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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盟国对墨索里尼被推翻的反应
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部队是在1943年7月9—10日夜间入侵西西里的。意大利士兵并未进行多大抵抗，尽管他们是在保卫祖国的国土，而当地居民则普遍欢迎盟军。然而，在西西里的德国部队却以一贯的本领进行了战斗，并成功地退到了该岛的东北角。在那里，他们通过一系列顽强的后卫战斗进行自卫，直到8月17日，全体都渡过了墨西拿海峡，到了意大利的本土。
对西西里的进攻在盟军面前出现了一个对一部分敌国国土进行管理的问题。在北非，民政管理工作曾由于法国官员的暧昧身份——登陆前是中立国公民，登陆时是敌人，几天后又成了朋友——而变得复杂化。在西西里，盟军面前没有出现这类复杂的情况，他们事先就决定应把担任公职的法西斯分子全部清除掉。由于让维希方面的法国官员在北非留任，罗斯福曾遭到麻烦，他急于想避免再发生这种情况。这时他只好求助于过去打算处理法国事务而没有用上的主意，就是暂停政治活动直到战后为止。(207)
用来行使盟国管理平民的职权的机构叫做占领区盟国军政府（AMGOT）。根据原来的设想，它的任务仅仅是军事方面的，要求由陆军军官组成的一些工作班子，能够保障战斗部队后方的治安和秩序，能够保持交通线畅通无阻，并且统管当地事务，以便促进“有关未来作战的盟军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目的”。(208)西西里战役的司令官亚历山大将军被任命为西西里的军事总督，而盟国军政府本身则由一个英国军官和一个美国副手掌管。
最初，西西里的盟国军政府倒能相当顺利地进行工作。当盟军穿过这个岛屿向前推进时，他们进入了一个实际上等于政治上真空的地区，军政府工作班子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像粮食供应、环境卫生、抢劫行为等。然而，在进攻意大利本土时，意大利政府投降了，这就带来了类似在法属北非出现的、曾使盟军烦恼的政治上的混乱。
英美的战略意图是不太明确的。根据1943年5月在“三叉戟会议”上作出的决议，艾森豪威尔的任务是制定“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的计划，但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以前，他却无权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此外，艾森豪威尔也完全无权作出任何政治上的决定。罗斯福和丘吉尔要把制定关于意大利政策的权力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只把最低限度的处理权留给他们在战场上的军事代表。(209)结果是在地中海地区盟军司令官之间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混乱和无所适从，他们干的时候毫无把握，不知道他们的上级是否会批准他们的建议。
然而，比起意大利本身的混乱来，盟国阵营中的混乱就算不上什么了。对意大利人来说，这场战争差不多从一开始就打得不好。他们在北非损失了大量的兵员。对德国人的憎恨是普遍的，但同时在意大利却驻有许多德国部队，足以使意大利人想自行作主并摆脱希特勒成为一件困难而危险的事。然而，这正是盟国要求意大利人做的。1943年7月16日，由丘吉尔和罗斯福联合发出的一份文告对意大利广播了，其部分内容如下：
保全意大利的惟一希望在于向联合国家的具有压倒优势的部队作光荣的投降。如果你们继续容忍为纳粹邪恶势力效劳的法西斯政权，你们必将自食其果。……
让你们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意大利人究竟应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而死呢，还是为意大利而生，为文明而生。(210)
“光荣的投降”听起来要比“无条件投降”好得多。当然，这是事先计划好的。意大利人的低落的士气，困难的军事形势（意大利军队有一半驻在巴尔干各国，而希特勒不让这些军队回来协助保卫他们的祖国），以及盟国的心理攻势，这一切都有助于促成1943年7月25日的军事政变，这次军事政变把墨索里尼赶下了台，由皮耶特罗·巴多里奥元帅取代他成为意大利政府的首脑。(211)
巴多里奥在7月27日宣布解散法西斯党，实行全国戒严，并在战争结束前禁止一切政治活动。他还宣布说，战争将继续下去，但在意大利、德国或盟国中，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这句话。德国人立即开始把增援部队派到意大利北部，而且并不隐瞒他们对意大利新政府的不信任。(212)
盟国同样也不很信任，但试图从墨索里尼的倒台中得到充分的好处。7月27日，丘吉尔在下院讲话，对于欧洲一个独裁者的倒台表示满意，但是对巴多里奥新政权要作出任何评价，则持保留态度。尽管如此，他还是清楚地伸出了橄榄枝。他说：“当意大利事务正处于这种可变的、不定的、未成形的状态时，如果援救它的国家——英国和美国——竟然摧毁意大利国家的整个结构，不让其表达自己的意志，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又说：“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应全面实现，而不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这既对意大利有利，也对盟国有利。”(213)
第二天，即7月28日，罗斯福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演说中以强硬得多的方式谈到了意大利的事务。这位总统说：
我们对意大利的条件仍然同我们对德国和日本的条件一样，那就是——“无条件投降”。
我们决不以任何方法、形式或态度同法西斯主义打交道。我们决不允许法西斯主义的残余遗留下来。
最后，意大利将重建自己的国家。干这件事的将是意大利人民，他们将根据自由和平等的基本民主原则来选择自己的政府……
同时，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战争将进行下去。战争必须进行下去，也将进行下去，直至意大利人民认识到为一桩必败无疑的事业打下去是无益的时候为止，对这桩事业，意大利人民从来也没有给予全心全意的赞成和支持。(214)
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欢迎巴多里奥政府组成时所用的显然不同的语调，反映出他们之间有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这部分是战略的问题。丘吉尔长久以来就深信，盟军应在意大利打一仗，因此他欢迎赢得意大利政府消极的或者甚至积极的支持那样一种前景。这种支持将使战争容易进行得多，而且，如果幸运的话，还可能在罗马以北的某处组成一条抗击德国人的战线。此外，意大利和德国的决裂还能在巴尔干各国和爱琴海地区展开一幅吸引人的前景。如果能说服美国人，打消他们反对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作战的意见，那么丘吉尔所珍爱的那个在南面进行多方面的进攻而使德国人从西面抽调后备力量来的计划就能实现了。
罗斯福对巴多里奥投向盟国阵营可能带来的军事利益并非无动于衷。(215)但他被一些对于在地中海地区作战抱怀疑态度的军事顾问包围住了，他们认为，在地中海地区作战只会妨碍横渡海峡的迅猛进攻。的确，马歇尔和他的同僚无法忽视从意大利投降中可能得到的军事利益，因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1943年7月16日批准了一项进攻意大利的计划。这项计划的初步目标是夺取那不勒斯地区。(216)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的美国成员在批准这项进攻意大利的计划时是不热心的，英国人提出的盟国部队应当试图在更东的地方作战，以便把兵力进一步分散的建议，都遭到了冷酷的拒绝。从美国人的观点看来，对意大利的新的进军已经危及为1944年春天进攻法国北部所需要的最大武力的集中。在他们看来，资源决不能允许进一步消耗了。结果，这对罗斯福发生了影响，降低了他最初对地中海地区进行冒险的热情，并缩小了他对巴多里奥投降可能给盟国带来的军事利益的估计。
对总统来说，另外一种考虑也许甚至更为重要。那就是巴多里奥很可能结果竟是另一个达尔朗，盟国一旦同他打交道，就很难把他摆脱开，然而，由于他同法西斯政权有过密切的关系，他不可能被接受到联合国家的行列中来。(217)丘吉尔却不受这些顾虑的束缚。他在7月31日写信给罗斯福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一点也不怕在表面上承认萨伏依王朝或巴多里奥，只要他们能使意大利人去干我们的战争目的所需要的事。这些目的肯定会由于混乱、布尔什维化或内战而受到妨碍。我们没有权利把过分的负担加给我们的部队。很可能，在停战条款被接受后，意大利国王和巴多里奥在投降的耻辱下都会倒下，而另行选出王储和一位新的总理。(218)
罗斯福看到，在意大利政治舞台上没有人可以立即代替巴多里奥和意大利国王。而且，他也并不希望迫使意大利陷入政治混乱。(219)诚然，这位总统看来是处于极端优柔寡断的状态之中，他对于意大利投降所带来的战略上的利弊犹豫不决，对于叛变的巴多里奥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也犹豫不决。对比之下，丘吉尔的意志是专一的和坚决的。因此，他的获胜也就不足为奇了。丘吉尔本人的外交风度以及当时的形势都帮了他的忙。
在墨索里尼被推翻后，事情发展得很快。8月4日，意大利通过驻里斯本的大使馆向盟国进行了第一次和平试探。两天以后在丹吉尔开始了更为明确的谈判。(220)同时，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急忙着手起草意大利投降条款。这项任务交给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联合民事委员会。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出现了重大的分歧。英国人希望无限期地维持意大利国王的权力并建立起巴多里奥政府的威望，美国人则认为，鉴于意大利国王在法西斯政权下的所作所为，他已丧失了保持国王特权的所有权利，而巴多里奥政府的权力和威望也应受到严格的限制。(221)丘吉尔本人一贯倾向于君主政体这种政治制度，这对于英美两方的意见分歧起了一部分影响。更为根本的是，他担心，万一巴多里奥那样的人所代表的君主政体和保守主义的结构崩溃，意大利要不了多久就会转向共产主义革命。与此相反，美国人基于自己的国家传统，是倾向于支持共和主义的，他们不相信在意大利代替君主政体的就只有共产主义。这种国民观点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予以解决。
所能解决的和不得不解决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采取的步骤。他们决定起草两个文件：一个是“短期的”停战协定（人们后来这样称呼它），规定了投降的军事条款，另一个是一项比较全面的文件（“长期的”停战协定），里面提出了较为详尽的军事方面的要求和政治及经济方面的要求。采取这种程序的原因似乎是为了需要赶快。当情况变得很明显，英美代表对长期停战协定中的某些条款意见难于一致时，制定出一个他们很快都能同意的文件，以便手中有具体的条款可以交给意大利人，这似乎是明智的。不管怎样，短期的停战协定在7月31日就准备好了。1943年8月2日，艾森豪威尔奉命把商定的条款向未来的任何意大利密使提出。(222)另一方面，直到丘吉尔和罗斯福再一次举行了会谈以后（这一次是在魁北克），长期停战协定的文本才达成了协议。而苏联政府则直到8月28日才对这样制定出来的投降文件表示同意。(223)
当盟国政府正在准备接受巴多里奥投降时，进攻意大利的准备工作在地中海地区继续进行。艾森豪威尔提交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计划中要求在两个地点对意大利发动进攻。英国第八集团军将横渡墨西拿海峡攻入意大利靴状国土的趾部加拉布里亚，由克拉克将军指挥的一支英美联军则将在意大利靴状国土胫骨部的萨勒诺附近海滩登陆。只有在完全占领西西里后才打算发动这项军事行动，而这段时间却比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原来预计的要长。的确，德国人在西西里东北角进行抵抗的技巧和决心使德国最高统帅部有时间从墨索里尼被推翻所受到的最初冲击中恢复过来，把新的德国部队调到了阿尔卑斯山的这边。结果，等到巴多里奥和盟国安排好意大利投降时，夺取极大部分或全部意大利的机会已经消失，而德国人却能够在南方组成了一条战线。(224)
（2）第一次魁北克会议（1943年8月14—24日）
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的倒台，标志着意大利事态的关键性发展。这使丘吉尔相信召开另一次英美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美国人同意开会，地点决定在魁北克。这次会议的代号为“象限”。
