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波罗的海国家

亚历山大·埃尔金

第一节　时间表

德国人在侵犯波兰以后，立即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在其利益范围内的土地上对波兰采取行动，⁽¹⁾这一利益范围，按照1939年8月23日苏德协定附属秘密议定书的规定，一旦作领土和政治的调整时将划归苏联。采取这一行动的必要性，莫斯科虽然承认，但是最初是犹豫的。它甚至承认自己对德国迅速得手感到震惊。可是，到了9月中旬，莫斯科终于下了决心，9月17日，红军越过苏联边界进入波兰。

一天后，塔斯社的一条新闻谈到波兰的潜艇在当地“统治集团帮助下”——这是一句不祥的话——进入波罗的海国家港口避难。还说有一艘潜艇，⁽²⁾由于爱沙尼亚当局的疏忽，⁽³⁾在塔林失踪。因此，苏联将根据德军在波兰的进展来决定自己在波罗的海国家的行动速度。

秘密议定书规定，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将作为划分苏德在波罗的海地区势力范围的分界线，正如舒伦堡的伙伴希尔格所说，彼得大帝血战20年想夺取的地方，大笔一挥就到了苏联手中。⁽⁴⁾议定书还规定，关于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问题，将根据以后政局的发展来决定。这样，立陶宛就将纳入德国范围。然而，议定书明白地承认立陶宛对维尔纽斯地区的权利。⁽⁵⁾

当苏联政府开始行动的时候，德国是准备遵守这些规定的，但正如上文所述，⁽⁶⁾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后，认为从它的观点看来，关于立陶宛的规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⁷⁾苏联重新考虑的内容，在9月25日斯大林接见舒伦堡时有所透露，他在谈话中说到，假如德国同意，并“慨然予以支持”的话，他将对波罗的海国家立刻采取行动。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建议把立陶宛从德国范围划入苏联范围，作为报答，他拟将波兰境内的分界线改划，把德国控制的地区扩展到通称的寇松线。⁽⁸⁾对此德国表示同意。9月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署了边界和友好条约新的秘密议定书，其中对8月23日的议定书作了适当修改。⁽⁹⁾

斯大林在9月25日接见舒伦堡时，谈到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但未提到芬兰，自然，芬兰问题是一件更为棘手的事。而一旦准备就绪，苏联的行动便节节进展，当10月5日轮到芬兰时，⁽¹⁰⁾第一阶段已接近结束。

第二节　苏联—波罗的海国家的莫斯科条约（1939年9—10月）

莫斯科的第一个目标是诱使波罗的海三国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为它提供新的海军基地、陆军基地和飞机场。莫斯科已分别在9月28日、10月5日、10月10日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签订了这类条约。

（一）苏联—爱沙尼亚条约

爱沙尼亚外交部长卡尔·瑟尔泰曾两次访问莫斯科。第一次，他带着商业部的一个高级官员于9月22日动身，表面上是去签订一项贸易协定，并参观农业展览馆。⁽¹¹⁾9月26日，他一回国便提出报告，说苏联政府要求缔结一项互助条约，根据该条约，俄国将在帕尔迪斯基港取得一个海军基地——原来曾要求在塔林建立基地——并在爱沙尼亚的一些岛屿上建造飞机场。如果爱沙尼亚政府拒绝缔约，正如莫洛托夫警告瑟尔泰那样，苏联将“通过其他方式”迫使爱沙尼亚答应这些要求。⁽¹²⁾9月27日，瑟尔泰再次动身去莫斯科。⁽¹³⁾

当塔林方面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苏联飞机已在爱沙尼亚上空大飞特飞，苏联军队沿着苏爱边境集结的谣言甚嚣尘上。爱沙尼亚政府考虑到自己已面临立即遭受进攻的威胁，于是指示瑟尔泰在原则上接受缔约的建议，但必须设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建立的军事基地，只有当缔约的双方中有一方卷入战争时才能使用。原来同第三方面缔结过互不侵犯条约而承担的义务，在双方执行拟议订立的这个条约时应不予考虑。⁽¹⁴⁾

这项条约于9月28日缔结，那天正是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签署新的俄德边界和友好条约的日子。苏联—爱沙尼亚条约中有一条措词很明确：双方的主权、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不得因实施本条约而受到破坏。⁽¹⁵⁾然而在其他方面，瑟尔泰无力执行指示。条约的条文是否逐条经过认真讨论也值得怀疑，因为里宾特洛甫的访问一定忙坏了苏联的高级官员。⁽¹⁶⁾

条约规定，万一遭到欧洲一个大国侵略或以侵略相威胁时，双方保证互相支援。苏联应以“优惠条件”向爱沙尼亚军队提供作战物资。萨烈马岛、希乌马岛、帕尔迪斯基港的海军基地和飞机场应以“合理价格租给”苏联使用。根据防务需要，苏联有权在这些地方驻扎人数受到严格限制的部队。一项秘密议定书⁽¹⁷⁾规定，“为了预防和不使缔约双方产生卷入当前欧洲正在进行的战争的任何企图”，授权苏联于“战争期间”在基地和机场保持25 000名军队。议定书还规定，在帕尔迪斯基基地建造期间，苏联海军可以使用塔林港口，为期两年。

同时，双方还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规定把两国的贸易额增加三倍。⁽¹⁸⁾

（二）苏联—拉脱维亚条约

接着轮到了拉脱维亚。10月1日，拉脱维亚政府接到邀请，要它派代表赴莫斯科进行“磋商”。第二天，外交部长威廉斯·门特斯就到了那里。10月5日，他和苏联签订了一项互助条约。

这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参加了谈判。在两次会谈中——总共只花了四个半小时——他们解释了所建议的条款以及为什么他们必须坚持其要求的理由，而门特斯则试图要对方作出某些让步。在第一次会谈后，他已毫不怀疑，这些建议的实质只能被看作“像是对付保护国的”。⁽¹⁹⁾

