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急救

（1945年5月—8月）

我所统率的盟国军队现在已进驻德国。我们来此的身份是征服者，而不是压迫者。⁽¹⁾在我所统率的部队占领的德国地区内，我们要铲除纳粹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我们要推翻纳粹统治，解散纳粹党，废除纳粹党所制定的那些残酷、压迫和歧视的法律与制度。我们要把频频扰乱世界和平的德国军国主义连根铲除。军事头目和党的头目、盖世太保以及犯有其他罪恶与暴行的嫌疑犯要予以审讯，有罪者给予应得的惩处。⁽²⁾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发布的第1号公告就是这样写的。下面还规定：授予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以军事总督的最高权力；暂时封闭德国的一切法庭和教育机构（情况许可时，将批准其重新活动）；命令行政人员留守岗位，等候通知。公告首次发布时，盟军已于1944年9月进驻德国了。因此，我们认为颁布此项公告的目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赋予盟国军政府采取初步必要措施的合法权威，而另一部分则是用作心理战的一种武器。就此来看，公告的显著特点是它的否定语气。可惜找不到类似的俄国文件可资比较。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盟国把根除纳粹主义作为首要的作战目标。但在胜利最后到来之日，从表面上来看，这是根本不成问题的。纳粹分子并不留待盟国来“根除”，他们几乎不等本国同胞出来把他们撵走，就干脆溜得无影无踪了。盟国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决定由谁来取代他们的职位。虽然强调把事务交由德国当局去处理，但是有关挑选人员组成德国当局的指导原则却一直没有制定出来。

第一批美国军政府人员进入了城镇，那里是一片沉寂，死亡和破坏的迹象触目皆是。他们来到乡村，家家户户挂着白旗，窗棂后面有人在暗中觑望。

市长和县长是从事先提供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一般的做法是，军政府官员把市镇或乡村里的神父或牧师、地方学校教师以及少数公民叫来，要他们提出市长或县长的人选。开了几次会，再尽可能地进行多次调查……选出了一个临时行政长官，由他再任命其他专职负责人，诸如警察、消防队长、粮食办公室主任、地方文书、机动车管理员以及其他必需的行政人员。⁽³⁾

初期的军政府工作队是从不适合实战的官兵中挑选的。理由很明显，军队中最能干最活跃的人抽调不出，因为战争尚待夺取胜利。特别是在美国，曾经打算招募具有特殊资格的新人，但招募的人中，多数来自技术界（例如公共卫生工作人员或市镇测量员），而来自德国一般行政机构或知识界的人较少。被选中的人大多参加训练班（有时为了消磨掉整装待命的那段时光，学了许多项目），但训练过程中用于学习军事组织和武器使用的时间和熟悉德国社会结构的时间各占一半。⁽⁴⁾大量情报写成了材料，可是很少一部分转到可能运用这些材料的人员手中，能被吸收掌握的部分则更少。有关人员中有一小部分会讲德语，在美国部队中会讲地道德语的往往是德国人的后裔。这种情况势必使他们的看法带上一种色彩，利弊各半。⁽⁵⁾

占领初期，军政府工作人员不可避免地要靠当地居民提供意见，而且更多地依赖那种能够提供意见的人。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征询的意见多半带有保守性。⁽⁶⁾举例来说，会讲英语是举足轻重的，但工人通常不会，而从秘书的魅人外表来看，这些人也许是惟一会讲英语的人，其实并非如此。许多官员因为知道教会是反抗纳粹主义的，所以他们认为信任当地圣职人员是无可非议的，殊不知许多德国神父或牧师的社会观念是多么保守。因此征询来的有些意见并不比其他人的意见正确可靠。⁽⁷⁾有的官员指望依靠过去被纳粹解职的人，他们至少有些行政管理经验。但许多人必然已上了年纪，他们从小就深受旧传统的熏陶，不一定都能适应新的形势。技术人员倾向于以技术资格来衡量人选，而不考虑其政治上的反对态度，认为这是枝节问题。的确，如果完全不要往日从事经营管理的纳粹分子协助，就不能使德国经济开始活动，虽然这不可能为某个美军司令部于1945年7月7日颁布的一项命令作辩解，该命令使得解除纳粹分子在主要岗位上的职务可以斟酌处理而无须强制执行，这样就藐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指令中的一项主要规定了。⁽⁸⁾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占领德国的地区越大，需要人的单位就越多，因此军政府工作队不断地调动。在海德尔堡，占领的最初三个月内，负责教育和宗教事务的官员就调换了三次，在法兰克福，两个月内就调换了四次。⁽⁹⁾由这个工作队安插的德国人，可能又被下一个工作队予以解职。迫切需要军政府官员，致使稍经训练的人员一派而光，不得不从战场上直接把战斗人员调去担任职务。这批人中有一些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员，但他们要获得对德国的知识必须走一段艰苦的路程。⁽¹⁰⁾

