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瓜分东北欧

（1939年9月—1940年8月）

第一章

波兰

V·M·汤因比

第一节　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

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字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¹⁾附带有一个秘密附属议定书，⁽²⁾记载了里宾特洛甫和他的东道主就德苏在东欧势力范围的分界线问题举行“绝密会谈”的结果。议定书对于分属于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地区万一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做好准备。在波罗的海国家方面，立陶宛的北方边界将是两个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这就是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分给俄国，而立陶宛分给德国。双方同意（据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说，这是他主动提出的）⁽³⁾维尔纽斯应被认为是立陶宛的一部分；在议定书的条文中，双方承认“立陶宛在维尔纽斯地方的利益”，⁽⁴⁾虽然这片地方的界线没有划定。在波兰，分界线大致是沿着“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一线”。⁽⁵⁾

里宾特洛甫和俄国的领导人还讨论了在根据协议瓜分波兰以后，保持残存的波兰国家的问题。德国人在征服波兰以后，有一段时期继续打着这个主意，⁽⁶⁾在这一阶段，斯大林似乎也赞成有这种可能性。⁽⁷⁾8月间在莫斯科会谈时，对于“保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就双方的利益来说是否有需要，以及这个国家的边界该如何划定”这个问题，没有作出结论。议定书中是这样说的，这个问题“只是在政治情况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才能明确规定”，不过两国政府表明了它们的意图，无论如何要以“友好的谅解”来解决这一问题。⁽⁸⁾

当代的西方观察家在评述1939年波兰被瓜分时，既不知道8月23日有一个秘密议定书，也忘记了希特勒在他那本成为纳粹德国圣经的书中发表的对付俄国的长远计划，⁽⁹⁾他们总认为，由于波兰有很大一部分领土，包括某些最有价值的财富，⁽¹⁰⁾落入俄国人手中，因而纳粹一定大为不安和不满。事实上，根据战后公布的德国外交文件来看，德国政府与苏联政府达成交易后，主要关心的似乎倒是怕俄国人不要属于他们的那份，而使德国人处于尴尬的地位。德军开始进入波兰两天以后，里宾特洛甫就已开始催促俄国人在他们的一边进军了。里宾特洛甫在9月3日晚间发给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舒伦堡的一份“特急电”和“绝密电”中，⁽¹¹⁾指示他立刻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讨论俄国介入的问题。

我们确切指望〔里宾特洛甫说〕在几个星期内决定性地打败波兰军队。然后我们要以军事占领来保住在莫斯科时规定为德国利益范围的那部分领土。然而，为了军事上的理由，我们自然也不得不对当时驻在属于俄国利益范围的波兰领土上的波兰武装力量继续采取行动。

因此舒伦堡追问，“要俄国军队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去对付在其利益范围内的波兰军队并占领这块地方，苏联是否并不认为是可取的”。照里宾特洛甫的意见，这不仅是为了让德国人安心，而且也是“符合莫斯科协议的意义和苏联利益的”。

舒伦堡日益急迫地追问苏联政府的意图，莫洛托夫避而不作出肯定的答复，拖延了10天。9月5日，莫洛托夫认为“具体行动”的时间还没有来到，“操之过急”，可能“促进对手的团结”。⁽¹²⁾9日，他提出希望在几天之内行动，但是第二天又收回了这句话，他解释说，苏联政府“对于德国在军事上的意想不到的迅速成就，感到十分惊讶”，并预告舒伦堡说，红军可能再需要两三个星期才能完成准备工作。⁽¹³⁾14日，莫洛托夫转告舒伦堡说，红军的准备工作比预期的要快，不过他又说，他的政府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想等到华沙陷落后再说。⁽¹⁴⁾里宾特洛甫在15日答复说，预计不出几天，就可占领华沙。他欢迎苏联政府表示“将在军事上插手，并且现在就打算开始军事行动”。这样可以免得德国人“必须一直追到俄国边境去消灭波军残部”，还可以防止在德国势力范围以东的地区出现政治真空的危险——在这些地区，德国人“无意进行任何政治的或行政的活动”。16日，舒伦堡按照里宾特洛甫的指示，明确要求苏联政府“现在就定一个开始出兵的日期和时刻”，对此莫洛托夫回答说，“即将”进行干涉。⁽¹⁵⁾到17日凌晨2时，斯大林才当着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的面，正式通知舒伦堡，红军4小时后将“沿着波洛茨克到卡美涅次—波多尔斯基全线”⁽¹⁶⁾（即从俄国、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交界点到罗马尼亚边境）开出国境。

苏联政府对于保证采取军事行动之所以抱犹豫态度，似乎不仅由于需要时间去完成准备工作（如果这的确不单是一个藉口的话），而且也由于想找一个体面的藉口去进行干涉。9月10日，莫洛托夫告诉舒伦堡说，苏联政府

已打算乘德国继续进军的机会，宣布波兰正在土崩瓦解，因此苏联必须援救受到德国“威胁”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这种说法可以使苏联的干涉在群众面前师出有名，同时使苏联不暴露出占领者的形象。⁽¹⁷⁾

俄国人想藉口德国威胁在波兰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作为他们干涉的动机，这种主意德国政府自然是不喜欢的。“指定这样一种动机〔里宾特洛甫9月15日打电报给舒伦堡说〕，要实行起来的确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将直接违反德国的本意，德国的本意仅仅限于谋求尽人皆知的与德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反过来，里宾特洛甫建议，为了“在政治上支持苏联出兵”，发表一个德苏联合公报，声明：鉴于以前那种形式的波兰政府已经垮台，德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认为，在那些与它们的利益当然有关的地区恢复和平与秩序，乃是它们共同的责任。⁽¹⁸⁾9月16日，舒伦堡把这一电文交给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毫不让步。他告诉德国大使，苏联政府打算采取这样的方针：等到波兰国家不复存在，因而同波兰缔结的一切协定也归于无效，⁽¹⁹⁾那时第三方面的国家可能会利用出现的混乱局面，浑水摸鱼；苏联政府乃认为有责任进行干预，以保护它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莫洛托夫承认，“苏联政府提出的理由，含有刺激德国人感情的口气”，但是他要求，“鉴于苏联政府的困难处境”，德国人不要对这点小事介意。苏联政府“不幸实在看不出有可能找到其他任何理由，因为苏联以前从来没有为它居住在波兰的少数民族同胞的困境操过心，目前的干涉，对外界总得找个藉口，以言之成理”。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打算等红军一出国境，就立刻利用这些理由在广播中和报刊上做文章（事实上，苏联政府已经在开始制造理由了，9月14日的《真理报》和15日的《消息报》上，都有文章痛斥波兰人压迫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苏联政府还将发同样内容的照会给波兰大使和全体驻莫斯科的外交使节。⁽²⁰⁾

