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9)　关于阿兰群岛的争端，见《概览，1920—1923年》，第234—238页。芬兰通过1920年的多尔帕特条约从俄国取得佩萨莫走廊，虽然这并不是原芬兰大公国的一部分（见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波罗的海国家》，第226—227页，第240页）。根据1940年3月12日的莫斯科条约，芬兰仍保有这个走廊〔H·J·普罗科佩编：《芬兰发表关于苏联政策的保密文件，1940年3月至1941年6月》（H·J·Procopé：Finland Reveals her Secret Documents on Soviet Policy，March 1940—June 1941），芬兰的蓝白皮书，纽约，W·芬克，1941年版，第35页〕，但1947年2月10日的巴黎条约又把走廊交还俄国（《今日世界》，1946年12月，ii.584；1947年4月，iii.198，地图）。俄国因而恢复它与挪威的共同边界。

(480)　斯大林于1936年3月1日接见罗伊·霍华德的谈话中强调共同边界的重要性。“历史表明，如果一个国家蓄意要对任何其他一个国家作战，即使两国并不接壤，它也会谋求那种边界线，通过那儿可以到达它要入侵的那个国家的边界。通常侵略国是会找到这种边界的。它找到此种边界或是凭借武力，例如1914年德国为袭击法国而入侵比利时；或是‘借道’而找到此种边界，就像德国对拉脱维亚的行动，例如1918年德国通过拉脱维亚而突袭列宁格勒。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专门边界适合德国的目的［指侵略苏俄］，但我想它会找到愿意借边界给它的人的”（《曼彻斯特卫报》，1936年3月5日）。

(481)　见L·B·纳米埃尔：《冲突》（Conflicts，伦敦，麦克米伦，1942年版），第14页，关于“国际政治中的‘夹心体制’”。

(482)　见H·塞顿-沃森：《东欧》，第269—272页。

(483)　即游击队员。——译者

(484)　“现在看来，似乎近东本身从外部吸收进来的狂热性又对西欧的民族斗争发生感染作用。在世界大战以前，无论是爱尔兰的北方人和天主教徒之间或西里西亚的德意志人和波兰人之间的老冲突，都还是有所克制的，流血事件并不常见。在1921年，这些地区以及西方的其他民族冲突地区都成了革命党徒、半官方的非正规军和正规战士的肆虐之地（正规战士的活动是得到其政府的认可的，尽管政府公开否认同这些活动有关），在亚美尼亚乡间或马其顿常见的坏事在这里也出现了。这种在道德上的巴尔干化也是很清楚的，而它比巴尔干化倾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表现更为危险。”汤因比：《西方在希腊和土耳其的问题》，第26—27页。

(485)　利德尔·哈特认为T·E·劳伦斯是第一个承认此种战争模式的近代伟大将领，并将它纳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阿拉伯战役的战略中。“劳伦斯以分散代替正规战术的集中。他以悄悄地瓦解敌军斗志代替阵地战，他到处出击，但又使敌人无从发现自己。然而，他的成就不只是使土耳其人陷于瘫痪。他还预先告诉了人们我所深信的未来趋势——一种军事上的超级游击战”〔B·H·利德尔·哈特在A·W·劳伦斯编的《T·E·劳伦斯的朋友论T·E·劳伦斯》（T．E．Lawrence by His Friends）一书中的话；伦敦，凯普，1937年版，第184页〕。参阅同一作者的《在阿拉伯半岛及以后的T·E·劳伦斯》（T．E．Lawrence — in Arabia and After），伦敦，凯普，1934年版，第438页；朱利安·艾默里：《鹰之子》（Julian Amery，Sons of the Eagle），伦敦，麦克米伦，1948年版，第165—169页。

(486)　詹姆斯·黑德勒姆-莫利爵士：《外交史研究》（Sir James Headlam-Morley：Studies in Diplomatic History），伦敦，梅休因，1930年版，第183—184页，经梅休因同意引用。

(487)　《和会史》，i.335—338；iv.84—85，95，103—105，135；vi.245—246，272—274，283注；《概览，1920—1923年》，第282页。照麦卡特尼说（《民族国家和少数民族》，第199页），这是“企图在欧洲实行委任统治原则的惟一例子”。但是，对意大利曾有给以委任统治阿尔巴尼亚的建议（见下文，原著第250页）。

(488)　《和会史》，vi.275，318—322；《概览，1920—1923年》，第254页。

(489)　R·W·塞顿-沃森：《罗马尼亚人的历史》，第520页；参阅《和会史》，iii.50；iv.220。

(490)　《和会史》，iv.139—140，228—229；《概览，1920—1923年》，第273—278页。

(491)　《概览，1924年》，第263—265页；《概览，1927年》，第297—300页；《概览，1934年》，第378页。罗马尼亚直到苏联被接纳进国际联盟，比萨拉比亚问题被心照不宣地搁置起来时才承认了苏联。《和会史》，第392页。

(492)　《和会史》，i.337；vi.269。

(493)　《概览，1920—1923年》，第271—272页。条约于1926年续订。《概览，1926年》，第154页。

(494)　参阅格里戈雷·加芬库：《东线战争序曲，自1939年8月21日莫斯科协定到1941年6月22日俄国之战》〔Préliminaires de la guerre á l'Est de l'accord de Moscou，21 août 1939，aux hostilités en Russie，22 juin 1941（弗里堡，埃格洛夫，1944年版，第84页）。英译本译者：弗莱彻·艾伦，书名为《俄国战役序曲》（Fletcher Allen：Prelude to the Russian Campaign），伦敦，马勒，1945年版〕。俄国曾两度通过占领南比萨拉比亚而拥有多瑙河的边界，一次是在1812年的俄土布加勒斯特条约到1856年的巴黎条约之间；另一次是在1878年的柏林条约到1918年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之间。

(495)　《和会史》，iv.12，414，433，449—450。

(496)　见《国际事务》，外交部史料处刊行的和约手册第23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20年版），第149号〔乔治·凯肯比克：“国际河流”（Georges Kaeckenbeeck：“International Rivers”）〕，第30—36页。

(497)　凡尔赛和约第346—347条；《和会史》，ii.107—108；iv.274，435。对于易北河（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代表参加）和奥得河（波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法国、丹麦和瑞典的代表参加）也建立了相似的国际委员会。

(498)　《概览，1920—1923年》，第328—332页。

(499)　《概览，1925年》，ii.165—166。

(500)　《和会史》，vi.26—28。黑海海峡问题的这种解决方案显然是汤因比在《民族和战争》一书第7卷第375—378页首次提出来的。

(501)　同上书，vi.64。

(502)　《和会史》，vi.第60—63页。

(503)　《概览，1920—1923年》，第370—372页。

(504)　《和会史》，vi.38—39，104—106。

(505)　《和会史》，vi.108—110；《概览，1920—1923年》，第374—376页；《概览，1936年》，第595—598页。

(506)　《概览，1925年》，i.525；ii.66。这个条约于1929年、1931年（《概览，1931年》，第340—341页）和1935年续订，苏联政府于1945年废止该条约。

(507)　土耳其的西海岸和南海岸都面临大海，而英国是这个大海上的主要强国，所以它与英国有共同边界；它与法国也有共同边界，因为安纳托利亚的南部边境是与法国委任统治地叙利亚接壤的；由于意大利占领了多德卡尼斯群岛，它与意大利也有了共同边界。1928年它与意大利订立了友好条约，但这个条约并没有打下什么基础或产生什么结果（见下文，原著第253—254页）；1930年它又与法国签订了友好条约（《概览，1930年》，第316页），此后便是在1938年将亚历山大勒塔割让给土耳其，然后法国和土耳其便发表了互助宣言（《概览，1938年》，i.491）。土耳其与英国建立外交联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结果又于1939年10月19日签订了英、法、土耳其联盟条约。

(508)　1919年的波兰人口为1 900万，人口最多的第二个国家罗马尼亚有1 150万人，南斯拉夫的三个民族合计为1 000万人，捷克斯洛伐克总共有900万人。关于波兰“名义上晋级为大国”的论述，参阅汤因比：《和会后的世界》，第35—36页；《概览，1926年》，第20页以下；《概览，1933年》，第184—185页，第206页，第218页；《概览，1934年》，第409页；《概览，1936年》，第393—394页。

(509)　见汤因比：《民族和战争》，第339页，第347—358页。

(510)　凡尔赛和约第380—386条；《和会史》，ii.199—201；《概览，1920—1923年》，第233—234页。根据凡尔赛和约（第195条），德国应拆除其波罗的海海岸线的一切工事。“波罗的海前后曾为继续不断的许多主人效劳，但是德国人，即中世纪后期的德意志汉萨人和近代的德意志帝国，曾行使了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力。两个出海口之一的基尔运河只属于德国独家，另一个通过斯堪的纳维亚河道的出口实际上德国可以随意封闭。它的波罗的海海岸线，70年来一直是从弗伦斯堡延伸到梅梅尔，只有自1919年至1939年，才被凡尔赛和约肢解成短距离的几小段。即在那时，它在波罗的海的10个港口仍然组成了一条任何其他国家所难与匹敌的银河系。”W·F·雷德韦：《波罗的海问题》（W．F．Reddaway：Problems of the Baltic），剑桥大学出版社，1940年版，第104页。

(511)　《和会史》，vi.309；《概览，1920—1923年》，第250—256页。

(512)　《概览，1934年》，第412—413页。见下文，原著第268—269页。

(513)　《概览，1920—1923年》，第249页；《概览，1927年》，第225—226页；《概览，1934年》，第412页。

(514)　同上书，第243—244页。

(515)　同上书，第256—261页。

(516)　《概览，1920—1923年》，第241页；《概览，1924年》，第461页。见上文，原著第158页。关于阿兰群岛的争端，见《概览，1920—1923年》，第234—238页。

(517)　《和会史》，iv.348—367；《概览，1920—1923年》，第210页，第299页；《概览，1924年》，第457—458页；《概览，1935年》，i.279—286。1925年稍有好转（《概览，1925年》，ii.247—250）。

(518)　《和会史》，iv.428，436，493—496；《概览，1920—1923年》，第287—303页。

(519)　《概览，1920—1923年》，第272—273页。

(520)　《概览，1924年》，第441页。

(521)　《概览，1925年》，ii.52，55，451—452。法国在慕尼黑规避并背弃的就是1924年和1925年的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条约（后者是洛迦诺公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522)　《概览，1926年》，第156页，第485—487页。

(523)　同上书，第156—157页；《概览，1927年》，第154—155页，第162—163页，第539—541页。

(524)　关于维尼齐罗斯在小亚细亚建立“一个真正的大希腊”（原文如此）的梦想，见《和会史》，iv.452—453。

(525)　见《概览，1920—1923年》，第333—338页。

(526)　“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IMRO）创立于1896年，目的是解放土耳其统治下的马其顿，所以要团结马其顿的各族人民以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成为保加利亚向南斯拉夫提出修改和约要求的主要工具，直到1934年它被维尔切夫取缔为止。它是一种欧洲典型的解放运动，后来堕落为恐怖组织。见J·斯怀尔：《保加利亚的阴谋》（J．Swire：Bulgarian Conspiracy），伦敦，黑尔，1939年版；H·塞顿-沃森：《东欧》，第247—251页，第312—316页；巴克：《马其顿》，第16页以下，第36—45页。

(527)　《和会史》，iv.456—459；《概览，1920—1923年》，第338—340页。

(528)　《和会史》，iv.340—343；《概览，1926年》，第165—177页；《概览，1928年》，第183—187页。

(529)　《概览，1927年》，第115页。

(530)　关于多德卡尼斯群岛和利比亚问题的最初关系，见《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外交部史料处刊印的和平手册，第11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20年版），第64号（《爱琴海北部和东部岛屿》），第19—20页；同一丛书第20卷，《西班牙和意大利领地：独立国家》，第127号（《意大利的利比亚》），第22—26页，以及附录。

(531)　1915年的伦敦秘密条约全文，见《和会史》，v.384—391。1917年的圣让德毛里恩协定明确载有意大利在小亚细亚的领土要求，但这个协定从未得到俄国的必要同意。《和会史》，vi.18—22。

(532)　《和会史》，vi.31和注，37—38，117；《概览，1924年》，第470—471页。原来和利比亚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多德卡尼斯群岛问题，在这一阶段又和朱巴兰问题纠缠在一起了。《概览，1924年》，第465—468页。

(533)　《和会史》，iv.280—287。

(534)　《概览，1927年》，第185—201页。

(535)　1913年7月29日阿尔巴尼亚国家根本法第3条（古奇和坦泼利，第9卷，第2编，第1186号）；G·F·德马唐斯：《条约新编》（G.F．de Martens：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第3辑，第9卷，莱比锡，T·韦彻，1938年版，第650页。大国已于1912年12月20日原则上同意阿尔巴尼亚自治（古奇和坦泼利，第9卷，第2编，第403号），阿尔巴尼亚问题的解决方案留待大国于1913年5月30日的伦敦条约第3条决定。德马唐斯，前引书，viii.16。

