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德国人的态度

据说蒙哥马利元帅在1946年5月离开德国之前曾经说过，德国3／4的人口是“顽强的纳粹分子”。⁽¹⁾这话并不那么失真，但欠完整。要知道这种论断是否公正以及据此论断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明智，那就得看对“纳粹”这个名称作什么样的解释。如果定义下得正确，可能使盟国免掉许多麻烦。这个问题至少可以通过三个途径来进行探讨。纳粹分子可以解释为国家社会党党员（或许还有前党员），或者是与该党有联系的某些组织的成员。对律师和行政官员来说，这个公式有精确的优点（而在任何个别案件的犯罪事实一旦确定的情况下），又有无可争辩的优点。因此，这个公式为推行“非纳粹化”所采用，但结果证明是完全不合适的。⁽²⁾其次，纳粹分子可以解释为信奉某种特殊教义的人，这种教义的主要宗旨是；

（一）一种伪科学概念：“雅利安”种族优越，它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

（二）任何一个社会中，元首有权支配其信徒并向下发布命令，而不接受下面的委托。

（三）元首及其奉命行动的信徒都享有运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办法去执行任务的自由。他的目的证明他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均属正当，而他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毫无保留地信奉这些教条的德国人，相对地说，为数大概是不多的。特别是尊重法律条文这一点——在德国官员中颇为根深蒂固——使许多对第（一）（二）两项均无异议的人不肯接受第（三）项。宗教信仰对许多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也可能产生与此相同的作用。但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是对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同情的。这样，信仰纳粹主义就成了一个程度上的问题，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用来测定信仰的程度呢？

第三种途径可以把战时对战俘进行的调查作为依据。这种调查说明上述见解对于确定特殊类型的性格提出了一种特殊的要求。⁽³⁾

把特殊类型的性格看做“典型的德国式的”，其谬误之处，在了解德国的人看来是很明显的，而对于一切认为要想概括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必然会作茧自缚的人来说，这种谬误也准是很明显的。然而，无可否认，在德国历史上的某几个时期，具有下述独特性格的人在德国社会上一度扮演过不受欢迎的显要角色。当然，一旦有一定数量的这类人物在社会上、政治上飞黄腾达，其他的人会受到鼓励而去仿效。因此详细谈一谈那些独特性格，即使冒着重提旧时争论的风险，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前途将大大取决于当前德国统治者在劝导人民抛弃那些缺点方面获得成功的程度如何。德国人的主要特性包含以下各点；

1．德国人处于实力地位时便夜郎自大，寻衅肇事，这一点一直是人们常常议论的。与此分不开的是在战败时表现出同等程度的卑躬屈节。对下级差来遣去的人对上级就会百般奉承。这种转变可以说是很快的。“意大利人讲过这样的情况，德国部队在出色的战斗之后，看不出士气在逐渐低落，但一下子就溃不成军了。……看来好像在装甲车的内层涂有一道消极的色带，突然之间露出了原形。”⁽⁴⁾

2．许多德国作家笔下所赞美的社会，从本质上说，一向是一种男性社会。他们把刚毅果断和冷酷无情吹捧到这样的地步，使人感觉到这种下意识地弥补缺陷的意向恰恰走到了反面。温柔娇弱以及与妇德有关的趣味，则被视为是可叹惜的。德国文学中有许多理想化了的妇女形象，但她们只是充当情人或母亲的角色。在家庭圈子里，她们一向是被看做低人一等的，给她们规定的任务只是养孩子、管厨房和上教堂。持有这种观点的男人不仅蔑视软弱，而且把仁爱和宽容与软弱混为一谈。但是比较起来，德国人太易于变得多愁善感，其语言也有助于抒发这种感情。按现代心理学的知识来考虑，要回避这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与同性恋爱现象之间的某种联系是不可能的。

3．德国人过去常常表现出他们对暴力感觉迟钝，对施加暴力于别国人民时可能造成的后果熟视无睹。这种虐待狂与上面论及的排斥柔弱显然有关。对不能作有效抵抗者临之以重兵，这可以成为洗雪正待克服的柔弱的一种办法。如果把别人当人看待，就很难以残忍对之了。

