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德国

第一章

布拉格的后果

（1939年3月）

从3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最后解决到31日第一次公开承认“波兰问题”的存在，这中间只相隔两个星期多一点。可是，甚至这一短暂、混乱的间隔也有它自己的停顿、危机和调子降低的节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刚结束的行动的重要性有多大、名声有多臭，对已经过去的事的关注，竟会如此迅速地就被对可能将要发生的事的全神贯注所代替。据说，希特勒在进入布拉格后就曾预言，只要再过两个星期的时间，就没有人会再谈起它了。⁽¹⁾但是甚至连他都没有预料到，注意的中心会如此瞬息万变，更不用说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了。因为这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归因于承认——不管是像德国那样自鸣得意，还是像英法那样并不情愿——捷克斯洛伐克已无可挽救，必须作为全部亏损而一笔勾销。倒不如说，这是对于希特勒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中所注入的无理性和专横这些因素——并不是新的而是向来未觉察——的一种本能的适应行动。虽然德国军事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把斯洛伐克变成一个“保护国”，以及匈牙利征服卢西尼亚，这一切到3月16日傍晚实际上都已完成了，但当时没有人能有把握地说，入侵军队现在总算是达到了他们的尽头，或者可以准确地估计这些事件对于欧洲的其余部分有什么含义。也不仅仅是在巴黎和伦敦，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那里的政府和人民都在问“下次是哪个？”和“还有多久？”德国人也在考虑这些问题，许多人深怀忧虑，而希特勒本人也还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样，歇了不过3天之后，一股新的紧张浪潮又形成，渐渐增加力量，到3月24日就爆发了。这月18日，西方民主国家在已经缓过气来并对形势作了估计之后，在同一时间内既提出了敷衍塞责的抗议（对此，希特勒早已料到并决定置之脑后），又拿出了它们第一个尝试性的“包围”德国计划（这却是希特勒没有预料到的而且也不能相应不理）。它们集中注意力于罗马尼亚，认为下一步它最有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牺牲品，然而结果却证明它们是错了。在接近月底时，它们将要找出第二条线索来。在此期间，头几发炮弹已在那一场“包围”对“反包围”战争中打响，直到大战爆发为止，双方所有的一切外交力量在这场交战中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大显其身手。

第一节　最初的反应（3月15—17日）

据外国访问者报告说，柏林在听到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消息时，人们都迷惑不解并且显然缺乏热情：他们似乎被事态的迅速变化弄得不知所措，希特勒的公开抛弃种族原则没有能逃脱人们的评论，有些人怀疑他的违反誓言已经达到怎样的地步。反希特勒政权的阴谋者组成的小而分散的集团也到处遭到挫败，他们的希望和计划破灭了，⁽²⁾他们以一种更为愤慨和惊惶失措的心情谈论希特勒的最近一次不流血的胜利。他们中有一人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无耻傲慢，逾越一切范围、一切礼仪的第一个例子。”⁽³⁾在政府的最高级官员中有些人认为，这最后一次大成功与以前各次性质有所不同，它标志着在走向战争和最后失败的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并不因没有对手就不注定要失败。还有些人，像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则准备秘密地断言（他们不敢公开说），随着捷克事件的发生，没落已经来临。⁽⁴⁾对比之下，积极的党员们除对德国战略地位的加强感到胜利和满意之外，还对德国未来开拓的方向纷纷进行热烈的猜测。弗兰科尼亚的地方长官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在3月15日纽伦堡的一次示威游行中预言：“这仅仅是个开始，更大的事件将会接踵而来；民主国家可以跳起来，爱怎么抗议就怎么抗议，它们最终是要投降的。”⁽⁵⁾

可是，开始时候报纸上很少探讨这种可能性，它们只表示普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是应当的——的确也是无可避免的——并且过早高兴地说，“甚至连一个正式抗议都没有”。魏茨泽克和在国内或国外关键性外交岗位上的一小批外交部同事，则很难也抱有这样的乐观看法。他们（这时，从15日到19日晚，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都不在柏林，先是在布拉格然后去维也纳）不得不去面对这一政策可能产生的任何反响，而这项政策却又不是他们拟订出来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也没有预先得到关于这项政策的警告，他们知道在道义上也是难以为它作辩护的。⁽⁶⁾然而，甚至连他们也好像满有把握地觉得不会发生有分量的反应。这样，魏茨泽克在15日打电话给阿托利科时就着重地指出：“在我看来，英国人或法国人都不会立即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⁷⁾在伦敦的迪克森同一天报告说：“人们认为要采取一项有力的或有效的反击行动是难以办到的，特别是因为法国人已经明白表示不赞成。我从权威方面听说，……博内今天告诉……菲普斯说，一个人只能要么全做要么全不做。法国已决定采取后者。”⁽⁸⁾伦敦和巴黎的初步反应确实是温和的。⁽⁹⁾迟至17日晚，魏茨泽克已得知的惊人消息也只不过是：英国贸易大臣奥利弗·斯坦利和海外贸易大臣R·S·赫德森推迟了即将进行的访问柏林，那时正在柏林的法国经济代表团团长阿尔芳突然于16日离去，⁽¹⁰⁾亨德森于17日奉召回伦敦述职⁽¹¹⁾——如果像魏茨泽克所记录的那样，⁽¹²⁾英国大使那天向他告别时确实曾向他探询“他可以转送给张伯伦用来回击后者的政敌的那些论据”，那么，甚至这最后一个办法一定也已失去了它的一些尖锐利刺。

