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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六）16名波兰人在莫斯科受审（1945年6月18—21日）
使盟国间的关系在战争后期搞得这样极其复杂化的环绕波兰问题的政治斗争，于1945年6月在莫斯科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正当那些按照霍普金斯方案应邀前来莫斯科的波兰领导人在商讨波兰的政治前途时，莫斯科的工会大厦十月厅里却出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6月18日至21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开庭，对16名波兰领导人进行了审讯。他们从3月间被捕以来，一直在受预审，这是苏联司法程序中公开审讯前的特有步骤。(477)
像苏联以往的审讯一样，主要不是对被告席上的被告人起诉，而是通过他们，对他们在伦敦的、苏联司法权所管不到的领导人起诉。实际上，波兰流亡政府以及他们的地下政治组织和国家军都同这16名被告在一起受审。
审讯时在场的外国记者和观察员看到被告虽然被驯服，但他们的身体看来还好，而且对审讯的进程极为关心。(478)在西方人看来，很多被告的自我丑化似乎是可耻的，虽然苏联检察官阿法纳西耶夫指出，按照苏联法律，悔改表现是一个“可以减轻罪行的因素，法庭在判刑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479)在西方人眼中，苏联的司法程序始终是非常奇怪的。由于它是从共产主义的政治哲学一贯正确这一前提出发的，因此，不相信就是犯法，不服从就是大罪。
起诉书和阿法纳西耶夫最后一次发言中所提出的被告的罪状是夸大其词的，但被告的供述却揭示了一幅图景，颇能说明华沙起义后波兰国内的事态发展。当红军的推进使国家军在有争议的东部地区的通讯联系处于混乱状态时，余下的国家军支队有些变成了游击队，从事游击战和破坏活动，既反对俄国人又反对华沙临时政府领导人。(480)1944年，根据伦敦来的命令，在维斯杜拉河以东地区成立了一个自称“尼埃”（波兰语“独立”一词的简称）的秘密地下组织，它所确定的宗旨是保持波兰的独立。(481)1944年12月，奥库利茨基显然通知过俄国人说，国家军业已解散，但同时发出了秘密命令，要把主力部队的核心保存下来，把武器弹药和秘密电台隐藏起来。它的领导人还没有来得及为发展这个组织做更多工作，就被俄国人逮捕了。
这次审讯还有一点令人感兴趣的是，它透露出波兰地下政权里各个政党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以及地下政权和伦敦流亡政府之间已经扩大了的分歧。扬科夫斯基指出，农民党、社会党和国民民主党分裂成为各个派别，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中有的支持华沙临时政府，有的支持流亡政府。据巴京斯基说，农民党的军事组织“农民大队”从来没有同博尔–科莫罗夫斯基那样的国家军贵族领袖们真心诚意地合作过。米科拉伊奇克辞职后，农民党就一直不赞成波兰流亡政府，拒绝参加同“尼埃”有联系的政治组织。而且，波兰流亡政府拒绝接受雅尔塔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宣言，看来引起了整个地下组织的反对。民族团结会议曾表示同意雅尔塔宣言，并把他们的决定通知了伦敦，伦敦显然没有理睬它。地下政权方面的大多数党派于是决定公开活动，这就引起了谈判的建议，从而导致了他们的被捕。
阿法纳西耶夫在他的总结发言中要求法庭判处徒刑，不要求处以死刑。法庭宣告所有被告除3名外全部有罪，并把4个主要领袖分别判处以下期限的徒刑：奥库利茨基10年，扬科夫斯基8年，比恩和亚休科维奇各5年，其余的人则分别被判处18个月到4个月的徒刑。(482)然而，阿法纳西耶夫着重指出，这次审判是要“给苏联和进步人类的一切敌人，给所有那些妄图举起他们罪恶之手来干扰苏波人民友谊的人一个严厉的警告”。(483)
第七节 从1945年6月28日波兰联合政府的成立到1947年1月的选举
（一）民族团结临时政府
6月23日，莫斯科公审宣判后一天，莫斯科电台宣布华沙临时政府、波兰国内其他集团和国外的各方面波兰领袖，已就临时政府扩大后的人员组成问题达成了协议。(484)除已在莫斯科的波兰人大多数（包括米科拉伊奇克）将参加新政府外，还向波兰国内和伦敦各政治集团的其他代表发出邀请。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里的一些右翼政党，以及伦敦的那个在阿尔齐谢夫斯基领导下一心奉行反俄政策的波兰社会党右翼，则没有被包括在内。整个农民党、波兰国内的著名社会党领袖如祖拉夫斯基等，以及那批同克拉科夫大学有关系的自由–保守派人士都宣布拥护新政府，这时同伦敦的分裂就显得突出了。
盟国方面对这个宣布表示大为满意。旧金山会议正式表明，将在联合国宪章文本上留出一个供波兰新政府代表签字的空白地位。(485)美国和英国政府明确表示，只等波兰新政府作出举行自由选举的保证，它们就承认新政府并撤销对流亡政府的一切支持。(486)流亡政府就莫斯科审讯以及新政府的性质提出的一些抗议都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487)
6月28日，参加莫斯科会谈的几个波兰领导人飞抵华沙，不久华沙电台就宣布了新的民族团结临时政府的组成名单。在政府的21个部长职位中，16个由华沙临时政府的前成员担任；其他5个给予“被认可”的领导人：来自伦敦的3名，来自波兰国内的2名。(488)那些从社会党和农民党分裂出来的一些派别，一开始就参加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华沙政府，现在则同各该政党中与流亡政府和地下政权有联系的那些被认可的成员合在一起了，因此，至少从官职上看，这两个党在新政府中各有6个代表，波兰工人党（共产党）也有6个代表。(489)
给予米科拉伊奇克的欢迎表明，吸收几个有影响的、参加过地下运动的战前政党领袖，也许会有助于取得群众的拥护，而对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华沙政府来说，这正是它一向极其缺少的。与此同时，流亡政府声称他们决不把权力交给这样一个“不合法的”波兰政府。从德国战俘营获释后最近回到伦敦担任司令的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宣布，在盟军统帅部指挥下作战于西欧的波兰武装部队仍然忠于流亡政府。总部设在伦敦的政府和军队都宣称，只有在波兰真正获得自由和独立后他们才回去。(490)
在雅尔塔，俄国领导人未能就波兰西部边界推进到西尼斯河一事取得盟国的同意；但俄国人在占领了德国的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各省之后，就让华沙政府在这些地区设立行政机构。然而，雅尔塔宣言上规定波兰的西部边界将留待和会解决，因此美英两国政府在4月间表示了他们的关切。俄国人就波兰政府在但泽地区设立地方行政机关一事提出的理由是，德国居民已随着德军撤离该地，只留下了波兰居民；(491)但是这个解释没有被接受，美国政府在5月8日说，华沙政府似乎打算在俄国支持下在这些地区内建立永久性的行政机构。(492)照会指出，未经盟国间磋商就作出这样的改变，忽视了商定的管制德国的原则。美国驻莫斯科代办乔治·凯南说，等波兰西部边界按照雅尔塔决定确立之后，他的政府将予以承认，但在此之前他的政府坚持不应该把苏联占领的任何领土移交给华沙政府。(493)维辛斯基5月16日的答复是含糊其词的。他只谈但泽地区，说雅尔塔宣言中波兰应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领土这句话，已预先假定可能在这一地区建立波兰的行政机构，他以此回答了一般的指责。他补充说，不言而喻，波兰的西部边界将在和会上最后决定。(494)
7月间，新的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提出保证说，将遵照雅尔塔方案举行自由选举，而且，不仅将向外交官和领事人员，还将向盟国驻在波兰的新闻记者提供观察的方便。美国和英国政府在获得这些保证之后，同意承认新的临时政府。两国政府都在7月5日宣布承认，美国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当即提名阿瑟·布利斯·莱恩为美国大使。(495)
（二）波茨坦会议上的波兰问题
在波茨坦会议上（1945年7月16日到8月2日）苏联领袖继续为华沙政府在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以东的德国土地上建立行政机构辩护，虽然斯大林向杜鲁门保证苏联政府并没有对任何波兰西部边界线承担责任。俄国人试图在波茨坦会议上就波兰西部边界问题取得英美的同意，(496)但杜鲁门和丘吉尔都拒绝在那里解决这个问题。(497)
可是，关于在争议地区内波兰的行政权问题，俄国人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斯大林承认确已让波兰人执掌行政权，并继续坚持认为不能改变这一局面。杜鲁门和丘吉尔当时都一心在考虑德国的经济前景问题，两人都反对让波兰人控制的范围扩展到西尼斯河。丘吉尔争辩说，奥得—尼斯地区各省拥有德国近1／4的耕地（且不说矿产资源），如把它们割让给波兰，就需要把825万德国人从奥得–西尼斯线以东迁移到该线以西，而那里并没有养活他们的粮食。不过，他建议让波兰人在奥得河和东尼斯河一线行使行政权，(498)认为这条线以内的前德国领土已足以安置不得不从寇松线以东迁出来的三四万波兰人了。杜鲁门关心的是，这些有争议的领土在计算战争赔偿时是否应该算作德国的一部分，以及是否应把它们看成是苏联占领区的一部分。他不同意在召开和会之前确定波兰的西部边界或承认前德国领土上的波兰行政机构。
雅尔塔宣言规定在确定西部边界之前，应与新的临时政府磋商；因此7月24日，3位外交部长听取了全代会（共产党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贝鲁特、(499)外长日莫夫斯基和副总理米科拉伊奇克的意见。他们每一个人，包括米科拉伊奇克在内，都竭力主张把直到西尼斯河为止、包括斯德丁（什切青）港的整个地区割让给波兰人；米科拉伊奇克还趁此机会，私下要求西方代表同时坚持在波兰进行自由选举。(500)丘吉尔在7月24日和25日私下会见贝鲁特，令人信服地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观点。(501)工党在7月26日的英国大选中获胜后，波兰代表向英国新首相艾德礼，同时也向杜鲁门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但据海军上将李海说，他们的陈述并没有给总统留下深刻的印象。(502)经过详尽讨论之后，达成了如下协议：在和会最后划定边界之前，这些有争议的领土应该由波兰政府暂时管理，不应该被认为是德国苏占区的一部分。(503)杜鲁门和艾德礼同意在和会上支持这样一个建议，即沿着西起但泽湾东至立陶宛、波兰和东普鲁士交界处的那一条线来确定俄国的边界，从而把哥尼斯堡地区划入苏联版图。
丘吉尔从道义的角度反对把德国人强行迁出有争议的地区。(504)经过多次讨论后，一致同意在会议的报告中写明三国政府赞成有秩序地、合乎人道地迁移人口。鉴于难民将给德国造成负担，三国政府要求各国，包括波兰在内，在各盟国管制委员会能够对情况进行调查，对所报道的已进入德国的被驱逐者的人数进行查核，并对他们在全德国的合理分布作出安排之前，暂勿进一步驱逐德国人。至于德国的赔偿，俄国保证从它自己分得的那一份中支付波兰的应得额。
在1945年8月2日发表的波茨坦会议公报中，三国政府正式承认雅尔塔宣言关于成立波兰政府的规定已经实现，并已相应地建立了外交关系。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的领导人曾向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保证一年内举行选举，但波茨坦会议公报中却只是说，三国注意到新的临时政府同意按照雅尔塔宣言所规定的方案尽早举行选举。它还说盟国报界代表将可以自由报道选举前和选举进行时的波兰国内情况。
在会议开始时，斯大林表示他希望“取消”波兰流亡政府。然而，丘吉尔在这一点上竭力争辩；他提到英国政府当初就是为了支持流亡政府所代表的波兰而参战的，并说英国和苏联政府在对波兰的态度上有所不同，那是很自然的。当斯大林主张把流亡政府的财产转移给新的临时政府时，丘吉尔指出流亡政府在英国谈不上有什么财产。在讨论流亡政府所负的债务时，斯大林说不应要求新的波兰政府承担。(505)杜鲁门则坚持说，不应使他的政府承担这些债务，并说财产的任何转移都应该依法办理。会议的公报采纳了斯大林最初的建议，宣布波兰流亡政府已不再存在。三国政府同意由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接收各该国领土上属于波兰国家的一切财产，保证这些财产不落入“第三者”之手；并同意为一切在国外而愿意回去的波兰人，包括武装部队人员和商船海员，提供回国方便，条件是，他们将和其他波兰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待遇。(506)
波茨坦会议正式解决了波兰流亡政府的地位问题和波兰国家财产问题；但是留在国外的大量波兰人同波兰国内新的临时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存在。安德尔斯对俄国人抱有敌意，对波兰临时政府中他认为是俄国人的傀儡或受骗者的人物表示蔑视，甚至在他的部下面前，他也从不掩饰这些情绪。驻在意大利的112 000名波兰军人中，大部分是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后，来自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地区，当时这些地区已被并入苏联，而且他们都在苏联各地的俘虏营里住过一些时间。他们这段不幸的经历，使他们对过去俘虏他们的俄国人积下了不少仇恨，而安德尔斯又助长了他们的这种情绪。因此他们的大多数人几乎不可能甘心顺从波兰的现政权。可是，驻意波军中的一小部分和驻在英国的6万名波兰军队，以及西欧前线的大量波兰人，大多数来自波兰的中部和西部；他们有些是在1939年德军入侵时逃出来，在国外为他们的国家作战的，(507)另一些是被德国人征入国防军或党卫队，在作战时趁机投到盟国方面来的。这一类波兰人就不大会由于他们对俄国有反感，或对新的临时政府的性质有看法，而不愿回国去帮助重建他们破碎的祖国；但是他们很多人对回去有顾虑，因为他们同波兰地下政权及战前各政党有过联系，生怕人们因此而加罪于他们。当贝文于8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中敦促国外的波兰人回国去担负起他们的责任时，他提到波兰的秘密警察问题“还没有得到澄清”。(508)这无疑是阻碍他们回去的一个主要考虑；当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在9月间宣布对国家军战士和政治犯实行大赦时，显然是认识到了这一事实。(509)
波兰战后实际拥有的那块国土，是遭受了严重破坏的。维斯杜拉河西岸的华沙市几已荡然无存，临时政府最初曾犹豫过，是花力量重建这个城市呢，还是索性迁都至克拉科夫。(510)其他城镇，除但泽外，大多还比较完整，但严重缺少各种形式的运输工具和工业机器。在乡村，由于各种军队来来往往，剩下家畜寥寥无几，农民既没有牲口或拖拉机来翻耕他们的土地，也没有种子来播种下一熟作物。根据1944年9月间俄国人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达成的协议，陆续从寇松线以东迁出的波兰家庭，更增加了原来已过于拥挤的波兰中部地区的人口。由于波兰被夺去了它在两次大战之间占有过的一些领土，因此，几乎所有的波兰人，不管其政治观点如何，都认为他们理应得到俄国人答应让他们管理的那些德国土地。随着红军在1945年初通过波兰向前推进，并逐渐把这些地区的行政权交给华沙临时政府，华沙政府立即开始驱逐残余的德国人，并把从利沃夫和维尔纽斯地区搬出来的波兰住户迁往马祖里和奥得—尼斯流域各省。但是这些省份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也很惨重，而且有相当大一部分工业机器设备已被俄国人拆下运走。但泽和波罗的海其他口岸的港口设备也是如此。这就是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成立后所面临的局面，使它一开始就得依靠外援。(511)
新政府的领导人在6月28日从莫斯科到达华沙之后，华沙临时政府原来的班子正式解散了他们的政府，从而正式表明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完全是一个新的政府。可是，这个新政府仍然承认1944年和1945年初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后来称为临时政府，先是设在卢布林，后迁在华沙）通过的各项法令继续有效。
（三）苏波边界和赔偿问题的解决
尽管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达成了一些协议，整个波苏边界问题实际上仍有待于苏联和波兰政府之间去最后解决；为此目的，新的民族团结临时政府于1945年8月中旬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同时去商定波兰从德国付给苏联的赔偿中将分得的数额。赔偿问题首先得到了解决，决定波兰将获得波茨坦会议以后德国苏占区拿出来的全部赔偿的15%，再加上由德国的各个西方占领区交付给苏联的赔偿的30%，但这一数额中有一半是要以向苏联政府提供波兰货物来偿还的。波兰人拒绝让俄国人在他们新获得的、前德国领土上的工业中享有控制权，但同意在占领德国的整个这段时期中每年应以每吨1.25美元的价格(512)向俄国人供应波兰煤1 200万吨。莫洛托夫声称，波兰人在西部地区所得财产的价值，减去遗留在寇松线以东的波兰财产的价值后，净得收益60亿美元。
波苏边界的南段，显然早在1944年7月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达成的一项协议中就已解决了，莫洛托夫向米科拉伊奇克出示了这一协议。尽管米科拉伊奇克一再反对，仍决定应按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的规定划定这一边界；1945年8月16日，莫洛托夫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签订了一项确定波苏边界的条约和一项关于赔偿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在条约批准之后，应成立波苏混合委员会来执行这些规定。(513)至于西部边界，第二天《消息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三大国已在波茨坦原则上决定了这个问题；贝鲁特则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波兰人已沿着奥得河和尼斯河“完全重新确立了”他们“历史上的西部边界”。(514)
（四）波兰的社会经济情况
