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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比利时
第一节 引言
1944年底比利时获得解放后，它在外表上和物质方面的恢复速度，与其他被占领过的国家相比，是如此令人注目，以致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太仔细的观察者们，很难看清它在战败和被征服时期直接或间接所受损失的严重性。也许，直到解放后六年“王位问题”尖锐化之时，人们才充分意识到占领所带来的影响。的确，在这一问题未得最终解决以前，外表上的政治稳定必然只能是骗人的假象；在许多方面有着如此根本分歧的国家里，君主政体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是起着很重要作用的。在王位空缺着或成为不和或争吵的原因时，国家往往分裂成为各个组成部分。是一些怎样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划分在多大程度上是有交错的，这将在后面另一节中详细论述。(1)这里只需要指出这样一点：由于国王只支持其中一个部分，而不是超然置身于各个部分之上，这就大大增加了这些相互对立的势力之间发生不可挽回的分裂的危险。
不仅如此，在比利时如同在一些邻国一样，德国人的一度占领，留下了危险的心理上的后遗症。违法、经营黑市、怠工、破坏和杀人，曾经被认为是爱国的行动，如此达4年之久。人们学会了怎样自任法官，自任警察，自任执刑人。现在解放后，要比利时人重新记住爱国意味着遵守法律和服从命令，就困难了。德国人的压迫和国内左翼抵抗运动领袖们的鼓动，再加上流亡在伦敦的领袖们的鼓励和许愿，促使人们要求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进行激烈的改革，同时也使人们藐视那个当时已经回国来以“一切照旧”的自满精神统治国家的战前保守政府。
在法国，人们虽也有着很类似的心情，抱着很类似的希望，但由于有戴高乐将军的领导，问题就比较简单；因为戴高乐一开始就曾是抵抗运动的，甚至是革命的象征，解放以后也仍然是一致公认的权威核心。比利时抵抗运动没有产生堪与戴高乐相比拟的人物。回国来的比利时首相于贝尔·皮埃洛毫无革命气息；不存在什么皮埃洛神话。皮埃洛是一个诚实、疲惫、软弱的人，只希望把他的国家带回到“美好的旧时代”。法国的《人民报》（1944年11月30日）写道：“这恰恰就好像在我们新生的法国来个达拉第重新执政一样。”按常理说，国王可以——实在是应该——担当起国家领袖的角色。但当时实际上这个角色可以说是由他的兄弟查理亲王部分地担当着。国王本人失去了当领袖的资格，因为他没有肯参加或援助抵抗运动，同时还因为他在其他方面名声也不好。皮埃洛政府也并不比他更有资格些，因为尽人皆知，他们在国家刚被占领的时候，在对德国人和对国王的态度上，曾动摇不定，他们是不孚众望的，他们的权威是有争议的。在其他被占领国家，元首或政府也有暂时流亡国外的，但对他们的权威始终不曾有过怀疑，因而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能够给人民提供指导。
所以，没有什么奇怪，一般比利时人在政治问题上本来就抱有的怀疑主义大大膨胀起来，使他们变得难于对付，使他们对战后试图把正常政府的那具“马笼头”轻轻套到他们头上去的那些人心存疑虑。不过，如果说比利时人的多疑和难以驾驭使试图重新统治他们的旧主人深感吃力不讨好的话，他们的这些品质也会对任何想当他们新主子的人产生相当大的怀疑，不管后者伪装得多么民主。比利时民族总的说来比法国人更笃信天主教，而一般的比利时人同一般的法国人比起来，对共产主义所抱的本能恐惧心要大得多，识破共产主义的活动策略也要早得多。德国人在占领期间关于共产主义祸害的宣传，无疑是有些影响的，除此以外，有一些比利时抵抗运动组织肯定是带有右派色彩和反共色彩的。(2)不仅如此，解放后，形势诱使共产党人过早地摊了底牌，这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并不真正得策。从共产党人对他们在比利时和法国遇到的两个类似挑战所作出的不同反应中可以看出，他们知道他们在比利时的地位并不像在法国那么稳固。当戴高乐决定解散民兵，打破抵抗运动部队对民事生活的控制时，法国共产党人提了抗议，但还是让了步，满足于暂且等待时机；(3)可是当皮埃洛采取同样步骤时，比利时共产党人却觉得时间不容再等待了，就进行了反击，结果失败了，衰落了。(4)然而，皮埃洛政府的胜利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因为，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们同共产党人一样威信扫地，其后不久，他们就因斗争中所受的损害而下台了。
人们原可以指望，通过这次事件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政治稳定，由主张温和与循序渐进的力量组成政府，作为这种政治稳定的基础。可是就在这一决定性时刻，早就被认为是国家隐痛的王位问题公开爆发了，重又彻底毒化了政治气氛。在此之前，君主应超然于政党政治之上，一向是一条普遍承认的原则，同时也从来没有人对君主政体作为一种制度长期存在下去的问题提出过异议。而现在，天主教党公开站出来支持利奥波德的立场；当范阿克尔联合政府不同意国王重登王位时，(5)各天主教党大臣就退出联合政府，自愿放弃行使他们凭战前最后一次选举，以及凭战后第一次选举而无可怀疑地拥有的很大一份权力。拥有如此大的力量而不“当权”的天主教党，必然给那些由于他们的退出而不得不继续执政的人的工作带来有害的影响。自由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合起来只能在国会中拼凑一个很勉强的多数；自由党和社会党在人员组成上是十分不纯的；而在所有这三党之间，除了反对国王利奥波德这一点外，很少有什么使它们联合一致的共同之处。所以，由这些政党成员组成的政府注定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不可能在任何方面执行有力的政策；因而，当天主教党最后同意承担起它应负的那份责任时，它的各个敌对党派所感到的宽慰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不近人情。
同时，自由党和社会党都已失去了不少地盘，虽然社会党仍然是国内第二大党。自由党往往在两个方面失去地盘，在左的方面输给社会党，在右的方面输给天主教党，而社会党则往往在左的方面输给共产党。但比利时共产党从来不曾达到像法国共产党那样大的力量；共产党在比利时并不像在法国那样是“可怕的选择”。在法国，政治冲突可以说成是赤色分子与反赤色分子之争，但在比利时，则可以更正确地描绘成为“右翼”利奥波德分子同反“右翼”利奥波德分子之间的斗争——国王已由于右派的拥护而成为右派的代表。使比利时的情况比法国更为糟糕的一个因素是，这个国家居民种族上的不统一——而且这种情况，从它本身方面来说，确实就像共产主义幽灵一样可怕；因为，这一种族上的隔阂，并不是同政治上的分歧无关，并不能缓和后一分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存在，使国家沿着双重的裂痕，分裂得很深而且很明显。
第二节 国家的分裂
（一）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上的分野
历史上使法兰西民族分裂的主要是阶级的分野，可是分裂比利时这个民族国家的却是种族和语言上的分野，这一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宗教和文化上的分野，以及同某些地区的划分相吻合的。佛兰芒族的那部分居民在宗教上清一色地信仰天主教，在政治上大多是保守的，在外交政策和文化方面的总方向上则倾向于反法。另一方面，操法语的称为瓦隆族的那部分居民则往往抱有反教会的观点，在政治上是激进的，在外交和文化政策上是亲法的。从地区分布上看，操佛兰芒语的那部分国民完全集中在王国北半部，操法语的那部分则集中在南半部，而布鲁塞尔则是处于分界线佛兰芒族一侧的一块由两族杂居而以瓦隆族居民为主的飞地。(6)战后，这些原来就已严重的分裂因素由于加上了王位问题而更加严重了；因为，佛兰芒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拥护利奥波德国王，而瓦隆人则几乎也是完全一致地反对国王。
在这两部分国民相互摩擦的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们相对位置的逐渐颠倒。这个变动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在20世纪初期曾有过一个佛兰芒问题，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却有了一个瓦隆问题。1830年，当比利时诞生为独立国家时，政府权力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以巴黎“七月革命”为先驱的资产阶级掌权时代，在比利时（如同在西方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则刚刚开始。那时，比利时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佛兰芒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人）都只讲法语。的确，当时法语所处的地位竟优越到这样地步：在比利时独立初期，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法院、军队和中央行政机关都只使用法语。这种情况后来逐渐有所变化，但改变得太慢，也太迟，因而没有能阻止佛兰芒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个运动变得日益强大，而且从大约1930年前后开始，带上了一种鲜明的法西斯的性质。(7)而与此同时，它已为佛兰芒语争得了平等地位；而且，又因为佛兰芒族人口的增长比瓦隆族越来越迅速，佛兰芒语和佛兰芒观点渐渐在全国占了优势。
