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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章
挪威
第一节 背景
挪威同丹麦一样，在经历了德国占领的严峻考验之后，尽管物质上暂时有些困难，精神面貌却很好，这主要是因为，它在政治上获得完全解放是不久前的事，还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丹麦尽管迟至20世纪初才完全建成议会制政府，却一向是一个主权国家；可是挪威，虽然它享有某种程度的议会政治的历史要比丹麦悠久得多，却一直到20世纪初才有它自己的国王。(1)因此，挪威人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特别强烈，而他们之所以能抵抗德国人，能够在1940年如同在1905年那样把国家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这一点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且，历史上挪威人所作的政治斗争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最初是针对丹麦，后来是针对瑞典——而不是像丹麦人的斗争那样，以国内敌人为对象；这样他们就养成了民族团结的习惯，没有丹麦人那么多的国内斗争传统。
挪威人的这一历史遗产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们对自己队伍中的那帮卖国贼——以维德库恩·吉斯林为首的法西斯运动——特别痛恨，态度特别严厉（吉斯林这一名字已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语而臭名远扬）。民族统一党（亦即一般所称的NS党）是挪威公开反对民主和立宪议会制度的惟一党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动荡不定的时期中，这样一个党的煽动即使在挪威这样的国家也是有可能争取到一些支持的，要是它的领袖是个较强的人物的话。但事实上该党所赢得的支持是微乎其微的。在它成立的1933年，它在全国只获得27 850张选票，而在1936年，它的表现甚至更糟。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它在议会中连一个席位也没有争取到。
当1814年挪威人被迫与瑞典联合时，他们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以此来坚持其自决权利。可是，在实行议会制度的早期阶段，议员的人选往往是从过去用丹麦国王名义进行统治的那些极端保守的官僚之中产生的，同时瑞典国王又施加压制性的影响，因此向彻底民主自治的过渡不可避免地是相当缓慢的。但这种迟延在某些方面倒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使挪威避免了一次丹麦发生过的那种过早民主化所引起的激烈反应；(2)而当1884年自由党的巨大胜利终于到来时，民主自治的取得并没有冒革命的风险，而是一次普选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1814年颁布的宪法（这部宪法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后来有过改动）明白指出，立法和征税是人民通过其代表执行的职权，它还规定通过讲话或书面发表个人意见应有完全的自由。但议会本身的体制却在某些细节上不同于常见的模式。(3)
尽管挪威人的性格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政党的数目却向来是比较少的。19世纪时，如同在其他国家中一样，代表着由农民占多数的全国人口中那种向往个人自由的愿望的是自由党，领导着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的也是自由党。可是，随着19世纪末水力发电事业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大批工业中心的兴起，人口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成分，他们的要求是必须加以迎合的。在20世纪的头25年中，这一新兴工业无产阶级的要求，是通过工党和有势力的（甚至是专断的）工会组织的迅速成长壮大，通过较早实现产业工人高工资水平和堪为模范的社会福利事业而得到满足的。
