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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自由法国运动
（1940—1942年）
德斯蒙德·莫顿爵士
第一节 运动的起源和发展
（一）戴高乐将军的经历
1934年，有一个只有他的同辈军官那个小圈子里的人才知道的法国陆军上校写了一本书，总结了他自己对于机械化战争的前途的理论。这套理论他几年前在高等学校以及其他有机会的场合都已经鼓吹过了。这个军官曾经当过贝当元帅的幕僚，元帅读过他的手稿后，答应给他以支持，但是后来看到其他一些军政领袖可能会反对这套理论，他又收回他的支持，并且拒不同作者谈论他改变态度的原因。从这时起，夏尔·戴高乐上校和元帅之间的关系（以前是友好的）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番挫折并没有使戴高乐灰心，他自己负责把《走向军队专业化》这本书出版了。大多数法国专家对这本书不是冷淡地保持沉默就是傲慢地不加重视。如果职业军人们知道德国参谋总部非常重视这本书，在他们的论机械化战争的机密手册中原原本本地引用了这本书，并且把书中的原理具体运用到将来进攻法国的秘密计划里去，那么，他们对这本书的看法可能就会不同了。
在法国的政治家中，几乎只有保罗·雷诺一个人仔细研究了这本书，大体上同意他所提出的理论，并且向戴高乐保证，只要他力所能及，就一定予以赞助。虽然如此，一年后等到戴高乐在巴黎大学发表一系列演说想推行他的见解时，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却掀起了那么强烈的反对，以致上级不得不命令戴高乐停止演讲。雷诺在议会里并通过写文章试图使法国陆军装甲化。他失败了。戴高乐感到很沮丧，他同时代的人大多认为他的军事生涯已经结束了。
1939年战争爆发后不久，戴高乐被提升为准将，后来又提升为一个装甲师的指挥官。1940年德国人在缪斯河突破的初期，他率领该师作战，非常英勇，而且颇具军事眼光。在雷诺的政府倒台前仅仅两个星期时，雷诺派人把戴高乐从战地上召回，邀他担任陆军部副部长，部长则由他本人兼任。戴高乐接受了这项任命，便第一次踏进了法国政界，他立即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反对投降，赞成法国以某种方式在某处地方继续进行抵抗。甚至在法国进行武装抵抗已到了最后绝望的时刻，他还要求给他机会收集残余的装甲部队，由他以他自己的方法亲自指挥，以便作一次最后努力去瓦解敌人的进攻。这也许已经是太晚了；总之，当局没有批准他这一要求。
要了解戴高乐此后所采取的态度，要了解他作为“自由法国”的首脑同其他一些盟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记住他曾在这一短暂的法定任期内担任过陆军部副部长这一政治职位。从此以后，他便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军人了。法德停战协定签订后，在抵抗运动的初期，戴高乐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那些英国政治家和军人，对他心理上的这一点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个疑问。他们的主要目的无疑是利用戴高乐作为一个军事上的集合点，使法国陆军和空军中所有决定继续作战的人可以汇合起来，从而增加盟军手头战斗人员的数量。这种看法上的分歧，在当时也许无关宏旨，但是很可能就是后来许多误解的来由。
1940年6月15日，魏刚向法国内阁报告说，对敌军的有组织的抵抗已经停止了。同一天，戴高乐以法国陆军部副部长的身份飞往英国同英国政府商讨局势。他宣称，主张法国应在大陆上布列塔尼半岛守住一个桥头堡的建议，在军事上是行不通的，他坚决认为法国应在英国的协助下把尽可能多的战斗人员和武器撤到北非去，从那里继续作战。他建议，英国政府必须作出某种引人注目的行动，或是发表一项引人注目的声明，以激励法国进行抵抗，因此他热烈支持当时正在讨论的那种意见，即建议英法两国人民和两个帝国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1)
6月16日晚，戴高乐从电话中把英国政府准备向法国提出的建立联邦的建议全文读给雷诺听后，便飞返波尔多，结果却发现雷诺的内阁已经倒台，正由贝当领导的一个内阁接替了。在戴高乐看来，这样一个政府当然一定会反对继续作战的一切意见，而且这个政府除贝当本人外，还包括几个对戴高乐个人公开表示敌意的成员。于是，6月17日，戴高乐对任何人都绝口不谈自己的打算，把先前丘吉尔派来同雷诺联系的私人联络官斯皮尔斯将军送往机场。在公开向斯皮尔斯告别以后，戴高乐趁飞机启动之际突然登上机舱，被带到了伦敦，这一次是既未获准，又未受权。随着雷诺政府的垮台，戴高乐已不再是陆军部副部长了，因此，他不过是个不带兵的现役法国陆军少将而已。法国名义上仍然处于对德作战状态。因此，戴高乐的行动根据各种正规标准来衡量，都是容易遭到那些不同意他的动机的人的攻击的。贝当政府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个很有价值的宣传要点，当然会加以充分利用。
（二）自由法国运动的起源
6月17日下午和晚间，戴高乐同在英国的某些法国知名人士，如法国驻伦敦供应代表团团长让·莫内和大使科尔贝等商讨在国外建立一个法国抵抗中心的方法。除莫内的副手勒内·普利文外，戴高乐从他的同胞那里没有获得多少支持。然而，6月18日晚，他取得英国政府的许可，对法国人民作了一次广播。(2)虽然自由法国运动就以此时作为正式诞生的日期，但是，戴高乐所作这第一次广播，其内容仅限于表示他本人对法国的前途和德国最终必败的信心。这篇演说尽管敦促所有愿意继续战斗的人到英国来同他取得联系，却并没有宣布成立任何以他为首的协调的运动，也没有（虽然作为一种反对失败主义的呼吁，这篇演说确是洋洋洒洒，振奋人心的）说出几天以后出现在英国各地的招募人员招贴上的这句名言：“法国输掉了一个战役，但是，法国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
直到6月23日，英国政府在接到戴高乐的一封信后，才同意他提出的在英国成立一个法国“抵抗中心”的要求，不过，在承认这一中心以前将保留仔细审查的权利，以避免出现任何看来像是法国流亡政府、法国“民族委员会”，甚至是“解放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虽然如此，在后来的一次广播中，(3)戴高乐便让人知道他已经成立了一个获得英国政府承认的临时性的“法国民族委员会”。这次广播引起了波尔多方面提出激烈的抗议，但是，英国当局并没有公开否认这项声明。相反，戴高乐得到了同法国各殖民地和附属地的驻军司令官进行联系的一切便利，在这些将领中叙利亚的米特尔奥塞和北非的诺盖都已拒绝接受停战协定，前者还发表了公开的宣言。尽管这样，戴高乐从陆军的高级同僚中既没有得到支持，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些人后来都改变了口气，效忠维希了。
6月28日，戴高乐再次接到通知说，英国政府暂时尚不能承认任何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法国民族委员会”或者甚至是一个“抵抗委员会”。这意味着，如果有足够数目的代表法国政治生活的知名人物往后决定同戴高乐一起，或者反过来，邀请他去同他们一起，那么形势可能是会改变的。英国政府在拒绝承认一个并不存在的法国民族委员会的同时，的确也同意把戴高乐看作是“不论在何处集结到他周围来支持盟国事业的全体自由法国人民的领袖”，(4)并于6月28日晚间广播了一项表达这种意思的正式声明。
与此同时，戴高乐受权设法争取法国海陆空三军人员和商船船员，以及——这是后来想到的——可能对军事工业有用的民间技术人员。有10万以上的法国人从敦刻尔克撤退到英国来，不过，其中许多人都已经回法国去了。另一方面，从挪威撤出的贝杜阿尔将军率领的法国远征军当时正在英国，人数大约有1万，还有9 000名左右的法国海军人员驻扎在阿因特里——主要是在英国港口避难，并于停战以后被英国人扣留的军舰上的人员。这些法国人大多愿意返回法国。作为个人或军事单位愿意集结到戴高乐周围来的，起初只有马格兰·韦内雷上校指挥的外籍军团的一个营（上校本人像许多军阶较高、情愿继续作战的军官那样，改名换姓，从此便被叫做蒙特克拉了），阿尔卑斯猎兵师的一个完整的营和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连。这些部队，加上几百名其他人员，就是戴高乐可以支配的全部兵力。实际上，到1940年6月底，在英国的自由法国部队总数只有3 000人多一点，包括450名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和350名空军人员。他们实际上都是手无寸铁的。
6月30日，海军中将埃米尔·亨利·米塞利埃从直布罗陀飞抵英国。他一向在地中海负责法国禁运品的管制工作，总部设在马赛。这个海军将领一知道停战协定已经达成、不可更改时，便立即把他在码头上所能找到的最有价值的货物装上几条商船，由两三艘法国小军舰保护着，起碇驶往直布罗陀，以便把他的小舰队、货物以及他本人交给英国海军调遣。在他到达英国之前，他并不认识戴高乐，也不知道戴高乐所采取的立场。作为一个三星海军中将，他在法国的等级制度中严格地说来要比戴高乐的地位高得多，但是，他在了解了情况后，同戴高乐作出了一项安排，虽然他本人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答应效忠戴高乐，因为他觉得他有权在必要时代表法国海军，而戴高乐则代表陆军。尽管如此，直到他们之间后来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时为止，米塞利埃一直表现得仿佛他把戴高乐当作自己的上级似的，虽然同时也要求把对自由法国海军部队的指挥和管辖权保持在自己手里。
7月3日，英国对米尔斯克比尔法国舰队的攻击(5)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戴高乐只是在这件事发生前才得到通知。他对这个消息采取了恰当的态度，因此显著地提高了他本人在英国当局眼中的地位。他并不隐瞒自己心头的深切悲痛。这个行动从最好方面讲也会妨碍他自己的行动，而从最坏方面讲，如果波尔多当局利用这个机会对英国宣战，戴高乐和他的所有追随者的处境就会是不堪设想的。他宁愿不去判断这件事的是非曲直，而需要讲明英国事先并没有同他磋商过，因此他同这次行动丝毫无关。实际上，没有迹象表明这件事对于自由法国运动的发展好歹有什么直接影响。英国人在朴次茅斯扣留的法国军舰上大约有1 000名水兵参加了米塞利埃将军的队伍。到7月底，自由法国的舰队已有28艘军舰，除了1艘补给战舰外，其余的都是小船，不过完全由自由法国船员操纵着。空军人员慢慢地也集合起来，组成一个轰炸机小队和一个战斗机小队，陆军部队则足以组成一个完整的旅，拥有全部武器及辅助部队。连同总部、行政管理部门和在英国接受训练的新兵在内，自由法国兵力的总数到1940年8月1日大约已有6 000人。
（三）1940年8月7日英国政府同戴高乐将军达成的协议
到7月底，对戴高乐来说，短期内的形势已经变得相当明朗，他必须重申一下自由法国运动同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了。于是丘吉尔以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身份向戴高乐致送了一份备忘录，另附一封日期为1940年8月7日的信件，说明倘使戴高乐接受这份备忘录，它即具有一项协议的效力，此项协议将被认为自7月1日起业已生效。戴高乐在同一天用书面作出答复，以不论在何处集结到他周围来捍卫盟国事业的全体自由法国人民的领袖资格接受了这份备忘录。
这份此后被称为1940年8月7日协议的文件(6)非常重要，它是1941年9月法国民族委员会成立以前指导双方关系的基本文件。甚至在1941年9月以后，它的各项条款也并未作废，而是继续生效，直到新的形势使其自然而然地作废为止。这项协议适用于协调同英国政府和当时在英国避难并统辖武装部队的其他盟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英国政府根据这项协议注意到，戴高乐正在招募陆海空军和科技工作的志愿人员，以便把他们组织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些部队将尽可能完全具有法国特性，尤其在语言、纪律、人员升迁和一般行政管理问题上。他们将有权优先处理一切从法国方面缴获的或以其他方式得到的法国型号的武器装备，不足之数由英国予以补充。这些部队将不用于对法国作战。它们将置于戴高乐的指挥下，而戴高乐则同意接受英国最高统帅部的全面指挥，并在英国最高统帅部的同意下，遇有必要，把其中某些部队交由英国的战地指挥官调遣，只要不要求他们去打法国人。(7)