(536)　见J·斯怀尔：《阿尔巴尼亚王国的兴起》（Albania: The Rise of a Kingdom），伦敦，威廉斯和诺盖特，1929年版，第322—324页。萨赞在英国于1864年将爱奥尼亚群岛割让给希腊而使科孚岛和帕克索岛处于中立地位时是附属于后两个岛屿的（见下文注⑦，即本书第352页注⑤。——译者）。1914年意大利敦促希腊将萨赞割让给阿尔巴尼亚。《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cvii.889。

(537)　见《和会史》，iv.338—347，奥本海姆：《国际法》，ii.231注①；鲁宾逊：《阿尔巴尼亚走向自由之路》，第41—46页。

(538)　《概览，1920—1923年》，第343—348页。

(539)　英帝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政府于1921年11月9日发表的关于阿尔巴尼亚的声明（《国际联盟条约汇编》，xii.383；《概览，1927年》，第166—167页）。

(540)　见鲁宾逊：《阿尔巴尼亚走向自由之路》，第46页。

(541)　见《概览，1925年》，ii.282—288。

(542)　见《概览，1920—1923年》，第343—348页；乔治·格拉斯哥：《贾尼纳谋杀案和对科孚岛的占领》〔（George Glasgow：The Janina Murders and the Occupation of Corfu），伦敦，英国—希腊联盟，1923年版〕。科孚岛、帕克索及其附属岛屿是在英国将爱奥尼亚群岛割让给希腊时根据1864年伦敦条约第2条规定为中立地区（赫茨莱特：《欧洲条约地图》，iii.1592；参阅克鲁特韦尔：《和平变化》，第11页，第55页）。1916年，英国、法国和俄国等保护国家自己也占领了科孚岛而破坏了它的中立〔见G·F·艾博特：《希腊和协约国，1914—1922年》（G．F．Abbott：Greece and the Allies 1914—1922），伦敦，梅休因，1922年版，第85—86页和J·W·加纳：《国际法和世界大战》（J．W．Garner：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World War），伦敦，朗曼，格林，1920年版，ii.241以下〕。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科孚岛似乎自动恢复了它的中立地位，因为1864年的伦敦条约依然有效，就这方面说，1923年意大利的侵略行为就更为严重了，虽然英国和法国是不便提起这一点的。见昆西·赖特的文章，载《美国国际法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24年，xviii.104—108，但他未提到1916年协约国对科孚岛中立地位的侵犯。

(543)　见门罗：《地中海的政治地位》，第179—180页。

(544)　关于意大利反对承认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家的情况，见《和会史》，iv.131，206—207；v.158—159。

(545)　《和会史》，iv.301—335。

(546)　《概览，1924年》，第408—422页。

(547)　《概览，1924年》，第442页。

(548)　“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隔着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两国都以民族为理由对部分马其顿提出了要求。罗马帝国为征服巴尔干半岛便一度取道于‘埃格纳蒂亚路’，那是从都拉斯到萨洛尼卡，穿过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的领土。”（H·塞顿-沃森：《东欧》，第367页）意大利曾允许阿尔巴尼亚可与保加利亚有共同边界。斯怀尔：《保加利亚的阴谋》，第214页。

(549)　《概览，1928年》，第161—167页；《概览，1933年》，第247页注②；《概览，1934年》，第494页注②。在乔治·塞尔德斯的《斗筲恺撒》〔（George Seldes：Sawdust Caesar），伦敦，巴克，1936年版，第264—267页〕和G·E·R·格迪的《陷落的城堡》〔（G．E．R．Gedye：Fallen Bastions），伦敦，高兰兹，1939年版，第74—76页〕两书中，对这些模糊不清的事件有所说明。

(550)　《概览，1934年》，第559页注③；斯怀尔：《保加利亚的阴谋》，主要是第49页，第169—170页，第223—224页；麦卡特尼：《匈牙利和它的继承国》，第374页。又见塞西尔·F·梅尔维尔：《巴尔干的骗局》（Cecil F．Melville：Balkan Racket），伦敦，贾罗兹，1942年版，第1章。

(551)　《概览，1927年》，第154页。

(552)　同上书，第156页，第169—171页。关于英国公使事件，见H·塞顿-沃森：《东欧》，第371页；斯怀尔：《阿尔巴尼亚》，第473页；鲁宾逊：《阿尔巴尼亚走向自由之路》，第76—77页；参阅《概览，1927年》，第173页。

(553)　同上书，第159页。意大利和保加利亚之间的相应协议并未庄严地载之于条约，而是于1930年由博里斯国王和一位意大利公主的联姻而告完成。《概览，1930年》，第156页注②。

(554)　《概览，1927年》，第162—163页。

(555)　同上书，第163页，第182—183页。

(556)　《概览，1928年》，第158—161页。

(557)　同上书，第158页。

(558)　同上书，第185页。

(559)　《概览，1925年》，i.526注③；《概览，1934年》，第330页；《概览，1925年》，ii.83和注②；《概览，1936年》，第601—602页。墨索里尼在1934年3月18日的演说中说：“意大利的历史目标是亚洲和非洲。”

(560)　《概览，1930年》，第157—168页。

(561)　参阅《概览，1931年》，第326—329页；《概览，1934年》，第518—519页。这是东欧国家之间的条约中惟一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条约。《泰晤士报》，1948年4月6日。

(562)　《概览，1934年》，第216—220页。

(563)　见《概览，1930年》，第145—156页；《概览，1931年》，第324—340页；《概览，1934年》，第508—511页。

(564)　见《概览，1930年》，第526—527页。

(565)　同上书，第527—528页。土耳其人所预见到的可能情况是，在一场俄国同罗马尼亚的战争中，保加利亚可能被拉到俄国一边去，土耳其因此就将被迫同保加利亚和俄国作战。

(566)　《概览，1934年》，第523页注②和第535—536页。

(567)　关于保加利亚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见《和会史》，iv．444—446；《概览，1934年》，第512页。

(568)　《和会史》，第513—516页；参阅第352—353页；《概览，1936年》，第601页。

(569)　《概览，1936年》，第531—532页；H·塞顿-沃森：《东欧》，第374页。

(570)　《概览，1931年》，第36—38页，第297—323页。

(571)　同上书，第243页注③和第319—320页。

(572)　《概览，1932年》，第22—23页；《概览，1933年》，第205页注③；《概览，1934年》，第487—489页。

(573)　《概览，1933年》，第203—205页。

(574)　同上书，第208—221页；参阅贝洛夫，i.90—91。

(575)　《概览，1934年》，第435—436页。

(576)　同上书，第456—467页。

(577)　见H·塞顿-沃森：《东欧》，第376页。

(578)　《概览，1934年》，第487—507页。

(579)　《概览，1933年》，第205页注③。

(580)　同上书，第471—475页。

(581)　《概览，1933年》，第341页，第475—476页，第556—557页。

(582)　同上书，第537—577页。

(583)　《概览，1934年》，第538页。

(584)　同上书，第560—561页。

(585)　见斯怀尔：《保加利亚的阴谋》，第33—34页，第291—292页。“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接受训练并杀害南斯拉夫亚历山大国王的克罗地亚人和马其顿人代表过去从未达到过的最高的恐怖主义专门技术水平。”韦斯特：《黑羊和灰鹰》，i.865。

(586)　“这一争端由于根深蒂固的民族宿怨而加剧，又为奉命达成的和平解决方案毒化，一系列暴力‘事件’使事态到了严重关头，终至因杀害了两个有关国家之一的元首而达到最高潮，国际联盟则因调停了这一政治争端而取得了显著成就。”（《概览，1934年》，第573页）“许多好心人对马赛事件的‘解决办法’倍加赞誉，认为这是‘国际联盟的胜利’，实际上这是特别不光彩的一次‘秘密外交’。”（H·塞顿-沃森：《东欧》，第377—378页）

(587)　但贝洛夫在他的书中（i.140）写道：“法国的将军们和像亚历克西·莱热这样的职业外交官都认为法苏协定之可取，主要在于谋求摧毁苏联和德国之间任何可能的结合，并可加强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地位。他们并不认为红军是对法国及其盟国军事实力的重大补充。”

(588)　参阅《概览，1934年》，第341—342页。

(589)　见《我的奋斗》，第1页。

(590)　《概览，1933年》，第187页；《概览，1935年》，i．213—215。

(591)　纳米埃尔：《外交序曲》，第97页注③和439页；贝洛夫，i.92注①。

(592)　《概览，1933年》，第183—186页；《概览，1934年》，第327—328页；《概览，1935年》，i.204以下。

(593)　《概览，1935年》，i.288—298。

(594)　《概览，1934年》，第411页。

(595)　同上书，第414—415页。

(596)　同上书，第388—404页。俄国对波—德条约的反应很谨慎（见《概览，1935年》，i.62—63，279，以及贝洛夫，i.140）。但不久以后，欧洲共产党人在广泛地并不加区分地泛论世界概貌时，就认为波—德条约是有其侵略目的的。参阅R·帕姆·杜德：《世界政治，1918—1936年》（R．Palme Dutt: World Politics，1918—1936），伦敦，高兰兹，1936年版，第268—269页，第297—302页。

(597)　匈牙利的承认是在1934年2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是在小协约国常设理事会会议之后并征得南斯拉夫的同意，于6月9日承认的；保加利亚是在7月23日；阿尔巴尼亚是在9月17日（《概览，1934年》，第391—392页；贝洛夫，i.131注②）。罗马尼亚的承认并不涉及比萨拉比亚问题的任何解决（《概览，1934年》，第378页，第382页）。南斯拉夫继续拒绝承认，因为亚历山大国王以及继承他的兄弟保罗摄政王两人都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有反感，又由于他们与沙皇的关系及其所受的教育，所以南斯拉夫一直到1940年6月24日才与苏俄建立外交关系。

(598)　《概览，1935年》，i.79—81。

(599)　同上书，第82页。

(600)　《概览，1936年》，第252—266页。虽然法—苏条约是在1935年5月2日签订的，但法国众议院直到1936年2月27日才予批准，法国参议院则是在1936年3月12日批准的。但是德国所要利用的并不是批准条约的正式手续，而是西方国家和意大利在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问题上的无可挽救的利益冲突，关于德国认为法—苏条约与洛迦诺公约不相容的论点见《概览，1935年》，i.84—89。

(601)　《概览，1935年》，ii.228，235—236，484；《概览，1936年》，第468页；威斯克曼：《不宣而战》，第154—155页。

(602)　《概览，1936年》，第526—533页。

(603)　《概览，1937年》，i.459—465。

(604)　《概览，1936年》，第10页注①，第262页，第478页注③。

(605)　莱昂·诺埃尔：《德国对波兰的侵略》〔（Léon Noel: L'Agression allemande contre La Pologne），巴黎，弗拉马里翁，1946年版，第128—129页〕；纳米埃尔：《外交序曲》，第440—442页；J·W·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曲》（J．W．Wheeler-Bennett: Munich: Prologue to Tragedy），伦敦，麦克米伦，1948年版，第287页。

(606)　《概览，1936年》，第393—401页。“波兰的新政策是要保持波兰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所以要摇摆在其他欧洲国家之间以适应非波兰力量之间的均势中所不断发生的变化。”（同上书，第394页）“他的［贝克的］目的是在极其紧张的欧洲局势中保持波兰（表面的）行动自由，继续不断地表演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维持平衡的特技。”纳米埃尔：《外交序曲》，第92页；参阅第42页。

(607)　《概览，1935年》，i.178—188；参阅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109—110。

(608)　见《概览，1937年》，i.373—375，379—380；参阅《德国海军史，1919—1939年》的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175（017—PS）〕；《阴谋与侵略》，vi.824。

(609)　《概览，1936年》，第538页。

(610)　同上书，第534—535页。

(611)　同上书，第413页；《概览，1938年》，i.184—185。

(612)　同上书，第450—454页，第478—479页；“本来这是一项意大利和德国关于奥地利的协定，所以奥地利只得同意”。格迪：《陷落的城堡》，第193页。

(613)　《概览，1936年》，第469—486页。

(614)　《概览，1938年》，ii.63注②。

(615)　三个最大的党是：苏台德德意志党，1 249 530票；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党，1 176 593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1 034 774票。苏台德德意志国家社会党已于1933年10月4日解散；亨莱因在1933年9月30日建立苏台德德意志祖国阵线，以后于1935年5月大选之前改名为苏台德德意志党。见《概览，1936年》，第491—493页；威斯克曼：《捷克人和德国人》，第14章。

(616)　《概览，1936年》，第498—499页；威斯克曼：《捷克人和德国人》，第249—251页。参阅同一作者的《不宣而战》，第32—33页，第152页。

(617)　威斯克曼：《捷克人和德国人》，第238—242页。

(618)　《概览，1935年》，i.280。

(619)　同上书，i.82注③；《概览，1936年》，第522—524页。

(620)　《概览，1936年》，第517—519页。

(621)　见H·塞顿-沃森：《东欧》，第391页。

(622)　《概览，1936年》，第502—507页；《概览，1937年》，i.405—414。

(623)　《概览，1937年》，i.343—344。在纽伦堡文件中没有材料证明塞顿-沃森的论点，即“如果贝奈斯愿意仿效贝克和斯托亚迪诺维奇的榜样，希特勒本会同意让‘苏台德德意志人’维持其原状的”（《东欧》，第392页）。自1937年11月10日的霍斯巴赫备忘录以后〔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409—410（386—PS）；译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35；《文件，1939—1946年》，i.21—22；参阅《阴谋与侵略》，iii.301〕，当前目标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中立而是征服捷克斯洛伐克。