战争，以及随着红军而来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华沙临时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给波兰的社会经济结构带来了灾难性的变化。德国人曾试图消灭知识分子，消灭波兰文化的精髓，在这方面他们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东欧300多万犹太人遭到纳粹的毒手，这使波兰失去了它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特有的组成部分：作为波兰商人阶级的犹太人被消灭了。战争和卡廷大屠杀消灭了一大部分战前的军界领袖，他们过去在波兰是很有势力的。1944年9月间，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卢布林成立后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在9月6日）通过一项土地改革法，规定要把现有的大地产没收，把土地分给农户；该委员会一接到俄国当局交给它的行政权力，就立即采取步骤实施这项法律。所以，当新的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在1945年6月成立时，这一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对教会所有的土地实行这些措施，这可能是因为天主教会在波兰人中间有着强大的影响。波兰农民生来反对苏维埃经济政策的态度也被考虑到了，因为，临时政府开始时曾特别留意鼓励个体小农。除教会土地外，现有的50公顷以上的大地产，甚至连同地产所有者的家用财物，一律无偿没收，而小农的土地则增加到每户至少5公顷。然而，土地再分配对波兰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它已经逐渐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波兰境内已有大约325万户个体农户。(515)由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发起的土改措施，1945年6月以后由新农业部长米科拉伊奇克继续贯彻；至少在农业领域内，同新的临时政府有关系的各个党派是有可能在政策上取得总的一致意见的。(516)
工业领域中也在进行着再分配。凡雇用40人以上的企业一律实行国有化，企业主可以选择在新政府领导下当经理，或者无偿地放弃他们的财产。(517)在以前属于德国的各省，波兰人正在巩固他们的行政控制，土地和工业全都被国有化了。(518)
斯大林曾经保证（据贝文在1945年8月20日向下议院透露），俄国军队将很快撤出波兰，只留下少数部队以保护驻德红军的交通线。(519)正如苏联政府在战时不断强调的，它对新波兰的政策是坚决主张波兰在其新边界内将保持自由和独立，因此俄国人力求避免因明显地破坏波兰人新近获得的主权而引起他们的反感。民族团结临时政府中几个主要的部都由共产党人所掌握，这就保证了使斯大林有一个“友好的”波兰。所以，1945年下半年，在一些西方访问者看来，波兰国内的气氛似乎要比红军所“解放”的任何其他国家更轻松——肯定比苏联国内的气氛更轻松些。波茨坦声明曾规定，应允许外交代表和新闻记者自由报道波兰选举以前的情况，记者们发现他们果然能比较自由地在波兰各地走动而感到喜出望外，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如此。
（五）波兰国内的政治冲突
在本章执笔之前，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同共产党和一些左翼分裂集团联盟之间的斗争始末，已经由许多亲身参与者和旁观者写过了，其中也包括米科拉伊奇克本人和美国大使莱恩。(520)俄国人煞费苦心以确保华沙临时政府在新的民族团结临时政府中的核心地位之后，现在未必会容许他们的权力落到那些传统的反俄民族主义政党和右翼分子手里，这些传统的政党和右翼分子大多早已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的资格。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开始时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左翼农民政党，但逐渐变成了一个抗拒共产主义和俄国政策的象征，特别在那些被剥夺了财产和权力的人的心目中是这样。因此，农民党就像罗马尼亚的马纽集团和保加利亚的佩特科夫集团一样，开始获得一大批陌生的政治同伙的支持，从一个主要是农民支持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一般的民族主义反对党。在共产党方面，他们起初希望利用米科拉伊奇克集团作为一个工具，来为自己的政策争取到一些群众支持，他们的政策同东欧其他地方的共产党的政策一样，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愿意同他们合作的左翼分子，甚至包括资产阶级分子在内的联合政府，从理论上说，这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但实际上共产党通过掌握一些关键性的政府部门而使联合政府处于他们直接控制之下，这些关键部门已经由俄国人在英美的同意下交给了共产党人，而且他们决心保住这些部门。就这样，共产党人允许资产阶级政党的左翼集团参加政府，但决不容许他们威胁或妨碍共产党对总政策的掌握。(521)
在共产党人设法阻止米科拉伊奇克的党全面改组时，他才逐渐意识到了这一政治现实。当他试图把他的农民党同曾经支持过临时政府的那个也叫农民党的分裂小集团统一起来时，(522)这个集团的主席班奇克很快就在政府领导人的压力下被迫去职。于是，在他们那位著名的但是身体有病的领袖维托斯的支持下，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决定不参加执政各党派的联盟，而是单独建立一个组织，叫做波兰农民党，想依靠人民的支持来发挥他们的影响。(523)
差不多与此同时，著名的战前社会党领袖祖拉夫斯基试图组织一个社会民主党，但共产党人不让他这样做。相反地，他被说服加入了临时政府中的社会党左翼集团，这显然是共产党人的一大政治胜利，因为它给临时政府带来了社会党过去的主要支柱，即工会和合作社的支持。虽然祖拉夫斯基的归附给临时政府带来了这么多的好处，但他从未被授予权威的职位；联合政府里的重要职位，除关键性的几个部已由共产党人担任外，都给了1944年以后的社会党领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之所以全心全意地同共产党人合作，有的是因为怕俄国人的占领，有的则是由于抱有幻想，以为共产党人会继续尊重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原则，会平等相待。(524)共产党人用以约束左翼社会党人的一个特殊方法是，警告他们要慎防反动的复辟，指出被放逐在国外的一些集团正把希望寄托在东西方之间的战争上。共产党人警告这些不幸的社会党人，如果任何一个党派在波兰掌权而不是由波兰工人党（共产党）掌权，那么俄国人就要占领波兰。(525)
由于新设立了一个由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领导的收复地区事务部，使共产党人能够对已经移交给波兰的前德国领土直接进行统治。虽然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的基耶尔尼克是公共行政部长，但他的权力范围既不包括对警察的控制（警察仍由共产党人领导），也不包括对新收复各省的行政管理。哥穆尔卡借助于一项细心制定的封官许愿政策，因而能够使政府在这些地区中得到人们更大的支持；新工业地区的所有各种工作职位，德国人留下的农场，甚至联总的救济物资，只给予那些能够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同情现政权的人。
1945年10月，米科拉伊奇克还在政府中任职，人们利用他从美国政府取得联总的援助；(526)但援助物资的分配权却仍操在临时政府手中。在共产党人不能控制外来援助的分配，或不能利用它来为政治目的服务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阻挠英美在波兰的救济活动。
当米科拉伊奇克加紧努力在波兰组党时，执政党联盟中的共产党人，在受骗的社会党人帮助下，采取了更积极的措施去阻挠他。随着斗争的发展，对立的阵线渐渐形成了，而且这一点已很明显，即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得到了各个旧的传统政党中很多人的支持，这些政党由于他们的反俄性质，当时在波兰是被禁止的。国民民主党甚至在对德战争高潮时期，还保持着它那矛头针对苏维埃游击队和红军的武装组织“国民武装部队”，这时他们仍在波兰活动，它的一些游击队仍在对临时政府采取时断时续的作战行动。人们还认为，同伦敦的波兰社会党人有联系那个旧的“社会主义者地下组织”也在参与秘密活动。共产党人怀疑当时在波兰的祖拉夫斯基和其他一些温和派社会党人同这一组织有关系。(527)执政党联盟指责米科拉伊奇克集团有地下组织的支持，这无疑是有些根据的，虽然米科拉伊奇克也许从未鼓励过这种支持。同时，在战争之后，由于生活条件非常困难，各色各样的股匪也不少，加剧了当时的混乱局面。(528)
（六）1946年6月30日的公民投票
执政党联盟对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日益增长的影响感到惊慌不安，这在1946年1月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529)以后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从那时起，共产党人决心要迫使这个政党加入执政党联盟，以便把它置于有效控制之下，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把他们推入一种孤立的反对派地位，这样可以通过国家宣传机器来设法使它信誉扫地。波兰农民党的党员们尽管受到种种限制，却仍能同各种地方集会中支持他们的人保持联系，仍能向议会里的非共产党分子发出呼吁。可能正是因为农民党能够不顾治安警察、民兵，甚至波兰军队的有组织阻挠，而依旧发挥他们的影响，共产党人终于在1946年的头几个月中决定作一个姿态，表示要履行波茨坦会议上所许下的在一年内举行选举的诺言。然而，很清楚，共产党要用单一候选人名单来进行选举的打算，决不会得到美国人和英国人同意；因此决定就三个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借以证明波兰人民团结一致地拥护他们的领袖，而且希望采用单一候选人名单来选出一院制议会的议员。所选的三个问题，因而也是波兰大多数政治党派（除战前右翼政党外）的人们都会同意的：废除上议院或参议院，土地改革和国有化（同时保留有限数量的私营企业）的政策，和以奥得河和西尼斯河线为波兰的西部边界。(530)米科拉伊奇克对他在波兰的拥护者的实力很有信心，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波兰和外界显示一下力量。于是，他通过那些受到限制的渠道，向支持他的人发出指示，叫他们投票反对废除参议院，这主要是作为反对政府的一个姿态。当公民投票于1946年6月30日举行时，共产党人为了确保第一个问题的投票结果不致暴露，不得不诉诸暴力行动。(531)米科拉伊奇克所得的支持实际有多大，不太清楚，但共产党人在计算投票结果时无疑使用了非法手段。西方在波兰的观察员就这些事态所提出的报告，促使英美两国政府于8月间分别发出抗议照会，提请波兰临时政府注意雅尔塔宣言中关于自由选举的定义。(532)而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在复照中却仅仅抗议外国的干涉。(533)
公民投票期间，在琴斯托霍瓦和凯尔采发生了大批杀害纳粹屠刀下幸存的犹太人事件。据不同的观察者报告，有迹象表明凯尔采事件是经过细心组织和筹划的，并牵涉到治安警察。但真正的主犯究竟是谁，始终不清楚。(534)这是一个不祥的事态发展，它提醒外界人士，在东欧，反犹主义仍然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老毛病。
共产党人在波兰进行政治斗争的策略是很高明的。为了追求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即把人民对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的支持转为己用，他们力求阻止农民党和社会党这两个波兰最强大的政党联合成为一个反共阵线。(535)
公民投票以后，波兰农民党和执政党联盟之间的距离扩大了。政府采取的阻挠手段愈来愈粗暴，有时达到恐怖主义的程度。各种游击队活动起初使共产党人感到忧虑，但后来证明它们在使米科拉伊奇克名誉扫地的运动中倒是有用的。英美政府对公民投票结果所表示的不赞成，促使共产党人采取公开的敌视态度，从那时起，他们常常把这两个西方国家政府同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党相提并论，要不就说它们是在支持波兰国内的地下集团，或支持像安德尔斯和他的军队那样在国外的波兰右翼分子。
1946年下半年，当社会党领袖们发现了他们在工会和合作社方面实际拥有的支持力量之后，开始对他们在政府中所受的不平等待遇表示不满。8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先由波兰共产党的代表，然后由社会党的代表，向俄国领导人诉说了他们的不满，但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在共产党人排挤掉公安部的一名社会党员之后，社会党人就转向米科拉伊奇克的党，并且主动提出建议，要进行合作，答应把新议会中25%的席位留给他们，如果他们同意参加执政党联盟的话。可是农民党这时同执政党联盟间的隔阂已经很深，对自己的力量又很自信，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听任社会党孤立无援地去对付共产党。(536)
那年秋天，共产党人加强了他们反对波兰农民党的恐怖活动。农民党的很多领袖被治安警察逮捕了，米科拉伊奇克集团的成员们要举行公开集会已变得极端困难了。分配给他们的新闻用纸定额被削减到只有一点点，他们的总部不断遭到无情袭击。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了一篇被大肆宣传的演说，其中提到波德边界未定，共产党人就巧妙地利用这篇演说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宣传武器；因为，如果存在着几乎所有波兰人都持一致看法的任何一个问题的话，那么这就是：鉴于他们已经在东部丧失了领土，因此到奥得—（西）尼斯线为止的西部一带土地理所当然地是属于他们的了。(537)对米科拉伊奇克本人来说，不幸的是，他那时刚巧有事在丹麦，他所举行的批评贝尔纳斯关于波德边界那段话的记者招待会，在波兰国内始终没有被公布，因此政府报纸能够指责米科拉伊奇克站在支持德国的英美人士一边。(538)
（七）1947年1月的选举
姗姗来迟的波兰选举终于宣布将在1947年1月举行，而且，在1946年11月间，鉴于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有争吵，在莫斯科又举行了一次波兰社会党和共产党领袖的会议，在这一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也出席了。显然是由于考虑到社会党在波兰国内拥有一股支持力量，又由于俄国领导人对可能出现的选举结果感到担心，因而促使共产党人向社会党人提出了一个建议，答应在临时政府中给予他们更大的代表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来共同反对米科拉伊奇克。当社会党人接受了这一建议时，选举后的政府的人事组成就决定了，波兰共产党和社会党还签署了一项协议，保证社会党享有一个独立平等自主的政党的地位。(539)
在波兰农民党10月7日正式拒绝参加执政党联盟之后，一场组织得很好的反对米科拉伊奇克及其支持者的运动开始了，共产党—社会党集团使用了它所掌握的一切权力和方便，要在选举之前就使米科拉伊奇克在政治上破产。他领导下的几千名农民党领袖和党员遭到了逮捕。在52个选区中，有10个选区里支持米科拉伊奇克的力量最为强大，政府把这10个选区的波兰农民党候选人资格取消了。选举运动逐渐成为一场殊死搏斗；在选举前的几个星期中举行了几次审讯，旨在证明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同波兰流亡分子、地下集团和美英使馆等都有勾结；议会中指控的语言变得愈来愈刻毒了。(540)在当时弥漫于波兰的那种激烈气氛下，究竟能不能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这是很成问题的。选举以前好几个星期，米科拉伊奇克准备了一个备忘录，分别送给斯大林和英美两国政府，描述了当时针对着波兰农民党的恐怖统治；他指责共产党破坏了协议，这一协议是在农民党领袖参加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后在莫斯科达成的。米科拉伊奇克详细地说明了自由选举的必要条件，他表示希望这些条件能得到遵守，并希望波苏同盟的基础不致进一步遭受损害。(541)
这个备忘录在华盛顿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因为1月5日，美国政府向英苏两国政府分别致送了在细节上有些必要更动而内容则是完全相同的照会，(542)对波兰国内选举以前的一些活动表示关切。照会说，这些活动证明，要在1月间照雅尔塔方案所要求的那样举行自由选举，可能性是很小的。米科拉伊奇克备忘录所述的情况得到了其他一些报道的证实，而且波兰政府不履行它的义务，直接关系到国际协议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照会声称美国政府准备向波兰临时政府再作一次交涉，提醒它有按照雅尔塔会议的规定来举行选举的义务，并表示希望苏联和英国能一起采取这种态度。(543)1月9日，美国向波兰政府发出了一个照会，(544)对选举前的事态发展表示关切，并声明，除非这些行动立即停止，否则，波兰政府将被认为犯有在字面上和精神实质上破坏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协议的罪行。
临时政府在1月14日的复照中声称，选举将按1946年9月27日的选举法举行。(545)美国人所表示的担忧，被说成是以不民主的情报来源为依据的。照会提到了其他政党，包括一些波兰天主教的党派参加选举，以证明选举将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进行；照会接着说，波兰政府认为不需要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546)
俄国人已在前一天（1月13日）答复了(547)美国1月5日的照会，从而加强了波兰临时政府的立场。俄国人说美国指责的惟一根据是米科拉伊奇克和他那一派人所提供的情报，并且提到流亡集团正在挑起反对波兰临时政府的地下活动和匪徒袭击。他们为临时政府辩护，说它有权对匪徒的活动采取镇压措施，哪怕犯罪的一伙中有米科拉伊奇克的人在内。因此，他们看不出有什么根据要对波兰政府采取美国照会中所期望的那种态度，因为那将无异于干涉波兰的内政。
从选举前一些照会来往中所表示的态度可以看出，除非波兰临时政府的政策在选举前有180度的转变，选举的结果绝少可能被英国人和美国人所接受。这样的政策转变始终没有发生。共产党人用大逮捕、伪造法令、各种政治花招和诡计来阻挠米科拉伊奇克及其追随者的活动。选举结果于1月20日公布后，美国大使莱恩以辞职表示抗议。(548)选举后，英美政府指责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没有履行在雅尔塔和波茨坦承担的义务，并声明1947年1月的选举不能被认为是波兰人民意志的真实反映。(549)
