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

（1945—1948年）

第一节　委任统治国和犹太抵抗运动（1945年8—10月）

30年来日益增长的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终于导致1948年战争的爆发，这部分是由于在这段时期内支配着巴勒斯坦的外交文件措辞含糊不清。贝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允许“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而不使“现存的非犹太人社团的公民和宗教权利”受到损害。一个律师可能会辩护，这两种条款不是彼此不相容的。但是，这种法律观点，在心理学上的必然性面前总是脱离实际的，因为这个公式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双方的心灵中，会唤起种种的确是不能调和的期望。这种委任统治是属于“甲”级的，适用于已经“达到一定发展阶段的属于土耳其帝国的某些社团”，“而它们作为独立民族的存在”是能够“得到条款上的承认的”；再考虑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已构成当时巴勒斯坦人口的压倒多数，他们自然会把委任统治当作是承认他们有权成为一个完全自治的阿拉伯民族——像前奥斯曼帝国的其他阿拉伯人终于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成为完全自治一样——尽管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中，又包含这么个条款：要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同时，这也并不奇怪——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遵守委任统治的规定，保证非犹太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权利——他们竟然会把“为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这一点解释为“承认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的民族之家”，这是他们曾经在1917年提过的要求，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同意。⁽¹⁾

1939年5月的《巴勒斯坦白皮书》对进一步扩张犹太人民族之家这一问题，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其基本目的是为了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基地的安全，防止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采取同仇敌忾的行动，在当时迫在眉睫的战争中对基地进行破坏（那就会对整个战争部署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这个目的，白皮书已经多半完成了。⁽²⁾但是在限制未来5年内犹太人移民总数为75 000名这一点上，就使不知其数的犹太人⁽³⁾不能进入巴勒斯坦，否则的话，这些人可能已从欧洲逃出来了，可是这样一限制，也就把他们划入400—600万的希特勒的犹太牺牲品中间去了。因此，到欧洲战争末期，由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白皮书本来就忍受不了；如今再加上但愿为欧洲大陆幸存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提供家园，而由此愿望又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和更为迫切的考虑，这就对白皮书越发感到忍无可忍了。

由于他们最近同集中营里或大半是同刚从纳粹魔掌下解放出来的那些欧洲地区的犹太幸存者建立了联系，这种极端迫切的感觉⁽⁴⁾就更加加重了。因为总数估计为125—150万名的犹太幸存者，绝大多数似乎感到在他们遭受过骇人听闻的惨无人道的迫害的国家里没有前途；而且（即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已准备在新的情况下，否定1905年所作的关系重大的决定，当时他们拒绝了大不列颠提出的，在东非为犹太人提供一个民族之家的提议），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海外避难所现在主动提供任何值得考虑的容身之地。欧洲犹太人的最大潜在避难所是美国，1945年12月22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宣告一项迅速接纳来自欧洲的政治避难者和难民进入美国的政策，并且对有关政府机关发布一个相应的训令，立即设立一个部间委员会去实施这项政策。这一工作的执行，当然要遵照现存的美国移民法规办事。一年以后，在1946年12月19日，总统宣告，到10月21日为止，只有4 767人在这些行政安排下被接纳入境。此后，就准备好一个现行法规修正案；而由此产生的难民条例，则规定202 000名难民在两年之内进入美国，不考虑移民的分配限额，但是这个条例直到1948年6月才成为法律，也就是说，一直到英国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和以色列国家成立一个月以后才成为法律。这些措施并不是全部地为着犹太难民的利益的；在美国，任何大量地在犹太社团增加人数，似乎连犹太社团本身也不赞同；因为犹太人总数业已达到500万以上，而且犹太人集中在美国那些大城市里也早已引起了程度严重的反犹太主义，而犹太社团则极力希望不要去使它激化。⁽⁵⁾除了人道主义的理由迫使大规模的移民立即进入巴勒斯坦以外，还有一种顾虑是时间可能不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像韦茨曼于1945年8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讲到的那样，“中东正在造成许多新的事实，据推测这些事实不利于这个问题。”⁽⁶⁾而其中主要的事实是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一个松松垮垮的邦联于1945年3月宣告成立，这个邦联在其宪章中立誓要抵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种种政治目标，这使它的英国倡议者很有点为难。⁽⁷⁾这些政治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灭绝政策的压力下，已经找到了极端的表现，而当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和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操纵的机构，已经势不可挡地采取了1942年初的“比尔特莫尔计划”。他们当初曾经要求在委任统治下把整个巴勒斯坦领土建成一个犹太国，作为保证在移民和购买土地这些大事上有完全自由的惟一手段；但由于英国在中东有着重大的利益，它需要去研究泛阿拉伯的各项要求，如同它需要去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主张的各项要求一样，所以，犹太人在委任统治下并不曾得到移民和购地的自由。⁽⁸⁾

早在1945年5月22日，就在欧洲胜利日过去了仅仅两周以后，犹太代办处已经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后来塞缪尔勋爵在上院把这些要求描绘成“一种造成惨重损失的政治错误”，⁽⁹⁾这些要求包括政府接受极端的比尔特莫尔计划：

（一）应即决定把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国，并将决定公布于世；

（二）授予犹太代办处一切必需的权力，以便使尽可能多的犹太人有可能来到巴勒斯坦落户，并全面而迅速地发展这个国家的一切资源，特别是土地和动力资源；

（三）给予国际贷款和其他帮助，以便第一批100万名犹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并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¹⁰⁾

虽然丘吉尔作了答复：巴勒斯坦问题一定要等待大国在和平会议上加以研究，尽管巴勒斯坦的希伯来报纸采取慎重态度，但工党在英国普选中获得的大胜，还是在该地区的犹太社团中间放出了“一个无限乐观的信号”，⁽¹¹⁾诚然，长期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工党的一些决议，已经一贯地激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希望，而在1944年甚至已经超过了他们所表示的要求（他们只要求在巴勒斯坦有放手处理的权力）。⁽¹²⁾

在选举结果公布一星期后，即8月1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在伦敦召开，韦茨曼博士表示了这种信念，认为从贝尔福宣言以来，他已采用与英国政府合作的办法，试图驾驭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而这种办法随着工党的执政可能有一个更好的机会，特别是因为英国政府的反对派依然是由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老朋友丘吉尔领导的。⁽¹³⁾另一方面，⁽¹⁴⁾犹太代办处的执行主席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孚有众望的领袖戴维·本-古里安，对他的听众的过度乐观发出了警告；决定性的考验将是新政府贯彻白皮书的行动，所以他号召“对白皮书政策的施行，不管采取现在的形式还是采取修改过的式样，都要作消极和积极的抵抗”。⁽¹⁵⁾美洲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拉比阿巴·希莱尔·西尔弗⁽¹⁶⁾宣布，“昨天的个人外交途径”（像韦茨曼所用的），⁽¹⁷⁾“在今天是完全不适当的”；“政治艺术的高峰就在于不带政治家的味道”，在于使犹太群众随时准备应付任何紧急情况，并保持他们的战斗精神，他们必须永远不再把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国的目标去同单纯的移民和“避难主义”混淆起来。⁽¹⁸⁾犹太代办处的政治部领导人摩西·谢尔托克（后名沙雷特）承认，现在没有希望在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基础上同阿拉伯人达成协定，而犹太代办处却在尽力辩论：同巴勒斯坦问题密切相关的主要是各大国、全世界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阿拉伯世界的其余部分，除了联合国成员国的身份以外，在这件事情上是没有地位的。⁽¹⁹⁾