(624)　《概览，1936年》，第441页，第457—458页，第506页。希特勒在1937年11月25日接见达兰伊和卡尼亚时说，匈牙利不应分散其精力于各个不同的方向，而应指向一个方面——捷克斯洛伐克。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3号。

(625)　同上书，第3—24号。似乎这些目的都没有正式达到。

(626)　《概览，1935年》，i.296—298；《概览，1936年》，第395页，第401页注①，第506页；《概览，1937年》，i.344，383，386，406。

(627)　《概览，1936年》，第393—401页；《概览，1937年》，i.383。

(628)　《概览，1936年》，第524—526页;《概览，1937年》，i.410—412。“在过去年代，法国想以波兰—罗马尼亚的‘防疫线’来阻止俄国与匈牙利和德国联合；在1936年德国则想以同一个波兰—罗马尼亚同盟来阻止俄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联合。”《概览，1936年》，第525页。

(629)　《概览，1934年》，第328页和注③。

(630)　《概览，1937年》，i.407，465—485；威斯克曼：《不宣而战》，第120—121页。关于意—南条约在塞尔维亚的不受欢迎，参阅韦斯特：《黑羊和灰鹰》，ii.46。

(631)　《概览，1936年》，第519—520页。

(632)　《概览，1936年》，第531—532页。

(633)　同上书，第512—516页；H·塞顿-沃森：《东欧》，第390页。

(634)　《概览，1936年》，第600—603页。

(635)　《概览，1936年》，第603—645页。

(636)　参阅1940年11月13日莫洛托夫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美国国务院：《纳粹和苏联的关系，1939—1941年：德国外交部档案文件》（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R·J·桑塔格和J·S·贝迪编（以下简称《纳粹和苏联的关系》）〕，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8年版，第244—246页，第252—253页；加芬库：《东线战争的序曲》，第136—137页。

(637)　《概览，1938年》，i.185—223。

(638)　同上书，i.218。

(639)　《曼彻斯特卫报》，1935年6月28日，转载于L·B·纳米埃尔：《历史的边缘》（In the Margin of History），伦敦，麦克米伦，1939年版，第83页。

(640)　《概览，1938年》，i.220—221。

(641)　约德尔将军于1943年11月7日在慕尼黑所作关于“战争第5年年初的战略形势”的讲话〔译自《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vii.634—635（172—L）；参阅《阴谋与侵略》，vii.923〕。参阅博克瑙：《奥地利及其以后》，第327—330页。

(642)　“为改善我们的政治军事形势，如果卷入战争，我们首先的目标必须是同时打败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解除我们对西方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在侧翼上受到的威胁。”1937年11月10日霍斯巴赫备忘录。

(643)　见格迪：《陷落的城堡》，第305—307页，第349—350页；《概览，1938年》，i.226，以及纳米埃尔《冲突》一书中第107—108页的批评。T·G·马萨里克于1881年在维也纳出版的第一本书即《自杀作为现代文明的一个集体社会现象》。

(644)　见“绿色行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代号）计划，概括了1938年4月21日希特勒和凯特尔的谈话〔《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415—417（388—PS，第2项）；译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i.239—240；《文件，1939—1946年》，i.26—27；参阅《阴谋与侵略》，306—308〕。又见《概览，1938年》，ii.141—142。

(645)　见《泰晤士报》，1938年4月25日；参阅《概览，1938年》，ii.94—97。

(646)　见《概览，1938年》，ii.122—125。

(647)　见1938年5月30日修改后的“绿色行动”指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434（388—PS，第11项）；译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i.358；《文件，1939—1946年》，i.30；参阅《阴谋与侵略》，iii.316〕。参阅约德尔的日记，未注明日期部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ii.373（1780—PS）；《阴谋与侵略》，iv.363〕和凯特尔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509）。又见《概览，1938年》，ii.143—144。

(648)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2编，第2节。

(649)　见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Joseph E．Davies: Mission to Moscow），伦敦，高兰兹，1942年版，第191—192页；波将金：《外交史》，iii.643—644。

(650)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编，第1节。

(651)　同上书，ii．290—291。

(652)　布莱德协定引起德国不快，因为它意味着匈牙利和小协约国“和好”；坎姚尽力向里宾特洛甫保证，按协定匈牙利放弃使用武力，但匈牙利无意使协定生效。见里宾特洛甫、伊姆雷迪和坎姚三人间于1938年8月23日的谈话备忘录，以及里宾特洛甫和坎姚于1938年8月25日的谈话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135—139（2796/7—PS）；译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i.609—611，623—624；参阅《阴谋与侵略》，v.430—433〕。又见《概览，1938年》，ii.295—298。

(653)　见威斯克曼：《不宣而战》，第123页；H·塞顿-沃森：《东欧》，第394页；格迪：《陷落的城堡》，第428—429页。

(654)　在1937年10月以前就已写出的对此种情况的准确预测，见《概览，1936年》，第479—481页。

(655)　“……两国政府代表的指导思想都是要寻求一种不致导致欧洲大战的解决方法，所以是一种不致无意识地迫使法国按照其承担的义务采取行动的解决方法”，张伯伦于1938年9月28日在威斯敏斯特下院对1938年9月18日英法讨论情况的叙述（下院辩论，第5辑，第339卷，第16栏；《文件，1938年》，ii.281）。

(656)　诺埃尔：《德国对波兰的侵略》，第209页。

(657)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4节（c）。

(658)　诺埃尔，前引书，第217页。但是波兰的反对党相信，如果法国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也会被迫这样做；见纳米埃尔：《外交序曲》，第447页注②。波兰白皮书关于慕尼黑危机的惟一内容就是希特勒在纽伦堡和体育宫演说的节录。参阅同上书，第33页。

(659)　博内：《出使华盛顿》，第256—257页。

(660)　见《概览，1938年》，ii.132—134；参阅诺埃尔：《德国对波兰的侵略》，第22页。

(661)　在慕尼黑会议后，波兰与德国合作的界限明确得多了。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2编，第1节（b）（5）。

(662)　1937年11月25日达兰伊和坎姚访问希特勒时，他是显然同意的。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12号。

(663)　见《概览，1938年》，ii.292—294。

(664)　同上书，ii.293；参阅《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24号和第9号；《概览，1937年》，i.409，484—485。

(665)　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21号；齐亚诺：《欧洲》，第328—329页，第359页；英译本，第213页，第233页。

(666)　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22号。

(667)　同上。

(668)　见《概览，1938年》，ii.338和《文件，1938年》，ii.239—243。

(669)　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18号。

(670)　《概览，1938年》，ii.132，276—281。

(671)　1938年3月17日在莫斯科的记者招待会（《泰晤士报》，1938年3月18日）；参阅《概览，1938年》，ii.67—68；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第191页；贝洛夫，ii.122—123。李维诺夫后来明白否认有此意图（博内：《出使华盛顿》，第200页）。

(672)　《概览，1938年》，ii.278。

(673)　同上书，第279页。关于当时苏联政策的总估计，见贝洛夫，ii.163—166。

(674)　同上书，ii.280。

(675)　博内：《出使华盛顿》，第201页，该处将第2条误引为第4条，见《概览，1920—1923年》，第504—505页所载的条约。

(676)　见格迪：《陷落的城堡》，第368页。英国军事当局的看法是捷克斯洛伐克也许最多能支持一个月。匈牙利迫切要求在1938年4月举行德匈参谋会谈的理由之一是，匈牙利同时对捷克斯洛伐克进攻会阻止俄国伞兵进入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14号。

(677)　1938年6月18日战略总指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446（388—PS，第14项）；译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i.473；《文件，1939—1946年》，i.34；参阅《阴谋与侵略》，iii.324〕。

(678)　《概览，1938年》，ii.355—363。

(679)　1938年9月22日的广播。《文件，1938年》，ii.226。

(680)　《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4节（c）。波兰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照会载L·B·纳米埃尔：《衰落中的欧洲：对1936—1940年瓦解的研究》（Europe in Decay: A Study in Disintegration, 1936—1940），伦敦，麦克米伦，1950年版，第286—287页。

(681)　《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5节（b）。

(682)　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支持波兰和匈牙利的要求，见《概览，1938年》，ii.376—391。

(683)　《文件，1938年》，ii.224—225，233—234。关于苏联政府表示愿意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是否超出其条约义务的讨论，见《概览，1938年》，ii.369—372。

(684)　载纳米埃尔：《衰落中的欧洲》，第289—290页；参阅《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4节（c）。博内（《出使华盛顿》，第258—259页，第364—366页）说，9月24日晚上贝奈斯在法国怂恿下同意割让切欣，条件是波兰改变阵营，恢复和法国结盟的政策，对捷克斯洛伐克如不能提供军事合作，至少应保持善意的中立。

(685)　见诺埃尔：《德国对波兰的侵略》，第234页。

(686)　见贝奈斯1944年4月20日给纳米埃尔的信（纳米埃尔：《衰落中的欧洲》，第284页）。

(687)　参阅南斯拉夫公使1938年9月13日在罗马对齐亚诺表示的看法（齐亚诺：《欧洲》，第358—359页，英译本，第233页）。又见亚历山大·亨德森：《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击记》（Alexander Henderson: Eyewitness in Czechoslovakia），伦敦，哈拉普，1939年版，第226—228页。亨德森在9月24日至30日之间驱车从捷克斯洛伐克出发，经过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到达意大利。

(688)　齐亚诺：《欧洲》，第364—365页；英译本，第236—237页。

(689)　见N·P·孔姆年：《大悲剧序曲》（N．P．Commène: Preludi del grande dramma），罗马，莱奥纳尔多出版社，1947年版，第109—111页，第119—120页。

(690)　同上书，第155—156页，第137页；参阅休伯特·里普卡：《慕尼黑会议前后》（Hubert Ripka: Munich: Before and After），伦敦，高兰兹，1939年版，第145页。又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编，第2节。

(691)　《概览，1938年》，ii.437—444；《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1节。协定全文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3辑，ii.627—629。

(692)　见里普卡《慕尼黑》一书第224—227页的休伯特·马萨里克的报告，又见《概览，1938年》，ii.444—447。

(693)　“只靠俄国的支持作战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引起内战”，（惠勒-贝内特：《慕尼黑》，第175页；参阅第81—82页，第127—128页）。总理、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都是农民党人。有证据说明总理霍扎是斯洛伐克人，他在危机中一直推行与贝奈斯有分歧的政策。见同上书，第55页注②，第121—122页，以及《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3辑，i.519—520，524。

(694)　参考西罗维1938年9月30日的广播（《概览，1938年》，ii.446—447）；《文件，1938年》，ii.326—328。

(695)　参阅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237。“我总认为贝奈斯的屈服是错误的。他应该守住他的要塞线。按我当时的看法，一旦打起来，法国在民族热情高涨的情况下是会来援助他的，而英国几乎也会立即站到法国一边。”

(696)　“意大利观察家特别喜欢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两个民主大国的领导人在最后时刻曾向墨索里尼先生呼吁，要求他挽救局势，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终于认识到意大利作为组织欧洲和平的基石的价值。”1938年9月30日《泰晤士报》罗马记者通讯。

(697)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3编，第3节（c）。

(698)　安茹的查理（1226—1285年）于1266年经克力门四世授予西西里作为教廷的采邑。他统治这个统一的王国直到1282年；在西西里岛起义后，他和他的家族所统治的只限于那不勒斯一地，直至1435年，从1267年至1377年，他们是阿黑亚公国的封建主或统治者，从1313年到1373年是罗马尼亚名义上的皇帝。他的家族自1308至1387年统治匈牙利，1372年至1398年统治波兰。

(699)　“我们不应从那些应对慕尼黑事件负责的人那里接受关于民主制和立宪制的教导，他们拿我国的生存和希特勒德国做交易，完全违背民主原则地、非法地撕毁了同捷克斯洛伐克所订的同盟友好条约。”——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哥特瓦尔德1948年2月27日对美、英、法三国谴责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变的联合照会的答复。《曼彻斯特卫报》，1948年2月28日。

(700)　“慕尼黑协定满足了德国一切当前的需要。协定付诸实施时，凡有争议的问题都取决于德国的利益”，哈利法克斯1940年1月在利兹的演说〔哈利法克斯子爵：《外交政策演说集》（Viscount Halifax: Speeches on Foreign Polic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0年版，第347页〕。关于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2节。

(701)　这一分界线把1/10的捷克人（719 127人）及2 806 638个苏台德区德意志人转归德国。

(702)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4节（c）。最后通牒载纳米埃尔：《衰落中的欧洲》，第297—300页。

(703)　123 000名捷克人，77 000名波兰人，20 000名德意志人，其他民族11 000人，大部分具有波兰人国籍。《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3辑，iii.225。