显然，意大利事态的突变使盟国有必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战略了。丘吉尔希望尽可能地利用意大利的弱点，即使这样做要修改5月间在“三叉戟会议”上商定的“霸王”计划和缅甸的作战计划。在首相看来，早些时候制定的要求大量削弱盟军在地中海地区兵力的这些计划，现在不言而喻应该予以改变，因为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爱琴海各岛和巴尔干半岛都已经突然出现了大为有利的良好机会。如果能促使意大利驻在希腊、南斯拉夫以及爱琴海各岛的军队向盟军投降（甚至加入盟军），那么在南欧的整个德军侧翼就将面临沉重的打击。有鉴于这样的好处，丘吉尔最后觉得将“霸王”计划推迟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也是十分值得的。(225)同时，他深切地感觉到马歇尔和其他一些美国军事领袖对地中海地区的作战义务抱着怀疑态度，因此最好还是不要提出在巴尔干各国进行任何较大的军事行动，至少暂时不宜提出这种建议。(226)
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于1943年8月9日到达加拿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与他们在魁北克会面，并于8月14日起开始举行参谋人员的讨论。在全体会议开始之前，丘吉尔到海德公园同罗斯福一起度过了两天的时间。在会议正式结束后，意大利事态的紧急情况使丘吉尔决定继续留在美国，因为他可以较容易地同罗斯福进行磋商，并对美国军事当局施加个人影响，希望迫使他们接受在地中海地区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方针。因此，他在华盛顿以及华盛顿周围的地方一直逗留到9月12日，到那时意大利的迫切的危机已经过去了。
在“象限会议”或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英美战略家之间的意见冲突几乎和5月间在华盛顿的“三叉戟会议”上发生的冲突完全一样。主要的利害关系显然是在欧洲，因为在欧洲，地中海地区眼前的行动必须和未来的横渡海峡的行动取得平衡。但是关于欧洲战略的争论双方都已经非常熟悉，界限已经非常清楚。也许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象限会议”上讨论欧洲战略的抉择时，所花的时间比争论远东问题的时间要少。丘吉尔再次建议对苏门答腊发动水陆两栖进攻，现在他可以提供这样的前景：从地中海抽调舰艇迅速加强印度洋的舰队。(227)可是美国人仍然要求进行肃清缅甸北部敌人的战争，以便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陆上交通。他们一方早些时候已承担下义务，英国参谋长们也不支持丘吉尔进攻苏门答腊的计划，认为不削弱其他更为重要的战区的力量就不可能筹集进攻所需要的装备。结果是重申“三叉戟会议”的决议：应优先考虑恢复与中国的陆上交通，至于在孟加拉湾进行水陆两栖作战的问题，则留待以后再作研究。(228)
在讨论缅甸问题时，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美国成员倾向于采取这样的态度：已经有约在先，英国应该严格按照协议条文在缅甸北部发动进攻。美国人把英国试图变更早先决议的做法，看做是不守信用的表现。这种僵硬的条文主义，在讨论欧洲战略时甚至更加明显。美国人的态度使英国人感到十分恼火。英国人希望灵活地分配英美的人力物力，以便充分利用意大利面临崩溃的局势。
但是，美国人顽固地坚持在华盛顿“三叉戟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主张按预定计划一步步地进行准备工作，即使这种预定计划要求把军队和登陆艇这样宝贵的工具从地中海调往英国（和缅甸），而正在这时，意大利和爱琴海地区却出现了大好机会。8月14日和16日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探讨了这些分歧。马歇尔和金发表了强有力的声明，阐述他们认为必须严格遵守前议的观点，于是英国参谋长们不再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了。他们这个任务只好留待丘吉尔本人去解决，或者留待形势发展的压力去解决。(229)
在美国人看来，“霸王”的详细计划是魁北克会议应予讨论的最为重大的问题，这个计划是陆军上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领导的一个英美参谋小组在伦敦制定的。(230)作战的规模非常大。根据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估计，在最初的几周以后，欧洲大陆上集结的部队几乎全部都得从美国方面抽调。
在审议了这项计划以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了它。但是他们作了一项重要的补充，即决定从地中海向法国南部海岸发动辅助性的进攻，以支持横渡海峡的主要战斗。这个行动——代号是“铁砧”计划——有许多好处，主要的一点也许是可以节省船舶的运输力量。驻扎在地中海的军队可以在里维埃拉登陆，直接对解放法国的战斗起重大作用。如果在投入战斗前，先把人员从地中海运往英国，那样便会使盟军的船舶十分紧张，采取上述做法，就可避免这一点。此外，在法国南部登陆有可能将马赛港增辟为一个供应中心，为调来对德作战的大量军队提供补给。(231)
至于“霸王”计划和在地中海地区进行任何新计划这两者之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同意给前者以优先地位。(232)
这个已经提出并被批准的大规模进攻的计划，附有三个重要的条件：德国战斗机的实力必须“大大”削弱，驻扎在法国北部的德国机动师必须不多于12个，以及在计划能顺利执行以前，建造两个人造港口的有关技术问题必须予以解决。(233)这些都是有分量的重大的保留。在1943年8月，还不可能肯定这些条件在进攻日到来时会不会获得满意的解决。可是不管怎样，会议仍然在假定所有的困难都能够克服的基础上决定继续进行全面的准备工作，并进一步制定详细的规划。当这个计划于8月19日提到全体会议上要求批准时，丘吉尔只发表了一个意见，他主张扩大最初攻击的规模。(234)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欧洲战场和远东战场的指挥事宜重新进行了安排，作为对未来军事行动有关决定的补充。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已经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谅解，即由一位英国将领指挥进攻法国的战争，而地中海地区盟军的最高司令官则委派艾森豪威尔担任，以此取得平衡。但截至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时，双方对这种安排都不满意。美国人感到，如果要使“霸王”计划取得胜利，必须委派一位衷心相信这一行动是明智的人来担任司令官。英国军事领袖们对美国计划的态度一向不很热心，因此美国人断定，这个战役，只有由一位美国将领指挥才可以稳操胜券。(235)而且，事情很清楚，“霸王”计划所需人力和物力主要将来自美国方面，这使美国人要求取得最高指挥权有了第二个论据。
至于英国人方面，他们对于把“霸王”计划的指挥权交给一个美国人，思想上已有充分准备。当丘吉尔提议马歇尔将军应负责指挥进攻法国的战役时，他确实使美国人吃了一惊。(236)下面的推论似乎是有道理的：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对保证积极进行地中海战役，比对要求得到“霸王”计划的指挥权更感兴趣。如果让美国人指挥法国战役，就可以将地中海战役的最高指挥权掌握在英国人手中，那么似乎有一个较好的机会，能影响事情朝着英国战略家们认为明智的方向发展。
因此，并没有出现任何困难。双方商定，“霸王”计划应由美国人指挥，为了取得平衡，地中海战区的最高指挥权则应从艾森豪威尔手中移交给一个英国将领。(237)但是暂时不作变动。进攻意大利的战斗就要开始，“霸王”计划还只是一个计划，实际移交指挥权的时间可以根据意大利战役的发展，将来再作决定。
在欧洲方面对指挥权的安排达成了这些协议，在远东方面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整。既然日本人入侵印度的危险看来已经不再那么紧迫，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在缅甸的对日作战指挥应该与印度的军事机构分开。他们提议，应成立一个新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在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战略指导下进行工作，形式就像尼米兹和麦克阿瑟的司令部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战略指导一样。美国人很愿意同意这个建议，特别是这个新职位的人选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似乎有可能为英国在缅甸的作战注入新的力量。(238)可是他们并不打算调整他们自己设在中缅印战场上的那个特殊的司令部，以便同地理疆界或蒙巴顿勋爵即将接手的指挥系统取得一致。(239)相反，史迪威将军奉派在新的东南亚战场上担任蒙巴顿的副司令，这样就使史迪威本来已经要分别效忠的处境更为复杂化。这个安排显然是权宜之计，并未能彻底消除一开始就损害着盟军在缅甸作战行动的那些争吵。
不过，蒙巴顿被任命为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使英美两方在全球性的指挥职责方面终于取得了平衡。在魁北克达成的协议把对德、对日作战的一些次要战场交给英国人担任的最高司令官负责，而太平洋和北欧等主要战役的指挥权则交给了美国人。主要的司令部，至少在名义上全都是盟国的司令部，但实际上只有在欧洲的两个战场上，英美联合指挥才是真正有效的。
（3）意大利的投降
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提出了一些将另行讨论的有关战后国际组织的重要政治问题。(240)此外，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和英国政府对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241)他们各自起草了一份方案；8月25日，正当魁北克一系列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同意英、美、苏三国外长举行一次会议为三巨头亲自会谈进行准备。(242)
这些事件虽然重要，但却暂时被意大利事态的发展所引起的一些政治问题掩盖了。8月17日，罗斯福抵达魁北克，就在这一天，西西里战役结束。前一天，英国政府从驻马德里的英国大使处获悉，意大利的一个新使者卡斯泰拉诺将军前来表示，意大利愿为反对德国人出一把力。丘吉尔一接到这条消息，马上转告了罗斯福。于是罗斯福和丘吉尔于8月18日授权艾森豪威尔把“短期”停战的条件转告卡斯泰拉诺。(243)因此，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和肯尼思·W·D·斯特朗将军于8月19日夜间到达了里斯本的约定会面地点。(244)会议从8月19日夜到20日开了一个通宵。
卡斯泰拉诺的使命是向盟国提出：意大利打算反戈一击，与盟国一道同德国人作战。这个提议使英美两国措手不及，他们提出的投降条件把意大利看做被击败的敌人，而不是未来的盟国。巴多里奥的那种摇身一变、化敌为友的提议，不仅使意大利人，也使盟国公众在心理上显然难以接受。还有，要保证盟国意见一致的问题——特别困难的是要使俄国同意每一个步骤——是盟国方面妨碍谈判的原因。而意大利政府方面在处理问题上的紊乱、犹豫不决和莫名其妙的拖拉作风更加阻碍了谈判。
但是，意大利协同对德作战的前景也不容轻易抛弃。丘吉尔和罗斯福想要充分利用这个形势，他们指示艾森豪威尔坚持要意方接受预先起草好的投降条件，但同时又发了一份要给卡斯泰拉诺将军看的电报，在电报中，他们说：“这些条件并没有预想意大利将积极协助盟国对德作战。将来还可以对它们作有利于意大利的修改，其程度将取决于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在战争的余下的阶段内协助联合国家反对德国所作的实际贡献。”(245)
在8月19日至20日的会议上，史密斯将军首先声称：他只受权谈判一项必须由意方无条件接受的军事停火。卡斯泰拉诺回答说，这是一个误会，他不是来投降，而是来讨论意大利怎样才能与联合国家共同对德作战的。由于双方都受上级指示的限制，这个根本分歧无法解决。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卡斯泰拉诺同意把投降条件连同丘吉尔、罗斯福那份安慰的电报一起送交巴多里奥；建立了秘密的无线电通讯联系；并安排于8月31日在西西里举行第二次会议。(246)