条约⁽²⁰⁾规定，拉脱维亚将把利耶帕亚和温次匹尔斯的海空军基地出租给苏联。⁽²¹⁾此外，同意苏联有权在温次匹尔斯与皮特拉格斯之间建立一个基地，以保护伊尔别海峡。这样，里加湾的入口就处于苏联控制之下。根据一项秘密议定书，⁽²²⁾在整个战争期间，允许苏联政府在这些基地驻扎的军队，人数固定为3万。其他条文与苏联—爱沙尼亚条约完全相同。例如：万一遭到欧洲任何一个大国的侵略或以侵略相威胁时，双方有保证互相支援的义务；并明确保证，不得干预对方的主权或其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

根据贸易协定，拉脱维亚与苏联的贸易额将增加两倍，莫斯科同意增加经过拉脱维亚各港口的苏联货运；拉脱维亚获得经过苏联领土运输货物的权利。⁽²³⁾

门特斯使对方作了某些小小的修改。原先，苏联政府曾要求有权利在里加保持一支警卫部队，并要求在拉脱维亚驻扎一支数目稍多的苏联军队。没有什么其他的让步。莫洛托夫坚持原来的要求，而门特斯则抗辩说，这项条约不应使拉脱维亚人看来似乎是强人所难，成为加在他们国家头上的枷锁，成为他们自由生存的一种威胁。这时，斯大林——据门特斯报告——正在记什么，涂涂画画，踱来踱去，时而又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和几张报纸。⁽²⁴⁾

（三）苏联—立陶宛条约

立陶宛的情况有些特殊。它与苏联之间没有共同边界。它与波兰关系之坏是众所周知的。从1920年到1938年，两国之间不仅没有外交关系，甚至铁路交通也中断了。自1920年泽利戈夫斯基将军发动政变以来，维尔纽斯地区一直是两国之间的主要争端，苏联这时根据1939年8月23日俄德秘密议定书，⁽²⁵⁾声称这个地区属于其利益范围。1938年3月，在波兰军队立刻入侵的威胁下，立陶宛政府同意重新开放立陶宛波兰边界，并与华沙重建外交关系。⁽²⁶⁾另外，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不同，立陶宛与德国的关系一直不好。1939年3月，立陶宛屈服于德国最后通牒的压力，把梅梅尔地区（克来彼达）归还德国。⁽²⁷⁾此后，它也没有像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于1939年5月31日所做的那样，⁽²⁸⁾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9月18日，苏联军队开进维尔纽斯。莫洛托夫就此事向立陶宛驻莫斯科公使保证，在立陶宛国土上将不会发生军事行动。⁽²⁹⁾事实上，苏联政府此时已准备向德国要求，把立陶宛并入它自己的利益范围，这一要求已写进9月28日苏德协定附属议定书中。⁽³⁰⁾此项交易的一部分内容是：当苏联为了保护其利益“在立陶宛领土上采取特别措施”时，立陶宛西南部一条狭长地带，被规定为更正常的边界线而“划归”德国。⁽³¹⁾

苏联政府的计划，正如莫洛托夫在10月3日立陶宛外交部长乌尔布希斯到达莫斯科前几小时对舒伦堡所说的，是把维尔纽斯地区给立陶宛，同时暗示立陶宛必须把这条狭长地带割让给德国。这一建议引起了舒伦堡的警惕，他在10月3日向德国外交部报告时评论说：“这样，就使我们看起来像是抢夺立陶宛领土的‘强盗’，而苏联政府倒像是施主了。”⁽³²⁾第二天，他接到指示，要他要求莫洛托夫不要与立陶宛人谈判割让这块狭长地带的问题。⁽³³⁾但这一指示下达得太迟了。与此同时，莫洛托夫出于对德国的“忠诚”，已把此事同乌尔布希斯谈过，后者听了感到“惊愕和忧愁”，因为立陶宛许多知名人士的家就在这块有争议的土地上。

斯大林要求德国人“暂”不坚持要立陶宛割让这块领土。⁽³⁴⁾既然这样，里宾特洛甫就要求莫斯科秘密交换信件，进一步肯定：“万一苏联派出军队进驻立陶宛”，将不占领这块领土；而且，苏德协定有关这一部分的实施日期，应由德国政府选定。⁽³⁵⁾关于这两点，莫洛托夫在10月8日致舒伦堡的信中作了肯定答复。⁽³⁶⁾

于是，维尔纽斯市及其周围地区，⁽³⁷⁾就根据莫洛托夫和乌尔布希斯10月10日签署的互助条约“转让”给了立陶宛。苏联军队在这一日期之前已从维尔纽斯撤走。⁽³⁸⁾10月28日，立陶宛军队开进了这个怀念已久的古城。⁽³⁹⁾当时流亡在外的波兰政府提出了抗议。⁽⁴⁰⁾对它来说，维尔纽斯依然是一个波兰城市，有着许多波兰民族的古迹和传统。⁽⁴¹⁾至于建议把立陶宛领土转让给德国一事，德国驻考那斯公使告诉立陶宛政府，德国政府还来不及考虑到修改边界问题。⁽⁴²⁾

苏联—立陶宛条约使苏联有权在立陶宛保持一支不超过两万人的军队，军队驻防的具体地点没有规定。条约规定，在一旦遇到对立陶宛构成侵略威胁，或通过立陶宛领土对苏联构成侵略威胁时，双方再共同协商。这项条约的期限为15年，不同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条约的期限为10年。在其他方面，这一条约和上述两个条约完全相同。同样，也包括一项商业协定，期望大幅度增加缔约双方之间的贸易额。⁽⁴³⁾

第三节　苏联政府的意图

10月下半月，红军和俄国空军在这三个国家驻扎下来，从而对东普鲁士与芬兰湾之间波罗的海沿岸有效的陆、海军控制得到了保证。列宁格勒往南的通道，在十月革命以后曾一度受到尤登尼奇将军和别尔蒙特—阿瓦洛夫的白俄军队的威胁，这时排除了潜在的侵略。有谣言说，正在计划建造一道针对东普鲁士的“马其诺防线”⁽⁴⁴⁾——援引当时的术语。

