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希特勒对外政策的方向

贝尔福早在1916年就看到，虽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能被击败，如果同时奥匈帝国瓦解的话，德国在中欧与东欧的统治地位仍然会加强。⁽⁹⁴⁸⁾1919年，德国虽然被暂时击败，但它在欧洲的潜在力量相对地大于1914年。因为在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中，德国受到的损失最小。它完全在国境以外作战。⁽⁹⁴⁹⁾实际上德国全靠自己在1917年就已击败了它的两个最大的军事对手。俄罗斯帝国被击败是由于1918年3月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强加于它的布尔什维克继承人而得到确认。法国在1917年兵变之后已经不再是西线协约国中最大的军事强国，而且把西线的主要部分拱手交给英国，就像贝当所说的，满足于“等待美国人和坦克”。⁽⁹⁵⁰⁾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德国已经无力再在军事上进行反抗；但是它的情况还不同于俄国的痉挛惊厥和法国的精疲力竭。俄罗斯帝国的瓦解比德意志帝国更富有戏剧性，它失去的领土更多；它在内战中陷于分裂，最高权力为革命集团不稳定地掌握着，这个集团的成功是以被国际社会完全排除在外的代价换取的。法国是一个比俄罗斯更文明，社会更复杂的国家，成了战争的主要牺牲者：它的最富饶的领土被夷为荒地，人口减少在加速。⁽⁹⁵¹⁾在德国，由帝国向共和国的过渡在没有任何社会大变动的情况下就实现了，帝国的团结得到加强。1918年的“革命”提供了不是革命的革命的范例：统治阶级、军队、政府机构都不受干扰地保持统治。

德国地位的主要变化是由东欧另外两个军事王国的消失造成的：一个是俄国，是由德国自己毁掉的；第二个是奥匈帝国，过去曾是它自己的伙伴。从维也纳会议以来，德国就面向西方。它的注意力在莱茵河，有争议的边境省份是阿尔萨斯和洛林。它的东部边界一百年来没有出过问题。它同俄国隔着被瓜分的波兰国，并沿着波希米亚的山地边界转回到西方和南方。但是这个表面上已经解决了的边界隐藏着弱点和变态，因为普鲁士国家同德意志民族在范围上有区别，它们只是在俾斯麦的帝国中暂时地会聚在一起。1815年的德意志联邦继承了古代神圣罗马帝国的边界：一方面包括了哈布斯堡皇帝的奥地利和波希米亚领土；另一方面又放弃了普鲁士国王的波兰各省。1866年德意志联邦解体，由北德意志联邦所取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拥有波兰领土而放弃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德国。⁽⁹⁵²⁾最后在第二帝国中屹立的普鲁士—德国，包含着1/5的波兰民族，⁽⁹⁵³⁾却排除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1 000万德意志人。这是由于执行小德意志政策的结果，这是俾斯麦终身争取和维护的微妙平衡。这样就需要在普鲁士的波兰各省维持普鲁士贵族的统治，并在德意志居民和他们的马扎尔人同盟者的控制下维持哈布斯堡君主国作为一个独立而多民族的国家。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东欧革命，把这两项目标都给毁了。俄罗斯帝国的灭亡意味着波兰的解放和失去普鲁士的波兰各省。哈布斯堡帝国的灭亡意味着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漂泊不定，并意味着实行大德意志政策，把所有的德意志人包括在一个国家之中终于有了可能。东欧一连串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从芬兰到阿尔巴尼亚，都为德国在它的东部边界上提供了全新的势力安排。法国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一直能够扩展它的东部边界，兼并由弱小公国组成的缓冲地区。现在为德国在东方开放了一个相似的缓冲地区。它首先是在1918年通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建立的，这个条约把芬兰、波罗的海国家、俄属波兰、比萨拉比亚、乌克兰和高加索从俄国分开。“在20世纪，在向东再去500英里的地方，我们看见了拿破仑莱茵联盟计划的新翻版。”⁽⁹⁵⁴⁾暂时，这个德国计划由于在西方被击败而受到挫折，但是德国东部边界的新情况仍旧存在；因此，在适当的时候德国朝着这一方向的扩张是肯定的。

德意志共和国的领导人可以默认失去阿尔萨斯-洛林并接受同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西部新边界。他们却不能同意东部的让与——失掉但泽；把西普鲁士和波森割让给新的波兰国家，把东普鲁士从帝国身上割去，把上西里西亚割让给波兰；⁽⁹⁵⁵⁾把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从帝国分割出去。施特雷泽曼1925年在一封著名的致前王储的信中规定：

