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重整军备进展缓慢的政治原因

第一节　顽固的绥靖思想

前面已经指出过，在英国政府的政策中有着一种内在的矛盾，它一面试图重整军备，一面却仍致力于普遍裁军，而同时又企图对重整军备所针对的那些人采取绥靖政策。⁽¹⁾慕尼黑会议时期的举国毫无准备的可悲状态，曾使得舆论大为震惊，强烈要求采取措施以防止这种情况的重演。同时又有一种不合逻辑的想法，即认为并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因为像1938年9月那样的危机决不会再出现了。张伯伦自己立即明确表示，他并不认为可以对他从慕尼黑回来时说过的“我们时代的和平”抱侥幸心理。“不要让别人以为，因为我们在慕尼黑签订了这项四强协定，我们此刻就可以放松我们在这个方案上应作出的努力了。本国的裁军决不能再是单方面的事了。我们曾那样尝试过一次，结果是差一点给我们自己招来一场灾祸。”⁽²⁾然而，由于他长时期以来一直梦想实现世界裁军，所以重整军备对张伯伦来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主要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要用它来使英国在将来的一些裁军会议上的发言能成为最有权威性的声音：

一方面，我们必须重新下定决心，来弥补我们的军备和防御性预警方面还存在的不足，这样，我们就能做好准备保卫自己，并使我们的外交更有力量；……不过……另一方面我也确实看到了接近裁军这个题目的新机会已展现在我们面前。我相信，它们在今天至少是和以前任何时候一样的有希望。⁽³⁾

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张伯伦对重整军备的看法是相当消极的。他坚持认为，重整军备纯粹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这样，对一个理应全力以赴的运动就势必会起一种麻痹的作用。对首相在1939年2月讲的下述这些话所产生的效果，不可能给予过高的评价：

我们的军备尽管庞大，是防御性的军备，而且只是为了防御。如果确实别人并不比我们更具有侵略意图，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在堆积这些毁灭性的武器都是出于一种误会。我十分相信，其中大有真理存在。⁽⁴⁾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由于布拉格的被侵占，幻想完全破灭的心情弥漫全国，张伯伦受到的打击也并不比别人轻些。1939年3月17日在伯明翰的一次演说中他宣称，自由甚至比和平更为可贵，英国现在可能要被迫为它而战。⁽⁵⁾为认真对待这种新的倾向，对波兰和其他国家提供了保证。⁽⁶⁾迟迟未能作出决定和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些措施，如征兵和成立供应部，都匆匆地付诸实行了。用丘吉尔的讥讽话来说，直到现在政府才“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达成了一项令人高兴的妥协，那就是一切可能的准备工作都不得妨碍本国的贸易或以大规模的措施来激怒德国人和意大利人”。⁽⁷⁾现在，尽管继续声言相信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相信自愿的努力比强制好，相信自由放任经济优于国家管制，可是政府却发现，不得不逐渐地牺牲这些珍贵的原则了。但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它的政敌和组织起来的劳工发生冲突。虽然也许不能为张伯伦政府过迟采取这些必要的步骤开脱责任，但至少对于它的行动勉强可给予一定的谅解。要知道甚至连国民志愿服役这条道路都是多么的坎坷不平，而要达到征兵这一“坏到无法形容的”步骤，那是还要再向前走很长一段路的。

慕尼黑危机使得英国民情激昂，人人都愿为国效力。但是对于如何组织并引导这一股巨大力量的问题，政府方面却有些惊慌失措，而民众也不无疑虑。1938年10月13日，约翰·西蒙爵士在谢菲尔德的演说中曾提到，在危机期间，政府大臣们收到潮水般的群众来信，都是请求给予指示，他们到何处去服务才最有价值。他强烈要求迅速将这股潜在力量组织起来。但是他认为有必要再加一句：“我不是在争辩自愿与强制哪种办法好的问题，虽然我要顺便说一句，那就是，强迫与组织并不是一回事。”⁽⁸⁾然后，齐特兰勋爵1938年11月1日在上院说道：“如果政府发现，无论是工业还是人民的服役，建立在一种自愿的基础上就不能得到它所希望的结果，那么它肯定会准备采取另外一种意见的。”⁽⁹⁾然而，在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当和平还能维持时，强迫是不必要的，也是没有用的。如果战争来临，那就非用强制的办法不可了。1938年12月20日政府向下院提出一项提案，要求批准在志愿的基础上实行国民服役制，并由议会在3月底检查一次实行的结果。这项提案以270票对9票获得通过。