因此，现在轮到操法语的瓦隆人成为受委屈的一方了。瓦隆人争辩说，在一种全世界通用的“体现着伟大文化的语言”，同佛兰芒语那样只局限在一个小的地区——甚至不足以供商业上和科学上使用——的语言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平等的。他们声称，他们对学习佛兰芒语并不像佛兰芒人学习法语那样感兴趣，因而他们要求至少在他们自己地区的政府机关和学校里单独使用法语。他们还抱怨说，他们的工业在安特卫普港和有较好交通条件和日益占优势的法兰德煤矿的吸引下，有迁往法兰德的趋势（以前，重工业完全集中在垄断着煤矿开采的瓦隆尼亚）。最后，瓦隆人还抱怨自己的利益受到佛兰芒族农业生产者的侵犯，因为后者的家庭一般较大，可赚到较多的家庭补贴，这又转而使他们能够以接受较低工资来抢掉瓦隆族工人的饭碗。事实上，瓦隆人不满的总根子是怕在人数上被佛兰芒人压倒，从而在政治上陷入不利的地位，因为，在一切取决于简单多数的民主制度下，他们是很容易在投票中被击败的。
在占领期间，佛兰芒族方面和瓦隆族方面都曾有过一个勾结德国人并得到德国人支持的政党，纳粹还设法通过对这两个党施加有害影响，助长了甚至严重激化了比利时这一原有的种族对抗。导致战败和被占领的种种事实，都成了两族间恶言攻击的话题。瓦隆人宣称，正是由于受了佛兰芒人的影响，利奥波德三世才于1936年拆散了同法国的同盟，马其诺防线才没有能沿着比德边境延伸，因而才使法国和比利时在大战爆发时都处于防御不良的境地。(8)瓦隆人一般还都认为，佛兰芒人对德国人作战只是半心半意的，有几个佛兰芒族的团甚至欢呼过希特勒。瓦隆人还说，是他们在敌占期间为抵抗运动提供了骨干，而佛兰芒人中则有很多德国人的合作者。战后，瓦隆人生怕佛兰芒人又将设法强使国家奉行一条亲德反法的政策，并且担心，正是这种意图促使佛兰芒人赞成亲德的国王重登王位。
在过去，分离主义的或革命的倾向只出现在佛兰芒族那部分居民中，但现在，当人们看到国家解放仅仅一个月（1944年10月）就有人发动一个瓦隆族独立自治运动，也完全不感到意外了。这个运动的机关刊物《高卢报》，主张建立一个由佛兰德、布鲁塞尔和瓦隆尼亚三自治区组成的联邦国家；但其他一些个人和团体提出的方案则表达着不同程度的民族要求。其中最温和的只要有某种程度的分权就满足了；它建议成立一个由对等数目的佛兰芒族议员和瓦隆族议员组成的“地域制参议院”，以抵消众议院中佛兰芒族的多数。比较激进的一些方案则建议完全独立或者同法国合并。主张同法国合并的论点是，比利时既然没有能起到中立的缓冲国作用，最好还是把它的经济财富和军事力量同法国的联合起来，从而加强法国，使它更能保卫自己。主张完全独立的人则担心法国同瓦隆地区合并会造成外交上的复杂情况，同时还考虑到法国是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国家，不可能给瓦隆尼亚发挥其独立性留有适当的余地。
大战前，佛兰芒势力的兴起和瓦隆亲法势力的下降，使生性倾向于亲佛兰芒和反法的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得以重新奉行过去的中立政策，抛弃同法国的同盟，并培育同德国的良好关系。在1940年投降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内，比利时国内对英法很有一些不满情绪，有些方面的人士认为，英法抵御不住德国人的进攻是“出卖”了比利时。然而，随着战争进程的推移，这种态度有了转变；解放后，皮埃洛(9)和他的外交部长斯巴克都一再重申（用后者的话(10)来说）：“英国的友谊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同时他们坚持认为法国必须恢复其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大邻邦的地位。
关于1944年11月英国人帮助政府平息骚乱的行动的失实报道，(11)使公众的亲英情绪有所冷却，而比利时的左派则想方设法助长了这一趋势。共产党和社会党人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想要使比利时的战后外交政策有一个主要“面向大陆”的方针，并同苏联和法国发展密切关系（这些人士认为法国是“够格的朋友”，因为它已急忙地同苏联结了盟）。法国自己这时正在公开地向比利时求爱，希望在它对德国提出的要求方面以及在它想建立一个区域性的欧洲国家共同体的计划方面得到比利时的支持。对这样的政策，佛兰芒人自然是不会赞成的，因为他们不仅憎恨共产主义和苏联，而且对法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也一向抱有怀疑。
这里正可以清楚地看出宗教在加重国家分裂方面所起的作用。苏联和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是公认的无神论的鼓吹者；可是法国，虽然极大多数居民是天主教徒，却是自由思想家和伏尔泰精神的老家，而这些东西以及它们的影响，在虔诚的佛兰芒天主教徒看来，正是法兰西文化的标志，也许表现在比利时法语地区的甚至比表现在法国本身的更多。所以并不奇怪，对比利时天主教党（一个基本上是保守的政党）的支持极大部分来自这个国家的佛兰芒族居民，而自由党和社会党则往往发现它们的支持者大部分来自瓦隆族居民。(12)然而，这样的笼统概括是需要小心地加上一些限制条件的。例如，人所共知，比利时实际信奉天主教的教徒人数远远超过投票赞成比利时天主教党的选民人数。这同荷兰的情况从来就不相类似，在荷兰，天主教政党在国会中几乎正好反映着该国天主教徒人数方面的力量。在比利时，选票总数中天主教党能控制的也许有1/3，而依据最稳健的估计，该国人口有2/3是信奉天主教的。该党的支持者极大多数是佛兰芒人，但即使在佛兰德，也有许多天主教徒支持自由党和社会党，这一比重在瓦隆尼亚还要高些。另一方面，天主教党也有一些支持者并不是实际信奉天主教的教徒，但他们赞同该党的保守纲领。
（二）政治上的分野
比利时各主要政党在种族和宗教方面的面貌，比它们的纯粹政治方面的属性更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政治属性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糊不清。当战争和被占领状态结束时，在比利时如同在法国一样，人们有着一种看法，认为现存的各政党只不过代表选民的投票习惯而已，同较为深刻的民意动向很少有什么关系。
面对现代生活的挑战，这些政党以及它们的政纲为什么都如此不能适应呢，如果不简单地回顾一下它们各自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在比利时独立后的最初50年间，只有天主教党和自由党两个政党，当时政治斗争的主题是教会对教育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自由党人主张建立一个以法国革命的理想为准绳的世俗国家。在这段时期（也正是法语和瓦隆族影响上升的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自由党掌握着议会的多数，统治着国家。接着有一段时期，两党的地位颠倒了过来。从1884年到1914年，天主教党单独执政；而且，虽然互争高下的两种语言之间的相对地位并没有立即随着颠倒过来，佛兰芒人却得以在这一比较有利的气氛下大力推进其争取平等地位的要求，最后并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社会党（比利时工人党，建立于1885年）则在使自己巩固起来，成为一个由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合成的强有力的联盟，而自由党想恢复其多数党地位的一切希望则愈来愈化为泡影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不久的一次宪法修改，实行了男性公民的普遍选举权，比利时的政治生活由此转入了新的一章。结果是，天主教党和社会党成了几乎相等的两支力量，而自由党则被远远抛在后面；而且，由于没有一个党拥有明显的多数，比利时进入了一个联合政府的时期。有时三个政党联合执政，但更为经常的是——特别是当社会、经济问题惹人注意时——天主教党和自由党联合执政，共同对付在野的社会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内，三党在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面通常是联合一致的。可是在防务政策上，天主教党人对法比军事协定很不热情；社会党人则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合作上，反对增加军事负担；而自由党则主张采取有力的防务政策来对付德国侵略的威胁。
语言问题也在这段时期内获得了1914年以前的年代里所从未有过的重要性。义务教育制的实施和选举权的扩大刺激了佛兰芒人争取语言完全平等的雄心。另一方面，因为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试图（虽然没有成功）用支持佛兰芒人要求的办法来赢得他们的同情，这些要求在某些人士中，特别在自由党内，则遭到白眼。同时，在佛兰芒民族主义的前线党的成员中（该党反对比法军事同盟，自称是“在野的天主教政党”），除了有几个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德国人合作的“活动分子”外，也包括一些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压力下，甚至天主教党本身也感到不得不更突出地强调语言问题，更突出地强调传统上对法国的怀疑。
