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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四）菲律宾
当日本占领菲律宾群岛时，他们面临着一种在许多方面说来与亚洲其他地方所曾遇到过的不同的形势。三个多世纪以来，菲律宾人民一直受西班牙的统治，结果在他们中间有大量的西班牙混血儿，出现了一个混血儿阶层。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欧化。就是在这个阶层中，最初的民族主义意识在19世纪开始发展。而且，大多数居民已改变信仰，信奉罗马天主教，只有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的摩洛族仍然信奉伊斯兰教，还有一些人迹罕至的山区的原始尼格利陀人部落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到1898年西班牙统治结束时，菲律宾的形势与它的亚洲邻国不同，而很像19世纪初期在拉丁美洲出现的形势。要不是美国决定并吞这些群岛，它们可能会成为一个拉丁化的共和国，虽然他们的独立将是靠不住的，因为德国有野心，日本可能也有野心。
事实上，美国征服菲律宾是一箭双雕，首先是打败了西班牙，其次是扑灭了在阿吉纳尔多领导下的菲律宾独立运动。美国随后40年的统治，带来了教育制度的发展。这种制度至少使大部分的菲律宾年轻一代受到初等教育，同时还发展了美国式的政治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仿佛是在本地的茎上嫁接外国的花木，虽然美国人没有特意将自己的语言、制度和政治观点强加于菲律宾人，并排除他们从西班牙或亚洲承继来的遗产。但是美国人倾向于加速制定宪法，特别是在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民主党执政期间。这一点，部分是因为总的来说民主党传统地反对并吞，部分是由于菲律宾的主要出口商品，如砂糖，和美国产品相竞争。这种竞争导致美国的这些商品的生产者赞成菲律宾独立，他们希望这样做能结束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
根据1934年的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的规定，于次年成立菲律宾联邦，其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仿照美国的。(115)美国允许菲律宾于1946年完全独立，而在此以前，美国对这些群岛拥有主权，继续管理它们的外交事务，并承担其防卫责任。因此，在政治上，菲律宾似乎在民主制度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快的进步。这一点美国人经常指出，引为自豪。但是，政治权力掌握在一个相当小的集团手里，主要是掌握在1941年由联邦总统曼努埃尔·奎松领导的有势力的国民党成员手里。
然而，在经济上，菲律宾仍处于依附于美国的殖民阶段。它是美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向美国出口原料，主要是砂糖、椰子油、大麻和烟草。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自由贸易产生并巩固了这种状态，而这大大地妨碍了本国工业的发展。(116)美国在菲律宾群岛的投资数目相当小，大多数是不动产和种植园。(117)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规定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一般自由贸易继续有效10年，但规定出口到美国的砂糖以及其他一些与美国国内产品相竞争的菲律宾出口商品将受到限制。1946年后，菲律宾大概会发现自己被关在美国的关税壁垒之外，而这必然会给菲律宾的经济带来危害。
因此，主要由地主组成的菲律宾统治集团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问题。他们为自己获得的一定程度的自治感到骄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愉快的心情期待着独立。但是，如果这种独立带来经济衰退，那么在广大的贫困农民群众中有出现共产党人或其他激进分子骚乱的危险。实际上，他们中间早已存在着一些骚动了。由于缺少资金和技术人员，加以有美国货物的竞争，要发展工业是困难的。为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粮食而扩大稻田面积，同样也有困难。人口迅速增长是由于在美国统治下有效地提高公共卫生措施而产生的另一个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有些菲律宾政客倾向于赞成修改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的条款，或者推迟独立，除非能找到某种解决办法，可以在独立后仍然使群岛留在美国的关税壁垒之内。然而，一方面由于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工商业集团出于自己经营上的理由，反对与菲律宾相结合。因此，这种设想是不大可能做到的。
其他人则指望着具有独裁主义和天主教传统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作为对付菲律宾群岛上可能发生的激进运动的一种平衡力量。但是，除了有历史和思想意识方面的联系之外，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很遥远，要它们帮助解决菲律宾的问题，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问题，那是无能为力的。
剩下的就是日本。日本近在咫尺，它对菲律宾感兴趣，把它作为其产品销售的市场。然而，它不需要菲律宾的糖，因为这会与台湾的砂糖相竞争。但是，它对在这群岛上发展棉花种植和开发很丰富的铁矿资源则感兴趣。1941年，日本在菲律宾的商业和经济投资已相当可观，虽然与美国的投资相比是少得多。大批日本移民进入棉兰老南部岛屿，主要是在达沃及其周围一带。在这里，一些以后为亲日政权服务的菲律宾政客，曾以律师身份帮助日本移民逃避菲律宾政府规定的关于日本人占有土地的限制。
在菲律宾的政客中有少数人感情上肯定是亲日的。这些人包括贝尼诺·拉莫斯，他曾组织过萨克达利斯塔党（一个肯定是极权主义面貌的政党），曾逃到日本以躲避被逮捕；也有阿图罗·里卡脱和皮奥·杜兰；还有年迈的埃米里奥·阿吉纳尔多将军。这几个人总的说来并不代表菲律宾领导人，那些领导人对日本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并无好感，害怕日本的政治野心，不希望由一个外国的统治换成另一个几乎肯定更为凶暴的外国的统治。日本的泛亚细亚宣传对他们不起什么作用；他们是亚洲人，但是就像日本人自己一样，与其他亚洲人有些区别。他们在西班牙进入以前的文化遗产来自东印度群岛的中世纪信奉印度教的王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来自那些国家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后裔。从菲律宾早期的历史来看，还有中国的影响。但是，菲律宾与日本在现代以前却很少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接触。然而，一旦菲律宾与美国断绝了联系，菲律宾能否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或者避免被卷进日本的经济势力范围呢？还有，美国和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争吵使得马尼拉政府惊惶，马尼拉政府不希望自己卷入冲突，希望菲律宾能保持某种形式的中立。但是，这种想法得不到华盛顿的赞同，事实上，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不现实的。
日本征服菲律宾，对于美国的威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35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成了这个联邦的军事顾问，曾制定了一项计划，打算通过每年训练4万人左右，到1946年为菲律宾建立起一支有效的防御部队。这样，当菲律宾达到完全独立时，就可有一支约40万人的国民军了。与此同时，由于菲律宾的防御义务仍然由美国担任，据说麦克阿瑟将军反对菲律宾把费用花在军事装备上，因为这些军事装备到1946年时会过时了。(118)1941年时，菲律宾部队约有15万人，其中仅部分受过训练并有装备，因而防卫的重任就落在驻扎在这些群岛上的19 000名美国军队身上。如果战争的爆发推迟几个月，军队的数量就可大大增加，因为强大的增援部队已在路上赶来。1941年7月，麦克阿瑟（他已在1937年从美国陆军退伍）被罗斯福总统召回现役，晋升军衔，并授权他指挥在远东地区的美国陆军，包括菲律宾部队在内。当战争爆发时，美国人和菲律宾人都英勇作战，打得很出色。但是，他们无法阻止日本人的征服，尤其是因为美国的空中之臂——人们曾对它寄予很大希望——在日本最初的偷袭中就被严重打伤了。
