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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章
近东各国的“解放”
（1941年）
第一节 1940年6月休战以前与英国结盟的法国
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将近20年的统治继续了19世纪的工作，那就是把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从破落中振兴起来，法国曾在其中起过主要作用。马末娄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在许多个世纪之中失于治理，致使这两国落到这般地步。尽管发生过1925年到1926年间的叛乱，法国的统治还是保持了一个社会安宁的状态，因而人民的生活水平能有机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劫之后复苏。(1)
然而，无论取得怎样大的经济进展，这个进展还是满足不了居民中那些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一小部分人的欲望，(2)因为他们志在争取政治独立，而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人一直横加阻挠。1936年的草约提出了半独立地位的诺言，这种独立所受到的限制，同埃及和伊拉克从它们与英国所订条约中获得的地位所受的限制相似；但人民阵线的垮台以及即将临头的战争阴影越来越逼近，致使法国政府于1938年12月决定不批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条约；新上任的高级专员加布里埃尔·皮奥于1939年1月到达近东国家后就提醒民族主义者：
在目前的国际均势中，法国的存在是对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惟一有效保证。如果法国一旦撤出或削弱其兵力，叙利亚的爱国人士就会明白，他们的最宝贵的梦想也就不复存在。(3)
面临法国这种已经强硬起来的态度，连续两届由民族集团党成员组成的叙利亚政府相继在他们的支持者所组织的、规模日益增大的混乱局面中辞职。3月20日，高级专员授权他派驻在大马士革的代表接管叙利亚内政大臣所掌握的维持公共秩序的权力，很多民族主义者被捕。4月6日，无党派政府组成，高级专员就立即前往巴黎磋商。他回来后在5月13日发表广播演说，(4)当他谈到法国政府希望同叙利亚政府达成一项最后正式协议时，他暗示法国将坚持把地方自治权赋予一些地区，在这些地区中，逊尼派穆斯林仅占少数，而且逊尼派的官员在过去3年中在法国政府默许下已被当地居民驱逐出境；(5)他声称法国政府认为国际局势需要一个法叙军事合作的新基础。叙利亚政府于是把已经宣布过的意图付之实施，就是如果高级专员无法在巴黎使草约获得批准，政府即行辞职。时间过了几个星期，新政府仍未组成。6月23日，民族主义者由于法国把哈泰（亚历山大勒塔州）割让给土耳其而受到一次新的、但不是没有预料到的打击。(6)这就导致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在7月7日辞职。高级专员随即暂时废止叙利亚宪法，并在7月8日成立一个5人理事会；(7)撤销外交部和国防部，这两个部的事务由法国直接掌管。7月末，很多民族主义者被指控阴谋暗杀新政府成员而被捕。(8)
这样，在战争爆发前夕，尽管基督教徒占多数的黎巴嫩政府同法国人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但是代表着有政治头脑的一小部分人中大多数人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各项要求和法国人准备向他们作出的让步之间的矛盾，实不亚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英国托管当局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不过英国人曾试图在1939年5月的白皮书中弥合他们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的裂缝，即使所付代价是要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结下不解之仇；而法国人则把那种相似的尝试，即1936年草约中载明的妥协方案，也抛弃掉了，因此，到了7月份暂时废止宪法时，他们和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已经陷于覆水难收的地步了。
战争爆发时，魏刚将军被宣布为近东地区部队总司令，由于他在1923年到1924年间任高级专员时已得好评，这次任命深孚众望。(9)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宣布紧急状态，警察和安全机构转归军事当局管辖，并采取措施对付囤积者和投机商，实施严格的新闻检查，禁止公众收听德国广播，违者判处徒刑。对这种种措施，公众无可奈何地接受下来，不少著名人士宣布效忠法国，可是投军效劳的人不多，也没有实行征兵制。9月21日，黎巴嫩宪法也被暂时废止，内阁权力转移到一位黎巴嫩籍的国务部长手中，有一位法国顾问和一个由政府各部的首脑组成的谘询委员会协助他行使职权。政府各部的数目也由9个合并为5个，(10)大量冗员都被辞退。这些改革措施，除了对本身不利的人外，都是深得人心的，因为这个官僚机构对一个仅有1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是过于臃肿和浪费的；即使假公济私和裙带风的情况并不一定比其他中东国家更坏一些，但是机灵的黎巴嫩城市中产阶级至少更能感觉得到不法勾当比比皆是。
在叙利亚，法国人赶紧援用在紧急状态下取得的新权力，采取严峻措施对付民族主义者。大马士革的过激的民族行动联盟(11)和阿拉伯俱乐部立即遭到镇压。阿拉伯俱乐部被控接受德国人的津贴已经有些时候了。(12)同样，在法国共产党遭到镇压之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共产党也遭到镇压。9月末，军事法庭对本年3月和7月(13)被捕的民族主义者进行审讯，判处3年至20年的徒刑。报章没有透露任何证据，以说明判处这些重刑是适当的。一个星期后，军事法庭以私运军火进入巴勒斯坦和私造炸弹的罪名判决了20人。(14)10月和11月，在贝鲁特、的黎波里和霍姆斯的叙利亚国民党党员被捕，(15)公安总部声称，他们的首领安通·萨达这时正在柏林，法国人断言，该党从德国方面多次接受巨款。(16)到了1940年4月，公安总部把上年7月的所谓暗杀阴谋案件的档案整理就绪，现在宣布，这个阴谋不过是在德国人支持下发动一次全面叛乱的先行步骤罢了。(17)军事法庭对民族行动联盟和其他组织的27个成员宣判，其中逃亡在外的11人也受到缺席审判：7名死刑，后来死刑被取消，听候军事法庭重新审判，其余的人被判处10年至20年的徒刑；同上次一样，从未发表过任何具体证据以支持这些判决。
1940年5月17日，魏刚将军应召回国接手指挥欧洲的法国军队。接替他指挥近东3个师(18)的是米泰尔奥塞尔将军，他在贝当元帅通过广播宣布打算要求休战的次日，即6月18日，颁发军令，宣布近东部队要继续同盟国并肩作战。与此同时，高级专员皮奥在接见英国总领事后通知波尔多政府，在近东的法国人打算抵抗，并正与法国驻伦敦大使取得联系；同时也给魏刚和突尼斯总督佩鲁顿去电。6月20日，米泰尔奥塞尔接待韦维尔的访问，并在法国于23日接受德国人提出的休战条件之后宣布，他打算“继续执行法国在叙利亚的任务，并在那里保卫……法国及其国旗的荣誉”。皮奥确认，“对于近东各国，没有考虑过投降问题。”然而，到了25日，新任国防部长魏刚致电各殖民地司令官，命令他们执行休战条件。摩洛哥的法国总督诺盖将军在取得佩鲁顿的同意后，致电皮奥和米泰尔奥塞尔，声称休战不影响法兰西帝国的自由，佩鲁顿也这样劝说皮奥。27日，皮奥向米泰尔奥塞尔指出，如果法属北非投降，就没有希望继续进行斗争。(19)米泰尔奥塞尔整夜思索这个问题，因为有关联合保卫中东的计划，他同韦维尔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但如今他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年已67岁，家属又都在斯特拉斯堡；于是，他也在28日屈服了。韦维尔在29日再度来访，但也无法使他回心转意，次日，双方都把巴勒斯坦和近东国家之间的边界封锁掉了。7月1日，英国政府发表如下声明：
英王陛下政府……获悉米泰尔奥塞尔将军……业已声明，叙利亚的战斗已告终止。英王陛下政府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一旦德国或意大利企图占领叙利亚或黎巴嫩以及它们不顾英国制海权而试图这样做的时候，法国部队将不作出任何反抗它们的努力。
但是，为了消除任何方面可能产生的疑虑，英王陛下政府宣布，他们不能容许任何敌国占领叙利亚或黎巴嫩或者利用这两个国家作为基地以进攻陛下政府保证予以保卫的那些中东国家，或者使这两个国家陷于混乱而危及那些国家。