8月7日的协议还规定了自由法国志愿人员的工资和恤金问题。自由法国运动的全部经费一律由英国负担，英国有权审查和稽核支出。英国政府还答应乐于考虑自由法国志愿人员申请取得英国国籍的问题。这项规定的目的在某些事件上表现得很明显。除了几件遇到特殊困难的例子外，一般没有援引这项规定。
最后，协议还为自由法国的海军和商船规定了某些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海军部同意同戴高乐而不是同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商定这项安排。米塞利埃接受这项规定，似乎表明他认为戴高乐既是自由法国陆军也是自由法国海军的最高统帅。(8)如果像后来果真发生的那样，他还想维护他最初所要求的独立，那么这种作法是会削弱他的地位的。
海军提议的要点是，法国船只无论是军舰或是商船，凡是可以由自由法国配备船员的，就是自由法国船舶的一部分，多余的法国船只可以由英国人直接配备船员并加以使用。由于自由法国运动还没有被承认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在公海上从中立国家船只方面或者在中立国家港口内享受相应的特权，所以后来遇到了一些国际性的困难。不过，通过使用各种巧妙的办法，以及特别小心地制定悬挂自由法国旗帜的船只的航线，还是克服了这种困难。
在戴高乐接受这项协议的同时，他还获悉英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在适当时机成立一个法国海外领地保卫委员会的计划，英国政府将同该委员会商讨有关同英帝国合作的经济和防御问题。这件事当时是保密的，后来才透露出来。然而，当时双方都明白，在具有适当的委员人选以前，并且大概只有在同英国人进一步商讨以前，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不会成立的。
双方还商定了若干附属的局部性协议来使8月7日的主要协议生效，这里就不必一一提到它们，不过值得记载下来的是，如果说这项主要协议有任何缺点的话，那就是它使英国政府负有明确的义务，却并没有同样明确地规定戴高乐所应承担的相应义务，同时它不可避免地会使戴高乐在他自己的组织内部和在全世界的心目中获得了比以前更大的权力。他可以根据法德停战时有效的法国军法和民法惩办他手下的人员，可以在任何时候从运动中开除任何人而无须提出理由。只要他仍然是自由法国的领袖，这项协议就是同他个人达成的。
（四）将某些法国殖民地争取到自由法国运动方面来的经过
一开头，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便一致承认，倘有可能，取得一些自由法国运动可以树起它的解放旗帜的法国殖民领土是很重要的。针对北非的宏伟战略，如果没有一场从内部发动的政变，即使英国当时能够提供有限的支援，这还是戴高乐那支小部队所解决不了的一个难题。从阿尔及尔到比塞大沿海一线部署有相当于10个师左右的法国兵力，还有估计为100架飞机的空军驻守在第一线。几艘法国战舰在米尔斯克比尔不是被击沉，就是被击坏，或者被隔绝在遥远的海域里，不过，法国舰队的主力当时都集中在土伦。情况已经摆明，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尔是不会参加自由法国运动的了。其中阿尔及尔最为重要，因为根据法国宪法，它是法国本土的一个组成部分。将近1940年6月底时，英国政府派出了达夫·库珀和戈特勋爵到拉巴特去，希望通过一些显然有资格代表英国政府讲话的人同地方当局直接接触，可以使他们相信英国将继续进行战斗，还远没有战败。如果摩洛哥或北非愿意脱离波尔多政府的话，他们还受权可以代表英国政府作出某种保证。诺盖将军拒绝接见他们。米特尔奥塞将军显然已经决心为贝当守住叙利亚了。他的参谋长德拉米纳上校逃往巴勒斯坦，加入了自由法国，但是驻叙利亚的法军大部分宁愿支持那位将军走相反的道路。索马里的颇得民心的前任总督勒让蒂约姆与德拉米纳上校意见一致，认为自己至少可以把吉布提团结起来继续抵抗，可是，新任总督热尔曼太顽强，他对付不了。(9)于是，勒让蒂约姆便单独投到戴高乐方面来。在马达加斯加、法属圭亚那、安的列斯群岛以及圣皮埃尔岛，都没有参加这一新运动的任何明显要求，并且无论如何，这些法国殖民地，以及法国在印度的属地和在太平洋的岛屿，都离开战场太远，在作战努力中还不会首先考虑到它们。剩下的就是法国在西非和赤道非洲的其他两处大属地了。这两处成为策划和宣传的第一个目标。采取行动的地点选定了达喀尔，虽然宣布支持自由法国的第一处法国殖民地实际上是新赫布里底群岛。这是一个英法共管地，它的法国总督索托于1940年8月9日作出了抉择，实际上得到了整个殖民地的支持。
1940年8月29—30日夜间英国和自由法国远征达喀尔的部队从英格兰出发。然而，在这以前，法国在赤道非洲乍得省的驻军司令勒克莱尔上校和该省的总督法籍非洲人埃布埃已决定参加到戴高乐这边来。法属赤道非洲的总督布瓦松不很得人心，他起先采取了骑墙的态度，但是，维希当局及时提出的任命他为驻达喀尔的法属西非总督这个较高职位的提议，使他决心倒向一边。他在7月15日乘飞机离开了布拉柴维尔，把他在赤道非洲的职权移交给了于松将军。这项任命很糟糕，因为于松显然比布瓦松更加不得人心。这个机会没有被错过。德拉米纳来到布拉柴维尔，开始奔走游说，争取支持，他没有遇到什么重大的障碍。结果是，埃布埃根据同自由法国和英国当局达成的协议，于8月26日公开宣布乍得省接受戴高乐的命令。(10)两天后，德拉米纳被拥戴为中刚果的临时总督，与此同时，乌班吉沙里也宣布依附自由法国。几乎在此同时，喀麦隆通过一场大胆而又不流血的政变也被争取过来了。该地的总督布律诺直接对法国负责，他很早便表现出具有同埃布埃一样的精神，受到了维希的警告，说将派安内来接替他。(11)勒克莱尔获悉，只要在杜阿拉显示一下武力，就能解决问题。这时普利文也从伦敦赶来同他会合，以便代表戴高乐在西非进行一场政治运动。勒克莱尔和普利文另外带领大约30个法国人乘独木舟悄悄地离开了尼日利亚，在黎明前到达杜阿拉。等到该地居民一觉醒来，他们发现四面八方都贴满告示，宣布归附自由法国。有人叫喊了几声，但是并没有严重的反抗。这队人从杜阿拉又向首府雅温得进发，这一次由欣然倒戈的当地武装部队陪同着。布律诺在雅温得还一无所闻。雅温得不久便完全顺从形势，而英国发表的一项声明，承认对喀麦隆的委任统治权仍旧保留在法国的名义下，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9月3日，在塔希提岛和马克萨斯群岛举行了公民投票，戴高乐以5 560票对贝当政府18票的多数获得了这两处属地对他的运动的支持。9月9日，印度法国属地的总督路易·邦万加入了自由法国。最后，9月19日，在当地很重要的新喀里多尼亚岛被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法国总督索托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争取过来了。除了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是1941年12月在特殊情况下争取过来的以外，(12)新喀里多尼亚岛是参加自由法国的最后一处殖民地。为了完成争取法属赤道非洲的工作，自由法国军队在勒让蒂约姆的率领下于1940年11月从喀麦隆攻入了加蓬。11月5日，他们取得了利伯维尔，11月12日又取得了让蒂尔港，两处都没有发生重大的战斗。
争取到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对盟国的战争努力是一项很有价值的贡献。这两处地方不仅拥有极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盛产木材、植物油、棉花、咖啡、可可和其他殖民地产品，而且还提供了一条通过盟国领土直接横越非洲由空中和陆路经由苏丹同开罗和中东交通的途径。它们的依附自由法国运动可以使盟国一方面对尼日利亚的安全，另一方面对比属刚果的安全都大为放心，比属刚果当时已经决定不顾比利时本土的溃败，仍继续进行战斗。
戴高乐最初知道法兰西帝国有一部分已露出可能即将加入他的事业的迹象，是在他刚要率领部队前往达喀尔，或者是在他航行在公海上的时候。这必然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在他于9月23—25日进攻达喀尔被击退并且遭到了损失以后，(13)他正需要这样的鼓舞。
在远征达喀尔失败以后，参与这一战役的部队都撤退到弗里敦。戴高乐没有立即返回英国，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巡视了法兰西非洲帝国中投到他的事业这边来的那些省。他在非洲逗留了两个月左右。的确，据信他当时曾考虑要把他的总部永远搬到布拉柴维尔去，只在伦敦留下一个权力有限的联络使团。英国方面出于政治和行政理由不赞成这个意见。由于达喀尔事件，戴高乐的威望预料可能会蒙受一些损失，然而，尽管如此，他在非洲巡视期间，却仍然受到极为尊敬和热情的欢迎。
（五）自由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成立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宣布成立一个“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14)由他本人、贾德鲁将军、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德拉米纳将军、费利克斯·埃布埃总督、勒内·卡森总督、医疗大队的西塞将军以及从1941年1月起参加在内的达让利厄神父组成。其中贾德鲁将军在法国沦陷时是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可是，因为他不赞成停战协定，维希政府便撤换了他，他和他的妻子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了出来，乘船到英国去。他到达伦敦时，戴高乐已经出发远征达喀尔去了。自由法国运动内部当时有一种为难的感觉，因为他在法国陆军中官阶很高，远在戴高乐之上，而且他以前对戴高乐也一无所知，在从印度支那赴英国所必经的长途海程中所能听到的也极为有限。但是，当贾德鲁在乍得省第一次会见戴高乐时，这种疑虑顿时便消失了，因为他当时从态度和行动上都表示，他已把戴高乐看作是这项事业中自己的上级。
卡森教授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便参加到戴高乐这边来。他是法国退伍军人联合会的主席，又是个法学博士，他曾作为一个专家参加日内瓦国际劳工局的工作，1940年6月，从法国逃出来参加了自由法国。西塞将军当时是法属赤道非洲医疗大队的长官。达让利厄神父早年是一个法国海军军官，曾建立过出色的功勋，后来在1920年成为加尔默罗会的一个白衣修士，1939年当选为大主教。战争爆发后，他在上级主教的同意下，应召返回海军，后来在瑟堡被俘，但是，他逃出来后就去英国。他最初以随军神父身份参加戴高乐的部队，后来又重返海军，并在达喀尔负了伤。(15)
戴高乐在下令成立该委员会的同时，还发表了一项宣言，其中并没有放过维希政府，也不曾放过它的元首贝当，不过对后者只是含蓄地提到。宣言(16)开始时声称，千百万法国人目前正期待着一些不曾患过“不可饶恕的恐惧症”的“名副其实的领导人”，那种恐惧症已使他们目前的所谓政府同德国缔结了停战协定。宣言断言，“真正的法国政府已不再存在了”：
在维希成立的妄自僭称为政府的机构是违反宪法的，并受侵略者控制的。在受人奴役的情况下，这一机构只不过是，事实上也正是法国的敌人用来损害法国的荣誉和利益的一个工具，因此，必须有一个新政权来承担指挥法国继续战斗的任务。
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那项法令的文本(17)是用法国政府法令的惯常措辞写就的，比较无懈可击。它宣布：“从敌人控制下获得自由的帝国各地”将“根据1940年6月23日以前”（即同德国的停战协定签订以前）“制订的法国法律”加以治理，“直至有可能成立一个不受敌人支配并具有正常性质的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的代议机构时为止”。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令还规定，“由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必要时同防务委员会磋商后，作出决定”。