直到此时外交部同样没有理由预料中欧或东南欧会有任何难以对付的发展。确实，匈牙利已经有一些小规模的、没有条约根据的侵占斯洛伐克领土的行动，⁽¹³⁾但暂时控制住了，有意不使斯洛伐克—卢西尼亚边界问题在23日以前发展到严重的关头，只是到那时似乎才取得了希特勒的明确允许。⁽¹⁴⁾从波兰——受到德国最近扩张行径的最直接威胁的国家——很可以预料至少会提出某些强有力的抗议，如果这不是一个为时过晚的想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中为它自己取得什么的企图。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波兰打算采取这样的行动。德国驻华沙大使毛奇在15日⁽¹⁵⁾深夜报告说：“贝克先生……要我今晚去见他，他以显然不高兴的表情告诉我说……在令人惊异的军队开入中，沿波兰边界观察到了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构成波兰外长抱怨的重点的是，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而不是入侵事实本身：用机枪瞄准波兰领土；有侵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分界线的情况；事前未通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尽管如此，波兰方面把这些措施归咎于“下级机关误解了指示，而没有采取反措施”。这场谈话在毛奇作了奉承式的回答后，于是气氛变得更为友好。贝克对斯洛伐克的独立表示满意，并明确否认国外报纸所报道的波兰对它有“特别企图”，他还声明波兰军队并未集结在斯洛伐克边界上。在这次谈话后的次日，波兰及全世界都知道了斯洛伐克已经以它的独立换取了德国的“保护”。⁽¹⁶⁾行动的机会，如果以前曾存在过，现在可是再也没有了，波兰政府只能设法去确定那种保护的含义和目的是什么。16日，副国务秘书阿尔齐泽斯基催着要柏林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毛奇于是打电话给魏茨泽克建议，“贝克先生显然受到了军队的强大压力，为了支持他的地位，……应向他提供特意安排的情报，以便尽可能地减轻他的对一次广泛的侵犯斯洛伐克独立的行动和来自斯洛伐克的军事压力危险的恐惧”。⁽¹⁷⁾但是从他18日的简短而模棱两可的答复可以看出，⁽¹⁸⁾国务秘书目前完全不能提供任何情报，所以毛奇和贝克一样暂时只能等待事态的自行明朗化。

对比起来，罗马尼亚向外交部提出的问题，如果需要较大的努力才能解决的话，至少不会发现它是无准备的或踌躇不决的。这里所必要的是，控制和解决由于匈牙利进入卢西尼亚而造成的火上加油的局势⁽¹⁹⁾——但是不能让德国受到损害或明确地卷入，不论它是担任调停人、仲裁者或在紧要关头突然出现来扭转局面的人——办法则必须是既不致引起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战争，也不会为其他有利害关系或无利害关系的国家提供进行干预的机会。对于不大可能的匈牙利默许罗马尼亚当初提出的一项建议，即波兰和罗马尼亚联合占领大约三分之一的卢西尼亚，⁽²⁰⁾德国人将会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件需要猜测的事。但是他们肯定不会反对让罗马尼亚对在它东端的某些讲罗马尼亚语言的村庄这一基本的最低领土要求得到满足，还有那条连接罗马尼亚和波兰的铁路也包括在内——只要它是用和平的方式来要求并且单独同匈牙利直接谈判。在贝克同毛奇于15日谈话之后，波兰在卢西尼亚问题上的态度仍有令人怀疑的地方，因为在毛奇那次询问贝克“应否考虑罗马尼亚的愿望”的时候，贝克答复说“这事目前正在波兰的调停之下进行协商”。⁽²¹⁾罗马尼亚外长于16日告诉德国驻布加勒斯特公使法布里齐乌斯说，波兰人在前一天曾劝告罗马尼亚政府占领他们所要求的地区。⁽²²⁾但是，加芬库同时向法布里齐乌斯保证说，他的政府已拒绝了这一劝告。匈牙利一方面，恰基很快就报告德国人说，他有礼貌地但坚决地拒绝了贝克提出的当调停人的要求。⁽²³⁾

德国还必须坚决地劝罗马尼亚不要采取武力行动，不要存有德国会代它对布达佩斯施加压力的幻想，说服它如果要取得任何卢西尼亚领土，就必须同匈牙利直接谈判并且依照匈牙利的条件。3月15日，罗马尼亚政府要求德国对喀尔巴阡—乌克兰的前途表示意见，⁽²⁴⁾重申它愿意遵守维也纳仲裁裁决⁽²⁵⁾，愿意参加这一问题的今后国际讨论，但宣称虽然目前它无意派遣军队越过边界，可是如果匈牙利人占领罗马尼亚人所居住的村庄，它将不会“等闲视之”。⁽²⁶⁾德国外交部对这些新方针的初步反应是草率的和令人沮丧的。⁽²⁷⁾但是在法布里齐乌斯报告说罗马尼亚政府对此事的态度看来在各方面都是忠诚的⁽²⁸⁾之后，它的态度稍有改变。它已从布达佩斯方面听到，恰基准备答应罗马尼亚的要求作为它在其他地方让步的报答。⁽²⁹⁾魏茨泽克命令法布里齐乌斯去告诉加芬库说，⁽³⁰⁾德国政府赞成罗马尼亚的慎重态度，德国相信匈牙利与罗马尼亚直接解决问题是切实可行的，无论如何在目前它不打算当调停人。

