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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英美的努力
（1942年1月—1945年6月）
第一节 要塞欧洲：封锁的战略
当新的盟国英国和美国在珍珠港被袭后对决定经济战的基本因素进行重新估价时，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主动权，并且他们本身也在经济上受到了打击，其规模远远超过他们迄今所经历过的任何打击。现在的同盟大国中已包括了俄国和美国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将不再是轴心国在欧洲的经济直接的或间接的供应来源了，但是，到了1942年春天，由于日本在远东的胜利，却造成了一种反封锁，达到令人棘手的程度。
在大战的这一阶段，封锁（连同轰炸）仍然是盟国进行经济战的主要武器，而且一般说来确实也是战争的主要武器；经济战的方法，同法国失陷后所采取的那些方法相比并没有什么改变，虽然在政策上有了重大发展，特别是空袭和先买权都已见诸实施了。经济作战部认为，除非等到德国决定击败了俄国之后，德国的经济状况可能将比它以前任何时期都呆滞和脆弱得多。但是，该部主要关心的是德国对盟国封锁的威胁。
因此，在1942年，经济作战部把防止在德国和日本控制区之间偷越封锁作为它的最重要的目标。到1941年底，对欧洲德占区的海外封锁实际上业已完成；除了法属殖民地用维希的船只从法国的北非和西非将它们的产品运抵敌区以外，对中立国的供应商和船主采取了各种管制和施加压力的方法（强制实施的航行证、船舶许可证，以及附设的机构），加上英国海军进行拦截作为最后的关卡，这些就卓有成效地封闭了除维希船只运载的法国北非和西非的殖民地土产到达敌占区以外的所有一切的供应渠道。1941年夏季，曾重新发生过突破封锁的事件，但是，都被英国海军制止了，而且停泊在美洲各港口的敌船都被封住了，从而减少了对于重新出现突破封锁情况的担忧；海军的行动至少也暂时阻止了法国货物通过远东和马达加斯加外流。但是，日本的参战和它随后对各地的征服，造成了一片幅员辽阔、经济丰裕的新敌占区，使日本可以得到大量原料供应，足以弥补它长期匮乏的绝大部分物资以及德国当前主要缺乏的许多物资。于是，封锁问题就从不让一个敌人得到中立国物资变成不让两个敌人之间互相取得对方的产品了。据估计，只要有12只船的货物就足以解决德国1942年对橡胶、钨、锡、丝、麻和植物油的基本需要；突破封锁的船只很可能给日本带回昂贵的滚珠轴承、精密仪器、机床或者还有技术人员。日本仍然需要取得铝、铜、羊毛和棉花等的供应；它可以在澳大利亚得到铝和羊毛，在缅甸得到铅，在印度得到棉花，在南美各市场得到铜、羊毛和棉花。新加坡失陷后，日本扩大了征服的范围，并直接控制了英帝国这些资源地或通向南美各港口的航线；因此，在经济战的领域里展开了甚至更加可怕的前景。如果日本终于夺取了印度洋各基地，并于盟国在中东受挫后同轴心国家联结在一起从而取得最大成功的话，那么远东和地中海之间就可建立起一条直接的航线。在这些估计中，法国的海外属地和法国舰队成为导致灾难的因素。马达加斯加可以成为新加坡和欧洲之间的一个中间加油站；法属西非、法属北非和北非大西洋各港口可以多少在轴心国的控制下成为集散地。西班牙北部各港也可以用于转运业务。
但是，盟国也得面对一场经济战，其规模不亚于他们自己对德作战的规模。到了1942年春，日本的胜利已使盟国得不到橡胶、锡、铬、钨和石油这些重要物资的供应，如果日本在印度和澳大利西亚继续取胜，那么盟国只剩非洲和美洲各国是它的供应来源了。迄今为止，德国并没有多大兴趣（也由于机会有限）要对盟国的供应来源发动一场经济战，虽然他们在使用潜艇战攻击盟国的船只上一直十分活跃。但是，据认为，日本是完全意识到这种经济战的前景，并且可能会把重要供应品列为它专门攻击的目标。而且预料甚至还会攻击盟国在拉丁美洲的供应来源，在美国国务院中萨姆纳·韦尔斯特别感到这种危险。1942年1月他去参加里约热内卢会议，那时，他已很明白自美国海军在珍珠港受到重创之后，“从加拿大到智利这条太平洋海岸，现在是已处于”日本炮火之下了。(1)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来自达喀尔的直接攻击，但是，主要的危险似乎可能来自某些国家中大批组织完善的少数民族亲敌分子的阻挠和破坏，甚至武装叛乱。国务院的这种关切，并没有因为阿根廷和智利在里约热内卢会议上拒绝放弃完全中立的立场而有所减轻。
这就是盟国在1942年头几个月从经济战中所看到的较为暗淡的方面。但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中显然也还存在着比较有希望的方面。1942年底以后，盟国的军事形势稳步好转，这意味着在战争的后期年代里，经济斗争中的优势对比是越来越肯定地有利于盟国了。
首先，一般认为，只要德国被迫集中它的主要军事力量对付俄国，它对欧洲各中立国就不会那么可怕。这些中立国目前已减少至5个小国——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瑞典。这就相应地加强了英国用战争贸易协定、定额配给和先买权等手段以切断敌人供应来源的力量。而且这些中立国现在可能觉得不那么担心德国进攻的危险，而变得越加依赖盟国的海外供应，因此或许更容易被迫接受盟国提出的各种条件。到目前为止，它们已能够从海外中立国供应地得到他们所需的许多重要物品，只需要英国当局发给航行证就行了。随着美国和俄国的参战以及盟国供应计划的精心制定，现在统一使用船只的情况是这样紧张，致使中立国只有在盟国的同意下并在盟国作出牺牲的结果下才能获得它们的进口货。盟国审慎地行使它们的压力，可以希望达到两种目的，既能切断敌人的供应，又能自己得到这种供应，以此作为向中立国提供它们所需重要物资的交换条件。同时可能就此结束那种荒唐的价格市况，即盟国必须用大大抬高的价格买进，而以自由世界中通行的价格供货。
其次，还有在更大范围内对德国控制的资源进行直接打击的希望。虽然突破封锁的危险有所增加，但是，德国对海上运输和海外供应的依赖也相应有所增加；因此相对说来，敌人的船舶比以前成为更重要的海上和空中攻击的目标。对敌人后方的空袭，迄今还没有什么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夜间轰炸也不很准确，威力也不很大，不足以造成敌方的重大损失。盟国希望空袭的范围和空袭的效力都能加大，也希望能解决白天空袭的问题。还存在这种希望——后来证明是被大大夸张了——整个欧洲被占领国家有组织的抵抗将会提供另一种极为重要的武器。德国占领着面积六倍于大德意志的领土，人口有它自己的二倍半，由于它越来越依赖这些国家，所以用破坏、政治斗争和其他方式来挑起麻烦的机会应该是很多的。
正是根据经济斗争中这些新的前景和危险的全面形势，伦敦经济作战部和它在华盛顿的对等机构经济作战委员会(2)试图估计德国经济的实力和弱点。材料是大量的，并且现在看来，在许多方面是十分准确的；虽然以此为基础的种种希望，都像战争初期那样，常常落了空。看上去德国总像是日益接近一场经济危机，但结果都没有发生。该部原来预料在1942年下半年德国生产会严重下降；到了1942年夏，它不得不承认，尽管德国在冬季遭到了重大损失，但好像已开始了对俄国的第二年进攻，其使用的部队不论在人数上还是在装备上（除了飞机这项重要的例外）都不比它在1941年7月所拥有的差。据了解，在1942年2月弗里茨·托特死后继任军备军火部长的阿尔贝特·施佩尔曾经发起了一种“全国工业改组和合理化运动”；经济作战部考虑下来，自我安慰地认为，德国这种不顾一切地集中致力于战时的紧迫需要，只有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做到。这就再次使人得出了过分乐观的结论，认为这样耗竭库存、忽视保管、忽视辅助工业、不顾平民生活标准和人民疲惫情况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能无限期地支撑下去的。直到1942年底，德国国内紧张情况的主要迹象表现在下列几方面：（1）石油、铁矿石、铬、铜、镍、铝、橡胶和纺织品这些原料不同程度的严重匮乏；（2）劳动力问题，主要是缺乏熟练的工人；以及（3）时常发生运输上的困难，虽然这些现象还没有产生任何灾难性的崩溃状况。
盟国估计之所以出现错误的倾向，是由于他们无视德国在制定计划工作中的那种引为自满的因素。(3)毫无疑问，要从德国军事上的周密和政治上的狂热所表现的铁石决心的外表来察觉这一点，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有困难的。盟国设想德国必然竭泽而渔地剥削它所能搜刮的经济资源，因此每增加一次紧张或匮乏情况，都必然会使轴心国的经济越来越接近于崩溃点。他们低估了，并且的确大大忽视了第三帝国还能承受得了经济衰退的程度。但是，归根到底，盟国的揣测大体上是正确的；1942年，德国还没有感受到伦敦所预料的那种紧张程度，因为德国还没有把工业机器开动到极限，然而这意味着它未能事先扩大它的工业基础以应付在战争后期可能和确实向其提出的巨大需求，而到那时候它的经济就表现出坐失良机的悲惨局面了。(4)
来自德国的材料表明，战争初期几个月里它的军备生产水平极低，而且直到1941年底，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重大变化。在1940年这一年中，军火生产由于在法国的胜利而下降了，虽然在坦克和潜艇的建造方面有补偿的增加，但是，从1940年到1941年，军备生产的总量和总值（120亿马克到121亿马克）几乎一点也没有什么增加。事实是在大战初期的几次战役中，物资损失比较轻，加上认为最后胜利已经在望，似乎使德国觉得其拥有的储存和资源已甚充足，因而没有扩大生产的必要了。德国低估了俄国的军事潜力，而它自己的军火、武器和造船的生产数字，在1942年中期以前却一直在下降。因此（举几个例子）根据1941年12月所发表的数字，德国军备生产在俄罗斯战役开始后，在轻武器方面，与4月份产量相比，下降了38%；在大炮方面，与4月份相比，下降了67%；重武器与8月份相比，下降了约49%；飞机生产与8月份相比，下降了约36%；同样地，在弹药生产上，8月份总产值是1.123亿马克，而12月份则为9 670万马克。
另一方面，通常预计要在战争中受到损害的消费品工业，情况却仍相当令人满意。战争爆发后，由于劳动力转移到战争工业和军队中去，以及某些消费品供应了军队，生产曾经受到一些损失；但由于使用了被占领区的劳动力，这已经部分得到了弥补，可是，另一方面，某些产品却不得不转用到这些新占领区的人口身上。总起来讲或许有理由认为，由于战争，德国民用生产下降了约1/3。但是在1940年法国沦陷后，就开始为恢复到和平时期的经济作了准备，因此，1941年的净生产数字比1940年高（以价值计算）。甚至在1942年，下列各轻工业品的净产值也比1940年高：木材加工（1940年是10.5亿马克；1942年是11亿马克），玻璃（4.4亿马克；4.67亿马克），陶器（3.61亿马克；3.68亿马克），皮革（7.09亿马克；7.9亿马克），衣着（9.98亿马克；10.98亿马克）。所有比较重要的消费品工业的总产值，1940年总计为137.78亿马克；1941年为143.26亿马克；1942年为131.03亿马克。1942年的下降甚至没有像这些数字所表示的那样急剧，因为没有把从国外到达德国市场的日益增加的货物数量计算在内。(5)
由于未能占领莫斯科和1942年头5个月俄国进行了较长时期的反攻，德国官方的自满情绪受到了打击；形势终于清楚表明需要在工业上作更大的努力，部分是因为库存物资迅即出现了惊人的下降，部分则由于这一更广泛的理由，即现在必须预计到战争局面可能要更拖长下去。例如，1941年6月至1942年3月间的炮弹储存由于在前线的大量消耗，就减少到1/3；1941年7月至11月，轻型和中型大炮的生产与损失尚能平衡，但是，在以后的两个月内损失即大大超过了当时的产量。尽管如此，也仅仅是要求在现存的采购系统内加速生产；看来他们还没有感到除了全力以赴再发动一场大闪电战以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外，还需要再做什么。阿尔贝特·施佩尔的任命，本来是要导致在1943年和1944年对德国战时经济进行一次比较根本性的改组，但是在1942年，并不曾指望他为新的战役加速生产之外做更多的事。(6)希特勒的战略胜过了哈尔德、伦斯德、勃劳希契等人关于在俄国西部为德军休整和补充兵员建立一条防线的建议；德军再次以闪电攻势蜂拥前冲，这种进攻实质上是一场巨大的经济战战役，因为它企图切断伏尔加河的交通线，夺取高加索石油。1942年11月，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的败北，说明这一决战的努力失败了，虽然俄国也损失惨重。1942年10月，英国在阿拉曼的胜利和11月7日至8日英美军队在法属北非的登陆，意味着从此以后，德国不得不放弃它那用精锐部队以短暂的、耗费较小的闪电进攻取胜的希望；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种防御战和消耗战，因此德国不得不为适应这种情况而制定作战计划了。这意味着“广度的战备”阶段的结束。虽则施佩尔在1943年及1944年所作的巨大努力的确成功地提高了生产数字，但是根据可供利用的时间和条件来说，要进行充分的“深度的战备”是不可能的。
鉴于德国和欧洲德占区的形势已有利于——虽然不十分符合盟国所主张的方针——继续使用经济压力，英美两国政府遂开始在所有适当场合下协调他们的行动计划，这样，在大战的后半阶段，他们的行动就明显地分为两大阶段。在1942年年底以前，他们一直是在相当不利的情况下作战的，因为那时在欧洲和南美洲的中立国，由于仍然相信德国可能取得胜利而不愿意承担风险。当盟军在1943年和1944年开始转入进攻时，采取经济攻势就成了可能，于是中立国才相当情愿地逐步缩减他们同轴心国的经济联系。
第二节 海上封锁：英美合作
经济战的传统战场是通往交战国或“毗邻的中立国”港口的海道；其传统使用的武器是以军舰拦截违禁品。自1939年9月以来，对那些横越大西洋而至欧洲港口、可给德国和意大利供应物资的航路进行监视，一直就是经济作战部的主要目标之一。但自法国沦陷后，皇家海军转而去执行甚至比管制禁运品更为重要的任务，迫使经济作战部不得不在货源基地建立管制禁运品的机构。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说服中立国的货主，他们如想要从海外市场——譬如说在美洲国家，向某一欧洲港口出口货物，应向出口国家所在地的英国领事申请批准，然后由英国领事发给航行证和船只许可证这两种文件。(7)与此同时，还对欧洲的中立国实行了“强制”的限额政策。航行证根据这种标准发给，它将准许适当的进口以满足国内的消费，但禁止将其再出口与敌方，或囤积大量存货，以致惹起敌人的入侵。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禁运品管制制度，只是偶尔求助于皇家海军。这种制度之所以获得成功，多半有赖于出口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默许和积极支持。
当1941年12月，美国成为交战国之一的时候，英美两国在政策上才有可能取得了完全协调，但是，这只是完成了日本袭击珍珠港之日以前已经走得很远的一个过程而已。(8)早在1941年6月，美国出口管制局在签发诸如以瑞典、瑞士、葡萄牙为目的地的出口许可证以前，就已经要求美国出口商出示他们所持有的航行证。1941年12月以后，既然没有必要实行两种制度，应该采取的做法显然是以美国的出口许可证立即代替英国的航行证。同时由于1939年12月实行航行证制度所惹起的为难局面，而且实际上是敌对情绪，也提示了美国政府很可能乐于在1941年12月立即接管这一制度，用以消除外界关于英国干预美国内部事务的指责。然而，美国方面并没有作出这样的反应，因此很明显，在美国人的眼中早就认为英国的封锁措施是正当的。所以，并没有过分匆忙地把这两个制度结合在一起，而尽量假以时日由华盛顿和伦敦双方之间在行政方面作出仔细的安排。