(704)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5节（c）。

(705)　见A·亨德森：《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击记》，第248—254页。非正规战争并不因维也纳议定书而结束，它一直进行到1939年1月，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同匈牙利的边界上，而且在它同波兰的边界上也在进行（里普卡：《慕尼黑》，第506—508页）。关于1919年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战争，见《和会史》，i.354—355；iv.160；F·J·冯德拉切克：《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1918—1935年》（F．J．Vondracek: The Foreign Policy of Czechoslovakia，1918—1935），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7年版，第34—40页。

(706)　关于此时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劣势，见关于希特勒和恰基于1939年1月16日在柏林会谈的报道，当时恰基承认，匈牙利如果没有德国的援助，在军事上是无能为力的。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25号。

(707)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5节（f）。

(708)　维也纳议定书将859 885名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转移给匈牙利，其中有505 808名马扎尔人，276 287名斯洛伐克人，其他是犹太人、德意志人和卢西尼亚人。《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3辑，iii.225—226。

(709)　“慕尼黑在中欧历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中欧悬而未决问题的解决自那一回起便由罗马—柏林轴心国家掌握了，这一点连西方国家自己也承认”，恰基于1938年12月21日对《意大利人民报》驻布达佩斯记者的谈话。《文件，1938年》，i.252。

(710)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5节（d）。

(711)　见迈克尔·温奇：《一天的共和国》（Michael Winch: Republic for a Day），伦敦，黑尔，1939年版，第228页；里普卡：《慕尼黑》，第499页；纳米埃尔：《外交序曲》，第37页。

(712)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3节。希特勒1938年10月21日的秘密指示规定以“清除捷克国家的剩余部分”作为德国军队仅次于保卫德国边界的目标。“必须能够随时在捷克国家倾向于执行敌视德国的政策时粉碎它的剩余部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480（136—C）；《文件，1939—1946年》，i.38；参阅《阴谋与侵略》，vi.947—948。

(713)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6节（a）。

(714)　同上书，（b）。

(715)　同上书，（c）。

(716)　本书仍继续使用不带连字号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名。

(717)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6节（d）。

(718)　同上书，（b）。

(719)　同上书，（c）。

(720)　1938年12月15日致博内的电文〔法国外交部：《法国黄皮书，1938—1939年外交文件》（Le Livre jaune français,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1938—1939），以下简称《法国黄皮书》，巴黎，国家印刷局，1939年版，第33号〕；参阅纳米埃尔：《外交序曲》，第37页。

(721)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2编，第1节（b）（5）。可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德国选中的下一个受害者并不是波兰，而是立陶宛。1938年10月21日指示所规定的德国军队的任务是：保护德国边界并肃清捷克国家的剩余部分之后就夺取梅梅尔〔《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477—478（136—C）；译载《文件，1939—1946年》，i.38〕；参阅《阴谋与侵略》，vi.947。一个月之后，即11月24日，凯特尔签署了一项补充指示，加上占领但泽作为另一项任务：“假定是利用有利的政治形势，闪电式地占领但泽，而不是对波兰作战。”《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481—482（137—C）；译载《文件，1939—1946年》，i.97；参阅《阴谋与侵略》，vi.949。

(722)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2编，第1节（b）（5）。

(723)　关于1939年1月至3月喀尔巴阡-乌克兰的第一手报道，见温奇：《一天的共和国》（纳米埃尔：《历史的边缘》一书第181—185页中又作了评述）和A·亨德森：《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击记》，第274—287页。

(724)　里普卡：《慕尼黑》，第243页，显然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议会的一项法令。更改名称由卢西尼亚政府于1939年1月2日以法令确认或施行，虽然喀尔巴阡-俄罗斯仍是一个可以选用的名称。《泰晤士报》，1939年1月3日；《曼彻斯特卫报》，1938年11月19日。

(725)　同上书，第325页。同盟国于1918年2月1日承认乌克兰是独立的主权国家；2月8日，由于第一个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它成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保护国；3月1日，德国占领基辅，恢复了被布尔什维克推翻的乌克兰政府；5月中旬，德国和奥匈帝国完成了对乌克兰的占领，直到1918年11月11日西线停战后，德国才从乌克兰撤退。见艾伦：《乌克兰》，第286—306页。

(726)　参阅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2月25日。波兰和俄国都害怕宣传鼓动大乌克兰，所以在1938年11月26日发表波俄联合公报。这时俄国和波兰认为并肩作战迫使乌克兰民族屈服，对自己有共同利益，正如俄国和普鲁士在整个19世纪共同为迫使波兰民族屈服而并肩作战一样。

(727)　1939年1月15日，克罗地亚反对派在萨格勒布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按照自决原则解决克罗地亚问题。

(728)　《概览，1936年》，第529页注①。

(729)　《概览，1938年》，i.50—55。

(730)　齐亚诺：《欧洲》，第375页；英译本，第244页。参阅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月8日：“与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可能还有波兰，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目的是为了确保获得原料。”

(731)　《概览，1938年》，第1卷，第55—56页。

(732)　见格里戈尔·加芬库：《欧洲的末日：1939年的一次外交访问》（Grigore Gafencu：Les derniers jours de l'Europe: un Voyage diplomatique en 1939），修订版［以下简称加芬库：《末日》］，巴黎，埃格洛夫，1947年版，第39页［英译本，弗莱彻·艾伦：《欧洲的末日》，伦敦，马勒，1947年版］；参阅《概览，1938年》，第3卷，第4编，第3节。

(733)　见里普卡：《慕尼黑》，第322页；加芬库：《末日》，第148—150页。

(734)　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月8日和15日。

(735)　同上书，1939年1月17日和19日；齐亚诺：《欧洲》，第407—412页；英译本第268—272页。又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编，第3节。

(736)　见H·塞顿-沃森：《东欧》，第236—237页。“宣布的最后结果是政府得票1643783票，统一反对派得票1 364 524票，不要忘记这是政府估计的票数。”（威斯克曼：《不宣而战》，第125页）

(737)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2月7日。可是里宾特洛甫满不在乎，他相信原南斯拉夫驻柏林公使这时被提升为南斯拉夫外交部长的青察尔-马尔科维奇是亲轴心国的［同上书，1939年2月6日；德国外交部：《关于同南斯拉夫与希腊冲突的文件》（Dokumente zum Konflict mit Jugoslawien and Griechenland），柏林，德意志出版社，1941年版，第34号］。

(738)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2月5日。

(739)　参阅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月10日。

(740)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10节（a）。又见希特勒和恰基的谈话报告，1939年1月16日，《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25号。2月27日，恰基向柏林发去一封奴性的哀求信，说匈牙利对卢西尼亚的要求只是由于经济的理由，见魏茨泽克和匈牙利武官的谈话报告，1939年2月27日（同上书，第26号）。

(741)　1938年12月19日至22日齐亚诺对布达佩斯的访问为此作了准备。

(742)　《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2月3日。俄国对缔约国中的大国和小国区别对待，日本恰当地受托代表匈牙利在苏联的利益，日本是邀请匈牙利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从而引起俄匈断交的三国之一（同上，1939年2月9日）。

(743)　威斯克曼：《不宣而战》，第92页；参阅第62页，第237页。

(744)　《概览，1925年》，ii.165—166；《概览，1937年》，i.372注；让·迪韦尔努瓦：《多瑙河的国际体制》（Jean Duvernoy：Le regime international du Danube），巴黎，佩东，1941年版，第130—136页。

(745)　奥斯伯特·曼斯：《国际河流和运河运输》（Sir Osbert Mance：International River and Canal Transport），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4年版，第67页。

(746)　《概览，1937年》，i.368—380；曼斯，前引书，第55页。

(747)　迪韦尔努瓦，前引书，第141—143页。

(748)　希特勒与其总司令们举行的会议，1939年11月23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329（789—PS）；译载《文件，1939—1946年》，i.529；参阅《阴谋与侵略》，iii.573。

(749)　“从地理上看情况已很清楚，因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被德国包围的，德国绝不会容许在它本身的领土内有不稳定的温床”，希特勒和蒂索的会谈记录，1939年3月13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151（2802—PS）；译载《文件，1939—1946年》，i.48；参阅《阴谋与侵略》，v.444。

(750)　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25号，第79页；《文件，1939—1946年》，i.194。

(751)　《法国黄皮书》，第65号。

(752)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10节（c）。

(753)　同上书，第3卷，第1编，第10节（b）。

(754)　同上书，第11节（a）。

(755)　同上。

(756)　见温奇：《一天的共和国》，第280—281页；《法国黄皮书》，第66号。

(757)　见艾伦：《乌克兰》，第38—40页；汤因比：《研究》，vi.310注②。“在24小时内，我们生活在三个国家之中。早上醒来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到晚上喀尔巴阡-乌克兰成为自由地了。第二天匈牙利人闯进来了。那天一早占领布拉格的德国人，据称对喀尔巴阡-乌克兰‘不感兴趣’，于是这个全欧洲都认为是一个大乌克兰的幼芽的小共和国在诞生时就被扼杀了。”（温奇，前引书，第276页）又见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的文章，载《纽约时报》，1939年3月17日。

(758)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11节（d）。协定全文见《德国政策文件》，德国政治高等学校创刊，由德国外事研究所继续出版（柏林，容克尔和丁豪普特，1940年版，第7卷，第2编，第498—499页）；译载《文件，1939—1946年》，i.56；参阅《阴谋与侵略》，viii.402（049—TC）。

(759)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11节（e）。布告全文见《德国政策文件》，第7卷，第2编，第499—500页；译载《文件，1939—1946年》，i.57；参阅《阴谋与侵略》，viii.402—403（050—TC）。惠勒-贝内特（《慕尼黑》，第346页）戏剧性地说成希特勒是在赫拉德昌尼古堡中写这个布告的，但布告载有发自柏林的日期，而且是在希特勒离开其本国的首都前几小时，由戈培尔于3月15日早晨6时在无线电广播中宣布的。

(760)　法令全文见《德国政策文件》，第7卷，第2编，第501—506页；《阴谋与侵略》，viii.404—406（051—TC），《文件，1939—1946年》，i.62—65。

(761)　奥本海姆：《国际法》，i.175—176和注④。见上文，原著第152页注①和第208页注②（即本书第211页注②和第291页注②。——译者）。

(762)　见上文，原著第238—239页。

(763)　《我的奋斗》，第153页，第742页；墨菲译本，第127页，第533页。

(764)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11节（b）。

(765)　《法国黄皮书》，第73号，第97页；里普卡：《慕尼黑》，第389—390页；威斯克曼：《不宣而战》，第64—66页。

(766)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11节（f）。电报全文见《德国政策文件》，第7卷，第1编，第9页；译载《文件，1939—1946年》，i.49注①。纳米埃尔（《外交序曲》，第71页，第415页）将蒂索对希特勒提出请求的日期误写为3月16日。

(767)　见《概览，1938年》，iii．前引文。条约全文见《德国政策文件》，第7卷，第1编，第12—13页；译载《文件，1939—1946年》，i.83—84；参阅《阴谋与侵略》，iv.18—19（1439—PS）。按英帝国的宪法体制，斯洛伐克和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之间的地位差别相当于现在的保护国和殖民保护地之间的差异。

(768)　德意志帝国和斯洛伐克国关于经济和财政合作的秘密议定书（《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121—123（2793—PS）；译载《文件，1939—1946年》，i.84—86；参阅《阴谋与侵略》，v.427—428。

(769)　《泰晤士报》，1939年3月29日。一项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边界条约于4月4日签字，充分满足了匈牙利的要求；但斯洛伐克政府仍继续提出抗议，边界冲突也继续发生。

(770)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11节（h）。

(771)　“元首不想进入乌克兰。也许可能建立一个乌克兰国。不过这些问题都没有确定。”《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viii.274（100—R）；《阴谋与侵略》，viii.84。

(772)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苏共第18次代表大会的演说中很自信地提到，“所谓喀尔巴阡-乌克兰这只小甲虫”想要吞并“苏维埃乌克兰这头大象”是不大可能的〔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译自俄文版第11版（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45年版）〕；不过没有证据证明斯大林已预见到希特勒的态度。关于这篇演说，见下文，原著第530—531页。

(773)　希特勒在1939年4月28日对德国国会的演说中叙述了维也纳议定书如何不能使匈牙利和波兰满意，他接着说：“事实上也许只有一个国家对维持现状感兴趣，那就是罗马尼亚；最有权代表那个国家说话的人亲自对我说，如果有一条也许通过乌克兰和斯洛伐克可以直达德国的交通线，那就再好不过了。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说明罗马尼亚政府感到受德国的威胁，但照美国高明观察家的说法，好像罗马尼亚政府正在经受德国威胁之苦了。但现在很清楚，德国的任务不可能是永远反对事物发展，或是为保持实际上不应由我们负责的现状而去战斗。因此时间已经到了，我以德国政府的名义决定发表声明，宣布我们只是为了保持一条由德国通往罗马尼亚的畅通道路，无意再因反对波兰和匈牙利关于其边界的共同愿望而招责难。”〔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619〕这一段话大概不是为卡罗尔向希特勒所说的话提供证据，而是为了说明希特勒为何要建立自治的喀尔巴阡-乌克兰不大清楚的目的之一。

(774)　它在下一年就是这样行动的。1940年8月30日的第二个维也纳议定书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判给了匈牙利。