照德国外交的目前标准来衡量，这一切都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德国并没有进攻罗马尼亚的计划或准备，没有授权匈牙利去侵占特兰西瓦尼亚，甚至也并未寻求过这种匈牙利的侵占——从可以得到的记录材料中也看不出，在这一点上加芬库曾对法布里齐乌斯表示过任何忧虑。对德国外交部来说，罗马尼亚的事情一定是被看作很不重要的，即使是考虑到同德国签订一项有深远影响的秘密经济协定的谈判此时正在布加勒斯特接近高潮。谈判是在罗马尼亚的恳切邀请下，⁽³¹⁾于2月13日开始的。代表戈林（以他的四年计划特派员的资格）主持谈判的沃尔塔特，从一开始就得到指示，应设法“用参与管理石油工业的办法来改进和取得罗马尼亚石油产品的运往德国”。⁽³²⁾但在讨论的第一阶段，他这方面并未曾施加任何明显的压力，⁽³³⁾罗马尼亚整个经济倒向德国这一协议在原则上就已达成了。（可是，沃尔塔特自己认为德国可以从这种倒向中得到很大利益的热心估计，柏林的经济政策部却并不表示赞同。它指出，德国在罗马尼亚享有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已多年，即使在一项特别扩充计划下也不可能预期会有明显的改进。）⁽³⁴⁾2月22日沃尔塔特回柏林作最后的请示。但3月10日他又回到了罗马尼亚首都，他庆幸自己回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布加勒斯特政界已在考虑内阁改组”——包括更换加芬库和其他两名部长，“因为他们的亲德政策（曾得到国王的支持）已证明是失败的”——如果德国政府并未授权他“签订一项条约或已经推迟了谈判的话”。在沃尔塔特给戈林的最后报告中，⁽³⁵⁾他描述了在得到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最初消息后谈判是在怎样的日益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进行的，他也描述了同罗马尼亚经济部长布若尤谈判时的繁琐手续，谈判进展到每一新阶段都必须向由国王主持会议的整个内阁报告；但他没有暗示曾受到想进行吓唬或威胁的任何引诱。到3月16日，国王在原则上同意了条约草案；17日御前会议一致批准了所提出的同德国的协定；同时还批准了加芬库的处理卢西尼亚问题的政策，即在同匈牙利商定一项澄清问题的办法之前把罗马尼亚的军事措施限制在保卫现有边界之内。⁽³⁶⁾到18日（星期六）沃尔塔特已在同布若尤讨论最后的文本，他希望条约在下星期一就可以签署了。可以认为，沃尔塔特和魏茨泽克两人都有一些使他们感到满意的理由。可是德国同罗马尼亚的打交道就要变成为几乎是全世界注意的焦点。

第二节　德国对第一次英法两国的包围企图的反应

到3月18日，英法两国国内最初阶段的震惊和犹疑不决已告结束，现在已很清楚的公众义愤由官方表达了出来——表达在那一天递交给魏茨泽克的正式抗议书中，表达在17日张伯伦在伯明翰所作的演说中，⁽³⁷⁾还表达在法国议会就达拉第的要求授予特殊权力法案进行的辩论之中。⁽³⁸⁾这些发展虽然不会被柏林所忽视，但处在人为地激起的愤怒烟幕后面的德国政策执行人基本上是处之以冷淡的。对比之下，西方国家踌躇地但不断地探索某些积极的防止德国进一步侵犯的安全保障体系，引起了德国人的敏锐的警惕和真正的恼怒，虽然是比较逐渐发展的。

也许魏茨泽克是相信“话说得越少，事情好转得越快”的原则，才拒绝接受英法两国3月18日的照会的，⁽³⁹⁾他并于20日指示驻苏联的使节⁽⁴⁰⁾“也拒绝在莫斯科进一步讨论这件事”。魏茨泽克所关切的不是指责，而是指责变成为行动。例如，英法两国召回大使立即引起了报复：18日下午，在他粗暴地接见库隆德勒以及勉强地同意会见亨德森之间，魏茨泽克以电话指示驻伦敦大使迪克森去“要求英国政府解释它这样地宣布把亨德森召回伦敦的意图。我们觉得这种宣布方式是不友好的”。⁽⁴¹⁾在拜访了哈利法克斯后，迪克森打电话回来说，亨德森逗留在伦敦的久暂决定于他向内阁汇报后的结果和事态的今后发展。傍晚时魏茨泽克再一次打了电话，这次是转达里宾特洛甫从维也纳发来的指示，要迪克森立即回柏林报告。⁽⁴²⁾20日他以电话给驻巴黎大使韦尔切克下了同样的指示。对于华盛顿的反应也是同样如此：萨姆纳·韦尔斯3月17日的声明和美国政府20日的照会几乎没有受到评论就过去了。但是在18日的傍晚，德国经济政策部长维尔已经在以卵击石般地对付美国财政部，后者刚发布了两项命令：一项是在17日，对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来的产品暂停给予最惠国待遇；另一项是在18日，对来自德国的一切课税货物征收25%的“反倾销”税。⁽⁴³⁾维尔打电报给驻华盛顿的代办托姆增，就第一项措施指示他：“你应口头上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⁴⁴⁾这种措施——除了认为它是一种“表示不赞成的政治姿态”而感到愤怒外——他估计还将使大德国的出口削减8 500万马克，并相应地减少它已经过度紧张的外汇资源。23日托姆增奉命对另一项命令也提出了抗议。⁽⁴⁵⁾在这里也曾考虑过报复措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很遗憾地予以放弃了，因为它们必将对德国自己的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结果是只能接受这种局面。

与此同时，至今没有采取行动的德国报纸也终于起来怒斥英国和法国了。3月19日的《法兰克福日报》不祥地提起“未解决的问题”，对其中有些问题，例如西班牙，尚未采取决定性的最后步骤。其他一些问题，首先是“法意纠纷的领域”，还“很少触及”。有些社论还注意到德国的原料来源仍感不足，以及它的殖民地要求仍未得到满足，或暗示德国谴责英德海军协定。半官方的《德国外交—政治通讯》第二天发表了一篇长的声明书，叙述德国召回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不仅仅是形式，而是表示德国政府对英国的态度，特别是在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态度，感到不满”；诉说英国似乎是“反对德国的地位有任何加强，反对德国平定和保卫归它所有的生存空间”；并威胁说，“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确将被迫不得不彻底地和果断地改变它的基本态度”。⁽⁴⁶⁾