8月27日卡斯泰拉诺回到罗马。经过一系列激烈争论，意大利政府——或者不如说，是那些暗中参与秘密谈判的内阁阁员和意大利总参谋部成员——起草了一份反建议，并于8月31日派遣卡斯泰拉诺到西西里把它送交盟国。意大利人要求在他们宣布停战以前，至少要有15个盟军师在意大利登陆，并建议大部分部队的登陆地点应在罗马以北。鉴于下列事实：盟国原来计划最初参加登陆的部队只有5个师，2个在加拉勃利亚，3个在萨勒诺；因此这样的建议显然非有长期准备并彻底改订盟军作战计划不可。(247)艾森豪威尔不愿意根据意大利政府的愿望推迟和改变他的计划，但是意大利人坚持他们的方案，急切希望盟国能保护他们的国家免受德国报复，并不使他们的国土因长期作战而遭到破坏。
盟国谈判者继续坚持要意方接受投降的条件，但是8月31日会谈后，艾森豪威尔作了重要的让步。他同意可派一个空降师到罗马附近的一些飞机场，帮助意大利军队保卫他们的首都不受邻近德军的侵犯。(248)但是，除此而外，盟军进攻意大利计划的细节是保密的，登陆的时间也没有明确透露给意大利代表。事实上，已经让卡斯泰拉诺了解盟军进攻的规模比原计划的袭击要大得多。(249)这种对攻击时间遮遮掩掩、守口如瓶的做法，是由于盟国对意大利政府的真实意图仍然心怀疑虑的缘故。这种做法产生了不幸的效果，那就是鼓励了巴多里奥及其顾问们按照他们一相情愿的办法行事：坐下来，等待盟国来拯救他们，使他们免遭两面手法和内部虚弱所产生的后果。意大利人一心盼望着将来某个时候的一场大规模登陆，而任光阴流逝，不去进行准备使他们的军队能够抵抗德国人。
8月31日晚，卡斯泰拉诺带着盟国的空降的新建议回到罗马。第二天，9月1日，巴多里奥、国王和一批参加过谈判的高级官员们商定：必须接受盟国提出的条件。于是向盟国总部发出一份电报，通知他们的决定。为了商议盟国和意大利的协同军事措施，卡斯泰拉诺再次乘飞机出发。当他到达盟军总部时，史密斯将军问他是否受权前来签署停战协定，卡斯泰拉诺说不是，并争辩说，罗马的那份电报已为盟军总司令与意大利政府间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根据。这使盟国谈判者心头潜藏的所有怀疑顿时抬头。他们要求先有一个正式签署的投降文件，才肯继续谈判。卡斯泰拉诺发出一份无线电报要求必要的授权。但是巴多里奥起初只回答说，停战条件早已“不言而喻”地接受了，不过几小时以后，到了9月3日，他又改变了主意，正式授权卡斯泰拉诺签订停战协定。(250)
接受盟国投降条件的停战协定当即由卡斯泰拉诺代表意大利政府，史密斯将军代表盟军总司令签字。双方同意，等盟军向大陆大举登陆准备停当后，停战协定才能公开（签字仪式前几小时，英国先遣部队已跨过墨西拿海峡，进入加拉勃利亚，但是，盟国的计划是在萨勒诺登陆的同时宣布停战协定）。宣布停战协定的密码无线电信号将从艾森豪威尔总部发出；卡斯泰拉诺答应：巴多里奥将在盟军总司令指定的时间宣布停战协定。
在西西里，卡斯泰拉诺与盟军官员们在赶紧准备空降作战的细节。到9月5日，计划送到了罗马。还下达了停战协定宣布后调遣意大利舰队和飞机的指令。离萨勒诺登陆只有3天了。准备时间十分匆促。但意大利政府还没有认识到这决定性的一天会来得这么快。原来卡斯泰拉诺根据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对他说过的一句含含糊糊的话，猜测盟军在9月10日以前不打算进行主力登陆；他估计登陆可能在9月12日进行。巴多里奥和他的将军们对这个猜测信以为真，结果当他们在9月6日上午收到盟军护航舰队已到达巴勒莫以外的海面上的情报时，大吃一惊，很不愉快。护航舰队的位置、规模和行动方向使意大利总参谋部马上看出，盟军这次的袭击比他们期望的规模要小，地点也更往南；的确，他们还有些怀疑，这是一次主力登陆呢，还是一次没有告知他们的次要的、辅助性的袭击。(251)
意大利人几乎还不曾开始他们抗击德国人的准备工作，指挥意军的将军们还根本没有一致认为政府的倒戈政策是明智、光彩和切实可行的。当情况大白，知道盟军的行动与意大利统帅部所期望的规模很不一致，盟军显然将在意大利人做好准备之前很久，并将在远离罗马以南的海岸登陆时，意大利政府决定停战协定应推迟宣布。但是巴多里奥却既不十分急于把这个决定通知艾森豪威尔，又不拟使用他可随便支配的无线电联络渠道。
与此同时，紧张的空降准备工作正在西西里进行。9月7日晚，指派去罗马着陆的空降师副司令官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到达意大利首都，来商定最后一分钟的计划。使他惊愕的是，他发现意大利军事当局婉转断言，认为停战必须延期，而空降行动只有等盟军到达罗马的攻击距离之内才能进行。这一破坏卡斯泰拉诺将军代表意大利政府仅在4天前签字的投降条款的事实，看来意大利人对此似乎心安理得。的确，巴多里奥还想说服泰勒将军在艾森豪威尔面前为他辩护呢。当这位美国人拒绝他的要求之后，巴多里奥勉强地自己准备了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鉴于德军在罗马地区的部署和兵力所引起的形势变化，接受立即停战已不再可能，因为这会激起德国人占领首都和武力接管政府。由于缺乏保卫各机场的部队，“巨人第二行动”〔空降攻击〕已不再可能。(252)
9月8日是艾森豪威尔打算宣布停战协定的日子，这天上午这份电报和泰勒将军发出的另一份撤销空降行动的电报一起到达盟军总部。看来这是一场清清楚楚而又毫无疑义的出卖。艾森豪威尔当然便撤销了对罗马的空降攻击；他回电巴多里奥威胁说，如果他不照最初商定的那样公开宣布停战协定，将产生“严重后果”。艾森豪威尔通知他，不管怎样，盟国电台将于9月8日下午广播停战协定新闻，这一步是为了打消巴多里奥想与德国人保持和平的任何希望。(253)
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以及对意大利说来是如此神速、如此突然和如此灾难性的事态发展，彻底摧毁了意大利政府的士气和战斗力。在电台广播了艾森豪威尔关于停战协定的公告后，巴多里奥已别无选择。如果他保持沉默，德国人肯定会叫他下台，并把他作为叛徒处理。他惟一的希望在盟国身上。结果，就在艾森豪威尔的公告广播后的一个半小时，巴多里奥在罗马电台发表讲话，证实了停战协定。他的讲话决不是一篇要人们拿起武器与德国人战斗的激动人心的檄文，而且字面上就流露着他的半心半意。他说：
意大利政府认识到继续对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是不可能的……已要求停战。……这一要求已被接受。意大利军队从此将停止对其在任何地方可能遇到的英美军队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但是他们将反击来自任何方面的进攻。(254)
听到巴多里奥讲话的意大利军队一定会觉得他的这番话矛盾百出。到底谁是敌人呢？意大利政府的命令又是什么？除了意大利海军在停战协定一宣布立即按照指令驶往盟军港口外，意大利人好像没有什么有效的行动计划。各个指挥官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只得自己决定怎么做。
在艾森豪威尔和巴多里奥宣布意大利投降后几个小时，盟国先头部队在马克·克拉克将军的指挥下到达萨勒诺海滩。他们发现自己遇到警觉的德国军队的抵抗。然而，最初，登陆进行得还算顺利，直到9月12日德军才大力反击。在那以前很久，意大利在大陆上的军事力量已经瓦解。到9月9日清晨，意大利军队显然已经到处都不能抵挡德国人。事实上，除个别例外，意大利人甚至根本不去试图抗拒德国的威胁和要求，而是低首下心听凭德国人把他们解除武装或关进营房。(255)
巴多里奥和国王眼看罗马要被德军占领，在9月9日上午4时30分左右逃离首都。他们总算安全地到达布林的西，进入盟国防线。不管巴多里奥政府一度有过多少现实性，曾几何时，在停战协定宣布后的24小时内，这种现实性就烟消云散了。仅有寥寥几位部长跟着巴多里奥和国王逃跑；军队溃散或被德国人俘虏；行政机构完全解体。巴多里奥和他的国王陛下到达布林的西时，与其说是两个拥有什么地盘或臣民的统治者，还不如说是两个难民。
当这些重大事件在意大利发生时，丘吉尔正在华盛顿做工作，力图缓和美国，使它不再反对去充分利用由巴多里奥倒戈所展现的新的军事上的机会。他雄心勃勃，不仅想夺取罗马，在意大利北部某地建立一条反德战线，还想迫使德国人从巴尔干半岛南部撤退到萨夫河和多瑙河一线。如果当时驻扎在巴尔干地区的意大利24个师能加入希腊和南斯拉夫游击队，如果能说服土耳其对德宣战或者让英国空军使用其国土上的基地，那么不管希特勒怎样热切希望德国人能够保住他们在巴尔干地区的阵地，也就未必可能。如果一切都进行得顺利，如果盟国能当机立断，那么完全可以期望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这些附庸国背叛德国。(256)然而要充分利用意大利的崩溃所造成的局势，就必须说服美国同意在地中海实行更积极的政策。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已同意的时间表撤退部队和登陆艇这一步就非取消不可；这当然也就意味着把“霸王”计划推迟几个星期或几个月。(257)
1943年9月9日摊牌了。那一天罗斯福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258)举行了一次会议，听取丘吉尔的意见，他要求修正“三叉戟会议”达成的协议。这个协议在魁北克会议上曾稍作修改后予以确认。这显然是该作出决定的时候了。在意大利，事态发展迅速；如果盟国要抓住凭丘吉尔的乐观想象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切有利条件的话，行动就得既坚决又迅速。同时丘吉尔知道，机会越是充裕，马歇尔就越是多疑。因此首相只提出了他的利用意大利投降的最小的计划。他还竭力否认有任何“削弱‘霸王’计划”的想法；对于为了加强进攻法国而从地中海撤回7个师的协议，他也抑制自己，不想要求重议。他建议向意大利挺进应该不到波河流域即行停止，以免拉长战线。他把一切可能在巴尔干发生的战事都寄托在较远的将来，争辩说，一旦横跨意大利北部的防线建立起来，就有可能调拨一些部队到亚得里亚海以东作战。(259)
这些建议总起来说，并不要对已为大家同意的计划作任何重大的改变。但是美国人满腹狐疑，怕对计划一作改动便可能出现缺口，把英美战略完全颠倒过来，正像1942年丘吉尔的“火炬”计划取代美国人的“大铁锤”计划那一次一样。因此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们打定主意，不为他人所动。对他们来说，是“霸王”计划第一，他们不同意对这一计划安排好的步骤作任何改变。根据马歇尔的意见，不管看来可能出现的新机会有多大诱惑力，“霸王”计划所需的东西都不应当留在地中海。对马歇尔和他的美国同事们来说，利用意大利的崩溃而出兵的话，必须只限于已指定用于地中海的部队能完成的范围之内。9月9日会议的结果批准了惟一的新行动，就是同意英国去占领多德卡尼斯群岛，即使是对这一点，美国人也不同意推迟登陆艇的起航时间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侵占按早先计划指派给“霸王”计划和缅甸战役的人力物力。(260)9月11日，在罗斯福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从丘吉尔的观点看来，取得的几乎是一个同样很不满意的结果。马歇尔确也同意，调来进行意大利战役的援军的比率应该增加，(261)但是他仍旧反对任何不按计划配备英美物资的主张。这些计划是在意大利的投降戏剧性地改变了地中海兵力平衡以前已为大家所一致同意了的。
经受这个挫折以后，丘吉尔至少暂时已经智穷力尽。地中海盟军的司令官们只好以他们手下现有的越来越少的部队尽力为之。这位首相不得已而求其次，发布紧急命令给威尔逊将军和亚历山大将军，叫他们大胆，甚至蛮干，期望以相对少的兵力得到大便宜，同时他迅速做好回伦敦的准备。9月14日，他从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启程回国。(262)
（4）意大利的政治解决
丘吉尔未能使美国人相信他的军事计划是明智的，这给这位首相一个严重的打击，但是他还能从他和罗斯福商定的处理意大利政治事务的方式中找到一些安慰。在停战后初期那些混乱的日子里，政治和民事问题都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每件事都依萨勒诺战役为转移，在这场战役中，有几天盟国似乎有遭到灾难的威胁。但是，经过一段困难时期，空中优势、海军的炮火支援以及蒙哥马利将军的第八集团军从加拉布里亚（9月3日该军在此登陆）逼近，为克拉克将军的第五军恢复了局面。9月16日第五军和第八集团军取得联系；两个星期后，那不勒斯陷落，德国人向北撤退去组织横跨半岛的防线。因此盟军战略的头两个目标那不勒斯和福贾附近的空军基地在10月初即被攻克。但是夺取整个亚平宁山脉以南的意大利或至少向北一直打到罗马的更大希望仍没有实现。
在开头几天的军事危机过去以后，怎样处理巴多里奥和他的政府的问题就成为一件要在盟国最高一级作出决定的事情。有三点对巴多里奥有利。第一是停战本身。盟国通过停战开始同他建立正式关系，不能轻易否定他的功劳。对巴多里奥有利的第二点是：几乎整个意大利舰队都根据他的命令投降了。这一点完全改变了世界海军力量的对比，使英美军舰可从地中海方面腾出来调往其他地方作战，同时给盟军统帅部增加了一批有用的舰艇。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丘吉尔确信君主政体最适合于意大利；而对君主政体的支持只能采用支持国王选定的首相巴多里奥元帅的方式。(263)
9月3日的停战协定限于军事范围，它限定意大利必须从战争中撤出它的武装力量并使盟军总司令有权在意大利的任何部分建立军政府，特别指出以后将对意大利政府应当遵守的政治、经济和财政条件作出规定。(264)巴多里奥政府的倒台使他不可能履行停战协定的所有条款，如果盟国愿意，他们就能根据这一点而抛弃他。
