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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章
1945—1947年间美苏占领下的朝鲜
休·博顿
第一节 引言
朝鲜从满洲和苏联的边界向南伸出400至500英里，是一个面积约85 000平方英里的地势崎岖不平的国家。1945年8月划定北纬38度为分界线时，在美国占领的南部地区居住着将近2 000万人，在苏联占领的北部地区将近有1 000万人。许多世纪以来，朝鲜是强权政治的受害者；最先它附属于中国，以后在日本和俄国手中。从1910年起，朝鲜受日本统治，成为日本殖民地，并成为与日本帝国本部紧密结合的一个部分。这个半岛曾作为一个单独的经济单位被开拓；不是为了朝鲜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日本人和他们的帝国的利益。
尽管有这些外国压迫——这样的压迫会消灭文化，除非是最顽强、最有生命力的文化——朝鲜还是保留着它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政治生活。朝鲜具有强烈的固有特征，这些特征鼓舞着它，使它能够抵制外国的统治或人为的分裂。朝鲜人民在思想方面是保守和褊狭的，然而具有很强的自尊心和个性。虽然他们表面上是宁静和淡泊的，但是他们在诸如民族独立之类极其重要的问题上，易于激动，易动感情，不大理智。这些因素，加上日本投降后西方强国对这个国家的武断的划分，在占领期间造成了几乎无法克服的种种问题。并且，由于美国和苏联在目标上的根本分歧，问题就进一步复杂化了。苏联支持朝鲜独立。它相信，领土邻近（朝苏边界接壤约有13英里）加以苏联在成立朝鲜临时政府这件事上的操纵，将足以保证出现一个政治上倾向于共产党世界的独立的朝鲜。美国，与它历来的传统态度相一致，认为朝鲜应作为一个光复的地区来对待，应该尽快地成为一个真正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同时，应当允许它自己选择政府的形式。实际的军事、地理和政治因素使得美国很难制定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要符合这种不言而喻的自决权利，另一方面又要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无论美国采取什么行动，它难免是：要么激起朝鲜人民的反感，要么为朝鲜承担责任，而这种责任它还不愿意承担。
占领朝鲜头两年的历史，即到1947年9月17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时为止的历史，具有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方面是：不顾美苏关系的恶化，试图由美朝双方解决朝鲜问题。另一个方面是：在美、苏两个占领区内，根据与两个占领国家的根本分歧相适应的不同路线，各自发展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当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于1943年11月在开罗会晤讨论远东问题时，朝鲜战后的地位问题也在他们考虑之列。他们关于朝鲜问题的决定，成了盟国未来政策的奠基石。这一决定说：“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苏联在参加太平洋战争前，已默认它的盟国对朝鲜的政策。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提到了朝鲜，但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可以适用多边托管的地区的例子。(1)然而，罗斯福去世后，在联合国旧金山会议之后，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在互换照会时，美国和苏联同意：短时期的四大国（美国、英国、中国和俄国）托管，将是朝鲜未来独立的最好保证。当苏联于1945年8月8日对日本宣战时，它遵守两星期前公布的波茨坦公告。由于这一公告指明“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苏联和其他三个盟国一起保证了在适当时候朝鲜将获得自由和独立。
接下来所采取的有关朝鲜的行动，都是军事性质的，但具有深刻的政治影响。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军事参谋人员讨论了苏军和美军分两个区占领的问题。苏军于8月10日越过了朝鲜边界，但美军不可能立即在半岛上部署，因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朝鲜应以北纬38度为分界线，把苏军和美军的军事行动分隔开来。这样的划分获得同意，并在1945年9月2日由麦克阿瑟的总命令第1号正式确定下来。该命令规定，这条线以北的日军应向苏联总司令投降，这条线以南的日军应向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投降。(2)到9月8日，即美军进入朝鲜那一天，苏军已占领了北朝鲜，一直到三八线为止。第二天，二十四军军长约翰·R·霍奇中将接受了三八线以南日本部队的投降。从此以后，原是临时为了处理日军投降事务和划分军事占领区域而确定的这条线，就变成了国际边界，而朝鲜就这样被分为两个军事、政治和经济单位——这不仅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悲惨的后果，而且也给其他人类带来了悲惨的后果。
第二节 被分隔的国家与分道扬镳的政策
（一）分隔的直接影响
虽然有些朝鲜人对于盟国所说的“在适当时候”给予独立一语的真实含义深感担心，但朝鲜所有的领导人都指望在光复后立即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国家。流亡在重庆的所谓“朝鲜临时政府”，把开罗宣言中的这几个字译成“立即”或“几天之内”，并把他们的译文在全朝鲜广为散发。早在1944年10月，这一组织的主席金九(3)就曾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式承认他的政府。9月8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曾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到欢迎。但是，几个星期以后，关于托管的事谈开了，美军就被看作侵夺者了。在北部领土上，苏军很快地把日本人赶了出去，红军迅速挺进。他们利用许许多多朝鲜流亡者和革命者组织了人民委员会，让他们担任共产党地方干部。这种制度，再加上积极的宣传，使得许多北朝鲜人产生了这种想法，即：苏军才是真正的解放军。
三八线边界的封闭变得越来越紧了，这时朝鲜人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家被分隔开了。海州工业区由于被从中隔开，变得毫无用处了。北部富饶的矿藏和重工业，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南部分开了。以往通常提供给南部工厂的煤和电力，现在都在苏联控制之下。美国人则占据了交通枢纽与谷物生产中心。日子一久，人为地把朝鲜分隔成两个占领区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给军政府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影响。(4)
（二）南朝鲜的美国军政府
在日本投降到美军到达之间的三个星期内，南朝鲜的局势十分混乱。首先，国内到处都是日本兵和日本平民以及同他们勾结的朝鲜人。许多朝鲜人要找他们过去的剥削者和主子报仇雪恨。为了保证维持法律和秩序，日本官员现在给予朝鲜最强大的政治集团的领导人以特殊权力。其次，许多朝鲜人完全指望着日本当局的倒台将会立刻给他们带来独立。虽然日本人过去把持着政府中所有重要的职位，但朝鲜人坚持认为他们有能力管理自己。尽管日本军事上的失败以及朝鲜的光复要归功于盟国，但朝鲜人感到没有理由要把一个临时性的外国军事当局强加于朝鲜。他们的这种感觉，由于下面的事实而加强了：南朝鲜从8月15日日本投降到9月8日霍奇将军到达，这期间实际上并没有由外国进行控制。最后一点是朝鲜人完全指望会立即遣返全部日本人，清算他们的财产，并把它们转归朝鲜所有。
初期，最强大的朝鲜政治势力之一是“朝鲜独立筹备委员会”。这个团体在整个半岛的每个道里都设有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派代表参加9月6日在汉城召开的一次“国民会议”，会上组成了一个自封的“人民共和国”（“朝鲜人民共和国”），宣称对整个朝鲜有管辖权。它由各种不同的政治成分组成，其中大部分来自左翼。它提出了一个纲领，号召做下列各事：各派别统一起来，实行土改以废除封建专制，清除身居要职的日本人和与之勾结的朝鲜人，组织合作社，并实行其他经济改革。霍奇将军于9月8日登陆时，新当选的主席吕运亨派了代表去仁川欢迎他，并表示人民共和国愿为美国司令官效劳。霍奇意识到，他身为军事司令官，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威受到任何挑战。此外，他必须避免对当地的政界人物作出任何承诺，除非得到更高一级的美国当局批准。因此，从一开始，美军司令部与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全国和地方组织之间就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
由于霍奇起初决定依靠日本人的帮助来维持法律和秩序，他的任务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朝鲜各阶级对霍奇此举都极为反感，他们希望很快把所有的日本人都赶走。霍奇不久就撤销了自己的命令，在4个月之内，几乎所有的7万名日本官员全部被撤职。10月初，指定了一个“朝鲜咨询委员会”，作为美国司令官的辅佐。虽然朝鲜人在接受这一措施时抱着怀疑态度，但一些右翼领导人这时便开始同美国占领当局站在一起了。
政局的动荡持续了几个星期。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声称自己代表朝鲜人的意愿，因而拥有一个政府所应有的特权。面对这一挑战，霍奇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美国军政府是南朝鲜惟一的政府，无论是人民共和国或是任何其他团体都不能被利用来达到政治目的。结果，共和国这个组织在汉城很快就失去了影响，但在有几个道里，仍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一直到10月下旬，有些地区的道委员会还在执行着主要的行政职权。那时，美国军政府的部队到达，取代了原来的战术部队，把残留的一切日本官员和人民共和国的代表都排除掉，接管了各道政府。(5)新的部队接到明确的命令，要他们对所有的“政党、组织和社团”加以控制。然而，在好些情况下，人民共和国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11月下旬，该党召开的大会不同意解散其组织。它在几个道中展开了强大的反美运动。因此，在1945年12月29日，霍奇宣布“共和国”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一个“政府”，它想充当政府的任何企图都将是非法的。
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影响和威望的下降，右翼的“朝鲜临时政府”的影响和威望日益增长了。它在国外的一位有力倡导人李承晚博士已回到朝鲜，许多支持他的人已在美国军政府中获得了重要职位。这个组织的力量，在这一件事上显示出来：为抗议1945年12月27日莫斯科协定中的托管条款，这个组织有效地发动了一次停工。不久以后，“驻朝美军军政府”组成，使得美国军事管制的行政机器更加完备，于是在朝鲜没有一个组织能成功地对军政府的权力进行挑战了。军政府的组成系以地区为基础，由一个文职行政官和一个军事长官共同主管。秘书处有5名军官，日常的政府工作由9个局负责进行。尽快地委派朝鲜人员担任这些军官的职务，并担任各个局的工作，使他们能把职权越来越多地接过去。然而，给予他们的任何职权和势力，都得由美国当局决定。
（三）苏军占领北朝鲜
