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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各占领国的态度
第一节 美国
美国政府最初对战后世界秩序表态的文件是大西洋宪章，但是这个文件并未具体提到德国。然而大西洋宪章第八节对德国的战后待遇明显地有所预示，要求对那些“在本国国境之外进行侵略或可能要进行侵略”的国家解除武装。这个意见未见于丘吉尔起草的初稿中，而是由罗斯福提出来的。(1)大西洋宪章所保证的利益不一定适用于德国，这一点到1944年才趋于明朗。(2)1942年美国采取了制定对德政策的下一个步骤，由国务院成立战后问题咨询委员会，其成员主要是不担任公职的名流。(3)他们的一般想法是通情达理，温和适度的，成为国务院制定政策的开端。具体地说，他们反对强行肢解德国的任何尝试，理由是这样做只能激怒德国人起来造反。但是这种态度并没有为他们的上级所采纳。从一开始罗斯福总统似乎就赞同分割德国，(4)一般说来罗斯福是主张强硬路线的。正是罗斯福，他在出国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前告诉他的军事顾问们说，他要使会议采纳“无条件投降”的定则。(5)他所以如此做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他永远不能忘记威尔逊总统的烦恼；他认为威尔逊制定14点政策作为光荣投降的依据，给战后世界招来不知多少麻烦，因为各国对14点是否遭到违反这一问题争论不休。(6)1943年2月12日总统在白宫同记者们谈话时说：“我们不想伤害轴心国的普通老百姓。但是对于他们的罪行，对他们的凶残暴虐的领袖，必须给以应有的惩罚。”(7)同年3月，艾登告诉罗斯福，说斯大林很可能坚持把德国分割为几个国家，(8)罗斯福对之并无异议，只是表示希望通过鼓励分裂的运动来促其实现。罗斯福的个人助理霍普金斯问他：如果掀不起这样的运动又怎么办？总统说，不论情况如何，必须把德国分割为几个国家。(9)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也赞同分割德国。在1943年10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他的上级科德尔·赫尔国务卿说，这是美国领导人一般都赞同的方针政策，虽然专家们都认为行不通；艾登和莫洛托夫也都说英国和俄国的情况也大体相仿。(10)
然而美方代表团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是由专家们负责起草的，事前准备这份文件时就曾按照总统指示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过磋商，因此，其中体现了英国人以前的想法。(11)这份文件已经包含着全部占领德国并把德国划分为几个地区的主张。但是除了提议要德国放弃东普鲁士（考虑到东普鲁士同德国的传统联系，这个建议很可能会遭到激烈反对）以外，文件没有提到分割德国的问题。文件规定要摧毁德国制造军备的能力，要根除纳粹主义，但是要维持德国的经济统一并建立地方分权的民主政权。规定德国要对它造成的物质损失进行赔偿，但容许德国人享有“能过得去的生活水准”。规定德国的经济活动要由联合国进行监督。应制定人权法令，以保证言论、信仰和出版的自由。莫斯科会议同意接受该计划作为讨论的基础，会议决定在伦敦设置欧洲咨询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拟订对德政策的细节。
然而就在下一个月的德黑兰会议上，英美苏三国首脑对于他们的外交部长刚刚讨论通过的方案竟很少理睬或不予理睬。罗斯福重申分割德国的主张，建议把德国分为五个部分，把基尔、汉堡两市和鲁尔、萨尔两个地区交由联合国管制。(12)此项建议稍作讨论之后，便交给欧洲咨询委员会去研究，在讨论这一建议时，斯大林显得比丘吉尔还要冷淡。(13)欧洲咨询委员会于1944年1月14日召开首次会议，工作进展得很缓慢。一开始，就出现了障碍，英、美两国对德国西北部应作为谁的占领区的问题争持不下。这一争论直到1945年9月魁北克会议时才得到解决。(14)事情并不止于此。代表美国政府出席会议的是驻伦敦大使约翰·G·怀南特，为了使他得到的指示不致自相矛盾，在华盛顿设立了对外称为安全工作委员会的机构，任务是协调国务院、陆军和海军三方面的意见。陆军部的代表来自民政局，这是最近成立的机构，准备研究处理将要出现的军事管制政府的各项问题；其大部分成员是穿军装的律师，他们倾向于把整个问题视为管辖权问题。起初他们坚持“德国的投降和重建纯属军事问题，须由军事当局作出决定”。(15)在他们同意派出代表参加委员会以后，派出的人却是一位下级军官，无权表态承担义务。既然不急于作出决策，压力可能就不那么大了，因为很多人认为就处理德国问题的方案取得协议，时机还不成熟，不如留待战争接近结束时再议，那时战后世界的轮廓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了。然而得到怀南特大使大力支持的国务院则争辩说，恰恰相反，应当乘胜利之日尚属渺茫的时候尽可能取得一致意见，而在这一阶段即使达不成协议也不至于有什么危险。(16)欧洲咨询委员会的确作出努力来划分临时占领区的界线，虽然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44年1月对罗斯福总统表示，他反对把德国划分为几个占领区，主张采用盟国共同占领的办法，至少英、美两国不要分家。(17)然而他的主张被否定了，主要原因是陆军部认为美国在战后不可以同英国绑在一起，必须脱开手，以便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居中斡旋。(18)
美国国务院按其既定方针行事。它在1944年7月向欧洲咨询委员会递交了一个新的方案，提出更多的论据来反对分割德国，并强调盟国有必要制定共同的对德政策。(19)美国国务院还起草了另一份文件，对英国以前提出的赔偿建议提出反对理由，而代之以在较短时期内由德国用实物进行有限赔偿的提案。(20)但这些都只是国务院和对外经济管理局的主张，既未得到华盛顿其他政府部门的赞同，也未得到总统的同意。总统如曾过目，肯定会认为失之于过分宽大。这种态度可以用来说明他为什么乐于倾听提出新的原则的原委。
美国财政部在政府中的影响通常不如英国财政部那么大，但是谁也不能说这回在小亨利·摩根索的怂恿下美国财政部对德国问题的干预是无关重要的。财政部长摩根索以前已经有好几次表现出他很关心主管范围以外的事务，还在德国飞弹轰击英国的高潮时期，他就访问过伦敦。他似乎在情感上强烈反对德国，德国迫害犹太民族的暴行对他触动很深。由于这种情况，又由于他相信英国会赞同过于宽大的和平条件，他起草了一个臭名远扬的方案，回华盛顿后即呈交总统。(21)
对摩根索方案的大多数批评意见都把这个方案视为无知之作，这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方案的缺点倒在于聪明过分。他提出这个方案并非单纯出于他对德国的盲目仇恨，而且还出于他对其他方案的吹毛求疵。摩根索行事过于仓促而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正像丘吉尔所说的那样，(22)他把自己的想法引向“超逻辑的结论”。他论证道：如果盟国仍然采用1918年以后试图对德国施加的那种控制，不管实施得多么严格，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通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是堵塞不住的。(23)毁掉现有军备无济于事，在德国人再度需要武装的时候，原有军备早就过时了。没收德国的商船队也没有用，只能迫使德国人建造质量更好的新船只。转入和平生产的军火工厂随时都能再改回去。管制委员会不可避免地总有一天要停止其职能而被撤销。用实物而不用货币赔偿则会加强德国的工业实力，从而削弱接受赔偿国的工业实力。德国掠夺去的财物很难一一识别和收回。取缔纳粹主义只是将其驱入地下。强施民主，将遭失败，因而很快变得不受欢迎。由联合国对德国进行再教育更是一种行不通的理想：“有哪一位教育家敢于断然声称外来的教育可以成功地强加于6 000万人民呢？”(24)
在摩根索看来，采取裁军和让德国改弦更张等积极措施是徒劳无功，自拆台脚的，除了无情地把德国化为一个在今后许多年代再也不能为非作歹的国家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他主张剥夺德国的工业，不仅仅作为赔偿，而且作为保障盟国经济安全的措施。他所提出的问题对于任何负责在战后缔造和平的人来说都是基本的问题，对之确实没有简易的答案。摩根索主张对德国要残酷无情，这表明他未能理解一个文明国家虐待另一个文明国家有一定的限度，越过限度是行不通的。正如史汀生后来对罗斯福所说的那样；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要德国人为他们的罪恶付出代价。……〔而是〕在于在今后许多年内……能否像财政部的方案所设想的那样，把7 000万人的生活控制在仅能维持温饱的低水平上。……一个从属的问题是：即使能够这样做，这对世界上的其余部分从经济上或精神上来看是否有好处。(25)
我们对摩根索方案的缺乏人道之处可以表示反感。我们可以谴责这个方案行不通，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不准备实施，也不相信别人会贯彻实施。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摩根索方案毕竟对至今还没有人拿得出良策的问题提出了首尾一贯的答案。
在这时刻，种种方案都正在草拟，以备万一，因为人们认为盟军将突破德国防线，西线战事将于1944年秋结束。那些负责组织军政府的官员不得不在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还没有对如何处理德国问题作出明确指示的条件下起草指令。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德国处按照同美国国务院制定的原则相类似的指导思想编写了一本军政府人员工作手册，这本手册确定了对德国居民供应食品的数量以维持每人每日2 000卡路里为目标，理由是标准再低，人们就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了。虽然手册也承认占领初期的食物供应量可能只够维持每人每日配给1 200卡路里至1 400卡路里之需。手册还规定德国可以保留一些重工业。1944年8月，这本手册的油印本落入摩根索派驻欧洲的私人代表手中，他立即把这本手册送回华盛顿。(26)总统审阅以后，一反常态，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批评手册的起草者对德国人太手软了。手册被迅速收回，再没有编写出别的手册来代替。罗斯福在1944年8月26日写给科德尔·赫尔的一封信中说：
最重要的是要让德国的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回德国是一个战败国。我并不想让他们饿死。举例来说，如果他们为了活命，除自己的食物之外还需要救济的话，那就让他们每天三次到部队的粥汤食堂领粥汤好了。……必须让全体德国人都痛切地理解整个德国都曾参与了破坏现代文明准则的无法无天的阴谋。(27)
对残忍表示激动愤慨是自由主义者最美好的品质之一，而罗斯福是以兼具高尚的情操和锐利的政治敏感而著称的，系统的思考问题则非其所长。再者，这时盘桓在他头脑里的主要问题是有关作战的决策，而这也是三军参谋长们要专心致志去思考的问题。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正开始恶化。(28)1944年的前七个月，哈里·霍普金斯一直是在住院休养，(29)而赫尔本人在1944年10月宣布退休前也已害了一阵子病。这样一来，总统身边就没有一位懂得战后欧洲问题或深刻地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了。我们还不要忘记，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对德政策，规定对德国实行长期的军事管制（赫尔提到要管制25年至50年），而罗斯福在雅尔塔告诉斯大林说，美国国会根本不会同意让美军驻扎德国的时间超过两年。正是处在这种情况下，摩根索找到机会让罗斯福倾听他的意见。(30)
到8月底，陆军部长史汀生向罗斯福诉说道：虽然美军即将进入德国，但对德政策尚未制定。于是罗斯福总统就任命了一个由赫尔、史汀生、摩根索和霍普金斯四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考虑德国问题。四个人的副手于9月2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怀特阐述了摩根索的想法，讨论毫无结果而散。四人委员会于9月5日开会，翌日又开会，这天总统亲自到会。摩根索坚持他的观点。霍普金斯似乎主张把德国的钢铁工业予以废除。赫尔提出的方案主要是以国务院的想法为依据，但是他建议应该把德国的经济“压低到勉强维持温饱的水平”，主张“消除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大国的地位”。(31)这些意见似乎是他个人的意见，他所作的这些补充并未征得国务院的同意。与赫尔对比，史汀生的主张显得比陆军部前几个月所起草的方案更为胸怀宽大。(32)
就这样，在盟军已开始进驻德国，敌军在欧洲的抵抗随时可能瓦解的时刻，眼看再过几天就要在魁北克召开重要会议，总统还没有就战后对德政策作出决策，而他授命协助他工作的四位高级顾问却还是各执己见，无法结合。(33)
召开魁北克会议的本来意图是只讨论军事问题，所以开会之初，赫尔和艾登都不在场。另一方面，摩根索却受到特别邀请，于会议中期到达，向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提出了他的方案，在9月15日得到两位领导人的草签同意。方案规定把德国划分为独立的南、北两部分，对鲁尔实行国际共管，把萨尔割让给法国，把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划归波兰，并且规定“把构成军事实力基础的关键工业拆除和毁坏”。(34)请英国的读者们不要忘记，当时使总统和首相很伤脑筋的一个问题是英国战后面临的生死攸关的经济问题。在签署上述方案的同时，双方还就向英国提供65亿美元的信贷达成了协议，还期望英国打进德国重工业所失去的市场。(35)有些人提出批评，说德国工业乃是欧洲繁荣所不可缺少的，摩根索回答说，英国可以去填补这个空缺。关于德国西北部划归哪一国作为占领区这个争吵不休的问题，总统也屈从了英国的要求。