这使菲律宾人大为震惊，他们本来认为日本袭击这个岛国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们一直听到的是关于日本军队在中国作战无能的宣传。
当一些菲律宾军事官员于1941年7月至8月间在国民议会最后几次秘密会议上作证时，他们对日本的打击力量作了错误的估计。其中有一个人告诉拨款委员会说，据他清楚了解，日本人没有任何远程轰炸机能从他们现有的基地起飞轰炸马尼拉。因此，当战事爆发时，大多数菲律宾人都认为日本入侵是不可能成功的。(119)
结果是，当日本人力量的强大远远超过人们所预料时，许多（虽然不是所有的）菲律宾领导人都怀疑美国人是否还能回来，虽然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2月28日声称美国人是要回来的。(120)
当1941年底马尼拉不得不放弃给敌人时，奎松总统在他的主要副手塞尔吉奥·奥斯梅纳的陪同下，随撤退部队到了巴丹和哥黎希律。菲律宾内阁和国民党的其他成员则逃到内地，帮助组织抵抗运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为此而牺牲了生命。但是，许多菲律宾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留在马尼拉，等待着日本人的到来。
日本首相东条将军1942年1月21日在向日本国会作的一次演说中，对于大东亚战争的目标作了概括的叙述，同时向菲律宾宣称：“如果这个岛国的人民今后能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愿意作为建立大东亚圈的一个伙伴与我们合作，那么，日本将会乐意让他们享受独立的荣誉。”(121)这项声明对奎松起了作用，虽然他为落到自己国家和人民头上的灾难而大受震动，并为美国军队无力阻止——至少是不能长久抵住——日本侵略者而心情沉痛。因此，2月8日奎松给罗斯福发了一个电报，要他与日本达成一项关于菲律宾中立化的协议。奎松建议，美国应立即宣布菲律宾独立，他提到东条在这一点上所作的许诺，并建议美国和日本的军队都撤走，菲律宾军队解散。(122)美国高级专员F·B·塞尔支持这个建议，麦克阿瑟似乎也赞同。无疑，这是拯救被围困而无法解救的美国军队的惟一办法。(123)
这项建议使华盛顿大吃一惊。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都强烈地反对，总统完全赞同他们。2月9日，罗斯福敦促奎松坚持不屈；他重申了于1946年给予独立的保证，并且说，日本的保证是毫无价值的。罗斯福说，日本人的所谓“独立”，已由“满洲国”、中国和其他被占领国家的命运作了说明。他通知麦克阿瑟要竭尽全力坚持下去。(124)不久后，麦克阿瑟接到华盛顿的命令，要他离开菲律宾，逃往澳大利亚，在那里他将担任司令，指挥最后重新恢复菲律宾的美国部队。3月中旬，麦克阿瑟做到了这一点。奎松和奥斯梅纳也离开了——奎松似乎不愿意走，只是在经过了一番说服之后才离开的。(125)
虽然奎松声称，罗斯福的答复使他信服，但他曾发去过这样一份电报的事，帮助说明了在1942年1月1日日本人进入马尼拉之后所发生的事情。1月2日，他们发表了一项声明，在这项声明中威胁说，对他们军队的任何抵抗都将给予最严厉的报复，并列举了好多反抗其军事当局的罪行，凡犯此等罪者要处死刑。(126)与此同时，在第二项声明中，他们宣布说，他们来到这里，是把菲律宾“从美国的压迫统治下”解放出来，并帮助菲律宾人赢得独立，虽然它应“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成员国”。(127)日本呼吁所有的菲律宾官员要坚守岗位，照常工作。那些留在马尼拉的菲律宾官员表示愿意这样做。一旦落入日本军队之手，这些人就由不得他们自己了，但是显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经过仔细考虑后自己选择留下的，尽管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到巴丹去或者进入山区，这也是事实。然而，有一些迹象表明，他们与奎松之间有谅解，留下来使行政工作继续下去。
1月23日，日本军政监部设立了一个菲律宾行政委员会。委员会包括主席一人和6个部，每个部有一名菲律宾委员任部长，然而在每个部里有一名日本人作为“顾问”，还有几名助理“顾问”。此外，日本军政监部的军政监对该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128)
委员会的主席是霍尔盖·巴尔加斯。他曾任菲律宾内阁秘书，与奎松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各部的部长中有贝尼尼奥·阿基诺、若斯·洛雷尔、奎因廷·帕雷代斯和克拉罗·雷克托等国民党中的显赫人物。战后，雷克托声称，他们曾从麦克阿瑟和奎松那里得到暗示，要他们“干下去，尽你们所能与那些人讨价还价，努力使菲律宾保持统一、完整。为了未来的菲律宾而这样做”。(129)他以此要求减轻自己和同僚们的罪责。而且，雷克托还说，他们同意在日本人手下任职，是希望在日本军政监部和人民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以减少日本人的残暴行为，并防止以拉莫斯为首的真正的亲日派取得政权。日本人自己准备将这批真正亲日派尽量放在幕后活动，因为他们意识到人民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雷克托引证日本人接管的《马尼拉民友报》上经常出现的怨言，说口头上合作，行动上不合作。他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尽自己能力所及，在策略上制胜日本人，并向迅速发展起来的各抵抗团体递送秘密情报，给予援助。他又说，日本人对于与菲律宾人合作的负面作用早就看透，不抱幻想，他们经常说，菲律宾人中95%是亲美的，5%是说谎的。(130)
这些话中有不少是可以令人相信的，特别是从奎松在1942年初时的心情和他表示过的中立化的愿望来看，可以置信。至于菲律宾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最初可能是比较友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态度改变了。因为日本统治的残暴面目越来越明显，同时日本失败的前景也越来越清楚。这一点，就菲律宾的领导人来说，开始时是完全无法确定的。据说，若斯·洛雷尔在1942年曾说过：“我相信这场战争至少将延续6年，我们不能预料谁将获胜。在此期间，我们将干些什么呢？我们的责任是竭尽所能及来减轻人民的痛苦，确保菲律宾民族的生存。”(131)在某种意义上说，菲律宾已经卷入一场战争，但这场战争不是与它直接相干的，只是因为菲律宾是美国的属地而已。许多菲律宾政客对此感到愤慨。因此，他们乐意大肆进行亲日和反美宣传，像洛雷尔、巴尔加斯、阿基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了。但是，他们所真正要求的是美日两国所允诺的独立。然而，当他们发现日本的诺言——正如罗斯福曾告诫过他们的那样——是完全虚伪时，他们就高兴地盼望着日本垮台。战后，他们过去的行为受到了宽大处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洛雷尔（他在1943年至1945年期间曾任“新菲律宾”总统），都能够重登政治舞台。实际上，仅次于奎松和奥斯梅纳的曼努埃尔·罗哈斯，曾是菲律宾的最显赫的政治人物，而他至少在表面上曾是与日本人站在一起的。他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支持下于1946年出任菲律宾总统，他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直到1948年去世时为止。
1942年12月，日本军政监部解散了当时存在的各个政治团体，着手组织“新菲律宾服务协会”——在他加禄语中称为Kapisanan sa Paglilingkod sa Bagong Pilipinas，或简称为“卡利巴皮”。这与日本国内的大政翼赞会、“满洲国”的协和会和华北的新民会是类似的。它是一个为大东亚共荣圈的观点进行宣传的综合组织，努力使那些存在抵抗运动的地区保持平静，并组织全体民众参与由日本提出的经济开发规划。(13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行政委员会主席巴尔加斯是“卡利巴皮”的名义上的会长，但贝尼尼奥·阿基诺是它的总裁，而一向以亲日倾向著名的拉莫斯、皮奥·杜兰和马蒂内都是该组织中的显赫人物。(133)后来，一个妇女联盟和一个青年团也加入“卡利巴皮”。此外，日本人还授予“卡利巴皮”管理当地居民协会的权力，而居民协会是日本人按照与他们自己国内的保甲制相类似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些组织的作用既是政治性的，也是社会与经济性的。日本人要他们在发现陌生人时报告日本当局，并检举那些同情抵抗运动的人，要不然住在附近的人全都要连坐。(134)