当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之间于8月7日签订那项正式协议时，他们曾讨论过是否可能成立一个帝国防务委员会的问题。英国政府暂时同意了这一建议，条件是需要有适当的人选来组成，并且应当在其他方面都有利时成立。然而，戴高乐10月27日在布拉柴维尔发表那项声明，事先并没有通知英国政府，因此引起了相当惊讶，而同时发表的宣言则引起了一些令人为难的政治反应。在一段时期以来，日益明显的是，戴高乐想使他的运动获得较大程度的承认与权力的这种并非不合情理的愿望，超过了英国政府愿意给予的那种程度。当宪法专家们就一些细致的要点展开辩论时，维希政府的合法性可能仍然是含糊不明的，但是，大多数法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无疑都在行动上仿佛接受了它的管辖权。人们无论怎样想入非非，也不会把戴高乐当作是法国政府。此外，土伦的法国舰队也是一个经常存在的危险。万一维希政府向英国宣战，那支舰队一定会不顾海军上将达尔朗在签订停战协定时所作的含糊的保证，而会服从该政府的命令的。最后，尽管维希和联合王国已经断绝了外交关系，但维希和美国之间，甚至维希和加拿大之间的外交关系却毫无改变。美国和加拿大的代表留在维希，这对英国政府来说显然具有很大的军事价值，同时华盛顿的国务院感到有必要对自由法国运动采取的总的态度，又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了。(18)
尽管出现了这些困难，戴高乐在1940年12月24日还是正式接到通知说，英国政府准备就一切有关同接受戴高乐权力的法国海外领土合作的问题，同他在10月间宣布成立的防务委员会进行会商。这既包括自由法国部队与英国部队在反对共同敌人作战中相互联系的事宜，也包括同这些法国领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有关的事宜。(19)同时，英国政府还向戴高乐表明，不能把这看作是他们对戴高乐的任何宣言或讲话所引起的各种宪法与法律问题表示了任何意见。
英国政府曾一再公开作出保证说，任何集合到全体自由法国人的领袖戴高乐麾下来支持盟国事业的法国领土，根据英国作战努力的需要，都将获得经济援助，其规模将与类似情况下英国政府对英帝国的殖民地所提供的相同。(20)英国完全履行了这项保证。他们立即同所有有关的法国殖民地和省区进行了具体细节的谈判，并于达成协议后马上签字。早在具体文件签字之前，对自由法兰西帝国的实际援助便已全面展开了。英国方面通过委派领事和其他官员，以及通过扩大派驻自由法国运动的总代表团去办理必要的工作。总代表团由爱德华·斯皮尔斯将军（后为爵士）率领，于1940年6月成立，总部设在伦敦，1940年底，在布拉柴维尔、杜阿拉和拉密堡都设立了分部，还在开罗设一个很大的中心。法国方面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官员和专家，遇到了一些可以理解的困难。
（六）自由法国运动在北非战役中所起的作用（1940—1941年）
戴高乐巡视自由法国非洲领土后（在这期间他抽空飞往开罗去同韦维尔举行会谈，并派贾德鲁在那里作为他的代表，负责处理全部中东事务），于1940年11月底返回伦敦。这时，他觉得必须花些时间改组他的总部。同时，他催促英国政府作出安排，把其他一些法国属地争取到他的事业方面来，尤其是吉布提、圣皮埃尔、安的列斯群岛和法属圭亚那。他声称，所有这些地方的大多数人民都是拥护他的。但是，英国政府迫于政治和军事上的种种考虑，暂时不得不把对这些领土的行动只限于海军力量所能实现的有效的经济封锁。与此同时，韦维尔在利比亚对意大利人顺利发动的攻势，也使英国和自由法国的事务暂时显得不重要了。尽管如此，一支自由法国部队却在非洲战役中以寡敌众，建立了显赫的功勋，因此，英王在给韦维尔的一封祝贺信中也特别提到“我们的自由法国盟友”的英勇行动。为了配合韦维尔在非洲进一步作战的战略计划，一支自由法国人的分遣队，包括骆驼队和机械化部队，在科洛纳·德奥纳诺中校率领下，攻打了费赞绿洲中的一个沙漠前哨基地木祖克。这次战役以及随后于1941年3月攻占南部沙漠中库弗腊的战役，完全是由自由法国部队进行的。两次行动给计划和实现它们的自由法国官兵带来了极大的荣誉。第一次出征从乍得境内的拉密堡出发直捣木祖克，当时必须在走过900多英里的杂树丛和沙漠地带后，立即突击一支全副武装、深沟高垒、粮草弹药十分充沛经得起长期包围的守军。自由法国这支特遣部队取得了全面的成功，虽然它的指挥官身先士卒，在英勇绝伦的作战中阵亡了。由于摧毁了木祖克的意大利飞机和机场，夺取了意军防地，从而清除了韦维尔左翼的潜在威胁。
接下去向库弗腊推进中，自由法国这支纵队必须在极难通行的地区行军600多英里。由于意大利人严阵以待，拂晓时的一次突袭不能取胜。自由法国部队把库弗腊围困了1个多月。尽管以极大的管理技巧节省给养，这次军事行动还是几乎失败，只得考虑撤退了。在最后一刹那，他们取得了一个战术上的有利条件，突破了敌军的防卫，于是，在一场正面攻击中占领了库弗腊。意大利人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交通线被切断了。在埃塞俄比亚，也有一小股自由法国部队在英国普拉特将军的指挥下作战。外籍军团中的分队、殖民地部队、阿尔及利亚骑兵、炮兵，以及一队法国轰炸机在厄立特里亚同英国人一起攻打克仑，后来又在马萨瓦作战，戴高乐还亲临马萨瓦前线。在取得胜利以后，戴高乐致电英国首相，再次宣布“自由法国部队将参加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战斗，直到取得全面胜利为止”。丘吉尔在复电中对自由法国的支援，代表英国政府表示感谢，电文说：
你们在为共同事业尽力中，从不畏缩，从不示弱，获得了国王陛下政府的最大信任，你们体现了千百万对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前途毫不灰心的法国男女同胞的希望。
自由法国部队的这些军事胜利，对于稳定自由法国运动和英国政府之间节拍多少有点不大正常的关系起了不小的作用。不幸的是韦维尔从班加西的撤退和希腊的沦陷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心理反应。自由法国的军官失望之余，不谨慎地批评了英国将领的指挥才能，甚至还批评了英国人的勇气。
附录：英国和自由法国远征达喀尔（1940年9月）
英国和自由法国联合远征达喀尔的失败，其全部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仍是一个看法不同和引起争论的问题。维希政府是否知道这项计划，如果他们知道了，那么，他们之所以会事先知道是不是因为戴高乐的军官在公开场合上说话不慎所致，总之，失败的主要根源之一显然是情报不够准确。自由法国总部声称，他们知道达喀尔有很大一部分陆军和空军人员以及许多高级军官，都是赞成戴高乐的，不过，他们也承认新任总督布瓦松是坚决支持维希的。达喀尔的防卫力量拥有的大炮比英国和法国情报部门所估计的数量要多、口径要大；驻军的人数也比估计的要多将近一倍。事后才知道，驻军士兵都情愿服从原有的指挥官的命令，而这些指挥官即使不是全心全意一致支持贝当的，也大多对夏尔·戴高乐将军这个他们一无所知的人物抱将信将疑的态度。在商人和居民当中确实有一些支持戴高乐的人，但是，这些人既不热情，又无组织。
虽然如此，这次不幸的远征由于一连串的错误而更为不利，结果，一支由三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组成的维希护航队，载着援军和补给品，在英法远征军到达之前抵达了达喀尔。除了这些舰只和卡萨布兰卡驶来的一两艘潜艇为当地的防务增添的力量以外，对米尔斯克比尔事件记忆犹新、满怀怨恨的法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人员也被送到这里来操纵陆上永久性防御设施的大炮，以代替有色人部队的常规人员。弹药和鱼雷的储存量增多了。驻军的士气也相应有所提高。这一不幸的责任不能归咎于自由法国方面。维希的增援部队9月9日离开土伦，当时盟国的远征军已在公海上。这支舰队出发的消息都用电报报告了伦敦，然而，出于行政上的疏忽，这个极为重要的情报竟拖延了几天后才让最高当局知道。此后，他们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那些巡洋舰和驱逐舰早已驶过直布罗陀海峡，邻近海域里的英国军舰却不够强大，无法拦截它们。它们于9月14—15日夜间抵达达喀尔，比远征军早到了一星期。
同时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不幸事件。像原来设想的那样，袭击达喀尔定于8月份的最后几天里进行。那么其附带的结果将是，盟军应在维希增援部队之前到达。可是，不断的耽延（其中有些是很难原谅的）使日期推迟到了9月22日。刚要出发以前，发现随同远征的某些英国商船装载的只是例行的护航用品，而不是供登陆作战使用的物资，于是只得卸下重装。某些自由法国商船的船员起初拒绝起航，因为他们已经有几星期没有领到工资了。对其中几艘商船的航速也估计错误，因此护航队不得不减低速度。到了准备工作的后期，他们才知道军舰在这次作战前得再添加燃料，于是它们又不得不先开往弗里敦，再回到达喀尔来，而不是直接驶往该地。
商定的办法是，英国海军应护送戴高乐及其部队到达喀尔，戴高乐及其部队则在登陆后获得立足地以前应服从英国司令官的命令。结果，他们根本就没能获得立足地。戴高乐严格遵守他所同意的协议，事后也没有进行什么反责，从而提高了他的声望。
用最简单的词语来说，作战计划是，先让戴高乐通过和平手段使这个城市投到他这边来。预定将从空中散发传单，戴高乐还将在船上特地装置的电台上对民众发表广播讲话。然后，法国军官将乘飞机在机场降落，手持白旗的使者也将进入港口，设法与总督会谈。结果，传单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便被扫除掉了。戴高乐的广播讲话起先是在居民们一贯不收听广播的时刻播出的，所以听到的人似乎寥寥无几。在机场降落的自由法国军官寡不敌众，被逮捕了。进入达喀尔港的使者最初也险些遭到逮捕，后来遭到对方开枪射击。首席使者达让利厄负伤。防御设施中的大炮也打响了。
假定这第一阶段失败了，这次战役的下一阶段便要由英国舰队来一显身手了。不巧，当时的能见度已经很差，舰队被迫驶到离海岸两英里以内的地方，因此遭到了半小时的炮轰，有些舰艇被击中了。根据原先安排的计划，舰队未予还击，虽然它曾同两艘摆开阵势准备发动攻击的潜艇交火。这时已经很清楚，计划的第二阶段也没有成功。英国海军的出现也不足以吓倒法国守军。
当天下午，他们开始实行计划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由戴高乐的小部队在达喀尔以东大约15英里的小港口鲁菲斯克登陆，从那里可以从背后夺取达喀尔。先前成为障碍的雾蒙蒙的天气现在倒对这场战斗很有利了。但是，自由法国部队没有在指定的时间下午5时30分登陆，于是戴高乐便遵照这时英军司令官发来的命令退回到船上。随同远征的有些英国人认为，如果戴高乐这时登陆的话，这一战役本来是会成功的。这必然仍旧是一个看法不同的问题。
9月24日上午，英国舰队炮轰达喀尔约两个半小时之久，下午又轰了一阵。回击的炮火丝毫没有减弱，使军舰遭受一些损坏。25日，又继续炮轰，但是，当英国战舰“决心”号被鱼雷击中腹部以后，伦敦的英国最高统帅部就建议放弃这一军事行动。当地的司令官们也表示同意，于是部队撤退了。它们于9月27—28日抵达弗里敦，没有遭到进一步的损失。
第二节 自由法国与英语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自由法国与叙利亚（1941年6—9月）
关于盟军进入叙利亚以前伊拉克发生叛变和中东的其他事件，我们已另有记载。(21)英国当局在部署叙利亚战役时，曾与戴高乐商定，以前在利比亚作战的自由法国一个旅应参加这次军事行动。据报道，法国高级专员当茨将军对德国人彻底屈从的做法已在他自己的部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部队不管怎样下定决心追随贝当和确保自己的切身安全，却越来越不以为然地看着德国人对法国当局日益加强控制。将近1941年5月底时，科莱上校率领他所指挥的大约500名招募来的彻尔克斯族士兵越过国境，投到贾德鲁的麾下。上文已经讲过，贾德鲁当时是戴高乐在中东的公认的副手和代表。自由法国的那师人从埃及开入巴勒斯坦。6月8日，盟国部队进入了叙利亚。
从3月起，戴高乐本人呆在西非的时间居多。他完全知道在叙利亚使用自由法国部队的意图，但是，因为他的行踪不定，英国人无法同他天天商讨战场上相互配合的详细计划，因此，详细计划便由盟军在叙利亚的总司令威尔逊将军就地同贾德鲁将军和德拉米纳将军共同制订。(22)
