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英国政府希望墨索里尼会约束希特勒

    从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到战争爆发这5个半月中,伦敦方面并不认为有可能把意大利拉过来使它成为和平阵线的一员,可是值得去认真进行一试。(1)不过,鉴于意大利的政治家们一再宣称意大利需要和平,并有迹象表明,意大利舆论强烈反对与德国结成同盟去参加战争(也许就是去打英国)的主张,因此似乎的确有理由可以期望墨索里尼会利用他对希特勒的影响,就像他在慕尼黑会议期间对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所做过的那样,来支持和平解决德波争端。因此,如何去鼓励墨索里尼约束希特勒这个问题就一直在伦敦方面的考虑之中。人们并不认为5月间签署的德意“钢铁公约”已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恰好相反,人们认为意大利现在正式成为德国的一个盟国这一事实,可能已使墨索里尼处于一个比以前更强的地位,来阻止希特勒采取可能把意大利卷入战争的步骤。(2)

    当英国政府克制自己,不把意大利的占领阿尔巴尼亚看作是违反英意协定,并且在它就这个问题发表的公开声明中使它对意大利的行动的批评(鉴于这一事变对舆论的影响,它不能不进行批评)“尽可能减少刺激性”,这时存在其心中的动机之一就是希望墨索里尼的影响能有助于避免战争。(3)阿尔巴尼亚危机因此并没有严重影响英意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它的确给英国试图改善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关系的任务增添了困难。3月20日,即德国人开进布拉格5天之后,张伯伦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私人信。信中回顾了1938年9月张伯伦向他作出的呼吁和墨索里尼的响应,其结果是“和平得以保存”;提醒他1939年1月他曾答应张伯伦,(4)他将在任何时候为维护和平而使用他的影响;敦促他利用任何可能向他开放的途径,“在这些令人焦虑的日子里采取可能会缓和目前紧张局面的行动,以及做一些事来恢复已经被破坏了的信任”。(5)在他4月1日的答复中,墨索里尼提到3月26日他的一次演说。那次演说中他曾提到意大利对法国的要求,并宣称欧洲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和平。他还告诉张伯伦说,“在意大利的权利得到承认之前”他并不觉得能够对缓和紧张和恢复信任“采取主动”。(6)3天后,在4月4日,齐亚诺告诉珀思说,如果法国准备采取主动,建议重新开始对于意大利的要求的讨论,意大利政府将愿意参加会谈。(7)英国政府知道,法国驻罗马大使弗朗索瓦-蓬塞曾向博内极力建议恢复讨论,而博内本人也赞成这一方针,(8)就在阿尔巴尼亚危机之前英国政府还在辩论它是否能够进行有益的干预,如设法劝说达拉第采取一些能促进法意友好关系的步骤,(9)或建议第一步接触可以在驻伦敦的法国和意大利大使之间进行。(10)博内想和意大利达成协议的愿望并没有受阿尔巴尼亚事变的影响,(11)他欢迎英国政府可以利用它对达拉第的影响来促成友好关系的想法,因为他怀疑他自己是否有能力说服他的上司去迈出第一步。由于意大利4月7日的行动,终于使达拉第本人、(12)他的一些部长(13)和许多其他有影响的法国人士,其中包括外交部秘书长莱热,(14)深信意大利人是强盗,向他们让步就等于是向讹诈屈服。而且,有这种想法的法国人从4月13日发生在罗马的一次事件中也为他们的看法找到了证实:当墨索里尼宣布阿尔巴尼亚与意大利合并之后接着又宣称“我们将一直向前进”,这时聚集在威尼斯宫外的人群就高呼响应:“一直进到巴黎”。(15)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最好是让它在占领阿尔巴尼亚的事件发生后先等待两周,然后再就重开法意讨论的事作任何建议。它然后在罗马和巴黎都采取了外交行动,强烈要求每一政府采取主动,但又不告诉它们另一方也正在被接近中。(16)

