样的步骤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合适的。他成功地阻止了对南京的正式承认，尽管法国有一名外交代表驻在那里。(86)
1943年10月，合法的中国政府与维希断绝了关系。不久，佩科夫将军作为当时在阿尔及尔的解放委员会的代表来到重庆。德古本人并不想参加解放委员会，何况，如果他采取了这一个行动，将会加速日本对他的反对。但他与佩科夫将军暗中联系，敦促佩科夫向阿尔及尔方面强调必须避免中国或同盟国入侵印度支那。德古说，他收到阿尔及尔的回音，告诉他解放委员会理解这一局势。据德古说，自那以后，解放委员会就不再鼓励德古的部下离职去参加自由法兰西运动，而相反地要求他们坚守岗位。德古还说，关于日本在印度支那军事力量的情况，他有情报定期送往重庆。(87)各抵抗组织建立了秘密电台，德古说这是违背他的命令的。但是事情很清楚，由于维希的寿命显然已屈指可数，德古对他部下的权威也是一天比一天下降了。(88)
另一件使总督不断烦恼的事是美国对印度支那进行空袭。他抱怨这些空袭对秘密发去的关于在这个国家内的日本军队和军用仓库的情报不加理会。许多城镇被炸毁，许多平民被炸死。往返于交趾支那与东京（越南）之间载运大米的法国船舶被击沉，印度支那的南北铁路运输被毁坏了。据德古说，这一切对日本的危害甚微，而给居民却带来了严重的伤亡。轰炸的后果之一是很难运输粮食来解救东京（越南）在1944年至1945年间发生的饥荒，这次饥荒使100万人丧失生命。有时美国飞机被击落，当飞行员落到法国人手中时，德古拒绝把他们交给残暴的日本人。这引起了日本军队的愤怒。的确，这也是日本人认为他们有理由推翻德古政权的根据之一。(89)
1943年2月，维希政府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如果德古同法国的一切联系被切断，就授予他相机行事的全权。德古说，他自己曾强烈要求这一点，因为万一维希垮台，这是避免日本在印度支那发动政变的一种手段。1944年8月20日，德古正式掌握了这些权力。那个月底，他给法国临时政府发了一份秘密电报，在电报中他要求他们不要在印度支那做任何可使日本人作为发动政变的借口的事情。10月9日，他向法国海军参谋长勒莫尼埃中将发出了一个类似的呼吁，但是这两份电报都没有得到答复。从1944年夏开始，一些秘密抵抗组织增加了他们在印度支那的活动，这些组织有的同英国情报局有联系，有的同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组织有联系，还有的同中国政府的情报组织有联系。然后在10月份，法国驻印度支那武装部队的司令埃梅将军通知德古说，他和另一个法国军官莫尔当将军很久以来就一直在与自由法兰西运动秘密联系，又说，莫尔当已在1944年9月被任命领导一个反对日本人的抵抗运动。因此，10月30日德古秘密传话给戴高乐，要求确认他的权力，否则就提出辞职。11月23日，他得到了答复，告诉他继续留任，直到另外的指示通过莫尔当下达。看起来，临时政府的意思是要莫尔当去领导一个抵抗运动，如果日本人推翻德古的话，就公开对日本人采取行动。(90)
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使德古难以忍受的局面，德古用可以理解的怨恨之情写到了这种情况。莫尔当从巴黎接到秘密指示，当德古告诫他不要公开抵抗日本人时，他拒绝听从德古的话。在1944年晚些时候和1945年初到达印度支那的一些戴高乐派人员向德古保证，巴黎很赞赏他的工作，政府对他并无意见，但是同时说，他们奉有命令在安南人中组织抗日运动。2月23日，德古又向巴黎发了一份告诫电报，在电报中他说，印度支那没有受日本人控制，没有必要去自找麻烦，又说，这个殖民地对法国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所有这些建议都是徒劳的。很自然地，德古认为，印度支那的戴高乐分子受临时政府鼓励而作出的莽撞行为，促使他长期以来努力避免的日本提前发动的政变。(91)
处于孤立和危险地位的德古所不可能了解的是，印度支那战后的命运处在危险之中。这个殖民地在1940年和1941年内屈服于日本人的要求，激起了美国政府的愤怒，尽管美国不能提供贾德鲁将军和他的后任德古海军上将所要求的武器和弹药的援助。罗斯福总统很不赞成法国统治印度支那，他在设法使印度支那在战后脱离法国，而置于国际托管之下。在1944年1月14日致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一份备忘录中，罗斯福宣称，他曾告诉英国大使，一年多以来他一直表示，印度支那不应归还法国，而应置于国际托管之下。总统补充说：“法国统治这个3 000万居民的国家已近100年，而那里的人民比开始受统治时更贫困了。”他宣称，他的托管计划得到蒋介石委员长和斯大林元帅的支持。(92)国务卿并不像总统那样倾向于国际托管。他的意见是在法国同意那个国家最后应获得独立的条件下，印度支那战后应该重新回到法国手里。(93)