贾德鲁于1941年6月8日盟军开进叙利亚时，以自由法国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23)这项声明是由贾德鲁和地位相当的英国官员详细拟订，并经英国政府批准的。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其中声称，自由法国正在进入叙利亚和黎巴嫩以解放这些领土，结束委任统治制度，并给予它们以要求已久的独立。声明答应将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签订一项新的条约来规定它们同法国的关系。这项声明由当时英国驻开罗的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在同一天代表英国政府另外发表的一项声明予以保证。(24)后来，这项声明以及英国政府所作的保证引起了严重的纠纷。当时的直接意图是鼓励当地居民以及从他们中招募来的部队摆脱当茨的束缚以支持盟国。同自由法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和期望相反，它并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所有当地招募的士兵在抗击自由法国军队时至少和他们同英国人作战时一样斗志旺盛。平民们的态度也大致相似。虽然很少有人愿意支持自由法国，一般居民们对英国人又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热情，可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治家们则想要自治。有些黎巴嫩政治家热烈欢迎英国对贾德鲁声明的保证，这一来倒勾起了法国人从前的全部猜疑和嫉妒。他们以为英国正在耍阴谋，想在近东挤掉法国的地位。甚至在1941年8月7日利特尔顿致函戴高乐以后，这种猜疑还是没有消散，利特尔顿大臣在信中说：
我很荣幸向您再次保证，英国在叙利亚或黎巴嫩，除了打赢战争以外别无其他利害关系。我们决不想侵犯法国的地位。自由法国和英国双方都保证使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当这一必要步骤不受损害地实现以后，我们欣然承认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应享有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更优越的地位。(25)
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和1941年春英国从班加西首次撤退以后的日子里，近东的政治领袖们曾转向德国人，因为他们最希望使自己摆脱法国的保护。根据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他们认为德国人是他们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可能的救星。后来，伊拉克叛变的失败，英国人的进入叙利亚，再加上英国对自由法国答应给予叙利亚独立所作的保证，近东有许多人的希望又转而向着英国了。另有几个政治领袖则认为英国和法国，不管是什么商标和货色，都是中东人民的顽固不化的剥削者。这些人宁愿先观望一番，再决定何去何从。
自由法国的外籍军团明白表示不愿向法国的白人军队开火，尤其不愿向军团中支持维希的那些部队开火，这引起了进一步的困难。他们的反对是有其实质的。要法国人对法国人开火，这是件很难堪的事。这个可怕的念头从运动成立之初当然就曾使戴高乐烦扰不安。虽然面临他所受到的挑衅，他却准备命令他的部队，如果遭到法国人攻击便开枪，并且对1940年8月7日协议中的有关条款(26)作出了任意的解释，但是他也表明他热切希望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军团的成员曾宣誓效忠法兰西共和国元首，他们获准参加这个著名的部队时曾经保证要遵守一些条件，因此他们的处境更其微妙。有一度，自由法国这一旅人不得不从前线撤回。如果冷眼旁观，就比较容易看清问题的正反两面，但是，在一场相当重大的战役中间，一支重要的部队突然不知去向，这对负责指挥的将领来说，的确是很窘的。
像这种麻烦事件，以及因为语言不通和习惯做法不同而引起的其他麻烦事件，很可能助长了在场的自由法国人员和英国人之间的恶感，而同7月14日叙利亚停战有关的一些在其他情况下无法解释的事情，多半也是由于这些事件而引起的。然而，说句公道话，不论人们对自由法国这一旅人在这次短暂的战役的早期行动中的价值有多大的怀疑，勒让蒂约姆部下的自由法国部队到战斗的后期在大马士革前线的表现却是非常出色的。不幸的是，在这一战役的这个最后阶段中，他们发觉必须对人口稠密的居民区进行炮轰，这丝毫无法使当地居民对法国人，不论是对自由法国人还是对其他的法国人感到满意。
近东停战协定的条款(27)是有关的将领们拟订出来的。从它的措辞和后来的解释看来，如果从头到尾都同英国政府商量的话，伦敦方面是否就会同意全部条款也是颇为可疑的。维希军队享受到给予战败者的恩典，凡是不愿参加戴高乐部队者都保证可以遣返法国。这一点也许不会引起非议，但是，在一项附加的议定书中却有这样一条规定，不许盟军的使者与维希军队进行任何个人的接触。既然大部分维希军官明显地都宁愿遣送回国，而不愿参加自由法国运动继续作战，既然他们的部队都奉命不得离开营房，他们的士兵实际上怎么能够投到戴高乐这边来，这就很难理解了。而且，选出来负责解释停战协定的英国—维希委员会在解释方面是极端偏袒维希法国的，他们显得故意要对那些不久前同盟军作战的官兵表示敬意，而对自由法国那一旅人却比较冷淡。例如，后者被迫在偏僻的地方住帐篷和借住民房，没有任何日常生活必需的设备，而维希部队则住在设备良好的舒适的旅馆和营房里。餐厅都保留供维希人员使用，并禁止自由法国人员入内。这些防止两类法国人接触的措施最使自由法国人员感到恼怒，而且也不大符合解释7月24日签订的近东停战协定(28)协议的精神。这份协议中关于准许维希法国的官兵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到戴高乐一边来，订有明文规定，其中第2条有如下一段：
自由选择的意义只能是，自由法国当局得向有关人员完整地和自由地说明其观点，其完整和自由的程度与维希当局通过其在场的军官和军士同他们的士兵所作说明一样。
不管这一条原来的用意如何，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用。根据维希方面对7月14日的停战协定所作的解释，规定的条件继续生效，结果这一战役开始时在叙利亚的38 000名维希官兵中，有35 000多人在1941年秋被遣返法国。这些数字即使仅仅是近似的，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另一方面必须提到的是在大战的这一时期，选择跟维希走的法国人和戴高乐的追随者之间的对抗显然是非常激烈的。每一方都把对方称作卖国贼和背信弃义分子。这样一种态度，要想改变也很难。双方出自对战败的深恶痛绝的那种特殊心理影响而引起的情绪如此强烈，以致甚至法国本土的地下抵抗运动（它已在不断发展，并且表现得极其英勇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29)也往往把自己的运动看作是土生土长和独立自主的运动，而不看作是自由法国运动的一部分，虽然它同英国人合作得很热诚。
近东停战协定的条款在自由法国人员中引起很大的不满，这并不是不合情理的。戴高乐在知道这个附加议定书以前，已于7月16日从布拉柴维尔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正式表示对“我们的英国盟友同维希缔结的停战协定”保留批评意见。等到全部条款公布出来以后，自由法国运动的伦敦总部提出了抗议，(30)戴高乐也从布拉柴维尔火速赶到开罗去会见英国驻中东的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
戴高乐当然有话可说，英国政府也准备加以考虑。不幸的是，叙利亚的事态以及他自己在叙利亚的官员发回的报告，说英国人显然正在尽力侮辱他们的自由法国盟友，使戴高乐过分激动，竟然公开发表了一些失去同情的声明。戴高乐在声明中还宣称，从7月24日中午起，他打算重新按照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完全自由地部署法国在中东的全部武装部队，不再同英国人协商。这将明显地违背1940年8月7日他同英国政府所达成的基本协议。
有很短一段时期，就当时自由法国运动的外表看来，仿佛也许就要分崩离析了，但是，裂隙还是弥补起来了。戴高乐收回了他先前发表的声明，再次承认近东的自由法国部队必须受英国指挥。同时，英国政府也同意，一俟叙利亚和黎巴嫩获得独立，法国就应在这些地方享有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优越的地位。
这些决议载入了7月25日戴高乐和利特尔顿拟定的两项协议里。(31)戴高乐承认中东构成一个单一的战场，在进攻和防御方面都必须有一个协调的政策，还承认近东的英国最高司令部应该不受约束地采取一切必要的防御措施，以应付共同的敌人。凡是需要使用法国人与英军配合作战的军事计划，都应由英法双方司令部共同制定，但是，鉴于当时英国部队的数量在中东占有优势，英国的战地司令部受戴高乐的委托将决定法国部队所应起的作用。但是如果戴高乐的军官认为有任何防御措施或进攻计划是与法国利益有冲突的话，那么应将问题提交英国政府和戴高乐，由他们共同解决。公用事业、一般保安机构以及地方资源全应归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法国政权掌握，但是，戴高乐同意在近东国家的一般保安机构下附设一个英国军事保安局的分部。其他诸如招募和使用当地部队等的某些细节问题，也都达成了协议。
鉴于戴高乐这时所持的态度，人们不免怀疑他究竟是否真想履行贾德鲁以他的名义向近东国家公开作出的给予它们独立的那项诺言。然而，8月9日贾德鲁果真同威尔逊将军根据利特尔顿—戴高乐协议解决了近东所有军事问题的细节。(32)这样，贾德鲁便取得了民政方面的权力。先前，他已由戴高乐任命为总代表，因此也是该地区的最高军事权威，名义上说，除了有关军事安全的问题以外，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治理是自由法国的职责所在，但是，假如英国的军事管制力量撤走，贾德鲁的行政机构即使一个星期也维持不下去。实际的情况是，由于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盼望贾德鲁本人答应的独立很快将会以实际的方式予以实现，公开的骚乱才没有发生。英国人也在期待着这件事。贾德鲁的一些副手，尤其是科莱和其他几个对当地政治情况特别有经验的人，也表示赞同，但是，为了同戴高乐的态度可能不无关系的某种原因，事情进展得很慢。经过多次谈判以后，贾德鲁才于9月27日发表了一项关于叙利亚独立的宣言，(33)但是他本人却保留着全体武装部队（包括叙利亚国民军在内）总司令的权力，他还保留着可以随意宣布法国的军法的权利，因此实际上也就取消了他在名义上所承认的独立。他并且还继续保持着法国对新闻检查的控制权。人们对他的这项宣言反应冷淡，就并非不合情理了。土耳其和伊拉克都不肯承认这个新政体，土耳其人坚持说，他们同维希的关系使他们不能承认在自由法国保护下成立的一个政府，伊拉克人则声称，他们虽然一向愿意承认叙利亚真正独立，却不能认为贾德鲁所成立的政府是合乎宪法的。甚至美国也持保留的态度。在这种怀疑和失败的气氛中，贾德鲁同黎巴嫩的知名人士开始了谈判，目的是想在黎巴嫩成立一个与叙利亚类似的政府。近东国家于是保持了一年的不稳的和平。
（二）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的组成（1941年9月24日）
这样，自由法国运动由于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之间的摩擦而发生分裂的危险似乎暂时消除了，不过，大家认为戴高乐最好是尽快返回伦敦，全面讨论一下所有突出的分歧问题。他对于因此而向他发出的邀请并没有欣然作出反应，反而回到赤道非洲去，因为那里又发生了一次危机。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接见了一个美国新闻界的代表，这个人立即把他同将军的谈话作为一篇正式“访问记”在几家美国报纸上发表了。(34)在这篇访问记中，有几处提到英国人，据说都是戴高乐原话的正确的译文。这些都决不是对他的盟友的恭维话。此外，访问记中还包含有一项似乎是向美国提出的公开倡议。美国当时还是一个中立国家，可是戴高乐却提议说，美国可以使用已经依附自由法国的各属地内的军事设施和基地。美国政府对这项主动提出的援助倡议所感到的为难不亚于英国政府对这篇所谓访问记通篇的口气和性质所感到的。戴高乐总算不错，在人家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他作出解释以前，便发表了一项声明，公开否认他曾说过那样的话。但是，尽管他声称发表的这篇报道是未经认可的和不正确的，伦敦方面却认为这几乎不能把整个事件一笔勾销，因为大家都听说过这位将军以前有好几次都喜欢相当随意地发表反英言论。