德国外交政策在近在眼前的将来面临的三大任务——

首先是在德国能够忍受的意义下解决赔偿问题，保证和平，这是恢复我们国力的保证〔？前提〕。

第二，保护在国外的德意志人，有1 000到1 200万我们的同族正在外国的土地上，生活在外国的枷锁之下。

第三项大任务是重新调整我们的东部边界；收复但泽、波兰走廊和修改上西里西亚的边界。

在背后还存在着同德意志的奥地利统一问题，虽然我很明白这样不仅不能给德国带来好处，而且会使德意志帝国的问题变得严重地复杂化。⁽⁹⁵⁶⁾

1925年的洛迦诺条约展示了德国政策的这个总方针。上述条约通过对法德边界和比利时德国边界的相互保证，以及对非军事地区的共同保证，来稳定德国的西部边界。但是，德国拒绝作出类似保证来接受东部边界，当时它希望通过和平改变来纠正。⁽⁹⁵⁷⁾法国人认为它的东部盟国的安全对法国安全是不可缺少的，希望能像对法德边界作出保证那样也对波德和捷德边界作出保证。⁽⁹⁵⁸⁾不过，英国拒绝把它承担的义务扩大到东欧，却支持德国的理由；结果，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从洛迦诺条约所得到的，只是同德国的仲裁条约以及同法国的互助条约。⁽⁹⁵⁹⁾因此，洛迦诺条约虽然为西欧的安全和信心开辟了新时期，也为德国参加国际联盟作了准备，但它也透露：德国有义务尊重西部边界，不是基于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而是基于后来在洛迦诺谈判期间它自愿作出的同意；既然它并没有自愿同意接受它的东部边界，它也就没有义务尊重它。这一美景暂时被各项仲裁条约、国联盟约的各种义务以及根据盟约第十九条关于和平改变的规定所织成的迷雾掩盖了。但是，在法国同惟一能对德国东部边界单独施加压力的国家苏联签订法苏条约的时候，希特勒便以此为借口废除洛迦诺条约和重新武装莱茵兰，这正是洛迦诺符合逻辑的后果。洛迦诺的力量均势随之便从法律义务的语言转而变成堡垒和军备的语言：齐格菲防线巩固了法德边界，而德国安全地准备以武力来改变它的东部边界。⁽⁹⁶⁰⁾

德国在东欧的优势基于两个传统和两项具体资产。第一个传统是条顿骑士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优势，其中东普鲁士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德裔居民中失去产业的贵族便是这种遗迹。这一传统的社会动力是德国东部的普鲁士贵族。他们是东部殖民土地的农业大资本家，他们的祖先是条顿骑士，这些“生财有道的老手”征服和没收了斯拉夫民族的土地，使之成为无土地的劳动者。在德国人的思想中，斯拉夫人和奴隶仍是无甚差别；斯拉夫人是基督徒的世仇，就像热尔贝曾经称呼他们那样，⁽⁹⁶¹⁾尽管斯拉夫人自那时以来已经成为基督徒，德国政府倒恢复了异教徒的信仰；而对易北河那一边人民的剥削，照德国人看来从来是开化的使命。俾斯麦的1886年波兰没收法以及在比洛的统治下对波兰人的加倍迫害，都被认为是德国文化对野蛮主义的十字军征讨。19世纪40年代的东部铁路，即柏林以东的第一条铁路，被普鲁士贵族称为是“自从条顿骑士以来德国对东欧最大的挺进”。⁽⁹⁶²⁾德国的边界传统追溯到若干世纪以前的一切野性和气势——回溯到立陶宛的追捕逃犯，那是没落中的条顿骑士冬季的消遣；⁽⁹⁶³⁾到1147年文德人的十字军行动，口号是不接受洗礼便灭亡；⁽⁹⁶⁴⁾到荷尔斯泰因的阿道夫向波罗的海地区的定居者发出谕旨，他在那里建立起吕贝克，⁽⁹⁶⁵⁾回溯到12世纪大德意志殖民运动初期宗教的和世俗的萨克森王公们早期发出的呼吁，⁽⁹⁶⁶⁾那时易北河以外的肥沃和无垠的土地对于基督教世界的北部各民族就像美国获得独立初期时对于俄亥俄河以外的土地一样；甚至或许可以溯源到8世纪后期的各次战役，那时查理曼蹂躏了撒克逊人，而且首先强迫他们信奉基督教，后来他们又强迫斯拉夫人信奉。⁽⁹⁶⁷⁾在这种普鲁士和波罗的海传统之中，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艾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他是爱沙尼亚的德意志人，俄国革命时正在莫斯科学习，逃出来之后取得了德国国籍，在1923年促成了希特勒同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会晤。⁽⁹⁶⁸⁾

第二个传统是另一个德意志大国奥地利的。奥地利一直是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德意志文化的旗手，⁽⁹⁶⁹⁾就好像普鲁士是山脉以北的旗手一样。从历史上看，奥地利的作用比普鲁士更晚一些，然而更重要，而且是由哈布斯堡王朝整个时代来正式代表的。它因土耳其的征服东南欧而发挥作用，使奥地利成为西方基督徒的堡垒。但是正如这一作用是强加于哈布斯堡王朝——它们的政策到那时为止一直是贪得无厌、优柔寡断和不光彩的，同样地，在土耳其的威胁已经衰退，因此其必要性也随之失去很久之后，他们仍然想办法利用这个作用的好处。在19世纪，奥地利帝国逐渐羸弱，秩序混乱，成为欧洲的中国；⁽⁹⁷⁰⁾它的生命力已丧失殆尽，对帝国复兴中的各民族除了要求对一个顽固不化、昏庸不堪的王朝表示尽忠以外，已毫无裨益。即使在这样的时候，它仍自诩负有在东欧各民族中传播德意志和天主教文明的使命，作为毫无效率和高压统治的画皮。⁽⁹⁷¹⁾

德国在东欧的优势所依仗的两项具体资本是人口众多而分布广，还有它的经济实力。19世纪欧洲人口的主要变化就是德国人口的增长成为欧洲——除俄国人以外——最多的。⁽⁹⁷²⁾强调这一数目优势是纳粹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正是德国人口的政治分布使得德国在一些大国中显得独特。1938年以前，德国从来不曾接近达到别的民族那样的民族与国家相互一致的性质。欧洲的讲德语人口同德国居民是两回事。⁽⁹⁷³⁾直到1866年为止，帝国的疆界，随后是邦联的疆界之内，都拥有德意志人的大多数，尽管另外还有许多其他民族。从1866年到1938年，中心的德国排除了周边大约占潜在的全民族15%的说德语的人民。一直到1938年德奥合并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主要德意志国家边界之内包括了欧洲9/10以上的说德语人民，还不算相当数目的非德意志居民，大德国出现了。⁽⁹⁷⁴⁾