国民服役制的自愿性质，以后继续为政府所强调，一方面是为了抚慰外国的独裁者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除国内那些“民主自由”捍卫者的疑虑。12月30日，全国劳工委员会宣称，工人运动的政治和工业两个部分都对“国民服役制的基本上自愿的性质”感到满意，它们将协助在全国各地建立国民服役委员会的组织。然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和他们的法国同志一样，⁽¹⁰⁾却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看成是集体安全思想的惟一维护者。根据F·W·佩西克·劳伦斯（代表东爱丁堡的下院议员）的说法，他们是最早的和惟一真正的“绥靖主义者”：

不管某些尊敬的反对派议员巧言善辩地讲了些什么，我们是绥靖主义的党。我们在首相和支持他的尊敬的议员们主张绥靖以前早就献身于绥靖主义了。我们为绥靖主义而献身，当它是真正的绥靖主义的时候。我们反对媾和条约中的报复性条款。……我们批评首相的绥靖尝试，不是因为它是绥靖主义，而是因为它来得太迟了，而且又是在可以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词来更加确切地形容它的这样一个时刻。⁽¹¹⁾

艾德礼可以怀着同样的思想向金斯利·伍德爵士生产飞机的功绩泼冷水：

……不管这位可尊敬的先生（金斯利·伍德爵士）工作得多么辛苦，他不能给我们任何安全。我们是在制造不安全。……我们应当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如不完全解除空中军事装备，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安全。如果尊敬的议员们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觉得不管怎样一切都很安全了，那我将感到十分遗憾。我认为这完全是幻想。⁽¹²⁾

然而，实行征兵，无疑使张伯伦在原则方面的牺牲，同他的政敌受到的牺牲差不多一样大。张伯伦于1939年4月26日宣布了政府的决定，但并没有引起国际危机或被赶下台。因此人们也许会认为，他在进一步采取看来对防务有利的步骤时，会觉得不必去考虑国内政敌或国外真正敌人可能的反应了。但是仍然有一步是他不可能让自己迈出去的。他本来可以邀请丘吉尔和艾登给予有力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加强人们对英国的团结和决心的印象。但是他畏畏缩缩，还是不敢让两个被希特勒诬蔑为战争贩子的人入阁。他在一封大约是这个时候写的私人信中写道：“我们越是接近战争，他的（丘吉尔的）机会就越多，反之亦然。如果还有缓和紧张局势、恢复同独裁者们的正常关系的任何可能的话，我也决不愿去冒这肯定会被他们视为挑战的风险。”⁽¹³⁾

在法国，达拉第和博内也是既想重整军备，同时又要追求和平，他们企图用很像张伯伦在英国使用过的那些论点来调和这种矛盾。1938年10月，博内在马赛举行的激进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宣称：“法国必须恢复它的实力，这样，如果有一天裁军的问题重新提出来的话，它就可以有一个平等的发言权了。”但是对法国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混乱和疏忽以后，而且它仍然面临着社会动荡和经济不稳定，这时要增加生产和恢复实力，就需要采取甚至比英国采取的更加激进的步骤，和比英国所需要的更加大的民主原则的牺牲。然而像在英国一样，当全国试图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时，一次又一次地都被空话和装模作样的姿态搞乱了，这只能减损人们对这个问题必须抱有的紧迫感。就是这样，达拉第1938年10月4日在就慕尼黑协议发表的声明中说：“一切希望法国得到拯救的法国人，现在必须把自己看作是处于一种为和平和为他们的国家服务而持久动员的状态之中。”⁽¹⁴⁾——把“和平”放在“国家”之前是意味深长的。1938年12月6日，博内和里宾特洛甫在巴黎签署了一项法德友好宣言。⁽¹⁵⁾博内这时写信给法国驻华盛顿大使说，宣言将成为“对国际绥靖事业作出的一个立即见效的贡献”。⁽¹⁶⁾虽然法国新闻界总的来说对这个宣言并不热情，但还是有一部分报纸欢迎它，因为它对实现缓和有心理上的影响。当然也正是缓和最有可能会损害本来进展已经很缓慢的法国重整军备的努力。

