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悬而未决的一段时间

（4月6日—5月23日）

第一节　波兰

英国驻柏林代办于1939年4月6日打电报给伦敦报告说：⁽¹⁾“希特勒先生现在已去贝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休息，据我得到的消息，他要在那里考虑他今后对波兰的态度。……在他离开柏林之前希特勒先生曾吩咐，波兰问题完全由他自己去处理，报纸，特别是某些地方报纸，应暂时停止攻击波兰。”这些指示，如果确实曾发出的话，一定是来得太迟了，以致未能影响4月7日的德国报纸，这一天它们对波兰的调子突然有了改变。正像诺埃尔在那天向博内报告的，一向持有的那种“谨慎而温和的态度——好像它们怕惊动了它并把它赶到西方国家那一边去”——竟变成了恐吓和威胁：“波兰发现它自己被指控为在一项侵犯德国的政策中变成英国的卫星国。它被警告说，它在冒像其他‘小国’一样成为英国阴谋的第一批牺牲品的风险。”⁽²⁾可是，贝克从伦敦回到华沙并没有带回任何确实签署的协定这一事实，甚至现在也还到处在被强调是波兰这把火也许还可以扑灭的一个迹象：

只要波兰还没有为了它的英国新朋友而完全被捆住手脚（4月7日的《法兰克福报》宣称），就仍值得去指出英国目前奉行的政策中所固有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后果，对那些让自己被英国拖住不放的国家，要比对英国自己更加严重得多。

可是，此后反波兰的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减退了。4月11日驻柏林的法国代办要他的政府注意“对待华沙的温和语调”和报纸主要是在针对英国发泄它们的怒气这一事实。⁽³⁾

在外交方面，形成对照，从此以后就充满了一种极其冷淡和傲慢的气氛。利普斯基不再同里宾特洛甫或魏茨泽克有接触，虽然他除了从4月11到14日曾去华沙作短暂的逗留外，整个4月份都在柏林。于8日离开华沙的毛奇，⁽⁴⁾直到5月6日才返回任所，虽然贝克曾表示要在他回来后立即同他见面。⁽⁵⁾波兰外交部长渴望能平息希特勒的怒气，因此求助于间接的联络途径。

可能是由于贝克的请求，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加芬库于4月7日就已将贝克向他讲过的某些话对德国驻罗马尼亚公使重述了一遍。这些话的大意是，因为“波兰是一个大国，因此不能把自己放在他国的保护之下”；英国单方面的保证必须由一项相互保证协定来代替；由于坚持双边的原则，它没有选择一个集体安全体系，这种集团德国可能会认为是直接针对它的，尤其是它将使波兰的行动同苏联联系在一起。⁽⁶⁾4月16—17日夜间当加芬库路过波兰前往柏林作正式访问时，⁽⁷⁾贝克当然要抓住这一机会在午夜过后不久就登上火车，⁽⁸⁾托他把波兰的处境向德方讲清楚。贝克急于（加芬库于第二天即18日告诉里宾特洛甫说）要使希特勒理解，他没有改变波兰外交政策的方向：同英国的联盟是法波联盟的补充部分，对后者希特勒毕竟从未提出过任何反对。⁽⁹⁾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贝克向驻华沙的各外交代表提供了同样的解释——特别是向意大利、匈牙利和日本的外交使节——这些情况德国代办于4月18日及时地用电报报告了里宾特洛甫。⁽¹⁰⁾

但是这些试探性的而且必然是迂回曲折的打交道办法没有得到反应。加芬库19日谒见希特勒时代表波兰说了话，但只听到了最不妥协的答复。希特勒特别告诉加芬库说，波兰政府已经成了它自己国内斗争的牺牲品，“不得不对发狂的暴徒们作出让步”。如果它“不能使用刹车的工具，那它就不要感到意外，如果以后它再也不能管理事务的话”。希特勒的提议决不再重复提出，“即使波兰人就这问题来同他接近也罢”。⁽¹¹⁾3天后魏茨泽克通知在华沙的使馆人员，毛奇要等希特勒4月28日向国会发表演说之后才回去。同时他再一次指示他们要“保持完全沉默直到另有通知”，这不仅“是指一般政治局势和德波关系方面的任何谈话”，而且“也是指其他事情”。⁽¹²⁾最后，希特勒于28日向国会宣布，他认为1934年同毕苏斯基商定的德波宣言：“由于已经受到波兰单方面的破坏，因此不再有效”。⁽¹³⁾

一份日期为4月27日的废除上述宣言的备忘录，⁽¹⁴⁾在希特勒的演说预定要开始时分别送交给华沙的波兰外交部和在柏林的波兰代办。不过，在秘密的和公开的声明之间，有着某些明显的着重点和次序方面的差别。在单独给波兰政府的秘密文件中，希特勒的最严重控告是关于英波协定。他宣称这项协定在两个方面违反了1934年的德波宣言：它使波兰介入了德英冲突，即使这种冲突并未影响波兰的利益；它还表明波兰已放弃用直接商谈以免受外来影响的办法来解决它和德国之间的一切问题。当1934年德国和波兰开始重新组织它们的关系时，法波联盟已是一项既成事实，因此它不能同波兰新近和英国结成的同盟相比。由于英波联盟，波兰已使自己服从于“一项由另一方提出的、目的在于包围德国的政策”。这就是波兰政府触怒德国的主要事项。它拒绝德国3月间的建议——这些建议在这里逐一列了出来，虽然丝毫没有提到斯洛伐克⁽¹⁵⁾——同时又采取了部分动员的措施，这些也都受到了诋毁。备忘录说，德国政府被迫不得不宣布，由于承担了“同1934年1月的德波宣言的精神和文字全都不相符合的政治义务”，波兰政府“已经专断地和单方面地使这项宣言归于无效”。尽管如此，备忘录的最后一段仍指出，进一步洽商的一切可能性并未被排除。“如果波兰政府重视以签订条约的方式来重新解决德波关系，那么德国政府将乐于这样做，但是有一个条件，即这样的解决必须包含一项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明确的义务”。　　在希特勒的对国会同时也是对全世界的演说中，⁽¹⁶⁾英波协定对比之下并不显得特别重要，而德国对但泽提出的主权要求却处于显著地位。这个问题，希特勒说，最迟在那个“造成灾难的机构”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公署最终宣布结束时必须解决。希特勒所关心的显然是要消除人们以为他主张用武力解决的任何印象，因为他接下去坚持说他承认波兰需要有出海口，可是又补充说这种出海口以及“一条通过走廊的德国道路并不具有不管是什么样的军事重要性。它们的重要性完全是心理方面的和经济上的。”他于是列举了（这次却比较更详细些）3月间向波兰提出的建议，其中有保证德波边界，一项为期25年的不侵犯条约以及由德国、波兰和匈牙利共同保证斯洛伐克的独立。在痛惜这些建议被波兰人拒绝之后，他继续说：“但是单单这一点并不是决定性的事实，最坏的是现在波兰，像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前一样，竟相信，在一个不诚实的国际运动的压力下，它必须征召军队，虽然德国自己连一个兵也没有征召，并且也绝没有想到要进行反对波兰。”只是到了这时他才把话题转到英波协定和他自己的随之而来的决定。在结束时他还提到，如果波兰政府愿意的话，德国准备进行“新的契约性安排”。这样，看来备忘录的主要目的虽然是警告波兰不要同西方国家牵连过深，国会演说的主要目的则似乎是要煽动德国人反波兰的情绪，同时也想使西方国家相信，在最后不可避免的解决但泽问题方面，希特勒的意图是合理的、和平的。

希特勒真的希望或盼望，波兰人会被他最近的一击所吓倒，以致被迫宣布接受他们在3月间已经拒绝了的条件吗？这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似乎是很难判断的。他甚至想要他们这样做这一点也许都不能满有把握地断言。⁽¹⁷⁾他肯定是十分担心要防止他们再提出那种只能走上妥协道路的任何反建议。对于阿托利科4月29日提出的意大利可以向波兰施加影响的建议，魏茨泽克回答说，他认为鼓励它“向德国提出一些也许是不充分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改善德国处境的建议”是不合时宜的。⁽¹⁸⁾不仅如此，外交部在5月4日或那天之前准备的一份备忘录（大概是向里宾特洛甫提供6—7日他要在米兰同齐亚诺会谈时所需的情况介绍）中出现了这样的预示性提法：“意大利应尽其所能来参与一项使波兰同一切方面隔绝的政策。”⁽¹⁹⁾这看来几乎像是德国人已决心采取一项使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即使目前还只是部分地——他们同波兰人的关系，而绝不是通过谈判来全面解决，不管这对德国多么有利。但是这个问题，不管对于历史学家是多么的有兴趣，对于大事记编者来说仍是学术性的问题，因为就事实而论，波兰政府对废除1934年宣言的反应，虽然语气是和解的，但实质上是十分坚强不屈的。5月3日波兰下议院副议长已向但泽地方的一批听众保证，虽然波兰国家承认在但泽的德国人有权组织他们自己的生活，波兰对它在自由市的古老权利的最小要求决不能受任何其他国家的控制：“没有波兰的自由意志和同意，在自由市就不能发生任何事情。”⁽²⁰⁾5日，一份表达波兰政府正式的和直接的答复的备忘录由驻柏林的波兰代办递交给了魏茨泽克。⁽²¹⁾