但是，德意志民族的分布尤为奇特之处在于他们并不紧密地集合为一体。在整个东欧都有互不联系的德意志居民群，要把他们合并到德意志的中央国家，只有通过把非德意志民族也合并进来才有可能，而德意志人在他们之中又只是少数民族。除了芬兰、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之外，每一个东欧国家都有德意志少数民族。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有“波罗的海贵族”，他们是最初征服波罗的海沿岸的十字军的后裔，以及开发这一地区的汉萨商人的后裔。在立陶宛，有一个由德意志新教徒居民构成的少数民族；他们于19世纪初为逃避在德国受的压迫而跑到俄罗斯帝国的这个省份避难。“梅梅尔”原是一座德意志城市，在它的土地上将近一半人口是德意志人。⁽⁹⁷⁵⁾波兰在波兹南和波莫瑞有相当数量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主要原因是，当它们是波森和西普鲁士的时候，普鲁士努力实行德意志化的结果；⁽⁹⁷⁶⁾在波兰的上西里西亚，还有另一个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原俄属波兰有德意志移住民，他们是农民和产业工人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在罗兹；在波兰再往东部一些则有德意志农业移民的集团，他们是在18世纪末定居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和海乌姆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人数比任何国家都多，他们在居民中历史悠久，以致人们争论他们究竟是移民还是本地居民。他们大多数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他们大多在这几省的边缘集中居住，包括主要的矿区和工业区，不过别处也有大块德意志人的飞地，在主要城市中，特别是在布拉格，也有德意志居民区。在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鲁特尼亚，有不同祖先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是古匈牙利移民的后裔。匈牙利本身的德意志人，其古老程度仅次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意志人。中世纪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波兰这些纯农业经济的落后国家的国王们都曾鼓励德意志人移民，尤其是在13世纪蒙古人入侵以后，并且有好几百年之久由德意志人提供了他们的资产阶级。直到19世纪初，几乎所有的匈牙利城镇都是德意志人占优势，尽管他们多半已被马扎尔人同化。此外，还有一些说德语的农业移民区；这些区有的起源于中世纪，但是大多数都建立于17世纪和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推行移民计划的时候，是从土耳其人手中重新夺回国土并将南方德意志人或“施瓦本人”移民到这个国家来的。⁽⁹⁷⁷⁾他们大都定居在布达佩斯周围、巴拉顿湖以北和西南地区。根据特里亚农条约的规定，施瓦本人移民区从伏伊伏丁那改属继承国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他们组成南斯拉夫主要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不过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另外还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德意志人移民区，甚至在塞尔维亚也有一些。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罗马尼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分布得最为广泛，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是从13世纪以来的移民，成为特兰西瓦尼亚三个享有特权的民族之一，⁽⁹⁷⁸⁾保持了高度文明的传统以及精心构成的民族组织；在巴纳特是施瓦本人；在布科维纳，在比萨拉比亚，还有多布罗加，是人数较少的德意志居民群，主要溯源于19世纪。在保加利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则无足轻重。但是在1 000多英里以东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是另一个德意志人的社区，建立于凯瑟琳大帝之时，1923年正式成为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它只是在1941年秋天希特勒入侵俄国之后才被苏维埃政府驱赶到西伯利亚。⁽⁹⁷⁹⁾

德意志人是东欧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而由于他们同欧洲大陆主要大国的联系，变得极其危险。就像所自发源的那个民族一样，他们大都在传统上忠于居住国的政府，经济上先进繁荣，依恋本民族语言和文化，是听话而有价值的移民。但是，随着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也经历了一场精神革命，那场革命先已落到帝国的德意志人身上了。在接管政权的几个月内，纳粹分子宣称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国境以外的所有德国公民吸收入党，要使所有德意志少数民族都觉悟到大家是同种的同志，德意志人的成员。一个同种的同志的定义就是德意志后裔和德意志血统的任何人；德意志民族有别于德国，据称有1亿人口；而东欧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则已转变成为有独特力量的国际第五纵队。⁽⁹⁸⁰⁾

德国在东欧占有优势的第二项具体资本是基于它的雄厚经济实力。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终的一百年使德国成为欧洲的工业霸主，随着德国工业化程度的增长，就如影随形地产生这样一个概念：东欧和近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不过，在这个概念里，各种经济考虑总是从属于权力考虑。普鲁士各邦关税同盟的原意是促进德意志北部和外部世界的贸易，但是后来就像利斯特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德国为了战争目的实行经济统一的工具，就体现了这种特色。⁽⁹⁸¹⁾因此，在希特勒时代也没有以经济理由作为德国有权统治东欧的论据。确实，对于东欧国家来说，如果西方国家不能提供别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德国作为它们的农产品市场是必不可少的；⁽⁹⁸²⁾但是东欧各国对德国并非十分重要。同德国总的贸易相比，德国同东欧的贸易是小额的。德国在东欧努力实施其经济霸权，不是出于经济需要，而是出于政治目的。⁽⁹⁸³⁾

