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西班牙、英国和美国（1940—1941年）

（一）英西关系和封锁

1940年5月底，英国政府决定派塞缪尔·霍尔赴马德里去尽力设法改善两国关系。英国政府首先建议霍尔应当做为一个特命使节作一次简短的访问，然后，他应当继莫里斯·彼得森爵士之后任大使；但是，认为很有可能轴心国再隔几周就要控制西班牙，所以命令于6月1日载霍尔飞往马德里的那架飞机留在那里待命以备再送霍尔回国。然而，霍尔坚持要那架飞机马上回国，自己则搬进去好像要长住下去似的（恰巧就住在德国大使隔壁的一幢房子里），并尽可能地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英国有能力而且也情愿继续战斗下去。

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这时已朝前迈进了一步。⁽¹⁸²⁾5月22日，哈利法克斯亲自写信给萨拉查，要求他转告西班牙政府，英国愿到6月底在西班牙港口运交10万吨小麦，而且将为西班牙通过英西汇划结算购买葡萄牙殖民地的产品作出安排，同时，要引使西班牙作出中立的保证。6月7日，萨拉查发表声明说，不论是英国提供的援助，还是对西班牙中立的探询都受到了欢迎；到了7月6日，双方就购买什么产品（蓖麻油籽、椰子干核、玉米、花生油、咖啡和西沙尔麻）一事达成了协议；结算手续也通过7月24日的互换照会解决了。最后，准许西班牙采购价值728 000英镑的货物。⁽¹⁸³⁾

不久以后，当英国1940年7月31日的报复法令规定实施强制性航行证和船只执照制度以及向中立国家限制定量进口的时候，⁽¹⁸⁴⁾在西班牙、葡萄牙及其海外属地之间的贸易问题上作了某些让步。⁽¹⁸⁵⁾英国企图对西班牙的经济政策采取一种中间路线，既不使西班牙因饥荒而陷入混乱，或同轴心国合作，或采用小动作的政策来疏远它，而另一方面，也不允许它累积足够的资源从而再出口，或用于它自己同英国的作战，或被轴心国入侵者所利用。霍尔建议采取一种机动的政策，视西班牙对这场战争的态度而加以掌握。⁽¹⁸⁶⁾经济作战部一直在考虑采用大致相同的方针，但是，经济作战部往往批评霍尔和外交部太宽宏大量了，而反过来，它又被谴责为“吹毛求疵存心找岔子”。⁽¹⁸⁷⁾

西班牙人对这样较严厉的封锁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反对情绪，国家主义政府的庸碌无能，某些人士方面所表现出的明显恶意，以及怕德国失去耐心，所有这些起先引起了种种困难；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实际上是由于西班牙缺乏船只和外汇而造成的迟延归咎于封锁。尽管这样，到1940年年底，在进口限额计划的主要问题上还是达成了协议，而在几乎所有其他问题上，甚至在向意大利出口铁、钢和其他物品问题上也都达成了协议。新任西班牙商务工业部长的卡塞列尔，虽然曾被称为“讲求实际而又不落俗套的谈判能手”，⁽¹⁸⁸⁾但他仍迫切希望竭尽所能为西班牙获取更多的经济援助。他以惊人的才干在两者之间挑拨离间以从中牟利，但是，同他还是能够做成生意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多亏卡塞列尔的努力，他的政府才不顾塞拉诺·苏内的反对而批准了与盟国合作的建议。

（二）对石油进口的管制⁽¹⁸⁹⁾

1940年6月14日和16日，法国和英国政府通知美国国务院，发现有不寻常的大量石油正从美国运往西班牙，其中绝大部分是由美国油船装载的。他们有理由相信，其中有部分油是要运给意大利的，或者是运给在加那利群岛的意大利油船的。虽然英国此时对西班牙的石油库存估计达40万吨，但后来证明这一估计是过高了。⁽¹⁹⁰⁾据报道，从美国商务部的数字可以看出，6月中从美国输入西班牙的油量几乎达1939年7月到12月这半年输入量的一半，⁽¹⁹¹⁾而实际上所有这些石油肯定已在德国突破法国之后运走了，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贮存可能并非是惟一的目的。

英国政府曾要求美国限制使用美国的油船，也限制美国的润滑油和航空汽油运往西班牙，但美国政府还不准备直接采取这一行动。财政部长摩根索支持这一要求，但是，赫尔希望避免和国会在战争中偏袒哪一方的问题上发生龃龉，因而，采取了一些间接的措施。海事委员会规定美国人拥有的油船如果没有航行证就不许驶向西班牙或葡萄牙，这种航行证当时英国政府正停止发放，财政部扣留了停泊港内的油船进行检查。国务院私下里要求石油公司不要再向西班牙出口比平时更多的油，并注意所有的油都不要再出口到德国或意大利，但国务院对于英国对西班牙、葡萄牙和它们的美国供应商实行一种限额制度也没有提出异议。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租用的挪威油船被挪威政府征用了。

7月16日西班牙向英国申请给它石油规定限额，通过互换照会于9月7日达成了一项协议，为西班牙规定许可进口石油的水平，那就是到12月底将使西班牙的存油从224 000吨减少到16万吨。这就使西班牙仅能保有大约两个半月的供应量，希望这么一来它便无法再出口油了。英国未能取得西班牙不给敌机加油的保证，但是，1940年3月的战时贸易协定已包括了有关船的加油问题。⁽¹⁹²⁾在该协定一经签订后，美国政府即开始允许美国人拥有的油船悬挂外国旗帜驶往西班牙，并签发了前往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货运执照。但是，美国的汽油和燃料油的出口从1940年上半年的2 568 000桶降到了下半年的1 248 000桶，⁽¹⁹³⁾而事实上，由于船运方面的困难阻碍了西班牙获得它的全部限额量。

（三）与英国及美国的经济关系（1940—1941年）⁽¹⁹⁴⁾

到1940年9月初，西班牙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已变得十分紧张了。例如，一些棉纺织厂每周只开工两天，⁽¹⁹⁵⁾一场灾荒使这个国家又损失了100万吨小麦。⁽¹⁹⁶⁾从轴心国那里，截至此时也还看不到有什么东西运来，而几星期后的柏林会谈却表明了，它加入轴心国之前，德国不会答应给它什么，甚至那时也只能指望得到它所要求的一部分东西。英国政府同时已将西班牙的小麦限额扩充到足以购买除了英帝国以外的粮食。9月17日，当经济作战部得知西班牙小麦实际短缺程度之后，才同意让它每月可进口达10万吨的除大米外的各种谷物。⁽¹⁹⁷⁾

但是，进口物品的运输和资金问题仍有待解决，9月7日西班牙要求美国给予美元贷款。⁽¹⁹⁸⁾美国国务院对此意见分歧。赫尔怀疑提供给西班牙的物资不管在数量上怎样慷慨，是否就能使西班牙置身事外表示怀疑，并担心一旦这种尝试失败，政府机关势将遭到报界和公众舆论的谴责。有人提议，美国红十字会应动用由国会表决的部分救济基金，购买小麦赠与西班牙，其条件是这批小麦不得再出口，而应由美国红十字会和西班牙红十字会分配给平民，并且，西班牙报界应将这个方案全部予以公布。10月8日佛朗哥接受了美国此项提议，10月12日韦德尔奉命通知佛朗哥，西班牙将获得一笔信用贷款，条件是他必须明确表示不介入战争的意向，而且这笔贷款只能用于真正的经济目的。不过，在过后几星期内，佛朗哥以塞拉诺·苏内接替了贝格贝德，⁽¹⁹⁹⁾并在昂代⁽²⁰⁰⁾会见了希特勒，11月3日西班牙对丹吉尔实行了行政和军事管制。⁽²⁰¹⁾10月31日塞拉诺·苏内向韦德尔保证，不论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都没有暗示过西班牙应该参战，但与此同时，他却大讲起西班牙和轴心国之间现有的团结友好关系。韦德尔依然建议应该继续给予西班牙经济援助，但华盛顿的态度正变得强硬起来，部分是由于最近政治上的一些措施。11月8日国务院给韦德尔的指示是：在佛朗哥公开拒绝西班牙参战前，美国不提供任何援助，甚至红十字会也是如此。

英国政府力促美国国务院不要再坚持提出公开保证，⁽²⁰²⁾而他们自己却提议讨论给西班牙以250万英镑的贷款，并给西班牙签发这一年内进口100万吨小麦的航行证。12月1日又签署了一份汇划结算协定，12月5日卡塞列尔在向汽车制造业的代表们的演说中宣称，英国在过去两周内所给的经济援助已经把正被拖入德国同盟阵线的西班牙拯救出来了。谈判拖延了几个星期，这期间英国一直在谋求取得关于丹吉尔的保证，但是尽管塞拉诺·苏内从中阻挠，还是在1941年1月17日签订了小麦合约，从而使得西班牙能立即从英国在阿根廷和北美的库存中购买到75 000吨小麦。后来当西班牙在1月，从阿根廷购买40万吨小麦的时候，它也领到了英国的航行证。丘吉尔的指示是“不要推托，要养活他们”。而经济作战部和外交部则持更为小心谨慎的态度。可以把它总结为这样一句话——“打开龙头，但要加以调节并随时准备关掉它。”⁽²⁰³⁾1941年初，英国作了安排，由法属摩洛哥给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供应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对英国货品的交换。

1941年1月，经济作战部对进口食用植物油实行禁运，2月23日又将禁运范围扩大到所有一切脂肪和油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阻止西班牙政府再向德国和意大利出口橄榄油，因为西班牙政府已向德意提供了超过其能力范围以内的数量。但是西班牙政府不敢撕毁同轴心国签订的合约，直到4月份发生了斑疹伤寒流行病之后，这才放松了禁运，允许西班牙进口一定限额的牛脂和棕榈油用以制造肥皂。⁽²⁰⁴⁾大半由于德国和塞拉诺·苏内竭力阻挠一项关于用水银出口换取小麦和橡胶以获取英镑的附加协定的缘故，以致新的贷款协定在拖延了5个月之后，于4月7日才签订。⁽²⁰⁵⁾最后，协定的这一部分没有经过正式手续便付诸实施了。根据1940年11月29日的一项协定已经预支了250万英镑贷款中的35万英镑给西班牙，以便其从法属摩洛哥购买磷酸盐、锰和小麦。

第一批食品于1941年1月7日授权由美国红十字会负责装运。价值150万美元的面粉、牛奶、奎宁和医用物品在此后6个月左右内运到了西班牙，但是，国家主义者采取了极不合作的态度，他们远远没有按照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对这份援助计划加以宣传表示感谢。⁽²⁰⁶⁾另一方面，就美国对外的正常出口而言，根据在1941年初美国制定的许可证方案，西班牙是受到较差待遇的国家之一。从3月后半月起，英国政府可能由于从许多报告中获悉德国即将越过比利牛斯山而大为震惊，因此开始力劝美国应该给予西班牙像英国政府所给它的同样援助，但是，从赫尔最终在4月29日给韦德尔的指示看来，美国的援助似乎同以往几无二致，仍然是以保证不参战为条件。无论如何，当这指示到达马德里时，塞拉诺·苏内，因被韦德尔抗议轴心国在报上的宣传一事所激怒，正在阻挠韦德尔晋见佛朗哥的意图，于是谈判陷入僵局。⁽²⁰⁷⁾

佛朗哥在7月17日和18日的讲话并未能扭转僵局。艾登评论说，⁽²⁰⁸⁾佛朗哥似乎并不渴望经济援助，所以英国的政策须视西班牙政府将来的态度和行动如何而定。英国决定不格外去援助西班牙，虽然如此，还是要继续维持现有的安排，并提供西班牙以各种新的方便，只要这将有利于英国的战争努力。英国日益需求的铁砂、硫化矿类、钾碱、汞和其他战略物资实际上正在造成贸易逆差。西班牙已无须动用第二笔英国贷款中的大半，现在倒是英国没有能力出口足够的东西来支付它的进口了。⁽²⁰⁹⁾

美国人一如既往，还是比英国人更想对西班牙施加压力。赫尔在9月13日向西班牙大使表示了他对佛朗哥和塞拉诺·苏内的“粗鲁”、“无礼”态度的不满，他说，甚至在世界上最原始落后的国家里，美国也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无礼和轻视。⁽²¹⁰⁾油船的行驶再次被拖延，甚至在佛朗哥7日讲话以前已是如此，这种施加压力的方式一直持续了整整7、8、9三个月之久。卡塞列尔准备谈判，但美国人这次想要换得更具体的东西，而不光是些口头上的亲善友好，他们在11月29日提出的条款是十分强硬的，⁽²¹¹⁾这些条款包括要求对石油炼制，石油在西班牙国内的分配以及西班牙在协助购买战略物资方面实行监督。

石油的输送在珍珠港事变后再次耽搁下来了，石油输出的减少情况倘使不是由于英国的抗议的话，可能已变得越发严峻了。⁽²¹²⁾甚至当西班牙停止从美国进口石油（由于愤怒的群众袭击了停泊在得克萨斯港的油船），并开始全部依赖委内瑞拉和荷属西印度群岛的供应时，美国政府仍旧能通过私营石油公司来控制石油运输。1942年2月，在特纳利夫岛的炼油厂关闭后，西班牙政府接受了监督，并在3月份达成了包括炼油和采购战略物资在内的一项协议。⁽²¹³⁾

（四）保护在逃的战俘和难民⁽²¹⁴⁾

1940年6月以后，逃亡的英国和其他盟军的战俘都逃到了西班牙。英国大使馆鼓励这些人偷越比利牛斯山脉，在到达西班牙时，便供给他们食物和衣服，并且安排他们转移。他们这些人落到西班牙当局手中，就被作为非法移民而投入监狱，⁽²¹⁵⁾只是在英国大使馆不顾官僚主义的阻挠一再就诸如此类的事提出交涉之后，西班牙政府才改变了他们的做法，将军官们拘留在旅馆里，其他士兵则关在米朗达德埃布罗的一个特种营房里，那里的条件应当说是属于西班牙的兵营而不是西班牙的监狱的性质。⁽²¹⁶⁾为每一个人申请离境的许可证都必须经过一番交涉，但要是西班牙政府同意把他们作为英国公民来对待的话，他们总是能得到许可的，可是，对取得这项身份的权利却是有各式各样的解释的。据报道，德国人经常要求引渡在逃的战俘和难民，可是，霍尔仅提到过西班牙当局曾两次准备把他们移交给德国人，而每次都由于英国提出抗议才改变了原来的决定。⁽²¹⁷⁾1942年11月以后，凡是来自法国被迫降或因迷航而误降在西班牙境内的盟国飞行员或空运部队都马上移交给了领事馆。

