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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章
丹麦
第一节 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丹麦已经获得了也许是世界上最成功、最进步的社会民主国家的名声，而且，虽然它在战争期间也遭到了一些邻国所遭受的许多苦难（但人们普遍认为它没有遭受这些苦难的全部），可是到战争结束时，它同这些邻国不同，国家生活和各种制度的结构大体上还保持完整无损。这一可喜的局面也许该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同别的西方国家的历史相比，它在政治上走上健全稳定发展的轨道是很晚近的事，而且这些成就是付出了巨大努力才取得的，丹麦人对之记忆犹新，从而使它得以胜利地熬过敌人占领的折磨。换言之，丹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处于一种革命的精神状态：它在被占领期间并没有准备去奴颜婢膝地屈从纳粹的压迫，在解放后的最初年代中也并不感到有共产党图谋夺权的危险。(1)正由于丹麦改革家们的这些成就，丹麦这座国家大厦已被打扫得如此清洁卫生，那种很易于滋生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社会不满的病菌已很难找到几个没有打扫过的角落来建立它的孳生地了。
丹麦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之所以解放得比较晚，它进入“现代国家”行列之所以比较迟，那是由于1849年它在民主政体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未免过早，也过于突然。当然，那个时候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已经在出现民主外貌的一些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仍然保留着，可是就丹麦来说，却是为时太早，因为它势必从专制制度一下子直接转变为民主，而大多数有关的其他国家，早已在这之前的一系列发展阶段逐渐甩掉专制制度了。
就像别的一些实行议会制过早过猛的国家一样，丹麦先曾于1660年走向另一个极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世袭的专制君主政权。这个在理论上说来是专制的政权，在其后期却采取好几个走向议会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极为重要的步骤，(2)而在1849年，国王还居然让这个国家有了一部民主的宪法。然而，这一措施，却在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那些人中间，压出了一阵反动，这阵反动之强大，足以使宪法条文几同虚设，并把民主自由的实现推迟了达半个世纪之久。继这一挫折而来的转向专制政治的倒退，不仅与西欧当时的一般发展趋势完全脱节；而且也加剧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抗，增强了享受不到特权的那部分人的激进倾向，而当时，激进主义正由于种种其他原因而在到处得势。另一方面，这一倒退也有它激发进步运动的好的一面，这些进步运动，正因为是在反抗精神中产生的，就显得格外有力。因此，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这一在其他方面说来是政治倒退的时期中，有一些制度诸如平民中等学校、(3)工人教育协会、合作社运动、工会运动和新闻自由等，却都成了积极推进社会下层群众的公民教育的力量。
1901年，进步的下院战胜了反动的上院，从此开始了一个对国家进行彻底改革的不断前进的运动，结果，不到20年，丹麦就成了一个模范的民主国家。下面这一事实很能突出表明丹麦在民主方面进步的持续性——以及它的独一无二的好运气：1915年当欧洲各大国都在倾全力于战争时，丹麦人却修订了他们的宪法，这次修订除有其他内容外，特别是把选举权扩大到了所有年满25岁的人，包括妇女在内。战后，从1920年起，他们陆续把大庄园产业划分为小块土地分配出去，结果，终于产生了2万户个体经营的小农场。(4)
这些成就表明，在丹麦是左的情绪和左翼党派占着优势，可是从20世纪初以来，丹麦未曾有过一个党派能够单独在下院中拥有多数议席。这一情况是实行了一种复杂的比例代表选举制的结果，在这种选举制度下，议席分配得很散，每个少数党派都能无遗漏地得到代表，因此除成立少数党政府外，只有组织联合政府一途。事实上，从1920年至1929年，丹麦就是由少数党政府统治着——两届自由党政府和一届社会民主党政府；而从1929年至1940年则由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所组成的联合政府执政。需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的合作，才能保证法案在议会中通过，但幸而这一点常常证明是可以办得到的，因此政治上的派系斗争并没有堵塞进步的道路。例如，在1933年，当丹麦也像其他国家一样受到世界经济萧条所引起的劳工风潮的困扰时，社会党、激进党和自由党通过所谓坎斯勒加德协定，共同保证采取一些被认为是应付当时局势所必要的措施。又如在1937年，通过政党间类似的合作，对初等教育进行了一次彻底整顿。大约就在这同时，所有政党还曾联合起来对宪法作进一步修订；可是，虽然它们设法使议会两院都通过了宪法修改案，但议会的这一决定，依法需要有公民投票中45%的票数赞成才能得到批准，而在1939年的公民投票中该法案却以极微小的票数之差没有能赢得所需的45%赞成票。(5)
