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东欧

第一章

波兰

西德尼·洛厄里

第一节　1941年6月至1943年11月的俄波关系

（一）纳粹侵俄的影响

波兰流亡政府，以及同这一政府保持联系的在波兰国内活动的地下武装部队，对苏联怀有敌意，主要是由于他们认为苏联曾于1939年9月17日从背后攻击了波兰部队，当时苏联政府同德国人合作，再次瓜分波兰。⁽¹⁾后来由于1939年11月1日和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两项法令把“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的东部领土，那里的居民大部分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并入苏联两个相应的共和国，又加深了这种敌意。⁽²⁾俄国人侵入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的东部领土时曾俘虏不少战俘，苏联把这些战俘连同苏联占领区的居民大规模流放到苏联，这就使波兰人更为愤慨。⁽³⁾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使波兰人对苏联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正如这个事变导致英国人和美国人态度的变化一样；波兰总理兼总司令西科尔斯基将军在6月23日的一次广播演说中表示，希望俄国宣布1939年9月28日签订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⁴⁾无效。苏联政府起初不愿考虑对这个条约的领土条款作任何修改；但是，由于7月间德国人在军事上一再取得胜利，再加上英国政府的压力，创造了更加有利于同波兰人举行谈判的气氛。⁽⁵⁾经过长时期的并有英国政府代表参加的谈判，波苏两国政府于7月30日在伦敦达成了协议，协议由西科尔斯基和苏联大使I·M·迈斯基签署。

通过这项协议，苏联政府承认纳粹和苏联之间关于领土变动的1939年条约已“失去效力”。苏波两国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波兰保证将不同任何第三国签订旨在反对苏联的任何协议。苏联在协议中还同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领土上成立一支波兰军队，并由〔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征得苏联政府同意后任命一位司令指挥，这支军队将隶属于红军最高统帅部，该统帅部内将包括一名波兰军的代表。详细办法待以后的协议中商定。协议附带的一项议定书表明，苏联政府“对于所有作为战俘或根据其他充分理由而拘留在苏联境内的波兰公民”给予特赦。⁽⁶⁾另一份秘密议定书还表示，所有各项公私要求将在以后的谈判中考虑。⁽⁷⁾

西科尔斯基—迈斯基协议意味着波兰态度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将在整个战争期间使波兰与盟国之间的合作过程变得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在反对纳粹德国的剧烈斗争的情况下，发生着一场波兰的新旧概念之间的冲突。⁽⁸⁾有一些波兰人，特别是军官，他们同毕苏茨基和贝克的波兰有过较深的关系，仍希望看到波兰能强大得足以在普鲁士和俄国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这一派人的理想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波兰，把那个国家传统的贵族社会结构永久保持下去，并试图对它的邻国采取冷淡生硬的不妥协态度。他们必然认识到，只有在他们的传统敌人德国和俄国都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重新建立这样一个波兰。但是，也另有很多人——那些赞同西科尔斯基想法的人和以前的某些反对党的领袖们——他们决心不让独裁或反动的波兰复活，希望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苏联的朋友，但应该是真正独立的而且具有健全的民主基础。然而，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因素，它注定要产生最深刻的影响。苏联和共产党的领袖们所设想的波兰，大大不同于凡尔赛条约和里加条约所建立的国家。当红军在1944年进入波兰时，人们记得1920年时红军曾进入过波兰，当时的目的是扩展俄国的革命，而且，在毕苏茨基靠着魏刚的帮助把俄国军队赶回去以前，甚至还在比亚威斯托克成立过苏维埃政府。⁽⁹⁾同时人们也记得，波兰对于有争议的东部领土的主权是以1921年的里加条约为根据的，后来西方国家就把波兰对这部分领土的主权含糊地同东欧的现状等同了起来。但是，俄国人认为这些领土是在他们处于被胁迫的情况下硬夺过去的，决不承认这是最后的解决。此外，这个有争议的地区的人种地理方面极端复杂的情况，还提出了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¹⁰⁾

1939年10月31日，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就俄国对外关系发表讲话时，为9月间俄国人的入侵波兰辩解。他说，入侵是为了解放少数民族——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他们由于波兰的瓦解而处于无人照料的困境。瓜分波兰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标志着波兰国家的完结——“这个凡尔赛条约的丑恶产物本来就是依靠压迫非波兰族居民而存在的”。英法政府为“恢复以前的波兰国家”而“继续目前的战争”是“荒唐可笑的”。⁽¹¹⁾

可见，俄国人是反对1921年的俄波边界的，而波兰人则没有忘记五次瓜分（最后一次近在1939年），因而对俄国人疑虑很深；但是只要作为他们共同敌人的纳粹德国还拿着武器，双方最好还是撇开这样的问题而共同对敌。然而不难预见，随着战局的转变，像这样根深蒂固的分歧必然会再次出现。

继1941年7月30日在伦敦签订俄波条约之后，华西列夫斯基将军和博胡斯–希什科将军于8月14日在莫斯科又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其中明白地指出，西科尔斯基将军已任命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将军为苏联境内波兰军队的总司令，而且安德尔斯已着手在那里组织一支波兰军队。⁽¹²⁾

安德尔斯在8月间被任命为这支军队的指挥的时候，刚从莫斯科的卢卞卡监狱获释，当时身体很衰弱，据他自己说，这是由于1939年在反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受了8处伤，以及后来在苏联监狱中又受虐待的缘故。⁽¹³⁾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当他努力从当初被押在苏联各处的监狱和劳动营里的大批波兰人中组织一支军队时，他受到俄国人的礼遇。安德尔斯得到伦敦波兰政府派驻苏联政府的新任大使斯坦尼斯瓦夫·科特和由博胡斯–希什科率领的来自伦敦的波兰军事使团的协助。在开始时，波兰人被转移到古比雪夫（萨马拉），这支军队的最初集中地在附近的布祖卢克。⁽¹⁴⁾从8月到12月，安德尔斯募集到了好几千名在苏联的波兰人，他们那时被特赦释放后，乘德国人向莫斯科进军的混乱时机，利用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一切运输工具向着古比雪夫这一总的方向迂回曲折地移动。⁽¹⁵⁾虽然很难说这批波兰人的命运比当时俄国人的遭遇坏多少，但在布祖卢克，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因为这些新兵在俄国的初冬季节来到这里，都害着病，营养不良，而且长期经受着风吹雨打。安德尔斯在替他的部队搞装备、食品和御寒服装方面遇到不少困难。从一开始，他和科特就同苏联当局在履行特赦和释放波兰公民问题上陷入了一场外交战。⁽¹⁶⁾据安德尔斯说，在组织这支队伍的初期阶段，波兰人就由于几千名非常需要的军官和军士的失踪而深感不安，这些人从1940年春季起就不知下落。他们寄给苏联政府的查问信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就更加担忧了。⁽¹⁷⁾1941年12月，当西科尔斯基从伦敦到达莫斯科进行视察，并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时，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安德尔斯陪同他去莫斯科，并亲自向斯大林陈述了他在设法使劳动营中的波兰人得到释放以参加他的军队，以及在为他的部队获得装备和粮食方面所碰到的困难。由于气候寒冷，安德尔斯还要求把他的部队转移到苏联更南一些的地方。在这次会见中，西科尔斯基建议应该让波兰人转移到中东某个地方去——譬如说波斯，那时波斯由英国和苏联共同占领着——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英美的给养并在较暖和的气候中训练。斯大林表示他怀疑这是英国的一个花招，西科尔斯基说，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愿意建议让这支军队留在苏联，如果它能够得到适当的给养和装备的话。虽然波兰人在失踪的军官这一问题上仍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但这次会议在改善波苏关系方面是成功的，斯大林似乎极愿意合作，他答应了波兰人大多数的请求。⁽¹⁸⁾苏方同意增加波兰军的兵力，答应作进一步努力，以使那些被拘留的波兰人获释，并命令红军参谋部的潘菲洛夫将军负责为苏联境内的波兰军提供军粮和装备。⁽¹⁹⁾会谈于12月4日结束时，斯大林和西科尔斯基签署了“友好互助”宣言，保证在对德战争及以后的和平时期中都相互合作。第二条写道，为了执行7月30日的西科尔斯基—迈斯基协议，“两国政府将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军事上相互全力支援，在苏联领土上的波兰共和国武装部队将与苏军并肩打击德国强盗”。⁽²⁰⁾

按照斯大林在这次莫斯科会谈中作出的一项决定，这支波兰军队于1942年初从布祖卢克转移到了塔什干附近的扬吉尤尔；⁽²¹⁾同时由科特在12月和1月谈判达成了两项协议，商定由苏联政府向波兰人提供贷款，以维持大大扩充了的波兰军队和救济苏联境内的波兰公民。⁽²²⁾当时在科特的主持下，向那些因特赦而获得自由的波兰人分配了救济物品，这些东西大都是租借法的物资。1941年12月23日，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在苏联境内，任命19名外交代表和他们的办事人员，以推进这项工作。⁽²³⁾与此同时，尽管有了这些较为协调的气氛，苏联当局在1941年12月初重新逮捕了几个波兰领袖，包括两名犹太人社会党的工会活动家艾尔利什和阿尔泰；⁽²⁴⁾另有迹象表明在关于前波兰东部领土上非波兰族居民的身份问题上，正在同苏联当局发生一场新的争论。⁽²⁵⁾

1942年初，安德尔斯与伦敦的西科尔斯基磋商之后，拒绝了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当局要他分别派几个师到前线去与红军一起作战的请求（他后来说，他不愿把他那些身体疲惫、配备简陋、还没有训练好的部队一支一支地派往前线，因为到了前线，他们很快就会被吞掉而失去作用，他宁可把他们集结在一起，直到他们能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战斗）。⁽²⁶⁾据安德尔斯说，“朱可夫将军和潘菲洛夫将军对这个答复明显地不满意。”⁽²⁷⁾的确，这个事件预示着波苏关系的转折点，因为苏联领袖显然怀疑波兰人不肯行动是别有原因的。⁽²⁸⁾这一拒绝后来被俄国人解释为违反斯大林—西科尔斯基宣言的精神，特别是违反其中的第二条，在这一条里波兰人保证“与苏联武装部队并肩”战斗。⁽²⁹⁾从此苏联官员对苏联境内这支波兰军队的意图显然有了怀疑。并且，随着俄国人军事地位的改善，他们就不那么需要同苏联境内的波兰人或伦敦的波兰政府进行合作了；照安德尔斯的说法，俄国当局不再掩饰他们在设法阻挠他组织这支军队了。

1942年3月，波兰人接到通知，说他们的口粮将被缩减到26 000份（虽然那时他们的兵员有7万人）。斯大林在答复安德尔斯的呼吁的回电中说，采取这个措施，是由于美国参战，因而减少了经远东运到俄国的粮食供应。因此，他说，有必要“减少对不在作战的各个师的供应”，以优先满足正在作战的各个师的需要，但是，如果安德尔斯希望到莫斯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就请他来。⁽³⁰⁾安德尔斯接受了这个邀请，3月18日，斯大林同意对俄国境内的波兰士兵供应44 000份口粮，并让安德尔斯把他的军队的其余部分撤退到波斯。⁽³¹⁾苏联当局执行这项决定时有魄力，也很有效率，3月间，在同英国官员磋商之后，就把第一批约4万名士兵和难民经由克拉斯诺沃茨克撤到了波斯。⁽³²⁾一直到8月间，经过长期交涉，包括安德尔斯乘飞机到伦敦去了一趟⁽³³⁾（这期间，他在苏联的部下的境况更坏了⁽³⁴⁾），他才终于又使115 000名波兰人⁽³⁵⁾（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撤到了波斯。安德尔斯自己也到了德黑兰。

在撤退时，安德尔斯得到消息说，齐格蒙特·贝林格中校已擅离他在克拉斯诺沃茨克的职守，并带走了他所掌管的全部文件。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俄国人还占领着“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那些有争议的领土时，曾有一些波兰军官自愿参加红军，贝林格就是其中之一。1942年初，他因在安德尔斯军队中犯了不服从上级的罪行而被调到克拉斯诺沃茨克。⁽³⁶⁾后来他在战争时期作为红军中的一支波兰部队司令员出现时，他的那次逃离职守就显得耐人寻味了。⁽³⁷⁾

（二）波兰国内抵抗运动部队之间的冲突

波兰“地下政权”和“国家军”在1939年秋天成立之后的改组和活动，已经在另一卷中作了叙述⁽³⁸⁾。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之后，他们的活动集中于打击在波兰的德国当局和德国武装部队，并接受伦敦的波兰政府的领导，通过该政府与被占领的欧洲的其他地下组织取得协调；同时他们通过空运从西方盟国那里得到物资给养。

可是，“国家军”和“地下政权”并不是进行抗德秘密活动的惟一组织：还有一些较小的、统一不起来的集团，他们抱着不同性质的目标。有由苏维埃游击队发展而成的“人民近卫军”，他们的领袖是从俄国空降下来的，他们组织了波兰工人党，波兰工人党是波兰共产党的化名，因为在1942年1月的波兰，“共产党”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名字。后来这个集团同一些从流亡政府和地下政权内不那么保守的政党中分裂出去的派别合作。此外还有国民民主党的武装组织“国民武装部队”，他们公开反俄，在战争后期同苏维埃游击队和各个新建立的工人政党对抗。⁽³⁹⁾1942年，国家军和人民近卫军之间发生了摩擦，每一方都不愿隶属于对方，共产党人指责国家军执行“等待”政策；⁽⁴⁰⁾而社会党和农民党的地下出版物则攻击波兰工人党，就像他们过去攻击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治制度一样。⁽⁴¹⁾1943年初，波兰共产党领袖提出国家军领袖必须废除1935年宪法，并立即公开对德国人发动战斗，作为合作的条件，这时，冲突发展成为僵持局面。国家军司令罗韦茨基将军提出了一个反要求：波兰工人党和人民近卫军的领袖应当承认伦敦的波兰政府，并接受在波兰的波兰当局的领导。他还要求波兰工人党领袖明白表示他们不隶属于共产国际，不听命于某一外国。⁽⁴²⁾结果，没有就任何一方的要求达成协议。

波兰“地下政权”和苏维埃游击队的互不相容，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的政治和宗教冲突。它的根子在于波兰各社会主义政党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斗争，在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波兰社会党成立于1892年，曾参加过1905年的俄国革命。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它成了苏联共产主义的敌人，参与过毕苏茨基领导下的反布尔什维克斗争。社会党和农民党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反俄倾向，自从反俄情绪（以及反普鲁士情绪）同波兰独立的理想密切联系起来后尤其如此；因此毫不奇怪，1940—1941年间被放逐到苏联去的那些人中间有很多著名的社会党领袖。⁽⁴³⁾另一方面，波兰共产主义的力量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很弱小，1937年波兰共产党被共产国际解散。⁽⁴⁴⁾有几位共产党领袖在1940—1941年间重新出现，在苏联占领下的“两次大战间的波兰”东部领土上工作，但是随着德国人的入侵，他们又消失了。这样，在波兰国家军和苏维埃游击队之间产生仇恨就毫不奇怪了。因为，尽管社会党和农民党本身份成各个派别，它们总是地下政权和波兰流亡政府中两个实力最强大的党；随着波兰的苏维埃地下武装用波兰工人党这个名字重新建立了波兰共产党后，一场宣传战就在这两个组织之间打响了。

