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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均势
马丁·怀特
1939年3月15日晚，希特勒进军布拉格，这是德国在表面和平时期领土侵略的高潮。连续五年之久，德国并未开战，就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控制了欧洲并使欧洲陷于恐怖之中。在过去的一年，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的乡间别墅成了欧洲外交的中心。如同埃斯库里尔修道院和凡尔赛宫一度曾是欧洲的外交中心一样。也如同菲利普二世于1580年占领葡萄牙和路易十四于1681年夺取斯特拉斯堡一样，德国于1939年3月并吞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一个极度强大的国家兵不血刃便取得的最后一次扩张主义的胜利。当时，对保持力量均势的关心恢复缓慢，尚未产生一个足以抗衡的巨大联盟与之大动干戈。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根据民族原则建立了许多小国，并通过国际联盟促成国际政治的法制化，可以认为列强在国际体制中已经多少失去了原先的优势地位。在30年代，大国重新宣称它们应有主宰地位，到了1939年3月15日时，战争与和平的最后决定权看来再次由它们，而不是由大多数国家所掌握。(1)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领土问题最终地重新解决以来，小国之间发生过几次冲突，但是只有两次达到战争的规模，即1932至1935年的玻利维亚与巴拉圭的冲突和1934年的沙特与也门战争，而上述两次战事恰巧远离大国争夺的地区。(2)但是国际暴力行为连续不断地发生，而且因果连锁，势头有增无减，直到希特勒夺取布拉格。这些暴力行为都是大国干的。日本于1931—1932年征服满洲，(3)意大利于1935—1936年征服埃塞俄比亚，(4)日本于1937年侵略中国，(5)以及德国本身一系列的侵略行动，其顶点是1939年3月15日征服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也正是由于列强的干涉，西班牙内战（于同月才结束）曾扩大为一场国际性危险。(6)一场地方性冲突是否会发展为全面战争总是取决于列强的态度，因为全面战争的定义是所有强国都参加的战争。(7)到1939年为止，强国心理上的优越地位是如此显著，以致是否该有地方性冲突都取决于它们。
1919年曾经试图在国际联盟行政院常任委员的形式下限制大国的集体权威。大国很快就扔掉了这种法制的束缚。有的强国没有参加国联，有的则退出国联，而那些保留会籍的却发现它同国联以外的强国的共同利益，超过了它们同国联内部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早在1923年发生科孚争端的时候，列强作为最高政务会的趋势又重新出现。它们如有必要就牺牲小国的利益来操纵国际局势，就像19世纪的欧洲协约那样干。(8)这一习惯性趋势体现为1933年的四国公约，(9)1935年赖伐尔—霍尔计划，(10)和英国的绥靖政策，而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上达到顶点。但是强国之间的团结一致从来都不比炸弹上的薄薄的外壳更牢固些。作为各自的私利冲突高涨的一个症状，作为脱离团结一致之前的一阵痉挛，在国际危机中它们对共同利益的意识变得极其敏锐。1939年3月15日标志着一个顶点。当此之际，强国的两个联盟间共同利益的伪装终于放弃，而承认了它们自身利益的相互冲突是不可克服的。(11)
此时大国分为三类：西方国家，反共产国际国家，苏维埃俄国。西方国家这一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的盟国的余党；这一措词主要指的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资历较高的民族国家，它们之间的敌视曾在很长时间内左右欧洲的政局，直到19世纪双方都受到跻身于西方大国体制的新兴的俄罗斯和普鲁士的威胁时为止。俄、普是缺乏或者不接受西方文明的传统的。(12)美利坚合众国由于一种微妙的历史联系和政治思想上的一致而同它们组合在一起。(13)但是它们共同的理想并没有排除过去的敌对，(14)而且不能说如果当初世界上只有这三个大国，那么战争的危险就可以消除。1939年使西方国家意识到它们的共同理想的是它们意识到它们的共同利益。它们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胜利者，不论彼此之间各怀异志，而且不负责任，却支持由于战争而形成的国际权力的划分和据此而建立的国际体制。归根到底，这样就使它们同反对上述国际协定的国家分离开来。
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内部和它们之间都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不论它们的根本利益是否真的相同。三国之间的力量分布得很不平衡，而那个时期民主政治的特点是，力量与所承担的维护所有三国从中得到好处的国际体制的责任适成反比。法国对于对外关系中明智的自我利益或许有最为清楚的了解。但是，它在三国中资源最缺乏，地理位置最易受到攻击，成为盟主的机会最少。英国处于中间状态。它比法国在实力上要强些，虽然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世界霸主地位已让给美国。它像法国一样是国联的成员，但是尽可能只承担在欧洲大陆的义务。但是自从德国重新武装莱茵兰以来，法国和英国开始步调一致。1936年3月9日英国保证援助法国，终于明确承认了两国在欧洲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15)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是不可比拟地最强大的和坚不可摧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不与西方国家往来而退居孤立地位，拒绝承担美洲大陆及太平洋岛屿以外的政治义务。这样英国和法国就不能指望得到它的支持，它们的缺乏洞察力的敌人，也就容易认为它们不会享有美国的支持。(16)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政治家们设想，此后英国政策取决于美国政策，至少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是这样，(17)但是他们不能断言，在美国政治家那一边是否也这样想。一个国家可以得出结论，它的政策取决于另一个和它并不结盟的友好国家的政策，但是它不能由此推断那个国家的政策也基于相应的原则，当另一国更强大并有更明显的行动自由时就更是如此。1939年春，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当中，或许只有一个人能认识到莱茵边境的安全不仅是英、法而且也是美国的根本利益，那个人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而他也肯定是惟一有资格说这番话的人，尽管他受到国内公众舆论对他施加的限制。(18)
与西方国家对立的是反共产国际公约的三国。(19)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意大利和日本是战胜国中最弱的和最不满的，投入了反叛者阵营。这三个国家都因不满和贪欲而联合在一起，在西方的眼光中，它们也许像是侵略国家的偶然性凑合。但是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就像西方国家一样，是历史力量的表现。德国和意大利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是欧洲大国中最新型的国家，也是政治上最受到妨碍的国家。(20)此外，它们新近的民族主义以及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相互憎恶和轻蔑，可能使古代德意的联系变得模糊不清了，那可以追溯到12个世纪之前英法两国都不存在的时期。(21)纳粹向鄂图帝国的传统呼吁，应当同时又出现德国同那一个最先给予德国国王以皇帝尊号的国家的联盟，这是很恰当的。(22)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欧洲最新的强国，日本是所有列强中最新的强国，而且是惟一业已取得这一外交地位的非西方国家（俄国除外）。(23)德国和意大利羡慕和忌妒其他西方文明伙伴的成熟、财富、成就和文明，日本也同样羡慕和忌妒整个西方世界。德国和意大利作为落后而不幸的子孙在这个集团内表示不满，而日本作为早慧的学徒在这个集团外表示不满。因此这三个国家在否定西方传统上，在奉行狂热独裁的民族主义上，思想是接近的。
但是在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之间，如同在西方国家之间一样，正是共同的国际利益提供了基本的链条。它们是无产阶级国家。(24)它们昭示的目标是革新世界：“建立和维护事物的新秩序”，(25)这就意味着领土的再分配。“我们不可结成单纯防御性的联盟。没有必要组织这样一个联盟，因为没有人想要进攻极权主义国家。相反，我们愿意缔结一个改变世界地图的联盟。”(26)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间的伙伴关系先天地就限定为侵略集团。它们的共同利益就是单纯地掠夺，它们的共同思想就是彼此不能相容的民族利己主义的主张。(27)它们并不忠于一个共同的传统，拒绝接受政治道德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在西方国家之间则用来缓和实力分配的不平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是绝对的赤裸裸的势力关系。德意之间结盟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在谁是狮子，谁是豺狼这个问题上不存在问题，而德国同日本的合作关系虽然有时看起来受到地理位置的妨碍，但实际上它们受到整个苏联和英国在印度洋势力范围的分隔却是它们盟友关系的有利条件。(28)
