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5月23日开始的反波兰潮流

第一节　引言

德国的“等待政策”的发展经过已经在以前几节中⁽¹⁾叙述过。它从4月初开始，到5月中左右似乎就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在4月间，希特勒显然是认为，对那3个已产生恶感的国家同时施加适当的外交和政治的压力，就可以使波兰相信依靠英法两国的支持是愚蠢的，而同德国妥协则是必要的。可是，他对华沙的神经战仅仅带来了波兰政府5月5日的不让步的声明。⁽²⁾他大声斥责英国，同隐隐约约地暗示两国仍有和解的可能性交替地进行，以及他努力企图把巴黎同伦敦分隔开，结果也只是引来了张伯伦和达拉第在5月11日发表公开声明。这些声明确实并未使希特勒完全消除对他们的准备“为但泽而死”的怀疑，但也没有能鼓励他去希望迅速粉碎建立包围防线的企图。⁽³⁾

等待政策于是没有能迅速产生效果，在希特勒看来，这就意味着它必须被抛弃。他的意大利盟友并不抱同样的看法。8月间齐亚诺在上萨尔茨堡⁽⁴⁾仍请求忍耐等待，他强调时间将使“包围阵线各伙伴”之间的冲突上升到显著地位，将减弱罗斯福在美国的政治地位的实力，并且将给予德国自己的盟邦——日本、西班牙和意大利本身，以一个非常需要的巩固和准备的喘息时间。但是希特勒本人并没有被这种议论所说动。他觉得需要赶紧行动——这种需要是由于德国国民经济负担过重和不稳定而引起的。“由于我们受到的限制，我们的经济情况是我们只能再支持不多的几年了……我们别无其他选择，我们必须行动。”他就是这样在8月22日告诉他的三军领导人的。他还告诉他们说：“一切主要是靠着我，靠着我还活着……很可能将没有一个人还会像我那样对整个德国人民抱有信心……没有人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所以，最好还是现在就来一场冲突。”⁽⁵⁾

第二节　德国准备战争

（一）希特勒同他的总司令们的5月23日秘密会议

进攻波兰的决定是在5月23日的会议上作出的，当时希特勒的三军首脑们集合在总理府中他的书房里，聆听关于政治和军事形势以及目标的简要介绍。⁽⁶⁾戈林、雷德尔、冯·勃劳希契、凯特尔、米尔希、哈尔德和包登夏茨，连同另外7名官员一起构成了一个由总理来向他们透露他的一些想法的经过挑选的少数听众。一开始先概括地讲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他以德国内部存在的政治和军事推动力同它的静止的国际地位相对照——它的被限制在为它规定的范围之内，完全是由于当世界被大国瓜分掉时它却被排挤在大国圈子之外。不能同意，德国人只应设法使自己适应环境，以回避经济问题，并得到解决：“环境相反地倒必须加以改变以适合需要。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不‘闯入’其他国家或攻击别人的领地的话。”迟早必须在进展或衰落之间作出抉择：没有一位德国政治家能回避它比15年或20年更久的时间了。但是希特勒显然无意等待如此之久。他指出，德国目前正处在爱国热潮之中，另外两个国家——意大利和日本，也是同样的情况。除了有细小的例外，德国人已取得了全国的政治团结。这样，第三帝国就已经达到了它不用流血所能取得的扩张的极限。

希特勒然后讲到已选定波兰作为他的下一个牺牲品，并列举理由进行辩解。首先是军事上的考虑，在一个国家的边境上有友好的邻邦，这是很重要的。可是，波兰对德国却心怀恶意，并总是同德国的敌人站在一起。其次是经济上的争论：问题不在于但泽的前途，而是德国在东面的生存空间的扩张，它的粮食供应的保证以及波罗的海问题的解决。不仅如此，在东部拥有广大地区是十分有利的（如果“命运迫使我们同西方摊牌的话”），既可作为补充粮食供应的源泉又可作为劳动力的一个来源。最后，希特勒从德国和西方国家可能发生一场冲突的各方面考虑了波兰问题。他认为在这样一场冲突中德国的军事胜利究竟是否能够取得一个迅速的结果，那还是有问题的。波兰在冲突中的态度可能就这样成了局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不仅确信“波兰看到了德国战胜西方的危险性，并将试图使我们不能取得胜利”，而且他也怀疑波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内在坚定性：“所以不存在宽恕波兰的问题，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决定：一有合适的机会就立刻进攻波兰。”

这里所显示的在立即进攻波兰和最后进攻西方国家这两个意见之间的本质上的联系，在12个星期之后的8月12—13日德意双方在上萨尔茨堡举行的会谈中，甚至得到了更加清楚的表达。⁽⁷⁾希特勒那时告诉齐亚诺说，由于通过波兰的“整个态度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任何冲突中它总是要站到德意两国的敌人一边，它的迅速被消灭，在现阶段同西方民主国家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中就只能是一个有利因素”。至于他进攻波兰的时间，希特勒向齐亚诺解释说：“愈是进入秋季，在东欧的军事行动就愈困难。……从9月到5月，波兰是一大片沼泽地。”第二天，希特勒坚决主张但泽问题必须在8月底得到解决，并告诉齐亚诺说：“但泽可以被慢慢地扼杀，并招致经济崩溃，甚至是饥荒。但泽可以被波兰毫无困难地在9月下半月，特别是10月初以后占领。……如果挑衅行动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到了10月当坦克和飞机不再能使用的时候就会被纵容得越发厉害。”他又说：“波兰必须被压制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得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打10年之久的仗。”⁽⁸⁾

从5月起，波兰被消灭已是一件既定政策的事。希特勒5月23日在总理府中已经告诉他的听众说：“我们不能盼望重演捷克事件。将会有战争发生。”但是他急切想要作出保证，他的战争将是一场纯粹一对一的德波战争：“决不能弄到同时和西方（法国和英国）摊牌的地步。”

（二）西线战争的可能性

单就打一场地区性的德波战争而论，军事计划和准备都已接近完成阶段，然而希特勒在5月23日却没有提到这些。不过，他的确又讲到了孤立波兰这一德国的外交任务——已列入凯特尔4月3日的指令中⁽⁹⁾——并且很简略地讨论了它的某些方面。关于英国的态度，他表示了罕见的悲观。他怀疑同英国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英国在我们的发展中看到了一个将削弱英国的霸权的建立。因此英国是我们的敌人，同英国摊牌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所以他的讲话的大部分是用来谈发生一场德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大战的可能性。他预测不会有轻易取得的胜利，也不能很快地获胜。一方面把目标放在打一场速决战，但德国也必须准备打一场“长达10到15年”的战争。

希特勒告诉他的三军将领们说，德国空军没有充分能力作闪电式的入侵英国，但是如果“（英国）舰队被歼灭，立即投降就会出现”。整个冒险行动取决于出其不意的原则。但这只有波兰不卷入才有可能。德国必须保护鲁尔，因此必须以强力占领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并在直到须德海的荷兰领土上建立一条新防线。“如果我们不仅打败法国而且还占领和抓牢了荷兰和比利时，那么战胜英国的基础就算奠定了。”

希特勒指出，保密是“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先决条件”——除了绝对需要知道的以外，没有人应该知道更多的东西，或知道得更早一些。他还补充说：“我们的目的必须对意大利和日本都保密。”⁽¹⁰⁾他因此决定下令成立一个对他负责的计划工作小组，专门从事作战的计划和必要的技术准备和组织工作。军备计划应以到1943—1944年完成作为目标。⁽¹¹⁾

（三）进攻波兰的军事准备工作

“白色行动”的详细计划是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勃拉斯科维兹将军于6月14日发布的。⁽¹²⁾根据出其不意的原则，它应该“于1939年8月20日付诸实施”，一切执行细节订于7月中旬再开会讨论。一个星期后，凯特尔在6月22日签发的一份命令中声称，⁽¹³⁾希特勒已大体上批准了送给他看的初步时间表。不过又加了一些为保证机密和出其不意而规定的指示：“为了不致因比通常举行年度演习更大规模地征召预备役而惊动人民”，应进行报道，说这些人是为了举行秋季演习而被征召的；另外，“陆军最高统帅部原建议的自7月中旬起即应把边境地区的医院陆续腾出，必须停止执行”。在凯特尔6月24日的命令中同样表明了对事先保密的注意。⁽¹⁴⁾在指示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拟订完整地夺取维斯丢拉河下游各座桥梁的措施之后，凯特尔的这道命令还要他们同海军总司令部一起考虑，在一次突然袭击德却奥桥的行动中，出其不意的原则是否会由于海军事先在但泽湾的行动而受到“危害”。

可是，德国人不可能完全隐瞒他们的大量军事和经济准备工作。这是进犯波兰和保住他们的侧翼以防英法两国可能的干预所必需的。希特勒于5月14日至20日视察西部防御工程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¹⁵⁾在6月的下半月巴黎也已知道，沿着整个齐格菲防线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德累斯顿的第四军处于战备状态，德国政府几乎向美国的每一家大公司都采购了大量的物资，包括石油在内。6月27日库隆德勒报告说，据驻柏林的法国武官的粗略估计，已征召了大约60万后备役军人；并且也注意到这样的不祥迹象，如劝告外国人眷属在8月份不要留在柏林；并报告说德国国防军已接到命令要在8月15日作好准备。⁽¹⁶⁾两星期之后，在7月13日的一份电报中，⁽¹⁷⁾法国大使又补充了新的情报，以证明他所坚信的“现在正在采取准备战争的一切措施”。他写道，德国的各部队正在极为机密的情况下不断地改变驻地，有时候，“是在作了像到前线去之前所要作的安排才离去的。……通常是在10月里进行的各级后备役军人的征召入伍”已提前了，而那些应已复员的现在仍留在部队里。已加速进行庄稼的收割，正在紧张地积累各种供应品。随着部分地进驻西部防御工事的完成，⁽¹⁸⁾在东部，特别是在西里西亚，防御工程在加紧进行，处于比其他一切公共工程更优先的地位。

再往后，在7月25日的一份电报中，⁽¹⁹⁾圣-阿杜安（他那时是法国驻柏林的代办）甚至能够指出巧妙伪装的部队移动的4个主要方向，那就是：向西部设防地带；向波兰的南部边界（据报告，7月18日乘火车经过布拉格的25 000名士兵已集结在摩拉维斯卡-沃斯特腊伐和塔特腊山之间，同时在西里西亚也看到了大批部队正在向博伊敦移动）；向走廊和波美拉尼亚之间的边界；向东普鲁士。圣-阿杜安注意到的其他现象有：在每一个同国防有关的工业都在加紧生产，以致造成劳动力更加短缺，终于使戈林在7月11日下达命令：限制公用事业工程征用工人；为在工业中使用女工作出安排；征用汽车、马匹以及马达燃料；组织战时医疗队；取消军队的休假和工厂假日；通知飞机工厂停止为生产最新型的飞机而进行的工厂改造，应该以战时的速度继续生产原已在使用的各种型号的飞机。

8月间，一些德国部队进驻斯洛伐克。在取得斯洛伐克政府的同意后，斯洛伐克军队也归德国统一指挥调遣。⁽²⁰⁾到8月的第3周，德国的军事计划已进行得差不多了。保护德侨的命令已发往波兰：妇女、儿童和大部分德侨应即撤离或躲藏起来；秘密材料，包括党的文件，应即销毁；德国大使馆官员在接到战争开始的无线电报（希望至少在两小时之前发出）后就到华沙的荷兰大使馆去。⁽²¹⁾

在8月22日向他的军队将领们讲话时，希特勒又重复了5月23日向他的高级司令官们讲过的在掉转方向对付西方之前必须先打败波兰的种种理由。他现在甚至更加明确地说道：“长时期的和平对我们没有好处。……即使战争在西面爆发，摧毁波兰仍是首先要办的事。由于季节的关系，要迅速作出决定。不论是否能说得有道理，我要为发动战争提出一个供宣传用的理由。”他最后说：“开始战争的命令随后发出，可能在星期六的早晨。”⁽²²⁾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就等进攻了。

第三节　德国对西方国家和波兰的外交政策

如前所述，⁽²³⁾到5月底时希特勒已决定以武力来达到他在波兰的目的；在最后3个月的和平时期里，他的复杂的外交政策则是谨慎小心地打算协助使波兰屈服。除了作好同波兰作战的军事准备之外，德国的政策遵循以下5项十分清楚的方针：（1）蒙蔽世界的耳目，使之看不清希特勒的真实意图；（2）拒绝和回避关于调停和谈判的建议；（3）使战争局部化，并把发生冲突的责任完全推到波兰和英国身上；（4）把但泽的紧张局面增加到一个危险的水平，同时在军事计划完成之前必须阻止纳粹党人在自由市的过分急躁行动；（5）同其他国家分别进行单独的交易以孤立波兰。

（一）企图蒙蔽全世界的耳目

在6月的下半月，德国人显得日益关心于减少英法两国对德波之间即将爆发冲突的忧虑。6月16日同库隆德勒谈话时，魏茨泽克曾“主动地表示，据他所知，目前一切都很平静，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为什么局势会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为紧张”。⁽²⁴⁾两星期之后，里宾特洛甫就德国外交人员应该使用的语言发出指示：“自从声明废除1934年德波协定以来就一直在对波兰施加压力，现在的问题就是保持这种压力，以使波兰逐渐恢复理性。然而，目前并没有意思要赋予这种压力以一份最后通牒的性质，即明确宣布德国的要求或时间限度。”驻巴黎的韦尔切克大使被通知去告诉法国人说，德国人“不是在寻求一场冲突，而是要使问题得到一个解决”。⁽²⁵⁾

6月30日再一次被召见时，库隆德勒从国务秘书那里得到新的保证，即据他的看法，没有理由预期德国方面会在但泽采取突然行动：“那里显然存在着紧张状态，它不可能继续数年之久，但目前，我仍以为只有发生意外事件，才会引起一场冲突。为此，他们是需要比那些我们迄今有时仍要加以抱怨的人更加严肃稳重。”魏茨泽克甚至还隐隐约约地暗示了德波缓和的可能性。他宣称，他必须承认，波兰政府最近已表现得“更加冷静和有节制”。他甚至想象他能够看出“一些迹象，表明贝克先生愿意为解决我们的困难寻求一个基础”。⁽²⁶⁾以他惯有的敏锐观察力仔细地研究了魏茨泽克所发议论的用意之后，库隆德勒在给巴黎的又一份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中提出了他的看法：很可能希特勒还没有打定主意，或者他是希望“麻痹西方国家的警惕性，以便在突然面对既成事实时，它们只好仅限于在口头上提提抗议”。⁽²⁷⁾