达拉第对他的人民的告诫，一般要比张伯伦的更严厉、更苛刻一些。但是只要当时的特别危机一被克服，他就只能是太乐意于立即松弛下来，从而再一次制造一种缓和的气氛，然而当时所需要的却是一种持久的“充分有准备的状态”。这样，当1938年11月雷诺的3年计划受到总罢工的威胁时，达拉第告诫他的同胞们要有牺牲精神来行动，不要依靠他们的过去而生活。但当罢工失败时，他就像以前一样，称赞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以后，他在1939年3月又再次要求授予特别权力。3月18日他对国民议会说，他将毫不迟延地采取激烈的军事措施，并且还要采取极其重要的经济措施。“我打算使所有的法国人都做更多工作。”第二天他在参议院指出，因为法国人已经在1938年9月向全世界证明他们的和平愿望，他们就更加有资格“在今天宣称我们是守着最后一道战壕，我们打算不惜任何代价来坚守它”。⁽¹⁷⁾但是10天以后，在3月29日对全国发表的一次广播演说中，他的讲话几乎像是说，不需要再作进一步的努力来保证他们的安全了。他提到了“关于法国软弱无力或放弃主权的荒谬无稽之谈”。恰好相反，他说，“法国的团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深刻或完满”。它的经济地位正在日益改善，国防有了坚强的保证。⁽¹⁸⁾

达拉第的不幸是，他遭到两股火力的夹攻。首先是极左派和工联主义者，他们虽然害怕和憎恨外国的独裁者们，但显然甚至更加害怕和憎恨一个本国独裁者的前景。其次是极右派，他们同情外国的独裁者们，⁽¹⁹⁾虽然也害怕这些独裁者，但远不及害怕他们自己国内的左翼分子。

在法国社会党内部有一种思想倾向。他们认为，首先，德国是无法抵抗的；其次，重整军备只能有利于国内的反动派。因此1938年12月24日在巴黎举行的社会党会议上，和平主义派的领袖保罗·富尔宣称，“如果他们要以强大的军备和联盟来拯救和平，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独裁”；又说“同德国进行军备竞赛，将毁了他们，而且还是不会获得安全，因为德国的人口出生率是法国的3倍，它的化学工业则是法国的10倍”。⁽²⁰⁾这倒不是勃鲁姆的意见。虽然他也忌恨对他自己的社会立法的每一个威胁，但他还是有着爱国主义的意识和责任感的，他早先担任公职的经验也更加强了这种思想品质。所以勃鲁姆就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该党必须全力以赴，毫无保留地参与保卫国家，国家的防务则必须达到最高的效率。这项决议案由大会以4 322票赞成通过，但有2 837名代表投票反对，1 014名代表弃权。在1939年3月7日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又有4 218票赞成在某些条件具备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裁军问题，还有3 140票则赞成无需任何条件即可召开这种会议。

第二节　英国议会中的反对派

英国议会的工党，在这时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英国有组织的工人的真正而有效的代言人。就这点而论，它确实是胜过法国社会党的。而且，可以毋庸置疑地说，英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对国家的责任感，总的来说要比法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强些。一旦英国工人运动充分认识了局势的真实性质，它就毫无保留地投入重整军备运动，而且比法国工人干劲要大得多。但是直到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为止，它还是倾向于认为来自政府的对它自己的独立性的威胁，要比来自希特勒的任何威胁更大些。

就是这样，阿瑟·格林伍德因为对“慕尼黑之冬”期间实施军备计划而在工业中引起的大规模活动感到吃惊，1938年12月6日就在下院表示：“已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指引我们，我们不想再容忍任何‘德比方案’，⁽²¹⁾也不想容忍以见不得人的方法来实行征兵的任何尝试。”⁽²²⁾以非熟练工人代替部分熟练工人和在工业中征兵，仍然是工党害怕的两个主要魔鬼。⁽²³⁾工党表示相信单靠自愿的努力，就可以充分保证国家的防务而丝毫无损于民主自由；它也批评现有工作中的缺点，但只要采取一些控制管理方面的措施就能加以改正。1938年10月28日，工党发表了一个宣言，标题是“全国为和平作出最大的努力：工党对人民的号召”。宣言建议改进防务工作和组织，呼吁成立一个国防部，以及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人力。11月3日，工党又在下院提出一项动议，谴责政府在9月危机期间在保卫平民方面的“公认的毫无准备”（这一动议以355票对130票被否决）。当国民服役方案提出时，政府再次向工党保证这是志愿性质的，工党才表示赞同。1939年5月31日，在南港召开的工党会议上它再次对政府的防务工作提出批评。会议通过了一项由执行委员会起草的声明，主张设立一个国防部以协调防务工作，设立一个供应部以协调供应工作，⁽²⁴⁾并对军队工作的改革提出详细的建议。

