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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章
粮食和农业
W·克拉特
第一节 引言
战争爆发时，欧洲的农业生产按卡路里计算，大约供应了大陆粮食需要的90%。可是，这个笼统的数字在不同种类的食品之间差异很大。欧洲大陆尽管在做面包用的谷物、土豆、食糖和乳品方面几乎可以自给，但是在一部分肉类和将近一半的食油和油脂方面，以及在大约10%的饲料方面，都要依靠外界供应。(1)在农业自给自足的程度上，各个地区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差别，从挪威的欠缺50%以上，到匈牙利的剩余20%以上。北欧和西欧依赖外国供应粮食的程度最高，而东欧和东南欧则有剩余。(2)
战争期间，欧洲大陆可以得到的粮食数量大为减少。由于盟国的封锁日益见效，进口的粮食不断下降，而由于缺乏劳力、农业设备和肥料，大陆上的生产也下降了。肉食品的生产特别受到影响，欧洲的消费者不得不越来越依赖素食。饥饿的现象出现了，有些地方甚至有人饿死，但是在1945年以前，这种情形只限于欧洲的非日耳曼人。德国不顾占领区粮食的匮乏，征收了大量的粮食，不是运到德国去，就是供应占领军。戈林于1942年10月4日在庆祝收获节时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很明白地说出了德国对于欧洲可以得到的粮食供应的分配问题所持的态度：
〔他说〕我希望，被我们征服和受我们保护的地方的居民，将不至于忍饥挨饿。可是，如果由于敌人采取的措施，粮食供应竟然发生了困难，那么大家必须知道，倘若有什么地方势将发生饥荒，这个地方决不应在德国。(3)
第二节 德国的粮食和农业
（一）战争爆发时的情况
德国在农业领域里为战争所作的准备是彻底的。它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的封锁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教训。(4)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6个年头，都花在减少德国对海外农产品供应的依赖上。为了做到这一点，国内的生产提高了，对外贸易尽可能转向德国指望能与之保持接触的那些国家，储存的数量有所增加，管理农业的机构也加强了。这些措施的效果是，把德国对外界供应的依赖从25%减少到大约15%。到1939年秋天，德国在面包、土豆、食糖、乳品、肉类和一般蔬菜方面事实上已经自给自足，虽然它在某种食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油脂和食油）方面仍旧不足。德国所需要的蛋白质饲料中，也有大约10%必须进口。德国进口的全部粮食中，几乎有一半是来自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的。(5)
在1933年到1939年间，国内的农业生产提高了将近15%。鉴于这是在很短时期内做到的，成就是令人难忘的。这种成就部分是由于采取了真正的合理化措施，例如增加使用农业机械和肥料，但是减少对外界供应的依赖，是花了代价才做到的。必须给予农民各种各样的补助金和刺激，还采用了一些不十分经济的耕作方法，例如增加油料作物的生产，以取代价格便宜的进口的浓缩油。人民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得不由动物脂肪和动物蛋白质改为植物产品。德国人的总的食品消费量中只有30%来自荤食品，而在其他工业国家里则有40%。德国人的大部分蛋白质消费量来自素食品，而在其他工业国家里大部分蛋白质则来自荤食品。
在其他方面，增加国内生产和减少对国外供应来源的依赖，是靠了一种早在战争爆发以前便建立起来的有效的、全面的管理制度才做到的。在这个制度的中心是德国农业协会。它是纳粹政府设立的四大机构之一，(6)负责管理一切同农业有关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凡是从事农业、园艺、渔业、林业的人，以及农产品和农业必需品的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必须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
成立了由生产者、制造者和销售者组成的销售协会，负责调节国内农产品的产量。对外贸易由管理谷物和饲料、家畜和畜产品、油脂和食油、蛋品、酒类的各个国家机构予以控制。通过德国农业协会，农场主被组织在地方、地区和区域性的协会里。这些协会由农民领袖主持，他们得由德国农业协会领导人予以任免。管理工作通过一种书面记录方式来进行，即通过农场记录和营业执照的制度来进行，这种制度提供了有关农场全部资产的最新记载，并且显示出农业生产的动态。
（二）粮食控制和粮食管理
战前的那几年所作的准备工作如此全面，以致战争爆发时，剩下来需要使德国的粮食管理进入战时体制的工作已经很少了。必须采取的步骤几乎立刻全部采取，此后行政结构在战争期间几乎一直就没有改变。(7)