两星期之后，当库隆德勒在回法国休假之前为了把代办圣-阿杜安介绍给魏茨泽克而拜访后者时，他发现这位国务秘书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随和了，因为这时里宾特洛甫已收到了博内7月1日的照会，⁽²⁸⁾但泽也已成为张伯伦10日在下议院发表的一项声明的题目。⁽²⁹⁾当库隆德勒问道“现在他是否看到同华沙会谈的可能性”，魏茨泽克回答说：“如果我可以提到波兰报纸上关于华沙立场态度的报道的话，我看不到有什么可能性，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我相信目前除了等待和尽可能地保持安静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³⁰⁾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恶劣情绪，德国的外交并没有背离当时紧急局势所需要的更加精巧的策略。随着7月份渐渐过去而莫斯科仍没有任何明确的表示，西方国家在但泽问题上的态度则变得十分坚定，毫不妥协，魏茨泽克在6月30日曾稍微提到过的、有可能实现缓和的主题，于是也就愈来愈占据显著地位。例如，魏茨泽克于7月22日发给所有德国驻外使团一份通函，命令他们要特别强调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和平趋向”。⁽³¹⁾与此同时，7月11日库隆德勒报告说，⁽³²⁾一位“在国社党内居很高地位的人士”向他的一位同僚讲了一些有所示意的话。据这位提供消息的人说，里宾特洛甫不再能得到元首的充分信任，元首特别指责他“有意对他隐瞒几条证明英国有强大战争潜力的消息”，⁽³³⁾以及“在但泽这件事上使他承担了一项困难的任务。如果不能赶快找到一种满意的解决办法，就要冒损害德国威信的风险”。他继续说道，似乎“波兰人可能还会提出一些我们的政府将同意考虑的建议。当然，华沙必须对我们作出巨大的让步，但是要打算达成一项使双方都满意的协议，现在还不算太迟”。在向巴黎转达这一信息时，法国大使本人还注意到德国报纸最近对波兰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态度：

有几家报纸宣称，但泽不是一个可以作为宣战理由的事件。《德意志总汇报》在写到合理的解决完全处于可能的范围之内时，它甚至似乎在欢迎举行协商。在政府圈子中也可听到同样的调子，他们是在要人们领会：如果波兰提出建议，我们是不会拒绝磋商的。

直到7月底德国报纸才突然转变为攻击性的调子。里宾特洛甫办公室的一位官员那时写道：“德国报纸对波兰采取的那种果断态度，已经使驻在柏林的外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们大吃一惊。他们显然是已经……习惯于德国报纸一向用来对待波兰问题的那种自我克制态度。”⁽³⁴⁾

可是，直到7月后期外国人还仍然相信但泽问题可以再搁一个时期。7月21日在德国宣传部新闻处负责人，一位伯默尔博士，向驻在柏林的外国记者们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这个部对要求人们消除忧虑的宣传运动还作出了新的贡献。⁽³⁵⁾伯默尔宣称，元首和德国政府认为但泽本身并不是一件交易品：它必须无条件地归还给德国。不过他们确信，这问题可以和平地解决，他们也愿意它能这样地解决。不管德国或但泽参议院已经采取或可能采取什么军事措施，都纯粹是防御性质的，因为它们不能忽视军事解决的可能性，尽管它们自己有和平的意愿。无论如何，德国不想促成一个危机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并且确实不盼望有一个所谓的8月危机。伯默尔本人确信，波兰人最后会答应德国的要求，英国施加的压力也可能会促使他们这样做。但是伯默尔的安慰性质的声明事先没有让里宾特洛甫知道，并且使他感到十分气愤，认为声明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德国外交部发表了一篇评论，对于伯默尔声明得到的巨大宣扬表示惊异，并指出这项声明并未提出新的内容。⁽³⁶⁾事实上，到7月21日，这位德国外交部长已经得到了某些消息，消息的性质一定已经使他有理由相信，令人厌恶的、拿时间来赌博的政策可能不久就要被抛弃。同俄国人的贸易谈判，则决定恢复举行。⁽³⁷⁾

（二）希特勒拒绝调停并回避谈判

虽然希特勒曾大声宣告他的甜蜜的通情达理，以及同波兰和平解决问题的愿望，但他坚持不再重复他在春季提出过却被波兰人拒绝的“宽大建议”，这就清楚地表明，他的谈判概念就是对他的以下这些要求彻底投降：割让但泽和一条通过走廊的有治外法权的交通路线。当波兰人准备讨论细节并同意稍作让步时，他们在原则方面是不愿让步的。希特勒的要求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同波兰的主权和独立不相容的。的确，在8月底，当波兰看到俄国站到了德国一边时，有迹象表明，它可能准备在但泽地位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是希特勒那时已决定要打他的仗了。⁽³⁸⁾无论是罗斯福总统的防止战争的努力，⁽³⁹⁾还是梵蒂冈的同样目的的尝试，⁽⁴⁰⁾都没有能使希特勒改变他的方针。荷兰女王威廉敏娜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8月28日要求由他们从中斡旋，以便通过协商来求得解决，但得到的答复是不能让步。⁽⁴¹⁾

6月13日，魏茨泽克曾对亨德森说，英国的政策似乎是在朝着防止同德国发生战争的方向努力。⁽⁴²⁾但是当英国大使提到英德两国就裁军、国际贸易和殖民地问题举行讨论的可能性时，魏茨泽克只是说他已通过另一渠道从伦敦方面听到了同样的消息，⁽⁴³⁾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来对待“这种还不具体的议论”。⁽⁴⁴⁾在这个时期，英国对于使德波两国举行谈判已失去信心，正在试图用给予同英国的贸易和殖民地方面的让步来代替让德国如愿以偿地在东欧自由行动，从而使希特勒改变方向。迪克森在描述他的最后一次会见哈利法克斯时，把“利用协商来解决对抗的可能性在各方面都受到阻碍”的责任推到英国身上。⁽⁴⁵⁾

8月15日，魏茨泽克告诉亨德森说，虽然在8月5日以前同波兰人进行协商也许曾经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还要想德国能够首先出来作任何姿态，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⁴⁶⁾似乎除了波兰完全接受德国的要求之外就毫无其他办法了。魏茨泽克能够提供的惟一忠告是，西方国家应该使自己了解波兰的真正态度，并得出正确的结论，那就是，“波兰必须毫不迟延地在那尖锐的但泽问题上和对我们的整个做法上采取一个合理的态度”。⁽⁴⁷⁾

法国在使德国走到会议桌旁来这方面并不比英国更为成功。当库隆德勒于8月15日晨见到魏茨泽克时（亨德森在当天傍晚也见到了他）他被告知，自从7月起，由于波兰迫害德意志少数民族，局势已经严重恶化。当库隆德勒提到，国务秘书早先曾说过德国的要求可以等待，如果波兰的态度允许的话，这时魏茨泽克带有几分困窘地回答说：“情况变了。我暂时没有更多的话可以对你讲了。”⁽⁴⁸⁾

早在6月20日法国驻华沙大使就已经注意到，在他的德国同行和他的某些合作者所表示的期望中，“范围”有了扩大。诺埃尔写道：“他们不仅在谈但泽，而且现在一有机会就要坚决主张德国再也不能让‘走廊’继续存在下去了。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提到德国必须收复上西里西亚。”⁽⁴⁹⁾希特勒一直在不断提高他的要求，这就更加使得英法两国促成谈判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库隆德勒在15日发的一份电报中评论了福斯特（纳粹党地方行政长官）8月10日在但泽和12日在菲尔特发表的两篇讲话。他注意到这位地方行政长官“不仅直截了当地讲了德国关于但泽的要求，而且还指责了波兰，正像去年捷克斯洛伐克曾被指责的那样。他不承认波兰有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生存的权利”。⁽⁵⁰⁾

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想劝说希特勒寻找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的努力也完全没有成功。他于8月11日访问了贝希特斯加登。谈话⁽⁵¹⁾的基本目的，甚至它的一般内容，只是追忆往事，即回到4月间那一次谈话，当时总理挑选了加芬库⁽⁵²⁾作为他想同西方国家通信息的间接渠道。但是现在希特勒对波兰的恫吓具有了一种新的急迫的调子；他更加露骨地讲出了他的真正目的；他的吹嘘德国军事优势更来得具体；他的准备谈判和一想到要发生一场大冲突就感到遗憾的说法也就更加是敷衍塞责的了。希特勒说他已命令魏茨泽克召见利普斯基，⁽⁵³⁾“告诉他时间到了，一个新的时刻已来临”；“如果波兰人敢稍微动一动，他就要用他手中所有的一切强大武器像闪电般地袭击他们”。希特勒拿他的兵力同英法两国的兵力作了比较，然后谈到他需要谷物和木材。当伯克哈特说到西方国家肯定愿意通过协商来解决德国的粮食问题时，希特勒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来反驳：要是那样，那么它们为什么还要煽动波兰人呢。希特勒看来是想要把他的话转告给伦敦和巴黎，但他向伯克哈特表示得很清楚，试图进行调停是没有用的。⁽⁵⁴⁾这位国际联盟高级专员本来希望他的访问能保守秘密，但是立刻就被在报纸上报道了，⁽⁵⁵⁾因此要作为走向保持和平的一个步骤已毫无价值了。

意大利是它的建议多少还能得到柏林的考虑的惟一国家，但是还没有等到同俄国的协议看来能成功的时候，意大利的调停建议就一起被拒绝了。8月12日，当苏联政府宣称愿意在莫斯科接待一位德国的政治谈判者时，⁽⁵⁶⁾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正在上萨尔茨堡忙于向齐亚诺透露他们不久就要对波兰发动进攻的打算并为之作辩解。可是，意大利人仍坚持他们的原来意见；8月14日阿托利科把一份解决但泽纠纷的折中方案交给了魏茨泽克，这一方案也已交给波兰方面。⁽⁵⁷⁾关于意大利人在这个时候继续努力防止发生一场同波兰的战争的经过，在本书的另一部分已作了论述。⁽⁵⁸⁾可是自从签订了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公约时起，波兰甚至连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都已不可能有了。这在希特勒8月22日对他的军事司令官们的讲话中已可以看得很清楚：“后天（他说）冯·里宾特洛甫将签订条约。现在波兰已处在我要它处的地位。……我只是担心在最后时刻有哪只猪猡还会递给我一份调停计划。”⁽⁵⁹⁾

（三）力图使战争局部化并把责任全推在英国和波兰身上

正如希特勒5月23日已告诉他的军事长官们的那样，他希望把同波兰的战争局限于一个地区。⁽⁶⁰⁾虽然他确信西方国家总有一天会参加战争，他完全有希望在他的波兰战役结束之前在西线不发生大的战斗。在6月和7月，他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精心策划分裂英国和法国的团结一致。但是钢铁公约——不得已于5月22日单独同意大利签订⁽⁶¹⁾——并未使英法两国支持波兰的决心有任何明显的削弱。

将近6月底时，对于但泽和德国的备战的日益惊恐，使得西方国家政策的重点从比较温和转到了更加坚决的一面，特别是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如果在自由市发生内部暴动他们将会抱什么样的态度。哈利法克斯6月29日在查塔姆大厦发表的讲话，博内7月1日同德国大使在巴黎的谈话，以及他当场交给韦尔奇克的致里宾特洛甫的照会，和7月10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的关于但泽问题的声明：这些都已记载在前一章内，⁽⁶²⁾这里再加以列举只是为了表明它们对德国外交策略所产生的累积效果。

当7月前半月德国同俄国的谈判似乎已陷于停顿，而西方国家的决心也更加坚定时，里宾特洛甫曾写信给博内，对于法国对去年12月的声明所作的解释表示遗憾，这种解释使法国可以自由地支持波兰，如果但泽的现状发生改变的话。⁽⁶³⁾虽然里宾特洛甫现在开始明白一场同波兰的战争不大可能会是局部的，他同意大利人谈话时却仍坚持这一点，但同时他也强调了德国赖以歼灭波兰的速度问题。⁽⁶⁴⁾甚至迟至8月20日，马吉斯特拉蒂（意大利大使馆参赞）还在就“德国主张但泽—波兰问题是一个孤立的德国问题而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这一点向魏茨泽克抱怨。⁽⁶⁵⁾在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公约宣布之后，希特勒再次希望英国和法国不会为了波兰而去冒险打一场全面战争，他似乎直到战争爆发和收到英法最后通牒时还抱着这样的希望。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把战争的责任推给波兰和英国。这种做法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凡尔赛和约中的战争罪条款对他来说是一个惨痛的记忆，这次应该受到谴责的不应再是德国而是其他国家。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文件特别显示出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⁶⁶⁾例如，在8月15日当提到在波兰的德国人被处决时，魏茨泽克向库隆德勒宣称，波兰干的蠢事也有一些好处，因为由于它的行为它就使它的朋友们不再负有帮助它的义务了。“因为，那是不可想象的，法国或英国竟会情愿拿它们的生存作赌注来讨好它们的胡作非为的朋友。”⁽⁶⁷⁾他在同一天向亨德森说：“他自己的政府过去不曾、将来也不会、而且也不可能相信，不管波兰人会干出什么蠢事，英国都要打仗。”此外他还说：“德国相信波兰人的态度将会是或者过去曾经是这样的，即使得英国政府因而会解除其盲目追随一个疯子的每一个古怪步子的义务。”⁽⁶⁸⁾

8月间，在德国报纸日益加强其诽谤运动的同时，魏茨泽克向里宾特洛甫建议，德国各驻外使团应该“特别着重指出（波兰人的）极端侵略性的语调和论点”。⁽⁶⁹⁾8月13日国务秘书要求驻华沙大使馆提供报纸上的报道材料，作为反波兰宣传之用。⁽⁷⁰⁾第二天他又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被询问，“外交部长要求你们这样去回答：波兰（8月10日）的通讯⁽⁷¹⁾就是波兰领导人的妄自尊大和战争贩子政策的进一步证明。如果波兰现在选择胡作非为的道路，它就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责任”。⁽⁷²⁾在写给驻西班牙大使馆的指示中，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规定了适当的宣传内容：他们应当提到以下“各项众所周知的事实”，即“波兰8月4日致但泽的带有报复性威胁的最后通牒，⁽⁷³⁾波兰报纸妄自尊大，在波兰政治家们的讲话中显示的完全不能宽恕的态度，最恶劣的、连续不断的、反对德国人的诡计和消灭德意志人的运动”。⁽⁷⁴⁾一两天之后从但泽寄来了一张可供报纸刊载的波兰人反对德国人的“暴行”一览表。⁽⁷⁵⁾

8月15日，魏茨泽克交给库隆德勒一份打字文件，说道：“这里是今天早晨的迫害行动清单。……每天早晨我都有这样多的数量。”⁽⁷⁶⁾希特勒从在波兰的德国人那里收到一份报告“暴行”的电报（所说事情的真实性从其他证据看来似乎是非常可疑的），里宾特洛甫要求国务秘书“在今后几天内把这份电报一直放在身边，以备同外国外交官谈话时和需要时使用，这份电报在适当时刻将在报纸上公布”。⁽⁷⁷⁾8月23日韦尔曼签发的一份通报说，在波兰反对德国人和操德语的居民的暴行有1 500起之多，其中包括39起特别严重的事件。这些可以在合适的时候供宣传之用。⁽⁷⁸⁾亨德森认为，大多数的“暴行”报道是没有根据的，少数几件可靠的也是大大地被夸张了。⁽⁷⁹⁾但是不论所报道的真实程度如何，表明所遵循的宣传路线的外交部文件，是德国在这种事情上的官方政策的再好不过的证明了。

在他同魏茨泽克会见后的第三天，库隆德勒（在8月17日）注意到，“但泽问题（如何）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以及这“问题（如何）具有更广泛的内容，并牵涉到走廊的问题和有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波兰各省的问题”。德国报纸现在声称：

有组织的团体和某些地方当局已经开始一种对在波兰的德意志人的大屠杀行动。今晨报上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宣称，在边界的那一边确实有一场针对“德意志人”的大搜捕在进行，正在他们中间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一种不能忍受的恐怖威胁着整个德意志少数民族。最后，据说难民业已大批逃入德国领土。⁽⁸⁰⁾

在18日的一件电报中，法国大使正确指出，这危急时刻把着重点从但泽问题转移到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上来的可能的理由：