随着希特勒的崛起，佛兰芒民族主义运动的亲德偏向变本加厉，那时前线党已为佛兰芒民族主义党所取代，这是个极权主义性质的组织，它所吸取的精神鼓舞——以及它所需的资金——愈来愈多地来自德国纳粹党。(13)另一方面，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天主教党内部另一个不满分子集团在莱昂·德格雷尔的领导下从天主教党分裂出来，组成了另一个法西斯色彩的政党——资金也由它的外国的样板提供——称为雷克斯党，它的支持者大多来自瓦隆族地区。(14)这两个法西斯政党都特别规定只吸收天主教徒成员，而两党在敌占期间又都曾同德国人彻底合作。因此比利时的反教会人士就觉得完全有理由确认天主教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反动的同义语。战前，教会曾否定过雷克斯主义，说它同正统的天主教义不相容，但是在佛兰德，佛兰芒民族主义党的惊人发展促使天主教党采纳了民族主义党的部分纲领，并在地方一级和省一级的范围内同它结成联盟。这样，在比利时佛兰芒族地区天主教和反动这两个东西比已往任何时候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而天主教党战后在“王位问题”上的态度则更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联系。
天主教党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严格的等级组织所造成的，该党把这种硬性的等级组织强加给它的成分极为庞杂的成员，为时已很久了。全部权力集中在年老的一代人手里，这就促使较年轻的人离开党而另组像雷克斯党和佛兰芒民族主义党那样的反对派。甚至在战前，该党领袖们就已觉察到这一问题，曾试图改变党的结构，使其能适应不同语言集团的需要和不同社会阶级的相互矛盾的要求。(15)但尽管如此，它仍然由一批老派的天主教极端分子、极端保守分子控制着，年轻一代很少有什么表达民主思想的机会。
战后，天主教党作了另一番更为坚决的努力，以扩大它的基础，使它的观点重新具有活力，并洗涤它的法西斯主义的污点。
这个时候，欧洲有这样一股思潮：想摆脱“教派式政党”的观念，不要让宗教上的细小分歧介入政治，并试图建立一些以广泛的基督教义为基础而又能适应较现代化的社会经济进步概念的新的政党。比利时人不可避免地也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虽然在程度上比不上某些其他国家。1945年6月，一个天主教—民主主义的年轻人集团自立门户，另建了一个叫做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党；这个新党否定有教派联系，突出宣传它民主的一面，试图以此来抢走天主教党手里的那张王牌。可是，1945年8月，天主教党改名为天主教社会党，从而抛掉了它那具有约束性的教派帽子，而且还诱人地暗示它对当时的社会化潮流有所让步。实际上，它现在公开宣布的宗旨是：它的纲领将是“社会化的”和进步的，而它的精神源泉则是天主教的。它将反对“大企业”操纵国家生活，但同时它也反对国有化。它反对阶级战争，赞成以家庭观念作为立国的基础。它主张两种语言享有平等地位，反对地区帝国主义。它甚至拒不承认天主教会对它有任何指导或监护之权，虽然拒绝的口气是极为委婉恭敬的；它争辩说，重要的是，在不涉及信仰和道德的事情上不要由教会公开地对各个天主教政党发号施令。一批天主教青年作家在1945年11月的《新评论》上撰文发挥了这一论点，他们主张让天主教徒分属几个党，让选民们能够在几个天主教政党之间有所选择，说这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些想法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比利时大主教（红衣主教范·罗埃）谴责了这篇文章。他宣称，天主教徒如不保持团结，将失去其全部力量，他警告他的教徒不要“社会化”，理由是，共产党的主要战术是试图分化天主教徒这一伟大多数，如果可能的话用经济画线来进行分化。(16)
在最后这一点上，天主教党没有理会红衣主教的警告，却并未因此而招致什么恶果，因为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社会化”了，可是这并没有导致分裂。(17)从批判的观点看，可以认为该党的改革主要是想用一种比马克思主义更崇高、更古老的信仰来为劳动者说话，从而破坏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据以立足的基础。然而，即使从这个观点来看，事态的发展表明，这一改革有利而不是有害于增进该党的力量和团结。因为，虽然该党的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暂时地被它的一个支派（新近成立的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初期胜利夺去了一些光彩，但不久该党就恢复了原有的权威，而从它分裂出去的那个支派则迅速衰落下去。这是红衣主教关于单一的具有天主教特性的党的那种思想的胜利，是那些希望有一个广泛的“基督教阵线”的人受到的挫折。
另一方面，天主教党原希望消除它的法西斯污点，但这一希望，由于它对王位问题以及对一般意义上说的不爱国行为问题所持的态度，而大部分落空了。在1946年的战后第一次选举中，(18)改革后的天主教党的得票数，相当于战前最后一次选举中的天主教党、雷克斯党和佛兰芒民族主义党得票数的总和。该党在不爱国行为问题和清洗问题上持有比较温和的态度，从而赢得了前雷克斯党党员和佛兰芒民族主义党党员及其同情者们的选票；它还把一些在王位问题上对它持同情态度的自由党人和其他人争取过来了。这样，虽然从一种意义上说，党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可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却是削弱了；因为，吸收了前法西斯分子，就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青年民主那一翼的优势，而该党对选民的新的号召力，正是建筑在青年民主那一翼的基础之上的。(19)
1946年1月，天主教社会党中一个年轻的富于战斗精神的集团，在“换班”这一激动人心的名称下组织起来了。在这个团体的成立大会上，一些演说者讲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刻的基督教精神再教育”。(20)这正是分裂出去的比利时民主联盟曾试图利用的一个方面。该联盟成员的打算是：从当前趋向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潮流中，得到好处的应当是他们（就像法国的人民共和党在这方面大获成功那样），而不是天主教社会党；但在这一点上，比利时民主联盟的领袖们犯了严重的估计错误。在1946年2月的大选中，比利时人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们宁愿投传统大党的票。(21)正如当时的一位观察者写道：“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彻底失败，不仅使那些主要希望它成功的人，而且使它的敌人同样地感到诧异。比利时民主联盟直到最后一刻还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它有着许多同情者，然而这些人并没有同情到投票支持它的程度。”(22)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失败，部分地可能是由于它在那样一个时候过分强调自己是抵抗运动的党，因为在那个时候，比利时人已开始对一个运动感到不安，这个运动坚持要进行大规模的“清洗”，使800万人口中将有33万人被指控犯有不爱国的罪行。
就在选举前不久，比利时民主联盟主席安托万·德尔福斯曾有过这样的议论：(23)“社会党人本来是有可能创建比利时民主联盟的，要不是在他们的左侧受到共产党人的牵制的话”，这是对比利时社会党战后所处地位和境况的一个公允的概括。1919年实行男子普选权后，社会党成了国内第二大党，而它所提出的要求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一些初步社会改革的竞选纲领，不久就得到了实现。在这以后，该党就不曾有很明确的目标；1923年，一小批激进分子分裂出去，组成了比利时共产党，从而使社会党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事实显得很突出。后来，社会党创建的劳工银行倒闭，也不可避免地使该党在工人中的影响丧失不少；这一点在1936年时就表现得很明显，当时一些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家试图向罢工工人讲话，工人们却大声地把他们嘘下来。过去一直同该党紧密联合的工会，在战后同该党脱离了关系，自成一个独立的实体，奉行一条总的说来比议会中社会党人所采取的激进得多的政治路线。(24)这又转而导致社会党成员大量减少——从几十万人减至几万人。社会党在选举中的失败，也反映了它的衰落：1932年时它拥有（总数200个议席中的）73席；1936年时降为70席；1939年降为64席；损失的席位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
比利时共产党(25)像法国共产党一样，对实力被它这样削弱的社会党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要社会党同它携手合作。1945年1月，鉴于政府危机迫在眉睫，共产党向社会党建议举行一次以统一行动为目标的“兄弟般的交换意见”。2月，建议成立“民主党派联盟”，8月间又建议组成一个“行动集团”，和订立一个以赢得议会中“民主党派多数”为目标的“联合竞选协议”。但是，尽管社会党人感到不安和为难，他们的答复却是很傲慢的，(26)而且1946年2月大选的结果，他们又增加了5个议席。(27)诚然，他们把左翼方面的一些票输给了共产党；可是另一方面，却在他们的右翼，从自由党那里夺得了不少选票。
