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伦敦：柏林

第一节　英国对德苏公约的反应

1939年8月21日晚上，英国政府和世界各国同时从柏林德国通讯社的宣布中获悉，签订一项德苏互不侵犯公约的谈判已经结束，里宾特洛甫将于23日飞往莫斯科在条约上签字。⁽¹⁾与此消息同时来自柏林和巴黎的报告说，大批德国军队在柏林郊外集结，并于21日和22日向波兰边界方向——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和斯洛伐克移动。⁽²⁾22日，伦敦立即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随后在当晚发表了一项公报，⁽³⁾声称已作出三项重要决定：第一，内阁在注意到所报道的德苏互不侵犯公约之后，“毫不犹豫地决定，这样一件事绝不会影响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这种义务它已经一再公开表明并决心要予以履行”。其次，它决定在24日召开议会（议会这时正值夏季休会）。第三，它颁布了各种有关部分动员和国内防御的措施。然而，公报也着重指出，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政府相信在波德争执中并没有非使用武力不可的理由，也不是不可能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它的。

必须设法使欧洲中立国家的舆论消除疑虑。外交部向驻巴尔干半岛、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外交使团发了一份通报，着重指出这在那些国家中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对法国和英国领导的和平阵线的一个“沉重打击”，而事实上它并未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尤其是有关波兰的政策。⁽⁴⁾（英国驻柏林大使的看法是，德国已“把一切赌注都押在目前这一公约宣布后所产生的直接的和心理的效果上了”。⁽⁵⁾四天后法国政府的看法是，“罗马和德国很失望”；事实上，德苏协定并没有能破坏和平阵线。）⁽⁶⁾

英国重申要援助波兰，事实上得到了英国各自治领的一致赞成。澳大利亚总理保证他的国家将与英国政府一起，“在它防止战争疯狂的崇高努力中”充分合作。⁽⁷⁾新西兰的政府和反对党意见完全一致。加拿大也是同样如此；⁽⁸⁾这里的舆论坚决支持英国。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包括说法语的加拿大人地区。他们的看法是，苏联和德国的进一步联合，其结果必将威胁到“基督教世界中天主教徒最集中的国家之一”的波兰，这是他们最不喜欢的事情。⁽⁹⁾

英国的谈判人员仍然逗留在莫斯科，但英国不得不接受现实。这是“苏维埃政府方面的背信行为”，⁽¹⁰⁾俄国被认为“正在从欧洲撤退”——波兰报纸也是这样看法。⁽¹¹⁾（亨德森25日写信给哈利法克斯说：“我真想知道，德国同斯大林做成的真正交易是什么。我不能相信，后者真会只接受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而不附有一些交换条件。”）⁽¹²⁾俄国作为一个可能的同盟国的资格立即被勾销了。非常自然，英国共产党是一个例外。它的中央委员会在8月22日发表了一项声明，欢迎德苏协定的签订，认为这是“和平与社会主义的胜利”，并极力主张签订一项英苏公约，以作为和平阵线的基础。⁽¹³⁾

第二节　张伯伦和希特勒互换照会（8月22—23日）

英国政府除了澄清其对波兰的立场外，还决定由首相给德国总理写一封私人信。写这样一封信的建议，最初是亨德森大约在六个星期之前向哈利法克斯提出的，⁽¹⁴⁾8月18日，这位大使又重新提出了这一建议。⁽¹⁵⁾他强调这应该是一封“秘密的和私人的信”，由一名使者（他自己或别人）直接交给希特勒——因为亨德森相信，公开地接近希特勒的日子已成过去；恐吓是可以打的最后一张牌了。哈利法克斯在8月19日给张伯伦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个建议。最后在22日同意派亨德森立刻亲自将信送交给希特勒。⁽¹⁶⁾

22日夜间9时，大使接到指示和信件原文，⁽¹⁷⁾立即设法安排与希特勒会晤。但是这位总理是在贝希特斯加登。在这同一天，即22日，他已经同他的参谋长们举行了一次会议，⁽¹⁸⁾向他们解释了他决定在8月底以前（在这次会议上暂定于26日）⁽¹⁹⁾进攻波兰的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理由。亨德森不能马上见到希特勒，就试图同魏茨泽克接触，但他正在坦贝尔霍夫机场为里宾特洛甫去莫斯科送行。亨德森就对海威尔（统帅部的负责外交部和总理之间联系的联络官）讲了，海威尔是“同情的和乐意帮助的”。后来在当天夜里终于见到了魏茨泽克。后者要大使等里宾特洛甫回柏林后再说。但亨德森明确地告诉他，他得到的指示是毫不迟延地立即亲自把信交给总理。最后终于安排好，亨德森在第二天，即23日上午9时半乘飞机去贝希特斯加登。⁽²⁰⁾

于是，大使由魏茨泽克和海威尔陪同飞往萨尔茨堡，再从那里乘汽车去贝希特斯加登。下午1时过后不久，他在那里拜会了希特勒。那两位官员也都在场。会见后，亨德森在给驻柏林的英国大使馆打去的一次电话中说，希特勒仍“抱着一种毫不妥协、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态度”。⁽²¹⁾随后，他在当天（回到柏林后）给哈利法克斯写的关于这次会见的报告中说，⁽²²⁾希特勒在谈到波兰人⁽²³⁾以及英国对他们的支持时，使用的语言是“粗暴而又夸张的”。希特勒说，去年英国怂恿捷克人敌视德国，现在又煽动波兰人采取毫无道理的行动，交给他们“空白支票”。⁽²⁴⁾亨德森“坚定地遵守”给他的指示，反复警告希特勒说，“德国采取直接行动就是意味着战争”。但是希特勒对此的回答是，“他并不想要战争，但如果战争是必要的话，那就决不在它面前退缩。”⁽²⁵⁾大使把张伯伦的信留给了他，然后返回萨尔茨堡。希特勒答应在两小时内给他回音。

首相8月22日的信⁽²⁶⁾强调英国决心全力支持波兰，如果必要的话，将不惜为它而战。但还是强烈敦促德波两国直接谈判，谈判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应由中立国家予以保证。

英国8月22日的动员令（首相写道），德国总理无疑是已经听说过了。之所以必须下动员命令，是因为伦敦接到报告说德国正在调动军队，同时也是因为柏林某些方面人士在宣布德苏协定以后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无需再顾虑英国会站在波兰一边进行干涉了。“不可能犯比这更大的错误了。不管德苏协定可能证明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它都不能改变英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英国政府曾受到谴责，说它在1914年时没有使自己的立场鲜明，因此要为那场战争负部分责任。这次，它决心要充分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它已下定决心并准备好，如果需要的话就打仗。现在，战争一经开始也就不会是一场短期的了。但英国并不想打仗，英国政府相信，只要一种“信任的境界”能够得到恢复，使相互商讨可以进行，那么德波之间的一切争论问题就都能够而且也应该不使用武力来得到解决。英国政府准备帮助创造这种条件，并准备参加涉及德英双方利益的、范围更为广泛的对话。

如果各方面都停止“报纸宣传战和一切煽动性的活动”，使当前的紧张局势能够缓和下来，那么这样的条件就可能建立。这时对于少数民族的抱怨和控诉可以先进行调查；然后，德波两国的直接谈判就可以开始了。这项谈判的成功有赖于一项事先的非正式协议，即达成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由中立国家予以保证，英国政府准备对这种保证的有效实施作出自己的贡献。

亨德森然后被请回到贝希特斯加登去接受德国总理的回话。希特勒的情绪平静了一些，但仍然坚持他先前的说法，即英国是所有一切麻烦的背后策划者，假如发生战争，它要为此负责。至于他自己，他说，过去一直希望得到英国的友谊，但现在明白了，尽管英国提出过种种建议，它已经不再真心愿意建立良好的关系了。他非常露骨地表明了他的意图：这一次，德国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亨德森给这次会见下的结论是：很明显，他出使德国的总的使命以及他这次拜会希特勒，都已经失败了，他为此感到沉痛惋惜。⁽²⁷⁾

在这第二次会见时交给亨德森的一份德国总理的答复（日期为8月23日），⁽²⁸⁾提出了下列一些论点：

德国从不希望与英国发生冲突，也从未损害过它的利益。不管怎样，但泽和“走廊”纯粹属于德国利益范围以内的事。希特勒说，“德国准备在一项确实是无比宽宏大量的建议的基础上，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泽和走廊的问题。”⁽²⁹⁾然而，英国的反德政策助长了波兰人的敌对情绪，使得他们不愿意进行谈判。再者，由于英国的鼓动，波兰人已开始发动一场恐怖运动。德国政府最近已经通知他们，德国政府不会容忍这种行为继续下去。⁽³⁰⁾“走廊问题和但泽问题必须而且一定能解决。”英国答应如果波兰受到攻击就给予援助，这丝毫也不会影响德国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希特勒还说，第三帝国准备打一场战争，不管它要继续多长时间，而决不能牺牲民族的利益或荣誉。德国政府已得到消息，英法两国都打算进行动员来反对德国。“因为德国……从未打算过，将来也决不打算攻击英国或法国”，⁽³¹⁾西方国家的这种行动就构成了一种“恐吓行动”，假如继续这样做的话，那就会导致“德国武装力量的立即动员”。⁽³²⁾

这就是亨德森在8月23日当天傍晚飞返柏林时带回来的答复，他在当天夜里把答复全文用电报告诉了伦敦。看来没有什么希望再作进一步的谈判了。但是亨德森只能希望他已经使希特勒确信，如果这位元首真的有确信的能力的话，英国决心要站在波兰一边。他在24日给哈利法克斯的报告中说道：“这就是我自始至终向他反复说明的话”。⁽³³⁾

第三节　戈林召见达勒鲁斯

这时，8月22日上萨尔茨堡会议所显示出来的危险形势使戈林感到吃惊，他急切想要绕过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外交部，独自试探一下某种方式的调解，⁽³⁴⁾于是从斯德哥尔摩召来比尔伊尔·达勒鲁斯，充当他的私人调停人，以便同英国政府进行联系。⁽³⁵⁾24日午后，戈林和达勒鲁斯讨论了维护和平的计划，但是没有透露进攻波兰的日期已定在26日。⁽³⁶⁾然后，就在午夜之前（当时他正在总理府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开会）他打电话给达勒鲁斯，要他飞往伦敦去说服英国外交大臣，使他相信德国准备和英国达成一项协议。达勒鲁斯是在第二天，即25日星期五动身去伦敦的。⁽³⁷⁾当天晚上7点15分他见到了哈利法克斯，并交给他一份也许可能会导致谈判的建议书草案。这建议书实际上只是提了这样一些问题：英国政府以劝告人和调解人的身份准备介入这场纠纷到什么程度，它准备承担多大的责任。⁽³⁸⁾英国政府向达勒鲁斯解释说，当谈判还是在同希特勒进行的时候，不可能直接答复戈林。但是当达勒鲁斯傍晚和戈林通过电话，并从他那里得知，由于那天下午签署了英波协定，⁽³⁹⁾局势已变得极其严重，就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英国外交部，并在午夜时分传到了哈利法克斯那里。达勒鲁斯第二天早晨再次去见哈利法克斯，并建议外交大臣写一封信由达勒鲁斯带交给戈林。达勒鲁斯拿到信后，在当天中午飞返柏林。⁽⁴⁰⁾这封信并未作出任何承诺；⁽⁴¹⁾信中说为了进一步考虑和澄清问题，需要有几天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英国人和希特勒一样，渴望能找到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在此期间，避免发生边境事件是极其重要的。这样，达勒鲁斯的第一次伦敦之行，就没有得到十分具体的结果。然而哈利法克斯的信件（达勒鲁斯认为是“一封十分出色的信”）⁽⁴²⁾被戈林认为极其重要，应立刻送希特勒一阅。这就导致了希特勒和达勒鲁斯在26日午夜的一次会晤。⁽⁴³⁾会晤后，达勒鲁斯被再一次派往伦敦（27日星期日凌晨离开柏林），以便他能够，如果可能的话，在英国大臣们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之前向他们报告希特勒对于危急局势的最新看法。⁽⁴⁴⁾