第七个大国苏联站在上述各集团之外。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牺牲者。德国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强加于它的和平条件，比起西方国家后来加诸德国的和平条件无可比拟地要严酷得多，而且在战后的最后解决中，俄国失去的领土要比除匈牙利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大。俄国是第一个革命国家，废除了自法国革命以来的一切西方传统；(29)它是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受到其他国家的畏惧、掠夺和隔绝。因此，俄国同反共产国际的国家具有类似之处，所以反共产国际的国家签订了1940年的三国公约之后，立刻进行关于苏联加入该公约的谈判，这并非先后不一致。(30)俄国同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一样，对待西方文明持矛盾的态度。它接受西方文明，成为最早的皈依者。它进入文明大国的行列比日本约早两个世纪，比普鲁士早一代。俄国像意大利一样，也有政治上、文化上依赖德国的传统：俄德联盟一直是不融洽的，但是自从奥托曼帝国在17世纪末叶衰败之后，俄德联盟一直是东欧历史的主题。(31)俄国作为拜占庭的传统的继承人，怀有救世主的使命感，自认是世界领袖和衰退中的西方的取代者。而正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鼓舞它进行了政治和经济革命。这个理论就在表明把它牵入西方的同时，却又自相矛盾地割断了它同西方的联系。
尽管如此，俄国同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它们由国际无产阶级感和所采用的极权政府的形式联合在一起，宣称信奉敌对的意识形态。俄国所想往的世界革新比起反共产国际的国家所想往的无可比拟地更为深刻。反共产国际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横向征服，重新瓜分以前经常被瓜分的领土；而俄国的主要目标是纵向征服，经过彻底的社会改造来扩大它的力量。(32)此外，它们在领土问题上是有矛盾的。要俄国加入三国公约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它们的侵略范围互相冲突重叠时，力量相等的扩张主义国家不可能实行合作。(33)而且，纳粹的征服计划最终指向俄国。在现代的力量均势中，俄国同英国尚有某种反对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合作传统；而从19世纪末以来，俄国、法国和英国都倾向于联合起来反对德国。
列强的三个集团间在报刊上、广播中和讲台上的公开论战，对于把它们牵连在内的各次危机都作了矛盾的解释。这些论战自1917年俄国革命，1918年德国战败以来，并以日益加剧的程度自1933年以来一直进行着。确认这种争辩的根本办法可以用传统的三角对话的形式表达出来：西方国家设法证明维持现在的国际体制是必要的，轴心国断言重新瓜分世界是必需的，苏联对上述两点都反对，宣布世界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可取的。(34)
西方国家。“确实，世界的现状带有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西民族称霸的一些特点。另一点也是确实的，就是在欧洲以外建立大帝国和利益范围大部分是通过侵略实现的，总的说来，现在很少有人从道义上为之辩解。不过，我们现已开始努力将国际关系中无政府状态转变成法律和秩序的统治以及在一种合理程度上正义的统治，就像今天世界上一些较为先进的国家在国家生活中总的说来早已达到的程度。国际联盟为接近文明的更高概念和世界合作的史无前例程度提供了基础。”
轴心国。“对我们来讲，国际联盟只不过是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是世界大战结束后你们获得的优势的表现，难道你们对这一点难以理解吗？我们从一开始就怀疑，国联将只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富裕国家的联合。(35)通过国联盟约有关修订条约的部分一贯受到忽视，而维持现有秩序那些部分却得到引用，如企图以制裁来扼杀意大利，我们对上述怀疑已经得到证实。”
西方国家。“国联确实是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不过我们认为凡尔赛和约远不是不公正的。你们自己口头赞成民族自决原则。凡尔赛和约正是根据这一原则，本着远远超过预期的诚实、合理、大公无私和圆满程度重新组建了欧洲，在某种意义上，肯定是任何一般性的欧洲条约所从未实现的。”(36)
轴心国。“这是粗暴地迫使战败国接受的一项条约；它把1 000多万德国人从他们的祖国分割开或排除掉；它瓜分了匈牙利，使得匈牙利民族的1/3遭受异族统治。这个条约忽视和违背了战时对意大利的诺言。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项陈旧过时的条约。你们充分地认识到我们当中有两国在战争中是你们的盟国，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就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的辖制这一事实吗？从1919年到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你们求助于陈年发黄的档案，企图遏制前进的步伐，遏制年轻而有生气的国家茁壮成长。对于下列实际而迫切的问题——8 000万德国人重新团聚的愿望，归还他们被窃去的殖民地的要求，随着意大利和日本出生率的增长和资源不足因而需要的扩张，——你们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解决办法？”
苏联。“既不是西方国家也不是你们自己能够回答上述问题，也拿不出解决办法。这些都是经济问题，在你们都要维护的生产体制之内是得不到解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事物，不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世界新的划分，因为这种划分（正如你们的论点所表明的）天然地不稳定，而且正受到法西斯国家的挑战，说是为了重新划分世界以求比较稳定。这就是掠夺成性，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外壳的最薄弱之点被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突破了，在俄国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从那时起世界出现了两个阵营：一个原来由英国和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一个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37)如果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似乎混淆了这种结盟关系，这正好是一个绝妙的例子说明资本主义到了极度衰亡时期所产生的冲突和敌对。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由金融资本主义中最富侵略性的沙文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所建立的公开实行恐怖的独裁统治，以反对工人阶级的日益反抗；与此同时，这也是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来重新划分世界的集中表现。因此，全体进步人类都寄希望于苏联，因为那里的社会主义力量掌握了政权，而造成占有者与被占有者混乱状态的经济制度在世界6/1的土地上永远被战胜了。”
轴心国。“我们具有在国内的布尔什维主义造成的革命、骚乱和流血暴动的实际经验，我们已经成功地承担起来扑灭布尔什维主义的责任。因此我们最懂得如何回答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托词。不管它在哲学上说些什么，布尔什维主义总是滋生无政府状态。苏俄是一个以宣布世界革命的目标来煽动各国的动乱的国际政治制度的倡导者。马克思主义试图以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来取代民族和国家的天然和充满生气的团结，而且通过鼓吹冲突、流血和暴力来达到上述目的。对于精神和文化的价值观念，对于英雄主义和领导，对于伟人和优秀种族的创造性工作，它提出了否定而违反人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这一理论，人们只能成为经济力量的副产品。因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为最神圣的信仰和纽带的销蚀剂，是我们国家和社会中整个人类秩序的销蚀剂。共产主义远不是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它只是一个起点，是最原始的生存形式：它意味着文化的全面倒退，对我们信仰、道德和全部文明观念的颠覆。(38)我们懂得这些事情的人是反对人类敌人的欧洲纪律和文明的堡垒。通过我们主动承担起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我们在承担一项真正的欧洲使命，西方国家迟早会被迫承认这一点。”