然而，一直等到1927年，工党才通过选举胜利成为全国最强大的政党而组织政府。工党政府提出的纲领是很激进的，因而遭到了其他政党的联合反对，并引起了令人惊慌的资本外逃。政府几乎立即被迫辞职，在随之而来的反应中，自由党人重新上台，农民党人也一度参加执政。1933年的大选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和失业不断增加的影响下举行的，选举结果使工党在议会中拥有了空前强大的力量（在总共150个议席中占有69席）；但直到1935年春他们才再度上台执政。在以后的几年中，农民党和自由党的力量都有所削弱，而当时的问题已很清楚，它是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抗衡。然而，从1935年起，除了战时和战后初期的联合政府外，工党事实上一直在执政，并实行了一些重要的社会改革，如失业保险、新工厂法和新学校法等。
挪威工党的观点和纲领本来就较其他西方国家的劳工运动更极端（这无疑主要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工业化给予挪威这样一个缺乏经验的不发达社会的冲击的结果），何况它又受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很大影响。1919年，它甚至脱离了第二（社会党）国际而加入了第三（共产党）国际，但在1923年，这些挪威人由于受不了莫斯科强加于他们的严格纪律而中断了这一关系。于是共产党人在挪威另组了一个政党。1938年，工党重新加入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重新肯定其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性质的步骤，但同时也是一个强调其和平主义倾向的步骤。在德国入侵以前的整个时期中，甚至在德国占领的初期，工党的看法一直不像其他政党那么富于民族主义，它甚至还不断给人灌输一种在面临敌人入侵的情况下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阶级意识。但它的这一态度，在1941年9月德国人枪杀工党工作人员V·汉斯滕和R·维克斯特伦之后已有了改变；虽然很自然地，工党在社会上比较保守的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相当可疑的。
但是工党的历史和它的性质有利于使它在共产党面前保住自己的阵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抢先利用共产党的一些法宝。1930年以前，共产党人在议会中占有过3个席位，但从此以后他们失去了所有议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4)大战期间，挪威共产党人所采取的策略显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他们宁愿单枪匹马，独自抗击德国人，而不是谋求领导和垄断整个抵抗运动。祖国阵线领导人所策划的行动，是为了使挪威方面尽可能少牺牲生命财产，给敌人则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害，而又不致引起可能使无辜者遭殃的报复。共产党人却有他们自己的搞破坏活动的组织，搞了一些比较轻率的活动，又拒不接受祖国阵线的纪律约束。因此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是，同其他各个被占领国家的情况正相反，共产党从来不曾有代表参加过祖国阵线的领导。共产党人被排斥在外这一点，在他们自己看来是一大恨事，可是事实上倒也有点好处，一则使他们在战后可以表示似乎有理的不满，同时又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不致被一个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却是按宪法行事的工党排挤掉。
第二节 解放时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状况