德国政府不能阻止苏联政府对本国人民作它所要作的宣传，9月17日早晨，莫洛托夫通过广播告诉俄国人民，红军已经进入波兰，莫洛托夫的广播词以及当天在全国各地召开的会议上的发言和决议，其基调都是“援救我们被压迫的同胞”。不过舒伦堡还是使苏联政府对它给波兰大使的照会作了某些修改。17日凌晨，斯大林在接见德国大使时，宣读了这一照会的草稿，当大使提出三点异议时，“斯大林非常愿意修改其内容，这才使这份照会似乎能令人满意了”。⁽²¹⁾这份修改过的照会于当天递交波兰大使，并分发给所有其他各国的外交使节。⁽²²⁾另一方面，德国政府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联合公报⁽²³⁾的草稿，这份公报于18日晚间在德俄两国的电台上广播，内容如下：

为了防止对于德苏军队各自在波兰作战的目的产生种种无稽的谣言，德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声明，德苏军队的活动并不含有任何违反德苏两国利益的目的或违反德苏两国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精神和条文的目的。相反，德苏军队的目的，是要在波兰恢复由于波兰国家的瓦解而遭到破坏的和平与秩序，同时帮助波兰人民创造新的政治生活条件。⁽²⁴⁾

苏联政府认识到，如果等到德军继续前进，一直前进到使居住在波兰东部诸省的乌克兰人与白俄罗斯人感到需要俄国的保护时，苏联政府再向本国人民和全世界证明自己的军事干涉是师出有名，工作固然要容易做一些，不过苏联政府又担心，德军一旦越过8月23日划定的德俄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以后，德国的军事领导人不愿意从已占领的俄国一侧的土地上撤退。俄国人出兵以前，在舒伦堡与莫洛托夫的会谈中，这个问题已提出过不止一次，德国人欲消除俄国人的疑虑，一再保证，他们将严格按照在莫斯科达成的交易行事。⁽²⁵⁾然而，俄国人还是不相信。18日，当舒伦堡在和斯大林讨论发表一项联合公报时，斯大林说：“多少有点突然，在苏联方面，还有某些怀疑，不知道德国统帅部届时是否会把军队……撤退到已经商定的一线（皮萨河—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桑河）。”舒伦堡提到他已经对莫洛托夫作过保证，并且指出，德军撤退到商定的界线是符合德国利益的，“因为这样做可以把部队用于西线”。斯大林回答说，他并不怀疑德国政府是有信用的，不过“凡是军人都不愿放弃已占领的土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于是德国大使馆武官“插嘴说，德国军队完全按照元首的命令行事”。在这次会见以后，舒伦堡请求里宾特洛甫，“有鉴于斯大林出名的猜疑态度”，授权他“再发表一个这种性质的声明，以消除斯大林最后的疑虑”。⁽²⁶⁾19日，里宾特洛甫指示舒伦堡通知斯大林，说德国外交部长已“明确命令”他告知斯大林，由元首授权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当然要予以遵守”，这些协议被认为是“德苏之间新的友好关系的奠基石”。⁽²⁷⁾

结果，俄国对于德国可能不遵守协议的怀疑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在俄国开始出兵的两三天内，在比亚威斯托克的一次会议上协调了德俄两国的军事行动，⁽²⁸⁾凡是德国部队在某些地区已经越过8月23日议定书所规定的分界线，深入150英里或150英里以上的，立刻开始撤退到四条河流的分界线。⁽²⁹⁾

9月17日清晨，俄国以大批装备精良的部队开始侵入波兰，几乎不曾遇到什么抵抗，在一个星期之内挺进了大约150英里——差不多到了寇松线。⁽³⁰⁾驻在东部各省的波军在9月的第三周中溃不成军，俄国人的进攻完全出乎波军的意外。俄国人散发的传单上印有德军进攻范围的地图，以涣散波军的士气，入侵者还造谣说，他们是来打德国人，而不是来打波兰人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能指靠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大力合作，这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波兰东部各省的人口中形成多数。⁽³¹⁾

因此，从军事观点来看，俄国人的任务很轻松，但是在他们那条线的最北面一段，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使他们不得不谨慎行动。我们已经知道，⁽³²⁾8月23日的秘密议定书对维尔纽斯地区没有划定德苏利益范围的分界线。9月16日，俄国入侵波兰的前夕，莫洛托夫急切地询问舒伦堡，“是否已和立陶宛就维尔纽斯地区，特别是谁将去占领这个城市的问题，达成某种协议”。他说，苏联政府“绝对要避免和立陶宛冲突”。⁽³³⁾德国人对这一询问如何回答，没有资料可查。但在9月18日，俄国军队进入了维尔纽斯城。

9月19日，科夫诺的半官方广播声称维尔纽斯是立陶宛合法的首都，⁽³⁴⁾同一天，莫洛托夫与立陶宛公使会晤以后，在莫斯科发表了一项声明，说苏联的目标只是占领波兰统辖的白俄罗斯部分和乌克兰部分。⁽³⁵⁾

苏联政府亟欲避免与立陶宛冲突，其原因不久就清楚了。9月19日，舒伦堡得到通知说，苏联政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和德国政府共同明确地建立波兰的地方组织了”，并且希望立刻就此问题在莫斯科进行谈判。斯大林不再想赞成“残余波兰的存在了”，他建议，波兰领土应绝对沿8月23日规定的分界线划分。⁽³⁶⁾23日，里宾特洛甫接受邀请参加第二次莫斯科会议，表示沿着四条河流来划分的办法，“大体上”符合他的政府的观点。⁽³⁷⁾

然后斯大林更加明确地摊了牌。他于9月25日晚上接见舒伦堡时，提出建议，要德国放弃对立陶宛的要求，以换取卢布林省以及整个华沙省一直东至布格河的领土，以此作为讨论的基础。他暗示，残余的波兰国家的存在，将来可能在德苏两国之间产生摩擦。如果德国接受他的建议，苏联将“立刻根据8月23日的议定书解决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希望在这件事上德国政府慨然给予支持”。⁽³⁸⁾

里宾特洛甫第二次访问莫斯科从9月27日晚上一直待到29日中午。这次会议缔结的德苏“边界和友好条约”，签署的日期是9月28日，但是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实际上是在29日上午五时签字的。⁽³⁹⁾