西方国家。“我们应该说，你们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和你们充当反共十字军的谈论听起来不真诚。我们本来是相信共产主义危险的，但是你们无节制的坚持的主张（加上你们的其他行动）反倒使我们开始考虑我们也许面临更为迫近的危险。我们疑心反共公约是一纸聪明的宣传，用来掩盖你们反对我们的各种计划。照我们看来，你们同俄国之间的类似点和差别点同样显著。你们同它都是极权主义国家，彼此抄袭对方的做法，并从相互依存的对立辩证法中得到好处。你们同我们所理解所尊重的民主原则都同样相距甚远；确实，这也是我们总的对同俄国实行有效合作的可能性缺乏信心的基本原因。(39)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介入国际紧张局势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我们确实认为是无益的。(40)我们的做法是经验主义的，我们一直希望建立一个遵守法律的社会，在其中我们可以各自按照自己的见解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眼前和你们轴心国冲突的原因。我们承认你们所谈的经济问题确有相当道理，特别是近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已经作了不少事情来满足你们。我们准备同你们讨论修订条约，重新分配地球上的资源——或者至少是使你们能较容易地取得这些资源的问题。但是除非你们真诚地接受谈判原则，放弃使用武力，否则，开始讨论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生活在等待着你们的侵略行为和你们造成的既成事实的环境中，我们之间就不可能有什么信任可言，正常的外交交往的手段也就不可能起作用。我们认为现有的根据凡尔赛和约建立起来的国际法律和秩序的体制，尽管在许多方面还不完备，因而是脆弱的，但却是宝贵的；我们还认为尊重它，并逐步使它完善，这比之靠暴力行动来危及我们共同利益，并破坏正义赖以建立的秩序基础，是走向正义的更为稳妥得多的道路。”(41)
轴心国。“但我们的经验说明，我们从来没有通过如你们所说的外交交往的正常手段，通过各种会议，一言以蔽之，也就是通过等待你们来获得我们认为的正义。我们倒是通过强大到足以自行取得而得到了正义。（有些时候，你们召集会议对我们的行为作口头谴责，这样满足了你们而无损于我们；不过近几年来由于我们更加强大，你们表现出更加愿意原谅和宽恕我们的行为——这是我们欢迎的事态发展。）我们认为这种依靠自己力量保护自己利益的程序，实际上要比你们所说的‘外交交往的正常手段’要正常得多。确实，我们感到这场辩论，我们自始至终谈的是事实，谈的是主宰历史和创造政治实质的力量；而你们谈的是理论，谈的是法律抽象概念和道德的乌托邦。我们是现实主义者，也许我们比你们对国际关系的性质了解得更清楚。(42)人类的生存取决于外部斗争的法则；根据自然法则人类总是强者统治。我们没有制订这条法则，我们也不是第一个按照这条法则行事的；(43)我们看到它的存在，而正是你们自己提供了先例。你们不能指望在恰好占上风时阻碍历史的进程；至少你们不能期待不那么幸运的国家也赞同你们的希望。很明显，自由民主已经精疲力竭，并在衰退，本世纪一切至关重要的运动都是反自由主义的。(44)我们认为，你们——英国人、法国人，还有美国人也一样——建立帝国的过程是牺牲了西班牙的世界帝国，或是牺牲了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看来在本世纪要以有利于像我们这样新兴而有活力的国家来重演这段历史进程了。现在留下的惟一问题就是，你们是否准备随着历史潮流前进，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就准备考虑你们的合法利益，或者是你们以自私而无益的阻挠导致我们之间迎头碰撞，对此我们当然乐于避免。”
苏联。“当你们‘把历史进程’和毫无结果的帝国主义斗争混为一谈时，这就又一次有必要强调对这种进程作稳妥而科学的解释。确实，西方国家的霸权不是历史的顶点，它只代表了资产阶级秩序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这种秩序的分崩离析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正是其自身的矛盾造成分崩离析，还因为正是那些矛盾之中产生了逐渐壮大的、代表未来的力量。但是法西斯主义，不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在国际上，都是侵略性的，它企图削弱工人阶级，尤其是在俄国的，要再一次地奴役他们。它奉行一种以巨大破坏和人类受难的时代来改变世界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它在工人阶级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它的最早行动就是著名的不兼并，不赔款，立即实现和平的法令(45)）一直坚持斗争，以避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而且置身于帝国主义中那些反对立即打仗的分子的前头，因而在积极领导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起着历史性的作用。”
西方国家。“虽则我们自然不同意你们在陈述你们的理由中所用的术语，我们还是承认你们的话里有某种程度的力量。我们确实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于近年来历史的分析，在某种语气上对我们似乎是有说服力的，而且使我们愿意相信，把我们同你们分开的只是方法上的分歧，而不是目的不相容。(46)但是对于我们近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高兴地认识到你们和我们一样，也极其迫切地争取和平。这样促使我们希望，如果轴心国坚持用非和平手段来实现它们的目的，有可能在维护我们的共同安全中同你们合作。我们应该对轴心国立即说清楚：如果它们最终诉诸武力，我们将以武力来对付它们。的确，从1914年以来，反对把战争作为政策手段已经成为我们既定的方针之一；我们对战争的反感如此之大，以致有些时候乐观情绪可能影响我们的判断，反而鼓励我们去发表言论，好像我们认为战争是不可能的。(47)如果这是错觉的话（这还要看你们轴心国决定做什么），那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的头脑相信或许如此，但是我们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光彩。尽管如此，不要误会。归根到底你们会看到，我们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同你们一样坚决。我们认为有必要说这番话，以便你们不致弄错。”
轴心国。“我们很高兴，你们亲口承认自己有马克思主义的癖好。我们经常想到自由民主制的衰微，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这种民主天然地要倾向共产主义。至于你们偶尔表示蔑视的宣言，则是民主的通常形式，而我们懂得应该作何评价。我们已经注意到，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你们的决心显得动摇了；而我们很自然地持有这种意见，你们终究准备默认在世界上建立一个较为公正的秩序了。”
西方国家。“你们又在犯另一个错误，比第一个错误更为严重，如果你们断定我们近年来如此委曲求全地寻求同你们和解完全是由于力量薄弱的话。多亏你们讲得坦率，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基本分歧完全暴露出来了。刚才你们说到你们自称所代表的力量好像是历史上仅存的‘事实’；但是我们认为道德和人类的良心也是应该同样予以考虑的事实。我们认为文明不在于仅仅对活力、推动力和意愿的大肆宣扬，而是在于对其控制；不在展示和积聚武力，而在于使之服务于说理和法律的习惯，从而尽可能减少使用力量。(48)因此我们近20年内同你们打交道所根据的前提就是：另一次大战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难以估量的灾难；对文明的考验就是能否避免这场灾难。”(49)
苏联。“在你们提到‘你们的基本分歧完全暴露出来了’的这一点上，从客观的观点来看，似乎正是你们和法西斯国家的基本相似点表现出来了。你们的感情从形式上看无可指责；而同你们的实践相比较时，这种感情的价值就变得昭然若揭了。你们准备同法西斯国家进行和解，你们为避免另一次大战所作的努力，完全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而不是牺牲你们自身的利益。你们的不干涉政策是向侵略者连续牺牲了中国、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地利，而现在是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有理由知道这一点，因为只有它才尽力推行你们为之自庆的集体安全政策。在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只有苏联采取了坚定而真诚的立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自那时以来只有苏联还在尽力争取反对德国侵略的集体行动。你们用不干涉政策而废弃了集体安全政策，你们借助不干涉政策只求保卫自己，而对侵略者和受害者不加区分。关于这个，用不着苏联从道义上分析，因为不干涉政策明确地显示资产阶级政客在实际上根本不承认人类的道德。只是有必要指出，这样一种一切为己只顾私利的政策，虽然人们对资产阶级国家不能抱任何其他指望，却是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并将必不可免地加速它声称要防止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轴心国。“我们同这场日内瓦机构支持者之间的争论并无关系，除去这场争论证实了我们认为日内瓦机构无用的看法而外。但是我们断然否定作为西方国家的论点基础的那些假定——西方国家还像过去一样仍然是文明的保卫者和解释人。这种有意识的，不费力气而又优越的假定尤其令人作呕，因为它已经变得陈腐而虚伪了。(50)你们这些提醒我们尊重国际义务的不可侵犯性的人，却在1918年停战以后不履行对德国的保证。你们这些告诫我们要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国际问题的人，却从未通过国际联盟以这种方式解决过重大国际问题，而你们中最大的国家还拒绝参加国联。你们这些谴责我们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欧洲的范围内没有诉诸武力就已顺利实现）的人，却拥有辽阔的空旷领土。这些领土土质肥沃，矿产丰富；其人口密度，同我们相比不足挂齿。你们这些把世界上的一切动乱都归罪于我们的人，却无视自己在爱尔兰、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印度和拉丁美洲接连不断的暴行、流血和压迫的记录。”
西方国家。“公开外交的缺陷（我们创造了这种外交形式，而你们却加以歪曲滥用(51)），是把外交来往降低到不同语言的留声机节目的同声竞赛。我们已经真诚地想重视你们的观点，并设法满足你们的合理要求，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走了多远的分心考虑，最终有可能因认识到你们无意体谅我们而激愤得置诸脑后。”