这样，就在大战刚结束的日子里，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得到他们的一些“老成持重”的前辈政治家的任何警告，就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激烈要求。一年之后，丘吉尔在下院说：如果他在普选中恢复执政的话，他打算“就在战后初期的讨论中，把下列问题向我们的美国朋友提出，要么他们应该参与这个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以同等的条件平均分担义务，来帮助我们，要么我们应该辞去我们委任统治的任务”；凡是“超过委任统治国所同意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全部重量”，都是对英国的一种“不公平的负担”，而对我们帝国说来是“休戚相关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却在诚惶诚恐，并且同我们疏远起来，而美国……和其他国家却以完全不相干的自由态度，坐在界线外批评着我们的缺点”。⁽²⁰⁾因此，在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和（随着普选的结果而发生的政府变动以后的）新首相艾德礼同杜鲁门总统讨论了巴勒斯坦问题，希望完成一个共同的英美政策，但是结果完全徒劳，因为这时美国的公共舆论是全部赞成“把孩子们送回家里去”，而反对承担任何新的海外义务。面临着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泛阿拉伯政客们（后者定要坚持1939年白皮书的信件，他们威胁说，如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投降的话，他们就要采用暴力手段）⁽²¹⁾双方散布的激烈宣传，英国工党政府就设立了一个内阁附属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却搞得左右为难，因为工党当初在承担执政责任以前，对犹太复国主义所许诺的义务，同专门负责中东事务的常设官员们在当前提出的劝告之间，显然存在着鸿沟。由于战争的结果，英国物资力量的衰落，增加了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地区维护睦邻关系的重要性，从的黎波里塔尼亚到波斯湾口的这个3 000英里宽的国家集团，其中部的1／3——包括从埃及到伊拉克——大多数穆斯林阿拉伯人，对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具有政治意义的主张，从来总是敏感的。⁽²²⁾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本-古里安曾经在伦敦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说过，同1939年白皮书有关的行动，将是对新政府一场决定性的考验；这个文件强行规定的75 000名移民限额，现在只有千把人到达巴勒斯坦。在工党政府执政的头10天内，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团（由本-古里安领导）再次对新任殖民大臣（乔治，以后更名为第一代霍尔子爵）提出了曾于6月中旬向丘吉尔政府提过的那个要求；立即发放10万张移民许可证书，以满足对集中营内发现的犹太人幸存者作好安排的紧迫需要，⁽²³⁾并立即宣布巴勒斯坦应成为一个犹太国。⁽²⁴⁾工党成员理查德·克罗斯曼，对巴勒斯坦问题深感兴趣，而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边表示同情，他后来评论说，这是一次“灾难性的会见”。⁽²⁵⁾殖民部于8月25日答复，提出了一个看来是主要想给政府争取喘息时间的建议：白皮书限额中留着未用的约莫2 000张许可证，应该首先予以分配。或许殖民部希望谋求阿拉伯人同意继续移民，每月移入1 500人——即按照1937年皇家委员会提议的限额增加50%，万一它初步建议的分治不被接受的话。⁽²⁶⁾而犹太代办处认为这个建议完全不适当，就简单化地予以拒绝了。⁽²⁷⁾同时，杜鲁门总统已受到了强大和一致的压力，要他去支持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在提出的种种过分的要求。美国48个州中，有38个州的州长，最近支持了一个请愿书，要求杜鲁门采取步骤为犹太人的大量移民和殖民打开巴勒斯坦的大门，并“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为了确定犹太民族独立，把巴勒斯坦改成一个犹太人的国家。⁽²⁸⁾8月31日，杜鲁门对艾德礼传递了他提名参加难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的代表所提出的那个建议，即对德国犹太难民应同意发放10万张进入巴勒斯坦的移民许可证，还评论说，德国犹太难民问题的主要解决办法，看来在于迅速撤走“尽可能多的犹太人……把他们遣到巴勒斯坦去。⁽²⁹⁾如要收到实效，此举就不应拖延”。据悉英国首相于9月对此回答说，移民政策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任何根本改变将取决于美国，它要准备为维护巴勒斯坦的安全分担义务。这个条件曾在波茨坦会议上向总统建议过，但为总统所拒绝。

“抵抗”、“战斗”、“进攻”和“斗争”是8月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所用的关键字眼；而美国和英国政府的利益很不相同，所显示的影响也很不相同，它们就这样神经质地触动着两个单独的然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即：欧洲犹太人没有家园的问题，巴勒斯坦在其中东环境中的前途问题。而犹太代办处工作人员中有一批急躁的“行动主义者”，为了迫使英国政府从犹豫不决的一手转向坚决行动，同背离犹太代办处当局的那些极端派组织的“持不同政见分子”，已开始在搞阴谋策划。⁽³⁰⁾犹太代办处在不到一年前曾强烈地斥责极端派的暗杀活动，而后者最近一直在实施他们的威胁：“英国的欧洲胜利日就是我们的进攻日。”⁽³¹⁾8月，37岁的摩西·斯奈博士⁽³²⁾（近在1940年他才从波兰到达巴勒斯坦，并立即在犹太复国主义党中取得一个领导地位）已被增选为犹太代办处负责人，⁽³³⁾成为那个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活动准军事组织——“哈加纳”的司令，有人认为“哈加纳”约有6万名主要是为了自卫其居留地而装备和训练起来的成员。⁽³⁴⁾早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斯奈就说过，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得不发明新的方法去抵抗白皮书的全部政策。他们不得不只当这个文件并不存在那样去行动。他们不得不公然违抗白皮书的规定，而这并不意味着恐怖行动”。⁽³⁵⁾然而，他回到巴勒斯坦时，犹太代办处的领袖们（韦茨曼、本-古里安、谢尔托克）在伦敦同英国政府进行的谈判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斯奈与两个恐怖主义组织的那些领袖们⁽³⁶⁾则在达成一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他们和“哈加纳”，可在“哈加纳”的指挥下，在进攻军事设施的行动计划上共同合作。9月23日，斯奈给犹太代办处的伦敦办事处发了一份密码电报，这是许多为英国当局所截取、破读的密码电报中之一，但决不是第一份。⁽³⁷⁾斯奈在电报中建议，如果英国政府不同意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战斗组织就得制造“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以便公布于世，作为“一个警告和一个象征，暗示着会有更多更严重的政治事件要威胁一切英国利益的安全”。这个建议，显然标志着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成员们进一步求助于组织暴力行动的一个新阶段。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当时负责在广阔的中东背景上执行巴勒斯坦政策，他在接见韦茨曼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以前，一直在同来自中东的英国外交代表们交换意见。按照韦茨曼的说法，⁽³⁸⁾在10月5日他们举行的会议上，贝文的“开场白”里有这么两句话：“你们打算逼我摊牌吗？如果你们要打仗，你们可以打嘛。”假使贝文说过这些话，这就可以推定，这些话是贝文对截取到的斯奈那份电报的反应，显然至少有一个犹太代办处的负责人准备利用恐怖手段胁迫英国政府。⁽³⁹⁾