陛下政府因此相信，在他们认为形势需要的时候，有权自行采取任何措施，以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他们为了贯彻这个宣言而在今后不得不采取的任何行动，将完全无损于现属法国委任统治的各地区的未来地位。(20)
正当米泰尔奥塞尔听任法国失败时，他的参谋长拉米纳上校（后任将军）发出一道同他的司令官所作的决定背道而驰的命令。这道命令表面上说“将部队向巴勒斯坦方向移动”，其实是使近东部队继续处于战争之中。可是，据说有两名高级军官因受近东方面反英怀疑的影响，他们同米泰尔奥塞尔一道干涉，促使撤销此项命令，虽然军队中的大多数人本来是会遵令行事的。然而，一小部分部队越过巴勒斯坦的边界同英国人会合。米泰尔奥塞尔下令将拉米纳本人逮捕，但他仍得脱身逃到巴勒斯坦。米泰尔奥塞尔最后还被说服，让波兰喀尔巴阡旅的4 000人去同英国人会合，但是不得带走他们的坦克。这个旅是由取道土耳其逃亡到叙利亚的难民组成的。但是米泰尔奥塞尔拒绝了韦维尔的要求，不肯交出外籍军团的3个营。(21)
第二节 维希政权与轴心国停战委员会
（1940年6月—1941年4月）
法国在近东的部队退出战争，并没有立即导致中东的法国当局与英国当局的关系破裂。相反，近东国家和巴勒斯坦之间关于一项清算协定的谈判已经进行到达成草约的地步。那时传来了英军于7月3日向迈尔斯—克比尔（奥兰）的法国舰队进攻的消息。两天后，维希政府同英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双方本来在进行谈判，由维希政府以扣留在贝鲁特的3艘英国商船同在海法被扣留的一艘法国班轮交换。但是这时法国海军部也下令中断这项谈判，3艘英国商船上的50名英籍海员在肮脏邋遢的刚刚释放了一批德国和意大利拘留犯的营房里，被拘留了好几个星期，直到最后获准遣返。英国命令伊拉克石油公司关闭横跨叙利亚沙漠的基尔库克油田输油管线的的黎波里支线，切断对近东国家的原油供应，并对近东国家实行局部封锁，这就立即造成了石油短缺，因为法国人向来的做法是把他们在伊拉克石油公司的那份原油运往法国本土提炼的。(22)8月，法国采取了报复手段，禁止适龄入伍的英国国民离开近东国家，从而不让他们乘火车前往土耳其，并迫使英国总领事离开贝鲁特，住在10英里以外的阿莱，这样他就不能直接观察或影响首都的事态演变了。(23)
如前所述，被拘留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都获释放，他们的财产已被发还了，罗马法庭也恢复了工作。8月底，5名意大利高级官员前来监督停战条款的执行，特别要保证落实关于释放被拘留的轴心国人员，削减法国驻军到只需维持境内治安的最低限度，并将库存军需物资加以封存或适当处理。从一开始，他们就摆出了一种显示“征服民族”身份的傲慢态度；但是在他们到达贝鲁特的那一天，他们那种法西斯式的敬礼就被法国人嗤之以鼻，而且随即受到忠告，要是他们考虑自己的尊严，乃至个人的安全，就不要穿着那种豪华的军服招摇过市——这个忠告，他们总算谨慎地接受下来了。虽然如此，他们有时候还是免不了在街上受到嘲笑和乱推乱挤；据报道，平托上校就曾吃过耳光；又据说一个叙利亚出租汽车司机知道了顾客中有两人是停战委员会的成员时，就拒绝为他们开车。他们尽了种种努力以求行使职权，但都遭到高级专员皮奥和继米泰尔奥塞尔任总指挥的富热尔将军的顽强和巧妙的抵制拖延。不管这些高级法国官员为法国在欧洲战败而如何垂头丧气，但至少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并不是败在意大利人手下，而且近东国家的权力仍旧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24)同时，许多法国官员通过英国驻埃及大使提出一项请求，要求贾德鲁将军回到近东来领导他们起义，反抗意大利停战委员会。贾德鲁将军在8月间从印度支那前往伦敦参加自由法国运动时曾路过中东。丘吉尔和戴高乐决定在戴高乐能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占领达喀尔之后，立即发动这次政变；但在那次行动（9月23—25日）失败之后，在近东的14名为首的法国策划者因活动保密不严，被维希政府下令逮捕起来。(25)这时近东法国人的舆情极度消沉，并不因为当局采取行政措施清洗了若干有同情自由法国嫌疑的高级官员而有起色。军队中后备人员的遣返工作，正在积极进行；留下来的驻军主要是非洲人和外籍军团，这就使得愿意采取独立行动的法国军官或士兵为数不多了。
但是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表现，丝毫不能提高停战委员会的声誉。大约有400名来自近东国家的希腊人，设法偷越土耳其边境参加到希腊军队中去了，事后意大利人才提请高级专员注意此事，得到他的同意不再给余下的希腊人发出境证。(26)11月24日，皮奥接到通知，他所担任的高级专员一职，已另派别人接替，(27)第二天就发表了任命由臭名昭著的亲法西斯的科西嘉人让·希亚佩继任。此人是在1934年2月被激进政府解除职务的巴黎警察长，是替墨索里尼办《格兰瓜尔》周刊的卡尔布恰的岳父。自法国政府于1940年6月撤出巴黎后，希亚佩就一直留在那里担任市议会主席，同德国占领当局勾结在一起。因此，可以相信他会同样忠心耿耿地在近东恪尽厥职；但是他所搭乘的飞机于11月27日在地中海上空被击落了，显然该机是在慌乱中闯入了英国与意大利海战的炮火。亨利·当茨将军奉命接替他的位置。这位当茨，倘若真就是1925年建议萨拉伊将军诱骗3名德鲁兹酋长前来开会而当场将他们逮捕拘留的那个人，那堪称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选，那次违反中东礼待客人准则的行为曾引起1925年到1926年的叙利亚叛乱。(28)
在意大利停战委员会的那场闹剧表演过之后，轴心国的老大哥登上了叙利亚舞台。开始只是二流角色登场；(29)1940年9月底，第一个前来的是鲁道夫·罗塞尔。他是福格特伦德光学仪器公司在贝鲁特和开罗的代表，在这个国家有长期的生活经验和多方面的联系。他在都城饭店建立了他的贝鲁特总部，这家饭店是一家德国老店，迄至解放一直是德国人活动的中心。他表面上的任务是照管德国的财产和权益。他在他的周围纠集了一批同伙，其中著名的有罗兰·艾伦德，此人出生在贝鲁特，同一些黎巴嫩家族有姻亲关系，还有波拉·科克，能讲流利的阿拉伯语和法语，以阿勒颇作为她的活动中心，因为她的家属在那儿经商已近50年。她的主要助手是一个在德国受过训练的大马士革牙医纳吉卜·坎安。此外，还有萨迪·吉拉尼，别名沙米·皮尔（叙利亚长者），系前阿富汗王后苏雷亚的亲属，他在1938年曾给印度西北边境制造过一些麻烦，他的妻子是德国人，他在古塔（大马士革绿洲）拥有的农庄据说是德国人的一个活动中心，装有1架无线电发报机。(30)贝鲁特一名新闻工作者拉希德·巴比尔也成了《德意志新闻报》的记者。通过这些代理人，德国人同当地那些曾在德国读书，或是娶了德国老婆，或是同德国有着商业往来或其他关系的人建立了联系。军事官员也逐渐地开始来到。据报道，10月间，曾有一名叫冯·普拉特的少校和其他3人到伊拉克边界进行了一次侦察活动。(31)12月，这一类的活动据说在各方面都更加频繁了；又据说有一名德国军官同法国谍报部的一名官员串通，偷偷地进入了巴勒斯坦。随后在1941年1月中旬，德国外交部近东司司长奥托·冯·亨蒂希以全权公使的身份来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参加派往伊朗和阿富汗挑起这两个国家反抗英国和俄国而以失败告终的德国远征军。(32)在向法国高级专员呈递国书后，他在都城饭店举行了一次政界和宗教界著名人士的招待会，对他们表示了非常和蔼可亲的态度。过了一段时期，《在西方的胜利》这部影片在都城放映，法国战败的景象淋漓尽致地被展现在那些或多或少不甘心受法国委任统治的人们眼前。同时，据报道，冯·亨蒂希曾征求过伊斯兰教徒关于成立一个阿拉伯帝国的意见，曾设想在大马士革举行一次伊斯兰教代表大会，并曾煽动极端分子在旷日持久的巴勒斯坦问题上，在轴心国所断言的英国已经允许把叙利亚北部让给土耳其作为友好的代价这个问题上，起来反对英国，(33)还曾建议他们同伊拉克民族主义分子协调行动计划，并且鼓励他们指望借助德国从土耳其手中收复哈泰失地。看来，他和罗塞尔多少得到了民族集团中舒克里·库阿特利所领导的《独立》晚报派的响应，而这一集团从总体上看，这时已把德国当作他们实现独立愿望的最有可能的支持者。这两个德国代理人在一次周游叙利亚时，对的黎波里、拉塔基亚、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作了一连串的正式访问，而且越过幼发拉底河访问了当地的知名人士、宗教领袖和学校，并放映了德国的宣传影片。(34)
同时，英国对近东国家的局部封锁，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它们邻邦之间在法国投降后开始落下的那道“铁幕”的发展过程。在法国还是英国的盟国的那个时期，法郎与英镑的比价是稳定的，因而近东国家同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以及同埃及——它们全都属于英镑集团——之间的货物交换一直是简便的。可是不但由于维希同英国断交而这些经济上的自然联系大部分中断，而且叙利亚的生产者和商人这时对战败国法国财政上的稳定也已丧失了他们最后的一点信心，而叙利亚银行和叙、黎纸币则是由法国控制的，因此他们除了换取黄金或其他必需品外，都不愿将这个国家出产的耐久物品脱手。于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猖獗的黑市市场，进行黑市交易的不单是由于英国封锁造成的真正缺乏的进口货物（如石油、重油、(35)食糖和大米），而且还有这个国家大体上通常可以自给的产品，特别是谷物。占有叙利亚粮田的人，不论是大地主、小自耕农或用谷物交租的佃户，都无意拿出他们的实物去换取正在贬值的钞票；而法国政府当局为各城市粮食管理作出的一切努力，不论是勒令申报存货，试图征购，实行配给，或者是枉想将全国物价固定在1940年6月10日的水平上，(36)对制止囤积和投机倒把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效果，这是人们对通货普遍失却信任以及叙利亚商人不论大小，只顾个人利益的本能所造成的直接后果。