在教育问题上，日本人执行他们一贯的政策，即在还没有力量审查课程与教科书以及清除他们认为不利于自己的目标的内容之前，先关闭所有的中、小学和大学。此后，在1942年春季和夏季，分阶段重新开学。(135)像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对使用英语有反感，但是鉴于英语已被广泛使用，他们只得暂时仍容许使用。他们宣布，将来日语和他加禄语将作为官方语言。把他加禄语放进去，是为了安抚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菲律宾政府一直试图使他加禄语成为这个群岛的标准语。但是，像在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一样，日本人千方百计地使日本语成为菲律宾的通用语。
日本军事当局在1942年2月17日制定的“基本教育方针”，目的在于使人们了解作为大东亚成员之一的地位和任务，消除一切西方影响，培植以懂得自己是亚洲人为前提的一种新菲律宾文化，反对西方的“实利主义”，提倡普及日语，着重职业教育。总的说来，是鼓励人们为建立新秩序而努力。(136)
日本人在他们的一般宣传中声称，由于菲律宾人起初曾进行抵抗，他们可以被看作是被征服的人民，因而可以永远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然而，他们又说，这不是日本的愿望。日本的愿望是要看到菲律宾人实现政治独立，成为大东亚国家大家庭中的一员。但是，要达到这个地位，他们必须全心全意、真心实意地和日本合作，而不能仅仅在口头上说为新秩序的理想服务。当他们发现菲律宾人大多数不愿如此做时，日本官员和宣传家对这一点就更为强调，并为此感到恼火。日本执行这一方针的典型例子就是日军司令官本间将军在1942年7月31日对菲律宾人的一次演说。(137)他说，大东亚共荣圈意味着居住在亚洲的各民族之间建立普遍的友爱关系；他们可以在日本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做到这一点；日本作战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本间将军首先谴责了那些认为日本扰乱了菲律宾和平的人，据他说，这件事的责任在于美国人。然后，他继续说，现在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的菲律宾了。建立新菲律宾的基础是根除一切西方影响，恢复原来的民族特性和纯粹的菲律宾传统。美国的生活方式是重物质，重享受，对社会起破坏作用。本间将军特别抨击了他所谓“过分尊重女性的腐败习俗，这种习俗将破坏东方由来已久的原则，即尊重一家之长”。因此，他说，要获得菲律宾的新生，只有“通过摆脱基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美国文化的颓废影响，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东方民族”，才能实现。本间告诫听众说：“渴望独立而又不去努力使自己有资格获得独立的荣誉，那是无用的，也是徒劳的。”接着，他无疑是带着不自觉的幽默说：“正像一只豹子无法改变它的斑纹一样，你们也无法改变自己是东方人这一事实。”
作为他们对菲律宾人“宽大”政策的一部分，日本人在1942年6月宣布他们打算释放患病的和受伤的菲律宾士兵，条件是：他们必须起誓，将规规矩矩地住在国内，并与日本人合作。(138)宣布这一“殊恩”的通告说，如果任何战俘起了这个誓，而在释放后背弃誓言，从事抗日活动，那么“他们不仅在道德上要受到上天的谴责，而且也要根据日本军法，受到日本皇军的制裁”。(139)这句话的意义，由许多残暴的事例显示了出来：经常有公告贴出，说一批一批的人由于破坏行动或其他反对军事当局的罪行而被处决。
无论日本人如何花言巧语、威胁恐吓或残酷报复，各个地区的反抗运动继续扩大。这些运动中，有些是由美国远东空军的一些零星部队发起的，而这些部队原驻在群岛的各个地方，同巴丹的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有许多事例表明，这些士兵拒绝温赖特将军（他继任麦克阿瑟将军的职位）率领的部队投降。此外，还有当地的农民暴动，这些暴动是由于农民遭到日本军队的残害和压迫而引起的。日本军队在这里，正如在别处一样，使得他们的领导人所说的那些崇高理想都落空了。在这些农民暴动中，有“胡克巴拉哈普”，即“人民抗日军”，共产党的影响很快就在这支军队中占了统治地位。随着国内统治力量在大部分地区的崩溃，也出现了许多明目张胆的抢劫活动和出于个人报复的凶杀事件。起初，互相对抗的领导人所率领的各个集团之间并没有什么协作关系，但从1943年春开始，通过无线电和潜艇同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部队建立了联系。麦克阿瑟派特工人员前来，送来了武器和物资，这就使得各抵抗部队能实现较大程度的联合，使得他们在以后美国反攻到来时能在切断日军的交通联系方面起有效的作用。
这些事使得日本人深感失望，他们曾希望人民群众能学自己领导人的榜样，与新秩序进行合作。表面上，日本人假装说，骚乱仅限于少数垂死挣扎的死硬分子，这些人不久就会被压倒或消灭。可是，在他们的正式声明中，他们的不满情绪是很明显的。因此，在1943年1月底，东条对国会说，他衷心希望“菲律宾人将进一步加强与我国的合作，这样才能尽早实现其国土的独立”。(140)与这一讲话有关，日本军政监部军政监林铣十郎将军发表了一个公报，说如果菲律宾人盼望早日获得独立，“他们应该以具体行动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合作”。他还补充说，缅甸将成为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这件事使驻菲律宾的日本军感到遗憾——意思是说，缅甸人和日本人合作得比菲律宾人好。(141)巴尔加斯和其他合作者也附和着表达了这些情绪，但是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变。1943年4月11日，巴尔加斯在巴丹失守一周年纪念日的讲演中声称，是美国的“狂妄势力”受到了屈辱，而不是菲律宾的民族荣誉受到屈辱。他赞扬“日本的武士气概和空前的宽大精神，这种气概和精神经受了我方的每一次错误和误会的考验”。(142)
然后，1943年5月6日，东条亲自访问了马尼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作了讲演。他宣称，美国人“在正义和民主的糖衣标签下巧妙地隐瞒了自己真正的目标”，执行了一项剥削政策，“给你们以廉价实利主义的短暂利益和虚假的经济稳定的感觉——这种经济稳定实质上是完全以依赖美国为基础的，以此来换取你们与生俱来的独立和生存的权利”。他说，这一切现在都改变了，“我非常满意地看到，你们正在创造新菲律宾的事业中努力迈进。在这种情况下，我比以往更加确信你们早日获得独立是适当的”。(143)大东亚相青木一男也随同前来，他几天后仿照东条的话发表了讲话。(144)
巴尔加斯和洛雷尔作了最大努力来热烈表示对东条的感谢，并保证与日本合作。(145)他们没有从东条和青木那里得到关于什么时候实现独立和结束日本军事管制的明确声明。东条在返回日本后，只说菲律宾的独立为期不远了。(146)然而，在6月16日，这位日本首相告诉国会说：“我们将在今年之内给予菲律宾以独立的荣誉。”(147)
6月18日，日本军政监部命令“卡利巴皮”组织一个“菲律宾独立筹备委员会”。第二天，“卡利巴皮”举行了一次全国特别会议，大会选出了筹备委员会成员，成员名单经报请日本军司令官批准。(148)
在筹备委员会的20名成员中有罗哈斯，虽然根据他的传记作者和政治上的拥护者布托斯说，罗哈斯对此没有同意。布托斯说，根据日本人指示制定的宪法初稿，罗哈斯成功地使之撤回了。他说服日本人，需要添进更多与1935年宪法相一致的东西，才能取得人民的赞成。宪法第二稿主要是他负责起草的。(149)
这部宪法于9月4日签署。三天后，由另外一次“卡利巴皮”大会批准。9月20日，从“卡利巴皮”的省、市和地区委员会中选出了代表，作为“菲律宾共和国国民大会”的代表。(150)国民大会于9月25日召开，选举若斯·洛雷尔为新菲律宾共和国的总统。他以前曾担任过内务部长，但由于与美国总督伦纳特·伍德将军争吵，在1923年辞职，以后就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6年，他当了菲律宾最高法院的助理法官。他曾作为一个律师，充当日本商行的法律顾问，并把他的几个儿子送到日本求学。(151)日本显然认为他是比巴尔加斯更为可靠的合作者，一些抗日团体显然也有这种想法，因为在1943年6月的一次未遂暗杀中，他受了伤。(152)
洛雷尔与巴尔加斯和阿基诺一道被召到东京同日本商讨一个同盟条约。他们于10月6日回国。10月14日，这个条约在马尼拉由村田省藏和雷克托签署。村田省藏曾是菲律宾行政委员会的日本总顾问，现在被任命为大使。雷克托则是菲律宾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条约规定：日本和菲律宾相互尊重对方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双方在进行大东亚战争中实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密切合作。(153)但是，洛雷尔说服了日本人，不再坚持要菲律宾向同盟国宣战。(154)这样他就能避免实行征兵，虽然10月14日他在马尼拉所作的总统就职演说中，竭力主张组织一支扩大的警察队去对付游击队。行政委员会前主席巴尔加斯被任命为菲律宾驻日大使，虽然他直到1944年2月底才在东京递交国书。(155)