自由党是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分裂的，因为它的右翼是议会中最反动的一批人，同时又有一个进步的左翼。战前，右翼分子占很大优势，因此自由党虽然经常同天主教党联合组阁，但除了参加三党联合政府外，从来没有同社会党合作过。自由党不仅代表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也代表着工商业中产阶级，因而它历来反对国家干涉个人经济社会事务超过绝对必要的最低限度。可是在战后，它意识到社会改革运动的力量，于是作出努力，希望被承认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因此，在1946年选举前夕，该党主席罗歇·莫茨在一次接见记者时宣称：“在社会立法这个问题上，自由党接受了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和罗斯福总统的原则。他们认为，社会保障必须扩大到所有公民。目前在我们这里，社会保障只照顾到雇佣劳动者。它应当成为全国性的。”(28)这些姿态没有能使自由党在1946年2月的选举中免遭惨败，但是经过这次失败之后，该党仍保有着相当大的影响。(29)
（三）在王位问题上的分野
1945年6月国王利奥波德宣布他有意重登王位之后，社会党和多数自由党人试图劝他退位，而天主教党则站出来赞成他无条件复位。因此，当国王决定暂时既不复位也不退位，而第一届范阿克尔政府(30)提出一个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复位的法案时，不仅内阁中6个天主教党大臣辞职，而且近乎有两年之久天主教党拒不参加执政。此后不久（1945年9月30日），国王发表了一项声明，为他过去的行动作辩解，但宣称他将接受人民通过公民投票所表达的裁决。(31)然而，政府坚决反对这个解决办法，坚持议会是全国意志的最后公断者和解释者。他们担心公民投票可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弊病和混乱，到头来也许还会造成内战，这种担心可能是真实的。他们不希望君主制问题成为竞选和政治斗争的一个争端，可是他们的对方却（极不明智地）似乎在力图迫使这一问题成为这样的一个争端，同时又力图把这归咎于政府。(32)
然而，除了共产党人可能是例外（共产党人反正还不准备表明他们的真实意图），范阿克尔第一届政府的主要人物中，不论是自由党人或社会党人，没有一个是反对君主政体的。1945年12月间，范阿克尔曾对他的社会党战友们说过“他是君主政体派；在比利时，君主政体满足着一种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使国家凝合在一起的水泥”。(33)同样地，自由党领袖罗歇·莫茨也曾于1945年7月间写过如下的话：虽然自由党以极遗憾的心情看待国王退位这一主张，但为了国家更高的利益，他们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他退位要比他重登王位害处少些。莫茨还公正地指出，利奥波德分子看来在试图造成的那种印象——即似乎有人在阴谋反对君主制本身——是没有丝毫根据的。他说，如果只是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倒是容易解决得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反对利奥波德三世的人大部分都是君主政体的坚定的支持者。(34)
那场支持国王、矛头指向反对他的人的运动来势十分凶猛，不久就迫使政府为自卫起见不得不去寻究这个运动背后的邪恶动机。在1945年10月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范阿克尔宣称：“利奥波德派的所有宣传都是在教会学校〔私立学校〕和修道院里提炼炮制的”，“真诚的利奥波德派是有的，但是很明显，新雷克斯主义分子在王位问题的幌子下重新纠合起来，在阴谋搞一次政变。”他接着断言，利奥波德分子之所以如此放肆，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有势力的财政后台，这些后台能够用比付给内阁大臣还要高的薪金来酬谢他们的吹鼓手。(35)这样，利奥波德分子由于一口咬定说反对国王利奥波德个人就是阴谋反对君主制，结果却落得个自己沾上了阴谋反对宪法的嫌疑。他们这种不明智的做法激起了对方对国王的怀疑——怀疑国王一心偏爱反动势力，偏爱教会主义的、卖国事敌的势力，是得到这些势力的支持并同这些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如果让他复位，这些势力将大为得势，而受其害的将是抵抗运动中涌现出来并以抵抗运动为象征的各种力量。
不幸的事实是，不管国王自己怎样作相反的表白，(36)他的很大一部分臣民已把他看作是抵抗运动的对立面或甚至更坏。1940年投降这件事本身并不是国王在国内丧失民心的主要原因。(37)相反，投降最初倒使国王深得人心——至少在佛兰德是这样。他的不得人心是1941年他的第二次结婚（同一个平民结婚）引起的，来得很突然。这婚事打破了人们心目中他是个永怀悼亡之思的鳏夫的那种理想形象，而且，在国家处于德国人占领下的国难期间，他的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有失体统的，几乎是轻浮的。这样看来，反对国王的理由最初是很简单的，是感情方面的；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在投降问题上——后来的、本质上更为严重的指责发展起来。因此，范阿克尔在1946年1月19日答复国王关于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时可以直截了当地说：
当然，投降那件事在这里并不相干。但是，国王在1940年5月间不顾他大臣们的一致意见，违反他们的劝告，使自己被俘，并拒绝在盟国的领土上或在本国的殖民地上继续进行反对入侵者的斗争，这就使他自己逃不了蔑视宪法和严重分裂国家的罪责。(38)
但是，正如国王所清楚知道的，在这一点上，政府自己也并不处于可以指责别人的地位。的确，有些方面人士还说他曾威胁过他的大臣们，扬言如果他们不收回对他的指责，他也要把他们在1940年的活动(39)公诸于众。于是，尽管1940年时皮埃洛政府是有动摇的，但在国王方面，如果他认为可以用使他们丢脸的办法来为自己恢复名誉，那是天真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早已丢脸了。
至于国王自己，人们一般都认为他曾同敌人有过一系列有损名誉的妥协行为。他曾去晋见过希特勒；他曾给意大利国王等人发过贺电或慰问电，还曾在盟军轰炸巴黎之后给贝当发过慰问电。1944年时他拒绝抵抗运动救他，据说也拒绝帮助他们；有报道说，他的宫廷里某些人曾同通敌的记者有过接触。但是，人们责备国王，主要的还不是因为他做了些什么事，而是因为他没有做到应做的事。在社会舆论衡量他功过的天平上，对他最不利的一点是，他不肯担任全民族领袖的这一角色，因为就这一角色来说，他即使不是惟一的人选，至少是最适宜的人选。(40)
即使国王在战争和被占领期间的举措没有什么问题，他仍会发现自己战后的处境是多少有点尴尬的，因为他曾同天主教保守派站在一起，而后者是应对比利时的战前外交政策负责的，现在正为此而声名狼藉。刚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进步的和反教会的那一派人暂时处于支配地位，而支持国王的那一派则增加了许多公正地或不公正地被怀疑为通敌分子或观望主义分子的人，从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41)使国王和天主教党的事业都受到损失。
由于强调政治上、语言上和宗教上的分野恰好同时存在，因而王位问题使佛兰德和瓦隆尼亚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坏的地步。在双方较偏激的一些人的心目中，情况就成了这样：瓦隆族人认为，佛兰德住的都是些天主教反动派，他们想要叫一个同样反动，甚至是卖国事敌的国王恢复王位；而在另一方面，佛兰芒族人则认为，瓦隆尼亚住的都是些不信神的革命暴民，他们想要推翻君主制，使国家陷于分裂。事态迅速而又无可避免地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不论王位问题以何种方式解决，失败的一方总会把解决办法看作是奇耻大辱。如果国王恢复王位，所有比利时人都会认为这是佛兰德的胜利和瓦隆尼亚的失败，而如果国王不恢复王位，则所有的比利时人又都会对这结果作相反的解释。
第三节 从解放到1947年3月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态发展
（一）皮埃洛政府以及共产党试图通过抵抗运动夺取政权的尝试的失败（1944年9月—1945年2月）
1944年9月3日，盟国部队以出乎意料的速度一举解放了布鲁塞尔和大部分比利时国土。几天之后，长期流亡在外的皮埃洛和他的“伦敦政府”回到国内，但对于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迎接，他们是不无理由地感到没有把握的。当时战争尚在全力进行中，政府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只是召开了一次议会联席会议，推选国王的兄弟查理亲王作为国王不在时的摄政（当时国王尚被俘在德军中）。皮埃洛严格按照办事程序，向摄政提出辞职，但是，因为在强征出国的比利时工人（约50万人）和比利时战俘（约6万人）从德国回来以前是不可能举行选举的，摄政只能要求皮埃洛留任。政府进行了改组，并作出了扩大其基础的某种尝试，使政府中包括一名抵抗运动代表和两名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入阁，在比利时还是第一次）。新政府还包括7名天主教党人，5名社会党人，3名自由党人和1名无党派人士，这样，政府的组成同1939年4月最后一次大选的结果很相一致，大选后众议院席位的分配如下（各法西斯政党除外）：天主教党73席；社会党64席；自由党33席；共产党9席；无党派2席。