手头的一些报道材料也可说明俄国占领区内的初期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下级军官对德国的背景知识甚至了解得更少。与纳粹党或民族主义有瓜葛的人因具有技术能力而被录用的情况是尽人皆知的。“一两个特别善于随机应变的官员，例如德国参谋部官员及骑士勋章获得者卢伊特波尔德·施泰德勒，马克勃兰登堡的现任内政部长伯恩哈德·贝希勒以及现任柏林警察长的马克格拉夫，都从法西斯第三帝国一跃而进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行列。”⁽¹¹⁾并非所有的负责岗位都由被证明是共产党人或工人的人所占据。当然，共产党人和工人自然是俄国人要向其征询意见的那种人物。圣职人员的意见他们很少乐意听取。如果说俄国人懂德语的不见得多于英国人，那么会讲俄语的德国人也不见得是在中学里学会的。

俄国占领区最引人注目的不同点是那种鼓励成立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办法。早在1945年6月10日就发布了一项指令，授权普遍成立这种组织。⁽¹²⁾在这种组织主持下推行了广泛的改革、调整和报复行动。俄国人喜欢用“法西斯”这个词而不用“纳粹”。“法西斯”这个词含义较广，易于用来攻击任何一个他们认为碍事的人。他们并不阻挠德国人自己去做一番清洗工作，因为他们认为任何必要的大整顿可以留待以后去完成。如果善良的共产党人有时候对于希望同他们结伴的人感到吃惊的话，他们本该去读一读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革命的倡导者几乎没有理由害怕搞一阵子革命活动，特别是在革命活动可以赢得那些从中渔利者对他们的统治产生好感的时候。毋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个人野心和深仇宿怨得到了满足和发泄，但俄国人对于处理德国人是否得当并不关心。相形之下，西方盟国对鼓动革命形势颇有顾虑，生怕左翼分子会左右局势（正像西欧许多被解放国家所发生的那样）。他们得到的指示——或者没有指示——迫使他们尽可能迅速地冻结局势。他们深信新的管制委员会会尽早制定出如何改组德国的办法。不管怎样，在这样一个早期阶段，要肯定谁可信赖，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临时性的，等到有了相应的法律程序才能把事务处理好。因此6月份在汉堡解散了一个自由社会主义工会联合会，理由是政治色彩太浓厚了。这种态度对坚定的反法西斯分子产生的影响，前面已经讲过了。⁽¹³⁾结果使那些本来会坚定拥护这个政权的人多少失去了一部分亲善友好之意。理解一下俄国人为什么很自然地鼓励那些为西方盟国本能地排斥的运动，也许比争论西方如果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是否会得到好处，可能更有启发。

到1945年6月，四个占领区所属州以下的地方行政当局都已任命了人选。英国政策的主导思想是，在他们不熟悉的国家里推动民主化过程的发展不宜太快，必须予以延长，至少要用好多年时间，正像在他们老家需要几个世纪一样。因此直到9月才建立了提名选举的区（县）议会。但是美国人认为，学习民主的最好方法是将其付诸实践，早在5月底他们就在巴伐利亚组成了一个州政府。尽管俄国人对组织负责政府不太关心，但他们还是重视速度的。7月9日的一份公告就宣布五个州政府的成立（勃兰登堡、萨克森–安哈尔特、萨克森、图林根和梅克伦堡–福尔波门），把占领区划分成这五个部分。6月25日，共产党在柏林登记，⁽¹⁴⁾ 7月14日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共同起草了一份政策公告，规定：

1．共同协力清除德国的希特勒主义残余，并按反法西斯和民主路线重建德国。

2．加速重建国民经济以保证供给衣食、工作和住房。

3．充分承认个人权利。

4．保障信仰和思想自由，尊重宗教信仰。

5．重新赢得信任，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真心诚意地执行占领当局的命令，承担德国方面对战争破坏的赔偿义务。⁽¹⁵⁾

各政党需要这样一种广泛性的纲领作为基础以成立联合政府，东德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8月1日，一个反法西斯青年组织获准成立，与此同时，其他组织则一律予以禁止。