    当珀思4月20日最后一次会见墨索里尼时他们讨论了法国与意大利的关系,但是当珀思建议意大利政府应当系统地提出它的要求时,墨索里尼认为这些早已为法国政府所深知,因为2月间已经向一位法国的非官方使者保罗·博杜安解释过。下一步因此必须由法国来走。(17)菲普斯和达拉第4月22日的一次会见甚至更加令人沮丧。达拉第终于深信意大利政府已“彻底地倒向希特勒”,菲普斯也没有能使他相信与意大利人进行谈判的好处将超过坏处。(18)无论如何,大约就在这时,博内似乎已说动了达拉第和他的其他同事们,去让弗朗索瓦-蓬塞向齐亚诺作一次接近。(19)4月25日弗朗索瓦-蓬塞于是利用与齐亚诺商谈同一项商务条约有关的某一点的机会,乘机提出了意大利的要求的问题。齐亚诺在确实知道弗朗索瓦-蓬塞的行动是由他的政府授权的(20)之后,就说意大利对法国没有领土要求,但要求(他在2月间已告诉博杜安)在吉布提有一个自由港,分享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的股权,在苏伊士运河董事会中有两名意大利董事,并修改1896年协定中关于突尼斯的条款。(21)次日,齐亚诺向墨索里尼汇报了这次谈话,墨索里尼说,在他已经决定与德国缔结的条约签字之前他不打算与法国开始谈判。(22)27日博内向菲普斯要求说,英国政府应利用它对达拉第的影响来支持继续谈判。(23)哈利法克斯5月1日向科尔贝强烈劝告,(24)决不要放过齐亚诺和弗朗索瓦-蓬塞会晤所提供的机会,(25)达拉第也答应菲普斯,他将“认真考虑”这件事。(26)博内吩咐弗朗索瓦-蓬塞继续会谈,他认为除与突尼斯有关的一部分外,就意大利的那些要求达成协议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27)他也要求5月初访问罗马的加芬库尽他所能去促进友好关系。(28)不过,在5月7日宣布德意两国政府决定结成政治的和军事的同盟之前,弗朗索瓦-蓬塞和齐亚诺就没有再会晤过。(29)弗朗索瓦-蓬塞在10日又会见了齐亚诺,但是没有什么进展。他们的会谈表明,两国在突尼斯问题上的看法差距太大,不可能迅速解决。5月11日,达拉第发表了一篇演说,意大利人因此见怪,(30)于是在12日墨索里尼决定中断会谈。(31)

    与此同时,即将签订意德条约的消息,像阿尔巴尼亚危机的消息一样,没有使英国政府改变想看到法意和好的愿望,但却加强了达拉第和具有他这一派想法的其他法国人不愿朝这个方向采取任何步骤的决心。哈利法克斯5月20日在巴黎与达拉第讨论了这个和其他的问题,他提到有很多方面的消息说,意大利政府在与德国的关系方面很想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并希望获得一些成就以加强其国内地位。然而,达拉第固执地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打破僵局。他说,当意大利有近两百万人拿着武器时,法国不能作出让步。在正常情况下,给意大利一个在吉布提的自由港和让出一部分吉布提铁路,那不会是灾难性的。但是当意大利刚在利比亚把它的军队增加一倍时,考虑讨论这样的问题就太丢脸了。“法国能够做出的最糟的事,就是向这场暴力和讹诈的战争让步投降。”

    如果把在利比亚的驻军减少一些,那么能够被法国舆论接受的某些让步也可以考虑,(32)但是如果没有相互的让步,法国就不可能放弃它的任何权利。(33)

    英国政府的观点(美国驻伦敦大使持同样的看法)(34)是,达拉第在与意大利开始会谈的问题上态度过于“不必要的僵硬”,但现在哈利法克斯已经用尽了他的全部力量,剩下的惟一机会只有张伯伦写一封私人信也许还能使达拉第改变他的主意。(35)博内虽然赞成这个办法,但思考了几周之后认为,最好是等英法两国与俄国的谈判完成之后再办理。(36)直到7月13日,在张伯伦直接向墨索里尼呼吁帮助避免战争并接到一个令人沮丧的回答之后,(37)张伯伦才给达拉第写了一封私人信,请求他重新考虑他对意大利问题的立场:

    我觉得(张伯伦写道)墨索里尼就是一个能够影响希特勒以保持和平的人。但我关切这样的想法,即他和希特勒可能会说,“当法国拒绝与意大利讨论分歧,尽管意大利已公开表示愿意这样做,这时再要与西方国家讨论和平解决又有什么用呢?”……我想建议的就是……你现在应当表示你愿意……倾听意大利的建议。我能够理解,如果你是处于你的某些前任的那种软弱地位,你也许不得不考虑,根据什么理由你可以向法国的舆论推荐一项与意大利签订的协定。……但是你并不处于这种地位。……在近代还没有一位法国总理曾得到他的人民如此坚强的支持。(38)

    菲普斯7月14日把这封信交给达拉第,他报告说,达拉第的“最初反应是消极的,虽然不是如此的剧烈”,(39)但在他7月24日的经过考虑的复信中,(40)达拉第客气地但坚定地继续拒绝考虑,对一个已深深卷入轴心国政策的意大利政府作单方面的让步。当他强调维持英法团结的重要性时,达拉第按下了一个英国政府几乎一定要作出响应的琴键,据他的看法,仅仅这一点就可能使意大利人改变他们的路线。8月3日在回答达拉第的信中,张伯伦承认,他已发现法国的论据是有力的,他倾向于同意,在现在的情况下,法国政府采取主动去重开法意谈判是不适宜的。(41)这就是英国想促成法意和好以诱使墨索里尼起到拖住希特勒战车轮子的作用这一尝试的终结。但它并不是英国政府所作的另一种努力的终结,这种努力与法意问题无关,只是想加强意大利国内的和平倾向和消除人们对和平阵线的怀疑,即怀疑这个组织只不过是一项反意大利政策的一种表示而已。

    在阿尔巴尼亚危机过去了几周之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危机是以尽量少干扰英意关系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的),卸任英国大使珀思勋爵的离开罗马,又给了英国政府向墨索里尼传送一个友好信息的机会。在他的告别拜会中,珀思奉命表示,英国政府仍旧确信用和平谈判来解决但泽的前途和法意关系这类问题是有可能的,它表示决心抵抗侵略并不意味着有包围或威胁意大利或德国的任何意图。(42)墨索里尼热情地接见了这位大使并告诉他说,他是“真正地为和平感到担心”,(43)并同意“需要围着一张桌子来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德波关系和法意关系这些问题。(44)到5月初,在罗马的人们已得知齐亚诺即将与里宾特洛甫在米兰会晤。弗朗索瓦-蓬塞和新到任的英国大使珀西·洛雷因爵士都相信,齐亚诺打算去极力劝说里宾特洛甫对待波兰要有节制,并为和平解决但泽争端做工作,(45)这一争端由于希特勒宣告德波协定无效正变得更加严重。(46)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米兰会议的结果是宣布了德国和意大利打算签订一项同盟条约。但接着在几天之内,另一阵营的一个发展却使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受到了一次不愉快的冲击。这就是英国和土耳其政府于5月12日发表的那项宣言,根据宣言,如果发生“一项导致地中海地区战争的侵略行动”,双方应即相互给予援助。(47)

    意大利政府把土耳其政府视为潜在的敌人,(48)它对这个消息反应十分激烈。齐亚诺5月15日对比利时驻罗马大使提到了“英国和法国的侵略性包围政策”,(49)他在5月30日对弗朗索瓦-蓬塞也作了同样的抱怨。(50)此外,在5月下半月的意大利报刊上出现了强烈攻击英法两国的文章。(51)不过,墨索里尼5月14日在都灵和几天之后在库内奥发表的演说,单就涉及法意关系的部分来说,调子是比较温和的。但是这种温和并没有推广到英国,当墨索里尼在5月27日第一次接见洛雷因时,气氛就已大不同于他最后一次接见珀思时的了。墨索里尼问道,考虑到英土宣言(他把这说成是一个同盟)、西方国家与俄国的会谈以及“这些手段和给予保证的政策所意味着的对轴心国家的包围”,英国政府是否认为“英意协定还具有任何价值”。他还要求洛雷因告诉他的政府,他认为“任何针对德国的包围行动……也同样是针对意大利的”。(52)