背着主管部门作出决策，总是要引起轩然大波。这次美方代表团从魁北克返回华盛顿，马上就爆发了一场风波。消息泄露出来了，舆论反应不利。后来内阁的四人委员会复会讨论时，史汀生和赫尔联合起来反对摩根索，形成了一种僵持不下的局面。面对着一片抗议声，总统否认他有把德国降为农业国的任何意图；他还告诉史汀生说，他不知道怎么会在魁北克协议中有关德国的这一段上签字的。他说：“准是不假思索就签了字。”(36)他向另外一位官员承认：“他是屈从于一位忠实的老朋友再三再四的要求。”(37)正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是他拒绝在四人委员会上处理这个僵持不下的难题，他说他不能容忍在自己的顾问中间存在这样严重的分歧。(38)他还告诉赫尔说，他认为同英国人、俄国人进一步讨论如何处理德国工业的问题没有什么益处。(39)他在9月28日指令对外经济管理局局长利奥·T·克劳利负责协调美国内部在此问题上的分歧。(40)但是到10月20日，他又表示不喜欢“对于一个我们还未占领的国家拟订详细的计划”。(41)民政司利用总统的这种态度，获得了他的指令，终止一切有关战后德国的规划工作，包括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的磋商，到1945年4月，才绕过这个指令所设置的障碍继续前进。(42)
总统本人在下一次针对战后德国问题的发言倒是更加恰如其人。他在1944年10月21日（正值竞选运动之际）对外交政策协会的一次集会发表演说：
至于说德国，这个播下了罪恶种子的悲剧性国家现在该要收到十倍的恶报了，我们同我们的盟国已经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决不同纳粹的阴谋家打交道，决不再让他们对政府机构保留丝毫控制权，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
我们将不容许他们保留一点点军事力量——或潜在的军事力量。
但是我相信，在各族人民当中毫无例外地都有探求真理的本能，都有正义感，都热爱和平——尽管在德国人当中，由于残暴政权的统治，这些东西可能被埋没了。对于上述信念，如果有一天我竟然丧失了希望甚至信心，那么我就是从根本上违背了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
我们对德意志种族毫无责难之意，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上帝会对人类的任何一个种族作出永劫不复的判处。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有许许多多祖籍是德国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是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忠诚的公民。
对于德国所有那些应对这场人类浩劫直接负责的人们，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德国人民将不会遭到奴役——因为联合国家决不会从事贩卖奴隶的勾当。但是德国人有必要用他们自己的行动在爱好和平和遵守法纪的各民族大家庭中重新赢得一席地位。在他们攀登这段艰难险阻的道路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保证不要让他们有携带枪炮的累赘。我们希望给德国人永远解除这个负担。(43)
然而难以弥补的损失已经造成。对于所有那些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倾向于实行“仁慈宽大的”和平的人，摩根索插曲是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警告。总统对自己一度同意过的意见，是很容易再度接受的。鉴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工作手册遭到过极其严厉的谴责，愿意给自己招惹同样灾难的人便寥寥无几了。在此后两年内，面临政策抉择的美国人总是倾向于采取强硬的政策而摒弃仁慈宽大的政策，只是由于英国人坚持反对立场，强硬政策才没有被完全采纳。
其次，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所颁布的1067号绝密指令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摩根索插曲的影响，这个指令是1944年冬从华盛顿发出的有关处理德国问题的一份规划性文件。美国推行占领政策的最初几个阶段实际上是受这个文件制约的。它虽在1945年12月曾被“加以说明”，但要到1947年才正式撤销。(44)这个文件不可避免地是总统四人委员会不同意见的折衷产物。这个文件定稿之后，史汀生无疑是因为回顾自己曾经参与的这场斗争而认为它是一份“相当好的文件”，虽然在两年之后他认识到这是“令人感到痛苦的消极文件”。(45)每一个主张几乎都附有保留意见。没有规定采取“旨在恢复德国经济”的任何步骤——所采取的措施仅仅限于为将来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作出必要的准备或者防止疾病和骚乱而已。德国是“作为战败的敌国而予以占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放”，占领“是为了防止德国再度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规定不采取步骤使德国的生活条件优于毗邻的任何一个联合国家的现有水平。占领当局对德国人的态度要“公正但又要坚定而冷淡”。“切不可”对德国人表示亲切友好。要实施彻底的非纳粹化纲领。大力强调有必要让德国行政机构负起最大限度的责任。但在德国要实行地方分权而并不予以肢解。虽然要实行“工业上的解除武装”，但在某些情况下要对重要工业部门实行监督管制，而并不予以撤销。
草拟指令是一回事，对指令取得一致意见则是另一回事了。自从斯退丁纽斯接替赫尔担任国务卿以后，美国国务院的影响大为削弱，但它仍坚决反对指令中的大部分主张，在这点上似乎得到了对外经济管理局的支持。(46)1944年12月美国政府把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指令送交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求他取得其他盟国司令官的同意；他回答说，他们显然是不会同意的。文件后来又送交欧洲咨询委员会审议，但在那儿同样是很少取得进展；实际上，据说国务院已指示怀南特对之不予支持。(47)最后采取权宜之计，即只将指令发给美国部队，才把程序上的难题撇开了。这样一来，从技术上来说，在1945年7月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解散以前，盟军最高司令官对所属美军有一套政策指示，对所属英军又有另一套指示，对所属法军则什么指示也没有。
同时，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又重新提出分割德国的见解，分割德国的方案本是上述指令所摒弃的几个方案之一。这次分割德国的意见差点儿就通过了；因为三位政治家似乎都趋向于采纳，只是在最后一分钟，丘吉尔提议应当首先授命三国外长去研究一下，提出确切的建议。(48)“我们正在处理的事情关系到8 000万人的命运，只用80分钟来进行考虑是不够的。”(49)三国外长又把这一问题移交给由艾登、怀南特和古谢夫（苏联驻伦敦大使）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去研究，出乎意料的是分割德国的意见从此就束之高阁了。(50)三国首脑同意把“东普鲁士哥尼斯堡线以南部分和上西里西亚、奥得河以东部分”划归波兰，作为波兰东部丢失给苏联的领土的补偿。(51)但是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提出的下列要求：把波兰西部边界线沿奥得河延伸到同西尼斯河汇合处。最后英美苏三国政府首脑同意征求波兰政府的意见，并把最后决策留待缔结和约时解决。正如事变过程所证明的那样，这个处理公式并非毫无漏洞，而三国在赔偿问题上又滋生了误会。在雅尔塔会议上，苏方第一次正式提出赔偿问题，他们要求德国总共赔偿200亿美元，其中苏联占有一半。(52)其他盟国没有提出反建议，当英方坚决反对定出任何具体数字时，霍普金斯给总统递了一个条子说：“既然苏方在这次会上作出这样大的让步，我以为我们不应当让他们失望。如果英方不同意，就随他们的便。”(53)于是就在莫斯科设立了由英美苏三方组成的赔偿委员会，负责研究出具体计划，以苏联提出的数字“作为初期研究时的讨论基础”。(54)这是以掩盖分歧来达成协议的一种措辞。罗斯福还支持英方提出的给法国一个占领区的建议，至于其余方面，雅尔塔会议采纳了欧洲咨询委员会关于占领区划分的意见，这在魁北克会议上已经取得了协议。
会后发表的公报没有明白提到分割或赔偿的问题。公报强调了盟国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是：从军事上、经济上、精神上解除德国的武装；消除纳粹和军国主义的一切影响；惩办战犯；以及“协调一致地在德国采取其他为保障未来世界和平与安全所必要的措施”。公报中还有一段大概是摘引自总统某次演说中的话：“毁灭德国的人民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只有在根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以后，德国人才有希望过像样的日子，才能赢得国际大家庭一员的地位。”(55)
总统回到美国以后，的确使用了大体相同的语言为雅尔塔的决议辩护：
……无条件投降并非意味着德国人民的毁灭和被奴役。……我们不愿意让德国人民挨饿或者成为世界上其余人的负担。我们处理德国问题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我建议另行成立一个国际性组织，让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迟早都有机会进入这个组织。(56)
六个星期之后，罗斯福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对所有的重要争端还不够熟悉，在就职后的最初几周内，主要关心的是维持罗斯福的政策不变，所以在德国投降前的这段时间内，美国对德国的态度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从上面有关美国对德政策演变过程的简要叙述中也可以看出某些特点。美国人不是生性喜欢权宜之计的人，不是偏爱经过长期争论才最后接受决定的人。他们最大的优点之一是急于“动手干”的那股劲头。北美洲大陆的幅员辽阔似乎诱使美国人好讲大话，思考问题好作“非黑即白”的结论。美国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有充裕的条件进行无穷无尽的试验，这就使得美国人对研究细节缺乏耐心，对深思熟虑所必需的延搁忍受不了。美国人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很自然地使他们滋长自信，确认其制度尽善尽美。他们对科学方法的尊重使得他们相信，无论什么问题，只要有正确的方法，加上必要的决心，都能够得到解决。美国人除了具有上述品质外，还有反复无常的缺点，容易感情冲动，为一时一事的情绪所左右。按照美国人的舆论，很容易在制定政策时热情有余而认识不足，执行政策时则容易一往无前，不留余地。美国人坚持己见固然是热情不足，但是如果在实践中碰了壁，放弃己见也是非常迅速的。归根到底，美国公众的头脑极灵敏，但是在最后得出正确结论时不免要经过一系列左右摇摆，而这种摇摆暂时会使人大伤脑筋。
就德国问题而论，美国人的这类倾向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很多的决策必得由一个人来掌握，而这个人行事容易流于机会主义，当时健康状况又每况愈下。美国人一向十分热衷于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德国问题这样一个突出的事例中，使用科学方法竟如此之少。对此，外界观察家实在感到惊异不已。自然，美国有许许多多德国问题专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他们在地位较低的岗位上从事研究工作，他们所有的研究成果，具有一种共同倾向（如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工作手册这个插曲所显示的那样），即主张采取温和的对德政策。但是当你从负责的阶梯一级一级向上升的时候，光就转化为热，从上层掌握决策的一小群人所辐射出来的温度是鼓励采取严厉政策的。而总统本人的态度并非完全首尾一致，既然连总统也没有明确的指针，那么就不可能形成一致同意的稳定的政策了。
美国人处理德国问题的指导思想是：纳粹分子作恶多端，对他们必须采取严峻措施；有可能把德国改造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世界的前途来说，美苏友谊至关重要（对英关系不适当地过于亲密可能会干扰美苏友谊）。所有这些指导思想都被视为信条，其正确性无需怀疑；虽然其中每一条都可以找到证据来说明其可行，但是实在没有理由说其中任何一条是以冷静研究一切客观事实为依据的。所以把每一条付诸实施时都可能证明是不充分的，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毫不犹豫或毫无遗憾地对之进行更改。此外，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1944—1945年期间的对德政策是由不可思议的少数人来拟订的。一旦其中死了几个，换了几个，就会由新的班子来掌权，从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
那股冲动的劲头和不稳定性不仅表现在官方政策方面。按照美国军队的传统，前线指挥官在战略部署上一向享有较大的机动处置之权，作为军政府的首脑自然也享有这种权力。他们之所以担当这种职务是由于有将军头衔而非由于他们对德国或对政治有知识。所以在美国占领区内，各个地方实行的政策很多互相矛盾和不一致。另一方面，德国人抱怨得最多的是美国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行为难以捉摸。他们一会儿板着面孔固执得很，一会儿又变得和蔼可亲，伸手递糖果给你了。他们的指挥官就议论过这样一桩不可思议的怪事。正是那支要对耸人听闻的克龙贝格城堡珠宝盗窃案负责的部队，“在法兰克福的地下贵重物品储藏室里发现了价值将近3亿美元的金条，还有价值以百万美元计的非货币黄金、珠宝以及保证物归原主的文书”。(57)