表明日益恶化的经济局势开始威胁公共安全的第一个迹象早在1941年1月就已出现了，那时发生了多次示威游行，人们手擎旗帜，上面写着“我们要面包、糖和石蜡”的口号。(37)当高级专员颁布命令禁止示威游行时，全市商店一律罢市（有的是自发的，有的是在政治头目们雇用的流氓威胁下响应的），许多罢工的组织人和示威者被警方逮捕了。(38)在大马士革，由于上季收获的公粮已逐渐耗尽，而私人囤积的大部分粮食，当局又没有去碰它，因之缺粮情况日益严重，迫使当地政府于2月27日将标准面包的售价提高到战前价格的4倍；一种按半价出售的次等面包，专门供应穷人，但在头一天就出现了把便宜面包抢购一空的情况。(39)群众随即袭击了面包点心店，因而警察被迫采取行动。于是，民族主义领导人立即宣布举行总罢工，据说罢工的第一天，就有1 200人被捕。示威者同警察之间的继续冲突，造成双方都有伤亡。第3天，法国人调来了军队，配备了坦克和装甲车。尽管这样，罢工还是扩大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其他城市，显然具有政治色彩了。地方委员会很快接管了罢工的组织工作，在这些地方委员会中，民族集团的代表似乎起了主导作用。民族集团内的政治人物舒克里·库阿特利看来从罢工一开始就被大马士革的罢工群众公认为他们的领袖，因而法国代表请他运用他的影响来结束罢工。罢工的第6天，民族主义者委员会向法国代表提出了要求，其中包括成立代议制政府，代替自1939年7月以来一直在法国指挥下名义上负责治理这个地区的理事会，并缔结1936年草签的条约。(40)3月15日，理事会辞职，或者说被撤销了。高级专员试图组织一个代议制政府，但他拒绝民族主义者关于实行大赦、废除法国顾问行使的巨大权力以及废止新闻检查制度等温和要求。在进一步举行街头游行示威的配合下，民族主义者明目张胆地拒绝了高级专员的妥协方案，并宣称，就他们来说，这场战争已以法国战败而告终，他们要求完全独立。骚乱持续到月底，其间令人憎恶的塞内加尔军队在主要城镇采取了行动，相当多的平民遭到杀伤。(41)4月1日，高级专员在一次广播中宣称，通过他同叙利亚领导人的会谈，他所得到的结论是：
叙利亚的独立仍然是叙利亚人民的愿望；法国从未停止支持这种愿望，但是独立只有在世界局势稳定时通过调整叙利亚的地位才能实现。鉴于舆论希望有一个拥有更广泛权力的政府，他已经决定设立一个由政府首脑领导的内阁来代替理事会。这个政府将包括一个协商会议，由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各界以及青年一代的主要代表组成。……国务会议将负责立法事宜。(42)
这一完全按照维希政府模式设置的新体制中的政府首脑一职，当茨选中了近两个世纪以来就是大马士革有财有势的阿兹姆家族的成员哈利德·阿兹姆担任。他是一个颇有名望的人，是大马士革商会主席，曾在1939年4—5月那一届短命的温和内阁中任过部长。据说，他在1939年6月拒绝同民族集团的成员在同一内阁中共事；如今他把民族集团从他的国务会议中排除了出去。(43)同时，在贝鲁特和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区自3月31日到4月5日总罢工之后，显然由于感到当前的黎巴嫩政府已无作用，亲法的埃米尔·埃德总统和国务部长辞职，由艾尔弗雷德·纳卡什组成了一个新政府。(44)
其后两个月中，经济状况仍不见好转，罢工事件继续发生，但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危机，经法国人恢复了某些宪法体制，并将一些权力赋予更有代表性的、虽然还不是民族主义者的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之后，暂时得到了缓和。法国人不得不应付的困难问题，主要来自近东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中固有的各种病态，而这些病态（正如在以后4年中终于表现出来的那样）即使没有外来力量的任何重大刺激，也完全可能急剧恶化。“第五纵队的宣传，意大利和德国的‘旅游者’以及当茨将军容许渗入的其他破坏势力，固然造成了深刻影响，正如近东几个显要人物的档案材料所表明的那样”，(45)然而，要像法国报章评论员所说的那样，借口这些混乱主要是由于德国代理人企图破坏近东的法国政府而造成，(46)那未免是过分轻描淡写，(47)旨在掩饰法国在那里不得人心的程度。由于法国在欧洲的垮台，法国政府在叙利亚已经信誉扫地，在黎巴嫩也好不了多少，只是凭借法国武装部队的威胁，才使民族主义者有所畏惧罢了。(48)
第三节 维希勾结轴心国，盟军入侵近东国家
（1941年5—7月）
4月底，当中东的英军正为保卫克里特岛、西部沙漠和伊拉克，同时又要消灭东非的意军而心事重重的时候，参谋长委员会向韦维尔指出，德国人有可能在叙利亚取得立脚点的危险，并指示他准备派遣一支部队前往支援法国人在叙利亚对德国人的任何抵抗。韦维尔复称，根据他掌握的情报，当茨将军对维希唯命是听，极不可能抗拒德国人的入侵，并说他在巴勒斯坦所能调动的最大兵力只有一个不足额的骑兵旅团。他不主张按照参谋长委员会的建议同当茨接触，认为那样做的结果只会把他自己的弱点暴露给这个潜在的敌人。(49)当茨在对他的审讯中供称，4月29日英国总领事哈瓦德先生（后为戈弗雷爵士）曾对他说，德国飞机有可能想使用叙利亚机场来进攻塞浦路斯，并说第二天他就向维希作战部发去一份电报如下：
德国人正在把德帝国的作战基地连接起来，借以实现他们向苏伊士和伊拉克方面的推进。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他们企图在近东机场建立据点的可能性。他们这样做也许会事先通知我们，但也许不通知我们。停战协定第10条禁止对德军采取任何敌对行动。然而后来发给海军和空军的指示却规定了遇有任何外国飞机着陆或采取行动，即使是从前的敌人的飞机，均应以武力抗击。
根据这些指示，我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以抵抗任何武力行动。如蒙立即示知这是否符合法国政府的旨意，并给予处理这一问题的相应指示，不胜感谢。(50)
5月4日（就在这一天，伊拉克军队和英国军队之间爆发了战事）维希作战部长答复如下：
你不久或许就会遇到德国人试图援助伊拉克的行动，这不是不可能的。倘有德国飞机编队想在你们的机场着陆或飞越你们领土的情况发生，就宜考虑到法国对德国并不处于中立国地位。不能把德国武装力量当敌军对待，但是，如果英国军队想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那你当然要用武力予以反击。(51)
6日，维希把海军上将达尔朗从5月3日以来同德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情形通知了当茨，并告诉他：“要取得谈判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如果开往伊拉克的德国飞机在委任统治的领土内着陆，你应给以继续飞行的一切便利”；(52)对此，当茨于次日复称：“来示敬悉，正下达相应指令；(53)但是，倘德国或意大利飞机在飞行中或着陆时采取敌对行动，则机场指挥官有权进行自卫。”(54)5月10日，一名在前一天飞抵阿勒颇的维希政府密使雅克·盖拉尔向当茨解释说：法国对德谈判中的利害关系是在争取削减战争赔款，缩小法国境内的德占区和大批释放战俘。(55)作为交换条件，一名在高度保密情况下偕同盖拉尔来到叙利亚的德国代表鲁道夫·拉恩将安排使用悬挂“伊拉克”国旗的德国飞机过境前往伊拉克。拉恩还要求将按照停战条款封存在军用仓库内的法方武器、弹药和车辆供给伊拉克使用。当茨于5月11日报告达尔朗说，这些物资可以经由阿勒颇—摩苏尔铁路运往伊拉克，但必须在5天前通知土耳其，因为军车需通过200英里的土耳其国境；(56)他还说：“我建议，在征得拉恩同意后，请求停战委员会供给我们同等数量的武器和弹药，以补足我们的战时储备，如有可能，再供给一些……反坦克炮和……高射炮，因为万一英国作出反应，这些武器都是严重不足的。”(57)第一批飞往伊拉克的德国飞机于12日清晨到达叙利亚，当茨力图限制他们只使用叙利亚的巴尔米拉机场，因为那个机场距离居民中心区最远，但随即接到维希命令，饬将阿勒颇附近的奈拉卜机场供他们使用，并拨给他们一中队法国战斗机和一个高射炮连，就地为他们进行防御，据当茨报称，从5月中旬到6月6日，约有120架德国飞机在飞往伊拉克途中经过叙利亚上空。(58)5月14日，达尔朗电告当茨：
法德会谈业已结束。政府在元帅总统的主持下已决定采取同德国合作的原则。这种合作并不含有对英宣战的意思，但确认关于以武力抵抗任何英国进攻的命令有效。
第二日贝当亲自电示如下：
关于法德谈判情况，昨天海军元帅对你已用电报通知。我必须亲自强调指出这项谈判的重要性以及我将无保留地履行由这项谈判所产生的政策的意图。关于叙利亚的那部分定必使你更有信心尽一切可能保卫在你受权管辖下的领土；像在达喀尔那样，保证其航空线畅通无阻；以及在我所知政治和物质条件都很棘手的情况下，充分表示同这个新秩序合作的愿望。(59)