在这段时期内，原来是第一大党的农民党（农民自由党）已把这一地位让给了社会民主党。甚至在1849年国王批准第一部宪法之前，丹麦经营个体农场的农民就已作为自由民主主义的旗手而大露头角了；1870年起，他们的政党（当时称为“统一左翼党”）在下院拥有多数议席达一个多世代之久，虽然保守派内阁仍凭着宫廷和上院的支持而继续掌权。1901年下院的无上权威得到承认之后，农民党就取得了其应有的执政地位，组织了几届内阁，实行了许多改革，但是，农民日益富裕的经济情况逐渐地改变了他们这个政党的性质和观点。它对社会改革的同情开始衰退，到了1920年，它的纲领中主要就只剩下对于曾使农民富裕起来的自由贸易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制度表示向往的内容了。而且，虽然在丹麦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城市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但该党对城市工业中的尖锐问题极少关心。严重的城乡对立一直是丹麦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农民党虽然在乡村地区仍有很巩固的地位，(6)却愈来愈不能同它在城市中的原有支持者保持良好关系（原先是它的民主政策把他们争取过来的），结果，一个叫做激进党（激进左翼党）的新党就发展壮大起来了。
激进党虽然一直是四大政党中最小的一个，但因为它有来自知识界的杰出领袖，同时因为它在其他政党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很快就成了丹麦的一大势力。这个党中那些颇有点教条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一批有文学修养、宗教上抱有自由思想、主张和平主义的人物——成了既是替城市中的手艺工人，也是替地位较低下的农业工人和租种农场土地的佃户们说话的发言人，这些农业工人和佃户感到自己受农场主的剥削，而且农民党又不理睬他们。最后激进党终于因社会民主党的得势而黯然失色，但有一个时候这两党曾携手合作，从而凑成了一个执政的多数派。
社会民主党在农村居民中有少数追随者，但它主要依靠的是城市工人的支持；随着城市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加和影响的扩大，该党的威望和重要性也相应提高，一直到它成为丹麦的第一大党。然而它的大多数领袖却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工运人物，它的纲领也一贯是温和的。表面上它的最终目的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但它一贯愿意谋求一些眼前的不越出现有社会结构范围的改良措施。最重要的是，它始终下定决心不同共产党打交道——除非得到共产党所永远不会提供的那种保证。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左翼势力居支配地位的那段时期内，第四个大党人民保守党是经历过一番盛衰变迁的。这个党作为旧时“右派党”的后继者建立于1916年，多少以同时代的英国保守党作为它建党的样板。在20年代，有一个时候该党曾被人怀疑有法西斯倾向，但在后来的15年中凭着党首脑克里斯马斯·默勒巧妙有力的领导而消除了人们的这一印象。
默勒领导人民保守党，对该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他那进步的、带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政策给了该党以蓬勃的生气，但却使党付出了分裂为两派的代价：即分裂为接受默勒主张的进步派和抵制这种主张的正统派。默勒的目的，是要清除残存于人民保守党内的反动精神的一切痕迹，消除人们心目中关于它受“大金融资本”收买的一切怀疑。他还希望这个党能够在政治上摆脱对另一个中产阶级大党——农民党——的依赖，并建立起它在中派政治力量中的地位。他支持防务措施，(7)并主张采取积极的改革政策，认为这是反击社会主义的最好办法。他在大战前夕同其他政党领导人合作，共同草拟了一个新宪法草案，但没有能使广大保守党选民跟着他一起行动，这一宪法草案终于在一次全国公民投票中被否决。(8)
第二节 解放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恢复