苏联。“你们错了：公开外交不是威尔逊而是苏联政府倡导的，它在十月革命之后随即公开了帝国主义的秘密条约。(52)但是外交形式没有政治力量重要，而了解是从事实而不是从争论中推导出来的。为什么西方国家放弃集体安全的声明而采取不干涉政策呢？因为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侵略的还是非侵略的，作为最后一着，都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怀有恐惧，对苏联怀有敌意。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和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时起，西方国家政府就不断地向法西斯主义讨好，因为西方各国政府代表了产生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同样社会势力。因此德国的纳粹革命后第一个外交反响就是意、德、法、英四国公约计划，通过排斥苏联该公约无疑是针对苏联的。从那时以来，西方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是纵容和鼓励侵略。在西方大国准备牺牲小国和弱国来满足法西斯国家的贪欲后面，隐藏着把法西斯国家引向苏联的希望。四国公约的政策和不干涉政策一起在慕尼黑会议上达到了顶点，当时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道在会上安排瓜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再一次有意排斥苏联。(53)上述事实的教训是无可逃避的。苏联完全能够吸取教训和保卫自身的利益，那也是整个人类的利益。苏联要通过当前外交和政治形势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做到这一点。”(54)
这就是1939年3月15日大国之间争论的情况。那时由于西方政策的愚蠢，德国政策的专横无理和反复无常，俄国政策的不可测知，力量均势显得是极不固定的。大国关系陷入等边三角形之中；而且不同的观察家可以使他们各自相信，通过西方国家同俄国结盟来包围德国，或是由俄国同德国结盟来压倒西方国家，或是由西方国家同法西斯国家结盟来反对俄国的利益，都是天命所归。上述联合中的每一种在历史上都有先例，所以德国人能指出法苏条约(55)出自于作为国际联盟成员的俄国政策；西方国家能指出德苏联盟源于拉巴洛条约；(56)俄国人能指出《我的奋斗》的纲领、(57)慕尼黑会议、四国公约、(58)1918至1920年协约国对俄国的干涉，以及协约国根据1918年停战条约是利用德国军队防止布尔什维克入侵波罗的海国家。(59)上述的每一个联合都各有其从利害关系出发的论据。其中的两个联合不出3年就戏剧性地实现了。
第三个联合——西方国家可能牺牲俄国来同轴心国结盟——从来不曾像另两个联合那样真实，因为这个联合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对力量均势的任何计算中，都有两个决定性因素。首先是轴心国正在领先。只有轴心国是扩张主义而又有侵略性的；西方国家和俄国一样都采取守势。对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目的，连最极端的苏联说法也承认非侵略性民主国家同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区别。(60)以李维诺夫在日内瓦和以迈斯基在伦敦为代表的苏联官方政策，5年来所根据的正是假定苏联和非侵略性民主国家在维护和平的事业中具有共同利益。(61)相反地，对俄国政策最具敌意的西方解释是看到了共产主义扩张的危险和鼓动国外的骚乱，而不是俄国的领土扩张。(62)确实，当时那些最害怕作为革命国家的俄国的人几乎有意夸大它的军事弱点。这在当时是他们特有的错误。
其次，1939年3月15日大国之间的主要利害冲突是西方国家和轴心国之间的冲突。德国夺取捷克斯洛伐克首先是法国的一大失败，因为从1919年以来正是法国而不是俄国在东欧占有优势。这种情况使得法国的大国地位而不是俄国的大国地位立即处于危险状态。(63)西方国家或轴心国为一方，同俄国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利害冲突还是潜在的。德国同俄国之间的冲突就现有形势看只差一步，而西方国家同俄国之间的冲突则还差好几步。
如果轴心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是主要冲突，那么俄国作为第三方就掌握了势力的均衡。从1938年9月到1939年8月，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是，俄国将走哪条路，因此在德国夺取布拉格之后的6个月里，英俄谈判成为“外交史上的悲剧核心”。(64)因为德国侵略的直接方向是对着西方的利益而不是俄国的利益，德国可以向俄国提供西方国家不具备的直接好处——把它从即将来到的战争中排除在外。西方国家在请求组织一个防御联盟，而德国只要求中立。“英国能向俄国提供什么呢？”德国外交部官员施努雷1939年7月在柏林对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这样说。
至多是参加一场欧洲大战，受到德国的敌视，但是连一个对俄国有好处的结果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们又能提供什么呢？中立，置身于可能发生的欧洲冲突之外，如果莫斯科愿意的话，德俄可就彼此的利益取得谅解，就像以前一样。这种谅解会对两国都有好处。(65)
这里总结了各种因素：德国正在领先，它的直接利害冲突是同西方国家；俄国把握着平衡，德国可以向它提供从迫在眉睫的战争中排除在外的最大好处。西方国家不能比德国出价更高，除非它们能说服俄国同它们结成防御联盟将彻底防止战争。这是集体安全的老话了，西方国家过去的所作所为的记录使得俄国不大可能会再接受它。
俄国脱离西方国家，退居外交上行动自由的地位，这在慕尼黑以后立即开始了。(66)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上讲话。他宣称慕尼黑的绥靖时期已经结束。（这一天是捷克内阁撤销梯索在斯洛伐克政府中的职务之后的第二天，是布克尔和赛斯—英夸特在布拉迪斯拉发进行干预，命令西多尔宣布斯洛伐克独立的前一天。）(67)他把法西斯国家描绘成侵略者的军事集团，但他把德国对乌克兰的计划解释为“英法美新闻界煽起的一阵喧嚣，而且表示苏联要同一切国家加强贸易关系。（这可能是对德国做出的一种姿态。）他把西方国家说成是非侵略性和民主的，但是谴责它们的不干涉政策，而且表示苏联不会被战争贩子卷入冲突中去，他们惯于让别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这可能是对西方国家的警告。）(68)这篇讲话当时在德国经过仔细研究而且被认为是令人鼓舞的。(69)5个月以后在德苏条约签订完毕，里宾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宫同苏联要人们饮酒庆祝之时，莫洛托夫“向斯大林举杯，说到正是斯大林——通过他今年3月的讲话，为德国所充分理解——才造成政治关系的转折”。(70)这就成为苏联政治家赞扬德苏条约和声名狼藉的德国政治家试图诿罪俄国来开脱他们自己的那个演说的官方传说。(71)这种马后炮式的解释夸大了斯大林对德国作出的姿态，因为那篇讲话也同样可用来证明他的政治家风度，如果事态向另一面发展而俄国同西方国家结盟的话。事实上那篇讲话是小心谨慎的，并没有承担义务。讲话强调了俄国的超然态度，而且表示它准备同任何一方进行谈判。(72)1939年3月15日，还不能说对德国的正面活动已经开始。就所能估计的事情而言，成败利钝犹属未定。正如德国那时作为侵略者拥有最大的行动自由，俄国作为力量均势的掌握者或许也同样地拥有最大的行动自由。
这种不固定的三边力量安排，不仅使未来战争中的阵线分野难以肯定，而且还表明这种结盟既是暂时的又是不可靠的，尽管当时只有很少人看到这一点。不论谁是战争中的胜利者，都只会是不和谐的，专为打仗而建立的国家联合。如果在俄国的合作下或善心中立的情况下，轴心国击败了西方国家，那么轴心国和俄国也不太可能在战后为世界和谐有序的未来而建立起国际组织。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德国在西方国家的暗中鼓励下征服了俄国，那下面就该轮到西方国家了。即或轴心国不靠援助全靠自己力量先后击败西方国家和俄国，并在它们之间瓜分世界，那么很快就会真相大白，轴心国是以掠夺为目的的偶然性联盟，德国和日本很可能为独霸问题进一步争斗。而如果西方国家联合俄国打败了轴心国，这种不相配的又各怀疑忌的伙伴的未来合作关系，只有那些不顾苏联的拜占庭—马克思意识形态同西方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鸿沟的人才能设想。
(1) 见汤因比：《和平会议以后的世界》，第24—35页；《概览，1936年》，第30—31页。在所有试图给强国下的定义中〔参看上文，原著第367页注②（即本书第520页注①。——译者）〕，或许最佳的定义是特莱希克所说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彻底毁灭需要其他国家的联盟才能做到，那个国家便是个强国”〔海因里希·冯·特莱希克：《政治》（Heinrich Von Treitschke：Politics），由布兰克·杜格代尔和托本·德比利自德文转译（伦敦，康斯泰波，1916年），ii.607；参阅《概览，1937年》，i.1—2〕。小国的定义也许是任何不是强国的国家——这是一种在重要性方面超过各种各样的幅员、人口和资源的否定的品格。自从16世纪最初出现独立的主权国家体制以来，大国的数目很少，达到总数的1/4。大小国家的这一最高比例或许是在1870至1914年达到的。当时大国的数目增加到8个，而民族原则在增添小国数目方面还没有发展到头（汤因比：《和平会议以后的世界》第7—8页，第12页）。
(2) 《概览，1933年》，第393—438页和《概览，1936年》，第837—872页；《概览，1934年》，第310—321页。玻利维亚与巴拉圭的冲突产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宣战（《概览，1933年》，第398页，第417页。这也是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之前的最后一次宣战）。1919—1923年的安纳托利亚战争（《和会史》，vi.25—26，31—39，44—48，104—106），1920年的俄波战争（同上书，vi.318—322），以及1924—1925年沙特的内志与汉志战争（《概览，1925年》，i.271—308）可以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即进行的重新解决领土问题的组成部分。