（八）波兰和西方国家战后关系中的一些纠葛
英美两国政府在1945年7月5日承认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以后，它们在同波兰恢复正常外交关系方面的种种尝试都不断遭到挫败。每当美国大使莱恩要求对方按一般惯例尊重外交特权和信守战前波兰政府所承担的条约义务时，他总是碰壁。新政府拒绝给予他的使馆人员以特惠外交汇率的待遇，不让这位大使去探望因犯政治罪而被治安警察逮捕的波兰裔美国公民，也拒不承认1931年6月15日的通商、友好和领事权利条约。1946年1月，波兰方面通过一项法律，把波兰境内一切外国财产，包括美国财产在内，统统收归国有，财产所有人根本得不到任何补偿。此外，共产党人还在美国试图与波兰达成航空协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550)
然而，尽管波兰政府的宣传机器宣布波兰决不再受外国资本的剥削，试图以此来为把美国财产收归国有辩护，但与此同时，波兰政府官员却在向美国请求财政援助（上文提到过波兰共产党人使用联总的援助）。(551)1945年11月，波兰政府利用米科拉伊奇克向进出口银行申请相当大一笔贷款，用以购买波兰迫切需要的物资，包括机车和运煤卡车等；(552)1946年4月，美国政府批准了一笔9 0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其中5 000万美元供购买美国剩余军事装备之用，4 000万美元作为米科拉伊奇克向进出口银行申请的贷款。(553)但是，后来由于波兰政府拒绝承认1931年的条约，再加上莱恩所遇到的其他外交上的麻烦，他在5月间要求国务卿贝尔纳斯设法扣住这笔进出口银行贷款的发放。(554)另一笔贷款于6月间也暂停发放，当时美国政府作出决定，对波兰提供的任何进一步援助，都必须以遵守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达成的协议为条件。(555)
英国政府同波兰之间的纠纷甚至更加复杂，因为英国虽然承认了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但它在战争期间对波兰流亡政府欠下了深刻的道义责任。例如，不列颠战役中击落的德国飞机有10%是波兰空军的战绩，这是不能抹煞的。英国政府当初为波兰而参战，并且取得了流亡在国外的波兰人的帮助，这些人为盟国的事业作出过宝贵的贡献。在意大利作战的安德尔斯部队现在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贝文曾于1945年8月敦促国外的波兰人回到波兰去，从那以后，他作了巨大努力，以保证这些波兰人，特别是波兰军队能够回去；但现在看来，大多数人是肯定不愿意回去的了。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复员和安置问题。
在波茨坦会议上，三大国曾同意保证使波兰国家的财产由波兰临时政府接收，并采取措施保证不让该项财产落入“第三者”之手。按照这个协议，英国政府冻结了英格兰银行中的波兰资产，并因此而不得不面对很多的批评。可是，流亡政府在战争期间欠下了很大一笔债务，又由于波茨坦会议上已经商定，波兰临时政府也好，三个盟国中任何一国也好，都没有必要承担这项债务，因此就得去找一个还债者。英国政府同波兰之间在财务方面的麻烦，虽然与美国在这方面所遇到的麻烦性质不同，却是同样地恼人；在1945年和1946年期间，关于英国境内波兰资产处理问题的争执一直在继续着。最后英国政府同波兰临时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存放于英格兰银行的700万美元的波兰资产中，400万美元由英国政府保留，用以清偿波兰流亡政府的债务，其余部分应交给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556)
在意大利的112 000名波兰军人，是使波兰临时政府经常担心的一个根源。临时政府要求有权向留在英国和西欧的波兰武装部队说明自己的立场，他们获得了这一权利，(557)但是，安德尔斯在这之前早已告诫过他的部下，要对政府派来的鼓动者的诡计作好心理上的准备。(558)1946年3月，〔英国〕与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就波兰军人回波兰去的条件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协议；但是当贝文于3月20日向下院解释这项协议时，他说，他对于波兰临时政府突然提议要改变这些条件深感不安。不管怎样，贝文呼吁波兰人回国的一个文告，连同临时政府列举返回波兰的条件的声明，还是按照协议在波兰武装部队人员中散发了。贝文还说，“遣返这些战士的安排如能获得成功”，将对英国和波兰今后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559)
5月22日，贝文在下院宣布了关于决定留在波兰国外的波兰人复员后的安置计划。他说，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大约已有3万波兰人宣布愿意回波兰，剩下的还有约10万人在海外（主要在意大利），6万人在英国。他就英国政府为了履行其对波兰人所负的道义责任而制定的“波兰人善后安置团”计划作了说明，这一计划就是使波兰人在重新定居下来或归化以前，有一个确定的身份。具体细节将在以后公布。作为第一步，他宣布他的政府打算把波兰第二兵团从意大利调到英国。(560)
1946年6月8日伦敦举行胜利游行时，英国对波兰武装部队所负的道义责任使英国人深感内疚。波兰飞行员应邀参加游行，但当他们发现未邀请其他波兰武装部队人员时，波兰空军人员就拒绝参加。6月5日，丘吉尔在下院表示对这一情况深感遗憾，并表示他对波兰国内的事态发展很不满意。他接着说，“波兰的命运看来像是一幕无休止的悲剧；当初我们正是为了波兰，才在一切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投入了战争，今天却伤心地眼看着我们的努力所带来的奇怪结果。”(561)
(1) 详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
(2) 见英国外交部：《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1年版，第143卷，第718—719页；又见波兰：《1918—1943年的波苏关系：官方文件》（Poland: Polish-Soviet Relations, 1918—1943: Official Documents），华盛顿，波兰大使馆，1945年版（以下简称《波苏关系》），第7—10页，以及第24号和第25号文件，第102—103页。
(3) 详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又见《波苏关系》，第17—21页，以及第27号文件，第105页。关于流放到苏联去的波兰人经受的苦难，见未署名著作：《月亮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anon.）,伦敦，费伯，1946年版，以及J·恰普斯基：《不人道之国》（J．Czapski: The Inhuman Land），伦敦，查托和温达斯，1951年版，散见各处。
(4) 条约文本见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联合发表的：《1918—1945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摘自德国外交部档案》（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and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和英王陛下文书局，1954年版，D辑，第8卷，第157号，第164—165页；参阅B·库斯涅尔兹编：《斯大林和波兰人》（B．Kusnierz ed.: Stalin and the Poles）,伦敦，霍利斯和卡特，1949年版，第142页。
(5) 在谈判中俄国人显然仍然认为1939年11月1日和2日的法令是有效的。但迫于形势，达成了一个避开领土问题的协议。
就像对待苏联兼并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一样，英国政府不愿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承担义务；当时曾表示，俄国人宣传上的论点并不能说明他们推进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线是正当的。可是，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在1941年10月26日提到，被兼并的那些领土的边界，大体上符合于寇松勋爵在凡尔赛缔约期间所建议的界线。关于英国对西科尔斯基施加压力和英国在1941年的态度的一种说法，见扬·切哈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Jan Ciechanowsky: Defeat in Victory）,纽约，道布尔戴，1947年版，第36—38页（以下简称切哈诺夫斯基。本卷以下章节中所引本书内容，均系得到道布尔戴公司的允许而转载的）。在谈判期间，由于俄国人不肯明确同意回复到里加条约的领土条款上去，西科尔斯基同波兰外交部长扎莱斯基在此问题上发生了不和；扎莱斯基终于辞职以表示抗议。关于寇松线和（1921年3月缔结的）里加条约中规定的俄波边界，见《巴黎和会史》第6卷，第275页，第322页和插在第282页面上的地图。又见《概览，1920—1923年》，第251页；《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Survey for 1939—1946: The World in March 1939），第55页，第241页以及第207页上的地图；详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又见下文，原著第151页注④（即本书第157页注③。——译者），第190页，第195页，第196页注③（即本书第215页注②。——译者）。关于1941年7月间英国在波兰边界问题上的观点，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46—48页。
(6) 《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第144卷，第869页；A·罗斯坦译：《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外交政策：文件与资料》（Soviet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atriotic War: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tr．A．Rothstein）,2卷本，伦敦，哈钦森，1946年版（以下简称罗斯坦），第1卷，第81—82页。1941年8月12日苏联政府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正式给予特赦（《波苏关系》，文件第33号，第110页）。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没有明显提到边界问题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
(7) 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统治的方式》（Stanislaw Mikolajczk: The Pattern of Soviet Domination）,伦敦，桑普森·洛，马斯顿公司，1948年版，第289页（以下简称米科拉伊奇克）。
(8) 关于1939年以前波兰和东欧的演变，见《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206—293页。
(9) 见《和会史》，第6卷，第321—322页。
(10) 见下文，原著第137页注⑥（即本书第139页注⑤。——译者）。
(11) 见V·M·莫洛托夫：《苏联的和平政策：四篇演说》（V．M．Molotov: Soviet Peace Policy: Four Speeches）,伦敦，劳伦斯与威沙特，1941年版，第27—34页。
(12) 协定全文见《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第144卷，第870—872页。它还规定在俄国的波兰士兵应该得到与红军士兵相同的饷金、口粮和日常供给，而俄国应在美国人给予波兰的租借物资的支援下，负责俄国境内这支波兰军队的装备和给养。
(13) 关于安德尔斯在波兰被侵略时以及在狱中的经历，见W·安德尔斯中将：《一支流亡的军队》（W．Anders: An Army in Exile）,伦敦，麦克米伦，1949年版，第1—46页（以下简称安德尔斯）。
(14) 安德尔斯，第47—54页，第61页，第76页。波兰政府说他们原来希望在苏联成立一支约30万人的波兰军队，这个数字是根据发表的战俘人数、被征入红军的人数和波兰方面自己打算在苏联境内的波兰人中招募的一个事先没有确定的数字计算的（《波苏关系》，第26页）。
(15) 安德尔斯，第61—70页。又见《月亮的黑暗面》，第165—174页。据《波苏关系》第27页说，到1941年10月底志愿参加的人员已超过46 000名。
(16) 同苏联当局来往的照会见《波苏关系》，文件第34号、第35号和第36号，第110—116页。又见《月亮的黑暗面》，第175—179页。“当时的处境是，俄国境内的波兰军既不能收容自愿前来入伍的那样多的人，也无力为那些已经收容下来的人提供给养和装备，更不能征召别的人，或装备一个师以上，也不能得到已知在苏联人手中而现在却显然失踪了的其他好几千人的消息。”（同上书，第179页）
(17) 这些失踪的军官在分别被送到奥斯塔什科夫、科泽尔斯克和斯塔罗别尔斯克三个劳动营以前的行踪是查到了的，但在1940年春季他们从那里消失了（安德尔斯，第76页）。又见《波苏关系》（第38—45页），据该书称，拘留在这3个劳动营里的共有15 490人，其中约有军官8 700人。10月13日，科特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照会，询问失踪或被拘留的波兰人（同上，文件第34号，第110页）；10月15日，西科尔斯基向苏联驻伦敦波兰政府的大使鲍戈莫洛夫问及此事，该大使回答说，那些波兰人已被释放了（同上，文件第35号，第36号，第115—116页）。
(18) 有人认为西科尔斯基在这次会谈中错过了一个解决边界问题的宝贵机会。斯大林提到他希望波苏边界作一些细微的改变，不过他说，无论如何他不会坚持要利沃夫，从人种史的角度来说它是属于波兰的。但是西科尔斯基没有对这个暗示作出反应，并拒绝讨论波苏边界问题〔见W·W·库尔斯基：“错过了的俄波修好机会”，《外交》季刊（W．W．Kulski:“The Lost Opportunity for Russian-Polish Friendship”，Foreign Affairs）, 1947年7月，第25卷，第677页〕。
(19) 安德尔斯，第83—91页。又见米科拉伊奇克，第24页；《月亮的黑暗面》，第180页。据《波苏关系》（第27页）说，会谈时曾达成协议，使波兰军的总数增加到96 000人，并把25 000人撤到中东，2 000人撤到英国，作为对各该地区的增援。该书还提到，潘菲洛夫曾于11月6日向安德尔斯宣布过只向波兰部队供应3万份军粮。又见切哈诺夫斯基，关于这次会谈的记载，第65—75页。
(20) 见《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第144卷，第873页。
(21) 安德尔斯，第94页。
(22) 罗斯坦，第1卷，第113—114页和第126—127页。
(23) 关于俄国境内波兰人的景况和给予救济的努力，见《月亮的黑暗面》，第166—170页。又见米科拉伊奇克，第26页。
(24) 艾尔利什和阿尔泰都是在波兰出生的，他们于1941年9月获释，以便在莫斯科组织一个“国际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获释后几个月，俄国人重新把他们逮捕，说他们是俄国公民。详见《波苏关系》，文件第68号，第178页；安德尔斯第77—78页有一段关于他那支军队中犹太人的境遇以及他同艾尔利什和阿尔泰交往关系的描述；恰普斯基：《不人道之国》，第92—97页。又见下文，原著第138页。
(25) 见下文，原著第136—138页。
(26) 安德尔斯，第96—97页。
(27) 同上书，第97页。
(28) 他们的怀疑是很有理由的。一位专家把波苏双方在签订1941年7月的协议时的态度表明如下：“波兰人并不坚持在1941年的条约中明确划定他们与苏联的边界，因为他们也抱有当时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和美国也很流行的一个看法，即认为俄国将被德国的攻势所打垮。他们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俄国人则可能认为，如果他们被德国打败，任何协议都起不了作用，而如果他们胜利，他们就能强制实行他们自己的解决办法。”（库尔斯基的文章，《外交》季刊，1947年7月，第25卷，第675—676页）俄国人方面关于波兰人的意图和活动的说法，见1943年5月6日苏联向英美新闻界发表的声明（罗斯坦，第1卷，第203—209页）。
(29) 关于苏联观点的全面叙述，见1942年10月31日鲍戈莫洛夫给波兰外交部长拉茨齐尼斯基的苏联照会（《波苏关系》，文件第49号，第139—146页）。在1942年6月13日的一项声明中，波兰人强调“波兰政府一致希望这支波兰军队留在苏联，同红军并肩战斗”（同上，第33页）。但是，安德尔斯不同意这项声明，因为他在4月间曾向西科尔斯基和丘吉尔请求撤出这支军队，回到苏联后也曾向苏联领袖作过这样的请求（安德尔斯，第105—109页）。
(30) 安德尔斯，第98—99页。《月亮的黑暗面》第188页对这些事态发展经过的叙述同安德尔斯的叙述很有些出入。
(31) 安德尔斯，第99页。
(32) 同上书，第100—103页。这个数目包括1万名平民，因为只撤走了3万名士兵。又见《波苏关系》，第31页。这时安德尔斯和科特在让大量波兰平民随军撤走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一些摩擦。安德尔斯说，他不顾科特和在伦敦的波兰总参谋长的反对，自己承担责任让平民和军队一起撤走（安德尔斯，第102—103页）。《月亮的黑暗面》第189页说：“每一个军营都被那些蹲在泥地里又饿又穷、狂乱不堪的老百姓（妇女和儿童）的可怕的窝棚包围着；他们不愿意离开军队，盲目地希望军队会设法拯救他们，给他们粮食。”关于安德尔斯和科特前些时候的意见分歧，见安德尔斯，第61页，第62页，第76页。
(33) 安德尔斯，第104—106页，第109页，第111页，第112页。关于拉茨齐尼斯基和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在7月2日和4日的会谈，见《波苏关系》，文件第47号，第133页。在伦敦的波兰当局主要关心的不是俄国的战事，而是怎样为苏联境内的波兰人取得援助。