德国粮食与农业部这个老机构保留了下来，但是它的职权却减少了很多，要做的只是对德国农业协会的预算提些技术性意见和进行形式上的控制。这两个机构难得发生摩擦，因为粮食与农业部长同时又是德国农业协会的领导。为了避免重复，德国农业协会正式被置于该部的管辖之下，继续作为国家机关的执行机构行使职权。
为了保证平民和军队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国家对所有的农产品都实行了管制。原则上，为了支持政府，凡是受到国家管制的产品都可以征用，而这些产品的进一步处置，尤其是分配给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工作，则由部长规定。为了执行官方的政策，在德国和合并区的各地都设立了区域的和地方的粮食办事处，每一个办事处下设有两个组，一组负责生产、征收和供应食品与农业必需品，另一组负责通过零售商来分配粮食。
管制的加强激怒了农民，但是总的说来，这个制度执行得颇令人满意。政府始终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即：如果没有生产者的默认，且不说他们的积极合作，粮食管制是无法实行的。他们于是拟定了一种生产和交货单的制度，结合上现金和实物刺激，来满足双方的需要。在整个战争时期，他们一直坚持这种半真半假的说法，即同苏俄实施的制度相反，德国政府从不干涉农民的首创精神和他们的播种计划，只不过规定其作物的上交和使用。的确，尽管在做面包用的谷物和某些重要的其他粮食作物方面规定了每亩的指标，并且全部收成实际上都得由政府处理，但是对饲料作物的管制始终并不十分严格，只有在做面包用的谷物歉收，必须在国民吃的面包中掺用大麦粉和土豆粉时，才严格地实行管制。效率最低的是对畜产品的管制，但是即使在这方面，逃避管制的现象还是相当少的。
对粮食生产与上交的行政管理，是同对农业必需品的管制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农业劳动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劳动一样，从1942年起也归绍克尔管辖。(8)农业机械和肥料的供应，呈现出较大的困难。在进攻俄国之前，农业机械很容易弄到，但是后来就日益稀少，于是采用了购买许可证的办法，只在迫切需要和交售谷物令人满意时，才发给这种许可证。肥料从战争一爆发就受到严格的管制，配给量也在限额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减少，不过在某种情况下，尤其是为了增加油料作物和蔬菜的生产时，也给予特别配给。
可是，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配给制度，粮食生产和交售的管理工作就不会成功。1939年8月27日，根据粮食与农业部的一道行政命令，实行了第一个暂行的食品配给办法，4星期后，又代之以一项永久性的安排。几乎所有的食品都是配给的，或在全国范围内配给，或在地方控制下分配。面包、面粉和类似的产品，以及肉类、油脂、乳制品、食糖、果酱和咖啡代用品，按全国性的计划配给，而实行地方配给的食品则包括土豆、蔬菜、水果、鱼、野味和家禽。(9)零售商按照他们交给粮食办事处的上一期配给券的数目，获得分配给他们的份额，只对某些商品要求消费者向零售商登记。在其他情况下，消费者可以随意选择和调换店铺，次数不拘。旅馆和饭店另外获得数量有限的食糖、果酱、蛋和咖啡代用品。在其他情况下，不交配给券就得不到配给的食品。
由于所有主要的食品，包括面包和土豆，都归入了配给计划，因此必须采用一种有差别的配给制度，才能满足各类消费者的需要。重工业工人——包括矿工在内——和士兵都获得增加了的配给量，这主要是采取补助面包、土豆、肉类和脂肪的形式，而全脂牛奶（含脂量减少为2.5%）则保留给儿童、喂奶的母亲和从事有害健康的职业的工人。然而，区别不仅是按照需要，同时也根据种族和民族。配给证被用作把外国工人束缚在工作地点的一种手段，而给予某几类外国工人何种配给品，则要取决于他们所做的工作。总的说来，外国工人和战俘全得不到具有高度营养价值的食品，只领得质量低劣的食品，而他们由于工种或健康状况按理应得的补助配给，也往往被扣住不发或只发极少的数量。发给俄国战俘和所谓“东方工人”的配给证，同发给非俄国战俘和来自西欧及东南欧的平民工人的配给证相比，供应的淀粉质食物数量多而保健性食物数量少。战俘和外籍平民工人在从事重劳动时理应享有的补充配给，比从事同类劳动的德国工人所得的份额要少。(10)
最受歧视的是犹太人。1942年9月以后，犹太人不准获得任何肉类、肉制品、蛋品、糕饼、白面包、全脂牛奶、脱脂牛奶或任何不经特别许可而分配的食物。发给犹太人的面包证只准购买黑麦面包。犹太儿童和青少年只获得一般消费者的面包配给量，他们没有人造蜂蜜，没有可可粉，没有额外配给的果酱，他们也没有资格获得全脂牛奶。凡是德国人有权享受的所有其他补充配给，同等身份的犹太人则一概没有。(11)
总的说来，德国的配给制度达到了它的目的，即：以这样一种方法来分配不太充足的粮食供应，使不同类别的消费者的真正的特殊需要全得到满足——只有对某些人是例外，因为对他们歧视乃是有意采取的一项政策。
（三）农业和粮食供应