1943年10月14日，黑田将军（他在那年6月任菲律宾的日军司令官）宣告军事管制结束，共和国成立。雷克托说，这件事以及条约的签订，在双方都是欺骗，因为日本人从来不想给予菲律宾真正的独立，而菲律宾政府也想尽一切可能办法使条约无效。“所有这些事，对日本人、菲律宾人或美国人自己来说，都不是秘密。”(156)虽然我们可以适当考虑到这是雷克托为自己及其同事所作的辩解，但应当承认，双方都存在着欺骗，这也是事实。日本仍然占领着菲律宾群岛。令人恐惧的宪兵队继续搜捕政治嫌疑犯。既然战局现在不利于日本和它的轴心国同伴，洛雷尔和他的同事们自然加强了他们的骑墙态度，并且尽其所能，少对日本人作积极的支持。作为名义上的一个独立政府，他们可以放手做相当一部分起阻碍作用的事情。他们抗议日本人强迫菲律宾人服各种劳役，抗议日本人任意侵占私人财产，同时在执行日本人要求供应食物和原料的任务中，尽量壮着胆子拖延时间。但是，像雷克托承认的那样，他们对日本军队没有控制权，日本军队继续为所欲为，同时，他们对居住在菲律宾的日本居民也几乎没有控制权，尽管日本居民在名义上是在菲律宾当局的管辖之下。(157)
塞班岛失守后，东条倒台，美国军队向菲律宾进逼。这时，洛雷尔和他的同僚更加大胆了。据说，洛雷尔鼓励警察队背弃日本人，投到抵抗运动方面去。警察队中的大部分人果然这样做了。雷克托自己在1944年6月20日给村田以及日军参谋长和地将军去信。这封信表面上是解释为什么菲律宾人一般说来缺乏合作精神，实质上它长篇大论地谴责了日本军队的作为，并间接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仅仅是一个谎言。雷克托说，如果一个普通菲律宾公民“遭到歧视，受到傲慢和残忍的对待，被赶出家门而无任何其他地方可去，他的财产被没收而没有得到他认为合理的赔偿，这种情况逼得他走投无路，那么他自然就对共和国失去信心，对日本人抱有怨恨。”(158)受过教育的阶级，就更能“明辨事实和宣传，真诚和虚假”。接下去，雷克托就列举了日本人的暴行：打耳光，当众鞭打，把人绑在柱子上在太阳底下晒；有人往往为报私仇而去告发别人，致使被告发者受到处决，以及因个别人的抗日行动而使整批人或住在附近的人都受到惩罚。他说，所有这一切，在共和国成立后并没有减少。甚至把政府的高级官员任意逮捕起来，而总统对此一无所知。过去政府说服人民相信日本要使菲律宾独立是真心诚意的，但以上这一切使得政府的这些劝说都归无效。(159)
所有这些，对日本人来说一定是极端不合胃口的。他们对洛雷尔和他的同僚不愿意向美国和英国宣战一事，更为恼火。尽管黑田将军公开告诫，日本控制下的报纸也经常反复讲到这个问题，但洛雷尔尽量坚持这个观点：菲律宾群岛只希望维持自己的独立，只要不遭到袭击，它就不打。(160)可能他像印度支那的德古一样，也在希望日本在别处被打败，从而被迫撤出菲律宾群岛。如果他这样想的话，他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1944年8、9月间，菲律宾开始遭到美国飞机的空袭。日本人要求洛雷尔把这看作是攻击，要他发出拖延已久的宣战。事实上，在9月23日他被迫这样做了。据说，他曾要求罗哈斯给他出主意，说日本人要他在48小时内发出宣战通告，并威胁说，如果他不这样做，他们就要把他处决，而由贝尼诺·拉莫斯继任他的职位。根据这一叙述，罗哈斯劝他顺从，但是避免召开国民大会。根据1943年的宪法，必须在国民大会中得到3/4的多数同意，宣战才能成为合法。罗哈斯告诫代表们不要出席大会；日本人从140个成员中只不过收到23票支持宣战。(161)同时，洛雷尔继续避免制定征兵法。新加坡的征服者山下奉文将军于1944年秋季到达那里，为的是对即将来临的美国进攻组织抵抗。据说，他曾提到，宣战而无征兵法，在他看来真是闻所未闻。(162)
1944年12月，日本军的一些首脑眼看无法信任洛雷尔和他的同僚，就转而信赖拉莫斯，这是在菲律宾的许多“少壮派”军官一直要求他们这样做的。(163)日本人帮助拉莫斯把他的追随者“加纳普”分子组织成一支武装部队，并由他担任“马卡披利”（即菲律宾爱国者同盟）的首领；他保证要与日军全力合作。(164)12月22日，洛雷尔和他的内阁成员在日本军队护送下由马尼拉迁到碧瑶。
但是，拉莫斯执政的日子太晚了，因此没能起多大作用。由于美国海空联合指挥部的作战行动以及菲律宾游击队的袭击，山下奉文将军的分散的部队无法进行有效地集结，因此他们正在被各个击破。拉莫斯自己的部下，不是被游击队打死，就是开小差逃到游击队那里去了。日本对菲律宾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特别是在马尼拉，当地的日本海军指挥官坚持死守，结果马尼拉大部分遭到了摧毁，当地许多居民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杀。1945年3月，洛雷尔和他的内阁的一些成员被带到东京。其余的人，包括罗哈斯，设法逃跑，到达了美国这一边。(165)
1945年2月27日，麦克阿瑟将军从日本人那里收复马尼拉后，就正式把行政权力移交给塞尔吉奥·奥斯梅纳，让他担任光复的菲律宾共和国政府的总统，并宣布说：“我的国家恪守信用。”(166)
这个群岛在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的摧残，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3年的日本军事占领和暗中的或不起什么作用的抵抗所产生的精神上的后果，可能使国家更加虚弱，因为这要比物质上的后果所引起的虚弱更加难于恢复。因此，尽管日本的占领在政治上的影响并没有像在印度支那或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影响那么严重，但是它给菲律宾人民遗留下了贫困、苦难和社会动荡。它也使菲律宾人对日本侵略者产生很深的仇恨，因为在日本所征服的民族中，除了中国人之外，菲律宾人受难最深。(167)
（五）暹罗(168)
暹罗是日本的惟一伙伴，它没有遭到全面征服而处于屈从地位，而且几乎是日本的一个真正盟邦。自从1932年政变和随之在暹罗建立起一个军事寡头政权以后，它的头目们把日本看作是实现其民族统一的一个可能的支持者。他们还把日本看作是对抗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一支补充力量。鉴于在暹罗的华人少数民族数量不小，他们预计这方面可能会有危险。然而，他们决不愿意在日本的命令下被卷入对西方国家的战争。他们发现自己结果还是卷入了战争，部分原因是由于总理、实际上的独裁者披汶·颂堪（即銮披汶）元帅于1940—1941年期间执行的政策所致。法国的灭亡、印度支那的孤立和日本的侵入东京（越南），在他看来似乎是暹罗收复它在老挝和柬埔寨的领土的一个极好机会，这些领土是在1893—1904年期间暹罗被法国逼迫而让出的。但是，尽管印度支那的力量遭到削弱，它仍然相当强大，足以抵御暹罗。同时，这两个国家相互间的纠纷给日本提供了机会，对这两个国家强行调停，并将暹罗和印度支那都拴在大东亚的战车上。总的说来，暹罗政府不喜欢这种处境。暹罗自古以来的政策，是在列强之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来维护暹罗的独立。而且，暹罗政府中的亲日派遭到那些倾向西方（主要是倾向英国）的人的反对。但是，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后，使倾向西方的这批人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当时强大的日本军队集结在暹罗边境，如果没有别人援助，暹罗是毫无希望对他们进行抵抗的。暹罗向伦敦和华盛顿发出了求援的呼吁，希望他们提供武器，包括飞机和弹药。但是，英、美无力提供。(169)
根据当时驻曼谷的日本大使坪上贞二自己的供词，1941年12月1日，他接到政府指示，要他做好准备去同暹罗政府谈判，要暹罗政府或者同日本签订一项同盟条约，或者至少要允许日本军队通过暹罗领土，去与马来亚和缅甸作战。12月7日，他从日本的南方战区司令官寺内将军那里接到明确的命令，要他这样做。当时披汶·颂堪总理不在曼谷，他的同僚们不顾寺内关于日本军队第二天清晨就要越过边境的警告，仍然表示不愿接受坪上的要求。结果，日本军队果然开始行动了，起初他们遭到了抵抗。不过，披汶匆匆赶回首都，命令停止抵抗，并与日本大使达成一项协定，规定日本军队可以和平地通过暹罗领土。就这样，他选择了一条同日本共命运的道路，而日本与暹罗之间同盟条约的谈判也立即开始了。这个条约于12月21日签字，条约中规定双方互相尊重主权和独立，任何一方一旦与第三国之间发生冲突时，另一方应给予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面援助，并且规定签约国中的任何一方不得单独与他国缔结任何停战或和平条约。条约还附有一份秘密的议定书，其中规定，日本将帮助暹罗收复丧失给英国的领土，而暹罗则答应在日本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给日本以条约第2条所规定的一切援助。(170)这一条约取代了12月8日的协定，给予在暹罗的日本军队比原先所取得的单是允许通过这个国家的权利更多的特权。1942年1月25日，暹罗履行协定中所承担的义务，采取了第一个步骤，向英国和美国宣战。