(3) 《概览，1931年》，第438页及以后；《概览，1932年》，第432—470页。
(4) 《概览，1935年》，第ii卷。
(5) 《概览，1937年》，i.145以后。
(6) 《概览，1937年》，ii.126以后；《概览，1938年》，i.307以后。
(7) 见汤因比：《和平会议以后的世界》，第4页。
(8) 《概览，1920—1923年》，第348—356页。
(9) 《概览，1933年》，第206—224页。
(10) 《概览，1935年》，ii.第280—311页。
(11) 参阅《概览，1937年》，i.6—8。
(12) 法英两国王室之间的敌对关系一直可以追溯到1154年一位法国诸侯继承英国王位的时候，他是诺曼第公爵、昂儒伯爵，也是阿基坦女继承人的丈夫。在1337—1451年的百年战争中，双方形成的民族意识进一步确定了王朝的敌对，英法冲突取代了教皇同帝国的冲突，成为西方政治的中心问题。在16世纪和17世纪，英法冲突由于西班牙国家的崛起而暂时中止，时间大约从1527年亚眠条约，这是英法反西班牙的第一次联盟，到1670年的多佛尔条约，这是英法的最后一次联盟，当时法国已取代西班牙而成为欧洲霸主。随着英国于1689年根据维也纳条约参加反对路易十四的伟大同盟，英法之间的宿怨又起，并一直持续到1815年拿破仑最终失败之时。从那时起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合作愈来愈密切——在19世纪为了抗击俄罗斯的优势，自1670年至1674年法英荷战争以来，在1854至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第一次成为同盟者，而在20世纪又抗击德国的优势。
(13) 在美国历史上，英国是宿敌。在1775年至1783年的战争中，美国各州为争取独立而同英国作战；1812年，它作为合众国又同英国作战；以后至少有三次在两国之间都有开战的可能——1845年至1846年俄勒冈争端，美国内战期间1861年的梅森和斯莱德尔冲突以及1863年莱尔德军舰纠纷，1895年委内瑞拉纠纷期间。英国同美国之间外交合作的连续传统只是从1898年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中英国默契地支持了美国的利益时开始的。不过，美国在1778年同法国结成了它们历史上的惟一的“纠缠联盟”；虽然从1798年到1800年，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破裂，存在着事实上的战争状态；虽然法国在1862至1866年干预墨西哥从而破坏了门罗主义，尽管如此，美国同法国还是继续认为彼此是传统的老朋友。这种感情的标志就是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这是法国人民于1884年赠给美国的，神像的泛光照明系统有96盏1 000瓦的灯泡由下往上照射，还有14盏1 000瓦的灯在神像的火炬之中，1931年10月26日由若斯·赖伐尔小姐揭幕，她是法国总统的女儿，陪同其父访问胡佛总统（《概览，1931年》，第124—125页），揭幕时按动帝国大厦上的电钮。
(14) 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也改变了它们的共同理想，如在19世纪，英国根据美国革命的经验建立了第二帝国，并且将它的政治制度改变得适合于法国革命的民主形式。
(15) 《概览，1936年》，第275页。1938年9月法国逃避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一事说明，在规定英法在欧洲的根本利益中，较强的伙伴有较大的发言权；说明定义是最低限度的，而不是最高限度的。
(16) 关于希特勒认为美国衰弱和即将垮台以及美国不可能对欧洲进行新的干预的信念，见劳施宁：《希特勒演讲集》，第14页，第34页，第72页，第78—79页。直至1939年11月23日，希特勒还能勾销美国作为反对德国联盟的潜在因素：“由于美国的中立法，它对我们还不危险。美国加强我们的对手，这一点仍然并不重要”，同他的最高级指挥官们的会议，1939年11月23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331—2（789—PS）；《阴谋与侵略》，iii.576〕。意大利政府对美国政治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墨索里尼看出来即将爆发的战争意味着罗斯福的第三届任期，见希特勒同齐亚诺的会谈，1939年8月12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ix.49（1871—PS）；《阴谋与侵略》，iv.514—515；《文件集，1939—1946年》，i.178。参阅《阴谋与侵略》，viii.523（077—TC）〕。
(17) 关于英国政策依赖于美国政策这一点，鲍德温于1935年11月23日作了说明：“只要我在政府中有责任决定本国是否参加集体和平体系，我就要说，作为个人我决不会批准把英国海军用来封锁世界上任何国家，除非我知道美利坚合众国正要这样做”（摘引自《概览，1935年》，ii.50）。这种依赖的有限性表现在，1938年1月张伯伦拒绝罗斯福的提议：同欧洲国家会谈以寻求总的解决办法（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196—199）。参阅上文第38—40页。
(18) 1939年1月31日他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讲了这番话〔《概览，1938年》，i.632—633，以及约瑟夫·艾尔索普和罗伯特·金特纳：《美国白皮书》（Joseph Alsop and Robert Kintner：American White Paper），伦敦，约瑟夫，1940年，第46—48页〕。
(19) 反对共产国际国家之间的各种条约义务如下：（1）轴心国。1936年10月25日宣布德意有限协定，接着墨索里尼于1936年11月1日在米兰演说时宣布存在轴心国（《概览，1936年》，第581—582页）。称为钢铁公约的德意军事同盟于1939年5月22日于柏林签字：这是全面进攻联盟（《文件集，1939—1946年》，i.68）。（2）反共公约。1936年11月25日于柏林签署德日反对第三国际协定（《概览，1936年》，第384页）。意大利于1937年11月25日以原始签署国的资格参加（《概览，1937年》，i.43）。1939年1月16日，“满洲国”加入，匈牙利于1939年2月24日加入，西班牙于1939年3月27日加入。1941年11月25日在柏林的反对共产国际会议上，三国都对条约展期，下列国家第一次加入：保加利亚，克罗地亚，丹麦，芬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3）三国公约。这是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署的十年互助公约：规定互相合作建立世界新秩序（《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55—57；《阴谋与侵略》，v.355—357）。匈牙利于1940年11月20日加入，罗马尼亚于1940年11月23日，斯洛伐克于1940年11月24日，保加利亚于1941年3月1日，南斯拉夫于1941年3月25日，克罗地亚于1941年6月15日加入。德意日三国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自动成为正式军事同盟。
(20) 普鲁士于1740年征服西里西亚，又通过随后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而成功地保有西里西亚，于是成为大国。不过在1866年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以前，它未扩展成为一个民族色彩的德意志大国。统一的意大利是在1867年它被邀请参加卢森堡问题的伦敦会议时被正式承认为一个大国的。
(21) 意大利在政治上依靠阿尔卑斯山北面的日耳曼力量，开始于755年承认法兰克国王丕平三世为伦巴第王国的君主。774年，他的儿子查理曼兼并了伦巴第王国，夺取了王位，以后证明这是他称帝的序幕；780年，他为他的一个儿子建立了意大利国，这要比原来的伦巴第王国幅员辽阔。日耳曼国王鄂图大帝于951年征服意大利，接受了意大利国王的尊号，作为恢复帝号的第一步。他的继位者统治德国、勃艮第、意大利直到13世纪，而“帝国”成了这几块领土的正式名称〔见G·巴勒克拉夫：《中世纪帝国：理想和现实》（G.Barraclough，The Mediaeval Empire: Idea and Reality），伦敦，菲利浦，历史协会出版物，综合丛书G17，1950年，第16页〕；意大利的王位就合并到帝国的尊号之中。能在这两个领域里有效地行使职权的最后一个皇帝是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而意大利同德国分离是在1346年，查理四世同意在意大利实际放弃帝位，作为罗马教皇支持他当选的代价。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的走运（除拿破仑之外，他是接受伦巴第人铁制王冠的最后一个皇帝）不是说明德国的而是说明了西班牙的力量。但是随着西班牙王朝于1713年在乌得勒支和约问题上被分割，意大利便转而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而民族统一的共同利益使普鲁士与统一的意大利于1866年结成同盟，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意大利经常反抗德国的统治；而德国也经常对意大利文化上的领先表示不满。长期以来，哈布斯堡王朝使两者联系起来；从历史观点来看，轴心国好像是1848年两个革命的国家把哈布斯堡王朝分割开来”（A·J·P·泰勒在《曼彻斯特卫报》上的文章，1949年5月3日）。
(22) 纳粹政治拟古主义用的是早期西方文明的措词，法西斯政治拟古主义用的是死去的文明的词语，是遥远而不可恢复的历史上的力量均势的词语。这反映了两种政权在实力和气势上的差别。墨索里尼的罗马帝国主义是政治幽灵中最枯燥无味和自命不凡的。这些幽灵出没于中世纪和现代的罗马历史之中，继承了布雷西亚的阿诺尔德罗马参议院和里恩齐的护民官职位。它如要求占领莱茵河和多瑙河作为边界，就不能自圆其说。但是1943—1944年德国在意大利的边界，则是中古意大利国的动荡和收缩的边界的瞬息重现。