(34) 安德尔斯，第108页。
(35) 同上书，第113—116页。这个数目仅仅是仍然散处在苏联各地的前波兰东部的波兰族居民的一小部分。虽然苏联当局在1942年3月就开始限制外交代表们的活动，波兰方面的消息说，这些外交代表的救济活动一直继续到7月，到那时他们才被逮捕，他们的办事处被封闭，他们的物资仓库被查封。维辛斯基指控他们搞情报工作，从事于危害苏联的活动。他们在10月间获释，同时征得波兰新任驻莫斯科大使罗默尔同意，对救济机构进行改组。这个协议由于后来俄波关系的演变而始终没有能够实行。关于在苏联境内广泛开展波兰人的救济活动的记述，见《波苏关系》，第48—50页。又见《关于波兰驻苏联大使馆对波兰公民进行救济的报告》（Report on Relief Accorded to Polish Citizens by the Polish Embassy in the U．S．S．R.），辑于德黑兰，1943年8月。关于后来俄波双方于1942年内就苏联境内的波兰军队问题互送的几个照会，见《波苏关系》，文件第48—50号，第133— 156页。
(36) 安德尔斯，第97—98页。关于诱使贝林格等人叛变所用的方法，见斯凯沃拉（笔名）：《对伪造的研究》（Scaevola, pseud: A Study in Forgery）,伦敦，J·罗尔斯图书公司，1945年版，第30—31页。
(37) 见下文，原著第148页。
(38)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561—565页。
(39) 塔德乌什·博尔-科莫罗夫斯基：《秘密军队》（Tadeusz Bor-Komorowski: The Secret Army）,伦敦，高兰兹，1950年版，第170页（以下简称博尔）。
(40) 博尔，第124页。
(41) 波兰社会党和农民党地下机关报企图“揭露”波兰工人党是共产党的化身，而且无保留地加以攻击的那段文字，在斯凯沃拉前引书第37—39页有所引证。
(42) 博尔，第124页。1935年的宪法尽管其法律地位也许有暧昧之处，仍然是波兰流亡政府的法律基础，如果国家军否定这一宪法，就无异取消那个政府权威的基础。如果立即举行反抗德国人的起义，那将会被粉碎，并使波兰人的生命受到极大损失。另一方面，从当时的情势看，苏维埃游击队对波兰地下政权的目的和态度抱怀疑，确是不无理由的。
(43) 1940—1941年间被放逐到苏联去的社会党人和工会领袖的部分名单见斯凯沃拉：《对伪造的研究》，第12—16页。这一意识形态上的交恶，也是犹太工会领袖艾尔利什和阿尔泰之所以被放逐以及一度释放后重又被捕的原因〔见上文，原著第131页和注⑦（即本书第132页和注⑤。——译者）〕。
关于波兰社会党的发展及其同左翼和罗莎·卢森堡的党的分裂，见休·塞顿-沃森：《东欧的革命》（Hugh Seton-Watso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伦敦，梅休因，1950年版，第37页。
(44) 同上书，第37—38页。该党由于有“托洛茨基主义”而被解散。
(45) 见上文，原著第127页。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领土问题上明确表态。
(46) 见上文，原著第127页注①（即本书第126页注⑤。——译者）。
(47) 《波苏关系》，文件第56号（波兰11月10日的照会），第164页。
(48) “按照1939年11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的所有公民，只要分别于1939年11月1日和2日发现他们自己是在上述这两个地区的领土上，就一律依据‘1938年8月19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籍法’取得苏联国籍。”〔《波苏关系》，文件第57号（1941年12月1日的苏联照会），第165页〕
(49) 同上书，文件第57号，第165页。
(50) 安德尔斯，第88—89页。
(51) 同上书，第96页。
(52) 《波苏关系》，文件第58号，第166页。
(53) 《波苏关系》，文件第59号，第167页。
(54) 同上书，文件第60号，第61号，第169—170页；文件第37号，第38号，第116—118页。
(55) 同上书，文件第62号，第171页。
(56) 安德尔斯，第135—137页。安德尔斯把他在这件事发生后写给西科尔斯基和波兰总统的几封信也附在这里。
(57) 根据1931年波兰普查数字，1939年时被苏联吞并的地区的总人口约在1 100万到1 200万之间，其中操波兰语的约有480万人，操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的大约有590万人。这里列作操波兰语的480万人中间，大概也包括该地区的120万犹太教徒以及相当大一个数目的操白俄罗斯语的罗马天主教徒。操波兰语的罗马天主教徒，即波兰人，可能不到350万人，而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合计数则可能大大超过600万人。
(58) 《纽约时报》，1943年2月21日。
(59) 《波苏关系》，文件第83号，第207—208页。
(60) 关于罗默尔在1943年2月20日与莫洛托夫谈话的摘录，见《波苏关系》，文件第87号，第213—217页。
(61) 关于罗默尔在1943年2月26—27日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谈话的摘录，见《波苏关系》，文件第87号，第217—225页。
(62) 信件的原文见《月亮的黑暗面》，第187—188页。关于艾尔利什和阿尔泰案的另一种说法和他们的处决在美国引起的反响，见切哈诺夫斯基，第120—121页。又见上文，原著第131页和注⑦（即本书第132页和注⑤。——译者）。
(63) 《波苏关系》，文件第68号，第178—179页。
(64) 同上书，文件第69号，第180页。
(65) 同上书，文件第84号，第208页。
(66) 同上书，文件第85号，第210页。
(67) 《有关1939年战役中被苏联掳获的波兰战俘的事实与文件》，波兰流亡政府委员会所属专门委员会1944年编〔（Fac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Polish Prisoners of War, Captured by the U．S．S．R．during the 1939 Campaign, Compiled in 1944 by a special Commission Under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Polish Government in Exile）,以后简称《事实与文件》〕，第234—235页。
(68) 《事实与文件》，第226页；又见博尔，第127页。
(69) 同上书。代表名单见《事实与文件》，第227—228页。
(70) 《事实与文件》，第229页；博尔，第130页。
(71) 同上书，第229—230页。在进行挖掘时，波兰红十字会搜集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最后都交给了波兰流亡政府。
(72) 同上书，第231—233页。
(73) 例如，他们说尸体有1万多具。事实上还不到4 500具〔见约瑟夫·马茨基耶维奇：《卡廷森林屠杀事件》（Joseph Mackiewicz: The Katyn Wood Murders）,伦敦，霍利斯和卡特，1951年版，第206页〕。俄国人出于他们自己的考虑，证实了这个夸大了的数字（见下文，原著第145—146页）。
(74) 《事实与文件》，第234—236页。又见1943年4月15日、16日的《国民观察家报》。
(75) 同上书，第236—242页。另见《滂沛罗报》（El Pampero）,布宜诺斯艾利斯，1943年4月13日。
(76) 1940年10月，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八个月，俄国人正在考虑成立一支波兰军队，以便必要时用它来同德国人作战。在一次同贝利亚和麦尔库洛夫的会见中，贝林格（见上文，原著第133—134页）说，在苏联的斯塔罗别尔斯克和科泽尔斯克两座俘虏营里，有着组成这支军队的核心力量，但那两个俄国人否认这一点（恰普斯基：《不人道之国》，第163页）。尽管贝林格是偏袒苏联制度的，他却并没有把这件事保密。
(77) 《事实与文件》，第243—244页。波兰官方询问失踪军官下落的一些信件见《波苏关系》，文件第34—38号，第110—118页。波兰当局自己独立进行的一些调查的始末，其中包括约瑟夫·恰普斯基上尉应安德尔斯的要求而进行的几次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的一无所获的访问，见库斯涅尔兹编：《斯大林和波兰人》，第110—112页，详见《事实与文件》，它在第一部分中叙述了这些战俘遭遇的全部经过，直到1940年春他们失踪时为止。在第二部分中载有历次外交干预的详细清单，包括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1941年11月3日就这一问题致苏联政府的备忘录（第173页）。从1941年9月到1942年8月，波兰政府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总共发出了八封询问失踪波兰军官下落的正式信件；此外科特、西科尔斯基、安德尔斯和克里普斯也曾向斯大林本人提出过这个问题。在答复中，从来没有暗示过这些军官早在1941年已被德国人俘虏〔见G·F·赫德森：“波兰的一次挑战”，《国际事务》季刊（G．F．Hudson:“A Polish Challenge”，International Affairs）,1950年4月，第26卷，第220页〕。
(78) 博尔派去的人给他带来了一些确实的证据，其中包括一些日记，这些日记使博尔得出结论：那批人是在1940年4月初前后死的，当时卡廷是在俄国手中；他们是从该地以东大约190英里处的科泽尔斯克来的。关于那批据悉一度关在那个地方以及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的战俘营里的波兰人的下落，曾不断向俄国人询问，都没有结果。至于关在后面两处地方的那些人，更是毫无所闻（见博尔，第129—134页）。
(79) 《苏联战讯》（Soviet War News）,1943年4月17日。公报没有提到1941年和1942年内关于失踪军官的多次查询。在这整个时期中，苏联领袖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战俘曾拘留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也没有提到他们已落入德国人手中。毫无疑问，俄国人是应该知道此事的（因为牵涉到14 000多名战俘），而且如果真有其事，那么宣布出来不会使俄国人丢丑，反而可以消除苏波关系上一个伤感情的问题，可以把关于失踪军官命运的全部责任推在德国人头上。赫德森曾就苏联这一明显的欺骗的可能动机作过一些猜测，见G·F·赫德森：“波兰的一次挑战”，《国际事务》季刊，1950年4月，第26卷，第221页。
(80) 《真理报》，1943年4月19日；又见《泰晤士报》，1943年4月19日。
(81) 《波兰新闻》（Dziennik Polski）,1943年4月15日。
(82) 《波苏关系》，文件第39号，第119页。
(83) 同上书，文件第40号，第122页。
(84) 《事实与文件》，第255页。
(85) 《真理报》，1943年4月19日；又见《纽约时报》，1943年4月20日；《泰晤士报》，1943年4月21日。
(86) 《波苏关系》，文件第41号，第123页。
(87) 《事实与文件》，第263页；又《纽约时报》，1943年4月21日。
(88) 罗斯坦，第1卷，第202页。鉴于以上提到的曾向俄国人作过的多次官方接触和4月20日的波兰照会（《波苏关系》，文件第41号，第123页），这次苏联照会中所谓“波兰政府甚至并不认为有必要就此问题向苏联政府作任何询问或要求作出解释”的这一提法是虚伪的。支持苏联照会的《真理报》社论全文见《纽约时报》，1943年4月29日。
(89) 见艾登在下院的声明，1943年5月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89卷，第30—31栏。
(90) 关于萨姆纳·韦尔斯的态度，在切哈诺夫斯基第159页上有所描述。另见《泰晤士报》，1943年4月27日。
(91) 《纽约时报》，1943年4月27日。
(92) 《泰晤士报》，1943年4月28日。
(93) 《泰晤士报》，1943年4月28日。
(94) 《波苏关系》，文件第90号，第247页。
(95) 《泰晤士报》，1943年5月1日。
(96) 同上，1943年5月3日。
(97) 同上，1943年5月6日。
(98) 罗斯坦，第1卷，第203—209页。
(99) 《曼彻斯特卫报》，1943年5月10日。
(100) 调查报告的全文曾在1943年5月4日的《国民观察家报》上发表。1946年7月俄国人为了否定“欧洲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提出让该委员会专家之一、保加利亚的马尔科夫博士来作证，他作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当庭否认他的调查结果，并确认俄国人的说法是正确的〔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犯的审讯，1945—1946年》（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1945—1946），审讯记录与罪证文件。42卷本（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1947—1949年版），第17卷，第332页以后（以下简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同时，瑞士专家纳维勒教授还有一段颇不相同的经历。1946年10月，瑞士共产党提出建议：该教授要么应予辞退（即革去他的教授职务），要么撤回他以前的报告。日内瓦州政府主席在听取了纳维勒的另一次报告之后，于1947年1月17日代表州政府宣布，纳维勒的行动是符合他的职业的荣誉和道德原则的，而且纳维勒在新的报告中，已对他在1943年得出的结论作了充分的说明（库斯涅尔兹编：《斯大林和波兰人》，第125页）。
(101) 《事实与文件》，第291—297页。1950年9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曾被德国人带去参观墓地的战俘之一小范弗利特中校的陈述。他在1945年5月被遣送回国时，曾把他的经历向一位情报官员汇报，但被命令严守秘密。1950年4月，他被要求另写一份报告，因为他当初的那份报告被“贻误或遗失了”。在这一报告中，范弗利特说，虽然他当时仇恨德国人，开始时总以为“整个事件无非是……德国人试图离间西方盟国和俄国关系的一个垂死挣扎的谎言”，但他“相信这确是俄国人干的”，而且和他在一起的其余人也都这样相信（《纽约时报》，1950年9月19日）。
(102) 全书有350页，书名为《卡廷大屠杀案正式材料》（Amtliches Material Zum Massenmord von Katyn）。为戈林辩护的答辩书中曾引用了摘自这个文件的一部分材料（德文），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40卷，第267—277页（戈林，第60—61页）。
(103) 俄国人在当时和在那时以后提到德国人的那个委员会时都用这样的字句来形容：以假设求证明的臭名远扬的样本。
(104) 该报告的德文本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9卷，第290—332页（苏联，第54页）。英译文见1944年1月27—28日的《苏联战讯》。苏联副检察官波克罗夫斯基在纽伦堡就这个报告所作的一个内容概要，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7卷，第425—428页。
(105) 照G·F·赫德森说，俄国人有责任证明这一点，因为他们只需证明1941年时这批战俘确曾在那些“特别营地”上住过，而且确是落入了德国人手里。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就可以推论确是德国人屠杀了他们。但鉴于波兰人和俄国人过去曾就这批失踪的军官问题交换外交文件，那时俄国人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营地，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包括安德尔斯和他的部下等在内，发现过这批战俘的踪迹，苏联人的证据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见G·F·赫德森：“波兰的一次挑战”，《国际事务》季刊，1950年4月，第26卷，第214—221页）。
(106) 德国人说卡廷森林多少年来一直是苏联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刑场，当地居民是不准入内的。
(107) 德国证人在纽伦堡作证称，这个营是第537通讯团，是一个正常的技术性陆军部队；苏联的检察官于是改变了他的说法，声称这一屠杀必定是从斯摩棱斯克来的特别保安部队干的。辩护律师施塔默博士记下了苏联检察官这一说法的改变，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7卷，第309—310页。
(108) 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证明人莫斯科夫斯卡娅作证说，她在1943年3月的一个晚上，就知道了一个月以后1943年4月间发生的事情。
(109) 波兰政府根据参加过发掘工作的波兰红十字会代表所提供的材料估计，卡廷发现的尸体总计约在4 000到4 850之间（《事实与文件》，第324—325页）。11 000这个数字可能是为了把斯塔罗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两地失踪的战俘也包括在内而提出的，这两个地方失踪的人始终没有发现过（要了解关于验明的尸体同那些已经知道曾被关在科泽尔斯克营的战俘对照的材料，见同上书，第433—437页）。
(110) 关于波兰人手中的这批证据（即这里简称为《事实与文件》的材料）想要在法庭上提出而没有成功的经过，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7卷，第383页。
(111) 关于卡廷事件的纽伦堡审讯记录，见同上书，第7卷，第425—428页；第9卷，第3—4页；第15卷，第289—293页；第17卷，第271—371页。关于纽伦堡判决，见同上书，第1卷，第171—342页。
(112) 1951年9月18日华盛顿成立了国会特别委员会调查卡廷事件。向各方面发出了提供事实证据或情报的请求。华沙波兰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1952年3月3日，《真理报》刊载了苏联政府对该委员会要求提供“关于（复文中说）1941年波兰战俘军官在卡廷森林被希特勒手下的凶犯屠杀事件”证据的信件的措辞强硬的复文。苏联照会没有提出任何新材料，声称这个问题早已由1944年的特别委员会彻底解决了（见上文，原著第145页）。《真理报》用了整整十五栏篇幅重新发表了该委员会的报告。1952年3月5日，《真理报》载有一篇攻击“美国诽谤者”的长文；同一天的苏联《文学报》则试图证明那些闹着要重新调查这个事件的美国人都是些纳粹官员的老朋友。