与美国人在南部地区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相对比，北部的情况对苏军来说是较为有利的。首先，俄国人是在日本投降之前而不是在投降以后进入北朝鲜的。当红军向南推进时，它马上就从日本人那里接管了控制权。第二，苏联当局没有关于处置日本官员的问题。当俄国向日本宣战时，所有比较重要的日本人，不是早已住在南部地区，就是已经从北部逃往南部。因此，为了管理地方政府，俄国人一开始就通过朝鲜人来进行工作。第三，由于共产党人相信共产主义的普遍性和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成功，苏联司令官有着一个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他无需担心朝鲜人民的政治愿望和信仰。他只要使那些与他合作的朝鲜人确实拥护共产主义就行了。此外，朝鲜的革命者长期以来在苏联受到欢迎。从日本人的严酷统治下逃亡出来的政治避难者，来到了外蒙古、西伯利亚或苏联滨海地区。其中有许多人现在随同苏联部队回来了，并被用来建立北朝鲜的苏维埃政权。这是被红军征服的其他地方所树立的范例的一个翻版。人民委员会这一体制建立了起来，由俄国军事司令官在背后进行控制。1945年8月25日，成立了“朝鲜人民执行委员会”，它接管了政府的职权。6个月以后，在1946年2月9日，它又被“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所取代，由金日成任全朝鲜内阁首相。这样，俄国人得以避免了建立一个正式的军政府，虽然他们的军事控制只是盖着一层薄薄的面纱而已。
第三节 争取统一的国际行动
（一）莫斯科外长会议
由于把朝鲜以三八线为界进行分隔原来只打算是暂时性的，美国司令官提议与北部的苏联司令官进行谈判，以减少这一屏障所造成的分裂影响。美国提出了如下建议：允许两个地区之间自由往来，不加限制；发展一种统一的经济和单一的行政机构。然而，苏联司令官继续把这条线作为国际屏障。这样就造成了真正的危险：除非这种局面得到纠正，否则，这个国家将不可挽回地被分裂为二。因此，霍奇将军提出，朝鲜分裂的问题应由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加以解决。
鉴于这些事实，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英国和美国三国外长会议上讨论了朝鲜问题。外长会议在1945年12月27日发表一份报告(6)（中国政府后来对这个报告表示赞同），报告的第三部分为未来对朝鲜的政策确定了基础。这项协定中规定，应成立一个临时的朝鲜民主政府，做下列各事：使朝鲜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创造条件使这个国家能在民主的原则上发展；尽快地消除日本统治朝鲜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影响。此外，这个朝鲜政府还将发展朝鲜的工业、运输业和农业，以及朝鲜的民族文化。
莫斯科协定中还规定了为达到这些目标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第一，成立一个由美国和苏联在朝鲜的司令部的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使命是“与朝鲜各民主政党及社会组织咨商”，就成立一个朝鲜临时政府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将送交中国、苏联、英国和美国的政府考虑，然后由苏联和美国批准。第二，临时政府成立以后，联合委员会、临时政府和朝鲜的各民主团体将负责制定措施，以帮助朝鲜人在为期5年的四大国托管期间获得独立。最后，协定中还规定由美国和苏联在朝鲜的司令部的代表开一次联席会议。这一会议将在两星期内召开，会议将讨论当前影响南北朝鲜的一些迫切问题。会议还有责任为美苏两个司令部之间“制定方案，以期建立行政及经济事务上之经常联系”。
（二）莫斯科协定的直接影响
几乎所有在南部的朝鲜人都立即对外长们的决定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南朝鲜的报纸把会议描写为“第二个慕尼黑”。主要的异议是对于托管的规定。人们争论说，任何托管，不管时间怎样短暂，都意味着把他们能够获得完全自由和独立的日子无谓地延迟。将有苏联参加在内的任何临时性的国际管理，也遭到强烈的反对。朝鲜的领导人没有看到苏联军队正占领着半个朝鲜这一严峻的事实，也没有看到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建议的目的是在于使苏军和美军最终能撤退，使朝鲜归于统一，并成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政府。(7)
莫斯科协定对朝鲜国内政治的发展还有另一个重大的影响。它促进了右翼和左翼政治势力的明显的两极分化。在南朝鲜，右翼势力反对得最激烈。金九——朝鲜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之一——组织了一个“反托管委员会”，并发动了一次总示威以抗议这个协定。所有的右翼组织都参加了，结果，他们在政治上获得了好处。莫斯科协定宣布后的头几天中，南朝鲜的左翼政党也反对这一协定，但在1946年1月3日，共产党及其附属的团体声明支持这一协定。苏联司令官说，北部各政党完全同意盟国四强的主张，由此可见，南部的共产党人在这件事上已接到了特别指示。实际上，在联合委员会召开以后，对莫斯科协定的支持是与共产党有紧密关系的一种明显标志。
作为执行莫斯科协定的第一步，1946年1月16日在汉城召开了一次苏联和美国司令部代表的联席会议。美国人谋求在下列问题上达成协议：铁路、电力和交通运输统一管理，全国货币统一，货物自由流通，以及某几类人员可自由往来。最后，他们建议沿三八线设立几个联合管理站，这些管理站将不设防。苏联代表主张把讨论局限于电力的输送，货物与设备的交流，以及铁路与公路交通。由于美国人缺乏诸如稻米之类的朝鲜产品作为易货基础，他们只得同意把讨论局限于俄国人提出来的几点之内。最后，在邮件往来、联络和把规定量的电力从苏占区输送到美占区等有限的几个问题上终于达成了协议。(8)从实际上来说，除了不断有人从北部逃亡到南部以外，这个新的边界仍旧封闭着。
俄国人在两国军事司令部会议上的强硬态度，对于进一步贯彻莫斯科协定来说是个不祥的预兆。另一个因素是南朝鲜内部的政治危机一直持续下去，这一点使得原定在3月份召开的联合委员会会议可能开不成。美国司令官已指出，如果为了反对托管而继续骚动并举行群众示威，那只会使朝鲜的独立推迟。尽管如此，南部的局势依然紧张。一些主要的政党甚至在莫斯科外长会议还没有作出决定以前就都宣布反对托管。所有的政党都主张尽早独立。朝鲜人民共和国曾声称它代表人民，并曾拒绝承认霍奇将军的绝对权威。霍奇将军对于它的任何施政活动都视为非法的命令，更增长了它对美国占领的敌意。右翼分子发起组织了一个“迅速实现独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正如“反托管委员会”以及其他特别的组织一样，聚集在曾流亡在重庆的朝鲜临时政府成员周围。李承晚博士在回朝鲜后，于10月20日说出了他们的基本方针。他作出许诺说，他将努力奋斗，使朝鲜“不被征服，不被分裂”。金九和他的14个同僚于11月底到达。在莫斯科协定宣布前一星期，朝鲜临时政府曾致电各盟国，要求完全独立和废除北纬38度的分界线。因此，除了共产党人以外，所有其他的人都一致反对四大国托管这一具体规定。1946年2月，右翼领导人试图与左翼联合起来，以加强反托管运动。左翼领导人被邀请参加在汉城举行的“国民非常会议”。虽然他们拒绝参加，但他们同意和除了“亲日派以及与日本勾结者”以外的所有政治势力进行合作。该会议一致选举李承晚为主席，金九为副主席；这两位领导人继续为反对托管而进行顽强的斗争。
为了抵制这一反对美国既定政策的运动，并取得朝鲜人对南朝鲜军政府的支持，美国司令部于2月14日成立了一个以李承晚为主席的“民主议院”。由于被任命参加民主议院的人物几乎全是保守分子，一些主要的自由分子拒绝参与这个议院的工作。因此，在联合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的前夕，霍奇发现，最积极支持他的人都是保守分子，而这些人曾是最激烈地反对托管的。一直不得人心的美国军政府，现在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如果联合委员会中的美国代表一表示支持托管，他就会自动地失去了李承晚及其政治追随者的支持。如果他想在托管问题上顺从潮流，以争取朝鲜人的支持，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责怪美国不守信义，破坏了四大国为实现朝鲜独立而一致同意的莫斯科计划。
与南部出现的进退两难的处境相反，苏联当局正在北朝鲜迅速地组织一个单一的政治系统。虽然不可能精确地估计北方对共产主义的反对程度有多大，但公开的反对已被当地的保安警察有效地压制了，这些保安警察清洗或清算了反动分子和反共势力。因此，在联合委员会召开以前，苏占区的各政党和社会组织建成了一个统一战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选举了农村的人民委员会和村长。这些组织派代表参加了在平壤召开的一次特别大会，并于1946年2月9日在会上成立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金日成当选为主席，苏联司令官确保了在自己占领区内的朝鲜人会支持他在联合委员会会议上可能采取的任何路线。
（三）联合委员会陷入僵局（1946年3月20日—5月6日）
3月11日，霍奇向朝鲜人民说明了将在汉城召开的联合委员会的目的。他说，其主要目的是帮助组成一个临时朝鲜政府，将制定出适当的措施以达到这一目的。他强调说，美国代表不希望由某一派或某一翼的人来组成政府，而希望看到成立一个符合大多数人民愿望的政府。3月20日，联合委员会的正式开幕仪式在汉城的德寿宫举行。苏方首席代表是T·F·斯蒂可夫将军，美方首席代表是A·V·阿诺德少将。头一轮会议开了24次，没有结论。5月6日决定休会，也没有决定复会的日期，其根本原因在于俄国人和美国人没有能在即将成立的临时政府这一问题上达成协议。苏联代表要求建立一个有利于共产主义及其利益的朝鲜政府。美国代表则要求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朝鲜人民的政府——在美国人看来，这样的一个政府当然应是以西方所说的民主为目标的政府。会谈破裂的直接原因，是美国代表坚持应允许朝鲜人有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双方意见的分歧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在制定成立朝鲜临时政府的计划时，委员会是否应与那些曾反对过托管和莫斯科协定的人士进行咨商。苏联代表坚持不应与那些进行过反托管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咨商。如前所述，反托管运动的领导人都是一些右翼的保守分子。因此，如果委员会采纳了苏联的建议，将自然地排除了一大批反共人士参加临时政府。
美国代表主张，应允许朝鲜人对任何问题（包括对托管和莫斯科协定之类的问题）表示他们自己的看法。如果禁止他们这样做，那就是限制了他们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此外，他们不应当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惩罚。他提出了决定委员会能否与之进行咨商的两条标准。第一，这个个人或团体应该真正以民主为其目标。第二，这个个人或团体应该准备在组织临时政府和制定有关托管的建议方面与委员会合作。委员会就今后个人和团体与委员会进行合作的准则达成了临时协议，并保护他们批评托管原则的权利。这个准则规定：在与各政治团体进行磋商而订出一项成立临时政府的计划以后，这些团体应在下一步提出有关托管的建议时与委员会进行合作。
这一准则写入了以后被称为“第5号公报”的文件中。这个公报于1946年4月18日由委员会批准发表。(9)公报中包括一个宣言，朝鲜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如果希望委员会与它们咨商，就得在这个宣言上签字。在宣言上签字的人应保证做到：（一）“支持莫斯科关于朝鲜问题的决定第一段所述的目的”；（二）遵从联合委员会关于成立临时政府的决议；（三）在有朝鲜临时民主政府参加的情况下，与委员会合作制定“提携及协助（托管）朝鲜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之进步”的建议，向自治和独立的目标前进。
在委员会继续讨论应与哪些人进行咨商时，苏联代表提出主张说，那些积极反对莫斯科协定的人应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美国的主张是：头等重要的是要维护言论自由的原则。霍奇解释说，在第5号公报的宣言上签了字的政党和团体，应保证有把自己对于托管的看法讲给委员会听的机会，而不应使其自由受到损害。在宣言上签了字，并不意味着赞同或不赞同托管。签字只是表示他们在进行咨商后愿与委员会合作。第一步是要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团坚持认为不应该让反对托管的那些政党的领导人作为代表来与委员会商谈。苏方还要求不与那些属于民主议院的个人进行商谈，除非他们放弃自己反对托管的立场。美国代表回答说，这样一个步骤将压制表达思想的自由。5月8日，斯蒂可夫向霍奇说，他已接到命令，叫他返回北朝鲜。委员会休会了，在统一朝鲜的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进展。事实上，关于临时政府的组成，应该与哪些人进行咨商这个问题，意见完全分歧。下次开会的日期并未定出。要实现一个统一、独立、自主的朝鲜，现在看来比莫斯科会议以前更加渺茫了。