（三）关于边界和国籍争端的初步迹象

虽然安德尔斯发现在签订1941年7月30日协定之后最初几个月内，苏联领袖比较合作，⁽⁴⁵⁾但是早在1941年11月就有迹象表明苏联政府认为1939年“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并入苏联仍然有效。然而，波兰人却声称波兰的边界仍然同1939年时一样，是里加条约所确定的那些边界。⁽⁴⁶⁾这些相互冲突的看法就是战争期间逐渐发生的大多数争吵的根源。

1941年11月，在驻阿拉木图的俄国将军谢尔巴科夫根据“中央当局”的命令征召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和犹太族的前波兰籍公民参加红军，而不让他们参加苏联境内的波兰军之后，这个问题在波苏两国政府的外交换文中被提了出来。⁽⁴⁷⁾当波兰人提请俄国人注意这个事实时，苏联政府在1941年12月1日的照会中，提到苏联最高苏维埃1939年11月29日的法令，该项法令已使那些“发现自己”处于1939年11月并入苏联的前波兰领土上的人成为苏联公民。⁽⁴⁸⁾照会说，虽然苏联出于“善意和特别照顾”，把归并以前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波兰族居民看作是波兰的公民，但这并不适用于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或犹太人的后裔，因为波苏边界问题还“有待于将来解决”。⁽⁴⁹⁾当西科尔斯基在12月间与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强烈暗示波兰流亡政府应该只管波兰人的事，不要旁及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或犹太人，⁽⁵⁰⁾而且按照安德尔斯的说法，⁽⁵¹⁾当波兰军转移到扬吉尤尔时，苏联当局曾发出过指示，禁止“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边界以内非波兰族的波兰国公民参加波兰军。与此同时，波兰政府在12月9日的照会中阐明了波兰的立场：在1939年9月以后苏联占领时期援用苏联国籍法是违反1907年第四项海牙公约的。⁽⁵²⁾苏联政府在1942年1月5日的答复中，否认1939年有任何违反第四项海牙公约的情况，因为当时苏联并没有占领该地区，只是由于“这些地区的人民自由表达意志的结果”，把这些地区归属于苏联罢了。⁽⁵³⁾

1942年一年中，这场关于国籍的争论，连同波兰军官失踪问题和苏联境内波兰公民特赦执行问题的争论，一直通过外交途径在继续进行。⁽⁵⁴⁾1943年1月16日，苏联政府在照会中说，由于波兰政府的“消极态度”，他们取消了1942年12月1日的照会中提出的对波兰裔居民予以特殊对待的办法，这一问题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⁵⁵⁾

这一新的事态发展，不仅对波兰国内的波兰部队来说，是挫伤了他们的士气，而且对盟国所有各条战线上的波兰部队也莫不如此。安德尔斯描述了这一演变对他正在伊拉克训练的部下的严重影响，说：他们很明白这对于那些仍然留在俄国的人⁽⁵⁶⁾和对于那些没有被强迫迁离有争论的波兰东部领土的大多数波兰族居民⁽⁵⁷⁾来说意味着什么。

乌克兰族的苏联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在1943年2月20日的《苏维埃乌克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了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在这篇文章中，他攻击伦敦波兰政府的很多成员，骂他们不该反对“西乌克兰”与苏联的乌克兰合并。⁽⁵⁸⁾波兰政府于2月25日作了答复，宣称他们期望俄国恢复里加条约所确定的波兰东部边界。⁽⁵⁹⁾与此同时，波兰新任驻莫斯科大使塔德乌什·罗默尔于2月20日同莫洛托夫讨论了苏联改变态度的原因之后，⁽⁶⁰⁾于2月26日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在会谈中，斯大林承认两国政府在看法上有明显冲突。⁽⁶¹⁾

1943年2月间，由于发表了苏联驻美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一封信，说1941年12月间重新逮捕的波兰工会领袖艾尔利什和阿尔泰已于1942年判处死刑并已执行，⁽⁶²⁾冲突就更加激烈了。3月8日，波兰外交部长拉茨齐尼斯基提出的强烈抗议，⁽⁶³⁾遭到了苏联政府3月31日照会的坚决拒绝。⁽⁶⁴⁾同时，关于波兰东部边界的争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苏联在3月1日的声明中提到寇松线，说这是符合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要求的西部边界，⁽⁶⁵⁾波兰则在3月5日通过波兰电讯社再次重申，1939年在这些地区举行的公民投票是违反国际法的，而波兰对这些领土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⁶⁶⁾

（四）卡廷事件

（1）1943年4月26日俄波断绝外交关系

1943年春，西方各盟国全神贯注于作战任务，对于来自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互相残杀已有许多世纪的地区所发生的严刑拷打和大屠杀的报道，无暇作出深思熟虑的判断；而且多数消息是相互矛盾的。人们还觉得盟国间的合作关系已经够难维持的了，任何不利于合作的事最好放在一边，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可是，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传出了一则使西方人的情绪大为震动的报道，它透露，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发现一批埋有成千上万名波兰军官的万人冢，这些军官是被人有步骤地、熟练地用手枪从脑后枪毙的。这则广播说，墓冢里共有1万多具尸体，这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子，这些屠杀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1940年春天干的。⁽⁶⁷⁾起初，西方人简直不相信那些曾在华沙犹太人区和其他地方干了那么多暴行的纳粹所表现的对俄国人的义愤。但是对波兰人来说，这个报道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是别人很难体会的。因为被这样杀害的那几千个人，正是波兰军事和知识界的领袖，他们本来很可以在建立未来独立的波兰的事业中起强有力的作用。不管是谁下的毒手，波兰业已永远失去了这些被害者的才能。

4月初，在华沙的德国人特别召集一批波兰人，向他们发表了这个消息，⁽⁶⁸⁾在克拉科夫和卢布林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然后把这三个地区的九名代表用飞机送到卡廷森林现场，再把他们送回来向他们的朋友证实这项报道。⁽⁶⁹⁾波兰地下组织把这些人的观察报告送往伦敦，并表示相信，那些确是波兰军官的尸体，不过尸体的数目要比德国人估计的“1万多具”要少得多。⁽⁷⁰⁾几天后，另有一批波兰人，大多是波兰红十字会的成员，被送去参观这些墓冢，其中有些人还留下来参与挖掘尸体和认尸的工作。⁽⁷¹⁾在这批代表访问之后，波兰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相信了死者的身份是确凿的，但拒绝派代表到德国的战俘营去散布这项消息，德国人于是强行“组织”一批批波兰战俘去访问现场。⁽⁷²⁾

纳粹在4月13日宣布这一发现时，对这样一个败坏俄国人名誉的机会感到如此兴高采烈，以致他们的报道充满了失真和夸张之处，⁽⁷³⁾其中有些报道，由于证据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加以修正；⁽⁷⁴⁾而这很自然地使人们对整个控告的真实性发生了怀疑。

德国人还组织了一个外国记者访问团去卡廷森林，不久，中立国和卫星国的报纸上就开始出现了报道。其中罗伯特·布罗斯写的发表在4月13日一家阿根廷日报上的报道，被轴心国的电台广播了。从这些记者所写的报道来判断，他们似乎相信德国人的说法是正确的。⁽⁷⁵⁾

波兰领袖们过去就失踪的军官问题向俄国人作了旷日持久的、徒劳无功的查询之后，若干时候以来已经无可奈何地相信这批军官已不在人世了，⁽⁷⁶⁾但安德尔斯军中的士兵们对此是不知道的，因此当德国人的发现宣布后，整个军队陷于一片焦虑和沮丧之中。4月15日，安德尔斯向伦敦的波兰政府送去了一份报告，综述了他和他的部下于1941年和1942年间如何徒劳地探听那些军官们的消息，并建议政府领导人要求苏联官方作出解释。⁽⁷⁷⁾他的这个报告和波兰地下组织证实这些尸体身份的报告差不多同时到达。博尔–科莫罗夫斯基曾派自己的组织的一个人员去现场，撇开波兰红十字会，单独进行了调查。⁽⁷⁸⁾他很快就得出了罪责在谁身上的结论。

经过两天的沉默，俄国人在4月15日发表了一份公报，骂德国人“无耻捏造”，并把这次屠杀的罪名推到德国人头上。公报说，1941年这些战俘在斯摩棱斯克以西从事建筑工作，那年夏天，苏联部队撤退后，他们落入了德国人手中。关于德国人提到的那个地区的其他墓冢，公报说，靠近现场的格涅兹多瓦亚村是一个历史上的埋葬场，曾经在那里进行过考古发掘。⁽⁷⁹⁾4月17日由苏联情报局发布的另一份公报说，纳粹可能在1941年就已屠杀了这些战俘；它举出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上层的尸体保存得这样好，并把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推到“盖世太保档案库”头上。⁽⁸⁰⁾

波兰人尽管感到惊异，起初还是谨慎行事。4月15日，伦敦发行的一家波兰报纸刊出一篇文章，希望德国人对俄国人的这一指控“将会像过去常见的那样，证明是谎言”。⁽⁸¹⁾可是到了4月17日，波兰人不再讲究谨慎了，波兰国防部长库基耶尔发表了一份公报，叙述了失踪军官事件的始末以及波兰当局为了从俄国人那里获得这批军官的下落所作的长期努力。公报说，从来没有得到过答复，因此，虽然波兰人对于德国人宣传中的撒谎已司空见惯，但根据他们早先注意到的情报，波兰政府已与国际红十字会联系，以便使这些指控“由一个合格的国际机构来加以鉴定”，并已要求派一个代表团到现场去。⁽⁸²⁾同一天，伦敦的波兰政府在一篇声明中公开证实了这一意图，这篇声明还提到纳粹的某些暴行，这就在道义上使纳粹无法从这个事件中捞取“政治资本”。⁽⁸³⁾同时波兰红十字会代表在瑞士把波兰政府的这一请求交给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位代表。就在这之前不到一小时，德国的代表作了同样的请求。⁽⁸⁴⁾

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由于各种相互牵连的问题，波苏关系已有相当一个时期处于紧张状态。自从安德尔斯的军队撤出苏联以来，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使两国政府间的距离每天都在扩大。在当时看来，使波苏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似乎并不单单是卡廷事件。但是，当4月19日《真理报》上出现了一篇题为“同希特勒勾结的波兰人”的社论时，波苏关系发生了这种剧变就很明显了。这篇文章猛烈攻击波兰流亡政府附和“希特勒分子的卑鄙挑拨”。文章提醒人们注意德国人干下了那么多人所共知的暴行，并且要人们注意在这个事件中有人企图把罪名加在“犹太人民委员”头上，因此，文章说，波兰同红十字会的联系（在德国同该会联系的同时）必须看作是“对希特勒分子的挑拨的直接和明显的帮凶行为”，文章说，波兰民族并不相信这些污蔑，并以厌恶的心情唾弃这些与希特勒勾结的波兰人。⁽⁸⁵⁾

这篇文章引起了国际上的轰动。西方盟国的新闻界人士当时正全神贯注于战争的进行，没有注意到波苏交涉的背景，深恐这次事件会引起波苏关系的危机。在他们看来，波兰人似乎选择了一个特别不适当的时刻帮助了敌人的宣传，并且对一个友好的盟国作了如此激烈的指责。然而西方报纸的评论并没有能阻止波兰外交部长在4月20日正式要求对失踪军官的命运作出解释。⁽⁸⁶⁾4月20日，塔斯社确认《真理报》的社论是与苏联官方意见一致的，并又一次攻击波兰流亡政府中的“亲希特勒分子”恶化了与苏联的关系。⁽⁸⁷⁾

4月26日，波兰驻苏大使被召到外交人民委员部，由莫洛托夫交给他一个照会。照会说，波兰政府没有向苏联政府询问或请苏联政府解释，就“背着苏联政府”与德国人同时采取行动，一起要求红十字会作调查，并“以同样的方式”搞报纸宣传运动。既然他们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走上了与希特勒政府沆瀣一气的道路”，并对苏联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因此，俄国人“决定中断与波兰政府的关系”。⁽⁸⁸⁾

事态的这一变化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吃了一惊，他们当时表明，他们更关心的是怎样弥合分裂，而不是去判断谁是谁非。⁽⁸⁹⁾报纸舆论对联合国家的两个成员国竟发生不和，对波兰政府竟作出如此错误的判断，即在战争的这一关键阶段，在盟国间的合作必不可少的时刻，居然根据德国人所提出的指控掀起争端，表示深为遗憾。⁽⁹⁰⁾《纽约时报》认为俄国人和波兰人都落入了纳粹的圈套。它批评波兰人不该提出这个争端，俄国则不该贸然中断关系。⁽⁹¹⁾《泰晤士报》只批评波兰人，说他们助长了戈培尔的这一胜利。⁽⁹²⁾外交界开始了紧张的努力来弥合这一破裂。4月27日和28日，西科尔斯基、丘吉尔、艾登和美国驻伦敦大使怀南特之间举行了几次会议。⁽⁹³⁾与此同时，波兰在伦敦的内阁商定了一篇宣言的文本，并于次日发表。宣言说，“在波兰共和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基础上”波兰政府仍希望奉行同苏联友好的政策，还说波兰方面早于上一次公报（1943年4月17日发表的）里就已指出德国人无权妄图利用这一悲剧来达到他们“自己的奸恶目的”，⁽⁹⁴⁾所以没有必要因为有人指责他们同希特勒勾结而为自己辩护。经盟国政府施加更大压力之后，波兰人在4月30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们认为他们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请求由于被德国人用于宣传目的而已失效，⁽⁹⁵⁾丘吉尔因此在5月3日（波兰国庆日）给波兰人的一封信中，赞扬了他们在协同盟国一致抗击德国人方面作出的努力。⁽⁹⁶⁾5月4日，斯大林在书面回答《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记者所提的问题时，宣称他希望有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波兰，说他愿意在“牢固的睦邻关系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战后关系，⁽⁹⁷⁾因此人们认为事态已有所好转。但是恢复外交关系的任何幻想都被维辛斯基在5月6日打消了。他在一篇对报界的声明中，回顾了自从1941年7月30日的协定签订以来同苏联境内波兰人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说，由于波兰人拒绝与红军并肩战斗，又利用分配救济品的便利来从事反对苏联的间谍活动，他们已表现出一种敌对的态度，这一态度“只能成为真正友好亲密的苏波关系的障碍”。⁽⁹⁸⁾

尽管波兰人在5月7日对这些指控作了否认，⁽⁹⁹⁾但争吵的根子显然比关系破裂时所暴露的问题深刻得多。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一心希望关系能够恢复，他们聊以自慰的是，俄国人4月26日的照会中所用的措词是“中断”关系而不是“断绝”关系。

（2）后来的事态发展

国际红十字会由于俄国人不同意作中立的调查而拒绝调查卡廷事件，于是德国政府组织了一个“中立的”欧洲委员会，这一委员会虽然也有中立国瑞士的一名代表，但是主要却是由被占领的国家和卫星国的医务专家组成的。1943年4月28—30日，这些专家在卡廷花了三天时间，据说他们访问了见证人，了解了一直在进行的挖掘和查验工作，并亲自进行了几次尸体解剖，然后在这次访问的调查报告上签了字，提出了法医学上的看法。调查报告中详细描述了这些墓冢、尸体的状况和尸体上发现的物品，同时也发表了他们所作的结论：大量证据表明这些人都是在1940年3月和4月间用相同方式枪杀的。⁽¹⁰⁰⁾德国人在宣传中试图把这次调查说成是由一个“中立的”团体进行的，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大多数的专家来自德国控制下的国家。因此这一调查报告没有对世界舆论产生多大影响。