英国当局在5月20日颁布了一项公告，说明占领军的目的是管制而不是统治。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指令也曾强调这样的原则。但欲退居幕后指挥，不久就证明是行不通的。新的德国当局缺乏经验和威信，尤其缺乏物资。如果要在控制饥荒和疾病之前从混乱中建立秩序，则非占领军莫属，因为他们有权威，有物资，也有能力争取外援。军政府工作队认为使生活继续进行下去乃是他们的任务，并互相竞赛，看谁取得最大的进展（据一个工作队谈到，“我们队里的那些人干得挺不错，但愿司令部不要再把讨厌的难民源源不断地送进来”），他们经常被提醒必须把事情留给德国人自己去干。这一最初阶段的工作正适合那些崭露头角的有关人员，他们在德国人中，在整个世界上赢得了相当大的声誉。困难虽大，但却是实际的，具有挑战性的，后来困难变得比较捉摸不定，解决方法的效果就不太明显了。士兵们都乐于在这么大的破坏之后能够从事建设。班子虽小，完成的事业却是壮观的。例如，只有28个官员管理了整个英占区的邮政，只有30个官员管理了水的供应。⁽¹⁶⁾整理了街道，清除了瓦砾，修理了自来水总管和污水管，恢复了公共事业。新警察队伍的核心组成了，反纳粹的法官物色好了，法院重新开庭了。临时桥梁架起来了（大部分用军用材料），公路可以通行了，铁路重新通车了（虽然由于桥梁被毁，只限于单轨通行，甚至在干线上也是如此）。莱茵河在8月间通航了，第一艘载货的驳船从科隆抵达了曼海姆。尽管开办许多学校还为时过早，但已选好合适的房屋加以修缮，并且开始遴选教师。⁽¹⁷⁾可是，当时教育家们正忙于粉刷和糊纸，无暇考虑教学理论。住房办公室成立了，着手修缮破坏不大的房屋，同时采取步骤来增加建筑器材的产量。德国的战俘以及国家或党的所有高级官员都被集中拘留了起来。收集和销毁德国军事物资的工作已着手进行。400万外国工人和囚犯被遣送回国，还有200多万名（大部分是波罗的海地区的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也都被集中收容起来了。有原料和燃料储存的工厂开始小规模生产。所进行的艰巨工作和整个面貌的改观，都无法用统计数字来加以说明。不过，这些工作大部分是以地方为主进行的。要做的事太多，而且做起来又要求非常迅速，因此没有时间去等待管制中心下达具体的指令，而交通联络又不尽可靠，管制中心无从得知地方单位有何打算，更谈不上对之进行控制了。⁽¹⁸⁾重建起来的公共生活初具规模，还不能在不同地区之间多作物资交流。在俄国占领区，列车满载煤炭之类的必需品开往急需物资的地区，有时不能抵达，因为在中途被地方司令官没收了。惟一能够川流不息、东漂西泊、通行无阻的是人。

交通的瘫痪意味着消息闭塞，谣言纷起。盟国政策的出发点是认为，第三帝国的任何官方言论或出版物都带有法西斯主义的毒素。因此在第一阶段封闭了所有的报社、电台、电影院和出版社。第二步是建立盟国控制下的临时服务机构。到7月14日，美占区有8种“公开的”报纸问世，英占区也有同样多的报纸问世。⁽¹⁹⁾由于缺乏印刷设备，报纸只有四版，一周两期。每个编辑部驻有一两名盟国官员，其中有些是懂德语的，在业务上监督德国人员。临时新闻服务社成立了，多数是通过无线电收听伦敦和卢森堡的新闻（虽然后来在巴特瑙海姆建立了新闻发布中心）。电台都被接管，有时几乎没有中断广播，照常营业。卢森堡电台一直到11月仍由盟国管制。

但电影院仍然关闭着，因为据说纳粹电影未经仔细审查是没有一部可用的。虽然作了很大努力，准备以盟国的电影取而代之，将英美电影配上德文字幕，但未收实效（为德国专门拍摄影片，所费昂贵，无从考虑）。戏院和音乐厅多半遭到破坏或成废墟。⁽²⁰⁾结果德国人因缺乏材料而无法工作，想演出也有同样的困难。蒙哥马利元帅和朱可夫元帅在易北河上会晤时，朱可夫提到影片对形成舆论的重要作用。这时引起蒙哥马利的注意，他看到形势正在发展，因此命令英占区的电影应刻不容缓地予以开放。采取的惟一办法是利用不包含纳粹宣传内容的德国影片。幸好在战争最后几年拍摄的片子多数是逃避现实的作品。经过一番巨大的努力，加速了库存影片的放映工作，准许德国人去看没完没了的再版拷贝的老片子消遣。与此同时，J·阿瑟·兰克⁽²¹⁾经说服，准备给几部英国片子配上字幕说明。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计划的第三个发展时期是让德国人申请出版书报或上演戏剧的执照。出版或演出之前可以不受审查，只要执照领取人遵照执照上所规定的一般规则办事就行了。审查申请的过程是严密仔细的，“公开”时期可望一直延长到冬季。可是美国人表现出他们急于求成的特性，在他们占领区内发出第一张执照，于是,《法兰克福评论报》于7月31日问世，发行额为741 500份。⁽²²⁾俄国人对这类问题的政策似乎是更为经验主义的，他们倾向于在更早的阶段让经过挑选的德国人在外表独立的情况下开办其业务。⁽²³⁾