我怀疑（他写道）德国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要找到一些不像但泽那样明确地属于法英两国保证范围之内的攻击对象。看来似乎很清楚，第三帝国现在是在试图把问题搞乱，并收集那些可用来作为出兵借口的波兰挑衅行为的材料，以便使它能够以但泽之外的其他借口来武装干预波兰，也就是希望这些所谓的波兰挑衅行动能把冲突引出波兰同西方国家签订的公约范围之外。⁽⁸¹⁾

在挑衅这个题目上，德国外交部文件在弥补漏洞，并提供了有启发性的证据，足以证实库隆德勒的怀疑。例如，8月18日德国驻华沙代办维利施写信给里宾特洛甫说：

在上西里西亚发生的逮捕行动显然是由在德国各个中心进行牵制活动的一些团体指使的。由于波兹南、波美拉尼亚和中部波兰都有类似的团体存在，这些地区也有着逮捕浪潮的威胁。为了民族团体的利益并由于他们的请求，我迫切地要求你保证在没有另行通知之前，完全停止这一类的活动。⁽⁸²⁾

里宾特洛甫判定，由于地方行政长官福斯特和德国驻但泽总领事扬松互相猜忌，使得后者的报告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在8月间派费森迈尔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前往自由市。⁽⁸³⁾魏茨泽克告诉费森迈尔说，谈判的进行和在其他方面对波兰施加压力，都必须使“谈判破裂和产生一切后果的责任由波兰承担”。⁽⁸⁴⁾

甚至，在战争业已开始后的9月1日，魏茨泽克在一份通报中还在指示，所用语言应表明是波兰人犯了首先开始攻击的罪行，⁽⁸⁵⁾而最后却是英国由于它的“干预”而被指为真正的侵略者。这位国务秘书在9月3日的另外一份通报中写道：“事情的经过清楚地表明英国负有战争爆发的完全责任。”⁽⁸⁶⁾

第四节　但泽当地的事态发展

（一）军事局势

在对付波兰方面，5月23日以后希特勒就再也没有倒退过：一经决定摧毁它，就永远不再变更。再试图劝说它或吓唬它退出“包围集团”——不论是指出后者的虚弱或是夸张地吹嘘德国自己的军事准备——因此已经是文不对题了。从此以后，德国的外交就根本不再把波兰政府的存在放在眼中，而只是使空谈的“但泽问题”保持足够的热度，以便在适当的时刻能够燃烧起来，而德国军方和纳粹党卫队的策划人员则在尽可能机密的情况下完成其灭亡波兰的组织工作。指令不断地在三军各部门中传递流转，秘密动员在第三帝国进行着，军火和士兵在偷运进但泽自由市，为了制造“事件”而策划种种阴谋。但是直到8月的第一个星期但泽问题被故意地造成一个危机为止，在局势中没有加进任何新的因素。

至于但泽自由市，国社党人制造的日益紧张的局势可以追溯到1939年夏季的那几个月。不过，威胁着这个自由市的不仅是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而且还有为突然行动进行的明显的准备工作。这一切在9月1日自由市终于再同德国合并以前，也已经在缓慢地扼杀它的商业活动了。

虽然在华沙和柏林德波两国的外交家们都很少会晤，驻但泽的波兰政府代表茨霍达茨基同但泽参议院议长格兰泽尔曾有过几次谈话，并且经常互相递交语气激烈的照会，即所谓的照会战。与此同时，波兰人和但泽人又都同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伯克哈特不时进行商量，他在双方之间担任调解人。格兰泽尔和德国驻但泽总领事扬松两人都有和好和愿意谈判的表示，但是纳粹的地方行政长官福斯特认为他的主要任务是制造麻烦。他并不尊重国联高级专员，而只是利用他作为一块传声板。福斯特直接从希特勒那里接受命令。

关于但泽的军事准备，如果说在全德国范围内保守秘密是困难的话，那么在但泽小块领土上就更为困难，因为它的居民是在国际的众目睽睽之下从事他们的每天工作的。然而把自由市转变为一个武装的纳粹要塞，是希特勒认为他决不能稍加忽视的计划中的项目之一。由于错误地相信，波兰政府可能会乐于让德国的既成事实来把它不敢要求自己的人民以自愿的让步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但泽军事化的进程在1938年秋天已开始减慢，到3月底的暴动阴谋失败后⁽⁸⁷⁾似乎更遭到了暂时的中断。但从5月中旬起，它又恢复了，并且确实加速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全世界特别是但泽人在整个6月和7月都一直在期待突然袭击的随时来临。

可是，事实上德国人为了军事上和外交上的理由，都还不准备把这问题强加给波兰。他们狂热地进行准备，并以这个或那个庆祝活动为借口而把大量的德国人不断地运进去。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更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没有根据的担心：他担心波兰人自己占领但泽而打乱他的时间表。

当那位但泽参议院议长试图减轻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对但泽警察人数不断增加所感到的忧虑时，他的辩解，即“由于外来的威胁而有这种必要”，⁽⁸⁸⁾并非完全不真诚。不仅如此，法国驻华沙大使诺埃尔在评论但泽当局的辩解，即自由市必须有能力防卫波兰人可能的入侵时说道：“这种说法，对那种事来说，并不纯粹是宣传。它同人民方面的真实焦虑是符合的。”⁽⁸⁹⁾在7月的最后一天，地方行政长官真的来到高级专员那里，声称波兰总参谋部准备在当天晚上军事占领自由市的铁路系统，因此迫切请求他“立即就这件事去同波兰当局交涉”。⁽⁹⁰⁾希特勒自己8月12日在上萨尔茨堡同齐亚诺谈话时，作为在那个月同波兰算账的一个理由，也坚持说，“波兰完全可以在10月里占领但泽，它大概也打算这样干，而德国则毫无办法来阻止它，因为当然不可能有轰炸和摧毁但泽的问题”。⁽⁹¹⁾

当然，波兰政府除非受到最可怕的挑衅，是决不会想要夺取自由市的，因为它知道这样的行动“将会有给波兰的干预加上侵略的外衣的风险”。⁽⁹²⁾但是，事实上它（至少直到7月中或7月底为止）如果愿意的话，是能够这样做的。7月6日贝克向诺埃尔保证说，但泽“是在我们的炮口之下。因此，相当于一个整师的军队和少数大炮在那个城市中出现，并不能严重地妨碍我们”。⁽⁹³⁾诺埃尔本人很早就在5月15日的一份电报中⁽⁹⁴⁾指出，“为了使自由市的军事化有它的充分价值，德国人……必须在维斯杜拉河两岸之间建立永久性的交通工具，以便把东部同东普鲁士联结起来”，因为“目前在切夫（维斯杜拉河边的最后一座波兰城镇）和大海之间没有一座横跨维斯杜拉河的桥”。而且，正如波兰报纸不止一次指出的那样，⁽⁹⁵⁾一方面自由市这样的同东普鲁士隔开，另一方面它同波兰内地之间却有3条铁路和7条公路在起连接的作用。所以，如果但泽内部发生暴动，已经部署在这地区南部和西部边界的波兰部队可以在德国的军事援助从东普鲁士到达前很久就占领了这座城市。

因此，从希特勒完全决定要于1939年内攻打波兰时起，在这地区内建立德国力量的紧张努力就开始了。但泽警察的人数是不受任何法令的限制的，1938年11月参议院曾发布一项法令，实行强迫的普遍警察服役制。根据这项法令，但泽公民开始被征召在德国受军事训练。从5月起，这些人在回到但泽后就被编入党的独立小分队，然后再转入营和团的军事单位中。⁽⁹⁶⁾同时，常规的警察力量也增强了。当伯克哈特就这个问题向参议院提出询问时，他只得到这样的保证：人数不超过一万人。采取有关的措施，则是为了阻止但泽青年“离开自由市地区去德国参加军队”。⁽⁹⁷⁾

接近6月底时，组成了一支志愿民兵。根据6月27日贝克告诉英国大使的波方消息，⁽⁹⁸⁾这支军队只有4 000人，但驻柏林的法国代办一个月后报告说，大约在6月底和7月初已招募了2万人。⁽⁹⁹⁾6月底伦敦和巴黎的报纸报道，希姆莱曾亲自访问自由市，视察了当地的纳粹军队。⁽¹⁰⁰⁾这时它的人数已接近一个整师，完全由德国军官率领。据说有1 000多德国青年已从东普鲁士来到那里组成新志愿兵的核心，凡年龄在16至25岁的但泽人都必须加入这支队伍。⁽¹⁰¹⁾但泽的学生和公职人员在假期中都不准离开自由市。意大利总领事写道，“一支志愿兵是由曾参加捷克事件的那些人所组成，也就是说有两三千人；秘密警察正在予以加强并改进装备；正在建造兵营和浮桥，桥梁也在进行加固。”同时，他报告说：“摩托化增援部队已派往东普鲁士。这些表面现象给人以行动即将开始的印象。”⁽¹⁰²⁾

在6月28日、30日和7月1日的电报中，英国驻但泽总领事谢泼德报告了一些使人不安的详细情况：⁽¹⁰³⁾在市区周围建造了防御工事，在维斯杜拉河上建造了一座浮桥，征用了房屋以储藏军火，检查了全部摩托车辆和动员了马匹。法国驻华沙大使在7月10日的一份电报中报告了⁽¹⁰⁴⁾更多的这类消息。7月3日，但泽参议院颁布动员劳动力的法令，⁽¹⁰⁵⁾4日它宣称已无力偿付它的外债。⁽¹⁰⁶⁾在同一天关闭了在死维斯杜拉河港湾内的霍尔小岛，以供存放武器和驻扎志愿兵之用。在7月6日夜间架设了8挺机枪以控制斯希豪造船厂大门。⁽¹⁰⁷⁾7月14日魏茨泽克提到了凯特尔的一项询问，即“让公众看到在但泽的12挺轻机枪和4挺重机枪，这在政治上是否妥当”。对此，经决定予以这样的答复：“在让公众看到这些机枪以前，即在街道上列队行进和现场操练以前，再多等待些时候是得计的。波兰人肯定会再自我暴露，到那时就可以用公开显示枪炮来作答复了。”⁽¹⁰⁸⁾可是，这种保密是不必要的，因为格兰泽尔在18日报告说，波兰人“确切地知道有多少部队和大炮”可供使用。据茨雷达茨基说，他们不想在目前的危急时刻利用这一证据，但已经作好予以公布的一切准备。⁽¹⁰⁹⁾

（二）纳粹的恫吓

伯克哈特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立即于3月间回日内瓦报告但泽的局势，此后他应国际联盟三人委员会的请求一直留在瑞士。可是，5月26日当“但泽的双方非正式地表示他们希望”他回来后，⁽¹¹⁰⁾这位高级专员就又回到了自由市。6月1日，在同格兰泽尔、福斯特和茨霍达茨基分别商谈之后，⁽¹¹¹⁾他又飞往柏林，显然是去同里宾特洛甫非正式地讨论局势的。但是，虽然据报道里宾特洛甫这时曾向伯克哈特保证，如果“另一方不进行挑衅活动”，波兰报纸也不再攻击德国，那么德国就将尽力设法控制住紧张局势，⁽¹¹²⁾然而形势仍在继续恶化。6月4日福斯特在一次但泽劳动服务队大会上讲话时所用的辞句，似乎——引用诺埃尔从华沙发出的电报——“证实了人们的这样一个印象，即自由市现在已决定实行一项抵抗和系统地破坏波兰权利的政策”。这位地方行政长官告诉他的听众说：“元首需要一个坚强的但泽。40万但泽人民正坚定地等候在维斯杜拉河口，只注视着他一个人。”⁽¹¹³⁾此外，整个6月上半月都在进行精心的准备，首先是召开了一次冲锋队运动会，然后是一个全区“文化周”。伴随着这些活动的是通常的那种德国人的大量涌进⁽¹¹⁴⁾和即将发生突然事变的谣传，这次大家预料事变将于6月15日发生。据伯克哈特报告说，有这样的谣言：

即地方行政长官打算从那一天正在开会的参议院和议会得到一份直截了当地宣布但泽归并于德国的宣言。人们认为，这样在波兰方面就可能产生军事反应，而德国则将宣称这是一种侵略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总理并不认为法英两国的保证将会开始生效。⁽¹¹⁵⁾

确实，高级专员这一次是如此的忧虑不安，以致去找了“两位地位很高的、能直接接近总理的人士”，以便把“他对一次政变会带来无法估计的后果的忧虑心情”转达给总理。⁽¹¹⁶⁾可是，这时并没有打算要搞政变，而且也确实没有发生政变。5个星期以前库隆德勒曾写道，在德国报纸上出现了对波兰的“一些克制”，“似乎它的领导人是急于要防止气氛过热地达到爆炸的程度。很清楚，在柏林，他们急于要在合适的时刻还未到来之前不致被迫开始行动。”⁽¹¹⁷⁾6月10日参议院议长去外地休假，据说要长达8个星期。⁽¹¹⁸⁾14日，地方行政长官福斯特也离开自由市去柏林作短期访问，大概是去商量组织新的志愿兵的事。15日，像这样多的已过去的可怕日子一样，终于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其时，从5月底起，德波关系的调子已经开始显得越来越尖酸刻薄。《德国外交—政治通讯》和波兰外交部分别于6月12日和14日向对方发出了语言刻毒的公报。⁽¹¹⁹⁾前者抱怨波兰迫害德意志少数民族的事日益增多；宣称在但泽的事情上，最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给予波兰的政治空白支票已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不合理状态，这种程度已开始具有危险的成分”。后者则否认波兰的态度有任何变得更加强硬的变化，因为它把但泽的不安宁归咎于“那些十分接近德国政府的分子”。6月14日，德国驻华沙大使毛奇到波兰外交部去（这是他5月6日回到任所后的第一次）抗议那些针对德意志少数民族的严峻的行政措施。⁽¹²⁰⁾17日，戈培尔到达但泽，这次访问是作为区文化周的最高潮预先安排好的。紧接着就在他讲明是未预先作过准备的演说中，猛烈地攻击了波兰和英国。他把英国人的演讲说成全是“吵吵嚷嚷的同假想敌人的拳击练习”，是想以许多空话来掩盖它的缺乏力量和决心。他宣称元首在4月28日的讲话中已说得很清楚，德国赞同但泽要回到德国中来的愿望；全世界应该已经从经验中认识到元首是决不说空话的；但泽的德意志人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是站在他们一边的。⁽¹²¹⁾这次的思想倾泻和第二天发表的另外一次较为温和的讲话，据法国驻柏林大使判断，是想要在德波两国关系问题的演变中“标志出一个日期和一个时代”。而德国报纸的确也真的把但泽的欢迎这两次讲话说成是领土合并的第一次真正的表示，等于是一次赞同德国的公民投票。⁽¹²²⁾

在柏林，戈培尔6月21日在夏至节庆祝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据报告曾宣称德国打算“把历史上曾属于它的一切领土都收回”。⁽¹²³⁾大约在10天之后，但泽参议院新闻处印发了一本小册子：《但泽：什么正处在危险之中？》。其中明确地写道：“就但泽、走廊和其他被任意地从第三帝国分离出去的领土而论，它是一个德国土地的问题，要占有这种土地，波兰无论是道义上的、历史方面的、文明或文化方面的理由，都不可能提得出来。”⁽¹²⁴⁾