(23) 经过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俄国之后被承认为列强之一。
(24) 墨索里尼早在1919年就用过这种提法，见下文，原著第517页注①（即本书第720页注①。——译者）。参见他1925年6月3日在意大利议会的讲话：“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真正无产阶级国家”（引自《概览，1927年》，第296页注⑤），1935年12月18日在波亭尼亚的讲话：“我们在非洲土地上已经开始的战争……是穷人的战争，一无所有者的战争，无产阶级的战争。反对我们的是保守主义、自私自利和欺世盗名的阵线。”（引自《概览，1935年》，ii.312）
(25) 1940年9月27日签订的“三国公约序言”（《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56；《阴谋与侵略》；v.356）。
(26) 1938年10月28日在罗马墨索里尼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齐亚诺：《欧罗巴》，第378页；英译本，第245—246页）。
(27) 参阅《概览，1937年》，i.46—47。
(28) 见墨索里尼在听说德国人描写他是“我们在意大利的地方长官”后的讲话，载于齐亚诺的《日记（1939—1943年）》，1941年10月13日；参阅哈尔德的宣誓书，1945年11月22日（《阴谋与侵略》，vii.644）；劳施宁：《希特勒演讲集》，第128页。“我们斗争的目标必须是建立统一的欧洲。德国人单独就能真正把欧洲组织起来。实际上也不存在其他的领导力量。在这方面元首重新强调了我们该多么欣慰日本人不在欧洲大陆上。纵然现在意大利人弄得我们很头疼，制造种种困难，不过我们可以自庆的是，在未来重组欧洲的事业中，他们不是我们的有力竞争对手。日本人如果定居在欧洲大陆，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我们几乎是欧洲大陆惟一有领导能力的国家”（《戈培尔日记》，第279—280页）。
(29) “……这样说是允许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最深刻的意义不在于给俄国和其他地方带来变革，而在于成功地废除了国际法的准则，人们在将来会看到这一点，”〔H·A·史密斯：“权力的无政府状态”（H.A.Smith：“The Anarchy of Power”），《剑桥杂志》，1948年1月号，第215页〕。
(30) 见三国公约缔约国同苏联的协定草案，这是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草拟的（《纳粹—苏维埃关系》，第255—258页）。1939年8月23—24日夜间，里宾特洛甫同斯大林会晤时“开玩笑地说，斯大林先生对于反共产国际公约所怀的恐惧心情，肯定没有伦敦商业区和英国小商人那样害怕。德国人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来源于柏林人的一个笑话，柏林人是以他们的机智和幽默而著称的，这个笑话流传了有好几个月，说‘斯大林还会参加这项公约’”（同上书，第75页）。
(31) “直到18世纪结束时，法国在文学、艺术、风尚方面都成为主要影响或主要媒介。而在其他方面，德国的影响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更为重要。这是四个原因造成的：德俄国土毗连，彼得原来就偏爱德国方式，从彼得的子孙开始，罗曼诺夫王朝同德国王室长期联姻，最重要的是他夺取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以及同德国上层阶级将库尔兰实际上变为保护地”（萨姆纳：《俄国史概览》，第340—341页）。俄国同奥地利在肢解奥托曼帝国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虽然后来在巴尔干半岛上发展成竞争对手；俄国同普鲁士在瓜分波兰中具有共同利益。最早的俄国—奥地利联盟是在1697年；最早的俄国—普鲁士联盟是在1762年，而这就成为一项协约，几乎一直不断地保持到1914年。
(32) 博克瑙曾指出，墨索里尼曾经宣称20世纪是法西斯主义的世纪，而希特勒宣称第三帝国将延续1 000年；但是上述两种说法都含有结束终了的意思。“共产主义不承认有这样的结束，没有必要宣布期限”（博克瑙：《极权主义敌人》，第233页）。
(33) 《纳粹—苏维埃关系》，第217—259页；贝洛夫，ii.348—354。
(34) 西方国家的发言人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不仅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西方国家占优势，而且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兼有了接近问心有愧的道德自我分析和濒于虚伪的道德上自我辩护的两种品质，从而使西方的论点达到最深的水平。同样的，反共产国际的国家发言人在严格意义上是轴心国，因为是它们，而不是日本，详尽地阐述了法西斯的论辩。虽然从原则上讲这是一场世界范围的争议，而事实上仍是一场欧洲人的辩论。
(35) 关于国联的这一解释是1919年3月23日墨索里尼在米兰的讲话中提出的。这篇讲话标志着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如果国际联盟将是为了富裕国家的利益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一幕庄严的‘骗局’以便尽可能地把现存的世界力量均势固定下来和使之永久化，我们应该对它密切注意”（《书信与讲话》，i.374—375）。这里译成“骗局”的字是“摩擦”，是法西斯小分队“我擦了一下”——一种轻蔑的表示，相反地墨索里尼在1932年的意大利百科全书的文章中加以称赞（奥克肖特：《当代欧洲的社会政治理论》，第171页）。关于墨索里尼把意大利说成无产阶级国家的其他提法，见上文，原著第514页注①（即本书第716页注②。——译者）。
(36) “难道我们不能承认1919年的和约是过去欧洲类似和约中取得巨大进展的和约?在大概的轮廓上，这项和约是代表了公理正义的和平，整个大陆的结构都有赖于和约的维持”〔詹姆斯·赫德勒姆—莫利爵士：《外交史研究》（Sir James Headlam-Morley：Studies in Diplomatic History），第185页〕。“这是一项十分卓越的条约。它实现了我们公认的战争目标，条约所达到的完善程度是我们经手过的任何欧洲和约所无可比拟的”〔R·B·麦卡勒姆：《公众舆论与持久和平》（R.B．Mc Callum：Public Opinion and the Last Peace），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4年，第22页〕。
(37) “现在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然而是互相对立的吸引中心，并且与此相适应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倾向于这两个吸引中心的两种趋向：各资产阶级政府倾向于英美，西方的工人和东方的革命者倾向于苏联。英美两国是用它们的财富来吸引人的，从它们那里可以得到借款。苏联是用它的革命经验，用它为工人摆脱资本主义、为被压迫人民摆脱帝国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经验来吸引人的。我说的是欧洲的工人和东方的革命者向往于我国的趋向。你们知道，到我国来访问对于欧洲的工人或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他们怎样纷纷来我国访问，全世界的一切忠诚的革命者怎样向往我国。”（约·斯大林：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5年12月18日。）
(38) “英国一个社论作家拒绝承认这一点，意味着像15世纪维也纳的一个人道主义者竟然拒绝承认穆罕默德主义企图在欧洲扩大其影响一样，他竟然反对说这会将世界分为两半，分为东方和西方”，希特勒1936年9月14日在纽伦堡的演说〔《言论集》（贝恩斯），i.675—676〕。
(39) “应该承认，我对俄国极不信任。我绝不相信它有能力支撑住一次有力的进攻，即使它想那样做的话。我也不相信它的动机，我看这些动机同我们对自由的想法毫不相干，它只是要每个人都听信它的话就行了。此外，它还受到许多小国的憎恨和怀疑，最为显著的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1939年3月26日张伯伦给他妹妹的信（法伊林：《张伯伦》，第403页）〕“我不能相信它具有同我们一样的目标和宗旨，或是对民主本身的同情。它害怕德国和日本，它将会因为看到别人同它们作战而感到高兴”（同上书，第408页）。
(40) “让我们……赢得越来越多的舆论来驳斥那些把世界分为右翼和左翼专制政体的危险理论吧。我们国家里哪一翼也不要。我国的对外政策也不会因为支持这派或那派，而同任何国家集团联在一起”，艾登1936年12月14日在布雷德福的讲话（摘引自《概览，1937年》，ii.159）。
(41) “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依靠政权力量建立秩序。其次是建立正义”〔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洞察时代的征兆》（Reinhold Niebuhr: Discerning the Signs of the Times），伦敦，学生基督教运动，1946年，第46页。参阅该作者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伦敦，尼斯比特，1945年），第123页；J·L·布赖尔利：《国际法展望》（J.L．Brierly: The Outlook for International Law），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44年，第73—74页；艾尔弗雷德·齐默恩爵士：《精神价值与世界事务》（Sir Alfred Zimmern: Spiritual Values and World Affairs），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39年，第112—113页〕。