在这个时期内，有两项最激进的措施是在俄占区推行的。第一个措施是冻结一切银行存款。这被视为一项原则性的措施，允许提出的款项只放宽到300马克。在西部占领区采取类似的行动乃是临时性措施；盟国当局不久便因他们已取得德国人的信任而无需对此加以限制，引以自慰。结果是富裕的人可以依靠积蓄度日，而现有的工作可以让急需工作的人去干。在俄占区每个人都一下子处于同等地位，不得不都去寻找工作。俄国的解决办法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困苦，但却促使俄国当局所设想的那种社会早日实现。西方的解决办法是把惩办那些在战争中捞了一把的人（并非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推迟到后期再说。这笔账算得越晚，激烈的程度就可能越小。

另一个措施是土地改革。土改的某些细节，于德国投降前在莫斯科就已经制定好了。一个德国共产党员埃德温·赫尔恩勒在7月份携带了土改政策的全面指示从莫斯科飞抵柏林，被任命为新的农业部门的负责人。8月初颁布了必要的土改法令。⁽²⁴⁾组成俄占区的那些部分在战前曾经是大地产所有者的家园。⁽²⁵⁾普鲁士容克地主都是左右德国政策、资助德国军队的臭名昭著的人物。如果要根除这种影响（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强调有此必要），从经济基础上打击容克地主，是完全应该的。西方的批评事实上不是针对这一措施的本身，而是针对拒绝给被剥夺者以补偿。

土地改革名义上是通过德国的一些组织自发推行的。⁽²⁶⁾自此以后，任何人不得拥有100公顷（250英亩）以上的土地，超过上述数字则予以无偿没收。属于“战犯”的土地以及国有、州有或党有的地产也一律没收。被没收土地的绝大部分分配给无地者，包括从德国其他地区迁来的难民。不足法定数字的则予以补足。有些土地则分配给乡镇团体，包括医院、学校和农业机构。受益者向国家缴付一笔相当于一年粮食收获量的款项，这是按估计量而不是按实际量计算的。10%的款项于第一年年底缴付，其余部分在10年，甚至20年内分期偿清。⁽²⁷⁾

总之，这一措施是严峻的，推行之后将根本改变俄占区的性质。的确，这一措施的结果是建立一个小土地所有者而不是集体农庄的社会组织；67.5%的土地是分给个体户的。⁽²⁸⁾甚至向新土地所有者提供需要共用的工具和耕牛也是一种临时解决匮乏的权宜措施，而不是向集体化过渡的一个步骤。但就是这种事实也使返回原状的希望大为减少。农民一旦分得了土地，要想再从他们手里拿回来，是很可能引起坚决反抗的，除非通过经济侵蚀手段来使之逐步丧失土地。德国的其他地方还没试行如此广泛的改革。尽管别的地区确实不像这儿存在着大地产集中的现象，但这种变化一定会在俄占区和德国其他部分之间造成持久性的差别。然而这种根本性的改革是单方面推行的，绝不想提交四国讨论。波茨坦会议召开之日，正是这一计划大力推行之时，并没有任何资料说明这个问题曾在会上提出过。毫无疑问，俄国人把它视为德国“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步骤，而这一步骤德国人是有权自己采取的。与此同时，最初的结果必然是造成混乱和引起减产。

在西部占领区，农业方面的头等要事是收割庄稼。虽然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在5月22日估计现存粮食储存将维持60天，⁽²⁹⁾虽然该司令部在世界粮食匮乏的情况下筹集并运入德国总数达10万吨的粮食，包括种子在内，但到了7月份，可供给一般消费者的定量已经下降到950至1 150卡路里。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运输工具所引起的分配不当，另一方面是由于新熟的庄稼尚未收割而造成的暂时短缺。为了收割庄稼，火速地执行了一项计划（“大麦战役”），释放了30万当过农业工人的战俘，遣送他们回乡参加劳动。⁽³⁰⁾即使这样做，收成结果还比估计产量低10%到15%。情况很明显，要使居民在冬季几个月内免于饥馑，必须进口相当数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可能扰乱农业社会的措施都被看做是疯癫之举，甚至连纳粹征集粮食的组织都大体上原封未动。

战争结束时盟国部队驻屯的位置，当然是根据军事需要而决定的，与欧洲咨询委员会所划定并为雅尔塔会议所同意的占领区边界不尽相符。⁽³¹⁾盟军的进攻方向把美国人和法国人带到雅尔塔会议划给他们的占领区边界以北；虽然西方军队没有向东推进到丘吉尔所极力主张的那么远，⁽³²⁾他们只到易北河为止，但已经深入到划归俄国的占领区边界的北面和东面。丘吉尔已经叙述过他致力于与俄国取得谅解，以便进行占领区调整的问题，并把调整推迟到波茨坦会议之后。⁽³³⁾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夺取柏林的重要性一样，都没有为华盛顿所理解，因为其时正值“罗斯福心力逐渐衰竭，杜鲁门总统日益掌握广泛的国际问题的权力，两人间存在着严重脱节”⁽³⁴⁾之际。7月1日，下令撤退西方军队。盟国进入柏林问题仍未解决。