但是盟国不希望这样做。9月10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华盛顿联名发出了一份非常友好并带鼓励性的电报给巴多里奥。电报的语言带着明显的丘吉尔的口气：
际此贵国遭受极大痛楚的时刻，为赢得意大利人的和平与自由，为挽回意大利在欧洲文明中的光荣地位而采取最初的决定性步骤的使命已落到您的肩上。
您已使您的祖国摆脱法西斯奴役。而清除意大利国土上的德国侵略者这一更为重要的任务尚有待完成。……狠狠地打，准准地打。您的前途请完全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愿您在这伟大的世界性运动中同您的美英朋友们向着自由、正义与和平前进。(265)
这份电报是在巴多里奥政府显然完全垮台以前发出的，但是它是在巴多里奥最最倒霉的时刻到达的，它起了确认盟国支持由他领导意大利政府的作用。
但是含糊地承认国王和巴多里奥为意大利政府的首脑，并没有解决意大利行政上的很多问题。军政府的地位将如何？在盟国管理意大利事务方面，俄国将起多大作用？三个盟国政府预先如此费力协商起草的那份“长期”停战协定而今将怎样处理？
在紧接停战的几个星期中，盟国对意大利政策的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丘吉尔和罗斯福私下达成的一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英国将在意大利事务中起领导作用。这个协议不是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就是在会后丘吉尔留在华盛顿同罗斯福商议对意政策的日子里作出的。(266)这个安排相当于把法属北非的领导权委托给美国人的那次协议，但是这两项协议都未曾使某一盟国能完全和专断地控制事务。在采取每一重要行动之前都进行过协商。
当然，俄国人对意大利事态并不直接相关，但斯大林仍希望在盟国协商中占一席之地。一开始，丘吉尔和罗斯福就尽力让他了解他们同意大利人打交道的情况，在主要的步骤上经常征求他的同意。一般情况下，斯大林毫无争议地接受英美的建议。但是他确曾坚持俄国有权列于对意大利的战胜国之中。(267)然而丘吉尔的意大利计划中没有任何一部分可以让俄国人同英美官员平起平坐地在意大利用盟国政策来指挥。是英美军队赢得了这场胜利。英国和美国相应地享有优先权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这样相互施加压力，最后达成一个实质上是不伦不类的妥协。1943年9月29日，艾森豪威尔把“长期”停战协定交给巴多里奥签字。巴多里奥对协定的条款不满，但是他无可奈何只好俯首听命。尽管这个文件大部分已经过时，它毕竟还是起到了为意大利盟军总司令的权力提供法律根据的作用。(268)盟国政府所以坚持要假戏真做，强迫巴多里奥在他万万无力承诺的涉及意大利整个事业的条件上签字，其主要原因可能即在于此。(269)
“长期”停战协定的条款无疑是苛刻的。它给予盟军总司令无所不包的立法和经济权力。例如，它有权废除现行法律，有权随心所欲地要求支付任何赔偿和占领费用。还规定解散法西斯组织，同时逮捕战犯和解除一切法西斯分子的职务。意大利政府被这些以及类似的规定绑住了手脚，被迫完全屈从于由盟军总司令表达的盟国政府的愿望。(270)
关于盟国政府用以实施其意图的机构问题，“长期”停战协定中没有明确规定。第37条仅说：“将任命一个代表联合国家的管制委员会，负责按盟军总司令的命令和总的指示调整与执行本条款。”这显然仍使俄国参加盟国对意管制的问题悬而未决。对这个问题的谈判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直到11月10日盟国管制委员会才正式成立。这个委员会由英美人组成，而俄国人只有在为第二个组织——意大利咨询委员会——找到地点后才同意它的成立。(271)意大利咨询委员会的原来成员是英国、美国、俄国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但是还为此后接纳希腊和南斯拉夫加入该委员会作了规定。(272)
由于这些协议，有三个完全不同的组织分担着盟国在意大利的责任：盟国军政府、管制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三个组织中，就与巴多里奥政府的关系而言，管制委员会一开始就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早期阶段，巴多里奥政府基本上只是一个法律上的虚构而已。盟国军政府在当地的日常活动对意大利人说来是更为重要的。通过1944年1月军政府和管制委员会的高级人员的合并，解决了这两个组织间的关系问题。此后，两者就不可能再像起初那样各自为政了，实际上，它们也一清二楚地划分了职责。军政府管制紧邻战线地区的民事，而管制委员会则监督深入后方地区的意大利政府的行政事务。(273)
意大利咨询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是有职无权、无足轻重的。第一，它设在阿尔及尔，只能间接得到有关意大利事务的情报；其次，英国和美国政府的政策正是要把咨询委员会远远地撇在一旁，使其不能参与一切真正的决策和争议。俄国人和法国人没过多久便心中有数了。他们便向英美提出，要参加盟国对意的管制的新要求。1944年1月，英美作了一个很小的让步。给予一个俄国人和一个法国将军以“观察员”的权利参加管制委员会，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他们各自的国内当局得以了解在意大利所作的事情。但是行政权仍然牢牢掌握在英国人和美国人手中。(274)
这样最终搞出来的盟国管制意大利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它的重要性不仅在意大利本身，而且在于它成了东欧其他前敌对国停战政权的榜样。西方盟国在意大利事务中只让俄国名义上参加，其他都排除在外，这样他们便是作茧自缚，今后在东欧事务中除了沾一点边以外，什么都管不着了。当然，也找不到别的安排更能符合军事力量和军事责任的实际分配，或者更能适合英俄之间接近表面化以及俄美之间隐蔽而不明显的那种互相不信任的关系了。
丘吉尔对巴多里奥和国王的政策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是，他想在意大利建立起他们的权势和威信。一当意大利政府投降，盟国，特别是丘吉尔，便急于说服意大利政府对德宣战。原因是丘吉尔相信以国王的名义宣战可以把意大利军官重新纠集起来，站在盟国一边对德作战。由于意大利重要的守备部队在像多德卡尼斯群岛、撒丁、科西嘉和爱奥尼亚群岛等这些地方仍继续存在，如果当地意大利指挥官能被说服全心全意加入对德作战，将会得到很多好处。(275)
因此，1943年9月23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指示艾森豪威尔，如果国王对德宣战，允许意大利“协同作战”。但是国王和巴多里奥却畏缩不前。他们希望索取对方各种各样的让步（比如撤销还没有签署的“长期”停战协定）作为对德宣战的交换条件。(276)不过意大利政府终究被说服了，只有宣战以后才谈得上将来的让步。因此，1943年10月13日，国王和他的政府对德宣战。巴多里奥向意大利人发表文告，命令所有意大利部队同德国人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这是一个意大利部队显然未曾服从的命令——文告继续说：“由我领导的政府不久即将组成。为了在意大利能够组成真正表现民主的政府，将邀请每个政党的代表参加。当前的安排决不损害意大利人民在和平恢复时选择他们自己的民主政府形式的不受限制的权利。”(277)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签署的联合声明同时发表，这份声明给予意大利人相当模糊的协同作战的地位，又警告他们：“协同作战关系……其本身不能影响最近签订的条款，这些条款仍然全部有效，仅在盟国政府间根据意大利政府可能对联合国家的事业提供帮助的程度而一致同意时方能调整。”(278)
当巴多里奥企图把意大利自由派和左派政治集团的代表吸收进他的内阁以符合他10月13日的文告的时候，他碰到了困难。共和主义情绪在这些集团中十分强烈，他们要求废黜国王。但是国王不愿意让位，同样，英国政府也不希望取消君主制，虽然至少有几个英国官员认为，乌姆贝托王储是一位比他的父亲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更有前途的能承担起王室责任的人物。由于君主制问题上的僵局，预备性谈判毫无结果，并于10月31日破裂。(279)巴多里奥退而组织了一个专家内阁，作为权宜之计，一旦攻克罗马即行改组，而罗马还没有攻下来，意大利政治家中在以国王将来地位为中心的问题上的日益增长的不安却无法平息。结果是意大利内部的政治问题，正像法国在北非的政治纠纷曾一度在1943年给英美合作带来困难一样，成了1944年引起盟国关系中发生摩擦的因素。
（5）爱琴海的败退
仅就盟国在意大利采取的军事行动和进行的谈判所获得的结果而言，可说相当符合丘吉尔本来的愿望。他想把战线远远推到罗马以北的最大希望落了空；另一方面，英美军队被坚决地指派在意大利打一场可望削弱德国在西北欧的力量的大仗。但是他在意大利的计划虽然取得部分成功，而再向东，情况却大不相同，他对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各国所抱的希望都遭到伤心的挫折。
一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对多德卡尼斯群岛发动进攻（9月9日）(280)，中东地区总司令威尔逊将军便受命自行拼凑兵力向该群岛勇猛进攻。罗得岛似乎过于强大，仅凭威尔逊所能拿出的力量而没有更大来源是难以攻占的，然而英国的一些小股部队于1943年9月18日在爱琴海的科斯岛、勒罗斯岛和附近的其他岛屿上登陆。这些部队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皇家空军如不使用土耳其大陆上的机场便不可能提供良好的空中掩护，而德国人却极容易从希腊和克里特岛的基地出发掌握制空权。因此英国人发现他们又重新在1940年时的那种条件下作战，而且要落得个同样下场。10月3日，德国发起伞兵部队攻击，收复了科斯岛——这并不是一项难以取得的功绩，因为意大利人表现得极其不偏不倚，他们像两星期前不抵抗英国大军一样地不去抵抗德国人。但是，一支英国海军分遣队于10月7日在斯坦帕利亚岛附近截击并摧毁了一支德国运兵舰队。德国方面的这个严重挫折使爱琴海东部英、德武装力量间形成了一种延续几个星期的极不稳定的平衡。
问题很清楚，要避免灭顶之灾，就必须向多德卡尼斯群岛增援，部队的惟一来源地只能是地中海中部。因此丘吉尔便精神饱满地干起来，试图说服艾森豪威尔，从用于意大利的部队中抽调一些到多德卡尼斯群岛来，他希望能在那里攻下罗得岛，从而确保勒罗斯岛。1943年10月10日，威尔逊将军与地中海战区指挥官们举行了一次会议来探究这种可能性。会议开得很不是时候，那时恰好判明德国人打算并且有能力无限期立足于意大利南部，结果，会议决定不能从意大利抽调任何部队。(281)
甚至这一挫折也没有完全使这位首相灰心丧气。10月里他又打出了最后一张牌，那时俄国人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首先建议，应该采取一些步骤促使土耳其参战。(282)这是援救勒罗斯岛上英国孤军的最后一个机会，丘吉尔稍事犹豫之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283)罗斯福于11月4日或这一天以前屈从于俄英的共同压力，同意协力敦促土耳其于1943年年底以前对德宣战，(284)但为时已晚。艾登努力想说服土耳其让英国飞机使用其机场，未获成功，多德卡尼斯群岛上的英军被置于无空军支援的境地。(285)这样，德国便得在11月12日向驻扎在勒罗斯岛上的该地区英军主力部队发起进攻，4天后该岛失陷。随后几天，投入这次战斗的英军残部或者撤退，或者设法转移到土耳其大陆。这样，到1943年11月中旬，德国已能从意大利崩溃的严重打击中恢复过来，并重振了它的东南两翼。丘吉尔对巴尔干各国和东地中海所抱的希望以灾难告终。
第四节 1943年的战后规划和准备工作
在阿拉曼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以及盟军北非登陆之后，盟国已能确有信心地展望战争的胜利结束，尽管德国和日本投降的时间和情况还有待以后才能看到。如何把战争打碎了的世界拼合起来的问题在1942年还或多或少带有学究气，但到1943年，它却越来越显得迫切了。这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近期的：战后的善后救济和复兴工作不能听其自然，不能依靠个人的积极性，或是仰赖于自由市场的作用。所有参战国的经济活动都已经纳入战争轨道，以致不能指望和平时期的经济关系会正常地、自动地恢复；此外，欧、亚广大地区已经遭到或者很快将会遭到交战部队的蹂躏。在交通中断、货币制度失去信用、原料匮乏和工厂被毁的情况下，看来在盟国取胜以后，经济崩溃和普遍的饥饿显然将接踵而来，除非战胜国能迅速地进行系统的善后救济和复兴工作。