1945年5月7日晚上，驻挪威德军总司令伯梅将军在广播中宣布德军停火，拥有足足3、4万人的祖国阵线部队接管了全国各处的战略要地。盟军部队只是在以后才逐渐到达，而且为数有限，始终不超过几千人。(5)抵抗运动成员表现得极为克制，在这里很容易看出抵抗运动中两个主要人物，即首席法官伯格和主教伯格拉夫的影响，这两人分别代表着挪威国民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两大势力——法律和宗教。没有发生不经审讯就草草处决或乘机报私仇等情况，甚至对那些吉斯林分子，也是严格按照挪威法律处理的，没有使用特别法庭或“人民法庭”。的确，在恢复久已废止了的死刑这一问题上（即使是“清洗”时期的暂时恢复），伯格拉夫主教和其他许多挪威人士是感到踌躇的。大约有18 000名吉斯林党羽被捕，但被控犯有重大罪行可能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的只有50、60人。前民族统一党的其余成员（大约有2万人）未遭逮捕，只是自动地丧失了公民权。可是吉斯林本人是被提交审讯、判罪并于1945年10月枪决的。
在挪威，并没有在清洗吉斯林分子这一问题上发生什么政治或道义上的争论。挪威之所以有这一特殊的幸运，是由于它的司法机关统统都掌握在那些在抵抗运动中有所表现或在德国集中营中关过一个时期，因而其忠诚已无疑问的人手里。重要职位上没有重新混进可疑的人。经济奸细——如那些替德国人承办建筑工程而发了横财的所谓“营房大王”之流——则被法院和国内赔偿委员会剥夺了他们的不义之财。因此，总的说来公众满意地感到正义已得到了伸张。而且，同其他一些曾被占领的国家很不一样，在挪威并没有那种感觉，认为“解放”不仅仅是指摆脱德国人的统治。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抵抗运动在它第一次公开的群众大会上就欣然作出了自行解散的决定。抵抗运动的成员来自社会所有各个阶层，因此存在着一股很浓厚的社会和谐气氛。经济方面也有着和谐的气氛，这主要是由于雇主们和恢复了的工会之间能够就增加工资问题迅速达成一项一致同意的协议。
在政治方面不存在根本性的宪法问题。国王在国家被占领期间表现得态度正确，因而更孚众望，而流亡政府是由1940年迁到埃尔韦鲁姆的议会授予全权的，(6)自那以后，它一直忠实认真地执行着国家利益托管者的职责。最后还有，抵抗运动在早期阶段就被邀请去同政府一起协商问题，共同分担着政府行动的责任。威信多少受点损失的惟一机构是议会，因为议会主席团于1940年时曾要求国王退位。(7)解放前不久，当时的地下报纸《自由国家》曾特别提到这一点，它向议会指出，在下次举行大选以前，议会代表人民说话之权无论从道义上或宪法上说都不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人们认识到，没有一个议会，人民的政治生活就会不完善，惟一可行的办法是先把1936年当选的议员（占领期间追随吉斯林的人除外）重新召集起来。
德军投降后不到一星期（1945年5月13日），王储奥拉夫和五名政府成员就返回挪威；首相约翰·尼加德斯沃尔德和政府其余成员在5月31日到达；但国王直到6月7日当确有把握解除德国人武装而不致引起反抗的时候才回来。6月12日，差不多紧接着国王的回国，政府就履行1940年所作的诺言，呈请辞职。国王当即召请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首席法官帕尔·伯格组织临时政府，但伯格没有能把极左和极右方面的人士都团结在自己周围，因而推荐任命工党领袖埃纳尔·盖哈德森为首相，后者及时地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47岁的盖哈德森是挪威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而且极孚众望。(8)他是祖国阵线积极活动的领导人之一，曾因此而遭德国人逮捕放逐，后在英国突击队的一次袭击之后被押回挪威充当人质，最后又被送回集中营。他的“看守”联合内阁是由6名工党大臣、2名自由党人、2名保守党人、2名共产党人、1名基督教人民党人和1名无党派人士（前抵抗运动成员）组成。共产党人在战前从未担任过内阁职务，在当时的议会中又毫无席位，却让他们在内阁中分得了两个位置，人们觉得，这主要是向苏联表示的一个友好姿态，而不是反映着共产党在挪威拥有的相对实力——虽然人们也正确地估计到该党的实力自战争开始以来已明显地有所增强。
在德国占领的最后几个月中，挪威的生活条件迅速恶化。货币已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商店里无货出售，物物交换广泛流行。这部分地是由于德国供应的物资减少了，部分地也是由于挪威国内生产遭到了破坏。德国人征用的食品数量超过了他们本身的需要，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向挪威供应物资，除大量的食糖和脂肪外，还每年运来20万吨谷物。在被占领的头四年里，由于德国人开设工业和防务方面的大工厂，所以不存在失业问题；实际上，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短缺，因为有许多青年人已逃到了英国、瑞典或本国山区里去。可是到了1944—1945年冬天，由于破坏活动、轰炸、突击队的袭击以及燃料缺乏所造成的交通普遍瘫痪，上述那种工厂的活动很多已陷于停顿。从那以后，局面就完全改变了，失业成了威胁着人们的一大危险，其严重程度仅次于粮食不足问题。