4．德国人的热爱勋章和头衔，经常受到人们嘲讽。但是这种癖好暴露出他们迷恋地位，也进一步反映在他们特别强调严谨和组织。这样一种癖好说明了他们根本缺乏自信心，对世界上其余的人不接受他们在自我评价中表示这种迷恋的那些东西而感到不满。德国人置身于意外的（因而不是组织好的）环境中，往往显得很不自然。

5．国家（不管是否以皇帝或元首的形式予以人格化）、军队和政党的要求往往被吹捧得高于德国的一切个人。这种夸张又一次说明了个人缺乏内在的自信心，从而导致他投身于较大的集体去设法弥补个人的不足。这一现象在许多国家内都是人所熟知的，但在德国看来一直是较为普遍的症状。

6．另一个表明缺乏自信的特征是德国人动不动就要反省。这种倾向偶尔也产生出不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但托马斯·曼有一次谈到“〔在德国人中〕把纯理论从人类活力的社会—政治要素中分离出来，以及前者对后者占有完全压倒的优势”。⁽⁵⁾德国人思想的弱点向来就是沉迷于莫测高深的理论和夸张虚饰的言词，仔细检查起来，这一些不是空洞无物，就是陈词滥调。

7．把德国人本身的缺点推在别的替罪羊身上，这是司空见惯的事。纳粹之所以勃然兴起，攫取了政权，部分原因就在于用他们的教义把1914年开始的德国的失败搪塞过去所产生的效果；把责任都推给了凡尔赛条约，推给了妒忌的外国竞争对手，推给了犹太人、共产党人和其他人等。这个过程被描绘为恢复德国自尊心的过程。但不能接受批评或不能承认错误，通常不是自信的象征，而是内心的神经过敏。

以上提到的种种现象都说明德国社会内部一直是动荡与紧张的，其原因在于想用一种社会准则去强行抑制多情善感和消极被动的趋势，而这种社会准则所重视的正是与此相反的情操。在努力适应这种社会准则的过程中，某些人发觉要与之一致并非易事，于是走向极端，以此来谋求克服困难。他们的强悍暴戾，他们的自夸自大，他们的粗野鄙陋，如果由表及里地考察一下，可以解释为他们硬是要适应与个性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映。缺乏自信的主要原因是怀疑——也许是下意识地——这种社会准则是否能长久维持。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纳粹头目都感到这种紧张压力，每一个具有上述任何特性的人都是纳粹党员，更不能说这一弱点是德国人特有的通病。但是，就此种精神状态与拥护纳粹党之间有所关联而言，可以用来作为假设，去有效地帮助说明德国人对战败和占领的种种反应。然而我们再一次提一下，程度上是可能有所差别的。信仰和心理结构，两者都不能为占领当局提供一种检验纳粹主义的严密方法。在非纳粹化时所产生的混乱很大一部分是起因于未能明确区分三种检验方法。

战争末期对战俘的审讯表明，他们可以分成另外五个类别。这些类别之间的比例，保持着显著的稳定性；

1．10%是狂热的“铁杆”纳粹分子，他们的思想意识、目的和态度与纳粹领导层完全相同。他们中有受过相当好的教育的理想主义狂热分子，有天生就爱为非作歹的党棍。他们坚信纳粹教义的正确和德国必胜的前景。

2．25%是“持有保留态度的信徒”，这类人中有许多与其说是纳粹分子，不如说是民族主义分子。有些属于这一类的野心家，一般比第一类人受过更高的教育。另一种类型的成员（通常由第一类转到第四类）是理想主义者，因参加纳粹活动而开始产生幻想破灭之感。

3．40%是非政治上的追随者。这类人比其他类别容易分化为各种阶级。按平均数计算，较之第二类和第四类，他们都是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下面一句话可以代表他们的态度：“最初我们有皇帝，其后来了埃伯特先生和兴登堡先生，现在是那个希特勒，可是我们还得去挤牛奶。”绝大部分的农民、工匠、小公务员和正规军士都认为政治是高不可攀的。“对这一切我是无能为力的，我只不过是个小人物。”习惯成自然，他们可能重复纳粹的陈词滥调，但这并不说明他们对之坚信不移。显而易见，这一类人向其他类型转化者极少。