备忘录首先提到德国对波兰的“建议”，说波兰政府并未拒绝过进行谈判，但考虑到1939年3月德国提出的要求不能接受，因此在3月26日以书面提出了一些反建议。对此它有一个月没有得到答复，只是在4月28日才从总理的演说以及从德国政府的备忘录获悉，“只因提了反建议而不是无更改或无保留地接受德国的口头建议，就被德国认为是拒绝讨论”。至于总理4月28日提到的由波、德、匈三国共同保证斯洛伐克的独立，波兰政府以前从未收到过这种内容和这种形式的建议。⁽²²⁾备忘录的其余部分声明，波兰有权同第三国家签订政治协定，并且否认英波的相互保证同1934年的德波宣言有抵触。最后，波兰政府宣称，虽然它并不同意波兰已违背1934年的条约的意见，它还是准备接受用签订一项条约的办法来重新调整德波关系的建议。

5月5日在国民议会的一次演说中，⁽²³⁾贝克进一步公开确认和详细阐述了波兰政府的立场。他只是简略地谈了一下德波宣言的废除：“如果另一方的政策和行为同条约的原则背道而驰，我们没有理由要为它的削弱或解体悲哀。”至于1939年3月的德国建议，贝克问道，在它们的背后实际上又是什么：

是但泽的操德语居民的自由吗（他们并没有受到威胁），是一个关系到威望的问题吗，还是一个阻挡波兰通向波罗的海的问题（波兰决不允许它自己被人阻挡）？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穿过我们波莫瑞省的交通路线。……我们已经给予德国一切铁路交通上的方便，我们已经准许它的公民在旅行时不必办理海关或护照手续。……我们已经建议将同样的方便扩大到公路运输。……我们对阻碍德国公民同他们的东部省的交通并不感兴趣，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限制我们的主权。

他继续说，这仍然是一个在德国政府看来向波兰要求单方面让步的问题。三国共管斯洛伐克的可能性以及不侵犯条约延长25年的提议都没有“在最近的任何一次会谈中用具体的方式提出过”，仅仅是间接提到和非官方的暗示而已。也作过“其他各种暗示”（贝克在这里显然是指波兰对俄国的态度的问题），对这些暗示他保留必要时予以答复的权利。至于希特勒所提议的承认和明确接受现有的波德边界，“这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承认根据法律和根据事实都是我们的无可争论的财产的问题”。最后提到德国备忘录的末了一节时，贝克宣称，如果德国政府真的以和平意愿及和平做法作为指导方针，“那么一切商谈将是可能的，当然，这要以它尊重我已列举的那些原则为条件。如果这种会谈举行的话，由于注意到了最近一时期的经验，波兰政府将……客观地对待问题，但不会不拿出它最大的善意”。

发生争执的双方就这样都表示了乐意恢复谈判，不管是多么的不礼貌和还有着多大的保留。但是，事实上并未举行进一步的谈判。5月6日回到华沙后的毛奇也没有采取主动朝那个方向努力。他在10日发出的一件电报中评论波兰人的士气说，⁽²⁴⁾虽然“上星期的好战情绪”已由一种更加宿命论的心情所取代，它的抵抗决心却没有丧失：贝克现在完全是在军队的意见的影响之下，虽然对于英国的援助是否会有效或能否及时到达是有一些疑问的。“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孤立的人敢于发表意见，承认接受德国的建议是比较明智的。”不仅如此，莫斯科最近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李维诺夫被免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波兰担心莫斯科会完全退出包围国家行列的忧虑心情，仍证明要比反对同它加强合作的思想更为强烈。”可是，两周之后毛奇报告说，波兰人“对于现在要依赖英国的庇护愈来愈感到不安”。他们已作出“明显的努力，要同德国进行直接谈判或由第三国进行调停”。他接着又谈到了一次午宴的事，这是由“一位友好的外交家”⁽²⁵⁾安排的，是由于阿尔齐泽斯基最近曾表示想亲自会见他，并得到了贝克的明确同意，尽管毛奇心中有保留，认为他不可能“预见到目前从这样一次谈话中会得到任何结果”。阿尔齐泽斯基在这次会晤中用了很大力气来使贝克在德国人的眼中显得无辜，并特别强调他仍然多么希望同德国达成协议——他在国民议会的演说是在军方和舆论的压力下做的，它并不代表他自己的政策，而且第二天“在盛怒之下”他已“把一大叠贺电丢进角落里”。阿尔齐泽斯基最后表示了他自己的信念：“一定要找到某种妥协办法，以免产生一个投降的印象。”对于这一切，毛奇只是回答说：“贝克的声明一点也不能有助于缓和局势。在目前时刻，在我们的宽大建议被拒绝了之后，我觉得再进行谈判是不合时宜的。还要说的话，都已包括在元首的演说中了。”毛奇报告这次谈话的电报，⁽²⁶⁾发报日期是5月23日——这一天在总理府召开了秘密会议，会上希特勒宣布，他已决定一有合适的机会就立刻进攻波兰。

但是除了这种持续的外交上的冷淡之外，还有其他证据表明，在贝克答复了希特勒之后的那个时期中，德国对波兰的政策迅速地变得强硬起来。例如，关于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虽然在3月3日突然停顿的德波混合委员会一直没有恢复，⁽²⁷⁾在整个4月和5月初期，关于袭击、经济抵制甚至“集体迫害”的事件记录报告却不断地由驻在波兰西部的德国领事们送往本国当局。不过，在5月9日，外交部向各有关部门和当局发了一份通函，表示对居住在德国的波兰人和波兰血统德国人施行报复的事还在考虑之中。13日里宾特洛甫下令在15日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此事。几天以后由于官方意见一致认为采取报复手段“最后将使我们比波兰人受害更大”，因而又放弃了这一计划。⁽²⁸⁾15日驻罗兹的德国领事报告说，13日至14日托马休夫城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暴行，这给了德国驻华沙大使馆参赞以在17日提出一次抗议的机会。⁽²⁹⁾从这时起为了在伦敦和巴黎进行宣传而系统地利用这一类材料的情况，下面还要叙述。⁽³⁰⁾

但泽当地局势的某些发展也似乎表明，到了5月的第二周，德国的政策已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整个4月份，自由市一直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可以认为这是由于执行魏茨泽克于3月29日向格赖泽尔建议的“摩擦”政策所造成的。⁽³¹⁾但是关于突然行动即将来临的谣传每次总是以自行消失而告终，而不可避免的、连续不断发生的波兰—但泽“事件”也难得超过琐碎轻微的水平。不仅如此，但泽的军事化的过程——开始于1938年秋季，当时错误地认为波兰政府可能会默许一个既成事实——自从3月底的大失败后就已中止。⁽³²⁾在5月初那时的谣言是，但泽的未来即将由一次公民投票来解决。可是，5月15日驻但泽的英国总领事E·H·G·（后为杰拉尔德爵士）谢泼德报告说，谣传德国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已经渗透进来。17日当他又调查了事情的真实性后，他陈述他的结论是，不仅武器和军火供应而且潜在军力的数量都确实有很大的增加。⁽³³⁾也是在这个时候，德国对于伯克哈特回到但泽去的态度也改变了。因为在3月间魏茨泽克曾坚决主张这位国际联盟高级专员不要再继续前往自由市，而是仍返回日内瓦，⁽³⁴⁾现在却对他明白表示，他的光临但泽将受到欢迎。这件事5月8日已经在格赖泽尔和魏茨泽克之间讨论过，当时国务秘书曾说，虽然他认为德国不会提出异议，如果国际联盟决定让高级专员留任并叫他回但泽去的话，但是“他并不认为现在就伯克哈特的回去问题对他施加影响是合适的”。⁽³⁵⁾尽管如此，德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克罗厄尔博士15日在去了柏林一趟回来后立即向伯克哈特本人提到这一问题。⁽³⁶⁾他说，在那里他们对于高级专员为什么不回到但泽去有些迷惑不解：格赖泽尔最近曾告诉波兰众议员茨霍达茨基说，参议院要他回去，他知道德国政府也要他回去。在说这话时，格赖泽尔“已超出了他实际上有权可以这样说的范围”。德国政府现在不能说要他回去，但是要他回去却是事实。当伯克哈特询问但泽的和平与安定的前景如何以及关于即将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传说究竟有无其事时，克罗厄尔回答说“举行公民投票的想法已经放弃”，⁽³⁷⁾将会有“一个平静的时期”，“在今后几个月内不会有新的反宪法的法令”出现。最后，克罗厄尔向伯克哈特承认，“为什么（德国人）不希望改变高级专员的地位的真正理由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就需要德波双方直接谈判来解决，而这是他们目前不准备去面临的一种局面”。⁽³⁸⁾这种借口听起来很有理，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这时希特勒事实上已经作出他将在5月23日宣布的决定，军事渗透和为了要伯克哈特回来而玩弄的花招，其真正的解释都只不过是因为他担心波兰人他们自己会在此期间占领但泽从而打乱他的时间表。

第二节　西方国家

在英波协定宣布后的一段时间内，德国人在同波兰打交道时所保持的那种外交上的冷淡，也扩大到了用来对待英国和法国。驻柏林的英国代办乔治·奥格尔维-福布斯爵士4月19日报告说：“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们在他们的办公室内和私人场合都显出明确的不愿同我讨论目前有待解决的外事方面严重问题的态度。”那少数几个比他幸运一些的同事则发现“这个部很少知道或根本不知道在打算中的行动”。魏茨泽克是“既悲伤又缄默”。他非常怨恨英国。17日，奥格尔维-福布斯设法见到了俾斯麦亲王（外交部中惟一的一位多少显示出有“交谈意思”的高级官员），但是只被告诉说，在普通德国人的心中正在产生对煽动包围的英国的“最深刻的敌意”，除非中止这项政策，否则很难设想战争如何能避免。当他提到英国大使回来的问题时，俾斯麦粗暴地警告他，如果把这作为一件公开讨论的事，“答复……不会是和解的”，除非这事不久即实现，否则“德国政府将采取的态度是，它不在乎这里是不是有一位英国大使”。希特勒可能也不会急于派迪克森返回伦敦。⁽³⁹⁾