这些安排应该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必须继续对欧洲一些中立国家强制实行定量配给，并继续维持现行的全球性限额制度（每个季度，不论从哪个产地向这些中立国供应的物资，都限定在固定的数量内）；并且从经济作战部所积累的统计和经验看来，此事在伦敦进行将是最适宜的。最后制定的程序是，华盛顿的经济作战委员会将首先考虑美国方面申请的出口许可证；有些申请者因供应方面的理由或者因为发货人被列入禁运名单上，或是由于其他可疑原因而将遭到拒绝；其余的则都提交伦敦经济作战部处理。该部将同美国大使馆的代表磋商后作出决定，如果结果满足了申请者的要求的话，其数量将从相应的限额中扣除，并及时通知华盛顿。就美国方面来说，英国的“航空执照”和“邮件执照”（这些执照使用与发给以航空或邮包运送的货物的“航行证”相同的制度）也由美国出口管制局接管。这些安排均于1942年4月1日开始实施。
这样，在管制违禁品方面，英美两方的关系在行政管理上并没有不协调之处。但是在管制来自轴心国控制下的出口物资方面，却有发生摩擦的可能。按照国际法规定，交战国无权没收由中立国船只载运的非违禁品的敌国货物；战争的头3个月中，英国政府没有采取这种没收行动。但到1939年12月，作为对德国布设磁性水雷的一种报复，他们才开始这样做的。当时，美国政府抗议过这种报复敕令。在法国沦陷以后，英国政府颁布了更多的报复命令。美国政府自1941年12月参战以来，不曾颁布过任何报复命令，这就可能面临在这问题上如何保持一致的进退维谷处境，因为他们当然是不希望看到德国坐收出口贸易兴隆之利的。不过，还是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管制敌方出口的事务委托英国去管理，而美国政府则同意只派一名代表列席伦敦的敌方出口委员会。
这些安排的重要意义远远不止是阻止了货物从美洲各国点滴地流入或大量地涌进德国。各项管制制度还可用于供应目的，甚至用来从敌方采购货物，并且用来对中立国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1942年后，凡属联合国家所需的稀有商品，均停发航行证，而这些供应不足的货物后来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或作为对它们的对应让步的报答，才允许运往欧洲中立国。不管美国政府对敌人出口总的态度怎样，他们是准备给那些他们认为是共同作战努力所必需的敌方物资发放出口护照的。
在拉丁美洲国家，通常需要由三边作出安排。1942年期间，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家。这些国家无论是作为积极的盟国，还是作为倾向英美事业、态度友善的前交战国，他们在战争中都起了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用；这个作用虽然同眼前这个管制禁运品问题决不能完全分开，但却是远远超过了它。美国政府从1941年春季起，在拉丁美洲开始实行了一种采购政策，到1941年底，这种政策已经解决了许多英国的封锁问题。珍珠港被袭击后，这种政策便成为美国对经济封锁的最重要的贡献。这些采购从一开始就是既为了保证供应，也为了排斥其他国家竞争。1941年春季以后，美国国务院的目标是要把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丁美洲的所有战略物资全部买下来，美国和巴西政府之间于1941年5月14日签订一个协定时，就开始这样做了。根据这个协定，巴西某些商品的出口要受向美国出口和向西半球国家出口相同的许可证限制。接着又同其他许多南美政府签订了协议。(9)这些协议的广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把战略物资保留给了联合国家使用，这样就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大部分战略物资流入轴心国的可能性。它们还使英国政府不必用他们有限的资金，继续在拉美进行先买权的采购。另一方面，虽然英国政府愿意和美国各使团一起分担签发航行证的责任，但是，英国和美国政府都看到用当地的出口许可证代替在拉美国家所实行的航行证制度，会遭到严重的反对。在1942年这一期间，经过许多次试验，在此基础上精心制定了行政管理措施，并成功地完成了这样一个复杂的任务，即把战略物资的采购和出口同其在同盟国和受到优待的中立国用户之间的分配问题联系起来。
因此，美国这个庞大的采购计划同现有的禁运品管制机构的结合，便意味着创立了一种对南美向欧洲出口的双重检查制，而在那些以各种形式保证不把持有航行证的货物重新出口的欧洲中立国家中则还存在着一种第三道检查。尽管如此，一般认为还存在着许多逃避管制的可能性。向轴心国走私已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它连同突破封锁活动及旅客管制问题一起形成了战争时期经济封锁中的主要问题。
在诸如白金、云母、黄金、工业用金刚钻、奎宁、咖啡因、肝精以及胆固醇这些战时价值高而体积小的物资方面，怀疑有走私的情况——但其规模如何从未能得到证实。白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宗货品，德国人需要白金，在生产硝酸时用于促进氨的氧化作用，制造各种磁电机、科学仪器和延时引信，以及其他能确保高度可靠性的类似用途。在1941年6月以前，德国一向从俄国得到它的供应；在剩下的两个能大量供应的国家中，加拿大自然没有什么可给的，德国就把希望的眼光转向哥伦比亚。直到1941年年底前，意大利环球航空公司的巴西航线使德国得以从南美进口这些小体积的货物，并以出口药品和药材作为交换。但是，当意大利环球航空公司的业务于1941年年底停顿后，德国便主要依靠横渡大西洋的船只来实现他们为大规模的偷运活动一直在精心制定的计划。这些计划是很难破坏的，从此双方钩心斗角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采取预防走私措施起初主要是英国的责任，但是，到1942年年底以后，美国当局对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深刻的注意，有一段时间，还批评了英国的做法。可是，经验表明，要解决同盟国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只能进行偶然的拦截；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后，直布罗陀有段时期不能用来检查船只；已建立的使用航行证和船只许可证制度施加压力的方法收效也不大，因为大多数走私勾当都是由个别海员和旅客在物主、发货人或船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干的。在1943年头6个月期间，英国驻马德里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提出在北非作战的关键时刻不应经常搜查西班牙船只。但是，偶然的拦截，仔细搜查有关个别偷运者的（主要是海员）个人档案材料，以及为了堵塞漏洞在拉丁美洲以先买权采购等做法，倒是富有成果的。从走私的观点来看，从南美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经由大西洋的航线是最重要的，但是在1943年秋季，人们已知道在工业用金刚钻方面存在着一个大漏洞，它可经由美洲空运到非洲西海岸再从那儿运往伊伯利亚半岛和中东。虽然，在盟国在欧洲的军事胜利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走私问题以前，向东到中东的航线和由北向南的非洲航线，还没有建立起适当的监督制度，但到1944年春季，已在英国和法属西非对飞机乘务人员和普通乘客实施了适当的管制和搜查制度。
另一方面，在1942年引起盟国特别关注的、在德国和日本之间突破封锁这一更为重大的问题，却在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后，便成功地获得了解决。起先，盟国方面的预防措施几乎是完全不中用的：1942年上半年，9艘突破封锁线的船只从远东抵达法国港口，运来了大约多到60 000至65 000吨的昂贵货物。1942年9月间，又有一大批普通货船东西来回航行；到11月底为止，获悉有9艘已离开了比斯开的各个海港。3艘突破封锁线的船只，在11月也从远东抵达了波尔多（5月以来第一次），运来了大约16 000吨货物，其中据信有一半是橡胶。整整这一年，经济作战部一直忙于应付这个问题；它估计，1942年期间，运抵欧洲的10万吨货载足以满足德国对橡胶、锡、钨和大麻的基本需要；15万吨的植物油能使德国维持它的油脂定量供应。但是，除了在1942年11月截获一艘西行的和两艘东行的船只外，盟国在这个阶段为了试图堵塞这一严重漏洞而采取的反措施，证明是十分无效的。因而这促使轴心国扩大了他们的经济合作，并于1943年1月宣布了这方面的计划。但是，到了这个阶段，盟国当局已准备好以加强空中和海上巡逻的方式实行更有效的反措施。1942年11月到1943年5月之间，共有11艘突破封锁线的船被击沉，其中7艘是开往德国的，4艘是开往日本的。另外一些船被击毁而停航；能够通过的为数寥寥无几。此后经过一个时期的间歇，然后就是在1943年到1944年仲冬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季度。1943年12月底，德国派了11艘驱逐舰护航一艘突破封锁线的“阿尔斯特鲁费尔”号，这表明它对所载货物给予的重视。可是，该船于12月26日在比斯开湾被海岸指挥部的飞机击沉了；第二天，“格拉斯哥”号和“企业”号巡洋舰又击沉了3艘德国驱逐舰，并击伤了其他一些船只。从1944年1月3日到5日，又有3艘向内行驶的突破封锁船“韦塞尔兰德”号、“贝尔根兰德”号和“里奥格朗德”号在南大西洋被美军击沉。这就似乎终于迫使往返于远东海面突破封锁的活动暂时敛迹，虽然用潜艇进行突破封锁的活动依然如故。
第三节 有条件的援助政策
上一节所谈的管制禁运品机构，它承担的是比较消极方面的封锁职责，但是，在大战第一年以后，这就再也不是盟国经济战的主要特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具特色的发展，是试图使欧洲中立国摆脱对轴心国经济上的依赖，虽然在战时状态下，这必然牵涉到对中立国政府施加某种形式的压力，但这主要是一种诱导的政策而不是压制的政策。“有条件的援助”在这个意义上，在西班牙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正当法国沦陷，战争处于危急阶段时，英国政府给西班牙提供了英镑援助和航行证，使它获得小麦、棉花、煤和橡胶等主要物资的供应。这样，西班牙的贫困经济就得以维持而不必依赖德国，而佛朗哥将军也可以更容易地抑制自己（他显然也想这样做）不去同轴心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积极合作。对土耳其，英国也竭力给予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援助。因此，到1941年夏季，这项工作已使英国得以成功地取代了德国，成为土耳其的主要市场和供应者。瑞士和瑞典虽然实质上已断绝了与盟国各种形式的正常接触，也准予（在得到轴心国的许可下）通过盟国的封锁继续进行若干进口。(10)于是，到了1941年底，英国政府能够说：他们已经通过经济援助，为在这些国家内保持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做了一些工作；并且送给它们的这些供应品也使它们能以与德国在比较平等的条件下进行讨价还价。在军事上，这些中立国都是极其脆弱的，而且在大战的这个阶段，除了根据他们在大战第一个冬天以各种形式向英国提出的保证，要求他们在“正常供应”的基础上保持表面上的中立以外，再要对他们提出什么奢求，也是无济于事的。
美国的参战，并不需要对这计划作出任何根本的改变，因为1941年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对维希法国方面，一直奉行着类似的方针。可是，在对欧洲中立国执行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上，这两个国家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的。他们之间主要的分歧是，在某些情况下，美国政府官员期望并相信，中立国对待盟国的态度会比英国认为可以做到的更为顺从些。(11)这种观点上的矛盾也许并不严重妨碍行动；除了盟国对法属北非的政策以外，在1942年也没有产生任何十分明显的龃龉，因为那时盟国的处境是不利于对中立国采取强硬态度的。的确，在法属北非，正是英国而不是美国赞成采取比较冷淡和威胁的态度，在大战后期，这两派思想在华盛顿和伦敦都有他们的代表性，所以很难一概而论。有些美国人认为，英国人也许已经养成默认中立国同德国交易的习惯，也许在1942年以后，还不能充分体会到战争在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所达到的程度。正像一个美国评论家所指出的，“他们也许还怀有某种不满情绪，认为美国应邀来分担管理封锁的责任后，非但不充分尊重比他们更有经验的伙伴的意见，而又急于想当决策的领导。”(12)英国官员似乎肯定认为，美国在某些场合未免过于乐观，而在其他一些场合又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而且他们往往总是傲慢地对待处理中立国的权利问题。整个看来，似乎英国对采取压力政策之所以有时不那么热心，主要是由于他们怀疑这样一种计划是否切实可行，而不是由于他们对这种政策的后果有何不快。
正是在先买权方面，美国政府初次获得了对于中立国的讨价还价本领的经验。先买权——采购中立国物资以防止其被敌国所用——是经济战的一种武器，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而自那时以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有过一段有些曲折的历史。英国政府在运用这种武器中受到了限制，部分由于他们外汇资源的贫乏，部分由于欧洲事态发展的瞬息万变。这一星期一个卓有成效的先买政策，在下一星期可能就毫无用处了；挪威的沦陷，破坏了在西班牙对硫化矿的优先购买，德国掠夺法国和低地国家的锡储存，使得好几个月优先购买的葡萄牙的锡成为多余之举；而入侵南斯拉夫则又使德国得到足够的铝，以致先买西班牙的产品也归于徒劳。但是，美国人的出场，大大地增强了同盟国的联合采购能力，在1942年头3个月期间，制定了一个联合行动的计划以夺走德国取自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的最重要产品。1941年10月，经济作战部建立了一个先买委员会，这是由美国和英国商业公司代表重新组成的，并建立了一个美国公司即美国商业公司。英国和美国政府双方同意从1942年1月1日开始，共同分担所有在执行先买权上的损失。
最重要的先买的项目是（葡萄牙的）锡和（土耳其的）铬。其他一些表列商品有土耳其的橄榄油、山羊毛、羊毛、壳斗，葡萄牙的羊皮和西班牙的羊毛。另外还有各种商品由于后来日益具有重要性也列入了购货单；有些商品的采购，像土耳其的干果，西班牙的橘子和葡萄牙的沙丁鱼之类，主要是为了供应市场，而且只附带地具有先买的价值。由于中立国越来越坚持要以他们的出口货来交换货物而不要英镑，所以寻求采购货物的外汇日益困难，从而增加了盟国的困难。盟国和德国之间的竞争，把诸如钨和铬等重要物资的价格抬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葡萄牙，钨的价格到1941年底上涨到每吨6 000英镑这个大得难以相信的数字（战前大约300英镑）。在1942年间，土耳其还拒绝供给德国铬，但是，根据克洛迪乌斯条约(13)，德国在1943年和1944年该得到大量的铬，作为交换德国军用物资的条件。其他由于其先买重要性增加而列入先买计划中的商品有硫酸锶、萤石、酸晶石、锡、铜、锑、云母、丝茧、废丝、大麻、亚麻、鱼油和亚麻子。最惊人的发展之一是加速采购寒衣运动；当盟国一知道德国在俄国作战的第一个冬天严重缺乏寒衣的情况后，就开始大规模地采购寒衣。在1942年中，以1 000万英镑的价值买进了总数近25 000吨的物资，采购范围从羊皮外套和羊皮衬里的手套到羊毛旧衣和牛毛。德国抢购这些商品被认为是它的储存减少，处境日益困难的明证。经济作战部的意见是，虽然在它早先对德国物资匮乏情况所作的估计有时过于乐观，但无疑已发现这时德国在对俄战役中的衣着供应上是真正穷于应付了。