当披汶·颂堪和坪上签订第一个协定的时候，日本军队早已在曼谷了。这位暹罗总理通过命令停火和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使他的国家免于破坏和毁灭；而如果长期抵抗下去，必然会遭到摧毁。由于太平洋战争在同盟国进行反攻之前就结束了，所以暹罗得以避免成为战场，受到的损失较小。在这一点上，它在东亚国家中是特别幸运的，正像欧洲的丹麦一样。然而，它并没有免除由于日本占领所引起的某些不良后果。
日本人除了把这个国家作为到缅甸和马来亚去的交通运输通道外，还在暹罗境内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他们接管了机场、铁路和港口，并在他们驻扎的地区行使管辖权。为了促进日本军队和暹罗军队之间的合作，设立了一个军事联络局。暹罗军队被用于防守边界和维护国内秩序。不过，有些暹罗军队参加了入侵缅甸掸邦的行动。(171)1943年10月，暹罗在日本的同意下，并吞了景栋和孟板这两个掸邦。于是，暹罗军队占领了这些掸邦，他们有时在暹罗和中国云南南部之间的边境上与中国军队发生武装冲突。
在暹罗境内的日本军队行动相当谨慎，因为他们的指挥官不希望在这个位于通向马来亚和缅甸战线的交通线上的国家里发生麻烦。暹罗当局仍然管辖自己的国民，虽然由日本的“宪兵队”处理在日本军事占领区内被控告有罪的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并且在曼谷设立了一个联合军事法庭来处理这些人的案件。这样，日本人就能够对中国人和印度人施加压力，使之加入亲日组织。的确，在一段时间内，曼谷曾是日本扶植的“自由印度”运动的总部。
一般说来，暹罗人对日本人没有什么好感，他们对日本人的厌恶由于日本的军人和侨民在这个国家中的所作所为而越发加剧了。日本军队经常用军用票，包括他们自己印刷和发行的暹罗纸币，来购买食品和其他物资。这导致了人们对纸币的普遍不信任，随之而来的是物价上涨。(172)中国商人和贸易团体随即进行囤积和投机，特别是囤积大米，结果使得曼谷和其他城市里粮食缺乏。(173)日本侨民蜂拥进入暹罗，在亲日的和贪污的暹罗官吏的帮助下，他们共同控制了——实际上自然是意味着日本人控制了——许多国营企业，例如暹罗大米公司以及造纸和纺织企业。暹罗的主要物产大米的出口，为三菱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所垄断。(174)所有这些引起了惊慌和不满，而对暹罗独立地位的忧惧情绪也随着日本文化宣传的加强而增长，特别是在1942年10月在日本东京签订了日本—暹罗文化条约以后。(175)这个条约规定：暹罗应为日本文化机构的活动提供方便，并转播日本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它又规定双方将交换研究人员、学生、书籍、小册子和电影。这样一来，关于大东亚战争的宣传和关于日本负有把亚洲从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使命的宣传，在暹罗到处泛滥。此外，还有一个推广以日语作为暹罗国内受教育阶级的第二国语的运动，但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个运动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暹罗与日本结成同盟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后果，使它们之间的疏远程度进一步加深了。1942年4月，以财政部长乃瓦尼奇·巴那南达(176)为团长的暹罗经济代表团到东京访问，想设法从日本进口工业消费品和主要物资，因为这时暹罗已不可能再从英国和美国获得这些东西；同时并洽谈向日本出口暹罗大米、橡胶和锡的问题。乃瓦尼奇在东京说，在战前，当日本难以得到橡胶和锡这一类“战略”物资时，暹罗曾帮助过日本。由于暹罗的经济命脉过去一直依赖于从目前因战争而切断贸易联系的那些国家的进口，所以现在暹罗希望日本向它出口物资，特别是钢铁和化学制品。(177)然而，乃瓦尼奇是处在一种不利的情况下与日本进行谈判的，因为现在日本已可从别处得到大米、橡胶和锡了。而且，由于日本正在进行战争，它只有极为有限的工业品可以出口，即使它很想这样做。当时，日本很大方地作出许诺，于4月22日与暹罗经济代表团达成一项经济协定。这项协定规定了暹罗货币（铢）与日元之间的兑换率，使铢大大贬值。铢在黑市上的兑换率要高得多，特别是在战争的后几年内。日本方面答应给暹罗增加出口物资，并将价格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上。(178)但是，特别是在海运损失日渐增加时，日本无法满足暹罗的要求了，暹罗从日本进口的物品变得货色既少而价格又贵。另一方面，日本起初的确购进了大量的暹罗大米、橡胶和锡。可是，由于暹罗在日本银行中的信贷账户在战争期间一直被“冻结”，因此暹罗不能从贸易的顺差中获利。而且这样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即使日本很需要暹罗的原料，但也无法运输这些物资，结果是那些物资就大批堆积在曼谷仓库中。(179)所有这一切都是战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并不是日本人特意制造出来的。不管怎样，以上这些情况与日本发言人所描绘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灿烂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日本除了在暹罗国内驻扎大量的守备部队以外（当战争进行下去，人民的不满情绪增长时，守备部队增加了），还在这个国家内设立了许多战俘营，把澳大利亚、英国和荷兰的士兵赶进战俘营里。暹罗人民常常尽他们力所能及，对这些不幸的人们表示同情和关怀。这些人中，数以千计的人葬身于暹罗北部的丛林中，因为在1942年6月，日本帝国司令部命令建造一条暹罗—缅甸铁路。这条铁路将把缅甸南部的丹漂扎耶同在曼谷—新加坡铁路线上的万磅连接起来。7月份进行了线路的勘测工作。通过同暹罗谈判，签订了建造这条铁路的协定之后，11月份日军开始动工。这条铁路从暹罗和缅甸两端同时施工，本来打算于1943年底前竣工。那年2月，日本统帅部为海运损失不断增加而担心，希望利用这条新建铁路进行弥补，因此命令提前在1943年8月底前竣工。(180)但是，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这条线路要横穿一些世界上最险峻的山脉和最密集的丛林。这些地方经常是酷暑，并有暴雨袭击。没有掘土机器和适当的工程设备，建造这条永久性的铁路，几乎完全是靠体力劳动进行的。为此，日本人就利用他们的战俘和大量的泰米尔族、缅甸、爪哇、安南、马来亚和中国的劳工。(181)这些人一部分是被强迫来干活的，一部分人是被诱骗来做工的。日本人骗他们说，工资高，待遇好。(182)实际情况完全相反。那些不幸的欧洲和澳大利亚战俘被日本和朝鲜看守兵残忍地驱使，吃不饱肚子，住的是帐篷。这些帐篷，特别在雨季，经常泡在水里。饥饿和疾病无情地夺去了他们之中许多人的生命，虽然他们努力维持某些卫生标准，尽力救治病人，并且振作起精神。那些缺乏自助传统、被日本人完全看作是牺牲品的亚洲劳工，生了病就只好等死；的确，他们像苍蝇一般大批死去。全长415公里的“死亡铁路”，于1943年10月17日竣工。(183)当铁路竣工时，日本人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来悼念那些在建造这条铁路时死去的人。当然，这对于那些骨瘦如柴的幸存者来说，似乎是一个侮辱性的嘲弄，特别是当日本人对他们说，他们一直在令人满意地工作，并且一直得到日本军队公平合理的待遇时，他们的感情如何，是很可想象的。(184)
日本人自己估计，建造这条铁路，他们自己的兵士死1万名，战俘死亡人数与此相等，劳工死3万名。(185)日军死亡的人数这样高，令人难以置信，而对后两者的数字估计则肯定是过低的。在建造这条不祥的铁路时，各国战俘死去的大概有12 000人以上，劳工死去的约有25万人以上。
暹罗民众亲眼看到这些事实，知道“共荣圈”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对日本人一点好感也没有。但是，1942—1944年期间，日本和暹罗之间的官方关系表面上仍然是亲密的。1942年4月，曼谷派了一个特别代表团前往东京，由披耶拍凤将军率领，此人在1932年的军事政变中曾担任重要角色。在东京，代表团受到天皇的接见；代表团公开表示对日本非常友好，愿意在建立一个新亚洲的斗争中共同合作。(186)日本也派出一个“大型亲善代表团”前往曼谷进行回访。这个代表团由曾任首相和外相的广田弘毅率领。代表团于7月中旬到达暹罗首都，并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在这期间，双方互相交换了更多辞藻华丽的声明。披汶·颂堪请广田带一封信给东条，感谢他派代表团前来，并说希望日本首相能亲自对暹罗进行访问。(187)其他一些友好的表现，包括在1942年6月29日派了一名暹罗公使去“满洲国”，7月7日暹罗承认汪精卫政权，以及7月11日在西贡缔结了暹罗—印度支那边界协定。这一边界由日本、暹罗和法国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进行测量和立界标。(188)