这些谴责本身并没有什么意思或重要性，其所以要加以引用只是想表明，德国宣传部一方面对那时希特勒的真正意图是无知到了何种程度，另一方面它对英法两国焦虑方向的新转变又是没有准备到了何种程度。因为虽然总理心中想的肯定是未来，但这是一个“对他还不大清楚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西班牙和殖民地问题都很模糊不清，如果这些问题在他心中是占有相当地位的话。至于意大利立即对法国进行冒险行动，他远不是欢迎这种可能性的，他认为这是一种使人困窘的行动，应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它。⁽⁴⁷⁾至于西方国家，在这时候它们担心罗马尼亚的完整可能受到威胁，比担心它们自己的安全更甚一些。⁽⁴⁸⁾

迪克森于3月18日已向外交部提出警告，他在一份电报中谈到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的演说时说，⁽⁴⁹⁾德国必须期待会碰到“一种组成一个大国集团的企图，以及一种更加强硬的对德国的态度”。他又补充说，还必须期待会碰到一次对“英国在东欧的利益的连续性”的新的强调。他也提到了以显著地位刊登在那天早晨报纸上的关于德国向罗马尼亚提出一份经济方面的最后通牒的报道。迪克森逗留柏林期间在伦敦任代办的特奥多尔·科尔特在第二天报告说，这消息的由来出自蒂列亚的“阴谋”。⁽⁵⁰⁾20日从驻巴黎大使馆发来一份电报说，⁽⁵¹⁾当地报纸一致赞成英国建立一道阻止德国扩张的屏障的努力，特别是在东南欧。科尔特于21日又从伦敦发来一份报告说，⁽⁵²⁾英国政府的意图虽然还不清楚，但它“显然想设定一条分界线，特别是要把罗马尼亚划进去，侵犯这条分界线……就将构成作为一项宣战理由的事件”。科尔特还了解到：英国同俄国、波兰、土耳其和南斯拉夫都已商量过，并让波兰和土耳其分别去同波罗的海各国和希腊进行接触，苏联提出的一项召开六国会议的建议已被英国拒绝。与此同时，魏茨泽克19日已从法布里齐乌斯处了解到加芬库的正式辟谣，声明的大意是说沃尔塔特来罗马尼亚的使命“只是进行通常的经济谈判”。⁽⁵³⁾

在这阶段，德国外交部对于伦敦正在作何打算很难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它怀疑究竟是包括两项各别的外交行动，还是只有一项；它也想更多了解一些苏联建议召开会议的情况。因此，3月21日魏茨泽克向各有关驻外使团提出一项要求，要他们在不暴露是出于官方指示的情况下，查明“英国要求的内容和各国的答复”。⁽⁵⁴⁾同一天他也向驻在安卡拉的大使馆发出电报，指示他们就传说正在商谈一项法土互助条约以作为哈塔伊合并于土耳其的报酬一事提出抗议，这种谈判是德国“非常不喜欢的”，德国认为是同土耳其将奉行对一切大国都严守中立的政策的保证绝不相容的。⁽⁵⁵⁾在以后的两天中，所要得到的情报源源而来。22日，莫斯科的报纸刊登了塔斯社的一份新闻公报，声称苏联政府并未收到过波兰或罗马尼亚提出的援助要求，它的召开一次会议的建议也已被英国政府拒绝，他们认为时间尚未成熟。⁽⁵⁶⁾魏茨泽克从安卡拉获得保证：土耳其将继续“拒绝同任何大国签订一项全面的援助条约”。⁽⁵⁷⁾此外，对于英国的询问，即假如德国进攻罗马尼亚，它的态度将如何，土耳其的答复是它仍将保持中立，因为根据巴尔干公约，它的义务仅限于当罗马尼亚“在巴尔干之内的”边境被一个巴尔干国家进攻时才起作用。⁽⁵⁸⁾毛奇从华沙报告说，可能有把握这样假定，即波兰既不准备为保卫罗马尼亚而拿起武器，也不会参与任何联合组织或卷入会迫使它过早地和公开地宣布它的立场的任何行动。⁽⁵⁹⁾从布加勒斯特方面传来了更多的为加芬库申辩的解释，说他是“抢在英国提出询问（正如向其他国家提出的那样）之前就采取行动的，他从一开始就宣布……罗马尼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参加任何大国集团来反对另一个集团。他已经抛弃了一切集体安全计划”。关于俄国曾邀请罗马尼亚参加的那个会议的报道纯属捏造，“国王也从未建议就西方国家保证罗马尼亚边界一事进行交换意见”。⁽⁶⁰⁾到3月24日，魏茨泽克觉得已可以发出第二份通知了。⁽⁶¹⁾通知根据他所看到的、直到最近为止的英国外交的努力和进展作了总结，并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最终的结果……将证明是非常贫乏的”。他指示驻外使团在谈话中要着重指出，由于“莫斯科献殷勤”，英国“使它自己对别国不再有那么大的魅力了，并且在重复法国1935年所犯的错误”。

与此同时，沃尔塔特也刚刚能够，虽然是极其困难地，说服罗马尼亚人签订一项经济条约。被谣传的最后通牒煽动起来的群众骚动，非但没有能够使德国人接受向他们提出的最好暂时中止谈判的建议，反而促使他们以最高速度急忙前进，既要维持他们在东南欧的威信，又要“在勒布龙去伦敦作国事访问时给予英法以一次决定性的挫败”。⁽⁶²⁾不过，当他判定在这已改变了的形势之下一项秘密条约已不再可能时，沃尔塔特就“把条约的文本改成一项国家条约的文本，必要时可以将它公布，另外再附一份签署的秘密议定书，把不适宜公布的目的和相互承诺等写在里面”。⁽⁶³⁾他和布若尤一起，到3月19日已完成了修正草案。20日他遇到了未曾预料到的障碍，因为以前反对缔结条约、费了很大力气才予以克服的某些部长，现在又用全力进行反对——一部分原因也许是受到了伦敦和巴黎最近的发展的鼓舞。用了21日整整一天，沃尔塔特竭力同布若尤商谈，最后他认为已把他争取了过来，但到22日中午，国王同内阁“仍在讨论这条约”。直到这时沃尔塔特才第一次要依赖近乎提出最后通牒的办法，因为甚至只是到了现在，他才有可能去利用那极端紧张的局势。由于动员了武装部队以防备匈牙利或甚至匈德两国的联合入侵，这时整个国家都已陷入了这一可怕的局面。那天下午，在德国公使的陪同下他拜访了加芬库，并指出“罗马尼亚由于继续拖延签字而正在冒的风险”。他说无论如何他要在第二天晚间回到柏林去；他要求“进行有外交部长本人参加的直接谈判，或者是由国王立即接见他”。不久之后，法布里齐乌斯接到柏林外交部的一个电话，大意是说“它把就在当天晚上签字看作是极其重要的”。