尽管受到那么多的挑衅和打搅，波兰政府仍然保持着惊人的沉着。在接近5月底发出的电报中，诺埃尔已经注意到波兰报纸不止一次地使用温和语气来评论卡尔托夫事件。⁽¹²⁵⁾6月11日他报告说：“冲锋队的集合和其中掺杂有德国正规军，这两件事似乎都不曾打扰波兰当局，因为据波兰当局的估计，他们将从他们来的路上离开但泽。”⁽¹²⁶⁾还有，在6月11日，他注意到“国民显得特别沉着，而且当政府劝告他们要表现得慎重和温和时，国民就十分驯顺地服从政府当局”。⁽¹²⁷⁾7月1日贝克向英国政府保证“波兰政府决不会被任何心理上的恐怖主义吓慌而鲁莽行动”。他接着又说：“就在昨天晚上有谣言（这是第49个这一类的谣言了）说，德国人马上就要开进但泽。他已见到了波兰总参谋长；已经作出决定，一个波兰士兵也不调动。他已去就寝，睡得很好。”⁽¹²⁸⁾这种“严肃的镇定”的一个理由是，波兰对实际的战略地位抱乐观的态度。⁽¹²⁹⁾可是，那种地位在每天改变，越来越不利于波兰；而波兰人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仍把一项德俄交易的可能性视为是不可想象的而予以抹杀。6月27日接见英国大使时，⁽¹³⁰⁾波兰外交部副部长阿尔齐泽斯基表示他相信，德国还不“至于为了但泽而去冒打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但是它会只继续它的神经战，希望把波兰弄得在经济上筋疲力尽，并破坏它对它的盟邦的信心。贝克本人于4天后也反复重申这样的意见，即德国人“主要是希望触怒和威胁波兰”。还说：“他们决不会成功。他们现在必须看看清楚，任何真的侵略就会碰到英国、法国和波兰团结一致的抗击。”⁽¹³¹⁾7月6日他告诉诺埃尔说，波兰政府的态度“只有在波兰的主要利益（铁路、维斯杜拉河或港口的使用权）直接受到影响时才会改变”。他说，甚至到了那时，波兰政府也将首先求助于经济措施以保卫其权利，“保留其他形式的行动以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意外事故”。⁽¹³²⁾

7月12日福斯特从但泽飞往纽伦堡，13日在贝希特斯加登受到希特勒的接见，17日他又回到了自由市。19日他去国际联盟高级专员那里，⁽¹³³⁾告诉他说，总理“决定不让但泽问题引起一场全面的冲突”。福斯特继续说，如果波兰公众的情绪能够平静下来，他自己就要迅速地把他的警察队伍解除武装，并把人数减到1938年时的数目；但是如果德国的威望受到任何损害，那就不可能办到了。所以，波兰人必须以谅解的精神同参议院商谈像海关检查员之类的次要问题。福斯特还要求伯克哈特“担任中间人，并尽力设法对某些问题（如果不是由他本人来决定的）至少以使双方今后能达成协议和彼此合作的观点来预先加以安排”。⁽¹³⁴⁾

德国人这时明显地关心于私下里使英法两国对即将发生政变的担心减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似乎也同样地急于要公开否认他们可能准备在但泽最终割让的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样，福斯特的喉舌——《但泽人前哨》于7月18日就把谈判正在进行或当地报纸的调子已有改变的传说说成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且轻蔑地排除了“任何波兰为解决但泽和走廊问题而提出的妥协性建议有最微小的实现可能性”。柏林的政治界人士也同时否认紧张局势多少有所缓和。19日又宣布但泽的警察力量已进一步增加到3 000至4 000人。

事实上，德国政府甚至在知道俄国人邀请他们去莫斯科“逐步地”进行谈判之前，在近8月底时就已经进入了发动波兰战役的最后准备阶段（在行政上、军事上和政治上）。这样，早在7月27日就已发布了一项命令，⁽¹³⁵⁾说元首命令自由市同大德国重新合并，“武装部队必须立即占领但泽自由市以保护操德语的居民”。命令规定了占领过程的一切细节：来自东普鲁士的部队开进该地区，在他们到达该市前但泽警察应即占领并保卫市区，等等。8月2日的“致舰队的信”⁽¹³⁶⁾中有“为了谨慎”在大西洋使用潜艇的作战指示；并有一个旁注表示实际启航的日期可能要在8月中旬决定。8月初，冲锋队也开始发动他们要在适当的时候制造波兰“事件”的布置工作。⁽¹³⁷⁾在政治领域中，8月9日德国人第一次正式插手干预但泽参议院和波兰当局之间关于海关官吏的剧烈争执。

（三）海关争端

这一争端已持续了几个月，它几乎完全是关于波兰海关检查员在东普鲁士边界上执行职务的权限这个问题的，它起因于私运武器进入但泽。在但泽—东普鲁士边界上各地点发生了一系列小的事件后，5月20—21日夜间在卡尔托夫海关站发生了一起更加严重的事件。一伙但泽的冲锋队员攻击并搜索了波兰海关官员住的一所房屋。波兰副代表佩尔科弗斯基参赞在试图要求但泽当局派警察去保护而未获成功之后，就乘车来到现场。当他在那幢被搜索的房屋里面时，他的司机遭到了一伙身份不明者的攻击，他打死了其中的一人（事后查明他是从东普鲁士来的冲锋队员）。佩尔科弗斯基和他的司机于是同海关官员们一起躲入附近的一座火车站，然后“他们设法搭上一辆铁路机车来到波兰领土上的切夫”。⁽¹³⁸⁾事件的性质同它的后果比起来是细微得很的。茨霍达茨基于5月21日连发两份照会，⁽¹³⁹⁾抗议干预波兰海关官员的工作，要求查究、赔偿和作出明确而有约束力的声明，声明参议院将保证在但泽的波兰人和波兰官员今后的安全。对此，参议院议长于24日以两份照会作了答复。在照会中他不仅拒绝了茨霍达茨基的要求和声明，而且还要求召回佩尔科弗斯基和两名海关高级官员，理由是他们协助并唆使司机逃往波兰境内，因此滥用了他们的外交特权。茨霍达茨基30日的答复拒绝了召回官员的要求，但是口气还算友好。它没有再提赔偿和保证，并表示波兰政府愿意“为了保证波兰官员在自由市境内正常的活动而能够作出的安排”进行一次联合探讨，也愿意改进这些官员和但泽当局之间的关系。⁽¹⁴⁰⁾

可是，但泽当局却一心想利用这次纠纷，以便削减特权和妨碍波兰海关行使职责。6月3日，他们又向茨霍达茨基递交了两份照会。第一份是警告波兰政府，如果它仍拒绝召回那3名官员，那就要向所有的但泽官员发布一道命令，不管是否直接由参议院负责出面，命令今后停止同他们发生一切私人的和官方的来往。⁽¹⁴¹⁾第二份照会，在抱怨波兰海关官员的人数不断增加和行为令人不满之后，参议院议长格兰泽尔接着说：“由于这种种理由，我认为有必要立即把波兰海关检查员的活动限制为一般的管理。……特别是我必须坚持主张他们的官方活动应限于在他们的办公室内。……我也不能再允许但泽的海关官员接受波兰海关官员的指示，即使是建议的形式。”最后他通知茨霍达茨基说，不管过去是否有过相反的保证，他现在已授权参议院的财政部，由它自行决定，今后应令海关官员宣誓向国社党效忠。⁽¹⁴²⁾

6月10日在答复这第二份照会时，茨霍达茨基拒绝接受照会内对波兰海关的指责，并声称波兰政府不能同意对其活动所加的种种限制，这既违反1921年的华沙条约，也不符合1934年的波兰—但泽海关协定。如果参议院要官员们宣誓就职，波兰政府（他提出警告）将不得不考虑加强海关的控制，因为但泽的海关官员今后“对尊重和妥善执行波兰海关规章的保证将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约束力”。在他的申述的结尾也许暗示了要实行经济报复。他说他的政府愿意像过去一样在取得但泽参议院的同意下调整一切有关自由市的重要问题；但波兰政府也认为有责任警告后者，“在波兰海关的制度和行政中如发生任何缺陷或障碍，必将对但泽的经济利益及其人民产生不利的影响”。⁽¹⁴³⁾争端的每一方现在都已说了各自的最后一句话，但结果仍是僵局。一方面，实行了海关官员宣誓的办法；⁽¹⁴⁴⁾另一方面，波兰海关官员的人数也增加了。⁽¹⁴⁵⁾更为严重的是，茨霍达茨基的办公室和但泽当局之间的直接关系从那时起破裂了。一名叫利平斯基的波兰海关检查员以酗酒和间谍的罪名于6月12日被但泽秘密警察逮捕，这件事确实又引起了茨霍达茨基和但泽参议院之间的一阵互相送照会和抗议；但后者也没有停止施加压力以迫使波兰海关缩小活动。⁽¹⁴⁶⁾虽然福斯特于7月19日告诉伯克哈特说，“自从卡尔托夫事件以来，通信联系只剩下互致照会，不再有私人之间的接触，也不再有口头上的讨论”，⁽¹⁴⁷⁾但是7月17日格兰泽尔和茨霍达茨基在伯克哈特所设的一次午宴上又见了面，而且据格兰泽尔的记述，⁽¹⁴⁸⁾在那里“详尽而又坦率地”讨论了他们的问题。

在7月里，开始时的一场海关官员纠纷又变成同经济上的争吵缠在一起。在月初，正如前面已提到过的，⁽¹⁴⁹⁾贝克曾向诺埃尔保证，除非波兰在自由市的经济利益直接受到那里的纳粹活动的影响，否则波兰政府决不采取报复行动。可是，大约从7月17日起，波兰当局的态度明显地变得强硬起来了。⁽¹⁵⁰⁾它似乎这时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干涉波兰海关检查员行使职责的事已变得非常严重，已经使实行经济报复有了充分的理由。因为在7月18日但泽参议院不得不用一份备忘录来抗议，波兰禁止但泽渔民捕获的鲱鱼进口。19日茨霍达茨基又用公函通知参议院，波兰政府打算从8月1日起停止波兰海关官员在但泽的阿马达-乌尼达人造黄油厂的驻厂检查并暂停该厂产品的向波兰出口。⁽¹⁵¹⁾所谓的“人造黄油和鲱鱼之战”于是就开始了。

福斯特在同一天（19日）向伯克哈特建议恢复缓和，⁽¹⁵²⁾20日伯克哈特将这建议转给了茨霍达茨基。⁽¹⁵³⁾但这并没有能使波兰人平静下来，他们倾向于把这看作只不过是德国的一个新花招。在波斯泰劳附近发生的一桩新事件更不会削弱这种看法。在那里武装的纳粹分子当着被害人妻子的面枪杀了一个名叫布迪耶维奇的波兰海关官员。⁽¹⁵⁴⁾8月1日，波兰对于阿马达-乌尼达厂产品进行的恐吓也开始正式执行了。⁽¹⁵⁵⁾

与此同时，参议院议长7月29日⁽¹⁵⁶⁾在答复茨霍达茨基19日的公函时曾抗议上述的两项禁止商品进口，理由是它们违反了早先的协议，构成了一项“直接行动”，“将迫使但泽自由市参议院实行经济报复”。参议院于是命令但泽海关行政当局把那些事实上属于波兰边防军的波兰海关检查员与那些从今以后只同海关合作的善意的海关成员区别开来。在自由市的政界中这时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如果波兰坚持它的“直接行动”，就开放但泽和东普鲁士之间的海关边界以作为报复。⁽¹⁵⁷⁾茨霍达茨基8月4日正准备答复参议院时⁽¹⁵⁸⁾突然接到报告说，驻在东普鲁士边界上的4个但泽海关站的波兰海关检查员那天早晨被通知，8月6日星期日以后不再准许他们执行任务。

这促使波兰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当天（8月4日）晚上10时，贝克的办公室主任召集英法两国大使馆的官员，向他们讲了所发生的事情和波兰政府对时局的看法：“但泽参议院以前的行动是暗中进行的。”卢宾斯基伯爵告诉他们说：“但这次是对波兰利益的公开挑战。”⁽¹⁵⁹⁾在晚上11点30分，茨霍达茨基送交但泽参议院议长一份照会，⁽¹⁶⁰⁾警告他“这样一种对波兰基本权利的侵犯，无论用什么借口都不能为波兰政府所容忍”，并要求在8月5日下午6时以前给予大意如下的答复，即格兰泽尔已取消他的下属所采取的步骤。从8月6日起，茨霍达茨基又说：“所有波兰海关检查员已奉命在（他们认为必要的）边界各地点穿着制服，佩带武器，以执行他们的任务”；一切阻碍他们工作的企图和“警察的一切攻击或干涉”，都将立即遭到波兰政府对自由市的报复措施，“其责任应完全由参议院承担”。第二天一早茨霍达茨基就把他的新方针通知了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并告诉他说，他正在把他的下属的妻子儿女撤走。于是伯克哈特同格兰泽尔取得联系，最后并劝他同茨霍达茨基通了电话，使关系多少和解了一些。⁽¹⁶¹⁾在5日的这一次口头答复中，格兰泽尔似乎否认了有任何官方组织曾发出所抱怨的那个指示，⁽¹⁶²⁾并答应暂时不作出使波兰海关检查员无法工作的规定；⁽¹⁶³⁾不过，为了“技术上的原因”，参议院不能在7日以前用书面答复波兰的照会。⁽¹⁶⁴⁾（格兰泽尔确实把茨雷达茨基的照会转送给了外交部，在答复前须等待希特勒的命令。）⁽¹⁶⁵⁾茨霍达茨基代表他的政府接受了这一临时答复，但同时又表示，“对于参议院在答复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时竟会遇到技术上的困难感到惊奇”，⁽¹⁶⁶⁾并重复提了在他原照会中的那些警告。看来好像参议院被波兰政府的坚定不屈吓唬住了，因此决定修改它的粗暴做法。毛奇从华沙写信给柏林说，他怀疑波兰在请求英国的保证之前还要强硬到什么地步。⁽¹⁶⁷⁾

（四）希特勒进行干预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德国政府选择了加入争吵。大约是在希特勒7月28日出人意料地从贝希特斯加登回到柏林的时候，⁽¹⁶⁸⁾德国宣传的调子和方向就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¹⁶⁹⁾

（法国驻柏林代办在8月1日的一份电报中写道）接近7月22日时一直在强调德国希望用和平的方法得到满足的德国报纸，在最后几天却极力表示，德国丝毫无所畏惧，即使是一场全面的冲突。……同时这也变得更清楚了：报纸是在扩大德波争吵的范围。它不再仅仅是一个但泽的问题，而是还包括有走廊的问题，甚至波兹南和上西里西亚的问题。⁽¹⁷⁰⁾这是过去所采取的策略的一个相当明显的改变，这种策略就是减少柏林和华沙的争吵，并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德国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在性质上不容争辩地属于德国的城市。最后，纳粹宣传就在今天早晨恢复了从6月起已放弃了的攻击波兰海关官员的战役。⁽¹⁷¹⁾

在茨霍达茨基送出8月4日的“最后通牒”后几天，德国报纸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运动来谴责这种“特别危险的挑衅”，同时充分利用了像下面这样的一些机会来进行巧妙的反驳：斯米格莱-雷兹元帅6日在克拉科夫向波兰退伍军人协会会员发表了激昂的讲话和第二天早晨在波兰保守党机关报《时代报》上出现了同样火热的对讲话的评论文章。⁽¹⁷²⁾

这种反应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但是此外还有比报上的抨击更坏的事物出现。8月7日早晨希特勒带信给福斯特，叫他在8日去上萨尔茨堡见他。⁽¹⁷³⁾茨霍达茨基于同一天也从格兰泽尔那里收到了一封答复信，语气并不和解，甚至还带有威胁性。

