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犹太复国主义

以狭隘的中东观点来看，犹太复国主义只不过是巴勒斯坦50万犹太人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但是纳粹的迫害所造成的忧伤与忿懑却使它在全世界的犹太人中成了一股最强大的势力。犹太人在全世界金融和政治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们在人数上的力量，精神紧张和物质资源两相结合，使犹太复国主义具有了远比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更为强固的决心和信念。在一卷较早出版的本《概览》中已经提到，1939年5月的巴勒斯坦白皮书对犹太民族之家的进一步发展限制得如此厉害，实为战争阴影下的英国政府对阿拉伯世界的姑息求全：

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方，不论他们是如何满腔怒火，显然是靠得住的，不会去同迫害他们的纳粹冤家结成一伙的，而阿拉伯世界的敌意（在纯粹的军事意义上不论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对于英国在中东生死攸关的地位却会立即构成莫大的威胁。⁽¹⁾

英国根据巴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书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承担的“双重任务”一开始就是互不相容的，⁽²⁾1939年的限制同1933年到1936年期间犹太人大批移民相比起来，是政策上的硬化，这些情况在当时造成的后果是出现了可悲的尴尬局面，纳粹铁蹄践踏下的其他国家的难民都把巴勒斯坦当作暂时栖身之地，而英国当局却眼看自己在禁止那些从希特勒的虎口脱身的犹太受难者逃奔巴勒斯坦⁽³⁾——其所以如此，既不是出于居心不良的“反对闪族”⁽⁴⁾，也不是由于出身非犹太人而无动于衷，而是因为他们深信，这一条狠心的禁令乃是中东战区的政治稳定所不可或缺的，而中东战区又是个枢纽战区，西方盟国只有通过这一战区支援苏军，才能使之在1942—1943年间继续抗击犹太人和世界文明的当前大敌，直至盟军协同准备就绪，最后会师柏林。如若再遇上一点压力，英国人就非得把这一政策的动机加以掩饰不可，要不然就会使德国人更加起劲地利用这个局势，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端同时上下其手；在1941年和1942年中东的几次军事危机期间，英国的政治顾问和军事当局之间在政策上也曾有过一些龃龉，后者因为人力短缺，很想利用自愿效劳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志愿军，而不顾最终的政治后果；英国的白皮书政策在1940年5月以后暂时还受到那位英国首相的宽容，虽然他本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复国运动的领导不胜钦仰；⁽⁵⁾这一政策也得到有500万犹太子民的美国总统的默认，哪怕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直至为了要争取选票而迫使他表明态度），因为他是当代政治人物中最富有恻隐之心的一个，在他周围又有一批犹太人当顾问。来自东欧城市犹太人聚居区的那些一心一意热中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人们，心怀无家可归之痛，抱着对世俗的救世主的信仰，⁽⁶⁾从而使犹太复国运动勃然兴起，无怪乎他们对这一两难的局面只看它的一面，并且在莫名的悲怆中再次吐出了那亘古相传的冤言，“他们无端视我为仇敌。”⁽⁷⁾他们自己的以冤报冤的感情本来就已在千百年来所受到的压迫中愈积愈深，也许不可避免地要在英国官僚阶层那里找一个新的靶子：

这些官僚阶层已经和那种种政策结下不解之缘，那些政策都把中东视为迄今尚不知20世纪的乌烟瘴气为何物的世外桃源，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好生保持它玉洁冰清的姿质，以利于维护阿拉伯世界最讲究排场的一切和英国社会最势利的一切。⁽⁸⁾

戴维·本-古里安本来就是一位由于主张立即无限制移民而名声大噪的巴勒斯坦领袖人物。他曾力促犹太社会“不因有白皮书而影响战争，不因有战争而影响反对白皮书”；犹太青年踊跃登记从军，为数之多，使焦急不安的巴勒斯坦行政机关感到为难，而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则紧张地投入了一场虽说是迂回曲折，⁽⁹⁾然而却是决心坚持到底的运动，以迫使白皮书政策改弦易辙。他们的努力因为当局采取了立法措施和行政措施而遭到挫败，未能非法引进大量移民，并在巴勒斯坦取得他们日后扩展所需的位于战略要冲的土地，⁽¹⁰⁾这就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从现存的委任统治下所能取得的已经达到最大限度，如果要达到进一步的目的，他们必须获得更大程度的主权。1942年夏天，希特勒的政策是把犹太人斩尽杀绝，这项消息点点滴滴由东欧传来，因此，犹太复国运动中的压倒多数赞同“比尔特莫尔计划”，主张把整个巴勒斯坦改变为一个犹太国或共和国。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总理事会行动委员会以84%的多数通过了这项政策，这时德军在阿拉曼败北才不过一周。犹太代办处的人员同英国的委任统治官员接触时的举止态度，也立即变得几乎是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代表了。韦茨曼能够直接同丘吉尔和罗斯福打交道，犹太复国主义者还设法要像英国人和美国人那样同苏联打交道。代办处一面同英国人一起工作，同时又致力于组织它自己的地下力量，并赞助一项有系统的政策，即通过偷盗和贿赂从英国在中东的库存中取得武器弹药。⁽¹¹⁾犹太复国主义者随后一面大肆吹嘘他们从事这些非法勾当的手法，而在英国采取反击措施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们却又一再发出一阵言不由衷的否认，推卸责任，并且对揭发者反咬一口，大叫大嚷他们搞“反闪族主义”。1944年的恐怖活动到10月上半月为止，造成了巴勒斯坦警方15人的死亡，并猖獗到谋刺高级专员和暗杀英国派在中东的常驻大臣莫因勋爵。这些行径显然与代办处无关，因为该处与从事恐怖活动的“持异议者”的勾结，在大战刚结束时才开始。⁽¹²⁾但是双方在精神上都早已趋向恶化。犹太人的批评者都指责掌权的犹太人领袖缺乏光明磊落的态度所造成的危害，⁽¹³⁾同时，那些卷入这个问题的英国官员和军人则因缺乏经验而不理解，由不理解而产生了隔阂，在激烈冲突的紧张状态中，这种心情又时时勃然发作成为暴怒和仇恨。