所有主要政党都表示愿意支持这个联合政府，但左翼各党派还加上了一个限制性条件，说必须遵循某一些政策方针，他们才会继续给予支持。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政府都面临着大量复杂问题：运输设备、粮食和燃料的极度不足；通货的状况和严重通货膨胀的威胁；惩办卖国贼和从公务机关中清洗通敌分子的问题；以及抵抗运动的前途问题。解放后的几个星期中，一部分左翼党派和报纸说，政府在对付经济问题和处理通敌分子等方面行动迟缓，因而提出了愈来愈多的批评。抵抗运动以及曾在该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共产党则宣称，政府的组成仍远远不能反映战前时期以来比利时舆情的变化；他们还说，比利时抵抗运动的成员正同身居高位的工业界和金融界通敌分子进行着一场搏斗。
法国共产党人由于意识到他们拥有较为强大的力量，开始时能够做到态度悠然自若，比利时共产党人则与此相反，一解放就采取好斗的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可供他们加强和巩固其在敌占时期取得的势力的机会将是短暂的，是靠不住的。在战前，比利时共产党并没有多少影响，(42)但在这里如同在法国一样，希特勒进攻俄国，使共产党人有机会站出来，控制了大部分抵抗运动。德国人把他们所枪杀的人质和其他人等统称之为“共产党破坏者”那种习惯做法，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此外，德国人破坏了一些正规的工会组织，许多地方性的地下工人组织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成长起来。虽然，共产党在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中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从暂时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主要收获是在下层中等阶级，是在敌占期间苦难深重的职员阶层中间。
比利时抵抗运动不同于法国抵抗运动，它是分为左翼和右翼的。其中较为强大的是左翼，是由共产党控制的，主要的组织是“独立阵线”，而抵抗运动的右翼，即称为“秘密军”的，则在军方势力控制下。比利时共产党人像法国共产党人一样，都力图把自己的事业和抵抗运动的事业说成是一致的，对任何要解散抵抗运动部队的建议反应特别强烈。他们并不因参加了政府而放松对这个建议的攻击。政府里有两名共产党员任职，但该党拒不承担集体责任。随着粮食情况的日益恶化，共产党人越来越猛烈地攻击政府，责怪它没有能采取更迅速、更有力的措施来满足需要。不仅如此，他们反对黑市，要求纯洁政府机关，要求逮捕通敌分子，他们发动的这一运动所反对的和要求的，正是最能打动前地下斗争战士们心弦的东西，而这无疑使共产党得以在许多爱国的、有干劲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不懂得政治的人们中间扩大其影响（这些人中包括这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青年）。
面对这一挑战，各个老政党最初的冲动是使自己团结起来，重新去抓过去曾是他们所垄断的权力。解放后不多几天，天主教党、自由党和社会党联合发表了一个政策声明，没有邀请共产党一起签署。它们就组织新政府问题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共产党在其中是没有份的。(43)可是，一些目光比较锐利的政治家认识到，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任何政府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都会受到公众激烈的批评，因此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有必要让共产党人分担一部分责任。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改组后的皮埃洛政府包括了两名共产党人。不仅如此，共产党还通过抵抗运动，实际上垄断着武装力量，因为，抵抗运动约有10万名武装人员，比利时的警察只有1万名左右，而且没有武装配备，而比利时仅有的一些经过训练的陆军部队则仍在进行战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认为，策略的做法是不去反对抵抗运动的超过某种限度的一些愿望，——有时甚至违反了他们自己更正确的判断。例如，他们曾想在一段时期内暂且利用一下现存的粮食控制机关（德国人所建立的国家农业和食品公司），虽然它里面有许多人员是可疑分子；但来自抵抗运动的压力如此巨大，以致他们不得不对该组织进行剧烈的清洗，结果是它几乎停顿工作，而粮食情况则每况愈下。
敌人占领下的比利时国内的地下运动，早在1942年就得到伦敦比利时政府的正式承认，该政府回国后又一再对地下运动在解放事业中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但同时，对抵抗运动有必要加以控制，这一点也立即变得很明显。在某些地区，抵抗运动组织自作主张地征用财物，捕人，对通敌分子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引起了公众的焦虑；不仅如此，看来在某些情况下，共产党在解放后还把政治上的支持者吸收到抵抗运动中去。政府禁止这一类胡作妄为，列出了政府准备承认的八个抵抗运动组织，并规定了一些严格的条件，按照这些条件，这些组织才能在执行任务时携带武器。(44)还制定了计划，准备在国防部正式控制下把抵抗运动各组织统一起来，编入正规部队。虽然这些计划由于军事装备和训练设施不够而推迟实施，但到1944年10月底时，政府已能宣布，从抵抗运动成员中吸收自愿加入陆军、辅助警察或宪兵队以及参加其他公职者，总数将不超过4万人。(45)可是，抵抗运动的领袖们虽也同意其成员并入正规部队，但在应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上同政府有分歧；有一部分抵抗运动的人希望能够在他们自己军官带领下作为一些部队的单位去参加，对于要求他们在收编入陆军之前先交出武器的做法极为不满。
最后政府采取了行动，取消了抵抗运动的临时性地位，并责令其在1944年11月18日前交出全部武器，这一行动触发了一次危机。在抗议集会遭到取缔之后，三个大臣——两位共产党人和一位抵抗运动代表——辞职。同时，驻比利时盟军司令部宣布，为了保护盟军交通线，盟军部队必要时将支持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事实上，在比利时政府的请求下，确曾动用英国部队来守卫政府办公楼，但是，同共产党散播的谣言相反，他们并没有介入惟一的一次造成伤亡的事件。而且，尽管有一些示威和罢工，大部分武器还是如期上缴的，自愿归编的抵抗运动人员编入正规部队的工作也顺利进行。
这场相对说来微不足道的吵闹，使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企图化为泡影，但同时它也敲响了皮埃洛政府的丧钟，并使英比关系十分紧张。皮埃洛政府在其困难处境中曾把希望寄托在英国的帮助上。他们也希望同英国结成永久军事同盟，他们认为这不仅将是人们所欢迎的，而且也会有助于建立政府的威信。但不幸的是，他们为达到这些目的而作的努力——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些努力所采取的形式——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政府及其支持者的想法是，英国的利益在于支持一个像英国自己那样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权。他们觉得，英国人可以帮这样的忙：让比利时进口足够的食品，使食品供应情况总的有所改善，从而消除公众不满的主要原因。英国人还能够帮助比利时政府对付抵抗运动的潜在势力，办法是：同意提供武器装备，使政府能收编更多的抵抗运动成员到正规陆军中去，同时提供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可是，在这一如意算盘得以实现之前，比利时公众由于看到英国人似乎在公开扶植现政权而对英国人产生了坏印象。人们不懂得，英军司令厄斯金将军是以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私人代表身份行事的，而且，还有两件不幸巧合的事情：起先约束抵抗运动部队的独立行动(46)和后来用显示武力的办法来维持秩序，都出于纯粹军事上的考虑，而且手头可以用于这一目的的部队刚好是英国的部队。(47)
从上述这些情况看来，1945年2月皮埃洛政府的垮台，竟标志着英国在比利时影响的下降和美国影响的上升，这一事实是有某些讽刺意味的。导致这种变化的另一个也许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由于比利时需要贷款和原料，而美国则对比属刚果的铀矿感兴趣，因而比利时在刚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在经济上依赖于美国。这种对美国的依赖，加上政府外面的保守主义反对派和政府内部自由主义实业家这两方面的势力，就使比利时没有能像几乎所有其他西欧国家那样推行一项以国有化为基础的激进的经济政策。(48)
1944年11月的事件，以及皮埃洛政府在处理抵抗运动和清洗等问题上的总的做法，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对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是暗暗支持的。在比利时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抵抗运动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欢迎了；它的过火行径使它失去了许多原先所获得的同情。大多数守法公民都看出了这些表现的背后有共产党在鼓动，也识破了共产党的粗暴的企图，即在其最得势的时候，通过把所有雇主统统都当作通敌分子来对待，来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清洗工作进度所以发生颇受责难的拖延，主要是由于法庭不得不作出极艰巨的努力，把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捕的受害者，同真正的通敌分子区别开来。(49)