关于重整军备的经费来源，无论是通过借债还是征税，反对党对政府的大事筹款并没有怎样攻击，而是更多地指责政府没有能采取充分的措施，以防止款项的过多一部分以利润形式落入承包商的腰包。从重整军备一开始，政府就已经对这个问题一再提出保证。早在1935年便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专门就私商承造武器的问题提出可能被认为是必要的改进意见。工党抱怨政府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来执行该委员会的建议，而且有些军火厂商的利润比1935年时高出了200%。1939年2月20日，多尔顿竭力主张“我们的军火账单的很大一部分完全可以靠向发军火财的人征收重税来支付”。⁽²⁵⁾甚至连一名民族党议员奥斯丁·霍普金森这时也宣称：

我们花去的钱，直到现在并不都是完全值得的。……我们以很低的固定利率预付给飞机制造商们大量的钱。用这种办法我们大量地增加了他们的投资的价值。……如果要纳税人在重整军备时期提供工业的资本，那他就有权利得到与所付出的相等的价值。……现在已经是应该采取严厉的步骤的时候了，应该替纳税人和国家把被掠夺去的巨额利润中的一部分再收回来。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利润是被一些对飞机工业的有效生产毫无贡献的人骗去的。⁽²⁶⁾

最后，在1939年6月20日，实行了一种新的军火利润税。对每年军火合同收入不少于20万英镑的厂家，在1939年3月31日以后终了的任何一个会计年度中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课征60%的税款。⁽²⁷⁾但工党觉得如没有完善的政府控制，就很难完全达到目的。它之所以如此坚持主张成立一个供应部，其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正如征兵这个争论问题所表明的，工党不愿意为彻底的组织方面的变更付出不可避免的代价，尽管这种变更是它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而提出的要求。当征兵法案第一次提出时，艾德礼既根据理论上的，也根据实际上的理由表示反对：

我们反对实行征兵，因为我们相信，就以加强这个国家来说，当它应该是坚强和团结的时候，征兵却将使它变弱和分散。……在征兵的背后，每一个工会会员都知道，存在着从工业中征兵的危险。……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舰队。它有一支正在迅速增长的空军。它必须为它们提供军火，而且无疑还要以军火来援助它的盟国。它不能够，在此之外，再提供一支庞大的大陆军队。……纯粹在人员的数量上算计，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²⁸⁾

自由党也反对征兵法案，理由是“实行有领导的民主比用强迫的方法更能得到广泛、强烈的响应。志愿入伍的制度，也最符合英国人民的历史和传统”。⁽²⁹⁾然而，这项法案一读时投的反对票（工党138票，自由党7票），与其说是激烈反对这事本身，倒还不如说是主要表明：要捍卫长期所遵循的原则，对张伯伦的政策的不信任，和因未与他们商量而引起的愤怒。⁽³⁰⁾然而工党在5月4日开始的二读辩论中仍坚持其反对意见，而且这是在希特勒第一次公开要求归还但泽，并宣布废除1934年的德波协定和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³¹⁾以后发生的。艾登呼吁全院一致通过这一措施，以此来向朋友们，同时也向敌人们表明英国反抗侵略的决心，但是他的呼吁没有成功。安奈林·贝文甚至走得更远，竟暗示说张伯伦只不过是屈服于希特勒的恐吓。“我们已经失败，希特勒已经获得胜利。他使我们丧失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英国制度——志愿入伍。……他们（政府）除了作另一次卑鄙的尝试来反对国际赃物的重新分配以保护他们自己之外，还能拿什么理由来说服青年们去打仗？”⁽³²⁾在辩论的最后一天，艾德礼说：“隐藏在这一法案背后的感情，并不是想要满足国家的迫切需要，而是想要征兵。……在捍卫自由的名义下，我们的自由可能受到摧残。”⁽³³⁾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则要求，在征召人力之前应先征用财产，实行军队民主化，保证工会权利（包括罢工的权利），以及土地国有化。其他工党议员，甚至威胁要通过他们在选民中的影响来抵制征兵。5月8日这一法案二读时，工党所投的反对票从138票增加到145票。但是在这次投票中，自由党发生了分裂：有5人投票拥护政府，其余弃权。在审议委员会中，工党迫使进行了24次分组表决，最后一次是在三读时进行的，因而三读表决一直拖延到了5月18日。在这期间，没有一个人比批评政府最尖锐的温斯顿·丘吉尔更加强烈地感到这一措施的必要性；也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好地为这一措施辩护。关于反对党在这个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他后来写道：“它使自由党和工党党人丧失了指责当前政府的任何权利。他们只能太清楚地表明他们自己的对付事情的办法。”他接着以他特有的宽宏大量的姿态补充道：“现在他们要显示一种更加真实的办法了。”⁽³⁴⁾

