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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的低潮
第一章
埃及的独立要求；苏丹
（1943—1945年）
几世纪以来，埃及的排外情绪虽然隐而不露，但充其量不过是表面上平静无事。(1)近年来对非穆斯林（埃及的和外国的）在经济领域所占优势的不满情绪，为宫廷所利用，以赢得同华夫脱党斗争的支持。此外，埃及自1922年获得自治以来，教育事业有了快速发展，由于集中发展了中产阶级的高等教育，却忽略了初等教育，(2)这样就产生了大批半受教育的青年人，他们只愿干文职工作，可是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文职工作的就业机会；而当时文职工作中优先录用的是外国侨民，因为他们既能干，又可靠。于是有相当大的压力要求撤换这些外国侨民，为埃及青年人创造就业机会。战争期间，英国在1940年6月和1942年2月对埃及的内政进行了干涉，并在一些重要城市里驻扎了数千名英军和同盟国军，他们往往对埃及人的感情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3)这样就加深了埃及人对军事占领的反感；1943年上半年战争远离埃及，这时潜伏的“仇外情绪”就变得更显而易见，在中下级官员的态度上尤其明显。外国侨民短期离境后再申请入境签证时，发放护照的官员予以百般刁难，借口说这“仅仅是战争时期的一个安全措施”，而这个借口是不能十分令人满意的。(4)战争爆发4周年那天，《金字塔报》的一篇社论表示，由于埃及在支援民主国家方面曾作出了贡献，所以希望埃及能得到报偿，并让它恢复过去在中东的优越地位。这篇社论发表以后，一位作者在《双合一》周刊（1943年9月6日）上补充写道，尽管埃及提出要求的时机尚未到来，埃及也没有领土要求，可是它认为苏丹是它的领土的一部分，(5)战争的经验可能也表明最好还是把埃及西部边境的贾加布卜绿洲归还给埃及，这块地方是1925年由于“劳埃德勋爵的错误政策”而割让给意大利的。(6)
9月6日，报纸宣布内阁已经通过了财政大臣一项关于兑换或赎买埃及公债的计划，大臣说，这将有助于消除人们因现在的贷款而引起对英国占领和外国干涉埃及内政的不愉快的回忆。民族主义分子代表菲克里·阿巴扎对此评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拒付他们的债务；苏伊士运河的全部利润都落入了外国人手中，而埃及人却承担了建设运河的全部耗费，埃及人目前还在像过去那样继续受到掠夺。外国新闻界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认为应把兑换公债的计划作为一项政治上的措施，而不是经济上的措施，感到遗憾，因而首相和财政大臣想方设法使外国人士放心。与此同时，派至混合法庭的美国律师建议，根据蒙特勒公约的条款规定，这些混合法庭于1949年解散后，应当在国民法庭设置律师事务室，允许用法语进行辩护，以此作为对埃及的外宾一种自愿的让步与友好的表示。司法大臣9月26日在答复这位律师时，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说埃及以履行蒙特勒公约为神圣责任，因此希望其他签字国也能这样做；埃及不允许对公约作任何修改，也不会考虑提供任何新的特权。
在11月14日的华夫脱党代表大会上，纳哈斯对英国使埃及免遭战祸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然后他一一列举了埃及给予英国的帮助。后来他提醒他的听众，1936年条约中订有条款，允许10年以后对条约作修改，由于战争产生新的形势，修改条约是完全必要的。在对国王演说进行辩论时，所有党派的发言人都一致同意埃及应要求英军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全部撤离，并要求苏丹与埃及合并。非常卓越的政治家自由党领袖穆罕默德·哈桑宁·海卡尔说，他早在1912年就认为，如今仍然认为埃及应当像瑞士那样采取中立的态度。(7)
在好几条战线上继续存在着政治上的紧张状态，其中政府与支持国王的爱资哈尔大学之间的关系首先变得尖锐起来。后来据称，1943年期间，学生为反对埃及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而闹事，因为苏联采取的反宗教政策（现在已有所放松）曾压迫过苏联的2 000万穆斯林；又据称，苏联的穆夫提将到埃及访问的消息宣布以后，又激起了第二次学潮，使这次访问不得不取消。(8)1944年1月10日，爱资哈尔大学以及其他宗教学院的院长宣称，由于前四天的学生骚乱，他们经请示大学校长谢赫·穆斯塔法·马拉吉后，决定全部停课。1月15日，他们又宣布，由于校长和副校长不在，他们不愿承担复课的责任，因此就无限期地停课。1月23日，国王任命了1名新的副校长。在此以前，据称这次骚乱
背景是经济的，而不是政治的。学生们要求对他们的生活条件以及将来的就业问题进行各种改革，而校长和政府对此不能同意。很可能在骚动结束以前会发生某些变化；(9)
但当时也发生了政治示威，据称是反苏性质的：“校长在不适宜的季节里到乡下去度假了。政府认为神学院学生……荒废了正当的学业而介入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事情，这是不能容忍的。”(10)