沃尔塔特所要求的直接谈判在下午7时开始了，并整夜继续举行。起初，除了他和布若尤之外，只有加芬库和财政部长参加，但后来把首相也请来了，有一个时候国王自己也来到会议室露了一下面。由于加芬库要求列入一项德国的和平意愿的保证，沃尔塔特作了让步，在序言中插进一个措辞含糊的短语。但是在经济领域方面，他只答应作无足轻重的词句更动。罗马尼亚人拒绝在组成一个混合工业委员会方面进行合作，他们要求在金融和资本投资方面有限制性的规定，以及他们迫切要求一笔国家贷款：所有这些全都被搁置一边，不予考虑。最后首相离开会议室去征求其余各部长和国王的同意，条约文本在3月23日晨4时宣告完成。罗马尼亚人的最后一个企图（在中午时）是要再作某些修改，但由于沃尔塔特拒绝重开谈判而未能如愿。条约和秘密议定书最后在那天傍晚5时半签了字。⁽⁶⁴⁾在上火车回柏林前沃尔塔特驱车去王宫，国王向他表示，“对条约的条件和条约能在此刻签字”感到满意。按照里宾特洛甫的指示，他告诉卡罗尔说，他“现在可以对加芬库被邀去柏林访问的前景抱有希望了”——这是一种暗示，大概德国对去冬压制铁卫军一事⁽⁶⁵⁾感到的不愉快终于平息了。

在条约签订之后，罗马尼亚同匈牙利之间的紧张关系稍有松动，通过正常外交途径来谋求缓和的谈判也在25日开始了。但是，如果加芬库以为一旦条约签字德国就会为罗马尼亚而向布达佩斯施加压力，那他的希望不久就要破灭。匈牙利现在是拒绝考虑罗马尼亚对卢西尼亚的领土要求，⁽⁶⁶⁾并坚持罗马尼亚必须比它先复员。罗马尼亚则在未取得交换物即一项互不侵犯的声明和匈牙利对现有边界的保证之前，是不愿复员的。但是柏林的外交部仍摆出一副中立的姿态，只是在一点上进行干预。3月29日在两国的公使馆各自向本国报告说，有人提出了一项建议，即稍加修改后恢复1938年8月23日由匈牙利和小协约各国草签的布莱德协定。⁽⁶⁷⁾德国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项协定，因为它也许会缓和捷克斯洛伐克同匈牙利之间的紧张关系：⁽⁶⁸⁾他们仍不信任东欧的一切多边联合，而宁愿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只分别作出各自的双边安排。魏茨泽克因此在30日指示驻布达佩斯的埃德曼斯多夫，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去反对“出现赞成小协约国的陈腐原则”。⁽⁶⁹⁾第二天韦尔曼对斯托亚伊也讲了同样内容的话。⁽⁷⁰⁾匈牙利人对德国的建议很快就作出了反应，4月2日恰基告诉埃德曼斯多夫说，他要“使罗马尼亚尽可能不进行下去”，并且在目前也不“考虑同南斯拉夫进行谈判，以避免即使是好像同小协约国有联系”。⁽⁷¹⁾3天之后，对从匈牙利得到任何满足已丧失信心，并认为“紧张关系的直接原因正在消除”，罗马尼亚人于是开始复员——不过于4月7日又取消了，理由是匈牙利人并未跟着同样办理，并且在挑起边境事件。虽然德国人这时的确背离了他们的“不干预”外交而向双方暗示缓和将受到柏林的欢迎，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仍很紧张。⁽⁷²⁾

不过，与此同时，替罗马尼亚十分担忧的西方国家，在它同德国签订经济条约后的几天之内，焦虑也就减退了。⁽⁷³⁾还没有察觉到它们现在又对波兰可能遭受威胁产生了新的忧虑，柏林的外交部现在正在研究法国报纸上的一篇报道的真实性，那篇报道说英国和法国已签订了一项关于德国如进攻瑞士或低地国家英法将联合行动的协定。⁽⁷⁴⁾3月25日驻海牙的德国公使同荷兰外交部秘书长讨论了这件事。虽然柏林在同一天起草的一项要在布鲁塞尔、伯尔尼和海牙采取“适当的外交行动”的指示，按照里宾特洛甫的命令取消了，魏茨泽克本人在27日，后来又在30日，同驻柏林的瑞士公使谈了话，但比利时大使31日同他谈话时更是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每一次得到的情报都不外是：法国或英国都没有同这三个有关政府中的任何一个有过正式接触，除了报上已刊载的之外，对此事一无所知。瑞士公使还声称，瑞士不能阻止第三方各国达成一项协议，把侵犯瑞士的中立看作是构成宣战理由的事件；就事实而论，它将自己起来保卫它的中立；除了它直接提出请求外，不允许任何人前来援助。荷兰的答复也差不多相同。⁽⁷⁵⁾