(1)　《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138页。

(2)　“回顾以往30年的英国政策，使人感到既缺乏协调一致性，其倾向是在同一时期追求相互冲突的目标，又缺乏一贯性和稳定性，只是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政策的变更。……这种情况部分地是出于一种顽固不化的信念，以为两个极端之间的某处，必有真理和正义，以为一切心地良善的人都应该在所有的问题上乐于折衷妥协，拒不相信大不列颠一贯喜爱建议的折衷方案会使双方都觉得它好像是背叛行为。”〔艾伯特·胡拉尼：“英国在肥沃新月的政策，回顾与瞻望”，《联合帝国》（Albert Hourani：“British Policy in the Fertile Crescent，Past and Future”，United Empire），1950年7—8月，第41期，第213页〕参阅耶胡达·黑兹拉奇：《犹太复国主义评论》（Zionist Review），1951年2月2日，第15页：“任何妥协倾向对于犹太复国运动都是为害极大的——而这样的倾向却又总是存在的，因为想摆脱困境而去寻找最简便的方法乃是人情之常。”

(3)　从希特勒在欧洲的魔窟脱身的犹太人，偏偏横遭阻拦，徒然对巴勒斯坦望洋兴叹，他们对英国的反感是可以想见的；然而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赞助人都把容纳他们的实际困难，过于看得轻了，这种困难不只是政治上的，而且也有物质上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中的一批强硬派还给犹太人的这种自然的不满情绪火上加油。这些人多年来就不断地施加压力，要增加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他们绝不会不去利用营救欧洲犹太人的需要，来推进他们的人口政策；因此他们都暴跳如雷，反对把难民遣往巴勒斯坦以外的其他国家，即使因此而有碍于巴勒斯坦成为他们的最后归宿也在所不计；有一艘，也可能是两艘满载难民的轮船被极端分子故意沉入海底，以便激起反对英国政府的偏见〔见A·M·海厄姆森：《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A．M．Hyamson：Palestine under the Mandate），伦敦，梅休因，1950年版，第150页，又见下文，原著第241页，第244页注②（即本书第357页注②。——译者）〕。按照这样的见解，温和的《国土报》（Ha-Aretz）（“以色列的《曼彻斯特卫报》”）1947年3月30日发出抗议说：“为使人口臻于多数而移民数百万之说甚嚣尘上，遂使营救身受希特勒荼毒的人们一事，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4)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之为闪族后裔实不亚于犹太人，传统的委婉说法“反闪族主义”一语的不当可从下例得到充分的证明，《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的一篇社论说：“英国的驻军和文官们大体上都不能不是亲阿拉伯的……由于根深蒂固的反闪族主义。”（1948年1月2日，第1版）

(5)　但是，请参阅他（丘吉尔）1946年8月1日对下院的讲话：“摩擦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犹太人都被允许远远超出对委任统治的解释的严格范围而自行其是。……犹太复国主义人士的要求和欲望近来已把执行委任统治的国家所能同意的限度置之度外。若干年来，我就已……感到，因为我们非要承受整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全部责任不可，这就给大不列颠压上了一副不公道的重担，而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们……，当时对我们帝国是如此关系重大，则大感惊恐，对我们疏远；那时候，美国……和其他国家都袖手旁观，完全置身事外，不负任何责任，却在那里恣意批评我们的缺点。”（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247栏，第1250栏，第1253栏）