与此同时，5月14日和15日，皇家空军曾轰炸德国人正在使用的巴尔米拉、拉亚克和迈扎等机场；5月15日，英国外交大臣在下院宣称，政府已授予全权对叙利亚机场上的德国飞机采取行动，因为法国准许这些飞行的行为不符法国政府所作的保证。(60)当茨向英国总领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于5月16日发表了下列公报：
德国飞机近来曾在途中飞过叙利亚。其中15架曾于最近几天在叙利亚机场强行着陆〔原文如此〕。法国当局已根据停战条款采取措施，保证这些飞机将尽快离开。……英国飞机的活动，是对法国的现行敌对行为。(61)
5月21日签订的法德草约，确定了近东的法国当局应协助德国人补给伊拉克军队，并规定它“应按照互惠原则将所获有关中东英国兵力和战争部署的全部情报传递给德国最高司令部”。鉴于英国已采取积极步骤阻止德国渗透，德国最高司令部也同意放宽停战条款，允许法方从国内取道萨洛尼卡将军需物资和陆空部队从法国运至近东。(62)5月21—22日，当茨劝说他们不要在贝鲁特或的黎波里登陆，“借以保守机密，并避免英国人可能作出甚至比使用飞机场所引起的更大的反应”。他建议改用贝鲁特与的黎波里之间的沙卡海湾的浮码头。(63)同时，陆军指挥官富热尔将军，在公安部的积极合作下，正在清洗那些涉嫌同情自由法国或对同德国合作政策持批评态度的高级军官和文职官员。富热尔不止一次向法国驻军各部队发表反英讲话，在讲话中，他提到英国自贞德时代以来就是法国历史上的敌人。(64)英国各领事奉令撤离这个国家，并且据报道，法方已用军用卡车将5 000到6 000名叙利亚志愿军通过叙利亚沙漠送往伊拉克军中；这些志愿军据说是德国人用现付10英镑，并答应以后每月付10英镑的条件征募来的地痞流氓。(65)另一方面，有几百名法国士兵，特别是两支彻尔克斯骑兵队，在他们的指挥官菲利伯特·科利特率领下，越过南面边界去参加巴勒斯坦的自由法国军队，不过他们同那些消极等待事态发展的人相比，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66)
5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宣称：
如果维希政府实行它所宣布的同敌人合作的政策，采取不利于我们的战事或旨在援助敌人作战的行动，或者容许这类行动，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现这种敌人，当然有权予以打击。(67)
韦维尔的兵力有限，同时要兼顾西部沙漠、克里特岛、伊拉克和东非，所以他不愿再在近东承担责任，(68)甚至执拗到于5月20日向帝国总参谋长提出辞呈；但是最后他还是采取措施，以防止德国占领叙利亚的危险：
5月25日，我报告陆军部，我正在准备一项计划，由缩减一个旅的澳大利亚第七师、自由法国军队和第一骑兵师的几支部队向叙利亚推进。这比我认为必需的兵力要小得多，而且我也不喜欢使用自由法国军队，因为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使叙利亚的法国人顽强抵抗，但是我又没有其他军队可以调派。参谋长委员会给我的指示是上述兵力一经准备就绪，就向叙利亚进攻。……
总的计划是全线向叙利亚挺进。……我明白如果法国人进行抵抗，我们的进展将会迟缓，并且这支兵力也可能力有不足，不能完成任务。维希法国的兵力远远居于优势，且拥有坦克90辆左右，而我们则无法从西部沙漠调用任何装甲车。空中支援也势必比较薄弱，因为较大一部分的空军力量须用来支援不久将在西部沙漠展开的攻势。
海军将以一支舰队沿着海岸支援我们的进攻。我们手中可调用的战斗机，较大一部分已用于掩护这支舰队以防敌机袭击。(69)
5月30日，当茨以电报向达尔朗建议，鉴于在伊拉克的战役已以轴心国的失败告终，避免在叙利亚重蹈覆辙，实属重要：
德国人员呆在这里，并不能在军事上给我们任何帮助，反而被利用来反对我们，可能作为向我们进攻的借口。我向你请求，如有可能，就结束现有的任务，不再让德国飞机使用我们的机场，不论是中转或是作较长时间的停留。(70)
1945年，当茨向审判官供称，达尔朗给他的答复是，并没有什么反对英国的军事合作协议；法兰西帝国必须始终由法国人自己来捍卫；他已要求德国人从叙利亚撤走。然而派到伊拉克的德国空军中队指挥官于5月31日还在力图从他在阿勒颇的基地重新组织力量抗击伊拉克北部的英军，并声称德法两国政府已达成反对英国人的军事合作协议。当茨显然感到有必要坚持要求这些德国人撤离叙利亚领土，因而警告达尔朗说，“我控制着这里的军队，在于提醒他们，捍卫帝国的统一是为法国本身，既不是为了德国人，也不是同德国人在一起。假使这个论点垮掉，我担心他们的忠诚就会受到挫伤。”6月4日，德国最高司令部召回了德国空军中队。6日，当茨正式通知代管英国利益的美国驻贝鲁特总领事说，最后一批德国人业已撤离，当天傍晚他对法国广播说，“地平线现已廓清了。”(71)
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6月8日，英国政府宣告，尽管他们在1940年7月1日提出了明确警告：
维希政府奉行同轴心国合作的政策，将他们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空军基地听凭德国和意大利使用，并向伊拉克的叛军供应军需物资。德军已开始渗入叙利亚，维希政府且继续在采取措施，其后果势必使叙利亚和黎巴嫩全部沦于德国控制之下。
不能指望英王陛下政府会容忍这些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已远远超出法国停战条款的任何规定，并且悍然违反了贝当元帅最近所作关于法国的荣誉不容它做任何反对其以前盟国的事情的声明。
因此，自由法国的军队在皇家军队支援下，已于今日清晨进入叙利亚和黎巴嫩。(72)
另一方面，维希政府在递交给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备忘录中声明：
在叙利亚，法国人与德国人之间并不存在合作，伊拉克事件期间，可能曾在叙利亚的那些德国空军物资和人员，除了两三架损坏的飞机和大约10名人员外，已全部撤走。
……英国的任何进攻，按目前叙利亚的情况，是毫无理由可以解释的，它要冒产生非常严重后果的危险。……法国政府决心保卫他们的领土和属地，不论他们可能在哪里遭到进犯，并将全力以赴。正在叙利亚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按照这个意旨进行的。但法国政府方面鉴于目前局势的危险性，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以前，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或扩大冲突的行动。倘若纠纷果真扩大，法国政府将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法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防务。(73)
英国政府在答复中，提醒维希政府注意英国外交大臣5月22日的声明，并补充说：
因而，叙利亚法国当局奉命给予英王陛下的敌人的协助所引起的后果，应由贝当元帅政府负责。
英王陛下政府高兴地注意到贝当元帅政府将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或扩大冲突的行动。他们不希望法国人流血，因此愿意建议，如果贝当元帅政府能够设法指示他们在叙利亚的军队对同盟国军队为阻止敌方使用叙利亚作为反对同盟国的作战基地而采取的措施不表示反对，那将会符合双方国家的利益的。(74)
同盟国全线发动进攻。澳大利亚第七师的几个纵队分别沿着纳库腊角以北的沿海公路和从上约旦河谷通过迈尔杰-乌荣的公路前进，同时自由法国军队则“跃过”已占领铁路交叉点德拉的印度第五旅，向大马士革推进。轴心国立即向维希建议由它们提供空中支援，6月11日，维希作战部长通知当茨：
我们已答复如下：
（一）为了道义上的理由，德国的介入应从外部进行而不要飞越近东地区。
（二）在沿黎巴嫩海岸支援陆上部队进攻的英国舰队，对我们说来是目前的主要目标。……
（三）其他重要目标为安曼、海法和卢德的飞机场，以及海法的港口设施，如可能，后者将是我们的长远目标。而最终目标则是海法与塞浦路斯间的护航舰队。
（四）至于在实战地带介入的问题，这只有在当茨将军提出要求时才有可能，且应经由意大利停战委员会提出。
德国停战委员会还要求在地面空防〔？；“定时类型”（D.A.T.）〕和法国战斗机方面担保德国飞机的安全，并在它们万一着陆时，给予物质上的援助。我们已答复，当茨将军将在特殊情况下，如德机被迫飞越叙利亚领土或着陆，提供保证和援助。
德国停战委员会最后请求最高司令部组织无线电传送德国空军司令部所必需的一切情报。……
我们已答复说，最高司令部将研究保证迅速传送所述情报的可能。(75)
6月12日下午1时半，近东海军司令古通海军上将发给维希一份电报如下：
昨天我请求总司令授权斯蒂卡式俯冲轰炸机使用近东机场，以免我们受到不断北进的英国海军舰队的炮击；在我军的目前情况下，这是惟一有效的方法。我相信，这项措施，在英国进攻之前将会遭到全军的拒绝，但在今天则将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当茨将军今天已同意了，并刚刚就这个问题同拉［恩］进行了联系。我请求采取极其快速和持续的行动。(76)