战争期间丹麦被德军占领以及丹麦人反对占领军的抵抗运动的逐渐发展，(9)导致了国家团结的加强，而不是像在法国和比利时那样加深旧有的矛盾或产生新的分歧。在丹麦，认贼作父同德国人搞合作的事，总的说来要比其他被占领国家少得多，因此在本民族内部引起的仇恨情绪也少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国家被占领时，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况都比较健全。尽管国王和政府在战争开始前不久曾同德国缔结过一项条约，(10)但人们并没有对此提出多少严厉的批评，因为国王和政府后来的举动表明，就连这一次屈服于高压的行为也是出于爱国的动机，而且这次屈服在时间上和范围上也都不是漫无限度的。丹麦从没有内奸卖国分子掌过权，1943年举行议会选举(11)时，本地纳粹党人只捞到2%的选票。丹麦不得不等到1945年5月5日德国军队投降之后才获得解放，可是一经解放，它就异常迅速地恢复了立宪政府。国王不用从流亡地回来，他本来就在国内，声誉完好无损；议会也还存在着，它虽然在不久前暂停活动，却是新近在1943年才选出的，而且在它的148名议员中，有143人是公开反对纳粹主义、反对德国统治的。再有，甚至在德军撤离之前，早就商定了一个内阁名单，其中有不少抵抗运动代表人物参加，因此能够毫不迟延地由这个内阁把国家接管过来。
在物质方面，尽管有德国人的劫掠和本国人搞的怠工破坏，丹麦的生产能力还几乎是完整无损的，工业农业都是如此。战争结束时，国家肉类仓库内堆满了食品，只等布雷的海洋恢复通航，就可以装运出口。所以，丹麦不存在黑市问题，不过为了帮助不那么幸运的其他国家，它曾自愿实行过定量配给制。工业装备着高效率的现代机器（德国人为求增加生产，曾供应新工具）；因怠工和德方报复而造成的破坏大多是可以修复的。另一方面，丹麦没有任何原料可言，只有依靠进口，特别是煤和焦炭。战前它每月要从英国进口40万吨燃料，在被占领期间则从德国得到燃料，最低时每月也有125 000吨。可是在战后，由于船位和原料都普遍缺少，就不能指望维持这样规模的进口了。
因此，丹麦解放后所能获得的工业用煤和家庭消费用煤，反而比被占领时少。而且，使它感到沮丧的是，它出售黄油和熏猪肉所得的价格竟不如战时德国人所付的那么高。当时欧洲物资普遍缺乏，丹麦的农产品本来很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卖得空前高价，但由于煤和航运全部控制在盟方几个大国手里，丹麦人不可能大做有利的买卖。而且，英国和德国以前是丹麦的最好主顾，也是它原料的最大供应国，可是现在这两国都被迫大大削减进口，丹麦也不得不自动地跟着紧缩进口。所以，丹麦在战后初期阶段所遭遇的经济困难，是由于外部原因，而不是它本身条件所固有的内部原因。
第三节 解放后政治方面的事态发展
丹麦虽具备较健全的政治社会条件，但仍不免像它的一些邻国一样，在获得解放之后同抵抗运动发生麻烦。首先，在抵抗运动今后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以及在处理通敌分子的问题上，都有着通常会发生的那种紧张关系。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在一些已知有通敌分子或怀疑有通敌分子的工业部门中发动了罢工；有人还试图给所有议会议员统统加上通敌分子的罪名，虽然在丹麦提出这样的指控要比在其他国家更没有理由。另外，在丹麦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吸收抵抗运动的代表参加内阁被说成是企图收买抵抗运动或捆住它的手脚。当警察重又担负起他们的职责，而且有通敌嫌疑的人只能在警察监督下加以逮捕，作了这样规定之后，警察同抵抗运动成员之间也产生了紧张关系。丹麦境内存在着35万名德国难民和伤员的事实，以及解放以后又发现了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德国人的罪行和德国人搞宣传和间谍活动的渠道（甚至也有红十字会在内），这些也都是进一步引起摩擦的因素。的确，丹麦的抵抗运动总的说来要比挪威的抵抗运动更富于革命精神。
在丹麦，也像在其他国家一样，虽然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取得了很显著的地位，但其他政党成员也从一开始就在抵抗运动中站稳了脚跟，共产党的影响和威望从未显得有可能压倒传统的政治党派。1932年以前，共产党在丹麦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发言权，但30年代的经济动荡，使它得以在哥本哈根、埃斯堡和奥尔堡等地的海员和码头工人中争取到了一些追随者。1932年，它在下院赢得了两个席位，党领袖阿克塞尔·拉森占有其中之一。那时拉森是一个不妥协的革命派，他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背叛工人阶级，骂他们否定自己的过去。后来，他遵照发自莫斯科的普遍号令，突然改变态度，转而奉行人民阵线政策，鼓吹同社会党合作。在1939年的大选中，该党在下院中的代表从2席增加到3席。大战爆发时，拉森根据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签订后发来的新指示的精神，重又对政府和其他政党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的确，在德国对丹麦的占领开始之后，他和他的党把自己看作是惟一的“反对党”，事实也确是如此。德国进攻俄国后，别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遭到德国人逮捕，拉森则“转入地下”，同保守党领袖克里斯马斯·默勒合作出版抵抗运动的刊物《自由丹麦》。1942年11月，拉森也被德国人逮捕，后被押送德国监禁。