条约⁽⁴⁰⁾规定：在“以前的波兰国家领土之内”，德苏双方的“各自国家利益”的分界线将在所附议定书中详细说明，⁽⁴¹⁾双方承认这一分界线是确定不变的；这一解决办法应被认为是德俄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向前发展的坚实基础”；不容许“第三方面的任何干涉”。在一项秘密议定书中，苏联政府保证，对于要从其辖区内迁移走的德侨或德国血统的人将不加阻挠，而德国政府则对其辖区内的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也承担同样的义务。此外还有两个秘密议定书，一个规定各方都必须镇压任何影响对方领土的波兰人的骚乱，另一个是按照9月25日斯大林的建议，修改8月23日秘密议定书的条款，将立陶宛与卢布林省以及华沙省的一部分交换。与此同时，必然还作出了规定，或者达成了谅解，认为“苏瓦乌基那小块地区”（在东普鲁士与立陶宛之间）也应该从俄国改划到瓜分波兰的分界线的德国一侧，因为议定书还规定，一旦苏联政府“在立陶宛领土上采取特别措施以维护其利益”时，就应该在先前的立陶宛—波兰边界线的最西北一段上，稍微作一点对德国有利的调整，就是把原先为波兰领土的苏瓦乌基那小块地区扩大一些。⁽⁴²⁾最后，两国外长签署了一项声明，目的在按照德国政府的意图去说服西方国家接受在波兰的既成事实。⁽⁴³⁾

9月28日双方在莫斯科同意的分界线，自立陶宛—波兰边界的南端起，向西延至奥古斯托夫以北的东普鲁士边界（从而把苏瓦乌基那小块地区改划入分界线的德国一侧）。然后分界线沿东普鲁士边界到皮萨河，再沿皮萨河和纳雷夫河到奥斯特罗伦卡，然后向东南延伸至努尔与布格河相会合。再沿布格河向东南，直到克里斯特诺波尔，由此转向西，到达普热米什耳以北的桑河，然后沿着蜿蜒曲折的桑河延伸至斯洛伐克与喀尔巴阡山的卢西尼亚交界的地方。⁽⁴⁴⁾

新的瓜分线的最南面一段和8月23日所划的那条线是一样的。⁽⁴⁵⁾因此苏联政府保有了利沃夫及其制糖和纺织工业，⁽⁴⁶⁾以及大约80%的油田，包括德罗霍贝什和博雷斯拉夫的油井，这是两次大战之间波兰产油最多的地方。沿桑河来划分，还使俄国与匈牙利有了一个共同的边界（匈牙利这时占领了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并可以防止德国和罗马尼亚建立直接的联系。更北面一些，这条线向东移，使德国控制了几乎整个维斯杜拉河流域，也控制了整个华沙（根据8月23日的协议，俄国可以占领维斯杜拉河东岸的普腊加郊区）。在苏瓦乌基地区突出部分，德国获得了若干有价值的农田。

从民族学上说，9月28日的分界线比8月23日的分界线合理一些。又有大片纯粹或者主要由波兰人居住的地区（包括约有300万波兰居民的卢布林省）归于德国，而差不多所有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占多数的地区还是归于俄国。第二次的分界线——第一次也是这样——与波兰人在居民中占多数的那些地区的东边界线（即寇松线）有显然的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修改后的分界线，仍然把纳雷夫河上游左岸以东波兰人居住的地区划给了俄国。按照英国的估计，⁽⁴⁷⁾俄国占有寇松线以西的土地，约有8 000平方英里。

占领苏瓦乌基地区突出部分的俄国军队已经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内撤退，10月14日，德国最高统帅部宣布，划归德国的全部领土已由德国军队占领。在这期间，10月4日签订了一份议定书，规定为划定地面界线而成立一个德苏委员会。委员会立即开始工作，分界工作在1940年2月底完成。分界线全长900英里，其中有2／3是沿着河流的，而在“旱地”上，则用界桩明确标出一条15英尺宽的分界地带。有些地方的分界线要经过原始森林，就用电锯在林间开出一条道路。据报纸报道，在河流和界桩后面，分界线的两边立刻开始筑起了防御工事。⁽⁴⁸⁾

第二节　苏联把占领的土地并入版图

1939年9月28日的德苏协议规定了德苏两国在波兰占领区的分界线，在该协议签字后5个星期内，德国把占领的大部分土地并入德国的版图，俄国则把占领的全部土地并入俄国的版图。德国占领区内的行政机构在本丛书的另一卷中加以叙述；⁽⁴⁹⁾这里只是简略地叙述两次大战之间波兰东部各省的几百万居民变成苏联公民的过程。

根据1939年9月28日德苏协议划归苏联的波兰各省，由占领当局组成两大行政区：西乌克兰（大致相当于东加利西亚和沃林）和西白俄罗斯（包括普里皮亚特沼地，格罗德诺整个省，以及维尔纽斯地区中没有交给立陶宛的那些部分）。⁽⁵⁰⁾

当红军于1939年9月17日开始侵入波兰时，铁木辛哥将军是南方战区的最高指挥员，北方是科瓦列夫将军。最初，由军事委员会管理占领区，但尽快地在每个区建立起临时行政机构，南方的行政中心是利沃夫，北方是比亚威斯托克。这些临时行政机构的成员包括当地居民和红军军官以及俄国的政治委员。城市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农村成立了村苏维埃和保卫委员会。

10月7日，临时行政机构发出公告，号召人民选举国民议会。成立了委员会来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和监督实际选举。在西乌克兰，选举委员会的委员绝大多数是利沃夫市和利沃夫地区推举的，但是也有两个委员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派来的；而在西白俄罗斯，选举委员会成员之一是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⁵¹⁾

选举定在10月22日举行，在选举前的两个星期内展开了宣传运动。苏联两个占领区的宣传工作，遵循了完全一样的方针，其目的是要获得人们对四点要求的支持，这四点是作为居民的“要求”提出和通知全体候选人的。四点要求是：（1）在以前的波兰领土上建立苏维埃政权；（2）西乌克兰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白俄罗斯并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3）没收大地产；（4）银行和大工业收归国有。

选举程序是按苏联的模式进行的：就是，18岁以上的居民普遍有选举权，无记名投票，总而言之是有名无实的。然而选出的代表与居民的比例大约是1 ∶5 000，在苏联则是1 ∶30万。实际上，像在苏联一样，每一个选区只能有一个候选人，因此主要关心的是对候选人的提名，而不是实际的选举。