苏联的行动首先是根据战略考虑确定的。这与1939年夏天斯大林对英、法政府的要求⁽⁴⁵⁾是一致的，而据丘吉尔回忆，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白俄政府在1920年也曾坚决认为，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基地对于保卫俄国首都是必要的。⁽⁴⁶⁾苏联在此事发生后不久，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庆祝11月革命节的集会上对武装部队的讲话中声称，俄国军队驻在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是为了这些国家的安全，也是为了苏联的安全，而不是去干涉波罗的海国家的内政。⁽⁴⁷⁾

当时莫斯科的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舒伦堡于1939年10月3日发出的一份电报中，在谈到把立陶宛的那条狭长地带转让给德国一事时，⁽⁴⁸⁾建议这一行动应推迟到“苏联实际并吞了立陶宛之后……；关于立陶宛的安排，原先是根据这个主意作出的”。⁽⁴⁹⁾舒伦堡的话是很有意思的。⁽⁵⁰⁾但是，把波罗的海国家并入苏联的主意，是否就是苏联统治者当时的主要考虑，值得怀疑。看来，更可能的是他们考虑到军事方面。固然，莫洛托夫与门特斯谈判时提到了彼得大帝。但是，以其“惊人的军事知识和记忆数字的本领”而给门特斯留下印象的斯大林，考虑得更周到，话也说得更直言不讳。他在谈到英国“企图”把瑞典卷入战争时，就预言战争将是长期的，而且牵涉面甚广，尽管此时正是闪电战在波兰迅速得到成功的日子。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形势，他说：“在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始终存在差别。”接下来，他的话变得更为清楚明确。他说，德国进攻波罗的海国家是可能的。在历史的进程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但是不能因此而有恃无恐。我们必须及时做好准备。谁要是无所准备，就得为此付出代价”。⁽⁵¹⁾

此时苏联政府心目中的头等大事，看来是安全，而不是扩张。然而，由于考虑到与德国新建的友谊，苏联把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动暂时解释为防备英国可能采取行动的对策，⁽⁵²⁾同时仍然强调尊重波罗的海国家的主权。莫洛托夫在10月31日的讲话中说：“所有……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将实行苏维埃化的胡言乱语，只能有利于我们的共同敌人，有利于一切反苏的煽动者。”⁽⁵³⁾

可是，这种新的友谊并未驱散莫斯科的疑虑。德国向芬兰湾和波罗的海沿岸派出几艘海军舰艇以控制商船运输的计划，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根据与德国达成的谅解，这一地区划入苏联的利益范围，苏联在这里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此外，这一军事行动也可以认为是德国亲芬兰的表示。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把针对商船运输的战事——尽管这场战事是合乎需要的——限制在波罗的海瑞典海岸的一边。⁽⁵⁴⁾柏林答应照办。⁽⁵⁵⁾

因而，直到那时为止，波罗的海国家还没有明显的要被并入苏联的威胁。但是时代的症候是清楚明白的。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像老虎钳一样把波罗的海国家夹在中间。寄托于苏德协定而幸存的希望，就和这个协定本身一样虚幻。当这一时刻终于降临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头上时，它们在1939年5月31日与德国缔结的条约便全然失效。当苏联对它们提出要求时，它们没有从德国得到丝毫支援。⁽⁵⁶⁾至于立陶宛，德国作了一个软弱无力的表示。⁽⁵⁷⁾但是，波罗的海各国政府的代表必须去莫斯科，在莫斯科决定了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立陶宛外交部长乌尔布希斯谈起在莫斯科的经历时说）讨论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没有任何牵制和约束。只是在讨论快结束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表现出有些不耐烦。⁽⁵⁸⁾拉脱维亚总理门特斯讲到他自己在莫斯科的会谈时说：“既没有草率从事，也没有威胁恫吓。”⁽⁵⁹⁾可是，除了签字，也别无选择。

第四节　波罗的海国家的德意志人迁返德国

然而，直到1940年5月德国在西欧取得的胜利使苏联政府改变其政策以前，看来俄国满足于在要害地点保持军队和控制波罗的海国家的对外关系。苏联驻军的生活与当地居民完全隔绝。他们纪律严明，⁽⁶⁰⁾不干涉内政。立陶宛总统斯梅托纳和拉脱维亚总统乌尔马尼斯两人都是强烈反共的，他们坚守自己的岗位。共产党的活动也没有得到鼓励。⁽⁶¹⁾在这期间，三国得以和德国进行数额相当可观的贸易，从而取代了过去对西欧的出口。⁽⁶²⁾

在德国人方面，他们忠实履行了与俄国人达成的协定。尽管对苏联未来的计划忧心忡忡的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们在威廉街偶尔也能找到一些愿意听他们诉苦的人，但他们的忧虑不得有损德国与克里姆林宫的友谊。在德苏这种关系上的一个痛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命运问题上，已达成了谅解。他们将同波兰苏联占领区的德意志人一样，“返回”德国。⁽⁶³⁾

这些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地区住了已有大约700年之久。自从18世纪初爱沙兰和利夫兰并入俄罗斯帝国以来，他们为沙皇政府提供了干练的军人、行政官员和外交官员。⁽⁶⁴⁾但他们仍同德国保持着联系。德国人把他们当作德国在东方势力的“堡垒”而同其夺取“东方空间”的雄心壮志联系在一起。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这些人在俄国当然不再起作用了，而在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后，随着领导阶层中非德意志血统的人士不断增加，这些德意志人也不再起作用了。20年前进行的土改的结果，他们当中的大地主被剥夺了土地。其中有些人移居德国，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城市中的德意志人中产阶级，依然在工商业以及从事脑力劳动和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中保持重要的地位，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尤其如此。