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对任何一个战胜国来说，最适宜的政策莫过于宽严结合，恩威兼施，而这也是1945年以后在德国最有把握获得成效的政策。要把宽与严、恩与威掌握得恰到好处，这是极端困难的。但重要的是在全过程中要使两种要素都起作用。如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以求均衡，结果就不很理想了，而美国的倾向就是两头摇摆。对美国政策的主要批评意见就在于此。对于一个初次充当国际舞台领导角色的国家来说，产生这种政策上的摇摆性也是不足为奇的。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诚意，人们通常是不会以错误视之的，而当实践证明需要改变时，勇于改变意见，这也不会使人感到遗憾。如果美国坚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世界上长期以来对美国奉行孤立政策感到痛惜的人是没有多少理由口出怨言的。事态发展毕竟是这样：如果没有美国的宽宏大量、热情和力量，德国的情景一定会变得更为暗淡。
第二节 英国
张伯伦在对德宣战时说：“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是同你们，同德国人民作战”，这样就不仅给英国的宣传提供了一个主题，同时也表达了他的许多同胞的情感。当然，只是许多同胞，并非全体同胞。两周以后，《笨拙》周刊刊载了A·P·赫伯特（现在是艾伦·赫伯特爵士）所写的一首诗，题为：
《没有纠纷？》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纠纷，
音乐、诗歌和啤酒实获其心。
尽管如此，他们讨厌地不止一次
挑选出个傻瓜来统治——而且雀跃欢忻。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纠纷，
但砸烂公用坛罐的并非别人。
每一次战火都是他们燃起，
是仅仅偶然巧合，还是有其他原因？
*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纠纷，
瓦格纳(58)的作品的确精美绝伦。
但他们如果一定要再次越轨胡来，
顶好是让他们断子绝孙。
我们同德国人没有纠纷，
他们的事务当然不用我们操心；
不过看来只有大动一次手术
（针对心脏和头脑）才能起死回生！(59)
在英国，关于战争目标的讨论绝大部分是围绕“好日耳曼人”这个问题进行的。1940年发生的事件给公众出了另外一些思考题。有一段时期大多数英国人满足于追随丘吉尔的主张，说他们的目标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胜利”。直至1941年12月，艾登告诉斯大林说：“英王陛下政府在目前阶段对战后欧洲的任何国界承担义务，是完全不可能的。”(60)但是，随着战败的阴影在消失，战后怎么办的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解决德国问题的出路在哪里，难道仅仅是设法寻找合适的德国人并且确保德国政府的权柄掌握在他们手中吗？难道德国人的性格，或者德国的气候，或者德国的经济状况有什么因素，使得所有德国人都容易变得野蛮粗暴和具有统治欲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又有什么指望可以使之改变呢？有一派顽固坚持后一种看法，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范西塔特勋爵，虽然他们极少有人愿意面对德国人不可救药的论点所产生的必然后果。另外一些人，如E·H·卡尔，在对德国人性格的分析上并不一定同前面那一派有何不同，但是他们声称，如果采取惩罚、肢解或持续强制的政策，“到头来将会证明道义上是令人厌恶，物质和人力上是难以办到，经济上是倒行逆施”。(61)持这种见解的人时常争辩说，德国问题只有放在更大的范围内考虑才能得到解决。“把年青一代的德国人造就成为善良的欧洲人的惟一方法，是让他们在重建德国和欧洲的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提高他们的自尊心。”(62)查塔姆大厦研究小组的成员则采取中间路线，他们在1943年对德国问题进行过研讨，认为不管是完全强制的政策，还是全面合作的政策，都是行不通的。
大西洋宪章实际上等于说：不要纳粹，不要武装，但在其他方面可以进行合作。这就意味着在政治上的最高一级不容许德国人平起平坐，只要情况是如此，就不容许提出相反的借口。如果在那一级以下存在着合作，那么这种合作就应当是诚挚的，应当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加拖延，不节外生枝地促其实现。……在基本原则上目标坚定，并且有能力在难以预料的情况下促其实现，这比费尽心机起草特殊的防范措施要有效得多。(63)
公平地说，这种赞成妥协的观点是英国大多数人当中有代表性的意见。普通的英国人相信同德国人打交道应当立场坚定；他们倾向于接受范西塔特的论点，即德国人只懂得实力。但是主张报复的人极少，同德国人当中广泛流行的想法相反，在英国公众舆论中把一个贸易上的对手予以消灭的想法几乎不占地位；说实在话，在前面提到过的查塔姆大厦研究小组的报告中就包括这样的内容：如果采取严惩的政策，为此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是“失去与德国的贸易，因为按照假定的条件德国已贫困不堪”。(64)主张采取这种温和政策并非出于什么特殊的德行；除了可以说这里有天生的厚道以外，它是以经验所证实的一种信念为依据的，就是说采取极端措施则徒劳无益。1945年的一代英国人决心不再重复他们父辈所犯过的错误。J·M·凯恩斯（后为勋爵）所著《和平的经济后果》(65)和摩根准将所著《军备的末日审判》(66)两书的论点已深入人心，尽管他们的结论有些出入。德国必须彻底解除武装，而这个任务是不能放心地交给德国人自己去完成的，这包括毁灭军火工厂。对罪行负责的人们必须予以惩处，对受害者个人的损失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予以补偿。但是企图让德国付出大量的现金赔偿是毫无意义的，虽然也许可以找到某种办法让德国在弥补它所造成的损失方面助一臂之力。除了上述有限的措施以外，试图让德国受苦受难，势必要反过来给世界上其余各国带来不利的影响。持下述观点的不乏其人：如果采取加强德国各州政府权力而削弱中央政府权力的措施，德国对和平的威胁就会小得多，但不能忽视强行实施这一变革的种种困难。从长远观点来看，惟一的出路看来在于使德国人自己改变心肠。实现这个目标肯定有困难，也许根本不可能，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去尝试。
1942年成立了以威廉·马尔金爵士（英国外交部法律顾问）为首的部际委员会，研讨赔偿和“经济安全”问题。“经济安全”一词指的是剥夺德国进行现代战争所必要的资源。(67)他们设想了一个让德国支付现金赔偿的方案，从战争结束若干年后开始实施，以防止德国从免去国防费用开支的措施中得到好处。(68)但是他们基本上赞同德国用物资赔偿，而且对可以从德国取得物资赔偿的数量也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另外还成立了由一批官员组成的经济和工业规划委员会，负责广泛地考虑战后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德国钢铁生产的适宜水平问题。(69)对于这些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政府的大臣们都不屑一顾，但是到1943年夏，政府授命副首相C·R·艾德礼负责考虑对投降后的德国需要作出的各种安排。全面占领德国的想法恐怕就是在这时开始形成的；毫无疑问，这个想法从摩根准将以及其他一些人所阐明的历史教训，即从德国人逃避执行凡尔赛条约关于解除武装的规定这一事实中得到启发，因而认为下一次盟国必须确保处于有力的地位，能强制执行其拟订的各项措施。把德国划分为几个区，每个区由一个大国占领，提出这类建议的渊源肯定就在于此。(70)英国外交部确实一度详细讨论过整个德国由各盟国共同占领的主张，(71)这个主张在华盛顿也进行过讨论，但是军界的意见一致反对。理由相当明显，虽然其他方案的实际经验可能使共同占领回顾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在当时情况下采取共同占领的方法困难将是非常大的。由英美双方联合占领德国西部似乎更为可行，但是由于下列两方面理由而被排除在外了，一是害怕这样做似乎是在“结伙”对付俄国人；二是美国人并不愿意把他们的手脚同英国人捆在一起。(72)以艾德礼为首的委员会所草拟的方案得到了“批准”(73)并发到华盛顿，这一方案以后在美国国务院负责起草呈交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审议的方案中有所体现；以后该方案又转送给欧洲咨询委员会审议，但是他们认为不是“很急迫或现实到足以向战时内阁提出”。(74)甚至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艾登对莫洛托夫说：德国问题虽然已由专门人员进行过研究，但英国战时内阁尚未进行过讨论。(75)
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完全无视（也许是根本不知道）艾德礼提出的建议，并矢口否认斯大林的说法，即丘吉尔在原则上反对罗斯福关于分割德国的提议，却指出，德国被划分出来的各个部分如果不隶属于其他联合体，以后还会重新联合起来。“问题不仅在于分割德国，更重要的是，要使被分割出来的地区获得生命力。……即使需要五十年才能实现，也是很大的收获。”(76)在1944年10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丘吉尔的主张似乎更为单刀直入，他鼓励斯大林考虑下述方案：建立南德联邦（包括奥地利(77)），单独成立莱茵国，对鲁尔、萨尔以及基尔运河区实行国际共管——这一方案同摩根索的方案如出一辙。(78)
总之，丘吉尔同罗斯福都不喜欢“对一个我们尚未占领的国家拟订计划”。(79)他在1944年末给艾登的信中说：
无论是在这场斗争刚刚结束，或者是在感情兴奋激烈之后不可避免地紧接着要变得冷静的时候，一个受过摧残而震颤的世界上那种百感交集的情绪，要想在小小的篇幅里都写出来，那是错误的。这股令人生畏的感情浪潮支配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而不随大流的人往往不仅会变得孤掌难鸣，而且毫无用处。在这些世事中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一步一步地得来的，或者充其量也只能先走一两步而已。所以明智的做法是尽量把个人的决定保留到所有目前还潜伏着的事实和力量都显示出来。(80)
这种观点，毫无疑问，使得无条件投降的政策更富有吸引力，人们把这一政策描述为“不仅是对德国采取强硬政策的公式，〔而且〕是规避讨论德国前途的公式”。(81)往往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政策挫伤了希特勒集团内部反对派的情绪，使得德国在苏军到达欧洲心脏地区以前不可能土崩瓦解。丘吉尔在回忆录中仅用十三行篇幅描述了1944年7月20日的事件，由此可见，他对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估计不足。(82)但我们不要忘记以下四点。第一，在两次大战中间，德国的民族主义者用来“博取同情的”主要论据之一是这种夸张失实的说法，即盟国未能履行1918年的投降条件；1945年以后德国人一再企图让他们的征服者按海牙陆战公约承担明确义务，由此看来，他们一旦找到机会就会重蹈覆辙。第二，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德国人确信侵略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接受了一个德国新政府提出的投降条件，上述教训就会被遗忘殆尽，正如1918年发生的情况一样，因为今后世世代代的人会争辩说：要不是提出投降条件的人在国家背后戳了一刀，战败的命运是能够避免的。德军必须抵抗到底并在战场上忍受明显的失败。第三，即使反纳粹的反叛集团力量很强大，能够上台，对于那时盟国注定要坚持的条件，他们是否愿意稍加考虑，也是颇为可疑的。“我记得有好几次曾试图起草能使征服德国者息怒的媾和条件。写出来后，它们竟是如此骇人，而且事实上绝不能办到，以致把它们公布出来，只会刺激德国人抵抗得更厉害。”(83)第四，任何政策，其要求如低于无条件投降，那就势必引起俄国人对盟国的怀疑，大大增加苏联同德国单独媾和的危险。如果斯大林按照他一度宣布的那个意图行动的话，即一旦把最后一名德国人驱逐出俄国领土，就停止进军，那么英美两国的任务将大为复杂化。这种障碍实际上并没有消除，因为据说斯大林一直赞同起草确切的投降条件。(84)
如果说决心把拟定德国投降条件的工作推迟到最后一刻钟是一种明智的政策，那么听任感情用事，随意违背这个方针，就无意义了。要么对那些由专家们经过长期研究后草拟的方案加以仔细研究，要么对这个问题干脆回避。实际情况是这样，问题在最高一级谈谈停停地讨论过几次，而且讨论时没有任何背景材料。具体地说，丘吉尔面对摩根索方案(85)提不出什么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他方案。“最初我强烈地反对〔限制德国工业的主张〕。但是总统，还有摩根索先生——有好多事情我们都要问他——是那么坚持，最后我们就同意考虑。”(86)当时艾登不在场（他一经得悉有关情况，立即赶到魁北克并激烈谴责该方案）。魁北克会议期间，丘吉尔的主要民事顾问恰巧是彻伟尔勋爵，据科德尔·赫尔说，他敦促丘吉尔同意，因为他为这样的前景所吸引，即按摩根索的办法去做，英国可以解决战后出口贸易的难题，这个问题在伦敦正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87)同时，总统最后作出让步，同意英国提出的以德国西北部作为英国占领区的要求。这一点同艾德礼委员会(88)最初建议的，并为欧洲咨询委员会所支持的方案是一致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总统要求让美国掌握德国的海港以方便美方的交通运输。“英国的参谋人员认为原计划比较好，还看到如果要改变计划，将引起许多不便和混乱。”(89)据说英国的海军急于要控制德国的海军基地和船坞。为了妥协，对原方案略加调整，把不来梅一地划出，交给美方管理，并同意美方有权使用从不来梅到南德的铁路。(90)同罗斯福总统的处境一样，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议期间讨论外交政策时，他的主要外事顾问也不在场。他告诉我们说，他没有时间仔细审查那个计划，(91)并且说，他在回顾此事时，肯定不觉得他当真会受其约束。或许他也是“屈从于一位忠实的老朋友再三再四的要求”吧。(92)