第四节 加速形成两个对峙的地区
1946年5月联合委员会第一轮会议破裂后，无人能够预言三八线作为一条实际上的国际边界将持续多久。于是，美苏两个司令部都开始在它们各自管辖的地区内积极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在南部，美国鼓励西方概念的民主化以及反共运动。在北部，苏联通过朝鲜共产党人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控制。苏联还积极援助南朝鲜的共产党人，竭力为军政府制造困难，并通过宣传和直接的行动来激发反美情绪。因此，在1947年5月委员会再次开会以前的一年中，朝鲜内部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巩固各自的地区，并使南、北朝鲜成为两个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实体。
（一）南朝鲜民政权移交给朝鲜人
联合委员会促使朝鲜统一的努力失败以后，美国占领区的军事长官阿切尔·L·勒奇少将加强努力，把更多的朝鲜政府的管理工作移交给朝鲜人。例如，6月份组织了一个朝鲜民政处，来培训政府中的朝鲜雇员，并保护他们的权力。朝鲜警察部队也进行了根本的改组，因为人们指责警察部队由于过去受到日本人的影响而有法西斯倾向。此外，勒奇将军命令，除了物资管制公司、财产保管人和民用供应品计划这些范围以外，政府所有部门的实际管理工作都应移交给朝鲜人。美国军事人员在可能范围内将只担当顾问职责。因此，采取了积极的步骤，使级别相同的朝鲜官员与美国军官一起工作。这样做，是希望能解决美国军政府所面临的一些基本困难。朝鲜的一家主要报纸在社论中描述了这些困难如下：
我们认为朝鲜的军政府所作的努力并未成功。其失败应归咎于贵国［美国］对朝鲜缺乏了解，归咎于译员机构，归咎于毫无准备地容许自由经济，以及贵国动摇不定的政策。……我们希望贵国能比以往更加注意听取朝鲜人民的舆论。(10)
虽然霍奇可能很想依照朝鲜舆论的意愿行事，但政局混乱，没有办法确定哪一个派别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小的政党不计其数，大的派别中又分成集团，成员也相互重叠。总的说来，在政治上有三个主要的动向。以李承晚和金九为首的保守分子在美国军政府中有好些成员，领导着反托管运动，其活动集中在“争取朝鲜迅速独立全国协会”。该协会在汉城召开的大会上，选举他们两人为主席和副主席；看来，他们由于激烈反对共产主义和一再要求立即实现朝鲜独立而获得了政治上的好处。9月12日李承晚在到协会总部去的路上险遭暗杀，这件事戏剧性地说明了汉城政局的紧张。实际上，他的死里逃生增加了他的名望。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和他的支持者力量的增长比任何其他派别都要快。他们的有财有势，朝鲜人民的保守倾向，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日见紧张，以及美国军政府为遏制南朝鲜的共产主义活动所采取的步骤——这一切因素都对朝鲜右翼有利。
第二个重要的政治动向是以金奎植博士和吕运亨为代表的中间派和左翼试图联合起来。他们希望组成一个联合阵线，以此来有效地削弱极端分子的影响。不久以后，金奎植被任命为李承晚的全国协会的副主席，这表明他在保守分子中也得到支持。他是临时立法议院(11)的首任议长，这也表明了他的政治力量。他也一直是个引起争论的人物。有些美国占领军人员认为他是南部的领袖，很可能是一个能使极右和极左两派和解而使南部和北部朝鲜人都能接受的人物。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个机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吕运亨较为激进，他放弃了联合，成了左翼的人民党的积极成员。然而，他一直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12)
最后，共产党人为反对美国政策和军政府而进行的宣传和直接活动，其结果使得自己的政治活动受到遏制，又使好几个领导人遭到逮捕。共产党人竭力鼓吹统一。共产党的报纸要求完全支持保证朝鲜独立的莫斯科协定。它还竭力主张联合委员会恢复开会并与北朝鲜的人民战线进行联合。它又主张把土地无偿地分给佃户，并实现主要工业的国有化。最后，共产党的报纸坚决主张，美国军政府应将其职权让给自治的人民委员会。共产党人(13)的工业纲领使他们得到了广泛支持。他们还在一般农民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那些农民抱怨南部没有采用重新分配土地的计划，又反对强迫征购粮食的计划，这个计划使他们不得不以限定的低价出售大米，而以黑市高价购买日用品。在秋季，到处发生了骚乱，其中多起是由共产党鼓动的。例如，在9月份，共产党人积极地煽动铁路工人罢工，那些工人停止了工作，而没有说明什么要求。最激烈的一次罢工发生在大丘，据报道那里有1万人把他们的怨愤发泄到警察身上。当警察无法支撑时，宣布了戒严令，但此时警方已死44人，伤153人，骚动者死39人，伤148人。霍奇认为，骚动发生之前的那些罢工，要归咎于那些“已渗入南朝鲜的职业捣乱者”。(14)他早先已下令逮捕南朝鲜共产党的三个高级领导人，因为他们的行动有损于法律和秩序。南朝鲜的共产主义的实际力量如何，难以确定。共产党人要求取消美国军政府，这自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此外，警察的过激的反共态度和残暴行为也只能使局势更加紧张，使得罢工和示威在整个11月份不断发生。
鉴于南朝鲜政治局势的这种恶化，美国司令部采取了两个行动，以图扭转情况。首先，召开了一次朝鲜—美国会议，来讨论整个南朝鲜最近发生的骚乱以及朝鲜人对美国军政府计划的日益增长的反对情绪。联合委员会的金奎植和吕运亨是朝鲜方面出席会议的主要成员。他们抱怨说，大丘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骚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警察的态度所引起的。他们还争辩说，美国军政府雇用那些以前勾结过日本人的朝鲜人，又使用译员，同时贪污现象普遍存在——这些都导致朝鲜人反对军政府。军事长官和他的美国同僚们答应对警察的作风和行为进行调查。他们还承认有必要制止贪污，不久以后，对两个美国军官进行了军法审判。军政府感到遗憾的是，译员成了不可避免的邪恶现象；但是军政府建议把与日本勾结过的人这一整个问题留给拟议中的朝鲜临时立法议院去作出决定。
改善南朝鲜政局的第二个行动是颁布一项法令，成立朝鲜临时立法议院。(15)法令规定，议院将在11月初开会，由90人组成，其中一半由选举产生，另一半由美国司令官任命。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加政府中的民主人士。议院的任务是制定涉及公共福利的法令，这些法令由军事司令官签署后成为法律。各道和汉城的代表名额根据其人口多少而定。那45名由选举产生的成员，将通过一种类似普选的形式产生。各里将选举各自的代表。同一地区各里的代表将开会，选出一个郡一级的代表。然后由各郡的代表根据分配定额选出他们道的议员。(16)但是，临时议院活动的自由是明显地受到限制的，因为军事司令官列举了他将加以否决的三类法律，包括：（一）把霍奇及其司令部逐出朝鲜的法律；（二）把征购大米的责任放在美国人身上的法律；（三）危及朝鲜经济的法律。
把立法责任交给朝鲜人这一直接的尝试，在朝鲜人中间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共产党人公开反对这个计划，举行了广泛的罢工并制造混乱。金博士建议，应由他的统一委员会选出议院成员的一半，报请军事长官批准；并建议派该委员会的代表到各道去监督选举。朝鲜的右翼希望自己能在选举中获得压倒的胜利；选举是在相当混乱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结果，他们的预见被证明是正确的。保守的派别赢得了45个席位中的31席，还可指望得到12名无党派人士中的几个人的支持。当各道的报道传到汉城时，观察这件事的人们很清楚地看出，这次选举是不民主的，是虚有其表的。(17)许多地区根本就没有进行选举，因为乡村中的里长自动地在地区选举中充当了人民的代言人。在其他一些地区，选举仅限于地主和纳税人。这些不正当行为促使霍奇宣布有6个议员的当选无效。他还把自己对45个任命的议员的选择推迟到12月份。为了使各派政治势力尽可能保持均衡，他任命的温和派和左翼的代表比右翼的代表多。最后的结果是成立了一个保守势力占绝对优势的议院。(18)
美国军政府想至少在南部建立一个莫斯科协定中所设想的临时政府这一计划，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临时议院在12月中旬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了金奎植为议长。在开幕词中，金奎植说，希望议院如所规定的那样只是个暂时性的机构，它的成立将证明是朝着统一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他设想，第二步将是扩大议院，把北朝鲜的代表包括进去。他敦促所有的朝鲜人在联合委员会作出有关决定之前组织自己的临时政府。在议院这个问题上，各党派仍有疑虑。共产党人特别猛烈地攻击议院是美国军政府的工具。由济州岛选出的两名共产党人根本就没有出席。右翼组织之一“韩国民主党”强烈反对霍奇所作出的要在某几个选区中重新进行选举的决定，并对议院抵制了两个星期。
然而，议院不久就在反对托管这件事上团结起来了。问题发生在霍奇公布了他最近与苏联司令官的一些通信。自从联合委员会休会以来，美国司令官曾几次试图复会。他重新阐述了并且略微修改了美国在表达思想的自由这一关键问题上的立场。(19)他说，美国认为，煽动反对联合委员会和莫斯科协定，与行使表达思想的自由权，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最后，他在1946年12月24日曾向契斯季亚科夫(20)提出说，签署第5号公报应被看作是守信义的一种表示，使签字者有权与委员会进行初步的磋商。此外，每一方固然都有权选派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委员会，但如果发现这个代表反对执行莫斯科协定，那么委员会可以要求将其撤换。最后，霍奇试图把下列两种人区别开来，即：那些真心实意反对托管原则的人，以及那些煽动别人积极反对联合委员会与盟国或反对其执行莫斯科协定的人。他争论说，表达自己的想法并无害处，这种行动不应受到责难。而另一方面，积极地反对盟国并采取百般阻挠的策略，则不应受到宽容。因此他建议说，如果一个党或一个社会团体在第5号公报的宣言上签了字，因而对支持联合委员会作出了许诺，应当认为这个党或团体今后是愿意合作的。如果以后的事态证明他们实际上不愿与委员会合作或不愿与盟国一起工作，而是持反对的态度，那么，他们应被认为没有资格同委员会磋商。(21)
朝鲜人对霍奇这封信的反应十分强烈。一场广泛的抗议美国主张的示威就要进行，要不是霍奇提醒说这样做会失去美国的善意并使美国相信朝鲜还不准备独立，那么这场示威就将避免不了。然而，朝鲜临时立法议院决心陈述它对这个问题的意见。1947年1月20日，立法议院以1票反对、9票弃权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一）霍奇将军无视朝鲜人对莫斯科协定中关于朝鲜托管的规定的强烈反对，认为签署联合委员会第5号公报就是完全支持莫斯科协定，这是歪曲民意。在此，本院指出他的论点的无理，并表示坚决反对。
（二）个人、政党和社会团体受到限制，并“在某些情况下”不得自由表达他们对于实施莫斯科协定的意见。这意味着将把托管强加于我国人民，这不仅违背了大西洋宪章中保证的言论自由的原则，也违背了霍奇将军自己在美苏联合委员会休会时所发表的声明。在此，本院指出这是“对表达思想的自由的侵犯”，并表示坚决反对。(22)
这样，美国司令官所创建的议院，却反过来反对他自己了。如果委员会再开会，那么在实施莫斯科协定中的托管条款这一问题上，美国司令官所能指望从议院得到的，不是支持，而是强烈的反对。
然而，美国人坚持通过朝鲜官员来进行工作的政策。一个“民政长官公署”成立了。1947年2月2日，临时议院批准任命安在鸿为民政长官。不久以后，美国军事长官把自己的计划交给了议院。他在给议院的一封信中，概述了他为最近的将来所拟定的建议。他提出对下列各事应及早采取行动：国家的经济复兴，继续进行有效的征购粮食的工作，通过选举法，以及制定宪法。但是，这些事情连一件都没有办，就又发生了新的反对美国计划和政策的浪潮。1947年3月2日，前曾流亡在重庆的朝鲜临时政府宣布自己为南朝鲜的合法政府，并任命了14名议员，以李承晚为主席，金九为副主席。美国军政当局宣布这一行动是非法的，并说，没有迹象表明这个组织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同月，又发生了第二次广泛的左翼示威浪潮，结果有2 718人遭到逮捕。