德国要求统治东欧，一百年来主要体现在关于中部欧洲的概念上。这是以奥地利帝国为一方同德意志联邦和帝国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关系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实质上就是说需要在德国领导下统一中欧。利斯特——普鲁士关税同盟和德国铁路系统的倡导者，终于认为德国命定的目标不是向西跨越海洋，而是朝向多瑙河流域和土耳其欧洲部分，他首先想出了柏林—巴格达铁道的办法。⁽⁹⁸⁴⁾布鲁克是建设劳埃德·的里雅斯提诺公司和的里雅斯特繁荣商业的德国商人，在施瓦岑贝格下面任奥地利商业大臣，他希望把整个奥地利帝国都合并到德意志联邦之内，以便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统一起来的德意志人成为一个有组织的中欧的主人。俾斯麦击败奥地利，导致哈布斯堡帝国按1867年的协议转变为奥匈二元帝国，以及在1871年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于是一个实验性的中部欧洲成为现实，而凭借的则是德国所获得的凌驾奥匈帝国及其皇帝之上的权力。奥匈协议使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奥地利处于最高地位，使马扎尔人在匈牙利处于最高地位，同时又使两者最终仰赖于柏林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中欧各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中部欧洲终于完全实现，此外在哈布斯堡王朝最后几年还产生了对它的经典性理论说明。⁽⁹⁸⁵⁾

世界大战证明了奥匈对德国的价值。哈布斯堡王朝对于眼光短浅的泛德意志主义者（不是对俾斯麦）来说，好像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大联合道路上的障碍物，事实却证明是中部欧洲、德意志世界帝国最有价值的资产。甚至连最极端的奥地利泛德意志主义者也转向哈布斯堡王朝。对于所有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现在有了共同的政纲——要保留奥地利，在德国的基础上重建，并牢固地适应德国体制；它的政策要从属于中欧政策，哈布斯堡的全部遗产都要接管并由德意志民族的共同力量来加以巩固。通过中部欧洲，奥地利德意志人既回到了泛德意志思想，又回到了大奥地利思想，此刻两者相互调和了。他们再次看到自己是德意志民族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作为其一部分，他们重新开始了一种对于先前处于分离状态的他们来说是范围很大的“帝国主义”。⁽⁹⁸⁶⁾

对于纳粹的外交政策，根据上述向东扩张的传统所作的推测很多。在希特勒同波兰签订惊人的协议来开始他的外交政策的时候，⁽⁹⁸⁷⁾就很容易假定，他既然是奥地利人，他的政策一定是哈布斯堡传统，而不是普鲁士传统，又可假定在实现他的公开表明的目标德奥合并之后，⁽⁹⁸⁸⁾他就会恢复历史上向东推进的政策，推向喀尔巴阡山脉以南。确实，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影响应该是赞成向西北方面扩张，向波罗的海地区扩张，他本人就是在那里出生的；⁽⁹⁸⁹⁾但是直到1939年3月，希特勒一系列的外交胜利——同波兰缔约，接着征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可以证实了第一个假设。错误在于以为纳粹政策只把它自己限于上述政策中的一项，好像它们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似的。希特勒从未把自己看成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他十分轻视他们的反民族政策，就像居留在维也纳的日子里他对他们一直在深思熟虑的治国术的各种问题根本不了解一样。⁽⁹⁹⁰⁾他的根源是大德意志，但他又成为小德意志的元首，大的包括小的。⁽⁹⁹¹⁾他的反俄政策直接来自哈布斯堡传统而非霍亨佐伦传统，但他自己用古德意志命运的措辞加以表述，却又先于哈布斯堡和霍亨佐伦。他的外交政策把哈布斯堡传统和普鲁士传统混在一起，同时他又超过了这两种传统，就好像拿破仑的政策超过了波旁王室的扩张传统一样。国家社会主义的近期目标远远不是废除凡尔赛条约和恢复第二帝国以前的边界；⁽⁹⁹²⁾它的最终野心超过了普鲁士祖先在波罗的海地区和哈布斯堡祖先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的主宰地位。旧的中部欧洲观念为生存空间的新理论所改变和吞没了。

这一变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张和骚乱之中发生的，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导致了德国政策的激变。六个世纪之中第一次，在帝国和欧亚大陆的无林大平原之间没有大国阻碍了，而在战争危机达于顶峰的6个月里，德国的统治从索姆河扩张到顿河。⁽⁹⁹³⁾这才是希特勒想要恢复的帝国。

因此，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有意地越过德国战前外交政策的行动路线来制定一条路线。我们停止了德国向欧洲南部和西部的不断的进军，而把我们的眼睛转向东方的国土。我们最后停止了战前时期的殖民和贸易政策，转而执行未来的领土政策。不过在我们今天谈到欧洲的新领土的时候，我们主要应当想到俄国和依附于它的周边国家……⁽⁹⁹⁴⁾今天，在欧洲有8 000万德意志人。在仅仅一百年以后，在这个大陆上将居住着2.5亿德意志人，不是像在另一个大陆上挤在工厂里当苦力，而是土地的耕种者和工人；他们的劳动将是他们生存的共同保证。只有这样，我们的外交政策才会被承认是正确执行的。⁽⁹⁹⁵⁾

俄国和普鲁士由于征服波兰的共同利益而联合了150年。1914年，俄德之间爆发了自七年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战争，波兰问题又一次摆在欧洲政治的最前线。在这个问题的阴影之下，出现了乌克兰问题，这个问题在一代人时间里是奥匈帝国的利益所在，⁽⁹⁹⁶⁾现已成为德国政策的必然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出现的新权力体系确认：越过一条弱小国家组成的地带，德国人回到乌克兰的路是永远畅通的。原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居住在柏林附近的万湖，根据情况他有时是流亡者，有时是首领权位的觊觎者，乌克兰方案是纳粹的手中存货；⁽⁹⁹⁷⁾罗森贝格在他的外交政策说明中阐述了《我的奋斗》中的广泛言论；⁽⁹⁹⁸⁾而由于接管了政权，乌克兰计划成了德国外交政策中公开承认的部分。⁽⁹⁹⁹⁾