美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现已发表，共7卷〔《调查卡廷森林屠杀事件的事实、证据和情况的特别委员会的听证材料……》（Hearings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Facts, Evidenc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Katyn Forest Massacre…），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52年版〕；调查报告结论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本委员会一致认为各项证据……确实无疑地证明俄国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里屠杀波兰陆军军官一事，是由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干的，屠杀的日期不迟于1940年春天。”
(113) 斯凯沃拉：《对伪造的研究》，第29页。这位作者曾有机会在伦敦的波兰研究中心翻阅过所有各期《新天地》报，包括1941年6月以前在利沃夫发行的和1942年5月以后在苏联发行的。
(114) 《自由波兰》（Wolna Polska）,1943年5月1—13日各期。波兰研究中心也保存着这一刊物的所有各期。另见R·乌米亚斯托夫斯基：《波兰、俄国和英国，1941—1945年，证据的研究》（R．Umiastowski: Poland, Russia, and Great Britain, 1941—1945, a Study of Evidence）。写作时得到乔安娜·玛丽·奥尔德里奇的帮助（伦敦，霍利斯和卡特，1946年版，第155页）。
(115) 同上书，第154页。
(116) 见上文，原著第133—134页。
(117) 见乌米亚斯托夫斯基：《波兰、俄国和英国，1941—1945年，证据的研究》，第155页；斯凯沃拉：《对伪造的研究》，第47—53页。瓦西莱夫斯卡的丈夫是A·考涅楚克，他是那篇引起争论的关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文章的作者（见上文，原著第137页）。
(118) 斯凯沃拉，前引书，第53—56页。参阅1941年12月的斯大林—西科尔斯基宣言第二条（见上文，原著第131页）。
(119) 斯凯沃拉，前引书，第54页。
(120) 乌米亚斯托夫斯基，前引书，第158页。
(121) 波兰地下领袖多使用革命化名，就像俄国革命的领袖使用革命化名（如列宁，斯大林，莫洛托夫）一样。其中最有名的是科莫罗夫斯基，他用的化名叫“博尔”（森林）。又见下文，原著第179页注②（即本书第193页注①。——译者）。
(122) 博尔，第135页。
(123) 见“R”：“波兰社会主义的命运”，《外交》季刊（“R”：“The Fate of Polish Socialism”，Foreign Affairs）,1949年10月，第28卷，第125—142页。
(124) 见下文，原著第165页。参阅博尔，第135页；又见休·塞顿-沃森：《东欧的革命》，第115页。关于共产国际的解散，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277页。
(125) 博尔，第139—142页。
(126) 米科拉伊奇克，第44页。
(127) 关于1940年11月11日的联合公告和1942年1月23日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协议的文本，见《捷克斯洛伐克资料和文件》（Czechoslovak Sources and Documents）,第2号（纽约，捷克斯洛伐克新闻处，1943年3月），第132—133页，第135—138页。关于巴尔干联邦计划，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530页，第560页。
(128) 下院辩论，第5辑，第390卷，第1946—1947栏。罗斯福总统在一封致波兰共和国总统的电报中也表示了他的悼念（切哈诺夫斯基，第175页）。
(129) 可参看一位同情者所描述的索斯恩科夫斯基的态度，见博尔，第181页。索斯恩科夫斯基一度是毕苏茨基地下武装的参谋长。
(130) 博尔，第179页。
(131) 见上文，原著第136—138页。关于根据种族上的理由而提出的对“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地区的领土要求，以及斯大林要把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居民统一在一个国家内的愿望，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407页注①和注③。
(132)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167—170页，第178—179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66—1174页。参阅切哈诺夫斯基，第104—106页。
(133) 寇松线是寇松勋爵于1920年7月间向苏联政府建议波兰部队应当撤退到那里的一条界线，当时俄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俄波战争中正暂时处于优势。在东普鲁士南部边界和加里西亚的前奥地利北部边界之间的前俄国领土上，这条寇松线是同协约国最高委员会的波兰事务委员会向该最高委员会建议的波兰“最起码的”东部边界线相一致的。在加里西亚的北部边界和捷克斯洛伐克沿喀尔巴阡山的北部边界之间的地区内，寇松线则是沿着波兰事务委员会后来建议的两条供选择的界线（“甲”线和“乙”线）中较西的一条界线的（“甲”线）。整个寇松线的最北部分，即介于东普鲁士和布格河之间的部分，是同居民的民族分界线密切符合的，波兰人在界线之西，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界线之东。穿过前俄国领土的那部分寇松线的最南一段，则把霍尔姆（海乌姆）地区划归波兰，但在该地区的乌克兰人却超过波兰人而占大多数。在加里西亚那一段，“甲”线和居民民族分界线密切符合，波兰人在界线之西，乌克兰人在界线之东，而在“甲”线和“乙”线之间则是一块民族杂居的地区，以乌克兰人占大多数。利沃夫市及其郊区则是一个孤立的波兰族居民区，周围都是乌克兰族的农村。
波兰事务委员会里英国代表的主张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采用“甲”线作为边界。委员会的多数意见则主张，如果波兰包括一个东加里西亚的乌克兰族自治邦，那么就应当以“甲”线作为东加里西亚乌克兰族自治邦和波兰本土之间的界线，但是如果东加里西亚不与波兰合在一起，那就应按照“乙”线来划波兰的东部边界。
“甲”线和“乙”线之间的那片领土是宝贵的。除利沃夫市外，它还包括德罗霍贝奇油田。
在德黑兰，斯大林并没有放弃对利沃夫的领土要求，而丘吉尔也没有坚持要让波兰保有利沃夫。
(134) 丘吉尔，第5卷，第319—320页，第348—351页，第356—357页；美国版，第5卷，第361—362页，第394—397页，第403页（波兰爱国者联盟从1943年5月起一直在《自由波兰》上鼓吹为波兰作出类似的领土调整）。丘吉尔说（同上书，第356页注；美国版，第403页注），边界线的其余部分应是东尼斯河还是西尼斯河的问题当时还没有提出。他对这两条河的描述（分别见第359页和第406页）是容易引起误解的。东尼斯河（格拉策尔尼斯河）和西尼斯河（格利策尔或劳齐策尔尼斯河）是很不同的，虽然它们都是从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大致向北流入奥得河的。东尼斯河在北纬50度47分东经17度40分处与奥得河会合：如从斯德丁起沿奥得河和这条东尼斯河划定边界，将使波兰拥有德国的上西里西亚。西尼斯河于北纬52度5分东经14度46分处与奥得河会合：如从斯德丁起沿奥得河和这条西尼斯河划界，波兰就将拥有整个西里西亚。二者之间相差约7 600平方英里。在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上，人们指出了这个区别〔见爱德华·R·小斯退丁纽斯：《罗斯福与俄国人：雅尔塔会议》（Edward R．Stettinius, Jr.: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 The Yalta Conference）,伦敦，凯普，1950年版，第166页〕。〔以下简称斯退丁纽斯。本书以后章节中直接引用《罗斯福与俄国人》的地方，都是得到乔纳森·凯普公司的许可的（如果引用的是斯退丁纽斯基金会于1949年取得版权的美国版，则还得到纽约道布尔戴公司的许可）。〕在波茨坦会议（1945年7—8月）上，一致同意在和约上就此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应以西尼斯河作为波兰西部边界的一部分〔见英国外交部：《柏林会议议定书，1945年8月2日订于柏林》（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Protoco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erlin Conference, Berlin, 2nd August, 1945），敕令第7087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年版。以下简称敕令第7087号〕。
(135) 见詹姆斯·F·贝尔纳斯：《坦率的话》（James F．Byrnes: Speaking Frankly）纽约，哈珀，1947年版，第29页。又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66页。
(136) 见上文，原著第151页注④（即本书第157页注③。——译者）。
(137) 切哈诺夫斯基，第248页。参阅丘吉尔，第5卷，第349页；美国版，第5卷，第394—395页；关于巴锡基维同俄国人进行成功的谈判，见下文，原著第274—275页和注①（即本书第312页和注①。——译者）。关于德黑兰会议，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348页以后。
(138) 博尔，第174页。
(139) 博尔，第174—176页。
(140) 同上书，第174页。
(141) 同上书，第177—178页。
(142) 同上书，第176—181页。
(143) 同上书，第181页。
(144) 博尔，第181页。被国家军截获的一份俄国人给苏维埃游击队的照会就是一个明白无误的迹象；关于这一照会，见波兰政府1944年1月16日给英国的照会（米科拉伊奇克，第309—312页）。
(145) 《波兰新闻》（Dziennik Polski），1944年2月29日。
(146) 1943年12月12日签订的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间“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的全文见《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第145卷，第238—240页。
(147) 塔斯社公报，载在罗斯坦，第2卷，第39页。又见同上书第40页关于冠松线的注。关于波兰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见米科拉伊奇克1943年11月16日致丘吉尔的照会（米科拉伊奇克，第300—303页）。
(148) 文本见米科拉伊奇克，第309—312页。
(149) 米科拉伊奇克，第56—58页。
(150) 照会全文，见同上书，第312—314页。
(151) 同上书，第58页。
(152) 切哈诺夫斯基，第270页。
(153)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38—1439页。
(154)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38—1439页。罗斯福答复的全文见米科拉伊奇克，第314—315页。
(155) 博尔，第184页。俄国人要求撤换国防部长库基耶尔，可能是因为他曾在1943年4月17日宣布波兰政府打算就卡廷事件向国际红十字会这类组织请求公断。
(156) 决议全文见博尔，第185—186页。
(157) 博尔，第177页。
(158) 文本见米科拉伊奇克，第315—316页。
(159) 同上书，第59页。
(160) 同上。
(161) 下院辩论，第5辑，第397卷，第697—698栏。
(162) 安德尔斯，第159—160页。
(163) 米科拉伊奇克，第60页。
(164) 布格河刚好符合于寇松线，因此俄国人对布格河左右两边的政策是不同的。
(165) 博尔，第186—187页。
(166) 见上文，原著第133—134页，第148页。
(167) 博尔，第188页。
(168) 米科拉伊奇克，第61—62页。
(169) 同上书，第73页。
(170) 见上文，原著第157页注②（即本书第164页注②。——译者）。
(171) 《纽约时报》，1944年3月6日；《泰晤士报》，1944年3月8日。
(172) 塞尔伯恩爵士信件的全文和关于“尤拉行动”的叙述，见博尔，第189—191页。
(173) 见上文，原著第154页。
(174) 关于这次战役的背景和详细情况，见安德尔斯，第17章和18章。
(175) 米科拉伊奇克，第64页，第68页。
(176) 1944年4月初，米科拉伊奇克因在契克斯出席了有丘吉尔、美国大使（怀南特）和租借法督办（斯退丁纽斯）参加的一次会议。丘吉尔开玩笑地建议米科拉伊奇克向美国人说明波兰的观点，他说，同他比起来，美国人是“波兰更好的朋友”。他告诉米科拉伊奇克，他仍然主张寇松线，但是他已在3月间停止了与斯大林就波兰问题进行的电报来往，因为斯大林最后一次回答非常粗暴无礼（米科拉伊奇克，第63—64页）。
(177) 波兰人士对当时美国局势的一种看法，见切哈诺夫斯基，第29章和第31章。
(178) 米科拉伊奇克3月18日的信和罗斯福回信的全文，见米科拉伊奇克，第316—326页。
(179) 切哈诺夫斯基，第300页。
(180) 米科拉伊奇克，第64—71页。关于这些会谈的更为详细的记述，见切哈诺夫斯基，第32章和第33章。尽管罗斯福向波兰人一再提出劝告，并说明不可能收回维尔纽斯，米科拉伊奇克和切哈诺夫斯基后来却把罗斯福的保证解释为支持波兰要求归还两次大战之间的领土，恢复到里加条约所规定的东部边界。
(181) 切哈诺夫斯基，第307—308页。
(182) 同上书，第20章。
(183) 关于奥莱曼斯基此行之前的一些背景，见艾萨克·多伊舍尔：《斯大林：政治传记》（Isaac Deutscher: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519—520页。又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419页。
(184)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45页。
(185) 米科拉伊奇克，第71—72页。
(186) 斯大林答复的全文，见同上书，第71页。
(187) 斯大林答复的全文，第72页。列别杰夫提出的建议和对米科拉伊奇克发出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到本书付印时止，俄国人还没有公布过他们关于这些交涉经过的报道），是俄国人寻求与波兰流亡政府和它在波兰境内的组织达成协议所作的最后努力。参阅《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429—433页。
(188) 博尔，第193—194页。
(189) 即维斯瓦河。——译者
(190) 博尔，第195页。
(191) 关于在维尔纽斯、利沃夫和卢布林所发生的这类事情的详细经过，见博尔，第194—198页。
(192) 切哈诺夫斯基，第317页。
(193) 见上文，原著第149页。
(194) 见博尔，第123页。
(195) 罗斯坦，第2卷，第83页。
(196) 罗斯坦，第2卷，第93页。
(197) 同上书，第93—96页。
(198) 米科拉伊奇克，第77—78页；又见切哈诺夫斯基，第319—320页。
(199) 切哈诺夫斯基，第321页；参阅米科拉伊奇克，第73—74页和安德尔斯，第201—202页。
(200) 安德尔斯，第201页，参阅博尔，第203页。
(201) 安德尔斯，第174—176页。
(202) 博尔，第204页；参阅安德尔斯，第202页。
(203) 博尔，第201—203页。
(204) 博尔，第201—202页，第205页。
(205) 同上书，第259页，第261页；参阅米科拉伊奇克，第78页，第82页。
(206) 博尔（第361页）引证1946年8月1日华沙《工人报》上发表的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话。
(207) 后来古德里安将军在纽伦堡法庭上作证时，证实了这个评价（见丘吉尔，第6卷，第114页；美国版，第6卷，第129页）。
(208) 博尔，第206—208页。
(209) 同上书，第208—214页。参阅安德尔斯，第202—204页；安德尔斯说，当时艾伦·布鲁克爵士拒绝派遣波兰伞兵旅，理由是“由于缺少运输机”。
(210) 博尔，第208页。关于同情共产党方面的这一说法，参阅安妮·路易斯·斯特朗：《新波兰见闻》（Anne Louise Strong: I Saw the New Poland），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46年版，第154—156页。参阅“华沙起义真相”，《苏联战讯》（“The Truth About the Warsaw Rising”，Soviet War News），1944年11月13日。
(211) 博尔，第213—214页；参阅朱迪思·利斯托韦尔：“华沙起义”，《自由欧洲》（Judith Listowel:“The Warsaw Rising”，Free Europe），1944年9月1日。
(212) 博尔，第215—234页。
(213) 同上书，第234—239页。
(214) 同上书，第241页。
(215) 同上书，第242页。博尔书中关于共产党的“人民军”部队活动情况的描述是前后矛盾的。他始而说，没有这种部队出现，后来又提到他们在斯塔雷—米亚斯特科战斗。
(216) 同上书，第240—257页。
(217) 同上书，第257页。
(218) 博尔，第240页，第263—266页。参阅安德尔斯，第205页。安德尔斯说（第218页），在8月1日到27日间向华沙输送的71批供应物资中，地下军承认收到了50批。又见下文，原著第174页。
(219) 同上书，第227页，第236页，第247页，第258页。
(220) 切哈诺夫斯基，第320页。
(221) 米科拉伊奇克，第78页。
(222) 同上书，第77—78页。关于苏联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协议，见上文，原著第166页。
(223) 米科拉伊奇克，第78—79页。
(224) 同上书，第79—81页。
(225) 米科拉伊奇克，第82页；参阅博尔，第260页。