诚然，犹太代办处内部的这些“行动主义者”表现着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内心的急躁情绪，这些社团中很可能有极大多数的人或者不得不为纳粹统治下死亡的亲戚和朋友而哀悼，或者已重新同一些侥幸活下来的人有了接触，希望把这些人引向安全。几个星期过去了，英国政府正急于谋求同美国合作，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种种过分要求和阿拉伯人拒绝放松白皮书的种种限制之间，寻找折衷办法；而犹太复国主义的“抵抗运动”却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骚扰纳粹，曾由盟国（特别是英国）热心地在欧洲鼓励过这种抵抗运动。10月4日，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的领袖们，号召在4天以后举行半天的总罢工，作为反对继续实行白皮书政策的群众性抗议；同日，“哈加纳”的非法流动广播电台“以色列之声”，从1939年大战爆发起原已停止广播，现在又以“犹太抵抗运动广播电台”的名义重新开始广播了。⁽⁴⁰⁾同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各个官方组织，现在通过犹太旅队以及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犹太人的“分配联席委员会”⁽⁴¹⁾等救济组织，同欧洲各地幸存的犹太人充分地建立了联系，已经积极地恢复偷运非法移民进入巴勒斯坦，一面走海路，一面走陆路，越过北部地区的边界。10月6日那天，就在边界上，搜查一股非法移民的外约旦边防军，同窝藏这股非法移民的邻近的犹太定居地居民发生了一次冲突。⁽⁴²⁾“哈加纳”的突击队——“派尔马契”，⁽⁴³⁾10日袭击了海法南部阿斯利特为移民而设的巴勒斯坦政府的调度营，释放了208名被拘留的非法移民，随即由各犹太定居地吸收，并发给了伪造的身份证。12日，巴勒斯坦高级专员戈特勋爵，接见了3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袖，其中包括加拿大出生的伯纳德·约瑟夫，⁽⁴⁴⁾他在谢尔托克长期驻在伦敦的情况下正在充当犹太代办处的政治部首脑。早在10日，伯纳德·约瑟夫已向犹太代办处伦敦办事处打了报告，汇报了犹太代办处负责人内部对于向英国当局挑战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在他看到高级专员的那一天，有人把一个预先安排的密码答复，从伦敦以谢尔托克的名义发送给他，传达了本-古里安批准搞些“孤立行动”的指示，这样就不致同英国卷入一场总冲突中去。⁽⁴⁵⁾

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军队，预料到形势不稳，正在增援之中，最显著的是第六空运师的到达，这个师是以1944—1945年的西欧战役而闻名的；⁽⁴⁶⁾为了拦截非法的移民船只，英国海军和皇家空军巡逻着海岸；并且积极招募巴勒斯坦警察的英国干部。10月份过去了，并没有得到不耐烦地等待着的英国政策的声明，但是在这个月的月底，有一些报道说，有希望设立一个英美联席委员会去调查巴勒斯坦问题。⁽⁴⁷⁾10月31日—11月1日的晚上，犹太抵抗运动发动了警告性的打击。“派尔马契”击沉了3艘用来拦截非法移民的小军舰，破坏了50个地方的巴勒斯坦铁路的铁轨；伊尔贡-兹瓦伊-卢米袭击了卢德火车站，造成某些破坏和死伤，还有斯特恩集团对海法炼油厂进行了袭击，该厂中有一人被杀。11月1日，犹太代办处在本-古里安和谢尔托克常驻在国外的情况下，向伦敦办事处报告了这次一致发动的行动。他们吹嘘说：“这些行动在国内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当时官方被搞得晕头转向；“哈加纳”的秘密电台“以色列之声”公布，“阿斯利特事件以来的英雄主义之夜，是我们的力量和决心的表现”；斯特恩集团的非法刊物也宣布：“这是第一次协调而集中的攻击。犹太抵抗运动已团结了一切犹太抵抗力量，以期在一个权力的统一指挥下共同作战。”《巴勒斯坦邮报》的社论宣布：“那些答应把这片土地给犹太人作为民族之家……又威胁着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生存的外在因素，将要受到人民的反对，因为人民认为，他们已经被迫要为他们生存作战斗了”；《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的记者直截了当地说：“即使犹太人不能而且不要对英帝国进行武装斗争，他们一定也要表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将也是难于适用的，它甚至要比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带来更大的损失。”⁽⁴⁸⁾

第二节　英美调查委员会及其流产报告（1945年11月—1946年5月）

巴勒斯坦英国当局并没有立即对这些挑衅行动的肇事者们起诉，因为在11月13日贝文终于能宣布美国政府已接受邀请，参与英美调查委员会这一联合组织进行合作了。贝文也宣布了委员会的受权调查范围，其内容是：

“一、调查巴勒斯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情况对犹太人移民和定居问题的影响。……

二、调查在欧洲各有关国家遭到纳粹和法西斯迫害的那些犹太人的处境……”⁽⁴⁹⁾

上述权限范围，把重点等同地放在这个问题的欧洲方面和巴勒斯坦方面；但是贝文在他的附带声明中说，在最近提出的为犹太移民大规模进入巴勒斯坦的那些要求中，英国政府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原来居留在欧洲各有关国家的犹太人，曾经成为纳粹的受害者，现在再也不能在那里生活下去而不遭到歧视了。虽然巴勒斯坦可能对欧洲犹太人问题有所贡献，但它本身并不具备解决全部问题的充分条件；英国政府对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负有双重义务，后两者之间的主张相互冲突，极易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区域里导致混乱；未经适当协商的任何急剧的政策变更，都“可能在整个中东引起种种严重的反响，并在印度激起普遍的不安”，也就是说，在印度占少数的9 000万穆斯林中间引起普遍不安，当时他们还没有成为独立出来的巴基斯坦国家。英国政府不会允许用暴力冲突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就在等待委员会那些临时建议的时候，他们希望阿拉伯人同意这样一个协定，允许犹太移民继续按照现行月度限额进行下去（由1939年白皮书所规定的75 000名犹太移民的明确限额，现在实际上已完成了）。贝文在结束他对下院所作的说明时，对偏袒犹太人和偏袒阿拉伯人的双方质询者们呼吁，不要继续进行种族对抗，还补充说，“我愿以我的政治前途来担保解决这个问题，但不限于目前这种有限的范围之内。”后来报社记者们问到犹太复国主义者设想大力开发自然资源以增加巴勒斯坦吸收移民的容量的问题，⁽⁵⁰⁾据报道，贝文说过，那些设想，在他看来，似乎把8分宣传同2分事实结合起来了，但是专家们必须作出鉴别。他还发表了另外一个意见，后来经常被人们断章取义地引用来反对他，他说：“我非常渴望，犹太人不要过分强调他们在欧洲的种族处境。我在下院所作声明的基调是希望制止种族冲突，因此，如果那些遭受了种种苦难的犹太人，要想站在受施舍者队伍的最前面大捞一把，⁽⁵¹⁾那么，在各方面你就会都碰上另一次反犹太人的那种反应的危险。”他最后警告犹太人的武装组织，指出他们的进攻只会使他们的事业遭到误解而蒙受不利，他强烈要求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放下他们的武器。⁽⁵²⁾