战争爆发时，德国的农业情况很健全，所以1939年秋天要使农业适应战时需要，并不费什么事。主要的调整出现在油脂和蔬菜的生产上，大半以牺牲饲料作物为代价而获得了增产。植物油的产量从1939年的4万吨增加到1944年的24万吨。(12)与此同时，在牛奶的利用方面也厉行节约。由于全脂牛奶的消费限于儿童、母亲和从事有害健康的工种的工人，因而出产的牛奶大部分可以用来制造黄油。尽管这样做并没有改变牛奶中含有的脂肪总量，却增加了可以得到的脂肪的供应，从而在战争时期一直维持了令人相当满意的脂肪配给。
油料作物、土豆、蔬菜这些适于种植的农作物的增产，影响了德国牲畜的总数，尤其因为海外供应的浓缩油被封锁切断了，而国内供应的麸皮也由于出粉率高而有所减少，在战争的5年中出粉率由77%提高到90%和90%以上。奶牛主要靠家庭的饲料喂养，因此牛奶的供应保持在高水平上，但是猪的总数不得不减少。到战争结束时，总数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60%。猪肉和猪油的产量下降得比猪的总数甚至还要多，因为缺少谷物和土豆作饲料，屠宰下来，猪肉重量和猪油含量都减少了。(13)
像在其他交战国里那样，农民对农作物的亩数、收益和产量都没有保持精确的记录。把估计偏低的因素考虑在内，在崩溃前的最后两年中，德国的总产量比战前的数字下降了大约15%。可是，在农作物的利用方面却做到了相当节约，因此国内生产的、供人消费的粮食总额，只比战前的水平下降了10%。要不是农业工人和农业必需品的供应都保持在高水平，那么下降率将会更大。应征入伍的农场主和农场工人大部分全由外国工人所替代，后者虽然不如本国工人那样有效，却也帮助维持了国内的生产。牵引力、农业设备、氮肥、钾肥也都供应充沛，至少在进攻俄国以前是如此。磷肥的缺少在1943—1944年以前并没有感觉到，直至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后，这才变得严重起来。
尽管粮食供应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猛烈下降，需要量却在不断增加。战争爆发时，德国必须养活将近8 000万人。在战争过程中，有1 200多万人被动员入伍。这些人虽然对工业或农业生产没有贡献，却必须配给他们从2 750至3 550卡路里的口粮。应征入伍的人中，有700万人由外国工人和战俘所代替。他们虽然多半只靠劣质的和单调的饮食来糊口，可是如果要他们到工厂和农场去干重活，那就不得不给他们足够定量的淀粉质食物。因此，在战争期间，平民和军队所需要的粮食总数比战前的水平至少高出了20%。国内供应量和总需要量之间的差额全靠在占领区大肆征粮来弥补。
要十分精确地说出德国军队和政府从欧洲占领区一共弄走了多少粮食，那大概永远是不可能的。官方的贸易统计表所说明的情况完全靠不住，不过四年计划办公室和粮食与农业部的档案倒似乎相当正确。(14)根据这些资料，看来在战争和占领的5年期间，大约从欧洲大陆和俄国弄走了2 500万吨（折合面粉计算）。其中一部分是根据正常的贸易协定进口，并以农业机械、肥料和其他工业品的出口来支付的，但是——尤其是在俄国和波兰——有大量粮食是由军队无偿地征用和消费，或者装运到德国去的。在入侵俄国的头两年中，外国供应的粮食要占德国粮食总消费量的1/5到1/4。这样，在战争期间德国就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消费水平。
在大部分战争时期，农产品的主要供应来源是被占领的苏联领土。这些地方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德国人在他们的军队发动进攻以前，就已经充分讨论过从那里弄到粮食的可能性了。东方经济事务司农业组于1941年5月23日就德国在可能落入它控制下的俄国地方所应采取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建议，并对情况作了如下的概述：
在战争的第3年中，德国的粮食情况迫切要求武装部队的一切粮食供应，不得依靠大德意志领土或大德意志领土赖以获得进口的合并区或友好地区来提供。最低的目标，即在第3年中——如果必要，也在往后的年份中——使武装部队的粮食取给于敌国的领土，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争取达到。这意味着武装部队有1/3的人员必须完全由法国交给占领军的粮食来供应。其余的2/3（鉴于武装部队目前的规模，所占比例甚至还要稍大一些）必须毫无例外地由东方地区来供应粮食。……除了装运的干草、麦秸、油脂、鲜蛋等等之外，还有大约100万吨做面包用的谷物、120万吨饲料谷物、240万吨肉类生产所需要的谷物，换句话说，总共450万吨到500万吨的谷物，将不得不由东方占领区供应军队的需要。(15)
粮食与农业部长巴克博士承认，占领区供应的粮食对德国人的饮食作出了贡献。在1944年5月13日的演讲中，他说：
占领的头两年中在东方取得的成就，弥补了我们由于德国收成较差而遭受的损失，从而给了我们必要的行动自由。这些地方现在已经不受我们支配的这一事实，迫使我们放弃了增加某些粮食配给的计划。(16)