但是，德国人继续利用这项发现在宣传上可能带来的好处。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们鼓励各色各样的人去访问墓地。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的各个地区，在各行各业的人中间，都组织了这种旅行。德国人把一批批的战俘送到现场。⁽¹⁰¹⁾他们鼓励访问者同当地居民交谈。他们还组织大批轴心国和卫星国官兵去参观这个地区，并要求他们用航空信把他们的印象告诉家人。纳粹甚至还拿出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材料”，试图用这些东西来证实他们的说法。

1943年9月中旬，在德国人被红军逐出这个地区之前，柏林的德国新闻总署发表了他们所收集的证据的详细摘要。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最使人感兴趣，它叙述墓冢的发现经过，还有对墓冢内容的描写。其他两部分是关于向国际红十字会所作的呼吁，以及盟国方面在外交上处理这个事件的情况。⁽¹⁰²⁾

1943年9月，在德国人的这一摘要发表后不久，俄国人收复了这个地区。这一问题逐渐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1944年1月正当俄波边界发生争议的时期，苏联报纸发表了一份由“确定和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波兰战俘军官情况的特别委员会”⁽¹⁰³⁾提出的报告。特别委员会由院士、教育家和各种官员组成，在各种苏联法医学专家的帮助下，进行了未经说明多少时间的工作之后，发表了这一报告，以证实苏联关于卡廷事件的说法。⁽¹⁰⁴⁾据这个报告说，下述说法有事实为证：

以前波兰各次照会中所提到的那批波兰战俘军官，早在1940年春天就由俄国人把他们从科泽尔斯克、斯塔罗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撤出，送到斯摩棱斯克地区的三个“特别营地”；1940—1941年期间他们在那里从事建筑和修路工作。德国人入侵时，这批战俘未能及时撤退，因此在1941年7月落入德国人手中。⁽¹⁰⁵⁾那年秋天，德国人对逃散在那个地区的波兰战俘进行了严密的搜捕，把他们一小批一小批送到卡廷森林（据这份报告说，在苏联统治下，卡廷从来不是禁区）。⁽¹⁰⁶⁾就在那里，一个表面上打着“第537工程营”的特种警察队处决了他们。⁽¹⁰⁷⁾尸体当时就埋葬了，但是到了1942—1943年冬天，由于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德国人决定利用这些墓冢来进行挑拨。他们于是威胁当地的目睹者以便得到假的证词，同时掘开坟墓，拿掉一切写有1940年春天以后日期的文件，并把一些新的材料放在尸体上。1943年3月，德国人从别处用卡车运来很多尸体，放入这些坟墓，借以增加数量，来达到宣传目的。⁽¹⁰⁸⁾他们使用500名俄国人干这项工作，后来把他们都处决了。这报告还说，根据法医检验，这批战俘的枪决用的是典型德国方式，发生在1941年的秋天；墓中有11 000具尸体。⁽¹⁰⁹⁾

在特别委员会报告中，用一些证人的证词、苏联法医专家的报告以及苏联当局掌握的一些“文件资料”，来证实上面这些说法。俄国人认为这一报告充分证明了德国人的罪责。但是，根据西方的法律标准，证据还是不足的，这一点在1946年纽伦堡审讯时就表现得很清楚。苏联检察官鲁坚科企图要法庭不加讨论就认可这个报告，纽伦堡法庭上的其他法官不同意。鲁坚科的这一企图，以及他在德方证词的对质下两度改变说法的事实，都是苏联方面理由不足的明证；而且，波兰流亡政府手中的大量材料还没有被允许用作证据。⁽¹¹⁰⁾纽伦堡裁决中对卡廷屠杀事件避不明确表态，这确是意味深长的。⁽¹¹¹⁾

但是，卡廷事件在1943年所具有的重要国际意义，并不在于是谁（德国人，俄国人还是波兰人）的说法正确。它之所以重要，第一，是因为波兰从一开始就确信这是俄国人干的——不仅同波兰流亡政府有关的那些波兰人是这样确信的，而那些同安德尔斯一起从俄国撤出来的人尤其如此；第二，因为英美政府在面临这一抉择时，采取了偏袒苏联政府反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态度。在当时以及在此后几年中，英美政府都倍加小心，不让公众知道他们所掌握的和波兰流亡政府所掌握的有关卡廷事件的情报。因此，直到好多年以后，这些证据才开始一点一点地传出来。⁽¹¹²⁾的确，卡廷事件是促成俄波分裂的最终因素；西方盟国在采取了偏袒俄国人的态度之后，现在面临着有必要把这一不可调和的争执弥合起来的难题。

（五）苏联扶植的政府和军队的由来

安德尔斯的军队开赴中东之后不久，人们可以看到，在苏联境内的波兰人中有一系列新的事态发展。一家原在利沃夫发行的名叫《新天地》的报纸，当初由于德国人的入侵而突然停刊，已在不久以前复刊了。⁽¹¹³⁾1943年3月1日，《自由波兰》周刊的创刊号出版了，不久后它就自称是一个叫做“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团体的机关刊物。这一伙人对战后波兰问题的观点，同苏联政府的观点一致，譬如说，从该周刊的5月13日一期上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¹¹⁴⁾这时，有一点愈来愈明显了，即原来随着波兰大使馆离开古比雪夫而结束了的领导苏联境内波兰人的一些机构设施和权力地位，现在将转交给波兰爱国者联盟了。6月2日，波兰爱国者联盟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6月18日，公布了代表们给斯大林的感谢电上的签名，因而也就透露了他们的姓名。⁽¹¹⁵⁾他们的领袖是万达·瓦西莱夫斯卡。她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里一位部长的妻子，本人是波兰共产党党员。军事领袖是贝林格（不久前擅自逃离安德尔斯队伍的那个军官），⁽¹¹⁶⁾他转变到苏联的立场已有相当长的时期。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其他成员是具有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波兰血统的人，他们联合起来的一个共同基础，是同情苏联的观点。⁽¹¹⁷⁾

1943年1月20日的《新天地》上登载了一篇署名“塔德乌什·W”的文章，根据这篇文章的倡议，波兰爱国者联盟提出并通过了一个决议，建议在苏联成立一支波兰军队，以便同红军“并肩”战斗。⁽¹¹⁸⁾该组织然后将这个决议提交给苏联政府，要求准予开征兵员。塔斯社于1943年5月9日发布一则公报，宣布苏联最高苏维埃已批准这个请求，同意成立一个师，就以波兰爱国者塔德乌什·科希丘什科命名。⁽¹¹⁹⁾贝林格将担任指挥。5月25日，通过苏联征兵局开始了这个师的征兵工作。9月1日，红军报纸《红星报》宣布科希丘什科师已开往前线。⁽¹²⁰⁾

与此同时，波兰国内新的地下工人政党也活跃起来了。“人民近卫军”在其领袖“罗拉”（齐米耶尔斯基）⁽¹²¹⁾领导下，不断巩固他们的力量，并在7月间改名为“人民军”。⁽¹²²⁾共产国际已于5月间被斯大林解散，作为对盟国进行合作的一个友好姿态。但在1943年夏天的华沙，波兰工人党的一些组织者，在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鲍列斯瓦夫·贝鲁特领导下，政治上很活跃，力图得到各左翼集团的合作。他们通过波兰工人社会党的领袖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争取该党的合作，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当时该党脱离了社会主义者地下组织（WRN），决定与共产党合作，因为他们不赞成国家军和社会主义者地下组织对苏维埃游击队的政策。⁽¹²³⁾出于同样的动机，贝鲁特又争取到农民党的一些左翼派别和其他一些政党的合作。有报道说，1943年12月1日，在华沙举行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左派的地下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后来这一代表会议连同波兰爱国者联盟一起，发展成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¹²⁴⁾

1943年的夏天给国家军和波兰流亡政府带来了极严重的挫折。6月间，德国人俘虏了国家军司令“格罗特”（罗韦茨基）将军，因此，副司令“博尔”（科莫罗夫斯基）被任命接替他的职位。⁽¹²⁵⁾7月4日，波兰人遭到了另一个更严重的打击，曾经领导他们、鼓舞他们前进的那位军人总理西科尔斯基，由于飞机在直布罗陀附近的海洋中坠毁而遇难。⁽¹²⁶⁾他原曾希望看到当时在盟国各处前线上作战的波兰军队打回波兰去，就像过去波兰军团做过的那样，同时希望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下的国内秘密政权会配合行动，领导反抗德国人的起义，并承担起解放后的波兰的行政管理工作。波兰人在悲痛中一定意识到西科尔斯基的政治智慧是难以替代的，因为他能够在各个温和派领袖同比较保守的文官和支持流亡政府中保守政治派系的职业军官之间保持平衡，并使他们相互合作。西科尔斯基还曾卓有成效地提出了一项同捷克人修好的政策，从而使在伦敦的捷克和波兰政府举行了会谈，以消除宿怨，并为战后更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预作筹划。1940年11月11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公告，此后进行的商谈，促成了1942年1月23日签署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协议。这个协议是向建立一个人们广泛期望的战后联邦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该联邦将与1942年1月15日希腊—南斯拉夫协议中所拟议的希腊—南斯拉夫联邦联系在一起）。⁽¹²⁷⁾只是在西科尔斯基死后，这些关于中欧联邦的计划才被放弃，因为俄国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些计划。西科尔斯基之死所引起的伤感并不只限于波兰人。1943年7月6日，丘吉尔对他作了动人的颂扬。⁽¹²⁸⁾

农民党的一位领袖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7月14日受命继任总理。他同西科尔斯基一样，也有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但是波兰武装部队的新总司令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以及流亡政府的很多其他官员和军官——都曾是毕苏茨基的支持者，都是俄国人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他不会使新总理的不幸处境有丝毫改善。⁽¹²⁹⁾

米科拉伊奇克和盟国方面的想法一样，都强烈希望俄国人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复。1943年10月，当艾登打算去莫斯科时，米科拉伊奇克要求他运用他的影响，以促使关系恢复。当时国家军正准备在德军后方展开广泛活动，并且希望这些活动能与推进中的红军相互配合。苏联领导人的答复很明确，莫洛托夫表示，只能同“对苏联抱善意”的政府恢复关系。伦敦的那个政府，特别是索斯恩科夫斯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不仅如此，莫洛托夫再次指责了国家军不同德国人作战而是采取“消极”政策。⁽¹³⁰⁾

（六）德黑兰会议上的波苏边界问题

关于苏联政府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在国籍问题上的照会来往，上文中已有所叙述，从这些照会中已看得很清楚，俄国人无意让他们在1939年占领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重又成为波兰的领土。⁽¹³¹⁾早在1941年12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时，俄国人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把寇松线作为俄国和波兰边界的要求；1942年英俄双方关于后来在同年5月26日签订的英苏条约进行谈判时，只是因为丘吉尔坚决不愿意在这个阶段作出任何影响波兰领土的让步，并且由于科德尔·赫尔和罗斯福发表强有力的声明，支持了这一立场，才使俄国人放弃了这一要求，即：在这项条约中应承认苏联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所获得的领土是苏联的一部分。⁽¹³²⁾1943年末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说，如果俄国得到哥尼斯堡这个不冻港，他将同意丘吉尔的建议，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¹³³⁾同时让波兰从德国那里取得一些土地，以补偿它东部领土的损失。当时暂行商定，东普鲁士（如已阐明的那样）和西里西亚的奥佩伦地区应属波兰，它的西部边界应该是奥得河。至于从奥得河向南的界线的走向问题则没有作出决定。⁽¹³⁴⁾罗斯福没有积极参与这些讨论。据悉他是赞成让波兰保有利沃夫和德罗霍贝奇和斯坦尼斯拉夫的油田的。⁽¹³⁵⁾这三处地方都在寇松线以东；但是也许还可以把寇松线解释为划在利沃夫和德罗霍贝奇以东，如果它在加里西亚地区被认为是按照1919年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所属波兰事务委员会所建议的“乙”线而不是“甲”线的话。⁽¹³⁶⁾当提到与波兰政府的关系问题时，莫洛托夫重又提出了他对波兰流亡政府、对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国家军的指责；斯大林则提到，需要有一位波兰的巴锡基维，才能搞好关系。⁽¹³⁷⁾

第二节　红军在波兰

（一）1944年1月红军进入波兰

1943年末，当形势已很明显，红军即将越过1939年以前的波兰东部边界时，波兰人不得不考虑地下的国家军应该和俄国军事行动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他们过去一直殷切希望英美部队能首先进入波兰，并在他们的支持下由国家军发动武装起义。⁽¹³⁸⁾当俄国人将首先进入波兰已属无可怀疑时，波兰人只好勉强地开始按照新的情况调整他们的行动计划，可是他们调整的速度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1944年1月4日，波兰流亡政府接到报告说，红军已经越过“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边界进入沃林。第二天他们发表了一个照会，强调波兰历史上从没有出过吉斯林，强调地下组织所进行的活动以及波兰武装部队在盟国各地前线为共同事业所作的努力；鉴于这一切，波兰人在解放后理应得到公正的待遇。照会说，这种公正待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波兰有权建立独立自主的行政当局；并说波兰政府是“要对民族的命运负责的”，因而拥有“不可摧毁的”独立权利。他们因此期望苏联政府尊重这些权利，因为，他们说，波兰人是不会承认别人强加的解决办法的。尽管他们希望与俄国人达成协议，以便使波兰人的地下活动能与红军配合，他们还是在1943年10月27日指示地下组织，要国家军加强对德国人的抵抗，避免与红军发生冲突，并在波苏关系一旦得以恢复的条件下同苏联指挥官合作。

但是，波兰照会所提到的指示，只是索斯恩科夫斯基针对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于10月27日发出的命令的一部分。如果情势不宜发动西方援助下的总起义，国家军将在波兰德军后方加紧进行破坏活动和牵制性的攻击。这一行动的代号为“布尔扎”。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总理为恢复外交关系所作的努力能够成功，“布尔扎”将在与俄国人合作下进行。但如果两国仍然处于断交状态，“布尔扎”将独力进行，行政当局和武装部队将继续处于地下。⁽¹³⁹⁾

索斯恩科夫斯基是为答复博尔的请求而发出这些指示的，博尔曾要求澄清对前进中的俄国人应采取怎样的态度。⁽¹⁴⁰⁾博尔说，尽管如此，他当时并没有执行他的总司令的指示，而且他在这方面是得到扬科夫斯基的支持的。博尔在1943年11月20日发出命令，执行关于“布尔扎”行动的建议，但他命令当地的指挥官公开自己的身份，并主动向红军当局联系。他命令他们避免与苏维埃游击队和红军发生冲突，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诉诸战斗，但应拒绝任何想把国家军部队编入红军的企图。⁽¹⁴¹⁾博尔为他决定拒绝执行指示辩护说，既要对德国人作战又要继续处于地下，这是不可能的。他指出，这样做法只会证实苏联人对国家军所抱的怀疑，而且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国家军的领导人物是完全知道的。⁽¹⁴²⁾他对苏联“并不抱有任何幻想”。⁽¹⁴³⁾他知道他的士兵与“人民军”部队发生的摩擦意味着什么，他也知道俄国人正在采取步骤建立一个同他对立的波兰政府和军队，并要求人们接受寇松线。因此，当他命令他属下的指挥官暴露身份时，他必定知道俄国人会有什么反应（虽然他明确地说还没有看到有关俄国人态度的任何迹象）；⁽¹⁴⁴⁾但是他决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身上，认为它们是有能力保护国家军和地下政权的行政机构的，而伦敦的索斯恩科夫斯基却没有这种信心。