把位于俄占区中心的柏林划出一个孤立的地区一分为三，这个建议原来是艾德礼委员会在1943年制定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为美国国务院所接受，1943年10月经外长会议批准，提交于1944年1月开始工作的欧洲咨询委员会作仔细审定。⁽³⁵⁾就这样它在原则上为雅尔塔会议所接受，但如何使这史无前例的安排得以确切执行则并无进展。1944年5月，怀南特曾向华盛顿提出磋商明确的条件以保证盟国进入柏林的问题，但陆军部认为既然事先无法得知使用何种交通工具，这个问题必须留待军事指挥官在进驻后去解决。⁽³⁶⁾这一原则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之后。6月29日，朱可夫元帅、威克斯将军和克莱将军在柏林举行一次会议来澄清这个问题。波茨坦会议预定在7月15日召开。据悉俄国人正在全城按照他们的目的进行安排。这就使得英国人和美国人急于要把自己的部队送到现场去接管。他们要求经由三条铁道和两条公路进入柏林。俄国人说，由于红军复员，只能使用经由马格德堡和波茨坦的单线铁路以及从赫尔姆施泰特那边来的汽车公路。此外，再提供两条空中走廊。俄国人还坚持说，西方国家应供应他们自己地区内的煤和粮食，虽然这个城市过去从来没有向西德抽调过许多粮食供应。

克莱将军在五年后写道，他感到惊讶，在离开华盛顿出任美国军事副总督之前，他自己没有想到要去走访国务院，也未曾有任何人暗示他这样做。⁽³⁷⁾（从现在获知的陆军部民事局对一切有关占领德国的态度来看，这种疏忽就不太令人“惊讶”了。）⁽³⁸⁾因而他未能意识到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内“需要一致同意”，会使该组织无法作出任何俄国人所反对的决议。⁽³⁹⁾他和威克斯将军认为最好是接受俄国的建议作为进入柏林的“暂时安排”，同时保留日后在管制委员会上重新提出全部问题的权利。他甚至避免用明文把协议固定下来，惟恐有一个正式文件，确立“比一种（已经拟订或取得一致的）不受限制地进入柏林的权利还不如的东西”，尽管盟国的一切交通往来已决定“不受边防海关的检查或军事当局的控制”。⁽⁴⁰⁾关于25 000名美军和25 000名英军于7月1日至4日向柏林开拔的问题已做好安排。⁽⁴¹⁾7月7日和10日又举行会议，解决粮食供应的安排，并决定以四国委员会或四国军事管制总部作为管制柏林的基础。⁽⁴²⁾倘若四国组成的政府按英美所期望的那样行使职权，那么有关西方国家占领区和柏林范围内的交通权利，即使不作出书面协议，也许是无关紧要的。然而结果是由于政治当局轻易信任俄国人的意图，外交家们又未向士兵作简要的说明，三年后引起了麻烦。

开进柏林的部队所遇到的局面是古怪的。俄国人已做了不少清理工作，尽管他们对自己部队住过的房子显出对卫生并不感到兴趣。⁽⁴³⁾街上的尸体和瓦砾已清除一空，但是不知去向的不仅仅是这些东西。

凡是俄国人所能找到的马匹和7 000头牛统统被赶走了。他们拆除了公立屠宰场的冷藏厂，搬走了饭馆厨房的炉子和管子，拆走了各类工厂的机器。我们到达时，他们正好完成对美国胜家缝纫机厂的盗窃。在英占区那边，俄国人把城里惟一的现代化发电厂的发电设备搬走。不少被掠夺的设备是否有用，值得怀疑，而且由于无知，他们把那些设备弄得残缺不全。⁽⁴⁴⁾

德国居民有声有色地讲述了许多残暴和恐怖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添油加酱地越传越快。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德国人对斯拉夫人的态度。⁽⁴⁵⁾此外，部分的暴行是出于误解。镇定自若、毫无惧色的德国人可能不会受到干扰，而对一个会讲俄语的人来说，建立起有礼仪的关系并非是不可能的。当一个城市在长期战争接近尾声、经过苦战而被夺取之时，混乱、射击、抢劫和强奸都难以避免。在西德，这种情况也是人所共知的。然而，无可争议，在柏林，1945年的夏天，的确是一个严酷的季节。官方的粮食定量是每天1 240卡路里，但只能发2／3；⁽⁴⁶⁾5月份每天有2 000人死亡；到8月份每天有4 000人死亡（1938年的比较数字是150人）；在美占区，7月份每出生20个婴儿，有19个无法存活（战前的存活率恰好与此相反）。⁽⁴⁷⁾