德国农业协会的机关报《N·S·乡邮报》在1943年12月底说：“我们为军队和德国弄到了两个月的谷物配给、一个多月的肉类配给和几乎整整一个月的脂肪配给。要说我们目前在东方放弃的那些地区对我们不重要，那是错误的。”(17)
在撤出占领区以前，德国军队和民政占领当局经常转移走大量粮食。有一个战地记者在1943年12月21日从东线报道说：“撤退之际，光是南线一个战区内，每天就有80列撤退列车驶出。有19.8万头牛、20万头羊和12.8万匹马被运走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并不是狭义的军事行动。”(18)
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国的消费者都受到庇护，没有像占领区人民那样受苦，但是他们也决不是完全没有受到粮食供应量波动的影响。起初，配给量是相当丰富的，但是在1940年和1941年作了少量的削减后，1942年春天面包的配给量猛减了一次。在他们占领了东方盛产粮食的地区以后，粮食配给量有所增加。1944年和1945年，当这些地方被放弃以后，配给量削减了好几次，减去的数量一次比一次多。1944年以前，粮食供应减少了不到10%，但是在德国崩溃前的最后一年中，数量却陡然减少了。(19)
尽管配给量有所改变，配给制度却可以说是成功地把不太充裕的粮食供应分配得相当令人满意。除了少数例外，配给量都十足照发，因此在德国发生的违反配给条例的罪行比在欧洲大陆任何其他国家都少。至于总的供应数量，各个不同的作者的估计多少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把不列入配给计划的食品的消费量也包括在内，那么全体平民摄取的卡路里的平均数，就从1939—1940年的每天2 700卡路里，下降到1944—1945年的2 450卡路里。在1945年的头几个月中，它又下降到2 100卡路里，非农业人口的消费量第一次下降到2 000卡路里和2 000卡路里以下，而一般消费者——即社会上每3个人中的一个人——的配给量则下降到大大低于这个水平，到了最后，在德国投降以前，下降到1 600卡路里。
在战争的头5年里，德国人的饮食一直是单调的和不太可口的。它充斥着体积大、长气力的食物，而缺乏高质量的蛋白质和矿物质，不过并不严重缺少任何重要的营养。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中，德国人饮食中的动物蛋白质下降到战前水平的3/4，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脂肪下降到2/3。对一般消费者的供应量始终就不十分充足，但是对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来说，饮食通常至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最低营养。
德国人民的健康并没有由于缺少食品而受到损害。工厂中生病和缺勤的比例并不过高。在出现这种情形时，主要是由于工作过度和在猛烈的空袭下生活条件普遍恶化，而不是由于营养不良。在1943—1944年的冬天，流行性感冒席卷了德国，而到战争结束时，还出现了某些轻微的皮肤病。在其他方面，德国人民的健康和营养情况，在战争中自始至终都保持得非常好。甚至在德军最后崩溃而带来的苦难时期，多亏了地方紧急配给，人民还是得到了最低限度的食品供应，从而避免发生骚动。
第三节 欧洲其他地方的粮食和农业
（一）战争爆发时的情况
战争爆发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农业情况都很健全。20年代后期的经济萧条，导致欧洲大陆各国政府普遍对农业进行援助，所以战争爆发前的那10年，是粮食生产稳步增长的时期。增产大部分是由于生产的强化，而不是由于种植面积的扩大。肥料应用得比以前更广泛，农业机械也使用得比以前更频繁，作物轮种的方法改进了，畜产品的数量也有所增加。结果，欧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了它所需要的食品的将近90%（按卡路里计算），仅在饲料方面缺少10%，而在脂肪和食油方面则缺少45%。同德国一样，欧洲大陆在做面包用的谷物、土豆、食糖和牛奶方面几乎可以自给，但是有15%的肉类要依靠海外供应。由于预料将会出现紧急情况，大多数国家都增加了储存，管制粮食的法律也准备就绪，而且基本工作人员都已内定。在1939年9月，据认为只需要作一些较小的变动，但是结果在欧洲大陆的不止一个国家内，这些准备工作都证明是很不够的。
（二）粮食控制和粮食管理
战争爆发以前，德国以外的各国对于管制食品的生产、征集、定价和分配只做了有限的准备工作，而且大多数国家只是在被德国占领以后，方才实行了或完成了管理粮食的制度。德国政策的总的原则，从一开始就是把管理权授予原来的行政机构和现成的农场主及商人协会。可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组织后来都解散了或改组了，到最后往往连细枝末节都照抄德国的制度。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便于控制食品的征集和分配，但是各处都作了尝试，想把德国典范的思想方式也强加于人。