这时在波兰的政治活动并不限于国家军。波兰工人党（即波兰共产党）于12月间在华沙成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一事，在波兰地下组织的成员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因此波兰流亡政府接着就在1月9日决定扩大其“政治代表性”，把原来的四名主要政党代表扩大为“民族团结会议”的15到18名成员。1944年1月30日，苏联控制的科希丘什科电台宣布，组成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不仅有波兰工人党的成员，也有波兰农民党和波兰社会党的成员，这一宣布引起了坚决的否认，伦敦的波兰人于是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说成是一个“虚构的机构”。⁽¹⁴⁵⁾

1944年1月11日，俄国人在回答波兰1月5日照会的复照中，明确地提出了苏联为波兰制定的方案。复照提到1939年公民投票表达了“当地人民的愿望”以来，苏联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苏波边界，说这就使“1921年里加条约所容忍的不公正”得到了纠正。因此，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加入苏联并没有损害波兰的利益，反而为巩固永恒的友谊奠定了可靠基础。照会重申苏联已经宣布的希望有一个强大独立的波兰，说俄国人甚至赞成缔结同盟，并建议波兰可以按照最近签订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条约的精神行事，以促进这一同盟的缔结。⁽¹⁴⁶⁾照会赞扬波兰爱国者联盟和“它所组织的”波兰军团在共同斗争中所作的努力，并说，重建波兰的途径应该是收复被德国人“夺去了的”波兰故土，而决不是去夺占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地方。东部边界并非是“不可改变的”，在波兰人占多数的地区可以进行调整。这样，今后的边界就大致接近于寇松线了。照会再一次提出苏联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指责，说事实证明它既不能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又不能组织积极的抗德斗争。但是它提醒波兰人，建立友好关系并为共同的事业而通力合作，对两国都是“有利”的。⁽¹⁴⁷⁾

波兰政府在1月14日的公报中作了答复。公报说，为盟国之间的团结着想，他们希望苏联照会所提出的问题不要在此时公开讨论。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公正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但波兰人不会承认“单方面的决定或既成事实”。他们现正与英国和美国政府联系，希望通过他们的斡旋，在英美代表的参与下，举行一次波苏磋商，以讨论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

苏联1月17日的答复，使人毫不怀疑波兰的这一倡议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因为波兰人在照会中没有提边界问题，苏联政府认为这就是拒绝了寇松线。而且，波兰建议举行正式谈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外交关系中断的情况下不可能举行谈判。苏联认为，波兰的这一行动又一次证明波兰政府并不希望与苏联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

波兰人在1月16日递交英国政府一份照会，要求英国人从中斡旋，以便能举行1月14日波兰公报中所设想的那种磋商。他们说，迫切需要在俄国人和国家军之间达成一项协议。此外他们还要求让波兰、英国和美国的部队与苏军同时开进波兰，以保证波兰的安全。⁽¹⁴⁸⁾1944年1月20日，米科拉伊奇克在伦敦会见了丘吉尔。丘吉尔用明白无误的语言对他说，英国认为波兰的国土应从寇松线到奥得河，并应在波兰族、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和日耳曼族居民之间作一些适当的调动。米科拉伊奇克表示反对，丘吉尔说英国并不是为保卫波兰的东部边界而打仗的，将来英美也都不会为此而打仗。他说，如果现在可以达成像他所建议的那样的协议，那是可以由英国和苏联共同担保的，虽然罗斯福因碍于美国宪法不能保证任何外国的边界。丘吉尔然后建议米科拉伊奇克至少在原则上同意寇松线。至于像斯大林要求撤换索斯恩科夫斯基之类的事（丘吉尔认为这是对波兰内政的干涉），那是可以置之不理的，如果米科拉伊奇克应付得法的话。但是米科拉伊奇克说他不能同意，因为俄国人之要求承认寇松线作为边界，只是俄国为实现其不仅吞并整个波兰而且吞并整个欧洲的目标的第一步而已。不过，他答应向波兰政府和地下组织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尽快给丘吉尔答复。⁽¹⁴⁹⁾

1944年1月23日，波兰政府给英国政府一份照会，主要想弄清楚英国政府对丘吉尔的建议准备提供何种程度的具体保证。⁽¹⁵⁰⁾对此，艾登答复说，必须先搞清楚其他政府的意见。⁽¹⁵¹⁾尽管丘吉尔已经讲过上面那些话，米科拉伊奇克还是向罗斯福提出了另外一系列问题，询问美国政府对战时解决领土问题、对保证边界问题以及对丘吉尔的建议的态度。⁽¹⁵²⁾美国总统与国务卿商量⁽¹⁵³⁾后，在2月1日作了答复，大意是说美国政府不能保证边界。他向波兰人暗示，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波兰人自己应该毫不拖延地设法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他说美国政府准备支持丘吉尔为促进重建波苏关系所作的努力。⁽¹⁵⁴⁾

米科拉伊奇克还把丘吉尔的建议，连同苏联关于撤换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库基耶尔的要求，一起送交波兰地下组织的领袖们。⁽¹⁵⁵⁾民族团结会议经过磋商，通过了一项决议，于1944年2月15日通知伦敦。决议说，他们同意以奥得河为西部边界，但不同意拟议中的东部边界，因为在西部之所得不能抵偿在东部之所失。他们认为里加条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没有讨论余地的；但是他们希望在西方盟国帮助下，在波兰的全部主权得到尊重和不“干涉我们内政”的条件下，与俄国人恢复外交关系。他们说，鉴于波兰人已经作出巨大牺牲，他们理应得到盟国的支持，但是不管怎样，“波兰人决心抗击新的苏联侵略”，决不向武力屈服。⁽¹⁵⁶⁾

这个决议所表现的顽固态度说明了波兰人那种典型的缺乏政治头脑，尽管盟国领袖们一再向他们提出了劝告。不管它所表达的是波兰人民的集体意见（这是可疑的，因为这样的意见如何能够集中起来呢？）或仅仅是波兰地下组织的领袖们的意见，它总是束缚了政府的手脚，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决定，政府就不可能接受俄国人的要求，哪怕政府成员之间也许可以同意这样做。那些地下组织的领袖们采取的是一种高傲而愚蠢的立场，这种立场，不论从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地区居民种族分布的事实来看，或是从俄国人在波兰问题上的打算这一迫切的现实来看，都是站不住的；不仅如此，他们这样做也决定了他们的组织和流亡政府的命运。

更不幸的是，博尔在俄军向前推进所造成的困难处境下，为国家军制定了行动方针。尽管他曾经公开表示过对苏联的仇视，而且同苏维埃游击队发生过摩擦，他仍然希望俄国人会允许已经公开身份的国家军部队继续受华沙和伦敦的指挥；而且尽管国家军已奉命拒绝苏联人要他们解散或并入红军的要求，他却仍然希望俄国人会让波兰地下组织的领袖们在红军向柏林挺进时，在红军后方接管波兰领土的行政权。他和其他波兰军事领袖们还抱着另一个希望：即红军在波兰境内击败德军之后，会由于英美的干预而停止追击，让波兰流亡政府接管行政权。他似乎忽略了军事上的一条原则，即任何军队的统帅只要力所能及，就不会允许潜在的敌对部队在他后方保持着它的组织。索斯恩科夫斯基最后也同意了博尔和扬科夫斯基的观点，1944年2月18日，他从伦敦给波兰地下组织发去了一个与博尔的11月命令相似的通知，对1943年10月27日的指示加以修正。国家军的领袖们这时正式奉命带着一项宣言去会见苏军司令员，说明他们代表波兰共和国政府当局建议与红军合作，共同打击德国人。通知还说，国家军的领袖们应强调说明，他们作为波兰武装部队的一部分，将继续受波军总司令和波兰流亡政府的指挥。⁽¹⁵⁷⁾

同时，波兰流亡政府终于在2月15日答复了丘吉尔的建议。答复中表示，他们已准备好在英美的合作下开始同俄国人对话，不“排除”谈边界问题，但他们不能接受俄国人关于寇松线的“命令式的要求”。他们说，这样的问题，只有在战争结束时才能解决。但是他们提出了一项替代的建议，即划一条经过利沃夫和维尔纽斯以东的临时分界线。他们建议这条线以东的地区由西方盟国和苏联共同管理。但这条线以西的地区则应由波兰政府接管。波兰人反对俄国人想把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并入苏联的意图，声称这样做将会限制波兰出海的自由通路。至于俄国要求撤换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库基耶尔的问题，波兰照会坚决表示任何外国都不能命令波兰政府作人事更动。⁽¹⁵⁸⁾

丘吉尔“大为恼火”⁽¹⁵⁹⁾地说，如果苏联的领土要求得不到满足，波苏关系就不可能恢复；米科拉伊奇克宣称他无权放弃祖国的一半国土；丘吉尔说，他不久将对这个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可是波兰的答复还是由丘吉尔转交给苏联政府，但遭到了斯大林的断然拒绝。⁽¹⁶⁰⁾

1944年2月22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提到斯大林在最近的德黑兰会议上曾经向他表示，赞成有一个强大的和独立自主的波兰。他说，英国从来没有向波兰保证过一条具体的边界，而且英国关于什么是公平边界的观点，在1919年提出寇松线时可能已经表明了。虽然他仍然认为领土问题应该留到战后去解决，但是由于俄国人的进展，在所有反希特勒的力量之间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了。他提到英国最近在这方面对波兰流亡政府所做的工作，并说他虽然对波兰人极表同情，但也理解俄国人的观点。他们有权要求得到保证，不再遭受德国的侵略，而在这一点上，他们除有自己的力量可以依靠外，还有英国的全力支持和“联合国家的赞同”。他提到拟议中的将在西部给予波兰的土地补偿，并且说他不认为俄国要求保证其西线安全“超出了公平合理的范围”。⁽¹⁶¹⁾

英国支持俄国对波兰的要求的公开声明，引起了波兰人的强烈抗议。安德尔斯当时正带着他重建起来的波兰军团驻在意大利，他送了一封信给索斯恩科夫斯基，说他带领的波兰军队虽然正在抗击德军，同时也把布尔什维克看作是敌人。⁽¹⁶²⁾2月24日，外交部长罗默尔向英国外交部提出正式抗议，指出里加条约所划定的波兰东部边界，曾经得到1923年大使会议的赞同，而寇松勋爵（当时的外交大臣）在表示赞同的过程中起了突出的作用。⁽¹⁶³⁾

（二）国家军部队与红军的最初几次接触

红军与国家军部队第一次在作战中取得联系，是在1944年3月间在沃林发生的。由于在打击德国人的具体行动中进行了成功的合作，国家军第27师的司令员与科威尔地区红军司令员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得到消息说，红军在某种条件下将乐于与国家军合作。第27师可以继续与它的上级保持充分的联系，并被承认是隶属于华沙和伦敦当局的波兰武装部队的一个师；但是在作战方面，不管是在布格河的哪一边，它都必须完全接受红军的领导。⁽¹⁶⁴⁾必须经过改编，把原来的游击部队改编为正规的步兵师，因为苏军司令部不允许在他们的后方有游击队。这个师将获得充分的装备、运输工具和给养。博尔在原则上同意了，但提出了保留意见，认为战术上的隶属关系将是暂时的；同时他指示当地的司令员“奥利瓦”上校通知俄国人，说第27师只是红军经过波兰向前推进时将遇到的很多部队中的第一个部队，为使行动协调起见，在较高一级达成一项总的协议是可取的。⁽¹⁶⁵⁾

有一个时期，在科威尔地区打击德国人的行动中合作得很成功，但在4月9日，这个师的司令员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的一项建议，要他加入贝林格将军⁽¹⁶⁶⁾（前中校）指挥的那个军。博尔说，他的总部这时不断接到波兰东部其他各个地区的报告，表明俄国人在同德国人打仗时，和国家军部队合作得很好，但是在后方却执行不同的政策。在占领了一个地区之后，当地的国家军部队就被解散，它的领袖被逮捕，有时甚至被枪决；在这之后，俄国人就开始把一切壮丁都征入红军。⁽¹⁶⁷⁾早在1944年3月4日，米科拉伊奇克就对这样的事件表示忧虑，请求英国加以干预。⁽¹⁶⁸⁾4月4日，波兰政府发表公开声明，又一次表示他们的担心。⁽¹⁶⁹⁾

同时，在丘吉尔2月22日的声明之后，苏联在伦敦散发的一些文章和报道都声明说，不可能和波兰人合作，除非他们同意承认寇松线，同意从波兰流亡政府中撤换几个不友好的人：索斯恩科夫斯基、库基耶尔⁽¹⁷⁰⁾和科特。科特当时公开地表示不同意俄国人有权要求以寇松线为界。⁽¹⁷¹⁾在3月间，出现了一个反对国家军的宣传运动，它只字不提国家军与红军配合作战的成就，这项宣传运动当时正取得某些效果，因为英美两国领导人已开始在波兰人面前表示怀疑国家军司令部和流亡政府是否真正控制着整个波兰地下组织。由于有这些疑虑，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博尔发动了一个“尤拉行动”。他们选择了波兰东南部一个地区，在4月6日这天，波兰地下武装把那里的铁路在三个不同地方切断了（照博尔说）达33小时到48小时。英国经济作战部大臣塞尔伯恩勋爵5月3日写信给索斯恩科夫斯基，表示英国总参谋部对这一英勇行为和波兰秘密军队的其他活动感到钦佩。⁽¹⁷²⁾

在1944年头几个月中，波兰国内地下组织的领导有一些变动。1月间成立了民族团结会议，⁽¹⁷³⁾接着在4月26日，扬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副总理；5月3日，他提名三个主要政党的代表行使部长会议的职权。

5月份给波兰人带来了鼓舞人心的喜讯。安德尔斯将军的军队这时已经改组，并扩大成为波兰第二兵团，在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部的领导下，在意大利作战。作为他们与德国人进行有组织的战斗的首次考验，他们被派去攻占蒙特卡西诺修道院，该修道院当时已成为德军的堡垒，封锁着通向罗马的道路。5月11日，他们发动了攻击，一星期后（5月18日），安德尔斯才报告攻击成功。波兰第二兵团得到了盟国军事领袖和波兰政府领导人的嘉奖，说他们在战斗中“为自己赢得了荣誉”；5月25日，亚历山大将军授予安德尔斯将军第三级巴斯勋章。⁽¹⁷⁴⁾

米科拉伊奇克在6月3日预先录制了一篇讲话，准备在盟军越过英吉利海峡开始大规模进攻欧洲大陆的那天，向法国境内的波兰地下组织广播，号召他们和法国“马基”游击队一同起来帮助进攻的部队。他还向那些被迫编入德军的波兰人呼吁，要他们叛逃到盟国这一边来。波兰政府最近刚承认了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解放委员会，并为“马基”游击队同法国境内波兰地下组织的合作作出了安排。⁽¹⁷⁵⁾