    洛雷因在6月4日接到指示,要他对此激愤的发泄予以委婉的回答。他应该告诉墨索里尼,英国政府仍旧把英意协定看成是它与意大利的关系的基石,并渴望发展“一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坚固而持久的谅解”。他还应提醒墨索里尼,英国是有意识地不去提出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是否已经影响了协定的有效性这种问题。他应该说明,英国政策的目的是用和平的手段来实现也许是必要的任何变更,并且表示对于墨索里尼在都灵的演说中所说的他同英国一样希望和平感到满意。(53)墨索里尼拒绝再次接见洛雷因,大使于是在6月9日把这些意思转达给齐亚诺,后者表示他怀疑这会不会使墨索里尼满意。(54)虽然不再听到要废除英意协定的威胁,(55)报纸对英国的攻击却仍在继续。(56)当洛雷因7月4日提请齐亚诺注意,这种报纸上的宣传运动很难说是与英意协定的精神相一致的这个事实时,齐亚诺又提到了英土宣言这个问题,并且说这和英国的保证都被墨索里尼看作是“潜在的反意大利措施”。(57)

    英意关系的这种恶化引起了伦敦方面的关切,特别是因为6月底来自但泽的消息使人担心一个危机又即将到来。(58)7月初,张伯伦决定试一下另一封给墨索里尼的私人信的效果,在信中把英国政府对但泽问题的观点摆出来。在7月6日发往驻罗马大使馆转送墨索里尼的一件备忘录中,张伯伦提到了但泽正在进行的“不祥的准备”和关于但泽当局打算宣布他们决定加入德国和在宣布的同时显示以德国为后盾的武力的消息报道。“这样的一连串事件无疑将立即导致一场欧洲大战”,因为英国和法国也决心要履行它们对波兰的保证。张伯伦然后驳斥了,为了使德国人不再受压迫必须把但泽归还德国这个论点,并指出,现政权必须既考虑但泽的德国人有赖于波兰贸易的兴旺,又考虑到波兰需要自由的出海通路。照会然后继续写道:

    反对转让但泽首先是由于这样的看法,即转让将是用暴力或威胁用暴力来强加的,而不是通过讨论的。其次,这是由于这样的事实而引起的,即波兰人相信德国政府之所以希望实现这种转让,并不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打算利用它作为一件对准波兰心脏的武器。除了他们害怕他们的经济生活将受到严重的损害之外,波兰人还深信,因为在他们之前已有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先例,如果但泽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它将被转变为一个军事基地,并被利用来达到最终瓦解他们的国家和摧毁它的独立的目的。
    如果他们所想的是正确的,那么可以肯定德国不可能不经过一场战争就据有但泽,这场战争将把意大利、英国和今天相互之间并没有争吵的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卷进去。
    但是如果德国政府并没有这种意图,并且愿意证明以上所述猜疑是没有根据的,那么,当气氛冷静下来时,德国和波兰两国政府举行讨论和寻找一个和平解决分歧的办法应该是可能的。(59)

    张伯伦没有直接呼吁墨索里尼出面进行干预,洛雷因得到的指示是:如果墨索里尼问起希望他做些什么时就说,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判断人,能够判断可以做些什么,如果有一些事可做的话,来阻止那种可能会把我们全都拖入一个我们两国政府都希望避免的局面的行动”。(60)

    7月7日在一次对意大利公众“绝对保密”但显然没有瞒着希特勒的会见中,洛雷因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墨索里尼。(61)洛雷因报告说,墨索里尼“显然对这种给予个人的重视感到高兴”,比起5月27日的那次会见气氛也“远没有那样阴郁”。但对于张伯伦信件的内容,墨索里尼明白表示,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但泽问题的。他认为,张伯伦过多地从波兰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首相提到的反对转让但泽的理由是波兰人的理由,对后果的忧虑也是波兰人的忧虑。”他本人的看法是,波兰必须“接受把一个公认的但泽现实局面改变为一个法律的局面。……如果那样,他相信德国会宽宏大量,波兰的利益也将得到恰当的保障。”他准备答应利用意大利的影响来促进和平地解决争端,但是只能在德国与波兰就但泽割让给德国的问题举行直接谈判这种情况下才办得到。洛雷因概括这次会见中墨索里尼的意见是:“(1)和平解决能够实现和战争得以避免的惟一基础,是波兰默认但泽并入德国,(2)如果英国为但泽问题而站在波兰一边战斗,意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战斗。”(62)