确实，柏林是有理由要感到懊恼的，因为西方国家非但丝毫没有显示出决心的减弱或团结的涣散，反而已经明显地把它们的包围网撒得更广了。意大利4月7日的入侵阿尔巴尼亚促使它们作出新的努力，它们于13日把单方面的援助保证的接受对象又扩大到了希腊和罗马尼亚两国；⁽⁴⁰⁾据悉它们正在加紧同土耳其进行签订一项三国条约的谈判；⁽⁴¹⁾它们并且于14日又恢复了想使苏联也加入它们打算建立的那个安全体系的努力。⁽⁴²⁾不仅如此，它们不久又找到了进一步触怒德国的机会，因为英国政府早已感到的对于它防务中的缺陷的担心现在要以行动来表示了。4月20日张伯伦告诉下院说，他打算成立一个供应部。⁽⁴³⁾26日他还要宣布立即实行一项有限度的和临时的征兵措施。这样，亨德森于25日回到柏林时⁽⁴⁴⁾就失去了本来也许可能会有的任何安慰对方的作用，因为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向下议院发表关于征兵的声明之前先把这最后一个步骤通知德国政府并把情况说清楚。⁽⁴⁵⁾可是里宾特洛甫不能见到，大使不得已乃于26日把信息告诉了魏茨泽克，可是这时消息已在德国报纸上出现了。在这样做的时候，大使提出口头保证说，英国政府宣布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要抵抗侵略，并不是说它打算包围或威胁德国或意大利。魏茨泽克说，元首本人无疑将于4月28日在国会提到包围的问题。他还宣称，英国对波兰的保证应对后者所持的态度负责，而且很可能已经产生与原来希望的完全相反的结果。⁽⁴⁶⁾

尽管魏茨泽克这样坚持冷淡而又严厉的态度，这时有迹象表明，德国想改变策略，试图同西方国家接近。在亨德森返任前的一个星期中，似乎曾有过两次试图通过非官方的和间接的方式向英国政府表示，只要他们肯放弃包围政策，德英两国的利益还是可以取得一致的。第一次是在4月19日，当希特勒接见罗马尼亚外长并同他谈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准备在柏林的停留结束后访问伦敦和巴黎的加芬库，不管他得到的印象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他觉得总理讲话的某些部分实际上与其说是对他讲的，还不如说是通过他对他未来的东道主讲的。⁽⁴⁷⁾希特勒告诉加芬库说：“如果英国想要打仗，它可以打，但是对他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失望，因为他从早年开始就是一个大亲英派。他的意见一直是，德国同英国必须在一起工作，但是今天那边所奉行的是空想家的政策而不是政治家的政策。”⁽⁴⁸⁾第二次是在3天之后，当希特勒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于22日同奥格尔维-福布斯一起吃便饭时告诉他说，总理还没有放弃同英国保持永久良好关系的希望——“这是他最久远的和最珍贵的抱负之一”。他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应该让一位精通德语的真正著名人士来这里作一次面对面的交谈，而不要像过去那样要靠译员从中翻译。”⁽⁴⁹⁾

在4月28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⁵⁰⁾和在27日的一份致英国政府的备忘录（于同一天就递交给了伦敦的外交部）⁽⁵¹⁾中，希特勒最后终于宣布了那项他从1938年秋季或甚至春季起就在秘密考虑的决定，⁽⁵²⁾关于这项决定，他于4月1日在威廉港发表的演说中已经有所暗示。⁽⁵³⁾在备忘录和演说中，他申述了一连串相同的意见。英德海军协定的基础——实际上也是它的前提——是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以及每一方理解和尊重另一方的重大利益。但是虽然德国一贯尊重英国的利益，把它自己的抱负严格限制在同英国的利益不相冲突的范围之内，对比之下英国政府却收回了它的信任，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即不管德国在什么地方陷入了冲突，英国政府总是要采取反对德国的立场——甚至当英国的利益丝毫不受影响时也是如此。这样，通过它的包围政策，它就单方面地使海军协定失去了它的基础，并使该协定和1937年7月17日的补充声明全都“失去作用”（同一天的海军协定的第三部分也是这样，在这一部分中规定了双方有互换情报的义务）。⁽⁵⁴⁾尽管如此，希特勒仍希望避免同英国进行军备竞赛，因此德国政府愿意继续遵守1937年协定中有关性质方面的那些条款。⁽⁵⁵⁾不仅如此，如果英国政府愿意的话，德国政府“高兴地准备”“就这里产生的一些未来的问题”进行谈判，而且确实是欢迎这样的一种前景，即“在可靠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清楚而又明确的协议”。⁽⁵⁶⁾

于是，在实质上，这些信息是表明对包围采取了一种敌对的报复行动。但是它们的前后关系和所使用的语言，使它们显得当事人的心理十分矛盾，其令人吃惊的程度并不亚于希特勒在9天前对加芬库发表的声明。4月1日在威廉港，当他只是暗示要废除海军协定时，希特勒严厉地攻击了英国。不过他还是用了温和的语句，并且承认有钦佩之意，承认感情受到了伤害，对于他现在要进行实际的打击感到遗憾：他的一贯要求友谊不仅是由于情感，而且也是由于他确信英帝国的存在“对于整个人类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是一个不可估量的价值因素”；摧毁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世界上的殖民工作的想法，在他看来仍“只不过是人类不负责任的破坏性的发泄罢了”。他感到深为遗憾的是，英国竟把同德国作战视为当然的事——“因为我曾经向英国提出的、并且将继续提出的惟一要求，只不过是归还我们的殖民地。但是我总是把话说得十分清楚：这决不应成为一场军事冲突的原因”。⁽⁵⁷⁾希特勒在他演说中专门讲到英国的那部分的开场白中，以极大的谨慎小心为他的1938年初以来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政策进行详细的辩护，这一点也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表明自从在3月间那个胜利日子他预言“捷克事件”将在两周之内被人遗忘以来，他已经又走出了多远——甚至自从4周前在威廉港发表那篇只含有最粗糙的自我辩解的演说以来，他又是已经走出了多远。而且他向英国表示愿意谈判的语气，比起同一演说较后部分向波兰表示的又是多么地更加热诚。

的确，全篇演说——包括在演说结束部分希特勒对罗斯福总统4月15日的“和平呼吁”的答复，⁽⁵⁸⁾和演说中有关波兰的那一部分⁽⁵⁹⁾——虽然是对德国听众讲的，却似乎构成了一个巧妙的企图，想使西方民主国家的官方和舆论⁽⁶⁰⁾放弃那广泛的“包围”政策，特别是放弃支援波兰的政策。不过，在伦敦和在巴黎都看不到有任何热情愿意为已悔悟的绥靖主义者们把半开的门开得更大一些。库隆德勒4月30日从柏林报告说，他注意到官方对法国报界接受国会演说的态度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原指望它能产生深刻的印象并引起分裂法国舆论的争吵”。⁽⁶¹⁾而亨德森在5月2日同里宾特洛甫的一次不愉快的会见中，⁽⁶²⁾则不得不聆听关于演讲的“一篇冗长的解说”。最后对方还断言，英国正在计划进攻德国，可是它已准备好打一场6个月的战争，如果需要，甚至可打20年。

这位英国大使后来告诉他的法国同行说，他从这次谈话得到的印象是，在这位外交部长的内心已经起了影响深远的变化：“一年以前……里宾特洛甫相信英国和法国都不会去援助中欧或东欧。今天他承认情况适得其反，然而他仍不相信对于但泽也会如此。”⁽⁶³⁾

第三节　德国在东南欧和西班牙的反包围措施

由于英国和法国采取了组成一个和平阵线的步骤，它不仅是面向华沙，而且也面向着布加勒斯特、雅典、安卡拉和贝尔格莱德，因此德国人现在以怀疑的态度注视着这一切。甚至在英法两国于4月13日公开宣布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之前，里宾特洛甫就已在12日以通函⁽⁶⁴⁾指示驻外国各外交代表，对于英法两国“企图包围德国和意大利的努力”应如何对付。他说，他们不应采取任何新的行动，但是如果引起了谈论，那么他们应按照如下的大意作答：“我们不希望再有别的国家受到英国人的蒙蔽。但如果还有别的政府竟然成为英国人引诱下的牺牲品，我们将为这些国家本身的利益而表示惋惜。我们将把任何参与这样一个联合体或同它发生联系的行动看作是针对我们的，并将作出相应的反应。”在谈话中，他们应该“以极大的沉着来对待这整个事情，并嘲笑英国人的痴心妄想，竟想利用别的国家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

（一）罗马尼亚

在4月的第三星期，罗马尼亚外长加芬库发现他自己逗留柏林期间处境十分为难，必须亲自为罗马尼亚的接受英法两国保证辩护，不管接受是多么被动。⁽⁶⁵⁾里宾特洛甫在4月18日和希特勒在19日都曾告诉他说，英法保证对罗马尼亚丝毫没有好处，⁽⁶⁶⁾并向他暗示，如果罗马尼亚参与包围的政策，希特勒将纵容它的贪婪的邻国匈牙利来反对它。希特勒说，否则他是“不会对有利于匈牙利的边境改动感兴趣的”。至于英国的“保证狂”，希特勒说：“不存在德国是罗马尼亚的敌人的问题。罗马尼亚惟一可能的敌人是匈牙利、俄国和保加利亚。他并不认为，如果罗马尼亚遭到这些国家中的一个的进攻，英国真的会履行其保证。”⁽⁶⁷⁾不过，到5月13日的时候，驻布加勒斯特的德国公使法布里齐乌斯极力要求德国政府从捷克军需库存中提出一些反坦克火炮和军服给罗马尼亚，以便德国可以从罗马尼亚取得额外的石油供应。他指出，声明德国不能供应军服的那件电报已经使罗马尼亚政府决定不中断同英国的经济谈判。⁽⁶⁸⁾