我必须向你表示我的惊讶（参议院议长写道），你竟利用一个完全不可靠的谣言，借此机会由波兰政府出面向但泽政府递交了一份期限短促的最后通牒。……波兰政府突然下令所有波兰海关检查员必须穿着制服、佩带武器以执行他们的任务，这是对条约规定的违反，只能被看作是蓄意的挑衅，目的是企图制造那种最需要反对的事件和暴行。……但泽政府最强烈地抗议波兰政府恫吓要采取的报复行为，它认为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恐吓，其一切后果只能由波兰政府承担。⁽¹⁷⁴⁾

8月9日魏茨泽克召见波兰驻柏林代办卢鲍米尔斯基亲王，对于德国的直接干预自由市和波兰之间的关系没有作任何解释或辩解，⁽¹⁷⁵⁾就径自宣读了一份关于但泽海关纠纷的声明。魏茨泽克宣称，德国政府得悉波兰政府向但泽参议院致送照会之事后极为惊讶，该照会

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取消所指称的一项法令——错误地谣传它已由参议院发布——而该法令之目的则据说是为了阻止波兰海关检查人员履行其职责。但是事实上，但泽自由市参议院从未发布过这种法令。……德国政府认为它有责任向波兰政府指出，一再重复提出这一类的要求……势必要导致德波关系的恶化。

德国政府注意到，波兰政府禁止某些货物从自由市输入波兰的措施，可能给但泽人民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据它的意见，如果这种措施继续下去，自由市将别无选择的余地，而只好去寻找“其他的出口可能性，当然也要找进口的其他可能途径”。⁽¹⁷⁶⁾

圣-阿杜安8月10日发往巴黎的一件电报注意到，德国外交部打算直接同波兰政府驻但泽的代表打交道（正如在这次召见中所透露的）：

德国的统治者们似乎是……在追求一个规定得很巧妙的目的：使参议院宣布，不能再继续由它自己同波兰谈判，必须请求德国在外交行动的范围内保护自由市的利益。这个主意似乎是在准备使波兰在外交上放弃但泽以有利于德国。这样，但泽和华沙之间的分歧就将转变成华沙和柏林之间的一个直接冲突。这将是一个类似于苏台德纠纷中所采取的步骤，那时到了关键时刻，亨莱因先生的地位就被德国取而代之了。⁽¹⁷⁷⁾

可是，德国政府想在外交方面代表但泽的利益的尝试为波兰政府所挫败了。阿尔齐泽斯基8月10日下午向德国驻华沙代办口头声明，波兰政府否认德国有权干预波兰同自由市的关系，并提出警告说，对于但泽当局试图损害波兰的权利和利益的任何尝试，波兰政府将继续使用“它认为适当的任何手段和措施”来作出反应。⁽¹⁷⁸⁾

但是与此同时，福斯特从贝希特斯加登返回之后就立即在10日早晨会见了伯克哈特，并告诉他说，希特勒“已达到了他的耐心的最大限度，并且想要知道从7月开始的地区性讲和的尝试仍遭到彻底失败的原因”。⁽¹⁷⁹⁾在下午第二次往访时，这位地方行政长官通知伯克哈特说，他就要奉邀立即前往上萨尔茨堡，“因为但泽的局势正在变得愈来愈吓人”。最后，在当晚10时福斯特来电话说，元首盼望伯克哈特在11日下午4时去见他。⁽¹⁸⁰⁾

同时，在8月9日，里宾特洛甫命令正在柏林的毛奇，在没有接到别的通知之前留在那里，并且不要同任何波兰当局有接触。他甚至不准打电话给他的驻华沙大使馆。⁽¹⁸¹⁾第二天贝克急于想见到毛奇，但是由于毛奇滞留在柏林，魏茨泽克建议可以由驻华沙大使馆参赞维利希代替他去见阿尔齐泽斯基。维利希得到的指示是，保持一种“纯粹是接受的态度”。⁽¹⁸²⁾虽然毛奇急于要回到他的大使馆去，他还是被留在柏林多过了几天；而维利希这时得到的魏茨泽克的指示则是：“要求你不要在你那里的首都作任何关于德国和波兰的声明的谈话。”⁽¹⁸³⁾

除了一个短暂时刻的缓和外，但泽当地的局势继续在恶化，这一暂时的缓和则是伯克哈特在8月11日临去贝希特斯加登之前，正当茨霍达茨基往访格兰泽尔时取得的。⁽¹⁸⁴⁾尽管如此，在8月16日茨霍达茨基和格兰泽尔的一次会谈中（会谈似乎进行得很友好），大家都希望人造黄油和鲱鱼的出口很快就可恢复。⁽¹⁸⁵⁾两天之后，他们又会晤了一次，这时茨霍达茨基提出一项妥协的解决方案并告诉格兰泽尔说，“波兰决不会做可能引起战争的事”。⁽¹⁸⁶⁾成立了一个但泽—波兰混合委员会，以讨论同波兰海关检查员地位有关的问题。⁽¹⁸⁷⁾委员会起先每天开会，并且“气氛谦和有礼”。但是，正如伯克哈特所说的，“不久又发生了新的边境事件，使得所有这些尝试都成为泡影”。以后委员会开会时的“气氛也就不再像起初时那样谦和有礼”。伯克哈特又说，不久“一切合作都证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双方都采用好斗的语调”。⁽¹⁸⁸⁾不过，也应该公平地提到，当在此对双方公平地进行指责时，有证据表明——远不是显示出一种不妥协的精神——波兰的谈判者确实因愿意作出让步而使得但泽参议院非常困窘。例如，1948年在纽伦堡审讯魏茨泽克时揭露，不久前被任命为里宾特洛甫派驻但泽特别代表的费森迈尔曾于8月19日向柏林写报告，要求准予把对波兰人施加的压力增加到最大限度，因为在谈判他们的海关检查员问题中，他们似乎准备让步到撤走12名检查员的限度。在以后的讨论中，费森迈尔说，福斯特打算把这一要求增加到撤走大约50人，而如果“波兰人再让步，那就建议再进一步提高要求，这样就可使协议达不成了”。⁽¹⁸⁹⁾

在得到外交部的批准后，费森迈尔于8月22日就把使谈判破裂的详细“日程表”送往柏林：

所拟计划如下：（1）海关官员问题经过长时期的谈判后最后终于宣告谈判破裂。把责任推给波兰人。（2）然后把波兰海关官员全部调走，并且取消同东普鲁士的海关边界。（3）接着在波兰人方面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反应。（4）于是，在但泽领土上逮捕大批波兰人，并清除大批波兰的武器储存所……（5）如果这还不能使波兰人作出足够的反应，那就最后向韦斯特普拉特发动进攻。我仍不知道自从福斯特8月21日在伯格霍夫进行讨论后这个计划是否已有了变更。⁽¹⁹⁰⁾

同一天德国驻但泽副领事报告说：“按照指示，但泽方面将用拖拖拉拉的方式进行（讨论）”。⁽¹⁹¹⁾

这些非常无效的谈判几乎一直延续到战争爆发，因为8月28日波兰副高级专员报告说，“过去两星期想通过谈判使波兰海关检查员的工作恢复正常的尝试没有产生任何结果”。⁽¹⁹²⁾

波兰政府在夏季初抱有的这种希望，到8月中旬已经烟消云散。俄德经济协定的签署引起了它的极大关切。当接着又发生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直接干涉波兰派驻自由市的代表茨霍达茨基和但泽参议院之间的争端这种事情时，波兰人明白危机即将到来，局势已不再能够由他们来控制了。从德国外交部发出的命令可以证明，他们是愿意谈判的，愿意在局部问题上作出让步。他们也决定按照英国和法国这两个顾问经常给予的忠告来行事，并且避免引起可能被德国人认为是寻衅行为的事件。但是对于德国人对他们的意图，他们并不存有幻想。他们确信希特勒是在策划（同莫斯科达成协议）再一次瓜分波兰。面对这种情况，“波兰人民将用他们所能支配的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¹⁹³⁾如果战争爆发，波兰人也摸不准东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的态度将会如何。⁽¹⁹⁴⁾然而，虽然它受到了威胁，波兰决不能同意这时正在酝酿中的这样一个建议，即可以通过召开一次四国会议来得到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而波兰则被排除在会议之外。⁽¹⁹⁵⁾

与此同时，德国并吞但泽计划的最后阶段已开始实施。8月18日，但泽的党卫队国民军从福斯特手里接受了他们的队旗。⁽¹⁹⁶⁾20日，格兰泽尔请伯克哈特去见他，预先通知他说，“一次新的违反宪法的行动和自由市法的一次根本改变已经迫在眉睫”，并宣布：“本市地方行政长官在里宾特洛甫先生的支持下，说服希特勒总理的努力已获得成功，即将颁布一项法令，委派福斯特先生为但泽元首。”⁽¹⁹⁷⁾

国社党的地方行政长官福斯特是给但泽带来灾难的恶魔，而费森迈尔的被委派为里宾特洛甫驻但泽特别代表，可能一部分就是为了保证能在适当的时候行动，以防福斯特在希特勒和武装部队准备进攻之前或许会鲁莽行动。7月16日福斯特曾告诉伯克哈特说：“他现在完全有权作出任何决定，是但泽的惟一统治者。他希望元首作出决定，告诉他是否应同茨霍达茨基公使举行一次会谈。”⁽¹⁹⁸⁾不过希特勒已告诉过福斯特，他本人“不要同茨霍达茨基有任何会谈”。⁽¹⁹⁹⁾格兰泽尔对于地方行政长官处理自由市局势的方式也是不大赞同的，特别是在7月底，当时福斯特试图要伯克哈特去同茨霍达茨基商谈关于一支武装的波兰国民军的问题，而关于这事的传说不久就证明是虚假的。在7月25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格兰泽尔写道：“从这件事的处理不当，……但泽当局已显示出极大的紧张不安……这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无论如何必须加以避免。”⁽²⁰⁰⁾

当8月20日伯克哈特表示反对任命福斯特为但泽自由市元首时（这一任命不久即将实现），格兰泽尔很情愿地答应转达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对于这样一种改变在目前情况下肯定会造成的后果”的疑虑。⁽²⁰¹⁾尽管提出了这种抗议，8月23日柏林发表的一份官方备忘录声称：

根据地方行政长官福斯特的建议，但泽参议院于今日中午通过了下列决议：“参议院决定宣布德国国社党地方行政长官为但泽自由市元首。”……明日早晨参议院将颁布一项法令，以便使上述修改宪法的决议成为法律。参议院议长格兰泽尔然后将亲自交给地方行政长官福斯特公函一件，函中将附有决议的正式文本和法令全文，并要求他就任但泽自由市元首的职务。地方行政长官福斯特将接受这一要求。⁽²⁰²⁾

一切都按照这一过程进行，福斯特也按时于8月24日被宣布为但泽的元首。

24日晚，福斯特命令拘留但泽的波兰铁路主要官员。⁽²⁰³⁾25日波兰政府在致参议院的一份照会中抗议任命福斯特为元首，⁽²⁰⁴⁾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或甚至显然没有任何答复。27日法国领事报告说，自由市内的生活是“一个处于壕沟包围之中的兵营的生活。防卫布置看来已完成。”他还提到，所有波兰储存的小麦、石油和盐等已全被参议院没收。⁽²⁰⁵⁾31日，诺埃尔叙述了，由于最近大部分措施的结果，波兰人是怎样的已失去对铁路的控制，并发现他们自己，确实“除了他们管理港口的部分权限外，暂时被剥夺了他们的一切特权”。他继续说道，波兰公民的安全不再有保障；盖世太保甚至拘留了两名前来向参议院商谈但泽粮食供应和铁路客车服务的官员。⁽²⁰⁶⁾最后，在9月1日，根据德国的一项“关于但泽自由市与德国重行联合的法律”，⁽²⁰⁷⁾但泽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名义上也成了大德国的一部分。

几天前（25日）福斯特曾通过费森迈尔询问：“是否可以在那个关键日子告诉高级专员说，他的使命已告结束，和在这之后他的房子是否可以征用。”这位地方行政长官也想知道，怎样他才能确保使伯克哈特立即离去。⁽²⁰⁸⁾9月1日伯克哈特注意到，“留待高级专员去做的只不过是提抗议罢了，抗议用强制措施在事实上结束自由市的存在和国际联盟高级专员的职务”。⁽²⁰⁹⁾在接到地方当局的限一小时内离开的通知后，他于是乘汽车向东普鲁士方向而去。⁽²¹⁰⁾

第五节　波兰的孤立：德国同它的盟国、卫星国以及中立国家的交易

（一）大国

（1）俄国

1939年夏季希特勒最大的外交成就是签订了8月23—24日的俄德条约。在签订这项条约之后，波兰人更加准备妥协了。部分原因是这项条约决定了波兰的命运，另一部分原因是英法两国施加压力要他们尽可能避免战争。但是这并没有削弱他们的作战决心，如果他们被德国进攻的话。可是，但愿不要招惹侵略的顾虑，的确在军事上削弱了波兰，因为它的总动员来得太迟了。当德国在9月1日发动进攻时，动员还刚开始，结果波兰在保卫它自己时实际上是还没有准备好的。⁽²¹¹⁾

4月和5月来自俄国方面的暗示（已在本书另一处论述），⁽²¹²⁾李维诺夫的被免职，⁽²¹³⁾以及俄国驻柏林代办阿斯塔霍夫的主动向施努雷（德国外交部东欧经济政策司司长）表示⁽²¹⁴⁾有可能恢复在3月中旬已中断的俄德经济会谈。所有这些都使里宾特洛甫越来越感到兴趣，因为这些事情的来临是在英法两国正在莫斯科参加谈判的时候。可是里宾特洛甫不仅要说服希特勒和通知墨索里尼（他最后也同意了与俄国和解的意见），⁽²¹⁵⁾而且他还必须考虑到对日本的影响。⁽²¹⁶⁾德俄两国的谈判将在另一章中作较详细的叙述，⁽²¹⁷⁾这里只是简略地提一下。

魏茨泽克5月30日同阿斯塔霍夫的谈话，⁽²¹⁸⁾在德俄关系的转变过程中也可算得上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提供了第一个清楚的迹象，表明德国准备举行政治方面的、并不同于经济方面的谈判。可是，直到7月的第三周才有了真正的进展。7月18日，俄国人突然通知德国人，他们愿意在柏林商谈一项商业条约。⁽²¹⁹⁾7月22日苏联报纸发表一项官方声明：德俄两国的贸易和信贷商谈应即恢复。⁽²²⁰⁾魏茨泽克于是指示舒伦堡在莫斯科继续“我们会谈中纯粹政治方面的部分”，并且“在那里重新找出头绪，但无论如何不要操之过急”。⁽²²¹⁾几天之后，在26日，施努雷在柏林又设晚宴招待阿斯塔霍夫和俄国贸易代表团团长巴巴林，于是苏德谈判就从有保留的和踌躇的初步探索阶段进入了迅速而明确的讨价还价的最后阶段。由里宾特洛甫在事先作了简要的指点后，施努雷露出口风说，德国准备考虑在东欧相互和解的可能性。指出俄国同英国签订条约将把俄国引向战争，而在北欧和东欧又得不到补偿的好处。如果同德国缔结一项条约，则除了在东欧的巨大利益之外还将给它带来和平。⁽²²²⁾7月29日魏茨泽克指示舒伦堡安排同莫洛托夫会一次面，如果可能的话；并在会晤时声明，德国准备“保护苏联的一切利益并同莫斯科的政府达成一项协议，……不管波兰问题会如何发展”。⁽²²³⁾与此同时，在8月2日，里宾特洛甫第一次接见了阿斯塔霍夫，并且暗示有可能就波兰命运的问题同俄国达成一项协议。他告诉阿斯塔霍夫说：“从波罗的海一直到黑海，没有任何问题不能解决得使我们双方都感到满意。”⁽²²⁴⁾