(42) 这是墨索里尼1923年2月16日在议会就外交政策发表第一次讲话的主题：“我按照世界的实际情况来看待世界：那就是说，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利己主义世界。如果世界是光彩夺目的阿卡狄亚，或许可以在仙女和牧人之中载歌载舞，岂不优哉优哉；但是我一点也看不出来，而在高举重要原则的大旗时，我却看出在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幌子背后，正是寻求在世界上维护它们自己的那些利益”（《书信与讲话》，iii.61）。一个关于这一国际政治批判的深奥说法，见E·H·卡尔：《二十年危机，1919—1939年》（E.H.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伦敦，麦克米伦，1939年；参阅1946年修订版。
(43) 修昔底德，V.105。或许值得一提的是，修昔底德通过雅典派往米洛斯的使节之口说出的这番著名的话，也许比雅典人实际说的要多，是受到他们的原则鼓舞而发，并非他们说话的记录〔参阅维尔纳·耶格尔：《佩代亚：希腊文化理想》（Werner Jaeger：Paideia：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由吉尔伯特·海特译自德文第2版第1卷（牛津，布莱克韦尔，1939年）第388页，第398—399页〕。另一方面，当把这番话说成是轴心国所创的时候，似乎要比轴心国的领导人通常发表的言论要少得多——也就是更加节制。法西斯著作中关于这种理论经常引用的是，政治不过是权力之争，载于墨索里尼的《全书》文章中（奥克肖特：《当代欧洲的社会政治理论》，第170—171页），还载于《我的奋斗》，第148—149页，第267页，第317页，第386页，第571页，第769页，第773页。
(44) “……当代世界上的一切政治经验都是反自由主义的，希望由于这个缘故把此类政治经验划到历史之外是极端可笑的。似乎历史是保留给自由主义及其教授们的狩猎场，好像自由主义是最终定局的，再也不是可以逾越的文明信息了……可以预期，本世纪是权威的世纪，‘右翼’的世纪，法西斯的世纪”，墨索里尼的《全书》文章（奥克肖特，前引书，第174—175页）。
(45) 和平法令，1917年11月8日〔《苏联外交政策文件》，简·德格拉斯选编（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51年）i.1—3〕。
(46) “而且我今天的信念有如我的信仰……我的存在就是为了一个愿望，为了一个目的。我的全部思想，甚至无意识中的想法，都是围绕着这个愿望、这个目的。在当今世界的苦难中，新俄罗斯的蓝图在我看来就是今天的救星。一切事物都只会加强我的这个观点。它的敌人的拙劣论点根本不能使我信服，只能激起我的愤慨。如果需要牺牲我的生命来保证苏联的成功的话，我将毫不迟疑地献出我的生命……正如过去和将来的许多人所做的那样，我将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之中。”〔安德烈·纪德：《日记》（André Gide：Journal），1932年4月23日（巴黎，《新法兰西评论》，七星诗社丛书，1940年），第1126页。〕“我不是共产党人，如果我年轻些或者勇敢些我或许是一个共产党人，因为我能从共产主义看到希望。它做了许多我认为是并不认同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它的动机是好的。”〔E·M·福斯特：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35年6月21日，载于《阿宾杰·哈维斯特》（伦敦，阿诺德，袖珍版，1940年），第63页。〕“我是一个从费边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缓慢而痛苦地走过来。我接受马克思作为一个中心思路，因为不用他的方法，对于战后年代尤其是1933年以来的事件就是一团混乱，没有中心线索。用马克思尤其是透过列宁的眼睛，一团混乱就成了明白易懂的模式。有了马克思，人们就获得了预见的能力，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他要控制运动的命运的话。”（H·J·拉斯基评约翰·斯特雷奇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载于《左翼图书消息》，1936年11月。）
(47) 见塞缪尔·霍尔爵士（当时任内务大臣）在切尔西保守党协会年会上的讲话，1939年3月10日：“他说，自从年初以来舆论有了显著变化。秋末时几乎为失败主义所窒息的信心现在又恢复了，希望代替了恐惧，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坚强战胜了歇斯底里和犹疑不决……假定欧洲恢复了政治上的信心，假定有一个五年计划，其宏伟规模超过近年来这一国或那一国所曾企图实行的任何五年计划，假定五年时间内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战争的谣传；假定欧洲各民族不受惊恐的作祟，不受军备支出的负担，难道他们不能把惊人的创造发明用于开创一个黄金时代，把贫困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同时把生活水准提高到空前的程度?‘现在确实给世界各国的领袖们提供了最巨大的机会。欧洲有5个人，3个独裁者加上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如果他们以此为单一目的并为其实现而一致行动，就可以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扭转整个世界的历史。上述5个人在欧洲联合行动，加上美国总统赞助他们的努力，就可以成为人类不朽的救星。我们自己的首相已经表明，他决心为此目的而全力工作。我相信欧洲的其他领袖能够同他一起参与他所从事的崇高努力’”（《泰晤士报》，1939年3月11日；参阅惠勒-贝内特：《慕尼黑》，第328—330页）。
“博拉打断了赫尔的话：‘谁也不能预言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感到而且相信我们不会打仗。德国没有准备好。’赫尔以不愉快的心情忍耐着说‘我希望参议员到我办公室来看看电报。我肯定他会得出结论：战争危险远比他所想的要大得多。’博拉坚决反驳，‘就你们国务院的报告而言，我不会受这些报告的束缚。我有为我自己安排好的情报来源向我提供情报，我发现有好几次的情报都比国务院的更可靠’”（艾尔索普和金特纳：《美国白皮书》，第63—64页，关于1939年7月18日罗斯福、赫尔和参议院领袖就修改中立法举行的会议部分；参见《纽约时报》，1939年7月20日）。
庆贺该报成为世界上日报销售额最大的《伦敦报》于1938年10月19日在该报头版头条刊登：“《每日快报》宣布今年或者明年英国都不会卷入一场欧洲战争”（参阅10月14日和17日该报）。1939年1月2日，该报刊登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撰写的新年文章，开头就说：“1939年欧洲不会有大战。在我们目前形势中没有什么根据可以假定一场剧变将要来到，或者一定来到。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无一不是在历史上反复经历过的——我们此时此刻正站在和平时代的门口。”在德国侵占布拉格之后，预言就变得更加离奇。1939年3月20日该报头版专栏宣称：“现在没有战争”，而其社论说：“我们认为欧洲不会有新的军事行动使我们卷入一场武装冲突。”3月23日头版专栏说：“和平通过实力取得。《每日快报》宣布现在不会有欧洲大战。”这含混不清，以致无法证明其正确与否。
(48) “文明只不过是减少以武力作为最后手段的企图”（奥尔特加·Y·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第82页）。“任何人都可以做个野蛮人；需要做出惊人的努力才能成为或继续作个文明人。文明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就在于它是用来调整个人和同胞的关系，个人同集体的关系的一种方法。对本能的控制或提高始终是文明的重要部分，而一个集体的生活越复杂，或是文明越‘先进’，对个人要求的本能控制也就越复杂，越不断，越严格。对这种简单而原始的本能给予迅速的满足是上述社会形式的特点，是文明的对立面，我们可称之为野蛮状态”〔伦纳德·伍尔夫：《在门口的野蛮人》（Leonard Woolf：Barbarians at the Gate），伦敦，高兰兹，1939年，第83页〕。上述摘录响应了鲍狄埃的著名定义，“真正文明的理论。它既不表现于煤气，也不表现于蒸气，也不表现于灵动术。真正的文明在于逐渐消除原罪的痕迹”（《私人日记》，lxxxi）。
(49) “这个国家保持和平是对欧洲和平的重大贡献，这是真话。不管对于‘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说什么，如果尊敬的议员先生［劳合·乔治］的提法是‘几乎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我不至于同他争论起来”，艾登在下院的发言，1937年6月2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25卷，第1614栏（引自《概览，1937年》，i.50和ii.152，注②）。
(50) “我们需要的只有一件事，这件事特别适用于我们同英国的关系。如果在英国，人们逐渐改掉某些从凡尔赛时代继承下来的神气，那会是件好事情。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保姆式的监护了！”希特勒在萨尔布吕肯的讲话，1938年10月9日〔《言论集》（贝恩斯），ii.1536〕。“支配西方民主国家的欲望是统治世界，并且不愿把德国和意大利看做是同一个等级。这种蔑视性的心理因素也许是整个事情中最坏的一件事”，希特勒同齐亚诺的谈话，1939年8月13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iii.230；参阅《阴谋与侵略》，viii.527（077—TC）；《文件集，1939—1946年》，i.183〕。