4．15%是消极的反对纳粹的，其来源与第二类大致是同一类型。特别在看来德国难免战败的时候，有大量的第二类人员转入这一类。这样就可以在这一类中发现一些幻想破灭程度较深的理想主义者和本无幻想可以破灭的野心家。这类人的平均年龄较高，因为有许多人在1933年前就成年了。但也有一定数量的人只知道纳粹主义是既定的秩序，无意识地对之厌恶，而无其他明确的理想去取而代之。然而几乎这一类的所有成员都承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效忠于德国的民族传统。他们是爱国者，不太情愿德国打败，因此势必要忧心如焚了。

5．10%是积极自觉地反对纳粹的。其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反对纳粹的，因为他们都另有一种坚定的信仰。有的人自幼即深受德国保守主义优良传统的熏陶，有的人则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有工人民主运动的残存者，还有一些共产党人。家庭背景极为重要。出身于有文化教养和收支平衡的家庭，每个人都趋向于不受上述种种抑制与约束，能客观地观察德国局势，而且尊重人权。这样的人都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小农场主、有外贸经验的商人以及他们的子弟。⁽⁶⁾

战后的民意测验说明，这几类在比例上的平衡并未因战败而有多大改变，当然各类人的实际态度起了相当大的变化。狂热分子和相当一部分持有保留意见的信徒，都迟迟不肯承认战败的可能性。直到盟军到达并横渡了莱茵河，这时相当大的一批人似乎还继续相信形势总会有所变化，希特勒会履行他的诺言，拿出什么锦囊妙计来。如此想法，有几分是出于真心实意，有几分是不愿意面对战败给个人造成的后果，还有几分是坚信希特勒的这一论点，即谁承认有可能战败，谁就输掉一半了。然而承认可能战败，也就意味着承认德国的领导出了大问题，这样就直接冲击了第三帝国的理智和感情的根基（总的说来，也的确冲击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根基）。在那样长的时期内为德国人所接受的世界图景突然来了个完全相反的转变，这只能产生一种结果，特别是在伴随着这种逆转而来的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动荡，而又加上长期疲劳轰炸的时候。那些随着英军进入德国的观察家们一致认为全体居民处于一种精神迷乱的状态中。⁽⁷⁾

许多狂热分子不是进了拘留营，就是隐蔽了起来。但不管怎样，他们对其他德国人的影响到几年之后才会降到最低点。有些人收敛锋芒，和那些颂扬盟国领导的人一起大唱赞歌，或对英、美产品数量之多惊叹不止。强调盟国物质资源丰富，在感情上也首先找到了避难所，因为这样就无需承认德国的将士是被打败的。但对别人，将军们本身却找出了一个替罪羊；当他们在责怪笨拙的军事外行从他们手中攫取了战争控制权的时候，纳粹党的狂热分子则重复希特勒的谴责，说将军们谨小慎微，碍手碍脚，使希特勒发挥不出自己的军事天才。还有人非难那些地位不怎么高的纳粹头目，说他们辜负了元首的理想，追求私利，侵吞公款。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责难西方盟国的人，他们说西方盟国没有理解邓尼茨在1945年5月2日广播中所讲的话：“希特勒为堵住布尔什维克洪水所进行的战斗，不仅使欧洲而且使全世界都得到好处。”戈培尔在心理的破砖碎石中埋下了一颗未爆炸的思想炸弹，一旦爆炸起来比任何有形的炸弹还要危险。戈培尔的说法是，德国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打的是一场保卫文明的战役；英、美人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从而容许东方的野蛮主义到达易北河和哈尔茨山，到了那一天，他们就很快会后悔的。纳粹的许多狂热分子和追随者在投降后的几个月内准是抱着这种思想不放，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有朝一日其他的同胞会怀念提出这种思想的人，而胜利者会彼此闹翻，西方会准备重新考虑对纳粹主义的裁决。⁽⁸⁾与此同时，他们默默地等待着，避免引人注目。有一批人做得颇为成功。