也有若干难民进入了西班牙，虽然他们绝大多数是途经西班牙前往葡萄牙的，但其中有些人（大多数是犹太人和无国籍的德国人与奥地利人）是无法再向前走了。这些人也得到了英国大使馆和各流亡盟国政府的代表以及美国慈善机构的援助；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可以得到疏散的。有趣的一例是有关来自萨洛尼卡西班牙籍的犹太人的遣散一事，他们的释放系由霍尔达纳在1943年谈判成功的。⁽²¹⁸⁾1942年到1943年冬季期间源源涌到的成千上万名法国难民首先是由英国大使馆和美国慈善机构负责料理，但是，从1943年2月起美国大使馆就接管了全部责任，后来在阿尔及尔的法兰西国家委员会也捐献了50万美元作为他们的生活维持费。德国人坚持凡属适役年龄的法国难民一定要作交战国的人员处理，要么加以扣留，要么遣回法国，然而，霍尔达纳同意让美国人把他们经葡萄牙转送到北非去。最初由于德国施加压力，迫使西班牙政府不敢开放西班牙的港口以供遣散难民之用，但是，从1943年10月起，难民得到了允许从马拉加离境。1943年期间，约有20 000名法国人就是这样参加了盟国部队。⁽²¹⁹⁾波兰人和其他盟国侨民也得到了遣散。1943年3月底西班牙宣布封闭比利牛斯边界，地方当局且发布了须将难民移交的命令，但是，一经霍尔和海斯⁽²²⁰⁾对此提出抗议后，霍尔达纳就获准撤销了这新规定，而这新规定原是在作战部长阿森西奥和最新任命的内务部长布拉斯·佩雷斯的影响下发布的。

（五）关于盟国在西班牙还是在加那利群岛登陆的问题

西班牙长枪党的报纸《向上周刊》在1941年7月31日愤慨地报道说，由米亚哈将军率领的流亡共和主义者访问了美国驻墨西哥城大使馆，以讨论共和主义者对盟国在加那利群岛登陆时给予什么样的帮助。这并不是西班牙报纸第一次指责盟国打算占领加那利群岛，或者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这些指责曾不断见诸报纸，一直到法国获得解放为止。它们是由于受到德国的宣传的影响以及西班牙政府方面真正的惊惶所引起的。⁽²²¹⁾至于盟国在西班牙或葡萄牙的登陆，国家主义者对它的恐惧则被大大地夸张了，联合参谋部确曾一度把伊比利亚半岛考虑在可供选择的第二战线之列。然而，罗斯福仍旧执意要优先选择法国。⁽²²²⁾同时在伦敦的计划参谋部急急忙忙地作出了决定不用伊比利亚半岛，⁽²²³⁾可能只是因为该半岛上的公路、铁路及港口设施不便。在战争早些时候，英国最高司令部准备调派6个师去加的斯，这6个师原是他们准备在摩洛哥登陆时用的。但是，这显然只有在西班牙的邀请下才能这样做。⁽²²⁴⁾

加那利群岛眼看就要被占领了。1940年1月，盟国制定了计划，打算在一旦德国人进入西班牙时，即夺取加那利群岛作为代替直布罗陀的一个基地。从1941年5月到7月，调集了10 000名远征军（以后增加到20 000名）整装待发。⁽²²⁵⁾但随后登陆计划又推迟到9月份。丘吉尔一度主张对德国人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而不要等待德国人的行动。⁽²²⁶⁾此外，虽然甚至在9月内盟军实际上并不曾登陆，但这支部队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保留在那里待命。可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由英国或更晚些时由英美联合发动一次进攻的危险性，似乎比西班牙政府原来推测的要小得多了。

第六节　塞拉诺·苏内的倒台和盟国在北非的登陆

虽然盟国十分成功地发展了与西班牙的经济关系，但是它们在诸如宣传工具、报界态度及控制轴心国的活动等方面尚未能获得较好的待遇。到1942年年中，西班牙官方的态度还是得意洋洋地亲轴心国的，但是佛朗哥7月间讲话的调子在这一年中是谨慎得多了，而且正在进行着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开春以来，塞拉诺·苏内的权势已渐衰落，他因间接地被牵连到企图暗杀国防部长巴雷拉将军的事件中，于9月3日被佛朗哥解除了职务。据说，塞拉诺·苏内的同僚阿雷塞和希龙故意策划了这一暗杀阴谋来把他搞垮，佛朗哥借此机会一箭双雕，既清除了塞拉诺·苏内，又任命了向称亲轴心国的阿森西奥将军接替巴雷拉将军，借以保持平衡。

新任外交部长唐弗朗西斯科·戈麦斯·霍尔达纳将军（霍尔达纳伯爵）过去在1938年1月至1939年8月期间即担任过此职。如今盟国代表们觉得能与一位正直、稳健和理智的人打交道感到欣慰。这位部长的主要目标在于不使西班牙被交战双方拖入战争，他也从来没有对轴心国的威胁利诱屈服过。对盟国特别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的任命恰好是在英美的北非登陆之前。盟国的军事计划者们充分意识到突然发起一次对直布罗陀袭击的危险性，不论它是否经过西班牙同意。⁽²²⁷⁾确实，正是为了尽量减少这种危险起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才选择在卡萨布兰卡（它将提供另一条通往海峡的交通线）而不在波尼登陆，这样就可以使（正如后来情况的发展）盟军有可能在向突尼斯进军的赛跑中抢先到达。⁽²²⁸⁾不管盟国军队在哪里登陆，舰只集结在直布罗陀总是不免要暴露的，并且大部分盟国空军只有取道直布罗陀机场才能飞抵北非，而该机场只消遭到半小时的轰炸便会失去作用。⁽²²⁹⁾单就直布罗陀岛本身来说，由于从1940年起就挖掘了防御工事，它可能经受得起一次围攻，但作为基地就没有用了。艾森豪威尔在1942年9月中旬向马歇尔汇报说：如果西班牙人突然发动进攻，那么要在若干日子内使用以北非地面为基地的战斗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盟国也完全没有把握能重新使用直布罗陀并控制海峡。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认为：德国人如果没有西班牙的全力支持，它是不容易迅速挺进到直布罗陀的，而且无论如何他们运送给养和派遣地勤人员还得需要时间。他还指出：单就德军迄今还没有进入西班牙，尽管控制海峡对他们是非常有利这一事实而言，就可说明他们一定考虑过这一行动将是很困难的。同时，他还向马歇尔报告说：西班牙目前或许仍将保持中立，⁽²³⁰⁾但是，在胜利登陆不成问题之前，从海峡那边来的危险依然是他主要担忧的一个问题。⁽²³¹⁾

关于登陆时在外交上应做的准备方面，丘吉尔和罗斯福最初商定，英国应负责对付西班牙，而美国则应付在北非的法国人，⁽²³²⁾但是据报霍尔刚从英国回来就给霍尔达纳提出过一些特别保证，英国打算尊重西班牙领土完整，也不干涉西班牙内政。⁽²³³⁾可是事实证明不但英国，而且美国的保证也是必要的。这时，在西班牙有关盟国登陆的谣言已是甚嚣尘上，加上在前一年夏天，美国新闻界和“压力集团”又掀起了一场支持同一个允许轴心国潜艇从加那利群岛获得给养的法西斯政府断绝邦交的运动，西班牙政府似乎已把这种运动看做为美国官方策动的暴行宣传，准备入侵群岛或半岛的序曲。⁽²³⁴⁾10月间增援部队开到加那利群岛，霍尔达纳几次三番向海斯就反国家主义者的鼓动宣传提出了抗议，并警告他说：盟国在西班牙家门口的军事活动对西班牙将构成严重威胁。⁽²³⁵⁾海斯自己也为听到有关北非的登陆可能包含有对加那利群岛实行预防性占领的消息而感到震惊，⁽²³⁶⁾于是，他立即向华盛顿请求否认此事。他在11月2日递给霍尔达纳一份由罗斯福亲自批准的声明，保证尊重西班牙的主权和领土，既注意到西班牙不想卷入战争的愿望，也表示表态，美国政府同在他们国内的反国家主义者的活动是毫无关系的。⁽²³⁷⁾另一方面，据说霍尔达纳直到登陆行动开始前的几个小时，并没有对可能在北非登陆一事向霍尔提出异议，但到那时，他也只是要求盟国作出保证，不在西班牙区域内的摩尔人中间惹起动乱而已。⁽²³⁸⁾

11月8日早晨，霍尔达纳显然如释重负地收到了登陆通知和英美作出的有关此举决不是针对西班牙的保证。⁽²³⁹⁾佛朗哥对此也持镇静甚至是热忱的态度。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内阁会议上，阿雷塞、希龙和阿森西奥将军都建议倒向轴心国一边参战，但是由于霍尔达纳坚决反对，就推迟到在第二次会议上才作出了决定，然而到了那时参战的机会已经错过了。⁽²⁴⁰⁾在整个法国殖民地被占领后，西班牙于11月12日发布了局部动员命令，⁽²⁴¹⁾但霍尔达纳于12月7日通知海斯说：对于交战双方，西班牙打算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政策，军队严格保持采取守势，但将抵抗任何外国的入侵。⁽²⁴²⁾盟军当局特别留意防止在摩洛哥与西班牙发生冲突，但同时又令美国第五集团军严阵以待，准备好对付任何来自西班牙地区的攻击。⁽²⁴³⁾盟国在北非的代表也做好准备，如果一旦西班牙或法国的殖民政权垮台，就向摩尔人那里寻求援助；并考虑制定一份计划，如果西班牙竟然翻脸，就把流亡的里夫首领阿卜德·卡里姆请回国来领导起义，但因避免引起怀疑，后又放弃了这个计划。⁽²⁴⁴⁾但后来情况证明，盟国与那地区之间的关系并未真正造成困难。

至于佛朗哥将军由于默认北非登陆而究竟赢得了盟国多少感谢之情，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然而，此刻反对把他国家和政府的命运作为赌注押在参战上面的争论，却比他在两年前拒绝参加“菲立克斯行动计划”时要激烈得多。当然他仍旧不得不考虑德国有可能向西班牙施加压力迫其合作，或者干脆把德军开进西班牙。另一方面，如果佛朗哥继续保持老样子呆在这个油锅里碰运气，而不是有意识地跳进火坑，那么到头来可能不至于发生最坏的结果。此外，虽然西班牙（如果它不能避免被卷入战争的话）作为一个被占领国家要比充当德国的盟国将处于更糟糕的地位，但是，站在轴心国一方介入所带来的危险性实在太大，因此宁可冒着被占领的危险也要比因自愿参战而招来灾难略胜一筹。多西纳格声称⁽²⁴⁵⁾：施托雷尔由于深信盟国已经选择北非作为第二战线，不止一次地告知霍尔达纳，西班牙政府应该提醒英美两国，西班牙将把英美在法属摩洛哥登陆一举视做宣战理由。此外，施托雷尔在10月27日还说过：如果西班牙在上述地区对盟军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德国就将给予支援。霍尔达纳对此的回答是：这一提议与德国对北非维希部队的态度是不相称的。⁽²⁴⁶⁾霍尔达纳还坚决主张，在没有了解德国的真正意图之前，西班牙不能同德国合作。要弄清楚施托雷尔在提出这些建议时究竟得到德国外交部或希特勒本人多少支持，将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²⁴⁷⁾试图通过西班牙的外交活动来影响敌人的心理，这倒很像是希特勒可能惯用的手法。然而，就在那时，从施托雷尔的第一次提议来看，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德国自己当时并不打算进入西班牙的迹象。⁽²⁴⁸⁾

不顾轴心国在西班牙的情报机构所提供的一切情报，纳粹首脑在时间到来时，断定登陆将分别在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举行。⁽²⁴⁹⁾当盟军的登陆地点出其不意后，纳粹首脑在11月8日决定占领法国南部和突尼斯，而不占领西班牙。据报道，希特勒在慕尼黑召开的轴心国紧急会议上叫嚷道，如果西班牙早就让德国进攻直布罗陀的话，这种事情就压根儿不会发生。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均已部署就绪，5天之内就能拿下直布罗陀。西班牙竟敢拒绝，简直是发疯。⁽²⁵⁰⁾然而，尽管有些德国人谈到发动奇袭，但希特勒和他的一些主要亲信却只一个劲儿在咒骂西班牙，对他们自己未能把西班牙置于预防性占领之下十分气恼。⁽²⁵¹⁾据记载，希特勒曾表示希望他从突尼斯发动的反击将扩展到西属摩洛哥，并迫使西班牙改变态度，⁽²⁵²⁾但是关于取道比利牛斯进攻西班牙和葡萄牙应采取什么行动问题，他却完全同意雷德尔的观点，即应该先在军事和政治上做好准备，但是非要到盟国的行动迫在眉睫之时，将暂按兵不动，⁽²⁵³⁾借以避免转移其他地区所需要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邓尼茨接任海军司令后，赞成采取更为大胆的措施。据报道：“吉塞拉行动计划”（占领西班牙北部海岸的计划）到4月份就制定出来了。⁽²⁵⁴⁾邓尼茨5月14日在汇报了意大利濒临崩溃的情况后建议说，德国应即占领西班牙和直布罗陀，而不应试图保卫西西里和撒丁。希特勒回答道，德国根本不可能从事这样一次行动，因为它需要第一流的战斗师，此外，没有西班牙的同意也不可能占领它。“西班牙人是拉丁民族中惟一顽强的人民，他们将会在我们的后方打游击。”⁽²⁵⁵⁾另外，意味深长的是，希特勒拒绝采纳邓尼茨的另一项用新式空中武器（无线电操纵的滑翔炸弹）⁽²⁵⁶⁾奇袭直布罗陀的建议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从政治角度考虑”，飞越西班牙已日益困难。⁽²⁵⁷⁾

事实上，德国对西班牙政策早在1943年初就已倾向于采取守势。德国人依靠散布谣言和由大使馆在半夜里打电话的方法使西班牙人不断处于外敌可能入侵的恐怖之中；⁽²⁵⁸⁾据说，霍尔达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把西班牙船“蒙泰·戈贝阿”号在1942年9月19日和“蒙泰·伊盖耳多”号在1943年2月24日先后遭到鱼雷攻击的事看做是对西班牙决不可偏离轴心国太远的警告。⁽²⁵⁹⁾但是，德国人最关心的似乎不是西班牙应紧密地与他们合作，而是要西班牙抗拒英美在比利牛斯半岛（包括葡萄牙）或在西班牙海外属地登陆的一切企图。至于西班牙政府方面，除了采取措施向轴心国和盟国再次保证他们恪守中立的意图外，⁽²⁶⁰⁾立即抓住抵御盟国侵略这一借口，试图诱使德国履行其提供现代战备物资的诺言。12月13日希特勒接见了蓝色师团司令穆尼奥斯·格朗德斯将军，答应提供武器，其条件是这些武器应用于抵抗盟国的进犯。⁽²⁶¹⁾卡纳里斯被遣回马德里，从霍尔达纳处获知，西班牙将抵抗任何侵犯其领土的大国。⁽²⁶²⁾