当茨于同日下午7时50分以电报确认上述情况：
一方面由于英国舰队继续不断炮击，另一方面因我军折损较快而我的兵力薄弱，无法补充，所以我已改变了关于德国飞机进行干预的意见。请准予派遣一中队德国飞机来此，使用阿勒颇机场，以袭扰英国舰队或配合陆地作战。已通知拉〔恩〕。(77)
维希于13日晨电复如下：
我们正在派出一中队能够袭击舰队的〔法国〕空军。
由斯蒂卡式轰炸机协助，可能对总政策产生严重反响，因此只有在不仅是需要迅速的和持久的、而且还需要大规模进行轰炸的时候，始得争取。
希查明这些技术条件能否齐备。(78)
当茨乃答复如下：
派特种空军中队来此，将解除我的困难，也许还可使我凭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
大规模的、持久的支援势必要把防御物资或机场勤务交给德国空军支配，对此我不能提供。这将导致德国人占领整个叙利亚北部。
间隙性的支援无济于事；为了收效甚微的象征性支援而放弃我们理直气壮的态度和我们的总政策，那是不值得的。(79)
与此同时，维希作战部又给部队发来一份电报说：“为了总政策上的理由，务必尽久地坚持下去。最终不得已而停止抵抗时，应即毁坏所有军需物资和一切具有实际军事价值的东西。”
局势对当茨不断恶化：英国和自由法国军队已逼近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在中部，迈尔杰-乌荣这个战略据点已告陷落；机动化纵队正从伊拉克穿越沙漠前进。当茨报告说，“在这种情况下，立即由斯蒂卡式轰炸机以叙利亚为基地插手干涉，首先对陆上目标，其次对海上舰队进行袭击，将起决定性作用。拉恩宣称，一俟战役结束，游客就立即离开。”(80)据此，维希空军部长贝尔热雷将军于6月17日飞到近东；但在此期间，维希军队了解到盟军力量薄弱，已顺利地对库奈特腊和迈尔杰-乌荣发动了反攻；当茨感到军事形势已不再需要他求助于德国的支援。(81)因此，他又临时发了一份电报给维希：“技术上有困难；而且不急需。”贝尔热雷返回维希后，收到一份较长的电报，其内容是他和詹尼凯因都已同意了的：
赛达的困难局势，主要是英国炮兵和舰队的行动造成的。指挥近东海军特遣舰队的司令认为斯蒂卡式轰炸机的支援将起决定性作用，但根据下列理由我已拒绝了这项建议：
（一）军需物资、汽油和炸弹的库存量，不容许我们向德国空军编队提供协助和防务，而这些是他们接受邀请来此时势必会要求的。
（二）我认为法国在道义上所处的总形势，使叙利亚的法国军队有责任独自作战，而不需外国军队进入叙利亚协助。
（三）所要求的支援，用以对付敌人的军舰或许有效，但对地面战斗的结局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它将严重损害我们的声誉而得不偿失。
还是让我们单独拼到底，比拉别人下水好。
6月22日，维希政府终于决定不再请求德国空军支援，并电复詹尼凯因：“坚持你的立场，这完全符合政府的决定。”(82)
6月20日，正当印度第五旅和自由法国军队在向大马士革进逼时，当茨曾有电报给维希：“近东的命运现在取决于立即投入突击部队。他们必须用大型运输机运送。德军司令准备提供所需的飞机，条件是由你提出请求”；(83)但当茨把军事形势的严重性给他的政府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之后，却又于当天(84)央请美国总领事探询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达成停战，并于21日得到了答复说，英国政府打算给予当茨本人和所有法国文武官员以战败者的恩典。21日，大马士革失守，巴尔米拉受到了从伊拉克穿越沙漠前进的英军纵队的威胁。因此，当茨于6月26日派遣两名参谋去维希说明战斗已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根据其中一名军官的作证，虽然贝当于28日同意有停战的必要，但是达尔朗却主张尽可能打下去。(85)维希政府政务院副主席的国务秘书雅克·伯努瓦–梅香于6月25日到7月2日访问了安卡拉，力图说服土耳其政府准许法国军队和军需物资通过土耳其进入叙利亚，但没有得到答复。(86)一艘辅助舰“圣迪迪埃”号，载有约260名维希士兵以及坦克、武器和弹药，试图从萨洛尼卡驶往叙利亚时靠近土耳其海岸航行，以免遭到截击，但它在7月4—5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港内被英国飞机炸沉。(87)7月8日，当茨最后受权谈判停战，这时，沿海公路上掩护贝鲁特的最后阵地达穆尔已濒于陷落。他乃再次求助于美国总领事的调停，后者于次日给他带回了英方的条件。
这些条件提到了战事开始时贾德鲁对近东国家的独立所作的保证，英国政府对此也曾给予支持，(88)还补充说，今后将由自由法国当局确保法国在近东的代表权。凡与最近这次战役有关的维希当局和军队，同盟国准备立即全部实行大赦。戴高乐也无意苛待那些奉命同他打仗的人。在叙利亚的法国官兵，必须给予参加同盟国军队的充分自由（尽量按他们的资历录用），并且必须为他们提供便利，使他们充分了解形势和摆在他们面前可作的抉择。至于同盟国方面，将会给每个人以自由选择的机会，那些不愿参加他们队伍的人，如情况许可，将连同他们的家属一道遣送回国。军需物资必须缴出，以防日后用来反对同盟国。军舰必须完整无损地交出，听候扣留；它们将于战后交还给统一的法国，或作价补偿。所有铁路、港口、交通运输、无线电台和石油装置等等，均不得损坏或毁坏，而必须移交同盟国使用。所有被羁押的英国国民必须予以释放，所有在近东的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必须一律交付拘留。对近东国家的封锁将予解除，这些国家将立即置于英镑集团范围之内。7月11日，维希政府答复如下：
……我们很遗憾地注意到第一款所列的政治条件，是同我们对于受托照管居民所具有的权利和特权不相容的。法国始终认为它的委任统治权赋予它的任务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要尽早解放叙利亚和黎巴嫩，并使它们成为自由国家。它不打算背弃这些义务。但是，关于选择独立的时间和决定独立的程序，是它自己的责任。在这方面，其他国家都不能有效地代替法国。
因此，英国政府自称为正在解放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这项声明，只能是无效的。
此外，法国政府也不能在任何借口下，参与同那些背叛他们祖国的法国人像戴高乐和贾德鲁之流进行谈判。
法国政府不能接受英国政府在第2款中所用的“全部大赦”这一词语。服从本国政府的法国军人是无需大赦的。
法国政府不能签订这样一项企图把如此违反它的利益和尊严的条款强加于它的停战协定。
法国政府授权当茨将军，如果英国政府不惜违反人道，延长这场首先是它挑起的冲突，可由他采取适合他将面临的这种实际局势的措施。(89)
同盟国军队继续向前挺进。英国与维希法国最后达成一项协定，并于7月14日在阿克（圣贞德）签字。其中最重要的几项新内容如下：
行政官员、技术部门官员以及谍报部官员，为了保证这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工作不致中断，要留守在岗位上，直到有人前来接替他们时为止。那时，如果他们愿意，可予遣送回国。如果他们的工作或态度不能令人满意，可以解除他们的职务（第9款）。
法国的文化机构，包括医院、学校、传教团体等等的权利将被保证受到尊重。这些机构的权利不得与同盟国的军事利益相抵触（第12款）。(90)
总之，很明显，维希法国允许德国人渗入近东国家的主要动机（同盟国报纸曾往往加以夸大），(91)是希望在对法国本土的停战条件上得到从宽发落。自由法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对于决定当茨5月间的态度以及6月8日以后维希军队对盟军的顽强抵抗，充其量不过是次要因素。戴高乐对近东各国愿意向他投效的军队，在人数上大大地欺骗了自己并迷惑了英国人；(92)但是，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痴心妄想，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想不惜任何代价(93)为自由法国争取到近东各国，就不清楚了。看来很可能大多数维希的法国军官对德国人的渗入是深为不满的，他们视德国人与英国人为一丘之貉。如果说他们因为英国人（他们认为英国人把法国拖入了这场战争，但又没有给它支援，随后还在迈尔斯—卡比尔和达喀尔犯下了“暴行”）终于就要得到报应而有点儿感到满意，那么这种心情大概也已被另一种感情抵消了，那就是德国人正在法国的另一个属地上取得一个立足点，要把他们从那里撵出去是困难的；冯·亨蒂希和罗塞尔为鼓励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而进行的活动，必然也已使这些法国人大有反感。据当茨在其辩护词中的表白，他在6月12日和15日要德国空军前来支援抵抗盟军进攻的请求中，曾故意提出了一些他明知不会被维希政府接受的条件，(94)但他的这个论证没有使法官信服，他被判处死刑，虽然后来得到了缓刑。
(1) 罗宾·弗登（Robin Fedden）在《叙利亚历史评价》〔（Syria，an Historical Appreciation），伦敦，黑尔，1946年版，第260—275页〕曾试图对法国统治的利弊得失作一个对比。法国方面的说法，参阅《法国在叙利亚与黎巴嫩的业绩，1919—1939年》（L'Œuvre française en Syrie et au Liban，1919—1939），巴黎，拉罗斯，1939年版。