(226) 博尔，第260页；参阅米科拉伊奇克，第82—84页，以及切哈诺夫斯基，第326页。
(227) 米科拉伊奇克，第84—85页。联系贝鲁特对米科拉伊奇克提出的建议，关于这一段时期内共产党在其他国家中对别的政治集团（主要是“左翼”，采取合作政策的例子，可参阅下文，原著第302页，第429—433页，第489—492页。
(228) 同上，第85页。
(229) 这不是真实的。他们到达了华沙国家军司令部，还曾向莫斯科发出过若干函电（米科拉伊奇克，第86页）。
(230) 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况，见同上书，第85—87页；参阅切哈诺夫斯基，第325—326页，以及博尔，第259—261页。关于卡卢金上尉在华沙的活动，米科拉伊奇克，第243—245页。
(231) 米科拉伊奇克，第87页。
(232) 《工人日报》（伦敦），1944年8月7日；参阅博尔，第227页，第236—237页，第258页。
(233) 《工人日报》（伦敦），1944年8月7日；参阅博尔，第258—259页。
(234) 博尔，第267页；参阅米科拉伊奇克，第88—89页。
(235) 博尔，第253—255页，第268页。
(236) 同上书，第268—273页。
(237) 博尔，第269—271页。
(238) 同上书，第279—280页。
(239) 见上文，原著第171页。
(240) 博尔，第280—285页。
(241) 同上书，第274—278页。
(242) 同上书，第285—288页。
(243) 博尔，第289—290页，第296—303页；参阅T·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华沙起义中的下水道战”，《十九世纪》（T．Bor-Komorowski：“Sewer warfare in the Warsaw Rising”，Nineteenth Century），1950年7月号。
(244) 博尔，第305—309页。
(245) 同上书，第309—317页。
(246) 同上书，第318页。
(247) 同上书，第293—294页。博尔引证了一位红军下级指挥官发出的一项命令，命令说，对于那些企图遵照“逃亡政府”支持下的“波兰国民军司令”的命令开赴华沙的国家军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其通过。
(248) 同上书，第295页。
(249) 见米科拉伊奇克，第90页，那里载有斯大林答复的全文。
(250) 丘吉尔，第6卷，第118页；美国版，第6卷，第133页；参阅博尔，第295页；安德尔斯，第204—205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45—1447页。
(251)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47页；又见丘吉尔，第6卷，第119—120页；美国版，第6卷，第135—136页。
(252) 丘吉尔电报的全文，见丘吉尔，第6卷，第123页；美国版，第6卷，第139—140页。
(253) 罗斯福电报的全文，见丘吉尔，第6卷，第123—124页；美国版，第6卷，第140页。
(254) 米科拉伊奇克，第91页。
(255) 照会全文载丘吉尔，第6卷，第125—126页；美国版，第6卷，第142—143页。
(256) 往返电报全文，见同上书，第125页，第126页；美国版，第141—142页，第143—144页。
(257) 米科拉伊奇克，第102页。
(258) 见上文，原著第172—173页。罗斯福曾在8月24日给他的一封信中劝他向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提出“合理的建议”（信件全文，见米科拉伊奇克，第327页）。
(259) 博尔，第321—326页。
(260) 见上文，原著第136—137页。
(261) 米科拉伊奇克方案的全文，见米科拉伊奇克，第328页。
(262) 将使俄国人惊恐不安的一点是：眼下在意大利和法国作战的波兰武装部队在他们现在的领导人率领下将回到波兰去。
(263) 奥库利茨基一直和安德尔斯在一起，最近才空降到华沙，接替负了伤的“格尔泽戈日”（博尔，第327—330页）。
(264) 博尔，第352页。除了他自己的名字塔德乌什·科莫罗夫斯基外，博尔还透露了“努尔特”（赫鲁斯切尔）、“瓦赫诺夫斯基”（杰姆斯基）、“齐维希耶尔”（涅杰尔斯基）、“卡罗尔”（罗基茨基）和“拉德万”（普费伊费尔）等人的名字〔参阅上文，原著第149页注②（即本书第154页注③。——译者）〕。见《自由欧洲》，1944年10月6日。
(265) 博尔，第330—338页。
(266) 同上书，第338页。
(267) 米科拉伊奇克，第93页。
(268) 博尔，第342页。
(269) 同上书，第338—341页。
(270) 博尔，第343页。
(271) 同上书，第342—344页。参阅《自由欧洲》，1944年10月6日，包括米科拉伊奇克对俄国人的感谢。
(272) 博尔，第205页，第243—245页，第339—340页；参阅米科拉伊奇克，第83页，第86页。
(273) 博尔，第345—346页。
(274) 同上书，第349—350页；参阅安德尔斯，第204—205页；又参阅米科拉伊奇克，第93—94页，他说派出的这支兵力是104架轰炸机，由200架战斗机护送了一部分航程。
(275) 博尔，第346—348页。
(276) 同上书，第352—356页。
(277) 同上书，第359页。
(278) 同上书，第362—363页；参阅斯特朗：《新波兰见闻》，第169—178页，以及“华沙起义真相”，《苏联战讯》，1944年11月13日。
(279) 博尔，第362页。
(280) 同上书，第362—364页。
(281) 博尔，第364页。
(282) 索斯恩科夫斯基在9月1日发布了一份充满怨气而且很不得体的文告，抱怨说，尽管波兰人表现得很英勇，盟国却把保卫华沙的战士抛弃了。米科拉伊奇克本来就经常感到这位反俄的索斯恩科夫斯基很难相处，于是拉奇基耶维奇总统根据内阁的一致意见解除了他的职务（索斯恩科夫斯基的文告的部分内容见安德尔斯，第220—221页；又见同上书，第230—232页）。1944年9月26日，丘吉尔在下院回顾了盟国为支援华沙而作的努力（下院辩论，第5辑，第403卷，第26—27栏）。
(283) 见上文，原著第179页。
(284) 博尔，第365页。地下议会议长卡西米耶尔兹·普扎克和政府代表扬科夫斯基，看来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离开华沙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被德国人俘虏，而是后来被俄国人逮捕并审判的：见下文，原著第215页，第223—225页。
(285) 同上书，第366—370页。博尔把协议中“最重要的几点内容”写在第370页上。他在第365页上写着：他当时曾想替“人民军”也争取到战斗人员的权利。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提这件事，虽然协议只涉及国家军的军人。
(286) 同上书，第373—376页。
(287) 博尔，第377—378页。德国人和俄国人都把平民的伤亡估计为20万人，但博尔说，他认为这个估计过于夸大。
(288) 同上书，第377页；参阅米科拉伊奇克，第94—100页。
(289) 博尔，第378—379页。
(290)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493—501页。丘吉尔说，俄国人不肯等待美国选举的结果，建议他和艾登去莫斯科商定“势力范围”问题〔罗伯特·E·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珍闻秘史》（Robert E．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纽约，哈珀，1948年版，第832页；英国版：《哈里·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The White House Papers of Harry L．Hopkins）,2卷本，伦敦，艾尔与斯波蒂斯伍德，1949年版，第2卷，第824页〕。（这两个版本以下简称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和英国版）
(291) 米科拉伊奇克，第103页。关于米科拉伊奇克8月份的莫斯科之行，见上文，原著第171—173页。
(292) 同上书，第103页。
(293) 同上书，第104页，第328页。关于这个方案的来龙去脉，见上文，原著第177—178页。
(294) 同上书，第104页。
(295) 这次参加会谈者的名单，见切哈诺夫斯基，第328—329页。
(296) 米科拉伊奇克，第105页。丘吉尔说“卢布林委员会”在战后的波兰政府中所占的份额应该比这个方案所规定的为大，这同他的政府先前支持这个方案的立场有了出入。
(297) 斯大林的原话见安德尔斯，第237页。
(298) 米科拉伊奇克，第106—107页。
(299) 莫洛托夫的原话载安德尔斯，第237—238页。哈里曼的沉默不仅被米科拉伊奇克解释为同意莫洛托夫的话，而且使波兰人对罗斯福的正直、目的和用心产生了严重误解。10月16日，米科拉伊奇克写信给哈里曼，提醒他罗斯福在米科拉伊奇克6月间访问华盛顿时就波兰问题表明意图的一些话（见上文，原著第161—164页），要求加以澄清。哈里曼答称，莫洛托夫的话是不正确的，他的印象是罗斯福在德黑兰对这个问题没有讲过承担义务的话，只是听听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的讨论而已（安德尔斯，第239页，第243页）。这个印象与关于德黑兰会议情况的其他记载相符（见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9页）。李海海军上将说，罗斯福在德黑兰没有对波兰的东部边界承担什么具体的义务（《我在现场》，第249页）。哈里曼向米科拉伊奇克解释说，他当时处于观察员的地位，而且奉命不要逾越这一地位；他说，如果他在会上纠正莫洛托夫的讲法，也许会在苏美关系上引起一次危机，而这在当时正处于高潮的总统竞选运动中将是不可取的（切哈诺夫斯基，第338页）。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33—834页；英国版，第2卷，第825—828页。米拉拉伊奇克还引丘吉尔的话，说丘吉尔当时证实了莫洛托夫的讲法（米科拉伊奇克，第108页），这和安德尔斯所作的会议记录不相符，这个会议记录表明，丘吉尔当时只是说，罗斯福对奥得河作为波兰西部边界是表示过同意的（安德尔斯，第238页）。
(300) 这是一个新的因素，因为在此以前，丘吉尔在支持俄国人对寇松线以东土地主权的要求方面没有提出过保留条件。他补充说，他“没有来得及就这一点征得苏联政府的同意”（安德尔斯，第238页）。
(301) 切哈诺夫斯基，第331—332页。
(302) 安德尔斯，第237页。
(303) 丘吉尔，第6卷，第205页；美国版，第6卷，第235页。丘吉尔和艾登立即看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是苏联政府的工具。
(304) 边界问题是1941年以来波俄纠纷的核心问题。有一种看法〔见上文，原著第131页注①（即本书第131页注①。——译者）〕，认为如果1941年12月西科尔斯基在莫斯科时谈判并解决了边界问题，以后的波苏关系会完全改观。而且，如果波兰人有足够的政治头脑，能够在西科尔斯基同斯大林的会见中抓住当时向他们提供的谈判机会，他们也许能得到一条比对方现在所提出的更为有利的边界线。
(305) 见上文，原著第156页。
(306) 波兰宪法中已实行了好几个世纪的一项原则：即一票的反对就可以推翻提案而使议会解体，这样一来，使以前通过的一切议案均无法实施（参阅下文，原著第190页）。
(307) 切哈诺夫斯基，第333—334页；米科拉伊奇克，第109—111页。
(308) 切哈诺夫斯基，第335页。他问他们：“你们打仗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争得要被消灭的权利吗?”
(309) 这是罗斯福曾向米科拉伊奇克表示将予以支持的解决办法（见上文，原著第162页），而丘吉尔现在劝米科拉伊奇克同意让他提出这项解决办法。
(310) 切哈诺夫斯基，第336—338页；参阅米科拉伊奇克，第111页。
(311) 丘吉尔，第6卷，第210页；美国版，第6卷，第241页。丘吉尔没有提到上述那一次同米科拉伊奇克事先进行的讨论，这里的叙述完全根据波兰方面的材料，无疑是不能尽信的。
(312) 切哈诺夫斯基，第337页。斯大林向米科拉伊奇克暗示，如果他能与伦敦的波兰人达成协议，他可以回到波兰，在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相互谅解下参加新政府。
(313) 安德尔斯，第240—241页。
(314) 下院辩论，第5辑，第404卷，第493—495栏。
(315) 全文见米科拉伊奇克，第331页。
(316) 切哈诺夫斯基，第327页。
(317) 罗斯福犯了一个不幸的错误，竟让人家给他在一张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的巨幅地图下面照了相。波兰裔美国人认为这是他支持里加条约所确立的那条波兰东部边界。这张照片见阿瑟·布利斯·莱恩：《出卖波兰目击记》（Arthur Bliss Lane: I saw Poland Betrayed,一译《出卖波兰见闻录》），印第安纳波利斯，鲍勃斯-梅里尔，1948年版，第96页（以后提到该书时简称莱恩）。
(318) 莱恩，第58—62页。
(319) 切哈诺夫斯基，第340页。
(320) 米科拉伊奇克，第114页。
(321) 英国照会的全文，见米科拉伊奇克，第115—116页。
(322) 安德尔斯，第241页。
(323) 同上书，第242页。
(324) 他要求美国就下列各点说明其立场：（1）西部边界的确切定义；（2）德国领土划交波兰的具体时间；（3）三大国联合保证战后波兰独立的可能性；（4）美国政府给予贷款以重建新波兰的可能性（米科拉伊奇克，第116页）。
(325) 罗斯福信件的全文，见米科拉伊奇克，第116页；切哈诺夫斯基，第341页。
(326) 切哈诺夫斯基，第342页。
(327) 可见米科拉伊奇克在莫斯科时接受丘吉尔的那个认为波兰应在保有利沃夫的条件下同意寇松线的建议，只是代表他个人和波兰农民党一个党的意见。罗默尔问及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承担的义务，哈里曼回答说，他的印象是总统当时没有作过具体的承诺〔见上文，原著第184页注①（即本书第199页注③。——译者）；安德尔斯，第243页〕。
(328) 米科拉伊奇克，第117页。
(329) 切哈诺夫斯基，第342—343页。
(330) 同上书，第345页；又见米科拉伊奇克，第118—119页；以及安德尔斯，第243—244页。
(331) 下院辩论，第5辑，第406卷，第1478—1578栏。
(332) 关于2月22日的讲话，见上文，原著第158—159页；关于10月27日的讲话，见上文，原著第187页。丘吉尔说，他在这两次讲话中所讲的话仍然适用。
(333) 见上文，原著第151页注④（即本书第157页注③。——译者）。
(334) 丘吉尔提到大西洋宪章的这一引证，是不正确的，后来艾登作了更正。这种说法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关于“秘密外交”的老的猜疑又复活了（见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42页；英国版，第2卷，第834页）。
(335) 在辩论中，丘吉尔和艾登都强调他们迫切希望举行三大国会议。丘吉尔知道罗斯福是支持波兰保有利沃夫的，因此有理由期望美国政府发表强硬声明。
(336) 这肯定不是丘吉尔所预期的有力答复。
(337) 在12月的第一周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贝鲁特访问了莫斯科。
(338) “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前言中称，它是根据1944年9月11日的人民议会组织和权力法第27条而制定的。第1条说，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根据1944年7月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言中所阐明的原则，决定以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代替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塔斯社关于全国人民代表会议12月31日的会议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成为临时政府的报道，见《苏联战讯》，1945年1月2日。部长名单见同上，1945年1月3日。
(339) 见下文，原著第231页。没有被包括在新政府里的两个最引人注意的落选人物是安德雷伊·维托斯（他在土地改革方面遇到了困难）和贝林格（自从他的科希丘什科师在华沙起义期间横渡维斯杜拉河失败以后，一直没有露过面）。在1月2日的一次大会上，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宣读了“根据合法的1921年宪法原则在已解放的波兰土地上成立的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施政纲领。该政府纲领见《苏联战讯》，1945年1月4日。
(340) 鉴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国土的东部地区以往的事态发展（见上文，原著第160页，第164—165页，第166页），解放区的国家军残余部队当时从事反抗俄国人的活动，是不足为奇的。
(341) 关于罗斯福和斯大林间往来电报的内容摘要，见莱恩，第73—74页。电报全文见丘吉尔，第6卷，第290—293页；美国版，第6卷，第332—336页。罗斯福强调，他担心如果三大国之一承认一个政府而其他两大国却承认波兰流亡政府，这对世界舆论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342) 苏联政府在1944年8月间就已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互派了外交代表。原苏联派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外交代表布尔加宁上将这时由列别杰夫接替，同时齐格蒙特·莫泽莱夫斯基则接替日莫夫斯基为波兰驻莫斯科大使。12月27日，法国临时政府为了交换俘虏，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建立了外交关系。
(343) 《苏联战讯》，1945年1月8日。
(344) 同上，1945年1月19日。
(345) 见上文，原著第189—191页。
(346) 见上文，原著第151页注④（即本书第157页注③。——译者）。
(347) 下院辩论，第5辑，第406卷，第1480栏。
(348) 斯退丁纽斯，第46—47页，第66—67页，第85—86页。
(349) 1945年1月4日的《苏联战讯》没有提到寇松线或斯德丁（什切青），也没有说明是东尼斯河还是西尼斯河。