第四节　重新召开议会（8月24日）

8月24日在伦敦重新召开了正在休会的议会。会上听取了首相关于7月31日最后一次辩论外交事务以来国际形势严重发展的回顾。⁽⁴⁵⁾他谈到了上星期在德国报纸上开始的激烈反对波兰的宣传运动，以及波兰政府面对这种攻击所表现的令人赞美的自我克制。对于德苏两国的谈判和协定这颗“炸弹”——这件“具有一种令人极不愉快的性质的意想不到的事”——首相不愿在这个阶段作最后的判断。不过他又说，柏林把这项公约当作是消除一切战争危险的、外交上的一次伟大胜利来庆祝，这种“离奇的玩世态度”说明内阁急切需要，而且也已感到这种需要，发表一个声明来重申它支持波兰的决心，并由他个人写一封信给希特勒，让德国总理绝不可能有任何误解地知道，英国政府的态度究竟如何。他刚收到希特勒的一封答复信，信中无非是重申德国的这样一个论点：东欧是“一个德国在其中应能自由行动的领域”。至于德国硬说英国应对波兰的不妥协态度负责的诡辩，首相说他已经“反复多次地驳斥”了这种错误说法，即正是由于英国对波兰的保证，才使得波兰政府拒绝德国3月26日的建议。英国的保证是直到3月31日才给予的，这已是在德国的建议被拒之后的事。⁽⁴⁶⁾

继首相之后，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们也重申了他们的党，同政府一样，反抗侵略的决心。⁽⁴⁷⁾这是下院的普遍意见，虽然有一名共产党议员和一名工党议员也表示了这样的不同意见：迫切需要同俄国合作，尽管它最近与德国站在一起了。⁽⁴⁸⁾

紧急权力（防务）法案然后按照程序在两院都获得通过，并在当晚得到国王的批准。⁽⁴⁹⁾用内政大臣在提出这一法案时的话说，法案授予的权力是“极广泛、极严厉、极全面的”。不过普遍认为这项法案是必要的，对它的批评也是极其温和而有限度的。

然后，议会休会到8月31日再行复会，不过作了保留，即如果国际形势需要，得提前召集议员开会。

哈利法克斯24日在上院发表了一个声明，内容和首相在下院发表的相同；当天晚上他又广播了一篇演说，重申“英国政策的双重基本目标”，即抵制暴力，维护和平。他把政府对波兰的态度讲得很清楚：“背约不履行义务绝不是英国人的做法。”这仍是政府的坚定政策，虽然他本人热切希望“理智能占上风”。⁽⁵⁰⁾

第五节　总理府会议（8月24—25日）

希特勒于8月24日下午6点从贝希特斯加登回到柏林，戈林正在总理府等他。三刻钟后，里宾特洛甫带着已签字的德苏协定文本从莫斯科飞回坦贝尔霍夫机场，并直接来到了总理府。据英美报纸记者报道，⁽⁵¹⁾一批德国部长和军队首脑（包括陆军和海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雷德尔）已在7点钟被召往总理府，在那里一直停留到次日凌晨。他们是在和希特勒、戈林、里宾特洛甫一起通宵开会呢，还是留在休息室里等待希特勒作出关于进攻波兰的决定，这一点还不清楚，因为直到写本书时，还没有看到有关这次会议的可靠记录。只不过两天以前，在上萨尔茨堡会议上，进攻波兰的日期和时间就已经暂时决定在26日拂晓，⁽⁵²⁾希特勒并就政治背景情况作了相当详细的说明。入侵的军事部署则在很早以前就已作好了。（在4、5、6月间发出的、由希特勒或凯特尔或他们两人共同签署的关于“白色方案”的命令至少有六个。）⁽⁵³⁾那天晚间的会议是匆促召开的，⁽⁵⁴⁾会议开得那么长，说明引起争论的问题一定是自从上萨尔茨堡会议以后在外交形势中出现的那个极重要的新因素。这就是英国政府方面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坚决态度，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发展。军事首脑们心中考虑的最主要问题一定是：希特勒是否将坚持他22日的决定？如果是的话，进攻的命令必须至迟在25日中午下达。否则是不是打算搞第二个慕尼黑？⁽⁵⁵⁾

刚从莫斯科凯旋归来、正在得意之中的里宾特洛甫，一定会感到幻想破灭。他向希特勒作了汇报之后，不得不再听一听希特勒所作的关于最近几天的形势以及与英国的关系已进入了死胡同的报告。⁽⁵⁶⁾德苏公约这一突然行动，显然并没有能削弱西欧国家支持波兰的决心。21日宣布公约即将签字后，英法两国所显示的与波兰人的团结一致，已经使纳粹领导人们感到很吃惊，现在还要再加上张伯伦口气强硬的信件和亨德森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坚决态度。这些表示已经足以使得希特勒踌躇不决了。⁽⁵⁷⁾希特勒本指望用“巧妙的策略”来孤立波兰，但却遇到了不易逾越的障碍。不过他还是向他的同僚们明白表示，他深信必须再试一试，即使是在这最后的时刻，离间西方国家与波兰，办法是给前者以友谊和合作来换取它们抛弃盟友波兰。⁽⁵⁸⁾

第六节　希特勒向英国作最后一次建议

但是第二天，8月25日，希特勒的外交计划就开始显得不妙了。早晨并没有给他带来他所期望的消息，那就是莫斯科的妙计成功后在伦敦和巴黎出现了内阁危机。相反，却是看到了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前一天在议会里发表的演说，⁽⁵⁹⁾给了他当头一棒。因此，他决定必须再对亨德森和库隆德勒做最后一分钟的工作，以便与西方国家做成一笔交易，使它们在他与波兰作战时保持中立。

于是在午后12时45分左右，希特勒传话给英国大使说，他希望在1时半于总理府接见他。（库隆德勒稍晚一些才得到接见；⁽⁶⁰⁾很明显，并不那样担心巴黎方面会出现危险。）亨德森到了以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和施密特也在座）交给他一份建议。他说这是为了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而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他建议亨德森亲自带了这份建议飞回伦敦。⁽⁶¹⁾

建议⁽⁶²⁾大致如下：希特勒把亨德森在上次会见时（在贝希特斯加登）最后说的一段话看作是德英两国仍有可能取得谅解的一个希望，所以他准备再作一次努力来促其实现。但目前波兰的情况是难以容忍的，德国决心要“消除在它东部边界上的这种马其顿式的状态”。⁽⁶³⁾但泽和走廊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在这里没有对这个重要的问题更加具体地说什么），英国以战争相威胁，也决不能改变德国政府的态度。一场战争，由于那项新的德苏协定，将只会对德国有利。⁽⁶⁴⁾

总理继续说道，德国坚决要求解决波兰问题，不过希特勒准备，一旦这问题得到了解决，就向英国提供一项“巨大的、广泛的建议”。他将“承认大英帝国”，并保证以德国的实力来支持它，但有三个条件：1．他自己的殖民地要求应得到满足；2．不能损及他对意大利承担的义务；3．他和苏联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不可改变的”。在承认这些条件的基础上，他愿意与英国缔结一项友好互助协定，接受一种合理的军备限制，不再谋求修改德国的西部边界。

如果英国拒绝这些建议，那就将发生战争。希特勒说，这是他最后一次的建议。

亨德森和这位总理在一起呆了一个小时。据他看（就如他在午后晚些时候发往伦敦的一件电报中所说的），⁽⁶⁵⁾希特勒在作此建议时语气“显然是真诚的”。而且，会见过后，在午后不久施密特给英国大使馆送来口头声明的正式文本时，他还带来了希特勒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请大使要求英国政府“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份提议。⁽⁶⁶⁾这最后一个姿态，因此（虽然不像是会成功的），这位大使是不能不加以理睬的了；虽然他已经警告过希特勒，英国不会背弃它对波兰说过的话，而且这份提议也不像是会被考虑的，“除非它意味着通过谈判来解决波兰问题”。于是他征得哈利法克斯的同意后在26日早晨带了那份照会飞往伦敦。⁽⁶⁷⁾在这之前，他向伦敦发了一份初步的报告，让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在25日夜间和26日上午去考虑研究。

第七节　柏林（8月25日）

希特勒现在已跨出了他的吓退那两个西方大国的外交行动计划的第一步，但他进攻波兰的决定还没有最后定下来。问题的关键现在似乎是要看他的轴心伙伴会采取什么态度了。墨索里尼会跟着他走吗？还是他对希特勒事先不同他商量就秘密缔结莫斯科公约的做法会感到太愤怒了？一封解释他的动机的信正在送往罗马的途中，⁽⁶⁸⁾但是鉴于波兰局势的十分紧急，在前一天晚上的总理府会谈中他就决定要里宾特洛甫立即打电话给齐亚诺。于是在凌晨1时，里宾特洛甫把在莫斯科的情况告诉了齐亚诺，并让他对波兰局势的十分危急有一个深刻印象。⁽⁶⁹⁾纳粹党人一定是整个上午都在等待着对这个信息的反应；而他们没有听到任何反应，也就说明了墨索里尼当天是犹豫不决的（下面还将叙述）。⁽⁷⁰⁾尽管在上午没有回音发来，但齐亚诺肯定已经“预先提醒过”在柏林的阿托利科，因为在下午1时25分，这位意大利大使要求里宾特洛甫于3时至5时之间接见他，他希望到那时能交一封信给他。里宾特洛甫却迫不及待地要阿托利科在下午2时30分到总理府去见他（紧接在会见亨德森之后），但是这位大使只能一再解释，他还没有接到任何指示。⁽⁷¹⁾

时间正在流逝，进攻波兰的命令仍未下达，过了3时以后就会太晚了。遵照希特勒的命令，里宾特洛甫试图再次和齐亚诺通电话，但是未能找到他。⁽⁷²⁾希特勒决定，他不能——或者不用——再等待他的伙伴了。正如魏茨泽克所看到的，⁽⁷³⁾他没有召见阿托利科，却把凯特尔召了来。3时过几分钟，⁽⁷⁴⁾就下达了开始执行“白色方案”的命令。

那天下午另一件大家已知道的事就是下午5时30分库隆德勒被召了去。希特勒交给他一封信要他转送达拉第，关于这封信下面还要比较详细地讲到，⁽⁷⁵⁾在这里只需指出一点，即希特勒讲的话几乎同他对亨德森讲的完全相同：德国真诚地希望和法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同时又警告法国人如果坚持与顽固不化的波兰人站在一起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库隆德勒，像亨德森一样，只能回答说法国必须支持它的同盟国。

最后终于从罗马传来了消息。下午5时30分，阿托利科收到了一份墨索里尼给希特勒的信件，是由齐亚诺用电报打来的。此时，墨索里尼已经收到了希特勒的信件，⁽⁷⁶⁾希特勒在信中不仅对德苏协定作了解释，并且还第一次透露了关于他对波兰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的消息（用了这么多的词句），并请求（多少有点转弯抹角地）意大利“谅解”。这对意大利人来说只可能有一个意思，而齐亚诺劝说墨索里尼写的回信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如果对波兰的进攻发展成为一场与西方同盟国的战争，意大利人不可能“在军事上介入”，除非希特勒能向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战争物资。⁽⁷⁷⁾这一答复由阿托利科于6时带给了在总理府的希特勒，据说，希特勒读罢来信后，就非常冷淡地把他打发走了。⁽⁷⁸⁾

柏林把一个同盟者的这种背信行为到底看得多么严重，对于这一点虽然意见不一，甚至德国的各种记录也是说法各异，⁽⁷⁹⁾然而它必定已经使得希特勒犹豫不决了。可是接着又传来了别的不愉快的消息。那天下午的某一时刻（似乎就是在下午6时阿托利科来过之后），⁽⁸⁰⁾里宾特洛甫得知英波协定已在下午5时40分于伦敦签字，⁽⁸¹⁾他急忙赶往总理府报告希特勒，并且（正如他自己写的那样）极力劝说希特勒撤销进攻波兰的计划。他说，希特勒大为吃惊。他已经听到了意大利背信的消息。⁽⁸²⁾他确信（纳粹头子们后来也这样说），⁽⁸³⁾英国人在那天签署英波协定之前就已经知道意大利决定不参战，这个决定也正是促使他们给予波兰这样一个明确的保证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样，英国政府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受25日来自罗马的消息的影响而改变态度立即签署这项协定，不管这消息是在哪个钟点传到伦敦的。总之，这项协定的签订只不过是1939年春季英国第一次声明支持波兰、8月21日德苏和好的消息公布后又立即加以重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25日也许是可以在迄今只是临时性的协议上加盖正式印信的最早日期了。⁽⁸⁴⁾

然而，伦敦传来的消息似乎已经对希特勒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再加上墨索里尼的复信，这两件事⁽⁸⁵⁾可能在他心中已构成一个推迟进攻波兰的正当理由，虽然这时进攻波兰的机器已经开动了。也可能还有其他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例如据说总参谋部曾提出过军队还没有准备好的报告。⁽⁸⁶⁾但是毫无疑问，政治方面的原因占主要位置。

因此，在进军命令发出三四个小时后又下令推迟行动。凯特尔被召往总理府，希特勒告诉他说，“立即停止一切行动，立刻把勃劳希契叫来。我需要时间进行谈判。”总司令立刻去见希特勒，⁽⁸⁷⁾一切命令也立即暂停执行，没有期限的规定。据凯特尔说，在第二天，即26日，又作了明确规定，把进攻推迟到31日进行。⁽⁸⁸⁾