结果，等到戴高乐终于在9月间回伦敦时，英国政府对他的接待很明显是冷淡的。所有这些不愉快的情况把自由法国运动和英国政府之间——且不说同世界其余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政治缺陷都公开暴露出来了。戴高乐的政策简直无法获得任何一种自由的人民投票的赞成。他的整个法律地位根本不同于当时在英国的各流亡政府的地位。那些政府都是在过去某一时候由他们自称所代表的人民选举出来的，因此根据国际法，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行使宪法权利。甚至贝奈斯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35)虽然同自由法国运动较为相似，却也有两点同这个运动不同的地方，第一，它并不声称统治着任何领土；第二，它的主席是捷克事务方面的杰出人物，谁也不能否认他拥有他本国大多数同胞的爱戴。戴高乐这时声称他统治着几百万法国殖民地居民和大片的法兰西帝国领土，而且还统帅着海军、陆军和空军，但是法国人民始终不曾在任何时候选举他出来担任过任何政治职位，也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倘使法国本土的选民有选择自由的话，他们会挑选他作为宪法规定的首脑。
英国政府因此把他们的忧虑通知了戴高乐，并且向他建议说，现在应该成立一个由在自由法国运动中表现杰出的法国人组成一个委员会了。戴高乐无疑将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并将有权在同他的同僚会商后提出委员的名单并分派他们的工作，但是英国以前通过戴高乐个人给予这个运动的那种程度的物质与心理上的承认和支持，只有在移交给一个作为整体那样的委员会后，才能继续下去。
戴高乐欣然同意了这个建议。他于1941年9月24日在伦敦公布了一系列命令，成立一个“民族委员会”，“委员”由他本人提名。这些委员将“行使在正常情况下应由法国内阁部长行使的全部个人的和集体的职权”。(36)第一次提名任命的名单如下：
主席：戴高乐将军
经济、财政与殖民地民族委员：勒内·普利文
外交事务民族委员：莫里斯·德让
陆军民族委员：勒让蒂约姆将军
海军与商船民族委员：米塞利埃海军中将
司法与教育民族委员：勒内·卡森教授
内政、劳工与情报民族委员：安德烈·迪特尔姆
空军民族委员：瓦兰将军
民族委员（无任所）：蒂埃里·达让利厄海军上校
普利文还负有一项特殊任务，即协调各民政部门之间的工作，在他不在伦敦时，这项工作以及经济、财政与殖民地民族委员的工作将由迪特尔姆担任。勒让蒂约姆不在伦敦时，陆军民族委员的工作则将由参谋长珀蒂将军担任。
9月24日当天，戴高乐趁机重新公布了1940年10月27日组成的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成员的名单。(37)卡森的名字被删去了。其他的成员在这个日期所担任的职位如下：
贾德鲁将军：驻近东总代表和全权大使，总司令
米塞利埃海军中将：海军与商船民族委员
医疗大队的西塞将军：自由法国非洲高级专员
埃布埃总督：法属赤道非洲总督
德拉米纳将军：近东总司令助理
索托总督：新喀里多尼亚总督与新赫布里底群岛法国高级专员
蒂埃里·达让利厄海军上校：无任所民族委员
勒克莱尔·德奥特克洛克将军：乍得部队司令
1941年9月26日，英国政府正式以书面通知戴高乐，(38)“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准备将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视为代表不论他们在何处集结到自由法国运动周围来支持盟国事业的全体自由法国人民”。同时，英国人还告诉他，英国政府准备同民族委员会商谈一切有关战斗法国以及在该委员会管辖下的法国海外领土与英国合作的问题。
这一步骤暂时大大改善了彼此之间的关系。谁都知道，新的民族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成员由于是戴高乐提名的，除了一定程度以外不大可能会反对他的要求，但是，大家也感觉到，民族委员（不管他是谁）的威望和权力这样增大了后，加上英国政府准备按照各个民族委员的职务同他们分别进行磋商一事，往往便有可能使独裁政治的任何实际或外表有所改善，而这种情况过去曾使自由法国运动遭到批评，尤其是在美国。
这种新的安排似乎也很合戴高乐的心意。他本人无疑并非完全没有觉察到他个人当时所处地位的危险和困难，这种地位同他自称是共和法兰西的代表是不相符的。他在公开场合谈到英法关系时，是愉快的，甚至是豁达的，双方的紧张关系暂时也缓和下来了。这时他还忙于组织和改组这一新机构。在后来的几个月中，由于有好几个过去有过政治或行政经验的法国人来到英国，大大地加强了这一新机构。
（三）自由法国与美国（1940—1941年）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舰队一事并没有马上影响到自由法国的命运。民族委员会连忙提出，美国可以使用自由法国远东属地上它所需要使用的任何设施，自由法国运动的伦敦总部还满怀希望地认为，美国今后也许会对该运动表现较为友善的态度。
戴高乐在1940年大胆地违抗命令，实际上并没有激起并吸住美国人民的想象力。如同在美洲大陆的许多其他国家中那样，戴高乐的违抗命令得到了当地法国人的支持。自由法国委员会已在北美、中美和南美的24个国家中（包括美国在内）成立起来，不过，这些委员会的领导人通常总不及维希政府的正式外交代表那么有名望，甚至也不及居住在这些国家里的其他一些知名的法国人士那么有名望。很多反对停战协定但还不愿意投身自由法国运动的法国人都在美洲各国避难。当地法国人之间由此而发生的争执和冲突，使美国人感到为难和厌烦。美国人也许太轻易地认为，自由法国运动在英国的那些实际领导人并不比他们这些自封的追随者坚定多少。除了所有这些情况以外，英美两国政府之间还有一项谅解，(39)即美国应该暂时同维希保持外交关系，支持和引导这个公认为可悲的政权，用威逼利诱的办法说服它，要它尽可能暗中抗拒德国进一步提出的要求，同时，英国则在可能范围内尽力支持戴高乐，而又不至于促使自己同贝当政府进入战争状态。
美国政府特别急于想使西半球的法国属地不至于出现混乱情况。根据1940年7月30日的哈瓦那决议，(40)美国曾保证不承认西半球外国属地由于这场战争而出现的任何地位的变化。这项决议的用意原在于防止德国将来企图侵犯这些领土或它们的权利，但是，只要美国继续做得仿佛它把贝当政府看作是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合法政府，那么这项决议也就使美国很难赞同，更难帮助戴高乐派代替维希控制法国在西大西洋或与西大西洋毗邻的殖民领土。
有许多团体在美国互相展开斗争，要求承认它们是戴高乐在美国的惟一正式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务院对这些团体的活动日益感到愤懑。美国新闻界某些报刊虽然对戴高乐或其支持者公开发表的言论作了解释，但是，这并没有平息国务院的愤懑。(41)政策要求同维希保持关系，但是没有几个美国公民（当时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肯定不在其内）喜欢或者赞赏贝当政权。而且，戴高乐说，在法属圭亚那、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绝大多数人只要受到适当的鼓励，就都愿意抛弃贝当，国务院对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却也极为怀疑。
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政府既不支持贝当，也不支持戴高乐，这种说法在1941年初可以认为大体上是正确的。同时也很难否认，美国承认维希这一事实本身就给戴高乐造成了障碍，而这种承认的结果是给予维希以实际的支持，自由法国却得不到这种支持。例如，1940年8月，法属圭亚那明确地显示出想投到戴高乐一边来。维希宣布即将从法国派遣卡尔德去担任这个殖民地的总督，以恢复秩序并加紧它同贝当的关系。戴高乐希望赶在卡尔德到达之前任命一个由他自己提名的人。这个人马上就能派出，而且当然立刻就能把法属圭亚那争取到自由法国一边来。美国政府不容许他这样做，相反地却准许法国海军上将罗贝尔（他当时率领一支小舰队，包括航空母舰“贝阿恩”号，驻在马提尼克，而他本人则是拥护维希的）派遣增援部队到达法属圭亚那，敉平了当地自发的起义。1940年秋，把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团结过来的一个类似的机会，也因为国务院拒不同意而失去了。而且，美国准许同法属西印度群岛维持正常的贸易，以防止这些岛上发生叛乱，使那里的生活保持正常。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意味着把戴高乐拒之门外，因为人们有理由认为，英国那种对法国殖民地施加经济压力的政策可能最终会使形势转而有利于戴高乐。
英国的政策就像公开宣布的那样，是采取一切实际的步骤封闭住所有忠于维希的法国属地的进出口贸易，以配合对法国本土施加的经济压力，同时宣布，任何投到戴高乐这边来的法国殖民地在经济上都将受到联合王国对自己的属地所能给予的同样待遇。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的实例就可以证明这项诺言是算数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压力并未能把吉布提争取过来。美国政府倒赞成试行一种不同的政策。1941年4月，他们决定派遣一些具有领事身份的特别观察员到法属北非去，授权他们提供经济援助，从而放松了当时的封锁。国务院一向希望会有一个比贝当或戴高乐更有权自称代表法国的第三者出现。他们把希望都集中到了魏刚将军身上，他们认为他也许会在北非树立起起义的典范来，因为他当时是以贝当代表的身份前往那里的。这种对魏刚的不当的信任在1941年11月19日魏刚丝毫未加反抗地被贝当免职以前，一直没有消失。
1941年9月间，在这件事发生前几个星期，普利文在华盛顿受到国务卿的接见。国务卿指出，他不准备给予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任何比美国已经给予戴高乐的更大程度的承认。同时，赫尔显得对自由法国的情况比以前多少更注意些，并且对于普利文所能向他提供的有关维希人事和政策的第一手详细情况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直到这时，美国一直断然拒绝根据租借法给予自由法国任何利益。甚至连美国同自由法国殖民地的贸易也受到阻碍，虽然它同法属西印度群岛以及在魏刚下台以前同法属北非的贸易却一直继续着。但是，1941年秋，美国派坎宁安上校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到法属赤道非洲去察看形势。大概这个代表团所做的汇报不是全然不利的。有一个结果至少是，美国和自由法国非洲之间的商务关系改善了。1941年11月11日，美国总统突然采取了一个步骤，他通知租借法督办说，“法国志愿部队”控制下的领土的防御对于美国的防御是极为重要的。(42)因此，民族委员会便获得资格，可以把交给英国的租借法装备转交给它，不过这只是“作为一个军事单位”，而决不是作为一个主权国的政府来接受这些物资。
自由法国运动和加拿大的关系也采取了多少类似的方式。如果作为交战国的一方的加拿大在同维希的关系方面不像美国那样小心谨慎，那么加拿大法裔公民的存在就会使局势复杂化，因为法裔公民最初都把戴高乐看作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暴发户。1941年3月，达让利厄奉派出使加拿大，并采取一些坚决的措施改组那里的自由法国运动。他成功地会见了维尔纳夫红衣主教和其他法裔加拿大人的领袖，做了不少工作去影响加拿大的政治思想，以支持自由法国，然后于1941年5月返回英国。
（四）圣皮埃尔与密克隆岛事件（1941年12月）