英国政府对罗斯福关于印度支那的建议很吃惊，至于戴高乐的反应也是可想而知。戴高乐一直对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抱有傲慢态度，即使这只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独立性，反驳别人提出的法国是伦敦和华盛顿的卫星国的指责。要法国放弃对印度支那的主权，这种意见戴高乐是决不赞同的。1943年12月，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确曾许诺过，在战争结束后，印度支那将在法兰西共同体中有一个新的政治地位。但是，这种对安南民族主义愿望的让步，也可能是对美国感情的让步，与法国放弃统治而交付给国际托管，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但是，除非法国竭尽所能积极地参加将印度支那从日本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否则，它收回这块殖民地的机会同样会遭到微乎其微。因此，法国临时政府决心赞助抗日运动，尽管德古告诫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希望能说，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曾做了一些对抗敌人的事。法国政府也想派出军队参加东南亚的抗日斗争。英国政府对这种做法是赞成的，但是罗斯福表示坚决不同意。在1944年9月的魁北克会议上，无法对这个问题达成协议。(94)1944年11月，罗斯福还向前往锡兰康提的一个法国官方军事代表团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这个代表团是到盟军东南亚司令部去商讨有关印度支那的问题的。(95)
1944年10月，美军在菲律宾登陆，这对印度支那是一个凶兆。日本统帅部清楚地预见到，一旦美国人重新征服了菲律宾，他们便会向印度支那进军。同年年底，日本不顾德古的反对，派遣一个新的师团到东京（越南）；德古谴责说，这一行动违反了1940年9月关于东京（越南）的军事协定。十分危险的是，这些增援部队中的一些部队就驻扎在法国军队的营房附近。此外，日本还在印度支那其他地方增派军队，显然正在做好一切准备。(96)1945年1月底，德古考虑到印度支那可能将成为美国的下一个目标，所以他秘密指示当地法国官员同入侵部队合作。但是，据他说，2月初他从戴高乐那里接到命令，说如果美国人登陆，就宣布印度支那中立。(97)这清楚地表明了戴高乐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
2月20日，德古离开河内到交趾支那，企图平息该省的抵抗分子所引起的混乱。3月6日他到达西贡，发现那里表面上一切都平静。3月9日，日本新任大使松本俊一拜访他。松本向他说，美国有可能在印度支那登陆，鉴于这一情况，他已接到明确指示，要求加强印度支那的“共同防御”关系。当德古对此表示反对时，松本给他念了一份有关日本要求的备忘录。这些要求是：所有法国军队和警察部队都应受日军统一控制，并接受日军的命令；所有的铁路和公路运输同样也应受日本控制；总督府所属一切行政机构都应服从日本军事当局的命令。这份最后通牒于3月9日晚上7时交给德古，要求他在晚上9时前答复。松本警告德古说，如果他不同意的话，就要使用武力。德古声明，他不能也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协定上签字。但是，他存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想赢得时间，劝使日本人降低要求。因此，他提出，一旦美军真正登陆，可以接受日本的最高指挥。但是，这一次日本拒绝了所有的折中方案。事实上，他们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正在夺取控制权。晚上9时15分，他们的军队猛攻总督官邸，拘禁了德古。(98)
日本人在整个印度支那袭击法国部队和平民。在谅山、河江和许多其他地方，法国军队很快地被打垮了，而且经常在投降后惨遭屠杀。有些法国文职官员也遭到杀戮，至于那些幸免一死的人，则经常受到极为残酷的虐待。(99)东京（越南）的一部分法国军队设法抵住了日军，最后顺利地撤退到了中国。(100)
这就是1945年3月9日的日本武力行动。东京的日本军事当局在3月10日的一份辩护声明中宣称，印度支那法国当局表面上对日本持友好态度，但实际上是不友好的，正在暗中图谋与敌人取得联系。它指责法国把军队集中在主要城市附近，准备进攻日本人。同时，还指责他们向美国潜水艇指挥官和在中国及菲律宾的美国空军基地发送关于日本航运的秘密情报，来协助破坏印度支那沿海的日本海上运输。他们对空袭印度支那的美国飞机不开炮，反而庇护被日本人打下来的美国飞机上的飞行员，拒绝把他们交给日本军队。(101)他们无视日本的抗议，继续与美国和（重庆）中国政府保持秘密联系。最后，他们又拒绝了日本提出的紧密合作的建议。因此，日本军队不得不采取了应付这个局面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紧急措施”。