第三节　法国试图提高劳动生产率时遇到的阻力

1938年10月4日，达拉第在国民议会就慕尼黑协定发表一项声明时宣称：“只有当我们的国民生产能够让我们以平等的地位同周围各国人民对话时，我们才能维持和平。”同一天，他提出了授予他特别权力的要求。他告诉国民议会说：“倘若你们不同意一种完全没有异议的努力，国家就不可能去对付那些我感到即将来临的可怕事件。”他答应到11月15日就放弃这种特别权力，并且同意不干涉40小时工作周的原则，只是限制它的影响范围。然而，他暗示国防工业的某些部门延长工作时间也许还是必要的。10月22日，内阁决定对国防工业中拒绝延长工作时间的人加以处罚。11月12日，刚上任的财政部长雷诺公布了他的三年计划。在计划中40小时工作周，原则上的确被保存下来了；但是每周工作5日的制度被取消了，工作日数延长至5天半或者6天。无须劳工部预先批准，每个雇主都有权要他的雇员每年先加班50小时。在国防工业中，拒绝加班加点工作的人，得立即予以解雇，而且6个月内不得在国防工业其他部门被雇用或领取失业津贴。

1938年11月16日在南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法国总工会指责政府的行动是“一种侵犯工人阶级的政策”。11月25日它作出决定，在11月30日举行一次24小时的总罢工。达拉第坚决要求，在他准备就雷诺延长劳动时间的计划进行协商之前必须取消罢工，从而部分成功地破坏了这次总罢工。但是用纪律来约束工人或对不守纪律的工人进行制裁的任何尝试，总是招致以进一步罢工和骚动形式出现的报复行动。当行政当局要参加总罢工的那些人个别地申请重新雇用（从而使他们成为“被监视的人”）时，圣纳泽尔海军造船厂的1万工人立即举行罢工（12月1日）。第二天，据估计有50万以上的工人受到罢工的影响，被关在工厂门外。土伦的3 000名飞机制造工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达拉第准备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对付罢工工人，但是当他的某些手段激起强烈的抗议时，他承担了责任。“如果工厂被占领了，那就必须把占领者赶出去。……是我下令使用催泪弹的。”不过，正像他实际上承认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来到巴黎，才引起这种严厉行动的。

在此期间，1938年11月5日，空军全体后备飞行员向工厂工人发出了一个呼吁，要求他们加速飞机的生产。呼吁书宣称，空军的生存正处于危险之中，广大平民的生存则与空军的命运息息相关；空军能否保卫法兰西的国土，有赖于法国的工人阶级。1939年1月28日，总理又收到3个最重要的退役军人组织的领导人的来信，请求政府实行工业和经济动员，以使军火生产能达到最大规模，并在工厂中实行严格的品德纪律和技术管理。但是处于困境的总理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只不过是与工人们维持一种暂时的妥协，在现阶段绝不宜再引起这种根本性的争论了。相反地，在1939年2月7日，他反而宣布对因参与总罢工而受到处分的全体工人实行赦免。

已经可以看出，达拉第在极力使法国强盛起来的过程中，陷入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集团的交叉火力之中。右派的观点可以说是反映了企业主的漠然置之或者从中作梗的态度。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态度对重整军备和生产的影响，比起极左派的策略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要轻微得多。达拉第曾说过，共产党“当然可以自称是一贯地鼓吹决不妥协的，甚至不惜以战争为代价”，可是“它却又在同一时候既要求重整军备，又怂恿工人们坚持40小时工作周制度”。⁽³⁵⁾社会党是国民议会中最大的一个政党，它尽管发现共产党人是令人不愉快的合作者，可是还不准备公开与之决裂。⁽³⁶⁾达拉第因此必须谨慎从事。慕尼黑会议以后，当政府要求授予特别权力时，社会党人只答应不投票反对这项动议，如果政府保证不过分改动各种社会法规的话。他们在投票时弃了权。极右派和共产党人则投了反对票。同英国的情况一样，与左翼反对派之间的主要麻烦在于，他们不相信政府会不去利用可能授予的任何特别权力来永远限制或取消工人得来不易的行动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右翼反对派也不愿意帮助政府重整军备，因为他们相信，一切重整军备最终只能为“赤色分子”的目的服务——从最坏方面说，会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法国；从最好方面说，会去插手干预西班牙或中国。⁽³⁷⁾