如上所述，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和北美大陆国家之间未来关系的前景比以前光明了一些。就在这时，在1941年圣诞前夕，海军中将米塞利埃没有预先通知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也没有得到它们的同意，就率领一支自由法国小舰队在圣皮埃尔岛上登陆，在这个小岛和密克隆岛上升起了自由法国的旗帜。这两个小岛在战争的大舞台上顿时变得十分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们的面积，而是因为在圣皮埃尔岛有一个强大的横越大西洋的无线电台。根据现行情况，这个电台是由维希控制的。这个电台不仅是维希和亲轴心国宣传的一个转播中心，也是维希政府和德国政府可以用密码迅速向他们在西半球的特务和支持者发出指示，并接受秘密情报的主要手段之一。英国人也赞成拔掉他们这个眼中钉，就他们来说，他们是愿意由这两个小岛投到战斗法国一边以达到这一目标的。然而，英国认识到美国虽然这时已经参战，还是有可能会对这一做法感到为难的，于是便去征询美国政府的意见。戴高乐有一度不断催促英国同意他进行这场必要的军事行动，但是，所得到的通知则是，在得到华盛顿的答复以前，未便同意。
12月16日，国务院把这个问题呈交总统解决。(43)他立即说他强烈反对自由法国对圣皮埃尔岛采取任何行动。加拿大政府方面则认识到，从军事上说，最好是使这座无线电台摆脱轴心国的控制。他们因此提议由加拿大部队在该岛登陆，接管这座电台，而让维希掌管岛上的行政工作。法国民族委员会立即正式获悉了这个情况，并且知道英国政府因此不能同意由自由法国对圣皮埃尔岛采取行动。外交事务民族委员德让随即对这一决定深表遗憾，同时以民族委员会的名义作出保证说，自由法国将不采取任何行动。
这时候，米塞利埃在取得各有关方面的同意，于11月25日离开英国到冰岛和纽芬兰去巡视他的舰艇后，正来到了加拿大。他还利用这个机会访问了渥太华，希望能巩固一下达让利厄那年春天在这个自治领内所建立起来的友谊。据说戴高乐的计划是，如果这次军事行动获得英国政府的同意，米塞利埃离开加拿大后就应该驶往圣皮埃尔岛，为自由法国取得这个岛屿。德让所作的保证，即民族委员会将不采取任何行动，则特别提到米塞利埃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会采取的行动。米塞利埃在12月17日曾会见加拿大外交部官员和美国驻渥太华的公使。据国务院说，他曾向美国公使保证，没有上级的指示或批准，他是不会自动到圣皮埃尔岛去的。因此，等到圣诞节这天，伦敦收到米塞利埃亲自发来的消息，说他已于前一日根据戴高乐最近下达的命令和当地居民的要求，在圣皮埃尔岛登陆，并在岛上居民中进行了一次没有流血的公民投票，居民几乎全体一致赞成参加自由法国。这时，英国当局更感到惊讶和为难。米塞利埃于是以民族委员会的名义接管了行政机构和无线电台。(44)
我们很难断定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事后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这种见解，即民族委员会也和英国政府一样感到意外。米塞利埃回到英国后，同戴高乐发生了一场不幸的争吵，从争执中所说的一些话来看，有一种说法更像是确有其事的。据说在12月20日或20日前后，戴高乐本人没有同民族委员会商议，就决定不顾德让对英国政府所作的保证，用电报向米塞利埃发出了一道正式命令，要他占领这两个岛屿。即使英国政府没有暗中参与这样一个阴谋，也很不容易使美国或加拿大相信，英国政府不应对这件事负某种责任。然而既成事实还是被接受了，尽管是很勉强的。幸好在这件事发生时有一个美国新闻界的代表正在圣皮埃尔岛，并且接受了米塞利埃的热诚邀请，在场观察了公民投票的经过情况。他以赞赏的口气公开评论了所采用的程序是公正无私的。这次投票表明，岛上绝大多数居民都自愿地投票赞成参加自由法国。尽管如此，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威信暂时还是蒙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45)如果我们说，罗斯福和科德尔·赫尔始终没有完全原谅戴高乐，而且此后还总是认为他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那大概也是正确的。
（五）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纷争（1942年）
1942年1月到3月间，自由法国总部里泄漏出一些谣言，说在民族委员会的内部事务中出现了一场危机。早在1941年9月，在民族委员会成立和得到承认时，人们就知道米塞利埃同戴高乐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大体上讲，米塞利埃抱怨说，戴高乐对海军是个外行，却又插手管理自由法国的舰队，戴高乐则抱怨说，米塞利埃在搞阴谋，反对他作为运动的首脑的权力。米塞利埃当时公开说，他真希望看到民族委员会中，除他本人之外，至少还有一位委员对运动的忠诚（在这位海军将领看来）超过对戴高乐个人的钦佩：事实上，他是在指责戴高乐专门任命一些“应声虫”，因而也是指责戴高乐想要维持早先为形势所迫而由他享有的那种多少是专制的地位。这些内部纷争在米塞利埃不在时暂时平息下去，可是在圣皮埃尔岛事件以后米塞利埃于1月返回英国时，这些纷争就再次变得更加有力地暴露出来了。米塞利埃在民族委员会里并非全然孤立，不过毫无疑问，在大多数委员看来，戴高乐是不大会犯错误的。这场争执在自由法国，甚至在英国的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更加使得某些方面早已流传的一些怀疑有所增加，认为戴高乐的专制见解和做法具有一种明显的法西斯色彩。最后，米塞利埃于1942年3月4日辞去了他的海军与商船民族委员的职位，由戴高乐提名的奥布瓦诺海军上将接替。
然而，某种混乱仍旧持续未已，因为米塞利埃声称，他只辞去民族委员的职务，并没有辞去自由法国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当时，自由法国海军拥有49艘军舰，配备有总计大约4 300名自由法国人员。此外，米塞利埃还坚持说，海军总司令这个职位似乎理所当然地是属于他的，戴高乐不能从他手中夺走，因为1940年他加入的不是戴高乐或是自由法国运动这一方——他那时并没有听说过这个运动——而是加入了英国人所代表的盟国这一方。米塞利埃在水兵中很得人心，这个僵局最终由米塞利埃不再参与自由法国的事务而获得解决，没有在水兵中引起骚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民族委员会在北非同吉罗将军的部队联合起来时为止。(46)
（六）马达加斯加问题
1942年初，马达加斯加局势中的某些方面引起了人们的关切。盟国当局怀疑日本潜艇正利用迪耶果-苏瓦雷斯这一主要港口加添燃料，并作为攻击盟国在印度洋上的船只的海外基地，因此决定要占领该港。一支英国远征军为此而于3月间从英国起航。整个事件完全保密，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也不知道，不过据悉戴高乐受到南非报刊提出的警告的煽动，也在搞一项他自己的争取马达加斯加的计划，必要时还要动用武力（南非报刊当时一再发出警告说，日本军队有占领该岛的危险）。不把英国的意图通知自由法国的这项决定，部分是为了安全的原因，部分则是因为根据1941年在叙利亚的经验，英国人认为如果自由法国不参与这场冒险事业的话，英国在占领该岛时所遇到的抵抗就会小些。马达加斯加当时的总督是安内。1940年，他没有能代表贝当政府的利益去就任喀麦隆的总督，因为勒克莱尔上校抢先赶到那里，使那个属地投到了戴高乐这一边来。(47)他本来就是维希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这样一来，出于个人的原因，他对自由法国的态度更为激烈。而且，据悉他的观点同吉布提的总督热尔曼和秘书安托万很相似。这两个人都坚决反对和盟军作成任何结果会使法属索马里落入自由法国控制下的交易。(48)
迪耶果-苏瓦雷斯于1942年5月7日被攻占，但是在这一日期以前，英国远征军到达的消息已不可避免地成了人尽皆知的事。这次军事行动竟对自由法国保密，这一点使整个自由法国运动为之愕然。民族委员会对事先没有同他们磋商，又没有邀请他们参加，正式提出了抗议。(49)他们极力要求，第一，自由法国部队应尽快参加占领和保卫马达加斯加，事实上这些部队应该马上派出，以便参加占领首府塔那那利佛和岛上其余地方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第二，民族委员会要求应把该岛的行政管理移交给他们，以使法国的主权不致受到妨害。第三，民族委员会要求审议法国在印度洋和红海的属地这一整个问题，这无疑是想到了吉布提。除了有关个人自尊心的一些问题外，戴高乐可以指出两点：英国人的单方面行动使维希宣传所谓英国政府有意把脱离贝当的所有法国殖民地并入英帝国的说法更为可信；而且英国人在马达加斯加所采取的行动已使自由法国统治下的其他法国属地的人民也相信了这种说法。他要求，为了清除这些谣言，至少应该准许自由法国运动派遣一名代表立即出发到迪耶果-苏瓦雷斯去。
英国政府不能立即同意这些要求，甚至对戴高乐提出的马上派一个自由法国联络官去迪耶果-苏瓦雷斯的最低要求也不能立即同意，因为同安内总督谈判全岛投降的问题正在进行中。这些谈判虽然毫无结果，但是仍然决定暂时不向迪耶果-苏瓦雷斯区域以外进军，因为占领该港就等于达到了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使敌人不能使用这一港口。结果，1942年5月13日在戴高乐的同意下，发表了一份公报，大意说英国政府在迪耶果-苏瓦雷斯采取了军事行动，以免这片土地为轴心国所利用。公报还说：
国王陛下政府的意图是，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应在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的行政工作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为民族委员会作为战斗法国的代表正在同联合国家进行合作。(50)
这份公报连同5月14日戴高乐发表的一次广播讲话，(51)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自由法兰西帝国内产生的含糊的忧虑。他们担心英国人打算最终夺取法国的领土，或是自由法国运动将要解体，或者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不久之后，戴高乐也同意不急于要求分担马达加斯加的行政工作，只要占领的地区仅仅是迪耶果-苏瓦雷斯要塞一带的话。7月中旬，英国同意由民族委员会驻南非的代表佩科夫上校以自由法国联络官的身份对迪耶果-苏瓦雷斯进行短期的正式访问，主要是希望戴高乐根据他自己的代表亲眼目睹后所作的汇报会了解到，当地的维希军官和行政人员全不愿意投奔到他的运动中来。塞内加尔军队中有一部分人表示愿意参加自由法国部队，但是，实际上，他们那些白人军官都宁愿被拘留在南非。
同安内的谈判在夏天继续进行，但是，到9月初，情况已经摆明，如果不进一步使用武力，这个岛是不会投降的，于是，9月9日，英军开始从迪耶果-苏瓦雷斯地区推进。他们在9月13日占领了塔马塔夫，9月23日占领了首府塔那那利佛，可是直到11月5日才同维希的部队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与此同时，在10月底，英国和自由法国当局之间已经开始就马达加斯加行政管理问题进行谈判。12月14日，艾登和戴高乐签署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52)将于法国民族委员会任命的高级专员到达的那天起生效，内容涉及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岛。协议宣称其目的在于双方都希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尽速使法国对马达加斯加及其附属岛屿重新行使主权，并确保这些领土的防卫，使不遭受轴心国的攻击。协议在战争结束前将一直生效。高级专员将拥有根据法国法律授予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岛总督的全部权力，并将行使这些岛屿上法国部队司令官的职权，而另一方面为了军事目的，这些土地将构成中东英国陆海空军总司令的战略防区的一部分。而且，在高级专员拥有保证这些岛屿的防卫手段以前，这一责任仍由马达加斯加英军司令官承担。协议详细规定了由于英军驻扎在马达加斯加而出现的司法权问题；对迪耶果-苏瓦雷斯军区的行政和司法权问题作了特殊的安排，该地区的法国民政和军事当局必须满足英军司令官提出的一切要求。协议签字后，戴高乐任命勒让蒂约姆将军为高级专员。在他到达马达加斯加以后，这项安排实行得很令人满意。
（七）1942年“战斗法国”获得拥护的程度
1942年5月底，隆美尔在北非成功地把英国第八集团军向埃及边境赶了回去。初夏时，自由法国运动在北非立下了一项辉煌而英勇的战功，在全世界的心目中大大恢复了它由于最近的事态而颇受损害的威信。一小支自由法国部队在科厄尼将军率领下不仅在英军左翼的沙漠前哨基地比尔-哈凯姆守了好几天，顶住了实力强大得多的机械化部队，而且终于成功地突破敌军的包围，重新与后方的盟军会合，途中遭受了重大的伤亡。(53)