那些想对中立国采取更强硬政策的人们（到1942年春天，华盛顿和伦敦的政界人士，在这一问题上，呼声日高），在1942年夏季以后，不得不根据联合参谋部会议的建议行事，即有关经济战的考虑必须从属于即将到来的北非战役的军事需要。在法属北非，这意味着经济作战部最后放弃其堵塞所谓封锁中的最大漏洞（德俄战争爆发后）的努力；在西班牙，这意味着，避免施加任何可能促使西班牙自愿或不自愿地倒向轴心国的压力。虽然对葡萄牙不那么担忧，但是，避免施加一种可能被称为只是虚张声势的压力，也被认为是很重要的。
美国在法属北非的政策是受1942年2月26日墨菲—魏刚协定所节制的；根据该协定，代表维希政府的魏刚将军同意了从美国所进口的供应品应接受美国观察员的监督，并且不应导致剩余存货的积累或导致这些货物或类似产品的再出口。(14)美国曾希望通过这项安排来激励维希对轴心国压力的抵抗，并保留那些能供给经济和军事情报的观察员。英国政府在1941年有点勉强地接受了这个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法国有抗拒德国各种要求的能力，在协定中又看不出有任何抗拒这些要求的意志的迹象，并且知道法国继续通过它的非洲—地中海北部港口从它的海外领地得到大量的粮食和原料进口。来自多方面的报告说，输入马赛的食品，有80%都流到德国和意大利。(15)但是，英国政府不准备在美国总统已下决心的问题上同美国政府发生抵触，而且英国军方的意见看来也有些赞同美国派遣观察员。然而，1941年夏秋两季，在英美商讨过程中，经济作战部确信美国国务院不想为船上所载货物的性质和数量问题而过分操心；结果是，输入到北非的货物或者其相等品如燃料油之类甚至全都被用于资助在利比亚的轴心国部队。可是，1941年10月18日，魏刚被解职了，20日，美国也暂停了所有对北非的援助。
1942年上半年间，这项供应计划成了国务院和在华盛顿的经济作战委员会之间争执的主题，英国官方的看法也多少有些分歧，但是比较倾向于后者。1941年12月，美国参战以后，美国政府决定重新恢复货运，但必须有适当保证，而要取得这种保证是困难的；因此，有一段时间提出讨论了经济作战部长休·多尔顿所拟的一项有关法美易货方案。简单地说，这份计划就是由美国购买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全部可以出口的剩余物资；并供应这些国家以保持其经济繁荣所需的货物。过了一些时候，国务院断定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可是，经济作战委员会继续支持这个计划直到1942年秋季。(16)在这期间，各方面纷纷传来有关法国以卡车、小麦、机动运输工具和汽车、酒及石油等供应给利比亚的报道。维希方面的解释丝毫不能使人信服；但是，美国政府觉得保持观察员和防止发生严重的危难是符合盟国利益的，因此在1942年3月决定批准有限地恢复货运。英国始终并不反对输送有限数量的供应品，但是，要设法使这些供应品不致造成危害；尤其是他们发现石油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因此认为应当保持其严重短缺的现状，作为阻止其资助轴心国部队的惟一手段。不过，事实证明无法说服华盛顿认真对待这一问题，而且它也不准备把供应问题同法国1942年3月决定把所有英国居民从摩洛哥沿海地区迁到内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赖伐尔4月14日重新掌权，导致了进一步的（虽然是部分的）暂停货运并导致了举行进一步的英美会谈。7月份货运又重新开始了，英国反对再运石油，但无效果。7月29日，罗斯福总统指示，今后应该继续不停地对北非进行供应，英国方面觉得，鉴于总统的干预，最好还是让美国人去自由行事。在北非进行一场战争的可能性，随后几周就会证明这项进一步的供应计划作为一种安抚的姿态是有道理的，但在英国专家们看来，这项计划总好像忽略了对封锁方面的考虑，而且似乎早在发生北非登陆问题之前，就已经具体确定下来。经济作战委员会十分赞同英国的观点，而且在某些特殊问题上能够坚持它们的立场。(17)以下数字说明了输入地中海各港口的某些物资的范围（以公吨计算）。(18)这些数字是以经济作战部1942年年底所得的情报为根据的，大致相当于1941年进口的75%至80%。至于1942年那些数字，据信大致上是正确的。
①这些进口物资大部分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法属摩洛哥的港口，但是1942年的数字也包括那些来自西班牙、科西嘉和法属西非的进口物品。
②最大的项目是来自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200 484吨和来自法属北非各个不同港口的20 446吨铁矿砂。
这些数字表明1942年头8个月法国的进口量大概是高于1941年的数字，并有助于说明英美封锁当局——经济作战部和经济作战委员会对这一漏洞的关注。(19)
第四节 加紧封锁
早在1942年底，盟国就在瑞典和瑞士企图利用它们在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获得胜利后时运好转的机会。
瑞典同英国的经济关系是以1939年9月7日的战时贸易协定为基础的。这个协定在德国占领挪威后仍然有效，它规定了瑞典对德国出口的水平。一年后，英瑞“哥德堡协定”允许瑞典每个月可以有4艘船出入哥德堡港口，条件是这些船只必须携有航行证并听从英国海军部的航行指挥，并且绝对不得屈从德国的禁运品管制。在这样的安排下，输入瑞典的货物当然必须受英国配给定额的限制。出港的船只，应携有瑞典产地的证明书（以杜绝德国货的出口）。在伦敦，普遍认为瑞典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大体上是遵守了战时贸易协定的精神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看来肯定也对德国的要求作了一些让步。事实上似乎德国倒并不像英国所想象的那样坚持不让；那种到头来把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引向毁灭的得意忘形心情，使得最高统治集团根本没有时间顾及经济压力方面的细节。而且德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一如其在国内准备一样，也未能最充分和最无情地利用它的各种经济机会。不消说，这并不意味着瑞典有任何值得自满的理由；然而，总的讲来，他们并没有受到欺侮或过分的威胁，而且德国方面主持经济商谈的都是一些长期任职的官员，他们可以说是按照贸易谈判的正常标准行事的。
美国参战，使得瑞典与各交战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了。在1942年间，一种日益成为正常的谈判过程在继续进行着——瑞典试图取得更多的进口，而英国则不时埋怨瑞典增加对德国的出口。但是，一方面也存在着瑞典可能使两个同盟国鹬蚌相争借以从中坐收渔利的危险；另一方面，美国的非正统思想又有可能要求采取一些戏剧性的，也许是不明智的新方法。因此，1942年9月，当经济作战部发觉，美国已被说服允许瑞典除了配给定额以外，另从旅顺港进口14 000吨石油时，不禁大为不悦；而另一方面，瑞典从1942年春起就一直在抱怨难以获得从美国出口货物的许可证。产生后一种困难大部分是因为美国人决定向德国的经济战措施进行报复的缘故。1942年1月，德国不准瑞典将任何具有战争价值的货物向美洲国家出口；3月，修改了这一点，允许瑞典向阿根廷和智利出口纸浆。后来，又禁止瑞典船只进入美国港口，德国人还禁止瑞典的出口品输入除了阿根廷和智利以外的所有美洲国家，因为阿根廷和智利这两个拉丁美洲国家仍然保持中立，而且也没有禁止瑞典的进口。美国当局起初倾向于采取强硬路线，他们争辩说，必须“平等对待”瑞典的出口品，部分是因为不应该让阿根廷利用它的中立来占其他美洲国家的便宜，部分是因为联合国家不应该默许瑞典屈服于德国的压力。英国对此回答说，瑞典无疑同任何人一样非常憎恨德国的压制（而且在这点上也不需别人的推动），但是，他们要是公然反抗德国的话，他们的船只肯定会被击沉；如果盟国阻止其对阿根廷出口，结果不是瑞典向美洲的所有出口都将停止，那些船只只有空舱出海，就是哥德堡的交通将被中断。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对联合国家不利：第一种可能情况将意味着轴心国会得到更多的瑞典货物，而瑞典在经济上也将比以往更加依靠轴心国；第二种可能情况是，瑞典的经济将受到严重损害从而削弱了其抗御德国的力量。
起初，由于美国军事当局的毫不妥协的反对，所以这些争论没有引起美国在政策上作出任何修改；在华盛顿的其他部门，包括海军部和经济作战委员会，显然十分愿意同意保持与瑞典的贸易关系。1942年底，美国政府提议给瑞典一份照会，建议其向阿根廷和智利出口应只限于白报纸、纸浆和人造纤维纸浆，并提出即使是这些货物也必须只运给那些得到美国当局批准的收货人。美国当局特别希望瑞典停止钢铁的出口，因为巴西对他们享受不到阿根廷享有的便利表示不满。但是英国政府不愿意参与这一行动；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样做，因为它与瑞典订有战时贸易协定，并且他们也不准备使用封锁这种方法强迫一个中立国。不管阿根廷的中立使联合国家感到怎么烦恼，它似乎还不是一个适合进行经济战的问题。
1942年以所有三方面都彼此大为不悦而告终。美国政府内部的看法存在分歧，人们强烈要求断绝美洲的供应，以迫使瑞典也相应地断绝对德国的供应。瑞典坚称，自从1939年与英国签订战时贸易协定以来，情况已大大改变了；他们后来同意以对德国出口实行某种限制来换取从海外进口的某些便利，但是，由于德国占领了欧洲，对进出口的限制变得更为广泛了；瑞典对德国的出口，特别是铁砂必须继续保持下去，以使它能够获得像煤之类的必需品进口。英国人觉得，瑞典对石油限额所采取的行动，以及瑞典人在伦敦所发“无益”的牢骚，对英国在华盛顿为支持瑞典获取合理供应的要求所作的努力并没有起什么促进作用。瑞典人为什么不设法使美国人相信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呢？最后，三方面一致同意就签订一个把美国也拉进来的和适应新形势的新贸易协定举行谈判。与此同时，美国仍然对瑞典和阿根廷之间的贸易感到不安，虽然它这时准备采用谈判而不是强制的手段。在谈判开始前，有过一些初步的小争论。瑞典和美国在关于战时贸易谈判的范围上，有一度意见不能取得一致。英国政府只是勉强同意了讨论瑞典同阿根廷的贸易问题，他们希望能使瑞典当局早日释放“莱昂内尔”号和“迪克托”号两艘盟国船只，俾使这两艘船能利用良好的气候条件装载贵重的货物（滚珠轴承和机器）冲破德国的封锁。1943年1月，瑞典政府在盟国扬言要切断哥德堡的交通后勉强同意释放这两艘船；德国及时得到了警告，因此这两艘船未能启航。但是，德国人却自行把哥德堡的交通封闭了几个月。一直到1943年5月10日，才开始举行战时贸易谈判；而在经过一些危机和濒于出现僵局后，才于9月23日正式签订了一项协定。不过在6月19日就已达成了草约，并在6月30日到9月23日这段期间就按照一项“君子协定”执行这个草约。
由于战争趋势日益有利于盟国，这项新协定使盟国在外交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瑞典人应允：除了在一个有限范围内给芬兰信贷外，不再给敌方任何信贷；保持他们对敌方出口的一般价格水平；削减1943年对敌方输出的总值，至少要比1942年少1.3亿克朗，并在这项削减中，包括一定数量的为盟国所重视的商品。1944年还要作更大幅度的削减：铁矿砂的出口量一年只限750万吨，其比例是每从敌方进口一吨煤或焦炭，输出的铁矿砂不得超过2吨；1944年除了锌和硫化矿以及一定限量的硅铁以外，其他所有的矿石和铁合金一律禁止向敌方出口。在1944年，各种其他商品的出口数量将限制在1942年的75%。有40种指定的出口物资，其中包括工具钢、高速钢、不锈钢和滚珠轴承，也将明确规定限额。为了换取这些和其他一些让步，英国和美国政府同意瑞典可按基本定额进口，还同意每月来往于哥德堡港的船只可从5艘增加到6艘。关于瑞典和阿根廷的贸易还订有一项特别条款，规定在瑞典能够自由向拉丁美洲各国出口以前，瑞典应将它向阿根廷的出口限制在纸张、造纸用的木纸浆和人造纤维纸浆这些商品上，而且必须运交给经英国和美国认可的收货人。倘若阿根廷当局采取报复行动削减对瑞典的出口，盟国答应要尽最大的努力，在别处设法提供这些商品或重新考虑这一形势。另外还规定，在联合常务委员会中，美、英、瑞三国应占有同等的席位。
结果表明这项协定是对盟国立场的一种讨好的表现；瑞典人之所以作出让步，是预计盟国将会战胜德国，然而过了两年之久这一胜利并没有实现。因此，瑞典人有一段时间不像1943年夏季那样，对盟国的压力俯首帖耳，且在1944年上半年中，双方都有过直言不讳的情况。1943年，瑞典当局一再作出保证该年的铁矿砂出口量决不超出正常的贸易额，盟国将此数计算为990万吨，瑞典则认为是1 000万吨。但是，事实上，1943年的数字超过了10 241 737吨。1943年11月发现瑞典当局没有遵守这个诺言：停止颁发克纳本矿所需的机器或维修机器的出口许可证。瑞典在1943年10月1日曾答应不再让德国经过瑞典向芬兰（和挪威）输送人员和材料，结果却发现德国还是在继续通过波的尼亚湾向外出口，瑞典人认为这条路线的运输量不属于盟国所坚持的每年12万吨（非军用过境运输）的最高限额之内。但最主要的还是滚珠轴承问题。
瑞典政府及时地对盟国的一些这种指责作了答复，但从不接受盟国对于事实的一般解释。1944年1月11日签订的德瑞贸易协定规定，瑞典对德国的结算支付总数约为70万克朗，其中45万克朗将由各种不同商品的出口额来抵补；后一个数字比得上1943年的55万克朗。差额将由无形输出(20)和贷款偿付补足。铁矿砂出口量将限制为700万吨而不是1 000万吨；滚珠轴承的出口限值为2 100万克朗而不是4 500万克朗；伦敦方面获悉，其他项目都是根据伦敦协定办理的。据悉瑞典还拒绝了德国为其提供的大量军需物资。所有这些事实表明，瑞典人虽然准备承认盟国终将获胜，但是，他们还是在相当细心地调整它与交战国的关系，这使得盟国对于它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最妥产生了怀疑。1944年1月，盟国要瑞典政府作出保证，在1944年第一季度中，每月的铁矿砂出口，将不超过20万吨，第一季度的总数，不超过48万吨。正如势所难免的，瑞典拒绝了这个要求，虽然它答应今后将不过分加快交付铁矿砂。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后勤部门又重新对允许供应品运到欧洲中立国特别是运到瑞典的政策提出了它们早先的反对意见，而其主要反对目标是瑞典每年12万吨的石油分配定额。英国经济作战部强烈反对这些意见，理由是，根据三国的经济协定，这项石油定额是作为瑞典对盟国所作出的并且为盟国所不希望失掉的重大让步的主要报酬。国务院虽然也有这种看法，还是觉得不得不向瑞典政府就有关瑞典违约问题提出异议。英国也参与了施加压力，但有些怀疑这种做法是否明智。战争到了这一阶段，提出一些不能行之有效的要求似乎也不是得当的。4月份瑞典政府在回答3月17日盟国提出的一份联合的抗议照会时，坚决否认曾经违反过经济协定。看来肯定英国政府认为争论是无益的。而美国官方意见也有分歧。