如果我们能随意处置〔1939年希特勒在一次著名的轻率讲话中说〕乌拉尔山脉的无尽宝藏和乌克兰平原的无垠沃土，如果在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开采生产，那德国人民就会在财富之海中游泳。⁽¹⁰⁰⁰⁾

在希特勒的秘密建设中，需要生存空间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主题而始终强调的。在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上，希特勒确定了他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而且要求把这些思想看成是他的临终遗嘱。一开始，他就陈述这个原则：德国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对空间需要的解决”。⁽¹⁰⁰¹⁾他随后检查了扩张的需要能否用自给自足的办法或是用更多地参加世界经济体系的办法来抑制。德国在现存的边界以内在原料供应上只能获得非常有限的自给，而完全不能达到粮食自给。世界经济则由于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帝国的形成而已经在瓦解。因此，

惟一的补救办法，而在我们看来也许是空中楼阁，在于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种寻求在任何时候都是国家形成和民族迁徙的根源……因此，如果我们承认粮食情况的安全是主要问题，那么，保证这一安全的必要空间就只能在欧洲去寻求，而不是像自由资本主义观点那样通过剥削殖民地去寻求。这不是增加人口的问题而是获得为农业用的空间。此外，出产原料的区域可以更实用地在欧洲毗邻于帝国的地方去找，而不是到海外去寻；这样获致的解决办法量必足够一两代人之用……德国的问题在于：从何处能以最低代价得到最大收获。⁽¹⁰⁰²⁾

他在会上对这问题未予解答，但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本人11年前在《我的奋斗》中提出的答案。⁽¹⁰⁰³⁾

征服和肢解俄国是希特勒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其他目标都从属于这一目标。⁽¹⁰⁰⁴⁾在机会主义和策略变换的背后，这项目标保持不变。“但泽不是我们活动的目标，”他在1939年5月说，当时但泽危机正在酿成。“这是在东方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的问题，是保证我们的粮食供给的问题。”⁽¹⁰⁰⁵⁾在1939年11月23日的会议上，他又一次说，

我们愈益增加的人口要求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我的目标是在人民的数目和他们生存的空间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关系……把德意志人的人数同可利用的空间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永久性问题。必须得到必要的空间。任何聪明的算计都毫无帮助，只有用剑才能杀出一条血路。⁽¹⁰⁰⁶⁾

（四）希特勒对外政策的特征

不侵犯他国的国家，倾向于从合作中寻求安全，以便维持均势。扩张中的国家则谋求分而治之。对敌人各个击破，对目前要搞的对手加以孤立，避免全面谈判：这些就是一切精于侵略治国术的大师们的原则。希特勒的政治战略从其主要路线而言，是同俾斯麦、拿破仑和路易十四的路线一样的。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强调外交政策目标的简约性。他攻击议会空谈家，他们把愤慨花费在南蒂罗尔问题而不是放在征服生存空间的目标。⁽¹⁰⁰⁷⁾“因为我们不停地对五国或十国吼叫，我们就不能集中民族意志的全部力量和物质力量对最凶恶敌人的心脏给予打击。”⁽¹⁰⁰⁸⁾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宣传；一旦纳粹执政，虽然保留了原则，但是其实践却是相反。打击的不是最凶恶的敌人，而是逐步升级，从最弱小和最无害者开始。⁽¹⁰⁰⁹⁾腓特烈大帝有一次赞同地引用一位萨瓦亲王的经典说法：“我的儿子，米兰人像是朝鲜蓟，必须一片一片地吃掉它。”⁽¹⁰¹⁰⁾丘吉尔用了一句话，注定要变得同样著名：“一个接一个，这就是程序；这就是对希特勒帮了如此大忙的简单而阴暗的计划。”⁽¹⁰¹¹⁾

正是在实施近期目标要简约的原则过程中，希特勒的政治天才充分地显示出来了。拿破仑的敌人大部分是王朝；希特勒的敌人却是民主国家、选举区和造成舆论的群众，必须把他们的思想搞乱，加以麻醉，“愚弄下去”。他对这种政治艺术所作的主要贡献可以称为逐渐增加剂量的规则。他在《我的奋斗》最有洞察力的一段中对此作了描写，而这一规则的关联性在西方各大国人民之中仅仅是很缓慢地才被认识到。

精明的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的勒索永远都是尽可能分阶段进行的。因此就可以预期一个失去所有骨气的民族——自愿屈从于对手威胁的每个民族都是这种情况——在面临任何这些压迫行动时，如果这些行动又是分开实行的，就不会有充分理由重新拿起武器。消极地接受勒索的次数越多，在其他民族看来反抗就越没有道理，如果被征服的民族在经受长期压迫之后最后想要通过反叛来结束压迫的话。而如果这个民族业已长期沉默地忍受苛刻得多的盘剥，那就尤其如此。⁽¹⁰¹²⁾