英国政府已经明确决定，巴勒斯坦问题必须根据英国在中东利益的格局在总的方面予以考虑。虽然英国内阁的某些成员被认为一开始对犹太复国主义是表示同情的，但现在由于犹太代办处为了表达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急切心情而求助于“行动主义”，这种同情已一扫而光了。在美国，贝文的声明遭到各种各样犹太人组织、宣传部门和形形色色的政客们的大量批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参议员塔夫脱（一个强有力的共和党总统竞选者）和民主党参议院代理议长都支持了美国巴勒斯坦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联合主席，而这个委员会是被怀疑与恐怖主义的斯特恩集团有联系的。在纽约市举行的一次犹太复国主义群众大会，据说在全城200万犹太人中有15万人来参加；据报道，他们当中许多领导人，不仅公开赞成巴勒斯坦的“行动主义”，而且还谴责英国政府在阿拉伯各国挑起反犹太人的暴行。⁽⁵³⁾在巴勒斯坦，“哈加纳”的秘密广播电台“以色列之声”于11月14日作了一次号召积极抵抗的广播！

为了反对犹太人，过去希特勒用杀人放火的闪电战所做过的，现在又由民主国家通过缓慢、折磨人的政策的形式重演出来。今天我们正被赶到难以容忍的贫民窟里去生活，却是为了不使欧洲丧失它的犹太籍天才。新的建议是反犹的，也是不近人情的。这块土地是我们的，我们要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建设，创造，我们也要保卫这块土地。……我们号召你们起来反对这种阴谋，全力以赴，同新民主政策的那些邪恶的法令进行战斗。在此时刻我们要再次重复我们的誓言，我们要用一切力量保卫我们所最珍视的一切。⁽⁵⁴⁾

鉴于这样的煽动，发生下列事件也就不足为怪了：犹太民族会议在这一天宣布罢工12小时以示抗议，这给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少数暴乱分子造成了机会，他们放火焚烧政府建筑物，抢劫英国商店，用石块投击军队和警察，结果导致特拉维夫市被置于军事占领下达5日之久。一个美国犹太记者，于11月早些日子到达巴勒斯坦，目击了特拉维夫市的暴乱，他描述一帮一帮的犹太青少年怎样大肆破坏；他听到一个英国军官命令他的部下对准成年教唆分子开枪，但是据报道，这5天内，在犹太人伤亡总数中有6名被杀害，大约60名受伤，其中包括20名16岁以下的受伤儿童。⁽⁵⁵⁾空运师的历史学家观察到，由于军队作了“坚决处理”，这种规模的群众暴乱从此就不再在特拉维夫发生了。⁽⁵⁶⁾在那一天（11月18日），特拉维夫市市长对巴勒斯坦政府秘书长抱怨说，如果早点采取警察行动，生命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而犹太代办处英方联合秘书则面告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说，⁽⁵⁷⁾他们必须向英国政府提出警告：如果他们打算永远把巴勒斯坦犹太人限制成国内的少数，他们就得“消灭每一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⁵⁸⁾

犹太代办处目前的活动仍旧是促进非法移民，这是得到巴勒斯坦犹太组织全力支持的，甚至包括那些温和派的支持：例如朱达·马格纳斯博士，他是始终如一地反对代办处的种种政治目标的，但支持非法移民。⁽⁵⁹⁾一个美国犹太报纸记者，一直劝告保持克制态度，乃至英美委员会提出其建议时，他就报道说他已经得到了答复：“我们在等待那几个民主大国的行动，而600万犹太人已在欧洲死掉了。如果我们在冬季十指交叉地坐在这里，等他们再来调查时，将会有成千成万更多的幸存者死去的。”⁽⁶⁰⁾驱使非法移民组织者们的动力，实在就是德国难民营中的犹太人寻找一个新家园的生存需要，而这种愿望却悲惨地同托管国的意图大相径庭，后者急于想制止巴勒斯坦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不让它失去控制。一艘非法移民船在特拉维夫市北面约12英里海面上被截获之后两夜，即11月24—25日夜里，2个有截击装备的海岸警卫站被“派尔马契”分子炸毁了，⁽⁶¹⁾2个警卫站里的警察先开火，“派尔马契”分子是予以还击的。警犬从海岸警卫站凭嗅觉跟踪到4个犹太定居地，英国军队就在定居地四周设置封锁线，意在搜查破坏分子。可是，犹太复国主义地方当局以为英国军队的意图在于搜查非法入境移民（估计在遭受拦截之前已有大约200个移民从船上逃脱），并且按照这种猜想采取行动，对周围各定居地进行煽动，于是就有上万名组织得很好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以木棍和石块为武器阻止搜查。⁽⁶²⁾他们顽强的抵抗也付出了代价，至少有6人被杀，42人受伤，而搜查的主要结果是，在一个定居地发现有175磅以上的炸药。犹太代办处把一份“严正抗议”的海底电报发到美国，指责英国军警强行进入3个和平的犹太农业居民区。残暴殴打成百男女居民，枪杀4人，而且无理取闹地打伤多人。⁽⁶³⁾再者，正当保安部队庆祝圣诞节时，在“哈加纳”周密部署的一次行动中，有一批250名非法入境移民在海法登陆，并即潜入邻近的定居地。这次行动，“哈加纳”像任何正规武装力量一样，任命了一些联络官员，还同一个犹太血统的英籍路透社记者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并带他到进行战斗的地方去参观。⁽⁶⁴⁾“哈加纳”与“持不同政见的”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谅解，并不妨碍恐怖主义组织的独立活动；因而经过一段平静时期以后，大概是出于对当时所公布的英美调查委员会成员名单的反响，伊-兹-卢（它作为一个报复性暴力组织，是由于英国当局不断把恐怖主义嫌疑分子放逐到厄立特里亚的英国拘留营去而建立的）于12月27日对耶路撒冷以及位于雅法—特拉维夫边界的两处公安指挥部发动了毁灭性的破坏活动，还袭击了特拉维夫的一个军火库，共杀死保安人员9人。根据伊-兹-卢领导人后来的公开证言：“哈加纳”的那些首脑人物事先已“非正式”同意伊-兹-卢的上述攻击行动。⁽⁶⁵⁾但是根据代办处发表的一项通报，本-古里安和谢尔托克则在高级专员⁽⁶⁶⁾召见时，认为这些行动“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完全无关”，并对造成伤亡一事表示遗憾，可是又说：“我们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协同制止这些过火行动所作的努力，由于当前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的缘故，已经变得徒劳了。当巴勒斯坦政府本身就是一贯地违反托管国的根本法的时候，向犹太人所提出的遵守法律的任何号召，都会被置若罔闻的。”⁽⁶⁷⁾