通过毛奇（德国新任驻西班牙大使）⁽²⁶³⁾与西班牙政府进一步的谈判，在1943年2月12日签署了一项会议记录，载明德国运交武器的意向和西班牙抗击英美进攻的决心。⁽²⁶⁴⁾双方商定，德国人应训练西班牙军队使用新式武器，但在2月后期，当德国提议举行参谋会谈，特别是为了采取联合行动以保卫葡萄牙时，西班牙政府就开始敷衍搪塞，而等到德国已把武器全部交齐，才最后于6月断然拒绝了德国的这一要求。至于在武器付款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则一直拖到8月，且又牵涉到向德国供应钨和履行1942年12月17日签订的经济协定上面。⁽²⁶⁵⁾与此同时，西班牙政府一直也在向盟国那里寻求武器。1943年3月驻阿尔及尔盟军司令部收到马德里的一份应付德军由比利牛斯入侵的计划，这份计划提出需要空军支援、防坦克地雷和高射炮，但事先就拒绝了盟国提供任何军队。⁽²⁶⁶⁾6月间同美国大使馆进行了多次洽谈，但不论是赫尔或是联合参谋部都不赞成在当时的情况下提供武器。美国大使馆的陆、海军武官奉令只有在必要时，方可以讨论西班牙为了参战而提出的各种需要问题，如此而已。⁽²⁶⁷⁾

第七节　西班牙政策的发展（1943—1944年）

1943年7月23日，当毛奇作为德国大使向佛朗哥呈递国书时，佛朗哥虽然对轴心国表示了通常那样的同情，但却谈到了大战可能要比预期持续更久，况且战争持续愈久，胜利就愈发没有把握，因此，最好要不失时机地考虑如何能使大战结束。⁽²⁶⁸⁾3个月之后，毛奇的后任迪克霍夫，怀着同样的目的于4月29日拜会了佛朗哥以后报告说，佛朗哥意识到盟国的力量和西班牙在经济上对盟国的依赖，这使得他平日的谨慎小心扩大发展到怯懦的地步。⁽²⁶⁹⁾另一方面，佛朗哥和霍尔达纳内心深处都备感恐慌，因为他们愈来愈深信西方大国可能联合苏联赢得这场战争，而这种恐慌起源于反苏而不是亲轴心国。那些像霍尔在1943年1月和2月，⁽²⁷⁰⁾与海斯在同年10月⁽²⁷¹⁾为消除西班牙对盟国的恐惧，改变西班牙对盟国的态度所作的特殊努力，丝毫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自从迈伦·泰勒（美国总统在梵蒂冈的私人代表）于1942年9月会见了佛朗哥后，⁽²⁷²⁾佛朗哥和霍尔达纳一直都在宣称西方大国应该通过谈判求得和平妥协，保持德国作为欧洲抵御共产主义的主力，而不应该坚持全面击溃德国，因为照西班牙政府的观点，这将意味着俄国的全面胜利。如果德国不复存在，欧洲还得创造一个。⁽²⁷³⁾在1943年1月主显节为外交使团所举行的宴会上，佛朗哥向霍尔提出这一方针，霍尔达纳也给霍尔写了一封长信论及此事。

也许值得提一下的是，当佛朗哥在1月23日向毛奇保证愿与轴心国合作时，他表示西班牙当尽力加深英美苏之间的不和，对英国施加影响使其赞同媾和。⁽²⁷⁴⁾然而，西班牙政府在1942年到1943年的几个月期间为和平奔走，其背后的真正动机似乎是害怕苏联获胜。1942年10月29日霍尔达纳就向葡萄牙大使建议，中立国尤其是天主教的中立国，应该彼此保持联系，以冀早日促使战争结束，并且在那年的12月，当他访问里斯本时，再次提出了这个建议。1943年最初几个月，对爱尔兰、阿根廷、瑞士和瑞典政府，以及交战国中的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政府都进行过洽商，虽然结果并不令人鼓舞，但霍尔达纳在其在巴塞罗那庆祝哥伦布周年纪念会上所作的演说中和5月9日佛朗哥在阿尔梅里亚所作的演说中，仍旧保持着这种和平攻势。据说，6月15日迪克霍夫曾要求佛朗哥中止这种宣传活动，免得被盟国认为是德国在后面怂恿，可是这种宣传攻势仍继续隐隐约约地出现在官方的讲话和报纸上。⁽²⁷⁵⁾

英国和美国政府除了对佛朗哥和霍尔达纳对盟国胜利后的可能后果所持的犹如卡珊德拉⁽²⁷⁶⁾的态度感到失望外，它们还是认为西班牙的中立对德国过于宽厚，而对盟国却往往视若寇仇。1943年7月29日霍尔在向霍尔达纳提交的“大抗议书”⁽²⁷⁷⁾中列举了许多使英国感到不满的事：援助轴心国潜水艇和补给船只；⁽²⁷⁸⁾阴谋破坏和间谍活动；遣返被迫降了的飞行员和飞机；德国在丹吉尔建立总领事馆；拒不允许英国在休达建立副领事馆；驱逐和虐待英国臣民；歧视英国的言论宣传而支持德国和蓝色师团。同日，海斯本人也向佛朗哥提交了一份“大抗议书”，坚决要求西班牙应公开放弃非交战国的地位而采取中立政策；长枪党党徒应该停止他们的包括那些同邮政和新闻检查有关的各种非中立活动，以及应即撤回蓝色师团。⁽²⁷⁹⁾

在1943年期间，对盟国有时作出了一些让步。特别是在盟国登陆西西里岛之后，报纸上的调子多少有所改善，但并不是没有倒退，而且也没有改善到给双方在宣传上以同等待遇的权利。那些正在协助组织疏散难民的法国国民委员会在阿尔及尔的代表获得了非正式的承认。⁽²⁸⁰⁾盟国获准对伊利亚航空公司在丹吉尔与西班牙本土之间的客运实行管制，因为它一直是敌方间谍潜入的一条方便之路。⁽²⁸¹⁾年终前，西班牙政府自称它已不再是非交战国而是中立国了。1943年8月7日霍尔达纳告诉海斯，中立宣言将在最适宜的时机公布，⁽²⁸²⁾在10月1日“首领日”那天，佛朗哥接见了外交使团，他三年来第一次公开地提到了西班牙的中立。⁽²⁸³⁾据说，他那天穿的是海军制服，而不是一年以前他所穿的那种长枪党党员的服装，而且，党的代表也没有出席。10月3日发表了一项官方通告。9天以后，经萨拉查事先通知霍尔达纳的亚速尔群岛的占领平安无事地解决了，⁽²⁸⁴⁾尽管，即使在此期间，美国外交人员和领事馆工作人员还得到准备撤离的警告。⁽²⁸⁵⁾

可是，当人们获悉西班牙政府曾于1943年10月18日对菲律宾群岛的新傀儡总统若斯·洛雷尔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的通告发去一份措辞恳挚的答复时，西班牙和盟国之间关系的改善遇到了一次挫折。⁽²⁸⁶⁾关于这一“洛雷尔事件”，海斯做了一个十分令人信服的说明，即在菲律宾拥有经济利益的一名低级官员诱使霍尔达纳在一个不谨慎的时刻签发了这份信件。⁽²⁸⁷⁾这份复信并不具有承认菲律宾独立的含义，⁽²⁸⁸⁾然而这却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愤懑，而且立即影响到正在进行中的有关钨的谈判。⁽²⁸⁹⁾

12月15日迪克霍夫同佛朗哥就西班牙对轴心国态度的恶化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²⁹⁰⁾而在1944年1月27日，霍尔也就有关盟国尚未获得满意解决的许多问题向他递交了同样全面的抗议。⁽²⁹¹⁾意大利的投降使他们掌握到有关西班牙纵容轴心国活动的许多新证据——最近的例证就是德国阴谋袭击装载着橘子的英国船只——而且，据认为德国间谍迄今依然在行动上享有过分的自由。蓝色师团是另一个恰当的例证。1943年8月底，西班牙政府决定撤回这个师团，在他们与德国关于这事达成协议后，这个师团便于11月12日开始从前线撤回。当时服役于这个师团的12 000名士兵中许多人被召回西班牙，⁽²⁹²⁾但空军分队留下来了，在德国指挥下被编入“西班牙军团”的一些志愿兵也同样留下来了，为此，长枪党党员在国内开始招兵，旨在建成一支2 000人的军队。⁽²⁹³⁾

1943年这一年中，盟国方面又有了新的理由提出抗议，其中有些是同意大利的投降有关的。像所有其余的中立大国一样，西班牙政府在德国于9月占领意大利北部后，原与巴多利奥政府保持着关系，但当德国人要求西班牙接受一名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代表时，佛朗哥在10月5日同意接受一名非官方的代表。开始这件事不过到此为止，但在12月15日迪克霍夫第二次提出要求后，西班牙于1943年12月底或是1944年1月初，就正式承认了前意大利驻马拉加领事莫雷阿尔作为新法西斯政府的代表。⁽²⁹⁴⁾另外还有释放14艘意大利商船、1艘巡洋舰、3艘水雷驱逐舰与2艘鱼雷艇一事。这14艘商船原在西班牙的海港避难，而这些舰艇则系被扣留在巴利阿里群岛的马翁港和波连萨港内，因为它们未完成其驶往马耳他投降的航程即中途开入了这两个港口。⁽²⁹⁵⁾然而，引起盟国同西班牙之间尖锐摩擦的问题（且不论英美政府之间的摩擦）倒是禁止向德国出口钨砂的问题，这在前面的篇章中谈过了。⁽²⁹⁶⁾

第八节　战争的最后一年

西班牙和盟国之间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以后，于1944年4月29日就钨的问题以及其他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达成了协议。5月1日至2日，由霍尔达纳与英国和美国大使之间互换函件，正式缔结了这项协议。⁽²⁹⁷⁾按照这个协议，西班牙同意关闭德国驻丹吉尔总领事馆，驱逐它的工作人员；同时也驱逐住在丹吉尔的日本武官，并把所有在西班牙任何领土内的德国间谍和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务全部驱逐出境；撤回在东线战场上的所有军队，释放所有的意大利商船，只有西班牙政府还要租用一时的两艘除外；并把意大利军舰问题提交仲裁。西班牙的报纸没有披露协议的各项条款，只不过声明协议包括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商务关系问题，从而有可能使西班牙同英国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

协议的许多条款都得到了履行，尽管常有拖延，但盟国仍感到满意。西班牙军团的征兵似乎已经结束，意大利的商船被释放了。⁽²⁹⁸⁾在意大利的军舰问题上，最终也给予了裁决书，允许意大利的军舰于1945年1月14日至15日离开巴利阿里。⁽²⁹⁹⁾另一方面，驻在丹吉尔的德国领事馆人员，在总领事馆关闭之后，继续留在那里，驻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许多别的轴心国代表也是如此。到年底，他们中间至少有68人仍留在西班牙，或经驱逐之后又返回西班牙，虽然关于这些人的问题，英国大使馆已经警告过西班牙当局。⁽³⁰⁰⁾西班牙的外交部长固然十分愿意他们离开，但是警察当局却不太愿意这样做，甚至当中央政府被说服采取行动之后，纳粹分子还能指望在下级官员和当地官员当中找到许多有用的朋友。由于西班牙的行政管理方法是那样颟顸无能，因而在1944年底前驱逐100多名特务一事——超过当时大使馆黑名单所列人数一半以上，只是在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才得到办理的。并且有1名纳粹特务迟至1946年仍在西班牙逍遥法外，而这个并非一般的人物是索芬杜斯公司的总经理约翰内斯·伯恩哈特。⁽³⁰¹⁾在同年6月24日下院的一次会上，据说，虽然有2 000多名德国人已经遣返，可是到那个时候已列入黑名单的734名纳粹分子中却仍有542名留在西班牙。⁽³⁰²⁾

西班牙与德国之间的交通运输一直由德国航空运输公司保持到1945年4月17日。西班牙政府本来就想停止德国航空运输公司的业务，以作为盟国允许他们对瑞士开辟航线的交换条件。最后西班牙政府同意在由西班牙至瑞士的陆路上建立一条专门运送外交邮件的安全通道。⁽³⁰³⁾但是，在这一年期间，盟国从西班牙又获得了许多其他有关航空方面的优惠待遇。1944年6月做好了各种安排，允许盟国的飞机飞越西班牙在摩洛哥的领海并在加那利群岛上空周围追击德国潜艇，如果西班牙没有炮火轰击德国潜水艇的话。⁽³⁰⁴⁾12月2日同美国签订了航空协定，该协定同意给予美国各航空公司降落的权利。⁽³⁰⁵⁾1945年初，西班牙政府允许美国军运司令部的飞机飞越西班牙并在那里着陆。⁽³⁰⁶⁾

盟国意识到德国战犯有可能要在西班牙谋求避难或从西班牙逃越到南美。西班牙是1943年7月受到警告不要给德国人提供庇护所的中立国之一。1944年秋，英国和美国政府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也得到了西班牙拒绝给予庇护的保证。⁽³⁰⁷⁾结果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从未向西班牙提出引渡主要战犯的要求。可是，1945年5月初，赖伐尔从德国乘飞机到达了巴塞罗那，即被拘禁。盟国之间以及盟国和西班牙之间经过9个星期的复杂谈判后，命令他于7月底离开西班牙。他飞到了美国在奥地利的占领区，在那儿美国人将他交给了法国人。经过了一次对法国司法来说很不光彩的审讯以后，将他枪决了。⁽³⁰⁸⁾

西班牙另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制止纳粹战利品暗中流入西班牙。譬如，伊伦的海关当局在1944年11月就没收了大量的纳粹战利品，但是，有些纳粹战利品还是有可能暗中受到同纳粹分子一样的保护。根据1945年5月5日的一项法令，⁽³⁰⁹⁾西班牙严格执行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决议的第六条，因此，同意采取措施来防止转移和隐匿属于轴心国侨民的财产或被掠夺的财产。5月8日，政府接管了所有德国官方和半官方的房屋和财产，准备把它们交给日后行使德国主权的任何集团。当盟国着手接管德国资产的时候，他们发觉比较高级的有关官员一般尚能合作，但是，这里也有这种情况，即下级官员却暗中帮助德国人隐匿财产，销毁文件和秘密装备。到1946年5月，盟国接管了大约估计达4 000万美元的官方资产的半数，包括黄金、美元、其他货币、证券、不动产，甚至还有吗啡存货。惟独估计达6 000万美元的私人资产却全部不会受到盟军的控制，理由之一是法律上的困难实在太大了。⁽³¹⁰⁾