然而，英美两国政府在滚珠轴承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整个战争期间，盟国都在寻找敌方经济上的致命弱点，虽然盟国的计划不得不以制造德国全面匮乏为基础，他们一直希望能创造或发现可以使整个德国工业体系陷于停顿(21)的特殊困难或明显短缺的情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盟国在战争初期就满怀希望地着眼于石油、铁合金和冬季服装材料上面。在1943—1944年的冬季，似乎滚珠轴承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于是计划开展一个运动，来把一切适当的压力手段协调起来。滚珠轴承是制造飞机不可少的东西，它确实能为进行这种打击提供一个机会，因为德国的供应来源有限，而这些来源全部可以在有利的情形下由盟国加以堵塞。瑞典是国外供应来源一个最重要的国家。滚珠轴承是瑞典人发明的，瑞典轴承公司是主要的生产者，此外还有它的一些联合商行。在德国，轴承生产都集中在少数几个中心，其中施魏因富特是最重要的中心，它占德国生产总量的75%。因此在1943年的后几个月里，盟国协力搞了一个运动，谋求利用先买权切断瑞典对德国的供应，并集中轰炸来使德国的工业停顿。这一企图失败了，这倒不是因为基本的概念错了——德国在这方面是危险地依靠着集中的生产——而是因为盟国无法进行一场十分强大的、足以全面获胜的空袭。1943年对施魏因富特、埃尔克纳、坎斯培特和斯太尔的轰炸是极其厉害的；阿尔贝特·施佩尔后来说，如果盟国随后能迅速持续不断地轰炸下去，德国的这项工业可能会被摧毁。1943年春季，轴承每月平均产量9 756 694个；1943年3月，降至6 811 900个。然而，德国采取了猛烈的反措施，就在这个时刻挽回了局势。盟国在这些空袭中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最终在1943年10月14日对施魏因富特的那次空袭中达到了顶点，证明盟国的空中力量无法继续保持同样程度的压力了。到了1944年春，德国疏散了一些工厂，又修复了一些工厂，从而使这项工业免于全部毁灭。在瑞典，先买权并未能阻止各种类型的轴承的继续出口，这些轴承被认为对德国是特别重要的。必须附带说一下，德国人使用滚珠轴承一直是大手大脚的，并且发现他们能够大大缩减使用轴承而并不严重影响效率。因此到1944年春，当开始对瑞典施加重大压力时，可能就已在这方面失去了给德国以真正的致命打击的机会了。4月初，驻斯德哥尔摩的美国公使，在他的英国同僚的支持下，要求停止向轴心国出口滚珠轴承；这项要求遭到了瑞典政府的拒绝，于是这个问题就交给瑞典轴承公司同为此而委派的英美专家去谈判。从5月13日到6月8日，在谈判正在进行的同时，轴承的出口暂时停止，英国和美国终于能够以威胁加上财政上的诱惑同瑞典缔结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从6月8日到10月12日瑞典每月运交德国的货物要从价值200万克朗减至47万克朗；每月给卫星国和被占领国的货物从40万克朗减至29.8万克朗。
到了1944年秋，战争的形势很明显地日益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因此，瑞典政府觉得应该逐渐减少他们对德国的出口，虽然他们在这样做时十分慎重，使得伦敦和华盛顿有点不耐烦起来。最后，德国和瑞典之间的所有贸易到1945年1月终于停止了。
瑞士的境况也同瑞典相仿：由于法国沦陷，它与盟国的一切直接联系就都被切断了。出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原因，它觉得不得不同轴心国的经济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从法国沦陷到1942年年底这一整个黑暗时期，伦敦一直认为，权衡得失，同瑞士保持经济联系是有利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条件的援助政策表明收获有限，但也从未完全放弃希望。因为在经济战领域以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有利因素：譬如瑞士可以很方便地作为一个战俘的交换所，各种德国情报的来源地，以及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运抵盟国的小量贵重物资的供应者。因此，切断同瑞士的经济联系，并把它列入对轴心国的封锁范围内的建议，虽然经常在考虑中，但总是搁置起来了。至于瑞士方面，它坚持要求通过封锁线运送物资，争辩说否则就将使他们完全丧失同德国人与奥地利人讨价还价的力量。
1941年7月，在瑞士和德国签订了新贸易协定后，英国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借以有效地阻止瑞士工业为轴心国生产服务，而又不至于使瑞士人民迁怒于盟国，或削弱瑞士军队的抗战意志，或促使瑞士当局与盟国断绝外交关系。1941年，德国曾同意预支4亿法郎给瑞士的制造商，1942年又预支了4亿法郎，以使他们能继续为德国生产那些德国在结算时财力感到缺乏的货品。因此，英国决定，在继续供应现行的粮食和饲料定量的同时，通过封锁对凡能有助于敌人作战力量的一切工业原料和其他物资全面禁止进口。(22)这个决定引起了瑞士方面很大的骚动，瑞士公众和报界似乎认为他们的国家仍然能按同等条件同双方交战国进行贸易；因此，英国的封锁措施受到了批评，虽然某些政界人士似乎也知道，他们的政府是在自找麻烦。在伯尔尼，瑞士政府力争至少要对部分工业原料解除禁运，并提出派遣一个代表团去伦敦商谈；伦敦方面说，英国政府可以开始举行谈判，不过条件是瑞士方面要从轴心国那里获得更多的便利以出口有利于盟国事业的物资。谈判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达几个月之久；1942年1月，由于瑞士允许德国居民搜集和寄发衣服、靴子、雪橇等到东线去的行径，暂时停发了棉、毛纺织品的航行证。后来，在3月份，一个以汉斯·苏尔泽博士为首包括凯勒教授（他以前参加过1940年至1941年的谈判）在内的瑞士贸易代表团到达伦敦，坐下来进行了一场漫长而无结果的谈判，一直持续到年底。
从一个角度看来，这种毫无进展的情况正是盟国在1942年处境的真实反映。瑞士政府并不觉得有必要改变他们的政策而明显地偏袒盟国。但是，不久就很清楚原来瑞士政府之所以决定采取这种政策方针，不只是考虑到他们在中立法律上的种种细节，或者甚至是出自对德国报复的正常的恐惧。虽然这些考虑确实是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瑞士的制造商的很大的政治影响问题，因为这些制造商正在同战时德国进行十分有利可图的贸易。因此，讨价还价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斗智的方式，在这些斗智中盟国不得不解除封锁，而没有在损害德国上取得任何补偿。至于盟国方面，到1942年春天，他们在许多重点物资方面已经不再像1941年那样依赖瑞士人；而英美两国的供应当局也不情愿输送任何稀有原料去瑞士了。1942年年底的形势是瑞士与盟国准备同意进行一项“补偿交易”，在瑞士与联合王国和美国之间将以价值为250万瑞士法郎的货物相互交换，并在1942年12月14日签订了一项根据这些原则的协定，但是，它一方面必须得到德国的同意，另一方面瑞士必须接受盟国一项重大的要求，即逐步削减向德国输出武器与机械。这两个条件无论哪一个都不可能实现。虽然德国人同意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允许瑞士对联合国家作有限的出口，但提出要以缔结一项新的瑞士—德国协定作为同意进行补偿交易的条件。瑞士显然确曾竭力争取德国人同意削减输往德国的货物；在瑞士达不到这个目的时，谈判就在1943年1月中旬破裂了，于是瑞士停止了在1941年7月给予德国人的信贷便利。在此期间瑞德贸易继续在一种零星解决的基础上进行下去，结果瑞士放慢了向德国的出口，这是英美两国政府觉得颇为满意的一种形势。接着，在1943年3月，瑞士又同德国重新开始谈判了；瑞士方面同意允许德国人根据旧协定使用结算贷款的余额，但作为交换条件必须保证根据协定补足尚未完成的交煤尾数，他们还提议允许按照新交的煤的比例给予进一步的结算贷款。自从1月中旬以来，盟国所认为满意的瑞士对德国出口的趋势，如今开始出现逆转；这使他们大失所望，接着便采取了惩罚性措施，临时禁止发放给瑞士一切货物的航行证和出口许可证，粮食也包括在内。
这些压力或许起到了一些作用，虽然，瑞士和德国在1943年6月所签订的临时协定，将其中盟国感兴趣的若干关税项目数字削减到1942年的20%，但显然并没有排除瑞士根据煤的交付情况进一步给予德国信贷便利的可能。无论如何，盟国要求瑞士进一步削减其不利于盟国的出口货品，当瑞士政府表示接受其中某些要求时，盟国同意从8月中旬起开放粮食的一半定额。盟国还同意在伦敦接待一个瑞士代表团，讨论进一步限制瑞士与德国的贸易和其他一些事项。后来，他们经受了另一次震惊，因为发现1943年5、6、7三个月间瑞士的出口数字中，在不利于盟国的出口货方面显示出非常大的增长。(23)盟国决定暂不撤销最近的让步；但是把即将到来的伦敦会谈的议程提交给瑞士方面时，提出了要瑞士作出比它们迄今所打算提出的更为苛刻得多的让步。
盟国最有效的武器是黑名单。在瑞士，就同在瑞典一样，黑名单在战争发展到这个阶段，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使人害怕被排斥于战后市场之外，而且由于盟国的最后胜利已越来越指日可待，中立国一些商行对可能被列入黑名单的反应，成了他们估计战争变化前途的一种可靠标志。于是产生了一种要对德国所施压力采取更大胆的方针的相应倾向，部分是因为害怕报复的心理已有所减轻，部分是想避免吃被打败了的主顾的倒账。在1943年头几个月里，已有几家瑞士商行作了一些试探性的查询，问到被列入名单的商行在战后是否会遭到歧视。6月，一批瑞士商行同意将他们向德国输出的导火线限制在以前供应量的25%，以换取从法定名单上除名，及准予出口新式电动缝纫机的便利。1943年上半年期间，英国当局考虑到补偿协定，并希望瑞士政府能自己限制手表和冶金工业产品对德出口，因之没有把瑞士的手表和冶金工业的商行列进法定名单。等到这种希望破灭后，便又对这些商行重新施加压力，而那份伦敦会谈的议程倒有点像一份最后通牒了。提供讨论的建议包括停止向轴心国贷款，进一步削减武器和机械的出口，敌方使用瑞士铁路，瑞士银行的业务活动问题，以及在不直接由英美控制的地区内如何协调瑞士的采购和联合国家的采购等问题。
盟国在要求苏尔泽兄弟公司这一重要商行作出保证将它的绝大部分出口限制在战前的水平时，表明了盟国确实是当真的。这一要求和伴随而来的列入黑名单的威胁颇具有一种戏剧性的特色，因为这个商行的首脑汉斯·苏尔泽博士曾经在1942年率领过一个代表团去伦敦，而且他是政界中一个受人尊敬的颇有势力的人物；再说，这家商行也是瑞士柴油机和其他重型机械的制造厂家。(24)撇开这家或其他商行可能起到的任何个人影响不谈，形势对于瑞士政府说来，是日益困难了：由于英国和美国的压力诱使瑞士的企业接二连三地各自作出了限制同德国进行贸易的保证，瑞士政府面临着他们的经济将会陷于混乱，同德国进行顺利的经济交易的可能性将会遭到破坏这样一个前景。这一高潮在11月初到来了。10月间，瑞士力促盟国放弃其寻找个人保证的做法，但属徒劳；而盟国也同样徒劳地继续在谋取苏尔泽兄弟公司的保证。瑞士提出的反建议被认为没有多大价值。因此，1943年10月30日，苏尔泽的名字被列入英国法定名单和美国公布的名单上；11月4日，瑞士联邦议会发布了一项法令，禁止瑞士商行就他们的出口业务对任何其他外国政府作出保证。但是，盟国显然已处于主动地位。凡禁止粮食进口而没有获得的东西现在都已迅速得到许可了。凯勒教授被派往伦敦，并在1943年12月19日的互换信件中很快商定了令人满意的条款。
盟国以恢复粮食和饲料限额并修改黑名单的政策作为交换条件，取得了瑞士同意大大削减其输往欧洲敌占区的武器和机械。由于自1942年以来价格上升，这样削减的结果使瑞士在1944年上半年中的出口比1942年少了近一半。这是把武器、弹药、轴承、工作母机、导火线和无线电设备这些重要物资的出口都算在内的。此外对加工与维修的交易也实行了限制。
同瑞士进行的战时谈判，还要经历另一个阶段。12月的协议曾规定就1944年7月1日以后限制瑞士出口的范围进行讨论，其限制范围不得小于新协议所规定的。现在时机已日趋成熟，可以像对瑞典那样要求瑞士也同德国断绝一切联系了。瑞士代表团于1944年2月到达伦敦，在一段时间内讨论只限于解决12月协议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5月份，英美两国政府要求全面禁止轴承、武器、弹药以及导火线的出口，并要求大幅度减少其他项目的出口。由于盟国攻进法国，以及法国交通线的混乱状况，使谈判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是，在把谈判一度移到伯尔尼举行之后，就在7月将瑞士的建议送往伦敦。盟国在瑞士的边界没有打通以前，不愿意向其运送工业原料，瑞士则不愿意中断这段运输线路（从德国经过瑞士），而这条运输线，对于盟国在那漫长而使人疲惫的意大利战役中，却似乎是非常重要的。8月14日，双方交换了一些多少没有结论的信件，约定延长1943年12月19日协议的期限，进一步削减运往敌方的瑞士出口；但是，盟国仍旧不准备重新开放工业原料的限额，并预先通知瑞士说，希望它能作出进一步的让步。盟国不久又重新施加压力了。1944年10月1日，瑞士完全禁止了武器、弹药、飞机零件、轴承、导火线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出口，但没有禁止盟国所提出的那张长长的单子上规定的运输车辆。10月底，瑞士又禁止了使用辛普龙隧道作转运路线，但不禁止使用戈特哈德路线。但是，现在形势正在迅速变得对盟国有利，而且由于切断了德国至瑞士的干线，瑞士不得不考虑惟一的一个急迫问题，即它同胜利在握的盟国的将来关系。1945年1月，盟国方面接受了派一个代表团去伯尔尼的邀请，4月，盟国的所有要求都在伯尔尼达成的一项协议中得到了满足；负责谈判的是经济作战部的丁格尔·富特和罗斯福总统助理劳克林·柯里。这项协议禁止把煤、铁、废铁和钢从德国运往意大利；把其他的运输量削减到微不足道的数额；把瑞士对德国的总出口量，削减到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数字；并规定切断输往德国的电力。其他一些条款都是有关将来的。战利品的问题在一项条款中得到了解决，这项条款规定瑞士政府将阻止利用瑞士的领土来处理、隐藏和接收那些在战争期间可能是非法或用强制手段取得的资产。(25)瑞士已经颁布的一项冻结德国资金的法令继续有效。瑞士还答应，除了外交开支所需的数量，包括作为保护国所必不可少的开支以外，不再购买德国的黄金。作为交换条件，瑞士被通知，除了那些短缺货物以外，不再以任何封锁的理由来限制他们的进口。
土耳其和葡萄牙是英国两个非交战国的盟友，他们在政治上的同情以及与盟军的接触，本可以鼓励他们采取比瑞士和瑞典更大胆的立场来抗衡轴心国的压力。但是，上述两国，情况却完全相反：在德国人眼里，这两个政府似乎很想用一种妥协的经济政策来弥补他们的政治从属关系，其次，由于两个国家都拥有一种为人所急需的矿藏——葡萄牙的锰矿、土耳其的铬矿，为了这个目的，外来的压力是不会少的。在战争中期，这两个国家都采取了在两方交战国之间平均分配战略物资的做法，从而能以他们不偏不倚与现实主义的态度为理由，为他们的行动作辩护。由于德国对供应问题比考虑经济战更感兴趣得多，它对这一情况要比各大盟国更感到满意。