盟国方面曾屡次试图把“无条件投降”政策降低调子，或者至少加以解释一下。根据上述种种理由，首相不大同意这样做。“打算向德国提出的实际条件，如果详细列明的话，决没有向他们重新保证的意思。”(93)但是他认识到把德国人“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强的硬干到底的集团，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希望的”。(94)他已经作过解释，(95)所谓“无条件投降”就是彻底粉碎敌人进行抵抗的意志，并不是说盟国想用残暴的行为玷污他们胜利的武器。1944年2月22日他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想法：
“无条件投降”一词并非意味着德国人将遭到奴役或毁灭。然而它具有这样的意思：在德国投降时，盟国将不受任何条约或义务的约束。譬如说，大西洋宪章不能当作一种权利适用于德国，这将是毫无疑问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胜利者有权放手行事，但并不是说胜利者有权野蛮地自行其是，也不是说胜利者想把德国从欧洲各国的地图上抹掉。如果说我们受约束的话，我们对文明的良心就是惟一的约束。(96)
当然，也有好多场合，丘吉尔谈到德国人时是直言不讳的：
在我们一生中，德国人曾经两次，加上我们的父辈则有三次，把世界投进他们所挑起的扩张与侵略战争。他们登峰造极地把武士和奴隶的特质合而为一。他们自己不珍惜自由，但看到别人享有自由却极其憎恨。他们一旦变得强大起来，就要寻找牺牲品；他们以铁的纪律追随任何一个领导他们找寻牺牲品的人物。德国的核心是普鲁士。那里是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在1／4的世纪中，由于条顿民族追求霸权，英、美、俄三国人民曾两次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危险和流血牺牲，因此他们这一次一定要采取步骤，使普鲁士或整个德国再也不能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是德国生活中必须彻底摧毁的两个因素，如果欧洲和全世界要避免更可怕的第三次战争，上述两个因素必须连根铲除。(97)
但总的说来，丘吉尔的本能和历史知识都驱使他采取一条为本国许多同胞所赞同的中间路线。他在1945年1月对艾登说，“‘重新扶助苦难的德国’的政策激起我从感情深处”发表意见时，处处受到打击。“关于‘欧洲的心脏不能让一个中毒的社会存在’的论据，我也很明白。”(98)他要把第二次大战打出个胜负分明、不容争辩的结果，但是他不愿意看到在停火以后人们仍怀恨不已。甚至在发表谴责德国人的演说时，他也会中断自己的话说：“我们不是为了同这样的种族过不去而打仗的。”(99)他告诉我们，在德黑兰会议上，当斯大林提议在战后必须把5万名德国军官和技术人员抓起来枪毙的时候，他是多么愤慨。(100)在雅尔塔会议上，也正是丘吉尔在表示原则上同意分割德国之后，最后一分钟似乎有所犹豫，主张由三国外长把这方案提交一个委员会审议，而终于束之高阁。虽然，他说过“原则上不反对以奥得河为界，如果波兰人想要的话”，(101)但他也提出抗议，说不要“用德国食物把这只波兰鹅塞得过饱，以致因消化不良而死掉”。(102)也还是丘吉尔，他根据英国内阁指示，反对苏联向德国索取200亿美元赔偿的要求，并且拒不同意确定任何具体数字。“我的脑子里浮现出饥饿不堪的德国的魔影……我们是安稳地坐在那里说：‘你们活该挨饿呢’，还是想法子去让他们活命呢？如果让他们活命，这笔钱由谁来付？如果你有一匹马，要它拉车，你就得喂它一些粮草。”(103)他把自己的处世态度归纳在他的“一生的铭言”中：“战争时：坚决刚毅；失败时：顽强不屈；胜利时：宽容敦厚；和平时：友好亲善。”
1918年胜利后，英国大选的主要争论是围绕着“绞死德皇”和“挤橘子要把子儿挤尽”这两个问题进行的，这样就使得缔造良好和平局面的任务大为复杂化。1945年，诺埃尔·科沃德的“让我们不要对德国人发泄兽性”这句话，最接近于表达英国公众的情绪。有很多原因使现在的情况迥然不同；舆论、官员以至内阁大臣都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但是一部分功劳必须归功于首相。他主要依靠仁慈为怀的良知而不是凭借组织周到的简况介绍会，使得英国人民没有上那些廉价推销的解决方案的当。令人遗憾的是他对于他的谈判对手未能施加同样的影响；相反，他们似乎合伙引得他接受一些并非真正代表他的思想特色的意见。但是他在国内奠定的基础是牢固的，足以抵消掉他在1945年大选中讲的某些过头话，并且使得英国政界的左翼和右翼在对德政策上没有出现根本分歧。在艾德礼和贝文继任首相以后，执行的路线没有急剧的变化。在“两党合作”这个名词创造出来以前，实际上已经做到这一点了。的确，工党政府对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国有化政策的支持同保守党政权所可能给予的支持自然有所不同，但即使如此，也因下列事实而显得无大区别，这就是说，由于种种原因，两方的支持都不是非常有力的，而且还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即从英国对德国问题的主要态度来看，在力图恩威兼施的精神指导下，英国政策的推行，只是偶尔在某几个短暂时期内有些动摇。企图在两极之间求其平衡，在决策方面有时候便会陷于无能，而取得和谐的切实措施，又绝不是经常采取的。不过，说句公平话，毕竟是做过尝试了。
第三节 法国
法国在德国的地位是异乎寻常的，因为法国取得这种地位主要是靠其盟国特别是英国的宽宏大量，而不是靠它本身的努力。欧洲咨询委员会在最初拟订的方案中并没有给法国设立占领区。1944年11月丘吉尔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将军“强烈要求参加对德国的占领，不只是在英军或美国统帅部下面分一块地盘，而是把地盘置于法军统帅部的管辖之下”。丘吉尔对此表示同情，他“深知无需很多年，美国军队就得回国，英国在海外维持庞大的军队也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同我们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也同我们的资源条件不相称”。(104)他还说这个问题必须拿到盟国间的谈判桌上去解决（虽然立即产生这样的谣言：法国驻扎军队的确切地区已经达成协议了）。
自然，在雅尔塔会议上没有法国的代表，尽管戴高乐将军在1944年9月12日曾宣称：“我们认为解决有关欧洲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法国参加，是一个严重的错误。”(105)不管怎样，丘吉尔极力说项，要让法国有一个占领区。在罗斯福声称美军占领期限将限于两年的时候，丘吉尔就更加感到有充分理由这样做了。“如果美国人离开欧洲，英国就不得不单枪匹马占领整个德国西部。这样一个任务是远非我们所能胜任的。”(106)他据理力争，说服了罗斯福，然后他们两位政治家又联合起来设法使斯大林勉强同意。斯大林说他不能忘记“在这次战争中是法国打开大门把敌人引进去的”。(107)据哈里·霍普金斯记载，“温斯顿和安东尼（艾登）像老虎一样拼命为法国争取”，(108)他们的理由是“伟大国家的命运不应该为它们管理机构的暂时状态所左右”，(109)但苏方同意的前提条件是法国占领区只能从英国占领区和美国占领区中划出一块来，不能影响俄国占领区（这一点也适用于柏林）。又经过几天的争论，俄国人才同意法国在占有一个占领区的同时，也须在盟国管制委员会里享有一席。(110)
英、美、苏三大国未能完全平等地对待法国，这是无法避免的。法国解放后的情况没有可能在共同协议的宪法基础上选出一个政府来代替法国临时政府。交通运输破坏得很厉害，在很多地方当地的抵抗运动领袖——常常是共产党人——随意处罚，为所欲为。人们对德军占领和维希政权，记忆犹新，心灵上留下深刻的伤痕。他们一直希望在抵抗德国统治中形成的团结会持久不衰，并且会使第三共和国时代最缺少的那种要素得到恢复，但是事态的发展逐渐明朗，证明情况并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法国内部本来就够激烈的争吵，变得更加激烈了。”(111)虽然有法国第一军在盟军战线的右翼阿尔萨斯作战，但法国的武装部队仍然虚弱得不像个样子，装备全依赖外国供应。法国人嘲弄权威的癖好在占领期间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爱国主义的光辉，(112)而旧有的恶习不但没有随着重新获得自由而消失，反而仍在继续腐蚀公共道德。国家的经济状况混乱不堪，没有外国援助就休想恢复。许多法国人由于意识到这种仰人鼻息的境况，便产生了怨天尤人的情绪，而不是下决心去设法补救。战前人们讲笑话，说奥地利的局势不可救药，但是还不算严重。这种笑话大有同样适用于法国之虞。
法国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内的形势，因此分不出很多心思来考虑德国问题。法国人主要关心的是让人家承认他们是一个大国，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一定要按同等条件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使法国的人力物力更为紧张，意味着承担无力承担的义务，法国人还是认为参加占领是他们的权利。“因为我们在共同战斗中遭到了这种削弱，他们在采取任何决策时总是要把我们撇在一边，哪怕是在最轻微的程度上，我们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113)法国人对自己地位的变化感到如此的困扰，以致花费了很多精力来试图说服其他国家相信法国什么也没有改变。
一般法国人对待德国的态度确实极少变化。法国人也许不至于否认善良的德国人还是有的，但是他们认为根据这种假定来制定政策是愚不可及的。法国人对改造德国的尝试，采取嘲弄的态度，对德国人灾难深重的前景却并不十分烦恼。按照法国人的想法，25年前他们曾经受到盟友的冷落，他们不欲再度受冷落。所以一开始，当情况还比较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力争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力图在德国还不能抗拒的时候，削弱德国。首先，他们想得到煤炭和工业设备来弥补他们的损失，并不打算多伤脑筋去一项项计算索赔的物资是否严格地同损失相当。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法国占领区当作物资补给来源。他们关心的与其说是为了安全而拆除德国的工业设施，还不如说在于从现时生产中得到赔偿物资。其次还有莱茵河边界的问题。“法国如果得不到沿莱茵河全线永久驻扎军队的保证，就不打算结束这场战争。”(114)这个要求是否意味着法国意欲兼并莱茵河以西的全部领土，还不十分清楚。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宣称这正是戴高乐访问莫斯科时提出的要求，虽然美国人认为只要把莱茵河以西的地带置于国际共管之下，戴高乐就准备放弃赤裸裸的兼并土地的要求。(115)戴高乐肯定想兼并鲁尔。(116)他同样想让萨尔归属法国。至于德国西南部的其余地区，戴高乐在1945年4月说过：“法国从未想要兼并这些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必须同我们和平共处。”(117)
把德国这个地区划分为若干独立的小邦，这样就很容易将其置于法国的势力之下，这恐怕是法国政府最希望造成的局面。法国人之所以坚决反对在德国建立任何中央政府，其动机很可能来源于上述梦想。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法国人在占领初期有步骤地努力在其占领区内确立法国的文化影响。
然而在施加文化影响这项政策的背后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更富于建设性的想法。因为有些法国人尽管不一定对德国人消除怀疑，但他们认识到在欧洲政治中德国人终究是一个因素。法国如果要避免再在对德战争中流血牺牲，就必须在两国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使得两国今后能够合作而不相互冲突。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大多数是抵抗运动的成员，而不是在战时同纳粹合作的人，这一点乍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他们想利用占领德国的机会减少怨恨和复仇心理，从而发展两国之间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虽然他们后来产生不少幻灭之感，但他们的想法必然还要在后来的舒曼计划中重新体现出来。据说他们遭到法国占领军中一些高级军官的反对，这些高级军官多半持有右翼观点，认为战后的法国色彩“太红了”，他们去法占区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享受一番。(118)
英、美两国的占领方案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斟酌而取得协调的，可是讨论时并没有邀请法国政府参加，因此，法国政府并不认为给它一个占领区就得执行同其他西方大国一样的政策。他们甚至于对分配给他们的占领区表示不满，1945年4、5月间有好几周法军拒绝把他们占领的位于美占区的斯图加特市移交给美国人。(119)在戴高乐声称没有法国参加，欧洲的前途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以后，波茨坦会议仍没有邀请法国参加，这对法国人的自尊心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促使法国政府宣布，他们不受任何未经他们同意的决定的约束。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这种局面，即盟国管制委员会成员之一不承认确定委员会活动方针的协议。正像事态发展所证明的那样，其后果极为严重。(120)