在欧洲大陆各处，全采用了生产和交售的定额，规定了播种率和饲养率，控制了价格和补助金额。控制生产和分配的主要工具，是农场记录和营业执照，但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如同德国的情形一样，这些记录往往竟然是靠不住的。为了补救这一点，他们曾建议成立一些“农村三角组织”，即由村长、农民代表以及同纳粹合作的政党的领袖所组成的地方管理机构。(20)然而，简直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类机构的工作是很有效的。
在合并区，完全实行了德国的制度，所有负责的职务不是派给了德国人，就是派给了日耳曼人。在德国统治下的其他国家里，这个制度在农业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各各不同，不过，德国的影响到处都很明显。在西欧各地（只有丹麦不在其内，它是惟一获准保持原有的行政机构不变的国家），以德国农业协会为蓝本的社团组织纷纷成立起来，而那些主管农业的政府部门的权力也加强了。政策的最后决定权保留给了德国人，但在其他方面，管理权则留在本国人的手里。
在意大利，1940年底以前一直没有做过多少工作来采用和实行管制。1940年底，他们才把分配工作从劳资组合部长的手中移交给了农业部长去主管。由于下级行政机构的情况依然很混乱，不得不进一步采取措施来减少官僚政治的无能。到1941年，管制加强了，先前不受管制的商品这时也被强制收购。1942年初，成立了一个部际供应、分配与价格委员会，负责简化行政管理和扩大管制制度。尽管情况有了某些改进，意大利农民仍然找出种种方法来使大量的产品不受官方的管制。
法国的情形可以说也是一样，那里的行政机构始终没有能十分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在德军占领法国全境后，他们才试图成立一个有效的粮食管理机构。由于没有下级行政机构，于是在3万多个村庄里成立了“村会”，这些村会又组成区域性的农民协会。像在德国一样，农民协会的会长同时又是农业部长。农业部直接负责大城镇和工业地区的粮食供应，而在农村地区，则由地方行政长官来负责供应工作。国内谷物的交流由谷麦局的后身全国谷物局控制，而畜产品则由中央乳品委员会和全国肉品委员会负责管理。
在占领下的比利时，两个负责粮食供应工作的部门合并成了农业与粮食补给部，并且仿照德国的榜样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来接管原有的一切农业组织。在荷兰，1939年成立的战时粮食机构，起先得到德国占领当局的承认，可是后来却由人们熟悉的全国农业协会所取代。不过，由于国家管制的基础早在德国入侵以前就已经奠定，荷兰的制度继续发挥作用而没有受到多少干涉，结果是，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战事妨碍了交通和管制工作时，粮食的分配工作仍然令人相当满意。
在德国侵入挪威以后，全国农场主协会遭到取缔，另行成立了“农民协会”，但是这个组织并没有行政权，生产与分配的管理权由各部分别行使。丹麦，如同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是德国当局不干涉原有的行政机构的惟一被占领国家。
在东欧和东南欧，由于遭到肢解，管制的制度各个区域不同。在有些情况下，因为有游击战争，甚至各个地方也不同。由于农村地区是可以自给的，因此粮食管理的主要工作是为城镇，为军事和民政占领当局提供粮食。
除了规定生产和交售的定额以及播种率和饲养率以外，各处还试图采用德国的价格管制办法。可是，它们都不像在德国那样行之有效，结果欧洲各地粮价都直线上升。总的说来，在合并区和附属区，涨得最少，在斯堪的纳维亚涨得稍多，在西欧和南欧更多，而在东南欧则最多。(21)
在食品配给方面，像在粮食管制方面那样，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战争爆发前都没有做过什么工作。有的国家作了某种初步的准备，但通常只是在战争即将爆发前才对食糖、咖啡和茶叶实行了配给。所有主要食品的控制性分配，只是在德国占领当局进行干涉后才组织起来，结果在整个大陆上，对食品配给的管制相当一致地都是以德国方式为榜样。这种方式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实际上对所有的食品全实行了配给，其中包括面包、面粉、谷物，到最后还包括土豆。只有水果、蔬菜、鱼类和野味在大多数国家里仍然不用配给。基本食品照例通过一种全国标准的配给办法来加以控制，但是有些食品则按区域标准来分配，或者交给地方当局根据其分配计划处理。区域性和地方性的配给在法国和意大利实行的范围很广泛，而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差别在东南欧许多地方则很普遍。(22)
由于对所有主要食品都实行了配给，因此必须采用不同的等级。所有的成年人都获得一份基本的“一般消费者”的配给量，而一切优先照顾的消费者，例如体力劳动者、喂奶和怀孕的妇女、住院的病人，则有权得到补充的食品配给。全脂牛奶和标准牛奶（含脂量为2.5%）都保留给从事有害健康的工种的工人、母亲和幼儿，其他的消费者则只好饮脱脂牛奶。