第三节　希特勒与他的盟国：匈牙利和意大利

当上面所述德、罗、匈三国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时，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已在从事重画东欧地图这一更加重要的工作。在3月16日傍晚他们离开布拉格之前，建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⁷⁶⁾的法律已颁布。在19日晨他们离开维也纳之前，“独立的”斯洛伐克的总理蒂索已经在“德国与斯洛伐克之间的保护条约”草案⁽⁷⁷⁾上签字，这一草案是前一天在那里临时签署的。那天晚上回到柏林之后他们又立即行动。20日中午里宾特洛甫接见了立陶宛的外长，经过最后的一系列周折，终于使德国和立陶宛之间的条约在3月22—23日午夜后不久签了字，根据这项条约美美尔又重新同德国合并了。⁽⁷⁸⁾

当希特勒在去美美尔的途中和最后一支立陶宛军队于23日晨撤出该地时，匈牙利的部队越过卢西尼亚边界进入了东斯洛伐克。这时在列支敦士登的德意志人也准备起事——原来打算在22日，但现在推迟到24日——他们希望通过这次起事可以在驻防奥地利边境的纳粹冲锋队的某些帮助之下，强制使这个公国同德国合并。在这时刻使列支敦士登同化并不是希特勒的计划中的一部分，起事因此被根据外交部指示行事的柏林德意志人总会迅速而又悄悄地压了下去。⁽⁷⁹⁾但是，匈牙利进入斯洛伐克似乎是受到希特勒的直接或暗中的批准，在这时他对他的新被保护人的态度确是非常暧昧的。因为尽管德国根据确定将在那天签署的条约，附有保证斯洛伐克领土完整的义务，但他已在非常认真地考虑最后让匈牙利和波兰把它瓜分掉，正如里宾特洛甫21日已向波兰大使暗示的那样，⁽⁸⁰⁾也正如他本人将在25日告诉勃劳希契将军的那样。⁽⁸¹⁾虽然，与此同时，他想把匈牙利的贪心严格地加以控制，可是现在他甚至准备让它得到相当的满足，其程度之高显然是一星期前都没有考虑过的。⁽⁸²⁾3月21日匈牙利公使斯托亚伊会见了希特勒，希特勒交给他一封致摄政霍尔蒂的关于斯洛伐克的私人信。霍尔蒂在24日给希特勒的回信中表示“衷心的感谢”。⁽⁸³⁾这封信的直接结果是匈牙利部队开入了东斯洛伐克。他们遭遇到坚强的抵抗，但是到24日晚已经进入到边界内10至15公里一线。德国人于是好像向争吵的双方施加了压力，要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一个划定边界的匈牙利—斯洛伐克混合委员会3月27日在布达佩斯开会，德国人对斯洛伐克人又施加了压力，才于3月31日就匈牙利人实际占有的边界线达成了协议。⁽⁸⁴⁾

与此同时，希特勒正在考虑未来扩张计划中的微妙的重点问题，里宾特洛甫也已经踏勘了德—波关系中敏感的地区，⁽⁸⁵⁾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两人在这阶段对于西方首都对布拉格事件的反应曾有过认真的思考。对比之下，罗马的反应⁽⁸⁶⁾却使他们有些忧虑。希特勒所了解的意大利对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未经预告的独立行动感到的愤怒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是很值得怀疑的。⁽⁸⁷⁾他也许从未想到过，这种愤怒可能会导致意大利脱离轴心国。真正使他不安的是墨索里尼的强烈想法，认为现在该轮到意大利从伙伴关系中得到一些立刻到手的和惊人的好处了。他错误地认为这将采取对法国突然袭击的方式，这种错误的想法可能是由于1938—1939年冬意大利总参谋部曾多次施加压力，在2月和3月初齐亚诺和阿托利科又更加迫切地催促，⁽⁸⁸⁾要求意德两国参谋人员举行会谈。因此，希特勒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致墨索里尼的信中提出警告说，如果意大利打算进行任何大规模的行动，“最好再等待两三年”，直到德国能在军事上给它援助。墨索里尼则答复说（无疑是因为虚荣心受到了伤害），在法意冲突中，意大利不需要德国的人力援助。⁽⁸⁹⁾但这只能增加他的怀疑，尤其是当4月4日帕里亚尼将军讲到同法国打一场“殖民地的”局部战争时又重复提到这一点。⁽⁹⁰⁾在希特勒看来，这样一场局部战争是不可能的：英国在经过一段喘息时间进行准备之后，肯定要干预的，而德国，没有了出其不意的有利条件，将被迫不得不前去营救。希特勒是迟早要同英国和法国打起来的，但是必须在他自己选定的时间。从此以后一有机会就要告诫意大利人：最要紧的是既要延长准备时间又要行动一致。

这样，在他从维也纳回来后到动身去美美尔之前这一短暂间歇中，希特勒的最初行动之一就是在3月20日意大利大使回罗马去汇报的前夕接见了他。⁽⁹¹⁾这是第一次，虽然也决不是最后一次，⁽⁹²⁾把上述论点详尽地摆了出来，还夹杂着对意大利实力的恭维话和在需要时德国将站在它的一边的宽慰话。至于阿托利科，当他强调（承认“只是代表他自己”说话）墨索里尼现在是“被迫不得不‘取得一些东西’”时，他简直不可能减轻希特勒的疑虑。墨索里尼“并不想也不能一直等待到法国国内的局势变得恶化起来的时候”。可是当对方一定要他说明意大利领袖目前的急迫要求时，他只能作无把握的猜测说，这些要求“不是领土性质的，包括中立化，但不是割让科西嘉”。阿托利科还提到了恢复“居住在突尼斯的意大利人的战前法规”。他补充说，这些要求同苏伊士和吉布提有关是“非常明显的”。当他表示相信很有可能法国会接受这些要求时，希特勒就结束了这次谈话，并劝他要有耐心：“等待这些要求能以最小的努力和风险来实现的时刻的到来是需要有智慧的。但是那个时刻一定会到来的。”但是即使假定有必要把这种意见深深地打入对方的心坎中——这时意大利人对于希特勒的刚刚过去的独立行动的怨恨正达到高峰——也需要有一些机智才行，这就大概要归功于这一时期德国在意大利人最关心的某些事情上的亲切态度。