第四节 俄国
按照贝尔纳斯的说法，(121)在雅尔塔会议上“俄国代表团主要关心的就是赔偿问题”。战争的最后阶段给德国以惨重的打击，但从战争的全过程来看，毫无疑问俄国的损失更为惨重。
据官方统计，有700万人死亡——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远不止此数；有不可胜数的千百万人残废；绝大多数城镇沦为废墟，苏联欧洲地区很大一部分乡村也成为一片瓦砾；工业遭到破坏，举例来说，顿涅茨的煤矿完全被淹；有2 500万人完全无家可归，住在窑洞、战壕和泥舍里，此外还有撤退到乌拉尔和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千百万潜在的无家可归者。最后，也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胜利的代价中还包括着全体人民的极度劳悴，他们为了工业化和重新武装，多年来一直享受不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122)
有这么一个故事流传着：一位西方盟国的军官在柏林看到红军军纪不佳，曾对一位俄国人表示惊讶，他得到如下的回答：“这不是红军，红军已于1941年和1942年在战场上阵亡了。这些是亚洲的蛮夷，我们赶他们去打仗，以击退德国的进攻。”
俄国和法国一样，需要赔偿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救急，而不是为了报复或安全。早在1942年，斯大林似乎就已经提出过实物赔偿，特别是用机床赔偿。(123)在雅尔塔会议上他重复这一观点说：“上一次”的错误就在于索取现金赔偿。于是他的代表团要求德国应付出相当200亿美元的赔偿，其中50%应归苏联，赔偿的一半用拆迁的工厂支付，另一半应在10年内以当年产品支付。迈斯基要求把德国的重工业减少80%。(124)他不同意丘吉尔的观点，即德国将因此而挨饿，他针对马和粮草的比喻(125)说：“一定不要让马踢你一脚。”(126)按照俄国人的见解，德国即使按照他们建议的规模支付赔偿，仍能依靠其轻工业和农业过着俭朴和像样的日子。根据罗斯福的倡议，这个问题交给赔偿委员会去研究。尽管英国反对确定任何具体数字，委员会仍奉命以俄国的建议作为初期研究的依据。(127)实物赔偿将采取三种索取形式：拆迁工厂，交送当年产品，派遣劳动力。俄国人认为他们的主张几乎已被接受，而他们是不会轻易作出让步的。(128)
先是赔偿，其次才是安全。在30年内，俄国两度遭到德国侵略，每次均损失惨重。有鉴于此，俄国人有充分的理由期望不让德国的侵略重演。斯大林预料德国在15—20年内能够复原。(129)早在1941年12月，斯大林就向艾登提出：让奥地利恢复为独立国家，(130)把莱茵兰地区同普鲁士分开，成为一个独立国或保护国，如有可能，也把巴伐利亚建成独立国家。他还建议把东普鲁士划归波兰，把苏台德区归还捷克。(131)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两次会议上，他也坚持大体上同样的方针。在丘吉尔于1944年10月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又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莱茵兰国家，主张对鲁尔、萨尔和基尔运河实行国际共管。所有这几次会谈都使斯大林有理由相信英美两国领导人同意他的意见（除了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拖延应付，建议把问题交给外长们去讨论以外）。只是经过外长会议的讨论和以后事态的演变才逐渐判明美英两国实际上并不同意分割德国的方案，而斯大林则在1945年5月9日对俄国人民发表的胜利演说(132)中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出于安全的考虑，更有理由要求拆除德国的工业设备。但尤其是俄国的历史教训说明：在东欧的广阔平原地带，安全是用空间来表达的。主要目标是把德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向西方推移，获得一个缓冲或保护地带，以防止未来侵略的最初冲击会直捣俄国领土。为使这样的方针得以实行，使波兰政府保持亲苏立场是很必要的。把德国领土划给波兰不仅是对波兰人丧失东部领土的一种安抚手段，而且还造成德国人将来向波兰人提出收回领土的要求，从而增强波兰依附于俄国的利害关系。至于德国失去了那么多领土，可能会激起其愤懑难平的复仇之念，这一点却并没有予以认真考虑，因为不管怎么办，德国人的敌意总是意料中事。抚慰德国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小，以至于谋求安全的惟一出路在于削弱它。
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提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严格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他们的建议尽管苛刻，但并非出于盲目的感情用事。然而这不是说他们对蹂躏了他们国土的那个民族不怀有强烈的仇恨。胜利以后，俄国人在柏林到处设置标语牌，写上斯大林在1942年9月讲的一段话：“把希特勒一小撮同德国人民、德意志国家混为一谈是荒谬可笑的。……历史表明希特勒一类人上了台又复消失，而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则依然存在。”(133)直到1944年年中，俄国对德宣传唱的都是这个调子。但是能够更确切地代表斯大林在战时所持的态度的，是他自己说过的这句话：苏联人民的任务是“消灭每一个侵入我国领土的德国人”。(134)这也许是修辞上的夸张，但是这样说是为了激起抵抗的愤怒情绪，而这种情绪在战争结束后也不容易冷静下来。当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以和蔼的神情”提及需要枪毙5万名德国军官和技术人员时，(135)连丘吉尔也没有把握判断斯大林说的话是否当真。从1944年5月起，俄国的广播似乎就开始提出战后要把全部德军官兵用于强迫劳动。(136)
伴随着仇恨的是轻蔑。这就似非而是地使得把共产主义引进德国的问题冷却下来。有一次斯大林告诉米科莱契克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德国，就像马鞍不配安在牛背上一样。”(137)在波茨坦会议上，他曾告诉丘吉尔说，他在1907年看到有200个德国人未能参加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火车站栅栏门收他们的车票。(138)1945年5月，有个俄国军官对一位美国人这样说：“我们肯定不打算把共产主义这样高尚的理想带给那样的人民。”(139)斯大林因德国工人未能进行切实有效的抵抗去阻止纳粹的兴起而蔑视他们（他轻易地忘记了他自己不赞成社会党同共产党合作时，对造成这个后果应负多大的责任）。他对共产主义在德国群众中是否受欢迎并不抱幻想，他认识到在德国实行共产主义，不能依靠自下而上的自发运动，只有依靠红军和俄国的实力才有可能。再者，马克思主义学说教导说：首要的任务是夺取生产资料，为此目的，可以利用任何自愿的同盟者，在牢固掌握政权以后，就可以推行共产主义。还有，迅速索取赔偿的机会（这里速度是很重要的）取决于毫不拖延地重新开动资本家的生产机器。为达到此目的，需要从资本家那里取得尽可能多的帮助。所以，如同在东欧其他国家采取的政策一样，第一步不是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而是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在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里吸收一些资产阶级的傀儡政党参加。
然而，俄国人很自然要在共产党人当中找朋友，并把那些流亡俄国受过训练的德国人安插到负责岗位上去。关键的职务必须由可靠的人来担任。俄国人绝对地相信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其经济结构的反映，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措施立即冻结银行存款，对主要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实行土地改革。在德国垮台以前，土地改革的纲领已经在俄国拟就，连同赔偿方案在内，这似乎是俄国人为占领德国所做的惟一的明确的准备工作。(140)的确，为了永久摧毁普鲁士军人特权阶层的权力，土地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初期的土地改革还不是实行集体化，而是把土地再分配给小农。这就形成了牢固的阶级力量，可赖以抵制旧政权的复辟。这正是1917年列宁所采取的“妥协”办法，以诱使农民支持布尔什维克而从沙俄军队中开小差，正是此举对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管俄国人在他们所奉行的政策方针上企图表现得多么克制，不管在把共产主义同失败联系在一起考虑时是多么小心翼翼，他们不能不推行一种新政策，建立一个新政权，而其成败势必要影响到他们的威信。他们可能有此打算，把最初建立的政权当成是“预备牺牲的”，一旦他们的政策需要牺牲或解散这个政权，他们决不会因感情用事而裹足不前。但政权的变更不容许影响其基本性质。不管怎样，德国人对于形式上的细微差别是不大计较的。他们反正把新政府看做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共产党人担当着重要职务，而且因为它是苏联建立的。所以，俄国人对新政府的命运不能漠不关心。这就导致俄国人内部负责索取赔偿的当局同负责与德国人打交道的当局之间，以及在波茨坦的苏军司令部同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军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道理很明显，如果无情地实施从德国搬走尽可能多的物资的政策，势必会造成匮乏和混乱，使得极有经验的和地位稳固的管理当局也穷于应付。造成内部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否仅限于此，是值得怀疑的。斯退丁纽斯曾经提出过下列看法：(141)在雅尔塔会议以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曾经遭到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批评，说他们对美、英方面太迁就了，并迫使他们规避承担某些义务。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斯大林把占领东德主要是看成巩固俄国的一种手段，而莫斯科以日丹诺夫为首的另一批人则把东德当作一个据点，来策划共产主义对西德的征服，进而征服整个西欧（列宁不是说过“谁掌握德国就掌握欧洲”吗？）。共产党预料战后可能发生的混乱，以及他们深信会妨碍经济复兴的不景气，都将有利于他们的图谋。但是如果他们要想抓住这一时机，东德的政权就必须作出相当好的政绩来。
苏联战争赔偿委员会对莫斯科（也许是对莫洛托夫）直接负责，但是似乎同朱可夫及其后任索科洛夫斯基所领导的驻东德苏军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宣传鼓动部的领导人图尔帕诺夫是日丹诺夫的主要代表，他受过工程师的训练，20年代曾经在德国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战时曾担任红军的政委，一度有人把他恰当地譬喻为“俄国的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他很有才干，冷酷无情，富有幽默感，但是很不善于体察别人对他的看法。此外还有政治部主任兼朱可夫的顾问谢米诺夫，似乎代表第三种政策，谢米诺夫看来像是贝利亚而不是莫洛托夫任命的人。这个人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官员相比，对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有较深的素养，他必定不会像打了胜仗的士兵或头脑顽固的宣传工作人员那样对苏联的实力和前景有那么大的自信。他对于下列两种政策所孕育的危险性大概早就有所了解：一是旨在使德国分裂，二是企图以东德为跳板进攻西欧。像处在谢米诺夫那样地位的人，很可能认为在不牺牲苏联既得利益的条件下，采取一种保持德国重新统一的道路畅通无阻（不管这种统一是否取得西方国家的同意）的方针更为上策，因为这样的德国最终可能证明比一个违背其自身意愿而共产主义化了的德国更有条件成为苏联的有益的盟友。显而易见，这种政策乃是三国同盟和拉帕洛政策的直接继承。(142)
上面关于俄国阵营内部不同观点的扼要描述中虽然有不少揣测的成分，作者仍然给予一定的篇幅，因为这种分歧对理解俄国的对德政策有所裨益。有些人以为独裁政权的“铁板一块”的特点不仅体现于外表，而且自然地会导致奉行一种明确一致的单一政策。这些人听到这种内部分歧的存在只会感到吃惊。上述内部分歧在现实情况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阵营内部也会有所反映，而且更为严重，不只限于军事与民事占领官员之间观点上的分歧。但是在西方，人们至少公开承认分歧并且展开讨论。