米科拉伊奇克把他的讲话录好音之后，在国家军副司令“塔博尔”的陪同下，乘飞机到了华盛顿。一些时候以来，米科拉伊奇克一直想访问美国，以便弄清楚波兰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靠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因为当时英国政府已经明白表示不准备支持波兰拒绝俄国的要求。⁽¹⁷⁶⁾但波兰人也不能指望罗斯福在总统选举年会明确地答应支持他们，不过他们希望罗斯福由于对国内政治脉搏的敏感，可能会对他们表示一些好感，以免得罪600万波兰裔美国人。⁽¹⁷⁷⁾然而米科拉伊奇克这一拟议中的访问，却由于美国方面的主动要求而被推迟了好几次；1944年3月18日，波方发表了关于对波俄关系的看法的一个详细声明后，所得到的惟一反应是访问再次被推迟。随同这一声明，还附送了一份说明波兰人民情绪的资料（由地下组织提供），以及给罗斯福的一个呼吁，要求他向俄国人说项，以保证国家军和地下政权机构的安全。⁽¹⁷⁸⁾最后，米科拉伊奇克和罗斯福、赫尔、斯退丁纽斯（那时已是副国务卿）和其他军政官员之间的会谈，终于安排在6月初举行。米科拉伊奇克和“塔博尔”于6月6日到达华盛顿。他们与总统进行了几次谈话。罗斯福对波兰历史的知识和对波兰处境的了解，使波兰领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到德黑兰三大国会议时，他说他本人是反对以寇松线作为最后解决办法的，他和斯大林本来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后来还是丘吉尔提出来的。这样斯大林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罗斯福向米科拉伊奇克明白表示，在选举年他不能在波兰问题上承担任何义务。不过他希望将来在某种“比较轻松”的气氛中，他能说服斯大林让波兰保有利沃夫、斯坦尼斯拉夫和德罗霍贝奇油田，虽然也许得不到维尔纽斯。他想，波兰应该得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斯大林不会坚持要哥尼斯堡。他说，斯大林并不希望波兰灭亡，而且波兰灭亡这样的事无论如何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波兰有着美国人民的道义支持。他认为，斯大林一旦认识到国家军的规模和影响，就会向波兰人作出某种“友好姿态”。

总统极力建议，为了创造“比较轻松”的气氛，波兰人应该尝试一下，以消除他们与俄国人之间的分歧。他建议米科拉伊奇克去访问斯大林，同他讨论一些“你们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问题，而不是那些使你们发生分歧的问题”。⁽¹⁷⁹⁾他同赫尔都强调，米科拉伊奇克应该准备为友好关系作一些让步。波兰人必须设法回避领土问题的任何最后解决办法，但是如果能同意在他们的政府中作一些更动，也许是可取的。在他所提到的那些条件和建议的前提下，他将一如既往支持一个强大和独立的波兰。⁽¹⁸⁰⁾有必要作一些让步，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种情况，如果他处于他们的地位，他也会这样做。他说，英国和美国不会为了波兰而与俄国开战，同时波兰人应该记住，俄国人在人数上要比波兰人多得多。他谈到了戴高乐，作为向米科拉伊奇克提出的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戴高乐“在军事考虑的重要性高于一切的时候，却很固执，而且老是着眼于政治问题”。⁽¹⁸¹⁾米科拉伊奇克在回答中着重表示，要对俄国人让步是难以得到波兰人民授权的。“塔博尔”向罗斯福介绍了国家军的活动，关于这些活动，罗斯福早先已从地下组织的信使杨·卡尔斯基那里听到过（卡尔斯基是1943年夏天特地派到华盛顿来向总统说明这个组织的规模的）。⁽¹⁸²⁾“塔博尔”同华盛顿的一些军政官员进行了会谈，结果增进了波美之间的合作，并使美国人答应向国家军送去更多物资。

米科拉伊奇克还被说服去同奥斯卡·兰格教授晤谈了一次。兰格是波兰裔的美国公民，他刚访问过斯大林（就像另一位波裔美国公民S·奥莱曼斯基牧师那样）。⁽¹⁸³⁾兰格也有这样一个印象，即斯大林不会坚持要求哥尼斯堡。

罗斯福在会谈后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米科拉伊奇克愿意去莫斯科作一番真诚的努力，以重建与苏联政府的关系。他在电报中还表示了他的“关心”，希望斯大林能接待米科拉伊奇克。⁽¹⁸⁴⁾苏联驻波兰流亡政府的大使列别杰夫从米科拉伊奇克处获知流亡政府愿意合作后，于6月23日提出了苏联的建议；撤除拉奇基耶维奇、索斯恩科夫斯基、库基耶尔和科特，换上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波兰人；波兰政府还必须公开声明他们在1943年就卡廷屠杀案向国际红十字会申诉的行动是错误的。米科拉伊奇克干脆拒绝了这些条件。⁽¹⁸⁵⁾斯大林在答复罗斯福的电报中说，国家军与红军的合作是“当务之急”，但只有改组了那“流亡的”波兰政府，让来自美国、英国、苏联的，特别是来自波兰本国的“波兰政治家”参加进去之后，这一合作才能实现。此外，波兰政府必须承认寇松线。由于米科拉伊奇克的表态中没有“前进一步”的任何表示，斯大林觉得很难建议他访问莫斯科。⁽¹⁸⁶⁾但是，显然由于丘吉尔给斯大林发去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米科拉伊奇克终于应邀在8月的第一周访问莫斯科⁽¹⁸⁷⁾（当时红军离华沙已不远了）。

7月间，华沙的波兰人接到报告（这一报告又从华沙转送伦敦）说，在沃林建立的那种格局正在维尔纽斯和利沃夫重现，将近7月底时，又在卢布林重现。俄国人当时设想该地区是苏联领土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他们还小心地采取预防措施，务使该地区内不能建立像1939—1940年间曾经建立过的那种反苏地下组织。

1944年7月，当红军的攻势开始时，波兰国家军奉命把俄国人当作反抗德军的战友。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俄国人认为东部地区是苏联的一部分，又由于波苏外交关系还没有重建，因此应当把俄国人看成是对波兰独立的威胁。所以，国家军部队同红军的合作只能是有限的。国家军要尽可能独立作战，只有在俄国人提出要求时，才向他们提供有关德国人的情报，只有在“战术上极端必要”的条件下，才可与苏军人员建立联系。战斗中的协作只限于特定地点；对任何要把国家军部队并入红军或贝林格指挥的部队的企图，都要加以拒绝。⁽¹⁸⁸⁾

实际的情况是，在维斯杜拉河⁽¹⁸⁹⁾以东地区，有组织的国家军部队与进攻中的红军建立了联系，进行了合作（维尔纽斯战役之后俄国指挥员曾对他们的协助正式表示感谢）。⁽¹⁹⁰⁾但是一旦俄国人牢固地控制了每一个军事目标之后，他们立即要波兰部队编入贝林格部队或者解散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如果他们拒绝第一种办法，他们的领袖就被逮捕或绑架，他们的部队则被包围和解除武装，甚至被关押。⁽¹⁹¹⁾

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对这些事态发展大为震惊，7月下旬，米科拉伊奇克给罗斯福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详细叙述了事态的发展，请求他派美国军官到苏联前线去，因为他们的出现也许能对俄国人产生影响，使他们停止对国家军的暴行。⁽¹⁹²⁾而且，俄国人既在7月间越过了寇松线（它的中段与布格河重合），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也意味着他们当时正在进入波兰领土，因此必须澄清一下苏联对波兰的政策。

5月间，据苏联报纸宣布，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¹⁹³⁾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以便了解波兰爱国者联盟的活动，⁽¹⁹⁴⁾并受到斯大林的接见。⁽¹⁹⁵⁾那时，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详情已经公布，人们已经知道它的权力是以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为基础的，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组织类似。6月23日，波兰爱国者联盟承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代表波兰人民的。根据7月20日和21日发布的两项法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取得了对波兰爱国者联盟和苏联境内由贝林格指挥的波兰军的领导权。在第二天发布的另一项法令中，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任命了一个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行政当局”，准备在解放区设立临时总部。这个委员会由20名委员组成，其中10名来自波兰爱国者联盟，10名是“地下运动的领导人”。在后10名中，公开身份的只有5名，因为其他几名仍处于地下状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席是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中左翼社会主义者集团的领袖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

7月21日苏联境内的波兰军和波兰国内的“人民军”合并，成为统一的“波兰军”；7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任命齐米耶尔斯基（过去一向以“罗拉”闻名，原是人民军的司令员）为总司令，同时任命贝林格为副总司令。毋庸赘言，在作战时“波兰军”必须听命于红军。在红军进入海乌姆的同一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发表了“告波兰人民书”，三天后，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这个文件。告人民书宣布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法令所规定的组织变动，还宣布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治理解放了的波兰领土的计划。它说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所依据的法律基础是1921年3月的“合法的”宪法，而不是伦敦“逃亡”政府所依据的那个“不合法的”1935年宪法。在选出制宪议会以制定一部新宪法之前，1921年宪法的条款继续有效。告人民书号召波兰人与红军合作，奋起打击德国人。它宣称，波兰人与他们东方邻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过去他们一贯互相打仗，现在他们有了兄弟般合作的坚固基础。

红军既已到达了“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国界”，苏联政府就于7月26日宣布了它的意图。它说，将让波兰人自己行使政权；俄国人对波兰或波兰的社会制度没有什么企图，红军的出现“完全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因此，他们决定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就红军统帅部和波兰行政当局间的关系订立一个协定。⁽¹⁹⁶⁾于是就在同一天签订了一个协定。协定中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应在解放了的波兰土地上设立行政机构。这个机构将支持为建设“波兰军”而采取的措施，并同苏军总司令进行合作和建立有效的联系；苏军总司令将在作战所需要的时期内在波兰执掌最高统帅权。在这以后，波兰的行政权将由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掌握。⁽¹⁹⁷⁾

8月2日，塔斯社的一项新闻公报宣布，苏联政府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将互派使节。尼古拉·布尔加宁上将被任命为苏联驻波兰政府的代表，W·日莫夫斯基则是民族解放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波兰爱国者联盟在8月3日的一则广播中，宣布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已经到达卢布林。12天后，1944年8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并宣布他们这次会议的所在地卢布林为波兰临时首都。

第三节　华沙起义（1944年8月1日—10月3日）

（一）起义的发动

当米科拉伊奇克于1944年7月底离开伦敦乘飞机去莫斯科时，他同波兰的事态发展失去了直接联系。一到开罗，他获悉苏联政府已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了一个协定（这一消息使他考虑不再继续旅行而返回伦敦）；⁽¹⁹⁸⁾而且仅仅几天以后，他就得到消息说，随着红军接近维斯杜拉河，华沙市内的国家军已在该市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下举行起义，对德国人展开了攻击。

在起义开始前的几周里，波兰流亡政府和国家军的军政领袖们，对波兰境内的抵抗活动应该采取哪种形式问题，看法上有过许多混乱和矛盾。米科拉伊奇克和其他政治领袖显然赞成搞一次遍及整个波兰的总起义，⁽¹⁹⁹⁾但是索斯恩科夫斯基则反对在没有英美支持的情况下这样做，特别在波兰东部最近事态发展之后更是如此，他建议继续在德国人的后方搞“布尔扎”（即破坏和牵制）活动。⁽²⁰⁰⁾“布尔扎”活动的计划原来并不包括城市内部的武装行动，但在1944年7月间国家军军官们修改了“布尔扎”计划，把华沙市内的起义也包括进去。然而，华沙起义的实际行动计划，作为准备在西方盟国支持下或在德国崩溃的情况下举行的总起义的一部分，已经制定了好几年了。⁽²⁰¹⁾当时的局势还由于米科拉伊奇克和索斯恩科夫斯基都因公不在伦敦而变得更加复杂；按照波兰政府的一项决议和米科拉伊奇克所发的一项指令，⁽²⁰²⁾关于起义这一议而未决的问题，就留给在华沙的副总理扬科夫斯基去斟酌决定了。

虽然博尔声称他同意索斯恩科夫斯基的意见，他还是详细地阐述了他当时赞成在华沙单独举行起义的理由。⁽²⁰³⁾他说起义之所以必须举行，不仅是为了向全世界表明国家军坚决抗德的大无畏态度，以驳斥俄国人宣传的所谓国家军在执行“等待”政策，从而在暗中帮助德国人的说法，而且也是为了防止那些亟待奋起抗德的华沙人民接受“人民军”（现已与那些同红军“一起”作战的波兰部队合并）的领导，以及防止他们日后接受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因此，博尔的希望是，国家军至少应在红军入城12小时以前完全解放华沙并控制其市政机关，而且这一希望是得到民族团结会议一致支持的。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的话，俄国人将被迫对国家军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将不像在波兰东部采取的那样隐蔽，而是公开使用暴力，地下组织的领袖们希望这样一来会震动国际舆论。⁽²⁰⁴⁾既然国家军的计划是独力解放华沙，因此防止同红军指挥员协调行动，显然有利于博尔，而且事实上他在7月间就已向各地的国家军司令员发出指示，命令他们在同德国人作战时尽可能不和俄国人协同行动。

俄国人显然指望红军在8月上旬进入华沙，⁽²⁰⁵⁾并且希望华沙城内举行起义，但是他们希望起义由地下的“人民军”领导，这样就能使起义和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然后由贝林格指挥的波兰部队进军援助波兰首都，而这支新的“波兰军”将把那个城市的行政权移交给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些打算由于国家军领导的起义而落空，因此设法使“博尔的起义”或政变（他们以后就是这样称呼它的）归于失败是符合俄国人利益的。所以，在起义的头几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通知他们城内的同事说，华沙起义不能指望俄国人帮助，他们应尽量设法少浪费生命。⁽²⁰⁶⁾

7月下旬，在俄国的攻势面前，德国人的撤退似乎正在变为溃败。华沙几座横跨维斯杜拉河的桥上挤满了车辆，挤满了德国军队和平民。有一段时间，华沙的德国民政当局撤离了该市，市内已是一片紧张期待的气氛。博尔在他的总部里不断接到很多报告，说东线的德军部队在崩溃，⁽²⁰⁷⁾俄国部队在逼近华沙市郊，维斯杜拉河西岸华沙周围地区德军后备力量明显不足，等等。莫斯科电台和前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办的电台经常广播文告，号召波兰人奋起反抗德国人，到7月底时这样的广播似乎愈来愈频繁了。7月26日，博尔通知伦敦说，他将把起义的日期和时刻报告波兰政府。由于总理和总司令都不在伦敦，由一位内阁部长克瓦平斯基发出一个回电（显然没有能及时到达），回电中说由于索斯恩科夫斯基曾指示要避免举行公开起义，因此如果博尔下令起义，必须由他自己负责。⁽²⁰⁸⁾