第四节　重整军备最后阶段中的财政困难

据丘吉尔说，⁽³⁸⁾1938—1939年度英国的整个军事开支达到了3.04亿英镑，而当时德国至少是15亿英镑。有趣的是，这个15亿数字正好是英国1937—1942年5年中全部国防开支的最初预算总数。不过，当时很快就承认，这个数字必将超出。但是这种领会并没有引起绝望或者害怕国家破产的情绪，而只是发生了一些争论，如筹款的方法以及如何使用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不过，也有人害怕和顾虑会发生过分的利润获得，⁽³⁹⁾实行突然而又很重的加税和取消当前的社会进步计划等等。总之，人们很不愿意像德国那样，把那么大的一部分国家税收和其他潜在资源用于重整军备。⁽⁴⁰⁾

为了避免增加税收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张伯伦在1937年曾要求并且获得了议会的批准，通过募集4亿英镑的国防借款来取得重整军备所需的额外经费。到1939年2月为止，仅动用了1.97亿英镑。但是由于预计防务支出总额需5.8亿英镑，又由于政府的政策是从借款中取得大部分的防务经费，⁽⁴¹⁾因此财政大臣在2月间决定要求授权借款8亿英镑（即1937年批准数的2倍）。和1937年时的情形不同，⁽⁴²⁾这一建议得到了公众很好的接受，因为他们本来害怕增税将不可避免。大规模的政府借债被看作是医治贸易萧条和失业的一个有效药方。人们并相信，至少在经济衰退得到医治之前，不必担心通货膨胀。当然，最大的好处是，借款的办法可以使国家的大部分税收改用于长期的福利项目，这自然要比用于破坏性的和浪费的战争准备上更得人心了。

在从1939年3月6日通过国防借款法案到战争爆发这6个月中，重整军备的成本费用确实是在不停地猛涨。财政大臣在1939年4月25日提出预算案时说，在1939—1940年度国家总支出13.22亿英镑中，6.3亿英镑将用于国防（比他在2月间预计的多5 000万英镑）。⁽⁴³⁾到7月13日，他又一次把防务预算提高到7.3亿英镑，并说明其中将近5亿英镑准备用借款来筹措。⁽⁴⁴⁾4月里他曾说过，国家的财政状况现在完全取决于防务。但是如果考虑到很大一部分的费用是靠借债得来的，以及西蒙在7月间说过的那些话，那么财政大臣的这种说法就可能要引起一些疑问，西蒙说“尽管有了这个确实是十分巨大的负担，……我们今年在社会福利事业上大约也要比七八年前再多花费5 000万英镑”。他还说：“我们居然能挑起这双重担子，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的确，是很了不起；不过，只要这种“巧妙的安排”持续下去，重整军备就只能是事倍而功半，而且也不可能赶上德国的步子。

为重整军备而筹集资金时，法国同英国一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顾虑的阻挠，而且它比英国更为不利，因为它的财政状况极其虚弱。和英国不同，它始终没有从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中真正恢复过来。而在一定程度上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发行公债以筹集国防经费的建议，在法国就比在英国能得到更热烈的响应。1937年3月和1938年5月两次发行国防公债，每次都在几天之内就超额认购完毕。勃鲁姆极其成功地发行了第一次的公债，但却没有能将第二次的建议执行到底，因为他同时遭到极左和极右两方面的激烈反对。他们不惜以国家的安全为代价，坚决不让勃鲁姆的政府掌握足够的资金以便它能继续维持下去。只是依靠拥有特别权力的达拉第，才有了可能制造出一种发行公债所必须具备的信任气氛。