不管个别的俄国人持有什么见解，他们很自然地会对西方国家抱怀疑态度。斯大林在其权力上升的过程中，对待昔日的盟友的态度是：一旦这些盟友已经帮助他打倒了直接的敌人，他就会予以抛弃。在国际事务中他也同样如此，自属意料中事。更有甚者，他从未摆脱格鲁吉亚农民的特色。在革命领袖人物当中，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最差，他是主张“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当时对俄国这是惟一可行的政策，而且因为这个政策本身有其吸引人的积极方面。如果说斯大林也注视俄国以外的世界，那么他对亚洲的关注并不亚于对欧洲的关注。他生性对外国人不信任，对资产阶级领导人也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对于任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当作真理接受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俄国人的这种不信任已有不止25年的历史。拖延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急欲进入巴尔干地区，英国对压制邓尼茨政府犹豫不决，英、美保守原子弹秘密，突然中断实施租借法，美国不给俄国提供复兴建设贷款（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分割德国问题上变了卦，凡此种种，他必然都会用占主导地位的不信任心理去解释，于是它们又进一步成为加强这种不信任感的证据。斯大林很可能在战时获得如下的印象：他的盟国甘愿让他在东欧各国为所欲为，因为东欧各国的友谊对俄国安全是如此必要，还有在东欧建立“民主”政府的事业决不会被解释为建立西方的代议制政权——无论如何，这种政权已证明不适用于该地区。当英国出兵镇压希腊的共产党人时，他曾经保持沉默，为什么对他在波兰采取的行动又那么大肆渲染？俄国人是否一定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原子弹，以及确实会不失时机地巩固自己的地位，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拒不承认客观的态度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它把形成各种态度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动机全都归因于经济上的利害关系。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能体会别人的善意，因此把战时在西方建立起来的对俄国的善意牺牲掉，也满不在乎。他认为只要西方帮助俄国而从中得到好处，不管俄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种善意仍然会保持下去，然后却又自动中断，不管俄国的行动如何。由于历史的机缘，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位外国政治家在战时同斯大林建立了某种个人的关系，可是在战争结束时，两人又相继退出了政治舞台。
即使有寻求了解的愿望，但在这条道路上仍然是障碍重重。有些作者找到了德国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一事实：德国从来没有为罗马帝国所全面占领（或者用这种理论的更精确的公式来表示，德国从来没有完全接受西方关于自然法则的概念），结果是西方文化在后来当作一种外来物强加于德国的。如果这种说法对德国而言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真理，那么把它运用于俄国那就真切得多了。当然，古典文化的译本经由拜占庭传到了俄国，在18、19两个世纪，俄国文化从西方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然而斯拉夫民族所特有的要素并没有被同化，1917年革命后的孤立状态则又大大加强了这一要素。在这些相互隔绝的年代里，一种西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把俄国与西方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理论在俄国是当作福音书一样向人们不断灌输并要求信仰的，而不是当作一种有待检验的假说。结果是当俄国人在德国同他们的盟友相逢时，在表面的善意和假定一致的目标下面潜伏着一堵互不理解的墙。由于双方对于和自己思想格格不入而为对方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只有非常肤浅的了解，这就使情况越发严重了。占领德国的历史很可以看做是把这种隔阂提高到认识水平的过程。
在互不理解这个问题上，不能忘记语言这个因素。会讲俄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少，会讲英语的俄国人也很少，所以讨论问题都得经过翻译，然而能掌握高度的语言技巧又通晓业务的译员为数太少了，再说即使有优秀的译员，他们也要休假啊。(143)用第三种语言（通常是德语）相互交谈的办法也好不了多少。还必须指出，俄语远不如法语或德语同英语那样相近。问题远不止是从另一种语言里寻找与俄语单词相对应的字眼（反过来也是如此），因为这种对应的字眼往往是不存在的。像“民主”和“自由选举”之类的词汇对双方人员引起的联想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在于要用一种思想方法去解释另一种思想方法。
由于俄国人表现得特别敏感，而其自尊心又极强，上述的种种基本困难就使得情况越发糟糕了。虽然他们坚信一切行动都为经济利益的动机所决定，但是这一信念并不影响他们在社交活动中要显得超凡出众来为祖国增光的人之常情。占领德国是他们三十年来参与国际生活的第一桩大事。对于许多参与此事的人来说，这不仅仅是第一次同资本主义世界接触，而且由于他们是革命的产物，往往又是农民的子弟，他们没有祖传的经验可资借鉴。(144)像暴发户一样，他们死命地装出自己懂得一切规矩和礼貌，而其实是一无所知。在谈判中，他们拘泥于遵守严格的程序，除非这样做使他们理亏。他们拒不回答问题，至少有一些情况是由于没有把握说什么话才合适。一方面，他们最不愿意承认自己一方所存在的混乱、不善于随机应变或效率不高等现象，而结果可能正是上述现象造成他们的行动（例如开会缺席）被盟友看做是故意怠慢或存心不良。另一方面，他们动不动就要生气，其实别人并无冒犯之处。有一次朱可夫元帅大发牢骚，原因是一本美国书上曾写到他比他的夫人矮两三英寸，还说他有两个儿子，其实他比他的妻子高，而且只有女儿。这段话使他大发雷霆，他认为这里面包含着“对个人的轻视和贬低”。(145)在占领初期，俄国人曾提出过一次强烈的抗议，理由是柏林的英国当局竟准许一家受英国控制的报纸登载一则报道而使红军受到侮辱，那则报道说，柏林市中心的一家衣饰用品商号正在为红军制作65 000件衬衣和4万条裤子。这种情况使双方都不可能判断：无礼的行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存心有意，无辜的行动到什么程度才不致得罪别人。
人们不难提示说，这些都是暂时的困难，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如果各方获准彼此混在一起并取得相互了解的话。的确，很多俄国人对西方生活方式流露出很大的、几乎是孩子气的好奇心，感到是第一次开眼界。未失其真的俄国人和极权主义官员之间有一种显著的差别，前者好奇爱问，喋喋不休，惯于内省，欢乐愉快，从容沉着，对时间的消逝毫不在乎；而后者在突然记起那些教给他的清规戒律时，就变得沉默寡言，含糊其辞，明显地表示出不违反党的路线的决心。苏联当局在对友好亲善和社交活动施加那种严格限制时，很可能考虑到有那么一批未失其真的俄国人。这不单纯是不让他们“知道西方的真实情况”，而且也是防止无政府主义的本性引导他们忘却和猜疑苏联赖以建国的纪律的基本原则。但不能因此机械地说，如果俄国当局热切地鼓励交往，友谊就会得到保证。当任何谈论和行动可能被曲解时，有机会相聚，很可能是有害而无益。的确，使彼此较易混熟的惟一办法是饱餐一顿，而喝酒的作用则更大。
第五节 盟国的宣传
前面所记载的许多事实和言论，都是在事后不多久就透露出来的。普通德国人无从自动地得知其详。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稍加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要求普通德国人从盟国方面获悉一些情况，以便了解盟国的意图，乃是合情合理的。当然，盟国向普通德国人传达情况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无线电台。而广播本身就给研究历史的人出了一个难题。单凭广播数量之多，就使当时的任何一个人难以单独地领会广播的全部内容。至于对过去的广播加以回顾并进行分析，这无异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即使手头有原稿可资利用。幸亏当时传递主要信息，还运用了传单，那是飞越欧洲的英美飞机空投下来的。西方盟国的整个宣传工作是紧密配合、充分协调的，因此可以从传单方面推断出无线电广播节目的总的特征。(146)
首先要强调一下，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所作的宣传，其主要任务是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目的在于使德国人对他们的首领（特别是对希特勒）丧失信心，对德国取胜的可能不抱希望。广播宣传煞费苦心地利用希特勒之矛来攻希特勒之盾。具体的做法，如英国广播公司播放希特勒过去的广播录音，收到特殊的效果。广播反复论证德国打不赢这场战争，而战争之所以还在继续，原因是那些纳粹头子在拼命挣扎，企图免遭覆灭。对德国部队，则定期提醒他们，投降便可保全性命，而且可望在被俘后得到宽大待遇。反之，继续战斗下去，他们并不能对德国事业作出什么有益的贡献。(147)还就德国的装备和资源与盟国相比是否能发挥作用，德国官方就一些事件的说明是否确当适宜等问题，千方百计地在德国人中散播怀疑。
接着宣传的是德国和德国人民在战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前景，但这只占次要地位，描述这种前景，主要运用盟国政治首脑人物的言论。确实如此，在对德国武装部队成员进行心理战的1944年6月的标准指令中就作过这样的规定：(148)“有关战后对德处置问题，不作具体承诺，只能引用政府发言人所明确表示的。”执行这一政策所发表的许多主要声明，前面已经引过了。(149)在传单上复制那些声明，有必要加以删节，因而关于大西洋宪章不能作为一种权利使用于德国的这一暗示，给删去了。但是这一点在上述指令中是特别强调的，英国广播公司终于把它着重广播了。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内，传单上只有一次提到大西洋宪章，那是1943年秋在引述一项条款时提到的，该条款规定各签字国承担一项义务，“……在世界各国间公正而公平地分配主要产品”。
论点都是按相应的方针路线来阐述的：
对广大的德国人民并无报复之意（1943年秋）；我们无意要消灭德国人民（1944年夏）；〔莱茵兰城市的〕普通居民对盟国军队无须害怕（1945年1月）；盟国所决心摧毁的不是德国人民，而是德国的战争机器（1945年3月）；结束战争，对德国来说意味着获得一种人们得以生存的严峻而公正的和平（1945年3月）；大规模报复行动是盟国正在竭力加以反对的事情之一（1945年3月）。
但情况还不止于此。因为有一个问题是反复予以强调的，这就是盟国意在完全解除德国的武装，铲除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依法惩办纳粹头目。的确，这种强调反过来正是使“普通老百姓”消除疑虑。德国人一再得到预先通知：盟国是不会与纳粹政府打交道的。英国广播公司越来越少地提到纳粹和德国人民之间的区别。此外，说到德国取胜无望时，总是要提醒一下：德国人如果让战争打到底，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可怕的结局总比无休止的恐怖好得多”，这是英国广播公司反复引用的一句话。
一旦万物皆毁，回头就来不及了。战争结束得越早，对德国就越好（传单，1944年10月）。
今日的德国战争工业给摧毁了什么，明日的德国和平工业就要缺少什么。打不赢的战争多持续一天，恢复和平而体面的正常生活的时间就要更长，每个德国人就要更为艰苦（传单，1944年新年）。
战后德国的经济将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今天的敌国的援助，特别要依靠英国和美国的援助。英、美在原则上并无拒绝援助的意向。英美两国负责的政治家业已再三宣布，他们打算在德国战败后完全解除其武装，但并不希望使德国挨饿和破产。
但是，在战后扶助战败的德国在经济上重新站起来，这种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限度随着战争的继续而一天天变得狭窄了。整个世界从事抗德战争所耗费的精力越多，用于和平时期的工业物资和粮食的储存就越少，而这些储存是在战后正可以用来帮助德国并加速其重建的。农民当兵的越多，粮食生产就越少。全世界转入军火生产的工厂越多，可以用于重建的产品就越少。如果战争再延长下去，世界粮食匮乏的前景已可预见。
此外，德国并不是惟一的——也非第一个——在将来必须依靠外援的国家。世界上每一个月所遭到的破坏都会使求援的队伍拉长，德国只是站在队伍的末尾，而等待领取的物资却会日见缺乏（传单，1944年春）。
战争的继续意味着造成更多无益的损失和牺牲，而且意味着战争将在德国本土结束，这就难免使德国人民遭到毁灭，使其生存化为乌有（传单，1944年8月）。
打不赢的战争每进行一天，就意味着更多的灾难、混乱与匮乏（传单，1944年冬）。
战争结束后，在占领期间，德国人喜欢把当时的生活条件与他们认为盟国曾经允诺过的生活条件相比较，从而抱怨盟国食言。所有的事实都说明，就具体允诺而言，德国人记忆中的东西是与现实完全对不上号的。事实上盟国曾反复告诫过德国人，如果战争进行到底（实际是进行到底了），在物质方面所造成的后果将是惨重的，而德国人民承受这种后果不可避免地会最为惨重。英国广播公司常常把德国人民比作坐在一列由疯子驾驶的火车上的乘客，这个发了疯的司机则横下一条心尽量加快车速，直到火车出轨为止。他们惟一的希望是由哪一个乘客挺身而出，不怕付出40个帝国马克的罚款，拉一拉火车内的警报索。许多德国人都痛苦地意识到他们是处于这种危险的境地，但不准备动手去拉。为了避免产生完全绝望之感，他们只好对战败后将会发生的情况尽可能作最有利的解释。盟国不曾作过明确的承诺，却提出过一系列明白的告诫，这也许是真情实况。但是，他们却谈了不少关于依法惩办纳粹战犯，建立一个坚定、严格而又公正的军政府。再者，他们自以为与纳粹头目相比，他们是正派而诚实的人，承认自己肩负着基督教文明国家的责任，他们的整个态度就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的。这样一种态度在占领军的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时，能用什么来加以解释，就可能产生很大的意见分歧了。对德国的占领，不管是如何完美无瑕，也不能和德国人对公正处置所作的解释一一合拍。如果说有任何期望化为泡影，有任何承诺未能兑现的话，那都是德国人片面的想法。如果他们把占领的实际情况与戈培尔向他们倾注的关于占领前景的宣传作一番比较，他们就有理由感到惊喜交集了。