土耳其在1940年1月8日的经济协定(26)中，同意在1942年1月8日前，给英国和法国以采购土耳其铬的权利，并且可以再延期一年。但是，英国的谈判代表拒绝接受较长时间的束缚，后来情况证明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这时，土耳其政府认为它们的军备力量不足以参战（英国也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还认为盟国应补偿他们在同德国断绝正常贸易后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这是英国政府不得不表示一定程度的异议的）。法国沦陷后，英国政府继续努力使土耳其摆脱对德国经济的依赖，而且到了1941年春，成功地取代了德国，成为土耳其最好的主顾和供应者。但是英国仍未能在军备方面满足土耳其的需要，后来德国进入了巴尔干各国，使土耳其不得不在秋天对德国作了很大的让步。因此，克洛迪乌斯博士得以在1941年10月9日同土耳其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两国保证在今后的18个月中，各自互相供应价值1亿里拉的各种商品，此外，土耳其还答应在1943年和1944年，每年供应德国9万吨铬，以抵偿德国以前运交的1 800万里拉货值的战争物资。从这时起，美国就联合英国政府一起加入了这场讨价还价，并且倾向于采用强有力的方式。1941年9月，当时还弄不清楚德国是否会在1942年得到铬的供应，作为战争物资的主要供应者的美国政府就威胁说要停止给土耳其战争物资，如果它不继续供应铬的话。这原可能驱使土耳其投靠德国的，英国政府对他们得到了土耳其的同意将协定延长到1943年1月8日很感高兴，经济作战部把这一采购1942年剩余物资的机会看做是迄今为止所达成的最重要的优先购买的交易。菲律宾沦陷后，美国的铬供应问题变得严重了，据估计，1942年它将需要40万吨。1942年2月，美国政府同意包购土耳其1942年全年生产的铬，估计有233 000吨，并帮助提供必要的航运工具。除了盟国的供应需要以外，最为重要的一事就是不让土耳其在1943年1月8日还保存一点点它在1941年或1942年生产的铬，因为看来土耳其只用1943年的产量未必就能满足德国的需要。但是，运输问题仍是盟国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要完成把所有存货都运走这项工作，土耳其的铁路和港口设施是不够用的。尽管如此，这一年里，实际上还是运走了12万多吨的货物，其中优先装运的是高级矿砂。
盟国也多次考虑过削减对德国供应其他物品的问题，在1942年间，以先买权买得这些商品的结果似乎是相当令人满意的。根据这个时期英国的采购和土耳其出口德国的吨位的净减少情况来判断，证明这种看法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尽管如此，形势对盟国的真正成功并不有利。1941年，经济作战部决定用它有限的采购力量来购买羊毛、橄榄油、壳斗、山羊毛和硼砂5种货物；1941—1942年冬季开展的筹措寒衣运动需要采购羊毛和山羊毛，幸亏土耳其政府在这个阶段禁止羊毛出口，山羊毛就一度成了优先购买的最重要的货品。不过要真正推翻克洛迪乌斯的协定证明是不可能的。土耳其政府不准备发给英国买主太多的出口许可证，以致影响对德的交货。当时固然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而无须申请出口，但是认为这种做法会损害同土耳其当局的关系，是不明智的。英国政府还可以限制向轴心国出口供土耳其用做出口包装材料的黄麻和白铁皮；他们在这方面是处于强有力的地位的，因为黄麻是从英镑地区进口的。整个1941年，禁止向土耳其出口黄麻，并且扬言要把土耳其的商行列入黑名单。因此，土耳其当局在1942年12月同意，土耳其的出口商必须从他们的外国主顾取得包装材料；在这件事上，经济作战部是有力量对土耳其当局施加一些压力的。但在铜的问题上，情况正相反，出现了一种很不合理的局面：根据英土军备协定，英国政府提供了一笔军事贷款，并答应为土耳其的军工厂和防务计划供应包括制铜和电解铜在内的主要设备；而同时，土耳其却在大量生产粗铜，而大都是运往德国以换取制成品的。经济作战部自然极其主张应该说服土耳其要么把等量的粗铜交还英国，要么禁止向德国出口。但是外交部不同意在英国销售业务中附带任何这样的条件，理由是在军事贷款的条款中，并未要求土耳其用实物来偿还它的进口物资，况且任何这种规定都将与不能拒绝给土耳其任何可以加强它的对德防务计划的东西这一既定政策相抵触。因此，土耳其继续从英国进口铜产品，而同时又把铜向它的敌人出口。
正是这种封锁政策从属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的不合理情况，才使得削减土耳其向轴心国出口的这一妥协措施一直推迟到1944年。1942年底后盟国形势的好转，导致了盟国以日益强硬的态度要求土耳其更加积极地与盟国合作。但是一般认为，最明智的方法是通过说服而不是采用压力。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丘吉尔同土耳其总统于1943年1月30—31日在阿达纳举行了会谈，(27)讨论的范围涉及到整个军事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在英国的计划中再次强调了向土耳其提供援助可以帮助他们加强防务安全的重要性。据信他们得到了土耳其友好的表示，因此，通过坦率的商谈将有可能取得结果。可是情况证明并非如此。从盟国的观点来看，有关铬的供应这件事仍然是令人不满的。土耳其政府在1942年12月同意盟国以高价采购1943年1月8日前生产的全部的铬，1943年又同意英国采购现有合约以外的全部的铬。他们不同意如果克洛迪乌斯协定的条件在1943年3月31日以前得不到履行时，德国对铬的要求就应失效。因为在1943年3月31日以前，德国只提供了答应提供的价值1 800万里拉军事物资的一部分，因此，德国得到的也只是相应的一部分铬；根据协定，土耳其政府本来可以拒绝进一步供应，但是，1943年4月18日却又签订了另一个土德协议，将克洛迪乌斯协定延长到1943年12月31日。盟国获悉这个协定的详细情况后，他们发现，德国所需要的具体数量的土耳其货物都为他们保留下来，并将肯定被用来换取土耳其所需要的物资。根据经济作战部在1944年春季收集的数字，德国在1943年实际得到的数量（公吨）如下：
到了1943年夏，经济作战部已经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进一步以先买权进行购买是徒劳的，它只有在土耳其政府允许盟国购买其可以出口的剩余，而且其比例要大到足以影响德国的计划时才有价值。惟一可以选择的方法是进行非官方的购买，但是，英国方面又认为这将危及土耳其对盟国的友好。最初有人建议再次向土耳其政府提出新的呼吁，要他们表明他们的诚意，缩短战争的愿望，以及对供给军事物资的感激。但是，美国政府并不完全同意英国这种悲观的看法，因而在1943年7月决定不放弃先买权，而准备开展一场新的运动。因此，在8月底，授权驻安卡拉的英国大使动用225万英镑，美国也提供了同样数目的款项；由英、美各组织通过英美采购委员会共同进行采购。在整个那年冬季中，这种代价高昂的尝试一直继续下去，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效。
盟国最后在1944年2月采取了坚决的行动。1944年2月6日，突然从安卡拉召回了英国军事代表团，并中止了武器的出口。盟国一致同意今后对土耳其的供应必须要便于行使先买权；例如，向土耳其提出了警告，除非土耳其同意送回所欠的全部粗铜，否则联合王国将不再输出电解铜和铜制品。当时没有立即得到回音。但是，到了2月，土耳其同意偿还其所属全部欠联合王国商业公司的大量债务；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债务长期拖欠已严重妨碍了英国的采购。4月，土耳其政府接到通知，继续向德国供应重要的战争物资将迫使盟国对土耳其实行封锁；4月20日土耳其政府宣布完全停止向德国装运铬。5月24日，丘吉尔在下院严厉批评了土耳其的行为；(28)6月，当土耳其违反蒙特勒公约，允许德国船只经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时，盟国又提出了抗议。接着，土耳其外长在6月15日辞职。(29)同一天双方宣布已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土耳其将把对德国的出口削减至1943年总额的50%，并将作进一步的削减，以换取盟国等量物资的供应。从这以后，土耳其清楚地表明它愿意除了参战以外，对盟国提供一切援助。它终于在1944年8月2日同轴心国断绝了一切关系。(30)
这样尽管盟国采购上耗费了大量的金钱，但从全盘看来，盟国经济战的种种措施在土耳其是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政治上的考虑压倒了一切，以致他们不能运用有效的压力手段。虽然德国在某些方面未能得到它根据合约所订购的一切东西，但是，这更多地还是由于土耳其政府的政策，而不是由于盟国的压力或反采购措施而使市场脱销的缘故，因为土耳其政府是决心要从德国得到它的交换品的。在破坏土耳其与德国的贸易协定这一点上，盟国无疑是失败了；而那种总的说来德国的境况也并不见得好些，因为德国也必须要交换供应品的论点，当然不能使盟国封锁当局信服。
轴心国和盟国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大抵相等的条件展开了经济战的，但却存在着这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情况，盟国从轴心国的非交战国盟友西班牙得到的东西比从英国的非交战国朋友葡萄牙得到的东西要多。在葡萄牙就像在土耳其一样，政治上的考虑（特别是1943年签订的亚速尔协定）(31)限制了施加经济压力的可能性，但是，这还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差别的原因所在。葡萄牙供应的钨锰矿对轴心国极为重要，而且这是很有利可图的，也是葡萄牙无论怎样都不能拒绝供应而不引起对德国干涉的严重担心；另一方面，西班牙对轴心国提不出这样显著有利的条件，它很想避免战争，而且到了1941年年底（即使不是在这以前），佛朗哥将军似乎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经济上依赖盟国比依赖轴心国会更容易保持它的非交战国的地位。盟国确实除了期望或要求其真正保守中立以外，别无他求，但是，他们能够提供物资，并希望在战机变得有利于他们时，政治上的中立将不妨碍他们在经济领域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因此，西班牙可以同双方进行交易，并在一定限度内也可以抗拒压力。但是，由于以外长塞拉诺·苏内为代表的长枪党分子不愿做任何可以促进西班牙摆脱轴心国影响的事情，因而形势变得复杂了。在美国，那里的政治情绪大部分是对佛朗哥政权抱有强烈的恶感的，虽然给西班牙运送物资和给法属摩洛哥运送物资情况类似，且至少同样有理，但是英国政府要说服美国使其相信如果试图用停止供应的办法来压制西班牙，就会自食其果，却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分歧是容易消除的，如果说每个民主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法西斯保护人，也都有它自己的反法西斯的人，如果说英国不愿为维希政权及其殖民地提供物资，正如同美国不愿意在西班牙冒险一样。但是看来英国对这两方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且是取决于条件是否有利的。维希政权和马德里政府对德国的立场表明，前者不能，而后者却可以借经济援助来帮助它获得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自主。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这两方的态度却都有分歧。经济作战委员会（后来的对外经济管理署）一直怀疑运往西班牙或摩洛哥的供应品都可能落到轴心国手中；国务院的一些部门无疑比较乐意在摩洛哥冒险，而对西班牙，则好几次回到使用高压手段。而英国方面鉴于西班牙的心理状态和盟国处于比较软弱的讨价还价地位，认为这种高压手段是拙劣的策略。
在美国参战前夕，形势是这样的：紧接着佛朗哥在1941年7月17日和18日发表的讲话及塞拉诺·苏内与韦德尔（当时的美国驻马德里大使）之间的争吵之后，(32)有一段时间西美关系异常紧张，结果美国放慢了向西班牙装运石油的速度；(33)伴随而来的是西班牙工业贸易部向美方建议愿意增加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秋季，由于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字（错误地）表明最近有大量航空汽油和润滑油运往西班牙，因而引起国内激进的新闻界掀起一场反对美国向西班牙供应石油的运动。(34)1941年11月29日，经过国务院内的多次辩论和在口头上的妥协，提出了美国的条件。美国将供应基本数量的石油，美国能够匀得出来西班牙所缺乏的货物和西班牙能在美国市场上自由买到的其他美国产品。作为交换条件，石油的分配和用途必须受美国代理人的监督；石油和对轴心国具有价值的其他进口货物不得出口，西班牙必须准备帮助美国取得钨砂、软木、水银、锌、铝、萤石和其他西班牙产品。如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当时美国的强硬态度在一定限度内是不起作用的；但是英国当局下述的看法似乎也是对的，即认为西班牙人的脾气、政府内部各种力量的不平衡以及佛朗哥尚拥有很大的讨价还价能力，使得单纯运用高压手段未必能很好地贯彻盟国的计划。这些讨价还价的武器是什么呢？一种是英镑。在1941年夏季，由于英国的采购，西班牙早已积累了大量英镑结余，可以提出满足它的进口需要的要求了。另一种武器是钨。直到那时为止，西班牙的钨产量很小，但是由于割断了横贯西伯利亚的路线，伊比利亚半岛就成为德国可以取得供应的主要来源；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它将迅速增加它在西班牙的采购。1941年年底，几乎那里的全部产量，可能有800吨早已在德国手中。西班牙还拥有另一种讨价还价的武器，那就是它在同轴心国保持密切政治联系的同时，愿意把自己纳入盟国的经济轨道。在英国人看来，西班牙的行径实在令人气愤，足以证明国务院的强硬方针是正确的。然而，西班牙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力量，采用高压政策也并不适宜。到了1941年年底，由于德国不能向西班牙供应货物，一时积累了很多无用的德国马克，西班牙就拒绝发给某些出口德国的物资的许可证；因此，他们准备迎合英国的计划，进入市场，按当时与德国类似的条件来采购各类货物。但是要使这个计划获得成功，必须不断由英美来源提供供应。
从1941年11月到1942年2月，西班牙和盟国一直在讨论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经济协作的问题。美国在此期间继续停止供应石油，部分地是由于错误地认为，只有施加这种压力的结果才能使西班牙就范。英国希望从西班牙进口价值300万英镑的西班牙产品，包括钾碱、锌、铝、毛纺织品、汞和钨。西班牙则要2 000吨橡胶和600吨锡，加上其他一些产品——主要是美国的小麦和石油，同时继续拒绝发给英国所要求的货物出口许可证。2月初，美国政府终于同意放行3艘油船，并加入英国对西班牙的联合采购计划。从这一点开始双方才能够制定出详细的供应和采购计划来。虽然国务院勉强地承认有此需要，相信“为了对付绥靖主义的论点，必须从这两个国家争取尽可能多的东西”。部分由于西班牙采取了一种乱七八糟而缺乏诚意的方针，给美国的批评家们以可乘之机，因此，在1942年5月到9月间的石油谈判中又出现了一个时期半僵持的局面。西班牙各省在4月的第3周正式奉到通知：将自5月1日起对石油实行极端严格的限制；同时，西班牙政府也准备搞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美宣传运动。4月28日，正好放行一艘油船，及时制止了这次危机。此后一段时间，情况就比较顺利了，虽然在1942年7月又发生了一次危机，当时，国务院未经与英国政府商量就参照他们自己在马德里的石油代表所提出的637 000吨的数字，决定把西班牙进口削减到一年40万吨。但是，在英国大使的强烈抗议下，美国同意西班牙可以进口到其油船吨位的最高定量，即每年约49万吨。所有这些困难都妨碍了盟国的采购和出口。
像上面已提到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人们认为国务院应该注意避免采取任何将会驱使西班牙投入轴心国怀抱的行动。1942年11月，在北非战斗开始时，丘吉尔和罗斯福向佛朗哥将军提出了友好的保证；1943年1月，总参谋长曾指示，那些凡是为维持合理的战时经济所必需的物资，应该在采取一切适当的安全措施的条件下，供应给西班牙，但这并没有带来任何迹象表明国务院的态度有所软化。