配给制度的严格程度，各个国家都不相同。在丹麦，由于并不感到食品严重缺乏，配给始终就不很严格。就其他地方而言，配给制度在西北欧和北欧最为有效，法国和意大利次之，而在东欧和东南欧则最差，因为在那里，只有城市地区实行配给制度，许多粮食通过非法的途径都被弄走了。
除丹麦外，大多数被占领国家的基本配给和补充配给都低于德国。然而这并不一定就反映出消费水平，因为消费人口的组成情况各个国家大不相同。在管制并不十分有效的地方，同管制严密、所有主要食品都实行配给的国家比较起来，配给量就不十分能说明全国的总消费量。
（三）农业和粮食供应
农业和粮食供应的情况，在欧洲其他地方没有在德国国内那样令人满意，不过在有些地方，情况的恶化也不像观察家们所预料的那样剧烈。这一点部分是由于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已经认识到健全的农业和充足的粮食供应的重要性，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就已经采取措施，以便在国内获得高产和食品的平均分配。改进农业科学方法的应用和改进销售计划技术的应用，也起了应起的作用。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里，最显著的就是用于耕地和牧场上的人造肥料不断的增多，结果减少了对进口的高效肥料的依赖程度。
战争爆发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农业都处于健全的状态，土壤里养料很丰富，农场上牲畜也很多。在战争的头几年中，大宗的家畜是一笔最大的资产，因为这时屠宰牲口，就使原先需要作饲料用的蔬菜作物可供别的用途。同时，又可提供大量的动物蛋白质，不过后来就不行了，家畜的数目减少了许多，以致每年的繁殖率已不足以应付消费者对肉食品的需要了。
有些观察家把这样有计划地屠宰家畜解释为粮食供应发生严重困难的证据。事实上，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这个办法使许多人免于挨饿，因为这就使人们可以弄到面包和面粉混合物，有时可以抵补总需要量的20%和20%以上。由于面粉的出粉率提高到90%和90%以上，面包就变得不够松软而且滋味较差，可是它还是为大多数消费者提供了相当稳定和充足的碳水化合物和植物蛋白质，从而把营养不良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23)
当土豆、蔬菜和油料作物的产量在牺牲了饲料谷物和饲料根菜植物而有所提高时，食物中素食所占的比重就日渐增加。在有些国家中，还开垦了一定数量的牧场和荒地，但是在大陆上，没有一个地方有可能做到像英国那样的程度。尽管在欧洲各地，家畜饲养业受到了严重的压缩，但耕作业受到的影响却较小，事实上在某些国家里还有所加强。整个说来，在欧洲的大多数地方，农业劳动力的供应是相当令人满意的，虽然在法国和东欧，由于德国强制动员劳动力，农业也受到了损失。在德国进攻俄国以前，农业机械的供应也是相当令人满意的，而肥料的缺乏则直到盟军在北非登陆后才变得严重起来。在德国统治下的某些地区，拖拉机和氮肥的供应有时候比战前还要充足。
然而，战事拖得越久，人们就越感觉到各种物品储备量的枯竭，结果农产品的数量不断下降。天气对农作物年产量的高低是有影响的，但是回顾整个战争时期，欧洲大陆各国粮食的产量在战争的前一半时期下降了10%，而到战争结束时则下降了20%至25%。农作物，尤其是做面包用的谷物，产量下降得较少，而畜产品，特别是肉类，产量则减少得较多。(24)从1943年起，当大陆的中心地区而不是边缘地区开始感到战争的全部冲击力时，有些国家的农业生产反倒稍有改善。只是在战争结束后，到了1945年秋天，第一次真正灾难性的歉收才出现了。
战争结束时，粮食产量减少的程度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致相等，(25)但是粮源减少后使用得却比1914—1918年间要节约。使用上的精打细算，例如出粉率高和饲养率低，使境内供应的食品的总量保持在战前水平的将近90%以上。如果把失去的进口食品估计在内，那么粮食供应的卡路里值平均达到战前水平的4/5，不过有时下降的幅度要多达战前水平的1/4。以卡路里来计算，这表明每人每天从将近2 900卡路里下降到2 200卡路里。
这些平均数在好几方面都可能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事实上，食物的成分质量下降了，从而影响到消费者的健康和工作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消费人口中大部分人的命运是，连平均数也得不到。总的说来，农场主和农场工人仍旧吃得和战前一样好，食品的任何减少都不得不由非农业人口来承担。由于军工业的工人有权享受补充配给，因而粮食供应的减少，即便不是全部的话，至少主要是减在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城市居民、雇员和家庭主妇以及青少年和老年人头上。因此，无数消费者在战争期间每天多半只靠不到2 000卡路里维持生活。在欧洲大陆，每两个消费者中有一个在战争的年代里大半只能得到战前食品的2/3到3/4。减少得最多的是脂肪和动物蛋白质，最少的是碳水化合物和植物蛋白质。(26)