(775)　“21年前，1918年5月，战胜的同盟国强加给罗马尼亚一项条约，尽管这一条约在细则上要苛刻得多，在原则上却没有多大不同……较精明的人现在开始说，3月15日以后有三种德国保护制。第一种是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实行的，捷克人完全处于屈从地位；第二种给斯洛伐克人以外交代表权和领土保证，可是紧接着就是匈牙利的入侵和将斯洛伐克领土割让给匈牙利；第三种是与罗马尼亚签订贸易条约所建立的保护制。”威斯克曼：《不宣而战》，第93页，第95页。

(776)　见威斯克曼：《不宣而战》，第128—130页；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3月16日和17日。在贝尔格莱德，民主的塞尔维亚舆论此刻的力量还赶不上南斯拉夫军队（其上层主要是塞尔维亚人）强大，两年后军队发动了1941年3月25日的政变。

(777)　1943年11月7日约德尔在慕尼黑关于“战争第5年开始时的战略形势”的演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vii.635（172—L）；《阴谋与侵略》，vii.923—924〕。参阅希特勒于1939年11月23日对其军事将领的演说：建立起保护制后“就奠定了征服波兰的基础”〔《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329（789—PS）；译载《文件，1939—1946年》，i.529〕；参阅《阴谋与侵略》，iii.573。又见纳米埃尔：《外交序曲》，第85—86页。

(778)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2编，第3节（e）。

(779)　纳米埃尔：《外交序曲》，第88页。有关文件载《德国政策文件》，第7卷，第2编，第531—561页。

(780)　1939年3月20日美国驻柏林武官的报告〔《阴谋与侵略》，vi.396（3618—PS）〕。《曼彻斯特卫报》的外事记者于1939年3月16日描述形势所使用的言词与上述报告有显著的相似之处。

(781)　关于波匈共同边界对德再保险的价值仍在自欺的最后一些人之一就是墨索里尼。当罗马迟至3月14日才得知德国最后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时，“他还想从匈牙利因与波兰有了共同边界而获得的利益中取得补偿，他指示我告诉布达佩斯要果敢地行动。但对我说来，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3月14日。

(782)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10章。

(783)　纳粹所喜爱的一个宣传题目便是把胡斯运动和布尔什维主义相提并论。“诚然，在胡斯战争中，捷克人曾一度获得短时期的独立。他们像布尔什维克一样，利用这一回独立进行焚掠，直至德国人起来打垮他们”，1938年9月17日希特勒会见G·沃德·普赖斯时的谈话〔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503〕。参阅赫尔曼·劳施宁：《希特勒谈话：希特勒关于真实目标的政治谈话集》（Hermann Rauschning：Hitler Speaks: A Series of Political Conversations with Adolf Hitler on his Real Aims），伦敦，桑顿-巴特沃思，1939年版，第46页；威斯克曼：《捷克人和德国人》，第278页。

(784)　关于希特勒对“这些无聊小国”的厌烦情绪，见《戈培尔日记》，路易斯·P·洛克纳编译（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8年版），第279页。参阅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46页，第128页和同一作者的《德国的毁灭的革命》（Germany's Revolution of Destruction），E·W·迪克斯译，伦敦，海涅曼，1939年版，第208—210页。

(785)　1879年11月14日俾斯麦对法国大使圣瓦利埃的谈话〔《法国外交文件（1871—1914年）》（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871—1914），第1辑，第2卷，巴黎，国家印刷局，1930年版，第476号，第583页〕。在1938—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时，有两句广泛流传的话显然来自这一次谈话，据说这两句话是俾斯麦讲的，即“波希米亚是上帝竖立在欧洲中心的要塞”和“谁是波希米亚的主人谁也就是欧洲的主人”。

(786)　例如1938年7月2日深夜希姆莱瞻仰了奎德林堡的猎禽者亨利陵墓，这个陵寝便成为秘密警察定期朝拜的目标。

(787)　见1939年3月16日关于规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地地位法令的序言部分（《德国政治文件集》，第7卷，第2部分，第502页；《阴谋与侵略》，viii.404；《文件，1939—1946年》，i.62—63）。参阅1939年4月28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讲话中在历史上脱离本题的部分〔《言论集》（贝恩斯），ii.1610—1611；参阅《文件，1939—1946年》，i.220—221〕。

(788)　参阅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205—206，ii.1470。王权标志从1424年至1796年曾安放在纽伦堡，以后又移送到维也纳，以免法国人得到。1938年9月6日正式交还给纽伦堡市保管。

(789)　在纽伦堡的讲话，1938年9月12日〔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498—1499〕。声称第三帝国将存在千年之久，看来不仅是出于在谈到千年至福时的陶醉，也是出于把过去千年历史映照将来的陶醉。四年前希特勒说过：“这个国家和这个帝国在今后的一千年将要继续存在下去，这就是我们的愿望和意志。”（在纽伦堡的讲话，1934年9月10日：同上书，i.627）

(790)　日本外务大臣，1940—1941年。

(791)　里宾特洛甫同松冈的谈话记录，1941年4月5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ix.82（1882—PS）；《阴谋与侵略》，iv.527〕。

(792)　希特勒和恰基的谈话记录，1939年1月16日〔《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25号，第76页〕。

(793)　由腓特烈三世所加。关于第一帝国的性质，见G·巴勒克拉夫：《中世纪帝国：理想和现实》（G．Barraclough：The Mediaeval Empire: Idea and Reality），伦敦，菲利普，历史协会出版物，丛书总集G17，1950年版。

(794)　《我的奋斗》，第573页；墨菲译本，第421页。

(795)　《我的奋斗》，第1卷，第10章和第583—592页；墨菲译本，第428—435页。关于从背后刺杀的传说无意中的英文起源见惠勒–贝内特：《兴登堡》，第167页，第229页，第238页。

(796)　《我的奋斗》，第523—524页；墨菲译本，第389—390页。

(797)　“关于对外政策，全国政府认为其崇高使命就是获得生存的权利，恢复我们的民族的自由。其结束德国混乱状态的决心将有助于在国际社会恢复一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国家，而最重要的是一个必须拥有平等权利的国家，”政府对德意志民族的宣言，1933年2月1日〔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114—115〕。

(798)　参阅1934年3月19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讲话〔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211—212〕。

(799)　参阅《概览，1933年》，第112—114页。

(800)　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230页；参阅同一作者的《德国的破坏性革命》，第73页。关于劳施宁的权威价值，见特雷弗-罗珀：《希特勒之末日》，第2版（伦敦，麦克米伦，1950年版），第4—5页。

(801)　见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载于《文章与讲话》，viii.83—84〔译载于迈克尔·奥克肖特：《当代欧洲的社会政治理论》（Michael Oakeshott：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Doctrines of Contemporary Europe），剑桥大学出版社，1939年版，第175页〕。到1939年，取消法国革命已成为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所共有的惯伎，不过看来初始的态度有所不同，意大利人看待法国革命带有没落贵族的怨气，而德国人却是带着暴发户的竞争心态。参见上文，原著第193页注①和下文，原著第351页注⑦（即本书第269页注③和本书第496页注⑥。——译者）。正是意大利人而不是德国人，把法西斯革命作为新纪元，仿效并否定法国革命。

(802)　参阅康拉德·海登：《元首：希特勒的上台》（Konrad Heiden：Der Fuehrer, Hitler's Rise to Power），拉尔夫·曼海姆译本（伦敦，高兰兹，1944年版），第17页注和第280页。又见下文，原著第305页注⑤（即本书第430页注②。——译者）。

(803)　在1930年9月的大选中，国民议会中国家社会党的代表由12名增至107名（《概览，1930年》，第8页）。

(804)　“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参阅约瑟夫·德梅斯特尔：《未出版的书信和作品》（Joseph de Maistre：Lettres et opuscules inédits），第6版（巴黎，瓦通，1873年版），i.264： 1811年8月15日的信。

(805)　在1932年7月的大选中，纳粹分子获得37.4%的选票和230席，成为国民议会中无可匹敌的最大党。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它们的力量减小了，获得33.1%的选票和196席。这是德国最后一次自由选举。在随后1933年3月5日的一次选举时，希特勒已担任总理一个多月，国会纵火案制造机会逮捕了全部共产党议员，恐怖活动已经开始。即使在那时，纳粹分子只获得44.1%的选票和288席。但是巴本和胡根贝格的民族主义分子是同纳粹分子结成联盟的，他们拥有52席；在总数647席中，联盟共有340席——在国会中仅有刚过51%的多数。（《概览，1933年》，第142—144页。）

(806)　R·T·克拉克：《德意志共和国的灭亡》（R.T.Clark：The Fall of the German Republic），伦敦，艾伦和昂温，1935年版，第487页；参阅第74—76页，第306页，第312—313页，第485页。

(807)　A·J·P·泰勒：《德国历史进程》（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5年版，第212—213页。

(808)　参阅迈克尔·鲍尔：《帝国中的宗教》（Michael Power：Religion in the Reich），伦敦，朗曼，格林，1933年版，第159—160页。

(809)　见纳米尔：《1848年：知识分子的革命》，第88页。

(810)　“许多人询问为什么要取消德国各邦。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知道必须这样做。你失去了过去，得到的是未来。’”希特勒在慕尼黑对德国学生的讲话，1936年1月26日（《泰晤士报》，1936年1月28日）。各邦的统一开始于1933年4月7日关于协调德国各邦的法律（《概览，1933年》，第147页），完成于1934年1月30日关于重建帝国的法律。实际上各邦由省或聚居地区、纳粹党组织的单位所取代〔见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266—276；斯蒂芬·H·罗伯茨：《希特勒建设的大厦》（Stephen H.Roberts：The House that Hitler Built），伦敦，梅休因，1937年版，第67—70页，第91—97页；以及汤因比：《研究》，vi.109〕。

(811)　H·巴特菲尔德：“关于我们时代困境的一些想法”（H.Butterfield：“Reflections on the Predicament of our Time”），《剑桥杂志》，1947年10月，第12页；参阅《概览，1933年》，第120—121页。

(812)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J·B·伯里编，第2版（伦敦，梅休因，1901年版），iv.167。不可能发生新的野蛮人入侵一事常常是18世纪作者的主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各国进步不均衡的情况下形成了新的民族。文明的民族被野蛮民族所包围，他们有时是征服者，有时是被征服者，前者与后者相互融合。或者是野蛮民族在被文明民族奴役的同时，也接受了文明民族的艺术和法律；或者是作为战胜者的野蛮民族承认理性和礼貌对于暴力的自然统治；在任何情况下，野蛮的状态总是在减退”〔A·R·J·蒂尔戈：“1750年12月11日在索邦关于人类精神逐渐进步的演说”，见《全集》（巴黎，1808年版），ii.65—66〕。“在现代战争中，火器的大量消耗对于消耗得起的国家明显有利；结果对于富裕而文明的国家就比对贫穷而未开化的国家有利。在古代，富裕而文明的国家难以抵御贫穷而野蛮的国家。在现代，贫穷而不开化的国家难以抵御富裕而文明的国家。发明火器，初看起来是如此有害，却是肯定对文明的持久和扩展有利”〔亚当·斯密：《原富》，第5册，第1章，第1部分（坎南编，ii.202）〕。

(813)　欧洲人口在1770年约1.5亿，1914年约4.6亿，1933年约5.19亿。北美人口在1770年可能是200万，1914年约1亿，1933年约1.37亿。见A·M·卡尔-桑德斯：《世界的人口》（A.M.Carr-Saunders：World Population），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36年版，第19页，第42页；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José Ortega y Gasset：The Revolt of the Masses），由西班牙文迻译、经原作者同意的英译本（伦敦，艾伦和昂温，1932年版），第54页，第119页。

(814)　“自上而下的民族大迁移已经开始了。”〔瓦尔特·拉特瑙：《皇帝》（Walther Rathenan：Der Kaiser），柏林，菲舍尔，1919年版，第54页〕“……我们很长的历史时期——垂直——民族大迁移进入平原，世界文明倒退了。”〔W·拉特瑙：《批评三种革命》（Kritik der Dreifachen Revolution），柏林，菲舍尔，1929年版，第41页〕参阅麦考利“在他的暮年”写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引自阿瑟·布赖恩特：《麦考利》（Arthur Bryant：Macaulay），伦敦，戴维斯，1932年版，第144—147页〕：“或是某个恺撒，或是拿破仑，以强有力的手腕执政，否则你们的共和国就会像5世纪罗马帝国那样，在20世纪被野蛮人洗劫一空；所不同的是，蹂躏罗马帝国的匈奴人和汪达尔人来自外部，而你们的匈奴人和汪达尔人将是按照你们的制度在你们国内产生的。”

(815)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著“大众的叛乱”出版于1930年，并被译成英文。“大众的叛乱就是拉特瑙所说的‘野蛮人垂直入侵’。”（第57页）“开始要占统治地位的欧洲人——我这样假设——同他们所自出身的错综复杂的文明相比，一定是一种原始人，从地板活门中钻到舞台上的野蛮人，‘垂直的入侵者’。”（同上书，第95页；参阅第89页）