在葡萄牙，为钨的斗争当时正达到顶点，盟国不久就发现，在这场钨的争夺战中，他们必须把伊比利亚半岛看做一个整体。如前所述，在葡萄牙，钨的价格到1941年年底已经上涨到6 000英镑一吨的惊人数字。葡萄牙政府终于恐慌起来了，于是，在1942年2月建立了一种由政府专利的制度，规定所有产品包括出口税在内，都应以每吨1 500英镑的价格出售给政府的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35)接下来便同盟国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但是葡萄牙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受到了如下事实的限制，那就是萨拉查在1942年1月24日已同德国人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保证他们可以得到2 800吨钨的出口许可证。这个协定无疑有利于德国，因为德国所控制的矿比英国少，而且大部分要靠从独立的小生产国家那里采购。到了6月，葡萄牙政府设立了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以收购这项矿产，并随即制定了有关交售与该委员会的钨在各交战国之间进行分配的计划。1942年8月24日，英国被迫同意了葡方规定的这些条件，虽然他们相信这对他们是严重的歧视。盟国要钨，有谋取供应和优先购买这两方面的原因；由于来自中国的供应切断，以及美国和英国（在某些项目上）军备生产的大幅度增长，盟国的储备减少了。8月24日协定的主要条款是：应为英、美签发数达4 000吨钨的出口许可证；“自由买卖”的钨则应按75%的比例分配给德国，25%分配给盟国；英国、美国和德国所控制的矿，其生产的钨应按每吨800英镑的价格卖给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而再以每吨1 200英镑的价格买回，至于“自由买卖”的钨，其买进和卖出价格都是每吨1 200英镑（120埃斯库多）。据说理由是“自由买卖”的钨生产成本较高。协定还承认英国拥有7处矿的开采特许权，美国拥有一处，并承认在1941年有945吨产量记录的5家德国公司。上述双方都必须每吨付出300英镑的出口税。配给德国75%比例的钨是一种表示中立的姿态，据辩解说，鉴于盟国控制的矿比德国的多，这样分配是公平的（这是一种和北欧中立国所奉行的“正常战前供应”原则很不相同的中立原则）。1943年期间，盟国更有理由对这种状况感到不满。据悉1943年5月8日，萨拉查又一次向德国人承担义务，答应再向德国提供2 100吨，而没有通知盟国，当时他正在同盟国就签订供货协定一事进行谈判。美国政府立即开始谈论要采取报复措施，但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这个计划被认为是不相宜的。萨拉查抱怨盟国耽误了货物的交运；然而，看来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是有点感到为难的。他于是答应给盟国分配了50%的“自由买卖”的钨。1943年年中，全部钨的产量下降了，而由于官方所订的价格低，运交到贮存库的数量也比预期的少了。但有充分的材料证明，收购来的产品都在用以保证德国人获得其全部配额，以致盟国所得到的甚至比原来所许诺的份额还少。盟国还确信，他们所得到的都是低级的货色，而且当德国人对某些矿山提出所有权的要求都得到了承认，盟国提出的类似的要求却遭到了拒绝。
在西班牙，钨的问题却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那是由于西班牙政府允许各交战国自由采购。1941年底，英国断定先买权是一件紧急的事；德国人也很快表示，他们准备不惜一切地进行角逐作为回答。从1942年1月起，联合王国商业公司奉命买下一切可以到手的钨，因而价格迅速上涨，结果生产也突飞猛进；然而，整个看来，价格的上涨并没有使盟国感到不快，因为它逐步地把德国人挤出了市场。价格从1941年2月的每吨675英镑上涨到1942年3月的每吨4 063英镑。于是，西班牙政府把钨的价格定为每公斤180比塞塔（即每吨4 500英镑），包括产品税100比塞塔，后来减少到50比塞塔。在1942年的前几个月间，联合王国商业公司实际上没有遇到很强的竞争；轴心国和瑞士在第一季度平均每月购买15吨，在第二季度每月购买29吨；到8月份，联合王国商业公司所购买的已占西班牙整个销售量的75%。但是，这时，一度被排斥于市场外的德国人又卷土重来，在9月份购买了95吨，10月份买了115吨。到1942年底，他们一年买进了1 500吨。双方为了使所采购的钨运出西班牙，都需要弄到出口许可证，而西班牙政府通过商务部，越来越强调坚持要以必要的进口作为发给出口许可证的条件。由于整个夏季一直存在着阻碍盟国提供石油和橡胶的种种困难，因此导致了西班牙相应地停发钨的出口许可证。西班牙的工业和商务部长卡塞列尔直率地对英国官员说，如果佛朗哥将军能得到足够的橡胶和石油来维持西班牙的经济生活，西班牙将永远不会让德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家；但是，美国以及罗马和柏林都应该懂得，西班牙决不会因受恫吓而将它的货物割让予人，而不考虑它本国的需要。此后不久，他给盟国现有采购的钨颁发了出口许可证，以换取英国同意提供500吨橡胶。德国人发现不容易搞到供应品，只得借助于走私，从西班牙搞到一些，还利用种种方法，包括用黄金以及伪造或掳获来的外国纸币，继续采购。
由于葡萄牙的限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这场钨的争夺战中联系在一起了；在西班牙钨可以售得较高的价格，这就鼓励了葡萄牙人从事越境走私，盟国有一切理由欢迎这种事态发展，因为葡萄牙的限制使他们比德国人更为恼火，而且他们在西班牙拥有的资金一般也比德国人多。与此同时，到1942年底，西班牙钨的生产惊人地增长到每月近200吨。经济战尔虞我诈的情况从来没有比这场暗中活动的斗争表现得再淋漓尽致了。在这场斗争期间，伊比利亚半岛上爱好和平的独裁者，除了利润以外，对其他一切他都熟视无睹。两个交战集团既彼此各显神通以相竞争，又相互模仿。在葡萄牙进行秘密采购，可以从金属委员会手中夺去一定数量的“自由买卖”的钨；双方都可以从对方的矿区盗窃到矿砂；贿赂能够使敌方控制的矿山生产放慢下来或者完全停产。这样得来的钨可以走私到西班牙，或者作为另一种矿产出口，也可能卖给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再转卖给有关方面。施加暴力，收买官员和敌方的代理人，进行破坏与欺诈，当然还有暧昧的魔法和大肆夸张新闻报道都成为这一出闹剧的丰富多彩的伴奏。人们永远吃不准，是否因为德国需要钨就可以证明盟国花钱有理；德国为取得供应而进行激烈的争夺倒确是盟国进行反击的主要原因。显而易见的是，这里并没有什么简单或便宜的解决方法，虽然美国人从未放弃他们对“大棒”的信念。西班牙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盟国的。1943年，情况已经摆明，德国人打算在西班牙集中全力采购钨，西班牙政府允许盟国可以用其所拥有的比塞塔资金的80%来购买钨，而不用于传统的贸易。结果，到1943年秋，德国人就被赶出了西班牙的钨市场。但是，这一胜利确实是付出了代价的：在西班牙的这场斗争达到高潮时，盟国为每吨钨付出了大约7 500英镑，1943年年中，他们共买进了3 335吨，而德国人只买到大约900吨。正如塞缪尔·霍尔爵士所说的，这段故事读起来就像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篇章。
1944年故事进入了最后一章：盟国（主要是美国）对佛朗哥施加的压力，以及盟国（主要是英国）对萨拉查施加的压力，使德国从这个半岛获得的钨供应量被削减得微不足道，虽然这个胜利的取得仅仅是在英美攻入法国，使交通实际上陷于停顿以前不久的事。
对于西班牙钨的供应的最后争夺使英、美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发展到顶点，并在美国人自身中间引起了长期的争论。整个故事涉及到美国的政治紧张问题以及国务院里观点的分歧，这些都在本章的主题之外。(36)简单地说，当时的形势是，美国政府极想满足政治上和情感上的这种愿望，即对西班牙钨向德国出口实行100%的禁运。可是佛朗哥不肯这样做，而且由于他自己的威信和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也不能走得这么远。然而到了1944年3月，他却准备将这项出口削减到一个象征性的数目，这一数字是英国政府乐意并且实际上很想接受的。到这个时刻，危机已经经过了几个艰难困苦的阶段。1943年11月中，国务院决定对西班牙钨向德国出口强行实施全面禁运，虽然在那一阶段还没有直接以制裁相威胁。及至12月中旬，情况已很清楚，西班牙政府不打算响应美国在这些方面的建议。英国大使支持美方的要求，但认为这不是明智的做法，鉴于盟国已把德国人大部分逐出了西班牙钨市场，况且对西禁运的结果将只会使西班牙的钨转移到葡萄牙去，而在那里美国人此刻还不愿实行类似的禁运。(37)再者，盟国这时正在对西班牙施加压力，提出若干政治要求，并希望在这些谈判中取得有利的结果。根据菲斯的记述，1944年1月12日实施对石油的禁运的决定是由国务院作出的。(38)霍尔的看法是，海斯关于在这时对西班牙采用经济压力是否明智这一点上，还未被说服。不过他要向各有关方面说清楚他的确切主张似乎是有困难的。(39)可是当关于清算西班牙由于内战而欠德国的债款尾数的谈判细节公布后，采用经济制裁的呼声又大大增强了。这笔债款尾数在1941年2月确定为3.72亿德国马克。1943年秋，西班牙决定自俄国前线撤回其“蓝色师团”，并提出了一个反要求，要求支付该师出兵用费和在德国的西班牙工人的工资共计2.2亿德国马克。(40)可是他们在1943年11月却付给了德国1亿德国马克，其中大部分是要用于采购“传统”的货品，而不是用于战略原料。然而1944年1月中发现西班牙商业部长已作了一项秘密安排，根据这项安排，1亿德国马克，即4.25亿比塞塔全部用于购买钨、水银和纺织品，以及供给德国大使馆作为经费。不仅如此，1月25日还获得这样一个惊人信息，说是如果联合王国商业公司在24小时内不同意购买圣卡姆巴钨矿的全部产品，那么它每月120吨的全年产量就要卖给德国人了。霍尔赞同海斯的意见：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最好的办法是在2月间中断石油的装运，但既不对外宣布，也不事先向西班牙政府解释。(41)
看来西班牙商业界与商务部有联系的人士还在积极努力，要从政府处理这笔4.25亿比塞塔的结余中发一票横财。霍尔于2月28日会见了佛朗哥，在这次重要的会谈中似乎说服了他接受英美所提的条件，但佛朗哥没有作出具体的承诺，只是两次提到关于这笔比塞塔尾数的处理将取决于外交部长，而且他谈话的整个口气似乎暗示钨的问题不久便会得到圆满的解决。(42)不幸，石油禁运的消息当天晚上便“泄漏”给了华盛顿报界，尽管国务院否认泄密的责任。外交部长霍尔达纳将军不得不申明，任何让步现在看来将显得是对美国压力的屈服，而且也是西班牙人自尊心所不能容忍的。但是西班牙政府还是在2月初对钨的出口实行禁运，以待最终的解决。2月21日霍尔达纳提议暂时把对德的钨供应限制在大约占总产量的10%。但是，危机一直持续到4月底，美国坚持要全部禁运，而英国则对拒绝西班牙的建议表现出愈来愈大的不耐烦，而这些建议表明了实质上的胜利。盟国的资金正在迅速地消耗，因为这段危机期间，在美国的坚持下，照常实行对钨的优先购买，以致4月27日联合王国商业公司与美国商业公司不得不请求它们的大使馆允许它们停止采购。丘吉尔给罗斯福的私人信件帮助结束了一种已经变成有点荒唐可笑的局面。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德国到6月30日为止不应得到多于40吨的钨，在1944年余下的6个月中不应得到多于240吨。
英国为了要葡萄牙禁止钨的出口而对萨拉查博士所施加的压力，也经历了同样令人气愤，虽则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过程。盟国参加亚速尔协议的谈判代表把钨的问题记在心头，但考虑到葡萄牙对于德国可能进行报复的关切，并不催逼它作出改变。但是，从1943年11月起，美国人便力促英国要求葡萄牙至少在1944年把对德国的钨供应维持现状，并且提出一些明显的暗示，指出英方出于感情上和其他原因，对葡萄牙人太宽宏大量了，因而美国可能不得不采取报复措施以限制对葡萄牙的供应。实际上，从这一阶段起，英国的压力还在继续，但当时的问题却是通过无休止的讨论，来寻求一个具体的办法，而不是实施制裁，由于葡萄牙在政治范围内是一个同盟者，或至少是一个乐于提供帮助的非交战国，这就排除了对它进行制裁。自然，没有必要急于缔结一项新的供应-采购协定，而且到1943年底，人们已经知道，盟国对这一问题的缄默态度正在引起葡萄牙人的忐忑不安。于是在1944年最初几个月里，双方进行了冗长而无结果的商谈。有一段时间，萨拉查认为，盟国从未澄清他们自己的立场，而且未能使他们自己或使他信服地证明从葡萄牙输出的钨的数量曾对德国工业有过明显的效应。1944年2月和3月英国的一些强硬电文，直截了当地表明，英国内阁坚持认为葡萄牙在充当德国货源供应者从而延长战争方面负有责任。萨拉查最初似乎满不在乎，大谈其作为中立者的道义立场。这是建立在下述假定上的一种古怪的立场，即如果他用左手帮助了一个交战国，那么他就必须用右手给另一个交战国以相称的帮助。他埋怨英国议会和英国广播公司对他的批评。另一方面，他也对巴西政府的抗议感到震惊。然而到1944年5月底出现了一些退让的迹象，但这些退让却由于葡方又提出全部赔偿和对应让步的要求而复杂化了，而这些要求在6月初大都撤销了。萨拉查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前夕才最后同意禁运，于6月12日公布了新的规章。规章禁止钨的提炼、移动、转移和输出，并规定截至这一规定公布日期为止所开采的钨，一律应于6月25日前交给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按当时价格收购。
关于钨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盟国在伊比利亚半岛采购了约15 000吨，总值按一般估计为1.7亿美元，由英国和美国均摊。正常的市场供应数量可能还不到这一庞大数额的1/10。(43)
第五节 要塞欧洲：最后的攻击
封锁并没有为盟国赢得战争；当热衷于经济战的人们断言封锁将会赢得战争时，在伦敦和华盛顿一度出现过不恰当的乐观情绪，但是甚至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以前，封锁就已经落得有点声名狼藉了。阿瑟·哈里斯爵士在1947年总结一种官方的怀疑主义时写道：“除了人造石油工厂这一仅有的例子以外——而且这些工厂只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症结——经济专家们的论点一直被证明是谬误的。”(44)可是，事情的真相是，这些批评很容易错误地解释了经济战的整个特性，在谈到经济战时往往有着这样一种倾向，如同许多人在谈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国际联盟一样，仿佛它是一种已被证明为有效的现成的武器，只要使用它，就有效果；然而，它却像国际联盟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七拼八凑起来各自为政的力量的标记。它的使用效果将取决于它应用的范围和技巧。单靠封锁——或者经济制裁——不能造成一个强国的军事瓦解，而这个强国的储备、士气和本国产品都足以使它无限期地继续生存下去，纵使在一个降低的生存水平下。因此，经济战的胜利必须以下述情况为先决条件，进攻者方面必须在经济和其他资源上具有充分的全面优势，俾使他们能用军事进攻的方式使防御国资源枯竭。简单地讲，所谓经济战所包含的意义是，它能够提供消耗敌人或者是最后一击的手段，而不是进攻的主要承担者。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假定，即军事行动本身通常必须提供能耗尽交战国经济资源的最有效和迅速的方法，从这点讲来那种特别贴上“经济战”标记的进攻形式就必然是取得胜利的补充和附属的手段，而且只有在敌人基本上由于经济消耗而软化之前就已经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的这种情况下，才能说这种进攻形式是失败了。因此是否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盟国的经济战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最后击败轴心国作出了明显的贡献呢？