各个国家之间，情形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除丹麦外，所有国家的配给量和食品供应总数都比德国少。在芬兰、挪威、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在波兰、俄国、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城市中，居民有很长一段时期不得不在大大低于最低需要水平的情况下生活。凡是有钱从黑市购买东西的人，物质方面没有感到什么匮乏，可是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无力经常通过非法的途径来补充配给量的不足。(27)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波兰城市中收入少的消费者所得到的食品，只不过是德国相应类别的消费者所得到的数量的一半。在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大多数居民每天的食物摄取量，在1941年和1942年据估计为600—800卡路里。1942年秋天，在红十字会的管理下，推行了一项救济计划，可是在这之前，许多人全饿死了。要不是由于德国军队和民政当局强征粮食的话，情况本不至于那么惨的。
欧洲全体居民的健康，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损害。成年人体重减轻是很普遍的，而儿童中发育迟缓的现象则有案可稽。软骨病和肠胃病增多了，在情况最差的地方，还出现了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婴儿死亡率上升了，在粮食消费量特别低的地方，结核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大幅度地增加。但是，由于医疗防治工作的改进，大多数人在这场战争结束后的健康状况，都比前一代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要好些。在大多数情况下，造成的损害并不像那些不得不经受这场严峻考验的人们当时所预料的那样持久。
(1) J·H·里克特：“战前欧洲大陆的粮食供求量对比”，《国外农业》（J．H．Richter:“Continental Europe's Pre-War Food Balance”, Foreign Agriculture），1942年8月，第6卷，第299—312页。
(2) H·v·d·德肯：《欧洲的粮食经济》（H.v.d．Decken: Europas Ernährungswirtschaft），汉堡，汉萨同盟出版社，1943年版。
(3)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521页（111-RF）。
(4) W·哈恩：《粮食战》（W．Hahn: Der Ernährungskrieg），汉堡，汉萨同盟出版社，1939年版。
(5) H·v·d·德肯：《德国农产品自给自足的发展》（H.v.d．Decken: Entwicklung der Selbstversorgung Deutschlands mit landwirtschaftlichen Erzeugnissen），柏林，保罗·帕雷，1938年版。
(6) B·梅伦斯：《德国农业协会的市场规则》（B．Mehrens: Die Marktordnung des Reichsnährstandes），柏林，弗朗茨·瓦伦出版社，1938年版。
(7) W·克拉特：《德国的粮食与农场管理。欧洲粮食供应联合工作组》（W．Klatt: Food and Farm Administration in Germany．Combined Working Party on European Food Supplies），伦敦，1944年版，油印本。又见上文，原著第171页。
(8) 见下文，原著第227—230页。
(9) H·多马施克：“德国战时粮食经济的消费规律”，《农业报告》（H．Dommaschk:“Die Verbrauchsregelung in der deutschen Kriegsernährungswirtschaft”, Berichte über Landwirtschaft），第28卷，第4号，1943年。
(10) H·多马施克：《战时粮食经济》（H．Dommaschk: Kriegsernährungswirtschaft），柏林，德意志出版公司，1944年版。
(11) 1942年9月18日德国粮食与农业部长的命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7卷，第181—185页（1347-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914—915页〕。