解放后，拉森回到丹麦，他完全遵循当时共产党的方式，对其他党派表现出一种和解的姿态，参加了早在德国人撤走前就已任命了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中有9个阁员代表各传统政党（4个社会党人，2个保守党人，2个自由党人，1个激进党人），另有9个阁员代表抵抗运动，其中2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人，2个是丹麦统一党的领导人，这2个党当初都各自以党派的名义参加抵抗运动。
社会民主党人维黑尔姆·布尔以丹麦第一大党领袖的身份被任命为首相，克里斯马斯·默勒任外交大臣。还有几个大臣被赋予广泛而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力，以应付刚解放后最初一段时期内的特殊情况，其中有：摩根斯·弗格，教授、精神病医生、共产党员，他在丹麦国土上领导抵抗运动的英雄业绩使他几乎成了传奇式人物，现在他担负了使“抵抗运动正规化”的任务；弗罗德·雅各布森，社会民主党人、教授、抵抗运动的军事领袖，现在负责“逮捕与起诉”事宜；阿克塞尔·拉森；亨里克·考夫曼，曾以丹麦驻美公使的身份在德国侵略丹麦一年后宣称自己是“自由丹麦”的代表。(12)此外，还恢复了共产党原有的权利，让共产党人在议会中占有3个席位——这是该党遭德国人取缔之前在议会中的席位数。
在这解放后第一个夏季的和解气氛中，拉森试图同社会民主党谈判两党合并，对方要求他发表一个毫不含糊的关于信奉民主的宣言，他拒绝了，因此使谈判归于失败；(13)接着在1945年秋天举行的大选中，共产党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夺取了许多席位。(14)于是拉森带头对大选后成立的自由党（即农民党）政府进行猛烈的反对，特别在政府接受了马歇尔计划援助，政策上显得愈来愈倾向于同西方大国结盟之后，更是如此。
经过战争和被占领，丹麦并没有出现新政党，原有政党的性质也没有多大改变，(15)虽然各党间的力量对比起了一些变化。的确，这次战争对丹麦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比较微小的，这从丹麦纳粹党的遭遇中就能看出，因为人们可以有理由地预期，这个党对德国人占领期间事态演变的反应总要比其他政党强烈些。1935年，当时刚成立的这个党获得了约15 000张选票，但没有取得议会席位；1939年，它获得3万张左右选票并取得了3个议席；可是在1943年，当时丹麦完全处于德国纳粹支配下，该党获得的选票却仅增至43 000张，取得的议席仍只有3个。这部分地是因为广大国民坚决支持当时联合执政的各党，部分地是由于德国人并没有支持丹麦纳粹党领袖弗里茨·克卢森（克卢森此人，说得委婉些，是一个碌碌庸才）。
在战时和战后初期对联合政府提出更棘手的挑战的是丹麦统一党，该党在1943年第一次进入下院，占有3个议席。(16)因为该党是主张无条件地反对德国人的，它的进入议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征兆；但另一方面，公众如用投丹麦统一党的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德国占领的反感，就不能不削弱联合执政的各政党，因而受到损害的恰恰就是该党所标榜的民族团结。该党的两位领袖阿尔诺·瑟伦森和卡伊·蒙克都是第一流的爱国者（后者由于对德国人傲然不屈而献出了生命）；但作为政治家来说，他们是不可靠的。丹麦统一党在1945年达到了它的事业的顶点，获得了4个议席；可是在1947年，它连一个候选人也没有当选。顺便说一下，当时在其他西欧国家中表现得如此显著的那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在丹麦，恰恰在这个党里才看得到几乎是仅有的一点痕迹。(17)卡伊·蒙克是路德教会的牧师和诗人；瑟伦森是一个宗教书籍出版商，他曾把丹麦统一党比之于法国的人民共和党和挪威的基督教党，但不承认丹麦统一党实质上是一个宗教政党。(18)
在四大政党中，战后失去地盘最多的是保守党。默勒在德国占领期间曾是联合政府的成员；可是他所持的那种对德国人不妥协的态度，终于使他失去了政府职务和议会席位，最后并导致他逃亡英国。也许，作为丹麦抵抗运动的领袖，他觉得真正发挥出了自己的才能，而他之同意在抵抗运动中同共产党领袖阿克塞尔·拉森密切合作，正是他的观点之非正统性的典型表现。解放后，他重又领导保守党并出任临时政府的外交大臣；但是，1945年10月举行的战后第一次议会选举，就清楚地表明他已失去了很多支持者，(19)不久他又发现在当时舆情最激动的问题——石勒苏益格问题——上他和自己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对立的，接着就为此而退出了这个党。(20)从1945年起，保守党之所以走下坡路，部分地要归咎于默勒任外交大臣时同英国签订的商务条约，丹麦的农场主和工业家都反对这项商约，因为它不惜以逐步降低物价为代价来维持克朗的币值。保守党衰落的另一部分原因是默勒在石勒苏益格问题上的态度分裂了党。