皮埃洛政府所实行的最成功的“清洗”，是无党派财政大臣卡米尔·古特对混乱的通货进行的大胆整顿。到解放时，德国人从比利时勒索去的占领费总计达670亿法郎。(50)解放前比利时人就已认识到，有必要采取剧烈的步骤来控制占领费用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当政府尚在流亡时，伦敦与布鲁塞尔间就进行了秘密磋商来为货币改革作准备（准备发行的新钞实际上是在英国印刷的）。(51)由于有了这些准备，古特才能在1944年10月7日（解放后还不到一个月）发布一系列旨在限制通货膨胀影响的法令。采取的办法是将40%左右的钞票发行额和银行存款额冻结，并将这笔冻结的资金转为年息三厘半的公债。这些冻结的资金虽然不能在市场上买卖，但可用来抵付税款，包括不久后开征的资本税。
古特的行动尤其显得勇敢，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行动招致了批评，而且招来了共产党人的正当批评，说它使那些靠少量储蓄过活的人受苦，因而它是牺牲穷人而有利于富人的。但是，总的说来，他的动机像他的勇气一样受到人们的赞赏，而且这些措施很快就取得确实而有益的结果，证明它们所获得的广泛支持是受之无愧的。
然而，皮埃洛政府的一些不大成功的方面——粮食、燃料和运输手段的短缺等——虽然大部分是它无能为力的，却很快就超过了它的财政措施给它带来的好处。对政府的不满在1945年1月间达到了高潮。危机是社会党人促成的，虽然甚至在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党人中间也有抱不满情绪的。共产党人即使在该党参与执政时，也没有明显克制其对政府的指摘，在脱离政府（1944年11月）之后就更毫无顾忌了。皮埃洛在最后一次为他的政府辩护的演说（1945年2月6日）中对他们进行反击。他宣称，他曾尝试过同共产党同僚共事，现在无意重复这一实验——意思是说，他之所以不想留任，是因为他知道有可能不得不再度吸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第二天，他承认他已不再获得议会的信任，因此不等议会投票反对，就向摄政提出辞职。
（二）第一届范阿克尔政府和王位问题（1945年2月—1946年2月）
摄政提请社会党人范阿克尔（上届政府的劳工大臣）组织新政府，这是对仍然强烈左倾的公众舆情的让步。不出皮埃洛所料，范阿克尔和社会党，甚至还有某些自由党人，都希望再度吸收共产党人入阁，虽然大家一致认为共产党参加政府必须以他们表示效忠拥护为前提。除共产党人自己外，几乎没有人为该党在两名党员供职政府期间就力图推翻皮埃洛政府的那种行径辩护。可是，最后甚至连天主教党人也克制了不愿同共产党人共事的心情，参加了范阿克尔于1945年2月11日组成的“全国团结”政府，该政府成员中有6名天主教党人，5名社会党人，4名自由党人，2名共产党人和1名无党派人士。
范阿克尔面临着立即需要解决的两大重要问题——食品供应问题和煤炭生产问题。他着手采取有力措施来对付这两个问题，并取得了成功。他亲自抓煤炭问题，而食品供应的改善则无疑主要应归功于粮食大臣共产党人拉尔芒的组织能力。后面这一点很自然地被共产党宣传所充分利用，对抬高该党正在下降的声望不无作用。这两个迫切的问题一经解决，比利时就开始从它战争损失较轻的这一事实中得到好处（它的战争经历不同于它的那些不这么幸运的邻国，受到的损害是比较轻的）。首先，德国人在这里并没有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本地工业拆迁走或改变为军工生产。他们让比利时工厂就地生产以供应德国国内市场。因此，战争结束后，比利时没有重新把军用工业转变为民用工业的问题。而且，比利时不需要在国内经济重建上耗用很多钢铁——它的主要产品——相反地可以把它输出以赚取外汇，同时它还有获得大量外币的其他途径。在整个战争期间，比属刚果为盟国提供作战迫切需要的原料，美国还以高价购买了大量的铀。解放后，比利时又成了盟军的主要基地，安特卫普成了运进盟军供应品的主要港口，因此它能够积累起一大笔英镑和美元的余额。最后，虽然飞弹和后来伦斯德的阿登攻势给局部地区造成许多损失，但由于比利时的解放一开始就进展神速，这个国家整个说来没有遭受多少破坏。所有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是，解放不到一年，各种战时管制措施就已经能够予以撤销，进口税已可降低，比利时经济的宽裕成为欧洲的羡慕对象。
在这幅愉快和繁荣的图景中，煞风景的是，笼罩着一个“王位问题”的阴影。富足依旧，但人们的胃口却消失了。国王又自由了，而且宣布了他重返王位的意图。(52)社会党早就下定决心反对任何这样的行动，而自由党则还保持着不太抱成见的态度。国王的宣布促使政府向摄政辞职（1945年6月16日），两天之后，社会党和自由党(53)正式要求国王退位。天主教党领导人随即同意组织政府。但与此同时，参议院和众议院两位议长已去萨尔茨堡附近的圣沃尔夫冈同国王进行会谈，并从他那里带回一个讯息，说目前他既不准备复位，也不准备退位。(54)范阿克尔政府于是恢复执政，但6名天主教党大臣没有在内，他们都辞职了。(55)继天主教党的这个行动之后，政府方面又迅速采取行动，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复位，这样一来，这几个党派在刚出现紧张和激情的时刻各自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就不可改变地固定了下来，从而导致了这一不正常、不健康政治局面的持久化。
此后不久（1945年9月30日），国王宣布他愿意服从人民的裁决，“不论它是怎样的裁决，也不论它是通过什么合法方式表达的”。(56)但这也无助于局势的缓和，因为很快就清楚，他一心想的是通过公民投票来表达这一裁决，而政府则同样坚决地认为只有议会有权作此决定。而且，因为战后第一次选举已定于1946年初举行，这整个问题不可能不成为竞选的争端。
（三）1946年2月大选及此后的事态发展
1946年1月，国王重提旧议，要求在大选后进行公民投票，来决定他的重返王位问题，对此，范阿克尔提醒他说，议会已经作出决定，就这个问题进行公民投票是同宪法抵触的。但是，事实上，大选成了一次关于王位问题的公民投票，因为没有其他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堪与相比，而且还因为各党派早已根据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站好了队。
上面已经提到过，天主教党和社会党这两个主要政党在王位问题上具有明确而相反的观点，社会党想要制服强大的天主教党，就非得争取到自由党和共产党的（往往使它感到尴尬的）支持不可。范阿克尔显然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拒不同意在大选以前就把选举权给予妇女（妇女过去从来没有得到过选举权），或给予30万判有“不爱国罪”或有这方面嫌疑的人。范阿克尔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会党的担心。大选于1946年2月17日举行；(57)大选的结果似乎证实了范阿克尔对形势的估计。约有140万张选票支持反国王的各政党，110万张选票支持亲国王的各政党，而被褫夺公权的“不爱国分子”约有30万人，妇女如有选举权，无疑也会使支持国王的票数略有增加。这样就证明全国两派意见的划分是势均力敌的。
天主教党（现自称天主教社会党）成了议会中最强的一个党，在参众两院中几乎都有议席的半数。(58)但是，即使如此，它在议会中还不能指望获得足够的支持，来组织一个保证能推行它现在所标榜的政策的政府。当该党领袖德施里日韦受命组阁时，由于他坚持要就王位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没有能赢得其他党派的合作。在斯巴克组织政府也告失败之后，范阿克尔再次受命并终于组成了一个内阁（1946年3月31日），阁员中包括6名社会党人，6名自由党人和4名共产党人，天主教党根本没有代表参加。
当然，这个政府完全不能代表国内各政党真正的力量对比。同时，它实际上也无力推行这样一个由左翼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在正常情况下可望采取的前后一贯的政策。自由党同社会党一起占有了政府中的最大数目的职位，但它享有这一特权地位的资格却远不如占有最少职位的共产党。在大选中真正受损失的是自由党。它和其他政党不同，在王位问题上党内意见是分裂的，结果，有许多右翼党员投了天主教党的票，有许多左翼党员投了社会党的票。可是，在参众两院中自由党人的票，对于维持一个足以压倒在野的天主教党的勉强多数来说是重要的，又考虑到自由党在王位问题上态度没有确定，而它对公众舆论的某些方面又有着持久而有力的影响，因此，用一些官职把它收买过来或至少使它保持中立，看来是得计的。大选前，共产党也许对前景不妙已有一些预感，因而曾约请社会党、自由党和比利时民主联盟同它一起组成一个联合竞选的民主阵线，但这一倡议没有得到响应，各党都宁愿在自己的旗帜下用自己的纲领进行战斗。然而，共产党在众议院增加了14席的事实（同天主教党的增加19席对照起来看，虽然共产党总的力量要小得多），似乎表明比利时政界左右两极的力量在加强，类似于法国当时的事态发展趋势。可是，实际上共产党的前途并没有改善，因为它从进入联合政府的时刻起，力量就受到了损伤。它的支持者们显然是抱着实行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希望而投它票的，但是它作为一个由自由党实业家们占据着要位的政府中的小伙伴，无力实现选民对它的委托，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威信。