犹太复国主义者深刻地体会到及时宣传的效果，特别在美国，高度组织起来的“压力集团”的行动，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力量的因素。⁽⁶⁸⁾在我们这一章所涉及的历史里，在不止一次的紧要关头，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采用了一种可能使其对象都会有理由感到愤恨的手法。在关键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会突然抓住某种一个本身并不是比较重要的偶然事件，反复地大做文章，通过一些宣传渠道加以歪曲，一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又把它弃而不谈了。例如在英美调查委员会即将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开幕式之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德国的英籍首脑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勋爵，在法兰克福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作的即席讲话中，有些评论竟惹起了一场犹太复国主义者强烈声讨的大风暴。这些评论并没有逐字逐句的官方报道公开发表，但根据美联社报道，摩根说：

成千的波兰犹太人自东方进入美国地区……在一个“组织严密，切实可行的计划下离开欧洲”。他相信此项渗入的幕后有一个未知的秘密犹太组织。……巴勒斯坦问题是和这种运动紧密地联系着的。……他不相信“关于波兰境内发生大屠杀的传说”。……犹太人自罗兹及其他波兰中心地区，由列车满载着到达柏林的都是“丰衣足食，面色红润，并有大量钱财。……他们看上去肯定不像遭受过迫害的人们。……来的那些人都千篇一律地谈到大屠杀的故事”。⁽⁶⁹⁾

两年后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们揭露了这个秘密的真相，原来犹太人途经中欧秘密地到巴勒斯坦去的活动是由“哈加纳”所组织的；⁽⁷⁰⁾但当时韦茨曼在美国谴责摩根的讲话“显而易见是反犹太人的”；世界犹太人协会美国分会主席拉比斯蒂芬·怀斯宣称，这篇讲话不仅有最恶劣的纳粹的味道，而且令人回忆起虚构的“郇山元老议定书”；犹太电影明星埃迪·坎托在《纽约时报》上用两栏的广告地位刊登了以“我以为希特勒已死去”为标题的文章，谴责摩根；还有无线电台评论家沃尔特·温切尔宣称，“在端庄有礼的美国人能够再次对英国表示怜恤同情之前，英王陛下的政府必须摒弃这位将军，剥去他的军装”。⁽⁷¹⁾不甘心被喧嚣的美国舆论所胜过，世界犹太人协会的伦敦政治秘书宣告：“摩根将军断言欧洲内部存在着一支犹太秘密军队，旨在撤出大批移民并送往巴勒斯坦，这不仅纯属捕风捉影之谈，而且显然是想要过早判断英美调查委员会调查的结果。”⁽⁷²⁾这种非难诋毁是提不出证明的，是不能使人民信服的，而且也像所有这类论辩一样，只能是适得其反，叫那些诋毁制造者自食其果。⁽⁷³⁾

英美调查委员会的6名美方成员和6名英方成员中，有3人后来发表了个人的论述，以及几次公开会议的记录，他们都变得赞同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了。工党党员理查德·H·S·克罗斯曼系《巴勒斯坦使命》一书的作者，为了献身于政治，他放弃了大学职务，于1945年进入国会。他在委员会工作时期所写的日记，有一部分就摘录在他那本书中，这些材料正直而透彻地分析了引起他个人思想变化的那些反应，使他的《巴勒斯坦使命》一书具有特殊的价值。⁽⁷⁴⁾《在丝幕后》的作者巴特利·C·克鲁姆是旧金山一家公司的法律顾问，也是一个“战斗的自由主义者”；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始终如一和不加批评的同情，以及他对英“帝国主义”的不信任，对国务院所采取的据说是亲英国的策略的不信任，使他成了一个不及克罗斯曼那么可靠的记者了。⁽⁷⁵⁾詹姆斯·G·麦克唐纳博士在1935年辞去了国际联盟德国难民救济工作高级专员的职务，以此表示他对国际上处理这一问题态度摇摆不定的抗议；以后他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⁷⁶⁾1948年杜鲁门总统选中他为美国第一个出使以色列的外交使节。委员会中其他英国成员（英国方面由一位高级法官约翰·辛格尔顿勋爵率领），不论他们政治上如何忠诚，思想上却普遍有所怀疑，他们大都同意达成一个不致严重干扰英国在中东的地位的协议。⁽⁷⁷⁾值得重视的是：外交部委派的两秘书之一，便是哈罗德·比利，他早期编写的《国际事务概览》一书对战前巴勒斯坦问题的演变所作的评价，曾遭犹太复国主义者强烈抨击。⁽⁷⁸⁾辛格尔顿以外的另一位主席，即美国方面的首席代表联邦巡回法庭法官哈奇森，是一个不落俗套的得克萨斯州人，他在自己的工作经历中流露出对处境困难的外侨的同情，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信奉《旧约全书》的基督教徒”，因此，在他的同僚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本能地对英“帝国主义”感到不满的，还有一个美国犹太记者指出，总统对美方成员的遴选，普遍地受到赞赏。⁽⁷⁹⁾

美国成员之一的威廉·菲利普斯，战时曾任罗斯福总统驻印度特派代表，他过去没有接触过阿拉伯世界，所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当美方提议咨询调查应在华盛顿进行时，英方感到有些“烦恼和猜疑”，认为从工作一开始，他们就会遭到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全力冲击”。可是据克罗斯曼称，委员会美方成员中那些头脑比较客观的人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的“极权主义”要求，也感到震惊。⁽⁸⁰⁾克鲁姆后来记载了（如他当时所报道的那样）他在华盛顿，也在委员会跨越大西洋的航程中，听到国务院的代表们以及英国外交部哈罗德·比利对他的告诫而感到惊奇：他们认为委员会不可能摆脱强权政治的影响去考虑同巴勒斯坦与犹太难民有联系的种种问题，相反地，委员会所要作出的是必须在某一地区付诸实施的决议，而这个地区早已是大国强权的争夺中心。⁽⁸¹⁾事实上，苏联在波斯阿塞拜疆所操纵的“民主政变”的冲击才只有一个月，而苏联宣传机器已经开始了一场既反对土耳其政府又反对英伊石油公司的“神经战”。⁽⁸²⁾