然而，简单地提一下关于通过选举法这件事的斗争，就足以说明临时议院在实际上是不起作用的。美国军政府希望有可能及早进行选举，以选出议院的全体成员，接着就可为南朝鲜制定一部宪法。要进行一次能符合朝鲜人愿望的选举，须有一项适当的选举法。因此，准备了一个拟议的选举法草案，并于3月下旬在议院中宣读了。拟议的法律中规定：所有20岁以上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它还规定了确定议员候选人资格的条例。议院中关于选举法的辩论，集中在选民年龄界限这个问题上。议院强烈反对美国军政府所提出的较低的年龄界限，投票修改法案，把年龄界限提高到25岁。由于这一行动，议院陷入了一片混乱。有几个议员拒绝出席，以抗议这一保守的做法，结果，到会者不足法定人数。支持以20岁为界限的金议长和崔副议长、尹副议长都提出辞职。经过反复的协商和劝说，他们才返回原任。直到1947年8月12日，才最后制定了一项能为军政府所接受的选举法。那个有争论的年龄界限问题，通过妥协得到了解决——年龄界限最后被定为23岁。然而，在1948年联合国临时委员会到达以前，按新法律规定来进行选举的计划一直被搁置起来。
议院讨论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土地改革法。下面将要提到，(23)北部的土改已迅速开始，而南部却未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一对比激起了代表大部分佃户利益的左翼政界人物对美国政策的批评。虽然提出了各种改革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没有得到多少支持。1947年8月下旬，议院讨论了一项土地改革法草案，但是在议院占多数的保守派反对改革，阻止了法案的通过。
很明显，朝鲜临时立法议院的作用，从它所做的一些事来看，是很值得怀疑的。它不想去解决南朝鲜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虽然它可能使一些议员在政府事务方面受到了一些训练，但是许多当选议员的人却利用这一点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最后，所有的议员都知道，他们只享有有限的立法权利，而且，在占领军撤出之前，他们是不会也不可能当家做主的。
（二）北朝鲜的共产党专政
在苏联军队占领北朝鲜的头几个月中，一个完全受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国家形成起来了。人民委员会被赋予很大权力，并提出诸如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这类经济计划——这些都被说成是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然而，从写本书时所得到的情报来看，很清楚，苏联军队将不会容忍别人反对共产主义，而是要求人们服从他们的意愿。(24)为了获得这种顺从而采取的行动方式，与苏联在其他卫星国中所采取的那种方式如出一辙。朝鲜的共产党人——有些是在国外受过训练而与苏联军队一起回来的人，有些是国内的共产党地下活动的领导人——现在都被置于掌权的地位。这些人在人民委员会中担任主要职务，并通过这些人来实现控制。在联合委员会会谈破裂后，苏联当局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步骤，把北朝鲜组织成一个自治的政治和经济单位。同南朝鲜一样，这里于1946年11月进行了选举。通过选举，正式任命了道、地区和地方委员会。虽然所有的候选人提名都不用竞选的方式，但是民主统一阵线还是开展了大规模的选举运动。根据朝鲜共产党发表的数字，登记的选民中有99.6%，即450万人参加了选举，选出了3 459名代表，其中包括453名妇女代表。
1947年2月，这些委员会的每5名成员中选出1名代表，参加在平壤召开的人民委员会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人民委员会制定的一切法令。其中有关于土地改革、工业和运输国有化、男女权利平等、保护私人财产以及选举等方面的法律。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国家经济计划。同意由苏联和美国重新召开联合委员会，并重新着手组织一个“统一的朝鲜临时民主政府”。最后，大会选出了237名成员组成了北朝鲜人民会议。只有忠于共产党的人才被选出来组成人民会议，人民会议每两年开一次会。1947年2月21日和22日，人民会议开会，选出了一个由11人组成的主席团，金枓奉担任主席，金日成担任类似内阁的北朝鲜人民委员会的首脑。这个委员会成了北朝鲜三角政治结构基础中的一条腿。北朝鲜人民委员会是行政机构，下设14个基本部门，包括计划部门和公共检查部门，并由总务、秘书、配给和宣传等4个局协助工作。这样做的效果是：从表面上看来，仿佛北朝鲜已由一个朝鲜人组成的政府在管理了，这一点对北朝鲜的人民有重要的心理上的作用。三角结构的第二条腿是劳动党及其分支机构。这个党通过对配给卡的控制，能够强迫人们顺从它的政治意图。像人民委员会一样，这个党也是由苏联顾问在幕后操纵控制的。最后一点：劳动党和人民委员会从一个完全接受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当地民兵那里得到了军事支持和警察力量。对这支民兵在1947年夏季的人数，有不同的估计，数目在15万与50万之间。物质装备和训练是由苏军提供的。苏联似乎对其在北部地区的控制深感满意。1947年4月19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写信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说：
至于北朝鲜……在民主化方面，以及恢复国民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已广泛地实行了民主改革，以保障政治自由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现在关切的问题，首先是：确立普选权；制定妇女享有平等权利的法律；在自由的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各地方权力机构和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实行土地改革；……对过去日本人所拥有的工业实行国有化；实施8小时工作制，推行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改革公共教育。(25)
对于朝鲜人来说，不幸的是，莫洛托夫和苏联把“民主化”和“苏维埃化”看成了同义词。
北部和南部的政治发展方向截然不同，这件事造成的悲剧之一是：由苏联当局一手造成的那种一党执政政治制度，为绝大多数北朝鲜人所理解和接受了。在第一个冬天，粮食短缺，不满分子很多，结果约有200万人移居南部。可是，过去的历史已经教会人们接受来自外国的命令。由于伴随着这种专政制度而来的是把土地无偿地分给佃农，解放妇女，以及其他种种从表面看来可称得上是改革的措施，人们就更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命运。和在日本统治下的生活相比，在苏联统治下的生活似乎较好些。无论如何，倘使有人反对新政权，他就有失去自己的配给份额，甚至失去刚分到手的田地的危险。因此，北朝鲜人除了默认事实外，实际上别无其他选择。
在美国占领区，霍奇发现人们似乎对给予他们的自由并不满意，他们把大部分精力花在批评美国政策上。他们强烈地反对托管制，而由于没有实施诸如把日本人占有的土地收归国有之类的改革措施，他们大为恼怒。此外，他们还互相竞争要取得美国军政府的欢心和赢得一般老百姓的好感。如果要由人民自己去选择领袖，军政府就不能选择任何一个派别的代表并通过他们去进行工作。同时，在一切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例如选举法），都得由军政府出来倡导。它想能得到朝鲜人的支持，也是枉然。事实上，在占领南朝鲜的最初两年中的政治事态的发展，仅仅证明了三个同时存在的基本因素是不能并存的。这三个基本因素就是：武断地把国家一分为二；对“光复领土”的军事占领；人民心中的不顾后果如何只求立即独立的强烈愿望。
第五节 日本殖民主义在朝鲜留下的经济遗产
南北两部分的朝鲜人，除了一直都怀有不顾后果只求立即独立这一愿望外，还有着另一种共同的情绪，即憎恶日本以及一切日本的东西。从朝鲜人的观点来看，他们过去的统治者，不论是军方的还是文职的，当官的还是不当官的，都越早遣送回国越好。再者，所有的朝鲜人都认为，日本人所拥有的财产，不论是私产、动产或不动产，都应该自然转归新政府所有。就农地而论，似乎十分明显，所有权应当转移给实际耕种土地的人。因此，在最初两年中，美国人和苏联人所面临的具体经济问题，有许多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其他的一些具体问题是围绕着管制物价、管制短缺的物资与短缺的公用设施的分配工作，以及鼓励发展经济。
（一）从朝鲜遣返日本人
尽管美国军队暂时使用了原日本官员，但是后来很快就采取措施，尽速地遣返日本武装部队和平民。日本武装部队对治安是一个威胁。因此，尽快地把他们解除武装，并优先遣送回国。在美国军队进入朝鲜后的一个半月内，日本在南朝鲜的全部军事人员中的将近2/3，即大约10万人，已被遣返回国。余下的8万人在此后数周中也被遣返了。至于日本平民，投降时在南朝鲜的约有75万人。虽然他们只占总人口的3%，但他们占据着政府、工业和商业中的全部重要职位，还占有大量的土地。因此，尽速地把他们撤换了下来，而用朝鲜人来代替日本的技术人员。在开头三个月内，将近半数的日本平民被遣送回国。到1946年6月，据报告，只有703名日本人还留在南朝鲜——从北朝鲜来到南朝鲜的日本人除外。
在遣返问题上，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即朝鲜人的三个方向的移动。在日本的100多万朝鲜人——这些人在日本组成一支半奴隶性质的劳动大军——从日本回到家乡。与此同时，有将近10万朝鲜人从中国或海外的其他地方回到朝鲜。最后，朝鲜人从北部流入南部，这种流动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春天达到了顶点。官方的数字表明，在最初两年中，离开苏占区的人数约为80万人，但实际的人数可能要多得多。(26)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给南朝鲜造成了额外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它的结果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由于遣返回国，人口净增了至少110万——这个数目大于正常情况下的人口增长数。又因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一贫如洗，所以他们都得由美国占领当局或朝鲜政府或人民给予照顾。
（二）配给和物价控制
南朝鲜人口的这种迅速增长，增加了对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而由于四年的战争，粮食和其他必需品非常缺乏。而且，统治朝鲜的日本当局并没有对工业和运输进行正常的维修。对于一个农业国来说十分重要的化肥工厂，已被转变为兵工厂，土地的生产能力急剧下降。例如，在1941年，大米的产量估计为每公顷2.44公吨。但在1946年，已下降到1.67公吨。因而，如果要想避免急剧的通货膨胀和饥馑，如果要保证生活必需品得到公平的分配，就必须实行有效的控制。
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在日本继续实行配给和物价控制。然而，由于光复对朝鲜人产生的心理上的影响，由于在美国占领军中缺少受过训练的人员，这样的制度在朝鲜却行不通。所以，在10月初就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军政府作出诺言，要以固定价格收购，但是由于普遍的财政混乱和广泛的囤积居奇，收购的价格不断上涨。在两个月内，收购的价格上涨5倍。而且，当寒冬将近时，可以明显地看出，要想避免饥馑，就必须对1/3的南朝鲜人实行配给。因此，实施了一项强制征购粮食的计划，还规定了大米的最高售价。可是，军政府当局很快就发觉，他们的计划不得人心。他们计划要分配衣着和农具等“刺激性商品”给农民，但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人们渴望囤积粮食，同时“刺激性商品”又缺乏。对城市人口实行了大米配给，从2月份到10月份这段期间每人配给2.3蒲式耳。每天的定量是0.32夸脱。1946年1月31日开始实行向农民强制征收大米。不久以后，就对棉布、衣服、火柴、肥皂、纸张、农具等短缺商品实行控制。这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美军就发现自己不得不重新实行那种不得人心的统制办法了。到1946年7月，当汉城生活费用每月的支出为每月收入的1倍时，全国物价委员会接到要降低消费品价格的命令。这项降价命令收效甚微，一年以后，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迫使当局取消了对私人生产的商品所定的限价。