波罗的海国家德意志人的离乡背井，这时符合纳粹政策的模式，而且是迫使其符合的，纳粹的政策是主张用这种迁移人口的办法来解决少数民族问题。⁽⁶⁵⁾1939年10月6日，希特勒声称：“在我们的时代，在民族一体化和种族优越的思想已经获得胜利的今天，希望有可能简单地同化这个优等民族的成员，只是空想而已。”⁽⁶⁶⁾德国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代表立刻接到指示，要他们通知这些国家的政府，全体德意志族人民和德国侨民受到德国的特别保护，所在国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必须运用一切手段为他们尽快返回德国提供便利。接运他们的船只已经派出。为了保护这一行动，海军舰艇已在但泽升火待命。⁽⁶⁷⁾

莫斯科对德国政府发动的这场“慌张”的移民运动感到吃惊，它觉得这将“危及”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动。⁽⁶⁸⁾可是柏林否认这一撤退举动与苏联采取的措施有任何关系。里宾特洛甫申辩说，撤退工作毫不“慌张”，而是“十分平静、井井有条”地进行的。他说，德国采取这一行动，并不是出于担心俄国人可能对德意志人有所举动，而是因为需要对占领区内荒废的田园、商店或车间补充人员，以及希望消除与莫斯科发生潜在冲突的因素，因为当地居民对这些德意志人的态度，有时含有敌意。⁽⁶⁹⁾莫洛托夫听了这一解释以后——据舒伦堡报告——显得“多少放了点心”。⁽⁷⁰⁾

按照德国政府与波罗的海三国谈判达成的协定，居住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稍后还有居住在立陶宛的德意志人将被取消所在国的国籍，并应于1939年12月15日前离开其家园。他们可以随身带走属于个人的物品，但其他财产——公债和股票、不动产、商业资财、资本等等——则由一家专门设立的德国公司——移民信托股份公司接收，将来由这家公司偿还。到这时遣送的人数已超过10万。⁽⁷¹⁾其中大多数重新定居在瓦尔塔地区，⁽⁷²⁾战后，这块地方重又划归波兰。

第五节　波罗的海国家并入苏联

1940年初夏，正当德国征服西欧大陆之际，莫斯科突然改变其政策，决定把苏联的边界推进到波罗的海沿岸。南方的边界也同时推进到多瑙河口。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已置于战备体制之下。德国方面没有认真反对的表示。苏德条约依然在开花结果，但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却在进行准备，以防万一德国突然侵犯。⁽⁷³⁾

波罗的海地区的事是在立陶宛开的头。早一年秋天，立陶宛比爱沙尼亚或是拉脱维亚更加热烈地欢迎过苏联军队。5月28日，俄国人指控说，红军战士遭到了秘密绑架，声称其中有一人被枪杀了。立陶宛建议组成混合委员会进行调查，遭到拒绝。因此，考纳斯主动下令进行专案调查。许多人被逮捕了；在有些情况下，立陶宛居民从苏联军队驻扎的地区被遣送到其他地方。但是，这样做还不够。立陶宛总理梅尔基斯不得不到莫斯科去见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历数波罗的海三国参谋长频繁会晤以及三国政治家多次会商的事实，断言波罗的海国家之间有一个秘密军事同盟。梅尔基斯坚决否认此事。⁽⁷⁴⁾在他看来，谈话的口气是要说明他应当发表一个声明，以消除对方的疑虑。为此，他在6月12日回国后，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接着，暴风雨袭来了。6月14日梅尔基斯和外交部长乌尔布希斯再次去莫斯科，这次是去接受一份最后通牒，⁽⁷⁵⁾其要求为：第一，立陶宛内政部长斯库恰斯和保安警察总监波韦拉伊特斯⁽⁷⁶⁾由于同这些事件有牵连，应当交付审判；第二，应当建立一个能够并且愿意履行互助条约的新政府；最后，应当允许苏联军队进驻该国各个重要中心，其数量足以保证条约受到尊重。限期第二天上午10时以前作出答复。答复如期收到。几小时后，立陶宛政府辞职。苏联坦克已在隆隆声中开过边界。根据斯梅托纳总统的命令，立陶宛军队向德国寻求避难所。许多政治家和高级官员包括总统本人也采取了同样行动。避难的立陶宛军队获准进入德国，同时被解除了武装。政治家则由里宾特洛甫授命秘密警察殷勤接待。⁽⁷⁷⁾此外，德国人把这些逃亡的情况也告诉了莫斯科。莫洛托夫讥讽说，这显然由于边界防守不严。如果对方要求的话，他的政府愿意帮助立陶宛政府执行这项防守任务。⁽⁷⁸⁾无疑，莫斯科是提供了这一帮助。

两天以后，苏联向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最后通牒的内容⁽⁷⁹⁾援引了同立陶宛总理梅尔基斯的谈话，作为消息的来源，这些消息使苏联政府相信，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同盟⁽⁸⁰⁾是针对苏联的，这个同盟没有受到谴责，而且立陶宛也加入了这个同盟。⁽⁸¹⁾最后通牒硬说1939年12月和1940年3月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家曾两次举行秘密会议，说三国参谋总部之间接触频繁，说这个军事同盟有一种专门的机关刊物《波罗的海评论》正在塔林发行。⁽⁸²⁾最后通牒声称，这些活动违背了三国与苏联缔结的互助条约，因为按照条约规定，缔约各国不得参加任何针对苏联的联盟。

苏联给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驻莫斯科公使的照会指望在6小时内答复。在递交照会以前并未通过外交途径交换意见，但是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知道，苏联即将提出要求。⁽⁸³⁾苏联军队集结的报告已从边界发来。他们匆匆考虑⁽⁸⁴⁾之后，接受了苏联的条款。苏联军队开进来了；苏联军舰停泊在里加港外。⁽⁸⁵⁾

为了指导当地居民实现苏联要求他们进行的改革，莫斯科派出了特使分赴三国首都。杰卡诺佐夫，当时的副外交人民委员，⁽⁸⁶⁾奉命去考纳斯；不久以前曾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维辛斯基出访里加；而日丹诺夫，三人中最重要的一个，⁽⁸⁷⁾则赴塔林。选择地位这么高的苏联党和政府官员前去，表明了他们任务的重要性。