日本首相小矶国昭将军在3月10日对国会的讲演中，又重复了这些指责。他说：“德古总督的政策一向是以最低的限度来执行共同防御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只是为了不让日本有采取独立行动的借口。另一方面，他容忍美国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地狂轰滥炸，而不提出严重抗议。”他将日本所期望印度支那提供的军费开支、经济发展资金以及商品和劳动力“压低到最小限度”。他拒绝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即指南京政权——而与重庆保持秘密的联络。(102)
所有这些指责都有某些根据，尽管有些可能是夸大了的。这些指责表明，日本人对德古对待他们的真正态度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十分清楚德古暗底下在搞些什么名堂。
推翻了当地的法国政权后，日本政府马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中宣称，他们对印度支那并无领土野心，而将“全力支持当地人民长期被压制的要求获得民族独立的愿望”。(103)他们着手在河内成立了一个“东京（越南）国民同盟”。这个机构于3月12日正式发表一项声明，谴责法国的暴虐统治，对日本军队解放这个国家表示感激，并保证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方面进行全心全意的合作。(104)
在安南，日本人叫安南皇帝保大于3月11日在他的首都顺化发表了一项声明。在声明中他宣布废除1884年签订的法越保护条约，并宣布安南完全独立。与此同时，他保证在实现大东亚战争的目标方面与日本合作。(105)3月13日，柬埔寨国王也发表了一个类似的声明。(106)交趾支那不是法国的保护国而是法国的殖民地，被置于日本文职总督的管辖之下，日本政府派了日本“顾问”到安南和柬埔寨。日本人取代了在老挝和东京（越南）的前法国地方长官。日本司令官行使政治和经济的最高权力，并以其宪兵司令（他此时也兼任警察总监）为其左右手。行政上曾经受印度支那总督府管辖的中国南部的法国租借地广州湾，这时也被日本军队占领了。(107)7月16日，日本将广州湾交还给南京政府。(108)
日本扶植的以保大为首脑的行政机构由一批安南民族主义分子组成，其中陈重金担任总理。当1945年4月宣布成立王国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和在柬埔寨与老挝同日本人合作的那些官员一样，是保守的。但在胡志明统一领导下的各抵抗团体拒绝与日本人恩赐的独立发生任何联系，并在3月12日决定加强对付日本人的军事行动。(109)在盟国空投物资的支援下，这些部队逐步控制住了内地。到8月初时，各抵抗部队已逼近城市。(110)
接着，日本向盟国投降了。在印度支那，和在东南亚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几个星期的政权空白期。被监禁在禄宁的德古海军上将于8月17日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后，要求当地的日本司令土桥将军释放他和其他被监禁的法国文武官员。(111)德古希望这样能重新掌管印度支那的行政大权，防止胡志明部队获胜。在这样晚的时刻，他想达到这个目的，看来是不大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得到机会。这位日本将军宣称，他没有接到盟国东南亚司令部的命令，不能随便采取行动，于是德古和他的部下仍然被监禁着。现在日本人不再作任何努力去遏制胡志明运动的发展了。事实上，据报道，他们已向抵抗运动的成员缴械。8月22日保大退位，他的政府垮台了。接着，于9月2日成立了在胡志明领导下的临时政府。它在河内发表了一份独立宣言，宣布结束与法国的一切关系。(112)
法国政府无力阻止这些事态的发展，因为他们在远东没有军队（戴高乐为这一状况指责他的盟国，认为他们提供海运太迟缓）。(113)最后是这样安排的：英国军队应暂时占领印度支那南部，中国军队则占领北部，以纬度16度为分界线。德古认为，戴高乐宁愿让中国人占领而不愿让美国人占领，因为他怀疑美国的动机，(114)虽然中国对这个国家的前途也不是没有他们自己的想法。1945年3月，法国政府曾允诺建立一个印度支那联邦，这个联邦将在很大程度上自治，但仍作为法兰西联邦——即法国及其帝国——的一部分。可是，越盟要求完全独立，这样就为战后印度支那的冲突留下了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