当阿拉伯人和亲阿拉伯的发言人同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在华盛顿和伦敦也过甚其词地强调他们自己那方面的理由时，克罗斯曼正从伦敦的那些意见听取会（1946年1月25日—2月1日）出来，带着一种“奇特的气愤之感”。他说，他的同事们也有同样的感觉。这种气愤是因某些犹太人所提出的那种双重要求、⁽⁸³⁾“双重忠诚”而引起的。这些人不去巴勒斯坦，但期望既把巴勒斯坦划给犹太人作为他们的民族之家，又同时期望“在每一个民主国家里都有一个分开来的、特有的犹太人社会”。他们既主张自己是犹太人，同时又要求人家承认自己是非犹太民族的国家中的公民；“既要忠于他们现在所住的国家，又要忠于他们的民族之家”。⁽⁸⁴⁾委员会的下一步动向，对于他们的情绪和想法肯定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因此，如果这下一步不是按照委员会的权限办事的话，那就会遭到批评了。在规定委员会的各项工作清单中，委员会的授权范围中也提到“在调查欧洲的犹太人难民的处境之前，要先调查巴勒斯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情况对犹太人的移民和定居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原来的设想是，仔细制定这些权限内的各项工作，就是要按照规定严格执行。可是，由于改变了授权范围指示的先后次序，委员会反而在此阶段先访问了欧洲。这就使委员会在访问巴勒斯坦和中东之前接触了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遭到巨大的感情上的冲击。⁽⁸⁵⁾他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集合地点看到几乎足足有10万名犹太人的幸存者，物质生活条件虽差强人意，但由于长期来在这些地方深受拘留之苦并亲身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种种恐怖，以致精神状态越来越走下坡路。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就成了抵制这种精神状态的在组织和自我约束方面积极的力量源泉。虽然实际上所有的幸存者首先都渴望在某种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但对其中约有70%的人们——大部分都是从集中营中活了下来的青年人来说，除了以色列的土地（巴勒斯坦）而外，其他避难的地方是不能想象的。⁽⁸⁶⁾委员会的权限范围允许它发表一个临时性报告和其他种种建议，因此敏感的克鲁姆提议，委员会应该干脆建议，允许这10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⁸⁷⁾但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表示反对：认为还没有踏进巴勒斯坦，还没有研究当地形势，就接受这么个整数，这会给阿拉伯人以合法控告的理由。大多数英方成员诚然希望对犹太人从东欧渗入这一事实及时引起注意，⁽⁸⁸⁾因为这正在增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压力。两名英方成员，包括两主席之一的英方主席在内，要求英美双方政府注视这个反常现象：虽然来自东欧的渗入正在受到德国美占区的怂恿，而英占区执行的却是阻止渗入的政策。克鲁姆因为他所提出的关于立即建议让移民入境的要求未被接受而恼火了，甚至以辞去委员会的职务来要挟，只是由于杜鲁门总统提出不应有临时性报告或建议的咨文，他的气恼才被平息下去。⁽⁸⁹⁾

在开罗，委员会听取到阿拉伯国家联盟观点的一个不妥协的表态，即：犹太复国主义者除了它在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里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权利以外，他们在巴勒斯坦没有任何其他权利；⁽⁹⁰⁾这个表态在3月6日传到了耶路撒冷。1月17日，贝文通知联合国大会，他的政府的意图要在不久的将来把外约旦变成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并予以承认。过去，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书第25条规定了外约旦的特殊地位，1922年英国就援用了该条规定，说对外约旦不适用委任统治书有关在巴勒斯坦促进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的那些规定，并且以后又说在外约旦不适用英国—外约旦所签订的、有关巴勒斯坦走向自治政府的总方向的各项规定。现在，上述英国政府的意图总算是向前迈出了合乎逻辑的一步。⁽⁹¹⁾联合国大会托管委员会相应地接受了英国的建议。⁽⁹²⁾但是，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来不承认外约旦不包括在他们可能建立他们的民族之家的那个地区范围之内；的确，按照他们的名词解释，约旦河仅仅把“东巴勒斯坦”从“西巴勒斯坦”划分了开来，⁽⁹³⁾而并不是巴勒斯坦的一道边界线；因此他们强烈抗议使外约旦独立的建议。⁽⁹⁴⁾

1939年白皮书所准许的75 000名犹太移民到这时已经额满，高级专员根据伦敦方面的指示，谋求同巴勒斯坦政治领导者们就继续移民这件事达成协议，在英美委员会作出新的建议之前，暂时按照每月移民1 500名的现行定额进行。可是，阿拉伯国家联盟所宣布的联合抵制犹太复国主义商品的运动，就在这年年初付诸实施，⁽⁹⁵⁾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者们在移民这个重大问题上也就拒绝作出任何让步。与此同时，那些犹太恐怖组织据传在“哈加纳”⁽⁹⁶⁾默许下继续进行他们的破坏活动，以抗议对非法移民的拦截。1月28日，巴勒斯坦政府相应地公布了保卫治安的补充条例，对参与恐怖主义者的袭击，或“系任何集团成员而该集团的个人或多人犯有本条例所规定的罪行者”，或非法持有或制造枪支、弹药、炸弹、纵火物或炸药者，一律予以严惩，直到判处死刑；而在该项条例有效期间，高级专员有权把任何人驱逐出巴勒斯坦或拒绝他入境。不管怎样，高级专员在30日相应地宣布了每月移民定额将暂时仍保持1 500名。次日，犹太社团对继续限制他们自由移民及购买土地举行了罢工抗议，并作了这样的决定：假使白皮书的限制不取消，“对其余的以色列人进入巴勒斯坦的大门不敞开”，那么，他们就绝不罢休。犹太代办处继续按月接受到期的入境人员，这样，在多事的次年，有21 000名犹太人（或现有人数的1.1%）合法进入巴勒斯坦。⁽⁹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于2月2日举行罢工，抗议这种不照白皮书所严格规定的条文办事的背离行为，虽然大多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白皮书公布时曾认为规定很不适当，⁽⁹⁸⁾但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迁，白皮书已演变成为他们渴望争取独立的依据。而准许被放逐了的穆夫提的亲戚贾马勒·侯赛尼重返巴勒斯坦，这事也使他们感到欣慰；贾马勒·侯赛尼是1941年伊拉克政变之后被俘，拘留于罗得西亚的。⁽⁹⁹⁾

英国军事当局企图使用德国战犯在巴勒斯坦南部兴建军事设施的声明，遭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强烈攻击，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搞这些军事设施是英国在加强它的统治权力。而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的常务理事会也提出抗议：“任何德国人以任何原因进入巴勒斯坦”都是“一种粗暴的挑衅……一种很可能扰乱国家治安的行动”，⁽¹⁰⁰⁾这种“治安”实际上早已被破坏了，那是由于“哈加纳”重新与恐怖主义者勾结起来，一再联合袭击那些用以对付非法移民的军事设施。2月20日，“派尔马契”炸毁了海法雷达站，8名皇家空军人员受伤；两天以后，对巴勒斯坦别动队（巴勒斯坦警察的一种特殊组织）的3个营地同时进行了袭击；25日，伊-兹-卢与斯特恩集团破坏或摧毁了3个飞机场上的15架飞机，⁽¹⁰¹⁾估计造成英国损失75万英镑。“哈加纳”通过散发小册子及其“地下”电台的广播，为“犹太抵抗运动”参与这些行动而大吹特吹。⁽¹⁰²⁾