柏林的焦虑心情，在施努雷8月2日致舒伦堡的信中描述得非常清楚：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俄国的问题在这里正作为最紧急的任务在处理。10天来我每天至少同外长有一次直接的或电话中的交谈，并知道他也是经常不断地同元首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外长很关心要尽快地在俄国问题上取得一些结果，不仅是在消极的方面（干扰英国的谈判），而且也要在积极方面（同我们达成协议）。……你可以想象得出，这里是多么急切地等待着你同莫洛托夫的谈判。⁽²²⁵⁾

8月4日舒伦堡告诉莫洛托夫说，德国人“准备保护苏联的一切利益”。⁽²²⁶⁾但是在其后的几天中从俄国方面没有什么发展，而德国人的不耐烦加剧了。10日施努雷询问阿斯塔霍夫，俄国是如何看待波兰问题的，并且强烈要求俄国应同德国达成一项协议。⁽²²⁷⁾但使他憎恶的是，12日阿斯塔霍夫向他转达了苏联政府的建议：讨论应在莫斯科“逐步地”进行。⁽²²⁸⁾

不过，当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8月12日在上萨尔茨堡正同齐亚诺会谈时，传来了消息说，俄国人已同意让一位德国人来莫斯科举行政治谈判。⁽²²⁹⁾德国人打电报指示舒伦堡赶快作出安排：希望派里宾特洛甫于18日去莫斯科。但俄国人又是拖拖拉拉。在以后的几天里，德国方面一再试图使俄国人规定一个明确的日期，好让里宾特洛甫前来莫斯科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并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范围广泛的讨论。最后，德国的压力获得了成功。8月19日，德俄经济协定签了字。接着在20日，希特勒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斯大林，极力要求，由于在波兰问题上随时都可能爆发一次危机，里宾特洛甫至迟应于8月23日星期三在莫斯科受到接待。⁽²³⁰⁾斯大林于是同意在23日举行会谈。22日，希特勒授予里宾特洛甫全权，以德意志帝国的名义同俄国代表们举行谈判。⁽²³¹⁾

德国人显然是准备在俄国的每一个要求上作出让步。8月23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两次会议上，有很大一部分东欧领土被德国和俄国瓜分了，但似乎只发生过一次争执，即希特勒是否能同意把利耶帕亚和温次匹尔斯这两个波罗的海港口划入苏联的利益范围之内。在同希特勒通了一次电话之后，这个枝节问题也以俄国得到胜利而告解决。⁽²³²⁾

（2）意大利

德国和意大利在1939年夏季表面上虽然意见一致，但内里却隐藏着缺乏和谐与信任，以及意大利方面对这种事态的日益不满。例如，在南蒂罗尔问题上⁽²³³⁾虽然保持着表面的团结一致，但是它越来越令人烦恼，因为正如外国报纸很快就指出的那样，⁽²³⁴⁾希特勒的准备同意从蒂罗尔撤走德意志人，很难同他的要求把德意志人居住着的所有领土（包括但泽）都并入德国的主张协调一致。

虽然德国人极力想使他们和意大利人显得像是一个统一的阵线，但是他们的政策却又完全不准备把他们的意图随时充分告知他们的伙伴。德国同俄国有可能恢复友好关系这一点确实在早些时候曾经对意大利人提到过，⁽²³⁵⁾并且得到他们的赞同。但是直到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8月12日在上萨尔茨堡同齐亚诺商谈为止，关于德俄谈判进展的确实消息从来没有向意大利人透露过。在里宾特洛甫即将动身去莫斯科以前，意大利人也就不再被找去商量或接到任何消息了。⁽²³⁶⁾至于德国进攻波兰的计划，在5月23日作出决定后的两个多月内意大利大使虽有几次见到过德国外交部长，但里宾特洛甫总是极力以假话支吾阿托利科。里宾特洛甫方面的这种保持缄默，意味着魏茨泽克在柏林或马肯森在罗马也都不愿意或不可能坦率地回答意大利人的询问。

在5月22日签订钢铁公约⁽²³⁷⁾和8月21日宣布俄德协定即将签字之间这一段时期内的意德关系，已在本书前面部分作了较详细的描述。⁽²³⁸⁾这里只需要回顾一下在1939年初夏，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仍以为德国人在签署钢铁公约时已经作过保证，即最早也要到1943年才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可是，他们对这一点仍旧不放心，在这时期中曾经两次不厌其烦地用书面详细列举主张延缓战争的论点：第一次是在5月30日的卡瓦莱罗备忘录中，⁽²³⁹⁾第二次是在7月24日给驻柏林意大利大使馆的马吉斯特拉蒂的一份备忘录中。⁽²⁴⁰⁾在卡瓦莱罗备忘录于6月3日送交里宾特洛甫后，曾商谈过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勃伦纳会晤一次来讨论意大利的意见（对此，希特勒自己承认多少是同意的）。墨索里尼完全不急于想同希特勒再举行一次两人单独的会谈；但到7月后期，当波兰局势明显地接近危机时，他也就同意了在8月4日同希特勒会面。⁽²⁴¹⁾可是，这时希特勒又改变了他的主意，他不再打算在近期内会见墨索里尼。勃伦纳的会谈因此暂缓举行；⁽²⁴²⁾改为由齐亚诺于8月11日在萨尔茨堡会见里宾特洛甫，并于12日和13日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齐亚诺发现他主张推迟战争的论点没有给他的东道主们留下什么印象，他们显然深信对波兰的进攻决不会引起一场全面战争。里宾特洛甫在8月11日仍然没有透露关于德国计划的任何明确消息。⁽²⁴³⁾但是希特勒比较更愿意提供些消息。他明确地告诉齐亚诺说，他几乎想立即进攻波兰，并在10月中旬完全击溃它。⁽²⁴⁴⁾

齐亚诺在对德国人极为恼火的心情中回到了罗马，他极力劝墨索里尼明白表示，意大利将不参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决定要发动的战争。而且意大利人也不同意德国人的意见，认为这场战争不可能局限于一个地区。墨索里尼同齐亚诺一样，对于他们受到的德国人的傲慢对待感到愤怒。但是他也在下列两者之间踌躇不决：承认意大利还没有准备好打一场大战争的事实，而勉强对希特勒失约，和他不愿意从德国的胜利中失去得到好处的机会。当8月21日里宾特洛甫在电话中通知齐亚诺，他即将去莫斯科签署一项互不侵犯公约时，情况仍旧是这样。意大利为了置身于战争之外而采取的最后办法，即提出一份德国也许不可能给予满足的、但迫切需要的战争物资清单，以及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的努力设法安排一次会议来讨论和平解决各项问题的办法：所有这些将在以后的一章中予以叙述。⁽²⁴⁵⁾最后，可以注意到的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这阶段仍然十分关心于如何使轴心国团结一致的外表保持下去。⁽²⁴⁶⁾

（3）日本

在1939年夏季希特勒认识到，德国同日本的关系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而日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于德国同莫斯科作出的安排。⁽²⁴⁷⁾取得日本在反共公约上的签字并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因为它们是共同对抗俄国的。但是当日本在1939年夏季拒绝签署三国公约时，却使德国人大为失望，因为除非是提出了德国人所不能接受的条件，否则里宾特洛甫是一心想要使这项公约成功的。⁽²⁴⁸⁾当里宾特洛甫仍抱着过些时候日本还可能接受条件的希望时，他也明白德国同俄国的重新和好如果实现的话，将会妨碍它同东京的进一步密切关系。关于签订一项三国公约的建议和反建议不断地往返传递，直到6月中为止。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然后告诉德方说，日本五重臣会议已作出最后决定，即他们坚持必须就他们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的限度作出一项书面的声明。早先曾提过的应在一份秘密议定书中载明这项保留的建议，在致意大利政府的一份文件中也被重新提起。⁽²⁴⁹⁾6月17日里宾特洛甫通知驻东京大使奥特说，日本人的保留是无法接受的。⁽²⁵⁰⁾奥特则向外交部解释说，同中国的战争加剧了日本内阁中的分歧，使得日本只好密切注视着亚洲一地。他还说，虽然日本的陆军愿意同德国结成紧密的联盟，但海军却害怕这种关系，不希望在美国和英国的眼中日本成了承担着义务的国家。⁽²⁵¹⁾

里宾特洛甫对日本的拖拉行为感到恼火，因而使他更加高兴地去签订俄德同盟条约。6月21日他通知奥特，不要去催对方答复条约何时签订的问题了。⁽²⁵²⁾俄德公约至少在短时期内是有损于德日友谊的。奥特从东京打电报给外交部说，根据他得到的消息，“互不侵犯公约的签订已经使日本和德国之间的三国联盟谈判前功尽弃”，德苏公约是“对反共公约所附秘密协议的一个严重违反”。然而大使也着重指出了日本想“同德国继续友好”的愿望。⁽²⁵³⁾不仅如此，据驻东京德国大使馆报告，日本报纸舆论把签订公约主要归咎于英国的试图把俄国拉进包围阵线。虽然也不无疑惑地接受德国的看法，即这项新公约并不与反共公约背道而驰，但是日本报纸还是提到了“柏林的出人意料的行动方式已损害了柏林—东京的友谊”。⁽²⁵⁴⁾在柏林，德国新闻司抱怨同盟社向东京发出一篇“关于在德苏互不侵犯公约中秘密约定瓜分波兰”的“危言耸听的”报道。⁽²⁵⁵⁾驻柏林日本大使馆的参赞也指出，经济协定给俄国带来的好处超过了德日经济协定已经给日本带来的好处。⁽²⁵⁶⁾8月26日，大岛浩交给魏茨泽克一份日本正式抗议俄德公约的照会，它提到了德—意—日谈判现在已告结束；但是德国国务秘书拒绝接受这份照会，并且要求大岛浩重新考虑这件事。⁽²⁵⁷⁾几天前（22日）在宣称一项德俄公约可能就要签字之后，大岛浩曾秘密地告诉里宾特洛甫说，他已经辞职，因为他在柏林的使命可以假定是已经失败了。⁽²⁵⁸⁾接着是奥特在28日发来电报说，平沼骐一郎内阁已经辞职。⁽²⁵⁹⁾

（二）东北欧和东欧的小国家

由于在8月23日同俄国签订了一项公约，德国不仅打破了那个它相信西方国家正在它四周试图加以缩紧的包围圈，⁽²⁶⁰⁾而且朝孤立波兰的方向也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德国一方面重申它早先所作的诺言——尊重西欧国家的中立，另一方面则继续进行谈判，想通过同北方国家签订互不侵犯公约或同东南欧国家签订经济协定之类的办法，来确保在东欧有一个“善意的”中立局面。除了要被孤立的德国牺牲品（波兰）和它的新朋友（俄国）之外，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所有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性：它们在军事上都非常虚弱。⁽²⁶¹⁾它们之中大多数国家拥有德国极其需要的原料，并且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既害怕俄国又害怕德国。

虽然存在着地区性的联盟——例如，在波罗的海各国之间和巴尔干协约各成员国之间——但是在这些国家中并没有真正的结合力，有如在奥斯陆公约各国之间所能找到的那样。它们的主要交通线大多数是直通德国的，这表明了它们的出口所采取的路线。所有这些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都从边界的改变中得到了好处或受到了损失，因此也可以分成“满意的”或“不满意的”两类国家。⁽²⁶²⁾这些就是它们仅有的相似之处。

（1）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

德国的外交密切注视着在6、7月间发生的剧烈争论，即俄国坚决主张应由苏联和西方国家共同给予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以保证。⁽²⁶³⁾6月30日，魏茨泽克指示驻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的德国公使，如果英俄两国对这些国家的联合保证一旦宣布，德国希望各有关政府重申它们的中立立场，并拒绝接受这种保证。⁽²⁶⁴⁾6月底，德国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去爱沙尼亚和芬兰作礼节性访问；但是芬兰和波罗的海各国政府自己对俄国的建议所作出的自发而又强烈的反应，使得柏林的任何压力都成为不必要了。

从7月底宣布俄德经济谈判恢复时起，波罗的海各国越来越感到不安。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布吕歇尔于7月26日报告说，芬兰外长埃尔克科曾经提到谣传德国打算同意将波罗的海各国划入俄国的利益范围；不过，他已经答复说，德俄谈判只限于经济问题。⁽²⁶⁵⁾

到了7月底，德国向俄国保证，它愿意调整它对波罗的海各国的态度，这样就可以“尊重苏联在波罗的海的重要利益”。⁽²⁶⁶⁾8月中旬舒伦堡奉命去告诉莫洛托夫说，德国“准备同苏联联合向波罗的海各国提出保证”。⁽²⁶⁷⁾当公约最后于8月23日在莫斯科签字时，它附有一份秘密议定书，划分了“在整个东方地区双方的利益范围”。⁽²⁶⁸⁾除了立陶宛划归德国之外，波罗的海各国被当作是俄国的利益所在地区。⁽²⁶⁹⁾

虽然波罗的海各国对这笔交易的内幕并不明确了解，然而它们毫不怀疑它们所处的危险地位。8月7日，爱沙尼亚驻莫斯科代办向舒伦堡建议，德国可以像保证比利时的独立那样，也保证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独立。⁽²⁷⁰⁾德国驻塔林公使也于20日报告说，爱沙尼亚外交部副部长担心遭到俄国的进攻，曾暗示提到有无取得德国援助的可能性。⁽²⁷¹⁾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公约签字的消息在北方各国引起了惊慌。布吕歇尔8月23日报告德国外交部说，在赫尔辛基，人们认为这是一次“对西方大国政策的巧妙反击”，但是也担心这笔代价将要“由波罗的海各国的钱袋”来支付。他还说，俄德合作在那里显得像是“芬兰对外政策最不希望碰到的组合”。⁽²⁷²⁾两天之后他报告说，埃尔克科担心公约“以后会转过来反对邻近的波罗的海各国”。⁽²⁷³⁾芬兰驻柏林公使曾询问在莫斯科是否已经就有关芬兰的任何事项达成协议。8月26日他被告知，“波罗的海国家从德苏条约的签订中将可得到好处”。⁽²⁷⁴⁾26日埃尔克科在赫尔辛基还向布吕歇尔承认公约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波罗的海国家现在可以盼望不被卷入战争了。但是他对未来感到怀疑，不知道德国答应了俄国什么东西作为报答。⁽²⁷⁵⁾

拉脱维亚也表示了它的忧虑不安。8月30日它的驻柏林公使询问，“在德俄谈判中是否有关于波罗的海国家的任何协议”。他不愿接受“没有”这种简单的答复，而是提到了正在流传的种种谣言，特别指出《科隆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它暗示两个大国已在东部划分了它们的生存空间。他于是被告知，不要多管闲事：关于东欧的问题“只同德国和苏联有关”。⁽²⁷⁶⁾31日，德国驻里加公使报告说，拉脱维亚人觉得他们已被抛弃给了俄国，他们愿意在报纸上看到一项正式声明，说俄德条约并不包含有关波罗的海国家的任何协议。⁽²⁷⁷⁾

据8月28日德国驻塔林公使的一份报告，爱沙尼亚外长对公约感到高兴，虽然当地的报纸认为“适当的谨慎小心将是可取的，如果德俄两国进一步和好的话”。⁽²⁷⁸⁾但是鉴于赫尔辛基和里加都感到焦虑不安，爱沙尼亚人是否真的比他们的邻居对前景更为乐观，就很值得怀疑了。