(51) “我坚信，向任何一个外国元首发表这样的声明都是不适当的，向全世界发表这类声明却更为相宜，这是根据威尔逊总统当时要求废除秘密外交的意见行事。迄今为止，我不仅经常准备这样做，而且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这样做得太多了”，希特勒，1939年4月28日在帝国议会的讲话〔《言论集》（贝恩斯），ii.1646；参阅第1316页〕。
(52) “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并就自身而言，坚决表示所进行的一切谈判完全对人民公开；本政府将立即发表1917年2月至10月25日［11月7日］地主资本家政府缔结和确认的各种秘密条约全文”，和平法令，1917年11月8日（德格拉斯：《苏联外交政策文件》，i.2）。“俄国代表［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本着现代民主精神十分公正而英明地坚持，他们同条顿人和土耳其人政治家所一直进行的会谈，应当公开地而不是关起门来举行，而如所期望的那样，全世界都一直是听众”，威尔逊，1918年1月8日关于十四点的讲话（《和会史》，i.432）。参阅鲍爵姆金：《外交史》，ii.326，391。
(53) “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计划从未像在慕尼黑那样接近成熟。在慕尼黑之后的10至11个月内，张伯伦先生和他的直接僚属必定认为希特勒的侵略行动和本国舆论的压力——迫使他与苏联谈判……直到8月份德国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暂时现象；必定相信一旦慕尼黑各盟国之间的困难得以解决，便有向苏联军事挺进的充分可能性，那正是希特勒所期望的挺进。这对英法来说该是多么美妙的景况：一场在它们所畏惧的资本主义朋友，和它们所憎恨的社会主义敌人之间的战争”〔D·N·普里特：《战争必定扩大吗?》（D.N.Pritt：Must the War Spread?），哈蒙兹沃思，企鹅书局，1940年，第61页；参阅同一作者的《莫斯科的光亮》（哈蒙兹沃思，企鹅书局，1939年），第52—53页〕。
“我们如果看到德国在赢就应当帮助俄国，如果俄国在赢就应当帮助德国。这样就可让他们尽量多死人，虽然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愿看到希特勒胜利。它们之中没有一方把诺言当回事”，密苏里参议员哈里·杜鲁门1941年6月23日的讲话（《纽约时报》，1941年6月24日）。“有些身居高位的人宣称他们希望俄国军队和德国军队同归于尽，而当这样事情发生时，我们英联邦国家将大力发展我们的空军和其他武装部队，以便一旦俄国和德国双双消灭了，我们将有主宰欧洲的力量。上述观点是一位内阁大臣——本届政府成员——最近表示的，他是一位担任十分重要职务的人物——就是航空工业大臣穆尔-布拉巴宗上校”〔杰克·坦纳，综合工程联盟主席1941年9月2日在爱丁堡工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泰晤士报》，1941年9月3日）；提到了穆尔-布拉巴宗1941年7月31日在曼彻斯特一次私人集会上的即席讲话〕。上述两次发言都为莫洛托夫1947年11月6日在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讲话中所引用（《莫斯科新闻》，1947年11月7日）。
(54) “我们对德国从来没有任何倾向性，我们对法国和波兰也没有任何倾向性。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倾向性都是对着苏联的，而且只有苏联。如果苏联的利益要求同这一个或那一个不想扰乱和平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话，我们就毫不迟疑地采取这一步骤。”（J·斯大林：向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6日，载于《列宁主义问题》，第467页）《概览，1934年》，第384页。“考虑苏联人民的利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利益，是我们的责任——更何况我们深信苏联的利益同其他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莫洛托夫对最高苏维埃的讲话，1939年8月31日〔《苏联的和平政策》，莫洛托夫的四篇讲话（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1941年），第14页〕。
(55) 《概览，1935年》，i.84及以后。
(56) 《概览，1920—1923年》，第30—31页；《概览，1927年》，第301—315页；《概览，1930年》，第125—127页。
(57) 见上文，原著第337页。
(58) 贝洛夫，ii.164注；i.90—91。
(59) 1918年11月11日停战公约第12条（《和会史》，i.463—464以及345—346）。
(60) 参阅《和会史》，第601—602页。
(61) 参阅1939年3月15日迈斯基在伦敦的讲话，载于贝洛夫，ii.229。
(62) 参阅F·A·沃伊特：《直至恺撒》（F．A．Voigt：Unto Caesar），伦敦，康斯特布尔，1938年，第259—262页。西方对俄国领土野心的认识过程尚待开始。就像认识到德国政策一样，它也经历了两个阶段。1939年9月俄国参与瓜分波兰，相当于德国兼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引起了不安。这也许还可以用貌似有理的收复领土的论调来解释。1939年11月俄国进攻芬兰，相当于德国1939年3月15日占领布拉格，最终消除了各种假象（虽然对两次事件有一种只是出于偏袒的比较，因为俄国人的动机主要是战略防御；参阅贝洛夫，ii.304—305）。西方各国政府比它们本国人民更清楚地看到俄国潜在的扩张倾向，正是因此才导致1939年夏季西方国家同俄国未能就一旦发生德国侵略对俄国毗邻国家进行援助事达成协议。
(63) 见上文，原著第276—277页。丘吉尔以他关于力量均势的灼见认识到，慕尼黑以后英国也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岌岌可危。“依我之见，我们必须表决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作出进一步的最大努力来保持大国的地位呢，还是我们往下滑到一个似乎比较容易、舒适、不太费力、少受干扰的道路上去，同时承受这一决定所包含的各种巨大牺牲呢?”在下院的讲话，1938年11月1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41卷，第1145栏）。参阅1938年10月5日他在慕尼黑辩论中的讲话：“……在这样一个时刻，不论谁当大臣，只有联合努力才能使我们安全。此际，如果本国在这个外交政策的致命问题上竟然分裂为二，那么，对于我们作为一个强国而生存下来的最后机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为致命的了。”
(64) 纳米尔：《外交序幕》，第143页。“如果在任何时候曾有机会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机会就在于西方国家同苏俄的防御同盟”（纳米尔：“1939年的俄德条约”，《听众》，1949年9月1日，第355页；参阅由同一作者撰写的“1939年：战争怎样到来的”，载于同上报章，1948年3月11日，第429页）。“但是我们多么没有远见，现在危险是如此之大，我们却在同抗击纳粹侵略的俄国大众进行全面联系的道路上设置不必要的障碍”，丘吉尔在曼彻斯特的讲话，1938年5月3日（《泰晤士报》，1938年5月10日）；参阅在下院的讲话，1939年4月1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46卷，第34—35栏）。
(65) 1939年7月27日施努雷的备忘录（《纳粹—苏维埃的关系》，第34页）。
(66) “德国和苏联在1932年和以后几年一直疏远，最先的和好迹象是发生在1938年秋季，当时两国政府正式商定相互减少在报刊上攻击对方，减少到可以容忍的程度”〔德威特·C·普尔：“纳粹外交政策面面观”（De Witt C．Poole：“Light on Nazi Foreign Policy”），《外交》季刊，1946年10月号，第141页〕。
(67) 见《概览，1938年》，iii.第1编，第10节（2）和第11节（1）。
(68) 斯大林，前引书，第603页，第605—606页。
(69) 《纽约时报》，1939年3月12日；《坦普斯》，1939年3月15日；贝洛夫，ii.226—227。“德国人在1939年春天看到第二个更清楚的信号，就是斯大林在一篇公开讲话中断言，在观点和政府形式上的尖锐矛盾并不妨碍在具体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的两个国家之间实行合作，而且莫斯科非正式地告知英国（据德国人说）这一番话是特别指德国而言的”（德威特·C·普尔，前引书）。但是收入《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的斯大林讲话译文中无此段。
(70) 《纳粹—苏维埃的关系》，第76页。里宾特洛甫在同一场合说，希特勒把那篇讲话解释为同德国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斯大林回答说“正是这个打算”。（高斯的誓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i.297）。
(71) 参阅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的讲话，1939年8月31日（《苏联的和平政策》，第16页）；参阅《文件集，1939—1946年》，i.437；并见里宾特洛甫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267）和赛德尔辩护词（同上书，xix.366）。
(72) 见I·德斯秀：《斯大林：政治传记》（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429—430页。纳米尔（《外交序幕》，第286—287页；《衰退中的欧洲》，第260页）极大地缩小了那篇讲话的意义；参阅迈克斯·贝洛夫：“纳米尔教授和战争序幕”，《双周刊》，1950年4月，第237页。A·罗西〔《德苏两国联盟》，（巴黎，法雅德，1949年），第19—21页〕则夸大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