解放后，必须至少为15万人安排工作，这些人在解放前直接受雇于德国人，大多从事于非生产性工作。但是，正苦于缺少原料和燃料的挪威私营工业只能吸收这批劳动力的一部分。因此显然有必要由政府插手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也确有大量公共工程有待进行：住房严重不足（住宅被毁的有好几十万幢，而人口则比1939年增长了12%）；道路和桥梁需要重建或修复；有一些破坏严重的地区，特别是芬马克，需要进行清理。
总的说来，挪威在战争中所受到的最严重打击，也许是丧失了它的“海上帝国”的一半，因为在战前，它一直拥有世界上按人口平均计算最大的商船队和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捕鲸船队。挪威商船为世界各国运输货物所挣得的收入一直是该国商务交易中最有利的一项收益。这些船只由于散布在世界各地，大多数幸免于落入德国人之手，它们遂转而为盟国服务，在给英国运送至关重要的粮食和石油方面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别在英国孤军作战的那段时期中尤其如此。可是在这一服务过程中，它们的实力差不多丧失了一半。要重建这一船队将会给已经拮据的国家财政加上相当大的一个负担，因为重建的费用估计要40亿克朗，而可以拿到的战时船舶损失保险赔款只有16亿克朗。
挪威的财政面临着通货膨胀这一战后常见的幽灵。这是由为数达113亿克朗（合5.6亿英镑）的巨额德军占领费用所导致的庞大货币流通量所引起的。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1945年9月5日颁布货币改革法令。(9)流通中的纸币一律收回，换发新纸币，但持有货币超过100克朗者，其超过部分的40%被转存入冻结账户。这样冻结起来的金额达3.5亿克朗。同时，所有的银行活期存款账户，其存款额也都被冻结了一部分。1946年5月，冻结账户总金额达10.37亿克朗。冻结的这笔金额本身是不足以恢复货币平衡的，因此还必须对物价、租金、股息和利率实行严格的管制，并通过一项由全国共同决定的工资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的确，政府之所以能成功地维持物价水平稳定，部分原因固然是由于实行了物价津贴，但同时也是由于人们在工资要求上表现了节制。
第三节 战后各政党的演变
挪威有着一个极端激进的工党，因此，战后初期各国都在酝酿着的共产党同其他左派政党联合一事，在挪威似乎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有良好的基础。刚解放不久，工党机关报《工人日报》（1945年5月16日）就表示希望能够实现合并计划，建立一条“工人政党统一阵线”，并宣称战前使共产党和社会党合不起来的意识形态分歧不再有实际意义，因为“共产党现在也采取了以民主为基础的立场”。1945年5月3日，据报刊披露，工会秘书处曾提议愿为有关政党合并事安排谈判。作为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秘书处提到，1943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两党的工会代表曾一致认为合并的时机已经到来。5月30日，挪威工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大意说，“挪威共产党人业已表明，他们同挪威工党一样，也是站在民族和民主的基本立场上。既然这样，工人运动没有理由分裂成为两个政党”。因此两党决定在10月份举行大选以前就实行合并。
原先商定，从现存议会里工党拥有的70个席位中让出10席给共产党人，但不久共产党就要求有更多的席位。在某些选区，联合候选人名单也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而共产党人则开始提出他们自己的名单。事实是，正如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曾一度感到的那样，他们现在又一次感到，如果他们不因同工党联合而受到约束的话，也许更能有所作为。因此，谈论了很多的合并计划终于在最后一刻成了泡影。在10月8日的选举中，工党获得了总选票的将近一半。得到了76个议席，(10)而共产党所得到的仅比根据原先协议所能拿到的多1席。选举后共产党人建议和工党合作，但这时他们遭到了拒绝。这一命运不济的求爱事件对于其他政党也有影响；自由党、农民党和基督教人民党中为首的一些人物曾发出呼吁书，要求成立一个“联合党”，伯格拉夫主教和自由教会的领袖哈莱斯比教授也签署了这一呼吁书。但保守党人拒不参与其事，因此这类建议也就像共产党与工党间的谈判一样流产了。