上埃及流行着严重的疟疾，从而进一步给政府增加了困难。(11)有人认为，由于盟国部队驻在埃及，造成了食物匮缺，从而加剧了疟疾的流行。英国人在2月19日的一份声明中答复说，根据协议，英国政府未经埃及政府同意，没有购买过谷物和肉类，而且只有在有过剩的情况下才在当地购买。1943年收获的大量小麦仍然可以买到，并且超过了下一次收获以前全国的需要量。声明还说，“如果局部地区缺乏粮食，那只是由于分配制度不好，英国当局与此无涉”(12)；可是这项声明在埃及报纸上发表时，这一句被当局删掉了。(13)2月27日，英国发表了第二个声明，宣称英军和美军的医疗队曾三次提议，表示愿意协助遏止瘟疫，但是头两次都遭到拒绝，理由是埃及政府有足够的专家，只需要物资，而这些物资都已得到供给。(14)
华夫脱党掌权后没有几个月，就开始谣传政府有贿赂舞弊和袒护亲属的行为，这些谣传大量地牵连到纳哈斯夫人和她的家族。(15)马克拉姆·乌拜德自下野后，(16)一直是对纳哈斯最激烈的批评者。他将上述指控编成一本“罪行录”(17)，并于1943年3月29日将罪行录的原稿作为诉状递呈国王，同时又秘密散发了好几千册。4月10日，宫廷秘书处把马克拉姆的诉状送交纳哈斯。结果纳哈斯把宫廷总管哈萨纳因申斥一番，说官方不该对这份诉状予以重视。(18)于是，哈萨纳因在14日向国王提出辞呈。16日，据宣布，国王暂离开罗数日。他于21日回到开罗，两天后报纸上发表了诏谕，命令哈萨纳因留任，并谈到了他的大胆勇敢、善于判断和直率坦白。国王决心解除纳哈斯的职务，可是英国大使得到外交部有条件的同意，为了制止国王拟议中的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像1942年2月4日那样诉诸武力。这使英军指挥官们感到为难。后来传来了轴心国在突尼斯溃败的消息，危机也就缓和了。(19)
1944年4月，另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发生，这一次是由于国王和纳哈斯两人各自为了笼络人心而到各省巡回访问所引起的。新闻检查机构又一次严密封锁了任何有关这次危机的报道，然而根据美国方面提供的资料，
国王……解除了首相的职务。……英国人宣称，现在不是在联合国家阵线中更换人员的时候，并且通知国王，如果他不收回他的免职令，他们将采取最强硬的措施。(20)
在一段时间里，纳哈斯曾经利用新闻检查来阻挠日益增多的批评和反对意见公开化，并行使他按军事管制法作为军事长官的权力，拘留或以拘留来威胁他的政治对手。(21)5月9日，他亲自下令拘留马克拉姆·乌拜德。官方报刊发布的一条消息声称，马克拉姆不断组织集会，发表危害社会治安的演说，尽管警方曾多次对他警告，如果他执迷不悟，将予拘捕；4月28日，在他组织的一次集会后，开罗发生了示威游行，有人还叫喊要造反；接着他又进而散发了几千本煽动性的小册子。(22)
英国首相致希腊首相的电文中，有一处提到了埃及，(23)这在埃及引起了一些不安。5月30日在埃及议会的辩论中，反对党发言人抗议丘吉尔提到的：“我们保护了埃及的主权，使其不致遭到德意二国的攻击”，他们宣称，英国只是为了维护英帝国本身的利益才保护埃及的。他们还企图通过一项决议，重申埃及的独立。他们演说时的用词却被新闻检查机构删去，不让报界发表。纳哈斯在答复时声称，这种说法“与履行条约必须遵循的明确的政策是不相矛盾的；也丝毫没有减少埃及权利的意图”；用“保护”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埃及是一个“保护国”，因为提到埃及时，还是使用了“埃及的主权”这样的词语；然而为了堵塞漏洞，埃及政府曾于5月4日向英国大使发出照会，要求澄清，它得到的正式答复是：这一词句理所当然地应该解释为，英国击退了所有对埃及领土的进犯。纳哈斯进而宣告，“英国政治家们曾在许多场合承认埃及对它的盟国忠实地履行了义务并彻底完成了任务”。他列举了关于这种承认的例证，并指出这些证据不容置疑地说明了负责的英国政治家们的真心诚意。
英埃苏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向最终实行自治的过渡，现在这一过渡取得了进一步的重大发展，(24)那就是1944年5月16日成立了一个北苏丹咨询委员会。这件事本身以及总督把这个委员会说成是“苏丹国的第一个具体的表现形式”，(25)引起了埃及人的批评：《图画》周刊于5月26日发表了一些埃及政治家的看法，他们认为该委员会开会前，埃及政府应该发表一项声明，说明埃及对该委员会的成立并不知情，(26)它开幕时应邀请埃及派一名代表前往，而且该委员会的副主席应由埃及人担任。对苏丹问题的议论继续发展着，新闻界提到有“受到怂恿的分裂主义者”存在着，这主要指的是赛义德·阿卜德·拉赫曼·马赫迪爵士，即曾在1881年成功地领导反抗埃及王虐政的马赫迪的儿子。(27)8月初，政府报纸《华夫脱—埃及人报》写道，为了和平，政治边界应与自然边界一致：埃及与苏丹本是一个国家；如果从整个尼罗河流域来考虑，埃塞俄比亚也应包括在这个整体之内。8月15日，埃及政府宣告特设一个苏丹部；8月26日独立节（即1936年条约纪念日）那天，纳哈斯声称，他已要求苏丹总督维护埃及在苏丹的权利，并要明确表示他认为埃及与苏丹是一个国家，享有同等权利。华夫脱党报刊评论说，经过不屈不挠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斗争赢得的1936年条约，只不过标志着埃及要求取得完全独立的第一个阶段。9月6日，苏丹副民政秘书否认埃及报界所坚持的说法，即他的政府已在采取步骤使苏丹脱离埃及：