他们的任务执行了几个星期。在他们的指导下，组成了新政府。爱沙尼亚总统帕埃茨和拉脱维亚总统乌尔马尼斯起初都拒绝批准新上台的政府，但由于共产党组织了骚乱，而被迫同意了。⁽⁸⁸⁾三个新政府都由中间人士和一些社会党人以及许多亲苏的知识分子组成。诗人约翰内斯·瓦雷斯-巴巴勒斯成了爱沙尼亚的新总理；细菌学家、拉脱维亚—苏联文化交流协会副主席奥古斯特·基尔亨斯泰因斯教授担任拉脱维亚的新总理；⁽⁸⁹⁾乌斯塔斯·帕拉埃茨基斯是立陶宛政府的新首脑，⁽⁹⁰⁾副总理是斯拉夫语文学教授、立陶宛—苏联文化交流协会副主席克雷韦-米茨凯维奇乌斯。三个政府中都没有共产党人。但多年来在波罗的海国家处于非法地位的共产党很快就得到了合法地位，不久以后，就有一些共产党人担任了政府的重要职务。有秩序的亲苏游行受到了鼓励；占领工厂的企图受到了压制——这种事在俄国已经完全过时了。宣布了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报刊、广播和通讯事业都受苏联控制。

当时，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已处于全面的军事占领之下。塔斯社于6月22日发布的一份公报中承认，苏联这时有18个师到20个师的军队驻扎在波罗的海国家。⁽⁹¹⁾这三个国家的军队正在苏联指导下进行整编。⁽⁹²⁾

8个月以前，苏德两国政府就已经达成协议，⁽⁹³⁾俄国军队进入立陶宛时，不得占领立陶宛西南部毗邻苏瓦乌基地区的一条狭长地带，按照1939年9月28日俄德秘密议定书规定，这一地带已划归德国，移交的日期应由德国决定。⁽⁹⁴⁾这时，在7月间，俄国人硬要德国政府对1939年9月28日双方商定的协议重行考虑。斯大林承认有义务把这条狭长地带让给德国，但他宣称，要做成这笔交易“极端困难，很不方便”。⁽⁹⁵⁾德国人问，准备用什么来交换，俄国人在8月13日答复说，愿意用金钱补偿。⁽⁹⁶⁾9月6日，德国人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一主张；⁽⁹⁷⁾但是，直到1941年1月10日，才达成一项协定，解决的办法是：德国放弃对立陶宛这条狭长地带的权利，补偿费为750万美元或3 150万马克，总额的7／8以黄金支付。⁽⁹⁸⁾

在此期间，1940年夏季，波罗的海三国的议会都被解散，宣布进行新的选举。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政府宣布废除它们之间的军事协定，立陶宛政府也作出相应的声明。对苏联的友谊被列在政纲的首位，但苏维埃化以及与俄国合并的活动仍未公开化。⁽⁹⁹⁾施政纲领集中在彻底地进行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

选举在1940年7月14日和15日举行。选举法规定了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以及按人数比例选代表投票的方法。可是，只允许有一份候选人——“劳动人民联盟”——的名单。这个组织是专门为此而在波罗的海国家分别建立的，由共产党、一些附属团体以及几个非政治性组织的成员组成的。报刊和全部印刷机构都受政府控制。对参加投票的选民施加了压力。反对派组织起先是受到干涉，接下来就遭到镇压。许多人被逮捕。⁽¹⁰⁰⁾根据官方报道，拥护“联盟”的候选人分别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全部投下的选票中占92.2%、97.6%和92.9%。⁽¹⁰¹⁾

一星期以后，于7月22日，新召集的三国议会，表示响应选举以后国内立即发起的一项运动，⁽¹⁰²⁾庄严宣布将采用苏联的制度——虽然不实行农业集体化——并表示愿意和苏联合并。1940年7月23日《泰晤士报》的一则电讯评论道：“充其量只能说，如果要人们在俄国和德国之间进行选择，多数人可能选择俄国，而且，自然这是以不对他们的家庭生活和风俗习惯实行全盘布尔什维克化为前提的。”可是，它们并入苏联的结果就会如此；从此，三国就要忍受它们不得不经历的改革所必然带来的痛苦了。

波罗的海国家驻柏林、伦敦⁽¹⁰³⁾和华盛顿⁽¹⁰⁴⁾的代表们，按照他们原先接到的旧政府的指示，⁽¹⁰⁵⁾指斥他们议会的活动是非法的，声明这些选举是在威胁之下，在外国占领军在场的情况下举行的，不能看作是人民意志的真实反映。德国外交部拒绝接受这些照会。⁽¹⁰⁶⁾美国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宣称，美国政府反对苏联侵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¹⁰⁷⁾美国驻波罗的海三国首都的代表们——虽非全体工作人员——离开了那里。美国政府继续承认波罗的海三国驻华盛顿的代表。⁽¹⁰⁸⁾波罗的海三国在英国和美国的财产被“冻结”，挂三国国旗的船只被扣留。苏联政府对此立即提出抗议。⁽¹⁰⁹⁾