尽管对巴勒斯坦政府采取挑战蔑视的态度，曾经长期负责“哈加纳”和民族自卫工作的本-古里安（据笔者目前所知，这个情况后来已经证实而未加否认）⁽¹⁰³⁾还是在3月11日第一次出现于耶路撒冷英美委员会面前，他显然表现得不够坦率，以致克罗斯曼在他的日记⁽¹⁰⁴⁾中作了不利于他的评论，也导致了本-古里安本人再度被传至耶路撒冷英美调查委员会，出席3月26日的最后一次质问，由两主席之一的英方主席进行了法律上的质问。这次活动的逐字逐句记录，无须再加评论：

辛格尔顿：……“哈加纳”是设在犹太代办处之下的吗？

本-古里安：我并不曾谈到过它。“哈加纳”是一个希伯来字，字义是“防卫”。

问：它是个某种类型的团体吗？

答：我认为在巴勒斯坦有很多防卫团体。

问：不要把它说成一种想象的事物，我们在这个大厅里曾听到过属于军事组织性质的团体，就用“哈加纳”这个名称，它是设在犹太代办处之下的吗？

答：我不认为有取名“哈加纳”的这样一种组织。我只认为在希伯来语中，“哈加纳”这个字的字义是“防卫”。在巴勒斯坦当然有犹太人的防卫组织，我相信到处都有。我可以肯定在每一个犹太人社团中都有这样一种组织。

问：这种组织是设在犹太代办处之下的吗？

答：不，它是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之下。……犹太代办处所从事的工作非常多——这是一个属于防御和安全的问题，时常要求英国政府加强殖民地、定居地、城市的安全。……

问：……那么，“哈加纳”并不是在犹太代办处某种形式控制之下？是吗？

答：不，代办处并不从事于任何非法的或任何秘密的活动。

问：我没有问你那个问题，我问你的只是这个问题：“哈加纳”“是”或者“不是”处于犹太代办处的某种形式控制之下？

答：我可以奉告的是关于代办处的事，但不是关于“哈加纳”的事。我在这里代表犹太代办处，并不代表“哈加纳”，我也只可以就代办处作答。代办处同在这个国家里的犹太人的任何非法或任何秘密活动毫无关系，因此也就同任何秘密组织毫无关系。

问：本-古里安先生，你必须明白，你答非所问……“哈加纳”是处于犹太代办处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吗？

答：据我所知，尚无这样一种组织处于犹太代办处的控制之下。

问：你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答：是的，先生。

问：那么你是在说，“哈加纳”不是处于犹太代办处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吗？

答：……它不受犹太代办处的控制。

问：谁支付它的经费呢？

答：先生，我不知道。是巴勒斯坦的那些犹太人吧。

问：是通过犹太代办处这样做的吗？

答：先生，不是，我告诉你了，不是。

问：在你的账目中，有用于防卫组织开支的吗？

答：是的，有很多。⁽¹⁰⁵⁾

问：很好，我可以认为犹太代办处同“哈加纳”组织毫无关系吗？

答：毫无关系，先生，那是一个秘密组织。就防卫来说，有关系。“哈加纳”这个字有双重含义。“哈加纳”这个字的字义是防卫，但当你提到“哈加纳”时，是指一种秘密组织的专门名称。我们同防卫是有关系的；但同名称叫做“哈加纳”的组织，没有关系。

问：你可以把我问你的问题看作是就最广泛的可能含义而言的。犹太代办处同“哈加纳”有任何关系吗？

答：我已告诉你了，没有关系；就防卫而言，有的，因为“哈加纳”也含有“防卫”的意思。⁽¹⁰⁶⁾

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言人，还是阿拉伯的发言人，在耶路撒冷所提出的论据都无非是些老生常谈；因为不在场的穆夫提及其被送回来的仆从贾马勒·侯赛尼这两个人物，都有势力去威胁任何可能持不同政见的阿拉伯人，而在犹太社团中间后来有一种说法是：“有人下了严格的命令，除了按照‘官方路线’以外，任何人都不得作证。”⁽¹⁰⁷⁾委员会的各个部门在其他那些阿拉伯国家中举行了意见听取会，它们以一种令人回想起那些极权主义国家的传统做法，把当地一些犹太社团的代表们带到意见听取会上来，使他们顺从地去证实：他们对当前的地位是满足的，也并不希望移民到巴勒斯坦去。⁽¹⁰⁸⁾委员会在洛桑起草报告时，显然只有克罗斯曼和克鲁姆赞成把巴勒斯坦分割为一个处于地质肥沃的低地的犹太国和一个处于高地的阿拉伯国。⁽¹⁰⁹⁾但是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因为考虑到这两个在政治上敌对的社团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¹¹⁰⁾（毫无疑义，还考虑到苏联对中东北部边缘地区的压力），全不顾以往10年来所有的经验，还始终抱着希望，认为如果能从美国获得一个更大的合作方案，作出担保使好斗分子不从国外接受财政上和物质上的援助的话，就能设法导致这两个集团和平共处。⁽¹¹¹⁾委员会回想起：1938年的英国分治委员会在两个地理上纠缠在一起的社团之间决定一条公正的分界线曾遭到巨大的困难，一方面即便分治这种设想也会引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各国的反感，而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很可能拒绝任何一个不给他们许多新的地区作为定居地的分治方案。由于心中有着这些事实，英国的官方意见事实上对这种没有美国撑腰而试着去强行分治的想法，就表示了畏缩。当时正赶上这样一个当口：苏联政府在积极从事“神经战”，想把土耳其和波斯降低到卫星国的地位，⁽¹¹²⁾而列万特各国和埃及则在要求英国军队全部撤离，因而使英国继续在巴勒斯坦占有一个基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¹¹³⁾因此，英国就渴望在阿拉伯各国和英国的关系上避免发生纠纷。这两个分治问题的鼓吹者最后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而那个报告就在4月19日由全体一致同意签署，以备在4月30日到5月1日的午夜发表。虽然报告对巴勒斯坦问题各个方面的评价，特别是在犹太复国主义经济不稳定这方面，含有许多健全的意见，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显然试图使所有各方都感到有所满足，把它们的提议四平八稳地凑在一起，作为这个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建议提出立即发放10万张犹太难民的移民许可证，但是摒弃了赞同托管制的一个犹太国或一个阿拉伯国的想法；建议要求援助犹太移民和取消对犹太人购买土地的种种限制，但是也要求撤销那些由犹太国民基金会提供经费的企业单位不得雇用非犹太劳动力的法定禁令；建议鼓励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但是也注意到犹太复国主义者为利用约旦河水源进行大规模灌溉而制定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需要得到阿拉伯邻国的自愿合作。最后，根据英国的坚决主张，⁽¹¹⁴⁾建议提出还应该予以明确的是：