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候选人大多数是农民，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寥寥可数。不出所料，波兰人在两个地区都是极少数；波兰血统的候选人，在乌克兰占27%，在白俄罗斯占13%。在候选人中，俄罗斯人的百分比很小。

根据苏联官方数字，⁽⁵²⁾在选举那一天（1939年10月22日），西乌克兰选出1 495名候选人，西白俄罗斯选出927名候选人；在西乌克兰，大约450万选民中据说有92.83%投了票，而在西白俄罗斯的数字，则是250多万选民中有96.7%投了票。在乌克兰有40万张票，在白俄罗斯差不多有25万张票，是反对候选人的，换句话说就是无效的；在乌克兰有11个区必须进行第二次选举，因为那里的候选人未能得到绝对多数的选票。据说反对票数目最多的是比亚威斯托克省，这个省在苏联占领区中波兰人口比例最大，⁽⁵³⁾这似乎表明俄国报纸声称选举是自由和“民主”的说法，并非完全虚构。⁽⁵⁴⁾

10月22日选出了两个占领区的国民议会，10月26日到30日，两个国民议会分别在利沃夫和比亚威斯托克召开议会，按照人们的期望和根据选举运动的“要求”通过了四项宣言，这样就决定了它们所代表的地方应当并入苏联。最后一幕戏于11月1日在莫斯科上演，西乌克兰的43名代表和西白俄罗斯的40名代表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一项法令，批准两个占领区并入苏联，立即生效。新并入的地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以及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到以后在1940年3月24日选举时产生。⁽⁵⁵⁾

第三节　波兰流亡政府

1939年9月1日德军开始迅速攻入波兰和德国空军对华沙狂轰滥炸后，波兰政府已无法再留在首都，到了9月的第一个周末，莫希齐茨基总统和他的阁僚们⁽⁵⁶⁾已迁到了卢布林。他们在那个城市只作了短暂的停留，后来又在普里皮亚特沼地中的卢茨克稍稍耽搁，于9月14日到达毗连罗马尼亚边界的扎列施基。9月17日早晨，总统听到红军越过俄波边界，就决定离开波兰。17日晚上，他和那些仍然留在国内的部长们从库特越过国境到了罗马尼亚。

大多数派驻波兰的外交代表，包括英法大使，都跟着波兰政府在波兰转移，在总统离开波兰后几个小时以内，也都出了波兰国境。9月18日，波兰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在一份正式指控苏联侵略的照会中，声言保留政府“呼吁盟国根据有效的条约而承担起义务”的权利。⁽⁵⁷⁾19日，英国政府就时局发表了一个官方声明，⁽⁵⁸⁾宣称“根据苏联政府提出的理由”，不能认为苏联的进攻“是有理的”。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丝毫改变政府的决心，在全国的全力支持下，去履行对波兰的义务，全力以赴，进行战争，直到达到目的为止”。9月20日，首相在下院重复了这一声明，⁽⁵⁹⁾同一天，法国政府作了不很明确的公开保证，表示继续支持波兰。⁽⁶⁰⁾

9月17日，莫希齐茨基总统在越过国境以前，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为了保护共和国的象征和保护宪法权力的泉源”，他已决定离开波兰，并且宣布他将在某个可以保证政府行使主权的地方建立行政中心，政府从那里可以关注共和国的利益。⁽⁶¹⁾在这一阶段，莫希齐茨基总统显然打算把政府迁到巴黎。他们这时正以难民的身分进入罗马尼亚，总统希望罗马尼亚政府能尊重它与波兰的同盟，⁽⁶²⁾准许他偕同阁僚们从罗马尼亚离境。

然而罗马尼亚政府立刻受到德国的强大压力，要它拘留波兰领导人，波兰的西方盟国也提出相反的建议，但毫无效果。9月20日，布加勒斯特宣布，将照德国的要求把斯米格莱-雷兹拘留在罗马尼亚直到战争结束。同时罗马尼亚公安当局宣布，只有不是政府官员的平民难民才能获准离开罗马尼亚。莫希齐茨基进入罗马尼亚不到一个星期，就放弃了在法国重建政府的希望，并决定，必须采取其他措施以保证维持波兰共和国的主权。⁽⁶³⁾

1935年4月23日的波兰共和国宪法规定，如果发生战争，总统应当指定一个继承人，一旦总统亡故或者无法行使职权时，继承人便当立刻就职。看来，当德国一进攻波兰，莫希齐茨基总统就执行了这一条规定，指定已经名列波兰第二号人物的斯米格莱-雷兹元帅为继承人。然而，当时这一指定不能发生效力，因为斯米格莱-雷兹像莫希齐茨基一样，也无法执行国家元首的职责。

9月29日，在巴黎出版的波兰官方报纸《波兰箴言报》发布一项命令，根据宪法，指定这时在巴黎的波兰参议院前任议长瓦迪斯瓦夫·拉奇基耶维奇为莫希齐茨基的继承人，并宣布莫希齐茨基自9月30日起辞职。这项命令有莫希齐茨基的签字，日期是1939年9月17日，签署的地点在库特。⁽⁶⁴⁾鉴于各种情况，特别是上述莫希齐茨基9月17日的文告，看来德国人断言那个命令倒填日期，断言莫希齐茨基到罗马尼亚政治避难之前并没有把政权交出，这些判断大概是正确的。⁽⁶⁵⁾

9月30日，拉奇基耶维奇在巴黎的波兰大使馆宣誓就任波兰共和国总统，并立即任命了一个新政府。西科尔斯基将军⁽⁶⁶⁾同意担任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目的在使内阁能代表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各阶层的人民。⁽⁶⁷⁾新政权立刻获得了波兰的西方盟国的正式承认，⁽⁶⁸⁾也获得了华盛顿的正式承认，美国国务卿10月2日宣布，美国政府打算同巴黎的波兰政府保持外交关系。10月底，波兰政府决定从巴黎迁到昂热，并宣布曾在华沙派驻外交使节的各国政府（当然除开德苏政府）都将派使节到昂热。

12月间，总统下令成立国民参议会，以对政府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参议员的名额限定24人，从各政党内遴选。帕戴赖夫斯基不顾年事已高，还是接受邀请，主持了参议会。参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在1940年1月23日举行。