这样，日本保证暹罗占有在1941年由日本强行调解而给予它的老挝和柬埔寨地区。但是，尽管在签订同盟条约时作过秘密的许诺，东京似乎不急于授给暹罗更多的领土。在1943年春天，似乎有迹象表明披汶·颂堪和他的内阁对这个问题有不满情绪。同年4月，大东亚相青木一男访问了曼谷，并和銮披汶以及暹罗外交部长乃威集进行了会谈。(189)关于这些会谈，公开宣布的只是双方在进行战争方面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在青木返回东京后不久，根据后来东条于1946年在国际军事法庭上所作的供词说，东条提出了把北方的4个马来邦（玻璃市、吉打、吉兰丹和丁加奴）送给暹罗的问题，这4个马来邦是英国在1909年从暹罗割去的。他还提议公认暹罗对景栋和孟板两个掸邦的主权。东条说，他遭到在曼谷的日本军方的反对，但他克服了这一阻力。可能日本在马来亚的军队也对此不满，因为把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亚人置于信仰佛教的暹罗人的控制之下，在这个国家造成了不好的后果。
1943年5月31日，在御前会议上正式作出决定。把这4个马来邦和两个掸邦交给暹罗。(190)6月15日，东条对日本国会说：暹罗
克服了重重困难，正在勇敢、兴旺地向前迈进。为了促进同泰国更密切的联合，我们坚决给予它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最大限度合作。而且，我要宣布：日本同情泰国民族的愿望，并准备向它提供新的合作。(191)
7月13日，东条访问曼谷，会见了銮披汶。两天以后就公开声明，4个马来邦和两个掸邦将移交给暹罗。(192)8月20日，一个正式的移交条约在曼谷签订。根据这个条约，日本承认那些领土并入暹罗，并准备在条约签订后60天内结束日本对这些地方的管理。根据条约第四条，有关各邦的现有边界线仍保存原状。(193)
当这个条约在日本枢密院调查委员会提出来讨论时，它遭到一些成员尖锐的批评。反对者说，既然日本对这些领土并没有合法的权利，那么它就无权把它们割让给暹罗。这一步骤在世界上将引起不利的反响，因为它将给人们一种印象，即日本把它已征服的国家看成是由自己永久占有。这就与日本政府否认自己打算并吞这些占领地区并表白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它们，是自相矛盾的。(194)但是，东条坚持移交领土，设法使条约获得通过和批准。1944年1月，他告诉国会说，虽然把这些领土割给暹罗与日本的经济利益并不一致，但这是符合大东亚国家间的关系所根据的原则的。(195)
在披汶·颂堪方面，他热烈感谢东条的慷慨大度。毫无疑问，他这样做是真诚的，因为他现在有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在1942年12月的向日本让步是有道理的了。这件事在一段时间内似乎加强了他的地位，抵消了随着与日本结成同盟而发生的财政和经济困难。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銮披汶是跟错了人，他的地位变得不稳了。他的获得这片领土不过是一场春梦，因为随着日本的战败，胜利的同盟国将要求归还这些领土。而且，虽然美国以听之任之的眼光对待暹罗，实际上对它的宣战也是置之不理，但是英国却不想谅解它。(196)暹罗还得考虑一个重振旗鼓的法国。由于暹罗在1940—1941年对印度支那的行动，法国可能会赞成对暹罗进行严厉的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暹罗最好的策略是学意大利的榜样，把它的忠诚转向胜利者的一方，如果它可以设法这样做的话。因此，在暹罗政客中的亲西方派重新得势起来。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是比里（有时称为銮巴立），他在1941年为了避免同亲日政策有牵连而辞职。亲西方派和同盟国保持秘密接触，也和集中在驻华盛顿的暹罗公使周围的海外“自由泰人”运动保持秘密联系。(197)
1944年7月21日，东条内阁垮台。不久，暹罗的銮披汶也下台了。銮披汶提出了一些有关内政的微小改革的建议，平时一向顺从的议会拒绝批准，把它们否决了，于是在7月24日，他的辞职获得批准。(198)他的政府被以宽·阿派旺为首的班子接替，而比里回来，作为当时在瑞士的年轻国王的惟一摄政者。这一变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在暹罗成立了一个反日亲同盟国的政府。这件事情完成得很顺利，而且銮披汶个人没有受到损害（实际上他在战后又重新掌权），这些情况说明了銮披汶自己对引退并不反对，这样也就方便了政策的改变。
然而，面对着驻扎在这个国家里的强大的日本军队，新的政权宣称将保持其前任的政策，即坚持大东亚的理想并与日本合作。日本人并没有被这个说法所蒙蔽，但他们希望，如果可能的话，避免发动一场政变而由日本直接管理暹罗，因为这样做将与他们所谓为大东亚各民族的独立而战的主张发生太赤裸裸的矛盾。因此，1944—1945年在暹罗存在着一个奇怪的局面：一方面，暹罗政府表示他们准备和日本生死与共，而实际上，他们又默许英国和美国的特工人员用降落伞在暹罗着陆，并且正在准备发动一场骚乱来反抗日本人。盟国的情报官员甚至能安安稳稳住在曼谷，并用无线电发出关于日本军事行动的情报。暹罗政府还秘密对同盟国政府提出建议，表示他们准备交出由于1943年8月20日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所获得的领土。他们希望能保留那些在1941年从印度支那割来的领土；但他们表示愿意把这个问题提交给联合国。这里他们很明显地指望着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之间在政策上产生分歧。他们预期在1945年8月配合盟军的入侵发动一次全面的暴动来反对日本。这样做，暹罗可以获得作为同盟国的地位，并有利于使自己那些从印度支那取得的领土得到确认。但是，它还没有来得及这样做，日本就投降了，于是暹罗不得不吐出了它从1940年起所取得的所有领土。
（六）缅甸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在缅甸的经济利益比它在东南亚其他地方要少。在这个国家中日本人也很少。然而，日本政府和缅甸的政客有一些联系，包括德钦党成员在内。“德钦”意即“主人”，这个名词是缅甸人对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的一个礼貌的称呼。这个团体也把这个称呼用之于他们自己，作为对英国统治的一个挑战的姿态。(199)德钦党最初是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虽然他们好像与莫斯科并没有什么联系，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并无所知。后来，他们被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所吸引。(200)虽然缅甸自从行政上脱离印度以来在自治方面进步很快，但这种进步对急躁的德钦党人来说还不够满意。他们开始指望日本可能会帮助他们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思想自然受到东京的欢迎。1939年欧战爆发后不久，一个由30名德钦党人所组成的团体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们受到日本陆军特工人员南大佐的庇护，接受军事训练。(201)在这个团体中有吴昂山。在其他表示亲日倾向的缅甸政客中有吴苏，他在1940—1941年曾任总理。1941年11月，他为了争取缅甸得到完全的自治领地位，访问了伦敦。但他发现英国政府对此很冷淡。在回来的路上，他被逮捕了，罪名是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继续和日本有联系；他没有被准许回到缅甸。日本人原来想让他当由日本扶植起来的政府的首脑，这样一来，这件事就没有任何希望了。
因此，日本转向巴莫博士，巴莫在1937—1939年间曾任缅甸总理。但是，一则由于他的关于社会改革的建议证明为花费太大，二则由于他被怀疑有成为独裁者的野心，因此他下台了。1940年夏天，英国当局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将他逮捕，并判决将他监禁一个时期。然而，他有相当多的追随者，特别是在缅甸北部；在仰光据说他并不知名。(202)