根据各项条约，苏丹是由一个独立的行政管理实体构成的；从立宪角度上看，它既不是埃及的一部分，也不是英国的一部分，它是由大国共管机构领导的一个苏丹政府进行管理的。在法律上，苏丹政府无权改变这种地位，这种地位只能由共管的大国采取联合行动才能变更。苏丹政府正想训练苏丹各族人民进行地方自治和管理自己的事务。这种意向并不想改变苏丹同埃及或英国的法律和立宪的关系，其意仅在建立存在于所有文明国家中的某种形式的机构。(28)
《金字塔报》（9月10日）一篇社论抱怨说，苏丹既不是埃及的一部分，也不是英国的一部分，这种说法仅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事实上埃及的权力名存实亡，而英国的权力则在设置咨询委员会等这些事务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当人们要求纳哈斯澄清情况时，他承认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而最近对这一问题的议论，特别是不负责任的人们的议论，使之更为复杂化。然而，他指出，条约并没有允许苏丹自治，仅仅提到苏丹人的福利而已。(29)12月，纳哈斯被免职（见下文）后，一个在开罗经营《苏丹报》的苏丹大商人(30)阿里·比赖尔，自己提出作为开罗一个选区的候选人，参加即将到来的埃及大选；一家报纸对政府允许他享有候选资格表示高兴，同时又提出质问，埃及人是否被允许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苏丹咨询委员会。可能是由于这种考虑，苏丹咨询委员会中的6个委员立即就苏丹人的国籍问题向苏丹政府提出质问，法律秘书答复说，当局正在考虑对这个问题颁布条例，全埃及所有报纸都报道了这一答复。《穆克特姆报》在12月18日报道了一些谣传，说有人正在试图使苏丹脱离埃及，接着《宪政报》在20日声明，埃及内阁已经就维护国家主权问题根据固有的权力以及条约规定作出了决定。几天后，“由于考虑到影响尼罗河国家团结的更重要的政见，经与负责的权威人士商榷之后”，阿里·比赖尔收回了他的候选资格。伴随着这件事而来的是12月23日的大规模学生抗英示威，这促使新首相艾哈迈德·马希尔不得不发表声明，说有人正在花费相当可观的钱（可能指的是反对党华夫脱党）进行广泛宣传来煽动混乱，还说他已亲自警告过大学生，如果他们听从煽动者的话，他们将受到惩戒处罚。参议院对1945年2月新议会开幕时国王所作演说作了答复，宣称他们一致同意必须使埃及和苏丹这两个尼罗河流域不可分割的部分获得完全独立。
与此同时，纳哈斯已于1944年9月罢免了公安总监，因为后者根据国王法鲁克的命令拆除了开罗街头写着“国王万岁”和“纳哈斯帕夏万岁”的标语牌。据说国王决心要搞掉这个不听命令的首相，可是有人劝他(31)等到在亚历山大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预备会议结束后才动手；纳哈斯自1943年春天以来，一直忙于从事预备会议的谈判工作，而且当时正在主持这个会议。(32)次日，10月8日，据说国王获悉纳哈斯打算辞职，并到农村去发动一项猛烈攻击英国人和国王的计划。在纳哈斯采取这一行动前几小时，国王向纳哈斯发出了免职书，措辞非常谨慎小心：
我切望我的国家能由一个为祖国效劳，在形式上和精神上都执行宪法法律，使全体埃及人民享有同等权利与义务，同时使群众丰衣足食的民主内阁来治理。因此，我已决定免去你的职务。
书信的结尾是惯用的客套话：“感谢你在职期间的贡献。”(33)
10月9日，萨德党的领袖艾哈迈德·马希尔组成联合政府，在这个联合政府里，萨德党和自由党以及独立华夫脱集团（马克拉姆的党）各自获得4个席位，民族主义党领袖获得一个席位，马克拉姆本人获释，当了财政大臣。新任首相宣布他将矢志不渝地与英国真诚合作，履行埃及对英国的义务，并表示埃及在战争期间忠实地履行义务，提供其全部资源，全然是出自于友谊，而不是由于条约上的法律要求。他说，埃及完全打算在击溃德国之后继续给予这种援助，直至对日本的战争结束。(34)
公众最为关切的事是筹备大选(35)和调查华夫脱党执政期间的所谓贪污腐化情况，而中东补给中心却于1945年1月1日宣布，自从意大利战败，地中海向同盟国海运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议论，为此，经决定取消对许多货物的进口限制。中东补给中心将继续控制小麦和化肥等这类大宗货物以及车辆、轮胎和纺织品等那些奇缺物资的进口。是年进口量较上年增加了50%，据估计下一年将再增加50%。英国将提供埃及1 000万英镑的外汇，用于购买正常的生活必需品，300万英镑用于购买弥补地区性匮乏而特别需要的小麦，可能还有200万英镑用来购买化肥。(36)