为了进一步压低粮价，霍奇从美国进口了粮食和化肥，同时实行一项夏季征购粮食的计划。征粮计划是迫切需要的，因为1946年的庄稼由于夏季的洪水而受到大面积的损失。不幸的是，军政府只征得了夏季征粮定额的52%，即谷物总产量的16%，于是，汉城的粮食配给降到了更低水平。军政府把征购夏粮和秋粮的工作都移交给朝鲜当局去进行，但是结果并不太好。1946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 105 748公吨，即战时平均产量的82%。而且，尽管朝鲜的领导人物参加了各种会议，但仍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抵制征购粮食的情况。社会混乱，官员和生产者都懒懒散散，共产党煽动人们去抵制军政府所提出的任何计划，投机牟利，囤积居奇——凡此种种，都起着破坏计划的作用。到1946年12月31日为止，规定要征购的粮食中只有62%交了货。1947年3月15日征粮计划结束时，完成的征购量比原来的定额少17%；原来的定额约为粮食总产量的1/3。结果，在1947年春季和夏初，汉城以及南朝鲜其他城市中的将近900万居民仍然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供应。
临时立法议院反映了许多朝鲜人对这种粮食配给办法的态度。1947年3月初，军事长官要求立法议院通过必要的法律，使夏季征粮得以顺利进行。尽管征购量只占夏收粮食总量的20%，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仍不同意这项征购计划，理由是这项计划会给农民带来困难，而且这种计划也不是解决粮食短缺的适当办法。最后，勉强取得了立法议院的同意。实行了一项新的计划，并改善了征购和分配的办法；同时，大米产量增多，粮食进口量也加大，因此获得的粮食增加了，在1947年秋季，紧张状态有所缓和。那时，进口了153 000公吨化肥，足以使1948年的大米产量提高15%；这是为供应南朝鲜所需要的粮食而进行的战役中的一个转折点。
关于北朝鲜的配给、粮食征购、物价控制等具体情况，没有得到像南朝鲜那样多的材料。得到的一些迹象很清楚地表明，作出某些一般的结论是可能的。首先，很明显，北朝鲜和南朝鲜一样，大米产量不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下降了15%到20%。在1945—1946年间，化肥供应不足，工厂停工。关于1946年春天严重缺粮的报道，看来是很有根据的，并且为这一事实所证明：1946年2月到6月期间，成群结队进入南朝鲜的难民特别多。显然，在1946年全年，农业情况一直不好。金日成在1947年2月提交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大会的新经济计划中，建议扩大农业生产，包括扩大耕地面积，以应付人民的粮食需要。于是，情况似乎大有好转；据报道，1947年的粮食产量为200万吨。(27)
北朝鲜生活中的另一个特点，是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和征购米粮制度，这是由缺粮造成的，虽然这也是一切共产党控制地区所共有的情况。在地方一级和道一级都很早就组成了人民委员会，这有利于推行一切规章。在北朝鲜，不仅在遵守配给制度方面，而且在政治表现方面，如有越轨行为，就很可能受到立即停止其配给的惩罚。因此，配给制度不仅成为北朝鲜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武器。如果一个人的配给卡被没收，那么受害者面临的就是两条出路：要么在社会上和经济上都遭排斥，要么作为难民流亡到三八线以南去。最后一点：作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一切物品的价格都是受控制的、固定的。正如下面在谈到北朝鲜的财政时所指出的，(28)一开始就实施了对货币、价格和商品分配的全面控制。消费品在有货的时候是以固定价格出售的，或被用作给农民和劳动者的“刺激性商品”。警察国家的统治方式使囤积居奇和黑市交易减少到最小限度。
总之，两支占领军都面临着粮食供应、配给、物价控制等困难问题。在南部的美国人碰到的困难更大，因为他们要对付的人口更多，还要照顾200万以上的难民。而且，人道主义的民主准则要求对所有的人一律给以饭吃，无所歧视，不论其政治信仰如何。不能把不给饭吃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美军司令部还自然愿意尽可能地顺应朝鲜人的愿望，这是使事情复杂化的又一个因素。因此，当朝鲜人吵吵嚷嚷要求取消配给制并取消对物价的控制时，霍奇默许了。当经济情况又要求重新实施这些控制时，霍奇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当农民们抵制夏粮和秋粮征购计划的执行时，他们的愿望又尽可能地得到了尊重，以致没有采取什么直接的行动来对付他们。
（三）日本人财产的处理
（1）土地改革
日本投降以后，俄国人和美国人在朝鲜立即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是土地改革。从经济上看，土地改革很重要，因为朝鲜正像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面临着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土地问题，那就是过多的人口想依靠面积太小的耕地勉强生活。此外，流行着租佃制度，平均的地租达到农作物的价值一半以上。再者，日本曾支持地主，作为增加日本在农业方面收益的手段，同时日本人又占了大部分最好的农地，这些情况使土地改革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因此，对这批日本地产的处理，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
就美国当局而论，他们认为自己的作用是保管这些地产，直到将来有一个统一的朝鲜来决定其最后处理办法。因此，美国的政策直接受这件事的影响：联合委员会有朝一日会组成一个全朝鲜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将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另一方面，朝鲜的佃农，特别是租种日本人土地的佃农，都迫切要求美国军政府立即把土地转归他们所有。在北朝鲜，不管北部或南部的大多数人的意愿如何，凡地主的财产都予没收，转归耕种者所有。
作为解决南朝鲜土地改革问题的第一步，军政府在1945年10月5日发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地租最高不得超过农作物全年产量的33⅓%。另外，还考虑了这样的建议，即允许农民经连续15年每年交付收获量的1/4以后，就可把耕种的土地转入本人名下所有。1945年12月12日，官方采取了第二个步骤，把日本人占有的土地划归美国军政府掌握。土地的使用由“新朝鲜公司”监督，该公司的前身就是日本人创办的“东方拓殖公司”。新朝鲜公司被授权把土地租给朝鲜的佃农。然而，在两年多的时间中，没有采取其他转移日本人财产所有权的决定性行动。所以不愿意清除这个重大的障碍（日本人的财产），部分是由于朝鲜临时立法议院的保守态度。该议院的许多议员是朝鲜的地主或地主集团的代表，他们生怕把原来日本人名下的财产转归朝鲜耕种者所有的政策，会危及朝鲜所有的私有土地的所有权。因此，该议院对土地改革法令没有采取赞成的态度。最后，在1948年3月，根据军政府的命令，成立了一个“全国土地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允许将过去日本人在南朝鲜占有的土地以合理的价格售给朝鲜农民。这一措施使南朝鲜1/4的农民获得了686 000英亩土地。
如上面所指出，北部的苏联政权鼓励并支持北朝鲜农民没收日本人财产和剥夺朝鲜地主权力的愿望。早在1946年3月，在平壤召开了第二次农民联盟大会。这次大会向道人民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土地改革法，道人民委员会批准了这项法令。(29)这项法令的目的在于取消地主（不论是日本人或朝鲜人）与佃农的制度，而把土地转归实际耕种者所有。土地归农民私人所有，以区别于集体公有的农场。土地是在没收后无偿地重新分配给耕种者。这样重新分配的土地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日本国家或个人所有以及与日本人勾结的朝鲜人所有的全部土地。第二类，包括朝鲜地主和朝鲜寺院庙宇所占有而超过12¼英亩的土地。第三类，是长期出租或由别人佃耕的土地，这类土地也在没收之列。另一方面，在争取朝鲜独立的斗争中表现特别积极的人士或对共产党友好的人士，其土地免予没收。土地重新分配时划成的单位大小，是根据每一农户的劳动力人数来计算的。按此计划分得的土地，禁止买卖或出租。此外，新分到的土地的所有权经常会受到被人民委员会没收的威胁，这一点强有力地制止了政治上的非法活动。
这个计划被迅速地执行。根据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执行这个计划后，北朝鲜农田的一半，即将近250万英亩，已被分配给725 000户农民。即使这些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很明显，确是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这对激发群众对新政权的热忱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年中给北朝鲜农民加上了沉重的负担，政府除按照农作物收获量的25%征收正常的赋税之外，又以特别捐款或强迫储蓄的方式征收额外的款项。可是，在产量低的时期内，这样的政策是必不可避免的。当农作物总产量接近1947年和1948年的指标时，赋税似乎减轻了，一般的农民似乎感到生活比在日本人统治下好得多了。
（2）日本人的工业资产
日本政府和国民在占有并开发大量朝鲜农田的同时，更大量地占有着矿山、森林、电力、交通工具、工业和运输业。所有的大型企业都排斥朝鲜人的投资，而是依靠日本资本发展起来的。其中有许多企业是政府所有的，例如铁路和交通。其他企业归东方拓殖公司所拥有和经营，该公司系政府所办，其任务是开拓和扩大日本人在朝鲜的工业。
当美国占领军进入南朝鲜时，那里的企业都处于停顿状态。随着占领的继续下去，许多企业情况变得更糟了，管理它们的日本技术人员也被遣返了。早在1945年9月21日，就已决定在南朝鲜日本人的财产不予赔偿。和农地的情况一样，直到1945年12月才把日本人的财产正式转归军政府管理。新设立的“财产管理人”逐步对这些财产进行控制。在对于最终如何处理这批财产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时，地方上的财产保管人也对这些产业进行一些买卖。军政府里有少数人员在出售办法方面不合规定、徇私以及非法活动，都使情况变得更加混乱。在占领两年以后，军政府终于下令进行一次全面检查，这次全面检查使财产保管人对于他所掌握的财产的范围和价值有一份准确的记录。由于没有一个朝鲜中央政府，美国军政府继续受托管理这批财产，准备以后移交给朝鲜政府，或出售给私人。到1948年2月，李承晚等朝鲜领导人指出，他们认为主要的工业归国家所有较归个人所有为好。
在北朝鲜，苏联司令官决定了在处理日本人和与日本人勾结的朝鲜人的农业财产和非农业财产时所应遵循的政策。工业资产、银行和交通运输系统都被没收了，置于人民委员会的支配之下。重要的工业都收归国有，并依靠苏联技术人员的援助尽快地进行修复。同时，和土地改革中的做法一样，政策明确承认“私人财产和私人企业”的所有权。例如，在1946年10月4日，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发出命令，要人民法院决定私有财产指的是什么。它下令说，凡属朝鲜人所拥有的工厂、工业、矿山和商业企业，都不列入国有化计划之内。银行奉到指令，要给私人工业和商号以短期贷款。最后一点：地方人民委员会及其他机构不得干预银行的业务活动，也不得干预个人的财产状况的保密。虽然没有得到关于北朝鲜尊重私有财产权利究竟到什么程度的事实报道，但看来很清楚，其主要目标是尽快地恢复基础工业，而承认私人企业的权利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第六节 工业、贸易和财政