    墨索里尼的这一令人沮丧的回答使洛雷因觉得,英国政府除了保持一种“无声威胁”直到武装力量的平衡明显地转向对轴心国不利时为止,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63)在7月底,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决定不采纳两周前澳大利亚和南非的高级专员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即可以请墨索里尼出面倡议在但泽再维持现状一段时间以待缓和的实现。英国大臣们觉得,如果墨索里尼“要避免战争,毫无疑问他会尽一切力量来对希特勒元首做工作的。由我们自己来对他作进一步的直接接近,将冒被错看成为软弱的巨大危险,此时的一项要务看来就是要使独裁者们牢牢记住这个国家是说话算数的。”(64)不过,在以后几周内,国际局势迅速地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在但泽进行的“照会战”,德国军事准备的增加,对波兰人迫害日耳曼少数民族的谴责,英法两国与俄国的会谈遇到困难,德俄两国即将建立友好关系的种种迹象——所有这一切发展合在一起,使英国的领导人觉得,他们必须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不管是多么小,来避免战争的发生。到8月的第三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意大利不愿意而且也没有准备好去追随希特勒走那条他似乎已选定的道路,这就使得对墨索里尼再作一次接近完全有了理由。

    齐亚诺8月11日在萨尔茨堡会见了里宾特洛甫,12日又在贝希特斯加登见到了希特勒。齐亚诺事实上是带着墨索里尼的这样一些指示去见他们的:他应当“坦率地通知德国人,我们必须避免与波兰发生冲突,因为那将不可能使冲突局部化,而一场大战对每一个人都将是灾难”。(65)说这就是墨索里尼的态度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伦敦的外交部。(66)齐亚诺没有能完成他的缓和局势的使命,怀着一种对于希特勒态度僵硬和没有能约束他不去夺取但泽和向华沙进军感到惊恐的心情回到了罗马。(67)齐亚诺近来对洛雷因采取了一种更加友好的对待方式,8月17日告诉洛雷因说,但泽问题“需要一个马上的和决定性的解决办法”,以及“局势已非常严重”。他答应随时同洛雷因保持接触,如果他在任何时刻觉得英意磋商将有助于保持和平,他就会去请洛雷因过来。(68)几天前,亨德森在柏林已经把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转给了外交部,意大利大使那时正要到罗马去。这个问题就是,张伯伦是否愿意“与墨索里尼先生协同一致有所行动,如果后者提出这样的建议的话”。(69)在8月18日把这个信息转告给洛雷因时,外交部指示他等待来自意大利方面的接近,但应“转达这样的印象,即陛下政府十分重视英意合作,如果这种合作能够实现的话”。(70)不过,在其后的24小时内,哈利法克斯决定不要把主动权让给意大利人。8月19日在考虑由张伯伦写给希特勒一封私人信。(71)哈利法克斯则认为,“为了鼓励墨索里尼不要放弃他的约束(德国)的努力”,应该同时在罗马也作出“某种努力”。(72)因此,他给洛雷因发了一封电报,要他立即转交墨索里尼。电报再一次强调,德国如企图把一项单方面的解决办法强加给波兰,结果必将导致一场英意两国处于互相敌对方面的战争。一项“通过德国和波兰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谈判而达成的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显然是难以办到的,“最重要的事”是“应该有时间来改善气氛”。英国政府怀疑,召开一次会议是否是处理这种局势的最好办法,但是如果建议召开一次会议,波兰就必须以平等的地位参加(换句话说,不能有第二个“慕尼黑”)。这一电报因此并不包含任何具体行动的建议,它只不过是为了使墨索里尼了解英国政府的观点,如果他认为“坦率地交换”意见是有益的话。(73)

    这一电报是在8月20日午后不久交给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以便转交墨索里尼的。(74)8月19日和20日,反对意大利参加德国侵略战争的势力,明显地愈来愈强烈了。(75)墨索里尼对这种局势的反应,有如他对洛雷因的文件的答复所表明的,是必须叫波兰人让步。他建议英国政府“给予波兰政府以不要鲁莽从事的忠告,特别是应强烈要求他们立即与德国政府重新建立直接的接触”。不过,直到8月22日才把这个回答通知洛雷因。(76)在那一天,齐亚诺(20日他不在罗马)告诉洛雷因说,这就是墨索里尼建议的路线,但是他又补充说,墨索里尼打算等里宾特洛甫从莫斯科回来后就马上同他接触(齐亚诺事实上在里宾特洛甫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已给他打过电话,并建议同他举行另一次会晤)。(77)他向洛雷因保证,意大利“确实需要和平”。(78)意大利在最后时刻作出的试图避免战争的下一行动,将在后面的一章中叙述。(79)