(12) 德国，德国农业协会：《德国粮食经济发展概况》（Germany, Reichsnährstand: Übersichten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Ernährungswirtschaft），柏林，德国农业协会出版社，1944年版。
(13) W·克拉特：《1943—1944年德国农业概况。欧洲粮食供应联合工作组》（W．Klatt: The Agricultural Situation in Germany in 1943-1944．Combined Working Party on European Food Supplies），伦敦，1944年版，油印本。
(14) H·巴克：《德国战时粮食经济的数字》（H．Backe: Zahlen zur deutschen Kriegsernährungswirtschaft），柏林，1945年版。
(15)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6卷，第148—149页（126-EC）；《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301—302页。
(16) 《德国政纲》（Reichsprogram），1944年5月13日：转引自《德国之镜》（Deutschlandspiegel），1944年5月14日，第124期。
(17) 《N·S·乡邮报》（N.S．Landpost），1943年12月29日。
(18) 《柏林金融日报》，1943年12月21日。
(19) W·克拉特：《1943—1944年德国农业概况。欧洲粮食供应联合工作组》（伦敦，1944年版，油印本）。
(20) W·克拉特：《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对农业生产与分配的国家管制。欧洲粮食供应联合工作组》（W．Klatt: State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German Europe．Combined Working Party on European Food Supplies），伦敦，1943年版，油印本。
(21) W·克拉特：《战争的第五年中德国统治下欧洲的粮价与粮价管制。欧洲粮食供应联合工作组》（W．Klatt: Food Prices and Food Price Control in German Europe in the Fifth Year of the War．Combined Working Party on European Food Supplies），伦敦，1944年版，油印本。
(22) 玛丽·埃格勒：“欧洲消费品配给的情况与方式”，《世界经济档案》（Mary Egle:“Wesen und Formen der Verbrauchsrationierung in Europa”,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43年9月，第58卷，第305—334页。
(23) J·H·里克特：“战时欧洲大陆的粮食供求量对比”（J．H．Richter:“Continental Europe's Wartime Food Balance”），《国外农业》，1943年4月，第7卷，第85—96页。
(24) N·贾斯尼：“欧洲农业的衰退与恢复：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N．Jasny:“Decline and Recovery in European Agriculture: World Wars Ⅰ and Ⅱ”），《国外农业》，1946年4月，第10卷，第50—55页。
(25) 国际联盟：《1914—1918年战争时期与战后复兴时期欧洲大陆的农业生产》（League of Na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ontinental Europe during the 1914—1918 War and the Reconstruction Period），日内瓦，1943年版（1943 Ⅱ A7）。
(26) 美国农业部：《欧洲大陆和苏联的粮食情况与前景》（U.S.A.,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The Food Situation and Outlook in Continental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1945年版，油印本。
(27) 国际联盟：《1943—1944年的粮食配给与供应》（League of Nations: Food Rationing and Supply 1943—1944），日内瓦，1944年版（1943 Ⅱ A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