1月12日，《埃及公报》摘要刊登了埃及英国商会最近就战后英国对埃贸易前景向埃及政府提呈的一份报告。报告说，战争期间滋长的民族主义倾向破坏了英国的商务利益。尽管大臣们发表过调和性的声明，但议会和报界的各政党似乎一致同意采取削弱外国人在商业和工业方面所占地位的政策。那份报告提到1942年的阿拉伯语言法，(37)提到拟议中的强制雇用埃及人的法律，(38)提到外侨在获取回境签证时经历过的困难，等等。报告建议埃及政府应允许从事商业、行政管理、技术和专门职业的英国国民在埃及定居的人数不低于在签订蒙特勒公约时埃及的英国侨民数；建议应该允许现在和将来全部或部分由英国投资的商行至少雇用50%的英国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建议护照签证应由内务部的一名高级官员掌握，申请人如得不到签证时，应能通过大使向内务大臣申诉。报告进而谈到为实现埃及工业化而可能采取的政策，将使埃及减少对进口物资的依赖，而要担负快速增长的人口：这就可能导致差别待遇和高额的保护性关税；如果发现埃及政府允许不顾一切地发展地方工业，英国政府可能有必要进行干预。某些工业的发展可能会对英埃合作提供有利的活动范围，因而不应把股份的持有局限于埃及人，或限制外国股份，像米斯尔公司集团那样。(39)现在有人担忧埃及政府可能会限制英国资本和股息的流出，有效地打消这种担忧也是非常重要的。《埃及公报》对这篇报告评论说，过去民族主义的口号曾“多年来被巧妙地用作赢得选票的方针”，现在是埃及人放弃这个口号而更多地注意迫切需要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时候了。阿卜德·哈米德·巴达维对这份不合时宜的拙劣的报告给予庄严的答复。他是埃及杰出的法律学家、外交家和金融家，曾在商订1936年条约和蒙特勒公约的谈判中起过重要作用，1941年曾出任侯赛因·西里的财政大臣，不久，在3月7日即成为外交大臣。他在亚历山大扶轮社演说时评论说，埃及在立法和施政方面都不是绝无错误的，可是有些外国人却患有他所说的“治外法权病态心理”。如果他们要得到埃及人和他们之间令人满意的合作，他们必须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40)
雅尔塔会议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归国途中，于1945年2月16日至18日同埃及国王、沙特阿拉伯国王、埃塞俄比亚皇帝和叙利亚总统举行了会议。当时在埃及，人们开始了解到在雅尔塔已根据苏联的要求作出决定，只允许已向德国宣战的国家参加和平会议。(41)《金字塔报》2月20日在宣布这项消息时评论说，当局是乐观的，认为埃及即将采取步骤，使它能促成其民族愿望。然而，华夫脱党的报纸却极力反对“不经全体人民的同意”（即不举行一次新的大选）而宣战。2月24日，首相通知正在开秘密会议的众议院，政府打算向轴心国宣战，因为英国外交大臣和英国大使已在2月16日通知他，只有在3月1日以前向轴心国宣战的国家才有资格参加将于4月25日举行的旧金山会议，并成为联合国组织的发起国。首相与政界领袖们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之后，发现“几乎一致同意”宣战。他指出，这样，埃及将能取得比英国在1942年所允诺的更好的国际地位，他还宣称，英国大使已对正在流传的要求埃及作出“进一步牺牲”，诸如为远东提供劳动队等，进行辟谣。艾哈迈德·马希尔在离开众议院，准备前往参议院作同样的声明时，遭到枪杀。(42)《埃及金融市场报》3月1日对迟迟不发表已故首相的声明和众议院秘密开会一事表示遗憾，这很可能是在暗示，正是由于他不够坦率而导致了他的死于非命；然而很明显，公众舆论担心如果宣战的话，可能会要埃及承担新的不愉快的义务；首相唯恐华夫脱党利用它的巨大影响在开罗组织大规模的反对他的示威。这时，外交大臣萨德党副主席马哈茂德·法赫米·努克拉希已当了首相；2月26日，众议院一致通过了采纳政府政策的提案（除两名持不同意见的民族主义党人外）。由于华夫脱党抵制大选，因此在众议院没有代表，可是在参议院表决这项提案时，仅以65票对14票获得通过。当晚国王签署敕令，宣布对德日进行“防御性战争”。(43)
1945年4月10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由于下面一段话而引起了埃及舆论界的愤慨：
〔中东补给中心〕应扩充到把俄国和法国的代表也包括进去，使之能在联合国可能为经济计划而设立的另外一些地区性组织中取得地位。在政治领域里创立一个代表这四大国的地区委员会，其理由也同样地明显；因为不管英国承担的责任多么重大，它总不能单独担负起维护国际安全的重任，也不能独自解决与其他大国同样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其中包括使维护国际秩序必需的战略安全措施同中东国家的独立和自尊协调起来的任务；还包括在这一地区有能力为世界安全履行自己的责任以前，为加强该地区的力量和团结而提供领导和援助；也包括解决西方国家之间传统性的竞争，使它们为目前情况所需的中东发展进行合作。
对此，埃及的杰出政治哲学家塔哈·侯赛因教授回答说，阿拉伯各国无意抛弃一国的保护而去接受四国的保护。阿拉伯各国不但希望摆脱任何受人统治的状态，而且还热切期望能在集体安全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并能参与对战略中心的保护。它们不能接受经济控制的主张，但渴望能得到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如果英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和美国人以为他们能对阿拉伯国家使用这种过时的语言，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44)在旧金山会议上讨论联合国宪章草案时，埃及代表团认为，“区域性安排”的含义中，主要因素应为“地理上的接近”（或者根据他们的发言人后来所说的“地理上贴近”）以及共同的利益，(45)这种说法正是基于上述的态度。很明显，这是企图从阿拉伯国家联盟中排除大国的影响。