(1) 丘吉尔，第3卷，第386页；美国版，第3卷，第434—436页。
(2) 见下文，原著第34页。
(3) 菲利普·E·莫斯利：“德国的分割”，《外交》季刊（Philip E．Mosely：“Dismemberment of Germany”,Foreign Affairs），1950年4月，第28卷，第488页。
(4) 欧内斯特·F·彭罗斯：《和平的经济计划》（Ernest F．Penrose：Economic Planning for the Peac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25页。
(5) 雷·S·克莱因；《华盛顿指挥部；作战处》（Ray S．Cline：Washington Command Post；The Operations Division）,华盛顿，陆军部战史编修馆，1951年版，第217页。
(6) 罗伯特·E·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珍闻秘史》（Robert E．Sherwood：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纽约，哈珀，1948年版，第227页；英国版，两卷本：《哈里·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The White House Papers of Harry L．Hopkins）,伦敦，艾尔及斯波蒂斯伍德，1948—1949年版，第1卷，第225页（该书以后均用美国版书名，但美国版和英国版的页码均予注明）。
(7)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年7月—1943年6月》（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利兰·M·古德利奇和玛丽·J·卡罗尔（Leland M．Goodrich and Marie J．Carroll）编，波士顿，世界和平基金，1944年版，第44页。
(8) 这是在1941年12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期间出现的情况。这次访问结束时，公布了同意给予奥地利独立的宣言（见下文，原著第273—282页）。
(9)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11页；英国版，第2卷，第709页。据说艾登曾表示同意，但是此举对他来说，和他平时的态度颇不一致（见下文，原著第33页）。
(10) 莫斯利：“德国的分割”，《外交》季刊，1950年4月，第28卷，第489页。
(11) 见下文，原著第30—31页。详见《科德尔·赫尔回忆录》（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纽约，麦克米伦，1948年版，第2卷，第1285—1287页。〔以后简称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2卷。本书以下各章节凡引用该回忆录的内容，均得到纽约麦克米伦公司的许可（1948年版权属科德尔·赫尔所有）。〕
(12) 丘吉尔，第5卷，第354页；美国版，第5卷，第401页。
(13) 见下文，原著第31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97—798页；英国版，第789页。
(14) 见下文，原著第21—33页。
(15) 菲利普·E·莫斯利：“德国的占领；对如何划分占领区的新见解”（Philip E．Mosely：“The Occupation of Germany；New Light on How the Zones Were Drawn”），《外交》季刊，1950年7月，第28卷，第580—604页。
(16) 菲利普·E·莫斯利：“德国的占领；对如何划分占领区的新见解”（Philip E．Mosely：“The Occupation of Germany；New Light on How the Zones Were Drawn”），《外交》季刊，1950年7月，第28卷，第580—604页。
(17)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Dwight D．Eisenhower：Crusade in Europe）,伦敦，海涅曼，1948年版，第218页（纽约，道布尔戴，1948年版，第218页）。
(18) 彭罗斯；《和平的经济计划》，第235—237页。
(19) 莫斯利：“德国的分割”，《外交》季刊，1950年4月，第28卷，第490页。
(20) 彭罗斯：《和平的经济计划》，第240页。有关英国的建议，见下文，原著第30页。
(21) 摩根索计划的摘要于再版时作为摩根索的著作《德国是我们的问题》〔（Germany is our Problem）,纽约，哈珀，1945年版〕中的卷首插页。对该书的最初解释的记述见彭罗斯，前引书，第244—250页。另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Survey for 1939—1946: America, Britain and Russia）,第483页和注①、注③以及第488页以后。
(22) 丘吉尔，第6卷，第138页；美国版，第6卷，第157页。
(23) 摩根索：《德国是我们的问题》，第12—15页。
(24) 同上书，第14页。
(25) 亨利·L·史汀生和麦乔治·邦迪：《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在第一线供职》（Henry L.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伦敦，哈钦森，1949年版，第334页。
(26) 哈罗德·津克：《美国驻德军政府》（Harold Zink：American Military Government in Germany），纽约，麦克米伦，1947年版，第132页。
(27)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03页。
(28) 史汀生和邦迪：《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在第一线供职》，第331—332页。
(29)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04页；英国版，第2卷，第795页。
(30)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设计摩根索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曾被多次讨论过。然而，看起来；（1）当摩根索在英国最初拟订这一计划时，它使怀特感到大出意外（见彭罗斯；《和平的经济计划》，第246页）。（2）该计划最初的形式同俄国的愿望背道而驰，因为俄国人主要想从经常生产中获得赔偿，而摩根索却建议毁掉德国的生产资料。
(31) 史汀生和邦迪：《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在第一线供职》，第328页。
(32) 说句公道话，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是以史汀生自己的大量证词为根据的。
(33) 彭罗斯：《和平的经济计划》，第254页。
(34) 摩根索：《德国是我们的问题》，卷首插图，第1页。
(35)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13—1614页。这一协议的另一条款规定租借法不应附带可能会妨碍战后英国出口贸易的条件。这一条款越过了科德尔·赫尔早已作出的协议，在这项协议中，英国保证在战后进行合作以努力做到降低税率和贸易特惠。因此，其中暗含修改英帝国国内商品特惠关税之意。赫尔对这一原则极为重视，现被人置之不理，使他对摩根索的插手大为愤怒。在魁北克，当然还就交换原子能情报和把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应事先磋商达成了协议。关于占领区的协议，见下文，原著第33页。
(36) 詹姆斯·F·贝尔纳斯：《坦率的话》（James F．Byrnes：Speaking Frankly），纽约，哈珀，1947年版，第186页。
(37)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32页；英国版，第2卷，第824页。
(38) 彭罗斯：《和平的经济计划》，第268页。
(39)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19—1620页。
(40) B·U·拉奇福德和威廉·D·罗斯：《柏林的赔偿任务》（B．U．Ratchford and Wm．D．Ross：Berlin Reparations Assignment）,查佩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33—36页。
(41)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19页；英国版，第2卷，第810页。
(42) 莫斯利：“德国的占领”，《外交》季刊，1950年7月，第28卷，第597页。在伦敦的怀南特从未接到过这个指示。
(4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7页。
(44) 这一指令（以后简称JCS1067）在1945年5月21日只发给关键人员，当时仍作为“绝密”件，直到1945年10月17日才予以公布。参阅克莱，第16页。全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193—211页。詹姆斯·P·沃伯格：《德国——桥梁或战场》（James P．Warburg：Germany — Bridge or Battleground）,伦敦，海涅曼，1947年版，第280—302页。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占领德国文件，1945—1954年》，B·冯·奥本编，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3—27页〔以后简称《德国文件，1945—1954年》〕。
(45) 史汀生和邦迪：《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在第一线供职》，第337页。
(46) 沃伯格：《德国——桥梁或战场》，第18页。根据罗斯福的指示，对外经济管理局设立了32个独立的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就一个特殊的工业制定出该做什么的计划，以使德国不再有发动战争的能力。把研究结果集中起来，等于搞一个完全瘫痪的经济。但是这一计划直到1945年12月20日才最后完成。然而，它最早的草案是用来调整美国在波茨坦会议上提出的赔偿建议（拉奇福德和罗斯：《柏林的赔偿任务》，第33—36页）。
(47) 沃伯格：《德国——桥梁或战场》，第18页。
(48) 丘吉尔，第6卷，第306—307页；美国版，第6卷，第351—352页。
(49)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在马耳他和雅尔塔的会议，1945年》（U．S．A．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55年，第614页。
(50) 见下文，原著第35—41页。
(51) 丘吉尔，第6卷，第329页；美国版，第377页。
(52)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8—29页。小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Edward R．Stettinius, Jr.：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伦敦，凯普，1950年版，第265页。
(53)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61—862页；英国版，第2卷，第851页。
(54)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9页。
(55) 公报的原文见英国外交部：《克里米亚会议报告》（Report of the Crimea Conference）,1945年2月11日，敕令第6598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5年版）。
(56) 1945年3月1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的演讲稿，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18—28页。
(57) 克莱，第64页。
(58) 理查·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国作曲家、文学家。作品有《浮士德序曲》、《尼伯龙根指环》等。——译者
(59) 转引已得到艾伦·赫伯特爵士和版权所有者《笨拙》周刊的许可。
(60) 丘吉尔，第3卷，第559页；美国版，第3卷，第629页。
(61)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和平的条件》（Edward Hallett Carr：Conditions of Peace）,伦敦，麦克米伦，1942年版，第24页。
(62) 同上书，第235页。