立陶宛的地位有所不同。由于割让了美美尔，它的独立有名而无实。它顺从德国，虽然并非是自愿，也已是确定了的。8月29日，德国驻科夫诺（现称考那斯）公使按照里宾特洛甫的指示告诉立陶宛副总理比饶斯卡斯说，德国将严格遵守互不侵犯公约，⁽²⁷⁹⁾但作为交换，希望立陶宛对德国完全保持中立，并且为了这理由必须抵抗任何其他强国的入侵。公使报告说，比饶斯卡斯对此信息表示满意。同时（里宾特洛甫还指示），对“被波兰的一次突然行动侵占了去的”维尔那应该表示同情。⁽²⁸⁰⁾他还希望向立陶宛政府传话，问“它是否准备在波兰边界上举行某种形式的示威，或者就用集结部队的方式也可以”。⁽²⁸¹⁾第二天魏茨泽克要驻科夫诺公使馆更加清楚地去表示“我们对于立陶宛人的怀念维尔那地区的同情心”；并且声明，“如果在德国和波兰之间发生领土重新安排的话，立陶宛对维尔那地区的任何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会加以考虑”。⁽²⁸²⁾这项宽宏大量的建议所得到的响应，却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德国公使31日发回的报告是，虽然立陶宛将保持中立并在受到攻击时进行自卫，但政府并不想对波兰采取行动，因为意见分歧——甚至在政府内部；有些人希望取得维尔那，另外的人则倾向于“如不是真的倒向波兰，无论如何也要倒向英国和法国一边”。⁽²⁸³⁾

（2）卫星国：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除了土耳其之外，所有的东南欧国家都有着一个使内部关系紧张和引起邻国恐惧的少数民族问题。巴尔干协约既不包括匈牙利也不包括保加利亚，在它的各成员国之间很少真正的利害关系一致。⁽²⁸⁴⁾德国温和地鼓励那些要求修改边界线的国家的希望，但同时又利用“得到满足的国家”的恐惧心理，威胁它们说，要放它们的未吃饱的邻国出来自由行动，如果它们行为不端的话。

斯洛伐克是一个仆从国，自初夏起就有德国军队和党卫队驻在那里。当斯洛伐克人6月间抱怨用捷克的钱支付给德国士兵时，⁽²⁸⁵⁾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一顿责骂。7月10日，驻布拉迪斯拉发的公使馆奉命去告诉斯洛伐克人说，德国的支持，决定于“完全接受”德国的要求，“由于斯洛伐克依靠我们的军事、经济和财政援助，事情就越发如此”。⁽²⁸⁶⁾正如希特勒8月8日在上萨尔茨堡对匈牙利外长恰基说的那样，斯洛伐克在那时是“一块重要的军事—政治起跳板”。⁽²⁸⁷⁾

8月12日德国同斯洛伐克签订了一项关于军事地区的条约。⁽²⁸⁸⁾它规定德国将装备和武装斯洛伐克的军队，但是兵器和弹药暂时都还不能交付给后者。⁽²⁸⁹⁾驻在斯洛伐克的德国军队8月间大量增加，希特勒已决定在“Y”日（军事行动开始日的代号）以这些部队进攻波兰。⁽²⁹⁰⁾斯洛伐克人被告知说，需要有这些部队来保护斯洛伐克的独立，因为德国人声称波兰军队就要越过斯洛伐克—波兰边界了。⁽²⁹¹⁾斯洛伐克军队统一由德国总司令指挥，但德国人答应不在斯洛伐克境外使用它。⁽²⁹²⁾

斯洛伐克人被告知，如果他们保持对德国忠诚，那么当德国同波兰发生战争时，他们和匈牙利之间的边界将得到保证，而且德国人也将帮助斯洛伐克收复1938年秋季丧失给波兰的那片边界地区。德国驻布拉迪斯拉发公使报告说，斯洛伐克人对于保证他们的匈牙利边界感到高兴；但是对于丧失给波兰的领土，他们所要求的不仅是1938年割让出去的，而且还有1920年割让的。⁽²⁹³⁾8月29日斯洛伐克驻柏林公使被告知说，德国目前不能同意最后那一个要求；⁽²⁹⁴⁾但是在31日魏茨泽克通知他，如果发生战争，“20年前丧失给波兰的领土”将归还给斯洛伐克。⁽²⁹⁵⁾

最忠于希特勒的是匈牙利，虽然匈牙利人常常使他发怒，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波兰表示同情。匈牙利对它的几个小邻国有猜疑，反过来它们也十分不喜欢匈牙利，但它同波兰的关系始终很友好。⁽²⁹⁶⁾6月18日，德国驻布达佩斯公使埃德曼斯多夫报告说，外交部长恰基认为匈牙利同土耳其的关系比德国同土耳其的关系更要坏一些，因为土耳其正在试图把南斯拉夫（还有罗马尼亚）拉入一个反匈牙利的联合组织。⁽²⁹⁷⁾匈牙利害怕保加利亚可能会被引诱参加巴尔干协约，于是它又猜疑土耳其。⁽²⁹⁸⁾

6月28日，匈牙利驻柏林公使斯托亚伊向魏茨泽克递交了一份照会，建议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之间应“就战时经济领域中须采取的措施”举行会谈。⁽²⁹⁹⁾这项三方会谈的建议没有受到欢迎。但是一星期之后魏茨泽克注意到，里宾特洛甫赞成“德国和匈牙利就战时经济共同进行准备工作”。匈牙利人被告知，德国人将“在适当的时候同他们接触”。⁽³⁰⁰⁾

7月24日，匈牙利总理捷列基写信给希特勒，向他保证，如果发生全面战争，匈牙利将按照轴心国的政策制定其政策。但是在同一天的第二封信中，他急忙补充说，在目前情况下，“由于道义上的理由，匈牙利不可能处于一种对波兰采取武装行动的立场”。⁽³⁰¹⁾当恰基8月8日在上萨尔茨堡拜访希特勒时，德国总理显示出他对这一声明感到不快。恰基试图进行解释说：“我们是站在你们一边的。但是我们民族的荣誉不允许我们对波兰作战。”这时希特勒就辱骂波兰人，并提到他们对德意志人的残暴行为，并且说：“曾被波兰人嘲笑的德国军队的情绪是这样的：它将使波兰人大大地失望，如果他们终于在最后一分钟能明白道理的话。”最后，在接见后的一次私人交谈中，恰基告诉里宾特洛甫说，匈牙利政府将收回那些使得元首如此不高兴的信件。⁽³⁰²⁾但是10天后恰基的访问罗马，又一次引起德国人的猜疑。⁽³⁰³⁾据齐亚诺的记载，恰基似乎仍认为，德国人可能是在虚张声势。⁽³⁰⁴⁾回到布达佩斯后，他于21日告诉埃德曼斯多夫说：“一旦发生战争，匈牙利将首先是等待时机，并且只加强它的边防守卫部队。”⁽³⁰⁵⁾可是，匈牙利驻柏林公使25日又向德国人保证说，匈牙利将“站在轴心国一边”。⁽³⁰⁶⁾

几天之后，匈牙利同波兰于8月28日举行了一次国际体育比赛。在这场合，按照德国人的看法，某些匈牙利报纸“采取了亲波兰的态度”，而在共同的边境上也有某些双方亲善往来的现象。为了表示他们心中的不满，德国人立即停止向匈牙利输送某些战争物资。⁽³⁰⁷⁾埃德曼斯多夫9月1日从布达佩斯报告说，为了表明它同德国的团结，匈牙利将不宣布保持中立。⁽³⁰⁸⁾2日，匈牙利驻柏林公使馆又作出了对德国忠诚和友好的表示。⁽³⁰⁹⁾

对于另一个要求修改边界的国家保加利亚，德国并不担心。希特勒8月间在上萨尔茨堡曾对齐亚诺说过：“在巴尔干国家中轴心国可以完全信赖的惟一的一个是保加利亚。”⁽³¹⁰⁾6月间魏茨泽克曾指示德国驻索非亚公使里希特霍芬，在讨论从德国运交武器的问题时，设法间接地探明保加利亚现在是否愿意参加反共公约。如果它能够得到足够的武器，又如果南斯拉夫宣告退出巴尔干公约，里希特霍芬认为保加利亚就可能会答应参加。⁽³¹¹⁾保加利亚总理乔塞瓦诺夫将访问柏林的事早就谈起过，但直到7月初才实现。即使在那时，虽然他受到了极其热忱的接待，他的访问也并未导致保加利亚的参加反共公约。

7月11日，国王鲍里斯向当时正访问索非亚的德国经济专家克洛迪乌斯阐明他的国家的立场：⁽³¹²⁾“保加利亚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改善它同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的政治关系，以便更有效地集中力量向罗马尼亚和希腊提出它的领土要求。”国王解释说，“土耳其的改变方向已经使保加利亚处于困境”，“土耳其的态度不幸已经对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最不利的影响”。⁽³¹³⁾不论怎样，鲍里斯最后说：“保加利亚必须始终留在德国一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7月9—10日于布莱德举行会谈，结束时发表了一份公报，在公报中两个国家都宣称坚决维护它们的独立和中立。⁽³¹⁴⁾南斯拉夫想使保加利亚参加巴尔干协约的努力没有取得结果，保加利亚要南斯拉夫退出协约的建议也没有成功，而南斯拉夫想进一步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拉到一起的尝试也同样没有效果。所以，保加利亚总理对布莱德会谈不满意是不足为奇的。⁽³¹⁵⁾事实上，保加利亚在这时期主要关心的是加速从德国运来武器，为此目的它利用了一切力量来说服对方。

7月5日在柏林同希特勒谈话时乔塞瓦诺夫说，保加利亚把它的产品的80%出口运往德国——几乎是它的全部对外贸易。⁽³¹⁶⁾这个事实无疑得到了里宾特洛甫的赞赏。他在同一天的另一次谈话中告诉乔塞瓦诺夫说，德国“将尽一切力量来尽快运送乔塞瓦诺夫向元首提出的2 000挺机枪，所有一切武器的运送也都将加快进行，特别是飞机物资将予以优先考虑。此外，按照元首的愿望，保加利亚将得到一些最现代的德国榴弹炮”。这时，乔塞瓦诺夫“又提出了保加利亚的另一个要求，即提供30至40辆捷克坦克以装备一个摩托化师”。⁽³¹⁷⁾保加利亚人决不在他们的要求上后退一步：在同德国人的所有谈话中，国王和他的部长们在表示他们的忠诚的同时也提出要武器的请求。7月11日在索非亚，鲍里斯一方面向克洛迪乌斯表示，对乔塞瓦诺夫的访问柏林如此成功感到满意。但另一方面也着重指出，“保加利亚的军备大大落后于它的几个邻国，是使得他极为忧虑的一个根源”。他要求克洛迪乌斯“向元首转达他个人的迫切愿望，把两艘德国小型潜艇立即移交给保加利亚海军”——引证了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的威胁态度来作为他的理由。⁽³¹⁸⁾这些潜艇是双方频繁通讯的题目，但是希特勒最后在8月11日决定，在目前它们还不能被交出。⁽³¹⁹⁾不过，保加利亚关于机枪和坦克的要求最后总算获得了较好的成功。7月12日，德国外交部要求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加速运送这批战争物资。⁽³²⁰⁾但是又拖延了一些时候，直到8月26日机枪才开始到达索非亚。保加利亚总理于是表达了他对德国的这种援助的“满意和感谢”，同时并要求里希特霍芬向柏林转达保加利亚人在获悉德俄公约签订后的喜悦和宽慰心情。⁽³²¹⁾

（3）“不可靠的”中立国：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

同罗马尼亚的牢固友谊，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中的第一重点；而它主要担心的则是意大利，特别是在意大利进入阿尔巴尼亚之后。心中记住这一点的南斯拉夫人，期望德国能够制止它的轴心伙伴不再进一步入侵巴尔干半岛。6月1日南斯拉夫摄政保罗亲王和他的外交部长辛卡-马科维奇到达柏林作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时，他们受到了一切可能得到的公开的尊敬和礼遇。⁽³²²⁾但在幕后德国又对他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他们公开地出来站到轴心国家一边。辛卡-马科维奇告诉里宾特洛甫说，南斯拉夫目前不能参加反共公约，因为它认为这是完全针对俄国的。⁽³²³⁾6月5日在同保罗亲王谈话时希特勒说，特别是因为心中想着意大利，南斯拉夫就更“应该做出一些姿态来明白无误地显示它对轴心国友好的政策”。里宾特洛甫并建议，这可以采取退出国际联盟的形式。显然是屈服于这些劝告，南斯拉夫摄政保罗亲王同意了后面这一建议，虽然并不是很热情的。不过这事最后还是搁置起来未作出决定。⁽³²⁴⁾

7月8日，魏茨泽克告诉南斯拉夫驻柏林公使安德里奇说：“如果南斯拉夫不明确地脱离巴尔干协约，它将使自己受害。”⁽³²⁵⁾但是一星期之后，安德里奇解释说，南斯拉夫在这件事上必须谨慎从事。布莱德公报中已经包含有“某种程度的割断关系”，公报宣称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两国都奉行独立和中立的政策。公使还说，他的国家的不接受下届国际联盟理事会主席职务，应视为在同那个组织割断关系方面又前进了一步。他们并不认为“以太明显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是明智的。⁽³²⁶⁾但是这种答复并没有说动德国人，他们对答复的诚意表示怀疑。据保加利亚人说，在布莱德南斯拉夫曾解释它为什么拒绝斥责巴尔干公约，说为了密切注视它的发展，以及在必要时指导它的发展，留在公约内比在公约外要好些。⁽³²⁷⁾尽管如此，一直到保罗亲王7月17日至8月2日访问了伦敦，⁽³²⁸⁾希特勒才相信南斯拉夫确实是叛变了。可能是德国人相信了这样的谣言，即南斯拉夫的黄金储备已在3月间转移到伦敦，⁽³²⁹⁾不管怎样，遵照里宾特洛甫的指示，7月25日安德里奇又一次被问起，为什么南斯拉夫不退出国际联盟。⁽³³⁰⁾另一方面德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29日也奉命为此目的对南政府重新施加了压力。⁽³³¹⁾可是，这并没有产生效果。希特勒8月12日在上萨尔茨堡又向齐亚诺抱怨说南斯拉夫人不可靠。保罗亲王在伦敦时曾“寻求西方国家的保证”：南斯拉夫“保持中立将只限于公开倒向西方民主国家还有危险的那段时间”。⁽³³²⁾可是，9月1日安德里奇又声称南斯拉夫将继续保守中立，并正在试图促使巴尔干协约的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态度。当被告知德国盼望一种“善意的”中立时，这位南斯拉夫公使表示这将是他的政府的政策。⁽³³³⁾

同其他巴尔干国家一样，南斯拉夫人同德国进行的商谈，其动机大多数是为了要武器。到6月底，德国给予南斯拉夫一笔信贷用以购买军用物资的谈判告成。⁽³³⁴⁾但是在此同时德国外交部得悉，法国正在向南斯拉夫人建议给予购买武器的信贷。南斯拉夫人对于德国的信贷能否到手没有十分把握，因此倾向于接受法国的供应。另外有报告说，南斯拉夫已订购了50架英国飞机。⁽³³⁵⁾几天之后，在7月5日，德国给予购买武器的信贷以换取石油特许权的议定书在贝尔格莱德签字。⁽³³⁶⁾7月中旬，安德里奇要求给予高射炮和反坦克炮；他还要求4月份定购的、规定于7—9月交货的50架多尔尼尔、50架梅塞施米特和34架菲泽莱尔飞机，应“迅速”交货。⁽³³⁷⁾但是希特勒反对把任何“重要的”东西供应给南斯拉夫，因此预定要运送的物资有一大部分被扣下了。⁽³³⁸⁾一周之后安德里奇又焦急地询问起梅塞施米特和多尔尼尔飞机，因为还只交付了5架前一种。⁽³³⁹⁾但是到8月24日希特勒的经济专家们自行决定，石油合同应该签字，同时南斯拉夫人也应该得到他们的武器和飞机。⁽³⁴⁰⁾