各种事态的发生都跟法国的解放息息相关，在盟国大规模进攻日之前不久，西班牙政府同意盟国使用巴塞罗那港口撤退伤亡人员，并作为一个自由港，为法国平民提供给养。⁽³¹¹⁾这些设施虽然压根儿不会真有需要，但假使法国南部不是这样快地获得了解放的话，这些方便就有很大用处。在英国和美国政府的要求下，想逃脱逮捕而翻越比利牛斯山的1 500名德国人都被拘禁起来了，⁽³¹²⁾而进入帕萨黑斯和毕尔巴鄂的德国船只也同样被扣留了。⁽³¹³⁾当驻维希的西班牙大使何塞·费利克斯·德莱克里卡继霍尔达纳（在8月3日他因工作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而致死）之后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时，没人接替他的大使职务。8月24日，德国人将贝当从维希转移到贝尔福，此后外交关系就破裂了。第二天，驻马德里的“自由法国”的代表雅克·特吕埃莱被承认为负责照管整个法国利益的代表。⁽³¹⁴⁾带有很浓的共产主义色彩的法国抵抗运动，它的胜利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摩擦；在马基⁽³¹⁵⁾中间有许多信仰共和主义者的难民，他们成群结集在比利牛斯山中，不时侵入西班牙。由共产党控制的图卢兹广播电台播送了有关入侵和叛乱方面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但是，虽然这在西班牙一度引起极大的恐慌，入侵的人群为数始终不多，并且轻而易举地就被打跑了。⁽³¹⁶⁾

就在撤销承认维希政府不久，西班牙又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以使西班牙的外交关系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莱克里卡正式接见了所有盟国流亡政府代表团的首脑，从而同他们恢复了全面的外交关系。虽然，塞拉诺·苏内不再接见这些政府的代表，但是，他仍然允许他们继续呆在西班牙，而且同意他们与他们的政府进行密码通讯。⁽³¹⁷⁾1945年4月11日，西班牙政府抗议日本在菲律宾杀害西班牙人及破坏西班牙财产之后，同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阿雷塞甚至告诉一名美国大使馆人员说，他将很高兴率领第二个蓝色师团前往太平洋。⁽³¹⁸⁾

1943年夏，佛朗哥的一位朋友问他，如果盟国赢得了战争，他对于政权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是否不致感到恐慌，并在这种情况下，他将采取何种政策，据说，当时他处之泰然地回答道：“我就送上我的账单。”⁽³¹⁹⁾他深信，仅仅由于在1940年或是在1942年11月他没有加入轴心国，或者没有自己发动一切战争，他已赢得了盟国永志不忘的感谢。另外，他预计战争一旦结束，欧洲就将陷入来自共产主义的这样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致使英国和美国，至少其中的一个将会认为要与西班牙联盟，那么同国家主义政府和睦相处是完全值得的。官方发言人和社论作者从1943年以来就开始宣称这个政权是中央集权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³²⁰⁾它首先关心的是个人的自由，⁽³²¹⁾它并不仿效国外任何一种格局，⁽³²²⁾而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等级制的，有机的民主政体”，⁽³²³⁾“它既不是自由主义的，也不是极权主义的，或是法西斯主义的”，上述这些宣传或许不单单是为了争取国内温和派的舆论而做的。⁽³²⁴⁾

1944年5月11日，佛朗哥在阿利坎特的演讲中对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西方文明大国间的冲突这两者加以区别，并进而声称西班牙虽已派了志愿军去与共产主义作战，但是它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理想，以免卷入一场同文明国家的战争中去，而这些国家西班牙与之都保持有友好的关系。早在1942年6月9日，当海斯递交国书的时候，佛朗哥就提出了两场战争的理论，而西班牙只介入其中之一场。⁽³²⁵⁾到1943年7月29日，他同海斯谈论到的却是三场战争，而不是两场。按照他的说法，西班牙在盟国同轴心国打仗时，对于讲英语的那些国家，是保持善意中立的。西班牙乐于同这些国家合作，共同反对那些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第三场战争中的共产主义依旧是一个巨大的危险。⁽³²⁶⁾就在这一次对海斯的谈话中，佛朗哥断然否认了“西班牙主义运动”具有任何政治的或反美的目的，并且他建议西班牙、美国和说西班牙语的美洲可相互发展一种三角关系。在一年之后的7月6日，海斯注意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一些署名的照片已从佛朗哥的办公桌上消失了，只孤单单地留着罗马教皇庇护12世的照片，⁽³²⁷⁾甚至还注意到佛朗哥对共产主义危险的警告，调子也有所降低。从此之后，他一再努力，向盟国求爱，特别是美国。9月11日，佛朗哥告诉海斯，西班牙需要的不是更少的，而是更多的美国投资。⁽³²⁸⁾莱克里卡在10月8日的一次演讲中，把西班牙称作“实际上是一个美洲国家”。11月初，合众社采访了佛朗哥，佛朗哥讲到了西班牙的“有机的民主政体”以及战后恢复君主政体的可能性，还声称西班牙有权参加和平会议。最后，当海斯在12月5日拜访在马德里的外交部长，宣布他的辞职，并要求西班牙对他的继任者诺曼·阿穆尔予以同意时，莱克里卡强调指出，美国有必要使用西班牙充作欧洲的一座堡垒，他并希望两国之间有可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达成特殊的谅解，但他补充说，不能损及英国的利益。莱克里卡承认需要设法克服美国舆论的敌对情绪，他向海斯保证，西班牙的政治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将会进行修改。如果美国表示出同西班牙友好的愿望，那么这个修改进程就可能加快。但是，无论如何西班牙将照样能很好地为美国效劳，不管它的政府形式如何。⁽³²⁹⁾

至于同英国的合作，1944年5月24日，丘吉尔在下院除了表明欢迎月初所签订的协定外，⁽³³⁰⁾还回顾了西班牙由于没有参战而对盟国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特别是在1942年11月。因而他的演说在西班牙的报刊上获得了齐声赞扬。同时，丘吉尔还期望英西贸易能得到发展，西班牙能对地中海的和平起到强大的影响；他声称英国政府无意干涉西班牙的内政问题；他还把那些认为英国对西政策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将佛朗哥将军形象加以丑化的人嘲笑了一番。⁽³³¹⁾

可是，佛朗哥对丘吉尔所表现的这种友好姿态还不满意，10月18日，佛朗哥发了一封信⁽³³²⁾给他的驻伦敦大使阿尔瓦公爵，要他转交丘吉尔，内容是有关需要扫除危害两国间友谊的严重障碍问题。他不仅埋怨英国新闻界（包括政府的报刊）、英国广播公司以及官方代表所抱的敌视态度，而且也埋怨英国的宣传和英国特务机关的敌对活动。过去5年间所发现的任何地下活动或不满行动，始终是跟英国特务有关联的。而且，这些特务所获得的情报一直都是来自最不可靠的方面。佛朗哥写道：一旦德国被毁灭，俄国和美国巩固了它们的地位，那时，除了西班牙，英国就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可以求助了，但是，如果这两个国家对立的分歧不首先克服的话，如果“一个朋友的扩张被有保留地看待”的话，那么，英国和西班牙的友谊即不会富有成果，也不会持久下去。最后佛朗哥警告丘吉尔，大不列颠与共和主义逃亡分子之间的谅解只会使俄国坐收渔利。

丘吉尔在1944年12月初发出的复信，⁽³³³⁾同样是直言不讳的。英国政府不能忽视西班牙政府过去的记录，或长枪党的敌对行为，他们也不准备考虑加入任何反俄集团。在扫除合作障碍之前，英国政府不可能支持西班牙要求参与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样，他也认为西班牙是不大可能被邀请加入将来的世界组织的。最后丘吉尔要外交部起草一封给佛朗哥的复信（他的时间最近多被占用在更重要的一些事务上面）⁽³³⁴⁾，一个理由就是，他认为这样一封信会使斯大林感到高兴，并有助于抵消戴高乐在访问俄国期间可能造成的任何麻烦。⁽³³⁵⁾丘吉尔依然真诚地相信西班牙为盟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³³⁶⁾因而当然不应该把它置于与轴心国的交战成员国同等的地位。丘吉尔是最不希望国家主义政体被推翻而代之以自命的革命集团或者直接从流亡中产生的无能的温和派。丘吉尔可能对一种有组织的君主复辟另眼看待，最好是经佛朗哥的同意。可是，当时还看不到这一前景，因为，迄今为止，君主主义者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向佛朗哥挑战，不是由于怕受镇压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最终佛朗哥自己可能会恢复君主政体，并且除了他之外，别无他人能做此事。⁽³³⁷⁾当然，有几名丘吉尔的内阁阁员和一大部分的公众舆论都极端敌视佛朗哥及其政体，他们觉得，盟国对他没有什么需要感恩报德之处。⁽³³⁸⁾

佛朗哥对美国的接近也一无所得。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天，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希望长枪党的力量能被削弱，而通过和平和有秩序的过渡，建立一个自由主义政体，但决计不为达此目的而进行干预。他们也希望西班牙的资源能用于建设解放的领土，并作出一些令人满意的安排来支持贸易集团，但是，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如在他离任前提出接纳西班牙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他肯定是要反对的。⁽³³⁹⁾罗斯福则更进了一步。他在1945年10月写给驻马德里的新任大使的信中宣称，西班牙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长枪党过去和现在的活动在他的记忆里都不会因为西班牙最近政策的改变而泯没的。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不是美国的习惯做法，除非国际和平受到威胁，但他看不出“建立在法西斯原则基础上的政府在国际大家庭中能有什么地位”。美国政府在许多方面，无论是经济上或是其他方面，都可以表示出其对西班牙人民所怀有的友好情意，然而“当美国人的感情是如此强烈反对当前的政权”时，那将毫无办法，因此，美国政府希望，“西班牙可以发挥作用并负起责任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而我们认为西班牙是应该在国际合作和国际协商领域中发挥它的作用和负起它的责任来的”。⁽³⁴⁰⁾

旧金山会议通过了由墨西哥代表团（据说是在共和主义流亡分子的煽动之下）提出的一项决议，——像其他中立国一样，西班牙未被邀请与会——大意是：“凡是依靠同联合国家作战过的一些国家的武装部队援助而建立起政权的那些国家，只要它们还继续掌权”，就应该将它们从新的世界组织中排除出去。⁽³⁴¹⁾这里所指是显而易见的，因之榜上无名的国家就在波茨坦会议的议事记录上（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给揭晓了。会议宣布，鉴于当前西班牙政府的发源、它的性质、它的经历以及它同侵略国家千丝万缕的关系，⁽³⁴²⁾三个大国不赞成接受该政府提出的要作为联合国成员的任何申请。如果依斯大林（大约就在这时，他对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与丹吉尔的地位以及意大利的北非殖民地表示出出人意料的兴趣）的意愿行事的话，可能连对西班牙国家主义政府外交上的承认也会遭到撤销，但是丘吉尔和杜鲁门反对这样做。⁽³⁴³⁾

大国的敌意没有吓倒佛朗哥，他着手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1945年5月20日他在巴利阿多里德所作的一次演讲中，主题之一就是，西班牙新的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乃是来自福音和民族传统，而不是来自七嘴八舌和清规戒律；另一个主题是，应归功于使西班牙置身于世界大战之外的“国家主义运动”的成绩。⁽³⁴⁴⁾同样的主题他在“国家主义运动”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又加以重申。⁽³⁴⁵⁾按照他的说法，在一个受尽蹂躏和苦难的欧洲中，西班牙是一块恬静快乐的绿洲，因此，其他一些国家的敌视态度是不会持久的。佛朗哥又回顾了西班牙国家主义政府胜利后不久，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国家就都立即主动承认了这个政府。当他把话题转到国内政治时，他提到了在同一天颁布的地方政府法和西班牙的法律大全，即一份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他甚至于提出这一观点：在国家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君主政体是他惟一可能的继承者。

7月底，佛朗哥又一次改组了他的内阁，由于争取到天主教行动党的一名领导人马丁·阿塔霍同意出任外交部长，佛朗哥从而清除了至今仍然或多或少独立于“国家主义运动”之外的西班牙这一最强大和有组织的团体的隐患。只有4名长枪党党员得到了任命，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君主主义者拒绝参加新政府的缘故。阿雷塞没有被重新任命，党务部长一职也被废除了，其后不久，甚至一部分党的民兵队伍也被解散了。⁽³⁴⁶⁾现在，国家主义政体的估计寿命甚至似乎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好些，这里对于共产党人在欧洲其他各地的作为所产生的恐慌，以及对于国外企图左右西班牙政策而引起的愤慨，这两者可能对它起了帮助作用。“要佛朗哥”，“不要共产主义”已成为最新的口号。经济形势并不像政治那样能轻易地加以控制，但是依靠他的军队和警察，并借助于在野党的无能以及人们普遍的厌战情绪，佛朗哥就能以他特有的镇静态度坐待大同盟的崩溃。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摩洛哥问题上法西关系的说明⁽³⁴⁷⁾

1940年6月17日，那时的西班牙外长贝格贝德尔上校指示他的驻法大使何塞·费利克斯·德·莱克利卡，要求改变法属摩洛哥地区和西属摩洛哥地区之间的边界，⁽³⁴⁸⁾把西边的贝尼-泽鲁阿勒部落地区和东边的贝尼-斯纳森部落地区划归西班牙管辖。在6月23日，莱克利卡和博杜安（那时的法国外长）会晤之前，贝格贝德尔已于21日和法驻马德里大使德拉博梅伯爵讨论了这件事。贝格贝德尔争辩说，因为在停战谈判中摩洛哥问题是不可能不提出来的，所以向西班牙让步而不向德国，或就此问题而言，不向意大利让步将会对法国有利，他认为意大利对阿加迪尔⁽³⁴⁹⁾居心叵测。贝格贝德尔暗示法国只要能同西班牙立即达成协定，便可事先阻止德国或意大利单方面解决这个问题。据说，事实上墨索里尼曾想劝说佛朗哥占领整个摩洛哥，可能的话也占领达喀尔，但是，在意大利驻西班牙大使报告了西班牙政府决不同意这样做的消息以后，墨索里尼便打消了这一念头。⁽³⁵⁰⁾然而，意大利大使馆在把报告发回罗马之前是否确已摸清了西班牙外交部的底细则不清楚了。