波兰流亡政府在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星期内，公开地否认与战前在华沙实行的政策有关系。在10月和11月的第一个星期内，它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宣布凡因反对政府而被判刑的波兰政治领袖一律完全恢复名誉；⁽⁶⁹⁾宣布解除斯米格莱-雷兹的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军队总监的职务，任命西科尔斯基担任此职，宣布解散1935年9月选出的议会上下两院。11月底，拉奇基耶维奇对波兰人民广播，答应战后新波兰将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实行社会改革；几个星期以后，政府公布了西科尔斯基1940年1月3日在内阁会议上作出的声明，宣称波兰战前的政权已遭到全国一致的谴责，它的劣迹无疑乃是波兰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波兰流亡政府一面这样煞费苦心地表明它和过去决裂的立场，一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维护波兰共和国的主权和保护它的利益。为了这一目的，它正式抗议德国和苏联并吞波兰领土，它也进行准备，使波兰武装部队能在陆上、海上、空中参加对德作战。

他们在发布命令指定拉奇基耶维奇为总统的那天（9月29日），就发表了第一个公开声明，声言保留波兰国家的权利。那天驻伯尔尼的波兰公使馆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波兰政府不承认占领波兰领土的国家采取完全不属行政需要的任何行动。9月30日，又向所有与波兰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反对9月28日德苏边界协定的抗议书。10月间，波兰政府向国际联盟抗议德苏瓜分波兰的安排；向国际联盟⁽⁷⁰⁾及其成员国政府⁽⁷¹⁾提出抗议，反对把维尔纽斯交给立陶宛；又向法国、英国和美国⁽⁷²⁾等政府抗议，反对根据1939年10月8日希特勒的命令⁽⁷³⁾把波兰西部各省并入德国。当在俄国占领的土地上举行选举，以及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国民议会表决把这两个地区并入苏联⁽⁷⁴⁾时，波兰流亡政府又发表声明，声言保留波兰的权利。法英政府没有和波兰政府联合起来抗议1921年被波兰勒索去的土地回到苏联手中；但是它们同意支持波兰政府的主张，即1939年10月8日德国的命令不能取消波兰国家对其西部各省的权利。1940年4月17日，英、法和波兰政府在伦敦和巴黎发表宣言，呼吁“世界上有良心的人正式并公开地抗议德国政府及其代理人在波兰占领区的行为”，宣言除了指出他们对人和对财产犯下的罪行以外，强调德国违反1907年的第四次海牙国际公约，当战争还在德国和3个盟国间进行时，德国就把波兰共和国的领土并入德帝国的版图。⁽⁷⁵⁾

在新政权成立之前，已采取一些初步的步骤，在波兰国外重建波兰军队。驻巴黎的波兰大使卢卡谢维奇9月25日发出命令，号召所有侨居法国或路过法国的适龄的波兰男公民服兵役。两个星期以后，听说住在比利时的波兰侨民即将前往法国参军，在10月底前，侨居英国的波兰公民也要应召去法国服兵役。西科尔斯基在10月初宣称，重建波兰军队是其政府的首要任务，他将要在加拿大安排一次征兵运动。1940年1月4日，西科尔斯基和达拉第就在法国重建波兰军队签订了一项协议。协议规定组织几个波兰师（包括炮兵和摩托部队），作为一支独立的军队，由西科尔斯基指挥，在盟军中享有一定的地位。⁽⁷⁶⁾2月中旬又签订了一项法波补充协议，规定重建波兰空军。⁽⁷⁷⁾

同时，1939年11月25日西科尔斯基在伦敦进行正式访问时，⁽⁷⁸⁾就波兰军舰与英国海军合作问题与英国政府缔结协定。⁽⁷⁹⁾三艘驱逐舰（波兰的小规模海军中最新式的军舰）在8月底战争开始以前奉派到英国海域；潜水艇“奥泽尔”号在冒险从塔林脱逃以后，于10月14日也到了英国。⁽⁸⁰⁾到1940年5月初，可使用的波兰海军人员超过了逃出的舰艇的需要，⁽⁸¹⁾英国给了一艘驱逐舰供波兰军官和水兵使用。

1940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法国濒于沦陷，波兰流亡政府从昂热迁到伦敦。拉奇基耶维奇总统于6月20日到达英国。他受到国家元首的礼遇，到达时英王前去迎接。根据西科尔斯基和丘吉尔达成的一项协议，把数千名波兰士兵由英国军舰运至英国，使波兰军队能再次重建，这一次是在英国土地上重建军队，继续投入对德战斗。

附录：关于苏管区和德管区之间人口迁移的俄德协定

（1939年9月28日、11月3日、1940年9月5日）

阿诺德·汤因比

1939年8月23日的德苏协定，把东欧划分成德苏势力范围，其早期后果之一，就是德国和苏联及3个波罗的海国家（这时处在苏联势力之下）谈判订立协定，把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迁移到德国势力范围去。在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为此目的而达成的协定中，迁移必然是单方面的，因为在德国势力范围内没有波罗的海国家的少数民族可用来交换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签订的这些协定及其后果，将在本卷的另一章中阐述。⁽⁸²⁾在1939年9月28日、⁽⁸³⁾1939年11月3日和1940年9月5日签署的有关德苏协定中，不但规定把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迁移到德国势力范围之内，而且也让德国势力范围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有权迁移（换句话说，就是注定要被驱逐）到苏联势力范围内。1939年9月28日德苏协定的条文，适用于双方“管辖下”的地区，根据1939年11月3日的协定，这些条文，不仅适用于两次大战期间的波兰领土，而且也适用于两次大战期间的苏联领土，后来又根据1940年9月5日的协定，也适用于在两次大战期间属于罗马尼亚领土而于1940年6月并入苏联以后的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⁸⁴⁾

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协定，其制订和实施无疑都是出于德国的主动，可以推断，德苏协定也是德国提议的。这些都是德国方面的积极行动，它们看来像是一种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此类事情中惟一的证据——表明希特勒在1939年8月23日与苏联谈判德苏两强如何瓜分东欧时，是抱有诚意的。在苏联管辖区散居的德意志人是一支潜伏的第五纵队，正是第三帝国从其居住在德国境外一些地方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所组织起来或将组织起来的那种类型的第五纵队。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居住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在把这些国家并入希特勒欧洲的政治策略上起了关键的作用。希特勒本来可以同样利用在南蒂罗耳的奥地利德意志少数民族，但是为了获得法西斯意大利的友谊而付出一部分必要的代价，他有意放弃了这一做法。关于这一点，他曾以协议的形式向墨索里尼表示了他的诚意，让南蒂罗耳人自由选择，或是迁到勃伦纳以北，或是留在祖传的家园被无情地取消国籍。⁽⁸⁵⁾可以预料，希特勒这时要撤出散居在苏联东欧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人，一定对斯大林作了相应的保证，说他打算像尊重意德勃伦纳分界线那样忠实地尊重1939年9月28日签订的俄德在东欧的分界线。然而在协定将要签订时，斯大林也像希特勒本人一样肯定地知道，希特勒所有这一桩接一桩的侵略行动，其最终目的是要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在东方谋求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如果希特勒的计划得逞，这个“生存空间”会远远超越已划定的分界线，把苏联的心脏挖出来。怎样解释希特勒的最终目标与当时行动之间这一明显的矛盾呢？