工党在战后第一次大选中能够压倒所有其他政党，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取得明显的多数党地位，这并不使人奇怪，因为在历届大选中，工党所得的选票都是稳步上升的，而且工党的胜利也符合当时欧洲向左转的一般趋势。但在另一方面，基督教人民党也取得巨大进展这一事实，在当时看来确是令人诧异。大多数政治问题专家原来认为，既然已经在左与右的基础上就主要的争端划分了鲜明的壁垒，那些中间派的小政党即使不失去其全部支持者，也将失去其大部；可是，虽然挪威向左移动了明显的一步，却也通过这次大选清楚地表明它并不准备走一条彻底激进的道路。
基督教人民党的胜利同工党的胜利一样，也是一股欧洲政治思潮的表现。该党是基督教—社会运动在挪威的具体化，这种思潮虽然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几个姊妹国家中不是那么明显，但在几乎所有其他的西欧国家中却都是战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色。基督教人民党是由前“左派”代表、坚定的路德教徒尼尔斯·拉维克于1933年创建的，1936年在议会中赢得了两个席位。解放后，该党立即开始了一场新的争取选民的运动，并在战后第一次选举中得到了几达全国10%的选票。它的纲领主张改善社会条件，同时又主张发展宗教教育，使其能渗透到整个教育制度中去；这一纲领是不明确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该党所得到的支持表明，它迎合了那种希望在政治和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加强宗教和道德观念的潜在要求。(11)
在1945年的选举中，自由党所受损失之小，出人意料。(12)它之所以能在其他国家的自由党开始衰落之后很久仍继续保持其力量，是可以用挪威工党的过激性质来解释的；就是由于这一缘故，自由党才继续获得一部分稳健的革新派人士的支持，而在其他国家，这部分人早已转而拥护社会民主党了。的确，挪威自由党还倾向于使自己成为与保守党截然不同的稳健的社会改革的鼓吹者，它还拒绝同保守党携起手来去全面反对工党。自由企业与计划经济之争已成为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主要分歧。保守党长期以来（自从它一度被人们看做是始而代表着丹麦人的异族统治，继而又代表着瑞典人的异族统治的那个时候以来）已逐渐培养成了一个良好的民主传统，在战前它一贯坚持要充实国防，而它的这一主张已充分证明是正确的；但尽管如此，它在这一次选举中却没有能保持其原有的地位。支持保守党的力量主要来自大城市和东南一带富庶的农业地区；但在挪威这样从一般意义上说的资本家人数极少的国家里，是不能公平合理地把议会中的第二大党保守党说成是纯粹的阶级政党的。然而，它作为不合当时潮流的右派的代表，还是在这次大选中失去了11个议席。
相对地说，农民党的损失最重，它的议席从18席下降为10席。正如这个党的名称所表明的，它是公开地为谋求纯属一个阶层的利益而创建的，所以它最初所得的支持大部分来自它从保守党人那里分离出来的一些大农场主。因此，它实际上所代表的只是农业人口中范围极为狭小的一部分，而这部分人的利益，反正已由于他们在挪威宪法上享有特惠待遇，而且又有了一个非政治性的团体（农场主协会）而得到充分保护。这一事实促成了农民党的衰落，使它下降成为某种自封的像凑足分量用的零星砝码那样的角色，自己没有明确的政策，在党派力量的天平上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虽然近来愈来愈经常地支持工党一方。
第四节 战后在恢复国内经济和调整对外方针上的一些问题
既然工党在大选中赢得了如此决定性的胜利，国王就要求该党领袖、原看守政府首脑盖哈德森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工党内阁。从理论上说，1945年11月1日就职的新政府已有选民的明确授权，可以执行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政策了，但事实上在许多涉及财政和经济重建的问题上，盖哈德森继续奉行着战时全民族团结时期所制定的纲领。政府为了应付它所面临的种种艰巨任务——稳定通货与物价，国民经济的总的重建，商船队的重建，国防的整顿等——不得不实行一套严格的管制制度，政府的支出也不得不空前巨大。(13)在这一政策问题上，政府起初得到了所有党派的支持，因此在战后第一个年头内没有发生严重的危机。的确，这一年所取得的经济恢复相当显著。关于普遍出现失业问题的担心证明是一场虚惊；没有严重的劳工骚动情况；虽然继续在实行定量配给，但不久就运到足够数量的食物和其他必需物资，从而避免了任何危机。可是，住房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不久在物价管制问题上重又爆发了政党间的争吵。