1945年10月的选举结果是农民党的一次精神上的胜利，虽然占议席最多的仍是社会民主党。1943年，农民党获得28席——较1939年少了2席；可是现在，它把分裂了16年之久的农场主们重又全部团结了起来，从而恢复了它旧日的一些威望，赢得了38个议席。它在反对两个左派政党的顽强斗争中，也获得了城市许多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这些人对保守党的传统政策和默勒所提出的新进步纲领都是有疑虑的。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1945年的选举中虽仍保持着领先地位，却遭受了它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挫折。这也许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该党执政已16年，而且，在德国占领时期，它作为联合执政各党中的老大哥，常常不得不承担一些很不愉快的责任。
战后，丹麦同许多邻国一样，有一种向往激烈改革，甚至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变革的情绪；因此，社会民主党在1945年8月的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赞成搞一次“和平革命”，其中包括由国家控制全国经济生活，想借此来加强它对选民的吸引力。(21)可是这一纲领没有能阻止许多左派选民改投共产党的票。上面已经讲到过，(22)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为求实现两党密切合作而举行的谈判毫无结果，接着在选举中共产党人从社会民主党人手里夺取了18个议席，后者拥有的议席数下降到48席。(23)也许，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已经享有很高生活水平并分享着很大一部分政治权力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主要倒不是由于他们的纲领（事实上，他们的纲领同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多少差别），而是更多地要归功于他们在抵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上一次（即1943年）选举中他们是惟一被禁止提出候选人的政党的这一事实。苏联在撤离波恩霍尔姆岛这一点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暂时的和解态度（显然是有意的）也帮了他们的忙。(24)
尽管政党间的力量对比起了变化，社会民主党仍然是势力最雄厚的一个党；但是，即使加上战前同它联合执政过这么多年的激进党的支持，(25)它也仍然拼凑不成一个多数，因此它决定退居在野党地位。农民党和保守党，不论在它们两党之间或在它们同任何其他党派之间，都没有能达成关于组织联合政府的协议；最后，在激进党答应全力支持和保守党答应公平行事的情况下，农民党同意出来组织一个由其领袖克里斯坦森领导下的少数党政府。
克里斯坦森在向议会发表的开幕词中宣布赞成改革，赞成进一步推进社会立法。他答应设立一个委员会来考虑修改宪法，要改革税制，要实行一个大规模的房屋兴建计划，但暗示他的政府不赞成扩大国家所加的控制和限制。为了表明农民党并没有忘记它是农场经营者们的党，他答应特别作出努力来使丹麦经济适应于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并为丹麦产品开辟良好的市场。
克里斯坦森政府维持了两年，它的垮台不是因为人们不满于它的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也不是由于什么意识形态方面的争端，而是因为重新出现了一个起源于王朝历史上的很古老的问题——南石勒苏益格问题。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以前是两个由丹麦国王兼任其君主的公国，1864—1866年战争后为普鲁士所吞并；虽然石勒苏益格不同于荷尔斯泰因，原先本是丹麦的一部分而不是德国的一部分，但是到了此时，南石勒苏益格的大部分地区就像整个荷尔斯泰因一样，其居民在种族上都已是德意志人而不是丹麦人了。另一方面，在紧靠着日德兰半岛的北石勒苏益格，丹麦族居民仍在人口中占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行过一次公民投票，曾为此将石勒苏益格划分成南北两个投票区。(26)结果，北区75%的人投票赞成与丹麦重新合并，南区79%的人投票赞成仍属德国。据此，北石勒苏益格就从德国划归了丹麦，随同划过去的有3万名左右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而南石勒苏益格则仍留给德国，因此留下来的丹麦族少数民族大致也有3万人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似乎有迹象表明南石勒苏益格居民的情绪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其程度也许被丹麦民族主义分子夸大了些），部分地无疑是由于当时丹麦和德国经济状况的显著差别。不管怎么说，“南石勒苏益格协会”（当地专门为了支持同丹麦合并的运动而建立的一个组织）的会员人数远远超过了该地区实有的丹麦族人口。(27)