盟国进入德国时准备要在各方面遇到消极抵抗、造反叛乱和阴谋破坏。的确，纳粹头目们曾经扬言以此来接待盟国的。但是，虽然揭露过几起阴谋，发生过几起孤立的破坏事件，出乎意外的主要现象却是平静无事。公开敌视的现象并不多见。因为盟国在其营地和宿舍四周围上了铁丝网，人们很快对之哑然失笑。其所以如此，一部分由于戈培尔所布置的韦雷沃尔夫组织所宣传的景象与党卫军所策划的实际安排之间有差距，⁽⁹⁾一部分由于盟国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德国人的心力交瘁也是个原因：全国精疲力竭，对于半歇斯底里的纳粹宣传机构唆使人们作出更大努力的呼吁感到厌倦。在德国处于如此残破的情况下，谁都明白怠工破坏结果反会使德国人自己受害。但即使不存在上述其他原因，开展广泛的抵抗运动是否与德国人的精神状态相协调，这是令人怀疑的。前面已经指出，战败时的卑躬屈节与强盛时的飞扬跋扈是相辅而行的。

这并不表明许多狂热分子已经认输了。对他们来说，有负纳粹主义者是德国人民，是这个世界。他们不可能内疚，因为他们仍然认为纳粹教义是正确的。按照他们的说法，盟国关于集中营的种种报道都是言过其实的奇谈——但是，“你不能用温和手段去建立一个国家呀”。忏悔不是德国人的传统。对于那些持有保留态度的信徒，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用牺牲希特勒及其同伙的办法来保存个人的自尊，即实用主义地忘记了过去他们曾给予希特勒大力支持，只记得他们有些时候表示过怀疑，发过牢骚或持有异议。他们把接受纳粹党员身份时没有被人知道的保留态度在个人的记忆中大加夸张，从而宣称他们从来就不是纳粹分子——而且还能够叫自己相信本身并非纳粹分子。不然他们就运用这样的借口——它包含着相当大的真实性——说党员身份只是一种形式，并无内在意义，为了避免失业，不得不接受这种身份。不过，属于这一类的德国人，他们反对纳粹主义并不像反对纳粹分子那样厉害。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上了当，受了骗啦。纳粹主义原是一件好事，却被办坏了。⁽¹⁰⁾他们责备纳粹头目，并不十分计较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偏重于他们未能尽责。这种辱骂显要人物的本事，使得他们在某一方面与盟国有共同之处，而后者未必意识到内中隐藏着多少意见分歧。⁽¹¹⁾

虽然他们在承认自己的观念带有根本性错误之前，准备先把别人责骂一通，而他们的思想深处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但被抑制着的错误感，从而产生一股恼火的受挫情绪。从他们对待盟国的态度方面来看，这一点表现得颇为明显。他们倾向于羡慕英国人和美国人，特别是在和英、美人交谈的时候，虽然这两个也是条顿民族的国家对德国的观点置之不理也许是令人气恼的。他们丝毫不指望法国人会大发慈悲，但现实的利害关系足以制止敌意的爆发。正如一个德国人所说的那样：“英国人喜欢我们，但总把我们看成若有若无；美国人喜欢我们，但把我们当作淘气的孩子看待；法国人恨我们不下于我们之恨他们。”因为谁也不能否认，法国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尽管他们有黑人部队，有种种蜕化变质的传闻。但是，俄国人的所作所为所引起的敌意，则因条顿民族蔑视斯拉夫民族的积习而火上加油了。一个英国记者在德国碰到一个俄国姑娘，那姑娘对他说，两年前她从莫斯科疏散到西伯利亚，如果在西伯利亚生活的时候能够吃到德国人在1945年能吃到的粮食，那就会感到自己很幸运了。一个德国家庭主妇在旁边听到他们的谈话，插进来大声说：“可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才有较高的需要哩。”德国人因听任他们所蔑视的民族摆布而感到气愤难平，但却无能为力。他们把气愤发泄在强烈的仇恨上，发泄在不断争取同情上。任何一则反对俄国人的消息，他们都愤愤然向西方联络部门汇报，暗中指望所汇报的消息会受到重视。这种做法应视为有预谋的制造不和，尽管此事无疑地起了制造不和的作用，但其根本动机是更多地出自本能（反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消息，他们好像也同样兴高采烈地向俄国人汇报。补充这一点，才算是不偏不颇）。