1945年，工党政府设法使议会制定了一项新的法案，授权当局向工业界课征某几种特别税，以保持物价稳定。这一法案激起了相当大的反对，特别是保守党人的反对，从而暴露了政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为了稳定物价，还必须对农业实行补助，而这种补助构成了预算的沉重负担，因此也就有必要增加捐税。尽管如此，农业经营者们还是对他们所认为的农产品价格太低极端不满；虽然政府于1947年同意提高几种最重要农产品的定价，但群情骚动如故，1947年秋季的市政选举中投保守党和农民党的票数增加就表明了这一点。由于挪威经济资源有限，物价补助的巨额支出势必损害国防；这就使传统上一向强调防务的保守党，对纳税人的钱之用于补助，格外有意见。
在这个问题上，保守党是走在舆论前面的——的确，在战前它就曾如此(14)——但舆论也并不落后太远，因为这时人们的看法正在发生大变化。经过这次战争之后，挪威的一个幻想破灭了。它现在确信，由于它所处的战略地位和它的商船队的军事价值，永久中立的政策是不现实的了。同时它也同样确信，只有在各大国继续合作的基础上搞集体安全，今后的和平才能有保障，又因为它对苏联的善意有信心，它深信和平确乎会这样得到维护。而且，1946年2月，挪威外交大臣特吕格韦·赖伊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给挪威带来了它在该组织中的某种既得利益。在挪威，这种普遍自满的心情和特别对苏联的那一片好心好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英国和美国开始对俄国的政策产生怀疑之后很久，挪威的这种心情还继续存在着，尽管从德国和东欧愈来愈频繁地传来令人不安的报道，它还仍然如此。的确，挪威起初还对自己能够避开西方大国和东方巨人之间很早就出现的那些外交僵局和冲突而自鸣得意。1945年9月，俄国人毫无异议地撤离他们所解放的挪威北方各省——此举堪与他们的撤离丹麦波恩霍尔姆岛(15)相媲美——进一步加强了挪威的这种信心。在挪威方面，担任外交大臣的特吕格韦·赖伊小心认真地对苏联政府采取友好和解的态度，而继他任外交大臣的哈尔伐德·兰格开始时也照他前任的榜样行事。(16)的确，在挪威同样也存在着英国工党上台时所表示的“左派同左派对话”的那种虔诚希望，而且，鉴于挪威工党的历史，这种希望在挪威最初看来似乎更有根据些。挪威之所以要和苏联维持良好关系，还有这样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由于苏联重新获得了以前通向北冰洋沿岸佩特萨莫的一条在芬兰领土上的走廊，挪威重又同苏联接壤了。(17)
1947年初，当挪威公众第一次获悉俄国人最初于1944年就已提出的共同防卫挪威领土斯瓦巴德（斯匹次卑尔根）的要求时，他们对苏联的善意所抱信念发生了动摇。(18)可是，当他们发现议会对苏联政府要求的坚决拒绝并未引起莫斯科的敌意反应时，这一信念又恢复了，至少暂时是这样。事实上，在其后一年中，尽管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挪威人仍拒不正视事实，坚持不愿承认他们的外交政策方向有调整的必要。然而，较有见识的挪威人士这时已看得很清楚：各大国已在为未来可能的冲突准备战略阵地；在这样一场冲突中，北冰洋很可能成为战略上至关重要的一大战场；而不仅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本身，就连挪威北部海岸也都将构成苏联防线前缓冲工事的一部分。但是，一直到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共产党政变，(19)接着俄国又对芬兰施加压力(20)并对挪威本身也开始了“神经战”之后，挪威一般人的看法才发生真正的转变。这一转变终于导致了对苏联幻想的彻底破灭，并使他们愈来愈愿意同西方结盟。
(1) 1814年的宪法使挪威成了一个“自由、独立、不可分割、不容侵夺的王国”，条件是它必须和瑞典同在一个国王统治之下，并通过这一事实而使两国连结在一起。
(2) 见上文，原著第565—566页。