雷诺在1938年11月28日提出的1939年度预算，估计花在军事装备和编制上的费用是255.51亿法郎（按当时的比价，大约折合1.42亿英镑），比前一年增加了大约126亿法郎。的确，在1938年11月12日写给甘末林的一封信里，⁽⁴⁵⁾达拉第坚持说，这255亿法郎必须被看作是来年全部防务支出的绝对限额。因此，要求甘末林提出一份按紧急次序排列的需要用款的清单。为此，他以国防军总参谋长的身份于1938年11月25日召集了一次三军参谋长会议。但是后来他抱怨说，在这次会上参谋长们又一次面临了一个既成事实，即一些决定都是在没有任何一位参谋长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由政府预先作出的。⁽⁴⁶⁾

然而，在1938年11月2日接任财政部长的雷诺身上，后勤部门的长官们却发现了这样一位部长：他比他的前任们更加同情他们的需要，而且似乎也更加有办法能向他们提供所需的经费。就这样，在年底以前（1938年12月28日）政府又宣布，来年的防务支出将增加到410亿法郎。⁽⁴⁷⁾同时雷诺还警告说，支出的巨大增加并不一定表示军用物资的产量有大幅度的增长；顺利而迅速的生产受到阻碍，这就意味着钱花得不得当，没有得到它的全部价值；制造得快一些应该意味着造得更便宜一些。空军部预算的报告起草人1938年12月29日对参议院讲的话也含有同样的意思，他说，一架飞机的平均价格是300万法郎（17 000英镑），他们的目标是每月生产500架。因此，每个月的飞机账单将是15亿法郎，这同过去20年平均每年用于空军武器的全部经费差不多相等。

又过了仅仅4个月，政府决定必须再筹集150亿法郎的防务经费。1939年4月21日，它宣布了一些激烈的财政措施来筹集资金，并加速整个重整军备的步伐。在解释这些措施的一次广播演说中，雷诺一开始就坦率地提醒人们，法国正面对着一个有8 600万人口、每星期工作60小时的国家。因此，政府决定使每周工作45小时制成为“可以允许的”。在公用事业中这将使它们可以解雇多余的劳动力。公共工程必须削减，酒精局撤销后将能节省12亿法郎的开支。军火利润将限制在10%以内，并且必须缴纳附加税，可高达50%、80%和100%。

雷诺的经济和财政改革是很有成效的。所以，在1939年7月5日向英美报纸联合社讲话时他才可以宣布说，普通预算是10年来第一次取得平衡，就业人数有了增加，出口额正在上升。他说，现在超时工作的人是去年11月份的10倍；同时，失业人数比1938年6月减少了14 000人。6月份流回法国的黄金比前一个月增加了1倍。然而，雷诺自己后来写道，假如经济和财政改革在军备竞赛开始之初就实行，假如在那时就以1939年410亿预算数字的1/4或1/5用来建造和装备工厂，那么，法国的命运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的了。但是法国人民当时并不要求这样。

被雷诺获得的成就和他对防务问题的特别关心所鼓舞，参谋长们拟订了一份1940—1943年的广泛深入而又综合全面的军备计划。他们聪明地决定，首先应该设法使政府批准他们认为实施这一计划所必需的款项。但是，正如甘末林后来所写的那样，财政部还没有“改掉它的老习惯，总是目光短浅，对任何事业都要吹毛求疵”。⁽⁴⁸⁾陆军要求的是800亿法郎，空军是750亿法郎，海军则是450亿法郎。军火制造总监雅科梅⁽⁴⁹⁾现在实际上已掌握了一切有关军火制造的问题，他在与财政部秘书长密切配合之下，⁽⁵⁰⁾于1939年7月24日告诉陆军参谋部军备处长说，这些估计数字太高了，必须减少。国家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财政压力。也许有必要放慢某些订货的生产速度，有一些企业可以从每周工作60小时改回到40小时。⁽⁵¹⁾这实际上等于是破坏为增加生产所做的一切努力。甘末林直接向达拉第呼吁，并附上一份关于陆、海、空三方面一天战争所需费用的估计，⁽⁵²⁾用以说明在防务准备上花费几十亿法郎还要犹豫不决，是多么的荒谬。最后，财政部同意了最初提出的数字——至少在一些最急需的项目上是这样。

(1)　关于这种双重性政策，见上文，原著第204—224页；又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60页以后。

(2)　1938年10月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39卷，第50栏。

(3)　同上书，第339卷，第50栏。

(4)　1939年2月21日，同上书，第344卷，第234—235栏。

(5)　《泰晤士报》，1939年3月18日。

(6)　见上文，原著第80—192页。

(7)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258页；美国版，第1卷，第330页。

(8)　《泰晤士报》，1938年10月14日。

(9)　1938年11月1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10卷，第1542—1543栏。