    (1) 7月底,哈利法克斯曾与珀西·洛雷因爵士(他在4月底继珀思伯爵任驻罗马大使)商量过外交部接到的一个建议,大意是如果法国人肯做点事来满足意大利的要求,如果英国也对勃伦纳边界提供保证并给予一笔贷款,那么,“把墨索里尼拉出轴心国阵营就不是不可能的”。哈利法克斯写道,虽然用贿赂收买意大利这个“赤裸裸的想法”不时萦绕脑际,但现在意大利是如此紧密地同德国绑在一起,他“不能够轻易地想象这是现实的政治策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47号)。洛雷因的看法是,试图收买意大利只能证实墨索里尼的信念,即意大利与德国的联系正在收得红利,并鼓励他坚持下去以等待人家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英国建议的这些具体让步,据他看也不大可能会被接受。墨索里尼不可能接受一项对他与德国的边界的保证而不“无可挽回地失去面子”,并且有很好理由可以相信,意大利将拒绝一笔贷款,因为接受贷款就会妨碍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同上书,第509号)。

    (2) 例如,见洛雷因5月23日的电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98号)。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阿托利科似乎应对流传着的一项报道负责,这一报道说,“钢铁公约”包括有一个秘密条款,规定两国在以后的三年内不从事战争(博内:《欧洲的结局》,第79页)。事实上这个公约中并没有这样的条款(见下文,原著第269页)。

    (3)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139号。

    (4) 关于张伯伦1939年1月访问罗马之行,见《概览,1938年》,第1卷,第176—178页。

    (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4卷,第448号。

    (6) 同上书,第596号。在以后的几星期内,伦敦通过外交渠道获得的消息表明,墨索里尼觉得必须先加强他与本国人民和与德国政府相对之下所处的地位,然后他才能够对付希特勒。例如,意大利大使格朗迪伯爵5月2日刚从罗马归来就去拜会了哈利法克斯,并使得他“毫不怀疑,墨索里尼希望进行法意会谈和……感到他本人要对希特勒施加他的影响有很大困难,除非他的地位能够得到加强。……他的地位没有去年9月那样强大,因为德国的威望已因捷克斯洛伐克而增加,而且去年9月墨索里尼在奥地利事务中实际上是德国的一个债权人”(同上书,第5卷,附录一,第800页)。

    (7)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73号。

    (8) 同上书,第76号。

    (9) 同上书,第76号,第78号,第79号。

    (10) 同上书,第79号。

    (11) 同上书,第85号,第194号,第228号。据说就在4月7日之前,博内曾接见过意大利国王的一名非官方使者,后者恳求他迅速解决法意两国之间的困难,以避免意大利不可挽回地被吸入德国的轨道(同上书,第85号)。

    (12) 参阅菲普斯4月9日给伦敦的一封电报:“达拉第现在并不相信意大利的任何保证。他觉得我们必须想办法对付这些只是想把尘土扔到我们眼中的强盗。”(同上书,第103号)

    (13) “康皮希、雷诺、萨罗和芒代尔在(意大利)这个题目上全都是固执的,并且强烈地觉得对意大利强盗们温和是绝对危险的,只能鼓励后者提出更多、更多的要求。”(菲普斯4月28日给哈利法克斯的信:同上书,附录一,第799—800页)