但是希特勒进行疯狂活动的日子并没有完全结束。他还必须同他的失信的伙伴打交道。墨索里尼在来信中要求提供战争物资，以此作为他参战的惟一条件，他的信必须尽快地予以答复。他一定要叫意大利人摊牌。傍晚7时40分，他的答复用电话打给了在罗马的马肯森；9时30分，墨索里尼从德国大使那里收到了这份答复。⁽⁸⁹⁾答复是唐突无礼的，并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意大利人究竟需要什么？⁽⁹⁰⁾墨索里尼对此的反应将在后面的一节中叙述。⁽⁹¹⁾

第八节　德国准备战争

虽然入侵波兰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实现，但是德国并没有丝毫放松为此而做的准备工作。经济部长丰克在8月25日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他为战争筹措资金而采取的各项措施，以及他准备削减一切非必要的消费和对作战无关紧要的公共工程的打算。⁽⁹²⁾从此以后，各种战时措施一个接一个地迅速付诸实施了。25日深夜取消了预定27日在坦能堡举行的军事庆祝仪式（包括早就宣布过的一篇希特勒演说）；⁽⁹³⁾ 26日（据冯·哈塞尔说，这是混乱和犹豫不决的一天，通知召开德国国会，但通知在几分钟内撤回了三次），⁽⁹⁴⁾德国所有的机场都关闭了；后备兵员被召回部队并集中在柏林；柏林的学校也都关闭了；⁽⁹⁵⁾预定在9月举行的纽伦堡群众大会也取消了。⁽⁹⁶⁾27日食品实行定量分配（这是给德国人民一次打击的措施，也是第一次使他们感到真的可能要开战了）。⁽⁹⁷⁾这一天在总理府的一次不公开的集会上，希特勒向许多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议员以及几乎所有的省长讲了话。他向他们说明政治形势，并就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应采取的工作方法作了扼要的指示。⁽⁹⁸⁾到28日，德国潜艇已经在英国海岸周围进入“待命状态”。有些潜艇早在22日就已离开它们的基地了。⁽⁹⁹⁾在25日就已驶入但泽港作为期两天的访问并深入河口一段距离的、配备有11英寸口径大炮的战列舰“施莱斯伊希–霍尔斯泰因”号（代替原来打算派去的炮口径为6英寸的“克尼斯堡”号巡洋舰），30日据报告仍停留在那里，并已移泊到靠近威斯特帕莱脱的一个地点。⁽¹⁰⁰⁾

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战备工作要算是在8月30日组成了一个常设的内阁国防委员会。（这新机构立即开始工作，第二天，即31日，就开了一整天会。）⁽¹⁰¹⁾由希特勒、戈林和拉默斯联名签署的一项法令，⁽¹⁰²⁾规定无限期地设置这个委员会，声称它是德国国防委员会的一个常设委员会，并任命了它的六名组成人员：戈林、凯特尔、赫斯、弗里克、丰克和拉默斯，戈林任主席。主席有权选派德国国防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这个内阁国防委员会有权制定任何法律，无须与德国内阁或德国国会协商，也不必经总理签署就可发布法令。因此，它拥有相当集中的权力，有利于迅速行动。这种军事和政治职权合为一体的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没有过，它可以保证防止摩擦，为这两方面的紧密合作提供了条件。⁽¹⁰³⁾

第九节　英国答复希特勒的“最后建议”

英国大使从柏林返抵伦敦后，大臣们在8月26日星期六中午就开始忙碌起来。立即对亨德森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当晚内阁开了两个半小时会议，27日星期日又开了将近两小时的会，以讨论希特勒在其最近的照会中提出的建议，以及决定如何回答这一照会以及23日发来的前一份照会。

当他们正忙于商讨之际，达勒鲁斯又一次首途前来伦敦，这一次他是直接代表希特勒。在27日星期日下午与首相、哈利法克斯、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等人会晤时，⁽¹⁰⁴⁾达勒鲁斯向他们介绍了前一天晚间同戈林和希特勒谈话的内容。当张伯伦问他能不能告诉他们一些希特勒解决波兰问题的条件时，他说不能，但是他自己认为，希特勒会要求归还但泽和走廊，留给波兰一个自由港，也许还有一条新的通往格丁尼亚的交通走廊。（实际上，在前一天晚上与达勒鲁斯的谈话中，希特勒已经说过他对但泽和走廊的要求是不能再低的最小要求。）大臣们吃了一惊。他们不禁要问，达勒鲁斯真的了解希特勒吗？因为这两个要求正是德波争端中的两个关键性争论要点。亨德森带回的那份希特勒的照会，只是重申“但泽和走廊的问题必须解决”，并没有进一步提到解决的办法。而现在达勒鲁斯却建议，希特勒期望英国能“帮助德国取得但泽和走廊”。⁽¹⁰⁵⁾

首相告诉达勒鲁斯说，假如他现在对他们讲的确实是代表了德国的条件，那么就没有希望解决问题了——但泽（可以有保留、国际保证等等）将是波兰人可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为了走廊，他们宁愿战斗。⁽¹⁰⁶⁾看来最好还是把这一点向德国政府讲清楚，以便在英国作出正式答复之前先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为此，亨德森暂时留在伦敦，并推迟作出答复；达勒鲁斯则在27日星期日晚飞回柏林听取德国方面的意见。

当天晚间他就见到了戈林，两人讨论了很长时间。他原希望亲自见到希特勒，但后来只好同意这事让戈林一手去办。戈林给希特勒打了电话，把达勒鲁斯带来的信息告诉他；后来又将希特勒的回话转告给达勒鲁斯。为了便于同戈林商谈，达勒鲁斯随身带来了英国大臣们口头上向他讲的三点意见的摘记：第一，英国政府各成员一致希望德英两国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第二，英国决心履行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第三，德波之间的分歧因此必须和平解决。⁽¹⁰⁷⁾关于这第三点，达勒鲁斯向戈林强调说明，达成的任何协议必须“由五大国予以保证”。这一点在他的摘记中并未提到，但是达勒鲁斯在28日写给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报告中却说这是英国提出的条件的一部分。据他自己说，⁽¹⁰⁸⁾这一点是卡多根口头上对他讲的。达勒鲁斯还对戈林谈了殖民地的问题。这问题在希特勒给张伯伦的信中已列作德国向英国提出的“十分全面的建议”的一部分，⁽¹⁰⁹⁾但是很明显，无论哪一方都不可能通过一名非官方的调停人来处置这个问题。两人都承认，这问题只能推迟到德波争端得到满意的解决之后再来讨论。

达勒鲁斯在28日凌晨2时把从戈林那里得到的消息转达给柏林英国大使馆。上午6时25分，临时代办乔治·奥吉尔维–福布斯爵士向伦敦报告说，希特勒还没有完全拒绝英国提出的条件——总是认为即将收到的英国政府正式信件大体上是同样的内容——纳粹领导人们（用达勒鲁斯的话说）现在也似乎正在显示他们的善意。当天，28日星期一，上午稍晚时候，达勒鲁斯在奥拉宁堡的戈林司令部里和戈林在一起呆了两个小时。他从那里给英国大使馆打了几次电话，就一些似乎他认为是很重要的要点极力进行催促。从这些接触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的一件事就是，德国已准备好在30—31日夜间发动对波兰的正面进攻，再拖延安排谈判，后果将不堪设想。⁽¹¹⁰⁾

28日中午在伦敦召开了第三次简短的内阁会议，商定给希特勒的答复中应开列的条件。然后在下午2时，哈利法克斯打电话给驻华沙的肯纳德，扼要地告诉了他这些条件，并要他赶快去取得波兰政府对下面这一问题的答复：它是否愿意授权英国政府去通知希特勒，波兰准备立即与德国谈判？⁽¹¹¹⁾下午4时从肯纳德那里传来了答复，说贝克表示感谢并声明“波兰准备立即与德国直接谈判”。⁽¹¹²⁾波兰政府的这一“明确的保证”被列入了英国给希特勒的答复中。答复经最后批准，全文在下午4时40分用电话打给柏林的英国大使馆，这样，一份德文译本就可以立即搞出来。亨德森本人也于5时离开克洛伊顿动身回柏林。⁽¹¹³⁾当晚10时30分希特勒接见了他一个多小时，⁽¹¹⁴⁾里宾特洛甫和施密特也都在场，亨德森把英国的照会交给了希特勒。

在照会⁽¹¹⁵⁾中英国政府说，德国总理的信谈到了两组问题，即德波争端和最终的英德关系。德国关于后一问题的建议，英王陛下政府准备以之作为谈判的基础，但必须首先解决前一问题（正如总理本人也是这样主张的）。但是希特勒并未提到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德波争端，英国政府则认为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无论德国“给予英国什么样的好处”，英国都不可能放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在它看来，合理的解决办法必须是有一项协定来保障波兰的根本利益，并由国际给予保证。它认为，下一步应是“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开始德波直接磋商。它已经得到明确的保证，表示波兰政府准备参加这种磋商。英国政府希望德国也有同样的愿望。

在清楚地表明它的立场的同时，英国政府希望，总理不要因为它认真看待它对波兰的承诺，就认为它并不急于想帮助促成一项“可以被德波双方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一点它认为是很重要的，不仅仅为了当前的直接利益，从长远观点看，也是有利于促进总理所关怀的英德关系的。现在假如能避免诉诸武力，就可能对总理谈到过的今后的限制军备运动产生实际的和有益的结果——对此英国政府给予关切的注意。反之，战争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亨德森已经把他同总理的会晤记载下来，他说，他运用了一切可能用上的理由来劝说希特勒选择合乎情理的、和平的道路，不断地强调指出，选择对波兰的战争还是与英国的友谊，现在完全取决于希特勒。⁽¹¹⁶⁾在会谈最后结束时总理告诉亨德森说，他必须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照会，等第二天再给他一份书面答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谈中，德国对波兰提出的要求已经“逐步升级”了。希特勒“在提到今年3月里他曾提出过的宽大建议时说，那不能再重提了，并声称除非归还但泽和整个走廊地区，⁽¹¹⁷⁾否则就不能使他满意，另外还必须调整西里西亚地区”，⁽¹¹⁸⁾虽然在书面答复中并未出现这最后一段话。这种条件的加码是有意用来确保它们不会被波兰人所接受。

29日星期二，当英国大使在柏林等待希特勒的答复时，议会在伦敦也再召集会议，在短短50分钟的会议时间内听取了首相关于最近4天事态发展的报告。⁽¹¹⁹⁾他说他不能详细介绍政府和德国总理之间交涉往来的细节，过早地公布有关政策的声明，可能会危害和平；⁽¹²⁰⁾但是他扼要地叙述了希特勒建议的要点和英国政府在复函中采取的态度。它现在正等待希特勒作进一步的声明。在反对党表示赞成政府的行动以后，议会再次休会，到9月6日再行复会，但是仍作了准备随时提前复会的保留。

第十节　希特勒要求波兰的全权特使于24小时内到达

8月29日晚7时15分，英国驻柏林大使再度被召往总理府去接受希特勒对英国政府28日的照会的答复。⁽¹²¹⁾亨德森现在发现希特勒正采取一种极其不妥协的态度，他的答复并没有表现出这位大使曾费尽心力劝总理接受的那种合乎情理的、和平的观点，而就在前一天，他们会晤时的气氛还是相当友好的（的确，戈林曾告诉达勒鲁斯说，英国的答复看来“非常令人满意”，他甚至还暗示“和平有保障了”）。⁽¹²²⁾

希特勒的照会⁽¹²³⁾一开始就有倾向性地历数导致目前危机的一系列事件，他把挑起这些事件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波兰；照会特别指出波兰的虐待德意志少数民族和该国已达到的动员状态。接下去就是毫无掩饰地提出了德国政府对波兰的要求。这些要求，正如希特勒在前一天已经预先警告过亨德森的，就是修改凡尔赛条约中有关这些领土的那部分，“即但泽和走廊归还德国，保护波兰境内的德意志民族集团的安全生存”。⁽¹²⁴⁾

虽然德英两国政府都同意波兰问题必须迅速得到解决，但是德国政府不同意英国政府的看法，即问题仍然有可能通过直接谈判来解决。德国政府已经试过这种和平的手段，但已被“断然拒绝”了。不过，既然英国政府十分重视这样两点，即尽快地进行直接谈判以及假如能够获得一个解决办法的话，由国际保证来为之担保，德国政府尽管怀疑其是否能成功，仍可以同意与波兰直接进行谈判（只是为了表明它对英国怀有友好的意愿）。至于第二点，即对波兰“领土的重新安排”提供保证的问题，它在“没有与苏联取得联系”之前不能有任何表示。