(10)　见下文，原著第699页。

(11)　1939年2月2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44卷，第940—941栏。

(12)　1939年3月1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45卷，第339—340栏。

(13)　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406页。

(14)　《时报》，1938年10月5日。参阅同日《泰晤士报》。

(15)　原文刊载《法国黄皮书》，第28号。关于这项宣言的商谈经过及其意义，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72—194页。

(16)　《法国黄皮书》，第26号。

(17)　《时报》，1939年3月19日，20日，21日；参阅《泰晤士报》，1939年3月20日。

(18)　同上，1939年3月30日。

(19)　参阅惠勒–本尼特关于弗兰丁打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电报的记述，载《慕尼黑》，第191页。

(20)　《时报》，1938年12月24日。

(21)　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关于工人组织的一项方案。

(22)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2卷，第1047栏。

(23)　直到1940年3月，工会才同意以部分不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和在技术工业中使用女工。

(24)　首相曾于4月20日宣布，对叫嚷了三年之久的成立一个供应部的要求，表示部分屈服（见下文，原著第709—710页）。

(25)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4卷，第65栏。

(26)　1939年2月20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44卷，第112—113栏。

(27)　1940年提高到100%。

(28)　1939年4月2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46卷，第1353栏，第1358—1359栏。在就这项法案进行最后一场辩论时艾德礼说：“反对征兵的一个理由是，把将军们所要的兵全都给了他们是很危险的。经验表明，他们胡乱使用；他们吝于思考，却浪费生命。”（1939年5月8日，同上书，第347卷，第150栏。）工党对于征兵的态度受到了法国社会党领袖莱翁·勃鲁姆的严厉批评：“对于工党的在政治上反对政府同它的反对征兵这两者之间的不可理解的矛盾，我感到震惊，而且我相信整个法国舆论也是如此。虽然征兵不能立即增加我们的物质力量，但它仍能大大增强英国政府为捍卫和平而行动的能力。这样一个关于英国的决心的明确证据，在目前是与独裁者们的灾难性阴谋相抗衡中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惟一手段。”（《人民报》，1939年4月28日）

(29)　A·辛克莱爵士，1939年4月2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46卷，第1365栏）。

(30)　张伯伦在辩论后写的一封信中说：“工党在他们的反对中发生了分裂；我可以看出，当我发出呼吁时，后座议员席动摇了。”（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406页）

(31)　对德国国会的演说，1939年4月28日，见希特勒：《演讲集》（贝恩斯编），第2卷，第1605—1656页。又见上文，原著第340—342页，第350—352页，第361—362页。

(32)　1939年5月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46卷，第2136栏，第2139栏。

(33)　1939年5月8日，同上书，第347卷，第152栏。

(34)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278页；美国版，第1卷，第356页。

(35)　1938年10月27日在马赛激进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36)　1938年11月6日，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在会议结束前通过了一项决议：“友好而坚决地”警告激进党人，不要企图将一个构成人民阵线的政党排斥出阵线之外。它也拒绝赞助一次反共十字军运动，不过答应支持一个保卫民主和劳工权利的政府。

(37)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73页，第470页，第471页和注①。

(38)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263页；美国版，第1卷，第336页。

(39)　见上文，原著第700—701页。

(40)　应该记住，随着“L计划”在1938年4月的被通过〔见上文，原著第681页注①（即本书第940页注③。——译者）〕，皇家空军第一个摆脱了财政上的限制。陆军直到1939年2月才摆脱这种限制，海军则直到这一年的8月才不再受到这种限制（见波斯坦：《英国的战时生产》，第71页，第81—82页，第86—87页）。

(41)　其比例是2.3亿英镑来自税收，3.5亿英镑来自借款。

(42)　关于1937年的决定遭到公众的反对，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62页。

(43)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6卷，第987—989栏。

(44)　同上书，第349卷，第2499栏。

(45)　甘末林：《服役》，第2卷，第365—366页。

(46)　甘末林：《服役》，第2卷，第365页。

(47)　雷诺：《混战方酣》，第293页。

(48)　甘末林：《服役》，第2卷，第435页。

(49)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72页注②。

(50)　甘末林写道，雅科梅曾私下写信给他说，他完全同意三军参谋长们的要求，但不得不听从财政部的意见（甘末林，前引书，第439页）。

(51)　甘末林：《服役》，第2卷，第435—436页。

(52)　同上书，第439—4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