这样，在日本入侵缅甸时，巴莫是在抹谷的监狱里，但在盟军撤退的混乱中，他从狱中逃出了。他到了曼德勒，在一段时期中与中国人有联系。实际上，中国的王将军建议他去重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203)战后，当他在东京被发现而受审问时，他对审问的人说，日本宪兵队发现了他，把他押到眉苗去见奈须大佐，奈须大佐是驻缅日军司令官饭田将军的副参谋长。据巴莫说，奈须告诉他，日本人一直在找他，因为日本人想叫他担任日本人正在组织的缅甸民政委员会的主席。(204)在南大佐的庇护下，日本人把一些德钦党领导人带了回来，这些人组织了一支称作“缅甸独立军”的武装力量。但是，现在对这批德钦党人已无法约束了，他们正在利用自己的武装人员向在缅甸的政敌算旧账，他们特别袭击克伦族人。日本人不愿意在自己的后方发生内战，因此，他们急于想解散德钦党人的武装力量，并由日本人来扶植一个缅甸政权，以此作为一股政治上的抗衡力量，来抑制德钦党人。(205)因此，他们于6月初在眉苗组织了一个行政筹备委员会，巴莫被任命为主席。结果表明，他果然使缅甸大多数文职官员继续任职并使原已逃跑的人回来。7月，筹备委员会迁到仰光；8月1日，它发展成为一个名义上组织齐全的“缅甸行政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巴莫为首，它的成员由好几个政治集团的缅甸人组成，包括德钦党人，虽然他们现已丧失了以往的那种优势。(206)
如果巴莫和他的同僚以为自己将会有某种程度的真正独立性，那么他们不久就发现并非如此。事实上，据巴莫在1946年说，他发觉饭田将军本人是同情缅甸人的独立愿望的，但是日本的参谋人员却倾向于另一种想法。奈须大佐对巴莫说，关于独立的任何谈判，时机尚未成熟。(207)日本“顾问”们控制了在仰光的行政委员会的活动，缅甸的省级和地方的官员也发现自己处在同样的束缚之下。缅甸的法庭可以处理缅甸人之间的案件，但是凡涉及日本人或第三国国民的案件，都要由日本人来管。(208)日本士兵当然完全归日本军事当局管辖，他们在外面一向是为所欲为。任何缅甸人如果不明白日本人的意思是要他做什么，或者接受命令稍有迟缓，那么他总要挨揍和挨耳光。(209)正如在日本人占领的其他一些国家里一样，可怕的宪兵队处理所有的政治嫌疑犯。他们惯常拔出受害者的指甲，这一行动在缅甸人中间引起了一句毛骨悚然的俏皮话：“你的指甲要修一修吗？”(210)宪兵队采用了惯常的鼓励密告的方式，那就是在集市上安放一些白色的箱子，告密者可以把自己想检举的任何人的名字和地址写在纸条上，投入箱内。(211)于是，那个不幸的人就遭到宪兵队的搜捕，并且被押到司令部进行审讯。经过审讯折磨的人，出来的时候（如果他能出来的话），肯定是身心遭到了巨大摧残。在尝到日本人的这种味道不多久，缅甸人就盼望“矮子先生”离开的那天能早日到来。德钦党的一名颇感幻灭的成员说：“我们以前时常对你们说，英国人在吸你们的血。唔，现在，日本人在这里吸你们的骨髓。”(212)
1942年1月22日，东条将军向日本国会宣称，日本打算让缅甸独立。日本在官方声明中称赞缅甸是一个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树立了最好的合作榜样的国家。至于巴莫，则以演说和文章来回答，在这些演说和文章中他特别提到，战前两年，他曾在曼德勒对听众说：“我们在东方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会来救援我们的。”他提出，应当与日本齐心合力，“把英帝国主义永远从缅甸赶出去”。(213)1942年7月22日，他说，缅甸人“担负着保卫共荣圈西部边界的重要使命，这个共荣圈以日本为核心，将东起太平洋，西至印度洋。”(214)当8月份行政委员会成立时，他重申了这些关于合作的保证。而饭田将军答复说，只要缅甸今后一如既往继续与日本人合作，那么日本军队将为创建一个缅甸人的缅甸而提供最大的援助。(215)同月较晚的时候，饭田将军到缅甸各地巡视。他回到仰光后宣布，日本人打算在缅甸的每个村庄和每个城镇都至少建立一所学校，并且不久将重新开放原有的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这些学府正如在其他日本占领区内一样，是早已关闭了的。他还说，日本人在缅甸的行为必须“谨慎和检点”，由于缅甸邻近印度，缅甸随便发生什么情况都会对印度产生影响。(216)
1943年1月28日，东条向日本国会宣布，在一年内将建立一个独立的缅甸国家。(217)同年3月，巴莫前往东京对东条这一让步表示感谢。据巴莫自己叙述，他对这事别无其他选择余地。他说，人家叫他根据奈须大佐的后任、副参谋长矶村武亮大佐的意见办事。当他到达东京时，他与东条的第一次会晤只限于正式表示一下日本人所盼望他表示的感谢。在第二次会晤时，东条通知他说，参加对英美的战争是缅甸的责任。(218)
巴莫回到仰光后，成立了一个“独立筹备委员会”。委员会由22人组成，由巴莫任主席，于5月8日成立。巴莫讲到需要信任日本，又讲到缅甸获得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还讲到共荣圈的理想。(219)但是在战后，巴莫说，当地的日本军事当局对于缅甸即使是表面的独立也不想给予，他们不顾他的反对，组织了这个筹备委员会。(220)巴莫还说，制定宪法的工作是由日本人做的。的确，他相信日本人原是想在缅甸建立一个傀儡王国，扶立前国王蒂包的孙子为名义上的统治者。他们已掌控了这个缅甸末代君主的后裔，然而，可能是由于他们发觉这种做法得不到支持，所以没有试图去恢复君主政体。虽然他们不得不同意建立一个“缅甸共和国”，但是他们严格控制着它。巴莫说，在7月份，当他在新加坡与东条会晤后回来时，他发现矶村武亮大佐已准备了一份“缅甸独立宣言”的草稿，并附有一份同日本的基本条约的草稿，还附带一份秘密军事协定。按照这一协定的条款，日军司令官有权采取他认为对促进日本军事行动有必要的任何措施，并有权命令缅甸政府协助执行这样的措施。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他也有权否决缅甸政府的任何行动。(221)
“缅甸独立宣言”于1943年8月1日发表。与此同时，以巴莫为“国家元首”的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也成立了。河边将军（他继饭田将军之后任日军司令官）正式宣布结束“军政”。缅甸向英美宣战，并与日本签订了同盟条约。日缅双方签约人是泽田廉三和巴莫。泽田廉三曾任日本驻法大使，现被任命为驻缅大使。(222)条约规定，在进行大东亚战争中，缅甸和日本之间将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合作。两国也将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细节问题将由两国有关官员协议决定。(223)
宪法宣布缅甸为构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友好国家中一个具有平等地位的成员。据说权力来自人民，但是国家元首拥有全权。(224)的确，巴莫通过一些像过去君主登位般的仪式，被任命为国家元首，并且在日本人所给予的权限范围内，充当独裁者，这使得他的同僚们十分反感。(225)但是，他有个潜在的政敌，即吴昂山。日本人封吴昂山为少将，并且叫他指挥缅甸的国防军——后来改组为缅甸国民军。吴昂山这时还担任国防部长的职务。
但是事实上，日本军队仍然是凌驾一切之上的。巴莫说，他在新加坡见到东条时，向东条诉说日本宪兵队的专断蛮横行为和日本军事顾问的粗暴态度。东条答应抽调一些大东亚省的文官来代替那些军方“顾问”。据巴莫说，结果是这样做了，但是这一改革没有什么结果，因为这些文官不敢得罪军队，特别是不敢得罪那些参谋人员。这些参谋人员，正如矶村武亮告诉巴莫的那样，是打算统治缅甸的。泽田也同样是无可奈何，而新到任的司令官河边又不像饭田那样宽容。(226)
巴莫颇有才能，抱有一些改革社会和经济的思想。但这个国家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他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日本军队几乎垄断了铁路和水路交通，事实上，他们也非这样做不可。日军征用了大量的大米，并宰杀耕牛，作为食物，这造成了当地粮食短缺和由此而引起的困难。(227)像在其他日本占领区一样，日本军队用纸币，包括伪造的印度卢比，来支付他们所需要的粮食与劳力的费用，从而引起了通货膨胀、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在缅甸，如同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日本人没有能力满足工业产品的需求，由于同西方国家断绝了贸易，工业品供应不足。另一方面，日本人只要能够搞到船只运输，便从缅甸将棉花、木材和矿石掠取而去。为了增加大米和棉花的产量，以及提高国内的手工业生产，他们发起了一个自给自足运动。巴莫把这个运动作为新秩序的一部分而加以推行，但是经济状况不断地恶化，不法行为和抢劫案件与日俱增。(228)
日本人用招募和强迫征集的办法，获得了大量的缅甸劳动力。有的被送到“兵补”（日军兵站后勤部）。这些人大部分从事运输工作，在饮食和工资待遇方面比较好一些。但是被强迫送到一般的劳务队去的那些不幸的人，则处境要糟糕得多。他们被迫干重活，如建造飞机场，修筑公路和铁路等。(229)其中很多人被派去建筑缅甸境内的那一段暹缅铁路，在施工中受尽了折磨。战后，巴莫讲到，他曾两次要求日本当局允许他去视察这些缅甸人的劳动条件，但都被拒绝了。他说，后来，他确实得到了派遣视察员去看的权力，这些视察员力图改善他们所发现的那种可怕的状况。巴莫估计，在这条铁路工程中，死去了3万缅甸人。(230)巴莫战时在纪念缅甸独立一周年发表的演说中说，缅甸在给3个国家的军队供应食物和原料，即日本军队、缅甸军队和驻扎在缅甸的印度国民军。他说，劳动力和原料的需求是“大量的和漫无止境的”，战争的压力经常是“异常沉重的”。(231)