8月1日，最高苏维埃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波罗的海三国新议会要求并入苏联的申请。会议也讨论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合并问题。会议开始时，莫洛托夫强调苏联政府采取的步骤是必要的，因为，“特别在当前国际形势所造成的情况下”，统治波罗的海国家的一些资产阶级集团的政策，使得根据互助条约进行合作成为不可能。⁽¹¹⁰⁾而在提出申请的那几个代表团方面，则声称在它们的国家里资产阶级政权已被推翻，因此不可能再成为“通向英帝国主义者的跳板”了。⁽¹¹¹⁾8月1日，立陶宛被接纳加入苏联；8月5日，拉脱维亚加入；8月8日，爱沙尼亚加入。它们成为苏联的第十四、第十五和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1939年战争爆发时，波罗的海国家的政府根据国际法，发表声明，宣布中立。但是事实上，在苏德协定缔结以后，它们的国家就不再能继续成为真空地带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讨论他们自己的打算时，都提到俄国过去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主权，这种考虑对他们的政策产生过影响。⁽¹¹²⁾然而，威胁3个共和国独立的真正因素，是德国在西方胜利进军的步伐。在莫斯科看来，这些国家在战略上对于苏联的防御太重要了，不能让它们继续成为独立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保持独立的一段时候，在政治上——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是“欧洲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前哨”。⁽¹¹³⁾这些国家的全部观点，正同它们实际的做法一样，使得将它们并入苏联一事不易为西方民主国家所接受。当斯大林硬要艾登（在1941年12月访问莫斯科期间）立刻承认波罗的海国家的新形势时，⁽¹¹⁴⁾丘吉尔的话说得再激烈也没有了，他在电报中说：“这些边界是凭着可耻地与希特勒勾结的侵略行动而获得的。违反波罗的海国家人民的意愿使它们转属苏俄，这将违背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一切原则，并将玷污我们的事业。”⁽¹¹⁵⁾可是3个月以后，由于事态发展的压力，经过重新考虑以后，产生了另一些想法，并随之而怀疑“这一道义的立场是否确实能保持下去”。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议论道，大西洋宪章应该被解释为不否认苏联有权保有它在受到德国进攻时所占有的边界。⁽¹¹⁶⁾美国政府不同意这个观点。因此，苏联并吞波罗的海国家所造成的形势，成为战时盟国关系以及战后谈判解决办法时的一个障碍。

(1)　见上文，原著第22页。

(2)　这是指“奥泽尔”号，它从格丁尼亚逃出，于9月15日驶入塔林，把生病的艇长送上岸。爱沙尼亚当局派了一个人在艇上看守，拿走了艇上的航海图，并使艇上的炮不能使用。然而，艇上的人把看守制服住，艇又开入大海。它被追逐了几个星期以后，终于逃入北海〔温斯顿·S·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六卷本（Winston S．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卡斯尔，1948—1954年版；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48—1953年版，第1卷，第345页；美国版，第1卷，第440页〕（以下简称丘吉尔，第1卷，第2卷等，并注明英美两种版本的页码）。

(3)　《泰晤士报》，1939年9月20日。

(4)　古斯塔夫·希尔格和艾尔弗雷德·G·迈耶；《势不两立的盟国》〔（Gustav Hilger and Alfred G．Meyer: The Incompatible Allies），纽约，麦克米伦，1953年版，第307页〕。苏德就波罗的海国家问题举行谈判的情况，见同上书，第299—300页。

(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29号。

(6)　见上文，原著第28—30页。

(7)　9月16日，莫洛托夫就维尔纽斯的命运问题急切地询问舒伦堡，曾经和立陶宛达成过协议吗？——苏联政府最担心的是同立陶宛冲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78号）。早几天，从9月9日到16日，里宾特洛甫怂恿立陶宛人夺取维尔纽斯。立陶宛总理切尔尼乌斯和总司令拉什蒂基斯将军都回答说，虽然按种族和法律说，立陶宛都认为维尔纽斯是它的领土，但是它不愿放弃中立。9月16日，里宾特洛甫下令把这个问题搁下来（同上书，第36号，第41号，第58号，第76号）。

(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31号；又见上文，原著第28页。

(9)　见上文，原著第29—30页。议定书还规定调整立陶宛—德国边界，并规定万一苏联对立陶宛领土采取行动时，立陶宛—德国经济协定仍维持不变。原文见同上书，第159号。

(10)　见下文，原著第59页以后。

(11)　据里加电（《泰晤士报》，1939年9月23日）。但是据莫斯科报道，在贸易协定之外，还可能缔结一项政治协定（《泰晤士报》，1939年9月25日）。不久之前，苏联武官根据指示向爱沙尼亚参谋总部声明，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与爱沙尼亚无关。再有，当莫洛托夫通知爱沙尼亚公使，苏联海军已奉令追逐“奥泽尔”号（见上文，原著第42页），哪怕进入爱沙尼亚领海也在所不顾时，他强调说，这件事没有针对爱沙尼亚的意思（德国驻爱沙尼亚公使弗罗魏因致德国外交部电，1939年9月19日、20日、21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98号，第107号，第119号）。

(12)　见1939年9月26日爱沙尼亚政府会议记录〔奥古斯特·赖汇编；《纳粹和苏联的合谋与波罗的海国家；外交文件》（August Rei，compiler: Nazi-Soviet Conspiracy and the Baltic States: Diplomatic Documents），伦敦，博里厄斯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31号〕。

(13)　这次他由爱沙尼亚国民议会议长耶里·乌卢奥特教授以及法律专家安东宁·皮普教授陪同前往〔F·L·舒曼；《欧洲的长夜》（F.L．Schuman: Night over Europe），纽约，诺夫出版社，1944年版，第388页〕。

(14)　见驻塔林的德国武官和公使1939年9月27日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这两份电报转送给当时在莫斯科的里宾特洛甫（《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42号，第143号）。

(15)　条约原文见《国际联盟条约汇编》（Leag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第198卷，第223页以后。

(16)　见《里宾特洛甫第二次访问莫斯科的时间表》〔（Timetable of Ribbentrop's Second Visit to Moscow），载《纳粹—苏联关系》，第105页〕。

(17)　原文见赖；《纳粹和苏联的合谋与波罗的海国家》，第30号。

(18)　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第84页。

(19)　关于这两次会谈，门特斯有个报告，载《1939—1942年的拉脱维亚》（Latvia in 1939—1942），华盛顿，拉脱维亚公使馆，1942年版，第95—101页。

(20)　原文见《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198卷，第381页。

(21)　里宾特洛甫在1939年8月23日第一次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商谈以后，报告希特勒说，苏联政府认为极其重要的是把利耶帕亚和温次匹尔斯纳入它的利益范围。希特勒立刻去电话表示同意（《纳粹—苏联关系》，第71—72页；又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500页）。