(2) 举一个例子，这个时期的一本最优秀、最新的研究著作就几乎不曾注意到它，见A·H·胡拉尼（A．H．Hourani）的《叙利亚与黎巴嫩》（Syria and Lebanon），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6年版，第174—177页。塞西尔·胡拉尼（Cecil Hourani）评论弗登的《叙利亚》说，“他对当代局势的描绘之所以不尽惬人心意，部分原因是他对法国在叙利亚所起作用的周密调查，占去了不相称的篇幅。”〔《中东杂志》（Middle East Journal），1948年4月，第2卷，第228页〕
(3) 《泰晤士报》，1939年1月12日。
(4) 讲话全文和评论载《现代东方》，1939年6月，第317—318页。
(5) 详情见胡拉尼：《叙利亚与黎巴嫩》，第213—217页；参阅夏尔–安德烈·朱利安：“法国在中东的困境”（Charles-André Julien：“French Difficulties in the Middle East”），《外交》季刊，1946年1月，第24卷，第329页。
(6) 《概览，1938年》，第1卷，第479—492页。
(7) 文本见《现代东方》，1939年9月，第490—491页。皮奥早在4月15日即要求他的政府授权采取这些措施〔乔治·博内特：《欧洲末日》（Georges Bonnet：Fin d'une Europe），第98页，《保卫和平》（Défense de la Paix），第2卷：日内瓦，布尔坎，《飞马丛刊》（Editions du Cheval Ailé），1948年版〕。
(8) 《现代东方》，1939年8月，第466页；同上，1939年9月，第495页。
(9) 1939年10月份的《现代东方》（第539页）评为“大可珍视”；胡拉尼在《叙利亚与黎巴嫩》一书中（第230—231页）则没有承认这个事实。
(10) 1939年9月21日和11月22日的法令。文本载《现代东方》，1939年10月，第534—535页；1940年1月，第9—10页。
(11) 《现代东方》，1941年3月，第110—111页；胡拉尼：《叙利亚与黎巴嫩》，第197—198页。
(12) 贝尔纳·韦尼埃：《德国的伊斯兰政策》（Bernard Vernier：La Politique islamique de l'Allemagne），巴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1939年版，第93—94页。
(13) 见上文，原著第79页，第80页。
(14) 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警告：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的巴勒斯坦同谋者不能再依靠法国人的默许行事。也许就是这个警告促使他在10月中旬从黎巴嫩迁居巴格达。
(15) 《现代东方》，1941年3月，第111—114页；胡拉尼：《叙利亚与黎巴嫩》，第197页。
(16) 韦尼埃，前引书，第71页；《贝鲁特报》（Beirut），1939年10月24日。然而，泛阿拉伯方面声称，萨达于1938年访问意大利和德国之后在南美度过整个战争时期（参阅克利夫顿·丹尼尔，《纽约时报》；霍默·比加特，《纽约先驱论坛报》，都在1947年5月25日）。
(17) 《叙利亚回声报》（Échos de Syrie），1940年4月28日。伊拉克报纸披露逃往该国的两个为首分子的信件，他们否认这个运动出自德国人的鼓动或接受过德国人的任何资助（《独立晚报》，1940年5月5日；《国家报》，5月9日）。
(18) 马克西姆·魏刚将军：《回忆录》（General Maxime Weygand：Mémoires），第3卷：《再度服役》（Rappelé au service），巴黎，弗拉马里翁，1950年版，第28—39页；M·G·甘末林将军：《服役》（General M．G．Gamelin：Servir），巴黎，普隆，1946—1947年版，第3卷，第241—242页。盟国的宣传中关于这支部队的实力，从10万人到40万人，说法不一。
(19) 皮奥在给《费加罗报》（Figaro，1949年10月1日到2日）的信件中试图解释，他认为有责任保持委任统治权的完整无损，直至法国获得解放；他从英国殖民部〔原文如此〕在中东的目的与方法的经验中得到的教益是，法英在近东各国的合伙将不可避免地以法国作为较弱的伙伴而被排斥告终。因此，他的目的在于对维希表示“多少是抽象的”（虚构的）服从，对正在保卫埃及的英国保持友好的中立，同时尽可能地维持近东部队的完整，以待那一天的到来，“这一天何时到来殊难预知，但它必定终将到来”，那时美国参战，法国在近东的地位就不至于要完全仰仗英国的好意了。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事与愿违，他的决心也就日益减弱。英国人曾向他呼吁，要他使近东各国继续作战，英国人愿意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予以支持。如果近东的法国人全部倒向盟国一边，正如他们在北非终于做到的那样，他们保持主权的机会也就会大得多。维希和自由法国在近东的分裂最终使英国为了它在中东军事安全的利害关系而成为仲裁者〔参阅F·夏尔–鲁：《外交事务上惨痛的五个月》（F．Charles-Roux：Cinq mois tragiques aux affaires étrangères），巴黎，普隆，1949年版，第268页〕。
(20) 《泰晤士报》，1940年7月2日。
(21) 阿尔贝·卡梅雷尔：《关于停战协定的真相》（Albert Kammerer：La Vérité sur l'Armistice），第2版，巴黎，梅迪西出版社，1945年版，第337—342页；柯林斯：《韦维尔》，第251—252页，第254页；贾德鲁，第214页；《泰晤士报》，1940年6月25日和7月2日。柯林斯将军（同上书，第419页）说，“几乎可以肯定……本来可以劝诱一批法国军官来归，但值得怀疑的是，大批的士兵，其中绝大部分是塞内加尔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是否会跟随他们。英国方面，对有关如何行动方是上策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韦维尔所持的见解是，一批法国军官的倒戈无论如何会使叙利亚陷于混乱状态，无论如何会引起法国当局的极大不满。因此，他着眼于尽量听其自然，并希望看到一个强大、中立，但是友好的法属叙利亚能够存在下去。”
(22) 就在英法关系发生危机的时刻，叙利亚的政界人士阿卜德·拉赫曼·沙班达尔博士7月7日在大马士革他的诊所里被人枪杀身死。他在1925—1926年间的反法叛乱中充当过主要角色，为此曾被缺席判处死刑。1937年他回到叙利亚，同当时执政的民族集团发生龃龉，成立了一个反对派（见胡拉尼：《叙利亚与黎巴嫩》，第223—224页）。以后3年中，他积极地向各方面争取支持，如法国和英国当局以及德鲁兹派、正教派和马龙派的领袖们，特别是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的支持，鼓吹在叙利亚实行君主立宪而以英法双方赞同的阿卜杜拉为国王的主张。这些活动当然加深了他与共和派民族集团寡头统治之间的裂痕，所以该党领导人被指控有教唆这次暗杀的嫌疑，那是不足为奇的。他们之中的贾米勒·马丹、卢特菲·哈法尔和萨杜拉·贾比里等3人也确实被告发了，于是他们不得不在1940年10月间权且将活动场所转移到伊拉克。但在审讯时，真正的凶手（后来被绞死）为民族主义者开脱了罪责，他们就被正式宣告无罪（《现代东方》，1941年1月，第32—33页）。这一罪行影响所及，被称为亲英的沙班达尔在这个英法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刻被搞掉了，3名最令人生畏的民族集团领导人也被迫销声匿迹了几个月，这对法国人有莫大好处；所以认为公安部（部长是那个品行不端的科西嘉人科隆巴尼，他曾同斯塔维斯基丑闻有牵连——参阅皮奥，前引文）或许是该案同谋者的可能性，就不能完全排除。
(23) 拉尔夫·W·巴恩斯：《纽约先驱论坛报》，1940年8月11日；《泰晤士报》，1940年8月27日。据权威方面描述，对英国领事馆的待遇是“比较温和而有礼貌的”。
(24) 但是皮奥（前引文）于9月16日通知维希，他曾就英国对意大利人不利的宣传向英国总领事提出抗议：他声称意大利人的要求并没有超过停战条款，因此把法国军需物资或机场交给他们使用，是不成问题的。
(25) 见贾德鲁，第16页，第32—33页，第38—40页；丘吉尔，第2卷，第431—432页，第596页；美国版，第2卷，第436—437页，第762页；海军中将埃米尔·米塞利埃：《戴高乐反对戴高乐主义》〔Vice-Admiral Émile Muselier：De Gaulle contre le Gaullisme（此后简称米塞利埃），巴黎，迪谢纳出版社，1946年版〕，第216—218页。皮奥写道（前引文）：“我必须承认，我几乎不把这项阴谋当一回事，我认为它只不过是少数几个爱国分子想象出来的一个冒险计划，他们热心积极有余而谨慎老练不足。〔英国〕的谍报处多少轻率地卷入了这次事件，并被公安部部长〔关于此人情况见原著第84页注①（即本书第125页注①。——译者）〕的贪婪和他那种警察所惯有的卑鄙狡狯行径所出卖。”