结果，意法停战条款中并没有包含占领摩洛哥的要求，贝当元帅的政府不愿马上拒绝西班牙提出的要求，惟恐这样会把西班牙推入轴心国的怀抱，或者，西班牙人会在没有任何协定的情况下径自夺取他们想要的领土。他们本来愿在实施总的和平解决办法的范围内把贝尼-泽鲁阿勒部落区划归西班牙管辖，但不想让与贝尼-斯纳森，因为若把贝尼-斯纳森划入西属区，就等于把西班牙区界扩大到奥兰省边境。看来要找到一个使法国驻摩洛哥高级专员诺盖将军和维希政府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是有困难的，因为维希政府正在为如何不让西班牙有出面干涉的借口而日益焦虑。但是，9月份，博杜安给莱克利卡一个口头通知，大意是法国打算割让贝尼-泽鲁阿勒部落地区（包括诺盖曾劝阻过无论如何都不应割让的格兹纳尼阿突角和格鲁阿乌盆地），但这个问题须得经过长期研究。十有八九，法国是在塞拉诺·苏内开始他的柏林之行后才作出这个通知的。⁽³⁵¹⁾

9月底，贝格贝德尔告诉德拉博梅，西班牙对那只让法国和西班牙在摩洛哥行使管辖权的安排表示满意。他接着说西班牙可以谈判法国方面所作的让步，要是贝当的法兰西丧失独立的话，西班牙无疑希望控制整个摩洛哥，不过它不想同德国、意大利一起瓜分摩洛哥，而且这件事甚至在柏林也未提起过。可是，等到塞拉诺·苏内离开柏林时，贝格贝德尔还是不愿把法国提出的应马上开始谈判的建议贯彻下去，这德拉博梅把它归因为对德国的害怕；而塞拉诺·苏内一上任，⁽³⁵²⁾便于10月23日向德拉博梅讲明，国家主义运动和西班牙对轴心国的效劳赋予了西班牙以权利和权力来恢复它在非洲所丧失的一切，它需要有摩洛哥来保障伊比利亚半岛的安全，而法西之间的良好关系亦应从属于非洲问题的解决。

当维希法国新任驻西班牙大使佛朗索瓦·皮埃特里12月6日递交国书时，佛朗哥回答他的讲话基调就是，法西之间在能够建立起真正的友谊之前，必须纠正许多不公平之处。⁽³⁵³⁾1941年3月1日，在佛朗哥关于参战之事给希特勒最后答复后不久，塞拉诺·苏内就召见了皮埃特里，目的是想马上开始谈判。皮埃特里成功地回避了为他的政府做任何表态，另外仅有一次的多少带官方性质的接触是由西班牙空军部长比贡将军在1942年初出面同法国进行的。比贡建议，法国和西班牙应当就在北非统一行动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整个这一时期，西班牙人一直在通过宣传运动，用阿拉伯语广播，以及通过在法国控制的地区（特别是奥兰和卡萨布兰卡）与丹吉尔进行煽动，呼吁人们注意他们的要求。西班牙驻奥兰领事引人注目地参与了宣传鼓动，以致法国人要求召他回国。领土收复主义运动至少持续到了1944年，虽然据报道这个运动在法属北非已变得不那么活跃了。

关于丹吉尔地位的说明（1940—1945年）

丹吉尔港恰恰坐落在直布罗陀海峡通往大西洋的出口处，因而处于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一个西方大国愿意看到它落入旁人手中。1940年，它是由按照1923年12月8日公约⁽³⁵⁴⁾和1928年7月25日修订的议定书⁽³⁵⁵⁾设立的一个复杂形式的国际机构进行共管的。⁽³⁵⁶⁾参加这个机构的代表国家都是1906年4月7日阿尔赫西拉斯议定书⁽³⁵⁷⁾的签字国，即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根据1919—1920年和约，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已被剥夺了在该项法案下的权利。俄国虽签署了该议定书，然而它却不是1923年公约的一个缔约国。法国根据它对摩洛哥素丹⁽³⁵⁸⁾的所有领土都拥有保护权这一理由，在丹吉尔享有支配的地位，虽然这样一来它便在西属摩洛哥中形成了一块飞地，而西班牙无疑是希望把它并进去的，况且在这块飞地上3万名欧洲人中约有2/3是西班牙人。在这样一块方圆仅约225平方英里的地方实行国际共管是非常麻烦的，而且花钱很多；因为这个港口位于法、西两国海关边卡之外，所以贸易也受到了影响。按1923年公约规定，这里为永久的中立和非军事区。

1940年6月14日，西班牙外长贝格贝德尔提议法国应当让西班牙军队进入这个地区，以预防意大利人可能计划发动的政变。这个提议是本着这样一种谅解提出的，即它只是一项临时性安全措施，完全不会损害到国际共管体制的未来；法国驻马德里大使德拉博梅同意了在这些条件下让西班牙进占这个地区。⁽³⁵⁹⁾但是，在6月14日，当军队在摩洛哥素丹派驻西班牙占领区的代表哈里发⁽³⁶⁰⁾名义上的授权下开进了丹吉尔的时候，西班牙报纸马上就欢呼摩洛哥扩张行动的这一开始，并对盟国受辱欣喜若狂，英、法大使馆尽管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无济于事。

此外，1940年11月3日，西班牙驻丹吉尔的指挥官又解散了这一国际机构（除混合法庭外），并以总督和西班牙驻摩洛哥高级专员的代表的名义自称。但是事先并未经1923年公约的签约国商讨，因此，包括英、法、美在内的大多数签约国都对这个既成事实提出了抗议。⁽³⁶¹⁾经过几星期的交涉，英国政府于1940年12月31日与西班牙达成了一项暂时解决办法的协议，保证不在该地区修筑防御工事，保证英国臣民的权利，包括赔偿那些被解雇的国际机构人员的损失。根据该项协议，英国保留它在1923年公约下所有一切权利，但承认西班牙的特殊地位。⁽³⁶²⁾

西班牙11月23日公布的一项法令规定西属摩洛哥的法律适用于该地区；1941年3月，西班牙当局撵走了素丹的代表“蒙杜勃”，⁽³⁶³⁾并从他那里接管了有关管理当地居民的各种事务，国际警察也同时被解散。1943年1月，西班牙驻摩洛哥高级专员奥尔加斯将军宣布丹吉尔划入西班牙辖区。德国人就在“蒙杜勃”撇下的那幢大楼里开设了一个总领事馆；德国、意大利，甚至日本在这地区的活动引起了盟国的深切关注。据说丹吉尔已经变成煽动法属北非，特别是摩洛哥当地居民暴乱的中心。从这个地区的居民看来，西班牙行政当局的主要功绩在于保持了相当充足的粮食供应。

临到1945年3月底，据《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法国和美国已开始考虑在该地区恢复国际共管。此后不久，佛朗哥将军于6月12日向英国发出了一份照会，表示愿意从该地区撤兵，但又提出，迄今业已补充编入当地卫戍部队中的西班牙军队一旦撤出之后，应由哈里发的军队来维持秩序；再则，应当邀请美国政府参加共管。西班牙惟有对法国没有发去照会。而就在此时，另一个大国对丹吉尔表示了兴趣。早在7月，当英国、法国、美国代表刚一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苏联政府便要求参加；波茨坦会议的第一天，丹吉尔问题便是斯大林提出的问题之一。丘吉尔马上坚持必须同法国磋商，因而会议期间没能达成决议。8月10日，当时有苏联代表参加的盟国之间的谈判在巴黎恢复了，31日签订了一项最后决议案和一项英法协定，⁽³⁶⁴⁾这些文件规定：英、法政府应立即责成西班牙撤兵，从1945年11月起，该地区应暂时按经稍许修改过的1923年和1928年法案实行共管，并应邀请美、苏政府参加这种临时共管机构；1946年1月7日互换了这些文件的批准书。此外，在其他政府同意时亦应邀请意大利参加遵守这项协定，并接受和约规定条款的约束。决议案还建议，该共管机构应当清除那些因搞政治活动或参与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团体而被认为不良分子的人。最后决议案还建议，阿尔赫西拉斯决议案各签字国应当在该临时共管机构成立后不迟于6个月之内开会商讨有关该法案的修订事宜。

最后决议案中还追加了两项声明，一项是由苏联政府，另一项是由法、英、美提出的。苏联的声明大意说，在国家主义政权由一个民主政权取代之前不能让西班牙参加这一共管机构。根据记录，另三个国家所持的意见是，西班牙的参加决不违反1945年8月2日波茨坦声明，而且这才是重视西班牙人民利益的惟一可行的方法，因此如若没有西班牙参加，任何阿尔赫西拉斯国家会议都不能举行，但是，另一方面，当西班牙现政府还在掌权时，邀请它参加会议将是不适宜的。

西班牙政府抗议将其排除在谈判以外，但接受了四大国的决定，虽则对此也提出了抗议，于是国际共管机构终于在10月11日顺利地恢复了。美国原在丹吉尔已驻有一名总领事，这时即由其代表参加，可是苏联政府在那里没有领事代表，暂时也没有派人参加。

(1)　见《概览，1937年》，第2卷；《概览，1938年》，第1卷，第3编；以及《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138—151页。

(2)　托马斯·汉密尔顿：《绥靖的产儿，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Thomas J．Hamilton：Appeasement's Child, the Franco Régime in Spain），纽约，诺夫，1943年版，第36—37、43页。经官方统计局的许可引用了这一数字，但尚未明了的是，这个数字究竟包括多少被国家主义者以半官方形式谋杀或处决的共和主义者。

(3)　据说，在西班牙监狱中被拘留的或许包括非政治罪犯在内的人数，在1940年1月1日已达270 719名，1941年1月1日为233 000名，1944年1月1日为74 000名。1952年2月21日包括各种囚犯在内的数字为30 130人，自1936年以来，其中有793人因是“马克思主义叛乱分子”而被囚禁的，4 582名是政治犯。“马克思主义叛乱分子”这一罪名，或许并不包括被指控犯有非政治性罪行的共和主义者。至1952年，甚至还有一些共和主义者未经审讯而被监禁着。最初，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在1946年和1947年大批释放囚犯前，实际上一直没有改善过〔反对集中营制度的国际委员会：《关于西班牙监狱制度的白皮书》（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contre le Régime Concentrationnaire：Livre blanc sur le systèm pénitentiaire espagnol）〕，巴黎，大盾，1953年版，第47、59、206页。该委员会摘引了西班牙官方的统计数字。

(4)　西班牙内战结束时，约有45万共和主义者逃入法国，甚至在1939年年底，法国政府还一直在供养着51 400名平民和71 300名军人〔《国际劳工局年鉴，1939—1940年》（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Yearbook,1939—1940），第227—228页〕。据1940年2月一次法国官方的估计，难民总数为14万人。原已离开法国的30万人中大多数已返回西班牙；2万至25 000名已返回拉丁美洲〔尤金·M·库利彻：《欧洲人口的流离》（Eugene M．Kulischer：The Displacement of Population in Europe），研究和报道，第15集（移民），第8号，蒙特利尔，国际劳工局，1943年版，第44页〕。

(5)　关于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见艾利森·皮尔斯：《黯淡的西班牙，1937—1943年》（E．Allison Peers：Spain in Eclipse,1937—1943），伦敦，梅休因，1943年版，第101页以下，第130—132页。

(6)　这个新党被命名为西班牙传统主义者和JONS的长枪党（Falange Espanõla Tradicionalista y de las JONS）；JONS这一名词则又是另一个运动，即进攻性的国家工团主义委员会（“Juntas de Ofensiva Nacional-Sindicalista”）的缩写。

(7)　塞拉诺·苏内有一个诨名叫“大舅子”，即西文中的“el Cuñadísimo”，以针对佛朗哥“大元帅”（Generalísimo）的称呼。有关苏内自己生平的记载，见他的回忆录《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Entre Hendaya y Gibraltar），马德里，西班牙出版发行公司，1947年版。

(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3卷，第805号。

(9)　有关国家-辛迪加组织，见皮尔斯：《黯淡的西班牙》，第121—122页。

(10)　杰拉尔德·布伦南：《西班牙的面貌》（Gerald Brenan：The Face of Spain），伦敦，特恩斯蒂尔出版社，1950年版，第xiii页，第35—40页。

(11)　见阿瑟·洛夫德：《世界大战在西班牙》（Arthur F．Loveday：World War in Spain），伦敦，默里，1939年版，第184—185页（长枪党纲领第1条至第5条）；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领袖言论集》（General Francisco Franco：Palabras del Caudillo），巴塞罗那，忠诚出版社，1939年版，第299—300、310—314页；卡米洛·巴尔西亚·特雷列斯：《西班牙国际政策的要点》（Camilo Barcia Trelles：Puntos cardinales de la politica internacional española），巴塞罗那，忠诚出版社，1939年版，散见各处；何塞·佩马尔廷：《新的是什么？》（José Pemartin：Que es lo nuevo?）,圣塞瓦斯蒂安，西班牙文化社，1938年版，第8章和第428页。

(12)　《新的是什么？》，第137—138页；另见佛朗哥接见《意大利人民报》（Popolo d'Italia）的采访记（1938年5月15日）。

(13)　佛朗哥：《领袖言论集》，第313—314页，以及1938年5月15日《意大利人民报》的采访。

(14)　加里亚佐·齐亚诺：《走向悲剧的欧洲》（Galeazzo Ciano：L'Europa verso la catastrofe），米兰，蒙达多里，1948年版，第441页；《齐亚诺的外交文件集》，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编，斯图尔特·胡德（Stuart Hood）译，伦敦，奥德汉斯出版社，1948年版，第291—292页。（该书和英译本以后简称为齐亚诺：《欧洲》和英译本）

(15)　有关1940年正式提出的领土要求，见下文，原著第273页，至于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和西班牙在摩洛哥问题上相互的关系，见下文，原著第311—313页。众所周知，国家主义者还曾对同加泰罗尼亚接壤的鲁西荣部分法属地区提出过领土要求。

据说最近青年运动的机关报《青年报》（Juventud）把西班牙的领土要求归纳为以下几项：恢复西班牙对直布罗陀的主权；将丹吉尔及摩洛哥的某些法属地区划归西班牙范围；在奥兰地区以及法国南部某些地区设立专门政权机关，因为大量西班牙人居住在那里；扩大西属几内亚和在撒哈拉的西属地区；改变西班牙拥有利益和权力的大西洋上某些岛屿的法律地位〔《黎明报》（Dawn），卡拉其，1952年8月21日〕。

(16)　《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143页。

(17)　巴尔西亚·特雷列斯：《要点》，第474—476页；参阅佛朗哥：《领袖言论集》，第312页。

(18)　莫里斯·彼得森爵士：《帷幕的两侧》（Sir Maurice Peterson：Both Sides of the Curtain），伦敦，康斯特布尔，1950年版，第181—182页。

(19)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6月5日、6日、7日。

(20)　齐亚诺：《欧洲》，第441页；英译本，第291页。

(21)　意大利外交部：《意大利外交文件，第8集，1935—1939年》（I Documenti diplomatici italiani, ottava serie：1935—1939），罗马，国家图书局，1952—1953年版，第12卷，第648号。