是什么原因，使右翼方面的那个大党能够取得无可否认的成功，而左翼方面却相对地说来遭到失败，而且更糟的是，失败后又显得消极被动呢？第一，右翼试图抢左翼旗帜的那种做法（这在战后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比利时比在别国更为得手。国有化是天主教党人和自由党人深恶痛绝的东西，在社会党人中间也只是受到极不热烈的支持；但除了这一点之外，改革后的天主教党（天主教社会党）的纲领是相当进步的。纲领中包括有如下建议：在经济的各个方面，从政府一级起一直到各个工厂，都要有劳工代表参加。(59)只要天主教社会党由于王位问题而自愿保持不参与执政的在野地位，就不会有要它履行其诺言的多大危险，同时使它多了个胜过对手的有利条件，因为它还能以一个未经考验的进步政党和改革派政党的姿态出现，而它的对手们却已有许多政党被迫背弃了它们的诺言。然而，甚至更为重要、更有深远意义的是，它与教派仍然牢固的联系，不仅丝毫没有减弱，反而增进了它通过政治上的自我更新而得来的新的威望和影响。换句话说，在比利时，对该党的一些老的特征仍怀有好感的人，并不少于赞成它新的特征的人。这种对传统的尊重，也可以在比利时民主联盟这一天主教异端组织的几乎是轰动一时的失败中找到证明。上面提到过，(60)该联盟强调它同抵抗运动的关系，是犯了一个判断上的和时机掌握上的错误；但它在过分强调它的反教派态度方面，肯定也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61)对于试图使人们在共同接受基督教伦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做法来说，法国和某些其他的国家可能是良好的土壤，但比利时总的说来却不是这样。要在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详细讨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这几乎是一种违反礼仪的行动。然而，比利时民主联盟还是赢得了像其他少数党那样参加政府的权利（这种权利未必是它所应得的，是很少有什么宪法根据的）；因为范阿克尔选中了该联盟的两名代表来填补1945年夏天6个天主教党大臣辞职后空出来的职位中的两个位子。
由于改革后的天主教党巧妙地把进步和尊重传统的思想调和了起来，又加以它完全不用承担执政所会带来的责任，因此它能够对选民做有效而又广泛的呼吁。但是，人们却并不仅仅用它的社会经济纲领来评价它——它的行动似乎表明它自己也并不希望人们这样评价它。它的政策的这些方面很快就完全从属于它对王位问题的态度，而被它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所掩盖了。
国王一直在顽固地坚持要求进行公民投票——或如他所说的，“征求国民意见”，他宁愿用这后一提法，因为“公民投票”意味着是一次具有立法效力的投票，这可能会过早地把政府吓得跳起来。他还坚持建议双方公布有关文件。这两项建议都遭到了政府的一再拒绝。1946年5月众参两院议长（吉隆和科勒瓦埃）突然决定自行负责去作一次解决王位问题的尝试。他们建议设立一个非议会的专门委员会（主要将由一些律师组成），其任务是，就双方掌握的文件所暴露出来的国王在战争期间的活动进行审查并提出报告。国王同意这一办法，但内阁表示反对，声称谈判是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开始的，这一建议是违宪的——议会是有资格作调查的惟一机构——而且，拟议中的委员会的非议会性只会使人们更加怀疑有些事实被隐瞒着。(62)于是天主教党就着手提出一项举行“征求国民意见”的法案，同时国王则于7月间自行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由比利时名流九人组成，“以确实查明他从1936年以来的态度”。(63)
7月9日，表决一项对于在经济上犯有通敌罪的巨头采取更有力措施的提案时，范阿克尔政府以一票之差被击败。危机拖延了很长的时间，后来由老资格的社会党领袖卡米耶·于伊斯芒斯于8月1日组成了一个和上届政府在色彩上和成分上都很相同的内阁，惟一的不同是范阿克尔没有入阁。外交大臣仍由斯巴克留任。这届政府一直持续到1947年3月。与此同时，天主教党已从1946年秋天起改变了它的策略，宣称它准备和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它并不因此而改变它在王位问题上的观点，但希望通过合作会找到某种解决办法。作为表示诚意的一个姿态，它撤回了“征求国民意见”的提案。但是真的出现它重新上台的机会，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而在这一段时期内，利奥波德派和反利奥波德派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社会骚动更加频繁，更加令人不安了。1947年3月，内阁中有四位共产党大臣由于停发煤矿补贴和提高煤价问题而辞职，这又转而导致了3月12日首相的辞职。于是摄政要求外交大臣斯巴克组织另一个联合政府，斯巴克照办了；但这一次却是天主教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不包括共产党和自由党。政府由9名天主教党人（天主教社会党）、8名社会党人（斯巴克是其中之一）和2名无党派专家组成。两个执政党在众议院共拥有162个议席，而反对党方面有40席。
当时，人们曾感到奇怪，共产党竟然会有意把一个只是由于极偶然的机会才使它能够参加的政府搞垮。事后看来，很可能由于当时美国政策有了变化，宣布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援助计划，因而促使共产党的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有所改变，而比利时共产党人的这一行动正是这一改变的一个表现（不到两个月后，法国共产党也由于在某个类似的问题上有争执而退出了政府，不再装作按宪法办事了）。(64)从此以后，比利时社会党人像他们的法国同志一样，摆脱了共产党的影响，愿意同右翼党派一起在政府中共事了。(65)
另一方面，天主教党的180度的大转变，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该党的决策大权已从党内保守派转移到了民主派手中，而在战前，占优势的原是保守派，民主派那时虽已存在，但在制定政策方面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尽管该党吸收了大批前法西斯分子，民主派的势力仍然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可能也就是由于这一派的影响，该党才作出新的决策，决定用完全合法的、宪法所容许的手段，而不再用以往采取的那套煽动暴乱的危险做法，来谋求国王的复位了。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和天主教党对调了它们所扮演的角色：正当前者厌倦于按宪法行事时，后者却决定要按宪法行事了。对比利时来说，不幸的是，要把国王的事业从他那些最不体面的支持者手里拯救出来，已为时过晚。共产党人现在不再因担任官职而感到碍手碍脚，可以自由地在街头同利奥波德派中的暴徒们吵架了；天主教党试图把这一争端搞得体面些，但这些尝试大多未能如愿。这一切，使紧张局势持续下去，并且大大增加了内战的危险。
(1) 见下文，原著第536页以后。
(2) 见下文，原著第540页。
(3) 见上文，原著第491页。
(4) 见下文，原著第542页。
(5) 见下文，原著第546页。
(6) 比利时境内法语区和佛兰芒语区间的分界线，好几个世纪来几乎一直没有变动过，大体上是一条从西到东行经库尔特雷和布鲁塞尔以南和列日以北的直线，该线同佛兰芒族各省和瓦隆族各省间的省界并不完全一致。
(7) 引起佛兰芒人不满的大部分问题一经解决之后，佛兰芒民族主义分子的目标失去了其原有的明确性。现在该运动中有些人要求建立一个佛兰芒国家，另一些人则希望把荷兰和佛兰德联合起来，建成一个泛荷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些通过佛兰芒民族主义党同德国勾结的人（见下文，原著第531页，以及《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483—484页）是准备使自己成为希特勒条顿帝国的一部分或它的一个卫星国的。
(8)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596—597页。
(9) 据报道，皮埃洛在接见《观察家报》战地记者时曾说（1944年10月29日）：“我希望看到英、比、荷、法四国即使在平时也能为共同防务而十分紧密地合作。我国的领土太小，无法重组充分的防务。一个进攻的强国很快就可打到我们的军事基地。因此我们有必要使我们的基地有某种意义上的延伸，延伸到海峡的另一侧去。对英国来说，能够在大陆上一些盟国手里确保有一个必要时可用的登陆地点和准备好了的桥头堡以防止战争的重来，也许还是有好处的。”
(10) 1944年12月6日在众议院的演说（《泰晤士报》，1944年12月7日）。
(11) 见下文，原著第542—543页。
(12) 在1946年2月的选举中，天主教党在佛兰芒族地区取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只有布鲁日附近一带是例外，在这一带，社会党人范阿克尔的个人威望为该党赢得了不寻常的胜利），而左派方面则在瓦隆族地区（甚至也在布鲁塞尔）取得了很好的选举结果。
(13) 这时还出现那个较小的、但更为公然直认不讳的法西斯组织荷兰语民族团结联盟（“韦尔迪纳索”）。又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483页，第498页注②。
(14) 关于雷克斯党的历史，见《概览，1936年》，第36—37页；《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483页和注①。