否定这个结论是由于这样一种假定，即经济战的主要目的是发现敌人的致命弱点，即发现敌人的经济体系中某些主要的脆弱部分，由此可以对其整个体系给以迅猛致命的一击。这种假定由于其具有引人注目的性质，对于业余的战略家来说，是有吸引力的，而且在战争中，也没有遭到职业战略家们的反对；在各个不同的时期，瑞士铁砂、罗马尼亚石油、铁合金、冬衣、滚珠轴承、德国运输系统以及最后人造石油工厂都被比较乐观正式地一一提出来作为这种例子。诚然，毫无疑问，如果能用军事行动使德国失去全部的瑞士铁砂供应（只举一个例子），它就不能够进行一场重大的工业战斗。战争初期盟国所有这些企图之所以失败，并不一定是由于专家们对轴心国经济问题有任何严重的误解，而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无论外交压力或者武装部队的直接进攻都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
还有这样的情况，即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军事力量，都在某种程度上彼此互不相同，因而，进行经济战就不可能有一种普遍有效的法则，企图制定这种法则的人往往假定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偶然事件都是正常的，具有普遍的适用性。(45)在战争中，有一度英国观察家们似乎认为，华盛顿国务院倾向于设想它已发现了施加经济压力的新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将来可以通过联合国之间的协议用来作为维持世界秩序的一种手段，而不必诉诸武力。不错，1941年夏秋两季，美国在恪守中立时期，施加经济压力的行动是取得惊人的成效的，当时，它不能援用交战国的权利，而且，当时国内政策使它必须避免作出任何仅仅是为了支持英国作战努力的表现。美国的主要武器一直是控制外国的资金，使得它能够冻结所有轴心国和欧洲中立国的资产。(46)后来，在美国参战后，由于全面使用了黑名单和它的强大的采购政策，从而能够支配西半球的经济生活，再次似乎倾向于认为这些武器（当然这些武器在阻止禁运品从拉丁美洲流入德国和日本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是普遍有效的，甚至可以代替封锁。结果，美国的官员和作家就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在讲到1941年12月以后的封锁时，好像封锁只是英国的事情，甚至是在牺牲美国商人和战争努力本身的利益情况下，保持英国私人贸易利益的一种工具。(47)这就帮助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甚至在1941年，封锁不是美国施加经济压力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新形式，而是美国施加这种压力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在封锁的管理机构在伦敦执行职权时，美国向所有的有关委员会均派驻有代表。(48)但是，可以由此得出的总的结论是，要把关于经济战的效力和方法的问题加以概括，或者用任何教科书上的标准来衡量它的成就，是异常困难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实显示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用本章中所概述的范围极其广泛的临时权宜办法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这是经济作战部的一位官员在战争初期所承认的一个事实，他说：“如果德国没有一个在惟一主要地方的致命弱点，它也是脆弱的，如果给它以足够的创伤，也会使它出血致死的。”(49)不过，寻找致命弱点的方法只有在德国从轴心国所控制的领土或邻近的中立国家得到供应时才真正合用，因为不久就很明显，仅仅切断德国的海外正常供应，是不能击败它的。事实上，要对盟国经济战措施的效力作出某些估计，我们必须记住这里有3个方面的行动场所，每个场所都有它自己进攻和防御的问题和机会。
首先，是海外德国的供应问题，这方面英国海军可以直接予以拦截或由管制机构在来源地间接加以拦截。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自然会发生这种切断和平时期正常的海外进口的情形，因此不论使用经济武器的批评者还是捍卫者往往都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而忘记了它对德国的作战努力是多么巨大和持久的打击。德国人和他们的对手都没有预料到这些物资匮乏的影响会大得无法进行战争，但是它却可以在两个方面影响德国的政策。一方面是把劳动力、技术人员和工作母机等等调转到各种代用品工业中去；另一方面就是完全取消某些行动。例如大家知道，德国在粮食上是能自给自足的，并且在第一次大战中由于德国从其土地上抽调过多的劳动力，结果使其国内生产的下降程度大于其国外供应的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某些方面能够改善本国人民的粮食供应，因此，到1943年就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封锁失败了；它可能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意味着为了维持国内的士气，德国政府是在把那些本来可以在其他方面更有用地为它的作战努力服务的人力调到农业上去。石油——最后证明确是它的致命伤——也因封锁而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且对德国产生了重大的后果。战前，德国（1938年）在其石油总供应量770万吨中，从海外进口了440万吨，这些供应被切断以后，德国不得不拚命迅速地进行安排，用人造产品或者通过向邻近中立国采购来增加供应，而且它在制定它的海陆空作战计划时还不得不经常注意到节约燃料问题。(50)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未能配备一支足够的长距离轰炸机力量的一个原因，即使它可能不是惟一的原因。希特勒相信他自己具有外交手腕和计算时间的天才，因此可能滋长了自满情绪，这使德国在1939年到1942年期间为战争做好工业上的准备受到了限制。他认为，他的政治判断能力和运筹帷幄的技巧有可能通过采用比较经济的闪电战取得胜利。但是，封锁对德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显然是使它必须采用闪电战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由于对方相对的措手不及而迅速取胜——的条件之一。
盟国进行经济战的第二个场所就是环绕着德国或轴心国控制的欧洲那些中立国地带。这里，在估计对德国施加经济压力的范围时，必须不仅要考虑到在像钨这种个别商品上波澜起伏和富有戏剧性的斗争，也要考虑到战前存在的整个形势。中立国会同时受到双方的压力，也会受到威胁利诱；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德国在这场斗争中得多于失。当然盟国的封锁迫使中立国不得不中断向德国重新出口，并且不得不放弃了大部分主要依靠进口物资的那些加工生产。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坚持要继续对德国至少保持战前的“正常”出口，而且盟国所取得的成就，如1940年1月同土耳其签订的铬协定，足以抵消战争初期苏德经济协定的影响而有余，当时苏德双方都认为该协定能大大抵消封锁所起的作用。总之，1942年后，已不能继续垄断土耳其的铬了，但是，盟国坚持不懈的压力加上采用先买权的支付办法和列入战后黑名单的威胁都产生了重大的效果。甚至就在战局比较暗淡的日子里，这些办法也起了限制德国的采购范围的否定作用；由于盟国的地位有所改善，这就导致了那些中立国一个接一个地倒向盟国一方；在某些情况下所造成的物资短缺给德国的生产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影响。例如，为夺钨战进行辩解的理由是，德国在1943年下半年失利后，就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如反坦克弹药中的碳化钨芯以及除了用于军火工业以外的切削刀具等）放弃使用钨。它也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如碳素刀具的刀尖）大量减少使用钨。不过，从那些“邻近”中立国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必须得出这样一个总的结论，即只有在其他手段已经可以保证击溃德国时，那些中立国才有可能不得不对击败德国作出重要的经济贡献。
最后，给予德国经济以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攻击的还是要塞欧洲本身的力量。甚至在战前经济战这个概念被看做是一种比传统的封锁范围更广的进攻行动，它主要是以尚未尝试过的对德国工业目标进行空袭的可能性为依据的；运输系统也是可能空袭和破坏的一个目标（例如多瑙河上的油船）。经济作战部在1940年夏季和其他时机下所作的被认为轻率乐观的估计，从经济角度看来倒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辨认出来的目标是存在的，但这些目标都要求三军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动性和效率，而这在当时又是办不到的。这一点确实也适用于经济作战部的大部分计划。如果盟国的军队能够在1940年打赢挪威一役，德国就会失去绝大部分它所不可缺少的铁砂供应，因此也会打输这一场战争。如果皇家海军能够在1941年在西地中海采取行动，也就可以切断从法属北非运往法国的货物。但是，从1942年开始的对德国目标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就指望有朝一日，空中力量将大大有助于击败轴心国，而在这漫长的空中攻势的过程中，其打击的总目的最后是经济目标而倒不是士气。
这里不想对盟国轰炸机的进攻作出哪怕是最简短的概述。必须记住，除了交替针对经济目标和士气目标以外，盟国轰炸机指挥部还不时地致力于纯粹战略性的进攻。从1940年5月15日到1941年3月英国对德国轰炸进攻的第一阶段，攻击目标包括石油和铁路；在这个时期的最后几周中，开始了一项在月明之夜猛烈轰炸主要的人造石油工厂的4个月计划。但是，这时轰炸机都被调去援助大西洋战役去了，与此同时，发现在夜间空袭像石油设施这样的特殊目标，造成的破坏是很有限的。1941年7月，重新恢复空袭时，是将民众士气和国内运输作为目标的，但是，不久，就很清楚，对鲁尔铁路中心的夜袭，并不比早期对石油工厂的袭击有效多少。因此第二阶段的轰炸，到了1942年底，就大都逐渐停止了，在继1942年后的第三阶段中，对德国城市发动的强大攻击主要是为了摧毁士气——总的说来，是平民的士气，特别是产业工人的士气。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也希望这种空袭将能跟着产生重要的经济影响。然而，尽管包括对科隆、埃森、不来梅、吕贝克和罗斯托克进行了数以千计的轰炸袭击和猛烈的攻击，这一攻势并没有造成德国工业生产的显著下降或者民心的任何涣散。在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指令确定的目标是：逐渐摧毁和搞垮敌人的军事、工业以及经济体系，动摇德国人民的士气，直到他们的武装抵抗能力被致命地削弱为止。但是，1943年间的经验进一步表明，虽然通过大规模夜袭遭到轰炸的地区可能造成巨大的局部损害，但是，仍不能使德国工业陷于停顿。哪怕使一个工业城镇或地区停止生产，也需要集中可以调动的力量进行长期的攻击，而这又使其他地区得以免于被炸。当少数地区遭到几次毁灭性的轰炸后，攻击又转向他处时，德国当局就会以惊人的效率进行恢复工作，当地居民也表现出勇敢的精神。在施佩尔体制下给予生产的巨大刺激，也有助于抵消由于英国夜间轰炸所造成的严重损失。
不过，所有这一切并不能否定哈里斯所称的“万能药贩子”的观点。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反而使他们的理由更加强了。他们断言存在着“万能药目标”，摧毁这些目标便可使德国经济遭受到比所花代价大得无可比拟的损失，这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这些目标，然后对这些目标加以打击，并使其无法再行重建。在某些事情上，经济专家们是犯了过分乐观的错误的：哈里斯举了挪威克纳本的钼矿为例，据说，它的毁灭证明是对德国整个作战努力的一个重大灾难。它曾被为数不多的“蚊式”飞机炸毁过，经修复后，又在1943年下半年被美国第8航空队炸毁。然后，专家们都不能证明德国已被这预料中的灾难搞得走投无路了。(51)但是，夸大某些目标的重要性，并不证明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即在其他情况下也许可以找到“公分母”的目标系统，摧毁这些目标将会真正导致整个德国军事工业的停顿。困难的是，即使盟国的情报机构能够找到这些目标，但是，英国轰炸机指挥部由于没有远程战斗机掩护，只限于进行夜间轰炸，因此在技术装备上达不到这种有选择的破坏的目的。阿瑟·哈里斯爵士也加入了万能药贩子的队伍，他在战后指出：
假如要求我们去攻击四座工厂，其中三座在德国，一座在法国，它们都生产乙基液体，我们也许就可以省却许多麻烦。……困难的是，我们无法在任何特定时刻找到那些是一般的万能药目标，而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像埃森和柏林这类目标包含有大量的重要军事工业。(52)
毫无疑问的是，1943年在飞行堡垒于白天进攻中受到重大损失以后，当美国空军于1944年决定要把摧毁德军空军作为它的直接任务时，进行有效打击的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了。它所用的工具是野马式远程战斗机，从1944年初起它就大批地飞翔于德国上空，很快地从德国空军手中夺得了制空权。于是就有可能在白天对经过选择的目标进行长期的准确攻击，其所取得的成果，当然大大得助于英国夜间空袭轰炸所产生的效果，使德国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并把它最好的飞行员、高射炮和物资调往支援夜战部队。