尽管华沙驻有盖世太保和纳粹党卫队，警备森严，但由于国家军的通讯系统组织得很完善，还是能够在通知发出后24小时内动员4万名男子和4 200名妇女。7月27日，当德国总督菲舍尔回到华沙，采取措施要把居民动员起来建筑工事时，发动起义的必要性就变得很明显了。“人民军”领袖们已在张贴通告，号召华沙居民在他们的领导下奋起抗德。7月31日，博尔的司令部接到报告，说红军已占领了维斯杜拉河东岸华沙郊区的很多地方；在听到苏联部队已突破普拉加前沿德军防线的消息后，博尔就得出结论，认为行动的时刻已经来到。他同副总理和国家军的参谋部人员进行了一次磋商，当扬科夫斯基同意博尔的决定后，就发出了在次日（即8月1日）下午5时起义的命令。事先已向伦敦提出了一个请求，要让国家军正式取得战斗人员的地位，同时请求派波兰伞兵旅来支援华沙，并供应弹药武器。⁽²⁰⁹⁾

后来，在选择起义时间的问题上，博尔受到了很多批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新“波兰军”的那些波兰人不无理由地指责博尔的战略错误。据后来透露（博尔还引了德国古德里安将军供词中的话来证实这一点），虽然德国人似乎是在混乱中溃退，事实上他们却正在后撤到维斯杜拉河防线，沿着这条防线，他们筑有非常强固的防御工事，而且他们还打算守住普拉加，作为河东岸的一个桥头堡。据说俄国人当时了解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打算不用正面攻击而改用包抄行动来夺取华沙，这就需要时间和准备。而且，红军在波兰的7月攻势过分拉长了交通线，因此他们自然应该在维斯杜拉河这一天然障碍前暂停一下，以巩固战果。⁽²¹⁰⁾俄国宣传部门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有力的论点，说博尔根本没有打算把起义和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因为他自己承认这次起义不要依靠俄国人的支持。根据此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博尔认为该地区德国后备力量不足的估计似乎是不准确的；他自己就提到赫尔曼·戈林装甲师于7月30日开入华沙，增援防守普拉加的德国第73步兵师。⁽²¹¹⁾也许，俄国人攻势的放慢有助于德国人调集后备部队，因为在起义稍后阶段，除负责镇压华沙起义的党卫队大队长冯·巴赫的部队外，又增加了“髑髅”师和党卫队“北欧海盗”师。

在起义开始时，国家军和华沙人民都充满了爱国热情，为能够发泄积累了五年的对德仇恨而兴高采烈。在发动攻势的最初20个小时内，波兰人占领了维斯杜拉河西岸约占华沙2／3的地区。波兰共和国国旗又一次在华沙上空飘扬：国家军的报纸《新闻公报》每天发表战况和国家军领袖们激励人心的讲话；街上偶或可以听到以前的革命歌曲“华沙维扬卡”的旋律。⁽²¹²⁾可是德国人迅速击溃了河对岸普拉加区的起义，固守着那里的桥头堡。华沙的铁路交通在起义期间一直中断，公路交通则绕道驶经架设在华沙北面的浮桥。战斗是残酷的，因为德国人把波兰人当作“土匪”对待，有时拿平民作盾牌用。在开始几天，由于人们情绪激动，波兰领袖们阻止不了弹药的大量消耗，不多久博尔就不得不下令节约弹药。波兰的攻势力量因此减弱了。⁽²¹³⁾考虑到武器比较缺少，市民们在同德国装甲部队格斗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夺得了好几辆坦克和大量的装备，博尔在8月4日接到报告说，已有50辆坦克被击毁。⁽²¹⁴⁾打坦克的最有效武器是用一瓶汽油制的叫做“莫洛托夫鸡尾酒”的临时凑合的代用品。

起义期间，博尔无疑掌握了华沙人民的绝对领导权，因为甚至共产主义的波兰工人党和“人民军”部队当时也同国家军和华沙人民并肩作战。⁽²¹⁵⁾然而到8月4日，德国人在俯冲轰炸机和重炮的掩护下开始了有组织的进攻，攻势集中在奥霍塔和沃拉。8月7日，博尔被迫把他的司令部从沃拉转移到斯塔雷—米亚斯特科；到8月10日，德国人已能把斯塔雷—米亚斯特科的部分地区、市中心、若利博日、莫科托夫、波维斯莱和切尔尼亚科夫孤立起来。⁽²¹⁶⁾专门镇压起义的老手冯·巴赫，大约在8月的第一周来到华沙负责指挥这次攻势。⁽²¹⁷⁾

8月10日以后，形成了一个多少有点稳定的格局。双方的防线可以辨认出来了；波兰人在德国人攻势下失去的土地经常通过反攻而收复。在各个被孤立的地区之间利用城市地下的下水道网建立了通讯联系。8月4日，由两架英国哈利法克斯式轰炸机进行了试飞后，接着从8月11日到16日，每天晚上都有英国、南非和波兰飞行员驾驶的从意大利境内基地飞来的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空投食品和武器弹药；但由于飞机的损失很大，不得不改变空投的地点，把物资改投在市郊的一些接收点。⁽²¹⁸⁾虽然英国广播公司在8月2日就广播了起义爆发的消息，莫斯科电台起初却对此保持沉默。在7月下旬和斗争开始后的最初几天里，波兰人就听得到维斯杜拉河对岸俄国重炮的炮声，也看到了俄国战斗机同德国飞机在市区上空交战；但在8月4日那一天，炮轰突然停止，俄国的飞机也从华沙上空消失，到了8月10日，俄军向华沙的推进显然已经停止了。⁽²¹⁹⁾

与此同时，米科拉伊奇克已决定继续他的行程，离开罗去莫斯科。⁽²²⁰⁾在德黑兰，他接到罗斯福和丘吉尔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副本，在电报中，他们要求斯大林给予友好接待，并改变其（指斯大林）对波兰政府的态度。⁽²²¹⁾米科拉伊奇克在他的同事格腊勃斯基和罗默尔的陪同下，于7月30日到达莫斯科。他们在飞机场上受到的接待是冷冰冰的，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也已经来到了莫斯科，并同俄国人签署了互派使节的协议，⁽²²²⁾这一消息并没使局势明朗化。第二天，当莫洛托夫冷淡地问米科拉伊奇克来此干什么时，米科拉伊奇克回答说，他想要会见斯大林，以便讨论联合抗德和波苏关系等问题，并拒绝了莫洛托夫要他首先会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建议。⁽²²³⁾其后48小时内，米科拉伊奇克通过英国人的途径，首次获悉华沙发生了起义，这就使他在8月3日晚上9时半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晤有了思想准备。

在回答米科拉伊奇克关于联合抗德方面的问题时，斯大林暗示波兰国家军并不想抗德（俄国人一直不无理由地怀疑，实质上波兰抵抗运动对他们的敌视至少不亚于对德国人的敌视）；米科拉伊奇克向斯大林指出国家军在德国占领区从事抵抗和破坏活动的事实，指出红军曾公开感谢过它的帮助，指出西科尔斯基曾试图为国家军取得俄国人的援助（当时斯大林曾说为时“太早”）。这时，斯大林说，国家军没有大炮和坦克，不知能不能控制华沙的局势。米科拉伊奇克问红军是否将提供必要的支持，斯大林于是表示他不信任波兰流亡政府，他说，流亡政府怀疑他想占领波兰。他提请米科拉伊奇克注意苏联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之间的协议（这协议在米科拉伊奇克离开伦敦之后签订），并坚持说波兰国内现已有了新的力量和新的当局。他宣称波兰必须承认寇松线，它将得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但不包括哥尼斯堡。米科拉伊奇克表示反对，说这违反大西洋宪章和以前的波苏条约，斯大林说可以对寇松线作一些有利于波兰人的调整。不过波兰流亡政府必须首先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取得协议，因为从今以后斯大林只想同一个而不是同两个波兰政府打交道。⁽²²⁴⁾他还说，他不能帮助国家军，因为他们与俄国人之间没有建立联系，但他愿意用飞机空降一些通信军官去建立这样的联系。⁽²²⁵⁾

米科拉伊奇克最后同意会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并在8月6日举行了联席会议，由三名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会晤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人万达·瓦西莱夫斯卡、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安德雷伊·维托斯和“罗拉”–齐米耶尔斯基将军。米科拉伊奇克又一次拒绝承认寇松线，拒绝废弃1935年宪法而改用1921年宪法的建议，会议以僵局结束。但他还是向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个充满热情的请求，呼吁他们援救华沙人民。这个请求显然使他们有所感动，虽然万达·瓦西莱夫斯卡坚决否认华沙有任何战斗（在米科拉伊奇克访问期间，俄国人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员一直对华沙当时究竟是否在进行战斗表示怀疑；米科拉伊奇克提出博尔发来的电报为证）。齐米耶尔斯基则表示了要向华沙的守卫者提供支援的愿望，要求得到关于他们所在地点的更具体的情报。⁽²²⁶⁾次日，米科拉伊奇克会见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最有权威的成员、波兰工人党的共产主义者领袖鲍列斯瓦夫·贝鲁特，他是不久前刚从华沙回来的。米科拉伊奇克要求他援助华沙人民，帮助维护波兰的主权，设法阻止俄国人逮捕国家军的成员，贝鲁特对之毫无反应。他说，他认为与苏联的关系比边界更重要。但他准备提出一项具体的建议。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承认他（贝鲁特）是新波兰政府的总统，米科拉伊奇克就可以回到波兰当他的总理，此外还可以把18名内阁部长中的另外三个部长的职位给与米科拉伊奇克在伦敦的同事。米科拉伊奇克不同意，说只有在达成的协议（指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之间的协议）“合乎宪法”、合乎波兰“最高利益”的情况下他才会回来。这次会见终于不欢而散，因为贝鲁特对米科拉伊奇克说，如果他作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朋友回到波兰来，他们是会接待他的；但是如果他以一个不再被苏联所承认的政府的总理身份回来，他们将把他逮捕。⁽²²⁷⁾次日，莫洛托夫也参加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与米科拉伊奇克的会议，打算亲自听听前几次会议的结果。他很快就发现米科拉伊奇克将继续拒绝共产党人的建议，要在他的访问期间达成协议，看来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²²⁸⁾

8月9日，米科拉伊奇克和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见没有像第一次那样亲切。当斯大林问华沙是否有战斗时，米科拉伊奇克拿出了卡卢金（他在起义发生后不久来到博尔的司令部，自称是红军的情报官）致斯大林的信，具体列举了华沙守卫者的需要，请求斯大林给予援助。斯大林告诉米科拉伊奇克说，他原曾指望红军于8月5日或6日到达华沙，但德军的坚强防御造成了无可避免的“小小耽搁”。他说，第一次会见后派往华沙的两名红军通信军官都在跳伞降落时牺牲了，⁽²²⁹⁾但他将查询有关这个卡卢金的情况，如果这些信件和请求是真实有据的话，他将派一名苏联联络官去，并将尽力去帮助波兰人民。⁽²³⁰⁾

米科拉伊奇克进行了一次毫无成果的访问之后，于8月10日离开莫斯科，回到了伦敦。

共产党报刊继续按照俄国人的调子否认或贬低⁽²³¹⁾这次起义。他们说，那只是“逃亡”政府在幻想华沙有什么战事，⁽²³²⁾他们还指责国家军与德军勾结。莫斯科电台对这件事一直保持沉默，直到8月8日才承认起义的事实，它表扬了“人民军”的英勇，同时否认国家军提出的关于红军的攻势已在华沙市郊停下来的指责。⁽²³³⁾8月13日的一份塔斯社公报（莫斯科电台和英国广播电台都广播了这份公报）说，在苏联最高统帅部和起义者之间从来没有建立过联系，所以华沙的事态发展，只能由伦敦的“逃亡者集团”负责⁽²³⁴⁾。

（二）斯塔雷—米亚斯特科之围

德国人在华沙拥有完全的制空权；他们运来了重型攻城武器，除了坦克部队和步兵部队通常所有的设备，又加上炮兵掩护外，他们还使用维斯杜拉河上的炮艇、装甲列车、迫击炮和专门引起爆炸的小型“歌利亚”坦克。⁽²³⁵⁾但尽管如此，波兰人还是保持他们高昂的斗志。每个被孤立的地区每天都各自出版报纸，报道战斗情况。华沙守卫者所办的“闪电”电台在整个起义期间始终按时向华沙、向全波兰并向外界广播。波兰人控制区的扬声器以一种可悲的傲慢语气叫喊着要德国人投降。地下兵工厂不顾炮轰，继续生产小型武器和弹药⁽²³⁶⁾。英国皇家空军的空投接济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粮食开始缺少起来。在华沙城外农民的协助下，市内有些地区可以用偷运给他们的粮食来增加储备。⁽²³⁷⁾然而，鉴于供应情况十分严重，博尔于8月14日通过伦敦给波兰东部的所有国家军部队发布了一个命令，要他们兼程前去援助华沙，希望这个措施能有助于该市居民的士气，并希望能有更多的武器和物资偷运过德军防线。⁽²³⁸⁾从8月16日起⁽²³⁹⁾到8月27日止，给养都是空投到卡姆皮诺斯森林，这是华沙城外的一个集合地点，也是一支有几千人的国家军游击队的隐蔽所；从那里把给养转运到若利博日，再通过德国人阵地下面的下水道而运到斯塔雷—米亚斯特科。⁽²⁴⁰⁾

8月17日，冯·巴赫派人向波兰人提出条件：如果他们投降，就按照日内瓦公约给予国家军士兵以战斗人员身份，这样就可以作为正式战俘对待；如果他们拒绝，华沙城和全城居民就要被消灭。博尔说，他当时下令对这些条件置之不理，而是在市中心区发动一次有限的攻势作为间接的答复，在这次攻势中，国家军竟然从德国人手中夺得了几座建筑物和几小块地方。⁽²⁴¹⁾

8月19日，德国人开始集中力量攻打斯塔雷—米亚斯特科，使用了4万人左右的兵力来对付5 000名国家军。在这个半英里见方的地区内还有20万平民。德国人每天进攻，采用精确轰炸、重炮和迫击炮的排炮轰击，用“歌利亚”坦克扫平障碍物，然后继之以坦克和步兵的进攻。⁽²⁴²⁾国家军战士虽然十分缺少弹药，仍设法守住了大多数阵地，同时运输队和市民们则通过下水道建立了一条组织得很好的通向若利博日和市中心的交通线。德国人在9月初发现了这些活动后，就开始封锁下水道，投掷手榴弹和瓦斯弹，有时把燃烧着的汽油倒入下水道，当时下水道里挤满了人，有的正在运送给养，有的在传递消息，有的只是在走动。⁽²⁴³⁾

8月27日，同外界的无线电联系被切断的危险变得严重时，博尔偕同副总理扬科夫斯基以及他的参谋人员，在夜间穿过德国人防线下面的1 700码下水道，把他的司令部转移到市中心区。⁽²⁴⁴⁾然后他和该区的国家军司令员“蒙泰尔”一起制定计划，准备把仍然守卫着斯塔雷—米亚斯特科的1 500名战士救出来。8月30日，他们发动了一次密切配合的攻击，但被德军的猛烈火力所击退，于是他们在9月1日下令从下水道撤出1 500名国家军留守部队，同时撤出的还有500名市民和100名德国俘虏。⁽²⁴⁵⁾8月29日，有消息说英美政府已正式给予国家军以战斗人员身份，⁽²⁴⁶⁾但这对于留在斯塔雷—米亚斯特科的那些没有自卫手段的市民们起不了什么安慰作用，斯塔雷—米亚斯特科接着就被德国人占领了。