在东南欧各国中希特勒最不信任南斯拉夫，其次则是罗马尼亚，主要因为它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是波兰在这地区的最好朋友。此外，它还接受了西方国家的保证。希特勒8月8日在上萨尔茨堡对恰基说，在巴尔干半岛各国中，“最靠不住的是罗马尼亚，其次是南斯拉夫，然后是希腊”。⁽³⁴¹⁾几天之后他对齐亚诺说，罗马尼亚“害怕匈牙利”。而且“军事上极为虚弱，内部极为腐败”。他并不认为卡罗尔国王会放弃他的中立，除非不得不如此，⁽³⁴²⁾因为罗马尼亚指望柏林能保护它以抵制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修改条约的要求。7月7日加芬库在布加勒斯特向德国公使法布里齐乌斯强烈抱怨德国报纸刊载（罗马尼亚报纸有转载）关于德国支持保加利亚要求收回多布罗加的文章，大喊：

我们应该受到这样的报答吗，就因为我们，国王和整个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以求同德国和好，正在向德国订购武器和军需品，并且在经济上让我们的国家向它开放？在这样的情况下，叫我们怎样去履行根据经济条约签订的合同呢？人民的感情将会变得无法忍受的。⁽³⁴³⁾

一个月之后魏茨泽克报告说，罗马尼亚驻柏林公使“试图使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两国对罗马尼亚的态度看起来好像主要是依柏林的指示而定”。⁽³⁴⁴⁾

担心俄国在比萨拉比亚搞阴谋，罗马尼亚对俄德公约和它暗含着的言外之意特别感到沮丧，因为它暗示，如发生战争，罗马尼亚为了波兰将会采取自由行动。8月27日，加芬库告诉法布里齐乌斯说，罗马尼亚决定在德波两国发生战争时仍保持中立，即使是法国和英国都卷了进去。他也试图为波兰辩护，但法布里齐乌斯把它说成是英国的包围德国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³⁴⁵⁾在31日的另一次谈话中，加芬库再次向法布里齐乌斯保证，罗波联盟决不会有反对德国的实际行动，罗马尼亚同土耳其的关系也完全只限于“巴尔干公约中的义务”。⁽³⁴⁶⁾国王卡罗尔在几天前曾向驻布加勒斯特的德国空军武官承认，因为担心保加利亚进攻，他“不得不同土耳其有所接触”，但是他同英国并没有构成联盟。国王又说，英国和法国曾向罗马尼亚提过一项如发生战争就破坏它的油田的计划，但他因为这不是中立的做法而拒绝了这项建议。⁽³⁴⁷⁾

对于匈牙利，罗马尼亚是经常在为关于它的军队调动的谣传而惊慌，但是匈牙利人也同样被他们的邻国“自从3月起”所采取的军事措施搅得忧虑不安。⁽³⁴⁸⁾8月24日，埃德曼斯多夫从布达佩斯向柏林报告说，罗马尼亚已把8万军队调往匈牙利边界，因此匈牙利也动员了两个军。但他解释说，这些匈牙利的措施纯粹是防御性的。⁽³⁴⁹⁾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德意志人，有部分匈牙利军队于8月底开入索特马尔地区，这事遭到在布加勒斯特的法布里齐乌斯的强烈批评。他于9月1日要求柏林对匈牙利施以适当的影响；并且报告说，罗马尼亚总理希望德国能影响匈牙利，要它走向“和解”。⁽³⁵⁰⁾2日，法布里齐乌斯提到，他听说有21个师的匈牙利军队准备开进罗马尼亚，匈牙利看来似乎是认为它可以随意自由行动，但结果将会是罗马尼亚中止其石油的出口。⁽³⁵¹⁾当这些军队的调动引起了在边界两边的恐惧时，加芬库8月24日向匈牙利公使建议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公约，⁽³⁵²⁾但是匈牙利拒绝了这一建议。它建议改为签订一项关于少数民族的条约，但罗马尼亚对此不能同意，因为它害怕这可能会使它陷入内部困难之中。⁽³⁵³⁾

罗马尼亚的石油出口，对德国来说是在和平的最后几个星期中的决定性问题，因为它是正在以手中极少的石油储备来发动对波兰的战争，⁽³⁵⁴⁾这种短缺在向罗马尼亚供应武器以换取石油的艰难的讨价还价谈判中也得到了反映。希特勒不止一次地发出指示，应停止武器的运送，但是他的经济顾问们总是千方百计设法阻止这些命令的实现。深知德国急需石油的罗马尼亚，在要求武器上决不落后于其他巴尔干国家。6月29日，匈牙利驻柏林公使要求魏茨泽克在运送德国武器给罗马尼亚上面刹车，声称“已经向斯科达订购了1 000门大炮，交货期已排到1941年，其中有的口径为24和15厘米”。⁽³⁵⁵⁾尽管如此，德国还是同罗马尼亚签订了运交军需物资和飞机的议定书。克洛迪乌斯7月8日从布加勒斯特向德国外交部报告说，这些协议已经引起“这里某些方面的明显不安，他们担心罗马尼亚在经济上会变得太依靠德国”。⁽³⁵⁶⁾

7月22日，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司长维尔指出，德国是否必须实行石油配给制，这要依罗马尼亚的态度而定。⁽³⁵⁷⁾一星期之后他注意到，最后终于商定罗马尼亚应得到飞机材料以换取“极其重要的”石油交货。⁽³⁵⁸⁾这时已回到柏林的克洛迪乌斯于是在7月30日打电报给法布里齐乌斯，要他立即就此事作好一切安排。⁽³⁵⁹⁾在和平的最后几星期中，来自柏林的这一类要求接连不断。为了使被封锁的石油得到放行，决定应该签订向罗马尼亚供应容克飞机、亨克尔飞机以及其他武器的合同。⁽³⁶⁰⁾柏林的一位经济工作官员（这些官员并不“正式地”知道希特勒要拖延向罗马尼亚运送武器的指示）写道，驻布加勒斯特公使馆应继续向罗马尼亚人谈关于容克飞机和亨克尔飞机的事，但应尽可能地避免讨论任何附有保证交货日期的供应飞机武器的合同。⁽³⁶¹⁾但是这种没有确实的对等回报的获取石油办法遭到罗马尼亚政府的抵制，因此德国驻布加勒斯特的官员要不断地向国内报告，罗马尼亚方面对于武器运送情况的询问和要求柏林履行诺言。⁽³⁶²⁾

最后，到9月1日，克洛迪乌斯通知驻布加勒斯特公使馆，“各部门都已同意，向罗马尼亚运送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执行”。⁽³⁶³⁾但是在这时另一个想得到罗马尼亚石油的竞争者也参加了进来。9月3日，法布里齐乌斯报告德国外交部说，英国人“为了断绝德国惟一的供应来源，并且同时供应在波兰的英国空军，正在准备异乎寻常地大批量购买石油”。他说，由于缺乏出口货物以换取外汇，罗马尼亚的原料供应情况目前非常严重，所以它“准备签订十分巨大数额的合同”。他又说，不过，应该提醒罗马尼亚人，他们已经同意要按原来的份额继续供应德国及其保护国，这个份额到目前为止约占罗马尼亚出口总数的40%。⁽³⁶⁴⁾

（三）土耳其

土耳其是另一种类型。虽然它觉得自己是受到了阿尔巴尼亚政变的威胁，并且为了其他种种理由而愿意同英国和法国结成联盟，⁽³⁶⁵⁾但它离开紧急危险地带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一点它的地位同希腊大不相同。）⁽³⁶⁶⁾土耳其人的亲英感情使他们很不受里宾特洛甫的欢迎，到6月6日，他命令外交部不要再接待任何土耳其代表。⁽³⁶⁷⁾7日，魏茨泽克要法布里齐乌斯（在布加勒斯特）去使加芬库明白，在他动身去安卡拉访问之前，他必须让土耳其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他们同英国签订的条约，柏林认为是倒向敌对阵营的“公开背叛”。⁽³⁶⁸⁾第二天，里宾特洛甫又为了土耳其报纸对德国所用的语调向土耳其驻柏林大使阿尔帕格提出严重抗议。⁽³⁶⁹⁾阿尔帕格则十分坦率地回答说，对于多德卡尼斯群岛的设防、意大利人的在阿尔巴尼亚登陆和德国人的坚持要求“生存空间”，土耳其感到焦虑。⁽³⁷⁰⁾

在接近夏末时，国际形势日趋恶化，德国也变得越来越关心土耳其的对外政策。当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签订德俄公约时，他向斯大林抱怨土耳其的不可靠，并断言它已被英国的金钱所收买。⁽³⁷¹⁾确实，伊诺努总统曾经告诉德国大使冯·巴本说，他必须“使土耳其不参加任何一场战争”，并且，据巴本的看法，他“正在寻找一条出路”，⁽³⁷²⁾但是德国外交部依然表示怀疑。魏茨泽克8月28日告诉阿托利科说，虽然土耳其的“政治态度……不值得赞许”，德国目前并没有向它施加任何经济压力，而是“竭力敞开让它回到正路来的大门”。⁽³⁷³⁾当冯·巴本在继续试图“影响每一个人使之赞成最严格的中立”时，⁽³⁷⁴⁾德国外交部在8月底听到了关于俄土谈判的传说。⁽³⁷⁵⁾在回答舒伦堡的询问时，莫洛托夫承认俄国同土耳其有所接触，但解释说，苏联只是试图劝说土耳其人仍保持中立。⁽³⁷⁶⁾

但是柏林对土耳其的忧虑并不仅仅限于对外政策方面：德国需要土耳其的原料，因此是担负不起一场争吵的。虽然在7月里希特勒曾把土耳其说成是一个不能将“高级”武器运送给它的国家，⁽³⁷⁷⁾它向德国输出的货物的特别重要性，希特勒的经济顾问们是非常清楚的。在8月7日的一份备忘录中，维尔分析了这些出口货物。它们在最重要的原料中占29%，在重要货物中占43%，在非主要货物中占28%。第一类中有铬矿石、饲料、木材、生皮革和纺织原料——特别是羊毛、马海毛和棉花。铬矿石是最重要的，“在制造武器用的钢中是必不可少的”。他还写道，“丧失了来自土耳其的进口原料，不能不在目前给德国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害”。⁽³⁷⁸⁾

尽管冯·巴本作了很大的努力，在整个夏季德国对土耳其的猜疑还是不断地上升。虽然轻武器继续在运往土耳其，但是重炮，特别是6门24厘米的斯科达大炮⁽³⁷⁹⁾（已预先付清价款，土耳其是渴望得到它们的）并没有向买主交货。在土耳其人和德国人的每一次谈话中总是要问起这些大炮。⁽³⁸⁰⁾到6月底时，克洛迪乌斯写道，按照里宾特洛甫的指示，“对于土耳其的询问可以用拖拉的方式来应付。尽管如此，最后还是不能避免要向土耳其政府就扣留不交大炮的原因做一些解释，而这事的真正原因它当然是早已就知道了的”。⁽³⁸¹⁾

在前面提到的维尔8月7日的备忘录中，也列出了土耳其所需要的军需物资，⁽³⁸²⁾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已经交付了的。德国人希望推迟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但冯·巴本仍试图说服柏林继续向土耳其供应物资。8月13日他报告说，他注意到“由于西方国家无力运送军用物资，对于英土联盟的怀疑在日益增加”；如果德国在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中一开始就取得胜利的话，土耳其还是可能修改它的政策的。⁽³⁸³⁾可是，16日魏茨泽克发来指示说，所有尚未履行的军需物资合同应一律取消。⁽³⁸⁴⁾

土耳其人并不甘于接受德国的限制。外交部秘书长梅内门吉奥卢8月20日对德国代办说，如果从德国运来军需物资是不道德的话，那么这也可以适用于土耳其的铬。但是他被告知，除非继续运送铬，否则德国人不想再维持同土耳其的任何经济安排。⁽³⁸⁵⁾到23日，冯·巴本被通知，同土耳其可签订一项新的武器合同，但其中不得列入那些可用来打德国的武器。⁽³⁸⁶⁾第二天，德国大使向土耳其外交部长萨拉若卢表示，他对“土耳其站到错误的一方”感到遗憾。对此，得到的回答是，“土耳其可能比德国弱一百倍”，但是它必须拒绝德国8月21日提出的经济建议。⁽³⁸⁷⁾土耳其宁愿付给补贴来把它的产品输出到其他国家去。不过，冯·巴本和萨拉若卢最后还是约定暂缓作出决定。⁽³⁸⁸⁾28日土耳其人被告知，德国已同意暂时将它们之间的外汇和商务协定再延长期限一个月。⁽³⁸⁹⁾可是，结果土耳其人拒绝了这一提议。⁽³⁹⁰⁾此后土耳其就为它的宝贵的出口货物，既同德国又同西方盟国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³⁹¹⁾

（四）结论

上面对东南欧各国的回顾，表明德国在1939年亟需原料，特别是石油，而巴尔干半岛各国则热烈希望得到武器。由于德国获得了捷克的军火工业，包括斯科达工厂在内，而这些国家早先就是从这里取得它们的军火的，所以只有德国可以供应备件和完成已经签订的合同。它也准备给予大量的信贷，特别是如果运送军火后能带来它所需要的原料的出口。在这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则正在贷款多少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而且显然是没有力量把军火运送给这些遥远的国家，因为它们自己也需要这些物资来加强本国的防务。⁽³⁹²⁾最后，虽然经过反复的商谈，但是从德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确实运到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军火仍只是很少一部分，还不到订单中的1/4。因为除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之外，希特勒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不可靠的。

从8月22日的一份没有签名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到，德国外交部已预先准备好战争爆发时在各不同国家使用的宣传材料：⁽³⁹³⁾对法国和英国不进行攻击；必须强调小国的中立将受到尊重；应该告诉梵蒂冈，教会的财产将得到尊重。对立陶宛可以暗示，德国了解它想要取得维尔纽斯的愿望；告诉斯洛伐克，它可以收回已割让给波兰的部分领土。要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匈牙利，但要给以警告；至于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则要给予远不是那么友好的警告，告诫它们必须保持中立。

前面已经指出，在1939年夏季，德国政策的大方向有了改变，那时同俄国的和好变成了方案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³⁹⁴⁾甚至当它已开始同俄国进行谈判时，德国仍希望像南斯拉夫这样的一个国家也可以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它假设的根据是，这项公约实际上不是针对俄国而是针对英国的。⁽³⁹⁵⁾对公约的这种新见解也必须显得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有说服力，⁽³⁹⁶⁾而事实上，俄国的领导人们在相信里宾特洛甫的议论方面似乎也没有什么困难。⁽³⁹⁷⁾1939年夏季在准备同波兰作战中，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可以说除了一个方面外，其他都是成功的。他没有能使同波兰的战争地方化，虽然按照他的计划波兰很快就被摧毁了，但这种错误估计使他陷入了一场长时期的战争，并导致最后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