(6)　据汉纳·阿伦特看来〔“50年后的犹太国家”，《评论》（“The Jewish State Fifty Years After”，Commentary），1946年，5月号，第3—8页〕，传统的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因伪救世主萨巴泰·泽维〔公元1626—1675年；参阅J·卡斯坦：《伊兹密尔的救世主，萨巴泰·泽维》（J．Kastein：The Messiah of Izmir，Sabbatai Zevi），伦敦，约翰·莱恩，1931年版〕的改宗伊斯兰教而遭到一次“灾难”，西奥多·赫茨尔的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则是第二次非宗教性的尝试，以“感化散处各地的犹太人”。汉纳·阿伦特还说：“赫茨尔对犹太人被全世界的敌人包围而不得不团结起来的描绘，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赢得了犹太复国运动，已经成为犹太群众的共同感情。……有一些犹太人领袖妄称，他们相信犹太人能够据守巴勒斯坦而与全世界相抗衡；他们相信犹太人能够坚持不懈地提出一切要求或任何要求，而与一切人和一切方面为敌。……在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此有所制约；恰恰相反，他用来把新的犹太民族意志灌注到政治行动中去的那些乌托邦的和意识形态的成分，看来足以再一次引导犹太人脱离政治的现实——也脱离政治行动的领域。我不知道——我也不想要知道——如果我们在巴勒斯坦碰上一次灾难，全世界的犹太人将会怎样，未来的犹太历史将会怎样，但是这同萨巴泰·泽维的那段插曲却是极其相似的。”

(7)　“他们将要遭受到的苦难，实为任何平白无辜代人受过的民族所未有。”〔伊弗雷姆·布罗伊多，工党—犹太复国主义的报纸《话报》（Davar）的前编辑，《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1年9月19日，第5页。〕“民主世界现在正为它的心安理得和空中楼阁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我们在道义上扪心无愧。”（S·利文堡，后任大不列颠犹太社会劳工党主席，同上，1941年10月24日，第4页）巴勒斯坦的大拉比在1947年的逾越节广播讲话中说：“作为一个信奉宗教的人，我相信英国遭遇的种种不幸，都是自天而降，惩戒它对待犹太难民的方式。”有位记者反问，犹太人身受的一切灾难是否也是上天所降（《泰晤士报》，1947年4月5日和8日）；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回答倒也妙：“犹太人永远是别人所订政策的受害人；他们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是不择手段的权术家和居心险恶的阴谋家的牺牲品。他们是无依无靠的可怜虫——一个流离失所的民族。”〔哈马比特（假名），《新犹太》（New Judaea），1947年4月，第136页〕

(8)　乔治·利希泰姆，《巴勒斯坦邮报》（Palestine Post）伦敦记者，1946年6月4日。《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的一篇文章（“政治瘟疫”，1947年10月18日，第629页）没有充分交代清楚反犹偏见是双方摩擦造成的结果（此方或彼方的责任大小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一事实，而竟说出了这样的话：“随着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英国变成了欧洲反犹太主义的罪恶传统的剩余财产的继承人。”

(9)　韦茨曼对于那些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人们，用词更不留情，《磨炼与错误》，第431—432页。

(10)　“犹太人民投入了一场反对当局的斗争；他们不能同这样的一个政府合作，它决心要毁灭我们，要把移民赶尽杀绝，要在我们的〔原文如此〕国土上建立一个警察国家，要剥夺我们的〔原文如此〕土地。……我们从未承认，我们决不承认限制移民的合法性。我们决不承认，也永远不会承认限制购置土地的合法性。我们决不接受一个存心要把我们掐死的政权。”（“哈加纳”致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的备忘录，1947年，载《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8月15日，第5页）

(11)　据透露，在委任统治的30年间，犹太立国基础基金会以“民族组织”的名目为掩护的防务开支约达2 700百万英镑〔M·埃斯科尔斯基：“立国的基础基金”，《以色列与中东》（M．Eskolsky：“Foundation Fund of Statehood”，Israel and Middle East），第2卷（22），第4—5期（1950年6—7月），第101页〕。

(12)　见英国殖民部：《巴勒斯坦：关于取缔暴力行动条例的情况的声明》（Great Britain，Colonial Office：Palestine，Statement of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Acts of Violence），敕令第6873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6年版）；梅纳赫姆·贝京：《起义》（Menachem Begin：The Revolt），伦敦，W H艾伦，1951年版，第135—148页，第183页。

(13)　“在巴勒斯坦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期中，犹太人领袖不愿对他们的决定承担公开责任，因而在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内部和外部世界造成了一连串的误解和一种不信任的空气。这个新国家诞生之时，疑云密布，黯然无光，其主要原因在此”〔阿瑟·凯斯特勒：《许诺和兑现：巴勒斯坦1917—1949年》（Arthur Koestler：Promise and Fulfilment: Palestine 1917—1949），伦敦，麦克米伦，1949年版，第98页〕。“身为记者，又为编辑，我逐渐得出一个结论，从犹太复国主义总部散布的任何消息，在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证实以前是不可置信的。”〔乔恩·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1915—1950年的中东》（Jon Kimche：Seven Fallen Pillars: Middle East 1915—1950），伦敦，塞克和沃伯格，1950年版，第178页〕“犹太人区”内生活的心理条件是犹太复国运动的背景，阿诺德·汤因比对此有所述及〔《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第1—3卷，第2版（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5年版），第2卷，第242—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