    (14) 同上书,第228号;第6卷,第326号。

    (15) 见《纽约时报》,1939年4月14日;《意大利日报》(Giornale d'Italia),4月15日。

    (1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38号。

    (17) 同上书,第242号。保罗·博杜安,一位在索马里兰有投资并与意大利有联系的银行家,1月底曾接受博内委托的一项任务去向意大利政府作预备性的接近。这是达拉第访问北非之后不久(见《概览,1938年》,第1卷,第174—176页)和紧接着达拉第和博内两人1月26日在法国议会声明他们将不向意大利作领土让步之后的事。当博杜安2月2日见到齐亚诺时,他明白表示,法国政府不会考虑任何实际上的领土割让,但是他表示可以在吉布提划出一个自由区,并参与这个港口的行政管理,把吉布提至亚的斯亚贝巴铁路上的阿比西尼亚境内一段出让给意大利,并支持意大利对于苏伊士运河方面的要求。他宣称不管以什么理由都不能把突尼斯变成为意大利的苏台德,但又说法国政府将考虑修改1935年的协定,因为它规定逐步清理在突尼斯的意大利人国籍(这项协定见《概览,1935年》,第1卷,第106—107页)。博杜安回到巴黎后报告说,意大利人要求在苏伊士运河董事会中有两个席位,在吉布提享有关税上的便利,收购相当于阿比西尼亚境内那一段铁路的铁路股票,以及延长1896年公约,根据该项公约,突尼斯的意大利居民可以保留他们的意大利国籍,并继续设立意大利人学校和其他文化机构(博内:《欧洲的结局》,第69—70页。关于突尼斯的1896年公约,见《概览,1925年》,第1卷,第181—184页)。因此,突尼斯问题显然将成为日后谈判中的关键。

    墨索里尼准备在博杜安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是明白表示,他愿意通过法国大使来进行谈判而不要通过一位非官方的使者。意大利人盼望在博杜安回到巴黎后不久就能按照他建议的轮廓向他们作出一次正式的接近,但是法国方面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步骤(关于博杜安与齐亚诺的谈话和意大利人的观点,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月28日,2月2日和3日)。

    (1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55号。科尔贝4月26日曾向哈利法克斯详细地介绍了达拉第的论点,其大意是意大利依附轴心国过于紧密,以致很难再分离,作适当让步的建议只会引起新的要求,一次法国向意大利的接近,在意大利的报纸上将被说成是轴心国的一次新的胜利,这将损害法国人意见的统一,尤其是将对法属北非的穆斯林意见产生危险的影响(同上书,第296号)。后来科尔贝又告诉哈利法克斯说,主要障碍是意大利的这样一项要求,即关于在突尼斯的意大利人的地位的谈判必须以1896年协定为基础(同上书,第328号和附录一,第800页)。

    (19) 博内的记载(《欧洲的结局》,第72页)是,他向达拉第和部长会议成员们宣读了弗朗索瓦-蓬塞本人、在伦敦的科尔贝和在华沙的诺埃尔等人发来的电报,他们都强烈要求作出尝试把意大利从德国分开;在此之后他才获得达拉第和部长会议的许可去采取这一行动。不过,后来在告诉菲普斯关于这次会见的经过时,博内似乎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即齐亚诺自始至终都很主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98号)。

    (20)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4月25日。

    (21)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98号。

    (22) 齐亚诺,前引书,1939年4月26日。

    (23)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98号。

    (24) 同上书,第328号。

    (25) 弗朗索瓦-蓬塞本人在给博内的一封私人信中表示,“让这个机会错过,那简直是犯罪”(同上书,附录一,第800页)。

    (26) 同上书,附录一,第799页。

    (27) 博内:《欧洲的结局》,第72页。

    (28) 同上书,第72—73页;《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69号;加芬库:《欧洲的末日》,第2版,第210—211页,第219页,第224—225页。意味深长的是,加芬库所描述的以博内为一方和以达拉第、莱热为另一方的法国外交政策的两种不同趋势,引起了齐亚诺的注意(齐亚诺,前引书,1939年4月26日,30日,5月1日,2日)。

    (29) 见下文,原著第268页。

    (30) 见上文,原著第156页。

    (31) 齐亚诺,前引书,1939年5月10日、12日。墨索里尼在5月底告诉齐亚诺说,目前他并不需要与法国的缓和(同上书,1939年5月31日)。

    (32) 外交部曾考虑要求墨索里尼减少他在利比亚的军队这个办法,但是洛雷因认为打出这样一张牌是没有作用的。据英国驻罗马武官说,意大利驻在北非的军队并不处于担任进攻战的状态,要求它复员只不过是给予墨索里尼一笔讨价还价的本钱(《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717号)。意大利军事情报局长6月8日告诉这位武官说,没有考虑减少驻在利比亚的军队,除非与法国的紧张关系能有所缓和(同上书,第6卷,第31号)。