燃料缺乏使工业机器停止运转。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痛苦和受惊的表情。警察和消防队已陷于瘫痪。……自来水总管将近有3 000处损漏，尚待修理。……运河和湖泊里仍漂浮着尸体，而被炸弹破坏的瓦砾堆里还正在挖掘出尸体。……大量没有处理过的阴沟污物，不得不倒进运河里去。……84个污水抽吸站只有23个在运转。⁽⁴⁸⁾

俄占区的情况也同样杂乱无章，而且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更长。苏联当局不等波茨坦会议召开就开始索取赔偿。在他们看来，对适合拆迁的工厂，要获得一份四国一致同意的清单，是毫无问题的。他们任意拆迁各种机器，用随手取得的运输工具运走，经常在中途抛锚而被弃置不顾。由于人所共知的一些理由，看来他们最优先考虑的是交通设备，虽然俄国的轨幅比德国的要宽，但大段的铁路铁轨被整个地拆走。占领区里的大部分线路，包括通向英占区和美占区的仅有一条线路，均改为单线轨道。⁽⁴⁹⁾他们对炼钢厂、胶合板工厂和氢气加工厂似乎也要优先拆迁。⁽⁵⁰⁾

此外，很明显的是大量非工业用品也被取走。严格地讲，这并不完全是掠夺。大多数俄国部队很久未发军饷，现在他们领到了军政府的马克纸币，这是用美国向俄国提供的铅版印刷的。可是俄国人并不认为对印发的数量负有回收的责任。士兵们期待随时遣送回家，一回国，他们手头的马克纸币就变得一文不值了，因此他们赶紧把纸币换成可携带的财物。如果德国人交出财物，收下差不多毫无用处的纸币是被迫的话，那么他们却也用欺骗的手段把大量的那种废纸塞给无知的农民。

的确，在俄占区存在的那种风云莫测的生活，使人抓住要害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讥讽说，德国人对俄国人感到愤慨，并不是因为俄国人掠夺范围之广，而是因为他们掠夺的手段太不高明。

假如一个俄国人想在火车原定不准备停车的某一地点下车，他就拉警报索。假如俄国人正好需要一辆机车，他们干脆征调最靠近的一辆，倘若被征调的那辆机车恰好是一列即将开出的火车的车头，那就真够倒霉的了，这列车不得不停在车站上，等找到另一辆机车时再开。譬如在施滕达尔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德国列车的车头被卸下来接到开往捷克的俄国列车或接到俄国的货车上去。⁽⁵¹⁾

一个俄国血统的美国观察家于1945年8月在一幅《菩提树下》的画中概括了俄国在这方面对德国的影响；

整条大街上瓦砾比比皆是。阿德隆河前停着两辆卡车。第一辆卡车里铜器堆积如山：大喇叭、小喇叭和长号，上面盖着博哈拉厚毯子。毯子上坐着三个紧绷着脸的蒙古族士兵。他们的军衣撕得破破烂烂。他们在嚼着面包。第二辆卡车斜靠在三个轮子上，阻断了交通。车上是好几千台没有罩子的打字机，站在那些打字机当中的是一头哞哞叫着的母牛。两个年纪轻的俄国军官把卡车的第四个轮子卸了下来，在一盆泥浆水里检验轮胎。一群默不作声、衣衫褴褛的孩子站在一旁观看。⁽⁵²⁾

当时在西方社交圈子里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一个俄国士兵怎样拦住一个德国姑娘，向她索取手表。她说她没有表。那士兵对此感到难以置信。但尽管言语不通，那姑娘终于说得那士兵相信了。“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应该有只手表。”他卷起袖子，露出绑在手臂上的一大串五光十色的手表，从中挑了一只最漂亮的赠送给那个姑娘。

不幸的是，这不过是情况的一个方面。俄国人之所以无能，可能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士兵粗卤无知以及无法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套周详的行政管理程序。同时也由于这样的事实，即怎样对待德国人，在他们看来是毫不在乎的。他们对是否公正这一点不感兴趣，而粗卤的别名则是野蛮。他们处置人的生命和处置私有财产一样随便（对此表示反感最强烈的人，要算英国兵和美国兵）。

再往东，他们又一次不同盟国作任何磋商，把一直到奥得河和西尼斯河的整个地区交给波兰政府管辖，不顾雅尔塔协定⁽⁵³⁾规定波兰西部边界问题须待和平会议作出决定。而更糟的是，波兰人着手撵走德国居民，并尽其所能大量迁入本国国民。俄国人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他们已经履行了在雅尔塔会议上所作的与波兰政府磋商的保证，并说这一问题仍然可以在和平会议上加以考虑，然而目前既然德国农民都已逃走，土地总得要有人耕种。不过这话只有几分真实性。留下的德国人口，数量庞大，可是波兰人对他们不是驱逐，就是虐待，逼使他们自行离去。德国的情况就仿佛还不够糟似的，难民人山人海地“带着他们的嘴巴”而来，把问题弄得更加复杂了⁽⁵⁴⁾（捷克的苏台德区发生了同样的事，更不用提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了）。以前这些地区生产的剩余粮食是供应德国需要的，而现在情况起了变化，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原来居民将给德国大大增加吃饭的人口，而这些地区的产品，却要运往东方，让波兰人和俄国人沾光。