(816)　参阅汤因比：《研究》，v.335；vi.56—57。“有一个时期彻底更换统治阶级最通常的方法就是野蛮人入侵，野蛮人侵入一个国家，征服它，统治它，并压倒了原来的居民。这样我们可以说对外政治中的一个事件变成内部政治中的一个事件。在另一种场合，我将不难举出古代野蛮人入侵同现代国家中法西斯运动的巩固两者之间有趣的类似之处。我不是像许多人那样，据此来说法西斯主义是野蛮的，因为它基于这一个阶级而不是那一个阶级。我的意思毋宁是它之所以野蛮，乃是因为它动员和集结了现代人身上尚存的一切原始未开化人的遗迹，不论是平民的还是贵族的。它经常也成功地污染了它的许多政治对手，它们用法西斯方法来同法西斯主义斗争，因而它们自己也成为野蛮人——赤色野蛮人”〔伊尼亚齐奥·西洛尼：《独裁者学校》（Ignazio Silone：The School for Dictators），由格温达·戴维和埃里克·莫斯巴赫尔译自意大利文（伦敦，开普，1939年版，第88页；参阅第135—136页；纽约，哈珀，1938年版；多伦多，纳尔逊；克拉克·欧文，1939年版）〕。

(817)　C·V·韦奇伍德：《三十年战争》（C.V.Wedgwood：The Thirty Years War），伦敦，开普，1938年版，第46页。

(818)　吉本，前引书，iv.343注⑦。

(819)　海因里希·海涅：《德国的宗教和哲学》（Heinrich Heine：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Germany），约翰·斯诺德格拉斯译（伦敦，特鲁伯纳，1882年版），第159—162页。此书在1834年第一次出版。海涅感到“德意志革命不会更温和与文雅，因为在此之前是康德的‘批判’，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甚至还有自然哲学”（同上书，第158页）。乔治·桑塔亚纳在《德国哲学的自私性》〔（George Santayana：Egotism in German Philosophy），第2版，（伦敦，登特，1939年）〕中对这样一种认识作了独立而详尽的论述。

(820)　D·H·劳伦斯：“德国来信”，载于《小说、论文和诗集》（D.H.Lawrence：“A Letter from Germany”，Stories, Essays, and Poems），伦敦，登特，大众文库，1939年版，第282—286页。“德国来信”最早发表于1934年10月13日的《新政治家》，不过该刊物误将信的日期1924年印成1928年。

(821)　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87页；参阅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第53—54页。在《我的奋斗》（第433页；墨菲译本，第329—330页）一书中，希特勒表现出历史的假正经，他宣称把旧的日耳曼异教徒说成是野蛮人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公正：他们仅仅是由于北方荒原的气候严酷而使他们受到妨碍。

(822)　希特勒也拒绝接受独裁者的名字，它的含义同领袖不同〔见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196—199页，以及弗朗茨·纽曼：《巨兽：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和实践》（Franz Neumann：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伦敦，高兰茨，1942年版，第73—75页〕。“我不是独裁者或君主那种意义的国家元首；我是德国人民的领袖！我本来可以授予我自己——人民也会信服——完全不同的称号。我一直保留我的旧称号，我活多久就保留多久，因为我不愿意当别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别的。旧的称号使我心满意足。”在慕尼黑的讲话，1938年11月8日〔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559〕。1939年6月27日，法令宣布，各项正式任命今后均只用元首的名义作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用元首和国务总理的名义。

(823)　未发表的希特勒致墨索里尼的信，1941年12月29日，引自威斯克曼：《罗马—柏林轴心》，第263页。1944年德国在意大利的最后一道防线称为“哥特防线”，看来是有意识地提到意大利哥特王国对贝利萨里乌斯的防御。公元6世纪的贝利萨里乌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的意大利战略的伟大先驱者。

(824)　在希特勒、阿拉列或阿提拉之间加以类比是不完全确切的，因为在希特勒向西方文明宣战的时候，西方文明还没有组织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而去劫掠其主要城市正是他的成就。20世纪欧洲本地野蛮人的情况，以相对时间次序而言，可同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相比，他们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前入侵罗马人世界达3/4个世纪。但是就其性质、对同代人思想的影响，以及他们证明社会的退化而言，法西斯革命更像加蒂蓝阴谋。希特勒就是成为三执政之一的加蒂蓝；他的一个臣民于1941年秘密地写信给他说，“20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就是加蒂蓝权力国家的兴起”〔特奥多尔·黑克尔：《夜记》（Theodor Haecker：Journal in the Night），由亚历山大·德鲁译自德文（伦敦，哈维尔出版社，1949年版），第165页〕。可以指出的是，如同德国共产党人以斯巴达克斯来命名他们的党，纳粹领导人也感到他们同罗马共和国瓦解时期具有历史的密切关系；这表现在对金发碧眼的独裁者苏拉的热情，他是辛布里战争胜利者马略的助手和替代者（见劳施宁：《德国的革命》，第92页，以及他的《希特勒谈话》，第257页）。

(825)　参阅迈克尔·波拉尼：“集体主义的计划”载于《对自由的蔑视》（Michael Polanyi：“Collectivist Planning”,The Contempt of Freedom），伦敦，瓦茨，1940年版，第27页以后。

(826)　1922年4月12日他在其事业开始时的一篇演说中就规定：“‘国家’和‘社会’是两个相同的概念……在发起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就作出决定，要把我们关于这两个概念是一回事的看法表达出来：不顾一切警告，以我们得到的信念为基础，以我们的真诚意愿为基础，我们把我们的看法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我们对自己说，‘国家的’就是在一切之上为了对人民的无限热爱而行动，必要时甚至为之牺牲。与之类似的，‘社会的’就是建设国家和人民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工作，而且要达到深信人民大众的善良、赤诚以至于为之牺牲的程度”〔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15〕。关于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相似点，参阅L·B·纳米尔在《和会史》，iv.77—78，以及《在历史的边缘》，第76页；E·H·卡尔：《民族主义及以后》〔（E.H.Carr：Nationalism and After），伦敦，麦克米伦，1945年版〕，第19页；以及弗朗兹·博肯瑙：《社会主义：国家的或国际的》〔（Franz Borkenan：Socialism：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伦敦，劳特利奇，1942年版〕，书中各处。“国家社会主义”一词最早是由弗里德里希·瑙曼（1860—1919年）使用的，他在1896年11月23日在德国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协会。瑙曼还创造了“中欧”一词〔见下文，原著第334页注①（即本书第471页注①。——译者）〕。

(827)　参阅卡尔·奥滕：《侵略的联合：德国的大众、上层和独裁统治》（Karl Otten：A Combine of Aggression: Masses, Élite, and Dictatorship in Germany），由伊登·保罗和F·M·菲尔德翻译（伦敦，艾伦和昂温，1942年版），第176—177页。

(828)　《我的奋斗》，第45—46页，第541—542页；墨菲译本，第49页，第401页。见下文，原著第321—322页。

(829)　R·T·克拉克：《德意志共和国的灭亡》，第206页。

(830)　见弗朗兹·博肯瑙：《共产国际》（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伦敦，费伯，1938年版，第342—347页，第376页；海登：《元首》，第331—332页，第363—366页，第388页，第412—413页。

(831)　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185页。“1930年，希特勒使他的一群朋友们大为惊讶，他问他们是否读过刚刚出版的《列夫·托洛茨基自传》，他是俄国革命的伟大犹太人领袖，问他们感想如何。答复不出所料：‘读过了……令人作呕的书……魔鬼的回忆……’希特勒则回答说：‘令人作呕？好极了！我从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你们也能的’”（海登：《元首》，第245页。引文经维克托·高兰兹和柯蒂斯·布朗两位先生同意）。

(832)　参阅1932年多萝西·汤普森对希特勒的印象〔多萝西·汤普森：《我见到了希特勒》（Dorothy Thompson：I Saw Hitler），纽约，法勒和莱因哈特，1932年版，第13—14页〕。

(833)　见海登：《元首》中被认为是迈斯纳和巴本的观点。普鲁士内政部长泽韦林于1932年私下表示了相似的观点。

(834)　引自鲁道夫·奥尔登：《无名小卒希特勒》（Rudolf Olden：Hitler the Pawn），伦敦，高兰兹，1936年版，第411页。奥托·施特拉塞尔本人是德国革命最早的遇难者之一：他同希特勒争吵并于1930年7月4日脱党〔R·T·克拉克：《德意志共和国的灭亡》，第322—323页；奥托·施特拉塞尔：《希特勒和我》（Otto Strasser：Hitler and I），由格温达·戴维和埃里克·莫斯巴赫尔自法文转译（伦敦，开普，1940年版），第127页〕。他能干的弟弟格雷戈尔留在党内，于1934年6月30日被暗杀。

(835)　奥尔登，前引书；尤其见第403页。鲁道夫·奥尔登原是《柏林日报》的政治编辑。

(836)　《我的奋斗》，第650页；墨菲译本，第473页。

(837)　参阅珀蒂纳克斯：《法国的掘墓人》（Pertinax：The Gravediggers of France），纽约，道布尔戴，多兰，1944年版，第333页。

(838)　1932年1月27日在迪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的讲话〔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821〕。

(839)　参阅1938年9月26日希特勒在体育宫的讲话：“而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意志要像战斗的时候那样坚强，就像我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要去征服一个帝国，对会获得成功和最后胜利重不怀疑”（同上书，ii.1527）。“政党不能拯救德国，但是只有一个人——世界大战的无名小卒——能够做到”，戈培尔在1930年的讲话（海登：《元首》，第276页）。

(840)　1932年1月27日在迪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的讲话〔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826〕。

(841)　尽管有大量的研究材料和情报，情况还是如此。关于希特勒的早年生活，见海登：《元首》；关于他的晚年，见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

(842)　希特勒的同时代人、对手斯大林也是如此。“普通人是个七情六欲的大杂烩。他喜欢吃喝、抽烟、养鸟、打网球、去戏院、穿衣打扮、生儿育女、集邮、干活以及此外许多其他的杂事。这就是普通人不能功成名就的原因，他把自己牵扯到如此繁琐的小事中去了。但是天生的政客什么都不要，只要权，活着不为别的，就为权。权就是他的面包、他的肉、他的工作、他的嗜好、他的情人、他的金丝雀、他的剧场、他的集邮簿、他的终身监牢。他的一切能力和精力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这个事实使他在民众的眼中容易显得不同于凡夫俗子，于是就成为领袖。同样的是那些集中精力于上帝的人就成为圣徒，而活着就是为钱的人就会成为百万富翁”（西洛尼：《独裁者学校》，第69页；参阅同上书，第219—220页）。

(843)　如果不但把列宁放在俄国的环境中而且放在欧洲的环境中来考虑，他似乎是个罗伯斯庇尔。希特勒是短暂的、恶魔式的破坏者，而斯大林则是耐心的、专一的巩固者。海涅关于德国第三个解放者的预言：“他的金盔金甲的闪光穿透了他的紫红色的斗篷”，他要完成路德开始的而由莱辛继续进行的事业，见《德国的宗教和哲学》，第96页。德国人很容易受这种预言的感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比任何人都看得更准的海涅，甚至在纳粹分子禁止他的著作以前，竟然在德国受到过低的估价。

(844)　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第185—186页，第226—227页。

(845)　海登：《元首》，第91—92页，第519页；戈林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ix.237—239。

(846)　见特雷弗-罗珀，前引书，第45—46页；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188页，第265页。沙赫特回忆希特勒的形象，见耶尔马·沙赫特：《账已结清》（Hjalmar Schacht：Account Settled），由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自德文转译（伦敦，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1949年版），第9章。

(847)　见《概览，1936年》，第350页注②；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195；劳施宁：《德国的革命》，第103页。

(848)　见威斯克曼：《罗马—柏林轴心》，第82页，第287页。没有外国政治家能比加芬库更好地描写同希特勒的谈话，载于《欧洲的末日》，第94页以下。

(849)　见劳施宁：《德国的革命》，第248页；参阅凯特尔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485。

(850)　N·H·贝恩斯：“1933年以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N.H.Baynes：“National Socialism before 1933”，History），1942年3月，第264页；参阅《我的奋斗》，第522页；墨菲译本，第388页。

(851)　关于希特勒个人的吸引力的一般评论，见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23页。齐亚诺代表那些不服权威的人所作的评论最为中肯：“我认为希特勒内心是乐于当希特勒的，因为他这样就可以讲个不停。”〔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2年12月19日〕

(852)　冯·黑夫滕上校：“1918年德国政治攻势的两个方案”，柏林，1918年1月14日（“由我〔鲁登道夫〕竭尽推荐呈交给帝国首相”）〔埃里希·鲁登道夫：《高级军事领导在1916—1918年活动的证明》（Erich Ludendorff：Urkunden der Obersten Heeresleitung über ihre Tätigkeit 1916—1918），第2版（柏林，米特勒，1921年版），第477页；由F·A·霍尔特译作《总参谋部及其问题》（F.A.Holt：The General Staff and Its Problems），伦敦，哈钦森，1920年版，ii.557〕。

(853)　见《我的奋斗》，第1卷，第6章。

(854)　H·R·尼克博克：《明天属于希特勒吗？》（H.R.Knickerbocker：Is Tomorrow Hitler's?），哈蒙兹沃斯，企鹅书店，1942年版，第36页。希特勒早年最生动的一次回忆是他在维也纳第一次看到群众示威：“我站在那里几乎有两小时，噤不能声，看着巨大的人龙从我面前缓慢地伸展开来”；这段经历加上其他许多经历，有助于他形成后来的群众启示这项武器（《我的奋斗》，第43页，第536页；墨菲译本，第47页，第398页）。