这个问题很早就预见到了。早在1940年8月，丘吉尔就答应说英国政府将承担解放后的欧洲的救济工作，他建立了一个各部间的特别委员会，由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领导，尽量买进剩余农产品和其他剩余物资以供将来救济分配之用。但是，随着战争的蔓延和加剧，剩余物资多半绝迹，同时，由于美国和俄国参战而造成的形势变化，显然要求对战后善后救济问题作新的探讨。1942年11月，美国成立了一个类似李滋-罗斯委员会的组织来规划战后救济工作。这个名为海外善后救济执行局的组织的领导人，是纽约州的前州长赫伯特·莱曼。
可是，由各个国家分别来搞救济显然不行，抢购物资将无谓地引起涨价，单是这个理由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关于建立一个国际性实施救济工作的机构的初步计划早在1942年2月就提出来了。英国政府、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提出了各种建议。在努力协调这些建议之后，1942年8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国际救济机构的章程草案中的第一个草案。到1943年5月，三个主要盟国以及中国达成初步协议，于是联总章程的建议草案的全文被分发到40个其他盟国和有关国家去征求意见和批评。到1943年9月，已按照一些较小盟国的意见作了不大的修改，就这样，1943年9月24日公布了联总的协议草案。1943年11月9日所有联合国家的代表在白宫签署了这份草案。(286)
联总协议规定，设立一个负责战后救济物资分配的国际性管理机构，但包括十分重要的财政问题在内的许多项目将留待联总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解决。这个会议于1943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举行。足足有44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使之成为大战开始以来举行过的历次国际性会议中给人印象最为深远的一次会议。(287)联总委员会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它决定，各捐献国应把本国国民经济收入的1%左右供联总用做采办救济物资之用。它决定，受惠国内部对救济物资的分配不应根据个人财力调整，而且不允许根据宗教、种族或政治信仰作任何歧视。凡有足够外汇支付联总救济物资的国家必须以外汇支付，无力支付的国家可同样接受救济物资而不使负债。最后，选举赫伯特·莱曼为这个新机构的总裁。(288)
不大好办的是联总与战地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罗斯福于1943年11月10日作出决定：在美军将作战的区域内，任何特区或国家解放后的大约头6个月中，军事机构将负责救济工作，此后才由联总接手。英国方面表示同意，于是，所有的英美司令部都设立了一个民事部门（实际上在艾森豪威尔领导下北非已经建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专门负责被解放国家和战败国家的救济工作以及有关当地民间的其他事务。(289)
鉴于联总以及军方救济工作机构的建立，人们有理由期望，欧亚解放后紧接着会出现的问题将得到妥善处理。可是，远在这些问题的范围之外还存在着战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联合国家之间将来的关系怎样？特别是“大联盟”的前景将会怎样？如何处置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些战败的敌人？可以采取些什么安全措施来防止未来的战争？诸如此类的问题涉及到盟国内部的利益和政策的冲突——这些冲突暂时都被联合对付希特勒这个压倒一切的需要基本上掩盖着，但是这些冲突依然存在，有时候还相当表面化，使盟国间不能融洽无间。
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各自珍藏着一个理想的模式，希望按照它来建立一个和平、富饶和幸福的世界。美国设计的方案是：世界由自由、独立、民主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大体上和在美国、英国以及西欧发展形成的议会式民主制相仿佛。许多美国人相信，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各种利益之间将会自然而然地调谐一致。既然没有人喜欢战争，假如人民又能够真正地控制他们的政府，那么也就不会再有什么战争了。一旦发生争端，可以通过一个新的改进过的国际联盟经法律程序用公开办法得到解决。像罗斯福和赫尔这样的人主张，在一个民族被邪恶的领导人引入歧途时，国际组织将不得不诉诸武力——一支警察部队，其存在本身就足以使潜在的侵略者望而生畏，从而能够保证和平，即使不能保证永久的和平，至少也能保证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和平。
俄国政府所描绘的美好世界的蓝图则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和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将树立世界和平，因为战争的惟一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但是这种共产主义的世界性“十字军运动”已经有些陈旧了，斯大林发现在战争期间抑制一下革命宣传还是明智的。俄国领导人也许仍然希望欧、亚一些地区发生革命，但他们可能不再期望世界革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290)当然，他们并不曾认真打算在1943年按照这张共产主义蓝图来行事。因此俄国人把规模宏大的战后规划的领域让给美国人。
英国不能全心全意接受美国人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将使大英帝国早日消亡。英国人更不能接受俄国人那种医治世界疾病的共产主义药方。美国和俄国新近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而且充满自信，这两个幅员广大的民族国家的威力明显地超过了英国的孤单单的力量。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战后问题主要是在形势许可之下尽量挽救英国的影响、财富和势力。同在美国一样，英国许多人希望战后有可能在一种自由的结构之中实行世界范围的合作，可是，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和丘吉尔之类的人念念不忘的另一种办法是，要在列强之间达成协议，把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认为这是第二种最好的办法。
英国的对外政策因此针对着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努力与美国，可能的话，也与俄国，达成全球性谅解；二是努力巩固英国在西欧和地中海的影响。英国希望看到法国一从德国控制下获得解放，马上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接手管理法国的工作，英国支持戴高乐的主要动机就在于此。英国期望这个政府能对大不列颠略表感激之情，并有可能帮助它在欧洲大陆上同俄国巨人相抗衡。(291)同样，英国的参谋长们和首相一再流露的要在地中海地区作战的顽固的嗜好，无疑也是与他们想看到地中海沿岸驻上英国军队和建立起友好政府这个愿望相关联的。(292)
尽管罗斯福和赫尔坚信与英国和俄国达成全球性的谅解是完满解决战后问题的根本关键，英国另外还相当专心致志于为它本身建立一个势力范围。美国人不肯用“势力范围”这样的字眼来称呼他们的活动，这就遮蔽了他们自己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自己所作的许多事情。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出席莫斯科外长会议回国后对国会的讲话中竟然十分真诚地说：“……将来不再需要势力范围、联盟、力量均衡或其他任何这类特殊的安排，这是一些在不幸的过去各国竭力用以保卫自身安全或者增进本国利益的办法。”(293)这种话在俄国人听来肯定觉得挺虚伪，可能英国人也有同感。美国在拉丁美洲和中国的所作所为摆在他们的眼前。然而事实仍然是，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对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和对中国的老大哥政策，似乎无异于在国际关系中实际运用自由、民主原则的高尚行为。
可是，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同美国政治家如此不满的欧洲国家的做法竟是令人可疑地相似。诚然，美国在罗斯福采用睦邻政策之后不再对拉丁美洲实行强迫的方法。但是经济控制是一种很好的替代，它使除阿根廷外的美洲其他共和国对美国的外交领导几乎总得俯首听命。
美国对中国的战时政策也被披上了类似的理想主义的外衣，但局外人如果把美国的政策解释为企图把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那也是情有可原的。(294)一位美国军官被指派为中国军队的参谋长；美国总统派出使者连珠炮似的不断地向蒋介石献策，美国施加压力迫使俄国和英国同意在盟国诸强中给予中国一个礼貌上的位子。蒋介石夫人在1943年2月私下向罗斯福保证，让他放心，中国将在战后和会上支持美国的政策。而总统也认为他能指望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朋友和支持者。(295)
同样地，俄国人也清清楚楚地表示：他们打算沿着西部边界为自己建立一个势力范围。斯大林在1941年12月要求英国承认，波罗的海诸国以及战前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一些部分并入苏联。(296)尽管这问题由于美国的坚持而延宕了，但俄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从未动摇，而且还利用无数次机会来表明这一事实：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卡累利阿以及战前波兰国的乌克兰地区和白俄罗斯地区现在都已正式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在1943年一年中，俄国野心显然更大了。在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破裂之后（1943年4月26日），(297)一个波兰爱国者联盟在俄国成立了，同时还新建了一个波兰师与红军并肩作战。波兰爱国者联盟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它在1943年6月17日的首次公开宣言中向斯大林保证：“我们不会允许那些试图在波兰人民和苏联之间挑拨离间的人妨碍我们的关系，”(298)从而与波兰流亡政府开始公开论战。
1943年末，苏联的活动公然伸展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俄国政府在12月14日宣布，一个俄国军事使团将派往铁托的总部；(299)俄国和捷克流亡政府之间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于12月12日在莫斯科签字。这些步骤本身只能被解释为友好的姿态，但是多疑的西方人能够而且确实从中看到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复活和俄国的扩张。在俄国内部，政府允许——简直是鼓励——泛斯拉夫主义感情的复活，特别在大战的后几年。(300)同样，俄国东正教在1943年9月4日的恢复，可以被解释为不仅是对某些俄国人顽固的宗教狂的让步，而且还是布尔什维克政府可能用来对巴尔干半岛上东正教各民族的影响和支持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沙皇们也是使用过的。
就这样，看来三个主要盟国都各自专心致志于为本身建立一个地理上的特殊势力范围，在这种范围内，友好的政府将按照这个或那个强大盟国的政策来行事。严重妨碍依据这些原则和和气气地瓜分世界的是德国问题。盟国中没有一国甘心把整个德国纳入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但是各国又都同样地反对德国无人管辖，原封不动而不受控制，具有东山再起的潜力，就像它在1918年以后又重整旗鼓一样。怎样处理战败的日本这个问题，对于盟国三强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一则是因为俄国没有与日本交战，英国也不能把很多力量用在对日战争上；再则日本的固有力量也比德国要小。
1941年和1942年所发表的各项宣言对于盟国的战后政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笼统的原则。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和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家宣言是正式和公开阐述英、俄、美三国意图的主要文件。但这些宣言所用的语言是一般化的。等到胜利的前景更加明朗，这三大国的外交官们开始关心详细的建议和怎样使本国的利益同困难时期所宣布的崇高原则和谐一致这个棘手的问题。