(26) 《纽约时报》，1940年11月24日。大概是根据轴心国的指示，维希当局于11月2日，斋月末，下令释放了一大批停战前被军事法庭判处长期监禁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现代东方》，1940年12月，第586页；1941年1月，第34页）。没有受到这种宽恕的只有叙利亚国民党的领导人和共产党人。
(27) 皮奥说（前引文），意大利停战委员会显然因为他仍在容许英国取道巴士拉和巴格达铁路经过叙利亚领土将军火运往土耳其，曾于10月里要求把他召回，但没有成功。11月4日，为了试探赖伐尔出任外交部长的影响如何，他曾报请维希政府准其口头通知英国和土耳其当局，法国政府并不打算把近东的基地交给轴心国家，或是默许它们违反停战协定而占据基地；但是他的请求一直没有下文。他还说，11月29日，开罗的英国当局最后说服他脱离维希，并向他保证，他可以无需依附自由法国，而且将让近东的法国政权完全自治；但是“我认为把叙利亚的门户向我们盟国开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参阅贾德鲁，第66页，第69页）。
(28) 贾德鲁，第68页；但应对照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吕斯：《近东国家的悲哀》（Alfred Fabre-Luce：Deuil au Levant），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50年版，第96页，第199页。参阅《概览，1925年》，第1卷，第423—424页。
(29) 这段的主要来源是《维希政权下叙利亚的德国人》（Les Allemands en Syrie sous le gouvernement de Vichy），伦敦，法国战斗员出版社小册子，第201号，1942年版，应相当审慎和有保留地引用。
(30) 但英国当局的种种努力，从未能证实法方关于沙米·皮尔为德国事业进行活动的报道；而且一次他提出只要英国人让他在严密监视下住在印度境内他们指定的任何地点，他就愿意向英国投诚。参阅W·K·弗雷泽–泰特勒爵士：《阿富汗》（Sir W．K．Fraser-Tytler：Afghanistan），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266—267页。在这本书内他被误称为赛义德。
(31) 他们的活动，可能与曾被报道过的、由老手冯·奥本海姆男爵率领的叙利亚沙漠考古队有关（见《泰晤士报》，1940年11月11日）。这位男爵虽然确有资格被认为是一个考古学家，但早在1905年就已在埃及以“德皇的间谍”闻名〔罗纳德·斯托尔斯爵士：《方针》（Sir Ronald Storrs：Orientations），伦敦，尼科尔森和沃森出版社，1943年版，第121页〕。
(32) 参阅克里斯托弗·赛克斯：《瓦斯穆斯，“德国的劳伦斯”》（Christopher Sykes：Wassmuss，“the German Lawrence”），伦敦，朗曼斯·格林出版社，1936年版，第98页，第155页，第161—162页；瓦尔特·博斯哈特：《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1941年5月6日。
(33) 《现代东方》，1940年7月，第333页；1940年8月，第399页。
(34) 冯·亨蒂希是于2月15日被召回德国的。据亲同盟国方面的报道说，法国人对他的宣传活动曾表示反对（《纽约时报》，1941年2月16日）；当茨原来一定会在对他的审讯中以搞掉冯·亨蒂希一事居功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保持缄默〔乔·伦敦：《海军上将埃斯特瓦和当茨将军在高等法院》（Geo London：L'Amiral Estéva et le général Dentz devant la Haute Cour de Justice），此后简称伦敦：《当茨》，里昂，博纳丰，1945年版，第197页〕。
(35) 英国当局根据协议只允许每过一些时候从巴勒斯坦运入有限数量的石油和重油（参阅贾德鲁，第114—115页；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卷，第615页），但无论数量多少，都不足以制止投机倒把。
(36) 《纽约时报》，1940年10月17日；《现代东方》，1941年4月，第174页注③。
(37) 石蜡的短缺对每个人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是中东城镇中通用的炊事燃料；比较贫苦的人家还经常用以照明，即使有电力供应，他们也嫌太贵。以往石油和石蜡的供应，来自海法炼油厂，现在大部分被英国的封锁阻断了。停战后，虽在的黎波里匆忙地临时修建了一座小型“第一流装置”用以炼制伊拉克石油公司油柜中的存油（参阅《世界报》，1947年8月7日），但不能满足需要。
(38) 《纽约时报》，1941年1月12日，从贝鲁特经耶路撒冷发出的电讯。
(39) 《现代东方》，1941年4月，第173—175页；《法兰克福日报》，1941年3月14日。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占重要地位的纺织业工人，工作都不足时或者处于停工状态，因为纺纱者要求按高出“管制”价格1倍以上的非常高的黑市价付给他们纱价〔《现代东方》，1941年4月，第181页，引自大马士革《入门》（Ālif-Bā），1941年2月26日〕。
(40) 《佩斯特·劳埃德》，1941年3月12日，贝鲁特电讯。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与“四大金刚”已在策划从英国手中夺取伊拉克的完全独立；无疑，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是参与其事的；参阅贾德鲁，第105页。
(41) 骚乱的具体情况，被法国严格的检查有效地掩盖过去了；但可参阅《现代东方》，1941年4月，第173—175页；1941年5月，第239—240页；《曼彻斯特卫报》，1941年3月24日，《纽约时报》，3月26日和27日。
(42) 《时报》（Temps），1941年4月2日。
(43) 《现代东方》，1939年7月，第372页；1941年5月，第246页。
(44) 同上，1941年5月，第241—243页；1941年6月，第285页。贾德鲁于1941年11月任命纳卡什为黎巴嫩总统时，把他描绘为“德高望重的人……受到他的各个阶层同胞的尊敬”（参阅K·罗斯福：《阿拉伯人，石油及历史》，第134—135页）；但是到了1943年3月8日，当他反对贾德鲁为恢复立宪政府所作努力时，“他却表现得像是一个忘恩负义、暴躁易怒的孩子”（贾德鲁，第219页，第335页；又见第337—338页）。
(45) 《泰晤士报》，叙利亚特派记者，1944年1月21日。
(46) 法国方面的论点为作者作出了如下结论：“德国的宣传已成功地在大马士革资产阶级的思想中产生了德国武器的优越感；他们内心深处，还认为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对法国的保守政策固然怀有敌意，但对英国也丧失了信心。他们都期望轴心国获胜，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敢公开表达他们的心意，也没有足够胆量去冒险。”参阅一篇题为“混乱的叙利亚”（“Imbroglio syrien”）的文章，载《法兰西》（France），1941年4月25日。当茨将军在对他的审讯中认为这种骚乱是“校院里的冲突”而把它完全归咎于德国人的宣传；对于人们在经济方面的不满，他没有提到（伦敦：《当茨》，第197页；对照贾德鲁，第105页，第115页）。
(47) 一个意大利作家比较正确地评论说：“纳粹奉行的政策不过是一种很不中用的权宜之计：当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地中海在战争过程中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后来也是如此。”〔克林特（笔名）：“法英政治影响下的叙利亚与黎巴嫩”，《新矛盾》（Cleante，pseud：“Siria e Libano nella politica franco-inglese”，Nuova Antologia），1945年8月，第314页〕
(48) 参阅贾德鲁，第105页。
(49) 韦维尔：《战况报告之四》，第85段。1月31日，贾德鲁在英国政府同意下给当茨送去了一项建议，向他保证在和平解决时，完全承认法国在近东国家的地位，解除经济封锁，自由法国放弃争取那里的法国人的任何企图；作为交换条件，当茨应承担责任在德国人一旦对土耳其发动进攻时，保证土耳其与埃及之间的交通。当茨将该建议转报维希，而维希却以申斥一通了之，责备他不应接受来自一个“造反者”的文件（贾德鲁，第91—94页）。
(50) 伦敦：《当茨》，第268—269页；又见第198—200页；关于当茨同时试图为他的政府的政策进行辩护一事，参阅贾德鲁，第109页（1941年5月21日）。
(51) 伦敦：《当茨》，第247页。
(52) 同上书，第174页；参阅阿贝茨：《没有解决的问题》，第186—187页。
(53) 伦敦：《当茨》，第248页。
(54) 同上书，第271页。
(55) 同上书，第333页。