(22)　譬如，许多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没有站在共和主义者一边的英国侨民遭到监禁，被逐出西班牙，要不然就受到迫害〔罗伯特·霍奇森爵士：《西班牙的复苏》（Sir Robert Hodgson：Spain Resurgent）〕，伦敦，哈钦森，1943年版，第172—173页；彼得森：《帷幕的两侧》，第184、186—190页；坦普尔伍德子爵（塞缪尔·霍尔爵士）：《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Viscount Templewood（Sir Samuel Hoare）：Ambassador on Special Misson〕，伦敦，柯林斯，1946年版，第79—81、201、223—225页。据说反法情绪在较下层阶级最为强烈，而反英情绪则在上层阶级最为强烈〔胡安·安东尼奥·安萨尔多：《一个西班牙君主主义者的回忆录》（Juan Antonio Ansaldo：Mémoires d'un monarchiste espagnol）〕，摩纳哥，罗切尔出版社，1953年版，第109页。

(23)　巴尔西亚·特雷列斯：《要点》，第472页。

(24)　彼得森：《帷幕的两侧》，第213页。

(25)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9—16页。

(26)　同上书，第25页。国家电话公司是在1940年解除政府管制的（见下文，原著第269页）。战后西班牙政府买下了美国在该公司的全部股权（海斯：《在西班牙的战时使命》，第274—276页）。

(27)　例如，见佩马尔廷：《新的是什么？》，散见各处。

(28)　《概览，1938年》，第1卷，第355页；议定书文本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3卷，第768号。

(29)　文本见《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5—7页。

(30)　1937年的议定书文本和1939年条约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3卷，第234号，第773号。

(31)　海斯：《战时使命》，第63页，根据意大利驻马德里大使保卢奇·德卡尔博利（Paulucci de Calboli）。意大利人的要求可能迟至1939—1940年间的冬季才提出〔何塞·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1939—1946年》（José M．Doussinague：España tenía razón,1939—46），马德里，埃斯帕萨-卡尔佩，1949年版，第19—21页〕。

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这里所涉及到的有关西班牙的资料《西班牙做得有道理》一书。这本书是按照西班牙一位高级外交官的观点对西班牙在内战期间的对外关系所作的全面论述。多西纳格根据西班牙和其他官方材料，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证据，但是，他在证明“西班牙是正确的”方面未免过分肯定，所以在阅读本书时需抱慎重态度。

(32)　见下文，原著第264页。

(33)　加里亚佐·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波伦亚，卡佩利，1948年版），1938年9月26日，27日；施托雷尔（德国驻马德里大使）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9月16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2卷，第504号）；德国外交部韦尔曼的备忘录和会议记录，1938年9月26日，27日，28日，10月3日（同上书，第2卷，第622号，第638号，第659号；第3卷，第673号）；魏茨泽克的会议记录，1938年9月26日（同上书，第2卷，第624号）；马肯森（德国驻马德里大使）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9月27日（同上书，第641号）。

(34)　同上书，第659号。关于战争爆发前德国所作的安排，见下文，原著第266—267页。

(35)　齐亚诺：《日记，1939—1942年》，1939年1月8日。

(36)　同上书，1939年6月5日，6日，7日；塞拉诺·苏内：《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102—103页；另见上文，原著第257页。

(37)　参阅《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信件与文件》，津孔编（Hitler e Mussolini：lettere e documenti, ed．V．Zincone），米兰，里佐利，1946年版，第5—8号，以及《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145页注④。

(3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3卷，第716号。

(39)　同上书，第529号，第594页和第786号，第896页。

(40)　关于德国经济关系以及与西班牙有关的德国官方团体间的纷争，见同上书，散见各处。

(4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09号。

(42)　伯恩哈特也计划在农业耕地上投资，虽然第三帝国外交部和粮食农业部都不赞成这种想法，但是，这两个部还是在塞维利亚附近获得了地产，并由德国人经营管理（同上，第926—927页）。

(43)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3卷，第809号，从1939年年底起，索芬杜斯也取代了伊斯马。

(44)　英国商务部：《西班牙，1951年5月》（Spain, May 1951），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2年版，第40、44、49、51、58页。

(45)　1944年2月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6卷，第1431栏。

(46)　齐亚诺：《欧洲》，第441页；英译本，第291—292页；《意大利外交文件》，第8集，第13卷，第443—444页。

(47)　1939年8月21日（《意大利外交文件》，第128号）。

(48)　同上书，第642号；英文文本刊于《国务院公报》，1939年9月2日，第183页。

(49)　中立条例禁止西班牙战舰在交战国港口结关（彼得森：《帷幕的两侧》，第191页）。

(50)　乔治·博内：《欧洲的末日》（Georges Bonnet：Fin d'une Europe），日内瓦，飞马出版社，1948年版，第260页；霍奇森：《西班牙的复苏》，第165页。

(51)　彼得森：《帷幕的两侧》，第194页。

(5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73号。

(53)　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14—15页。

(54)　同上书，第30—35页。

(55)　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与西班牙政府贸易和付款协定，1940年3月18日，马德里》（Trade and Payments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Spanish Government, Madrid, March 18,1940），敕令第6229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0年版）。

(56)　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与西班牙政府贷款协定，1940年3月18日，马德里》（Lo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Spanish Government, Madrid, March 18,1940），敕令第6230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0年版）。

(57)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56、510页；彼得森：《帷幕的两侧》，第211页。

(58)　有关意大利环球航空公司的情况，见上文，原著第62、109页。

(59)　《意大利日报》（Giornale d'Italia），1940年5月16日；《曼彻斯特卫报》，1940年8月16日；《泰晤士报》，1940年5月10日、8月6日；另见《西班牙政府公报》（Boletín Oficial Español），1942年2月5日；《意大利外交文件》，第8集，第13卷，第19号，第34号。

(60)　《意大利日报》，1940年5月15日、16日。

(61)　但自法国沦陷以后，德国人仍然能够充分利用该协定所给他们的种种有利条件。在1940年到1944年这5年中，他们进口了价值6.93亿金比塞塔的矿石、橄榄油以及其他农产品、羊毛、木材、棉纺织品、皮革等等。而德国向西班牙出口的货值却不到4.5亿金比塞塔。德国所供给西班牙的机械、精密工具、药品、化学品都是它十分需要的东西，但是，西班牙人抱怨德国人经常拖延交货，且有几起为新工厂提供设备的大型合约均未得到履行。尤其是德国人所交的军需物资，一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令人满意（英国商务部：《西班牙，1951年5月》，第44页；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2—23页）。盟军在北非登陆后，伴随着西班牙在政治上摆脱轴心国的趋势，它在经济上对德国人作了某些让步，而德国方面在军需物资上开始给西班牙以优惠得多的待遇（见下文，原著第298—299页）。1942年12月17日签订的一项新的贸易协定（由霍尔达纳在未通知盟国的情况下签订的），规定了数量依然较多的物品交换，而且在1943年上半年德国对西班牙的出口在数量上和价值上都达到了它在1942年同期出口水平的两倍，至于德国从西班牙的进口，则在价值上高达两倍，在数量上要多达1/5（菲斯，前引书，第208页）。

(6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482号，第679号。

(63)　同上书，第282号，第604号；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56、119页。

(64)　法国沦陷以后，从西班牙突破封锁通往希特勒的欧洲当然是比较容易的了。小船可到达意大利并可航行到法国的比斯开港口。法国商船则经过西班牙领海返国〔梅德利科特，前引书，第454、455页；皇家海军上校S·W·罗斯基尔：《海上之战，1939—1945年》（Captain S.W．Roskill, R.N.：The War at Sea）〔《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联合王国军事丛书》（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Military Series），巴特勒编，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4年版，第1章，第551—552页〕。

(65)　《元首会议，1939年》，第40页。

(66)　施托雷尔于1939年10月19日给德国外交部长的报告（《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284号）。

(67)　彼得森：《帷幕的两侧》，第191—194页。

(68)　关于盟国在这方面的不满情形的概述，见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197—201、251—255页。在战争后期，据称有某些西班牙空军军官吹嘘说曾给德国人提供了有关一支英国护航队冲破封锁于1942年到达马耳他的情报（安萨尔多：《一个西班牙君主主义者的回忆录》，第170页）。

(69)　《意大利外交文件》，第8集，第13卷，第423页。

(70)　同上书，第12卷，第648号。

(71)　《元首会议，1939年》，第20、25页。

(72)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犯的审判，1945—1946年》（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1945—1946）。审讯记录和作证文件，共42卷（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1947—1949年版），第28卷，第399页（1809-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美国和英国检察厅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搜集的证明文件和指导材料），共8卷，附“意见和裁决”及附录1与2（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1947年版），第4卷，第379页。（这两个文件以后简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纳粹的阴谋与侵略》。）

(73)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31页。

(74)　1940年10月31日德国外交部备忘录，1940年12月5日施托雷尔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美国国务院：《西班牙政府与轴心国》（U.S.A., Department of State：The Spanish Government and the Axis）,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第9号，第10号。备忘录也提到西班牙政府对于补给潜水艇一事的讨好态度。另见《元首会议，1940年》，第110页。

(75)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146—147页；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1卷，第129、150—151、320—321页；罗斯基尔：《海上之战，1939—1945年》，第1卷，第479、480页；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198页。

(76)　罗斯基尔，前引书，第282—283页。

(77)　《德国外交部的秘密文件》（Documents secret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s Étrangères d'Allemagne）。梅德琳和米歇尔·埃里斯托夫（Madeleine and Michel Eristov）译自俄文〔以后简称《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巴黎，保罗·杜邦出版社，1947年版，第3卷（西班牙），第33号，第38号；《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5号，第36、38页。

(78)　见下文，原著第314页。

(79)　1940—1941年西班牙驻巴黎和伦敦的空军武官安塞尔多上校声称，当他于1940年应英国政府邀请前往英国访问时，他奉命为德国搜集情报；在他返国时受到了德国情报机关官员的盘问。1941年12月，空军大臣比贡将军希望他重访伦敦做同样的工作，而他认为那是对英国人殷勤好客的背信弃义，所以拒绝了这一使命，结果他因此而丢了官（安萨尔多：《一个西班牙君主主义者的回忆录》，第119—121、148—150、151页）。

(80)　关于意大利情报机关、破坏活动和蛙人，参见瓦莱里·博尔盖塞：《增加十分之一的小舰队》（J．Valerio Borghese：Decima Flottiglia Mas）,米兰，加尔赞蒂，1950年版；弗兰科·莫格里上将：《从耻辱的灰烬中重生》（Admiral Franco Maugeri：From the Ashes of Disgrace），纽约，雷纳尔和希契科克，1948年版，第33、34、61—69页。关于德国的活动，见保罗·莱弗尔金：《德国军事情报》（Paul Leverkuehn：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伦敦，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1954年版，第128、129—132页。

(81)　夏尔-鲁：《外交事务上惨痛的五个月，1940年5月21日—11月1日》（Charles-Roux：Cinq mois tragiques aux Affaires Étrangères, 21 mai-1^er novembre 1940），巴黎，普隆，1949年版，第37—39页；《贝当元帅受审记：速写记录》（Le Procès du Maréchal Pétain：compte rendu sténographique），现代诉讼大全：巴黎，阿尔班·米歇尔，1945年版，第304页，城防司令勒罗克的证词。

(82)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93、157—160页。

(83)　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曾告诉塞缪尔·霍尔爵士说，他不知道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英国皇家海军将如何才能坚持下去（同上书，第15—16页）。

(84)　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39页。

(85)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5月3日；《消息日报》（Diário de Noticias），里斯本，1940年5月4日。

(86)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6—31页。

(87)　有关公告原文，见霍奇森：《西班牙的复苏》，第151页；另见下文，原著第314页。

(88)　夏尔-鲁：《惨痛的五个月》，第193页；另见下文，原著第311页。

(89)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33—34页。

(90)　有关霍尔的任命，见下文，原著第286页。

(91)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48、49页。

(92)　塞拉诺·苏内：《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293页；坦普尔伍德，前引书，第38—39页。

(93)　见下文，原著第293页。

(94)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号和第4号。

(95)　见下文，原著第286页以下。

(96)　见下文，原著第314页。

(97)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67—71页。

(98)　下院辩论，第5辑，第365卷，第302栏。据报道或时时有谣传说，自1940年夏以后，英国已提议谈判有关直布罗陀问题，或者立即割让，或者答应支持西班牙对法属摩洛哥的要求。战后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了，举例来说，丘吉尔曾向下院保证，战时英国从来也没有答应割让直布罗陀，而且，英国政府方面也从未失信过。就在这后一天，即1954年5月21日，西班牙向英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上面记载着英国在1940年和1942年间所作的承诺（见1954年5月22日《泰晤士报》）。

西班牙提出的指控如下：

1．丘吉尔在1940年6月26日曾发给哈利法克斯一份会议记录，这份记录说明英国如果在大战结束时提出讨论直布罗陀问题是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英国若是打赢了这场战争，这种讨论不会有什么成果；若是输了，也就没有必要讨论了；何况西班牙人已充分了解这一点，所以任何要求讨论的建议只会是一种虚弱的表现（这份记录的部分原文发表在丘吉尔，第2卷，第564页；美国版，第2卷，第640页，全文见下院辩论，第5辑，第527卷，第2290栏）。

2．驻议会外交部次官巴特勒，曾于1940年7月4日告诉阿尔瓦公爵说，英国政府以后愿意考虑西班牙的一切问题和愿望包括直布罗陀在内，并且说一个强大而独立的西班牙的存在对大家都有好处。

3．劳埃德勋爵在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时曾告诉阿尔瓦说，他一直在劝说丘吉尔，要鼓励西班牙占领法属摩洛哥。

4．在1940年10月8日的一次下院秘密会议中，丘吉尔曾说，关于封锁问题，英国所企望的一切就是西班牙不应当成为给它宿敌供应物品的渠道，并说，一旦达成这一条件时，英国政府出于有助于西班牙利益和它的复兴的真诚愿望，对任何问题都愿加以仔细考虑。

5．在1941年10月2日西班牙大使馆艾登和霍尔也都在场的一次午餐上，丘吉尔曾告诉阿尔瓦说，战后，英国将有可能对法国施加压力，使其满足西班牙在北非的正当要求。

6．丘吉尔曾于1942年11月26日告诉阿尔瓦说，法国和意大利将由于这场战争而受到削弱，可是西班牙的地位将会提高到几世纪所从未有过的地步，并说，使西班牙昌盛、幸福是他惟一的愿望。

在上述这些所谓的许诺中，第1条完全排除了谈判的可能性，第4条和第6条只不过是一般性的亲善言词，而且，第4条则是对上面所提到的丘吉尔讲话的歪曲窜改，丘吉尔的话并不是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讲的，并且他所提议讨论的问题不是什么西班牙的民族愿望而是封锁的问题。塞拉诺·苏内关于第5条的说法是这样的：有3个英国的主要政治家其中包括霍尔，在西班牙的大使馆共进午餐，是他们中间最重要的人物做的那个讲话。但是，苏内并没有提到丘吉尔的名字（《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210—211页）。