安东尼·艾登于1943年3月访问了华盛顿，目的是试探美国官员对于战后问题的意见。在与罗斯福、霍普金斯、赫尔以及其他人的谈话过程中，两国政府看法上的许多分歧变得明显了。最重要的矛盾在于美国的关于联合国托管制度的计划。罗斯福在他心情比较开朗的时候曾表示，他希望看到对世界一切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地区都实行国际托管制度，代替战前单个国家对这些地区所实行的帝国控制。(301)艾登认为这种托管计划实行起来将很困难，因为未来的联合国各受托国有着不同的民族忠诚观，而且，这种计划将会削弱并最终摧毁大英帝国。
关于欧洲，英美的意愿和期望不存在什么根本分歧，虽然在细节问题上仍不一致。对于俄国将要求沿其西部边界扩张大片领土的事实，罗斯福不愿意正面反对，而艾登则倾向于至少不加挑剔地接受俄国那些比较适度的要求。(302)至于德国，双方一致认为把德国分成几个国家是个聪明办法；美国人主张事前做些工作，决定一下德国的哪一部分将由三大盟国中的哪一国军队来占领。(303)
然而，关于法国，却出现了相当大的意见分歧。罗斯福认为，一旦德国被解除武装，法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就没有理由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他的确还设想过要把法兰西帝国的各战略要冲转变为联合国家的军事基地，由盟国三强的部队来驻防——譬如，英国人可以驻在比塞大，美国人驻在达喀尔。而在艾登这方面则希望看到法国再一次成为军事强国，能和英国一起同俄国抗衡。(304)
关于波兰，艾登和罗斯福都一致认为将不得不在领土方面作一些调整。两人都觉得东普鲁士应当交波兰管辖，波兰的东部边界线大体上应该按照寇松线划定。艾登对于波兰流亡政府中的民族主义者经常表现出来的那种不现实的过分的野心显得很恼火；罗斯福同意战后波兰的疆界将由各大国来确定，不必过于顾惜波兰的沙文主义情绪。(305)
关于战后继承国际联盟这一组织的形式和权限问题，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还没有制定出确定的政策。美国国务院成立了各种委员会来考虑成立国际性组织的可能性，但还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赫尔坚信，只有成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才适合美国的利益，才能得到舆论的支持。当此事提出来同艾登讨论时，这位英国外交大臣说，他本人是赞成一个世界性的单一的国际组织的。(306)
可是，英国首相的想法在1943年的头几个月里是与此完全背道而驰的。丘吉尔不相信任何国际性机构能够消除战争的根源，他坚信重建力量均衡有着不可回避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丘吉尔看到两种可能的危险。一方面，他害怕美国也许会像1919年至1921年时那样，战争一结束就退出欧洲舞台，不再积极参与那里的事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只剩下一个英国来对抗苏联势不可挡的力量，欧洲的力量均衡就岌岌可危。另一方面，丘吉尔深切地意识到，在一个由美俄两国统治的世界上，英国很可能被置于一个极不舒服的地位，在两块大磨石之间碾着。
针对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可能性，他想出一个主意，建立一个管理欧洲的机构，把欧洲国家结合成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整体，这个整体能以多少是同等的条件满足欧洲大陆东部和西部的国家。他想象了一个类似欧罗巴合众国的东西，它的组成部分是欧洲的主要大国（包括英国以及较小国家的区域性联邦——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多瑙河流域以及巴尔干半岛诸国的这类联邦）。(307)丘吉尔计划把这样的欧洲作为一个单位并入一个更大的世界性组织。他在1943年3月21日（当时艾登在华盛顿）所作的一次讲话中，建议创建一个欧洲委员会和一个亚洲委员会，从属于一个包括战时联合国家在内的世界性组织。(308)
1943年5月，当丘吉尔在华盛顿出席“三叉戟会议”的时候，他找到了机会来畅谈他关于战后世界的想法。在和美国政府领导人的会谈中，他大略谈及一个设想，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下面分设几个区域性的委员会。这次他提出三个委员会：一个是太平洋地区，一个是美洲，还有一个是欧洲。另外，这位首相还建议，世界各国都要把武装力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照常服役；另一部分则固定由区域性委员会调遣，用以对付在他们负责的地区内任何可能出现的侵略者。此外，他还详细谈了英美两国亲密合作的必要，他建议两国之间采用某种形式的共同国籍，在战后继续保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并通过系统的程序，商议外交政策。(309)
丘吉尔对于战后世界组织的意见不一定是英国政府的意见。关于英国在国际性组织方面有些什么要求，内阁在1943年似乎并没有取得任何正式的一致意见。就英国公众而论，一般说来远不像首相那样热衷于计算力量均衡和国家利益。在英国同在美国一样，人们十分普遍地希望有一个较为美好的世界，而且在这两个国家，这种理想主义的表现形式也很相似。英国大多数人对于俄国人英勇地抗击希特勒深怀感激，英国公众不理解为什么战时的联盟在胜利后定要散伙，他们衷心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于一生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深重苦难的这一代人来说，通过某种国际联合的形式造成一个充满良好愿望和通情达理的世界，并非什么荒诞不经的幻想。他们知道俄国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更大的苦难，因此，看来完全有理由期望在苏联也普遍存在同样的看法，而民众渴望和平之心将会在分隔俄国和英国，分隔美国和英、俄两国的理论和实际的鸿沟上架一座桥梁。
在1943年春天和夏天的那几个月里，美国官员把许多心思花在战后的国际秩序问题以及美国在未来的任何国际组织中的位置问题上。起先，罗斯福倾向于接受丘吉尔关于建立区域性组织的计划，但是国务卿赫尔极力反对这一建议，并逐渐使总统转而相信他的想法。赫尔反对区域性组织的意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担心区域性组织的实际结果将为各大国创造势力范围。他认为它本身就很糟，是未来战争的孳生地。此外，他认为英、俄可能利用区域性组织来建立贸易壁垒，排斥美国同世界重要地区的贸易，从而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的第二个主要反对意见是：他认为美国公众不会支持美国参加欧洲或亚洲的区域性委员会，反而会坚持一种改头换面的孤立主义，把美国参加国际事务的积极活动局限于西半球。(310)
这些论调使罗斯福信服。到1943年8月，他已明确地改变了主意，现在他赞成创建一个单一的世界性国际组织，这个组织要使四大国——美国、英国、俄国和中国——有占优势的发言权。与此同时，丘吉尔已经不再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能在俄、美两大势力之间保持均势的有效的欧洲政治单位了。可以猜得出有两个理由使他改变想法的。最重要的一个是：在“三叉戟会议”（1943年5月）和“象限会议”（1943年8月）之间的几个月中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恶感。没有俄国的同意，联邦欧洲的计划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而俄国人已极其明确地表示他们反对任何扩展到中欧和东欧的联邦计划。(311)
迫使丘吉尔放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战后欧洲联邦这一希望的第二个理由是：美国政府拒绝接受区域主义。从丘吉尔的观点看来，美国人的态度中有许多似乎不现实的东西，但是接受美国在战后规划中的领导地位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美国将不得不积极参与战后的国际事务。在丘吉尔看来，英俄关系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越多，似乎越有必要统一英美的政策和计划。因此，牺牲这个虽然对英国说来吸引力大得多，而实际上十之八九行不通的计划，以换取美国在战后世界的积极合作，看来还是合算的。
英国在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或称“象限”）会议上接受美国的战后计划的背景就是这样。8月21日，国务卿赫尔提出一份宣言草案，建议尽早在一个切实可行的时间（预计在战争结束前）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国际组织。艾登赞成把这个宣言作为同俄国谈判的基础，后来，在会议结束前，丘吉尔也接受了它。(312)
丘吉尔一旦接受了美国的草案，便实际上放弃了他曾经一度有过的推行独立的战后政策的任何希望。丘吉尔决定把他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不再依靠英国自己的力量，也不再依靠一个友好和统一的欧洲的支持。今后必须去同俄国势力抗衡的，将是美国，而不是重整旗鼓和经过改组的欧洲。
俄国对于战后世界组织的看法必定还是一个有待揣摩的问题。“三叉戟会议”和“象限会议”之间的这段时间（1943年5—8月）的特征是，俄国与西方两盟国之间关系极为紧张。在“三叉戟会议”上作出的把进攻法国北部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的决定使斯大林对于西方满腹狐疑。丘吉尔和罗斯福是不是真的在使德俄相斗，以收渔利？他们是不是要等这两个国家都已筋疲力尽时再用武力介入欧洲大陆来推行一套和平解决办法，像1919年那样再次把俄国排斥于欧洲事务之外呢？俄国人一定是这样看问题的，这些俄国人不承认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有确确实实的困难，对于士兵生命的牺牲也不像西方人那样神经质。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在掠夺成性的资本家和苏联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友谊。英国和美国的那些老奸巨猾的资本家利用德国人来为他们打这一仗而同时又利用俄国人来为他们打另一仗，这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至于租借法，可以解释为是一种使这场搏斗旗鼓相当从而确保俄德这一对西方盟国的孪生敌人同归于尽的手段。另一方面，租借物资的交货在1943年夏天才扩大规模，其实那时候俄国最窘迫的时期已经过去。难道这只是因为美国人计算错误，正在无意中把红军搞得过分强大吗？
当然，这几个月里支配斯大林及其顾问们的行动的思想和忧虑的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是，看来完全有可能，俄国领导人的头脑里确实在权衡轻重，在单独与德媾和以及继续同西方联盟这两者之间进行抉择，而今这种同盟除了使得俄国人和德国人流血以外，简直没有别的。根据发表过的零星的，然而可信的证据，俄方代表在1943年夏天同斯德哥尔摩的低级德国官员进行过对话，想了解能否找到对双方都适宜的媾和的基础。(313)但是希特勒对于谈判并不认真感兴趣，因为谈判可能被当做是他这方面软弱或绝望的表示；同时，由于双方人员都无权代表各自的政府作出保证，俄国人的这次主动行为没有结果。相反，当1943年7月5日德国人打破了继斯大林格勒进攻战之后的暂时沉寂，在中线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激烈的战斗又开始了；在一个星期里，俄国人挡住了纳粹的推进并发动了反攻，这场反攻在整个夏天一直在胜利进行。
到1943年8月24日，斯大林同意举行拟议中的英、美、俄外长会议，(314)这时可以认为，俄国政府已明确决定同西方两国联盟把战争继续打下去。此时，俄国工业在生产军备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庞大的红军日益增长的信心和技能已打开全面战胜德国的前景。即使不靠冬季气候的帮助，俄国军队也已显出有能力向德国人进击；即使没有在1943年开辟法国第二战场的情况下，希特勒的军队也抵挡不住俄国的进攻。战胜德国，不管有没有盟军在西面的直接帮助，将意味着斯大林可以有理由希望，一个强大的德国所必然构成的对苏联安全的威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是同希特勒谈判媾和所不能得到的。消灭德国的军事力量还使俄国人有可能在东欧和中欧各国建立友好的政府；的确，在各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俄国的影响很可能强有力地遍及整个欧洲大陆。