最后，在明确声明德国政府“从未企图染指波兰的根本利益或怀疑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的存在”之后（而这是在德国的陆军和空军全力出击前不到60个小时时的声明），照会用下列这一段话作了结束：

德国政府……同意接受英国政府提出的愿进行斡旋以促使波兰派一名全权特使前来柏林的建议。它期待这位特使于1939年8月30日星期三之前抵达。德国政府将立即草拟一项可以为自己所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建议，并将把这些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在波兰谈判人员到达以前提交给英国政府。

英国大使当着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面平静地读着照会，没有加入任何评论；当他读到关于波兰特使抵达的时限这一句话时他才指出，这似乎带有最后通牒的味道。对此，两位德国部长都“使劲地、激烈地予以否认”。希特勒说事情十分紧迫，不仅是因为已经动员的两军对垒，随时有发生事变的危险，而且因为“德意志人正在波兰遭受屠杀”。他还加了一句：亨德森或英国政府是不会为此而有“丝毫介意”的。⁽¹²⁵⁾会谈在激烈的争辩声中结束。当戈林这天夜间从希特勒处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局势十分不妙，于是立即再次把达勒鲁斯找来。（后者仍在充当戈林和英国大使馆的中间人，那天早晨与戈林谈过话以后就立即去见亨德森。戈林在谈话中乐观地强调，希特勒打算向波兰人提出合乎情理的条件，并且说要邀请他们来柏林讨论这些条件。）⁽¹²⁶⁾当戈林来请他去时，达勒鲁斯正在听奥吉尔维·福布斯向他介绍总理府的这次不幸的会晤。在向他叙述了德国的答复以后，戈林再次派达勒鲁斯去伦敦向英国的大臣们“解释这一不幸事件”（希特勒与亨德森的最近一次会谈），并要求他们约束波兰人不要采取这样的“挑衅姿态”。达勒鲁斯随即在第二天早晨5时飞往英国。⁽¹²⁷⁾

8月30日早晨和下午达勒鲁斯在伦敦同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会谈时，曾三次打电话给在柏林的戈林，要他澄清英国大臣们向他提出的各项问题。会谈的主要结果是，虽然通过达勒鲁斯的从中斡旋，试图劝说希特勒以更加和解的方式向波兰人提建议，而不要单方面提苛刻的条件（戈林说他已转达了这一要求），可是纳粹党人仍坚持华沙必须派一名波兰使者来柏林。⁽¹²⁸⁾达勒鲁斯则发现，英国大臣们这时“非常怀疑与德国人的谈判会有什么结果”，而且也十分怀疑为什么德国人一定要求以柏林作为波德会谈的场所。⁽¹²⁹⁾

在柏林的亨德森，通过他同希特勒的最近一次会谈，这时也深信，避免战争的惟一办法是使波兰政府同意德国人提出的方式，即使这意味着要使它处于一个极为不利的地位来进行谈判。因此他在29日夜间写给伦敦的报告中强调了这一点。⁽¹³⁰⁾同时他还请他的波兰同行立即来英国大使馆见他。在那里他向利普斯基念了希特勒的复信，并极力提醒他，波兰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利普斯基本人宣称“已经没有希望”，亨德森虽然也有着他的这种悲观看法，但是仍相信“最后一次努力还是值得一试的”。⁽¹³¹⁾

29日晚间库隆德勒从柏林打来电话，把德方复函的内容报告给法国当局。法国当局似乎也把这“最后通牒”看得很严重，赞成要波兰政府方面赶快接受德国的要求。博内在29日深夜与法国驻华沙大使通电话时说：“据我看要在那儿反对一项粗鲁的拒绝是困难的。”⁽¹³²⁾库隆德勒也在30日凌晨再次打电话给巴黎，表示赞同亨德森的意见，即波兰政府如能同意派去一名全权特使，那将是明智的行动。虽然他也承认，如果贝克亲自去的话，会晤的地点最好不要在柏林，否则这样的一次访问将会太令人想起许士尼格和哈恰的旅行了。假如非在柏林不可的话，那就可以授权驻在那里的波兰大使执行这一任务。⁽¹³³⁾

但是，虽然亨德森，博内也一样，显然准备在这关键时刻建议波兰人在希特勒最后提出的要求（即将但泽和走廊归还德国）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英国政府却另有想法。在物质上本来是可能照德国的要求办的——希特勒本人就曾向亨德森指出过，从华沙飞到柏林只要90分钟的时间——但是内阁（不管它是怎样看待希特勒的断然否认他的话是最后通牒的）显然是极其不愿意看到一名波兰使者匆匆前往柏林去接受还没有人看到过的条件，但其中显然要包括割让但泽和走廊。不管怎样，它继续直接与柏林打交道，而没有把德国人提出的限波兰全权特使在30日前抵达柏林的要求立即转送波兰政府。德国29日致英国的照会的条款内容以及30日晚间发往柏林的英国复文的内容，⁽¹³⁴⁾在30日下午7时已经通知驻在华沙的肯纳德，但是叫他在接到进一步的指示前不要转告波兰政府。⁽¹³⁵⁾的确，直到31日上午12时25分才打电报给他，又作了指示。⁽¹³⁶⁾差不多就在这同一时刻，里宾特洛甫向亨德森宣布，给波兰人的时限已到了。⁽¹³⁷⁾肯纳德立即拜访了贝克，并在上午5时35分向伦敦报告，他已执行了给他的指示，贝克还必须同他的政府商量，但是“他可以立即告诉我说，他将尽一切可能来促进英王陛下政府所作的努力，对这种努力他是非常感激的”。⁽¹³⁸⁾

从波兰人的角度来看，英国政府对问题的判断是很正确的。肯纳德在30日早晨发出的一件电报中说，“我确实感到，要说服波兰政府派贝克上校或任何其他代表立即去柏林在希特勒先生所提建议的基础上商议一项解决办法，那是不可能的。它肯定是宁愿战斗和死亡，也不愿忍受这样的羞辱。”⁽¹³⁹⁾贝克本人随后也向肯纳德表示，他非常感谢英国政府为此事所作的努力，并在31日直率地告诉他说，“假如邀请他去柏林，他当然不会去，因为他不想被人家当作哈恰总统那样来对待。”⁽¹⁴⁰⁾

哈利法克斯在30日曾两次打电报给亨德森谈波兰特使的问题。第一次在凌晨2时，在收到德国照会后就立即打去，他说，“希望我们今天就能在柏林拿出一名波兰代表来，那是不讲道理的”，他要求把这一信息送交“有关方面”。⁽¹⁴¹⁾（这一指示，英国大使随后在早晨发回电报说，已在上午4时照办。但是他本人仍建议，波兰政府应当“尽这最后一刻钟的努力，去同希特勒先生建立直接的接触”——即使现在它只能是为了使全世界相信波兰希望和平的意愿也罢。）⁽¹⁴²⁾哈利法克斯给亨德森的第二个电报（30日下午6时50分发出）显示英国内阁方面的意见已变得强硬起来。这可能是由于上面引述的肯纳德那个直率的电报引起的；但肯定也是由于纳粹头子们坚持要一名波兰全权代表去柏林接受德国的建议这种顽固态度（这是达勒鲁斯在当天转达给它的）⁽¹⁴³⁾而更加使得内阁产生了反感。这第二个电报说，德国的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英国不能建议波兰政府去照办的。⁽¹⁴⁴⁾

根据可能得到的证据，这个要求——某些方面似乎急切想要接受它——大概是被英国政府故意地代波兰政府搁了下来（理由见前述）。⁽¹⁴⁵⁾没有立即采取步骤劝波兰人接受希特勒的要求，这一事实最后也并不可能造成什么不同的结果，这也是确实的。德国人早就决定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在这样一个最后时刻，即使波兰的全权使者果真到来，也很难改变事情的进程。⁽¹⁴⁶⁾因此，德国政府31日晚间在对德国人民广播的公告中大事宣传其“空等一场”，⁽¹⁴⁷⁾也就无须给予很认真的看待了。

亨德森在8月29日深夜把德国29日的照会转往伦敦（如上所述），⁽¹⁴⁸⁾内阁对它进行了研究并草拟复文，一直忙到第二天很晚的时候。除了波兰使者和他到达的时限问题外，当时英国外交大臣最关切的是力图防止波兰和德国双方挑起边境冲突事件。为此，在29日夜里和30日下午他曾多次给华沙和柏林拍发电报。⁽¹⁴⁹⁾在30日夜晚11时30分前不久，英国对德国最近一份照会的答复发到了柏林。由于电报密码必须先在英国大使馆译出，所以当英国大使得到里宾特洛甫的接见时已是午夜时刻，当时施密特也在场。

复文⁽¹⁵⁰⁾说，英国政府注意到德国政府接受了英国的关于直接谈判的建议，并准备与波兰政府讨论问题。不过，英国政府对于德国政府在其照会中宣布的解决争端的条件有明确的保留；并且相信德国政府正在拟订的、而且无疑将在讨论中得到充分审议的建议，同英国政府已声明过的“基本条件”（即保护波兰的根本利益和由国际保证解决办法的执行）将会是一致的。⁽¹⁵¹⁾英国政府正在将德国复文中提出的条件通知波兰政府。当然，所建议的谈判必须由德国和波兰双方政府自行安排——并且尽快地进行——但是“英王陛下政府认为，要在今天这样早的时候就建立接触是不现实的”。它极力要求在谈判期间实行军事休战和在但泽采取一种临时的解决办法。

第十一节　德国向波兰提出的十六点建议

在向里宾特洛甫递交英国的照会时，亨德森告诉他说，英国政府没有能劝说波兰政府接受德国提出的派一名使者去柏林的要求，并且（按照哈利法克斯指示的那样）⁽¹⁵²⁾建议，当德国的建议准备就绪时，外交部长应采取通常的外交程序把建议交波兰大使转送华沙。作为答复，里宾特洛甫拿出一份长长的文件，开始“以极快的速度”用德语高声读了起来。他读的就是德国政府草拟的给波兰的十六点建议原文。⁽¹⁵³⁾

这些建议仍然要求将但泽归还给第三帝国；但是在处理走廊问题上，它们与8月29日德国致英国的照会中所提的条件却显然有差异。在29日的照会中，希特勒要求“但泽和走廊归还德国”；而十六点建议的第二点则说，“所谓的走廊的领土……将由它自己决定究竟归属德国还是归属波兰。”接着建议在12个月后举行公民投票（然而，由于附加的那些条件，使得投票很难实行），在此之前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管理走廊地区，并保证在公民投票后双方都享有穿越走廊的交通权利。在任何情况下，格丁尼亚仍归波兰所有。

亨德森希望在会晤结束时能得到一份文件的抄本，所以当里宾特洛甫读的时候他并不打算把全部条文都记在心里。然而当他要求得到一份文本时，他却遭到了拒绝。⁽¹⁵⁴⁾里宾特洛甫告诉他说，现在已经“太迟了”，因为波兰使者并没有在30日午夜之前抵达——因为实际上就是“最后通牒”（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以前都曾强烈否认这一措词）的期限现在已超过了。亨德森一再要求把建议交给波兰大使转送他的政府。对此，里宾特洛甫激烈地宣称，他决不会请大使来见他。不过，如果（他暗示说）利普斯基要求会晤的话，那也许又当别论。⁽¹⁵⁵⁾

英国大使立即在8月31日凌晨2时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了他的波兰同行，并极力劝他迅速与里宾特洛甫取得联系，以便了解建议的内容，然后转报华沙。他还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安排斯密格莱–利兹与戈林会晤一次。这比同里宾特洛甫会晤要好；里宾特洛甫，他敢断言，是任何谈判尝试的一个致命的障碍。⁽¹⁵⁶⁾利普斯基认为，如没有他的政府的同意，他是不可能在这些建议的任何一项行动中采取主动的。但是他同意立即通电话同他的政府商量。⁽¹⁵⁷⁾

这十六点建议在亨德森看来，正如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那样，“就其表面价值而言并不是毫无道理的”；⁽¹⁵⁸⁾这一事实说明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也许是害怕波兰政府如果得到了研究这些条件的机会，就可能会同意以之作为谈判的基础。关于走廊的建议，如前所述，与两天前希特勒向亨德森提出的关于走廊的直截了当的要求是这样的显著不同，以致在德国人看来，存在着波兰可能会重新考虑它的立场的危险。德国的领导人们因此决定，不能把这种机会给予华沙。还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德国方面还有一点意思想把它的建议送交波兰政府，那么，通常的外交渠道毕竟还是敞开着：即使里宾特洛甫不愿意通过驻柏林的波兰大使进行工作，那么在华沙还有着一名德国的临时代办。