(63)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德国问题》（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Problem of Germany）,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43年版，第19页。
(64) 同上书，第18页。
(65) 1920年由哈考特、布雷斯和豪在纽约出版。
(66) 1945年由梅休因在伦敦出版。然而，其内容曾在供给报界的文章和信件中提示过。
(67) 彭罗斯：《和平的经济计划》，第217—224页。惟一已公布的有关这一委员会的情况报道竟被收进一本美国书里，这是破格的。
(68) 这一观点以后在德国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出的“防御贡献”中得到了体现。
(69) 彭罗斯：《和平的经济计划》，第221页；1946年10月22日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在下院的声明（下院辩论，第5辑，第427卷，第1513—1517栏）。
(70) 丘吉尔，第6卷，第443页；美国版，第6卷，第507—508页。
(71) 莫斯利：“德国的占领”，《外交》季刊，1950年7月，第28卷，第589页。
(72) 见上文，原著第17页。
(73) 丘吉尔，第6卷，第443页；美国版，第6卷，第507—508页。
(74) 同上。
(75)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19页。
(76) 丘吉尔，第5卷，第355—356页；美国版，第5卷，第402页。当斯大林说他相信德国会在15年至20年内恢复，丘吉尔回答说，至少在50年内一定要使世界得到安全（同上书，第318页；美国版，第360页）。
(77) 1942年9月9日艾登在下院发表了一个声明，答应在战后给予奥地利独立（下院辩论，第5辑，第383卷，第123—124栏）。
(78) 丘吉尔，第6卷，第210页；美国版，第6卷，第241页；斯退丁纽斯，前引书，第118页。
(79) 见上文，原著第22页。
(80) 丘吉尔，第6卷，第306页；美国版，第6卷，第351页。
(81) R·H·S·克罗斯曼1945年10月26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14卷，第2391栏）。
(82) 丘吉尔，第6卷，第25页；美国版，第6卷，第28页。
(83) 丘吉尔，第4卷，第617页；美国版，第4卷，第689页。
(84)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82—783页；英国版，第2卷，第777页。
(85) 见上文，原著第17页，第22页。
(86) 丘吉尔，第6卷，第138页；美国版，第6卷，第156页。
(87)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15页。
(88) 见上文，原著第30页。
(89) 丘吉尔，第6卷，第444页；美国版，第6卷，第508—510页。
(90) 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对细节一直争论到1945年2月。
(91) 丘吉尔，第6卷，第138页；美国版，第6卷，第157页。
(92) 见上文，原著第21页。
(93) 丘吉尔，第5卷，第621页；美国版，第5卷，第706页。
(94) 同上书，第584页；美国版，第663页。
(95) 1943年6月30日在伦敦市政厅的演说（《泰晤士报》，1943年6月1日）。
(96) 下院辩论，第5辑，第397卷，第698—699栏。在1944年5月24日和1945年1月18日，这些观点曾用别的话加以重复（同上书，第400卷，第783—784栏；第407卷，第423—425栏）。
(97) 1943年9月21日，下院辩论，第392卷，第88栏。
(98) 丘吉尔，第6卷，第306页；美国版，第6卷，第350页。
(99) 1943年9月2日的演说，上文曾引用。
(100) 丘吉尔，第5卷，第330页；美国版，第5卷，第374页。
(101)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40页。
(102) 丘吉尔，第6卷，第327页；美国版，第6卷，第374页。
(103)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7页。
(104) 丘吉尔，第6卷，第220页；美国版，第6卷，第252页。
(105) 夏尔·戴高乐：《演讲和书信集，1940—1946年》（Charles de Gaulle,Discours et Messages）,巴黎，伯杰-列夫罗尔，1946年版，第484页。
(106) 丘吉尔，第6卷，第308页；美国版，第6卷，第353页。
(107)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5页。
(108)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58页；英国版，第2卷，第849页。
(109)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在马耳他和雅尔塔的会议，1945年》，第618页。
(110)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58页；英国版，第2卷，第849页。在分割德国问题上，同法国的关系出现了更大的困难。雅尔塔会议的议定书包括一项秘密条款，根据这一条款，三大国在德国投降条件上附加一条，规定有权采取这样的步骤：“包括完全解除武装、非军事化和分割德国，当它们为了和平和安全认为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英国外交部：《克里米亚会议议事录草稿，雅尔塔，1945年2月11日》（Protoco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rimea Conference, Yalta, 11th February 1945）〕，敕令第7088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年）〔以后简称敕令第7088号〕。投降条件由欧洲咨询委员会起草，1944年11月法国人参加这一机构时，已表示同意。但由于俄国人的拖延，对于向法国人透露这一秘密附加条款，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虽然由于美国人的疏忽，实际上法国人在莫斯科已获悉此事了。这一事件可能引起的反常现象终于避免了，因为1945年5月5日在兰斯签署的条件，实际上是一份完全不同的文件，当时是由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起草的。在这一文件中，并未提到关于分割的问题（见莫斯利：“德国的分割”，《外交》季刊，1950年4月，第28卷，第496—497页）。
(111) D·W·布罗根，《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54年3月26日。
(112) 参阅让·迪图尔（Jean Dutour）在其小说《涂上好黄油》〔（Au Bon Beurre），巴黎，格拉塞，1953年版〕中无疑是夸大的描写。
(113) 戴高乐：《演讲和书信集，1940—1946年》，第523页。
(114) 同上书，第546页。
(115)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99页。
(116) 戴高乐，前引书，第657页。
(117) 同上书，第681页。
(118) 《曼彻斯特卫报》，1946年10月17日。
(119) 不久在意大利西北部也出现同样的情况（见丘吉尔，第6卷，第493—494页；美国版，第6卷，第566—568页）。
(120) 见下文，原著第123—126页。丘吉尔在致杜鲁门电文（丘吉尔，第6卷，第521页；美国版，第6卷，第600页）的一节中建议，对邀请法国人到波茨坦的可能性予以考虑，但这一建议为何遭到拒绝，似乎并未公诸于世。
(121)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6页。
(122) 艾萨克·多伊彻：《斯大林》（Isaac Deutscher：Stalin）,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550—551页。
(123)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9页。
(124)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6页。
(125) 见上文，原著第35页。
(126) 贝尔纳斯，前引书，第27页。根据斯退丁纽斯所述（前引书，第125页），这句话是斯大林说的。
(127) 贝尔纳斯，前引书，第29页。
(128) 这一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过，直到1947年才解密。
(129) 见上文，原著第31页注⑤（即本书第48页注⑤。——译者）。
(130) 见下文，原著第278页。
(131) 丘吉尔，第3卷，第558页；美国版，第3卷，第628页。
(132) 《纽约时报》，1945年5月10日。
(133) 多伊彻：《斯大林》，第489—490页。
(134) 同上书，第489页。
(135) 见上文，原著第35页。
(136) 乌尔里希·冯·哈塞尔：《来自另一个德国》（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n Deutsehland）,齐里克，大西洋出版社，1946年版，第345页。英译本为《冯·哈塞尔日记》（The von Hassell Diaries）,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8年版。
(137) 多伊彻：《斯大林》，第537页。
(138) 丘吉尔，第6卷，第551页；美国版，第6卷，第637页。
(139) 索尔·K·帕多弗：《在德国的心理学家》（Saul K．Padover：Psychologist in Germany）,伦敦，凤凰出版社，1946年版，第310页。
(140) 内特尔，第85页。
(141)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72页。
(142) 尼古拉斯·内伯科夫：《老朋友与新音乐》（Nicolas Nabokov：Old Friends and New Music）,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51年版，第216页以后；《观察家报》，1953年7月5日；作者的个人见闻。
(143) 这是管制委员会英方一个高级译员的看法。
(144) 1945年，一个年青时代曾在沙皇军队中服役而后来当上英国译员的白俄告诉作者说，当他穿过俄国占领区旅行，查勘一条道路以便把在西德“暴露的”俄国人送回去时，他被邀请到一家俄国餐厅用饭。桌布已几天没有换了，给人总的印象是肮脏邋遢，但一只雕花玻璃的盐瓶引起了他的注意，毫无疑问，这是从邻近城堡里抢来的。当他对此加以评论时，他的俄国主人一把抓起盐瓶，将盐倒在地上，把瓶子塞到他手里。他说：“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的资产阶级趣味而看不起我。”“资产阶级趣味?”俄国人说，“如今我们把这叫做文化欣赏!”
(145)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515—516页。
(146) 这一段曾经过三位在整个战争期间与英国广播公司的德国服务处密切有关的人士过目，他们证实其中的陈述大致与广播相符。俄国人曾说了些什么，那是另一回事，但无论如何，德国人好像对之并未多加注意。
(147) 在战地大量使用德语、英语的“安全通行证”传单，上面附有摹写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签名和下述的信息：“德国士兵携带此安全通行证，是用以表示他有真正投顺之意。他将被解除武装，受到良好待遇，获得需要的食物和医药照顾，并尽快地从危险地区转移。”
(148) 转载于丹尼尔·勒纳：《赛克瓦尔：对德国的心理战，从进攻欧陆开始日至欧洲胜利日》（Daniel Lerner；Sykewar：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Germany, D-Day to VE-Day），纽约，乔治·W·斯图尔特，1949年版，第403—417页；这是与管理盟国宣传（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在内）的民用通讯社协商之后发出的，因此，这是指示他们工作的那些指令的有效证据。
(149) 罗斯福；对白宫记者的谈话，1943年2月（见上文，原著第15页）；1943年圣诞节广播讲话（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17—18页）；对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说，1944年10月21日；对国会的演说，1945年3月1日（见上文，原著第22—25页）。丘吉尔；1943年9月21日，1944年2月22日、5月24日和1945年1月18日的演说（见上文，原著第34页）。还引用过丘吉尔1940年8月20日演说中的一句：“粉碎纳粹政权，将为欧洲各族人民（包括德国和奥地利各族人民在内）带来粮食、自由与和平。”（下院辩论，第5辑，第364卷，第1162栏）还有1941年5月29日艾登演说中的话：“促使德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崩溃，这不包括在我们的目的之内。”（《泰晤士报》，1941年5月30日）1943年3月10日西蒙爵士在上院的演说（上院辩论，第5辑，第126卷，第513—581栏），当时曾予详细转载，但其后并未使用。惟一引用的斯大林的话是采自他1942年11月的演说，已在上文（原著第42页）转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