波兰东部的国家军部队试图按照博尔的命令从俄国人的后方驰援华沙，在途中被俄国人包围并被解除了武装。⁽²⁴⁷⁾

米科拉伊奇克“空着双手”从莫斯科回到伦敦之后，在8月13日和14日向斯大林连续发出呼吁，要求派兵援助华沙。⁽²⁴⁸⁾斯大林在几天之后回答说，虽然作出了派兵援助的尝试，但“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仔细的研究之后”，他相信华沙的这次行动是在红军统帅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的，是一次“造成居民不必要损失的轻率冒险”。而且，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已经发动了一场“诽谤运动”，企图造成“苏联统帅部欺骗华沙居民的假象”。因此，苏联统帅部不准备再过问这次起义了。⁽²⁴⁹⁾

与此同时，丘吉尔和罗斯福再三敦促斯大林，要他援助华沙的波兰人——如果办不到这一点，至少在西方盟国援助他们时从旁给予协助——但是除了斯大林早已给米科拉伊奇克的那种冷酷的否定答复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早在8月4日，丘吉尔就打电报给斯大林，说皇家空军正在给华沙的波兰地下军空投装备和弹药，措词中含有俄国人当然也会去援助波兰人的意思。可是斯大林5日回电时，在语气中对波兰人是否在认真行事表示怀疑。

美国人要求斯大林准予使用俄军防线后面的空军基地，以便用穿梭轰炸的办法给华沙空投补给品，斯大林对此断然拒绝，理由是，他虽然答应过米科拉伊奇克将给予帮助，但是到了8月12日，他已从伦敦波兰人所发表的言论中得出结论，这次起义是由那些仇视苏联的人鼓动起来的。8月16日，维辛斯基告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说，苏联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或英国的飞机在华沙地区空投武器之后降落在苏联领土上，因为苏联政府不愿意直接地或间接地同华沙的冒险行动发生关系”。⁽²⁵⁰⁾斯大林还拒绝了丘吉尔和罗斯福在8月20日联名向他发出的一项呼吁，在这一呼吁中，他们提到了世界舆论，希望俄国人自己给波兰人空投武器和给养，或者同意在英国和美国飞机去空投时给予协助。⁽²⁵¹⁾8月25日，丘吉尔向罗斯福建议，如果斯大林拒绝英美的又一次联合请求，不肯让派往华沙上空给波兰人空投补给品的英美飞机在苏军后方降落和加油的话，那就命令这些英美飞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照样降落。他说，俄国人是不敢向他们开火的。⁽²⁵²⁾但是，罗斯福没有同意。⁽²⁵³⁾丘吉尔在9月1日把他的这个建议告诉了米科拉伊奇克。⁽²⁵⁴⁾9月4日，他又发了一个措词更强硬的电报给莫斯科，要求俄国人重新考虑那种自己不肯援助华沙又拒绝美国飞机为此目的而在苏联基地上降落的决定，暗示这种拒绝“不符合盟国之间的合作精神”，也许会对今后的英苏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²⁵⁵⁾就连这个照会，也没有对斯大林产生什么影响。他仍然拒绝改变他的立场。同一天，丘吉尔再次向罗斯福呼吁要他命令美国飞机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照样降落，但还是没有达到目的。⁽²⁵⁶⁾

（三）米科拉伊奇克未能实现的政治方案

1944年8月30日，米科拉伊奇克分别给英、美、俄三国政府送去⁽²⁵⁷⁾一个在解放后的波兰成立政府的方案的副本，他认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可能会接受这个方案（他早先曾拒绝过该委员会建议的方案），⁽²⁵⁸⁾俄国人也可能会同意（他原来希望该方案能得到他自己的政府和波兰国内地下组织的批准；但伦敦的波兰社会党和国民党都反对它，社会党还另外起草了自己的方案，而地下的议会，即民族团结会议，虽然一致通过了它，却只是在“形势的压力”下不得已而出此的，因为它完全背离了以前的政策，而且是受到博尔坚决反对的）。⁽²⁵⁹⁾

波兰政府内部的不团结，在这个方案的辩论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很久以来一直很明显：俄国人认为寇松线以东的土地是苏联的领土，并要求（一）承认寇松线，（二）从伦敦的波兰政府中撤换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其他几个明显反苏的领导人，（三）提供某种保证，务使1939年以前的那种独裁不致重演。然而，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们虽然毫无疑问是了解这种形势的，也了解国内的混乱局面，却不能一致同意米科拉伊奇克的方案，何况这一方案本身还没有达到俄国人可以接受的程度呢。

这一方案在第一部分中规定，在将来解放后的波兰政府中，目前波兰流亡政府里有代表的四个主要政党，再加上共产主义的波兰工人党，都应有均等的代表权。准备在华沙成立的这个新政府将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并就波兰领土上的军事行动问题同红军签订一项协定，以保证维持俄国阵线后方的秩序。战争结束后，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离波兰，并应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立宪议会，以制定一部新宪法。新政府还应立即进行各项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同时将同英国、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结盟，并同美国保持“最亲密的友好联系”。

如果说计划的这一部分俄国人也许还有可能接受的话，那么下面的部分肯定是接受不了的。它声称，考虑到波兰在战争中的表现，决不能让它在战争结局中蒙受任何领土损失，它的文化中心和主要原料基地都必须保留在波兰疆界之内。维尔纽斯和利沃夫都是波兰的文化中心，而在波兰人的心目中，里加条约边界线以西的其余领土是波兰的主要原料基地；因此这一新的方案并不表示他们以前关于里加条约划定的边界不容侵犯的说法有任何明显的改变。而且，关于遣返公民问题，方案中还提到了那些被放逐在苏联的前波兰公民，说应该把他们送回波兰（虽然这个早在1941年下半年就曾引起过麻烦的问题，在俄国人看来是早已结束的了）。⁽²⁶⁰⁾方案还规定成立战时内阁，以统率波兰的一切武装部队，虽然波兰东部地区的部队在作战上仍将暂时受红军的统辖。⁽²⁶¹⁾人们可能怀疑米科拉伊奇克是否知道，当他把这一方案送交莫斯科时，根据过去几次会谈的情况来看，这个方案要得到俄国人赞成，是极不可能的，虽然，在他本国人民中，这也许是能够取得最大限度一致的一个方案。⁽²⁶²⁾

（四）起义的结束

博尔虽然很明白如果他被俄国人俘虏将会遭到什么命运，他还是在1944年9月初决定把他自己的身份以及他的副司令和参谋长的身份一起向俄国人暴露。副总理（扬科夫斯基）、地下议会议长和博尔的新参谋长奥库利茨基⁽²⁶³⁾等人的姓名则仍然保密。⁽²⁶⁴⁾

斯塔雷—米亚斯特科陷落后，德国人接着在9月6日占领了波维斯莱。前一天，德国人派人来谈判从被围地区撤出平民的问题，并再次提出类似上次提过的投降条件：如果波兰人同意放下武器投降，国家军战士将被给予战斗人员的身份；否则城市的残余部分连同它的守卫者都将被消灭。博尔希望俄国人将会发动进攻，并且援助华沙⁽²⁶⁵⁾，因此拖了好几天没有答复。

波维斯莱陷落后，德军转而集中攻击维斯杜拉河旁的切尔尼亚科夫。9月10日，河对岸的长期宁静突然被俄国人大炮的吼声所打破。与此同时，苏联的战斗机又出现在华沙上空。⁽²⁶⁶⁾红军已经开始进攻普拉加；同一天俄国人通知美国政府，同意开放一个空军基地供穿梭飞行向华沙供应补给品，尽管由于“技术上的困难”而要求再稍稍延迟一些时候。⁽²⁶⁷⁾博尔可以看到，红军在进攻河对岸的普拉加，⁽²⁶⁸⁾而德国人则在靠近红军最前沿的地方进攻切尔尼亚科夫。9月12日，红军占领了普拉加，并宣布占领的部队是贝林格指挥的“波兰军”第一科希丘什科师。⁽²⁶⁹⁾次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办的电台广播了一则消息，正式宣布波兰第一师在普拉加“与红军并肩战斗”，号召华沙的守卫者们坚持战斗下去。“不管那些没有取得红军的同意而过早发动起义的人的动机是什么”，对华沙人民的支援终于要来了。⁽²⁷⁰⁾

9月13日晚，有若干架俄国飞机试探性地空投了一些给养和武器，从9月14日起，苏联空军每夜向华沙空投补给。皇家空军通常是每夜空投一次补给，而俄国人则使用载重较小的飞机，一夜之间要进行好几次空投，都是从低空投下，不用降落伞。虽然很多补给品因此而毁坏，但博尔说，他的守城战士从这些俄国的空投中所得到的帮助，不论在物资方面或士气方面，都很有用，而且相当多。⁽²⁷¹⁾

到了9月15日，整个普拉加都落入了苏联人的手中。尽管博尔多次通过伦敦并专门派出信使渡过维斯杜拉河，想争取援助，并试图同红军协调行动，⁽²⁷²⁾都没有能够建立起联系，直到9月20日，才有两名苏联空降人员在华沙降落，博尔的副手“蒙泰尔”通过他们用无线电同俄国司令部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建立了联系。⁽²⁷³⁾

经过长期的、令人气恼的拖延之后，待命在意大利准备空投补给品的美国空军机群，终于在9月18日飞临华沙高空。虽然用降落伞投下的补给品有很多箱被风吹到德国人那边去，但波兰人还是好不容易弄到了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且，比物质上的好处更为重要的是，它鼓舞了守城战士们的士气，因为它象征着西方盟国对华沙起义的支持。⁽²⁷⁴⁾

在俄国人占领普拉加之后，德国人恢复了对切尔尼亚科夫和若利博日的进攻（这两个地区都沿维斯杜拉河）。为了回答“蒙泰尔”和切尔尼亚科夫区司令员要求支援的呼吁和进行合作的建议，科希丘什科师派了两个营到切尔尼亚科夫和若利博日。⁽²⁷⁵⁾虽然国家军和人民军的战士一起战斗得很出色，切尔尼亚科夫还是守不住。两支部队都有一些人从下水道逃到了莫科托夫；科希丘什科师有一些人退回到维斯杜拉河对岸去了，而国家军的“佐斯卡”营则在试图逃越德军防线的时候被消灭了大半。切尔尼亚科夫终于在9月23日陷落。⁽²⁷⁶⁾莫科托夫在守军遭受了70%的损失之后于9月27日陷落。⁽²⁷⁷⁾在若利博日，到了显然不能再继续抵抗时，科希丘什科师的残余部队，就同“人民军”的一部分，在俄国人的排炮掩护下，撤退到维斯杜拉河彼岸，但该区司令员“齐维希耶尔”和他手下的国家军战士则遵照博尔的命令，停止了战斗。⁽²⁷⁸⁾9月28日，博尔向伦敦发了一份电报，报告莫科托夫的陷落，并说，如果到10月1日红军还不发动进攻，那么，他因为粮食断绝，将不得不停止斗争。⁽²⁷⁹⁾他还通过无线电向罗科索夫斯基发出大意相同的最后呼吁。但到9月29日，仍未接到答复，他于是派人通知德国人，说国家军愿意讨论停战条件，并在同一天与德国人签订了撤退平民的协议，然而华沙人民对此没有什么反应。⁽²⁸⁰⁾

9月30日，博尔接到通知说，他已被任命为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²⁸¹⁾接替索斯恩科夫斯基的职务。⁽²⁸²⁾由于他已决心与他的部下共命运，所以，他任命奥库利茨基（这个人的身份一直没有泄露）⁽²⁸³⁾接替他为波兰境内的国家军司令，并在9月30日命令奥库利茨基带领一批能干而可靠的参谋人员离开华沙，以继续进行斗争。⁽²⁸⁴⁾10月2日，国家军的代表会见了德国人，就停战条件签署了协议，这一协议对国家军的军人及其妇女辅助人员，一律给予1929年8月27日的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战俘待遇，虽然它对“人民军”或波兰工人党的人员没有作出安排。根据该项协议，凡华沙的国家军军人在起义开始前干过的事或在地下组织中担任过职务，一概不追究其责任；对华沙人民也将不援用集体负责的原则来追究其在起义期间或起义以前的行动的责任。居民撤离时，将使他们尽可能少受痛苦，同时协议中还包括关于遣返德国战俘和医疗伤病员等的内容。⁽²⁸⁵⁾博尔和冯·德姆巴赫在第二天作了最后的安排。⁽²⁸⁶⁾

博尔的部下守住了小小一块地方达63天之久，这块地方在他们看来象征着波兰的独立。他们共有15 000人阵亡（德国人的损失则是1万人阵亡，7 000人失踪，9 000千人受伤），一般居民的伤亡更为惊人。⁽²⁸⁷⁾博尔明白，如果他和他的许多部下落在俄国人手里，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因此他以体面的条件同德国人签署投降协议，也许是合乎逻辑的。他和伦敦之间的最后几次通讯，特别是博尔的最后一份报告，反映了华沙守卫者的勇敢气质和世界各地波兰人对他们的深厚感情。博尔在那份报告中说：“我们部队的表现是了不起的。它使敌人也敬佩。”⁽²⁸⁸⁾

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最后一天出现时穿着便服，他的部下以及在这壮丽的两个月中和他同甘共苦的其他人也都如此。作为向华沙——这个曾经是波兰共和国首都的一堆瓦砾——表示最后的敬意，也是象征性地提醒那些在一旁等待着的德国人注意波兰人不朽的勇敢精神，他开始唱起了《波兰未亡》这支歌，其余的华沙守卫者也陆续跟着唱起来。⁽²⁸⁹⁾

第四节　从华沙起义到雅尔塔会议

（一）莫斯科的10月会议

由于俄军推进到巴尔干，又由于波兰的最近事态发展，在英美同俄国人之间迫切需要进行会谈，以便在对德作战中协调行动，设法就巴尔干地区达成一项行得通的协议，并再次努力来解决波兰问题。因此，丘吉尔和艾登在1944年10月初突然访问了莫斯科。⁽²⁹⁰⁾丘吉尔到达那里后不久就写信给米科拉伊奇克，希望他作好准备，如果丘吉尔能够设法重新恢复8月间中断了的波苏会谈的话，⁽²⁹¹⁾就请他带几位同事乘飞机到莫斯科来。米科拉伊奇克早就听说，英美政府是支持他的方案的（该方案于8月30日提交给三大国），但俄国人则把它交给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²⁹²⁾

接着他又接到艾登发来的电报，保证在波苏领导人会谈时丘吉尔和艾登也将在场，并支持波兰人的方案（米科拉伊奇克坚持以这一方案作为会谈的基础），⁽²⁹³⁾还说，如果会谈成功的话，所有与会各方将会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人。艾登说，这是达成协议的最后机会，伦敦的波兰人必须利用莫斯科的友好气氛。⁽²⁹⁴⁾米科拉伊奇克于是立即从伦敦动身，并于10月12日到达莫斯科。