欧战结束和对日战争结束之间这段间隔时间是一段充满期望和从事准备的时间；从马克拉姆在7月9日辩论预算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埃及政策的总方向，即政府将要求英国把英国部队全部撤走，因此在预算中将不列入根据1936年条约所规定的为英国部队在运河区建筑军营这一项目。(46)这就准备好了步骤，一俟战争结束，埃及将马上重新要求获得完全的独立。这一要求现已更加强烈，因为埃及人痴心妄想地认为在处理小国与大国之间的任何事务中，联合国组织足以伸张正义，并认为埃及提出在苏丹或昔兰尼加行使主权的要求，在本质上毋庸置疑是正义的。在战争期间，首相作为军事长官，被赋予相当于独裁的权力，从而产生了压制反对派合法批评的后果，而反对派的力量由于历届党派政府很容易搞虚假选举而早已被削弱了。过去50年中，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了青年人热中于煽动极端主义，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的情绪；虽然军事长官的高压手段在战争期间曾抑制并吓住了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然而只要压力一放松，他们顽固的、毫不容情的民族主义就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样爆发为一连串政治暴动。(47)最后，高高在上，却又不游离于政治闹剧之外的是一位年轻任性的国王，他的宪法地位给他以凌驾于大臣们之上的较大的权力，在这方面，任何现存的欧洲君王的权力都及不上他。对于1942年至1944年间英国人干涉他与纳哈斯之间的斗争，特别明显的是1942年2月4日公开动用武力的做法，法鲁克是深恶痛绝的。因此，他一心一意致力于摆脱英国保护的最后痕迹。不高明的做法可能会使他在英国人手中丧失王位，正如他的祖父伊斯梅尔（1863—1879年）和他的堂兄阿巴斯二世（1892—1914年）就由于做法不高明而垮台，一旦和平恢复，这种风险将会缩小。然而随着这种风险的缩小，却出现了对君权的一种更大的潜在威胁，那就是在埃及的赤裸裸的贫富悬殊之中，出现了一个左派；法鲁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民族主义的政策来博得人心，同时又不让那些可能会变得无法控制并将最终把他推翻的社会力量活跃起来。
附录
马克拉姆在控告华夫脱党大臣们的“罪行录”中所列主要罪状和大臣们答辩的概要。本附录无意评价这些罪行的真伪。
(1) 参阅A·C·伍德：《近东公司的历史》（A．C．Wood：History of the Levant Compan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5年版，第124页，第234页。
(2) 一位埃及教育部长提供了自从埃及受英国保护以来发展教育事业的引人注目的数字（比莱因金：《开罗至利雅得日记》，第71—73页），然而他的一位前任（在这问题上还有别的人）认为国家办理的初等教育的发展全然失败了〔A·S·埃班：“中东的若干社会与文化问题”（A．S．Eban：“Some Social and Cultural Problems of The Middle East”），《国际事务》，1947年7月号，第23期，第370—371页，引用穆罕默德·阿里·阿卢巴的话〕。
(3) 1945年12月2日《芝加哥论坛报星期刊》（Chicago Sunday Tribune）发表了亚历克斯·斯莫尔（Alex Small）的一篇报道，其中至少还有一点点真实情况：“成群结队的蛮横青年人每天欺侮他（埃及人）——毫不掩饰地表示对他的蔑视——在夜晚，他们使埃及城市的街道变成了危险地带。……在灯火管制的那几年中，夜间在开罗街上行走是冒险，然而开罗还不像亚历山大那么恐怖。如果一个妇女竟敢在天黑之后走到街上，那简直是精神失常——要不然就是自找麻烦。男性市民往往能够用付赎金的方式免遭袭击。英吉利人不是最坏的犯罪者。他们毕竟还是一个古老的、守纪律的民族。然而英国人并非都是英吉利人，而英国人也只占不列颠帝国的强大部队中的一小部分。”埃及的城市素以堕落与犯罪臭名昭著，军队很自然地成了埃及城市中那个寄生的下层社会的牺牲品。
(4) 《泰晤士报》驻开罗记者，1943年10月26日。在蒙特勒公约中埃及政府保证，在埃及居住过5年以上的外国人暂时离境后，埃及政府将不拒绝他再次入境，除非他是政治犯或者经济困难〔《文件，1937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552页，第4条〕。
(5) 华夫脱党在野时于1940年4月1日提交英国大使的备忘录曾同样地宣称：“一旦取得和平之后，英国和埃及将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埃及关于苏丹的全部权利将得到承认，这是符合尼罗河流域居民的真正利益的”（《现代东方》，1940年5月，第230页，第3条）。
(6) 参阅《概览，1925年》，第1卷，第184—188页。
(7) 1944年1月3日《埃及金融市场报》引用鲁萨勒–优素福的话。