至于纳粹追随者这一类人，他们的借口就层出不穷了。如果把“我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作为基本主题，则说法是各各不同的。他们知道的情况是那么少。“当然，我们了解集中营不是休养所，可是我们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对可能出现的前后矛盾毫不介意，接着又说道：“一个人单枪匹马能干什么呢？告密的到处都是，为了一件芝麻大的事，你自己就可能给关进集中营。”“为什么事事都怪德国不好？别的国家〔一般指俄国人〕的所作所为也够坏的了。”在盟军越过莱茵河之前，有一个德国人来找盟国军官，要求这位军官制止一个外国工人偷他的自行车。那位军官说，近几年来你们从被占领国家可能已经抢走了大量的自行车。“但是，中尉，”那人气忿忿地回答说，“那时是在进行战争呀。”

在某一方面，这些推托之词也许是有道理的。这些人自身卷进纳粹的大灾难，并不是有意选择的。他们赶着纳粹的浪头，这样做似乎是免遭麻烦的最便当的途径。恰恰相反，这样做，遭到的麻烦比任何时候还要多。他们的反抗办法是设法摆脱羁绊。在德国，这个办法一直很流行，有士兵，有文官，有圣职人员，有知识分子，也有“小人物”。“政治，让政治家们去搞吧。这类事，对我们来说，太高深了。我们一插手，会引火烧身的。”总之一句话，“你的两所房子都染上瘟疫，就跳不出瘟神的手掌心了。”这是普通人的本能反应，尤其是在情况不妙的时候。在占领的头几个月，要使德国人对政治和行政管理感兴趣，是够困难的。又是劳累困顿，又是幻想破灭，又是为日常生活烦神操心，这就使得德国人渴望由别人来代替他们尽可能多做一些事情。谢天谢地，不管是好是坏，战争终于结束了，他们乐得坐下来歇一歇，让盟国来指点怎样管理这个国家。

当然，谁也不能摆脱掉本身社会背景的影响。尽管这些人的主张是非政治性的，但是他们深受纳粹的毒害，深受德国传统的熏陶。他们中大多数是这样的一种人，对于时代思潮不加批判，不加思考就予以接受。他们会以同样的情况接受并重复民主的滥调。他们保留着一大堆的看法和设想，从而使自己与盟国隔离，对自由主义态度不作任何真实的理解。他们不明白在谴责纳粹主义方面他们自己做了多少精神准备。他们既没有持久力，也没有思想武装去进行一次重新评价。⁽¹²⁾

第四类人准是如释重负地欢迎战争结束，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爱国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剧烈斗争也就终止了。实际上这只是改变一下论调而已，就是说与征服者合作到怎样一种程度才算是背叛了德国的理想。毋庸置疑，重建工作是有利于公众的，但无需与占领军保持密切的个人关系。无需具有多大的预见能力，就可测知民族主义者在几年以后作出的反应，或者可以看到那些最明显的亲盟国的人将是怎样的情景。在新的体制下，这一类人都转变成“持保留态度的信徒”。在他们脑海里呈现的犯罪问题也是非常尖锐的。狂热分子不承认有罪。第二、第三类人用上述种种方法嫁罪于人而藉以逃避责任。他们推卸责任，虽然在有些人的内心里稍有犯罪之感，就是说他们并未参与其事，只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已。消极的反纳粹的人，他们颇有见识，对自己应负责任这一点是不会不知道的，但他们内心产生一种悔恨情绪与爱国主义的冲突，感到抑郁不伸，毫无建树。他们不愿承认错误或请求宽恕，惟恐被视为放弃了德国人的立场。他们很乐意为自己的态度辩护，可是辩护也无补于事，因为他们所缺乏的是精神上的勇气，而不是智力上的信心。盟国唠唠叨叨地对他们尽讲些犯罪问题，而且要他们认罪，这的确是一个错误。越是要他们认罪，越是造成心理上的很大障碍。解决的办法在于不咎既往，共同合作来建设一个新的德国。有一大批德国人真正热衷于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想法，就此而论，是值得予以注意的。这样，一些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想把他们的爱国主义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来解决他们心理上的紧张。⁽¹³⁾