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一到达朝鲜以后，都是首先致力于整顿铁路、交通线、电力和类似的重要设施，以保障其控制区域的安全，并使其部队得到后勤方面的支持。在解决了这些紧迫的需要以后，三八线的两边都作出了更大的努力，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复兴朝鲜的经济。在经济领域里，和在政治领域里一样，美国司令官和苏联司令官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措施和方针，在贯彻这些措施和方针时所抱的目标也是完全不同的。霍奇的目标是为了朝鲜人的利益而发展朝鲜的资源和工业，但是他所能得到的用于这一目标的资金和物资很贫乏，因此他受到限制。他还感到，有必要等待联合委员会在整个朝鲜建立一个临时政府方面所作的努力获得结果，然后再开展大规模的复兴计划。因此，直到1946年5月为止，他只承担了一个有限范围的经济计划。直到1947年9月联合委员会的努力归于失败，1948年5月在联合国委员会主持下举行了选举以后，他才实施了一个全面的经济计划。另一方面，苏联在北朝鲜的政策是没收、国有化和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来复兴经济，以促成建立一个共产党控制的政府。
无论在北朝鲜或南朝鲜，复兴朝鲜经济的任务都受到下列三个因素的阻碍：占领军的需要，训练有素的工人和管理人员的缺少，以及原料的匮乏。而且，这个国家过去已被紧密地结合在日本的战争经济体制中，因而民用工业品实际上不存在，工厂中必要的维护与修理也长期被忽视。因此，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美国占领当局立即集中力量于改善粮食供应和运输。
（一）南朝鲜
南朝鲜经济的全面恢复之所以受到阻碍，还有一个原因是：包括电力和煤在内的大部分工业设施都在北部地区。其结果是：在最初两年内，美占区工业发展的速度慢得可怜。在这个地区恢复工业的历史，是一场为取得使工业机器重新转动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原料、动力和技术力量而进行的斗争。例如，到1946年晚些时候的某一日为止，平均工业生产尚未达到正常生产能力的20%，而且在1949年以前，并未看到明显的进展迹象。在占领后的最初几个月内，主要致力于增加煤和电力的供应。不幸的是，朝鲜出产丰富的无烟煤，如果不混上来自外国的烟煤，即使在铁路上用也嫌太脆易碎。需要立即每月进口7万公吨烟煤，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在1946年1月，只从日本运来了2万公吨。煤的产量继续下降，直到1947年1月。(30)对矿工采取了各种刺激措施，对设备进行了修理。即使到1947年7月，无烟煤的产量和烟煤的进口量还不到最低需要量的50%。无烟煤的每月产量只达到115 000公吨，烟煤的每月进口量只达到5万公吨。当我们了解到铁路运输消耗了全部煤供应量的一半，而美国军事设施还要用去15%，这样就可以知道，能够用在工业上的煤就很少了。
工业发展还受到电力供应不足的阻碍。在光复以前，2/3的电力是在北朝鲜生产的。而且，南朝鲜的许多工厂是用火力发电的。因而它们的生产直接受到缺煤的影响，也受到缺乏零件的影响。因此，1946年1月苏美双方司令官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继续向三八线以南输送电力的问题。在1948年5月北部断绝对南部的电力供应时，美占区每月消耗的来自北方的电力是8万千瓦，(31)由本地生产的电力是25 000千瓦。因此，断绝电力供应这件事使南部的工业受到重大的挫折。在许多个月内，工业未能恢复，因为在此后两年内，南朝鲜的电力供应一直大大低于其最低需要量。
由于朝鲜的经济状况这样悲惨，消费品就非常珍贵，即使是分配给农民和矿工的“刺激性商品”也没有。由于纸张库存耗尽，无法印刷新的教科书。1947年5月，南朝鲜的三家最大的化肥厂中只有一家开工，而这一家的产量也是大大低于其生产能力。棉纱和布匹的纺织产量，在1947年比1946年有显著的增加，但是由于缺少原棉，可以开工的纱锭中有1/4闲着未动。(32)整个棉纺工业雇用的工人仅36 000名，而这个数字约占工厂雇用的工人总数的30%。
南朝鲜总的经济情况，其设备的破损失修状态，其对外援的依赖，以及其恢复工作进展的迟缓，这些都在国营铁路的情况中明显地反映出来。在占领初期，设备破损不堪，已经有4年没有维修了。到1945年11月15日为止，已有7 000名日本雇员被解雇，这些都是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燃料奇缺，以致两个月以后，火车运行量被削减到正常情况的1/4。规定了旅行的优先权——最优先照顾占领军的调动和把遣返者送到搭船的口岸。472台机车中有一半已经废旧，还有很大的一部分牵引力太小。到1946年9月，当情况已经充分好转，可以取消在乘车方面的限制时，又发生了一次罢工，使铁路瘫痪了将近一个月。可是到第二年年底，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车辆得到了修理，在朝鲜国内制造了一些新的设备，特别是流线型的“朝鲜光复”号。从美国进口的物资中，包括每年所需要的枕木的一半，以及101台机车——这个数目占运行的机车的40%。1947年7月以后，铁路的收入超过了支出，政府停止了对铁路的补贴。运输系统的这种改进，在几个月内就对朝鲜的整个经济情况产生了影响。
总的经济情况也在对外贸易的逐渐发展中反映了出来。对贸易进行了仔细的调节，贸易限于必不可少的进口物资（例如煤）和很小一部分可供出口的物资。由于朝鲜和日本过去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和永久性的地理位置上的邻近，在占领的最初两年内，南朝鲜的大宗进口物资来自日本。此外，由美国提供食物、化肥、机器和制成品。(33)从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到，对外贸易在1947年6月达到最高峰，在此后的两个月内又突然下降，而在占领的第三年年初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如所预料，在这整段时期内，几乎始终都是入超。
朝鲜的对外贸易（1946年9月至1947年9月）
（价值单位：百万朝鲜元）
（来源：《总结（朝鲜）》，第17—25期，1947年2月至10月）
多年的战争，工业恢复的缓慢，以及消费品的缺乏——这些因素对人民造成的直接影响，反映在生活费用的迅速上涨中；关于这一点，上面已经叙过。分析一下财政情况，也可看出迅猛的通货膨胀的趋势。尽管保留了朝鲜银行所发行的旧的纸币，并由美军司令部管制了朝鲜银行，但纸币流通量仍不断增加。例如，1944年6月纸币流通量为18亿朝鲜元；到1945年8月31日，这个数字已上升到80亿朝鲜元。以后逐渐地、不断地上升，直到1946年夏季。南朝鲜经济状况中的事与愿违的事实之一是：由于实行了谷物征购计划以后必须付钱给农民，谷物征购计划竟成了导致迅猛的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到1946年11月，流通的货币已经增加到149亿。除了在1947年2月份和3月份有所下降外，货币流通量一直上升；到1947年9月，总数已达到204.4亿，亦即原来数量的2.5倍。
试行的一个控制办法是继续实行一项征税计划。可是，这项计划收效甚微，因为广泛存在着失职的情况，很少有人支持一项强硬的政策。看一下朝鲜政府的实际预算数字，就可知道支出大大地超过收入。(34)尽管军政府坚持要在1948财政年度把预算平衡在177亿朝鲜元这个数字上，但事实证明，要保持在这个数字以内是不可能的。南朝鲜的财政情况还由于南朝鲜临时政府对美国军政府所欠的沉重债务与日俱增而受到不利的影响。1947年8月，债务达1 480亿朝鲜元。
（二）北朝鲜
根据可得到的资料来看，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进入朝鲜的红军可能负有尽快恢复经济的指示。苏联并不等待南北两个地区统一，或联合委员会的会议有结果时，再确定政策。苏联的技术人员、工程师和行政人员在占领的最初几个月内就进入了北朝鲜。他们取代了日本人，作为指导人员，在采矿、铁路运输、制造业和工程方面训练朝鲜人。重要的工业大都由苏联军队管理和操作。另一方面，有两个特殊的因素妨碍着北朝鲜经济的复兴。首先，日本人对工业设备的破坏，在北朝鲜比在南朝鲜更为广泛。这是用武力占领土地的一种必然后果。让炼铁炉熄了火，使矿山遭到水淹，并毁坏了工厂设备。其次，在北朝鲜缺少恢复工业和实现新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然而，美国方面和共产党方面的报告所提供的材料一致表明，北朝鲜在最初两年内工业恢复的情况是引人注目的。当波利赔偿工作团在1946年6月访问北朝鲜时，它注意到大量的经济活动。波利和他的同事们访问了平壤、水丰和元山工业区，视察了约60%的重工业工厂。他们发现有些工厂依靠俄国和日本技术人员的帮助在开工，有些工厂则停工了。但是，波利得出结论说，和俄国在满洲的做法相反，苏联当局并没有把工厂设备搬走，而是在试图恢复工业和复兴经济。因此，当苏军司令契斯季亚科夫将军说“苏联高级官员制定的方针是不要搬走机器”时，(35)他可能是讲出了事情的真实情况。因此，北朝鲜的消息报道，能在工业复兴方面提供令人鼓舞的情况。1947年1月，金日成报告说，有822家工厂在开工，包括3家钢铁厂和5个矿区。在这以前6个月，波利就看到过1家炼油厂在开工。根据《人民委员会报告》，在1947年，主要的重点是放在增加煤炭生产和改善交通运输方面。1947年的预定目标，要求有下列的增长：煤1倍，贵重金属2倍，化肥、硫酸和碳化物各为1倍。商品由合作社经营，同时要发展纺纱工业和交通运输业。(36)
在苏联占领的初期，北部的财政金融情况同样也是一片混乱。由于过去主要的银行机构都集中在汉城，北部的银行业务不能适应其工业的发展。日本人在投降时抽走了大量款项，只留下极少的现金可供支取。人民委员会占夺了一些银行，但这些银行都被苏联占领军关闭了。一所“苏联战地银行”发行了军用券，作为合法货币来使用。1946年2月15日，成立了一所“北朝鲜中央银行”，由苏联红军管理。这家银行的发展受到两个因素的阻碍，一方面是资金不足，另一方面是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喜欢使用“农民银行”做它的代理银行。可是，到1947年年中，中央银行重新建立，作为办理银行业务的主要机构。它发放的贷款达9亿朝鲜元。到同年年底，中央银行已在发行新的纸币以代替朝鲜银行的纸币，朝鲜银行的纸币以后在北朝鲜不能再使用了。不过，总的说来，苏联司令部看来能够做到控制货币流通总量，不使增加，因此成功地制止了一般的通货膨胀的趋势。在另一方面，对货币市场的限制也妨碍了工业的新发展，因为工业的扩大是需要资本的。
第七节 社会发展
（一）工会
及早探讨一下政治局势发展的情况，可使我们明白，在美占区的劳工运动，既是一种社会的和经济的运动，同样也是一种政治运动。在日本人统治下，朝鲜的劳工几乎没有可能自由地组织起来，或以集体的形式在平等地位上同雇主进行谈判。一旦国土重光，劳工就会立即要求经济上的自由，但又并不意识到随着经济上的自由而来的种种责任，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在南朝鲜，由于出现了两个极端的派别——右翼的“朝鲜工会联合会”和左翼的“全朝鲜劳动会议”——而形势变得更为混乱了。两个组织都是新成立的，缺乏经验，不稳定，又易于激动。两个组织都被利用来达到政治目的。朝鲜工会联合会最后成为南朝鲜临时政府的一个半官方组织。全朝鲜劳动会议被共产党煽动分子所利用，它为了政治原因而号召罢工，并经常反对美国军政府的方针政策。因此，到1947年底时，该组织已被部分地禁止了。此外，警察方面和诸如李范奭领导的“朝鲜国家青年”等极端主义组织对罢工工人采取了非法的恐怖行动，这些行动扩大了右翼和左翼劳工之间的分裂。军政府采取了正式的步骤，设立了调解委员会和劳工部（1946年7月），并制定法律禁止使用童工，但这些都无助于促进劳工运动的健康发展。工人们要么参加半官方的右翼工会，要么参加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别无其他选择。
在北朝鲜，所有的工会组织都在1946年2月合并为“北朝鲜劳动组合”，总部设在平壤。6月，北朝鲜劳动组合提出了基本的劳工法律，得到其会员和各道人民委员会的赞同。这些新的条例作为“第25号法令”颁布；新条例规定了8小时工作日制，规定了每天的粮食定额和标准的工资级别，又规定了假日，并禁止使用童工。7月，正式给予妇女以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权利。这样，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了改善，但在实际上，却受到独裁主义的控制，这种控制否定个人真正的、基本的人身自由。
（二）教育