(8) 保罗·施米茨，《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1944年2月15日；参阅《民族观察家》，1943年3月25日和6月4日（发自罗马的电文）；《柏林金融日报》（Berliner Börsen-Zeitung），1943年10月10日，发自安卡拉的电文。
(9) 《泰晤士报》，1944年1月11日，《华夫脱—埃及人报》，1944年1月10日。提出这些要求是确有其事的〔参阅《埃及人报》，1943年12月20日，《埃及金融市场报》，1943年12月21日，《宪政报》（ad-Dastūr），1943年12月26日〕，但是全部真相并非如此。
(10) 《每日电讯报》，1944年2月1日；参阅《民族观察家》，1944年1月28日，表面上是报道大马士革广播电台的消息。
(11) 据发现，疾病不是由当地的蚊虫传播，而是由西非的冈比亚疟蚊传播的，这种疟蚊据信是由飞机从西非通过塔科拉迪和苏丹的战时航线带来的〔E·B·沃辛顿：《中东科学》（E．B．Worthington：Middle East Science），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6年版，第143—144页〕。卫生大臣于1943年12月20日向《金字塔报》发表了一篇安抚性的声明之后，纳哈斯于1944年2月28日不得不承认，尼罗河流域500公里长的地带都受到传染，在过去两年中发生了143 000起病例，在这期间，阿斯旺省的死亡率从平均24.3‰上升到43.9‰，在基纳省，上升的程度较小一些。然而官方却否认了反对党的说法，即死亡人数已达65 000。几乎与此同时，一位英国医生声称，开罗的主要政府医院中，“丑事与不正之风”比比皆是，他因此提出辞呈，以示抗议。这位医生在过去6年中一直是开罗大学的一位高级医学教授，并担任开罗福阿德·阿瓦尔医院的医疗部主任〔阿瑟·奥尔波特：《正义的1小时：埃及医院的黑名册》（Arthur C．Alport：One Hour of Justice: The Black Book of the Egyptian Hospitals），伦敦，多萝西·克里斯普，1947年版；参阅1948年4月《中东杂志》第2期的评论，第229—230页〕。早在1942年，埃及报刊上已有文章抱怨开罗医院有失体面的状况，医学院院长当时已对护理业务进行了改革（《报道报》，1942年3月13日和14日，《金字塔报》，1942年3月13日，《埃及人报》，1942年3月18日和21日）。
(12) 1944年2月21日《泰晤士报》补充评论说：“上埃及居民多年来一直处于饥饿的边缘。”
(13) 纳哈斯于1944年5月16日在议会中答复一项质询时所说。
(14) 《泰晤士报》，1944年2月28日。反对党领袖哈桑宁·海卡尔于4月25日说，政府之所以要拒绝接受，是由于害怕将会给英国人提供机会，干涉埃及内政；但更可能是由于政府想要隐瞒瘟疫的严重性，因此数周以来新闻检查机构一直禁止刊登这方面的消息。
(15) 一位有经验的观察家曾经评论说：“华夫脱党政府的腐败与历届少数党政府的腐败相比，范围更广，但深度则不及。华夫脱党与历届少数党政府相比，有更多渴望揽权的依附者需要得到满足，这些依附者在野的时间也较长。何况，少数党人士更为巧妙，更懂得如何不露痕迹。”另外，由于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和必需物品的匮乏，都为非法营利提供了新的机会。
(16) 见上文，原著第212—213页。
(17) 控告的主要罪状及其说明，见下文，原著第269页本章附录。
(18) 根据1943年4月30日和5月20日《法兰克福日报》发自安卡拉的电讯。
(19) 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58—159页，以及《战况报告之二》，第318段。马克拉姆挑战般地要纳哈斯对他起诉，控告他犯有诽谤罪，然而纳哈斯表示这是一件需要在议会中解决而不是在法庭上解决的问题，他还引证了两件财务方面控告的判例，一件是1937年对比利时首相范齐兰的控告，另一件是1912年至1913年间英国的“马科尼丑闻”（《现代东方》，1943年6月，第245页）。可是，这两个判例是根本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范齐兰为了要使自己能够自由地答辩对他的指控，他已经辞职了（《概览，1937年》，第1卷，第367页）；而马科尼事件在受到下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审查的同时，两个大臣与其中一人的兄弟已对报界犯有诽谤罪，进行控告，并获胜诉〔1913年《年鉴》（Annual Register），第71—72页，第135—136页〕。当问题提到埃及议院时，纳哈斯在议会中所拥有的庞大的多数派对他投了压倒多数的信任票。
(20) F·劳伦斯·巴布科克：“爆炸性的中东”（F．Lawrence Babcock：“The Explosive Middle East”），《幸福》月刊，1944年9月，第266页；参阅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14—215页；比莱因金：《开罗至利雅得日记》，第61页。
(21) 1937年纳哈斯担任首相期间，反对党就已指控他企图使自己成为埃及的独裁者（参阅菲利普·格雷夫斯：“埃及危机始末”，《十九世纪》，1938年3月，第304页）。然而，在纳哈斯解职后，一位特派记者评论说：“由于这些武器在华夫脱党下台后全部都对它用上了，因此它自己也使用这些武器是不足为怪的”（《曼彻斯特卫报》，1944年10月11日）。