在丹麦国内，各政党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有分歧的。社会民主党、激进党和共产党怀疑南石勒苏益格的亲丹麦情绪能否持久，他们认为，有关同丹麦重新合并的任何倡议都应由南石勒苏益格人自己提出，另一方面，农民党和大部分保守党人希望在最后缔结的对德和约中写上一条该地区应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规定。当丹麦政府向英国政府（它是德国这一地区的占领国当局）提出这个问题时，否认有修改边界或举行公民投票的任何愿望，甚至也不想交换少数民族。丹麦政府所要求的只是：给予该地区丹麦族居民一般公民权和民主权利的保证；尽速把30万德国难民迁走；让南石勒苏益格有一个和荷尔斯泰因分开的行政管理机构。1946年10月至12月间举行谈判的结果是，英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了这些意见。但是，由于丹麦首相克里斯坦森的态度，使事态复杂化了；因为他根据他自己的党的观点，继续公开鼓吹在南石勒苏益格举行公民投票，而这违背了丹麦政府致英国政府的照会中所表明的正式立场。这一事态终于使激进党人和以默勒为首的一部分保守党人撤回了他们对政府的支持；于是，在下院以88票对68票通过不信任案之后，政府宣告辞职（1947年10月）。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再次显示出它是一个最大的党，而且这一次它同意在其老盟友激进党的支持下组织政府。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失去了一半席位，(28)不再能在防务和外交政策等这些已变得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向政府提出任何有效的反对意见了。
大战的一个后果是，防务不再成为党派间意见对立的问题，它已是除共产党以外所有各党都接受的一个原则。丹麦自从19世纪60年代被德国战败和宰割，其帝国在这之后的若干年中被不断削弱以来，观点上变得愈来愈倾向于和平、中立而不好战了。在农民党极盛时期，它的纲领中很主要的一条就是主张废弃防务措施，而且后来在纲领中删去这一条曾是导致该党一部分人退党而另组激进党的原因之一。当时，激进党人变成了鼓吹中立，鼓吹和平主义，主张把国防力量缩减成为仅仅一支“边界警卫队”的最重要旗手；他们的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执政党，却并没有因这一政策而遭受不幸的后果，而最终遭受这种后果的却是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由于过分专心致力于国内政策，未能腾出多少时间来考虑防务问题，同时他们又需要激进党的支持来凑成执政所需的多数，因而听任激进党人去掌握和制定防务政策。这种政策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是，斯塔乌宁政府在拒绝了瑞典提出的缔结“北欧公约”的建议之后，于1939年5月同意和德国签订一项为期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1940年5月这项条约被德国撕毁之后，政府在战争爆发前最后几个月中的政策所引起的一些民愤，就落在联合执政各党派中为首的党社会民主党的头上——这一点在战后第一次选举的结果中就反映了出来。(29)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4个世纪中，惟有保守党始终主张保持军队和国防而不使削弱。但是在战后，其他各主要政党——共产党总是除外——逐渐地也采取了同样的观点。因此，丹麦政府能够在不引起国内争执的情况下，先是接受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防务义务，后来又在1948—1949年间举行的斯堪的纳维亚防务条约谈判失败之后，(30)决定同西方国家通力合作，共同防御来自东方的威胁。(31)
(1) 丹麦人的信心还由于譬如说俄国人的撤出波恩霍尔姆岛而有所加强〔见下文，原著第575页注②（即本书第717页注④。——译者）〕。
(2) 例如，克里斯蒂安七世的那位倒霉的大臣斯特鲁恩西于1770年所实行的广泛改革；1788年农民的解放；1814年的教育法；1831年的地方政府法；以及1834—1848年的咨询议会等。
(3) 远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形成了办平民中等学校的设想；大多数学生来自农业人口中的年轻一代，他们在这里可以学习文化，吸收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基本知识。这些新获得的利益后来表现为合作运动，而这又转过来有助于丹麦农业取得显著的进步。