最可能的解释似乎是这样：希特勒一实现他在东方获得“生存空间”的第一步计划时，他就发觉，他受到缺乏人力的牵制，甚至不能开拓他已征服的东方领土的最中心地区。希特勒曾藉口德国人是一个“缺乏空间的民族”，来说明第三帝国通过武力，把领土扩张到德意志人在人口中占多数的中欧东部边缘之外的地区是正当的。希特勒提出，要深入广阔的斯拉夫人地区筑起一道道德意志人口的堤防。然而，等到德国对这种侵略进行试验时，却发现，在大战前夕的第三帝国的疆界之内，德国的人口甚至连这类堤防中的第一道亦即最近的一道也筑不起来。从苏联势力范围“遣返”的散居在外的德意志人，希特勒需要把他们移居在瓦尔塔地区——一条狭长地带，沿着瓦尔塔河与内茨河，这个地带将要变成一条连接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的“德国走廊”，从而把“波兰走廊”与维斯瓦河中上游流域的波兰本土隔离开来。其用意是要把一小块一小块相连接的波兰领土，用德意志人聚居的地带围住加以警戒，作为使这些波兰领土德国化的第一步。⁽⁸⁶⁾

纳粹这一政策是普鲁士国家曾经推行过的政策的继续，从19世纪80年代起，普鲁士一贯奉行这个政策，但是显然大大失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解决把它的企图打断为止；这对希特勒以更为野心勃勃的规模，重新推行普鲁士的这一政策的成功前景，乃是一个不佳的预兆。事实是，在东方的“生存空间”安插德意志人口的计划，并不是由于人口的压力（像“缺乏空间的民族”这一口号想要暗示的）所引起的，而是出于政治、军事的考虑；并且直接与工业时代人口的自然流动背道而驰。因为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以后，德国工业蒸蒸日上，一日千里，鲁尔区像磁铁一般吸引了北欧平原上德国和波兰地区的人口。该地对劳动力不断增长的需求，不仅吸引着易北河以东的德国居民向西迁移，也吸引着奥得河以东的波兰居民向西迁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既从德国东边也从德国西边的被征服国家强迫输入非德国人的劳动力，使得涌向鲁尔区的人流空前高涨。事实上，希特勒的开拓“生存空间”的政策，是逆着既是潜在的又是明显的经济势力的潮流而动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使是以德国胜利而结束，这个政策也将一无结果。

由于希特勒和苏联以及波罗的海三国订立协定的结果而离乡背井的人，按照被征服国家的人口来衡量，数目是小的，但是按照个人遭受的苦难来衡量，数目是大的。从波罗的海国家迁出的德意志人的数字，将在本书另一处提及。⁽⁸⁷⁾除波罗的海国家外，要弄清德国管辖区和苏联管辖区之间交换的人数，是比较困难的。从这个地区迁出的德意志人的数字，有一种估计是：从沃林迁出64 554人，从加利西亚迁出55 440人，从比亚韦斯托克迁出8 053人，从北布科维纳迁出42 441人，从比萨拉比亚迁出93 548人。⁽⁸⁸⁾如果在这些数字之外，再加上按照德国估计根据协定从波罗的海国家迁回的德意志人为12万人，则蒙受希特勒之害的东方德意志族人共计约40万人。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在进犯苏联的前夜，为他这一行动作辩解的广播中谈到，迁移的德意志人数字是50万人，并把他们描绘成1939年8月23日德苏协定的受害者。

我自己曾经要求签订的这个条约的后果……的确非常严重，特别是对于住在有关国家的德意志人。远远超过50万德意志男女，他们都是小农、手艺人、工人，几乎一夜之间就被逼离开他们原来的家园，为了逃避一个新政权，这个政权一开始就以无限的苦难并迟早要把他们灭绝来威胁他们。……成千的德意志人不见了。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命运如何，更不用说他们的下落了。这一切我都保持沉默，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做。⁽⁸⁹⁾

对这份辩解的评语是“罪犯辩解，欲盖弥彰”。

(1)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502页。

(2)　原文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29号；《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68页。

(3)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96号。在这份电报中，里宾特洛甫把发给驻科夫诺的德国公使馆的训令，通知了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舒伦堡，指示他们同立陶宛政府联系，里宾特洛甫无疑地自命为立陶宛的朋友。

(4)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342—356页。大约在18个月以前，波兰对立陶宛人发出了最后通牒，强迫他们开放了毗连波兰的边界。立陶宛人封锁边界，是为了对1920年波兰夺取维尔纽斯表示抗议。波兰人没有坚持要立陶宛人正式放弃对维尔纽斯的权利，但是不久以前立陶宛人有迹象表示他们颇愿承认既成事实。

(5)　这条线通常虽叫“三河界线”，实际还牵涉到第4条河流，用意是分界线的北端应该沿着纳雷夫河支流——皮萨河又称皮夏河的流向，以和东普鲁士边境的温森塔衔接。可以看出，这条线沿着四条河流把波兰从东普鲁士南部边境到斯洛伐克北部边境完全分开来了。议定书没有提到处于东普鲁士与立陶宛之间的“苏瓦乌基小块地区”，仅仅提到立陶宛的北方边界。关于苏瓦乌基小块地区从俄国易手给德国的情况，见下文，原著第29页。

(6)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Survey for 1939—1946: Hitler's Europe），第553—556页。

(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04号。

(8)　同上书，第7卷，第229号。

(9)　见《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Survey for 1939—1946: The World in March 1939），第335页。

(10)　见下文，原著第29页注⑤（即本书第48页注①。——译者）和第30页。

(1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67号。

(12)　同上书，第8卷，第5号。

(13)　同上书，第37号，第39号，第46号。

(14)　同上书，第63号。

(1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70号，第78号。9月16日苏联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事，对此可能很有关系。