(350) 关于雅尔塔会议的概述，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531—566页。
(351) 华沙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一再表示他们希望与美、英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斯大林也曾于12月间向罗斯福建议，各盟国应准备与临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352) 见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9页；又见丘吉尔，第6卷，第321—322页；美国版，第6卷，第367—368页。
(353) 寇松线有一点不同于1939年俄德“边界和友好条约”中首次划定的那条线（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线），即它把居民主要是波兰人的比亚威斯托克省划归波兰。斯大林争辩说，列宁曾反对把比亚威斯托克省划归波兰人，现在苏联政府对这个地区的寇松线并不提出异议，这是从列宁原来的立场后退了。如果英国政府不是已经表态支持苏联立场的话，他们本来可以同样振振有词地为采用寇松线“乙”线辩护，这样就可以把利沃夫留给波兰。这条线和寇松线“甲”线同样都可以说是由寇松和克雷孟梭划定的。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是赞成寇松线“乙”线的，但如果英国人和俄国人都同意采用寇松线“甲”线，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354) 斯大林说，米科拉伊奇克前在莫斯科访问时曾对波兰在西边扩大领土的这一前景表示高兴。
(355) 在克里米亚会议第3次全体会议上讨论波兰问题的梗概，见斯退丁纽斯，第143—148页；丘吉尔，第6卷，第320—325页；美国版，第6卷，第366—372页。
(356) 这个名单包括克拉科夫大主教萨皮耶哈、文岑蒂·维托斯、祖拉夫斯基、布亚克教授和库切巴教授。
(357) 罗斯福给斯大林信件的全文，见斯退丁纽斯，第148—150页。
(358) 俄国人关于举行选举的用语和英国人的“自由和没有拘束的”选举的说法之间的差异，是使雅尔塔会议感到苦恼的用语上分歧的一个例子。见下文，原著第337页。
(359) 莫洛托夫建议的全文，见斯退丁纽斯，第166—167页。
(360) 参阅1944年12月丘吉尔在下院援引当初希腊—土耳其人口交换的先例来为大规模迫迁德国人的办法辩护的那段话（见上文，原著第190页）。
(361) 关于2月7日讨论波兰问题的情况，见斯退丁纽斯，第167—169页。
(362) 这句话表明罗斯福终于收回了他对寇松线“甲”线的反对。虽然他觉得波兰人应该得到利沃夫和油田，但他甚至在雅尔塔会议举行之前就已预料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无法使别人接受的，特别是因为丘吉尔已明确表态支持俄国人关于寇松线的观点。他和丘吉尔都认为，波兰的东部边界问题，比起是否应让波兰举行自由选举，重建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主权国家的问题来，并不那样重要。
(363) “波兰民族团结政府”这一名称是1944年10月间英国、苏联和波兰的领袖们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时提出来的。
(364) 斯退丁纽斯，第188—189页。
(365) 丘吉尔，第6卷，第331页；美国版，第6卷，第379页。
(366) 这个建议中没有提到西尼斯河。
(367) 这一措词表明似乎不仅想把波兰共产党抵抗运动的代表包括进去，而且要把波兰地下政府的代表也包括进去。
(368) 英国政府继续坚持要用他们那种字斟句酌的措词来描述他们心目中一次西方民主式的选举该怎样进行（斯退丁纽斯，第190页）。
(369) 同上书，第190页。
(370) 斯退丁纽斯，第190—191页；丘吉尔，第6卷，第330页；美国版，第6卷，第377—378页。
(371) 斯退丁纽斯，第191页。
(372) 斯退丁纽斯，第191—192页；丘吉尔，第6卷，第330—331页；美国版，第6卷，第378—379页。
(373) 鉴于流亡政府所指挥的波兰地下组织以及与盟军一起战斗的波兰军队在作战中的表现，这种含沙射影地暗示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没有为解放波兰而与德国作战的说法是荒唐可笑的。
(374) 丘吉尔，第6卷，第332—333页；美国版，第6卷，第380—381页；斯退丁纽斯，第193页。按照莫洛托夫的记述，丘吉尔当时提到要两个月。
(375) 虽然美国代表团毫无疑问地意识到苏联和西方在波兰新政府组成问题上观点分歧有多大，但在会议中，从此时起，他们显然决心要找到一个折衷的词句，至少使三国政府可以在会议结束之前就这个问题达成一项正式签署的协议。
(376) 雅尔塔会议后来通过了这个方案的某些部分。人们将会看到，“改组”就是那种模棱两可的词句的一例，俄国人可以把它解释为增加几个其他成员到现有的政府中去，而西方国家则能够而且也确实把它解释为从头开始的彻底改组。
(377) 斯退丁纽斯，第199—200页。
(378) 斯退丁纽斯，第200—201页。从艾登的这番话开始，以及在雅尔塔会议以后，西方政府不断主张要把米科拉伊奇克包括进去。自从丘吉尔的12月演说以来，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农民党同事由于退出了伦敦政府，在英美人心目中很快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波兰领导的象征。
(379) 同上书，第202页。
(380) 斯退丁纽斯，第203页。
(381) 艾登建议的第一部分基本上被采纳，并且后来出现在雅尔塔公报关于波兰问题宣言的第一段中〔见英国外交部：《克里米亚会议报告，1945年2月11日》（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Report of the Crimea Conference, 11th February, 1945），敕令第6598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5年版（以下简称敕令第6598号）〕。
(382) 斯退丁纽斯和哈里曼主张把下面这一含糊其词的提法写进美国方案：“以那些老的以及其他的波兰国内外民主人士为基础。”
(383) 关于2月9日外长会议上波兰问题的讨论，见斯退丁纽斯，第199—204页。
(384) 同上书，第209页。苏联建议的名称如译成波兰文，将和华沙政府已在使用的名称“波兰共和国临时全国政府”基本相同。
(385) 斯退丁纽斯，第214页。
(386) 同上书，第215页。在讨论过程中，丘吉尔和斯大林曾有几次相互使用了旁敲侧击的词句，这些词句显然主要涉及他们支持东欧和巴尔干国家中不同的抵抗组织，以及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和势力范围问题上所达成的协议。
(387) 丘吉尔说，他了解铁托是会欢迎在南斯拉夫选举时有观察员的，英国人也欢迎在希腊和意大利选举时有观察员。他还提到埃及的选举，说那里的选举常常是由执政党一手操纵的。他问是否会让米科拉伊奇克参加竞选，斯大林回答说可以的，因为他是农民党的党员，而农民党并不是一个法西斯政党。
(388) 罗斯福显然开始有点怀疑俄国对波兰问题上所持态度的诚意。
(389) 关于2月9日第6次全体会议上对波兰问题的讨论，见斯退丁纽斯，第208—210页，第214—218页；丘吉尔，第6卷，第334—336页；美国版，第6卷，第382—385页。
(390) 最初，那段话提到波兰全部解放，指的是某种尚属未来的事情。现在艾登的建议中提到的则已经是既成事实所造成的新形势了。就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红军迅速穿过波兰，不到3个星期就从德国人手中解放了大部分波兰。
(391) 在商定的文本中，有英国人建议的那些词句（丘吉尔的“装饰品”）；有类似俄国人的以新的“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为基础的建议的说法；也有英国人关于自由选举的描述。这是一次全面的妥协。商定的文本全文，见斯退丁纽斯，第221—222页。
(392) 艾登和斯退丁纽斯要把这一节包括进去。莫洛托夫则坚决认为这个问题应在莫斯科同波兰人讨论。
(393) 罗斯福说过：“如果我们同意删去这一句话，那么必须让大家明确地了解，我们是十分希望我们的大使去观察和报告选举情况的。”（斯退丁纽斯，第224页）
(394) 斯退丁纽斯，第224—225页和第230页。
(395) 丘吉尔，第6卷，第336—337页；美国版，第6卷，第385页。
(396) 尽管罗斯福要求改变“临时政府”这个名称，最后协议中仍然提到“临时政府”，而且还包含着下面这个含义不明确、可以由双方随意解释的公式：“因此，目前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改组，包括国内外的波兰民主领袖。”李海说，他当时曾向总统指出这一词句不明确，总统回答说，他知道，但这是他当时能为波兰所作的最大努力了（李海：《我在现场》，第370页）。丘吉尔在最后一分钟才取得斯大林同意的最末那一段折衷的话，说法是这样的：“当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按照上述原则正式成立时，目前同现波兰临时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以及联合王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将同新的波兰民族团结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有关各国的政府将通过大使们的报告经常了解波兰的局势。”关于成立波兰临时政府问题的协议文本，见敕令第6598号。
(397) 丘吉尔说，关于西部边界，应征询新的波兰民族团结政府的意见（斯退丁纽斯，第232页）。
(398) 莫洛托夫建议这项声明由外长起草，并应载入会议议定书，作为关于波兰问题那一节的最末一句。但是，罗斯福却建议由丘吉尔来起草（同上书，第231—232页）。霍普金斯提醒罗斯福，在宪法上他未必有权代表美国在有关确定疆界的条约上承担义务；于是在提法上作了一些修改，把这段关于波兰东部边界的话作为个人的意见，而不是由美国政府承担义务的协议（同上书，第239页）。
(399) 斯退丁纽斯，第239—240页；丘吉尔，第6卷，第337—339页；美国版，第6卷，第385—387页。关于波兰边界的那个声明的全文，见敕令第6598号，第6页。
(400) 1945年2月14日的《纽约时报》表明，人们对雅尔塔会议上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是有疑虑的。
(401) 罗斯福演说的全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44—1945），第7卷，第18—28页。
(402) 下院辩论，第5辑，第406卷，第1478—1578栏。
(403) 这一天险现在要归俄国人所有了。
(404) 关于雅尔塔会议的辩论，见1945年2月27—28日和3月1日的下院辩论，第5辑，第408卷，第1267—1345栏，第1416—1516栏，第1579—1672栏。
(405) 波兰流亡政府2月13日声明的全文，见《克里米亚会议前后的波英关系：文件集》（Poland and Great Britain before and after the Crimea Conference: Documents），伦敦，1945年版，第5册，第12页。波兰地下政权对流亡政府关于雅尔塔决定的意见的反应，见1945年6月莫斯科对16名波兰领袖的审讯的报道（见下文，原著第223—225页）。
(406) 见米科拉伊奇克的信，载《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1945年2月16日；参阅《泰晤士报》，1945年2月17日。
(407) 见上文，原著第182页。
(408) 安德尔斯，第250—264页。
(409) 名单上开列的是：波兰国内方面的萨皮耶哈大主教、文岑蒂·维托斯、齐格蒙特·祖拉夫斯基、布亚克教授、库切巴教授；伦敦方面的米科拉伊奇克、格腊勃斯基、罗默尔（见莱恩，第90页）。
(410) 这句话所涉及的一些人中，无疑也包括米科拉伊奇克，他对雅尔塔方案曾发表过强烈的批评意见。至于那位有名的农民党领袖维托斯，他们认为他不可能参加。在德国占领期间他的行踪是尽人皆知的，可是解放后他却似乎不见了，如果说他还在波兰，那他一定是把自己藏起来了。维托斯后来被逮捕，拘留了一段时间后获释。但他的身体垮了，没有能参加莫斯科的协商〔见下文，原著第222页注⑤（即本书第247页注②。——译者）〕。
(411) 莫洛托夫建议的名单是：临时政府的贝鲁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齐米耶尔斯基元帅；伦敦的格腊勃斯基和泽利戈夫斯基将军（他在1920年曾从立陶宛夺取维尔纽斯）；波兰国内的库切巴教授。
(412) 关于莫斯科委员会的6次会议，见莱恩，第89—94页。
(413) 丘吉尔，第6卷，第370—382页；美国版，第6卷，第422—435页。
(414) 全文见同上书，第633—635页；美国版，第743—745页。该书所载罗斯福电报的日期是3月29日，但在斯退丁纽斯书中（第275页）这一电报的日期是4月1日。又见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54—55页。
(415) 全文见丘吉尔，第6卷，第382—384页；美国版，第6卷，第435—437页。
(416) 全文见同上书，第384—385页；美国版，第437—439页。
(417) 波兰地下政权领导人已于3月27—28日失踪。
(418) 丘吉尔，第6卷，第384页；美国版，第6卷，第437—438页。
(419) 同上书，第384—385页；美国版，第438—439页。
(420) 同上书，第426页（美国版，第488页），写的日期为4月15日；但从上下文中关于在这之前发生的一些其他事情所列的日期来看，“15日”当为“18日”的误印。
(421)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60页；丘吉尔，第6卷，第424—426页；美国版，第6卷，第486—488页。
(422) 莱恩，第94页。
(423) 《克里米亚会议前后的波英关系》，第7册，第14页。
(424) 切哈诺夫斯基，第362—364页；参阅莱恩，前引文。
(425) 下院辩论，第5辑，第409卷，第835栏。
(426) 《苏联战讯》，1945年4月3日；参阅莱恩，前引文。
(427) 《苏联战讯》，1945年3月28日。
(428) 同上，1945年4月3日。
(429) 莱恩，第94—95页。
(430) 米科拉伊奇克在雅尔塔会议以后发表的一封信中，提到他以前公开主张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那些建议（见《每日先驱报》，1945年2月16日）。
(431) 见米科拉伊奇克1945年5月10日的谈话，载《泰晤士报》，1945年5月11日。波兰流亡政府方面的说法，见《克里米亚会议前后的波英关系》，第9册，第18页。同伦敦流亡政府分裂这一点，后来在1945年6月的莫斯科审判中由农民党的其他领袖所证实。
(432) 关于3月3日那封信的全文，见《月亮的黑暗面》，第227—228页。又见库斯涅尔兹编：《斯大林和波兰人》，第230页。
(433) 兹比格涅夫·斯蒂普尔科夫斯基：《应邀去莫斯科》（Zbigniew Stypulkowski: Invitation to Moscow）,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1951年版，第212页；参阅库斯涅尔兹编，前引书，第231页。
(434) 乌米亚斯托夫斯基：《波兰、俄国和英国》，第463页；参阅斯蒂普尔科夫斯基，前引书，第215页。
(435) 库斯涅尔兹编，前引文。又见《克里米亚会议前后的波英关系》，第9册和第12册，第18—20页；奥库利茨基3月25日给伦敦的电报〔全文载《16名波兰领袖的莫斯科审讯》（The Moscow Trial of the Sixteen Polish Leaders）,伦敦，自由出版公司，1945年版，第3页〕。
(436) 斯蒂普尔科夫斯基，前引书，第217—221页；参阅库斯涅尔兹编，前引文。在后来的莫斯科审讯中，法庭庭长乌尔里奇明白表示，邀请奥库利茨基是为了要逮捕他而采取的一个手段（《对波兰政治上异端组织的组织者、领袖和成员的审讯……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理，1945年6月18—21日。逐字实录报道》，Trial of the Organizers, Leaders and Members of the Polish Diversionist Organizations ..．heard before the Military Collegium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S．S．R., June 18—21，1945．Verbatim Report），译自俄文的官方文本，伦敦，哈钦森，1945年版，第131页。
(437) 《克里米亚会议前后的波英关系》，第9册，第18页。关于这一事件有很多互相矛盾的说法，大多是从伦敦的波兰人那里传出来的，把情况搞得很混乱。
(438) 莱恩，第98页。
(439) 见艾登在下院对口头质询的答复，1945年4月1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9卷，第1797—1798栏。
(440) 《克里米亚会议前后的波英关系》，第11册，第19页；又见上文，原著第210页注⑤（即本书第232页注④。——译者）。
(441) 3月29日曾宣布过莫洛托夫将不出席会议（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578页）。
(442) 《克里米亚会议前后的波英关系》，第12册，第19—20页。
(443) 下院辩论，第5辑，第410卷，第1382—1384栏。
(444) 莱恩，第100页。
(445) 铁托元帅刚刚结束对莫斯科的一次访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解决办法，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667—669页；《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529—530页，第559—560页；以及关于南斯拉夫的雅尔塔宣言（敕令第6598号）。有人暗示说，丘吉尔也许愿意在波兰问题上作一笔平分势力的交易，就像他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所作的那样；关于这种暗示，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498页注④。
(446) 莱恩，第101—102页。
(447) 丘吉尔，第6卷，第426—427页；美国版，第6卷，第489页。
(448) 莱恩，第100—101页。