例如，里宾特洛甫在希特勒同阿托利科谈话后就立刻给齐亚诺写了一封信，⁽⁹³⁾在信中不仅热情迸发地急忙感谢意大利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上表现的“同情和友好的态度”，并就德国没有在事变之前通知它作了辩解。而且还针对他们最近所表示的忧虑，⁽⁹⁴⁾即希特勒对克罗地亚有图谋这一点，明确地断言德国在克罗地亚问题上和对一切地中海国家都没有私自的欲望。凯特尔将军也立即得到指示：宣布他准备尽早开始那盼望已久的参谋人员会谈，并询问什么日期对意大利人合适。魏茨泽克把这一步骤说成是“也是为了政治上的理由而需要的一个友好姿态，特别是在目前”；他于21日要求马肯森“用电报报告进展情况”。⁽⁹⁵⁾在同一天，也是为了同一理由，这位国务秘书还打电话给经济部长，极力要他（这已不是第一次）设法加快将合同上的煤和焦炭的剩余部分运往意大利。⁽⁹⁶⁾也许——虽然在这一点上没有明显的证据——那时似乎已冷淡下来的关于从南蒂罗尔迁出的德国人的重新安置的谈判在4月初得到恢复，也应当归功于德国人想要博得好感的愿望。⁽⁹⁷⁾

(1)　见科尔特：《幻想和现实》，第2版，第146页。

(2)　要研究各种各样的反对集团，可看阿伦·韦尔什·杜勒斯：《德国的地下活动》（Allan Welsh Dulles: Germany's Underground），纽约，麦克米伦，1947年版。在该书中他写了我们所回顾的那一时期（第49页）。又见格哈德·里特尔：《卡尔·格德勒和德国抵抗运动》（Gerhard Ritter: Carl Goerdeler und die 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什图特加特，德国出版社，1955年版。

(3)　哈塞尔：《来自另一个德国》，第52页。

(4)　见同上书，第55页。

(5)　《法国黄皮书》，第74号。

(6)　见哈塞尔对1938年秋冬两季外交部的气氛所作评论（《来自另一个德国》，第25页，第35页，第36页）。

(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4卷，第239号。

(8)　同上书，第244号。

(9)　见上文，原著第61—68页。

(1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1号。

(11)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68号，第401号。

(1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6号。

(13)　3月15日，即匈牙利入侵卢西尼亚之日，驻柏林的匈牙利公使斯托亚伊向魏茨泽克保证，匈牙利军队决不侵犯斯洛伐克，并提到“在过去几天占领几个斯洛伐克村庄”一事“只不过是在执行一项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协定”（《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4卷，第238号）。17日副国务秘书韦尔曼指出，据德国军事当局的意见，“匈牙利人在地图上划出的温格瓦尔以西的那条边界线（在卢西尼亚和斯洛伐克之间）超过了军事上的正当需要，划得太出去了一些”。因而他打电话给斯托亚伊，要求匈牙利的“军事行动不要更向西伸展”（同上书，第6卷，第76号注①）。

(14)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277—278页；和下文，原著第317—318页。

(1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号。

(16)　同上书，第10号。

(17)　同上书，第12号。

(1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8号。

(19)　见上文，原著第68—69页。

(2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号和第29号。各种能得到的文件都没有说明罗马尼亚在提出其建议前究竟是否同波兰商量过。关于波兰鼓吹匈牙利占领卢西尼亚以建立匈波共同边界，以及罗马尼亚于1938年10月拒绝波兰所提的一项建议，即罗马尼亚同波兰一起支持匈牙利对卢西尼亚的领土要求，而以让出该地东端一小块给罗马尼亚作为酬报，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50页，第80页，第87页注，第91—92页，第107页和第110页注。

(2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号。

(2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6号。

(23)　同上书，第39号；第4卷，第243号。

(24)　15日在柏林递交的3月14日备忘录（同上书，第240号），和加芬库与法布里齐乌斯15日的谈话（同上书，第6卷，第2号）。

(25)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05—112页。

(2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号。

(27)　关于魏茨泽克于3月15日给法布里齐乌斯的指示，见同上书，第8号；关于同一天韦尔曼接见罗马尼亚代办时的谈话，见同上书，第4卷，第240号。

(28)　这就是上面提到的加芬库说罗马尼亚已拒绝了波兰要它占领卢西尼亚尖端一块地方的劝告（同上书，第6卷，第6号）。

(29)　关于恰基向德国驻布达佩斯公使埃德曼施多夫讲的这番话，见同上书，第7号。3月17日，韦尔曼询问驻柏林的匈牙利公使，恰基心中想的是什么让步，但是强调德国不想当调停人。斯托亚伊的回答是，匈牙利将特别着重于要求沿目前匈罗边界上的匈牙利村庄（同上书，第13号注④）。3月20日斯托亚伊告诉魏茨泽克说，关于边界问题，匈牙利愿意直接同罗马尼亚谈判，正如也愿意同斯洛伐克直接谈判一样（同上书，第53号）。

(30)　关于3月17日给法布里齐乌斯的指示，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13号。

(3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57号，第279号，第282号，第284号。

(32)　同上书，第306号。

(33)　同上，并参阅第293号，第297号；关于第一阶段的谈判情况，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33—437页。

(3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94号，第298号。

(3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31号。

(36)　同上书，第30号。

(37)　见上文，原著第34—35页，第36—37页。

(38)　见上文，原著第33—34页。

(39)　关于这些抗议书的内容和它们被接受的方式，见上文，原著第63—64页；以及《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9号，第20号，第26号。