（二）希腊

虽然希腊早先已经被警告，如接受英国的保证将使德国不高兴，⁽⁶⁹⁾但是张伯伦4月13日在下院宣布英法两国给予希腊以保证之后，德方并没有不赞同的表示。《希腊白皮书》记载了⁽⁷⁰⁾驻伦敦的希腊公使和德国代办4月13日的一次谈话：当西莫普洛斯竭力要对方相信他的政府“既未向英国也未向法国要求过保证”时，⁽⁷¹⁾科尔特只好以下面的一句话来使自己满足，“他很高兴希腊从双方都得到了保证”。事实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看来都没有把希腊的包围潜力看得很严重。里宾特洛甫5月6—7日在米兰同齐亚诺会谈时曾表示，现在阿尔巴尼亚被占领了，希腊的重要性已大为缩小；无论如何，轴心国要控制它是容易的，虽然这可能意味着要废黜目前的国王。⁽⁷²⁾

（三）南斯拉夫

加芬库出席希特勒的生日检阅式之后⁽⁷³⁾于4月20日刚离开柏林，南斯拉夫部长辛卡-马科维奇就在25日来到那里进行两天的访问，他是在威尼斯同另一个轴心伙伴举行了延长时间的会谈后来柏林的。里宾特洛甫、戈林和希特勒本人也都接见了他。对于德国所征询的问题（调查对罗斯福总统4月14日的和平呼吁的意见），⁽⁷⁴⁾南斯拉夫给予的回答是，它并没有觉得受到德国的威胁。⁽⁷⁵⁾意大利人在阿尔巴尼亚登陆后它也没有采取任何特殊的军事措施，⁽⁷⁶⁾虽然公众舆论已经大受其打扰。里宾特洛甫告诉辛卡-马科维奇说，似乎有必要，“也许甚至只是为了南斯拉夫的国内形势，它应该加入‘反共公约’”。他得到的回答是，南斯拉夫“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保持中立”。辛卡-马科维奇还补充说：“他的同僚们认为，南斯拉夫的舆论还不能够理解一项参加这个公约的决定，虽然在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方面它并不落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舆论。”⁽⁷⁷⁾里宾特洛甫还询问，南斯拉夫是否“愿意脱离国际联盟”。他被告知说，南斯拉夫政府“已经解散了驻日内瓦的常设代表团，并在伯尔尼派驻了一位公使”。⁽⁷⁸⁾

里宾特洛甫此外还告诉辛卡-马科维奇说，他认为“匈牙利也准备不再向南斯拉夫提出修改边界的要求”，因此希特勒希望南斯拉夫同匈牙利达成协议。希特勒提到，在南斯拉夫的德国人所受到的待遇，比在匈牙利的要好得多，这些人“是在德国的南斯拉夫的最好鼓吹者”。对希特勒来说，“一个强大的南斯拉夫是非常重要的。他坚信意大利也抱有同样的看法，因为它宁愿看见南斯拉夫守在亚得里亚海边而不愿看到匈牙利”。⁽⁷⁹⁾

会谈过后，辛卡-马科维奇和里宾特洛甫两人都对这次交换意见表示满意。回到贝尔格莱德后，据报告，辛卡-马科维奇“以极愉快的心情谈起他的柏林之行，并且显然已因此而增添了力量”。⁽⁸⁰⁾至于里宾特洛甫，5月6—7日他在米兰以同样的热情向齐亚诺谈起南斯拉夫的态度，⁽⁸¹⁾并且确信南斯拉夫不论怎样都将“保持中立，同时在经济上支持轴心国家”。当齐亚诺两星期后去柏林签订钢铁公约时，他又讨论了南斯拉夫问题。他的《日记》无意中透露，里宾特洛甫这时对于鼓励意大利对它的巴尔干邻国有所企图和在克罗地亚煽动骚乱是感到踌躇不决的：“里宾特洛甫表示同意，但我看得出来他实际上是赞成在南斯拉夫维持现状。”⁽⁸²⁾

（四）匈牙利

在4月底，是轮到匈牙利人来接受教训了，虽然在这里德国的问题是另一个样子的。匈牙利参与包围集团的可能性很小，虽然里宾特洛甫在4月29日接见它的首相和外长时⁽⁸³⁾曾顺便表示，他对消除他们方面过分地被这个集团所吓倒的倾向感到关切。他告诉捷列基伯爵和恰基伯爵，德国人并不“把英国所放出的宣传洪水看得太严重。可是，别的国家参与这一运动那是危险的”。他主要担心的倒还是匈牙利对波兰的态度这一微妙问题，以及必须把以下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论点统一起来：第一个是德国没有进攻西方国家或波兰的意图；第二个是如果它进攻波兰，它的胜利将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匈牙利的干预也就毫无用处。由于匈牙利部长们后来在5月1日的一次会谈中提出了下面这样一项建议，⁽⁸⁴⁾使得他的任务有点难以下手而显得很尴尬：匈牙利政府可以在华沙采取一些新的行动来促进德波和解。这位德国外长于是要求匈牙利部长们不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因为元首只提一次而决不再重复的慷慨建议已经被波兰拒绝了。这样，里宾特洛甫就开始向客人们保证，“并没有要同英国较量一番的意图”，“无论在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会有法国或英国的兵士进攻德国的”。另外他又表示，他相信万一发生了这种攻击，“匈牙利将站在轴心国家一边”。⁽⁸⁵⁾

匈牙利人提出的修改边界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因为在这个时候德国要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拉在身边的专心致志是压倒一切的。目前他们必须暂时满足于官方所记录的声明：“德国和匈牙利对于去年发生的那些事件都感到满意。”⁽⁸⁶⁾希特勒告诉捷列基说（也是在29日），他将“感到高兴，如果匈牙利能同南斯拉夫达成协议”。⁽⁸⁷⁾恰基就在这之前曾向里宾特洛甫解释说，匈牙利政府

准备走出一大段路来向南斯拉夫作出让步，但是还没有找到可能克服下列困难的办法：南斯拉夫政府认为，只有在匈牙利至少也作出与向罗马尼亚作出让步的同样条件下才能同匈牙利政府签订一项协定。但是，鉴于目前的形势，匈牙利政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⁸⁸⁾

在他们5月1日的第二次会谈中，恰基还要求里宾特洛甫“务必使维也纳的德国政府当局不要这么多地干预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政治。由维也纳操纵的煽动正在布拉迪斯拉发进行，以反对匈牙利”。里宾特洛甫反驳说，驻柏林的斯洛伐克公使“抱怨边境不断发生事件，匈牙利压迫斯洛伐克少数民族和布达佩斯拒绝同意斯洛伐克派遣的一位公使”。他还说，“在这问题上他不想作任何评论，但如果事情不久就得到解决，他将感到高兴”。对此，捷列基回答说，赫林卡卫队的年轻队员们“要对边境事件负主要责任”。里宾特洛甫也提到了“对于德国人被匈牙利驱逐出境”的抱怨，并要求对这些抱怨加以补救。⁽⁸⁹⁾恰基后来还要求里宾特洛甫“对斯洛伐克人暗地里施加影响，因为他们知道德国答应给他们的国家以保护，他们就以为他们可以任意地对待匈牙利了”。里宾特洛甫然后谈到对于“残酷对待乌克兰人”的抱怨，并建议“给予自治权以稳定局势”。最后，恰基说，“匈牙利部长们对给予他们的友好接待表示十分感谢”。里宾特洛甫则再次强调两国的共同命运。⁽⁹⁰⁾

（五）土耳其

与此同时，为了抵抗英法两国在安卡拉的外交压力和减轻意大利入侵巴尔干对土耳其人所造成的不良印象，冯·巴本于4月18日被任命为驻安卡拉的德国大使，并于月底到任。5月1日驻罗马的德国大使说服了意大利人，应该用某种正式的保证来减少土耳其人对他们的意图的恐惧。⁽⁹¹⁾5月6—7日里宾特洛甫在米兰同齐亚诺会谈时仍极力主张，在制定它们对土耳其的政策之前，两国政府应“再等待一下看看它对英国的承诺的规模”。⁽⁹²⁾但5月12日的英土声明⁽⁹³⁾是对这两个大国的一个猛烈打击。在他5月20日写给里宾特洛甫的备忘录中，冯·巴本表示了他对英土条约感到严重不安的看法。⁽⁹⁴⁾这个备忘录是供里宾特洛甫在齐亚诺到柏林签署钢铁公约时两人举行会谈用的。冯·巴本指出，轴心国必须设法重新取得土耳其的信任，因为要击败英国，它们就必须拥有“到印度去的陆上桥梁（叙利亚—巴勒斯坦—摩苏尔的通路）”。不仅如此，他还极力主张，意大利应该“掩饰一下阿尔巴尼亚局势的发展”。

当齐亚诺5月21日访问柏林时，里宾特洛甫提出了冯·巴本的看法，但是齐亚诺自以为他已经使德国人相信土耳其对德国和对意大利一样都怀有恶意。他注意到，里宾特洛甫受了巴本的看法的影响，认为土耳其的态度已经被对意大利的恐惧所决定：“我拿我们的特务机关所截获的土耳其原始文件来向他证明，土耳其也对德国抱有敌意。”⁽⁹⁵⁾