(99)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67页以下，其中从德国档案里摘引了未曾公开过的文件。不过，西班牙在这时写给轴心国政府的信件是非常模棱两可的。他们再三答应参战，只要是在可能的时候，因此，为西班牙的政策辩护的人声称道，政府主要关心的是争取时间，与避免得罪德国。然而，他们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一阶段德国确实是在迫使西班牙采取行动。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倒是在这样做的，但是他们的告诫并不起什么作用。

(100)　在《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号中，有这方面的摘要。另见兰格和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第558—559页。

(101)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6月19—20日；齐亚诺：《欧洲》，第563—564页；英译本，第374页；保罗·施密特：《外交舞台上不开口的演员》（Paul Schmidt：Statist auf diplomatischer Bühne），波恩，阿滕诺伊姆出版社，1949年版，第492页。

(102)　迦太基位于现在北非的突尼斯。公元前264年，它同地中海上另一个强国罗马因争夺西西里而发生战争。在先后两次战争中，迦太基都以失败而告终，被迫求和，和约的规定对迦太基十分苛刻。从此迦太基便失去了海上霸主的地位，罗马成了西地中海的霸主。——译者

(103)　《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288—291页。

(104)　见下文，原著第280页。

(105)　施密特：《外交舞台上不开口的演员》，第500页。

(106)　齐亚诺：《欧洲》，第568页；英译本，第376页。

(107)　兰格和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第659页，摘引自哈尔德日记；齐亚诺：《欧洲》，第602、605页；英译本，第400、402页；参阅希特勒在1940年11月13日对莫洛托夫的谈话（《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58页）。

(108)　《元首会议，1940年》，第72页。

(109)　同上书，第81页。

(110)　同上书，第65—66页。

(111)　同上书，第93、94、104—105、107页。

(112)　同上。

(113)　兰格和格利森，前引书，第659页，摘引自哈尔德1940年6月30日的日记。

(114)　B·H·利德尔-哈特：《小山的另一边》（B．H．Liddell Hart：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增订版和修订版，伦敦，卡斯尔，1951年版，第230页，以斯图登特将军为据。

(115)　《元首会议，1940年》，第95页。

(116)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4号，第11页。关于卡纳里斯，见拉豪森上校在纽伦堡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卷，第442页以下）；阿布斯哈根：《卡纳里斯》；伊恩·科尔文：《情报头目》（Ian Colvin：Chief of Intelligence），伦敦，高兰兹，1951年版。据书中的描述，卡纳里斯在同佛朗哥谈判中所起的作用，虽说是奇怪的，但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他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蓄意把造成德国失败作为最终推翻纳粹政权的手段这件事是真的话。

(117)　夏尔-鲁：《惨痛的五个月》，第144页。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述，可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3编，第5章，第2节（3）。

(118)　见下文，原著第286页以下。

(119)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号。另见菲斯：《西班牙史话》，第73页。

(120)　同上书，第2号。

(121)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3号。

(122)　关于塞拉诺·苏内的访问，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9月20日、27日；齐亚诺：《欧洲》，第589、595、597页；英译本，第391、396、397页；施密特：《外交舞台上不开口的演员》，第496—497页；塞拉诺·苏内：《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10章；《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4—7号。

(123)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73页。

(124)　《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285页。

(125)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9月20日；齐亚诺：《欧洲》，第589、591页；英译本，第391、393页。

(126)　转引自佛朗哥给希特勒的复信，1940年9月22日（《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5号）。

(127)　根据菲斯的《西班牙史话》，第81—82页，塞拉诺·苏内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劝说德国人使用马德拉群岛来代替。

(128)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4号，第13页。

(129)　据说德国外交部曾建议应明确地答应西班牙拥有直布罗陀、奥兰以及大部分的法属摩洛哥，但德国应该控制摩洛哥的两个港口以及矿产和其他经济资源。德国也应在西班牙半岛上享有经济特权，并继承英国和法国在那儿的利益。

(130)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5号。

(131)　据认为，对重炮的要求是为了阻碍谈判而蓄意提出来的（科尔文：《情报头目》，第126—131页）。

(132)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76—77、82—84、89页。菲斯认为西班牙人提出一系列他们知道会被拒绝的要求，就像意大利人在1939年8月所作的那样〔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6编，第4章（三）〕。但是，他们要求的小麦比不久以后英国人准许他们在一年内通过封锁进口的数量要少得多，要求的石油也较少。当然，他们可能坚持（正如意大利大使在1939年曾做过的那样）要立即大量运交那些运输系统无力承运的货物（同上书）。

(133)　关于击退英国—自由法国1940年9月对达喀尔的远征，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442、444、448—451页。

(134)　关于1940年9月28日的会谈，见《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6号。另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9月27日。

(135)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10月1日、2日、5日；齐亚诺：《欧洲》，第592—594页；英译本，第393—394页；塞拉诺·苏内：《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195—198页。

(136)　同上书，第196页。

(137)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10月4日、5日；齐亚诺：《欧洲》，第595—596、597—598页；英译本，第396、397页；施密特：《外交舞台上不开口的演员》，第498—499页。

(138)　希特勒已告诉齐亚诺，佛朗哥已发出了邀请。

(139)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7号。

(140)　现有的文件并没有清楚地表明究竟这个联盟是在什么时候，或由什么人提出的。在勃伦纳会议上，希特勒告诉墨索里尼说，西班牙人提出一个草案，根据这个草案，德国将答应提供物资，作为交换条件，西班牙答应一旦军事准备就绪就立即参战。但是，无论是9月22日佛朗哥的信，还是塞拉诺·苏内在柏林的会谈记录，都没有提及这个问题。

(141)　参阅由最高统帅部的一个参谋在1940年10月29日所作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392—393页（376—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289页〕。

(142)　莱翁纳多·西蒙内（笔名）：《贝尔利诺：意大利大使》（Berlino：Ambasciata d'Italia），罗马，米利阿雷西，1946年版，1940年10月13日，第173页。

(143)　谈话记录〔不完全〕（《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9号）；另见齐亚诺：《欧洲》，第600、603—604、607页；英译本，第399、401—402、404页；施密特：《外交舞台上不开口的演员》，第500—503页。

(144)　《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365—366页。1940年10月24日的蒙特瓦尔草案〔《文件，1936—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25页〕规定了重新划分非洲殖民地，主要由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来占领，同时也载入记录，凡需要法国方面作出的任何让步，都应以英国领土来抵偿。据说在蒙特瓦尔会议后不久，德国大使就告诉了赖伐尔，希特勒已拒绝了佛朗哥对法属摩洛哥一部分领土的要求。

(145)　齐亚诺：《欧洲》，第604页；英译本，第401—402页。

(146)　齐亚诺：《欧洲》，第604页；英译本，第402页。

(147)　《元首会议，1940年》，第113、122—123页。

(148)　同上书，1941年，第2页；另见同上书，1940年，第130、131页。

(149)　同上书，1940年，第113页。

(150)　塞拉诺·苏内：《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233—259页。

(151)　塞拉诺·苏内：《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239、243、244、246页。

(152)　施托雷尔1940年12月12日致德国外交部长的信（《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1号）；参阅齐亚诺：《欧洲》，第637页；英译本，第425—426页。据说，卡纳里斯曾故意怂恿佛朗哥拒绝希特勒的要求，并暗示德国人不会冒险强行进入西班牙（科尔文：《情报头目》，第131—132页）。

(153)　《元首会议，1941年》，第4页。

(154)　同上书，第135—137页。

(155)　同上书，第11—12页。

(156)　西蒙内：《贝尔利诺》，1940年12月30日，第193页。

(157)　即入侵英国的计划。

(158)　即对俄国的进攻。见利德尔-哈特：《小山的另一边》，第230—231页。

(159)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1年1月18日。齐亚诺：《欧洲》，第625—627页；英译本，第417—418页。西蒙内：《贝尔利诺》，1941年1月28日，第208页。《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4卷，第462—471页（124—C）。《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939—946页。

(160)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2号。

(161)　齐亚诺：《欧洲》，第631—643页；英译本，第421—430页。塞拉诺·苏内：《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261—265页；西蒙内：《贝尔利诺》，1941年2月19日，第209页。

(162)　《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25号。

(163)　H·德穆兰·德拉巴尔特：《幻想的年代：回忆录，1940年7月—1942年4月》（H．de Moulin de Labarthète：Le Temps des illusions：souvenirs,juillet 1940—avril 1942），日内瓦，飞马出版社，1946年版，第237页。

(164)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3号。

(165)　1941年2月28日希特勒致墨索里尼的信（《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第40号，第91页）。

(166)　《元首会议，1941年》，第26页。

(167)　同上书，第33页。齐亚诺：《欧洲》，第646—647、650、672—673页；英译本，第432—433、434—435、450页。

(168)　1941年6月21日希特勒致墨索里尼的信（《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第44号，第101页）。

(169)　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141—146页；海军上将威廉·D·李海：《我在现场》（Fleet Admiral William D．Leahy：I Was There），伦敦，高兰兹，1950年版，第41页；《贝当元帅受审记》，第479、480页。据报道希特勒在1941年5月11—12日就告诉了达尔朗，摩洛哥可能被置于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共管之下（兰格，前引书，第150页）。有关1941年5月德法谈判的记载，可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381—384页。

(170)　《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27号。

(171)　《元首会议，1941年》，第94页。

(172)　齐亚诺：《欧洲》，第688页；英译本，第461页。

(173)　1942年4月29—30日与墨索里尼的会谈（《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第51号，第120—121页）。

(174)　汉密尔顿：《绥靖的产儿》，第126—127页；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112页。

(175)　蓝色是长枪党党员的色彩。

(176)　坦普尔伍德，前引书，第138—139页。有关1943年11月蓝色师团的撤退，见下文，原著第302页。

(177)　关于这件事，见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53—56页；塞拉诺·苏内：《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294—297页；坦普尔伍德，前引书，第114—116页。

(178)　《西班牙》（España），1941年7月18日，《维哥的灯塔》（Faro de Vigo），1941年7月19日。

(179)　见下文，原著第290—291页。

(180)　1941年5月4日和6月3日齐亚诺致塞拉诺·苏内的信（齐亚诺：《欧洲》，第658—659、663—664、667页；英译本，第440—441、443—444、446页）。

(181)　1941年6月28日施托雷尔致德国外交部长的信〔《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28号〕。

(182)　关于英西间的经济关系，见上文，原著第27—28页；在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509—510、529—548页中，有更详尽的论述。

(183)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513—514页。

(184)　见上文，原著第21页以及梅德利科特，前引书，第422—423页，第430页以下，第440、441页。

(185)　同上书，第441页。

(186)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61—64页。

(187)　梅德利科特，前引书，第546页注。

(188)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531页。“传奇式的人物”是霍尔给卡塞列尔的称呼（《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99页）。

(189)　见菲斯：《西班牙史话》，第37—52、272—275页；梅德利科特，前引书，第474—475、534—538页。

(190)　《经济封锁》，第400页。

(191)　菲斯，前引书，第38—39页注。

(192)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534—538页。

(193)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46页注。

(194)　关于英美和西班牙在这期间的经济关系，见菲斯：《西班牙史话》，第54—56、99—109页；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538—548页；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874—882页。另见上文，原著第86页以下。

(195)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53页。

(196)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540页。

(197)　同上书，第539—540页。

(198)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55页）讲到了1亿美元的贷款，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540页）则讲到一笔2 000万美元为购买小麦以外商品的贷款，这些商品西班牙人希望用橄榄油作为交换。据称，韦德尔、赫尔和英国政府都赞成后一种易货方案，于是由英国大使馆协助修改了西班牙的草案，这份草案以前曾为美国提供了比全世界各国总进口量还要多的橄榄油。

(199)　见上文，原著第279—280页。

(200)　见上文，原著第280—281页。

(201)　见下文，原著第314页。

(202)　丘吉尔，第2卷，第469页；美国版，第2卷，第529—530页。

(203)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卷，第543页。

(204)　见上文，原著第27页。

(205)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567、569—570页；另见上文，原著第28页。

(206)　汉密尔顿：《绥靖的产儿》，第298—304页。据说，塞拉诺·苏内已告诉维希大使皮埃特里有关从法属摩洛哥赠送维生素一事，法国的慷慨大度并没有如同美国人那样大声嚷嚷〔皮埃特里：《我在西班牙度过的岁月》（Piétri：Mes années d'Espagne），第57页〕。

(207)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130—131、132、134页；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545—547页。

(208)　艾登1941年7月24日在下院的讲话（下院辩论，第5辑，第373卷，第1074—1075栏）。

(209)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347—348页。

(210)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87页。

(211)　见上文，原著第87—88页。

(212)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89—1190页。

(213)　见上文，原著第88—89页。

(214)　海斯：《战时使命》，第111—126、176—177页；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77—79、226—238页。

(215)　1907年有关陆地战争的海牙公约第13条款规定：凡战俘逃入到一个中立国便获得了自由，但如果该中立国允许他们居留，就可给他们指定一个居住地方。关于拘留逃犯是不是中立国的责任的问题，法律学家们意见是不一致的。

(216)　有关迟至1943年这些生活条件的恶劣情况，见R·M·普赖尔厄司令官在1943年3月28日下院的演讲（下院辩论，第5辑，第409卷，第1450—1451栏）。

(217)　关于把一名法国难民从马德里送回昂代，即送到敌占区一事，见皮埃特里：《我在西班牙度过的岁月》，第190—191页。

(218)　海斯：《战时使命》，第123—124页。

(219)　同上书，第177页。关于皮埃特里对1942年到1943年难民危机的记述，见《我在西班牙度过的岁月》，第192—212页。

(220)　卡尔顿·J·H·海斯于1942年5月接替韦德尔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

(221)　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64—69、92—93、225页。这里谈到的这份最富有夸张剧情的计划，即所谓在葡萄牙登陆的“伊莫夫行动计划”，据说这份计划是由一个名叫伊莫夫的外国间谍倡议的。

(222)　李海：《我在现场》，第197—198页。李海支持半岛战役的观点可以同海军上将雷德尔和邓尼茨的观点饶有兴趣地加以比较。

(223)　费德里克·摩根爵士将军：《霸王计划的序幕》（General Sir Frederick Morgan：Overture to Overlord），伦敦，霍德与斯托顿，1950年版，第139页。

(224)　丘吉尔，第2卷，第551—552页；美国版，第2卷，第624页。

(225)　同上书，第460、552、563页；美国版，第519、625、639页。罗斯基尔：《海上之战，1939—1945年》，第1卷，第272—273、380—381页。