(22)　见《1939—1942年的拉脱维亚》，第98页。

(23)　见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第86页。

(24)　《1939—1942年的拉脱维亚》，第98—99页。

(25)　见上文，原著第42—43页。

(26)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347—353页。

(27)　同上书，第378—384页。

(28)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365页。

(29)　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第89页。

(30)　见上文，原著第29页。

(31)　原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59号。又见上文，原著第29页。

(3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82号。

(33)　同上书，第191号。

(34)　同上书，第194号。

(35)　同上书，第196号。

(36)　同上书，第218号。关于以后执行这项交易的经过，见下文，原著第55—56页。

(37)　不过，斯维特卡尼区仍留在苏联手中（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第90页）。

(38)　《纽约时报》，1939年9月28日。

(39)　当立陶宛人欢庆收复维尔纽斯的时候，他们发觉苏联保留了几个地区（例如斯维特卡尼区）而感到不满。这几个区是被波兰人于1919年夺去的，在立陶宛人眼中，它们像维尔纽斯一样都是立陶宛的土地。划定苏联立陶宛边界线的工作，于1940年4月完成。

(40)　1940年4月2日，立陶宛政府通知国际联盟，它拒绝波兰的抗议（舒曼；《欧洲的长夜》，第391页）。

(41)　见《概览，1920—1923年》，第250页，第256页；《概览，1927年》，第237页。

(42)　里宾特洛甫致舒伦堡电，1939年10月5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96号）。

(43)　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第90页。

(44)　见舒曼；《欧洲的长夜》，第391页。

(45)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451—473页，第480—496页；又见L·B·纳米埃；《外交序幕，1938—1939年》（L.B．Namier: Diplomatic Prelude，1938—1939），伦敦，麦克米伦，1948年版，第179—182页。

(46)　丘吉尔，第1卷，第425—426页；美国版，第1卷，第538页。

(47)　舒曼；《欧洲的长夜》，第393页。

(48)　见上文，原著第47页。

(4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82号。

(50)　据阿诺兹·斯皮克〔《拉脱维亚史》（Arnolds Spekke: History of Latvia），斯德哥尔摩，M·戈佩尔斯，1951年版，第388页〕说，苏联参谋总部1939年出版的地图上出现了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51)　《1939—1942年的拉脱维亚》，第96页，第100页。

(52)　1939年10月的《消息报》写道：“伦敦的政客们企图利用拉脱维亚作为侵略苏联的基地，同时也要把拉脱维亚变成工业国英国的农业殖民地和附庸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39年，第18期，第7页）上有一篇文章说：“在战后年代里，英国舰队每年夏天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甚至就奥埃谢尔卖给英国的问题进行谈判。”

(53)　V·M·莫洛托夫；《苏联的和平政策》（V.M．Molotov: Soviet Peace Policy），伦敦，劳伦斯与威沙特，1941年版，第35页。

(5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305号和第313号。

(55)　同上书，第309号和第341号。

(56)　9月20日，德国外交部声称莫斯科无意侵犯波罗的海国家的边界（魏茨泽克致德国驻拉脱维亚公使馆电，1939年9月20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10号）。门特斯在莫斯科时，曾同舒伦堡商量过此事，这位德国大使劝他屈服（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第86页）。

(57)　里宾特洛甫急于要让立陶宛政府知道，是他要求把维尔纽斯地区归于立陶宛的（《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96号）。

(58)　德国驻立陶宛公使策希林1939年10月14日的报告（同上书，第196号）。

(59)　《1939—1942年的拉脱维亚》，第95页。

(60)　同上书，第22页。

(61)　拉脱维亚非法的共产党地下活动停止了（同上）。在立陶宛，苏军司令部曾向当局报告共产党即将举行示威的事（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第242页）。

(62)　到1940年6月，三国的出口约有70%——谷物、猪、黄油、蛋、亚麻、木材、种子，在爱沙尼亚还有石油——是运往德国的。这是根据与德国缔结的秘密贸易协定而进行的。在这同一时期，苏联只能获得波罗的海国家出口的10%（施努尔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对德国的经济价值的备忘录，1940年6月17日，《纳粹—苏联关系》，第153页）。

(63)　见上文，原著第39—42页。

(64)　B·H·萨姆纳〔《俄国历史概览》（B.H．Sumner：Survey of Russian History），伦敦，达克沃思，1944年版，第342页〕说，从1812年到1917年，伦敦先后有过9个俄国大使。其中4个是波罗的海地区的贵族，在105年中，他们4人的任职期倒有83年。

(65)　1939年10月30日缔结的《遣返德意志族拉脱维亚公民归回德国条约》的序文，一开头就意味深长地说：“德国政府急切希望把所有德意志人都团结在德国领土之内……”〔阿尔弗雷德·比尔马尼斯编；《拉脱维亚—俄国关系；文件》（Alfred Bilmanis，ed.: Latvian-Russian Relations: Documents），华盛顿，拉脱维亚公使馆，1944年版，第252页〕。

(66)　《泰晤士报》，1939年10月7日。

(67)　魏茨泽克致德国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公使馆电，1939年10月5日和6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99号和第207号）。

(68)　同上书，第239号。

(69)　里宾特洛甫致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电，1939年10月13日（同上书，第252号）。

(70)　同上书，第252号，注③。

(71)　德国的资料估计在爱沙尼亚有2万人，拉脱维亚有7万人，立陶宛有4万人（舒曼；《欧洲的长夜》，第391页）。

(72)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83页以后和第87页以后。

(73)　又见下文，原著第86页和注②（即本书第121页注①。——译者）。

(74)　韦尔曼（德国的副国务秘书）关于立陶宛驻柏林公使斯基尔帕访问德国外交部的备忘录，1940年6月11日（《纳粹—苏联关系》，第146页）。

(75)　原文见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第250页。

(76)　波韦拉伊特斯后来向德国要求避难。据德国外交部说：“他曾忠诚地和德国当局合作，同波兰人的阴谋作过斗争”（《纳粹—苏联关系》，第148页）。

(77)　《纳粹—苏联关系》，第148—151页。

(78)　同上书，第154页。

(79)　见比尔马尼斯；《拉脱维亚—俄国关系》，第202页。

(80)　爱沙尼亚政府和拉脱维亚政府曾于1923年11月1日签订过军事互助条约，1934年2月17日签订过同盟条约，其背景见《概览，1936年》，第533页以后，“俄德之间的波罗的海人”一段。