(56) 1921年10月20日的法土协定第10条（敕令第1556号，1921年）对经由这条铁路的军运作有规定；参阅拉恩：《不安宁的生活》，第152—181页。
(57) 伦敦：《当茨》，第175—176页。
(58) 据自由法国方面称，投入的德国飞机约106架，从铁路运往伊拉克的库存军需品如下：武器弹药755吨、75毫米高射炮2门、155毫米高射炮1门和航空汽油66油槽车〔《德国人在叙利亚》，第11页，第16页，第17页；雅克·苏斯戴尔：《无所顾忌》（Jacques Soustelle：Envers et'contre tout），第1卷：《从伦敦到阿尔及尔，1940—1942年》（De Londres à Alger，1940—1942）；第2卷：《从阿尔及尔到巴黎，1942—1944年》（D'Alger à Paris，1942—1944）（此后简称苏斯戴尔，第1卷，第2卷，巴黎，罗贝尔·拉丰，1947年版，1950年版）；第1卷，第244—245页〕。当茨声称，他奉有维希指示：“在不影响叙利亚安全的情况下”满足德国人的要求，因此他尽力限制了数量，并把残损的武器供应了他们（伦敦：《当茨》，第175—176页，第206—209页，第212—213页，第283页）。
(59) 伦敦：《当茨》，第249页。参阅《贝当元帅受审记：速写记录》（现代诉讼大全）〔Le Procès du Maréchal Petain: Compte rendu sténographique（Collection des grands procès contemporains），巴黎，阿尔班·米歇尔，1945年版〕，第2卷，第942页。伦敦把这两封电报的日期都往后推迟了一天。电文提到达喀尔，或许是维希政府对自由法国中东部队4月间按照戴高乐的意旨在巴勒斯坦进行集结的反应，这次集结是为了“便于叙利亚的法国军队一旦向他们求助抵抗德国人时可以随时出动”（柯林斯：《韦维尔》，第420页）。至于自由法国的插手，对促使维希对英国人的态度变得强硬，究竟起了什么作用，那就不清楚了。威廉·L·兰格是反映美国官方意见的，他曾评论说：“假使英国人没有犯用法国人打法国人这一不可原谅的错误，那可以肯定法国人是不会那样切齿痛恨的，维希的军队很可能只是形式上作一下抵抗而已”（《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160页）；但兰格自己承认，尽管自由法国在1942年11月的北非登陆战役中完全被排斥在外（当时轴心国家的威望比起18个月以前已大大下降），“可是我们有几天确实处于很危险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幸而靠天保佑，达尔朗把我们解脱出来”（同上书，第397页）。总之，由于军事和政治上的原因，在1941年夏季，要是没有自由法国参加，英国是绝不可能干预近东的；参阅韦维尔：《战况报告之四》，第85—90段。
(60) 下院辩论，第5辑，第371卷，第1264栏。
(61) 《每日电讯报》，1941年5月17日。
(62) 伦敦：《当茨》，第286—287页，第351—353页；阿贝茨：《没有解决的问题》，第188页。
(63) 伦敦：《当茨》，第177—178页，第253—254页。关于沙卡（Shaq‘a）的正确拼写法，参阅菲利普·K·希蒂：《叙利亚历史》（Philip K．Hitti：History of Syria），伦敦，麦克米伦，1951年版，第247页注②。
(64) 《时报》，5月21日；《泰晤士报》外交特派记者，1941年5月28日。
(65) 《泰晤士报》，5月19日、21日和26日；《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1941年5月26日。
(66) 《曼彻斯特卫报》，5月26日；《泰晤士报》外交特派记者，1941年6月5日；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14页。据报道贾德鲁曾于5月24日写道：“维希当局在军事上给予德国人的协助……在近东军队官兵中并没有引起人们为了法国的荣誉而希望看到的反应。……我深信，万一我们的队伍与近东军队遭遇时，后者将会服从命令向我们开火，阻止我们前进。”（《苏斯戴尔》，第1卷，第246页）
(67) 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371卷，第1593栏。
(68) 参阅上文，原著第71页注①（即本书第105页注①。——译者）。
(69) 韦维尔：《战况报告之四》，第90—91段。
(70) 伦敦：《当茨》，第269页。
(71) 同上书，第210—211页，第282页；瓦尔特·格利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Walter Görlitz：Das zweite Weltkrieg，1939—1945），斯图加特，斯泰因格鲁本出版社，1951年版，第1卷，第248页。拉恩和其他德国代理人仍留在当茨身边（见下文，原著第99页），到7月12日才越境前往土耳其，那时近东停战谈判已经开始（《德国人在叙利亚》，第20—22页；《苏斯戴尔》，第1卷，第248页；法布尔–吕斯：《近东国家的悲哀》，第187页）。
(72) 《泰晤士报》，1941年6月9日。
(73) 《现代东方》，1941年7月，第339页。
(74) 《泰晤士报》，1941年6月14日。
(75) 伦敦：《当茨》，第296页；又见第217—218页，第294—297页。
(76) 伦敦：《当茨》，第179页。
(77) 同上。
(78) 同上书，第219页。
(79) 伦敦：《当茨》，第179—180页；参阅第258—260页，第297—300页。
(80) 同上书，第220—221页。
(81) 贾德鲁（第142—143页）认为，当茨故意不利用这些战果以其居于优势的机械化部队破坏盟军的交通线，但是，当茨在审讯中从未作任何表白来为他辩护。从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20页）看来，维希分子认为英国拥有巨大的后备兵力；总的情况见阿贝茨：《没有解决的问题》，第196页，第198页。
(82) 《贝当元帅受审记》，第2卷，第1043—1044页；参阅伦敦：《当茨》，第221页。贝尔热雷在审讯贝当案中作证时供称，詹尼凯因的电报的最后一句是：“在叙利亚作战的法国飞行人员宁愿单独拼到底，也不愿与德国空军合作”；他并且断定，是这一声明促使贝当作出22日的决定。在审讯当茨和贝当案的起诉中，对所谓“飞行人员由于见到势须由德国斯蒂卡式轰炸机帮助作战而进行的反抗”，都大肆渲染（《贝当元帅受审记》，第2卷，第717页，第943页；参阅伦敦：《当茨》，第260—261页）；但贝当的答辩反驳了这个论点，只有这项答辩引用了詹尼凯因电报的全文。
(83) 伦敦：《当茨》，第261页。
(84) 同上书，第222页；但苏斯戴尔（第1卷，第247—248页）把采取这一外交步骤的日期放在6月18日。
(85) 伦敦：《当茨》，第221—223页，第232—233页。
(86) 《纽约时报》，1941年6月27日到7月4日；贾德鲁，第142页。
(87) 《泰晤士报》，1941年7月7日和8日；《曼彻斯特卫报》、《每日电讯报》和《新苏黎世报》，7月9日。
(88) 参阅下文，原著第107—109页。
(89) 《纽约时报》，1941年7月12日，据法文本《现代东方》，1941年8月，第390—392页，对某些内容作了改正。
(90) 全文载《泰晤士报》，1941年7月16日。维希法国人没有充分遵守近东停战协定，8月7日，当茨和约35名高级维希官员被英方拘留。据解释，因为（1）维希当局曾对若干同盟国军官的下落持欺骗态度，其中有些军官经发觉是在轴心国占领区；（2）当茨将军公开谴责所部投效自由法国的士兵为逃兵；（3）维希军人家属连同行李已经集中起来，匆匆被送往港口，准备上船去法国，而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在维希与自由法国之间作出选择；（4）停战协定签订后，军需物资曾被卖给市民（《泰晤士报》，1941年8月9日和15日）。直到9月4日，问题才得到满意的解决，在押的维希军官才获释。
(91) 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1941年6月2日美联社的报道，声称从安卡拉“高级权威”方面获悉，德国装甲部队已在拉塔基亚登陆，并且还有更多的部队在途。6月4日，《泰晤士报》外交特派记者写道：“伦敦方面不能证实这些谣传，但也不能全然不信。”（见上文，原著第95页，第97页）
(92) 随后（1941年8月4日），《泰晤士报》一名特派记者指出，近东的军队几乎全是由长期服役的殖民地人民——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和塞内加尔人——组成而由法国职业军官统率的。仅有的白人军队是外籍军团。这支军队对政治问题不大感兴趣，但它的军官们却多半是热心支持贝当的。贾德鲁确认（第162页）“只有早已被争取过来的几十名军官和2 000名主要是外籍军团与黑人的士兵”参加了自由法国；参阅伦敦：《当茨》，第338—339页；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21页。
(93) 参阅下文，原著第104—106页。
(94) 伦敦：《当茨》，第297—3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