    (33) 同上书,第5卷,第570号。

    (34) 6月7日这位大使答应向罗斯福总统建议,他应劝告法国人态度更加和解一些(同上书,第742号)。如果罗斯福真的向达拉第作过这样的劝告,它显然没有产生效果。

    (35) 同上书,第638号。5月初曾有人建议,梵蒂冈可以发起召集一个五国会议来讨论德国与波兰之间和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的争端,但法国外交部对这建议非常冷淡(同上书,第399号,第418号),到5月的第二周就已放弃了这个想法或至少被推迟了(同上书,第454号)。又见下文,原著第362—363页。

    (36) 同上书,第6卷,第48号,第132号,第272号。

    (37) 见下文,原著第200—201页。

    (3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17号,第351页。

    (39) 达拉第像往常一样,特别强调走进一个意大利陷阱将对北非的穆斯林产生的影响。菲普斯然后建议,英国政府可以试图从意大利政府取得一项保证,即它的要求开始时应只限于已经提出的4点(同上书,第326号)。

    (40) 原文见同上书,第428号。

    (41) 原文见同上书,第536号。

    (4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35号。

    (43) 在他与珀思的告别会见中,齐亚诺也强调了意大利希望和平的意思(同上书,第328号)。

    (44) 同上书,第242号。

    (45) 同上书,第388号。

    (46) 见下文,原著第340—341页。

    (47) 见上文,原著第119页。

    (48) 事实上,对于怀有这样的猜疑,土耳其比意大利有着更多的理由。意大利对安纳托利亚(一块像北非一样十分适宜意大利殖民的地方)的野心已得到1915年的伦敦条约的承认。而且从法西斯政权建立以来,意大利对土耳其的政策摇摆于侵略与和解之间,十分突出(《巴黎和会史》,第5卷,第389页;第6卷,第10—13页,第16—22页,第25—26页,第90—92页;《概览,1925年》,第1卷,第526页;《概览,1928年》,第158—161页;《概览,1936年》,第595页,第599页,第601—602页,第648页以后)。

    (4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29号。

    (50) 同上书,第702号。

    (51) 同上书,第653号。

    (52) 同上书,第651号。

    (53)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708号。

    (54) 同上书,第6卷,第10号。

    (55) 同上书,第228号。

    (56) 报纸上反法的宣传运动在6月里停止了,但在7月中又发表了7月10日给巴黎的一份照会的原文,它抗议法国把亚历山大勒塔的桑雅克割让给土耳其和6月23日发表的法土宣言(同上书,第313号,第314号)。

    (57) 同上书,第228号,第253页。

    (58) 见上文,原著第156页。

    (5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34号,第258页。

    (6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34号,第258页。

    (61) 同上书,第260号。

    (62) 同上书,第261号。

    (63) 同上书,第509号。

    (6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537号,第590页。

    (65)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8月10日。又见下文,原著第278页。

    (66) 这一消息说,萨尔茨堡会晤之所以举行,是因为墨索里尼最近曾向希特勒郑重表示反对鲁莽行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83号)。

    (67) 同上书,第51号,第55号。

    (6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9号。

    (69) 同上书,第5号。

    (70) 同上书,第62号。

    (71) 见下文,原著第224页注②(即本书第300页注②。——译者),第510—511页。

    (7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83号。

    (73) 同上书,第79号。

    (7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98号;参阅《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20号。

    (75) 在19—20日的夜里,洛雷因电告伦敦:“我感觉到在意大利反对被拖入战争的情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甚至正在扩散到地位很高的亲德的法西斯分子中去。”(《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86号)20日晚上他报告了关于国王、墨索里尼和巴多里奥举行一次会议的消息,在会议上国王“极力反对战争”,巴多里奥也说军队不能面对一场大战。这一和别的反对战争的证据,据说使得墨索里尼大为震怒(同上书,第96号)。关于墨索里尼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见下文,原著第282—284页。

    (7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66号。

    (77)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8月21日。

    (7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66号。

    (79) 见下文,原著第569—5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