估计斯大林是在1943年7月下旬或者8月的某个时候，咬紧牙关决定把战争打到底的，如果这个推断是正确的话，那么他在大致相同的时候还必须作出另一个同样重大的决定：单独干到什么时候？同英美两国在政策和战后规划方面协作到什么程度？显然，从斯大林的观点看来，只要同德国的战争还在继续，就不能冒险同西方盟国公开决裂。不但租借物资是俄国战时生产的重要补充，而且英美军队的支援在帮助红军摧毁希特勒力量方面有着实际的价值和更大的潜在价值。可是，从事情的表面来看，似乎斯大林没有必要接受美国关于战后国际组织的计划，也没有必要同意在被解放国家建立民主政府的这种公式，而他在1943年10月和11月的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却就是这样做的。
俄国政府在同美英政府达成有关战后问题的口头协议时心里盘算些什么？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妄加推测是愚蠢的。不管是什么道理，反正这是俄国政策的动向，而且，甚至在1943年10月外长们到莫斯科开会之前，已经有迹象显示俄国人有意于合作了。比如，俄国人同意了对意大利采取的措施，俄国极力克制自己，没有批评英美政府给予巴多里奥的支持。(315)9月3日，波斯加入联合国家宣言，没有遭到俄国的任何反对。这似乎表明，斯大林眼下不打算寻找通往波斯湾的出口了。(316)还有，1943年9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告知西方盟国，日本企图在俄国人和希特勒之间调停，而斯大林当即拒绝了这个提议。(317)但是，事情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当美国起草的关于战后国际组织和安全的宣言草案第一次提交俄国人时，他们不肯接受，反对美国人意欲把中国与其他大国一起作为宣言的共同发起人；(318)美国想在波兰流亡政府和俄国人之间进行调停的提议，在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也被拒绝了。(319)
“象限会议”结束后，英美政府对各自关于战后世界的希望和计划都互相摸得很透了，双方还都希望能够说服俄国同它们一起来制定和维护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320)是美国人带头同俄国人开始了有关战后计划的谈判。这样开始做后，在他们1943年同斯大林打交道中，始终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条是：罗斯福相信，假如他能见到斯大林并同他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将能消除一些俄国和西方盟国间由猜疑造成的障碍。罗斯福对他个人的魅力颇为自信；但同时也深信，他的提议显然是通情达理的，没有任何人，甚至斯大林，能够拒绝得了。
他准备在小事情上对俄国人慷慨大方——譬如说意大利海军问题(321)——并认为这种慷慨不应当因为讨价还价而受到损害。他希望（并情愿把所有的赌注都下在这个希望上）一旦他向斯大林证明美国确实愿意友好合作之后，这位俄国领袖会放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支持他罗斯福关于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与和平的世界秩序的计划。俄国人毕竟还是可以得到很多好处的。他们肯定需要时间和其他国家的帮助来重建他们自己疮痍满目的经济。而且，罗斯福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他认为所有的人，本性都是好的，都是善意的；他不相信一旦友好的气氛占了上风还会有什么国家利益的矛盾不能解决。要么和解，并由一个国际机构来执行和平仲裁；要么打一场新的、破坏力更大的战争。那么谁还会轻率和盲目到这种地步，不愿意选择前者呢？
中心问题看来似乎比较简单：要打破以往事件所造成的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而达到这一目的最迅速和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个人接触和坦率的讨论把斯大林从一个同盟者转化为一个朋友。这位总统也许从来也没想到过，斯大林可能以全然不同的心情来对待这种会见，他可能不把罗斯福看做一个推心置腹、慷慨豪爽的朋友，而是看做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毫无理性的代表人物，或是看做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居心叵测的狡猾的代理人；或者就算罗斯福想到过这一点，他也会置之不理的，因为他难以相信人家会把他真正的为人如此丑化。他信心十足，认为只要斯大林同他面对面坐上5分钟，就一定会认识到自己过去是多么错误。因此，罗斯福不放过任何机会试图安排一次同斯大林的私人会晤，尽管一再遭到拒绝和推延，他仍然坚持这种努力。
影响美国对俄国态度的第二个重要考虑是希望在对日战争中得到俄国的帮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日本在满洲的军队甚至可能会在日本本土已被征服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继续作战这种危险深以为虑。(322)即使这种可能的情况终于不发生，如果俄国军队向满洲的日本人进攻，如果俄国人同意让美国空军在西伯利亚建立基地，那对于美国的对日作战来讲也显然是一大帮助。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合作必定会减少美国人的生命损失并缩短战争时间，而这些正是美国参谋长们评价政策的标准。
就这样，尽管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日益增长，但在1943年整整前10个月中，美国政府却扮演了一个求爱者的角色，追求着斯大林这个故作羞态的情人。没有斯大林的同意，罗斯福对于未来的一切美好希望都将成为泡影。此外，英美两国的许多人士对于西方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对待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态度都心中不安，并且隐约地怀有一种内疚，因为俄国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数超过了英国和美国。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分子感到，西方国家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这些事情上可以向俄国学习许多东西；保守主义者觉得可以把战时俄国的一些事件解释为俄国已放弃革命蠢事并回复到旧俄传统。诸如此类的感情、希望和信念的线索都影响美国在1943年期间对苏联所采取的态度，英国的态度也受到影响，只是不那么显著罢了。(323)
在斯大林同意举行三国外长会议之后，会议的议事日程、时间和地点马上就开始谈判商定。英美方面费了许多唇舌，想说服俄国人同意在英国或某个中立地方举行会议，但斯大林坚持要在莫斯科开会。9月10日，西方盟国作了让步。(324)因此，莫洛托夫、艾登和赫尔于1943年10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会面，讨论了初步的程序问题，第二天就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
带上会议桌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缩短战争的时间。俄国人想知道英美关于在1944年进攻法国的计划是否依然未变，并提议三巨头立即对土耳其和瑞典施加压力，要土耳其参战，要瑞典允许盟军在对德战争中使用其空军基地。美国人提议为“穿梭轰炸”作出安排，那就是，为使美国飞机在攻击德国东部的目标后能在俄国加油和重装弹药，然后在返航时再攻击其他目标，应当在俄国设立美国的空军基地。另外，美国人想在西伯利亚建立气象站，还提议订一个协定来改进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空运。
赫尔认为军事问题处于他的职权范围之外，他把这些事情交给和他同赴莫斯科的约翰·R·迪恩将军办理。迪恩以及丘吉尔派在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私人代表陆军上将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能向俄国人保证，进攻法国北部的计划在1944年春实行，并概述了正在进行的各种准备。不过，他们的确还强调了一下魁北克会议上讲定的条件，除非德国的空中力量被大大削弱，除非德国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后备军不超过12个师，外加一个新的条件，即除非德国人在进攻开始日之后的两个月内抽调不出15个以上的师来对付登陆部队，就不能实施进攻。俄国人对这些情报表示满意，尽管他们对于拟议中的进攻的具体实施日期仍然不得而知。(325)
俄国人“原则上”同意美国关于穿梭轰炸、气象站和改进空运的提议，但是很勉强，他们后来又为这些提议的实际执行设置了重重障碍。确实，莫洛托夫曾试图不把这些事情载入会议的正式记录，而只是在赫尔自己出来干预之后才同意把它们也写进去。(326)
土耳其和瑞典问题被送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以及罗斯福和丘吉尔研究决定。10月28日，在会议行将结束的时候，一个否定的回答送到了莫斯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觉得，如果按照苏联关于土耳其和瑞典的提议去做，势必要动用“霸王”计划和意大利战役的物资；但是俄国人不服，他们对提议之遭到拒绝愤愤不平。(327)在会议已正式结束，但英国和美国的外长还在莫斯科等候好天气起飞时，发生了多德卡尼斯事件，再一次使土耳其问题突出起来。11月2日，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商定，由艾登设法立即取得土耳其空军基地的使用权，然后两国政府再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它全面参战。(328)
在这三方之间的军事谈判沿会议的正式渠道进行的同时，艾登和斯大林还秘密举行着意义远为重大的谈判。形势在意大利的发展使英国人担忧，使美国人恼火。盟军不但没有攻下罗马并迅速往北向亚平宁山脉前进，反而陷在南部，面临具有潜在优势的德国军队。丘吉尔已在开始设法向意大利增调登陆艇和部队，使两栖部队能在德国防线的后面发动侧翼攻击；但是美国人像往常一样，仍不愿意答应做任何有可能干扰“霸王”计划的准备工作的事情。(329)
在同斯大林的一次会见过程中，艾登向这位苏联领导人摆了这些事实，并说明新的形势可能迫使“霸王”计划的日期推迟一两个月。斯大林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富有同情心，并对红军从英美方面的作战行动中得到的支援异乎寻常地表示了谢意。(330)斯大林的态度鼓励了丘吉尔，他想，也许能说服俄国人支持他的军事政策而反对美国人的政策。毕竟，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提出土耳其参战问题的正是俄国人，而且斯大林似乎对于为在意大利和东部地中海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而推迟“霸王”计划的前景并不愤慨。俄国将从土耳其海峡的开放中大得其利，因为那样就能建立起一条新的更短的补给线，使租借法物资能直接送往俄国前线。
争取斯大林支持他的地中海战略这一新的希望是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前夕的主要思想；而罗斯福知道了斯大林的态度后，也不太起劲地鼓吹“霸王”计划了。他总是在马歇尔和丘吉尔的主张之间举棋不定，直到直接听到了斯大林的话。
不管军事问题对俄国人和英国人显得怎么重要，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主要关心的却是一些别的事情。(331)赫尔念念不忘的乃是奠定盟国各大国之间战后合作的基础；因此，军事问题的初步磋商一结束，会议就转而考虑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了。这个文件是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在1943年8月的“象限会议”上征得英国的同意，此后又马上提交了俄国政府。(332)这方面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坚持把中国同英、俄、美拉在一起作为宣言的共同发起人。艾登愿意迁就美国人，但莫洛托夫最初断然反对把中国包括在内。然而赫尔还是坚持。莫洛托夫先是让了一步，同意把中国的席位问题搁置不议，几天以后，在10月26日，他终于同意了。(333)