正如在朝鲜生活的每一个其他重要领域中一样，南朝鲜和北朝鲜在教育领域中也推行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在南朝鲜，着重个人的创造性、思想自由和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在北朝鲜，则着重组织化、顺从和一致接受共产主义的说教。在南朝鲜，为了取得教育民主，学校尽快地开了学，并将学校置于由朝鲜人担任的教育总长的监督之下。用朝鲜语来代替为人们所憎恨的日本语，并且尽快地编写和印刷了新的课本。虽然由于缺少白报纸和没有一个标准的拼写体系，课本的出版推迟了，但到1946年8月已印发了300万册。这个数字在两年内就上升到1 500万册。还出版了一本字典，为怎样以拼音文字书写表意文字定出了规范，汉语的古典作品也用这种拼音文字重新印刷了。虽然学校房屋和设备都很少，但到1947年4月，有将近250万学生上学。还有，全国教育计划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全面的教育计划，该计划在朝鲜历史上第一次设想了普遍的义务教育。这些成就是在开始时遇到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些成就有力地证明了朝鲜人和占领当局都迫切希望按照民主的路线在南朝鲜建立起一个教育体制。在汉城国立大学成立的第一年内，教授旷职，学生罢课，大学教育发生了困难，但这种困难和中、小学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要不是由于朝鲜战争打断了这一计划的实施，那么到1952年时，学校的设施将能使南朝鲜实现普及教育了。
在北朝鲜，共产党在第一年就实行了他们的教育计划。学校开学了，建造了剧院，出版了40种报纸，有6家广播电台播音。这一切宣传工具都鼓励朝鲜和苏联之间的文化交流，并对过去和当前发生的事件都按照共产党的说法作了统一的解释。北朝鲜人被邀去苏联，作有人引导的旅行，苏联历史被列入北朝鲜教育的课程表中。用小说、报纸和广播来宣传革命思想。虽然北朝鲜的教育体制是由朝鲜人掌管的，但在教育过程中不允许对共产党的说法或观点有任何变动。
（三）公共卫生和福利
如果不提一下在公共卫生领域内所做的杰出的工作，那么对占领南朝鲜后产生的结果所作的任何论述都是不完全的。在1946年仲夏，军政府发现它面临着霍乱病广泛流行的问题。老百姓在当地得不到防止霍乱的血清，但是这种流行病还是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到8月24日为止，报告的病例共有10 648起，死亡人数共6 894人。这种流行病最后在11月份被遏止，这时，病例已达15 615起，死亡人数达到10 191人。由于为下一年制定了详细的控制计划，避免了流行病的再度发生。先是主要港口城市的居民，随后是其他大城市的居民，最后是内地的居民，都接种了预防疫苗。这样，朝鲜的公共卫生官员直接学会了如何控制一种危险的疾病和防止流行病。
第八节 美苏谈判的破裂
联合委员会由于在朝鲜人的言论自由权问题上意见分歧，在1946年5月休会；(37)休会以后，在美苏司令官之间偶尔有些信件来往。霍奇和契斯季亚科夫都提出过各种建议，作为重新召开联合委员会会议的基础。苏联司令官在1946年11月26日提出了下列建议：
1．委员会必须与那些完全拥护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决议的民主党派和组织进行磋商。
2．这些党派和组织的代表，如果曾积极地表示过反对莫斯科决议，那就不得被提名参加磋商。
3．这些党派和组织不得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反对莫斯科决议，也不得唆使他人反对。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委员会的成员在经相互同意后将决定哪些党派和组织不得参加磋商。
霍奇在1946年12月24日的回信中，提出如下的修改意见：
1．凡在第5号公报的宣言上签过字，保证拥护莫斯科决议并保证与委员会协作以实现该决议的党派和组织，都有资格参加磋商。
2．朝鲜的党派和组织可以推选其自己的代表，但是联合委员会的成员在经相互同意后可以要求调换被他们认为是反对执行莫斯科决议的代表。
3．任何个人或组织，一经签署第5号公报的宣言，就不得激起或煽动他人反对联合委员会，反对四大国，或反对莫斯科决议，否则将被排除，不得参加磋商。(38)
正如上文已提到过，这一行动只是进一步激起了南部的反对托管制度的活动，这一活动在临时议院通过关于反对托管制度的决议时达到了高潮。(39)后来，霍奇向朝鲜人民详细地解释了莫斯科协定的目的以及联合委员会和美国所要达到的目标。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希望纠正朝鲜人的错误观念——他们错误地认为联合委员会的目的是修改莫斯科协定，而不是贯彻这个协定。当美国人解释说四大国共同托管可能是使朝鲜不经过内战而统一起来的惟一可行的办法时，朝鲜人对这个论点并不信服。除了共产党以外，南朝鲜所有的党派都狂热地反对托管制度，他们的一切政治思想都带着反对托管制度的色彩。同样明显的一点是，美国司令官和苏联司令官无法解决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
下一个试图解决朝鲜问题的步骤是由美国国务卿马歇尔采取的。1947年4月8日，他向莫洛托夫建议，美苏两国应“在尊重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的基础上”同意重新召开联合委员会。莫洛托夫在4月19日作了答复。他借此机会为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在与哪一些党派和组织磋商的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辩护，同时赞扬了苏占区的“广泛的民主改革”。他建议在5月20日召开联合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他进一步提出主张说，会议应在“确切地贯彻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协定”的基础上举行。当马歇尔要求他从自由发表意见和言论的权利的角度来进一步澄清他这句话的含义时，莫洛托夫同意在霍奇12月24日的信中所提出的建议和修改意见的基础上重新召开联合委员会会议。(40)
因此，由于苏联外交部长的这些保证，联合委员会的第二轮会议在汉城着手准备。会议在5月21日（朝鲜时间）开始；两星期内，在想要与联合委员会磋商的社会组织和政党所应采取的做法、程序和时间表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会议的结果在6月12日的第11号公报中发表。(41)这份公报发表了莫洛托夫和马歇尔在5月7日和13日的往来信件，作为联合委员会在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即与朝鲜人磋商的问题）时的新的职权范围。公报登载了朝鲜人要参加磋商所必须签署的那个宣言。公报还陈述了要求各党派和社会组织遵守的程序。它要求对下列问题作出回答：关于临时政府的机构和原则的问题，关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问题，关于最适合朝鲜的社会和法律结构的问题。
在此后的两周内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共收到了北朝鲜的38个团体和南朝鲜的422个团体要求参加磋商的申请。联合委员会与朝鲜代表于6月25日在汉城，7月1日在平壤，分别举行正式会议。原商定于7月5日与经双方同意的名单上的党派和组织的代表进行磋商。然而，在联合委员会开会讨论应同意哪些党派和组织有资格参加磋商这个问题时，立即就出现了分歧。7月10日，苏联代表提出要求说，南朝鲜参加磋商的团体的数目应从425个减少到118个，这样就造成了僵局。他提出这个要求，是基于这样一种论断：许多预定要参加磋商的团体并非真正的社会组织，并不支持莫斯科协定。而且，他强调其中有几个团体是反托管委员会的成员，因此不可能成为莫斯科协定的真诚支持者。
美国代表布朗将军坚决反对苏联的要求。首先，他强调指出，这样做违反了莫洛托夫所作的保证。莫洛托夫曾说，仅仅在口头上反对莫斯科协定或者反对托管制度，不能作为被宣布没有资格参加磋商的充分根据。美国认为，除非某些个人或团体被控告确实曾有煽动别人反对的行为，否则，就不应当排除他们参加磋商。其次，第11号公报已经得到双方代表团的认可，美国代表团不同意对这个公报重新进行解释的修正案。美国方面也认为，既然双方早已一致决定，要把任何朝鲜的个人或团体排斥在磋商之外必须经过双方同意，那么，如果接受了苏联的要求，将会产生一种后果，即把任意否决的权力授予委员会中双方代表中的任何一方。在整个7月份剩下的日子里，委员会举行的会议全都用在辩论这个问题上。苏联代表团退回到它一年以前的立场上去了。斯蒂可夫强调说，退出反托管委员会是参加磋商的一个必要条件。他还试图把磋商局限于至少拥有1万名成员的那些组织。7月22日，他争辩说，绝大多数的朝鲜人都赞成彻底履行莫斯科协定，那些反对这个协定的人正在试图剥夺朝鲜人民的民主改革和他们的政治权力。他固执地坚持这一立场，尽管许多曾依附于反托管委员会的党派早已在支持莫斯科协定的宣言上签了字，并且特别写了一封信保证在建立临时政府这一问题上同联合委员会无保留地合作。关于托管问题，他们坚持自己有权表达反对任何“侵犯朝鲜国家主权或干涉朝鲜内政”的措施。
在这段时间内，美国人坚决主张朝鲜人应该有权陈述他们的观点，不管他们反对托管制度，反对莫斯科协定，或反对任何其他决定。同时，美国人建议苏联人和他们自己在各自的区域内分别同朝鲜各党派进行磋商，试图以此来打开委员会工作的僵局。美国7月29日的这个建议，以及后来对这个建议的几次修改，都被俄国人拒绝了。既然在委员会中已经明显地不可能达成协议，苏联代表团就充分利用这种形势来达到其宣传的目的。8月2日，斯蒂可夫开始发表一系列冗长的声明，把联合委员会未能就成立临时政府和促进朝鲜独立的问题达成协议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布朗将军则发表反声明作为答复，他指出，苏联人的责备是不公正的，并阐明了美国的立场。(42)苏联采取策略，要阻拦那些反对在朝鲜实行托管的朝鲜人参加与委员会磋商，其真正的意图是在于增加左翼党派和团体在代表方面的比重。由于北部人口只占朝鲜总人口的大约1/3，因此，只有限制南部的代表人数，才有可能使对共产党友好的或由共产党控制的团体的代表达到50%。
到8月中旬，美国已决定，朝鲜问题无法在联合委员会中得到解决，必须重新在政府一级讨论。因此，马歇尔于8月12日写信给莫洛托夫，(43)提到他们先前曾同意委员会应在7月或8月提出工作进展情况报告这件事。马歇尔指出，委员会中的双方代表团都感到，在与朝鲜各党派和组织广泛磋商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尽管莫洛托夫早些时候已接受了一种本可使这种磋商成为可能的方式。因此，为了避免迁延时日，美国政府希望，最迟在1947年8月21日，联合委员会应就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情况提出报告，使两国政府可立即考虑应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有效步骤来建立一个能在联合国内占有恰当位置的独立、统一的朝鲜。
与此同时，美国代表团向委员会提出了四项建议。其中第一项是：口头协商应予取消；各党派和组织对于它们所收到的调查表所作的书面答复应作为协商的基础。第二项是：委员会应向四大国提出建议，立即举行普选，选出全国立法机构和其他重要岗位的成员。第三项是：第二小组委员会应为临时政府起草一份临时宪章和一个政治纲领。第四项是：第三小组委员会应被授权制定一项计划，来选出新政府中应予任命的人员，并使现存的北朝鲜和南朝鲜政府合并为一体。
联合委员会中僵局的持续，使南朝鲜的美国司令官产生了一个困难的安全问题。为了在委员会的第二轮会议期间创造一种尽可能公正的气氛，霍奇曾下令禁止反对联合委员会或反对托管原则的公众示威。当联合委员会中出现僵局，苏联代表团坚持只有那些对共产党友好的组织才能参加磋商时，美国司令官就解除了禁止南朝鲜群众示威的命令。禁令一解除，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暴动和一场反共运动。受害者之一是吕运亨，他被一个右翼的代表暗杀了。在8月初，一次左翼的暴动有即将发生之势，政府方面以加强警戒来对付，警察进行了多次逮捕。在22日，霍奇宣称，在汉城已逮捕了100个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的罪魁。在乡村，有同样数目的人由于破坏粮食征购计划而被捕。苏联司令官反对这一系列逮捕，提出理由说，这一系列逮捕是为阻止莫斯科协定的履行创造条件。霍奇回答说，左翼党派和它们的领导人对南朝鲜政府不忠诚，并敌视美国，因而这些领导人必须对自己的非法行为负责。
马歇尔以及美国在联合委员会中的代表的同时行动，在俄国方面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应。联合委员会中的情况继续不断地恶化。斯蒂可夫拒绝了美国代表提出的取消口头磋商的建议，他提出如下的建议：成立一个临时的人民议院，由北部和南部派同样数目的代表组成。这个议院承担的职责是：为莫斯科协定中所提到的“朝鲜临时民主政府”的组成制定草案。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建议，自然不会为美国代表所接受。至于马歇尔建议的由联合委员会提出一份联合报告，莫洛托夫回答说，他认为代表们应当继续讨论，但是他不反对提出一份联合报告。当联合委员会开始讨论起草这样一份报告时，苏联代表团坚持说，必须接受它提出的那份草稿，并把它提交给两国政府。结果，委员会所作的惟一报告的大意是，由于意见分歧，即使在联合报告的内容问题上也无法达成协议。