在这些论点中，突出的是全体德国人对纳粹的罪行承担“集体罪责”的观点。有过这么一个传说，这种论点是英美官方所奉行的原则。事实并非如此。没有哪个指令有过这样的提法，没有哪个高级英、美大臣或部长在讲话中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他们所强调的是全体德国人民要对纳粹的行径及其后果分担责任。“责任”这个词，在波茨坦宣言中使用过。英国广播公司费了很大的劲去区分“罪责”和“责任”的意义。前者必然含有谴责的因素，而后者则不然。毫无疑问，驻德军队中的许多下级人员对这两者的区分能力是很差的。“集体罪责”的说法肯定是盟国的个别军官宣扬出去的。但是德国人并不愿为罪责和责任之间的区别而烦心，也不愿去研究个别人的讲话是否代表其上级，这种情况本身是意味深长的。集体罪责是一个考虑极不成熟的概念，很容易加以驳斥。在承担后果这个意义上人人必须分担责任的说法，使得那些设法推卸责任、准备要求获得较好待遇的人都站不住脚了。毋庸置疑，集体罪责这一虚构的说法多半是德国人宣扬开来的，尽管他们这样做也许是出于本能而别无意图。他们竟然把大部分盟国评论员引入了歧途。

对坚定的反纳粹者来说，战争意味着一场噩梦的结束。就他们企图进行积极的反抗而论，他们的处境始终是危如累卵，无从得知哪一次敲门是盖世太保光临。就他们保持消极态度、闭口不谈思想而论，他们必须长期克制自己，不让一言一行失慎，从而暴露出自己的态度。由于迫害和移民，他们的人数日益减少。留在本国的许多人，不是锒铛入狱，便是关进了集中营。如果他们露面时不带有神经病或神经抑制症状，那真是个奇迹。但对他们来说，特别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战争结束也带来了失望。战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盟国不亲近他们，拒绝和平试探的一切努力，要求无条件投降，都表示忿恨不平。他们不能相信，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原来的态度是否还能维持下去。他们认真对待这样一种理论，即战争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意识形态之间进行的。他们希望德国政府交由他们来掌管，而盟国代表则像同事一样在旁协助。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看到政府为外国军人和行政人员所接管，这些人对德国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往往把所有德国人看成一样。总有一天，许多责任要落在他们身上。然而，他们继续受到和别人一样的战败国国民的待遇，他们所受的困苦、所领的口粮，与其他的人一样。⁽¹⁴⁾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个有利条件，因为这可以使他们不致沾染上太多通敌的污点，但同时这也使人感到痛心，特别是在大多数其他德国同胞也抱着和他们同样的希望，而结果只能认为盟国对他们视若草芥的时候。由痛心而一直想到罪责问题，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好像是集体罪责这一理论所导致的结果。他们和其他同胞一样，认为盟国是持有这种看法的。反对纳粹者当然并不否认罪责；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恰恰是那些负有最少罪责的人最愿意承认有罪。但他们确实剧烈地争辩说，盟国本身也应该受到同样的责备，因为从凡尔赛以后推行的政策促使希特勒攫取政权，并允许他巩固政权的，正是他们。盟国方面没有哪个通情达理的人有理由拒绝承认在这个意义上也同负其咎，即使在负咎多少的问题上还有争辩的余地。但还有其他许多德国人很想抓住盟国承认负多少责任这一点来作为他们推卸责任的借口。一个德国牧师觉得有必要提醒他教区里的全体教徒，一个回头的浪子并未说过：“父亲，我承认有罪，但我的长兄如果不是那样一个伪君子，我决不会弃家出走的。他应该和我受到同样的责备。”许多反纳粹主义者对公开承认他们并无异议的罪责表现得踌躇不决，惟恐人家利用这一点从政治上来反对他们。他们中有少数人勇气十足地对另一个牧师说：“我们知道，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过去犯了罪，会被人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愿说老实话。”此外，许多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和许多最开明的圣职人员对俄国的政策特别敏感，而且很难理解西方盟国为什么那样丝毫不抱怀疑地继续和俄国人合作。最后的结果是，盟国和那些原可以提供主要帮助的德国人没有搞好关系，这种情况鲜有例外。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也许不是坏事，但却使眼前的问题变得复杂化，特别可能使社会民主党的观点长久遭到歪曲。