(22) 原文见《现代东方学会记录》（Cahiers de l'Institut d'Études de l'Orient Contemporain）的新闻稿，1945年，第1卷，第18—19页。有关反对党这种宣传的反英性质，见马塞尔·科隆贝：《埃及的演变，1924—1950年》（Marcel Colombe：L'Évolution de L'Égypte，1924—1950），巴黎，梅松纳夫，1951年版，第111—114页。
(23) 《泰晤士报》，1944年5月1日；参阅上文，原著第197页注②（即本书第289页注①。——译者），1940年曾经有过同样的事件。
(24) 参阅苏丹政府：《苏丹：发展纪事，1898—1947年》〔（The Sudan: A Record of Progress，1898—1947），经苏丹政府（喀土穆）许可出版，无日期〕，第8—12页；K·D·D·亨德森：《英埃苏丹概览，1898—1944年》（K．D.D.Henderson：Survey of the Anglo-Egyptian Sudan，1898—1944），伦敦，朗曼斯·格林，1946年版，第40—47页。苏丹毕业生代表会议作为一种政治因素出现了，1942年4月（当时轴心国突破中东的可能性仍然严重地使人感到忧虑），它不合时宜地要求苏丹政府“一有机会立即”要求英埃两国共同声明保证“战争一结束”，苏丹就能享有自决权。见迈基·阿巴斯：《苏丹问题》（Mekki Abbas：The Sudan Question），伦敦，费伯和费伯，1952年版，第107—110页。
(25) 《泰晤士报》，1944年5月17日。
(26) 1943年9月初，设立委员会的意图已被宣布，然而很明显，当时在埃及几乎没有引起什么评论（参阅《科隆日报》，1943年10月2日发自安卡拉的电讯；《泰晤士报》，1944年1月29日）。
(27) “‘为了洗净世界上的淫荡与腐败’，把他们……约束于讨伐异教土耳其人的圣战之中”〔J·斯潘塞·特里明厄姆：《苏丹的伊斯兰教》（J．Spencer Trimingham：Islam in the Sudan），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94页〕。
(28) 《泰晤士报》，1944年9月7日。
(29) 《埃及公报》，1944年9月21日。“缔约国同意，它们在苏丹进行管理的首要目的必须是为了苏丹人民的福利”〔条约第11条，第1段；参阅《文件，193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485页〕。
(30) 参阅法德勒·阿布–扎伊德：“英埃共管的苏丹”（Fadl Abou-Zeid：“Le Soudan—Condominium anglo-égyptien”），《中东》杂志（Moyen-Orient），1949年12月，第7页。
(31) 据《泰晤士报》（1940年10月11日社论），英国大使馆曾试图“友好地、完全是非正式地”调停这次争吵。
(32) 见下文，原著第336—341页。
(33) 原文见《泰晤士报》，1944年10月9日。纳哈斯与年轻国王之间关系的破裂导致了上届华夫脱党政府在1937年12月垮台，其情况与这次不无相同，参阅菲利普·格雷夫斯：“埃及危机始末”，《十九世纪》，1938年3月，第301—309页。
(34) 接见《埃及日报》（Journal d'Égypte）记者时所说，载《宪政报》，1944年10月17日。
(35) 华夫脱党可能由于担心在执政期间管理国家不当而遭到报复，因而抵制（1945年1月8日举行的）选举，断言政府正在利用紧急状态下的权力来获得虚假的选举结果。《泰晤士报》驻开罗记者事后评述说（1947年8月1日），这次选举“同埃及历史上举行过的任何一次选举相比，起码也是同样公正的”；但是有些英国观察家认为他对华夫脱党有失公道〔参阅H·A·R·吉布：“英埃关系的重新估价”（H．A．R．Gibb：“Anglo-Egyptian Relations，a Revaluation”），《国际事务》，1951年10月，第27卷，第449页〕。
(36) 《泰晤士报》，1945年1月1日和3日；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与埃及政府关于1945年埃及获得外汇要求的通信，1945年1月3日至6日，开罗》（Great Britain，Foreign Office：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Egyptian Governments Concerning Egyptian Foreign Exchange Requirements for 1945，Cairo，3rd/6th January，1945），敕令第6582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5年版）。