(3) 第一，挪威议会是一院制，由150名议员组成（其中1/3代表城镇，2/3代表农村），虽然在实际进行立法时它是分成两个部分（分别称为“奥德尔斯庭”和“拉格庭”）开会的。“拉格庭”是议会从其本身的成员中推选出声望较高的38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在立法程序中起着类乎上院的作用。可是有许多事情，包括国家预算在内，是由整个议会作为一个机构在一起开会处理的。第二，政府成员在议会中没有表决权，虽然他们可以出席议会发表讲话，提出议案和建议（后面这种权利是他们在1884年后经过许多激烈争论才取得的）。第三，宪法没有给谁规定解散议会的权力，因此每届议会都任满四年，在这期间是不会通过什么中期改选来诉诸民意的。采用的选举投票制度是一种比例代表制，选民事实上是投党派的票，不是投候选人个人的票。
(4) 1936年，在总共100万张选票中，他们只得到3 000张。关于1945年的选举，见下文，原著第585页。
(5) 另一方面，解放时在挪威的德国军队为数却达364 000人之多——甚至到了1945年11月，也还有8万人。还有德国人从欧洲各地运到挪威来的近10万名奴隶劳工，其中8万名是苏联公民。驻在东芬马克的俄国解放部队于1945年9月间撤走；美国部队和英国部队则分别于10月间和年底撤离。
(6)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535页。
(7) 同上书，第536页。
(8) 他最初踏进社会时是当一名修路工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上升为奥斯陆市长。
(9) 挪威银行《月报》，1946年10月。
(10) 在所投的1 497 118张选票总数中工党获得了608 939张。选举的结果，以所得议会席位数表示如下：
工党76席，增加6席；
保守党25席，减少11席；
自由党20席，减少3席；
农民党10席，减少8席；
共产党11席，增加11席；
基督教人民党8席，增加6席。
(11) 基督教人民党的一位议员（埃尔林·维克博尔格）认为，该党之所以享有众望，是由于它提倡基督教价值观念和反对唯物主义，他说：“在占领时期，我们第一次懂得了一个不信基督教的政治制度是怎么回事。……我们希望以积极的基督教品质作为我们立国的基础。”他宣称，在政治上“我们既不属右派，也不属左派”，但又加上一句：“在社会问题上我们是有激进思想的。……在我们看来，俄国是一个大问号，虽然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是反对共产主义本身的。”还说，“我们没有宗教和种族的偏见，但我们的候选人必须是常去教堂做礼拜的积极的新教徒。犹太人和天主教徒都不能当候选人，但可以是党员。这实际上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还留在挪威的犹太人只有700名，天主教徒也只有几千名。我们绝不是排犹的”（见《纽约时报》，1945年11月18日）。
(12) 人们原来预测它要失去一半左右的席位，但实际上只从23席减为20席。
(13) 战后的第一个预算是挪威有史以来空前庞大的预算。
(14) 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直接影响到挪威，在那次大战之后的一段长时期内，该国军备不断裁减。在30年代最后几年国际局势紧张期间，议会曾迟迟地而且很勉强地决定增加防务拨款，但为时已晚，没有能起到多大作用。当时在台上而且从1935年起一直在执政的工党，不免要为这种防务上的缺陷承受一些责备，但还不足以妨碍它在战后重新掌权。
(15) 见上文，原著第575页和注②（即本书第717页注④。——译者）。
(16) 息事宁人的态度甚至发展到如此程度：温斯顿·丘吉尔原来预定在1946年5月对挪威进行一次访问，但当他在美国富尔顿发表了一篇演说（在演说中他要求在英帝国和美国之间建立“特殊关系”，并谈到“共产党第五纵队”）之后，挪威国王哈康竟（根据兰格的建议）提出要求，取消了这次访问。兰格原想不要让此事声张出去，结果反引起了一部分新闻界的哗然大闹，甚至弄到有人指责他是在苏联的直接压力下行事的。
(17) 见上文，原著第349页。1918年以前，挪威是同俄国接壤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内，由于苏联割让给了芬兰一条通向北冰洋沿岸佩特萨莫的走廊地带，挪苏两国被隔开了。
(18) 见《概览，1947—1948年》，第131页注④。
(19) 同上书，第153—155页。
(20) 见《概览，1947—1948年》，第157—1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