但是，这一措施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防止今后德国的侵略，其困难之处并不那么在于解除其物质上的武装，而更在于确保其人心的转向。然而，如果说蓄意干出了什么事要让德国人在心里留下抑郁难伸的愤懑，同时又煽起他们的民族主义火焰的话，那就是抢走了他们如此大的一片领土。心理上的损害，如果可能的话，要比物质上的影响还要严重得多。丘吉尔把俄国的这一行动称为“一个大错，相形之下，阿尔萨斯—洛林和但泽走廊问题简直是微不足道”。⁽⁵⁵⁾然而盟国最初的计划曾打算从德国割去东普鲁士，而且长久以来，他们无异议地接受对波兰的补偿原则：即其东部丧失的领土以德国西部的土地给予补偿。⁽⁵⁶⁾丘吉尔本人在雅尔塔说过他“不反对以奥得河为界，如果波兰人想要的话”。⁽⁵⁷⁾这句话在地理上的确切意义是不明确的，但是几乎任何一种解释准会牵涉到剥夺德国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的某些部分（虽则无需将德国居民扫地出门）。就其所作所为而论，俄国人是犯了欺骗罪，同时出于对安全的那种目光短浅的考虑，使整个德国问题的解决变得极其复杂了。但是，俄国人给与波兰人的地区，和三位政治家在雅尔塔都准备给予的地区，两者之间究竟有何重大区别是可疑的。条顿骑士的传统使东普鲁士在德国具有如此全国性的重大意义，以致仅仅这一地区的丧失就必然会激起很深的怨恨，在奥得河以东居住着大量的德国人，对他们的安置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问题。从东尼斯河扩展到西尼斯河并把德国人撵走，这一行动促使德国人的怨恨和问题从本质上产生变化的程度究竟有多大，目前势必仍难预料。如果俄国人在作出这种安排之前，等一等国际间的同意，那么土地的割让可能会有所缩减，或者通过讨价还价，他们可能会取得报酬。毫无疑问，为什么波茨坦会议面临着一个既成的事实，其原因就在于此。

(1)　在占领期，德国人经常把这句短语说成是“解放者，而不是征服者”。甚至坎特伯雷大主教于1945年11月28日在对德国广播中也说：“我们的军队叫做解放军。我们的目的是把你们以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盟国，从邪恶中解放出来。”但是他故意省略了“解放者”这个词，以显示德国和西欧那些“被解放”国家之间的区别。

(2)　《泰晤士报》，1944年9月29日。

(3)　詹姆斯·R·纽曼（James R．Newman）引证J·F·G·吉伦：《西德的州和地方政府，1945—1953年》（J．F．G．Gillen：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West Germany, 1945—1953），美国驻德高级专员行政秘书处史料部，1953年版，第3—4页。

(4)　军政府官员知道军队怎样活动，怎样保卫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但对这些课程过分强调，其原因也许是其他科目没有人来教授。

(5)　许多说德语的人是犹太人，如果说盟国对他们的出身毫不在意是完全正当的话，那么，他们和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德国人都特别感到别扭，则是很自然的了。

(6)　后来，有足够的时间去找出工人阶级的领袖，组织工会，等等，这一点便得到了补救。但这一任务完成得很慢，慢是造成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愉快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不愉快在上文已经谈过了（见上文，原著第61页）。

(7)　津克：《美国驻德军政府》，第92页。

(8)　沃伯格：《德国——桥梁或战场》，第80页；又见下文，原著第174页。

(9)　赫尔曼，第108页。

(10)　大多数问题于1944—1945年冬曾在亚琛以缩图加以说明；为了发展的需要，还学习了一些课程。见帕多弗：《在德国的心理学家》，第101—135页。

(11)　弗里茨·勒文塔尔：《来自苏维埃德国的消息》（Fritz Löwenthal：News from Soviet Germany），伦敦，高兰兹，1950年版，第38页。

(12)　见《德国文件，1945—1954年》，第37—38页。

(13)　见上文，原著第61页。

(14)　《泰晤士报》，1945年6月26日。

(15)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国际事件与文件年表》，1945年7月10日至22日，第1卷，第46—47页。

(16)　《英占区评论》，1946年7月20日及8月3日。

(17)　第一所学校是于6月4日在亚琛开学的（克莱，第299页）。在美占区，威斯巴登、海德尔堡和罗滕堡的学校于8月间开学（《美占区月报》，1945年9月）。同月底，在英占区有3 000所学校开学，50万学生入学。