（六）保加利亚

对比之下，保加利亚似乎从来没有给希特勒以任何真正的不安之感，虽然罗马在这个时期深感要确定保加利亚对轴心国忠诚的程度是困难的。5月初在米兰同齐亚诺会谈的过程中，里宾特洛甫确实曾提到，有必要防止保加利亚参加巴尔干协定——这是土耳其和西方民主国家方面的一个经久不变的目标。⁽⁹⁶⁾提供捷克的重武器和军需品是一种能吸引所有巴尔干国家的诱饵，4月21日德国同意增加武器的交货量，由保加利亚以另外增加拨付的原料来偿付。⁽⁹⁷⁾

（七）西班牙⁽⁹⁸⁾

至于国家主义的西班牙，它在2月间就已私下里答应加入反共公约，到了3月27日乃正式加入，并且在4月8日予以公开宣布。⁽⁹⁹⁾希特勒因此认为，如果发生国际冲突，他至少可以指望佛朗哥保持“善意的中立”。⁽¹⁰⁰⁾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也有可能指望得到更多的东西。⁽¹⁰¹⁾里宾特洛甫在米兰告诉齐亚诺说，德国政府对佛朗哥的态度感到满意。但是他们同意，意大利和德国有必要继续采取共同行动来加强轴心国同西班牙的联系。他并且认为，也许甚至会变得需要建立一个确定的联盟，因为如果西班牙部队能够“牵制住一些法国陆军军团”来防守比利牛斯山边境，⁽¹⁰²⁾那可能是非常合宜的。在夏天确实有迹象表明，一个确定的联盟可能真的即将组成：早在6月间凯波·德拉诺将军和由阿朗达将军率领的一个西班牙军事代表团访问了德国，参加庆祝德国神鹰军团从西班牙归来的典礼。阿朗达于月底回到他的国家时，据说还说过：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之间交换军事和技术专家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¹⁰³⁾7月底据报道一个德国空军代表团在前往西班牙的途中已到达里斯本。⁽¹⁰⁴⁾与此同时，虽然据说最后一批德国军团已在5月19日离开西班牙，但德国在这个国家的影响仍很大，⁽¹⁰⁵⁾据说有许多德国警察和技术人员仍留在那里。5月间到达西班牙的一个德国代表团在加强两国经济关系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6月底沃尔塔特前来参加这个代表团，据报道代表团同西班牙人的协商在7月4日已完成。但佛朗哥对德国的态度，虽然表面上热情，实际上是冷淡的，并且有保留。5月间柏林谣传他将于6月到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后来证明是没有根据的。⁽¹⁰⁶⁾5月的第二周正在西地中海上巡视的戈林原定最后将在瓦伦西亚同佛朗哥相晤——或者人们相信会是这样，但结果他出乎意料地很早就回到了柏林，使德国人大失所望。⁽¹⁰⁷⁾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某些公开声明也不仅仅限于暗示国家元首的真正意图。例如，当阿朗达将军在柏林仍是德国的客人时，他于6月18日告诉一位英国记者说：“西班牙愿尽一切可能向意大利和德国表示感谢。但是除商业和文化方面的条约外它不想承担任何外国的义务。这些条约不久即将同德国和意大利签订。”⁽¹⁰⁸⁾佛朗哥自己7月间接见里斯本《新闻日报》记者⁽¹⁰⁹⁾时也宣称，万一发生战争，如果西班牙的领土、荣誉和独立不受到影响，它将保持中立。接着他又说：“新西班牙既不属于意大利也不属于德国。”尽管如此，齐亚诺于7月12日告诉德国驻西班牙大使施托雷尔说，佛朗哥已向他保证过，轴心国可以指望“从西班牙方面得到最高程度的友好中立”。⁽¹¹⁰⁾

现在再把希特勒力图挫败英法在欧洲的扩张势力所得到的结果总结一下：在成就的一方面，他可以感到庆幸的是，由于它们的贪心，他使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很好地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下，而西班牙——虽然对它是很宽纵的——则至少是没有显示想参加包围集团的倾向。在失败的一方面，德国对土耳其的外交，在土耳其同英国，后来于6月23日又同法国相互发表互助声明这件事上是受到了看来是一次严重的挫折。至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表面上的服从则被认为是可疑的，因为怀疑它们同伦敦和巴黎的阴谋有串联。不过，这种背信弃义虽然可能会给希特勒带来烦恼，但是如果他一想到他只要举手之劳就能使匈牙利人开进特兰西瓦尼亚或者使意大利人进入克罗地亚，那么他的烦恼也就大可消除了。⁽¹¹¹⁾再者，所有这些国家，未来的卫星国和已被决定了的牺牲品全都一样，虽然决不是不值得里宾特洛甫去秘密地施加压力，但是在面对怀有敌意的英国、法国、苏联以及美国（虽然希特勒非常奇怪地竟没有看到美国的敌意）的情况下，它们又是比较不重要的了。

第四节　希特勒拒绝把他引到国际会议桌旁来的努力

（一）罗斯福4月14日的和平呼吁

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采取突然行动后的几个星期中，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可以看到有一个新对手在隐隐出现，它支援那些在更靠近的地方破坏轴心国扩张行动的国家。4月14日罗斯福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出了他的和平呼吁，⁽¹¹²⁾要求他们对30个指定国家给予至少为期10年的不侵略保证，并且表示美国政府愿意参加关于普遍裁军、世界贸易以及取得原料的国际讨论。然而，希特勒不仅似乎把美国在万一欧洲发生冲突时将保持中立看作是不言而喻的事，而且还严重地低估了美国的团结一致和力量。里宾特洛甫在1938年10月已经向墨索里尼保证过，如果战争的威胁日趋严重，特别是如果日本也卷在里面，美国就将愈来愈变成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¹¹³⁾从这时起，美国对接着在11月发生的迫害犹太人浪潮的憎恶——表示在美国从柏林召回了大使——和后来1939年第一季美德两国关系的恶化⁽¹¹⁴⁾都增加了，可是并没有使德国领导人感到惊恐。4月底，里宾特洛甫还在表示——这次是对访问柏林的匈牙利部长们说的——他确信，美国将“只运送战争装备到欧洲去而不派遣兵士”（他还估计，它的海军大约有一半必须留在大西洋，因此“日本与美国舰队的比率事实上将是三比一”）。⁽¹¹⁵⁾无论是在1939年夏季德国最高统帅部发出的一系列指令中，还是在5月23日希特勒自己同他的将领们的秘密会议上，以及8月12—13日他同齐亚诺的会谈中，都一点也没有提到美国干预的甚至最微小的可能性，这一点确实是惊人的。这似乎还不只是意味着单单信赖那时在美国占优势的孤立主义者。

这位德国总理没有把美国看在眼里。他现在，在1939年4月，以公开的断然拒绝来对待它的总统，而且使用了傲慢无礼的不直接答复的方式，这清楚地反映了他的态度的轻浮本质。因为他故意地无礼貌，忽视对罗斯福的呼吁作出立即的或直接的答复。4月17日由德国电讯社发布的一份公报⁽¹¹⁶⁾只是说：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一份电报中要求元首在某些问题上表明他的态度。元首认为这一时机极为重要，他决定以德国国家的名义在德国国会向美国总统作一答复。因此，元首兼总理已召集国会于4月28日听取他的声明。

这样，总统和全世界得到希特勒的答复时，时间已过去了两个星期。在德国人让他们自己享有的这个间歇时期中，4月20日庆祝希特勒生日的雄伟壮观的军事行列在一种紧张期待的气氛中仍按规定的路线进行。与此同时，德国驻在外国的各外交使团正在孜孜不倦地从大约20个小国收集对一份意见调查表的答案，准备用来作为28日的发言的弹药。这些国家被要求回答，第一，它们是否觉得它们自己在任何方面受到德国的威胁；第二，它们是否曾授权罗斯福去提出他的建议。⁽¹¹⁷⁾17个国家对德国外交使团的这两个问题的答复都是否定的。瑞士盼望它的中立能得到尊重，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答复是含糊的，埃及附以详细的说明来答复“否”，而伊拉克则不表态。⁽¹¹⁸⁾比利时和立陶宛的答复虽然是否定的，但它们都说明同德国已签订了条约。所有的答复没有在德国公布。与此同时，德国的外交也正在利用这一迟延的时机来重新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虽然并未成功），希望能够在最后一分钟就求之已久的三国军事联盟的条件达成协议。⁽¹¹⁹⁾

希特勒对国会的讲话一发表，就粗暴地粉碎了罗斯福为了它们而插手干预的那些国家所抱有的一切希望。讲话不仅包含了对于并吞奥地利、瓦解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合并美美尔的精心制造的理由，而且还宣告废除1934年的德波宣言⁽¹²⁰⁾和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¹²¹⁾，所以它远远超出了对总统的呼吁的答复这一范围。不过，讲话的后半部分确是用于答复的，⁽¹²²⁾它用了21个标题依次对总统电报中提到的各点加以评论。这整个表演是对美国孤立主义分子的一次支持性的和很巧妙的呼吁。希特勒宣称，他本人根本不知道对世界和平有任何威胁，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其他各国负责任的领导人们“不但没有在各国之间促进外交关系，反而使得外交关系更加困难了，而且由于毫无理由地召回大使等做法确实把外交关系打乱了”。刚被德瓦莱拉谴责为压迫爱尔兰的国家不是德国而是英国，目前占据着巴勒斯坦的也不是德国的军队而是英国的军队。总统阐述了任何国家除进行自卫外都不应诉诸战争这一原则。对此，希特勒引用美国自己曾参加1914—1918年战争的事例来进行反驳。总统宣称一切国际问题都可以在会议桌上解决。对此，他回答说，国际联盟这“世界上最大的会议”连一个决定性的国际问题也没有解决过，并且指出美国自己就是第一个曾退缩不前不愿参加国际联盟活动的国家。