(81)　事实上，苏联政府对于1923年起就已存在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互助条约从未提出抗议，也未要求废止。无法证明立陶宛曾经加入这一条约。

(82)　《波罗的海评论》（Revue Baltique）乃是一种公开发售的政治季刊。

(83)　给立陶宛的最后通牒的内容是塔斯社公布的。

(84)　里加的内阁考虑过武装抵抗的可能性，随后就放弃了。可以动员20万军队。可是缺乏现代装备〔阿尔弗雷德斯·贝尔津希；《维辛斯基使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化目击记》（Alfreds Berzinsh: I Saw Vishinsky Bolshevize Latvia），华盛顿，拉脱维亚公使馆，1948年版，第18页〕。拉脱维亚政府担心苏联有不良的企图，在5月17日秘密授权驻伦敦的公使卡尔利斯·扎林什，如果政府无法同驻西欧的使节通消息，要他代表政府行事。拉脱维亚国家的黄金储备已转移到美国（斯佩克；《拉脱维亚史》，第382页）。

(85)　《泰晤士报》，1940年6月18日。

(86)　那年11月，他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随着贝利亚的垮台，他的政治生涯也告结束。

(87)　日丹诺夫是当时政治局最有势力的委员之一，又是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地区的党委书记及苏联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主席。

(88)　鲍里斯·迈斯纳在“共产党接管了波罗的海国家政权”（Boris Meissner:“Die kommunistische Machtübernahme in den baltischen Staaten”）一文中对组成这两个政府的合法性作了分析〔《现代史季刊》（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954年，第96—98页〕。

(89)　在里加，维辛斯基到达后两天，就交给乌尔马尼斯总统一份新内阁的全部阁员名单，据他说，这是莫斯科同意的（贝尔津希；《维辛斯基使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化目击记》，第25页）。

(90)　由于斯梅托纳总统已在德国避难，组织政府在法律上有困难。这些困难被杰卡诺佐夫克服了，他反对拉什蒂基斯将军领导的政府（《泰晤士报》，1940年6月17日）。

(91)　公报否认这样的谣言；苏联由于担心德国的胜利，集中100到150个师的军队在立陶宛边界（《纳粹—苏联关系》，第157页）。同时，德国外交部通知德国在国外的使节，波罗的海国家发生的事，完全是俄国与波罗的海三国之间的事情（同上书，第153页）。

(92)　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第255页。

(93)　见上文，原著第27页，第47页。

(9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218号。

(95)　《纳粹—苏联关系》，第166页。

(96)　同上书，第176页。

(97)　同上书，第186页。

(98)　协定原文见同上书，第267—268页。参阅希尔格与迈尔；《势不两立的盟国》，第319页。这个解决办法是德苏之间商务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俄国应付款项中的7／8，将从德国应支付给俄国的贷款项中扣除。又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和中立国》，第37页。

(99)　然而，6月30日，莫洛托夫直言不讳地告诉立陶宛代总理克雷韦–米茨凯维奇乌斯，苏联政府决心想搞合并。他又说，不出几个月，立陶宛人民自己就会要求合并的〔亨利·德·尚邦；《波罗的海国家的悲剧》（Henry de Chambon: La Tragédie des Nations baltiques），巴黎，议会评论出版社，1946年版，第54页和第56页〕。7月11日，舒伦堡报告说，这时普遍预料将合并（《纳粹—苏联关系》，第164页）。

(100)　《泰晤士报》，1940年7月13日。鲍里斯·迈斯纳在“共产党接管了波罗的海国家政权”一文中，对这些选举的合法性作了详细的分析，见《现代史季刊》，1954年，第100页以后。

(101)　根据官方报道而对三国投票所作的一则分析，见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第257页。

(102)　7月19日《真理报》发表了许多从波罗的海三国首都发出的报道这一运动的电讯。

(103)　见比尔马尼斯编；《拉脱维亚—俄国关系》，第209页所载1940年7月23日扎林什的照会原文。

(104)　见拉脱维亚驻华盛顿公使A·比尔马尼斯7月21日声明原文（同上书，第204页）。

(105)　乌尔布希斯“以前”曾指示立陶宛驻柏林公使，如果发生合并情况，就提出抗议（《纳粹—苏联关系》，第168页）。

(106)　立陶宛致柏林照会的原文，见1940年7月22日德国外交部备忘录（《纳粹—苏联关系》，第168—171页）；爱沙尼亚照会的原文，见同上书，第171页。7月24日，韦尔曼把照会退还给两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公使，理由是这些照会不是代表新政府发出的（同上书，第173页）。

(107)　《泰晤士报》，1940年7月24日。

(108)　同上，1940年7月24日和25日。

(109)　同上，1940年7月29日和8月1日。拉脱维亚船只奉命避开英国港口（同上，1940年7月29日）。

(110)　同上，1940年8月2日。

(111)　《泰晤士报》，1940年8月8日。

(112)　见斯大林1939年10月和门特斯的谈话（《1939—1942年的拉脱维亚》，第95页），以及莫洛托夫1940年6月30日和克雷韦–米茨凯维奇乌斯的谈话（德·尚邦；《波罗的海国家的悲剧》，第54页）。

(113)　丘吉尔，第3卷，第615页；美国版，第3卷，第694页。

(114)　同上书，第3卷，第558—559页；美国版，第3卷，第629页。

(115)　同上书，第3卷，第615页；美国版，第3卷，第695页。

(116)　丘吉尔，第4卷，第293页；美国版，第4卷，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