希特勒预测和利用的不仅是他的牺牲者的弱点，还有他们的长处。例如，英国政府坚持谋求欧洲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坚持到了极端的程度，以致容忍挑衅，实际上丧失立场，也不肯对加速另一次战争负责。1934年流产的奥地利暴动，是错误估计了力量，⁽¹⁰¹³⁾那是希特勒在1938年以前惟一的引起了对手调动军队来反对的政变。⁽¹⁰¹⁴⁾希特勒成就中并非最小的就是他成功地掩饰了这件事，还掩饰了一个月前德国国内的一场屠杀，这是就外国的舆论而言；⁽¹⁰¹⁵⁾除此之外，到1939年3月为止的这一时期是一系列完善地逐步取得的胜利，而且每一项胜利都逐一得到西方大国舆论界主流的认可和喝彩——1933年10月14日退出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¹⁰¹⁶⁾1934年1月26日签订波德条约，⁽¹⁰¹⁷⁾1935年1月13日举行萨尔公民投票；⁽¹⁰¹⁸⁾1935年3月10日宣布德国空军已经重新建成，1935年3月16日宣布恢复实行义务兵役制；⁽¹⁰¹⁹⁾1935年6月18日签订英德海军协定；⁽¹⁰²⁰⁾1936年3月7日重新占领莱茵兰；⁽¹⁰²¹⁾1936年11月1日宣布成立罗马—柏林轴心；⁽¹⁰²²⁾1936年11月18日承认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¹⁰²³⁾1936年11月25日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公约；⁽¹⁰²⁴⁾1938年3月13日同奥地利合并，⁽¹⁰²⁵⁾以及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第一次肢解捷克斯洛伐克。⁽¹⁰²⁶⁾“过去的一个时期，”希特勒在1939年5月说，“已经很好地加以利用。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指向我们的目标的。”⁽¹⁰²⁷⁾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究竟在哪一点上是其他大国应当协同加以抗争的呢？每一事件如就其是非曲直来进行争论，全可以看作是对凡尔赛的不公正部分予以纠正，或者看作是巩固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回溯历史，显然重新武装莱茵兰是分水岭，在那以后事件的发展就急转直下，不可遏止了。⁽¹⁰²⁸⁾但是在当时，鲍德温说：“我们没有其他的愿望，我们只是要保持沉着，保持镇静和继续设法使法国和德国都同我们友好。”⁽¹⁰²⁹⁾

希特勒政治手腕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巧妙地利用时机的艺术。他用来推翻凡尔赛和约的一系列外交突然行动都照例选择在星期六，这时英国式周末意味着他主要潜在对手的政府机器要采取紧急行动是十分不便的。⁽¹⁰³⁰⁾比起利用他的敌人的社会惯例更为重要的，则是利用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成见。1935年夏季，纳粹分子急切地等待着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发生战争，盘算着这将为欧洲局势带来骚乱，他们可以从中获利：⁽¹⁰³¹⁾使他们得以重新占领莱茵兰。⁽¹⁰³²⁾西班牙内战则为夺取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准备了背景。

由于世界形势政治上的不稳定，发生突然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要求德国武装部队经常处于战备状态，以便（1）在任何时候可以应战，⁽¹⁰³³⁾以及（2）能够在军事上利用可能出现的有利的政治机会。⁽¹⁰³⁴⁾

1937年秋季，德国人看出，法国内战或者法英意之间地中海战争的爆发，将造成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机会。“从德国的观点来看……佛朗哥获得100%的胜利并不理想，”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会议上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战争的继续和保持地中海的紧张局势。”⁽¹⁰³⁵⁾在慕尼黑之后，他已取得了欧洲的独霸权，上面的考虑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自己作出了方向的改变。

不过希特勒选择时机不仅是灵巧的机会主义。这最终取决于他长期以来对德国实力同变动着的欧洲力量均势的关系的判断。1933年2月20日，他在一次工业家会议上的讲话中阐明了一条重要原则，

如果我们想要把另一方彻底粉碎，首先必须把全部权力拿到手。只要一个人权力仍在增长，这个人就不应该发起打击对手的斗争。只有在一个人知道他已达到权力的顶峰，再也不向上发展了，他才应该进攻。⁽¹⁰³⁶⁾

这个原则是联系到德国的政治斗争和即将举行的选举两件事制订的。这一选举是建立纳粹政权后的第一次。“我们在普鲁士必须再赢得10个席位，而在帝国要再赢得33个。如果我们全力以赴，这并非不可能做到。只有在那时，反共的第二次行动才能开始。”但是，等待相对的力量积聚到最大的时刻再进行打击，这条实力顶点原则构成了他的对外政策的基础。在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上，他把1943—1945年规定为标志德国权力的顶峰的年头。“照我们看来，从此之后能预料的只是往坏的方面变化。”到了那个时候，同其他强国的反措施相比，德国的战备将已达到最高点，而德国武器装备可能过时的危险将会增长。“征募后备役军人只限于当时的那一档年龄的人；进一步从年龄大些，缺乏训练的那些人当中征兵不再有效了。”随后的任何一年都能给德国的食品供应带来危机。维持一支庞大的武装部队所造成的困难，生活水平下降和出生率下降所造成的危险，“〔纳粹〕运动及其领导人的老化”，都意味着走下坡路的趋势那时就要开始。“今天，没有人知道1943—1945年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如果元首现在还活着，至迟在1943—1945年，他的无可改变的决心就是要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¹⁰³⁷⁾正是在这一年份限制之内，由于抓住有利的意外事件，诸如法国的内讧或是法意之间的战争，军事行动的时间可以提前。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对他的司令官们说，欧洲局势中的一切因素目前都有利于进攻波兰。“对于我们来说，不难作出决定。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们只会有所得。我们的经济状况是这样的：由于各种局限性，我们不能支持到几年以上。”⁽¹⁰³⁸⁾随着波兰的倾覆，力量顶点看来是明显的。“时间有利于我们的对手，”1939年11月23日希特勒说，“现在有一种力量关系，它对我们永远不能比现在更为有利，而只能恶化下去……今天我们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优势。”⁽¹⁰³⁹⁾也许这正是希特勒政策的缺陷，根据其自身的原则，在利用有利机会与等待德国力量的集聚超过其敌人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他表现出愈来愈倾向于前者；长期以来他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形成了一种习惯而且使他的判断的敏锐性减弱，而赌注加倍的趋势则是一种充满动力的政策所固有。