最后，讲到罗斯福电文中的3个具体建议时，希特勒先答复了关于要求给个别国家以不入侵的保证的问题。他说：“我曾经不怕麻烦地首先向提到的各国逐一询问，它们究竟是否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然后，而且更重要的是问它们美国总统的这一要求是不是由于它们的建议才向我们提出的，或者无论如何是先得到过它们的同意的。所有的答复都是否定的，有些还是十分强烈地否认的。”尽管如此，德国政府还是准备“在绝对的相互给予的条件下给予每一个上述国家以罗斯福先生所要求的那种保证，假如这个国家希望得到它，并由它自己连同有关的建议向德国提出给予这样一项保证的请求”。同时，总理还利用这个机会要总统相信他对“美国本身和美洲其他国家”的和平意愿。其次，在回答要求举行裁军讨论这一问题时他提醒总统，德国在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下单方面解除了武装，而其他国家并未跟着这样做。最后，对于举行国际经济讨论会议的建议，他要求美国自己应该先走第一步，不仅要拆除妨碍“真正的世界自由贸易”的障碍物，而且应履行伍德罗·威尔逊的下述保证，即“德国关于殖民地的要求，与所有其他要求一样，将得到同样公正的审查”。

（二）教皇4月20日的呼吁

与此同时，希特勒还不动声色地制止了来自另一方面的要把他引到国际会议桌旁来以束缚其手脚的新的努力。新当选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在4月20日写给他的国务卿马利奥内红衣主教的一封信中，⁽¹²³⁾已经表示了他的这样一个愿望：天主教世界应在5月这个月内举行一次“公众祈祷和平的运动”。现在，在希特勒拒绝罗斯福后的一周之内，梵蒂冈的外交机器就开始动起来了。5月4日派驻英国的宗座代表戈弗雷阁下在伦敦拜访了哈利法克斯；⁽¹²⁴⁾5日驻德国的教皇圣使奥尔森戈阁下去贝希特斯加登谒见了希特勒；在同一天驻法国的教皇圣使瓦莱里阁下也得到了博内的接见。

当奥尔森戈阁下5月5日在贝希特斯加登谒见希特勒时，他告诉希特勒说，教皇指示他提出召开欧洲五大国会议以解决各种政治悬案的建议，主要是解决其中最迫切的两个问题，即德波问题和法意纠纷。希特勒说，他在没有听到墨索里尼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之前无法答复，并说：“德国对波兰没有直接的要求。总之，但泽不是波兰的，无论如何总有一天要归还德国的。”他认为“对欧洲和平的主要危险是英国，它总是煽动那些有问题要同德国解决的国家，并且阻挠问题的得到解决，正像它目前又在同波兰做的那样”。⁽¹²⁵⁾5月6—7日里宾特洛甫在意大利米兰同齐亚诺会谈的时候，双方同意让梵蒂冈知道，他们感谢教皇所采取的行动，“同时也要求他不要向五大国发出呼吁”。⁽¹²⁶⁾里宾特洛甫于5月17日接见了罗马教皇圣使并告诉他说，德国政府感谢教皇想利用他的影响来谋求和平的意愿，但是他们请求他“不要提出所建议的那种呼吁”。⁽¹²⁷⁾

梵蒂冈的外交活动虽然是以极大的谨慎来进行的，但仍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谣言和猜测。由于它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立即产生了失望。因此，5月11日梵蒂冈发出一项正式声明，⁽¹²⁸⁾否认将在梵蒂冈举行任何和平会议。5月26日的另一项声明⁽¹²⁹⁾则明确表示教廷没有同特殊的考虑有牵连，而只是曾指出，和平地审议问题可以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或通过双边谈判来进行。不过，教廷并未放弃调解的任务。在6月和7月里，通过正常外交渠道进行的新的努力，不断地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有所报道。⁽¹³⁰⁾在8月下半月，教皇又曾两次公开呼吁和平。⁽¹³¹⁾但在8月31日教皇向驻在教廷的所有外交使节发出书面呼吁以前，似乎没有再直接向欧洲的主要政治家们发出任何函电。⁽¹³²⁾

第五节　希特勒同北方各国订立的互不侵犯公约

4月28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讲话宣称他准备同那些表示愿意签订的国家签订互不侵犯公约时，他看来似乎是在给予个别国家以保证这件事上已经至少走出了一部分的路来迎合罗斯福总统。可是，甚至这一明显的让步到头来也证明只不过是以后极力搞德国“反包围”外交的一块跳板罢了。德国外交部花了很大的精力试图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签订互不侵犯公约。

（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希特勒设法同4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府接近。作为投向芬兰和瑞典的一块诱饵，德国同意它们提出的在阿兰群岛重新设防的建议，条件是如果波罗的海发生战争，它们将保持中立。⁽¹³³⁾于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外交部长5月9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秘密会议，在那一天发表的一份公报⁽¹³⁴⁾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一致拒绝德国的建议，认为同他们国家的政策所依据的严格中立原则不相符合。几天之前柏林曾想到芬兰大概会乐于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公约，虽然考虑到“这两个国家是这样的要好朋友”，它看不出有什么必要签订这样一项协定。⁽¹³⁵⁾可是当芬兰看到挪威和瑞典，特别是后者，都不愿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公约时，就放弃了这一念头。⁽¹³⁶⁾

可是丹麦觉得它自己比其余3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更容易受到德国的压力和侵略，产生了顾虑和犹豫。在经过一星期的进一步非正式商议之后，4国政府最后于17日递交了它们的正式答复，这时丹麦已改变了在斯德哥尔摩曾如此坚定地声明的方针。德国外交部了解到瑞典外交部长桑德勒曾竭力劝阻丹麦，说如果签订这项协定，它将给予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团结一致以沉重的打击。⁽¹³⁷⁾可是，一项德丹互不侵犯条约5月31日终于在柏林由里宾特洛甫和驻德国的丹麦公使签署了，彼此互换批准书后于6月24日开始生效。⁽¹³⁸⁾

（二）波罗的海国家

1939年3月22日，立陶宛同德国签订了一项包含互不侵犯条款的公约。⁽¹³⁹⁾当希特勒5月21日接见由立陶宛驻德公使陪同前来的立陶宛外长乌尔布希斯时，他提到了这个公约，并要求立陶宛不应“承担违反德国利益的任何义务”，那时是特别指波兰而言。⁽¹⁴⁰⁾乌尔布希斯在答复中着重指出，最严格的中立是立陶宛政策的首要原则，并说它同波兰只有经济协定。在3月中占领了美美尔之后，希特勒曾试图安抚立陶宛的舆论。为此，他曾颁布命令，对于在美美尔的一切立陶宛财产，除犹太人的财产之外都应予以尊重。不应使立陶宛人遭受物质损失，征用的货物和设备都要发还。命令规定，要使立陶宛人“相信，他们在美美尔领土上的经济活动，在领土转让后将比转让前有更多的机会”。⁽¹⁴¹⁾5月20日的德立两国经济协定规定在美美尔港开辟一个立陶宛自由区。⁽¹⁴²⁾

据4月24日驻塔林的德国公使报告，⁽¹⁴³⁾由于爱沙尼亚害怕俄国（俄国已表示它愿意“保证”波罗的海国家，而不管它们是否喜欢它），⁽¹⁴⁴⁾使得它主动靠拢德国并建议签订互不侵犯公约。不过，它坚持这项公约应该也包括拉脱维亚在内。驻柏林的爱沙尼亚公使5月9日也告诉魏茨泽克说，这项公约无论如何不能损害1923年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联盟条约所起的作用。⁽¹⁴⁵⁾这两个国家都认为它们的中立将会受到一项同德国签订的公约的保护，因为它们以前在1932年同俄国也曾签订过一项同样的条约。⁽¹⁴⁶⁾为了这个缘故，这两个国家都要求在它们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公约中应有一项保留。⁽¹⁴⁷⁾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协定是在6月7日签订的，这两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外长为此访问了柏林，7月24日双方互换了批准书。⁽¹⁴⁸⁾

第六节　轴心国同苏联的关系

在那于5月23日结束的悬而未决的时期里，有初步迹象表明德国方面有意响应斯大林在他的3月10日讲话中所提出的建议。⁽¹⁴⁹⁾例如，当戈林和墨索里尼4月16日在罗马会见时，⁽¹⁵⁰⁾戈林提到据他看来，如果发生冲突法国和英国将站在一起，因此他想向希特勒建议（他说希特勒最近的几次讲话都没有提到俄国，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为了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以使波兰感到忧虑不安，他应该“通过某些中间人小心地向俄国放出试探器”。墨索里尼说，在意大利，他们有一些时候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希望恢复友好关系将能促使俄国对英国的包围企图作出不同意的反应，并采取一种中立的立场。⁽¹⁵¹⁾几天之后，在4月20日晚上里宾特洛甫警告日本大使大岛浩，⁽¹⁵²⁾如果德日签订条约的谈判继续拖延不决，德国可能要不得不同俄国达成某种协议。他还提到俄国人为了同罗马而且也同柏林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正在进行“谨慎的试探”。⁽¹⁵³⁾最后，当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5月6日至7日在米兰会晤时，双方同意，“在轴心国和苏联之间的政治关系方面应实现缓和”，但是由于意大利国内政策方面的原因，这一运动不宜推动得太过分。⁽¹⁵⁴⁾