第二天，即31日，英国大使再次努力设法想从德国总理府弄到建议的官方文本，但没有成功。不过他的确得到了一份非正式的文本——一份关于条文的电话摘要。这是通过达勒鲁斯搞到的。他在30日午夜时候从戈林那里看到了这个文件，在得到戈林的同意后在凌晨1时光景把文件内容用电话告诉了英国大使馆的奥吉尔维–福布斯。戈林后来在作证时说，他这样做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因为希特勒禁止在那时公开这些条件。⁽¹⁵⁹⁾在英国大使馆内复制了一份摘录的副本；达勒鲁斯在上午10时又给亨德森带来了一份抄写本。应亨德森的要求，⁽¹⁶⁰⁾这一份又由达勒鲁斯和奥吉尔维–福布斯在上午11时送去交给了利普斯基。但是利普斯基不要听这些条件——它们是“根本办不到的”。在纽伦堡作证时，达勒鲁斯把利普斯基说成是一个疲劳过度的人，显然已不可能抓住照会的精神实质了。不过利普斯基在当天上午还是与华沙进行了联系，虽然很难判断，即使是这个非正式的文本，转达给波兰政府的那些条款内容又能有多大的准确性。⁽¹⁶¹⁾31日中午，达勒鲁斯试图通过电话告诉伦敦的霍勒斯·威尔逊爵士说，德国提出的条件是多么慷慨，而波兰人又是多么的只想“从中作梗”；但是通话显然在被德国人窃听，于是威尔逊挂断了电话。⁽¹⁶²⁾

31日下午，柏林的人们已知道，德国的建议将在当天夜晚广播宣布；亨德森下午5时与戈林会晤时（这是达勒鲁斯建议举行的）要求他运用他的影响来阻止这最后一个挑动敌对情绪的行动，并使建议至少能交到波兰大使手中，⁽¹⁶³⁾然后正式通知英法两国大使。但是戈林的惟一反应，是表示他不能插手干预，还讲了一个多小时德国愿意与英国友好的话。⁽¹⁶⁴⁾于是在下午9时，德国的建议被广播出去了。⁽¹⁶⁵⁾在广播正文之前，先发表了一个其准确性非常成问题的解释性声明。⁽¹⁶⁶⁾声明控诉波兰政府对德国政府愿意谈判的善意作出的惟一反应是，第一，下动员令，第二，波兰特使不来。⁽¹⁶⁷⁾他们还指责波兰人躲躲闪闪，甚至在规定的限期已过之后仍拒绝授权驻柏林的大使进行谈判。鉴于所有这些情况，“德国政府认为它的建议实质上已被拒绝”。至于这些建议，德国政府原打算如可能的话就在波兰特使抵达之前送交英国政府；但是这位人士既然没有来，这就解除了德国政府必须这样做的一切义务。不过德国外交部长在昨晚接见英国大使时还是把“有关德国建议原文的准确资料（原文如此）”告诉了他。

当广播正进行时，在下午9时15分，亨德森被召到总理府，按照希特勒的指示，魏茨泽克把正在广播中的建议和前言声明的抄本各一份交给了他。（魏茨泽克还把这些抄本交给法国大使和美国临时代办，他们分别在下午9时30分和9时45分为这事而被召见；⁽¹⁶⁸⁾抄本也分送给了日本大使和俄国临时代办。）⁽¹⁶⁹⁾英国大使问道，当这些文件已经在向全世界广播的这个时候把它们交给他又是什么意思。魏茨泽克回答说，他只是在执行给予他的指示。从这一点亨德森推测，希特勒已作出最后的决定，现在再想作进一步的谈判已没有用了。几个小时之后德国军队就进攻了。

第十二节　德国发动进攻（9月1日）

9月1日，甚至在进攻已经开始以后，德国政府仍公然企图把罪责加在波兰身上。戈林亲自给英国大使馆带来消息，指责波兰人在夜间采取了军事行动，例如炸毁了德却奥的维斯杜拉河大桥。⁽¹⁷⁰⁾但是必须指出，“德却奥桥行动”最初是凯特尔在6月间想出来的，⁽¹⁷¹⁾是希特勒8月31日指示中的时间表上三个立刻要攻取的目标之一。（达勒鲁斯这时正在过分热情地作他的孤注一掷的最后一分钟努力来进行调停，或者说，是设法使英国政府来进行调停。甚至他也从柏林打电话给伦敦说，波兰人“正在破坏每一件事”，他们“从来也没有打算谈判过”。）⁽¹⁷²⁾至于希特勒，他在早晨4时向军队发布了一份宣言，宣称波兰人已经拒绝了他所期望的“和平解决相互关系”的建议，并已“诉诸武力”。他宣称，“除了从今以后以武力来对付武力外，我已别无其他选择。”⁽¹⁷³⁾清晨5时40分柏林电台广播了他的宣言，上午的德国报纸重又刊登了这篇宣言。上午10时30分希特勒在匆匆召集的国会特别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对议员们说，从当天上午5时45分起，德国军队已开始对波兰正规部队的开火进行“还击”。他的演说显然主要是为了对外宣传，⁽¹⁷⁴⁾他又像往常一样把德国描绘成为一个长期受害和被人误解的国家。他继续对英国表示虚伪的友谊：“我曾再三地向英国伸出友谊之手。……德国同西方没有利害关系，我们的‘西墙’永远是第三帝国在西面的边界线。”意大利为了它的谅解而受到公开的感谢。但是“进行这场斗争，我们并不打算呼吁外国帮助”。⁽¹⁷⁵⁾对俄国表示了最友好的感情：那项公约“永远排除了在我们之间的任何暴力的使用”。⁽¹⁷⁶⁾至于波兰，希特勒宣称他决心要解决但泽和走廊的问题，把德波两国的关系改变成一种“和平共处”的关系。他将一直战斗到现在的波兰政府表现出理智，或者一直到另一个波兰政府准备同意德国的要求为止。然后希特勒公开指定戈林为他的继承人，在戈林之后，为赫斯。接着他宣称，他准备为德国而死，并要求每一个德国人也这样。“一个1918年11月将永远不会在德国历史上重现。”

这就是官方向德国人民所作的关于战争爆发原因的解释。⁽¹⁷⁷⁾

同一天（9月1日）上午10时30分，驻伦敦的波兰大使拉斯津斯基伯爵往访哈利法克斯，报告说，他从巴黎正式得到的消息说，德国军队已在四个地点越过边界，波兰城镇正遭到轰炸。他声明，这是一个“符合条约规定的明白无误的事例”，情况证明已应该履行英国的保证了。⁽¹⁷⁸⁾哈利法克斯向他保证说，根据所说的事实，英国政府无疑将持同样的看法。外交大臣然后在上午10时50分召见德国临时代办科尔特，问他关于英国政府已接到的报告他是否有什么消息。但是科尔特并没有关于德国军事行动的任何消息。⁽¹⁷⁹⁾哈利法克斯指出，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局势；等稍迟在上午召开的内阁会议开过后，如有什么信息传递，将直接发往柏林，但是将把通讯的性质告诉科尔特。⁽¹⁸⁰⁾

第十三节　英法两国发出最后警告

9月1日上午11时30分召开的英国内阁会议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履行对波兰的保证；其次一个问题是对意大利所提建议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意大利的这项建议是前一天由齐亚诺送交哈利法克斯的，它主张召开五国会议来进行调停。⁽¹⁸¹⁾以上这两件事都需要与法国政府不断地进行磋商。下午1时由路透社授权发表的一项新闻公报，显示了英法两国政府实施它们的保证的决心没有动摇。⁽¹⁸²⁾

下午4时30分，作出了对于波兰的最后决定。一项送交德国政府的声明的文本已由两国商定，并通过法国大使转送巴黎，使递交柏林的两份照会内容可以一致。⁽¹⁸³⁾6时，在柏林的亨德森接到了指示：他应该（与库隆德勒一起）将一份警告递交德国政府，警告内容为，除非德国政府给予令人满意的保证，证明它已停止一切侵略波兰的行动，并准备迅速从波兰领土上撤出它的军队，否则英国将毫不迟疑地履行它对波兰的义务。⁽¹⁸⁴⁾在给亨德森这项指示时，哈利法克斯说，大使应要求对方立即给予答复。还说，“只供你自己知道”：答复的性质将决定英国政府的下一步行动。如不能令人满意，回答将是“一个有时限的最后通牒或立即宣战”。不过，目前这份照会应称之为，如果问起这问题的话，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份最后通牒。⁽¹⁸⁵⁾

9月1日6时议会召开特别会议，首相在下院宣读了这份最新照会的内容。张伯伦在他的讲话中引用了31日晚德国广播中的这样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帝国政府认为它（对波兰）的建议已被拒绝了”。当议员们得知这个建议波兰政府根本从未看到过，更不用说研究过了，都大为惊愕。宣读了内阁已指示英国大使递交的警告性声明以后，张伯伦说，假如德国政府的回答是否定的——看来恐怕很少希望它会不是这样——那就将发生战争。中午，枢密院发布了总动员令。全国作好准备的情况远比1914年时为好。不久即将向议会提出一项补充军事训练法的法案，它规定年龄在18岁到41岁之间的适龄男子均应服兵役。⁽¹⁸⁶⁾

反对党议员领袖再一次保证工党将支持政府，但是认为德国政府现在已不可能后退，侵略行为已经构成，英国在道义上必须立即援助波兰，而无须等待德国再有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在工党领袖表示完全赞同政府的政策以后，投票通过了一项5亿英镑借款的议案，然后在午夜以前两院又三读通过了18项紧急法案。⁽¹⁸⁷⁾

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当晚发表的一项声明甚至更进一步地强调了工党在议会中表示的态度。⁽¹⁸⁸⁾声明保证“这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全力支持”政府抵抗最近的“以侵略来进行征服的尝试”的决定。一方面对“悲剧性的战争蠢事”表示痛惜，但工人运动仍号召坚决反对希特勒选择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一个随意使用的工具。⁽¹⁸⁹⁾

9月1日晚，亨德森在柏林接到指示后就在下午9时30分去见里宾特洛甫，把英国内阁的信件交给了他。这位外交部长对于照会没有作什么评论，只是说，犯了侵略罪行的不是德国，而是波兰。长期以来，波兰人一直在挑衅；正是他们首先作了动员；是他们在前一天夜间侵犯了德国领土。当亨德森说明他得到的指示是要求立刻给予答复，里宾特洛甫说，他必须把英国政府的声明送呈总理。大使说他将随时等候吩咐以得到希特勒的答复。⁽¹⁹⁰⁾紧接着，在这位外长和法国大使之间也进行了一次完全相同的会见和交谈。⁽¹⁹¹⁾

9月2日星期六一整天都不见对警告的答复的来到。⁽¹⁹²⁾这天下午，波兰驻伦敦大使在收到（波兰驻巴黎大使也收到了）贝克的紧急指示之后，⁽¹⁹³⁾被邀请去唐宁街列席内阁会议。他报告说，当天上午德军又继续猛烈进攻，从中午起，波兰许多城镇已遭到狂暴的空袭。拉斯津斯基再一次呼吁履行英国的保证。⁽¹⁹⁴⁾立即就这一外交行动同巴黎进行了联系。在那里，波兰驻法国大使卢卡谢维奇也已经请求法国给予援助，尤其是要求帮助对付德国空军，从波兰领土上去掉一部分空袭的沉重压力。⁽¹⁹⁵⁾贝克在华沙也正在向英法两国大使作同样的呼吁。⁽¹⁹⁶⁾

在伦敦，9月2日议会再次开会，⁽¹⁹⁷⁾等待首相发表一项声明。当他下午7时45分来到下院时，他只能说，还是没有收到柏林的答复。他认为迟延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意大利提出了召开五国会议的建议。他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同意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的惟一条件就是，停止敌对行动和德军撤出波兰。⁽¹⁹⁸⁾英法两国政府仍在就这件事进行磋商。

下院表示出极大的不安。几位发言的议员提到迟迟不对德国宣战，自从它开始进攻波兰已经过了38小时，显然是忽视了英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历史似乎正在重演，许多人心中都在害怕会出现第二个慕尼黑。正如阿瑟·格林伍德在第二天下院会议上讲的：“不满、忧虑、愤怒支配着昨晚我们的会议。”⁽¹⁹⁹⁾首相知道议会的情绪，但是他不能随便讲话，他只能解释说，迟延是因为需要与法国内阁保持步调一致，它甚至到现在还在讨论局势。