(18)　“我们在德国的政策是什么?老弟，我不知道。或许在法兰克福的大头头们能告诉你。他们把我埋在各式各样的文件堆里。当我干着十七八件事使这个城镇重新活动的时候，我怎样来看这些文件呢?”（德鲁·米德尔顿：《为德国而斗争》，第33—34页）。

(19)　克莱，第282页。

(20)　第一个上演的歌剧是格卢克的《奥尔费厄》，于1945年9月在柏林俄占区演出。

(21)　J·阿瑟·兰克（J.Arthur Rank），英国电影制片人。——译者

(22)　克莱，第282页。

(23)　柏林出版的第一份报纸《每日评论报》（Tägliche Rundschau）一直由红军直接控制。紧接着问世的是《柏林日报》（Berliner Zeitung），开始的编辑是俄国人基里萨诺夫，由《柏林日报》以前的华沙通讯员赫尔斯塔特协助。1945年7月，共产党开始出版《德意志人民报》（Deutsche Volkszeitung），社会民主党出版《人民报》（Das Volk），基督教民主联盟出版《新时代》（Neue Zeit），自由民主党出版《晨报》（Der Morgen）。在莫斯科受过特别训练的德国共产党人被安插在头两家报纸的负责岗位上〔《新苏黎世报》（Neue Züriche Zeitung），1953年12月10日〕。

(24)　见内特尔，第170—183页。

(25)　但在全国，拥有的地产超过250英亩者占总数的33%，在俄占区上述数字是45%，而超过2 500英亩者是20%（内特尔，第170页）。

(26)　关于土地改革法令的实例，可查阅萨克森州1945年9月10日的土改法令（《德国文件，1945—1954年》，第59—64页）。

(27)　内特尔，第85—87页。

(28)　同上。

(29)　《泰晤士报》，1945年5月23日。

(30)　《预算专门委员会》，第vii页。

(31)　丘吉尔，第6卷，第445页；美国版，第6卷，第510页。

(32)　同上书，第400—409页，第443—447页；美国版，第456—468页，第507—513页。从西方占领柏林在军事上是否可能以及这种占领可能产生什么政治后果，都不属本书叙述的范围。

(33)　丘吉尔，第34章；美国版，第35章。

(34)　同上书，第399页；美国版，第455页。

(35)　莫斯利：“德国的占领”，《外交》季刊，1950年7月，第28卷，第589—591页；又见上文，原著第30页。美国陆军部民事局曾在欧洲咨询委员会上建议给予四大国通往柏林的占领区，但是这一建议没有得到罗斯福或怀南特的支持，因而未被采纳。

(36)　克莱（第15页）说，怀南特“认为有权驻在柏林就附带有进出的权利，认为在会上提出只会把问题搞乱……他强烈地感到这会引起苏联的怀疑，难以达到相互谅解”。虽然在整个阶段英美的政策无疑是“信任俄国人”，但是更接近怀南特的莫斯利（前引文）否定克莱的讲法，说怀南特使劲催着要一个书面协议。

(37)　克莱，第6页。

(38)　见上文，原著第17页。

(39)　克莱，第26页。

(40)　同上。

(41)　见弗兰克·L·豪利：《柏林指挥部》（Frank L．Howley：Berlin Command），纽约，普特南，1950年版；克莱，第25—32页对困难和误解的叙述。

(42)　见下文，原著第106页。俄国人对食物和燃料的需要，附带地起了作用，使得又一次关于法管区的争论得以结束。美国人和英国人曾建议为了建立法管区，三大国各自在分配到的市区（专区）中放弃一个。俄国人的看法是，既然英国人和美国人要给法国人一个管制区，他们应该完全从他们自己的管制区内划分出来。各大国一经决定各自负责本管制区的生活供应，便可看出把尽可能大的地区留给俄国人是有明显好处的。

(43)　有一次一个曾经参加英国先遣部队的军官告诉作者说，当他进入一间俄国人用作厨房的房间时，天花板上的苍蝇是如此密密麻麻，以致他一时以为天花板是用黑漆漆过的。

(44)　豪利；《柏林指挥部》，第44页。

(45)　见上文，原著第58页。

(46)　克莱，第31页。

(47)　赫尔曼，第229页；《美占区月报》，1946年1月。

(48)　克莱，第31—32页。

(49)　为此原因，俄国人后来迫不得已允许从西方驶入运送食物和煤的火车，回程的路线是经过施滕达尔，但不准军车驶入。

(50)　内特尔，第204页。

(51)　勒文塔尔：《来自苏维埃德国的消息》，第122页。

(52)　内伯科夫；《老朋友与新音乐》，第211页。

(53)　见上文，原著第24页；《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The Realignment of Europe）,第207页。

(54)　丘吉尔，根据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81页。

(55)　丘吉尔，第6卷，第561页；美国版，第6卷，第648页。

(56)　见上文，原著第16页，第24页。

(57)　见上文，原著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