会上讨论了宣言的文本，在措辞方面作了许多修改。由于莫洛托夫的坚持，原来条文中规定建立一个技术性军事委员会的一条被删除了。一经在文本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就得征求中国政府的同意。通过迅速的无线电报往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受权代表中国政府在宣言上签字。1943年10月30日举行了正式的签字仪式。
宣言庄严地声明，四国将合作把战争进行到底，并将在今后“为缔造并维护和平与安全”而继续合作。约定采取三个具体步骤：
……它们〔即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苏联和中国的政府〕承认有必要在尽早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战事终止后，除非为实现本宣言内所预期的目的，并经共同磋商，它们将不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其军队。
它们将彼此并与联合国家中其他国家会商及合作，俾对战后时期军备的调节，获得一项实际可行的普遍协议。(334)
这个宣言的含义十分重大。俄国政府签了字，这似乎充分证明俄国领导人愿意在战后时期与英美合作。美国政府签了字，看来这同样也说明美国放弃了孤立于欧洲和世界政治之外的传统政策。进一步证明这一看法的举动是美国参议院于1943年11月5日以85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康纳利决议。决议宣布，参议院“承认有必要”为了维护和平而建立一个美国应该加入的国际组织。(335)看来，这项决议的通过，使1920年事件不致重演，当时参议院曾否决了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计划。
在赫尔看来，四国宣言是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就。会上讨论的其他政治问题，按照他的见解，无非都是为了配合这个宣言所包含的战后合作的总的决定罢了。
英国人不大相信发表几项总的原则的声明会有多少价值，因此会上讨论的大多数具体问题都是由艾登提出的。就这样，经艾登提议，外长们同意建立一个欧洲咨询委员会，总部设在伦敦。(336)设置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商讨在主要盟国间可能发生的关于投降条款及其实施的各种具体问题。这个委员会被授权为共同行动提出建议，但不拥有发布命令的权力。同样，会上又一次根据艾登的提议同意建立意大利咨询委员会。(337)
外长们一致认为，在德国战败后，奥地利应重建为独立国家。他们还接受艾登的提议，不在欧洲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而应把共同负责作为他们在欧洲大陆解放了的和占领着的国家的政策的基础。但是在另外两个问题上，艾登可就不那么顺利了。莫洛托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提出的关于准许欧洲小国结成联邦的提议；同时他为说服俄国人恢复同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所作的努力也毫无结果。莫洛托夫明白表示，苏联政府期望在东欧和东南欧的事务中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这虽然不是他的原话，可是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如此。(338)
俄国人提出了两个项目来讨论。10月22日，莫洛托夫拿出了一张表，上面开列了在意大利事务中消除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影响的一些措施。他的大多数意见都被纳入在外长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关于意大利的宣言。另外，俄国人要求把意大利舰队和商船队中的一部分移交给他们。这件事又被转回到美英政府手里，10月30日莫洛托夫接到通知说，眼下不能作这样的移交，因为意大利船只应当用在能够最好地为整个盟国事业服务的地方。(339)
对美国代表团来说，这些细节问题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的意思是，只有在总的原则问题上达成全面的协议之后才能谈到战后世界和眼前的一切问题。四国宣言只是他们带到会上来的四项基本文件之一。其他三项文件是：关于德国战败后的处理问题的备忘录；关于指导战后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原则的声明；对“附属国人民”实行托管的声明。
美国方面关于德国问题的备忘录于10月23日提交外长会议。备忘录宣布德国应被完全解除武装，并应以提供货物和各种劳务的形式为德军造成的物质损失作出赔偿。备忘录建议设立一个盟国间的德国委员会来强制实施投降条款。至于肢解德国的问题，赫尔报告说，美国政府对于强行把德国分割成几个国家是否明智这一点尚无定见，但他认为，不管怎么样，分散管理总是应予鼓励的。三国外长一致同意迫使德国交出1938年以来取得的全部领土，东普鲁士应与德国分离。艾登比赫尔更为强烈地主张德国应予分割；莫洛托夫则仅仅表示，在研究希特勒失败后德国的处理问题上俄国人落后了。会议决定把整个问题交给欧洲咨询委员会从长计议。(340)
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赫尔提出了战后的经济原则问题以及战后附属国人民的地位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是直接同英国利益相抵触的。赫尔长期以来是个自由贸易的信徒，希望看到自由贸易的做法在战后世界牢牢生根。的确，他认为，只有开展比较自由的贸易活动，和平的经济基础才有保证。这意味着英国应放弃帝国优先权；可是自由化的贸易原则在运用到像苏联经济那样的社会主义化经济中去时将意味着什么，那是很难说的。尽管如此，莫洛托夫还是声称，他以赞同的眼光看待赫尔的提议。也许他的意思是说，他同意美国提议中所包括的要德国赔偿以及设立一个国际银行这些内容。(341)艾登的处境颇为微妙，因为英国政府一方面确定无疑地不赞成战后无条件地撤除贸易壁垒——这个步骤将使英国工业置于美国竞争的全力冲击之下——但另一方面英国人已正式对贸易自由承担义务，以此来换取租借物资。这一义务已写入1942年的租借总协定中，艾登是无法否认这一协定的。同时，他要是同意赫尔的提议，就非得加上一些令人为难的限制不可。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大概没有明确表态。(342)
美国方面关于把对附属国人民的保护责任从个别国家移交到国际托管国手里的计划，对于英国传统的权力和利益说来，是一个更为直接的挑战。艾登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表示，他的政府无法接受赫尔备忘录中对这个问题所规定的原则。莫洛托夫只是说这个问题得进一步研究，苏联政府对此颇感兴趣。(343)
对于在欧洲被占领各国的残暴行为要负责的那些德国人应给予何种惩罚这个问题，在外长会议前一些日子里就已经在各盟国政府间进行讨论。丘吉尔在10月12日起草了一个文件，按照在莫斯科进行的讨论，对此稍作修改后，由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签署，作为关于德国暴行的宣言发表，成为外长会议的公开文件之一。起草这个宣言的目的在于防止今后的暴行。宣言宣称，各盟国政府将查出那些应对大屠杀、死刑和其他暴行负责的人，把他们送回到他们做过恶的国家去，由那里的地方当局去审讯和惩办。德国政府中的最高级或接近最高级的那些头等罪犯，他们的罪行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将由各盟国政府联合决定惩处之。讨论情况表明，对于希特勒及其同伙，英国方面倾向于依照法律的审讯手续行事，而俄国人和美国人则主张立即处决和严厉处置。宣言回避了这个问题。对于头等罪犯是立即处决，还是通过正式审讯再行惩处，只字未提。(344)
1943年10月30日，外长会议的最后一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宴。席间谈话中，他告诉赫尔，在打败德国之后，俄国将参加对日作战。(345)宴会上洋溢着事事顺遂的气氛，外长会议也就在伏特加酒加友情的热烈气氛中宣告结束。
官方的公报提到了“作为会议全部工作之特点的互相信任和互相谅解的气氛”。随同公报一起发表的四项宣言，即关于普遍安全、关于意大利、关于奥地利以及关于德国暴行的四项宣言，使公众得以看到会上达成了何种范围的协议。俄国同英美一起宣布了在战后继续合作的共同愿望，这是件重大的事情。惟一刺耳的调子是波兰问题。俄波争论并未结束，也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一方有丝毫妥协的精神。但是，盟国三强就战后合作达成了根本性的协议，这是一条使人安心的消息，大众为此欢呼，而在这一片欢呼声中波兰流亡政府的怨言也就充耳不闻了。
国务卿赫尔在回到华盛顿后应邀在美国参、众两院的一次联席会议上致词。他抱着十足的乐观主义态度说道：
……苏联、英国、美国和中国已为战后世界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这种合作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不论大小，都能在和平与安全中生存，都能维护文明生活的各种自由与各种权利，并享受多方面的机会和便利以取得经济、社会和精神进步。在目前的大战中以及在战胜轴心国以后的和平时期，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重要国家像我们这样休戚与共了。(346)
艾登在对会议的成就作估价时调子较低，但仍不失为乐观。他在1943年11月11日向下议院作的一次讲演中说道：
让我在一开始就说明一下，会议的结果超出了我的希望。随着我们工作的进行，信任感增强了，而这似乎又转过来加速了工作的进展。……我一点儿也不想假装说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意见都一致了。那倒真的是世界永远幸福了，可我们目前离那一步还远着呢。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彼此的观点……而当我们飞越斯大林格勒时，我不禁这样想：经历了这一切灾难之后，难道我们还不能在一起把世界好好安排一下，使这些彻底毁坏的城市得以再生，而从此这些城市将在持久的和平中永葆青春？(347)
俄国人也以满意的心情欢呼会议所取得的成就。斯大林在1943年11月6日莫斯科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26周年的讲话中说：
盟国战胜共同敌人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而盟国间的关系、盟国军队的战斗团结，不但远远没有削弱，而且正同敌人的期望相反，变得越来越巩固和持久了。
最近报上发表的苏、英、美三国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各项历史性决议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348)
三大盟国的报纸都突出地报道了莫斯科会议的消息，一致赞扬会议的结果。美国报纸普遍地把四国宣言作为会议最重要的决定；(349)英国报纸喜欢强调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价值，把它看做是解决争端、达成共同决议的工具；(350)俄国报纸最强调的是：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将产生军事上的影响。(351)
强调的重点不同，反映了三国政府态度的不同，但分歧毕竟是微小的。在这三个国家里，公报及附带文件的每一部分都被看成是对盟国间合作关系和获得战争胜利的有价值的贡献。盟国间的友好热诚从未达到这样的高度。美国方面的感情看来已肯定甘心于继续参与世界事务了。特别是美国尽管过去从来不愿意，现在似乎也乐意参加一个国际组织了。(352)英国的反应虽然也是乐观的，但自然要沉着得多；而在俄国呢，对西方盟国的热情已渗透到普通老百姓中间去了，或者说至少已渗透到西方报纸记者曾与之谈话的那些老百姓中间去了。(353)
罗斯福长期以来向斯大林的献媚求爱似乎正在取得进展。下一步得安排一次三个首脑的会晤了，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为这样一次会晤打好基础。事实证明外长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就在外长会议结束后还不到一个月，三巨头在德黑兰会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