第十四节　最后通牒

在所提到的同法国政府保持步调一致的背后，在这和平的最后一天里，实际上是完全在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那就是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时间问题。首先的难题是什么时候送出去，其次是送出后给予多长宽限时间。英国内阁在2日，即星期六下午的会议上，最后决定在2日午夜时刻送出它的最后通牒。⁽²⁰⁰⁾而法国的部长们在星期六下午则坚决主张要等到3日即星期日中午才发出他们的最后通牒。宽限时间是法国总参谋部代为决定的。经过星期六整天的讨论，它仍坚持要等发出最后通牒48小时以后才有可能采取行动，直到星期日上午很晚时刻它还是不肯让步。⁽²⁰¹⁾

这确实是一个使两国政府都感到很为难的问题。双方都真诚希望在时间上彼此步调一致，然而每一方都受到内部因素的掣肘，而这些又是极其重要的因素。⁽²⁰²⁾英国内阁对于是否要依从法国人感到踌躇不决，但发现最困难的是如何去安抚议会内外的舆论。在英国人民看来，法国宪法程序问题（即政府在议会批准前宣战权限的问题）⁽²⁰³⁾和法国动员的技术问题都是些小事；他们只看到波兰正在被它的伙伴们抛弃，独自在危难中挣扎，而政治家们的拖延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意大利人的调停计划，英国内阁还在认真地考虑之中，法国人对它更是热心地在进行追求。然而下院并不相信它，所以也不想要它。再者，英国海军当局认为，48小时的间隔时间将使德国海军在进行部署方面得到极大的便利。⁽²⁰⁴⁾另一方面，法国政府虽然急切希望能与英国步调一致，⁽²⁰⁵⁾尽可能地早日行动；但是仍然被它的总参谋部毫不留情地挡住了。总参谋部明白表示，如果战争在它的计划布置完成以前爆发，德国人就可能在法国正在全力进行疏散和动员时开始他们的轰炸，那样就将带来混乱和灾难的后果。

于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再拖延对波兰的援助，英国政府可能会倒台；假如英国坚持立即行动，则法国可能崩溃。

英国内阁面临在下院中的这种困难局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惟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独自行动了（哈利法克斯在下午10时30分用电话把这决定通知了博内）。⁽²⁰⁶⁾尽管博内抗议这样会给人以可悲的印象，英国内阁还是选择了这条道路。不过，每一方又都作了一些让步：英国内阁放弃最后通牒在2日午夜送出、在3日星期日上午6时期限截止的最初打算。它不能像法国人那样延迟到3日中午送出，因为议会将在那时开会，而最后通牒必须在这之前发出。但是仍准备等到上午8时（后来在那天夜里又改为到上午9时），就在那时发出一份时限为两小时的最后通牒。（科尔特在3日上午2时从伦敦驻地将所有这一切都报告了博内，并警告说，如果张伯伦内阁不能以一个既成事实呈现在议会面前，它就有被推倒的危险。）⁽²⁰⁷⁾至于法国政府方面，在不断地对总参谋部施加压力之后，最后总算使英法两国开始行动的时间间隔缩短到了6个小时。虽然后来人们对这最后的时间上的差别常常感到遗憾，然而这种妥协实际上的确体现了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双方都想达成协议并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真诚愿望。

直到9月3日星期日清早，德国政府仍然没有任何反应。于是，在上午5时哈利法克斯打电报给亨德森，指示他去要求在上午9时会见里宾特洛甫，以便把一份时限为2小时的最后通牒交给他；如不能见到他，就会见另一位德国政府的代表。⁽²⁰⁸⁾（他还说，法国大使将另外单独行动——但是这一点不必对别人讲。）⁽²⁰⁹⁾奥吉尔维·福布斯在上午8时把这消息告诉了达勒鲁斯，达勒鲁斯又作了最后一次进行调停的尝试。他在上午10时15分先打长途电话给英国外交部，强调只要英国政府“用最赞同的看法”来考虑德国对最后通牒的答复（他知道这最后通牒已在发送的途中），世界和平就还有一个良好的机会。⁽²¹⁰⁾这信息被记录了下来，达勒鲁斯并得知，它将送交给高一级的当局。据达勒鲁斯自己的记述，⁽²¹¹⁾他然后极力主张戈林亲自飞往伦敦，设法消除里宾特洛甫造成的损害。戈林同意了，希特勒也批准了。达勒鲁斯再次打电话给英国外交部。但是在这里，计划失败了。从伦敦传来了哈利法克斯的不妥协的回音：对这样的一项建议不能加以考虑。已经向德国政府提了一个明确的问题，“它总应该也给一个明确的回答”。英国政府不能再等待与戈林作进一步的讨论了。⁽²¹²⁾

在柏林，英国大使未能见到里宾特洛甫，但是见到了德国外交部的官方译员施密特。他奉命代表外交部长接见亨德森，在上午9时整收下了英国政府的最后通牒。⁽²¹³⁾

这最后通牒指出，德国政府接到英国的警告已超过24小时，但是迄今没有答复，而对波兰的进攻则仍在“继续并加强”。除非陛下政府在当天上午11时（英国夏令时间）以前收到满意的答复，保证德国政府已停止一切侵略波兰的行动，并准备立即从波兰领土撤出其军队，否则从该时起两国即处于交战状态。⁽²¹⁴⁾

在11时以前并没有答复送到。于是在9月3日星期日上午11时15分英国首相向全国广播宣布，英国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²¹⁵⁾在同一时间，哈利法克斯以书面通知德国临时代办：他们两国现在已进入交战状态。⁽²¹⁶⁾同一天中午下院开会，首相向下院叙述了当天上午发生的事情，并宣读了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全文。⁽²¹⁷⁾与德国政府的最后一次接触是里宾特洛甫在上午11时20分召见英国大使亨德森，交给他一份很长的文件。文件的开头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和德国人民拒绝收下或接受，更不用说履行，英国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性质的要求。”再一次把导致战争发生的全部责任推在英国政府身上。文件最后宣称，德国政府拒绝“召回它为保卫德意志帝国而集合起来的军队”。⁽²¹⁸⁾

这样，英德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最后断绝了。

(1)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53号；一份更长一点的塔斯社公报刊登在22日的莫斯科报纸上（同上书，第128号）。

(2)　同上书，第99号，第102号。这些军队的调动在22日以后暂时停止，直至26—27日夜间为止。28日，英国驻巴黎武官认为，这种军队的调动是“企图用来作为一种恐吓的措施”，但是已经失败了（同上书，第443号）。

(3)　全文见同上书，第140号注③；《泰晤士报》，1939年8月23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48页。

(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12号，第247号。

(5)　同上书，第7卷，第141号。

(6)　同上书，第352号。

(7)　《泰晤士报》，1939年8月24日。

(8)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关于英联邦事务的文件和演说，1931—1952年》，尼古拉斯·曼塞编（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Documents and Speeches on British Commonwealth Affairs,1931—1952,ed．Nicholas Mansergh），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53年，第462—479页。

(9)　《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8月29日。

(1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36号。

(11)　同上书，第252号。

(1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12号。英国内阁几天后曾想到这个交换条件大概是提议分割波兰，哈利法克斯26日就曾这样警告在罗马的洛赖因（同上书，第327号）。

(13)　《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8月23日。

(1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附录Ⅰ，第711页。

(15)　同上书，第7卷，第56号，第68号。

(16)　见上文，原著第222—224页。

(17)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42号，第145号。

(18)　见上文，原著第369页和第374页。

(19)　见约德尔日记8月23日的记载：“宣布Y日：8月26日；宣布X时间：上午4时30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8卷，第389页（1780–PS）〕。

(20)　亨德森：《出使辱命记》，第255页；《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67号和第200号（第1、2段）。

(21)　同上书，第178号。

(22)　同上书，第200号。德国方面的会晤记录，是由里宾特洛甫的一名秘书执笔的，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00号。

(23)　1935—1939年任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新闻专员的弗里茨·赫塞，在他的回忆录《希特勒与英国人》〔F·A·沃伊格特编译，伦敦，温盖特，1954年版，第70页。译自德文本《围绕着德国的赌博》（Das Spiel um Deutschland），慕尼黑，保罗·利斯特，1953年版〕中说，在最后的一两个月中，希特勒已不再隐瞒他下定决心要征服波兰人，等着给他们一顿“完全应该受的痛击”。

(24)　鲁道夫·赫斯8月25日在第七次国外德意志人民代表大会上的一次发言中也坚持同样的论点，把发生捷克和波兰这两次危机的责任完全推在英国身上（《法兰克福日报》，1939年8月27日）。

(25)　德方的记录中并没有希特勒说的这一句话，而是报道他曾两次提到，如果英国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军事措施，他就立即下德国总动员令（《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00号）。

(26)　原文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07号（附件）；《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00号（附件）；《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49—450页。

(27)　亨德森所作的关于这第二次会见的记录，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48号。德方的记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00号。参见亨德森：《出使辱命记》，第257页。

(28)　德文本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08号（附件）。英译本见同上书，第211号；以及《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01号。参阅《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50—452页。

(29)　指1939年3月21日第一次向波兰提出的条件，4月28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又把它公开了。这些条件规定把但泽归还德国；建筑一条拥有治外法权的铁路和一条公路穿过走廊地区，以此作为波兰仍保留“走廊”的交换条件；德国保证波德两国之间的边界线；以及缔结一项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见上文，原著第326页，第341—342页）。

(30)　康纳特和诺埃尔在华沙，亨德森在柏林都曾证实，德国报纸指责波兰人虐待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宣传是故意夸大的〔见上文，原著第346页注③（即本书第476页注③。——译者），第382—383页〕。捏造边界事件的证据，见上文，原著第392页注③（即本书第540页注③。——译者）。

(31)　可与前一天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会议上对他的参谋长们说的以下一段话相对照：“粉碎英国霸权主义的战斗已经开始”（《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343页（798–PS）；《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92号）。

(32)　这只不过是一种修辞说法。德国的军事准备自6月中旬以来就已经就绪，见上文，原著第372—374页。

(33)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19号；参阅第257号。

(34)　参阅戈林1946年3月19日在纽伦堡审讯中所作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93—494页）。

(35)　关于达勒鲁斯早些时候充当调解人的活动，见上文，原著第214页和注②（即本书第287页注④。——译者）。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达勒鲁斯的使命是受欢迎的——至少是被接受了的——因为它至少是提供了一个和纳粹头子们成功地谈判的额外机会。“这很有趣”，8月24日的一份英国外交部备忘录中写道，“在这一特殊时刻，这位元帅竟然能把这么多的时间花在达勒鲁斯先生身上”（《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37号）。

(36)　见达勒鲁斯的关于这次会见的记录，同上书，第285号（i）。

(37)　英国对达勒鲁斯的这次和以后各次伦敦之行采取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除了提到有一架“神秘的”飞机和一辆“神秘的”汽车之外，报纸再也无法知道这位来访客人是谁，而只能猜测他是德国官方的译员施密特（参阅《每日电讯报》，1939年8月28日）。29日的一份外交部备忘录讲到了“为使他的行动保持秘密”而作的努力（《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58号）。

(38)　同上书，第285号（ii），第234页。

(39)　见下文，原著第521页。

(4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49号，第282页。

(41)　原文见同上书，附录1。

(42)　达勒鲁斯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63页）。

(43)　达勒鲁斯本人写的这次会见记录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49号，附录2。

(44)　见下文，原著第524—526页。

(45)　下院辩论，第5辑，第351卷，第3—10栏。

(46)　见上文，原著第90页，第92页。

(47)　工党全国委员会在8月23日集会，发表了一项声明，强调工人运动的决心，尽管它希望和平，绝“不应削弱它宣布过的集体抵抗德国政府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动的政策”。英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应充分履行”（《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8月24日）。

(48)　下院辩论，1939年8月24日，第5辑，第351卷，第10—63栏。

(49)　下院辩论，1939年8月24日，第5辑，第351卷，第63—110栏。法案全文见《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1939年》，第143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1年版），第151页。

(50)　《泰晤士报》，1939年8月25日。

(51)　《纽约时报》、《曼彻斯特卫报》、《泰晤士报》，1939年8月25日。

(52)　见上文，原著第511页和注④（即本书第708页注①。——译者）。

(53)　见上文，原著第337—338页，第372页。

(54)　见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所作的关于他从莫斯科归来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0卷，第269页）。他说，他本来期望直接飞往贝希特斯加登（22日，他在那里与希特勒分手），在那里向元首作汇报。但是，不是在24日正午他离开莫斯科之前，就是在途中某一时刻，他接到命令，要他改飞柏林，而不是贝希特斯加登。

(55)　科尔特：《幻想和现实》，第2版，第191页。

(56)　里宾特洛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张伯伦和希特勒最近交换信件的事〔《里宾特洛甫回忆录》（The Ribbentrop Memoirs），奥利弗·沃森译自德文版《伦敦和莫斯科之间》（Zwischen London und Moskau），书前有阿伦·布尔洛克写的绪言，伦敦，韦登弗尔德和尼科尔森，1954年版，第116页〕。