(449) 这也许是指拟议中的联合国组织，可能同华沙临时政府试图在俄国人支持下获得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邀请有关。
(450) “领土完整”意味着共同保证波兰的西部边界，两国政府都把这一边界解释为奥得—西尼斯线，虽然俄国人还没有就这一点取得盟国的同意；也意味着保证俄国的西部新边界：即寇松线以及在东普鲁士境内把哥尼斯堡划归苏联的那条俄波边界。至于“安全”这个词，解释起来可以伸缩的弹性就更大了。
(451) 波苏条约的全文见英国外交部：《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1943—1945年》，第145卷，第1166—1168页；斯大林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签订这一条约时的演说，见《苏联战讯》，1945年4月23日。参阅4月23日贝鲁特的记者招待会（同上，1945年4月25日）。
(452) 丘吉尔，第6卷，第429—437页；美国版，第6卷，第492—501页。
(453) 参阅丘吉尔和杜鲁门于4月18日联名发出的信件（见上文，原著第213页）。
(454) 莱恩，第102—103页。
(455) 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文件集》（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ocuments）,旧金山，1945年版，第5卷，第93页。
(456) 莱恩，第104页；丘吉尔（第6卷，第434页；美国版，第6卷，第498页）把这件事的日期写成5月4日。
(457) 见《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5月6日。公报竭力否认伦敦波兰人所散布的有关这件事的一些传说。
(458) 斯退丁纽斯的声明，见《美国国务院公报》，1945年5月5日，第850页。英国政府的声明，见《泰晤士报》，1945年5月7日。
(459) 《克里米亚会议前后的波英关系》，第15册，第22页。
(460) 《泰晤士报》，1945年5月11日。
(461) 这位记者的来信中曾提到，被捕的人里面有几个也许是适于参加新波兰政府的重要人选。
(462) 关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苏联最高统帅部之间所订的协定，见上文，原著第166页。
(463) 《泰晤士报》记者5月11日的信和斯大林5月18日的答复，全文均见《苏联新闻》，1945年5月22日。
(464)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93—895页；英国版，第2卷，第882—883页。
(465) 由于解决波兰局势问题的努力搁浅而引起的公众关切的情况，见阿瑟·克罗克的文章，载《纽约时报》，1945年5月13日。
(466)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85—887页；英国版，第2卷，第874—875页。
(467) 关于这些讨论的总的情况，除波兰问题外，还涉及很多其他问题，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585—588页。
(468) 商定邀请的人选是：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格腊勃斯基或扬·斯坦奇克、尤利安·扎科夫斯基；波兰的萨皮耶哈红衣主教或文岑蒂·维托斯、克拉科夫的斯坦尼斯瓦夫·库切巴教授、齐格蒙特·祖拉夫斯基、阿丹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教授、亨利克·科洛杰伊斯基；临时政府的贝鲁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科瓦尔斯基、哥穆尔卡（见米科拉伊奇克，第128页）。
(469) 1940年，原在苏联战俘营里的一批本来很可能成为未来波兰陆军核心的军官和士兵失踪了；现在，正当波兰政府的改组已成为迫切问题的时刻，这16个人被弄走了，使他们无法继续活动。这两件事情之间有其类似之处。
(470) 关于霍普金斯这次出使的报道，连同许多次讨论的逐字记录，见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87—912页；英国版，第2卷，第875—902页。
(471) 6月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斯大林就波兰问题取得的进展向霍普金斯表示感谢。丘吉尔在与莫斯科的电报来往中，曾致电霍普金斯，庆贺他完成了一件出色的工作。可是，克拉克–克尔曾对霍普金斯说过，丘吉尔（霍普金斯去莫斯科前没有见到他）“对整个事件感到不安”（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913页；英国版，第2卷，第903页）。
(472) 这个名单与霍普金斯出使莫斯科时商定的名单大部分相同。被邀请的是维托斯而不是萨皮耶哈红衣主教，是斯坦奇克而不是格腊勃斯基。后来，维托斯通知委员会说，他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出席，于是选中了瓦迪斯瓦夫·基耶尔尼克博士代替他作为农民党的代表（巴京斯基和比恩正在莫斯科受审）。公告见《泰晤士报》，1945年6月13日；关于米科拉伊奇克通过英国外交部接到邀请一事，见米科拉伊奇克，第129页。
(473) 米科拉伊奇克，第127页。
(474) 同上书，第128页。
(475) 丘吉尔说，他对俄国的欧洲政策已感到非常悲观（同上书，第130—133页）。
(476) 由莫斯科电台广播的这一公告，见《泰晤士报》，1945年6月23日。
(477) 原文如此。原著第215页注⑤（即本书第238页注④）中作“苏联最高法院”。——译者
(478) 关于被告人之一在这一段审讯期间的遭遇，见斯蒂普尔科夫斯基：《应邀去莫斯科》，第233—306页。
(479) 《对波兰政治上异端组织……的领袖……的审讯》，第199页。
(480) 在审讯过程中已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些孤立的支队干的，不是国家军领导人干的。
(481) 亚休科维奇作证说，原来打算这个组织应继续处于地下，直到雅尔塔决定得到执行之后，以便抵消新波兰政府方面任何“要不得的倾向”。
(482) 普扎克被判处18个月徒刑。关于这批被监禁者以后的命运，见斯蒂普尔科夫斯基：《应邀去莫斯科》，第333页。
(483) 《对波兰政治上异端组织……的领袖……的审讯》，第199页。
(484) 协议全文见《纽约时报》，1945年6月23日；参阅《泰晤士报》，1945年6月23日。
(485) 《星期日泰晤士报》，1945年6月24日。
(486) 《纽约时报》，1945年6月24日。
(487)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6月25日；又见《纽约时报》，1945年6月23日。
(488) 关于这项协议的宣布，见《泰晤士报》，6月23日；关于赞成的评论，见同上，1945年6月25日。关于新内阁阁员的名单，见米科拉伊奇克，第147页。阁员中来自波兰国内的是基耶尔尼克（公共行政部长）——米科拉伊奇克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和韦策赫（教育部长）；来自国外的是米科拉伊奇克（第二副总理——第一副总理是哥穆尔卡——兼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长）、斯坦奇克（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和图古特（邮电部长）。米科拉伊奇克（前引文）说，共产党人、森林部长特卡乔夫夺走了他的大部分权力。
(489) 关于这次宣布和政府的人员组成，见《泰晤士报》，1945年6月29日。
(490) 《纽约时报》，1945年6月29日。
(491) 莱恩，第256页。
(492)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608页和注⑤。
(493) 5月8日照会的基本内容和凯南的话，见莱恩，第256—257页。
(494) 苏联照会的基本内容见莱恩，第257—258页。
(495) 同上书，第120—121页。在决定英国大使人选以前，罗伯特·M·A·汉基被任命为代办。参阅《每日电讯报》，1945年7月4日；《泰晤士报》，7月6日。
(496) 关于赞成和反对波兰向西扩张的理由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616—617页。
(497) 苏联政府后来说，西方两大国曾在波茨坦“原则上”同意以奥得—西尼斯线作为波兰的西部边界。这不是事实，因为杜鲁门和丘吉尔都拒绝在和会召开前解决这个问题，而在波茨坦会议的报告中也没有他们两人表态支持任何一条特定西界的记录。
(498) 见上文，原著第152页注①（即本书第158页注①。——译者）。
(499) 见上文，原著第149页，第192页。
(500) 米科拉伊奇克，第154—156页。关于贝鲁特的论点的一种报道，见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80页。
(501) 丘吉尔，第6卷，第573—577页；美国版，第6卷，第661—667页。
(502) 李海：《我在现场》，第485页。
(503) 事实上是西方国家屈服于既成事实（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624页）。
(504) 上年12月，丘吉尔曾公开宣布赞成强制迁出德国人（见上文，原著第190页）。
(505)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1月间改称临时政府后立即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拒绝承认流亡政府的债务（见上文，原著第192页）。
(506) 关于波茨坦会议上讨论的情况，见李海：《我在现场》，第463—500页；以及丘吉尔，第6卷，第560—577页；美国版，第6卷，第647—667页。会议公报全文，包括关于波兰问题的那段话，见敕令第7087号。
(507) 这批人有些参加了波兰空军，在不列颠战役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些参加了波兰海军，其战绩深受盟国赞许。
(508) 1945年8月20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3卷，第295栏。
(509) 大赦有三个条件。他们必须交出他们的武器，必须在10月15日前登记，并声明不再参加非法活动。大赦不适用于反俄的“国民武装力量”（见上文，原著第134页）。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同俄国人和苏维埃游击队为敌，并继续对华沙临时政府采取恐怖活动。国家军曾在7月间正式宣布解散，同时声明此后将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为它的十二点纲领而进行斗争，它认为这一纲领是实现波兰独立的必要前提（全文见米科拉伊奇克，第334页）。
(510) 见上文，原著第193页。
(511) 关于波兰国内战后情况的第一手报道，见伯纳德·纽曼：《俄国的邻国新波兰》（Bernard Newman: Russia's Neighbour, The New Poland），伦敦，高兰兹，1945年版，第1章，第9章，第10章，第11章。
(512) 米科拉伊奇克（第158页）说，这还不够开采的成本，瑞典人向他们买煤所开的价格要比这高得多；又见同上书，第157—159页。
(513) 波苏边界条约和赔偿协议的全文，见《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第145卷，第1168—1172页。
(514) 关于《消息报》上的文章和贝鲁特的记者招待会，见《苏联新闻》，1945年8月20日。
(515) 关于过去在土地再分配方面的发展情况，见纽曼：《俄国的邻国新波兰》，第54—59页。
(516) 支持以个体农户为基础的土改政策，以及支持工业国有化的，绝不只限于共产党人或临时政府。1943年8月间，4个同波兰地下政权有关系的政党就曾发表过一个政策声明，主张采取上述这些激进措施，至少在战后过渡时期内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全文载米科拉伊奇克，第299—300页）。
(517) 关于临时政府的土地政策和工业政策，见纽曼，前引书，第157—160页。
(518) 纽曼是1945年间奥得—尼斯各省中事态发展的一个目击者，关于他在这方面的见闻，见同上书，第195—214页。
(519) 下院辩论，第5辑，第413卷，第296栏。
(520) 米科拉伊奇克，第11—14章；莱恩，第9—20章。关于这一斗争的更简要的报道，见休·塞顿–沃森：《东欧的革命》，第171—179页。
(521) 1945年7月间由波兰工人（共产）党党员正式担任的职务有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第一副总理以及公安部、工业部、航运和对外贸易部、森林部、食品和商业部等部的部长。此外他们还控制着波兰军队，还有一些代理人安插在政府中其他政党内部的重要职位上。而且，还有许多别的部，虽然名义上由其他政党的人任部长，实际上却由身居要职的共产党代理人控制着。政府中最有权力的共产党人之一雅库布·贝尔曼，名义上担任着一个次要的政府职位，但实际上拥有的决策权比政府中大多数部长更大。
(522) 米科拉伊奇克，第162页。
(523) 详情见同上书，第162—164页；并参阅休·塞顿–沃森：《东欧的革命》，第174页。
(524) 很多社会党人认为他们承认共产党的掌权只是暂时的。
(525) 关于社会党人的遭遇和他们同波兰战后政府间的关系的一个可靠的描述，见“R”：“波兰社会主义的命运”，《外交》季刊，1949年10月，第28卷，第127页。
(526) 米科拉伊奇克，第165页。
(527) 关于当时政治情况的一种报道，见“米科拉伊奇克错过的机会”，《经济学家》（“Mikolajczyk's Lost Opportunity”，The Economist），1946年5月25日。
(528) 纽曼：《俄国的邻国新波兰》，第151—152页，第206—212页。
(529) 关于这次党代表大会及其结果，见米科拉伊奇克，第169—174页。
(530) 关于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对公民投票的官方态度，见1946年4月24日的波兰照会（全文见莱恩，第320页）。
(531) 详情见米科拉伊奇克，第180—200页；莱恩，第240—246页。
(532) 1946年8月19日美国致波兰照会的全文，见莱恩，第320—322页。英国照会的基本内容，见米科拉伊奇克，第189页。
(533) 波兰表示抗议的复照的基本内容见同上书，第189—190页。
(534) 政府指控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和国民武装力量。政府方面还散布流言，说这次屠杀是得到波兰天主教会宽容的；但红衣主教赫隆德否认这一点。另一方面，米科拉伊奇克则指控政府发动这一事件来分散人们对公民投票的注意。也有别的谣言说，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目的在于促使世界舆论赞成把巴勒斯坦向犹太人开放。甚至掌握着来自许多不同方面情报的莱恩，也无法得出谁应对此负责的明确结论（见莱恩，第246—253页）。
(535) 见“R”：“波兰社会主义的命运”，《外交》季刊，1949年10月，第28卷，第125页。关于共产党人威胁社会党人所用的方法，又见上文，原著第236页。
(536) 见“R”：“波兰社会主义的命运”，前引文。
(537) 贝尔纳斯演说的用意是要迫使俄国人摊牌，直到那时为止他们一直在奥得—尼斯地区问题上玩弄手法，使波兰人和德国人都对该地区各省抱有希望。演说的结果是，俄国人明确表示了支持波兰、反对德国的立场（见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87—192页）。
(538) 米科拉伊奇克，第191—192页。
(539) 见“R”：“波兰社会主义的命运”，《外交》季刊，1949年10月，第28卷，第125页。作为协议（后来才发表）的一个结果，一个比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更有影响的社会党人约瑟夫·西伦凯维兹成为总理，从而使社会党在政府中的势力有所增强，可是共产党仍控制着一些关键性的部，协议发表在1946年11月29日华沙的《工人报》上。
(540) 关于共产党阻碍农民党的活动所使用的策略手段，见米科拉伊奇克，第197—212页；休·塞顿–沃森：《东欧的革命》，第175—179页。又见莱恩，第200—204页，第285页。
(541) 备忘录全文见米科拉伊奇克，第339—341页。
(542) 全文见莱恩，第322—324页。
(543) 同上书，第278—281页。
(544) 全文见同上书，第324—325页。
(545) 关于通过这项选举法（它使共产党控制的前德国领土分配到较多的代表名额）时所使用的一些手段的描述，见米科拉伊奇克，第195—197页。
(546) 波兰1月14日照会的全文见莱恩，第325—326页。照会中提到其他政党，这是另一个选举策略的一部分：参阅休·塞顿–沃森：《东欧的革命》，第177页。
(547) 全文见莱恩，第326—327页。
(548) 莱恩，第288—290页。又见《概览，1947—1948年》，第185—187页。选举结果发表后的第二天，米科拉伊奇克和旧内阁中其他两名原农民党党员辞去政府职务，以示抗议（米科拉伊奇克，第225页），但仍保持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
(549) 关于美国1月28日向报界发表的这一声明的部分内容，见莱恩，第291—292页。英国的态度则于1947年2月3日由外交部政务次官C·P·梅休在下院表明（下院辩论，第5辑，第432卷，第1376—1377栏）。
(550) 莱恩，第9—15章。
(551) 见上文，原著第237页。
(552) 见1945年11月9日米科拉伊奇克同杜鲁门会谈的备忘录（莱恩，第317—318页）。
(553) 1946年4月24日波兰照会的全文，见同上书，第318—320页。
(554) 同上书，第238—239页。
(555) 关于波兰的战后经济事务，见同上书，第15章。
(556) 见W·武西尼奇：“波兰的命运”（W．Vucinich：“Poland's Fate”），《现代史料》月刊，1949年7月，第19页。
(557) 丘吉尔在波茨坦时曾经说过，同盟国并肩作战的波兰战士的前途涉及英国的荣誉，希望能够为他们的返回祖国开辟途径；但是不愿意回去的都可以成为英国公民（丘吉尔，第6卷，第565页；美国版，第6卷，第652—653页）。
(558) 见他给部下的命令，安德尔斯，第276—277页。
(559) 下院辩论，第5辑，第420卷，第1875—1885栏；参阅安德尔斯，第288—293页。
(560) 同上，第423卷，第299—306栏；参阅安德尔斯，第294—295页。波兰临时政府的领导人指责英国政府在组织一支由英国指挥的波兰军队。波兰第二兵团于1946年10月到达英国。
(561) 同上，第423卷，第2027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