这项功绩对法国本土的舆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自由法国运动这时接受了一些为了到英国来加入戴高乐一方而逃离法国的支持者，这一事实便说明了这种情况。在这些人中有法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公认的领袖、众议员和法国本土一个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安德烈·菲利普。在他到达后不久，戴高乐便任命他为内政与劳工民族委员。同时，他又任命雅克·苏斯戴尔为情报民族委员，他是新近由美国来到伦敦的一个法国作家和政论家。(54)
戴高乐这时作出了进一步的决定，把运动的名称从“自由法国”改为“战斗法国”，部分是因为当时，特别是在美国，存在着五花八门的“自由”运动，把这个名词搞得声名狼藉了，部分则是因为有许多法国人把维希直接统治下的那部分法国看作“自由法国”，以区别于德国人所占领的那一部分。戴高乐还想通过这次名称的更改来表明一个事实，即法国仍在作战。他相信这个新的名称对那些在国内抵抗德国人的法国同胞会具有吸引力，这些人或者是“马基”(55)中各个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或者是消极地遇有机会便进行抵抗的人。7月14日，英国政府同意注意到称号的这一更改，不过借此机会再次指出，虽然英国政府承认“战斗法国”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总的象征，这种程度的承认是给予整个运动的，至于民族委员会则被看作是代表这一运动的官方机构——言外之意是，英国之所以同戴高乐发生正式关系，只是因为他是民族委员会的主席的缘故。
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初，民族委员会竭尽全力，不仅想从英国方面，而且还从其他国家政府方面获得更大程度的承认。1941年9月26日，戴高乐和苏联驻联合王国大使迈斯基交换了信件，(56)信中苏联政府同意根据1940年英国政府采用的同样条件承认戴高乐。接着当时设在英国的其他盟国政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希腊、南斯拉夫、荷兰、挪威）以及蒋介石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1942年，古巴、墨西哥、海地、加拿大、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南非联邦也承认了民族委员会。美国政府则满足于指示他们派驻伦敦各流亡政府的大使安东尼·比德尔同戴高乐和民族委员会保持接触。(57)
这项对运动的外交承认再次引起了戴高乐和战斗法国在祖国的同胞中获得多大程度拥护的问题。(58)维希的报刊和电台当然不会提供任何迹象。尽管戴高乐有他自己的情报机构中央军事情报局，可是某些方面却认为这个组织的情报并不可信，因为这些人对于他们所认为的戴高乐的法西斯倾向深为不满，并且十分疑惑地看待中央军事情报局的各种活动。然而，到了1942年，不仅有许多份法国抵抗运动各个组织秘密印刷和发行的地下报纸流传到国外去，而且有一些具有不同政治见解和背景的法国人也成功地逃到中立国、美国和英国来，畅谈法国本土的种种情况。从这些来源所得到的消息大体上都很一致，这一点颇引人注意。看来很清楚，对戴高乐及其运动的拥护已经增强了，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民族委员会的愿望并不十分有帮助。实际上，全体法国人民都想看到德国人从法国被赶出去。战斗法国有助于完成这一目的，在这方面它是很得人心的。戴高乐的照片受到所有人的秘密珍藏，不过人们把他和他的运动看作一种有朝一日将会实现的希望的象征，而不是看作法国人统一行动的一个实际的或指导的中心，同时根本没有人考虑到战后可能成立的政府或政治组合问题。战前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已经知名、又不曾破釜沉舟地公开跟维希走的人士，大多不愿意投奔戴高乐。他们担心戴高乐和他的大多数同僚在政治事务上缺乏经验，并且怀疑在法国获得解放，和平恢复以后，法国人民是否会愿意把命运托付给这个人。1942年1月，法国工会工作者的一个小代表团被偷偷送出本国来到伦敦，会见了戴高乐。他们的目的似乎是要试探一下他的政治见解。不知是由于这次访问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法国国内通称“解放”的那个抵抗运动公开宣布它愿意接受戴高乐的指挥，这个组织在政治上据认为是左派的。但是，这只是国内各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好几个单独的抵抗运动之一。这些抵抗组织虽然大多并不攻击“戴高乐主义”，却从其他方面获得鼓舞，它们自豪地认为它们是国内土生土长的组织，集中全力用一切方便的手段随时随地给德国敌人造成损害。它们发展成为法国国内政治中的一股力量，那还是以后的事。(59)
（八）戴高乐访问中东（1942年7—9月）
1942年7月底，戴高乐离开伦敦前往中东。8月7日，他在开罗会见了史末资，并于8月8日同接替利特尔顿出任驻中东国务大臣的凯西举行了会谈。叙利亚事务进行得并不顺利。叙利亚人认为贾德鲁允许他们享有的限制性宪法并没有履行1941年6月8日盟军进入他们国土时贾德鲁本人所发表的声明中包含的那项自由的诺言。结果，他们有一段时期一直在要求举行自由选举。有人断言，自由选举的结果将会证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广大选民既不赞成这个制度，也不赞成那些他们认为是强加于他们的领导人。为了亲自了解一下情况，戴高乐便从开罗到了叙利亚。在那里，他马上同英国公使斯皮尔斯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戴高乐要求召回斯皮尔斯，硬说他在推行自己的一套政策，对法国采取敌视的态度，并且打算在近东由英国代替法国取得首要地位。然而，斯皮尔斯受到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于是戴高乐便用一系列演说和行动来反对英国的政策与目的。这种困难局面于8月28日戴高乐在贝鲁特发表了一次演说后发展到了顶点。(60)他在这次演说中使用的词句似乎修改了早先以他的名义作出的给予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诺言。他说，法国取得它在这个国家里的地位，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从国联接受下来的一项委任统治权而得到的。叙利亚的最终独立一向是法国的目标，的确也是委任统治的目标，但是只有法国才能宣布叙利亚独立。不论他多么希望促进叙利亚人争取独立的愿望，他却不能就这样一个问题用法国人民的权力讲话，而法国人民也只有在他们的祖国肃清了敌人并由他们选举出一个民主的政府后，才能宣布他们的意志。这至少是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对戴高乐的话所作的解释。
因此，近东的不安增强了。这种形势同中东的军事需要完全背道而驰。这使英国政府向民族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要求。戴高乐外出时，民族委员会继续留在伦敦，由普利文临时担任主席。英国政府要求戴高乐立即回来就叙利亚问题，并就马达加斯加问题举行会谈。(61)戴高乐稍事拖延后，表示同意，并于9月25日再次到达了伦敦。
如果说戴高乐同英国政府的关系再次发生困难的话，那么，他同美国政府的关系也比以前更为紧张。戴高乐在叙利亚时，认为时机适当，曾向美国驻贝鲁特的领事提出两份备忘录，拿他自己的中东政策同英国的中东政策作了不利于后者的对比。国务院并不赞同他的看法，这种局面丝毫没有因为戴高乐同温德尔·威尔基在叙利亚的一次会晤而有所缓和。美国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关于戴高乐意见的断章取义的报道，它们甚至报道说，他曾向英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所有英军撤出近东国家，否则，他将使用武力以达到目的。不论这类报道多么不真实，甚至多么荒谬可笑，它们对于维希和轴心国的宣传却是天赐的资料，同样也使各盟国感到十分为难。正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中，英国外交部同外交事务民族委员德让之间在伦敦举行了会谈，目的在于就叙利亚问题拟定一项新的解决办法。他们建议应该确立一种在包括埃及在内的一切中东事务上进行相互磋商的程序，并建议民族委员会应保证于1943年春在近东举行自由选举。这个计划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当民族委员会征求贾德鲁的意见时，他对这项计划横加批驳，于是戴高乐拒不接受。外交事务民族委员德让为此辞职。普利文接替了他，一直担任到几星期后马西格利加入到戴高乐这方面来时为止。
（九）“战斗法国”运动并入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
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一无结果的谈判刚刚破裂以后，就发生了一些事件，使整个战局完全改观，并对“战斗法国”运动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关于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及美国当局为了取得法国人的合作而采取措施的情况，均在本丛书的另一卷中予以叙述，(62)而在本卷的前面一节(63)里，我们也曾述及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为争夺希望见到盟国事业获胜的全体法国人的领袖的斗争，以及1943年6月最终组成设在阿尔及尔、并由两位将军共同担任主席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谈判经过。这里需要谈的只是，建立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协议也规定了结束战斗法国作为一个独立团体的步骤。英国首相于1943年6月8日在下院宣布，(64)集体负责的新委员会的成立已经代替了他个人和戴高乐于1940年8月7日交换照会后所产生的那种局面。换句话说，后来称作战斗法国的自由法国运动已告结束。
戴高乐本人以及他的主要合作者在把他们的总部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以后，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戴高乐先在北非，后在法国本土的进一步活动，不属于本章所要讲述的范围。(65)
(1) 关于这个问题的叙述，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
(2) 《法兰西报》（France），1942年6月17日；《泰晤士报》，1940年6月19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65页。
(3) 《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1940年6月24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66页。
(4) 《泰晤士报》，1940年6月29日。
(5)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206—210页；美国版，第2卷，第232—237页。