毫无疑问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说来，任何一方试图以暴行威胁，以恐怖主义或者以组织或利用种种非法武装部队去阻止本建议的执行，则任何一方的这种行为，将要受到坚决的压制。

此外……在镇压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方面，在维持整个巴勒斯坦的法律和秩序方面（这对包括新移民在内的各方的利益说来，都是必要的），犹太代办处应立即重新恢复其与委任统治国的积极合作。⁽¹¹⁵⁾

克罗斯曼和委员会中美国委员的观点是，“用武力解除犹太人的武装这一尝试，只会加强恐怖主义者的地位，并且还会牵涉到承担较之迅速而果断的贯彻执行这个报告远为巨大的军事义务”；但是正当苏联在中东北侧进行着“神经战”的紧要关头，而英国又正在试图与埃及拟订一个新的条约时，美国拒绝分担责任同落实报告搞在一起，就会牵涉到英国政府（像克罗斯曼所承认的）重新检查其整个中东政策。克罗斯曼的估计——认为犹太社团“在其不公平待遇一旦被纠正时”，就会压制恐怖主义者并忠诚地与英国合作——大概没有充分考虑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那些不可妥协的要求，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要满足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就不可能不促使阿拉伯各国同样不可妥协的各派政治力量方面发生亲苏反应的危险。“尽管一再紧急请求”，贝文仍不愿与克罗斯曼以及他的一名英国同僚在未来的几个月中讨论这件事。根据克罗斯曼的说法，内阁只是在英美委员会的那个报告经过军政官员们所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苛刻地分析了以后，才对那个报告加以考虑的。⁽¹¹⁶⁾4月25日，这些深思熟虑还在继续酝酿，一次恐怖主义袭击却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军车停车场上发动了，该场有7名士兵被猝然捉住并杀死，这就坚定了英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见。⁽¹¹⁷⁾此外，克罗斯曼还承认，杜鲁门总统在4月30日公布英美委员会报告时发出的信件，在英国造成了“可悲”的影响。该信件把委员会所提出的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切建议，都作为“当前的一些目标”来欢迎，却把另外那些建议作为“需要仔细研究，而且我还要进行周密考虑的长期政策问题和国际问题”来摆脱。⁽¹¹⁸⁾欧内斯特·贝文的传记作者报道，杜鲁门的信件使贝文陷入了“我所见到的最厉害的狂怒”。⁽¹¹⁹⁾他立即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抗议，而克罗斯曼说，艾德礼在5月1日在下院所作的一个声明中的反应也是“极端尖锐的”。首相“非常合乎分寸地”⁽¹²⁰⁾反对总统对委员会建议的挑剔态度；他希望知道，履行那些建议附加的军事责任和财政责任，英国将分担到什么程度；他还宣布，除非在解散巴勒斯坦的“非法军队”并缴械以后，英国政府硬是不能承认这么一大批移民，尽管这10万名原来是由韦茨曼作的计划，为杜鲁门总统所赞同也为委员会所采纳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样必须立即解除武装，同时必不可少的是，在压制最近对英国人的生命和军事设施进行猛烈袭击那方面，犹太代办处应“发挥积极作用”。⁽¹²¹⁾

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各界人士，强烈地批评英国政府把发放建议中的10万张移民许可证同解除犹太复国主义非法组织的武装这样牵连在一起，他们辩论说：因为委员会的报告从来没有这样地使这一个建议取决于另外那一个建议的。人们一定会回想起，英国政府可不像它的批评家们和委员会，它通过所截取的密码电报，是完全能明白犹太代办处的负责人和4月25日刚犯过“残酷谋杀”罪的恐怖主义者还在继续进行经常的勾结的；因此，它既不倾向于把“哈加纳”和“持不同政见分子”所各自遵守的关于暴动的不同道德概念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是克罗斯曼和其他关心于陈述犹太复国主义的情况的人们所划分的），又不倾向于相信“哈加纳”会一心一意地把那些恐怖主义分子们限制在某些范围以内。5月3日，“哈加纳”的“地下”电台“以色列之声”谴责英国政府把移民问题和解除武装问题牵连起来，“只是想妨害和竭力避免实行报告中……的有效建议”。5月7日，“哈加纳”司令部通知伊尔贡-兹瓦伊-卢米的领袖，为了使英国政府撤销关于解散非法组织的坚决主张，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对美国施展影响，要美国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¹²²⁾5月12日，当英国政府有条件地向埃及政府提出英国军队全部撤出埃及时，⁽¹²³⁾“以色列之声”发表了一个由谢尔托克授权的挑战性的广播。在这个广播里，犹太抵抗运动对英国政府“以错误设想为基础的……策略”发出了警告。英国政府设想以巴勒斯坦取代埃及作为它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而又不履行其委任统治国的责任，一如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所解释的那样。如果英国政府继续在英美委员会“不冷不热的结论”上摇摆不定，特别是在允许10万名移民问题上犹豫不决，犹太抵抗运动将“尽一切努力去阻挠英国的基地转移到巴勒斯坦，并阻止他们在这个国家把基地建立起来”。⁽¹²⁴⁾

5月15日，英国外交部通知说，他们根据英美委员会的建议所作出的决定必须等待同美国政府达成协议，并且也要同阿拉伯和犹太的领袖们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在美国，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10日已向阿拉伯各国的代表们保证，根据1945年罗斯福对伊本·沙特的允诺，⁽¹²⁵⁾美国政府在对巴勒斯坦问题作出任何决定以前将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商议；20日，美国国务院邀请双方在一个月内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迪安·艾奇逊评论说，英美委员会只不过是一个咨询机构，因而它的建议并不具有约束力。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会议，宣布对于因循延误“甚为愤慨”。他们的发言人非常不满地说：美国国务院一般的态度“与其说符合于总统的观点，倒不如说更符合于英国的观点”；⁽¹²⁶⁾而《犹太复国主义评论》驻耶路撒冷的记者则报道说：

平心静气地考虑最新的发展是困难的。虽然尽一切努力保持心平气和，血还是非常迅速地在血管中奔流，当钢笔写到纸上的时候，墨水就变成愤怒的红色。对于要同阿拉伯各国协商的决定，伊休夫群情沸腾，这样说并不过分。

如果对中东安全有什么危险的话，这种危险更可能是来自犹太人，而不是来自阿拉伯人。……对于伊休夫的许多成员说来，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说来，这些事情的逻辑是不可避免的：阿拉伯人凭借其空洞的威胁，再一次迫使英国让步。那么，为什么不以武力为后盾，再搞一点破坏行动，借此试试威胁的效力，表示我们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呢？⁽¹²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