像我们所指出的，(53)在这种情况下，袭击滚珠轴承工业对德国说来是一个不祥之兆，尽管并没有完全取得成功。虽然这种做法似乎为万能药目标的反对者提供了一个采取捷径的方法无济于事的证明，(54)但它却为那些鼓吹白天轰炸需要取得空中优势的人助长了声势：美国在1943年秋天由于遭到沉重损失，以致不能进行持续的攻击，否则它会不可挽回地摧毁德国这种高度集中的工业。随后对这种压力比较有所放松，使得施佩尔经过极大的努力把滚珠轴承工业疏散开来，以致1944年2月24日进行的巨大联合攻势已失之于为时太晚了，但是这时还存在有对其他一些尚未疏散的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手段，(55)这些目标现在就在德国人造石油工业方面找到了，并且还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尽管在1944年9月前，盟国轰炸机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支援英美在法国的部队。1944年4月，在攻击开始之前，德国生产175 000吨石油燃料，其中德国空军用去了165 000吨。美国轰炸机在5月间的攻击，使它的产量减至156 000吨；6月中旬，英国轰炸机指挥部参加对鲁尔10个人造石油工厂的袭击，使月产量降到53 000吨，7月份下降到29 000吨，8月份下降到12 000吨。虽然从扔下的炸弹的重量和数量来看，这些攻击是猛烈的，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持续不断的攻击，而这正是由于击溃了德国空军才使这种攻击成为可能。
简言之，1944年秋已创造了条件，使德国经济不可避免地逐渐衰退下来了，而且这是通过直接攻击德国领土内一些要害部门而取得的，而不是通过我们所知道的，在“封锁”这个词儿下，实行缓慢漫长的掐住进口的做法取得的。希特勒的要塞欧洲有着像阿尔贝特·施佩尔这样能干而果断的人物作为德国经济资源的组织者，并没有很快就崩溃，每经一次破坏性的打击后，就重新大力修复创伤。在施佩尔的指挥下，被特别任命为紧急修理总监的盖伦贝格在暂时修复工作上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在1944—1945年初冬期间，德国战斗机部队虽然得到了部分恢复，但是由于1945年1月和2月盟军又对德国的飞机厂和生产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恢复工作陷于停顿。1944年9月以后，英国继续对工业中心大大加强轰炸。同时，盟国部队正从东西两方挺进，进展神速，以致到1945年4月6日，总参谋部已可以指示轰炸机指挥部不必再对剩下的工业中心进行攻击了。因为估计在这些攻击可能奏效之前，敌人军事上的崩溃就已在望了。(56)
因此，对于盟国经济战政策的最后定论必须是这样，即在1944年和1945年情况变化很大的条件下，这一政策确实给了敌人的经济以极其有效的打击，这是英国一些经济战设计者在1938年和1939年所预言过的，但它只有在海上拦截和外交压力这两种传统的封锁武器辅以史无前例的空中直接打击时，才能对盟国的胜利作出重大的贡献。即使如此，经济战也并非单独能取得胜利的。哪怕在最后阶段，经济战也只是空中绝对优势的副产品，而这种优势由于掩护进攻部队的挺进，就更直接地帮助了盟国获得胜利。甚至在1945年春季，德国军队也没有因为经济衰退而虚弱到不能再进行活动的地步。经济战的主要教训是，即使地理位置和经济上自给自足可使一个交战国不至于受到封锁的影响，但是，在空中优势的无情打击下它也很少能找到任何出路。
首先概述一下经济战的一些问题，似乎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立国和轴心国之间最重要的或者不管怎样是最频繁的联系。在以下的几章中，我们将从中立国的国内经济、国内外政策以及它们与盟国和轴心国之间各自不同的关系这样的角度来讨论这些中立国的种种困难和成就。
(1) 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s）在《七大决定》（Seven Major Decisions）中描述了他的忧虑和自己的作用（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51年版），第101—125页。
(2) 原先是经济保卫局（见原著第24页）。
(3) 见上文，原著第25—26页。
(4) 当然在德国国内，在官方宣传和私人出版物中，不断强调德国科学的成就和挫败封锁的决心，如安东·齐施卡著的《发明家破坏封锁》（Anton Zischka：Erfinder brechen die Blockade），柏林，德国出版局，1941年版，第71页等。关于瑞士的看法见H·G·托恩多夫著的《工厂之战》（H.G．Tonndorf：Krieg der Fabriken），苏黎世，欧罗巴出版社，1943年版，第113—116页等。
(5) 这两段文字中的数字均来自施佩尔那个部的计划司统计处处长罗尔夫·瓦根富埃尔博士（Dr．Rolf Wagenfuehr）所编制的1945年7月的备忘录。
(6) “施佩尔的职能是作为一个‘促进者’，一个负责特殊计划解决困难的人和一个在生产最急需的武器方面的协调者。”〔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全部经济影响调查室：《战略轰炸对德国战时经济的影响》（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the German War Economy），1945年，第24页〕关于施佩尔的职能和成就，另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176—177、190—193页。
(7) 见上文，原著第21—22页。
(8) 另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7编。
(9)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499、502—503、507—508页。参阅兰格和格利森：《不宣之战，1940—1941年》，第594页。
(10) 见下文，原著第70—81页。
(11) 有关美国观点的概略见戈登和丹杰菲尔德：《隐蔽的武器》，第70—71页。
(12) 有关美国观点的概略见戈登和丹杰菲尔德：《隐蔽的武器》，第72页。
(13) 见下文，原著第82页。
(14) 见上文，原著第34页。
(15)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564页。兰格在《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7章中，大多从政府部门的角度而不是从经济作战委员会的角度论述了1942年美国对法属北非的政策。
(16) 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266页。
(17) 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268—270页，论述了国务院和经济作战委员会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他严厉地谴责后者，同时承认“完全有可能关于美国政策的根本目的，经济作战委员会没有得到足够的指导”。不过，他认为委员会官员们自己应该能推断出已在部署一次进攻，并且他们应当放弃坚持要法国严格遵守议定的计划。这种论点两面都说得通。假如委员会所争执的货物是次要的，那么也许他们所能赢得的好感也就相应地有限了。
(18) 由勃兰特（Brandt）和其他人写的《德占区与其他要塞欧洲的农业和粮食的管理》（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in Germanoccupied and other Areas of Fortress Europe）第25章，根据德国文献对德国在法国需要粮食的情况作了很有用的论述，但是并没有反映出从北非和通过北非进口的重要性。
(19) 兰格教授（《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265—266页）谈道：“他们所能看到的一切就是北非是轴心国的一个重要的原料来源地，我们可以运去的任何东西只能使法国更容易地耗尽已经在那里的东西。从经济上讲，这种论点无疑是正确的。德国依赖北非为它供应磷化肥。德国所必需的钴大约60%要依靠法属摩洛哥供应，而且它还非常需要北非的优质无磷铁矿砂。1941年间，这些大量的原料被运到了马赛，进口到法国的大部分原料都落入了轴心国的手中。一些运货去法国的船只返航到突尼斯时，装载着供隆美尔的利比亚部队使用的军用物资。毫无疑义，北非是英国封锁中的一个主要漏洞。”很清楚它也是（在1942年）英美封锁的一个主要漏洞。这段引文的第一句话表明了国务院对英国（或许是对经济作战委员会）政策的目的缺乏了解。英国政府是愿意向北非运送货物以维持那里平民的，尤其是本地人民的生活的；而不愿意运送物资去维持一个作为德国供应来源地的基本生产力，或使其生产过剩从而导致德国加强对其出口品需求的压力。参阅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582—583页。戈登和丹杰菲尔德：《隐蔽的武器》一书中一概没有提到法属北非部分。
(20) 无形输出：指出口贸易以外的运费、保险费等国际支付。——译者
(21)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节，第47页。
(22) 在H·E·杜特维勒的《海战和中立国的经济政策》（H.E．Duttwyler：Der Seekrieg und die Wirtschaftspolitik des neutralen Staates），苏黎世，复制出版社，1945年版，第201—214页，有关于大战后半期瑞士航运问题的叙述。
(23) 或许是因为几个月前瑞士当局已向一些较重要的商行发出了可能将实施出口限制的警告。
(24) 根据戈登和丹杰菲尔德的《隐蔽的武器》，第93页，汉斯·苏尔泽曾“小心谨慎地造成‘亲盟国’的名望”。
(25) 有关德国的资产问题一直要到1946年5月方才最后得到解决（见下文，原著第227页）。
(26) 见上文，原著第30页。
(27) 见下文，原著第355页。
(28) 下院辩论，第5辑，第400卷，第764—766栏。
(29) 见下文，原著第361—362页。
(30) 见下文，原著第362页。
(31) 见下文，原著第336页以后。
(32) 见下文，原著第285、290—291页。
(33) 有关1940年运往西班牙的石油问题，见下文，原著第287页。
(34) 赫伯特·菲斯：《西班牙史话，佛朗哥和交战国》（The Spanish Story, Franco and the Nations at War），纽约，诺夫，1948年版，第149页。
(35) 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隶属于葡萄牙商务部。
(36) 关于国务院的立场，赫伯特·菲斯在《西班牙史话，佛朗哥和交战国》中作了颇为有力的说明，美驻西大使卡尔顿·J·H·海斯说这只是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片面的、有局限性的观点，这位官员关于美国对西班牙政策的看法，同他的某些同僚是不一致的〔《美国与西班牙》（The United States and Spain），纽约，希德和沃德，1951年版，第197—198页〕。国务院的另一个概括的观点，见E·K·林德利和E·温特尔合写的“我们是如何同西班牙打交道的：1940年到1944年美国在马德里的外交”（E.K．Lindley and E．Weintal：“How we Dealt with Spain：American Diplomacy at Madrid,1940—1944”），载《哈泼斯》月刊（Harper's Magazine），1944年12月号，这篇文章没有提到海斯的怀疑。
(37) 美国政府正在寻求类似那些给予英国的在亚速尔群岛的军事和空军基地，因此不愿在基地问题解决之前，为钨的问题对萨拉查施加压力〔C·J·H·海斯：《战时出使西班牙，1942年到1945年》（C.J.H．Hayes：Wartime Mission in Spain,1942—1945），纽约，麦克米伦，1945年版，第200页〕。
(38)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39页。
(39) 海斯在其《战时出使西班牙》一书第209—210页中说道，在1943年12月，他对于使用经济压力是否明智的问题是没有成见的，他打算充分加以使用，他也知道采取这种断然行动没有英国的支持将是无效的。考虑到这点，他才于1943年12月28日向塞缪尔·霍尔讲起此事。他说，他报道霍尔的“怀疑和冷淡”的反应，目的是促使华盛顿推动伦敦采取行动。不过，霍尔在同海斯谈话后发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则说，海斯并不认为美国对钨的禁运问题上的立场是无懈可击的。
(40) 当这个问题由于纳粹德国的崩溃而告解决时，关于西班牙提出的反要求的谈判似乎还在拖拖拉拉地进行着（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13—214页）。
(41) 海斯：《战时出使西班牙》，第212页。
(42) 霍尔建议把对德的供应限制在1943年的水平，分12个月交货。
(43) 参阅戈登和丹杰菲尔德：《隐蔽的武器》，第114页。
(44) 阿瑟·哈里斯爵士：《轰炸机的进攻》（Sir Arthur Harris：Bomber Offensive），伦敦，柯林斯，1947年版，第220页。
(45) 关于这个问题的有趣的讨论，见吴渊沥：《经济战》（Yuan-li Wu：Economic Warfare）第2章：“对付一个假想敌人的经济战”（“Economic Warfare against a Hypothetical Enemy”），纽约，普伦蒂斯-霍尔，1952年版。
(46) 见吴渊沥：《经济战》一书，第291—300页。
(47) 参阅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226页；勃兰德等人：《德国占领区和欧洲堡垒其他地区的农业和粮食管理》，第235、364、571页；戈登和丹杰菲尔德在《隐蔽的武器》，第188—189页中评论说：“英国人不能对日常的贸易事务置之不顾，因为对他们来说，出口是经济生命的精髓。……因此，如果英国经济战当局有时考虑到贸易部的请求，并在只要可能时承担维护英国商业利益的义务，那就不应该引起什么惊异。……有时……对华盛顿来说，似乎伦敦在凡是涉及英国投资问题时就给以特殊的考虑，哪怕这样的行动并不严格符合封锁政策。……这些例外并没有严重削弱封锁；如果这些行动被坦率地承认和接受，而且有时不是直接同美国商人的利益冲突的话，那么它们将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必须说明，根据经济作战部的档案并不能证明以牺牲封锁为代价，偶尔给予英国商人特惠的意见是正当的，而且这些意见忽视了为了战时采购或取得先买权英国对外汇的迫切需要。
(48) 关于像开黑名单这些事情有一个正式协议，规定在欧洲应由英国领导，在美洲应由美国领导。在其他方面，这就是双方合作的实际效果（见上文，原著第60页）。
(49)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47页。
(50)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33页。
(51) 哈里斯：《轰炸机的进攻》，第220—221页。
(52) 哈里斯：《轰炸机的进攻》，第233—234页。
(53) 见上文，原著第75—76页。
(54) “对于另一个万能药目标，滚珠轴承，目标专家们简直发疯了。”（哈里斯，前引书，第221页）
(55) 2月24日，美国第八航空队派遣了266架轰炸机，在战斗机掩护下进行了白天进攻；美国轰炸机指挥部派遣了734架飞机进行了夜间袭击。参阅丘吉尔，第5卷，第461页；美国版，第5卷，第522—523页。
(56) 丘吉尔，第6卷，第470—471页；美国版，第6卷，第540—5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