(40)　同上书，第46号。舒伦堡报告18日晚他在莫斯科收到一份苏联照会的电报（同上书，第43号）于19日晚9时30分到达柏林，但由德意志通讯社播发的照会内容（同上书，第50号）可能早几小时到达。

(41)　同上书，第25号；又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4卷，第217号。

(42)　迪克森自己曾写道，他事实上是得不到向里宾特洛甫汇报的任何机会的，完全是由于他自己的坚持，外交部长才最后在他5月间回伦敦的前夕接见了他（《迪克森文集》，第172页）。关于他从伦敦被召回后于3月21日送呈外交部的书面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5号。

(43)　见下文，原著第589—590页。

(4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7号。

(45)　事实上，托姆增完全没有理睬前一个指示，认为是不切实际和毫无用处的；他也只是部分地执行了后一项任务，并没有要求对方答复。

(46)　原文见《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1939年3月22日。

(47)　见下文，原著第318—320页。

(48)　见上文，原著第69—70页，第72页。

(4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3号。

(50)　同上书，第42号。

(51)　同上书，第49号。

(5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8号。

(53)　同上书，第30号。又见上文，原著第70—71页。

(54)　同上书，第58号。

(55)　同上书，第3号和第59号。

(56)　见上文，原著第76页。

(5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72号。土耳其外长萨拉若卢曾经向德国代办解释说，法国所建议的援助条约只涉及“以前由哈塔伊设定的那条新的土耳其—叙利亚边界”。他说，总之，法土谈判没有很大进展，其结果还不能确定。

(58)　同上书，第134号注②。关于这时的英—法—土谈判情况，见上文，原著第113页以后。

(5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79号。

(60)　同上书，第92号。

(61)　同上书，第83号。

(6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31号。

(63)　如果将秘密议定书公布，它将暴露德国的意图：把罗马尼亚的经济同德国的体系联结起来，利用组织联合委员会来发展罗马尼亚的农业、林业和矿物资源，提供德国的专家、机器和军火武器，参与罗马尼亚的银行制度，等等（同上书，第78号）。

(64)　文本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78号。公布的条约规定，按照一项长期计划发展罗马尼亚的农业和林业，设立若干德国—罗马尼亚联合公司来开采石油和其他矿物资源，由德国向罗马尼亚提供军火武器。

(65)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32—433页。

(6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22号。

(67)　关于导致草签布莱德协定的谈判情况，见《概览，1938年》，第2卷，第291—293页。

(6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21号，第223号。

(69)　同上书，第6卷，第132号。

(70)　同上书，第146号注③。

(71)　关于这一段插曲的有关文件，见同上书，第132号，第135号，第146号。

(72)　关于同匈罗谈判有关的文件，见同上书，第82号，第91号，第132号，第135号，第146号，第153号，第165号，第180号，第194号，第295号。

(73)　见上文，原著第71—72页。

(74)　见上文，原著第66页和注⑧（即本书第92页注①。——译者）。

(75)　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93号，第109号，第129号，第139号。关于瑞士的态度，又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和中立国》，第200页。

(76)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272—273页。

(77)　《概览，1938年》，第3卷，第274—276页；关于条约的文本以及确定于3月23日在柏林签署的有关经济和财政合作的秘密议定书，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0号。

(78)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378—390页。

(79)　见3月31日德意志人总会负责人给里宾特洛甫的报告（《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41号）。

(80)　同上书，第61号。

(81)　见下文，原著第323—325页。

(82)　见上文，原著第306页注⑧（即本书第422页注⑦。——译者）。

(83)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96号。

(84)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277页。4月4日签署了一项划定新边界的条约（同上）。

(85)　见下文，原著第322—332页。

(86)　上文，原著第225—234页，对此有详细的叙述。

(87)　见上文，原著第227—228页，第233—234页。

(88)　见上文，原著第259页和《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4卷，第402—403号，第411号，第454—456号，第458—459号，第461—462号。

(89)　见上文，原著第228页。

(9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附录一，第3号。

(91)　同上书，第52号；另见3月24日马肯森同阿托利科在罗马的谈话（同上书，第87号）。

(92)　见凯特尔4月4日同帕里亚尼谈话记录（同上书，附录一，第3号），戈林4月15日和16日同墨索里尼谈话记录（同上书，第205号，第211号），以及里宾特洛甫5月6—7日同齐亚诺谈话记录（同上书，第341号）。

(93)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55号。又见上文，原著第230—231页。

(94)　同上书，第15号，第45号；又见上文，原著第228—229页。后来在3月25日在各部传阅的一件快信（同上书，第94号）中里宾特洛甫指示他们，德国“对地中海各国的民族团体和少数民族问题的态度必须按照意大利政府的愿望加以调整”；同代表这种利益的组织保持关系在将来必须得到外交部的书面同意；特别是同克罗地亚的组织的联系“将来绝对不准继续保持”。因此当阿托利科于3月31日和4月1日提出克罗地亚问题同魏茨泽克讨论时（同上书，第140号和第144号），后者能正式向他保证：“已经采取一切办法来减轻他对克罗地亚人同德国当局接触的忧虑。”另见下文，原著第355页。

(9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57号和附录一，第2号。凯特尔和帕里亚尼4月4日在因斯布鲁克举行一次预备性会晤之后，正式的联合参谋人员会谈于5—6日在该地开始。

(96)　同上书，第62号。阿托利科于3月8日，又于19日（同上书，第4卷，第457号；第6卷，第44号），并再一次于4月7日（同上书，第6卷，第174号）急切地向魏茨泽克抱怨，德国煤的交货严重不足。关于这件事的另外详细情况，见同上书，第4卷，第432号；第6卷，第175号，第341号，第360号，第423号。

(97)　同上书，第4卷，第427号，第444号；第6卷，第143号，第163号；关于南蒂罗尔的详细叙述，见上文，原著第284—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