(4) 每块通常大约有15到25英亩，一般认为这是维持一家人生活所需的面积。
(5) 修订后的宪法将规定设立一个由205名议员组成的一院制议会，议员由一种半直接、半间接的选举方法产生，选民法定年龄将降低为23岁。
(6) 关于1945年农民党复兴的情况，见下文，原著第574页。
(7) 的确，他原先之所以加入人民保守党，就是因为他认为该党最有可能推行强化防务的政策。
(8) 见上文，原著第567页。
(9)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523页以后。
(10) 见下文，原著第577页。
(11) 这是德国人允许其占领下的国家举行的惟一的一次自由选举——除了有一项不准共产党参加的禁令外，选举算是自由的。参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527—528页。
(12)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522页。
(13) 英国一家左派报纸错误地预言这次谈判会成功，它写道：“由于最近成立了（原文如此）一个单一的社会主义政党，人们期望这次即将到来的选举将显示出工人阶级的惊人胜利。”（《雷诺新闻》，1945年8月12日）
(14) 见下文，原著第574—575页。
(15) 1939年时，四个大党（社会民主党、农民党、保守党和激进党）在下院共占有134个席位，其他各党仅有14席；在上院，四大党共有74席，其他党派仅有一席。事实上，战前各小党合起来总共只代表全国选民的1/8左右，而且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战时的经历有进一步降低小党重要性的趋势，并倾向于使具有各种政治主张的人结成一些更大的集团。
(16) 该党成立于1936年，但在1939年的选举中仅获得8 500张选票。
(17) 一部分保守党人也许稍微表现出一点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痕迹。（继默勒之后任保守党主席的）菲比厄和（1940—1945年和1947年两度任保守党下院议会党团主席的）比昂·克拉夫特都强调有必要在丹麦政治中提倡基督教的价值标准。
(18) 1945年10月2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道的瑟伦森访问记。他说他的党的纲领是“以民族主义、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精神从政的有趣的结合”。
(19) 1939年时保守党在下院拥有26个席位。在1943年默勒的声望可能正达到顶点的那次选举中，该党赢得了31席；可是1945年又降为26席，而在1947年只获得17席。
(20) 在1947年的选举中，默勒以无党派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但没有选上。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21) 这一纲领所要达到的三个主要目标是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和经济生活的民主化，其途径是，由国家进行指导，由工人和消费者参与生产企业的管理。每个企业都要有一个劳资协议会，要在每一个工业部门上面设一个由国家、企业主、工会和消费者四方面组成的委员会。最后，还要设置一个经济委员会来制定全国的经济计划。
(22) 见上文，原著第572页。
(23) 从1898年起，丹麦的历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在1945年以前获得的选票一直是增加的。1939年，该党以73万张选票取得64个下院议席，以509 000张选票取得35个上院议席，这样在议会两院都几乎要掌握绝对多数。甚至在1943年，它还是得到了895 000张选票，使它在下院中的代表增加到66席。
(24) 甚至在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波恩霍尔姆岛上的德军司令仍不投降。1945年5月9日，苏联军队登陆并迅速控制了该岛（根据盟国间的协议，该岛在大战最后阶段被划在苏军作战区域内）。他们对丹麦地方当局的行政不加干涉，行动非常守纪律。1946年3月16日，他们开始撤走，4月5日完全撤离（见《泰晤士报》，1945年5月15日，1946年4月6日）。
(25) 激进党一直是“四大政党”中最小的一个，在1945年的选举中它只获得11个议席，而在1943年是13席，在1939年是14席。
(26) 《和会史》，第2卷，第202—206页。
(27) 而且，1932年时有62%的居民投票赞成纳粹。
(28) 共产党领袖拉森一度曾再次设想也许有可能同社会民主党合作，可是同1945年一样，这个想法没有产生什么结果。
(29) 见上文，原著第574—575页。
(30) 见《概览，1947—1948年》，第132—135页；《概览，1949—1950年》，第130—131页。
(31) 见《概览，1949—1950年》，第1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