(16)　同上书，第80号。

(17)　同上书，第46号。莫洛托夫又说，根据德意志通讯社9日的报道，“对于苏联政府来说，此路已经不通，因为按照勃劳希契上将的声明，德国东部边境的军事行动已经没有必要了。这一报道使人产生德波立即就要停战的印象。然而，如果德国缔结停战协定，苏联就不能发动一场‘新的战争’。”里宾特洛甫立刻指示舒伦堡告诉莫洛托夫，他的话“完全出于误会”，但是又说，跟波兰即将订立一项停战协定是没有疑问的（同上书，第59号）。

(1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70号。

(19)　不到12个月之前，苏波两国政府曾于1938年11月26日发表过一份联合声明，说它们的关系在以往和将来都以两国之间原有的一切协定为基础（包括1932年7月25日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这些协定的“基础之宽广足以保证两国和平关系的不可侵犯”（《概览，1938年》，第3卷，第326页）。

(2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78号。苏联政府认为藉口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对它有利，这是对的。1939年10月26日，英国外交大臣在上议院发言中提到，在如何判断俄国人占领一部分波兰领土时，有两点必须加以考虑；第一，要不是德国人开了不宣而战侵入波兰的先例，俄国人决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第二，“苏联政府的行动，是要把俄国边界推向实际上就是凡尔赛会议时……寇松勋爵所建议的边界”（1939年10月26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14卷，第1565栏）。至于俄国人于1921年作为俄国政策的一个要点而不得不让给波兰人的那些“西部地方”的重要性，见《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55页。

10月26日，哈利法克斯在上议院还谈到下述问题；1939年8月25日签订的英波互助协定，是否适用于遭到苏联侵略的情况。他的声明和外交部政务次官R·A·巴特勒10月19日在下议院的答问是一致的。当时巴特勒说：“在谈判签订协定时，波兰政府和英王陛下政府双方都理解到，协定应只适用于遭到德国侵略的情况，波兰政府也确认是这样。”（下院辩论，第5辑，第352卷，第1082栏）

(21)　同上书，第80号。

(22)　原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9年7月至1940年6月》（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July 1939—June 1940），波士顿，世界和平基金会，1940年版，第361—362页。

(23)　莫洛托夫在16日曾经表示过这样的意见，认为联合公报是不必要的，但是17日早晨，斯大林却同意以后再讨论。斯大林拒绝了德国人提出的公报文本，理由是“它把事情说得太露骨了”（驻莫斯科德国大使馆参赞希尔格的备忘录：《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94号）。

(2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94号（附件2）。

(25)　同上书，第8卷，第5号，第34号，第70号。

(2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90号。

(27)　同上书，第101号。

(28)　同上书，第80号，第90号。

(29)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39年9月23日。

(30)　《观察家报》（Observer），1939年9月24日。

(31)　据说在有些城市如利沃夫和格罗德诺曾经发生过巷战。乌克兰的形势由于乌克兰族的民族主义者怀有雄心而有些错综复杂，据说这些民族主义者在某些地区曾经和亲俄的乌克兰人开过战，但是在攻击波兰居民和难民时双方又联合在一起。有一个波兰上校，他在俄国军队刚要开进斯塔尼斯拉沃夫以前正好在这个城市，后来接见一家匈牙利报纸〔《新匈牙利报》（Uj Magyarzag），1939年10月4日〕的记者，据他说，民族主义者居然于9月17日在这个城市宣布过成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共和国。然而第二天俄国军队就开了进来，立刻任命了它自己选定的行政官员。

(32)　见上文，原著第21页。

(33)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78号。

(34)　《泰晤士报》（The Times），1939年9月20日。

(35)　同上，1939年9月21日。

(3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04号。为了在宣布分界线的公报上所用的措辞而交换意见的情况，见同上书，第109号，第115号，第122号。

(37)　同上书，第124号。

(3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31号。在里宾特洛甫到达莫斯科之前，苏联政府就已经开始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施加压力。关于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见下文，原著第42页以后。

(39)　美国国务院；《纳粹—苏联关系，1939—1941年；德国外交部档案文件》（Nazi-Soviet Relations，1939—1941: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R·J·桑塔格与J·S·贝迪埃编，国务院出版物，第3023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8年），第105页（以下简称《纳粹—苏联关系》）。

(40)　原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57—161号。条约和议定书在1939年10月19日批准（同上书，第261号，注②）。

(41)　议定书原文见同上书，第193号。

(42)　见下文，原著第47页。

(43)　见下文，原著第95页以后。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52号。

(44)　《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1939年9月30日。

(45)　舒伦堡随后报告柏林，在谈判的时候，显然在“克里姆林宫有一股北常强大的乌克兰势力”。斯大林曾经告诉过德国大使，说他准备在北方和在白俄罗斯人地区作出让步，但是在乌克兰人地区可不行。“因此，苏联政府起初同意割让锡尼亚伐市”，这是德国人十分想要的地方，“后来又取消了”（《纳粹—苏联关系》，第164页）。

(46)　根据两次协议，波兰的绝大部分工业都归于德国，德国不仅获得了西里西亚和获得了波兰西部建立已久的各个工业中心，也获得了拉多姆以南新建的“工业三角地带”。俄国占领区的主要城市，除了利沃夫还有普热米什耳，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比亚韦斯托克。最后一个城市是波兰纺织工业的中心之一。

(47)　见R·A·巴特勒10月13日在议会的答问（下院辩论，第5辑，第352卷，第845—846栏）。巴特勒在答词中把9月28日的分界线与寇松线作了详细的比较。1939年11月7日，波兰流亡政府新闻局发表一项声明，申诉除了大约450万乌克兰人、120万白俄罗斯人以及1 300万犹太人以外，还有600万波兰人沦入俄国人统治之下。这一估计，当然大大夸大了波兰人的数字，而对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数字也许估计得太低。

(48)　《泰晤士报》，1940年2月9日；《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1940年3月5日；《人民观察家报》，1940年3月6日。在德国占领区内，据说全部波兰水泥厂在12月初每天开足三班为防御工事生产材料。

(49)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549页以后。

(50)　见上文，原著第21页，第27页。

(51)　这些从苏联来的委员，据说是应委员会请求而委派的，许多省和地区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也是苏联公民。

(52)　《消息报》（Izvestia），1939年10月29日。

(53)　见上文，原著第30页。

(54)　另一方面，波兰流亡政府除了斥责占领国无权举行选举之外（见下文，原著第37页），断言反对派候选人的名字被禁止发表，居民实际上是被逼着去投票的，没有实行无记名投票的规定。