(855)　见1925年2月27日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的讲话，在海登《元首》一书中转述，第205—207页〔未载入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

(856)　参阅在威尔伯·科特兹·艾博特：《奥利弗·克伦威尔著作讲话集》〔（Wilbur Cortez Abbott：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4卷，第463页中对克伦威尔讲演的模式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几乎都是一样的讲话，只是由于时间和环境不同才有所改变。一开始总是有段历史性引言。讲话指摘对手，为他和他的党的路线辩护，把事情说成是不管他们采取何种道路似乎都是自然的，必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他强烈地，甚至粗暴地攻击对手的行动，特别是他们的动机，把那些事态发展证明正是他自己的党付诸实行的野心和活动归之于对手……他描绘了一幅充满阴谋、叛乱和新的内战的黑暗图景，作为对照的是他的统治带给国家的和平，实际上向听众提出在这两者之中任择其一。”希特勒的讲话同样如此。在希特勒和克伦威尔之间作更为全面的比较，最权威的评论载于欧内斯特·巴克爵士《奥利弗·克伦威尔》（Sir Ernest Barker：Oliver Cromwell），剑桥大学出版社1937年版。

(857)　“至于我，我总是知道我面前是什么人，我就是对我面前的人讲话的……归根结底，一个演说家只有一种价值，就是他的效能……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巨大错误在于他们顽固地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对老百姓说话。必须知道区分不同的公众”：希特勒的讲话，转引自菲利普·巴雷斯：“希特勒与奥地利”，《两个世界评论》（Philippe Barrès：“Hitler et l'Autriche”，Revue des Deux Mondes），第44卷，第8期（1938年），第546页，重刊在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707。参阅雷德谈希特勒言论的性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iv.35）。

(858)　在慕尼黑危机期间，还有其他“希特勒对英国的影响的例子”。据记载，1938年9月12日的纽伦堡讲话进行中，“一个7岁的男孩被无线电的声音吵醒了，他受到惊吓从楼上跑下来喊道：‘别让那个可怕的女人叫喊啦’”〔《新政治家与民族》（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1938年9月17日，第407页〕。

(859)　贝恩斯：“1933年以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1942年3月，第278页。发表讲话的日期是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777—829〕。

(860)　尼克博克：《明天属于希特勒吗？》，第39—40页。讲话载于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290—328，系据《法兰克福日报》的报道；但上述引文摘自人们较为熟悉的《泰晤士报》1934年7月14日的译文〔对照《言论集》（贝恩斯），i.321〕。

(861)　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041—1058，特别是第1046—1047页；海登：《元首》，第485—490页。

(862)　“像欧洲这样小的一个家庭里，居然能有永久性的国家联邦，联邦内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各自都要维护自己的法律和司法概念，这样设想是不明智的”〔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273〕。这句话引自R·W·塞顿-沃森教授的《欧洲的英国，1789—1914年》（Britain in Europe, 1789—1914）扉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38年版）。

(863)　国会讲话，1936年3月7日〔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300〕。

(864)　在柏林乐园广场的讲话，1936年5月1日（同上书，第1322页）。

(865)　国会讲话，1937年1月30日（同上书，第1336页）。

(866)　在体育宫的讲话，1938年9月26日（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第1517页，第1526页）。参阅张伯伦1938年9月28日在下院的讲话：“他首先以极诚恳的态度向我反复重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说过的话，也就是说，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野心，他无意把德意志人以外的其他民族并入帝国”〔下院辩论，第5辑，第339卷，第22栏；《文件，1938年》，ii.285〕。

(867)　见海登：《元首》，第302页；凯特尔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484—485。

(868)　见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265—266页；参阅第183页，第254—255页。希特勒在兰茨贝格时期有次对狱中难友说：“刚才休息的最后半小时，我在头脑中发明了一种新式机枪和一种架桥设备，并作了一段曲子。”（科尔特：《幻想与现实》，第53页。）

(869)　关于希特勒的军事才能，见弗朗茨·哈尔德：《军阀希特勒》（Frarz Halder：Hitler as War Lord），由保罗·芬德利自德文转译（伦敦，普特南，1950年版）；B·H·利德尔·哈特：《山那边》（B.H.Liddell Hart：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伦敦，卡斯尔，1948年版，第9—10页，第305—309页。关于希特勒的战略天才的极端说法，见于凯特尔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600。

(870)　其直接后果是希特勒被判处拘留，从1924年4月1日到12月20日关押在莱希河畔的兰茨贝格城堡里。希特勒不亚于彼得大帝和列宁，是汤因比“以退就进”原则的显著例子（见《研究》，iii.248以下）。

(871)　见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161—162。

(872)　N·H·贝恩斯：“1933年以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1942年3月，第275—276页；参阅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415。贝恩斯曾以同样的笔触叙述过君士坦丁大帝为了未来的建设的做法：“在异教徒的帝国内部，人们可以着手建立另一个——基督徒的——帝国：一旦异教徒帝国的城垣倒塌，基督徒大厦将展现出来”（《拜占庭》，贝恩斯与莫斯合编，第xviii页）。

关于希特勒连续4个小时行纳粹礼的原始说法，见亨德森：《使德辱命记》，第40页。

(873)　《和平呼吁》，1933年5月17日〔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047，1056；《文件，1933年》，第201页，第207页〕。“按照事实的同样严酷的逻辑，我们将在外交政策中如同在国内政策中一样取得胜利。我将无须经过斗争，只用合法手段就可达到目的，就像我上台执政一样——这只是因为事态发展的内部逻辑要求这样”（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112页）。

(874)　关于最后阶段战斗开始到1938年3月11日夺取政权为止奥地利纳粹党事态的报告，附在〔萨尔斯堡〕地方党部负责人赖纳致比尔克尔的信中，1939年7月6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349（812—PS）；参阅同上书，xvi.380；参阅《阴谋与侵略》，iii.589〕。

(875)　“战争组织和动员计划的历史”（《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473（135—C）；参阅同上书，xiv.16—18；《阴谋与侵略》，vi.947）。

(876)　《概览，1935年》，i.140—142。

(877)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60—62（2261—PS）；《阴谋与侵略》，v.934—936。

(878)　《概览，1935年》，i.172。

(879)　“德国战争和军备经济史的基本事实，1923—1944年”，《阴谋与侵略》，iv.1089。

(880)　冯·黑夫滕上校在鲁登道夫一章，前引书，第481页；霍尔特译本，前引书，ii.562。

(881)　AO建立于1931年；其长官是博勒。VDA即前国外德意志人民协会，建立于1881年，更名于1933年。见“关于国外德意志人的说明”，载于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063—1079；参阅《概览，1936年》，第41—48页。

(882)　参阅劳施宁：《德国的革命》，第260—261页。

(883)　里查德·查基在《四年计划》中讲话，转引自《纽约时报》，1937年10月26日〔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072〕。

(884)　1933年5月27日他对但泽的广播讲话，时当5月28日但泽选举之前〔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060—1063〕。

(885)　见《纳粹在西班牙的阴谋》（The Nazi Conspiracy in Spain），由《希特勒恐怖的褐皮书》的编者所著，埃米尔·伯恩斯自德文手稿转译（伦敦，高兰兹，1937年）；《概览，1937年》，ii.127注①。

(886)　通过1933年5月28日的选举（《概览，1933年》，第187页）。

(887)　见下文，原著第332页。

(888)　参阅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478—479。

(889)　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175页。

(890)　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98—99页，第267—270页。在重要政治活动中使用讹诈最重要的一次是1938年2月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契的去职。

(891)　见沙赫特：《账已结清》，第212—213页；纳米尔：《衰退中的欧洲》，第232页。

(892)　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第2页。

(893)　“牛赖特缺乏想象力。像一个农民那样精明，但缺乏思想。在这种时候他的慈祥容貌对我最有用。你不能设想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会奉行革命的政策，他们英国人会这样说”（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268—269页）。

(894)　里宾特洛甫从1932年起是希特勒的主要外交顾问；1934年4月任裁军问题专员；1935年5月任希特勒的无任所大使，并以那个资格谈判英德海军协定；1936年8月11日任驻伦敦大使，而在1937年以前一直没有放弃原先的职务；1938年2月24日任外交部长。

(895)　参阅亨德森：《使德辱命记》，第65页，第69页，第83—84页，第176—177页，第251页。参阅《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关于……其出使柏林的结局的最后报告，1939年9月20日》，敕令第6115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9年），第18段，第75—76段。

(896)　希特勒等待时机的能力时常恰到好处，使人以为他优柔寡断（劳施宁：《德国的革命》，第172页，第288页；海登：《元首》，第293页，第592页）。进一步见下文，原著第347页，第348页注④（即本书第492页注③。——译者）。

(897)　《我的奋斗》，第252页；墨菲译本，第198页。

(898)　同上书，第759页及译本第544页；下文有引文，原著第338—339页。

(899)　拉默斯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i.39）。

(900)　希特勒对司令官们的讲话，1939年11月23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328（789—PS）；《文件，1939—1946年》，i.529；参阅《阴谋与侵略》，iii.573〕。

(901)　牛赖特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vi.626）；拉默斯的证词（同上书，xi.39）。

(902)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328（789—PS）；《文件，1939—1946年》，i.529；参阅《阴谋与侵略》，iii.573。

(903)　霍斯巴赫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413（386—PS）；《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38；《文件，1939—1946年》，i.24；参阅《阴谋与侵略》，iii.304〕。

(904)　关于弗里契—布洛姆贝格危机，见H·B·吉泽维乌斯：《至死方休》，（H.B.Gisevius：To the Bitter End），里查德·温斯顿和克拉拉·温斯顿译自德文版（伦敦，开普，1948年版）第6章，特别是第254—255页。

(905)　约德尔的《日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ii.373（1780—PS）；《阴谋与侵略》，iv.364〕。

(906)　对哈尔德的审讯，1946年2月25日（《阴谋与侵略》，补编B，第1548—1550页）；龙德施泰特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i.33）；利德尔·哈特：《山那边》，第39—40页。

(907)　对哈尔德的审讯，1946年2月25日（《阴谋与侵略》，补编B，第1547—1560页）；吉泽维乌斯，同上书，第277—327页；艾伦·韦尔什·杜勒斯：《德国的地下活动》（Allen Welsh Dulles：Germany's Underground），纽约，麦克米伦，1947年版，第4章。

(908)　对哈尔德的审讯，1946年2月25日（《阴谋与侵略》，补编B，第1558页）；参阅凯特尔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509）。

(909)　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第254—259页。

(910)　参阅W·K·汉考克：《皮特凯恩的政治》（W.K.Hancock：Politics in Pitcairn），伦敦，麦克米伦，1947年版，第26—27页。

(911)　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243页。“国家至高无上的目标就是保存和改良种族”（《我的奋斗》，第430页；墨菲译本，第328页）。

(912)　参阅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175—176页，第186—188页，第248—249页。

(913)　《我的奋斗》，第693页；墨菲译本，第501页。

(914)　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273页。

(915)　劳施宁：《德国的革命》，第193—194页。

(916)　见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14页，第78—79页。

(917)　参阅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对司令官们的讲话〔《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339（798—PS）；《文件，1939—1946年》，i.443—444；参阅《阴谋与侵略》，iii.582；vii.753〕。

(918)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343（798—PS）；《文件，1939—1946年》，i.446;参阅《阴谋与侵略》，iii.585, vii.753。

(919)　H·巴特菲尔德：《马基雅弗利的治国之策》（The Statecraft of Machiavelli），伦敦，贝尔，1940年版，第130页。

(920)　《我的奋斗》，第231—232页；墨菲译本，第183页。

(921)　F·A·福格特：《献给恺撒》（F.A.Voigt：Unto Caesar），伦敦，康斯特布尔，1938年版，第116页；参阅贝恩斯：“1933年以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1942年3月，第272—273页。对《我的奋斗》通常轻视的评价，见海登：《元首》，第226—227页。

(922)　“我们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奋斗》，第170页；墨菲译本，第140页。）辛克莱·刘易斯把这个流行的陈词滥调用于他的小说：《这里不会发生那样的事》（Sinclair Lewis：It can't Happen Here），伦敦，开普，1935年版，内容有关193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被希特勒和路易斯安那的休伊·朗合而为一的独裁者赢得胜利。

(923)　《我的奋斗》，第736—737页；墨菲译本，第529页。

(924)　《我的奋斗》，第450页；墨菲译本，第340—341页。

(925)　参阅纳米尔：《外交序幕》第60页，第148页关于绥靖的尖刻句子。

(926)　《我的奋斗》，第545页；墨菲译本，第403—404页。

(927)　《我的奋斗》，第366—367页；墨菲译本，第279—280页。

(928)　关于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等同的理论，见同上书，第54页，第350—351页；墨菲译本，第55页，第268页。