一个侵略性国家往往独立行动，除了根据自己的条件，它对于同其他国家实行合作总是谨慎小心的。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就是双边性的，而非多边性的。“为君之道，以不受制于人为上策。”⁽¹⁰⁴⁰⁾像拿破仑一样，希特勒的目的是同每一个国家单独打交道，而且避免全面谈判。⁽¹⁰⁴¹⁾他对哈利法克斯说：“他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会谈的狂热敌人。他决不让自己被那些认为每三个月就该有次会谈的政治家们拉进这种程序中去。”⁽¹⁰⁴²⁾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是他外交行动合乎逻辑的开始；⁽¹⁰⁴³⁾他不可避免地走向毁弃洛迦诺条约；除了他自己发起的以外，他拒绝参加任何别的多边协议。⁽¹⁰⁴⁴⁾

但是，政策的独立性一旦获得成功立刻吸引了合伙人和清道夫，这就正面提出了问题：怎样才能妥善处理这些关系。自1936年德国分别同意大利缔结轴心条约，⁽¹⁰⁴⁵⁾同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公约以来，⁽¹⁰⁴⁶⁾这一问题就是德国政策所关心的一件事。意大利是最密切的合伙人，但是希特勒每当合适的时候，就不管它而独立行动起来。1937年9月25日，齐亚诺在访问柏林期间提议，德日条约与意大利人正同东京谈判中的类似条约融合为一。牛赖特说，三边协议并不需要，同日本保持双边协议则是比较可取的。⁽¹⁰⁴⁷⁾一个月之后，德国已改变了政策，由它采取主动。里宾特洛甫鉴于他去伦敦的使命失败，不能把英国吸引到反共轨道上来，便到罗马去迫使意大利依附反共产国际公约。⁽¹⁰⁴⁸⁾但是据霍斯巴赫备忘录的记载，希特勒在1937年11月5日的侵略计划中并不存在同意大利合作的问题。

我们进攻捷克人和奥地利的时间必须取决于英法意战争的进程……元首的思想中也没有同意大利的军事协定，但是在保持独立行动的同时，想要利用这个时不再来的有利形势，开始对捷克的战役并将其进行到底。⁽¹⁰⁴⁹⁾

德国将自行其是。这是第二年夏天计划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所依据的原则中的第一条：

德国没有承担义务参加任何会导致德国自动卷入好战的外国冲突之中的军事联盟。按照我自己的自由决定来解决捷克问题，这仍然是我政治意图中的当务之急。⁽¹⁰⁵⁰⁾

轴心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大伙伴的独立性，而在1939年3月危机中表现得最为蛮横。“轴心的作用只有利于轴心的一部分，这部分往往占优势，而且完全自主地行动，很少考虑到我们”。⁽¹⁰⁵¹⁾

同样的原则指导着希特勒对他的小走狗的指挥。⁽¹⁰⁵²⁾对波兰甜言蜜语让它充当这一角色，直到时机来到把它转变成为牺牲品为止。对匈牙利的控制要比意大利来得巧妙。它作为东欧次要的主宰民族，是德国传统的盟国；它是比意大利弱小的国家，作为合伙人或是作为独立的部分，对德国来说都不太为难。希特勒始终可以告诉它，他不需要它的合作，但是除非它实行合作，否则就分不到残羹剩饭。1938年8月23日，伊姆雷迪访问希特勒的时候，讨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问题，他

感到十分宽慰的是，元首对他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不需要匈牙利的任何协助。他本人也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凡是想到餐桌上来的人至少要去帮厨。如果匈牙利希望同总参谋部对话，他没有异议。⁽¹⁰⁵³⁾

五个月以后，希特勒同恰基谈话的时候，把德国及其伙伴比作足球队。⁽¹⁰⁵⁴⁾关于慕尼黑这个比喻是恰当的，在那时希特勒放纵了它们的许多欲望，协调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没有受到那些不受他直接控制的国家的损害。到1939年3月，这个体系有所变化；匈牙利被更紧密地纳入了德国的轨道，⁽¹⁰⁵⁵⁾而波兰却已陷于合作与敌对之间的中立而软弱的境地。⁽¹⁰⁵⁶⁾

希特勒外交的最重要和最明显的特点是对别国实行政治渗透和心理麻痹以及激起革命动乱。欧洲历史以前的时代，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已变得模糊不清和难以分辨；在宗教战争中菲利普二世占优势的时期尤其如此，这是另一个狂热和群众愤激的时期。希特勒的政策设想和利用了这种外交上的一片混沌。这是从布尔什维克那里接受的另一份财产，他们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摇篮时期就宣布“不战不和”来反对资本主义世界。⁽¹⁰⁵⁷⁾不宣而战，即“那种宣传同政治军事威胁缠绕在一起的卓越的极权主义德国式战役——战争仅仅是政策的继续——加上经济压力和最充分地利用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存在”，⁽¹⁰⁵⁸⁾是从纳粹革命以来欧洲的实况，并终致取得1938—1939年的巨大成就。随着宣传战之后的军事战，也是不用宣战的形式加以宣布的。⁽¹⁰⁵⁹⁾

我记得很清楚，在纳粹政府执政伊始，我同戈培尔有过一次谈话〔乔治·S·梅塞史密斯在纽伦堡法庭的供词〕，我说由于他们在欧洲的作为，将不能逃脱惩罚。他回答说：“但是你不了解我们通过制造不和能做到什么——不需要我们特别去做什么事，也不能把事情委过于我们，我们将使这些人自相残杀，使他们自我削弱到尔后很容易落入我手的程度。”我还能想起在他阴险狡猾的表情下，他提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痛处”，抓住这些痛处，通过阴险手段，德国代理人能挑起不和并且使所在国家的各民族自行分裂。⁽¹⁰⁶⁰⁾