(55)　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地的国民议会似乎存在得相当长，直到实现选举运动中所制订的纲领中有关国有化的那一部分内容为止。

(56)　波兰政府虽有正规的部长编制，但是在过去几年中，政权实际上集中在总统、外交部长（贝克上校）和总司令兼军队总监（斯米格莱–雷兹元帅）三人手中。

(57)　波兰外交部；《关于波—德与波—苏关系的官方文件，1933—1939年（波兰白皮书）》〔Poland，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Official Documents concerning Polish-German and Polish-Soviet Relations，1933—1939 （Polish White Book）〕，由波兰政府授权〔翻译与〕出版〔伦敦，哈钦森（1940年版）〕，第177号〔以下简称《波兰白皮书》〕。波兰政府曾对法国和英国一再呼吁，要求给予有效的援助，以抵抗德国的进攻〔见莱昂·诺埃尔；《德国对波兰的侵略》（Léon Noël：L'Agression allemande contre la Pologne），巴黎，弗拉马里翁，1946年版，第492页，第494—495页〕。

(58)　《泰晤士报》，1939年9月19日。

(59)　下院辩论，第5辑，第351卷，第976栏。

(60)　法国内阁在9月20日开会以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向波兰的英雄气概致敬，这种气概将在获得共同胜利之后得到公正的报偿”，并宣称法国政府的目的是继续战斗直到获得这种胜利（《泰晤士报》，1939年9月20日）。

(61)　《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1939年9月19日。

(62)　1921年3月3日签订的波罗同盟条约规定，如俄国对任何一方发动进攻，要互相帮助，但是8月23日罗马尼亚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大意是已经通知波兰政府，除非罗马尼亚本身受到攻击，否则它将保持中立（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184页）。这一声明是就德国扬言要进攻波兰一事而发表的，但是波兰人没有料到，罗马尼亚竟会由于俄国的占领而决心干涉波兰的事。

(63)　罗马尼亚让莫希齐茨基在摩尔达维亚的比加兹居住。他实际上是被拘禁在那里，直到1939年圣诞节，才获准前往瑞士（他过去曾任弗里堡大学教授）。他的健康情况不佳是对他作出这一让步的理由，但是德国人指责这不过是一种藉口，抗议罗马尼亚政府释放他。斯米格莱–雷兹和贝克继续被拘留在罗马尼亚；贝克于1940年10月企图逃跑未遂，于1944年6月死在罗马尼亚。

(64)　《时报》（Temps），1939年10月2日。

(65)　德国政府向罗马尼亚政府提出抗议，说莫希齐茨基的辞职是一种国务活动，与不久前颁布的罗马尼亚中立法是不相容的，该中立法规定，政治避难者必须放弃政治活动。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和《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1939年10月2日〕报道，莫希齐茨基戏剧性地重新越过边界回到波兰去签署命令，不但根本不可能，而且公布的命令上的日期，也证明这件事不能成立。

(66)　西科尔斯基曾于1914年参加过毕苏茨基的军团。1918年以后的10年内，他曾是波兰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在不同的时期内担任过总理、总参谋长、陆军部长以及陆军总司令等职。1926年5月毕苏茨基政变以后，他对政府的政策和做法日益不满，因而于1928年辞退公职，从那时起，依靠军官的半薪生活，分别在波兰和巴黎两地居住。西科尔斯基一直赞成同法国和英国保持密切关系，又是波兰立宪政府的坚强支持者。

(67)　外交部长奥古斯特·扎莱斯基曾是贝克在这个部门的前任。副总理斯通斯基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国家民主党党员。农民党以拉多斯为代表（该党领导人维托斯在波兰）。矿工联盟的领导人当了社会福利部长。与战前的政权有关系的人最初是阿达姆·科茨上校，他在战争即将爆发之前和法英谈判借款时起过重要作用（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第177页）；科茨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但是任职不到3个月。10月间，另一个杰出的军人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参加了政府，并被指定为总统发生不测时的继承人。

(68)　10月19日，R·A·巴特勒在下议院明确表示了英国政府的态度如下：“波兰现政府不是一个临时政府，而是它所接替的那个政府的合法的继承者”（下院辩论，第5辑，第352卷，第1083栏）。

(69)　事实上，大多数反对派领袖已经得到大赦。例如，维托斯，他于1933年从波兰逃出，未服刑，1939年4月获准回到波兰，后来受到赦免。

(70)　1939年10月24日波兰就维尔纽斯问题给国际联盟一份照会。1940年3月29日，立陶宛政府给国际联盟的一份通知对此作了回答，立陶宛决心要保有维尔纽斯，它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维尔纽斯的权利。

(71)　《波兰白皮书》，第182号。

(72)　1939年10月27日波兰发出一份照会，声明德国并吞波兰领土无效。这份照会美国国务院于10月30日在华盛顿公布，附有国务卿在收到这一照会时所作的回答（《纽约时报》，1939年10月31日）。

(73)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549页。

(74)　见上文，原著第31—33页。10月21日波兰政府向所有同它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发出一份照会，就该两地合并于苏联的问题而举行“公民投票”提出抗议（《波兰白皮书》，第183号）。

(75)　《泰晤士报》，1940年4月18日。

(76)　同上，1940年1月5日；《纽约时报》，1940年1月7日。

(77)　《时报》，1940年2月18日。

(78)　西科尔斯基曾由扎莱斯基陪同（扎莱斯基在10月份已经去过伦敦）和英国大臣们进行讨论。

(79)　《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11月20日。

(80)　又见下文，原著第42页，注③（即本书第64页注②。——译者）。“奥泽尔”号据说后来在战斗中失踪。

(81)　1940年1月，估计有70%的波兰海军舰只从波罗的海逃出。

(82)　见下文，原著第50—52页。

(83)　原文载《德国对外政策文件》，第8卷，第157号；又见上文，原著第28页以后。

(84)　这一笔交易的情况见下文，原著第323—324页；这件事对俄德关系产生的影响，见下文，原著第376页以后。

(85)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第284—290页；《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85—86页；《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Survey for 1939—1946: The Realignment of Europe），第460—461页。

(86)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80—86页。

(87)　见下文，原著第52页和注⑤（即本书第77页注①。——译者）。

(88)　H·瓦亨海姆；《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942年7月，转引自D·J·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1939—1942年》（D.J．Dallin: Soviet Russia's Foreign Policy，1939—1942），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2年版，第100页。

(89)　《泰晤士报》，1941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