(6) 关于这项协议的文本，见英国外交部：《首相与戴高乐将军关于法国志愿部队的组织、使用和服役条件所交换的信件，伦敦，1940年8月7日》（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the Prime Minister and General de Gaulle concerning the organization, employment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of the French Volunteer Force, London, August 7，1940），敕令第6220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0年版）；埃米尔·米塞利埃海军中将：《戴高乐反对戴高乐主义》（Vice Admiral Émile Muselier: De Gaulle contre le Gaullisme），巴黎，迪谢纳出版社，1946年版，第72—75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67页。
(7) 这条可以理解的禁止自由法国部队打内战的规定事实上是被遵守了的，尽管不是没有作过某种变通的解释。事实证明，自由法国没有在达喀尔作战（见下文，原著第448—451页）。不过假如他们不得不去作战的话，戴高乐大概也会加以辩解的，就像他后来在把加蓬争取过来时所做的那样，说那是一次警察行动。再以后在叙利亚，自由法国的一个师主要是用以对付当地征集的部队和土著部队的（见下文，原著第453页）。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协议在措词方面规定禁止使用他们去攻击法国，如果合适的话，可以被认为只是指法国本土而言，虽然当这项协议最初签订时，双方心里都不可能会有这种细致微妙的用意。
(8) 米塞利埃本人后来写道（《戴高乐反对戴高乐主义》，第71页）：“我认为，戴高乐将军……在陆、海、空三军方面具有和法国总统相同的职权，也就是说，我认为他是三军的最高统帅。”米塞利埃说，在这项协议签字前进行的谈判中，曾就海军问题和他商讨过，但是，他的观点没有被采纳（同上书，第67页）。
(9) 又见下文，原著第466页注③（即本书第618页注②。——译者）。
(10) 戴高乐于8月27日亲自在伦敦广播了这一消息。关于埃布埃的宣言全文，见米塞利埃：《戴高乐反对戴高乐主义》，第112页。
(11) 事实上，安内始终没有到达这个属地。后来在英国占领马达加斯加岛时，他是该岛的维希总督，因而臭名远扬（见下文，原著第466页）。
(12) 见下文，原著第463页。
(13) 关于远征达喀尔的叙述，以及失败原因的某种探讨，均作为附录附于本章之后，见下文，原著第448—451页。
(14) 《法兰西报》，1941年1月6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71页。
(15) 见下文，原著第450页。
(16) 关于宣言全文，见《法兰西报》，1941年1月6日；米塞利埃：《戴高乐反对戴高乐主义》，第124—125页。
(17) 《法兰西报》，前引文；米塞利埃，前引书，第125—126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71页。
(18) 见下文，原著第460页以后。
(19) 英国政府声明的全文直到1941年1月5日才发表出来；参阅《法兰西报》，1941年1月6日；米塞利埃：《戴高乐反对戴高乐主义》，第127页。
(20) 参阅上文，原著第359页。
(21) 见上文，原著第379页。关于详细的叙述，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56—98页。
(22) 戴高乐后来抱怨说，没有让他充分知道情况，但是，这件事的责任全在他的副手和旅长身上。他们本来是可以同他随意联络的，因为英国人对所有自由法国的部队都提供了密码和秘密通讯的其他设备。
(23) 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关于叙利亚与黎巴嫩的政策声明，1941年6月8日—9月9日》（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Statements of Policy by the United Kingdom in respect of Syria and the Lebanon, 8th June — 9th September 1941），敕令第6600号（以后简称敕令第6600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3年版），第2—3页；贾德鲁：《地中海之战》，第137—138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72页。
(24) 敕令第6600号，第2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73页。
(25) 这封信和戴高乐复信的全文都刊在敕令第6600号，第3—4页；贾德鲁：《地中海之战》，第182—183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76页。
(26) 见上文，原著第439页。
(27) 关于停战协定全文，见《泰晤士报》，1941年7月16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37页。
(28) 关于协定的全文，见贾德鲁：《地中海之战》，第166—168页。
(29) 见上文，原著第419页以后。
(30) 据苏斯戴尔说（《无所顾忌》，第1卷，第251页），戴高乐曾致电伦敦的自由法国委员会秘书卡森，说明他不同意这个停战协定。该委员会于7月17日把他们的态度通知了英国外交部；参阅贾德鲁：《地中海之战》，第160—161页。
(31) 贾德鲁：《地中海之战》，第168—170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73—176页。
(32) 参阅贾德鲁：《地中海之战》，第184页。
(33) 同上书，第226—229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81页。
(34) 例如，《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1941年8月27日。
(35) 见下文，原著第592页。
(36) 《法兰西报》，1941年9月26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78页。
(37) 见上文，原著第444—447页。
(38) 苏斯戴尔：《无所顾忌》，第1卷，第336—337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79页。参阅艾登在下院发表的声明，1941年11月26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76卷，第727栏）。
(39)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805—806页。关于美国的态度，又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45页和注②。
(40) 关于这项决议的详情，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
(41) 例如，1940年10月27日在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成立时（见上文，原著第444页）戴高乐发表的声明，便使美国十分气恼，因为这篇声明似乎在对美国政府承认维希政府一事是否合法提出质问。
(42) 《盟国内部评论》（Inter-Allied Review），第11期，1941年12月15日，第13页；参阅《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178页注①；《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83页。
(43)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29页。
(44) 米塞利埃：《戴高乐反对戴高乐主义》，第282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84页。
(45) 关于英美两国政府为圣皮埃尔岛事件发生的摩擦，以及关于最终达成的有关这两个小岛的地位的解决办法，见上文，原著第363页。
(46) 在运动内部的这场危机获得解决以前，英国政府决定把他们同民族委员会的关系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上。他们决定任命一个外交使团来代替先前以斯皮尔斯将军为首、负责同委员会保持联系的军事代表团。由查尔斯·皮克率领的外交使团于1942年2月12日受到戴高乐的接见。他们是派驻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这一整体的，但是绝不能因此便解释为英国政府承认该委员会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
(47) 见上文，原著第443页。
(48) 法国的这个小殖民地由于盟军在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成功的军事行动，陆上已被隔绝，海上也遭到封锁。尽管如此，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以前，它一直是维希的一片飞地。吉布提投降的谈判中断了不止一次——假如可以说谈判当真开始过的话。这是因为热尔曼要求，条款中应包括英国的一项保证：不让戴高乐或者自由法国运动在该殖民地的行政工作方面起任何作用，而英国人则拒绝作出这样的保证。
(49) 参阅苏斯戴尔：《无所顾忌》，第1卷，第338页。
(50) 《泰晤士报》，1942年5月14日；苏斯戴尔：《无所顾忌》，第1卷，第338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84页。
(51) 《法兰西报》，1942年5月15日。
(52) 关于这项协议的文本，见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与法国民族委员会关于保卫……马达加斯加及其附属岛屿和留尼汪岛……的协议，伦敦，1942年12月14日》（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French National Committee on the Defence of ..．Madagascar and its Dependencies and the Island of Réunion, London, 14 December, 1942），敕令第6986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6年）。
(53) 又见苏斯戴尔：《无所顾忌》，第1卷，第294—299页。
(54) 因此，改组后的民族委员会是由下列人士组成的：
(55) 关于这个名词，见上文，原著第423页注④（即本书第561页注②。——译者）。
(56) 《法兰西报》，1941年9月29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80页。
(57) 关于美国在1942年对自由法国运动的态度，又见上文，原著第361页以后。
(58) 关于自由法国运动和法国国内各抵抗组织的关系，又见上文，原著第419—426页。
(59) 1943年初的几个月里，当戴高乐和吉罗争夺法国本土以外抵抗运动的领导权时，控制着许多（虽然还不是全部）国内抵抗团体的抵抗运动中央委员会致电戴高乐（电文于1943年5月22日公布），承认他而不承认吉罗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
(60) 《法兰西报》，1942年8月29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84—186页。
(61) 见上文，原著第466页。
(62)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203—209页。
(63) 见上文，原著第414—417页。
(64) 下院辩论，第5辑，第390卷，第568—569栏；《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86页。
(65) 关于法国本土解放前戴高乐在北非活动的概述，见上文，原著第411页以后。关于法国解放时期和解放以后他所起的作用的叙述，见《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