(929)　《我的奋斗》，第252页；墨菲译本，第198页。

(930)　同上书，第302页；墨菲译本，第231页。

(931)　同上书，第45—46页，墨菲译本，第48—49页。

(932)　同上书，第547—548页；墨菲译本，第314页。

(933)　同上书，第51—52页；墨菲译本，第53页。

(934)　同上书，第410—411页；墨菲译本，第314页。

(935)　同上书，第165页；墨菲译本，第136页。

(936)　同上书，第740页；墨菲译本，第531—532页。

(937)　《我的奋斗》，第723页；墨菲译本，第520—521页。

(938)　参阅丘吉尔1940年6月18日在下院的讲话：“希特勒知道他必须在这个岛上打败我们，或者输掉这场战争”（下院辩论，第5辑，第362卷，第60栏）。

(939)　《我的奋斗》，第68页；墨菲译本，第65页。

(940)　除了这张无意中的自画像之外，《我的奋斗》还包含几处有先见之明的对希特勒以后奉行的政策的谴责。“就德意志人这样的民族而言，他们在历史上多次表明能够为幻影而战斗到精疲力竭，每一次的战争叫嚣都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我们的民族时常被这些口号所吸引而脱离真正的生存问题”（同上书，第633页；墨菲译本，第462页）。“同俄国结盟会成为新的战争信号。其结果就是德国的灭亡”（同上书，第749页；墨菲译本，第538页）。参阅1937年1月30日在国会的讲话〔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939〕。他在另一段里写到，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在弗兰德、波兰、波罗的海地区进行战斗，而是“在德国，在鲁尔或在美因河、易北河，在汉诺威、莱比锡、纽伦堡等地进行……我们应该承认德国可能已经彻底毁灭了”（《我的奋斗》，第763—764页；墨菲译本，第547页。参阅同上书，第693页；墨菲译本，第501页，引文见上文，原著第319页）。

(941)　《我的奋斗》，第107—110页；墨菲译本，第93—95页；参阅博肯瑙：《奥地利及以后》，第128—154页及上文，原著第217页。希特勒从1907年10月至1913年5月居住在维也纳。格奥尔格·冯·舍纳勒（1842—1921年）是从1882年到1899年奥匈帝国德意志民族主义的领袖，不过此后泛德意志的领导权转到他能干的助手、苏台德区德意志人K·H·沃尔夫（1862—1941年）手中。卡尔·卢埃格尔（1844—1910年）是天主教反犹太人的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1893年至1910年任维也纳市长。

(942)　郇山长老文件是一份反犹太的剽窃作品（可能是20世纪初期俄国政治警察伪造的），其底本为莫里斯·若利的《马基雅弗利和孟德斯鸠的地狱对话》〔（Maurice Joly：Dialogue aux enfers entre Machiavel et Montesquieu），布鲁塞尔，默腾斯，1864年版〕，这是一份精彩的反对第二帝国的辩论性小册子。关于整个问题，见约翰·S·柯蒂斯：《郇山文件的评价》〔（John S．Curtiss：An Appraisal of the Protocols of Zion），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2年版〕及海登：《元首》，第12—22页。关于希特勒承认他曾向该文件学习，见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235—236页。《我的奋斗》中惟一提到该文件的地方是在第337页（墨菲译本，第258页）：“许多犹太人不自觉地希望去做的事情在这里已经明确地提到。没有必要去问，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是从什么犹太脑瓜中迸出来的；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内容以惊人的准确揭示了犹太民族特有的心理状态和行动方法，这些文字材料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说明犹太人正在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不过，研究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判断这些文件是否确实的最好方法。”希特勒又一次在镜子前面做着手势：这是对犹太人和郇山文件的判决，还是对德意志人和《我的奋斗》的判决？

(943)　《我的奋斗》，第59页；墨菲译本，第58—59页。

(944)　因而这两点就说明了未来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大致分歧（汤因比：《研究》，v.383—385；vi.97—101；参阅《概览，1933年》，第121页注②；《概览，1934年》，第373页）。

(945)　参见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232页。

(946)　参见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233—234页。

(947)　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第196页。

(948)　“欧洲的和平解决”，1916年10月4日的备忘录，载于戴维·劳合·乔治的《战争回忆录》（David Lloyd George：War Memoirs），伦敦，尼科尔森和沃森，1933年版，ii.877—888，还载于布兰奇·达格代尔的《阿瑟·詹姆斯·贝尔福》（Blanche Dugdale：Arthur James Balfour），伦敦，哈钦森，1936年版，第2卷，附录ii。

(949)　参阅《我的奋斗》，第763—764页；墨菲译本，第547页〔引文见上文，原著第322页注⑪（即本书第455页注④。——译者）〕。

(950)　克鲁特韦尔：《大战史》，第416页。

(951)　《概览，1920—1923年》，第59页；并见上文，原著第166—167页。

(952)　见泰勒：《德国史教程》，第49页，第131页。

(953)　1914年在普鲁士约有400万波兰人，在奥匈帝国约有425万人，在俄国有1 300万人（《和会史》，vi.226注①）。

(954)　丘吉尔：《后果》，第97页。

(955)　希特勒在政治上最先获得的成功就是预言：尽管德国在1921年的公民投票中取得胜利，但是会失去上西里西亚的煤田（见海登：《元首》，第94页）。关于公民投票本身，见《和会史》，iv.261—265。

(956)　致前王储的信，1925年9月7日〔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日记、书信和文件集》（Gustav Stresemann：His Diaries, Letters, and Papers），埃里克·萨顿编译，第2卷（伦敦，麦克米伦，1937年版），第503页〕。

(957)　《概览，1925年》，ii.28。

(958)　同上书，第30页。

(959)　同上书，第49—61页。

(960)　见《概览，1936年》，第10页注①，第261—262页，第478页注③。

(961)　《热尔贝信件集（983—997年）》〔Lettres de Gerbert （983—997）〕由朱利安·阿韦写了前言和注释出版（巴黎，皮卡尔，1889年版），第92页。参阅1910年10月16日威廉二世皇帝对爱德华·戈申爵士的谈话：“我完全支持白人反对黑人，不论他们是中国人、日本人、黑种人还是斯拉夫人。”（古奇和坦普莱，vi.531）

(962)　泰勒：《德国史教程》，第67页。

(963)　亨利·皮雷纳：《欧洲史》（Henri Pirenne：A History of Europe），伯纳德·米亚尔译（伦敦，艾伦和昂温，1939年版），第476页。

(964)　“Ut eos aut christiane religioni subderst, aut Deo auxiliante omnino deleret”，《马格德堡编年史》（Annales Magdeburgeness），1147年〔G·H·佩茨编《德国历史文献》（G.H.Pertz：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文集第16卷（汉诺威，哈恩，1858年版），第188页〕；参阅Auctarium Gemblacense，1148年〔G·H·佩茨编《德国历史文献》，文集第6卷（汉诺威，哈恩，1844年版），第392页〕。

(965)　黑尔莫德：《斯拉夫编年史》（Helmold：Chronica Slavorum），第1卷，第57章〔G·H·佩茨编《德国历史文献》，文集第21卷（汉诺威，哈恩，1868年版），第55页〕；参阅G·巴勒克拉夫：《现代德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牛津，布莱克韦尔，1946年版，第262页。

(966)　“斯拉夫是一个可憎的民族，但是他们的土地上盛产肉、蜂蜜、粮食、禽类，而且一旦开垦，各种作物都能丰产，真是得天独厚，那些了解情况的人这样说。因此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洛林人，佛兰德最为著名的人们，在这里你既能拯救自己的灵魂，如果你愿意的话，又能获得最好的土地来居住”〔鲁道夫·科茨奇克：《12世纪至14世纪德国东方殖民史史料》（Rudolf Kötzschke：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deutschen Kolonisation in 12．bis 14．Juhrhundert），莱比锡，托伊布纳，1912年版，第10页，载于H·A·L·费希尔选译的《欧洲史》（H.A.L.Fisher：A History of Europe），伦敦，阿诺德，一卷本，1936年版，第203页〕。作者感谢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教授指点他注意这一宣告的原型。这个宣告可以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宣言，如果不是纳粹分子以保存德意志民族来代替了拯救每人的灵魂这个词句的话。参见1936年9月12日希特勒的讲话，引文见下文，原著第336页。

(967)　汤因比：《研究》，ii.343—345；iv.488—490。关于希特勒为张伯伦政策辩护的材料，见《戈培尔日记》，第280页。

(968)　见海登：《元首》，第1章及第198页。

(969)　加利西亚是例外，它是奥地利分得的波兰领土，从而使1772年到1918年的奥地利边界推进到喀尔巴阡山分水岭以北，补偿了1740年在北方将西利西亚割让给普鲁士的损失。

(970)　“科宁斯比……不能理解：一个自由政府怎么能没有国民公意的拥护而能坚持下去；而且……维护和平及秩序的政府，不是任何其他东西，最好到中国，或者在奥地利人当中，就是欧洲的中国人当中去寻求”〔本杰明·迪斯雷利：《科宁斯比》（Benjamin Disraeli：Coningsb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世界经典著作，1931年版，第318页〕。

(971)　见泰勒：《哈布斯堡王朝》，第175—176页。

(972)　1939年初，欧洲列强的人口大致如下：德国，8 000万；联合王国，4 500万；意大利，4 400万；法国，4 200万；苏联，1.66亿；德国人口超过东欧各国的情况，见下文，原著第206页注③（即本书第290页注③。——译者）。

(973)　伴随着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趋势的是所有德语国家分别组成的国际社会的消失。直到1866年以前，德语国家不论它们的主权如何完整，都在帝国的范围之内，而后是在继承帝国的邦联之内。〔从1806年废除帝国到1815年建立邦联之间拿破仑统治介入期是例外，见上文，原著第212页注①（即本书第296页注①。——译者）〕从1866年以来，就没有这样一个全面的德意志社会，德意志星之周围的某些断片已经摆脱对德意志大国的依附而完全独立（这是一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列强的征服和并吞而暂时受到损害的独立）。根据1866年关于奥地利-普鲁士的布拉格条约第四条，解散了德意志邦联（赫茨莱特：《按照条约的欧洲地图》，iii.1722）。邦联的成员（在普鲁士兼并了汉诺威、黑森-卡塞尔、荷尔斯泰因、拿骚和法兰克福以后，数达29个）从此不再具有任何联系的形式。列支敦士登和卢森堡从此保持了不再依靠德国的情况，列支敦士登转而倾向瑞士，卢森堡倾向比利时〔见上文，原著第152页注①（即本书第211页注②。——译者）及原著第154—157页〕。部分是德意志人的奥地利国家于1867年成为奥匈二元帝国，存在到1918年。除了这些外围的单位，还有26个德意志国家。1867年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使之减少到5个：北德意志联邦、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以及缅因河以南的黑森大公国的部分国土（不过，见赫茨莱特，同上，iii.1828注）。这五国于1871年统一为第二帝国。1918年奥匈二元帝国解体，结果出现了纯德意志人的奥地利共和国；1919年纯德意志人的但泽自由市由战败了的德意志帝国一个城市脱胎而来〔见上文，原著第232页注①（即本书第324页注③。——译者）〕。于是，1919年有5个不同的德意志民族单位：德国、奥地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但泽。

(974)　参见希特勒：“3月13日创建了大德国，4月10日将确认这一创建”，在柏林体育宫的讲话，1938年3月28日〔《言论集》（贝恩斯），ii.1448〕；“这次公民投票标志着创建了大德国：现在德意志民族，你们要把大德国紧紧地抓住，永远不要让人把它从你们手里夺走”，在克拉根福的讲话，1938年4月4日（同上书，ii.1453）；“这些天在纽伦堡大德国第一次出现了”，在纽伦堡党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38年9月6日（同上书，ii.1470）。

(975)　见上文，原著第232页注②（即本书第325页注①。——译者）。在具有德意志根基方面，梅梅尔类似但泽，而其他方面则不同。但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同波兰有联系；梅梅尔从建立到1919年则连续地是普鲁士邦的一部分。但泽于1919年附有某些保留地建为独立城邦；梅梅尔于1924年在立陶宛主权管辖下成为自治单位。但泽自由市的人口95%是德意志人；同样地在梅梅尔，全城本身人口几乎全部是德意志人，但在整个梅梅尔地区，立陶宛人和梅梅尔人的人数超过德意志人。

(976)　不过存在着一些起源于中世纪的德意志移民小聚居区，例如在托尔恩，这是按照条顿族风格建设的一座城市，后来成为汉萨同盟的成员。

(977)　麦卡特尼：《匈牙利及其继承者》，第384页。

(978)　R·W·塞顿-沃森：《罗马尼亚人的历史》，第21—22页，第101—103页。上述“撒克逊人”原系莱茵兰人和卢森堡人（麦卡特尼，前引书，第254页）。

(979)　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布：《苏联共产主义：新文明》（Sidney and Beatrice Webb：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sation），第3版（伦敦，朗曼，格林，1944年版），第113页注②；B·H·萨姆纳：《俄国历史概览》（B.H.Sumner：Survey of Russian History），伦敦，达克沃思，1944年版，第41页。

(980)　参阅上文，原著第315页；另见下文，原著第346—347页。

东欧各国德意志少数民族人数及占各国总人口的百分比大致如下，这是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次被瓜分前的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