制造革命骚乱是希特勒的拿手好戏，是他引以为豪的“新式武器”。那是宣传、强盗行为和暴动对国际关系行为的适用。他在1932年说：“如何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在精神上摧垮敌人——这是我关心的问题。”⁽¹⁰⁶¹⁾由于存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德意志少数民族，在东欧这一任务便易于解决了。

宣传战必须一方面以威胁手段恐吓捷克人，销蚀其抵抗力；另一方面必须暗示少数民族如何支持我们的军事行动并向中立者施加有利于我的影响。经济战的任务是利用一切可用经济资源加速捷克人的最后崩溃。在时间上，宣传和经济战的开始可先于军事行动。⁽¹⁰⁶²⁾

然而不是在政治和社会结构不稳固并有德国第五纵队的东欧各国，而是在西欧最大的国家法国，希特勒的制造精神崩溃先于军事交锋的技巧产生了最显著的成果。

在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计划初稿中有一个说明，其中十分精练地概括了纳粹外交的主要因素：“基本原则：造成既成事实以便（1）援助来得太迟——其他国家不进行干预，（2）盟友参加（就像狼一样，也要抢到点儿肉），（3）国家从内部崩溃。宣传工作：对德意志人下达指示，对其他人进行威胁。”⁽¹⁰⁶³⁾

希特勒的政策表明，他的个人哲学与大政治冒险家，如拿破仑、腓特烈、瓦伦斯坦和切萨雷·博尔贾，所特有的哲学是相同的。这是一种三重信仰，把各种极端融合在一起——宿命论，与命运合作的观念；极端坚持个人意志，作出蛮横决定的神秘性；迷信机会，迷信事情的突变，这些突变给予领袖以灵感的干预机会，克伦威尔称之为“天意”或“天命”。⁽¹⁰⁶⁴⁾上述因素一再作为希特勒的政策基础出现。他说：“我像一个梦游者那样有把握地在天意叫我走的道路上走着。”⁽¹⁰⁶⁵⁾这也许是他所说过的话中最可怕的一句了，发出一种无可抗拒的革命进军的威胁。这种威胁本身就是让对手士气低落的一个原因。但是有些时候，他似乎又不体现或听从命运，而是同它搏斗，就像克伦威尔同上帝搏斗一样。“只有同命运搏斗的人才能有良好的直觉。过去几年中我经历了多次有赖直觉的事例。”⁽¹⁰⁶⁶⁾他的直觉向他展现出那些可以抓住或转变命运进程的关键性时刻。“天意已定，助我成功。另外，我清楚地认识到历史事件的大致进程，而且我还有坚强的意志作出严酷的决定。”⁽¹⁰⁶⁷⁾作出严酷的决定可以使人陶醉，几乎其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在全面战争爆发之前的最后一次危机中，他对亨德森说，他是“一个作出各种重大决定的人……元首重复说他是一个作出无限决定的人，他自己也受到这些决定的约束”：⁽¹⁰⁶⁸⁾无穷的策略性决定，每次都伪装成有无限约束力，乃是机会主义的彻底表现。正是领袖的决定性角色才使得他的各项决定既令人满意又自认有理，不仅是“严酷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元首说他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元首的一个决定意味着什么。”⁽¹⁰⁶⁹⁾一项不可改变的决定，如1939年同俄国建立友好关系，可以被另一项决定取消，如1941年入侵俄国，这并不使它们的不可改变性失效。每一项决定在当时都是策略上合理而在感情上令人满意的。对于不可改变的决定，正如对永恒的友好条约，总附带有心照不宣的情势不变条款；希特勒政策与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太不老练，以致没有用辩证法的理论来证明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是合理的。

技术和命运是马基雅弗利钱币的两面。希特勒的政策除了扩大德国的权力以外没有其他原则，实际上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海登把希特勒政治方法的秘密描绘为“政治家行动的范围愈大，他就可以愈多地期待一个困难由另一个困难所取代并从而得到解决”。⁽¹⁰⁷⁰⁾一直到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这个秘密才失灵，行动范围的增加开始造成报酬递减，而困难则变得递增而不是一个接替一个和自相抵消的。⁽¹⁰⁷¹⁾

权力脱离道德越多，它就表现为机会主义。既然它除了自身的扩大以外没有其他目的，权力也必然按比例地变成破坏性的。因此，机会主义转成虚无主义。希特勒的机会主义推行到很可能是西方史无前例的程度。既然他的目标是无限的，他的方法是不受与任何外部标准一致的限制的，他的权力一旦受到阻遏，往往要既毁灭权力本身，还要毁灭权力所施行的范围。不论他对魏玛共和国宣战或后来对西方社会宣战，都不可能有不分胜负的战斗或折衷的和平。“任何折衷的希望都是幼稚的：非胜即负！问题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命运，而是谁在将来统治欧洲。”⁽¹⁰⁷²⁾这一决心深藏在有关投降的神话中，按其定义而言，投降将永远不会重演，⁽¹⁰⁷³⁾代替投降的另一条路就是超出目的范围之外的继续对抗冲突，走向自我毁灭和普遍毁灭。这就是真实可信的第三帝国的虚无主义。成为世界强国或衰微没落是它的基本问题，⁽¹⁰⁷⁴⁾而它的最深刻的逻辑驱使它先经历第一个角色，然后再是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