(37) 1941年3月，众议院曾经讨论过一项提议，要求在商业账务与官方书信中强制使用阿拉伯语。这项提议当时因遭到外国商界激烈反对而作罢。可是到了1942年6月，华夫脱党政府蛊惑人心的社会事务部长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卜杜勒·哈克把这项提议作为政府议案重新提出。8月11日，这份议案出乎人们意料地被提交到议院，并且在两天之内匆促地通过了所有的程序。前一年，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曾拒绝接受这一提议，认为这一提议的提出是“为了给埃及人寻找职业的唯利是图的目的”，他还宣布“维护埃及的尊严是首要的事”（《图画》周刊，1941年3月14日），而官方报纸《华夫脱—埃及人报》（1942年8月8日和9日）如今却宣称，大臣希望缓和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中的失业状况，这是不足为耻的，然而外文报界却忽略了新法令不仅与埃及的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发展有关，并且与整个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有关。在结尾部分，作者表达了他的信念，即在这紧急关头（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军队已经在阿拉曼对峙了5个星期），埃及的英国盟友将会对外文出版界所流露的“愚蠢腔调与反常的精神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一般可参阅1916年土耳其语言法〔艾哈迈德·埃明：《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Ahmed Emin：Turkey in the World War），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为卡内基基金委员会出版，1930年版，第114页〕，以及1938年前后波斯的趋向（L·P·埃尔韦尔–萨顿：《现代伊朗》，第152页）。
(38) 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于1941年3月还通过一项法案，规定任何一个有限公司中，至少有90%的劳工、1/2领取薪金的职员以及1/3的董事必须是埃及人，前两类中，埃及人的平均工资不得低于同类非埃及人的平均工资。然而这一法案遭到侯赛因·西里首相的反对而被搁置起来。
(39) 参阅伊萨威：《埃及：经济与社会分析》（Issawi：Egypt: an Economic and Social Analysis），第130—131页。
(40) 《埃及金融市场报》，1944年2月3日。据报道，英国商界曾对最近向埃及提供硬通货加以批评，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慷慨”，会使美国明显地增加对埃贸易而损害英国的利益〔《泰晤士报》，1944年1月6日（驻开罗记者）；1月8日（路透社）〕。
(41) 1944年10月17日英国副首相的声明中曾预示到这一点，他说，“只有以交战国的身份参战的国家才能依法派代表出席和平会议”（下院辩论，第5辑，第403卷，第2195栏）。埃及首相艾哈迈德·马希尔说，这并不会影响埃及的地位，因为鉴于埃及同英国及其盟国的合作以及埃及为民主事业所作的牺牲，它的地位不会被认为是中立的（埃及报刊，1944年10月20日）。关于英国在1942年11月就埃及参加和平谈判所作的保证，见上文，原著第228页。
(42) 凶犯是一名26岁的律师，据称他属于过激的青年埃及党（《每日电讯报》，1945年2月26日）。1941年，由于向拉希德·阿里发了一封祝贺信，他曾被扣留过，但是最近已获释放。他的3个同党在作案后的混乱中逃跑，他于1945年9月18日被处绞刑。
(43) 根据宪法第46条，宣战由国王决定，可是宣布进攻性战争必须得到议会的同意（戴维斯：《近东和中东各国……宪法》，第23页）。
(44) 《报道报》，1945年4月12日。
(45) 《联合国会议关于国际组织的文件》（Docume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旧金山，1945年，第3卷，第451页；第11卷，第57页。同样，据报道，出席1951年联合国大会的一位埃及代表认为宪章“所规定的区域性安排不仅应以地理性质的接近，并且应以语言、宗教与风俗习惯的接近为先决条件”（《泰晤士报》，1951年11月23日）。在旧金山会议上，埃及要求把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增至14国，从而使小国能在安理会获得更多的代表席位，并要求允许以简单多数的方式进行表决（《联合国会议文件》，第1卷，第236—237页），在这以前，埃及报刊早就野心勃勃地提出，埃及应该在安理会取得永久席位（《埃及人报》，1945年3月31日；《埃及金融市场报》，1945年4月14日所引鲁萨勒–优素福的话）。
(46) 《每日电讯报》，1945年7月11日；《新苏黎世报》，1945年7月12日；参阅《文件，193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481页，第4段。
(47) 见托马斯·拉塞尔帕夏爵士：《在埃及供职时期，1902—1946年》（Sir Thomas Russell Pasha：Egyptian Service，1902—1946），伦敦，默里，1949年版，第214—2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