俄国人、英国人和在伦敦的波兰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会谈，于10月13日举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代表美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会议开始后，米科拉伊奇克首先为8月30日的波兰政府方案辩护；⁽²⁹⁵⁾他在回答丘吉尔提的问题时，谈到俄国人在波兰的交通线的安全将由波兰人负责，这时，俄国人就针对这个方案完全未提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²⁹⁶⁾和避而不谈以寇松线为波兰东部边界而提出集中的批评。斯大林说，若不承认寇松线“是一个基本原则”，苏联政府和波兰政府之间就不可能建立关系。⁽²⁹⁷⁾米科拉伊奇克说，他无权放弃“我们国家的48%的领土”；⁽²⁹⁸⁾当斯大林把他叫做帝国主义者时，他补充说，即使承认了寇松线，剩下的那部分波兰的独立也不会有保证。这句话激怒了斯大林，他怒气冲冲地责问米科拉伊奇克，是不是意指苏联威胁着波兰的独立。

然后，莫洛托夫提到德黑兰会议。他要求在场的亲身参加过那次会议的“见证人”，在他万一引证失实的时候加以纠正。他说，他记得罗斯福在德黑兰说过“完全承认”寇松线，认为这是俄波之间的公正边界，不过罗斯福当时要求“暂时”不要公开这个意见。因此，莫洛托夫说，所有三大国对寇松线的观点都是一致的。说完这话之后，显然有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哈里曼严格按照他的观察员身份行事，对莫洛托夫的说法没有作任何纠正。⁽²⁹⁹⁾莫洛托夫接着说，当时还认为把西面的边界推到奥得河是公平合理的；这一次他得到了艾登的支持，艾登说，确曾商定“按照波兰人希望的那样”以奥得河为界。丘吉尔把准备划归波兰的新领土描述为一直延伸到哥尼斯堡以西和以南，并问波兰“新的联合”政府，能不能在保留该问题于和会上最后解决的条件下，⁽³⁰⁰⁾承认寇松线为波兰的东部边界。米科拉伊奇克仍然表示拒绝，甚至当斯大林和丘吉尔提到斯德丁（什切青）也将划归波兰时，他仍不同意。丘吉尔然后把有争论的问题归纳为两点：第一，事实上承认寇松线，但波兰人仍保留权利，可以在和会上提出这个问题。第二，在伦敦的波兰政府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之间实现友好谅解，从而使这两个机构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政府。这时斯大林站起来并且坚定地说，俄国人不能同意丘吉尔的那个“事实上承认”的公式。⁽³⁰¹⁾斯大林说，在最后划定边界时可以有一些小的变更，在3至7公里的范围内向东或向西移动，但“必须承认寇松线为苏波将来边界的基础”。⁽³⁰²⁾

丘吉尔和艾登在13日晚上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几个领导人⁽³⁰³⁾作了一次商谈，接着于10月14日会见米科拉伊奇克，试图找到一个折衷建议的基础。丘吉尔说，这是决定波兰命运的关键时刻；他决心设法说服米科拉伊奇克，叫他不要怕“某些波兰人”，而要负起承认寇松线的责任。他提醒波兰领导人，要是他们在1944年1月间他建议承认寇松线时就这样做的话，那就不会有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现在这个委员会有着俄国人的支持，甚至也许会在波兰酿成内战），而且很可能已同俄国恢复了外交关系。⁽³⁰⁴⁾他以前就曾说过，⁽³⁰⁵⁾如果米科拉伊奇克同意了寇松线，俄国就不会继续支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因为斯大林亲自向丘吉尔表示过他对该委员会一些成员的不满。而且，如果现在能达成协议，它将会得到英美的支持。可是，米科拉伊奇克念念不忘莫洛托夫所说的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承担的义务，因此不相信波兰将会得到任何保证。

根据波兰人的一些报道说，这时，丘吉尔责备波兰领导人，说他们不懂得这里涉及的利害关系有多大；他说他不会由于波兰人之间的争吵，或由于他们坚持要行使他们的“无限否决权”，⁽³⁰⁶⁾而“破坏欧洲的和平”；如果他们一味固执下去，英国政府将“不再过问这件事”。他提醒米科拉伊奇克，英国在25年前帮助过重建波兰。英国现在又在作同样的努力，但米科拉伊奇克却“不愿配合”。米科拉伊奇克仍对莫洛托夫所说的那句话耿耿于怀，说波兰的命运在德黑兰会议上就被断送了。丘吉尔回答说，德黑兰会议拯救了波兰。他接着说，如果波兰的领导人继续固执下去，那将意味着波兰的灭亡。据同样的一些波兰人的报道说，艾登这时插进来排解，但未能阻止米科拉伊奇克作出一个戏剧性的姿态。他要求丘吉尔让他空降到波兰去，因为他宁可现在死去，“而不愿将来当着你们英国大使的面被俄国人绞死”。⁽³⁰⁷⁾

丘吉尔说，不管怎样，他将拟定一个折衷方案于当晚交给斯大林。当有人问他，如果他处在波兰人的地位，他是否会同意割让英国的领土时，丘吉尔回答说：是的，“并将因此而流芳后世”。有人指出，任何英国议会都不会同意这样的解决办法，丘吉尔回答说，波兰人失去了盟国的支持后，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他们对俄国宣战了。⁽³⁰⁸⁾

英、俄、波之间的谈判继续到10月19日；在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一次会谈中，一些观点得到了部分的澄清。斯大林坚持必须承认寇松线是一条确定了的边界，而不是像丘吉尔所建议的那样只是一条分界线。他不同意把利沃夫和加里西亚的油田留给波兰。⁽³⁰⁹⁾对丘吉尔提出的在波兰成立以米科拉伊奇克为总理的“波兰民族团结政府”的建议，他也拒绝。他说，在伦敦的波兰人必须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³¹⁰⁾必须在双方同意下建立一个新的波兰政府。10月19日，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决定，波兰流亡政府应继续与俄国人保持“友好关系”，米科拉伊奇克应回到伦敦去劝说他的同事承认寇松线，明确地把利沃夫让与苏联，⁽³¹¹⁾在这之后将作进一步的努力，来“找出某种解决办法”。⁽³¹²⁾

10月24日和27日，米科拉伊奇克向波兰流亡政府的内阁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报告了俄国人提出的条件。他说，在东部边界问题上，他们面临着一个“英苏联合阵线”。他谈到了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等处的领土，如果波兰承认寇松线，俄国人和英国人答应把这些领土给予波兰。如果能就波兰成立一个新政府的问题达成协议，他们就可以在俄国人保证不加干涉的条件下治理波兰；他们不仅可以把1939年8月23日的英波协定延长20年，而且还可以和俄国订立一项范围广泛的条约，以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还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在波兰其余的领土解放之前”立即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³¹³⁾

丘吉尔在10月27日向下院作了报告。他叙述了关于波兰问题的重大争端，并且说，虽然他对于没有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感到遗憾，但他觉得已经比以前更接近于解决了。他希望米科拉伊奇克回到莫斯科去恢复商谈，并希望作出“妥善的安排”，使米科拉伊奇克在波兰组成一个能够得到所有已经承认波兰流亡政府的各国政府承认的新政府。如果波兰人浪费时间，那就非常可惜了。以前他们拒绝接受英国的建议，结果产生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再拖延下去，那就只会加深波兰国内各派波兰人之间的分歧，妨碍盟国的共同行动。⁽³¹⁴⁾

10月26日，米科拉伊奇克在第二次召开内阁会议之前，给罗斯福发了一个电报，说明波兰为什么不愿在压力下屈服而承认寇松线，并申述了波兰应保有利沃夫和该地区的油田和钾碱矿的论据。电报追述了总统答应过在适当时候为波兰人保有利沃夫而进行调解，他要求罗斯福澄清美国的态度，希望他“在这个问题上”运用他的“权威和影响”⁽³¹⁵⁾（尽管米科拉伊奇克在6月间访问华盛顿时已得出结论，深信在总统竞选期间，罗斯福是不便在解决波苏问题方面采取直接行动的，但他仍然发出了电报）。⁽³¹⁶⁾

1944年秋，罗斯福的民主党和杜威的共和党各自的全国委员会，正在考虑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一切可能因素，包括大量的“波兰裔选票”，双方都把这批选票看作是可能起决定作用的一个因素。继10月8日杜威在纽约波兰裔美国人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之后，罗斯福于10月11日在白宫接见了“波兰裔美国人大会”的领袖。⁽³¹⁷⁾罗斯福在竞选旅行中于10月26日在芝加哥接见了“波兰裔美国人大会”的查尔斯·罗兹马雷克，他的竞选事务管理人就利用这件事为竞选大造舆论。⁽³¹⁸⁾当罗斯福不在华盛顿的时候，波兰大使把米科拉伊奇克的电报交给了国务院。电报转给了当时在芝加哥的总统，可是与此同时，有人对切哈诺夫斯基说，“在选举日以前不多几天”竟然有必要请求罗斯福进行干预，这是非常不幸的。⁽³¹⁹⁾

在伦敦的波兰内阁于10月30日开始进行审议，第二天，罗默尔向英国政府提了几个问题。⁽³²⁰⁾11月2日，英方的复文说，英国政府赞成把波兰的西部边界推进到奥得河，把斯德丁（什切青）也包括在内，而且不管美国政府可能干些什么，英国将继续支持这个方案。英国政府准备承担责任，由英苏共同保证新波兰，这一保证将继续有效，直到由“拟议中的国际组织”作出全面保证为止。复文还说，在边界问题上达成协议比在波兰政府改组问题上达成协议更为重要；因为如果后一个问题谈判破裂（在这个问题上英美都将支持波兰人），对波兰政府所处的地位来说，将比前一个问题谈判破裂较为有利。⁽³²¹⁾

当天晚上丘吉尔会见米科拉伊奇克和其他波兰领导人，要求他们立即答复。次日（11月3日），波兰流亡政府内阁终于一致决定拒绝“莫斯科会议所定的条件”，要求在波兰流亡政府参加下重新考虑整个问题。⁽³²²⁾当晚把他们的决定通知了英国政府，但在波兰领导人和艾登举行会议之后，决定等待罗斯福的答复。⁽³²³⁾米科拉伊奇克除于10月26日致电罗斯福外，还曾向国务院发文探询，要求阐明美国对波兰的态度。⁽³²⁴⁾

11月7日，罗斯福第四度当选总统，但直到11月21日，哈里曼在赴莫斯科途中经过伦敦时，才把罗斯福11月17日的复信交给米科拉伊奇克。罗斯福在复信中说，他本来宁可把关于美国政府态度的整个问题推迟到战后解决问题时来谈，但既然波兰人要他谈，他现在就扼要地表明美国的观点。他重申以前表示过的希望，即愿意看到一个“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波兰国家，波兰人民享有不容干涉的权利”来管理自己；他说，如果波、苏、英三国政府就波兰疆界达成协议，他的政府不会反对。他的政府按照传统政策不能保证具体边界，不过米科拉伊奇克也知道，他们正在努力创建一个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将“负责维护普遍的安全”，其中也包括边界的安全。谈到波兰的新边界，他说，如果波兰人民愿意的话，美国政府准备在迁移少数民族的工作中提供帮助。他的政府一旦得到立法机关的同意，还准备帮助波兰国家的战后复兴工作。⁽³²⁵⁾哈里曼对米科拉伊奇克说，总统希望表示他对波兰政府在莫斯科会谈后的处境的关切，而且进一步答应“在目前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支持。他还建议，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愿意的话，哈里曼可以向斯大林提出利沃夫和波兰油田的问题。⁽³²⁶⁾11月23日，在另一次谈话中，米科拉伊奇克告诉哈里曼，他已经同波兰各政党领袖商量过，除了他自己的农民党外，他们都反对总统的建议。⁽³²⁷⁾因为他们只要在利沃夫和钾碱矿及油田问题上接受了〔美国的〕调停，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所有其他各点上都承认寇松线了。⁽³²⁸⁾米科拉伊奇克一方面遇到他自己的政府反对向俄国人作进一步妥协；另一方面又碰到丘吉尔愈来愈不耐烦，因此在11月24日辞职，⁽³²⁹⁾波兰农民党的几位部长不久也跟着辞职。新内阁由其他政党的成员于11月29日组成，继米科拉伊奇克担任总理的，是社会党领袖托马什·阿尔齐谢夫斯基，此人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中都留在波兰境内。⁽³³⁰⁾

12月15日，英国下议院就波兰问题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辩论。⁽³³¹⁾由于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英国人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安，丘吉尔和艾登不得不为英国政府对波兰的政策进行详尽的辩护。丘吉尔在辩论开始时，提到他在2月22日和10月27日的两次讲话。⁽³³²⁾他批评波兰人坐失时机，说他们“根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他把他们比作《古罗马神言集》故事中的特尔奎纽斯·索帕布斯。由于拖延而耽误了时间，最后使他们不得不考虑一个早就应该考虑的问题；同时，正由于拖延，解决问题的时机变得更加不利了。丘吉尔为米科拉伊奇克谋求达成协议所作的努力进行辩护，指出他之所以决定辞职，是因为“遭到在伦敦的同事们顽固的抵制，他们的否决权就像以前曾经大大加速了波兰覆亡的无限否决权一样”。他预料，由于波兰政府的这一失着，俄国人和波兰地下政权之间，将随着红军在波兰的推进而产生纠纷。他说，自从米科拉伊奇克辞职以来，波兰政府“几乎已全部改组，对这一改组方式的某些方面，我肯定不能表示赞许。英王陛下政府认为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朋友仍然是照耀着波兰最近前途的惟一灯塔”。他接着为那些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并讨论过的关于波兰的一些新安排辩护。他谈到了准备划给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新领土，并且说，“至于就俄国和英国来说”，波兰人“可以在牺牲德国的情况下，自由地向西拓展其领土”。很久以来，英国人早就认为，要解决欧洲这一地区内由于民族杂居而造成的问题，最好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进行得很成功的人口交换的办法，来一次人口迁移。他说，因此，在准备划给波兰的德国领土上，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赶走那里的德国居民。辩论到后来，他的政府受到猛烈批评，议员们说不该坐视波兰丧失其两次大战之间的东部国土（即里加条约的边界线与寇松线之间的那片领土），丘吉尔则说，波兰人在西方所能获得的土地将抵偿其损失而有余。他还为英国政府支持苏联要求以寇松线为界并将利沃夫地区并入苏联的立场辩护。⁽³³³⁾

首相然后对美国政府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各种因素而不能明确地阐述它的立场表示遗憾。他提到他以前曾几次讲过领土问题应该留待战后缔结和约时解决，但他特别强调波兰应该是个例外，因为那里的情况很紧急，他还说，大西洋宪章中所说的“双方同意的改变”正是就这样的例外而言的。⁽³³⁴⁾丘吉尔表示他期望美国政府发表一个有力的声明，同时他主张应谨慎从事，指出在“大联盟”各国之间发生争吵是危险的。他说，应记住联盟各国必须同心协力，才能使设想中的国际组织顺利实现，但是他强调，虽然如此，英王陛下政府在波兰问题上仍将按照他所阐述的政策办事。⁽³³⁵⁾

丘吉尔对美国迟迟不承担义务提出的批评和他希望美国发表声明的愿望，在美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华盛顿政府不可能继续保持沉默。结果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于12月18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大部分内容同11月17日罗斯福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复信是一致的。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即它同意丘吉尔提出的把波兰问题作为例外处理的建议，并宣称如果“直接有关的联合国家”一致同意的话，美国政府将不反对在战争结束以前解决波兰的边界问题。⁽³³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