也是在5月初，德国人曾试图向英国的伙伴——法国非正式地暗示，英法两国希望俄国在牵制轴心国侵略方面进行合作，是很可能会要落空的，想以此来达到暗中破坏英国政府建立“和平阵线”的目的。5月6日，包登夏茨（戈林安插在德国空军中的得力助手）要法国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注意，在希特勒4月28日的讲话中完全没有提到俄国，以及当前德国报纸在谈论莫洛托夫和苏联时所表现的“谅解态度”：

你一定已经听到了（他继续说），某些谈判正在进行以及苏联大使和武官的首途回莫斯科；他们在出发的前夕，前者曾受到冯·里宾特洛甫先生的接见，后者由德国军队的司令官接见，并且被详细地告知德国政府的观点。我实在不能再告诉你更多的东西了，但是有一天你将会知道有些事正在东方进行准备。……正像希特勒并不认为他自己在没有得到意大利的同意之前就能够解决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一样，他现在也并不梦想在没有俄国帮助的情况下能够解决德波分歧。

接着，变得更加激动的包登夏茨又说：“波兰已有过三次（原文如此）被瓜分；好，相信我的话，你将看到第四次。总之，我们将这样安排这件事（指波德纠纷），使得你们既没有理由，甚至也不打算进行干预。”⁽¹⁵⁵⁾

4月20日里宾特洛甫向大岛浩提到的“谨慎的试探”以及他们后来恢复德俄经济会谈的事，都记载在另一章中。⁽¹⁵⁶⁾在那里可以看到，签订一项经济协定的进展是缓慢的，双方都十分谨慎小心，而政治解决必须同时附带有经济安排的主张，则是俄国人在5月初提出来的。这一建议对德国人很有利，因为它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去破坏正在缓慢地进行的英法同俄国的谈判，而且不必采取主动或在这个阶段承担任何义务。另外还可以利用它来推动促进一下日本，正如里宾特洛甫同大岛浩的谈话所表明的那样。之所以不反对俄国人的任何建议的另一个强有力的动机是，德国迫切需要俄国的原料。戈林作为4年计划的最高负责人对这问题特别感兴趣。甚至当他和里宾特洛甫正在谈论同苏联恢复政治友好关系的可能性时（大概希特勒是知道这次谈话并表示同意的），在进行贸易谈判的德国官员们似乎还没有了解到他们的政府可能是想要从俄国那里得到比原料更多的其他东西。

第七节　轴心国同日本的关系

德国人在这个时期感到很大苦恼的是，他们仍没有能够做到使日本政府同他们自己以及意大利人一起签订那项三国军事联盟公约。为这事里宾特洛甫从1938年夏季起就一直在努力做工作，他希望这将有效地使西方国家完全打消在东欧插手干预的念头，而这件事的结果对全世界来说也许同样是关系极大的。关于德意日三国公约谈判的失败和作为权宜之计签订德意钢铁公约的经过分别在其他章节中加以叙述，⁽¹⁵⁷⁾在这里只简短地略提一下。德日谈判中遇到的主要障碍，是日本坚持要在三国公约的一份秘密补充议定书中写进这样一项保留：如果同俄国之外的第三国家发生冲突，除军事援助外日本将停止给予其他一切援助。日本人还要求有权向美国和西方国家保证，就日本而论，这个联盟完全是针对俄国的。

里宾特洛甫准备在原则上同意，对日本来说联盟主要是针对俄国的。在一场德国同任何其他第三国家之间的冲突中，也不可能盼望它会给予多大的军事援助。但是，他拒绝同意日本人的要求，把这些原则用书面写进公约或一项秘密协定中。他的让步至多只能是，日本政府的保留可以在签字前由它的大使以发表口头声明列入记录。⁽¹⁵⁸⁾尤其是，里宾特洛甫明确地拒绝，日本方面有口头上或用书面向英国或法国传递任何信息的可能性。⁽¹⁵⁹⁾他还细心周到地通过4月4日的一份由阿托利科转交的电报，来保证得到齐亚诺对这一点的确认和支持。⁽¹⁶⁰⁾

4月20日里宾特洛甫同大岛浩的会见并未得到使日本人参加三国公约的预期结果；到5月初德国领导人决定，单同意大利订立一项双边公约总比根本没有公约要好一些。然而，里宾特洛甫希望得到日本的协助，其渴望的程度很可以从他的用心周到来衡量。他不仅要把门敞开着让日本以后仍可以加入钢铁公约，而且还要排除人们可能产生的这样一种印象，即签订钢铁公约，德国和意大利就放弃了签订一项“三边”协定的念头。墨索里尼同意钢铁公约的措辞应留有余地，使任何以后愿意参加的国家都能加入。⁽¹⁶¹⁾这时里宾特洛甫还向日本人提出一项建议，即在签署钢铁公约的同时再草签一项三国公约。可是日方没有同意这个建议，因此5月22日在柏林签署钢铁公约时并没有同日本的任何安排作为补充项目。

(1)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14号。

(2)　《法国黄皮书》，第94号。

(3)　同上书，第97号。

(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55号注③。

(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08号。

(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73号。

(7)　见下文，原著第353页。加芬库是被邀请参加4月20日希特勒诞辰庆祝会的东欧政治家中的一个。

(8)　加芬库：《欧洲的末日》，第2版，第43页。

(9)　同上书，第73—74页；《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27号。

(1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25号。

(11)　同上书，第234号；参阅加芬库，前引书，第102—103页。

(12)　同上书，第247号。

(13)　希特勒：《演讲集》（贝恩斯编译），第2卷，第1633页。

(14)　原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76号；《波兰白皮书》，第76号；敕令第6106号（第14号）。

(15)　但是在《波兰白皮书》（第76号）和敕令第6106号（第14号）所转载的译本中出现了下列句子：“同时，德国政府表示准备在保证斯洛伐克的独立时尊重波兰的利益。”

(16)　演说中有关波兰的部分，见《波兰白皮书》，第75号，和敕令第6106号（第13号）。关于演说主要部分的译文，见希特勒：《演讲集》（贝恩斯编译），第2卷，第1605—1656页；这里的摘录出自第1630—1633页。

(17)　亨德森在5月4日的一件电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67号）中引述了一位消息灵通的记者的意见说，德国政府故意玩弄手法，要使波兰拒绝关于但泽和走廊的建议，而且“最最害怕的就是波兰会接受建议”。另见魏茨泽克于4月5日给毛奇的指示（见上文，原著第336页）。

(1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97号。阿托利科在亨德森4月25日返回任所时，已向他讲过同样内容的话（《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81号）。

(19)　同上书，第445页；并参阅第444页的编者注。

(20)　《每日电讯报》，1939年5月5日。

(2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34号。德国外交部的译文（同上书，附件）同《波兰白皮书》，第78号和敕令第6106号（第16号）所刊载的文本，在文字上略有差异。

(22)　波兰政府似乎特别急于要把这一点向全世界表白得非常清楚。4月29日诺埃尔向巴黎报告说，波兰外交部发表了一项声明，否认德国总理所说的他曾建议或是延长同波兰签订的不侵犯条约或是德波匈三国保证斯洛伐克的独立：“只有德国的报纸（它说）曾指出，德国政府为了报答它期望能从波兰那里得到的让步，将准备延长1934年的条约”（《法国黄皮书》，第111号）。关于里宾特洛甫3月21日和26日同利普斯基谈话时曾提到斯洛伐克以及26日曾提到不侵犯条约的事，见上文，原著第325页和第328—330页。

(23)　《波兰白皮书》，第77号；敕令第6106号（第15号）；另见肯纳德关于这次演说的摘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86号），以及《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35号。

(2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55号。

(25)　据刘易斯·纳米埃爵士说（见《外交序幕》，第172—175页），所指的外交家是驻华沙的保加利亚公使托罗扬诺夫。

(2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29号。

(27)　关于自1938年初至1939年3月3日的少数民族问题的发展情况，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298—302页和第308—310页。关于德国代表团在3月29日表示延长混合委员会的会议并无用处的意见，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25号。4月6日贝克的秘书长对德国大使馆一位工作人员说，波兰政府可以同意在5月底或6月初恢复谈判（同上书，第167号），但德国人对这建议没有作出反应。

(28)　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50号和注②，第367号，第387号。劳工部和内政部反对将德国境内被雇用的波兰人开除或解雇，理由是劳动力缺乏。文化政策部强调指出，由于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所拥有的文化和经济组织是10倍于德国的波兰少数民族所拥有的，因此对这种组织采取反措施只能作为“第二步的手段”。经济政策部的克洛迪乌斯权衡了对德国贸易禁运的可能性后，总的来说是更倾向于反对而不是赞成。代表党卫队的海德里希说，报复不大可能会成功，但应命令边防警察对波兰人执行公安条例更严格些。

(2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02号。莱昂·诺埃尔在《侵略波兰》一书的第367—368页上描述了在他的要求下如何对托马休夫城的“暴行”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事件中没有一个人死亡或重伤，并不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死一人、伤二人，而且证实双方都有过失。诺埃尔还说，在战争发生前由法英两国大使馆经常进行的各次调查，结果都是这样。他还注意到不仅德国人关于“迫害”的报告内容含糊，缺乏详细情况，而且在这方面德国很少提出官方抗议。

(30)　见下文，原著第382—384页。

(31)　见上文，原著第334页。

(32)　见上文，原著第333—334页。

(33)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23号，第538号，第568号。波兰当局似乎完全没有把这些渗透看得很严重：5月12日肯纳德报告波兰众议院的看法是，但泽仍在很有效地实行非军事化，而且那里也没有防御工事；而贝克20日却曾向肯纳德承认，他收到了同谢泼德所提供的一样的情报，但是他“并不认为应该过分重视这些谣言”（同上书，第507号，第564号）。