(57)　据亨德森的个人看法（在和一位朋友谈话时讲的），即使是在最后一刻，希特勒也会住手不干的。他认为，希特勒的战争愿望是被一些狂热分子有意煽动起来的，据说他们在报纸上插入一些捏造的波兰人暴行的故事，而希特勒对所有这些报道都是认真研读的。魏茨泽克曾描写他在那几天中的摇摆不定：在22日向他的将军们下达命令时，他是不惜任何代价准备战争的；但是在以后的两天中又极力想阻止它变成一场欧洲战争——至少不要是那种可怕的两线作战〔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回忆录》（Ernst von Weizsäcker：Erinnerungen），慕尼黑，保罗·利斯特，1950年版，第254页〕。

(58)　戈林无论如何是与希特勒一样的忧虑，他极力想保持与英国取得谅解的可能性。他的这种心情反映在他在半夜里急忙打电话给达勒鲁斯，要他第二天飞往伦敦（见上文，原著第514页）。

(59)　科尔特：《幻想和现实》，第2版，第192页。

(60)　见下文，原著第520页。

(61)　亨德森：《出使辱命记》，第259页；《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84号。

(62)　德文本见同上书，第310号（附件）；英译文见同上书，第283号；《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65号；参阅《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50—452页。

(63)　关于根据希特勒这一句显然是偶然提到的话而建议的交换居民，见下文，原著第553页。虽然开头建议的是英国人，但为此而进行的活动却大部分是由法国政府承担的。

(64)　在赫塞看来，希特勒现在已经确信，如果英国为了“像但泽这样一点小事”就想进行战争的话，那么同它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显然，它下这样的决心还有更深的理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趁德国手中掌握着所有的牌的时候，战争来得越早越好（赫塞：《希特勒与英国人》，第72页）。

(6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84号。

(66)　同上。

(67)　同上书，第286号。

(68)　见下文，原著第563页。

(69)　科尔特：《幻想和现实》，第2版，第191页；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8月25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63号。

(70)　见下文，原著第564—565页。

(71)　见科尔特，前引书，第195页。

(72)　同上书，第106页。

(73)　魏茨泽克，《回忆录》，第256页。

(74)　科尔特说时间是下午3时零5分；瓦尔特·霍弗〔《预谋的战争，1939年》，斯坦利·戈德曼译自德文原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划》（Walther Hofer: War Premeditated, 1939, translated by Stanley Godman from the original GermanDie Entfesselung des zweiten Weltkrieges），伦敦，撒梅斯和赫德森，1955年版，第191页注⑲〕提供的时间则是正好下午3时零2分，他引用总理府内一位在场目击者冯·伏尔曼将军的未发表笔记作为他的证据。

(75)　见下文，原著第551页。

(76)　另见下文，原著第563页，第565页。

(77)　对墨索里尼信件的更详细的分析，见下文，原著第565—566页。

(78)　科尔特，前引书，第198页。

(79)　戈林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597页）认为意大利的临阵退缩无关大局。但是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使希特勒决定推迟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长施佩尔（1946年6、7月受讯时）说，“这次的推迟是因为意大利的拒绝使得希特勒感到很震惊”，虽然他个人认为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当时是过高地估计了意大利的力量，尤其是海军和空军的力量（引自一份未曾公布过的1945年8月28日的官方资料）。在另一方面，雷德尔的意见认为（1939年9月3日他对德国海军的前景作了一次令人沮丧的展望），意大利海军的合作，肯定会有助于牵制一部分英国舰队〔英国海军部：《德国元首的海军事务会议，1939—1945年》（Great Britain, Admiralty: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 1939—1945），8卷本，复印版，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1948年版，1939年，第14页〕。霍弗则说，意大利的背信是“对希特勒的一个沉重打击”（《预谋的战争》，第95页）；但看来很可能它是一个引起愤怒而不是沮丧的原因。

(80)　里宾特洛甫在他的《回忆录》（第116—117页）中说那是在午后不久，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他对日期和时间的记忆力向来就是极其糟糕的。然而不管怎样，他本人仍然说，希特勒“立刻”采取了行动，计划在黎明就发动进攻，但根据各种资料可以知道这时是在下午6时至7时之间。关于来自伦敦的消息是在什么时候传到希特勒处的，意见很不一致，见霍弗，前引书，第192页，注。

(81)　见上文，原著第173—174页。

(82)　“在早晨”，里宾特洛甫写道（《回忆录》，第117页），但这一次显然又错了。

(83)　例如，见戈林在纽伦堡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597页）和《里宾特洛甫回忆录》，第117页。但是齐亚诺本人在两个月后，即1939年11月间，告诉阿托利科说，意大利人事先并没有对英国人说过，他们将不介入。马吉斯特拉蒂在同一个月里也曾向戈林保证过这一点（西莫尼：《柏林》，第21—24页）。英国驻罗马大使证实，直到8月26日为止，双方对于意大利是否介入的问题始终保持沉默〔见下文，原著第573页注③（即本书第793页注②。——译者）〕。

(84)　哈利法克斯在协定签字后与波兰大使的一次谈话中曾提到“我们为促使条约早日签字而作出的努力”（《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98号，第3段）。

(85)　赫塞毫无疑问地述说，这两件事“促使希特勒撤销了他的进攻波兰的命令”（《希特勒与英国人》，第78页）。参阅德国海军部登记册中25日的一段记载：“已经开始的‘白色方案’由于政治情况变化，将在20时30分停止执行”；一条注释提到了英波条约和墨索里尼给希特勒的书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4卷，第678页（170–C）〕。

(86)　1939年时任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馆参赞的马吉斯特拉蒂，在8月30日给齐亚诺的一封私人信中谈了他的看法：推迟的原因之一是总参谋部要求希特勒给他们时间去派兵防守西部边界。他断言，甚至到了8月25日西部边界实际上还没有设防。还说，罗塔将军（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馆武官）往访德国国防部时得到的一个明确印象就是这样。马吉斯特拉蒂28日报告齐亚诺说，德国军队那时正在向西部边界移动（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8月28日）。

(87)　霍弗引用伏尔曼将军的笔记，说勃劳希契是在傍晚7时到达总理府的（《预谋的战争》，第193页注）。

(88)　凯特尔在纽伦堡提供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0卷，第514—515页）。参阅科尔特：《幻想和现实》，第2版，第198—199页；《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99号注②，在那里记载的下令暂停执行一切命令的时间是“大约下午7时30分”。

(8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82号。

(9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77号。

(91)　见下文，原著第566—567页。

(92)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257—258页（699–PS）。

(93)　这是在26日凌晨报告伦敦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23号）。

(94)　哈塞尔：《来自另一个德国》，第77页。

(9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25号。

(96)　取消是在27日宣布的（同上书，第366号）。

(97)　见同上书，第486号。亨德森认为，原来并不打算在战争真正开始之前就实行食物的定量配给，显然是想在进攻波兰以后接着再实行，但是当25日决定推迟进攻时，像定量配给这种伴随而来的安排就只好仍按原计划实施（同上书，第628号，第466页）。

(98)　《意大利外交政策文件》，第8集，第13卷，第346号。哈塞尔（《来自另一个德国》，第80页）引用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名议员西比尔的话说，希特勒给人留下一种可悲的印象（一个极可怜的印象），把他对波兰人的要求说得很宽大合理，甚至把墨索里尼袖手旁观的态度说成是实际上对德国有利。

(99)　根据一名潜艇指挥官未公开出版的日记记载。参阅《元首会议，1939年》，在第4页那里也记载有“斯比伯爵”号和“德意志”号，以及它们的随行供应船“阿尔特马克”号和“威塞华特”号，分别在8月21日和24日被派往大西洋中的待命地点。

(10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70号，第5段，第276号，第767号。在8月23日就已决定，应派“施莱斯伊希–霍尔斯泰因”号去但泽，而不是“克尼斯堡”号，因为前者的大炮能够从靠近威斯特帕莱脱的停泊处一直打到希拉半岛（《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97号）。9月1日早晨就是用这些大炮把半岛上的炮台摧毁的（伯克哈特：《报告》，第15页；《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767号）。

(101)　W·L·夏伊勒：《柏林日记》（W.L.Shirer: Berlin Diary），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1年版，第154页。

(102)　《法令公报》，1930年，第1部分，第1539页；《法兰克福日报》，1939年9月1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89页。

(103)　《泰晤士报》，1939年8月31日。在31日同英国驻海牙大使谈话时，荷兰外交大臣说，他怀疑这个委员会“是不是抱着在需要时可以当作替罪羊来使用的目的而设置的”，不过他又说，他认为委员会的成员是“温和的，有才智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26号，第5段）。

(104)　达勒鲁斯在纽伦堡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65页）。显然没有关于这次会谈的官方记录，当天晚些时候哈利法克斯向内阁汇报了这次会谈的情况（《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49号注⑦）。

(105)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80页。

(10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49号注⑦。

(107)　同上书，第402号注②。

(108)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66页。

(109)　见上文，原著第518—519页。

(11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18号。

(111)　同上书，第411号。

(112)　同上书，第420号。这是里宾特洛甫在他的《回忆录》（第118页）中指责英国政府曾进行压制的文件之一（它没有载入1939年9月初出版的敕令第6106号蓝皮书），他猜测答复实际上并不是“是”，而是“不”。

(113)　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21号。

(114)　同上书，第455号（参阅第501号）。参阅《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83—485页。这次谈话的德方记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84号。

(115)　全文载《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26号；参阅《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80—481页。德译本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47号（附件）。

(116)　亨德森：《出使辱命记》，第262页。当天晚上亨德森向哈利法克斯报告说，当希特勒问他“英国是否愿意接受与德国的联盟”时，他回答说，就他个人的意见来说，他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55号，第12段）。R·范西塔特爵士（后为勋爵）就这一点写了一份备忘录（同上书，注⑧），提请哈利法克斯注意大使关于联盟（“如果它是意味着什么，那就只能是军事联盟”）的任何谈话都是很危险的，于是哈利法克斯在第二天为此向亨德森发出了警告（同上书，第545号）。

(117)　第一次提到“归还”走廊是在8月27日希特勒给达拉第的信中——见下文，原著第552页。

(11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55号，第5段。

(119)　下院辩论，第5辑，第351卷，第111—116栏。

(120)　首相在演说一开头就指责新闻界——据舒曼（《黑夜笼罩着欧洲》，第331页）说，是赫斯特系报纸——向另一个国家发了据说是政府最近给希特勒的照会原文的电讯稿，而事实上它只能是一个彻头彻尾虚构出来的文本。

(121)　见亨德森8月29日给伦敦的报告（《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90号，第493号）。

(122)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67—468页。

(123)　亨德森：《出使辱命记》，第262页，第264页。

(124)　德文本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98号（附件）；译文见同上书，第502号，《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21号；参阅《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85—488页。

(12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08号；亨德森：《出使辱命记》，第265页。

(12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67号。

(127)　同上书，第514号；《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68页。

(12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14号，第519号。

(129)　达勒鲁斯：《最后的尝试》，第161—163页；英译本，第98—99页。

(13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93号。

(131)　同上书，第510号；亨德森：《出使辱命记》，第267页。利普斯基当晚听了这一紧急劝告后是否有所行动，并无任何记录。虽然可以想象他一定至少曾试图向华沙报告这些事情——所以说试图，是因为在8月的最后几天里，与华沙的电话、电报通讯已经变得极其困难。

(132)　《法国黄皮书》，第294号。

(133)　同上书，第296号。利普斯基最后（8月31日，星期四）得到指示，叫他再去要求与里宾特洛甫会晤一次，但这种做法与当时的局势很不对头。他在31日仍未得到授权，这时德国照会所规定的时限已过，德国政府可以认为它的建议已被拒绝。

(134)　哈利法克斯打电报给肯纳德说：“贝克上校将会看到我们在这件事（德国要求一名波兰使者在30日之前抵达柏林）上所采取的对策。”〔《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39号；参阅《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94—495页〕

(135)　同上。

(13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66号。

(137)　见下文，原著第534页。

(13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76号。

(139)　同上书，第512号；《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91页。

(14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08号；《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96页。

(141)　同上两书，分别见第504号和第491页。

(142)　同上两书，分别见第520号和第491页。

(143)　见上文，原著第529—530页。

(14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38号；《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92页。

(145)　关于这一点，见霍弗：《预谋的战争》，第130—131页。

(146)　见齐亚诺关于他深信德国人要战争的记述〔《日记（1939—1943年）》，1939年8月11日〕。

(147)　见下文，原著第573页注④（即本书第793页注③。——译者）。

(148)　见上文，原著第530页。

(14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25号，第530号，第532号。纳米厄（《外交序幕》，第314—318页）评论“西方国家为避免‘突发事件’而作的可怜的努力”说，这种事件后来才知道是德国人制造出来的〔参阅上文，原著第392页注③（即本书第540页注③。——译者）〕。