1945年5月7日这一天只是标志着征服德国的最顺利阶段的结束。德国人民在人力物力上被击败了，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使他们在思想上就范。即使说要人类抛弃辛苦得来的经历是容易的，但这样做首先需要有意志。德国人具有这种意志的并不多，而认识到他们缺乏这种意志者也同样寥寥无几。他们充其量是暂时不作出判断。特别是有那么多的人过去为了反抗戈培尔，对当局向他们讲的任何一句话都采取完全讥诮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说得他信服呢？这是占领的基本问题，比军事操练还要重要。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胜利成果将会是昙花一现。

总而言之，事情很明显，许许多多问题将取决于盟国军事管制政府能否成功地管理这个国家，尤其是能否成功地克服明显的物质上的种种困难。没有什么比有能力取得成果这一点最得德国民心的了。然而，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成功意味着能给德国一种差强人意的生存条件，所谓差强人意，不是与欧洲其他部分的生活作比较（在欧洲只是部分地实现这一点），而是与德国人过惯的那种生活作比较。以此为根据，一开始就明显地看出，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办不到的，因为在现存条件下不具备成功的基本要素。回顾一下，在德国防止爆发内战，防止传染病和饥荒的蔓延，所取得的成绩可谓不小。成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盟国一些军官热情的、计划周到的和无私的努力，也主要归功于英美两国的慷慨援助。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人却无动于衷，他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事物，忘记了更多地肯定自由民主，否定失败的希特勒。他们很快发现那些在战时一再自称具有许多优越性的人所存在的缺点。生来就不具有民主习性的中欧人，总是要把意见形成的过程误认为是无意义的混乱现象，总是对于一个制度的试验急于求得速效，然而制度的制定并不是为了这样地取得鉴定的。人们可以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去批评管制当局，但从被管制方面来的批评意见经常可以总括成这么一点，即他们并没有按照德国人本来会采用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还有一点，一切实施从本质上来说总毕竟是非日耳曼人的。

其次，许许多多问题要依靠一些不仅反对纳粹，而且十分亲近西方人的德国人，去摆脱伤感主义、自悲和自私以及缺乏客观性，这些都是一个战败民族所容易表现出来的特征。能不能找到足够多的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呢？他们能够摆脱本身左右为难的影响吗？他们能够进入公共生活吗？能够在其中作出成绩来吗？民族主义思想必然要在几年内发展到反对一切“通敌”分子，他们能够在本国同胞中建立起足够的威信而不受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感应吗？既然德国的历史进程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成功，民主就不得不在战败后借外国的刺刀来推行，而且在1919年至1923年，1929年至1931年以及1945年至1948年这三个时期，既受外国统治又遭经济灾难，⁽¹⁵⁾这就是德国的悲剧。因而力量对比上的悬殊，一直使民主革命不能成功；有许多人在风险不大的条件下本来是可能乐意支持革命的，但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一直是灰心丧气了。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在本章的较前部分，我们分析了一些特性，经验证明这些特性在比较狂热的纳粹主义信徒身上经常表现出来。显而易见，只要这类特性在德国普遍存在，就会出现一种趋势，要求德国的组织制度采用与这类特性相协调的形式。有些心理学家宣称，这类特性的终极原因可以从下述情况中找到：一个严厉和暴戾的父亲对孩子和母亲进行极端的统治，而这个父亲却被认为是理想的化身，孩子必须设法仿效他。孩子在试图仿效他的时候，就要抑制本身所存在的与母亲有联系的温柔感情，而能否成功地仿效父亲，这种疑虑又在他们的内心中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这种解释似乎过于独创，也过于简单化了，但却有力地说明了德国特性的产生根源在于德国的家庭传统，在于德国的教育制度，也在于其他许多组织制度，使成长中的德国人树立起这种人生观。果然如此的话，只要这些传统和组织制度原封不动，指望根本改变德国人的特性和人生观则是白费心机。着手改革那些组织制度的盟国官员们只想运用社会科学调查的结果来对形势施加压力，他们始终没有低估行将遇到的重重困难。但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不能指望他们推行的改革会扎下根来，除非他们能够说服足够多的德国人相信这种改革是合乎需要的。至于其他德国人，他们一定会憎恨改革是对他们最珍爱的传统的打击。光靠发号施令是不够的，需要设法使信服的火焰在少数人中煽起，在多数人中点燃。