到8月26日，美国政府已得出结论，认为关于朝鲜问题的双边谈判，只能拖延莫斯科协定的履行，并推迟朝鲜的独立。因此，他们建议：苏联、中国、联合王国和美国这四大国遵循莫斯科协定，应开会商讨如何迅速履行莫斯科协定的问题。他们建议，这样一次会议应倡议北朝鲜和南朝鲜都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举行选举，选出两个地区性的立法机构。然后，由每个立法机构选派代表参加国民议会。在这以后，由临时政府与四大国的代表会面商谈，以制定争取朝鲜完全独立的计划，并确定占领军撤走的日期。莫洛托夫于9月4日拒绝了这一建议，理由是委员会并未用尽一切力量来达成协议，同时美国建议不是以莫斯科协定为根据的。但是美国政府拿定主意，认为苏联的强硬态度不应妨碍朝鲜问题的国际磋商。美国认为，美国现在惟一可做的事是“把朝鲜独立的问题提交给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马歇尔9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说明了这一意图；在下一周，美国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被列入了大会的议程。这个提案要求在联合国临时委员会的监督下在朝鲜进行选举，作为“创建国民议会和成立朝鲜国民政府”的道路上的第一步。从此以后，朝鲜问题就不再只是美苏两国之间的问题，而成为联合国内以共产主义阵营为一方和以西方观念的民主阵营为另一方的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的重大争论问题的一部分了。(44)
(1) 正如盟国的其他几个战时决议一样，开罗和雅尔塔协定都是在开会时起草的，没有与国际事务专家商讨。因此，这些协定在以后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在开罗宣言中，“在适当时候”这一用语极不妥当。1943年12月1日，即开罗宣言公布的日子，国务院的大多数远东问题专家，包括作者在内，都正在开会讨论战后安排的问题。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开罗宣言的内容，直到宣言发表了才知道。虽然曾为雅尔塔会议准备了关于朝鲜的一些具体建议，包括了一个警告——认为整个国家必须作为一个单独的占领区，但是罗斯福忽视这些建议。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谣传，但在雅尔塔似乎没有对朝鲜问题作出什么确切的承诺。曾提到过可能要托管，那是为了向斯大林解释托管的含义是什么，以劝使他同意在联合国宪章中加入托管的原则。
(2) 见下文，附录（九），原著第499—500页。
(3) 朝鲜姓名均采用麦丘恩氏罗马化拼音法。有关到1948年为止的朝鲜问题的最权威和最全面的论述，见乔治·M·麦丘恩：《今日的朝鲜》（George M．McCune：Korea Today），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麦丘恩在1944—1945年间是国务院关于朝鲜问题的首席专家，以后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他在1948年不幸早逝，这对于西方了解朝鲜情况是个重大损失。
(4) 见盟军最高统帅部：《在日本和朝鲜的非军事活动总结》（SCAP：Summation of Non-Military Activities in Japan and Korea），第2期，1945年11月，第180页。这些《总结》提供了有关美国军政府在朝鲜活动的最详尽的材料。《总结》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2月按月刊行，作为对日本的《总结》的附件。以后单独刊行，名称为《美军和军政府在朝鲜活动的总结》（Summation of U.S．Army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Activities in Korea）〔以下简称《总结（朝鲜）》〕。直到1947年8月，由南朝鲜临时政府刊行的《南朝鲜临时政府活动》（South Korea Interim Government Activities）第1期出版，《总结（朝鲜）》才停刊。
(5) 关于朝鲜西南部全罗南道一地的移交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一个地方军政府是怎样活动的，见E·格兰特·米德：《朝鲜的美国军政府》（E．Grant Meade：American Military Government in Kore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皇冠出版社，1951年版，第63页。
(6) 见下文，附录（二十六），原著第562页。
(7) 作者在1947年4月与金九及其他右翼领导人几次会见时，得到的答复总是：如果让朝鲜人自己来干，他们是能够处理自己的事务的。当我们问他们将怎样应付外来的压力以及怎样将北部的苏军逐走时，他们总是回避这一问题，或者认为这是离题的话。
(8) 见美国国务院：《朝鲜的独立》（U.S.A., Department of State：Korea's Independence），国务院出版物第2933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7年版），第3—4页。
(9) 见下文，附录（二十七），原著第563页。
(10) 《总结（朝鲜）》，第11期，1946年8月，第90页。
(11) 见下文，原著第444页。
(12) 在这4个政治领袖中，只有李承晚在1950年6月25日共产党入侵后仍留在美占区。吕运亨在1947年7月被极右翼的政敌暗杀。金九和金奎植都出席了1948年4月由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在平壤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议。金九在入侵前被暗杀了。在写本书时，新的事实证实了好多个月以来人们的猜疑，即金奎植在1950年夏季汉城失守时被共产党人俘获并死在他们手中。当作者在1947年4月见到他时，他身体不好，但头脑机灵。
(13) 南朝鲜劳动党成了共产党人的党。该党主席朴宪永在逮捕他的命令下达后逃往北朝鲜。该党在大多数问题上得到劳动人民党、革命党和劳动群众党的支持，在有些问题上，也得到吕运亨的人民党的支持。见麦丘恩：《今日的朝鲜》，第89页。
(14) 《总结（朝鲜）》，第13期，1946年10月，第23页。
(15) 第118号法令。见《总结（朝鲜）》，第13期，1946年10月，第13页。
(16) 一位英国评论家会注意到，这种金字塔式结构类似美国和苏联的宪法〔编者注〕。
(17) 参阅《总结（朝鲜）》，第15期，1946年12月，第76—78页。
(18) 1947年9月议院的代表情况如下：
(19) 见上文，原著第439—440页。
(20) T·M·契斯季亚科夫上将是俄国在北朝鲜的司令官。
(21) 这封信成为1947年5月联合委员会复会的基础。见下文，附录（二十八），原著第564页。
(22) 见《总结（朝鲜）》，第16期，1947年1月，第23页。
(23) 见下文，原著第456页以下。
(24) 麦丘恩根据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宣传处的一份朝鲜文出版物，对于北朝鲜的苏维埃政权作了精辟的论述（《今日的朝鲜》，第172—220页）。
(25) 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科：《外交事务背景摘要：朝鲜》（U.S.A.,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Foreign Affairs Background Summary, Korea），1947年8月，第37页；《文件，1947—1948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684页。
(26) 南朝鲜临时政府发表的官方数字如下：
人口移动：南朝鲜
1945年10月至1947年9月22日
留在苏占区的日本军事人员和平民的数字无法得到。估计人数不多。越过三八线进入美占区的日本人（288 470人）都被遣送回日本。此外，由苏联当局和朝鲜共产党带进北朝鲜的朝鲜人的数字，也无法得到。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试图从北朝鲜和南朝鲜非法进入日本的朝鲜人，以及一些已在日本而拒绝遣返的朝鲜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占领期间给日本造成了严重的麻烦。见《总结（朝鲜）》，第24期，1947年9月，第3页。
(27) 如果这个数字是确切的，而且大米没有输出的话，那么，这一数量足以满足约1 000万人口的需要，而且还有多余。1947年秋季，南朝鲜的粮食产量估计为226万吨，而这个数量要养活的人口是将近2 000万。从1946年5月到1947年9月底，南朝鲜从美国进口的粮食略高于50万吨。因此，到1947年冬天，北朝鲜人每人所吃的粮食大概比他们在南部的同胞所吃的要多。
(28) 见下文，原著第465页。
(29) 法令全文的日文文本发表于《前卫》（Zenei），1946年5月；英文文本发表于《美亚》（Amerasia），1947年2月。见麦丘恩：《今日的朝鲜》，第202页。
(30) 1944年整个朝鲜的无烟煤产量是453万公吨，可是1946年南朝鲜只生产27万公吨无烟煤。见《总结（朝鲜）》，第23期，1947年8月，第68页以下。
(31) 正如在朝鲜的美国和苏联司令官之间的一切其他问题一样，继续输送电力的问题也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苏联司令官坚持说，断绝电力供应是由于美方没有支付该付的400万美元。可是，当他要求此后的协议应与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协商时，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是政治性的了。断绝供电还正好发生于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选举的时候，很明显，苏联司令官提出的要求是对选举的一种抗议。霍奇拒绝和人民委员会打交道，因为人民委员会并无公认的合法地位。他坚持说，没有付电费，是由于苏联当局拒绝接受用实物支付，同时也由于苏联当局对于最后用现金支付差额的数目拒不同意。
(32) 这些大概的陈述，系根据《总结》中的经济资料。难以得到确切的数字，原因是报道经济资料的方式是经常变化的。这些变化表明了军政府的经济政策动摇不定，也表明了军政府工作人员中许多人对朝鲜的经济情况缺乏充分的了解。
(33) 例如，由于纺织机器过去都是由日本制造的，维修零件都得向盟军最高统帅部订购。到1948年8月为止，美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共达2.5亿美元。
(34) 下列数字是南朝鲜政府在军政府的全面监督之下进行各项活动的开支，军政府的开支不在内：
1947年预算数字（单位：10亿朝鲜元）
（来源：《总结（朝鲜）》，第22期，1947年7月；第24期，1947年9月）
(35) 波利关于朝鲜的报告的梗概，见《总结（朝鲜）》，第9期，1946年6月，第17页以下。
(36) 见麦丘恩：《今日的朝鲜》，第216页以下。
(37) 见上文，原著第439—440页。
(38) 全文见下文，附录（二十八），原著第564页。
(39) 见上文，原著第445—447页。
(40) 这些往来信件的文本，见《国务院公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947年4月20日，第716—717页；1947年5月4日，第812—813页；1947年5月11日，第947页；及1947年5月18日，第995—996页；《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47—1948年，第680—688页。
(41) 见下文，附录（二十八），原著第564页。
(42) 双方代表团发表的冗长的声明，其中包括在委员会历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的许多建议的草案，见《总结（朝鲜）》，第23期，1947年8月，第163—193页。
(43) 信的文本见《国务院公报》，1947年8月24日，第398—399页；《文件，1947—1948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688—689页。
(44) 关于朝鲜以后的发展，见《概览，1947—1948年》，第315—3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