(15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43号；《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61号（附件）；《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43—444页。

(151)　见上文，原著第526页。

(15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38号；《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92页。

(153)　这些建议可归纳为：（1）但泽归还德国。（2）走廊的归属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用简单多数的方法作出决定，投票人中应包括自1918年1月1日起定居该地的所有德意志人。（3）12个月以后举行公民投票，在此之前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在走廊地区执行警察职责。（4）格丁尼亚仍归波兰所有，不属于对走廊的安排之内。（5）公民投票后（不论投票结果如何）由双方共同就德国通往但泽或波兰通往海洋的自由交通（通过在现有交通路线上面或底下建造公路和铁路）作出安排。（6）交换走廊地区的居民。（7）相互同意给予在但泽的波兰人和在格丁尼亚的德意志人以相等的权利。（8）但泽、格丁尼亚、希拉半岛均实行非军事化。（9）双方少数民族的申诉问题均交由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处理；少数民族的权利将来由双方共同给予保证（全文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22号；《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58号）。

(154)　官方译员施密特在纽伦堡作证时叙述当时的情景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0卷，第199页），当里宾特洛甫说“我不能给你这文件”时，他本人也“有点吃惊”。这是一种“有点不合常情的做法”。在通常的情况下，亨德森是有权希望得到它的。

(155)　亨德森关于这次会晤的记述，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74号；参阅《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96—497页。施密特的记载，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61号。据纳米厄（《外交序幕》，第366页）说，亨德森的报告（其中有德国建议的要点）是在过了一段令人奇怪的很长时间以后，也就是在上午5时15分才发出的，并且是用电报而没有用电话传送。所以外交部直到31日上午9时30分电报到达后才得知昨夜在柏林发生的事情。亨德森在此之前也确实曾通过一次电话（伦敦是在上午2时45分接到的），但是只谈了亨德森与里宾特洛甫会晤时所讨论的一个不太重要的问题（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71号）。里宾特洛甫在他的《回忆录》（第124页）中想当然地认为，建议的要点在这较早的一次通话中已经告诉了伦敦。在后面（第187页）又断言，“基本要点……在我们谈话后只不过两个小时就已经正确无误地用电报告诉了伦敦。”——那就是凌晨2时。

(156)　亨德森：《出使辱命记》，第273页。

(157)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75号。

(158)　肯纳德31日打电报给哈利法克斯说，“陛下驻柏林大使似乎认为德国的条件是合乎情理的。从华沙的观点来看，我恐怕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同上书，第618号）刘易斯·纳米厄爵士一针见血地评价这些条件，“表面上看来是和解的，实质上是无法接受的”（《外交序幕》，第371页）。W·L·夏伊勒（《柏林日记》，第155页）写道，当他在柏林听到广播这些条件时，他“对它们的合情合理感到很吃惊”，但是继而就明白了自己“没有觉察到其中的诡计”——它们“显然只是拿来口头说说罢了”。

(159)　8月30日午夜，已把建议的文本电告德国驻伦敦的代办（31日晚些时候，又打电报告诉了罗马、莫斯科和巴黎的使馆）；同时通知必须严格保密，在另有通知以前不得告知任何人（《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58号）。

(160)　据魏茨泽克说，这时亨德森曾打电话给这位国务秘书很有信心地说，他正通过利普斯基“对华沙施加强大的压力”（同上书，第466号）。

(161)　见达勒鲁斯和戈林在纽伦堡法庭上关于这一点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69—470页，第492—493页）；达勒鲁斯：《最后的尝试》，第167—170页（英译本，第101—103页）；亨德森：《出使辱命记》，第274页。在这里还可以提一下：德国人企图证明，在波兰下总动员令（30日）之前，波兰政府就已经知道这些最后建议了。德国人所持的理由，正如9月4日晚上柏林电台广播的和9月7日《法兰克福日报》援引的，是建立在下面这样一个故事之上的：8月31日的《每日电讯报》报道，亨德森把建议送到了伦敦，内阁又将这些建议的要点转告给了华沙（这全都假定是在30日午夜发生的情况，但并没有这样明说），从而泄露了英国方面的秘密。后来又给这件据说是新闻界的失言增添了色彩，因为新的报道说，外交部已“下令”没收这出了事故的一批报纸，后来重新印刷发行的报纸中就不再出现这一惹是生非的消息了。

9月6日的《每日电讯报》揭露并批驳了这一谎言。指出31日该报那篇造成问题的报道（它从来没有被撤换过）只是提到内阁30日整天在讨论德国29日的照会，这份照会要求波兰派一名全权特使去柏林，并且照会也提到了建议还在拟订之中。而现在已家喻户晓的那次午夜会晤，在当时却还没有举行，就是在那次会晤中这些建议才由里宾特洛甫急匆匆地读了一遍给亨德森听。德国政府打算用混淆日期的办法来把英国的“愚昧无知和并不能有所帮助”的抗议顶回去，甚至还引用英国蓝皮书中的一份电报（敕令第6106号之92；《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74号）来作为对它有利的一个证据，在这份电报中亨德森于31日凌晨发回了最后建议的某些内容——尽他所能记忆的〔见上文，原著第534页注②（即本书第739页注②。——译者）〕。里宾特洛甫在他的《回忆录》（第124页）中重复了这一关于《每日电讯报》的辩解，但是没有提对方的反驳。

(16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89号。

(163)　关于利普斯基最后一次与里宾特洛甫的会晤（在31日下午6时30分），见下文，原著第560—561页。

(164)　亨德森：《出使辱命记》，第275页；《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13号，第643号。

(165)　发表这次广播的动机很可能是想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即全世界听到的条件同希特勒早先写给英国政府并已遭到拒绝的那些条件是完全一样的。用戈林的话来说，这次广播是“要证明他们的‘真心诚意’”（亨德森，前引文）。但在广播中也特别提到了只在十六点建议中有过的几个具体条件，并引用了一些地名。

(166)　解释性声明的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82号（附件）；参阅《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19号。

(167)　“元首和德国政府就这样空等了两天，盼望一位拥有全权的波兰谈判代表的到来。”（同上书）

(168)　亨德森：《出使辱命记》，第277页。

(16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82号。

(17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44号。

(171)　见上文，原著第372页。

(172)　外交部9月1日上午9时50分与达勒鲁斯通电话的谈话记录（《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39号）。达勒鲁斯打过这个电话以后，在下午12时20分又打了另一个电话给卡多根，谴责波兰人炸毁了这座桥梁，并建议让他再飞往伦敦一次，这次要同奥吉尔维–福布斯一起去。他不能同意卡多根说的，现在什么事也不能做了。他极力要求将他的要求交给内阁去决定；他说，一小时以后他再打电话来。他这样做了，但是得到的回答是：“当德国军队正入侵波兰时，任何进行调停的想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同上书，第651号，第652号）

(173)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9卷，第51页（054–TC）；译文载《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37号；《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508页。这是希特勒8月22日在上萨尔茨堡会议上答应他的将军们使用的“用于宣传的理由”。

(174)　《人民观察家报》，《法兰克福日报》，《泰晤士报》，1939年9月2日；敕令第6106号之106。

(175)　齐亚诺9月1日上午告诉英国驻罗马大使说，德国政府在希特勒演说之前就已经知道意大利是不会同英国和法国打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60号）。

(176)　当时在场的法国大使注意到，赞扬俄国人的话并没有引起听众们的响应；他们对这篇演说，总的说来，只表现了中等程度的热情（《法国黄皮书》，第341号）。

(177)　魏茨泽克发给各驻外使团的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又见上文，原著第383—384页。

(17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89号；《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513页；参阅《波兰白皮书》，第121号。

(179)　当天晚些时候，科尔特打电话给哈利法克斯说，他已经接到外交部新闻司发来的消息，所谓华沙和其他波兰城市被炸的报告“完全不是事实”，波兰人在夜间已经向边界外开火，德国人正在回击（《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02号）。

(18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90号；科尔特的叙述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01号。

(181)　详情见下文，原著第570页以后。

(182)　全文见《法国黄皮书》，第330号。

(183)　全文见同上书，第335号，又见下文，原著第554—555页。

(184)　照会全文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69号；《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13号；参阅《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513—514页。

(18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64号；《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前引文。

(186)　这项法案在第二天，即9月2日，以340票对7票通过。

(187)　1939年9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51卷，第126—135栏。

(188)　共产党员（如上文，原著第510页所述）和独立工党都反对工党支持政府的态度。独立工党在8月27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拒绝支持“进行任何战争的任何资本家政府”（《泰晤士报》，1939年8月28日）。另一方面，英国职工大会的全国委员会、工党和议会工人党的执行委员会在8月25日采取了一个建设性的步骤。它们用德语向德国人民广播，呼吁他们运用他们的影响来争取和平，指出，对德国来说，战争不仅意味着是对波兰的战争，而且从一开始就也是对英国和法国的战争。这一事实，它们说，也许德国的统治者们从来也不曾告诉过德国人民，然而他们却将是最后的受害者。以后从流亡在国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那儿收到了一封表示同情的响应信（《每日先驱报》，1939年8月26日和28日）。

(189)　同上，1939年9月2日。

(19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82号；施密特的记述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13号。

(191)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82号。

(192)　赫塞（《希特勒与英国人》，第84—87页）讲了纳粹党人的一个奇怪的行动，那就是利用他作为一个与英国内阁联系的中间人（通过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德国方面可以答应从波兰撤出军队，甚至在现在这一时刻（这时是2日下午7时已过），条件是英国人必须让德国得到但泽以及通过走廊的道路。据9月2日午夜科尔特和赫塞从伦敦打给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一个私人电报，赫塞在下午10时曾拜会过威尔逊，为了向他转达“一项建议”。但是威尔逊回答说，只要德国继续在入侵波兰，英国政府就不可能参加一项商谈，从而他（威尔逊）也不能进行谈话。如果德军撤出波兰，英国政府就准备立即开始谈判（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58号）。

(193)　《波兰白皮书》，第137号。

(194)　《法国黄皮书》，第361号。

(195)　《波兰白皮书》，第137号；参阅A·德蒙齐：《往事》（A．de Monzie：Ci-devant），巴黎，弗拉马里翁，1942年，第153页。

(19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734号。

(197)　下院辩论，第5辑，第351卷，第280—286栏。

(198)　首相这一部分演说的一个逐字逐句记录本，由亨德森在9月2日晚间送交德国政府——这是大使和德国外交部在这一天中惟一的一次接触（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732号，第735号）。

(199)　1939年9月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51卷，第292栏，参阅《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740号。

(20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740号。

(201)　见下文，原著第555—557页。

(202)　这一天哈利法克斯与英国驻巴黎大使之间的来往信件证明，两国首都都在为决定宣战时间的问题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时限问题感到忧虑不安（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96号，第699号，第700号，第708号）。

(203)　见下文，原著第554页。

(20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727号。

(205)　某些方面对此是有怀疑的。夏伊勒（《柏林日记》，第163页注）说：“法德停战以后博内自夸过，他曾拒绝哈利法克斯的要求同时宣战的请求。”但是博内和他的追随者们显然只是代表内阁中一部分人说这话的。

(20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741号；参阅博内：《欧洲的结局》，第362—363页。

(207)　博内：《欧洲的结局》，第364页。给哈利法克斯写传记的A·C·约翰逊曾引用安德烈·莫鲁瓦著《法兰西悲剧》〔（André Maurois'sTragédie en France），纽约，梅逊法兰西斯，1940版〕中所记的一件事：9月3日星期日上午9时，哈利法克斯和博内通电话，据说哈利法克斯在电话中曾说，他知道法国为什么不能在中午以前发出它的最后通牒，但是英国必须立即行动，否则首相可能会被赶下台（约翰逊：《哈利法克斯子爵》，第546页）。已出版的官方资料中并没有能证实这段谈话的记载。博内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未提到此事。但是他确实曾强调指出，法英两国态度之间的差异完全是技术上的差异，而绝不是一个政治上的争端。从2日晚上到3日凌晨的整个夜晚，他写道，两国政府都在试图使它们的行动在时间上相互一致（博内，前引书，第366页）。

(20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756号；参阅《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521—522页。

(20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758号。

(210)　同上书，第762号注①。

(211)　达勒鲁斯：《最后的尝试》，第213—217页；英译本，第127—129页。

(21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762号。

(213)　亨德森的报告（同上书，第760号）。

(21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757号；《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60号。

(215)　《泰晤士报》，1939年9月4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522页。

(21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64号（附件）。

(217)　下院辩论，第5辑，第351卷，第291—292栏。

(218)　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61号；参阅《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766号（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