(15) 1936年改组后的新的天主教集团，是由佛兰芒天主教人民党（在佛兰芒族地区）和天主教社会党（在瓦隆族地区）这两个实际上独立的政党组成的。此外，这两党又各自细分为四个派别，分别代表社会中四个主要阶级：一个公开承认是保守的上层阶级派，一个中产阶级派，一个农民派，一个天主教民主工人派。这些派别在社会问题上有不同观点，但总的说来，各派全都接受关于社会有一个职业结构的那种看法，而且，说到底，它们总是因为忠于天主教教会而结合在一起的。
(16) 然而，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实际上最强烈地反对教会本身及其影响的是自由党，这是由于一种值得尊敬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人们想到共产党和社会党以前早就有了。但是，自由党的反对是一种理性上的和学究式的反对，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自由党是从上层社会中寻找支持的党；它的学究气竟达到这样程度：自由主义的布鲁塞尔大学反对国王利奥波德的理由是，他的第二次结婚的世俗仪式举行以前，先在教堂里举行了宗教仪式。然而，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国王的“幕后军师”雅克·皮雷纳教授就是布鲁塞尔大学的教授。
(17) 见下文，原著第549—550页。
(18) 见下文，原著第547页以后。
(19) 使改组后的该党感到尴尬的另一点是：老天主教党的传统机关报，顽固的布鲁塞尔《自由比利时报》继续对它捧场，这种捧场同该党公开宣布的新的抱负完全格格不入。因此，在1946年7月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天主教社会党决不接受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均不从属于我党的报纸的捧场”。
(20) 《晚报》，1946年1月8日。
(21) 见下文，原著第547页和注②（即本书第682页注①。——译者）。
(22) 《晚报》，1946年2月21日。
(23) 对《晚报》记者的谈话（1946年2月6日）。
(24) 总的说来，社会党中的瓦隆族部分要比佛兰芒族部分左得多。
(25) 关于共产党的兴起，见下文，原著第540—541页。
(26) “比利时社会党不是由你们随便摆布的一批人。它是一个大党，是习惯于用它自己自由选择的方法行事的。它绝没有意思为了迎合他们一时的方便而改变这些方法”（《世界报》，1945年8月31日）。
(27) 见下文，原著第548页注①（即本书第682页注②。——译者）。
(28) 《晚报》，1946年1月26日。
(29) 见下文，原著第548页。
(30) 组成于1945年2月，以接替皮埃洛政府（见下文，原著第545页）。
(31) 见比利时国王秘书处：《国王秘书处所编文件集，1936—1949年》（Belgium，Secrétariat du Roi: Recueil de documents établi par le Secrétariat du Roi concernant la période 1936—1949），出版处未注明，1950年版，第671—673页。又见下文，原著第547页。
(32) 国王于1946年1月16日写信给范阿克尔，再次谈论到他所提出的关于公民投票的要求，信中说：“应尽一切努力务必不使君主制原则成为竞选的争端”；但同时他接着宣称“政府摆开了反对国王的阵势，态度之强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并建议政府公布反对他的理由，他也公布他自己方面的理由和有关文件（见比利时国王秘书处：《文件集》，第718—719页）。不仅如此，他的秘书皮雷纳于1946年2月12日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是要驳斥最近公布的对国王的诽谤，并以国王名义发表了一些重新煽起激情的文件，从而破坏了“选举休战”协议（又见《泰晤士报》，1946年1月21日和2月14日）。
(33) 关于他在比利时社会党布鲁塞尔联合会上讲话的报道，见《晚报》，1945年12月24—25日。
(34) 同上，1945年7月1日。
(35) 《晚报》，1945年10月9日。
(36) 1946年1月21日国王在接见《纽约时报》记者时说：“1940年以来政界一些人总是试图把我说成是天主教保守派君主。我的个人想法完全与此相反。我赞成进步和社会改革。我自从继承我父亲的王位那天起，就试图有助于社会改革。……如果人民要我，他们也就能有他们想要的任何类型的政府，不论是保守主义政府、社会主义政府或共产主义政府。”
(37) 关于投降时国王的行动，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475—478页。
(38) 比利时国王秘书处：《文件集》，第720页。
(39)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480页。
(40) 见上文，原著第524页。
(41) 见上文，原著第537页。
(42) 1939年选入议会的9名共产党代表，全部来自布鲁塞尔和列日两城市或埃诺省工业区。1936年时曾选入9名，但在1932年只有3名，1939年（疑为1929年之误。——译者）只有1名。1944年以前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参加过政府。
(43) 共产党机关报《红旗报》（1944年9月7日）在一篇以“三党垄断体制未死”为题的文章中，尖锐地责问，这声明是否意味着三党要维持他们的权力垄断。该报同期的一篇社论暗示说，抵抗运动主要是新兴力量的成果，社论把这些力量和共产党等同了起来，并要求早日进行选举。
(44) 1944年10月3日皮埃洛在议会讲话时说：虽然目前并没有解散抵抗运动部队的问题（这支部队的贡献仍然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容许组成一些可能想用非法手段把他们的观点强加于人或者影响合法当局的武装政治团体”。
(45) 积极活动的抵抗运动成员估计约有6万人，所以，考虑到还有另一些愿意回到民间职业方面去的人，这4万人的数字看来是足够大的了。
(46) 1944年12月8日丘吉尔在下院宣布，厄斯金曾于1944年10月28日交给皮埃洛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以艾森豪威尔的名义指示说，所有比利时的老百姓都应该解除武装，并要求比利时政府在这方面给予合作，同时表示盟国部队会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下院辩论，第5辑，第406卷，第931—932栏）。
(47) 厄斯金在1944年12月1日的一项声明中强调指出，英国部队不是比利时政府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可使用的工具，并补充说，“我们在这里，并不是阻止或取缔政治见解的发表，只要这种政治见解的表达不妨碍我们的交通”（见《泰晤士报》，1944年12月2日）。
(48) 比利时社会党已很久没有一个明确的经济纲领了（见上文，原著第534—535页），而共产党则把参加政府的愿望放在比实现社会化的愿望更优先的地位。
(49) 要对经济上的通敌下定义并提出控告，是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敌占期间开工工厂的实业家们会争辩说，因为失业工人都被遣送至德国，关闭他们的工厂就意味着使工人遭到放逐。而且，即使一大部分制成品被运往德国，总还有一定数量留在比利时，成为比利时人所能获得的惟一供应来源。德国人还曾威胁要把拒绝开工的工厂的机器迁走。尽管这些论据是令人信服的，但毫无疑问，这些论据有时也被夸大来掩盖出于更卑鄙动机的严重通敌罪行。而且，大实业家们有着有权势的朋友为他们作证，又有力量去聘请第一流的律师为他们辩护。
(50) L·H·杜普里：《比利时的货币改革》（L．H．Dupriez: Monetary Reconstruction in Belgium），纽约，王冠出版社，1947年版，第3页。
(51) 同上书，第17页。
(52) 比利时国王秘书处：《文件集》，第568页。
(53) 同上书，第583页。
(54) 同上书，第600—607页。
(55) 同上书，第608页。
(56) 比利时国王秘书处：《文件集》，第673页。
(57) 范阿克尔在1945年10月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说：“大家知道，欧洲各国正在向左转。这就引起了反动派的愤怒，他们在策划一个不光彩的阴谋。我们应该打赢这一仗。我们的选举将是没有‘不爱国分子’参加的！”（《晚报》，1945年10月9日）
(58) 反映1946年2月大选结果的议席分配如下：
在一周后的省一级选举中，天主教社会党赢得344席，社会党得231席，这再次证实了大选中表现出来的趋势，并增强了天主教社会党在参议院里的多数地位。根据比利时宪法，除106名参议员由大选直接产生外，另有46名由省参议院选举产生，23名则由其他议员推举。因此，参议院中最终的党派力量分配是：天主教社会党83席，社会党55席，共产党17席，自由党12席。
(59) 应由法律规定，凡雇工满20人以上的工厂都要有工人参加管理。应通过国家干预，必要时用给予补助的办法，使工厂物质条件有所改善。应由国家、劳工、资本主和管理人员四方面代表组成的联席委员会来管理事务。
(60) 见上文，原著第534页。
(61) 见上文，原著第532页。
(62) 见比利时国王秘书处：《文件集》，第724—730页。
(63) 同上书，第734—736页。
(64) 见上文，原著第517页。
(65) 比利时社会党远没有法国共产党那样走极端，总的说来也远不像后者那样容易受共产党的影响；但它的左翼人数虽少，力量却很大，一直坚决反对同天主教党进行任何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