如果说问题是重大的，那么结局也是存亡攸关的。因为在德国，要是能有这样一个政府，虽然无需具有像西方含义的那种民主，但却不受征服欲的影响，毫无使用武力以追求这种欲望的决心，则世界和平将会更大地得到保证。解决德国问题的一个真正自由主义的办法可能在一开始是徒劳无益的，但这一办法不至于使政权不可避免地落到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手中。这就是为什么说为德国的灵魂而斗争——德国和外国人都可望同时进行斗争——是我们当代最需要全力以赴的一场斗争。

(1)　阿瑟·斯特里特爵士，在预算专门委员会的作证，1946年5月30日（《预算专门委员会》，第7页）。

(2)　见下文，原著第174页。

(3)　这一整段得益于H·V·迪克斯中校，特别是他的文章“德国个性的特征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Lieut.-Col．H．V．Dicks：“Germa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National Socialist Ideology”），重刊于丹尼尔·勒纳所编：《在战争和危机中的宣传》（Daniel Lerner, ed.：Propaganda in War and Crisis）,纽约，斯图尔特，1951年版。

(4)　H·V·迪克斯：《对德国问题的心理学探讨》（H．V．Dicks：The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Germany Problem）,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有关德国问题的几个方面的讨论会》，第8页。

(5)　讲话转载于《听众》（The Listener），1947年6月12日。

(6)　“整个德国反希特勒抵抗运动所经历的内部危机，就其存在而言，系基于下述情况；只有一小部分人具有明确动机，因为他们守着纯人类伦理学的原则，诸如真理、公平、个人自由的价值或以这些价值为基础的政治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拒不妥协。有些人反对希特勒，因为他反教会，有些人反对他，因为他反犹太人，有些人反对他，因为他罢免了他们的官职（虽然他们乐于继续为他服务）。第四类人（例如德国民族主义者）反对他，因为他们受到挫败——同时他们或许乐意于同他一道遵循一项共同的政策。第五类人反对他，因为他不听取他们（例如将军们和工业家们）的意见。第六类人反对他，因为他们虽然也要搞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但必须是共产主义的。各类人各有其反对的特殊理由，但这并不等于一般原则的理由，因为特殊性总是与个别的利益有关。反之，对照起来，一般性完全是与人类的基本问题有关的”（《每日镜报》，1946年12月11日）。

(7)　《泰晤士报》，1945年5月18日。

(8)　这一理论是纳粹片面性的典型。首先，在德国本身根本无需担心会出现共产主义的严重危险。魏玛共和国完全有能力抵制共产主义，如果它得到了支持又没有遭到民族主义者的破坏的话。英国人和美国人本来决不会考虑与俄国人成为盟国，如果不是纳粹的侵略迫使他们进行自卫的话。俄国人本来根本不会投入战争，如果希特勒不去惊动他们。如果说谁为共产主义向中欧扩张一事应受责备的话，那正是希特勒和超过德国力所能及的纳粹野心。

(9)　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第50页。

(10)　早在1946年，一份美占区的典型民意测验记录中选择这一回答的达40%，测验的问题是：“纳粹主义是坏事、好事或办坏了的好事?”到194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5.5%〔德鲁·米德尔顿：《为德国而斗争》（Drew Middleton：The Struggle for Germany）,伦敦，艾伦·温盖特，1950年版，第217—218页〕。

(11)　看来空袭激起的愤慨，与其说是反对盟国，还不如说是反对纳粹的。见赫尔曼所著书中的例子，第96页。

(12)　埃尔温·琼斯（Elwayn Jones）1946年10月22日在下院讲话时说：“最近我在纽伦堡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集会讲话。……向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听众对能够提问这一特权感到惊愕——都是一个纳粹所可能问到的那些问题。”（下院辩论，第5辑，第427卷，第1534栏）

(13)　有趣的是没有一个生长在德国的德国人写出过什么可以称得上自1918年以来客观的德国历史的书。

(14)　集中营的受难者获得特殊的配给量，但只是作为一种施舍而已。

(15)　联邦共和国现任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曾经说过，“占领并不是也不可能同时是民主生活方式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