(34)　见上文，原著第333页和注②（即本书第458页注③。——译者）。

(3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61号。

(3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24号。

(37)　这似乎是说，德国人或但泽地方党的领导人事实上曾有过这种想法。在这方面也许令人感兴趣的是，在驻安卡拉的英国大使5月23日发回的一件电报中提到，那里的德国代办曾询问，“如果就但泽问题举行公民投票的结果是要求同德国合并，接着是波兰军队向但泽推进”，那时土耳其将抱什么态度（同上书，第594号）。

(3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24号。关于伯克哈特最后终于在5月26日又回到但泽的经过，见下文，原著第388页。

(39)　奥格尔维-福布斯所叙述的这次谈话（《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23号）同俾斯麦所叙述的（《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20号）有很大不同。根据后者，英国代办“主动地把英国的包围政策和苏联的参加进去说成是引起抱怨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这是德国对英国政府的抱怨”。他表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德国没有在去冬于最后解决捷克问题之前就解决但泽和走廊的问题”。

(40)　见上文，原著第110—111页。

(41)　见上文，原著第113页以后。

(42)　见下文，原著第437页以后。

(43)　见下文，原著第709—710页。

(4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81号注①。

(45)　同上书，第284号。

(46)　魏茨泽克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72号；亨德森的记录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88—289号。

(47)　关于加芬库所叙述的他后来访问伦敦时的会谈情况，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78号（第302—305页），第279号（第309页）；又见他的《欧洲的末日》，第2版，第94—111页。关于德国官方所叙述的情况，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34号。

(4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34号。

(4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68号。这个建议于8月间又再度提起，见下文，原著第380页注①（即本书第523页注②。——译者）。

(50)　又见上文，原著第341页和注④（即本书第471页注①。——译者）。有关英德两国关系的文件摘录，见敕令第6106号（第21号）。

(51)　文字上略有差异的4月27日备忘录的英译文本，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07号；《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77号。

(52)　德国政府1938年12月10日发出照会，宣称它打算发展潜艇以取得同英国平等的地位，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67—172页。

(53)　见上文，原著第335页。4月4日，奥格尔维-福布斯曾询问魏茨泽克，希特勒在威廉港的声明是否可以认为是宣布废除海军协定。答复是，“据他所知，废除一项协定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发出通知来实现”（《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56号）。

(54)　构成1935年的协定的各照会原文，见《文件，1935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142—145页；关于协定的谈判，见《概览，1935年》，第1卷，第178—185页。关于1937年7月7日的协定和补充声明，见敕令第5637号。

(55)　在4月28日的一件通函中（《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82号），指示驻巴黎、罗马、东京、华盛顿、华沙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芬兰首都的德国使团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5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07号。

(57)　希特勒：《演讲集》（贝恩斯编译），第2卷，第1623—1625页。

(58)　见下文，原著第359—362页。

(59)　见上文，原著第340—341页。

(60)　当德国代办把德国的备忘录交给伦敦的外交部时，他还通知它说，他的政府认为希特勒的演讲十分重要，“应以一种准确的形式到达外国政府和外国报社手中”，一种英译本已准备好，正在分送给伦敦的各家通讯社和报社（《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07号）。

(61)　《法国黄皮书》，第113号。法国大使已经在4月26日返回任所。

(62)　亨德森关于这次会见的官方报告，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30号，第333号，第341号。

(63)　《法国黄皮书》，第119号。

(6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86号。

(65)　见上文，原著第105—110页。

(6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27号和第234号。

(67)　同上书，第234号。

(6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76号。

(69)　见上文，原著第104页。

(70)　《希腊白皮书》，第37号。

(71)　见上文，原著第112页。

(72)　齐亚诺：《欧洲》，第431页；英译本，第285页。没有迹象表明，曾有过想实现这后一项计划的任何尝试。

(73)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43号。

(74)　见下文，原著第359—361页。

(7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50号。

(76)　同上书，第191号。

(77)　同上书，第262号。

(78)　同上书，又见第534号。

(79)　同上书，第271号。

(8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15号。

(81)　齐亚诺：《欧洲》，第431页；英译本，第285页。

(82)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5月21日。又见上文，原著第298—300页。

(83)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5卷，第431—435页（737-D）；译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95号。

(84)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5卷，第436—438页（738-D）；译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00号。

(8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95号。

(86)　同上。

(87)　同上书，第296号。

(88)　同上书，第295号。

(8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00号。

(90)　同上。

(9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59号和第303号；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5月1日和3日。

(92)　齐亚诺：《欧洲》，第431—432页；英译本，第285页。

(93)　见上文，原著第120页。

(9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13号。

(95)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5月21日。

(96)　参阅齐亚诺：《欧洲》，第423页；英译本，第285—286页。

(9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43号。

(98)　又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和中立国》，第256页以后。

(9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525号注③。加入公约的议定书原文见《法兰克福日报》，1939年4月9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3卷，第768号。

(100)　见里宾特洛甫在4月29日同匈牙利部长们的谈话中就这一点所作的担保（同上书，第6卷，第295号，第373页）。

(101)　5月9日宣布，西班牙已脱离国际联盟（同上书，第525号注②）。

(102)　齐亚诺：《欧洲》，第430—431页；英译本，第285页。

(103)　《泰晤士报》，1939年6月30日：亨达耶6月29日所发电讯。

(104)　《时报》，1939年6月28日。

(105)　例如，教育部长佩德罗·罗德里格斯于5月间被撤职一事，人们普遍地认为是纳粹的控制日益增强的证明。

(10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634号。

(107)　据《曼彻斯特卫报》的外交记者报道（1939年6月2日），西班牙当局拒绝了戈林提出的他应在瓦伦西亚受到接见的建议，理由是“不能在一个刚遭受内战惨重破坏的国家接待一位如此显赫的贵宾”。

(108)　《每日快报》，1939年6月19日。

(109)　见《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7月15日；《时报》，7月16日。

(11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663号。

(111)　关于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认为罗马尼亚的政策即使不友好也不起作用的看法，见齐亚诺：《欧洲》，第451页，第456页；英文版，第298页，第301—302页；又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3号，第42页。

(112)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8—1939年》，第306页；《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00号；又见下文，原著第592页。

(113)　齐亚诺：《欧洲》，第374页；英文版，第243页。

(114)　见下文，原著第588页以后。

(11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95号，第373页。参阅1939年11月23日希特勒同他的高级将领们开会时发表的他自己的看法：“美国对我们来说仍不是危险的，因为它有中立法。美国对我们的敌手的支援加强仍不是重要的。”（同上书，第8卷，第384号，第442页）

(116)　转载于《波兰白皮书》，第73号。

(11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13号。

(118)　同上书，第250号。

(119)　见下文，原著第671—672页。

(120)　见上文，原著第340—341页。

(121)　见上文，原著第350—351页。

(122)　见希特勒：《演讲集》（贝恩斯编译），第2卷，第1635—1656页，这里所引用的话都来自该书。

(123)　见1939年4月21日的英国报纸。

(12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62号，第380号，第385号。

(12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31号。

(126)　同上书，第341号，第452页。

(127)　同上书，第396号。

(128)　《每日电讯报》，1939年5月12日；参阅《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454号。

(129)　《纽约时报》，1939年5月27日；又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661号。

(130)　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教皇6月4日接见驻梵蒂冈的英国公使，6月16日波兰总统同教皇驻华沙圣使的谈话以及后者后来于18日的访问罗马。根据7月初的报道，教皇曾接见瑞典、挪威和比利时三国的驻罗马公使。

(131)　那就是8月19日向来自威尼斯的朝觐者的讲话，和24日的一次广播讲话（关于后者，见下文，原著第584页）。

(132)　见下文，原著第584—585页。

(133)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12号。

(134)　全文见《泰晤士报》，1939年5月10日。

(13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30号。

(136)　同上书，第391号。

(137)　同上书，第366号和第411号。

(138)　条约全文，《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61号。

(139)　规定把美美尔归还德国的协定的第4条包含有这种规定（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352—353页）。

(14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21号。

(141)　同上书，第292号。

(14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45号；又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390页。

(143)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53号。

(144)　关于波罗的海各国这时的害怕俄国干预，见下文，原著第440页和第448页。

(14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52号。

(146)　同上书，第359号。

(147)　同上书，第390号（附件二）。

(148)　除了一项公约的有效期不得超过另一项公约这一点规定之外（见同上书，第664页，编者注），它们同与丹麦签订的条约内容完全一样（见同上书，第461号和上文，原著第364页）。每项公约的第一条都规定，缔约双方“无论如何不得诉诸战争或使用任何其他形式的武力以反对另一方”，或者以任何方式支持第三国家反对它们中的一方的这种行动。第二条规定条约在双方互换批准书后生效，开始期限定为10年，经任何一方于到期前一年通知后，得再展期10年。

(149)　见下文，原著第428—429页。

(150)　见上文，原著第264—265页。

(15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11号。

(152)　见下文，原著第672页。

(153)　托斯卡诺：《钢铁公约》，第2版，第253—254页。

(15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41号。

(155)　这场谈话是库隆德勒在5月7日发出的一件电报中向巴黎报告的（《法国黄皮书》，第123号附件）。他把参与者写成“大使馆一成员（C）和德国元首的同僚之一（X）”。

(156)　见下文，原著第474页以后。

(157)　见下文，原著第660—679页，和上文，原著第257—271页。

(15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83号。这一论点在6月17日又一次提了出来（同上书，第538号）。

(159)　同上书，第270号和第383号。

(160)　见托斯卡诺：《钢铁公约》，第2版，第203—204页。

(161)　齐亚诺：《欧洲》，第433—434页；英文版，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