(226)　丘吉尔，第3卷，第388—389页；美国版，第3卷，第438页。索姆纳·韦尔斯关于1941年8月罗斯福—丘吉尔会谈备忘录〔美国国会：《珍珠港事件两院调查委员会意见听取会》（U.S.A.，Congress：Hearings before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rl Harbour Attack）,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版，第4章，第1785—1786页〕。

(227)　哈里·C·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Harry C.Butcher：My Three Years with Eisenhower），纽约，西蒙与舒斯特，1946年版，第54页以下，第60页，第68页以下，第82—84页。丘吉尔，第4卷，第474、476、488、535页；美国版，第4卷，第528、531、544、596页。马克·W·克拉克：《故意的冒险》（Mark W．Clark：Calculated Risk），纽约，哈珀，1950年版，第44、54页。

(228)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Dwight D．Eisenhower：Crusade in Europe），伦敦，海涅曼，1948年版，第88—89页。

(229)　《两年一度的报告》（华盛顿），第19页。

(230)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101—104页。

(231)　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163、165页，第177页以下。

(232)　1942年9月2日罗斯福致丘吉尔的信，引自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289页；另见赫尔：《回忆录》，第2章，第1190—1192页。

(233)　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84—85页。

(234)　同上书，第63—64页，第81页以下。

(235)　海斯：《战时使命》，第87—88页。

(236)　在已公布的证明材料中没有一件能表明在登陆准备阶段有此计划，即使对这计划曾经做过任何考虑的话。

(237)　海斯：《战时使命》，第87—88页。

(238)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176页。

(239)　关于英国照会的文本，见同上书，第177—178页；罗斯福给佛朗哥的信的文本，见海斯：《战时使命》，第91页。

(240)　坦普尔伍德，前引书，第179—180页。

(241)　宣言原文见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102页。

(242)　海斯：《战时使命》，第93页。

(243)　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109、157、219、283—284页。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136—137、140—141、161—164页。《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48号，第138页。海斯，前引文；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341—342页。

(244)　同上书，第319—320页。

(245)　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98页以下。

(246)　事实上德国已警告过维希政府，美国军队不久即将在达喀尔或卡萨布兰卡登陆，并表示愿向其提供支援，如果维希政府实行抵抗的话。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145页。

(247)　施托雷尔于1943年1月被召回国。他的后任汉斯·阿道夫·冯·毛奇在1943年3月突然死亡。原任驻华盛顿大使汉斯·海因里奇·迪克霍夫接替了毛奇的职位。

(248)　德国人曾两次要求西班牙同意让他们的军队假道，但两次都遭到了拒绝（海斯：《战时使命》，第92页。参阅布彻，前引书，第193页）。这一传说据说都未能从缴获的德国档案或对德国领导人的审讯中得到证实（菲斯：《西班牙史话》，第185页注）。

(249)　《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307—308页。另见卡尔·阿斯曼：《德意志的命运年》（Karl Assmann：Deutsche Schicksalsjahre），威斯巴登，布罗克豪斯，1950年版，第305—307、315—317页。

(250)　西蒙内：《贝尔利诺》，1942年11月9日，第287页。

(251)　同上书，1942年11月16日、18日，第292、293页。

(252)　乌戈·卡瓦列罗：《最高司令部：参谋总长1940—1943年的日记》（Ugo Cavallero：Comando Supremo：diario 1940—1943），波伦亚，卡佩利，1948年版，1942年12月18日。

(253)　《元首会议，1942年》，第77页。

(254)　《元首会议，1943年》，第19页。

(255)　《元首会议，1943年》，第38—39页。

(256)　见安东尼·马蒂恩森：《希特勒和他的海军司令们》（Anthony Martienssen：Hitler and his Admirals），伦敦，塞克-沃伯格，1948年版，第176页。

(257)　《元首会议，1943年》，第47页。

(258)　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127—131、134—138页）甚至声称，大使馆人员中的纳粹极端分子向冯·毛奇虚报丘吉尔和佛朗哥在里斯本举行过一次秘密会议，企图用这种方法来迫使德国出面干涉，推翻佛朗哥。

(259)　海斯：《战时使命》，第118页。德国人最后同意对“蒙泰·戈贝阿”号的沉没负责，并赔偿损失。

(260)　多西纳格，前引书，第203—204页。

(261)　《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42号，第44号；参阅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07页。

(262)　阿布斯哈根：《卡纳里斯》，第326—329页。在此书中卡纳里斯因说服了霍尔达纳宣布抵抗任何大国而受到称赞，但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霍尔达纳在三星期前就已向海斯作了同样的保证（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200页）。

(263)　《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45号，第46号。

(264)　同上书，第49号，第50号；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09页；《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4页。

(265)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07—212页；另见上文，原著第265页，注⑨（即本书第417页，注④。——译者）。

(266)　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162页。

(267)　菲斯，前引书，第215—216页。海斯：《战时使命》，第150、167—168页。

(268)　《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46号。

(269)　同上书，第55号。

(270)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184—196页。

(271)　林德利和温特尔合编：“我们如何对付西班牙”（E．K．Lindley and E．Weintal：“How We Dealt with Spain”），《哈泼斯》月刊，1944年12月，第31—32页。

(272)　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211页。

(273)　1943年2月22日霍尔达纳致霍尔的信（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191页）。

(274)　《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46号。

(275)　有关西班牙谋求和平的活动，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47号，第51号；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139—149、150—179页，第183页以下；海斯：《战时使命》，第129—131页；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184—196页。

(276)　特洛伊的公主，能预卜吉凶。——译者

(277)　坦普尔伍德，前引书，第197—304页；多西纳格，前引书，第200页。

(278)　见上文，原著第266—268页。

(279)　海斯：《战时使命》，第157—162页。

(280)　同上书，第104—111页。

(281)　同上书，第156页。

(282)　同上书，第165页。

(283)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13页。

(284)　见下文，原著第336—341页。

(285)　海斯：《战时使命》，第168—170页。

(286)　见《概览，1936—1946年：1942—1946年的远东》（Survey for 1939—1946：The Far East, 1942—1946），第46—47页。

(287)　海斯：《战时使命》，第190页。

(288)　见奥本海：《国际法》（L．Oppenheim：International Law），第7版（伦敦，朗曼斯，格林，1948年版），第1卷，第140—143页。

(289)　见上文，原著第90页以下。

(290)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5号。

(291)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249—256页。

(292)　关于西班牙要求将支付其蓝色师团服役的费用抵偿为协助西班牙内战而向德国所欠下的债款一事，见上文，原著第93页。

(293)　海斯：《战时使命》，第178—179页；《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5号，第37页；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250—251、259页。

(294)　海斯：《战时使命》，第210—211页。西班牙于1944年3月又承认了匈牙利斯托亚伊的通敌政府。这件事引起了美国的抗议。但是，数以千计的受到纳粹分子生命威胁的犹太人和其他国民通过西班牙驻布达佩斯大使馆获得保护一事，后来完全证明了西班牙这一行动是正当的。最初应予保护的建议是由美国提出来的，但霍尔达纳和西班牙大使馆很敏捷地把这件事接过去办了〔埃米特·约翰·休斯：《来自西班牙的报告》（Emmet John Hughes：Report from Spain），纽约，亨利·霍尔特，1947年版，第257—258页〕。

(295)　洛多维科·加拉拉蒂·斯科蒂：《意大利的战舰被困在中立的西班牙国里》（Lodovico Gallarati Scotti：L'Internamento di navi da guerra italiane nella Spagna neutrale），米兰，朱夫雷，1948年版。

(296)　见上文，原著第91—94页。

(297)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263—264页。

(298)　海斯：《战时使命》，第247页。

(299)　同上书，第279—282页。

(300)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268—269页。

(301)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80—282页；有关索芬杜斯公司，见上文，原著第264页。

(302)　下院辩论，第5辑，第424卷，第670—672栏。

(303)　海斯：《战时使命》，第264—265页；休斯：《来自西班牙的报告》，第247—248页。

(304)　海斯：前引书，第241页。

(305)　同上书，第270—272页。

(306)　同上书，第292页。

(307)　艾登1944年10月4日的声明（下院辩论，第5辑，第403卷，第909栏）；海斯，前引书，第260、263页；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的历史和战争法的发展》（U．N．War Crimes Commission：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s of War）,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为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出版，1948年版，第427—428页。

(308)　戴维·汤姆森：《两个法国人：皮埃尔·赖伐尔和夏尔·戴高乐》（David Thomson：Two Frenchmen, Pierre Laval and Charles de Gaulle），伦敦，克雷塞特出版社，1951年版，第108—116页；另见皮埃特里：《我在西班牙度过的岁月》，第264—266页。

(309)　《西班牙官方通报》，1945年5月8日。

(310)　休斯：《来自西班牙的报告》，第248—249页。

(311)　海斯：《战时使命》，第240—241页。

(312)　休斯，前引书，第241页。

(313)　海斯：《战时使命》，第254页。

(314)　海斯：《战时使命》，第253—254页；皮埃特里：《我在西班牙度过的岁月》，第253—256页。

(31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游击队员。——译者

(316)　海斯：《战时使命》，第257—259页。

(317)　同上书，第33页。

(318)　休斯：《来自西班牙的报告》，第251页。

(319)　休斯：《来自西班牙的报告》，第269页。

(320)　《向上周刊》，1943年8月1日。

(321)　同上，1943年8月28日。

(322)　《西班牙》，引自《向上周刊》，1943年12月7日。

(323)　同上，1943年11月20日。

(324)　美国广播公司，1944年5月10日。

(325)　海斯：《战时使命》，第31页。

(326)　同上书，第161—162页。

(327)　同上书，第242—244页。当霍尔于1944年12月访问普拉多向其告别时，看到葡萄牙总统卡尔莫纳的照片同罗马教皇的照片并列在一起放着。

(328)　同上书，第273页。

(329)　海斯：《战时使命》，第287—288页。

(330)　见上文，原著第303页。

(331)　下院辩论，第5辑，第400卷，第768—772栏；参阅艾登1944年2月23日在下院的声明（下院辩论，第5辑，第397卷，第933栏）。

(332)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300—304页。

(333)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304—306页。

(334)　在佛朗哥给阿尔瓦的信发出去的时候，丘吉尔正在莫斯科和斯大林举行谈判（《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493—500页）。

(335)　丘吉尔，第6卷，第616—617页；美国版，第6卷，第712—713页。关于戴高乐访问俄国，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530页以及《欧洲的重组》，第498—499页。

(336)　但是，有关对佛朗哥的政策褒奖较少的描述，则见丘吉尔，第2卷，第459—461页；美国版，第518—520页。

(337)　安萨尔多：《一个西班牙君主主义者的回忆录》，第136—137、146—147页。

(338)　见贝文在1945年8月20日下院的讲话。但是贝文也指出，出面干涉很可能会起到与预计相反的结果，他又说，英国政府将好意地看待西班牙政府体制的改变，但决不会鼓励内战（下院辩论，第5辑，第413卷，第296栏）。1945年12月5日，贝文在下院说：“我们的态度……没有改变，我们憎恶这种政体。”（同上，第416卷，第2315栏）

(339)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34—1335页。

(340)　《国务院公报》，1945年9月30日，第466页。

(341)　海斯：《美国和西班牙》，第157—158页。

(342)　英国外交部：《柏林会议议事记录，柏林，1945年8月2日》（Protoco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erlin Conference, Berlin, 2nd August 1945），敕令第7087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年版），第12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935页。

(343)　《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615、619页。

(344)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政治学说本文，1945年至1950年的讲话与书稿》（Textos de doctrina politica, palabras y escritos de 1945 a 1950），马德里，西班牙语出版社，1951年版，第6—7页。

(345)　同上书，第15—25页。

(346)　休斯：《来自西班牙的报告》，第68—70、85—89、98—107页。

(347)　见夏尔-鲁：《惨痛的五个月》，第193、194、222—248页；皮埃特里：《我在西班牙度过的岁月》，第36—37、97—117页。

(348)　19世纪末，西班牙只占有沿摩洛哥北海岸的休达与梅利利亚两个要塞（或军事租借地）。法国于1902年11月5日搞的秘密法西公约草案在规定摩洛哥的势力范围上面，把摩洛哥北部包括非斯城在内的一块地区划给了西班牙，这块地方要比最后由法、西双方在1904年10月3日签订的公约所规定的大些，而且对于摩洛哥南面的里奥德奥罗殖民地所划定的边界，条件也更为有利。西班牙外长拒绝了法国1902年11月提出的建议，因为他认为如果不通知英国，而又没有得到比法国所提供的更为有力的支持，遽即签订这样的协定是不明智的。英国政府对西班牙在摩势力范围所持的态度（那时已通知了西班牙）是，如果摩洛哥的现状一旦崩溃，西班牙在对国际上任何可能作出的新安排上即应有一份发言权，不过此刻讨论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态还为时过早。

有关埃及和摩洛哥问题的英法公约在1904年4月8日签订后，法国便不大想对西班牙作什么让步，而1904年公约中的条款倘若不是出于英国的调停，很可能比目前情况对西班牙更为不利〔G·P·古齐：《大战之前：外交研究》（G.P.Gooch：Before the War：Studies in Diplomacy），伦敦，朗曼斯，格林，1936年版，第1卷，第146页以下〕。

(349)　摩洛哥西面沿海城市，当时属法占区。——译者

(350)　西蒙内：《贝尔利诺》，1940年6月21日，第133页。

(351)　见上文，原著第275—277页。

(352)　见上文，原著第279—280页。

(353)　皮埃特里：《我在西班牙度过的岁月》，第36—37页。

(354)　原文见《英国与外交公文，1923年》，第117卷，第499—534页。

(355)　同上书，1928年，第128卷，第449—467页。

(356)　关于丹吉尔特殊政体的由来见《概览，1925年》，第1节，第163—174页。

(357)　《英国与外交公文，1905—1906年》，第99卷，第141—171页。

(358)　素丹即某些伊斯兰教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

(359)　R·A·巴特勒在下院的讲话，1940年6月19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61卷，第142栏）；另见夏尔-鲁：《惨痛的五个月》，第22页。

(360)　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的称号。——译者

(361)　巴特勒在下院的讲话，1940年11月1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65卷，第1668—1670栏）。

(362)　1940年夏，维希政府考虑把法国放弃在丹吉尔的特权作为有关摩洛哥新的法西协定的一部分，也许拿它作为获取伊夫尼领土的交换条件（夏尔-鲁，前引书，第234、238—239页）。

(363)　由素丹任命的派驻丹吉尔的代表，专门负责管理在丹吉尔的所有臣民，及主持立法议会。——译者

(364)　英国外交部：《关于重建丹吉尔国际共管制会议的最后决议案，巴黎，1945年8月31日》（Final Act of Conference Concerning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égime in Tangier，Paris, 31 August 1945），敕令第6678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