日本人力图倡导“大缅甸运动”来消除在缅甸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不满。大缅甸运动的目的是把缅甸的统治强加于克伦族人、阿拉干人、掸族人和克钦族人。1943年9月25日，在仰光又缔结了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日本同意把掸邦（除去其中已并给暹罗的两个邦之外）、克伦邦和瓦区并入缅甸。日本在这些地区的军事管制机构在条约签订后90天内予以撤销。(232)在缅甸人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补偿缅甸割让给暹罗——缅甸的世仇——的领土。(233)但是，日本给予缅甸民族主义的这种贿赂，对于缓和缅甸人民日益增长的反日情绪所起的作用很小。而且，随着战争的总趋势不利于日本，这种礼物的价值显然是可疑的。如同在暹罗发生的情况一样，缅甸的政客们也在开始寻找出路，以求摆脱自己已陷入的与日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关系。
据巴莫说，当地的第一次反日运动在1944年6月间开始发展起来。日本宪兵队加紧镇压，进行反击。巴莫说，他曾亲自抗议过日军这种残酷的方式。但是，河边将军对他说，如果他这样讲话，他就要被认为是日本的敌人了。1944年8月，木村将军接替了河边将军的职务。木村将军和他的参谋部官员都比较倾向于采取怀柔手段。(234)
1944年11月，巴莫再次去东京。他在1946年说，那次去东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争取商定日军从缅甸撤退的问题，以避免盟军入侵这个国家，重新带来各种破坏。他对继东条之后任总理的小矶将军提出了这个想法，小矶却要他去和陆军参谋长杉山将军商谈。杉山对巴莫提到了菲律宾正遭到的破坏，他说，这是由于菲律宾人没有很好地同日本合作所致。杉山指出，缅甸人应该以此作为前车之鉴。巴莫说，他也向日本外相重光呼吁，重光听取了日军虐待缅甸人民的情况，表示同情和愤慨。(235)但是，重光不能帮助他反对日本军方，日军企图在缅甸作最后的挣扎，准备对缅甸人的任何背叛行为采取野蛮的报复手段。
因此，巴莫回到缅甸后，表面上继续支持日本的事业，并保证缅甸要帮助日本反抗盟军的入侵。(236)缅甸国防部长吴昂山那时候也是这样做的；他表面上是领导缅甸国民军站在日本一方作战到底，(237)但到了1945年春季，当日军在缅甸几乎完全土崩瓦解时，吴昂山倒戈投到胜利者一方，把他的军队改名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并置于英军司令威廉·斯利姆爵士将军的指挥之下。为此，日本人对抓到的缅军的亲属进行了野蛮的报复(238)。巴莫说，他对吴昂山打算要做的事已经料到，但是他不能跟着那么干，当时他是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之下。日本人在3月底解除了留在仰光的缅军的武装。(239)1945年4月底，仰光失守，巴莫政权解体，巴莫和溃退的日军一起跑到毛淡棉，后来被送往日本。
（七）马来亚
日本征服马来亚以后，建立了一个军事管制机构——军政监部。它归指挥第七军区的将军领导，其司令部设在新加坡。然而，军政监部的首脑，即军政监，却是个文官；自1942年4月至1943年7月，这个职务由渡边担任。日本人将新加坡市更名为“昭南”（意即“南方之光”），并划为特别市。第一任市长是大达茂雄，他曾在“满洲国”任官员。他担任此职直至1943年7月调任东京市长时为止。继任昭南市长的是另一个日本文官内藤宽一。(240)
除新加坡以外，日本人把马来亚分成8个省，每个省任命一名日本人当行政官。(241)日本人取消了原先的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与马来属邦的区别。他们宣称，这种区别是英国挑拨分歧以利统治的一种罪恶手段。(242)日本人征服了马来的各个素丹(243)以后，承认素丹为他们各自的邦内的统治者，并让他们担任在每一个省内建立的宗教事务机构的首脑。但是，那些素丹很快就发现日本人对他们抱有奢望。1942年4月18日的《昭南时报》谴责素丹们指望和平与繁荣，而没有考虑到怎样才能取得和平与繁荣；并坦率地暗示他们：鉴于素丹们“曾为英国的军费提供过巨额捐款”，现在希望他们也为日本的军费慷慨捐助。1943年1月21日，素丹们又被召到新加坡去接受日本军务部长的训话。他对他们说，由于财政拮据，“并作为你们愿与日本同甘共苦的一种良好表示”，今后他们所得到的俸禄将比过去减少了。(244)
日本人一开头就明确表示，他们打算马上把马来亚并入日本帝国。1942年3月23日，日本驻泰国大使馆二等秘书来到新加坡，正式关闭了日本在新加坡的总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的理由是“马来半岛现在是日本的领土了”。(245)此外，1942年4月7日，日本在原属新加坡最高法院的一座大楼里成立一个军事法庭时宣称，这个军事法庭将处理“日本领土马来亚和苏门答腊岛”犯罪分子。(246)规定日本天皇诞辰为法定假日，并强迫作一分钟默祷。默祷时，新加坡所有居民必须面向东北，朝东京的皇宫站着。马来亚的征服者山下将军讲话中谈到参加这次仪式的是“新加入的马来亚和苏门答腊的日本臣民”，渡边则把他们称作“你们是新吸收的天皇陛下的臣民——大日本的公民”。(247)这期间，《昭南时报》告诉人们说，他们必须称呼“我们伟大的将军”（山下）和“我们伟大的海军大将”（山本）。一个署名查尔斯·内尔的人是这家报纸的经常撰稿人，他的文章显然是官方授意写的。他反复说，马来亚已经成为日本领土了。他在一篇赞扬日本在朝鲜取得的成就的文章中，把朝鲜称为“日本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可以冒昧猜测的话，马来亚的地位也将是如此”。(248)如同在日本占领的其他土地上一样，日本人竭力提倡学习日语和使用日语。一度关闭的学校又开办了，修订的课程表中有日语课。为了教授日语，设立了一些专门学校，教师从日本派来。同时，报刊上也登载了一系列的日语教程。日本人告诉人们，使用英语是一种耻辱，“这是剥削和压迫我们的人的语言”。(249)他们还告诫说，日语知识是将来在商业或其他职业中取得成功的途径。然而，如同在缅甸和菲律宾一样，日本人也允许马来亚暂时通用英语。确实，他们在1943年1月14日颁布的命令中是那么说的：从当年7月份起，所有私人通信必须用日语、马来语、汉语、印度语和泰语。但是，他们不得不把期刊和官方文件排除在这一命令限制之外。(250)尽管他们对这事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并赞扬那些日语基础知识学得相当好的人，但在马来亚，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推广日语的努力也遇到了困难。事实上，到了形势显然对日本不利，日本在马来亚的统治看来不会长久的时候，人们在语言问题上欣赏这样一句含蓄的双关语：“英国来，日本去。”
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在马来亚也故意使白人俘虏出丑，以激起亚洲人对白人的憎恨和鄙视。日本人利用各种机会公开凌辱被俘的军人和平民。实际上，被俘平民的处境比起初监禁在章宜的士兵的命运更糟糕。日本人控制的报纸嘲笑他们所受的痛苦：“今天，在昭南和任何其他地方，得胜的日本军队带来了新秩序。人们可以看到，欧洲人赤着膊在干以前只叫亚洲人去干的那种活。他们中有很多人洋相出足，干起活来拖泥带水，即使是亚洲妇女干起来也会比他们干净利落得多。”(251)英国人在马来亚的统治被描绘成漆黑一团，并用来同日本人为建设新秩序而作出牺牲的那种大公无私精神相对照。他们宣称，英国军队萎靡不振，士气低落，不能吃苦，在战斗中无法与日本兵匹敌。(252)
欧亚混血种人也由于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受到了日本人的谴责。欧亚混血种人被强迫集中起来进行登记，一个日本官员趁此通知他们说，除非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否则“我们一定要考虑严厉地惩罚你们”。一些报纸告诫他们：从此以后要把自己当作亚洲人，准备去当农场主和店主，不要想担任办公室的职务或者受到任何优待。(253)这一类经常的训斥表明，欧亚混血种人并不喜欢这种新的统治。但是，他们人数较少，因此对日本人没有构成什么危险。
华人的情况就不同了。新加坡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华人，在马来亚的其他地区，华人也占很大比例。日本人对这些华人的手段是十分残酷的，因而积极活动的游击队员大都来自他们的行列。日本占领马来亚的时候，华人社会为互相敌对的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汪精卫的政治势力和阴谋所分裂。日本人对大家知道的或被怀疑是支持蒋介石和自由中国的人实行恐怖统治。虽然任意屠杀的事情不久就停止了，但是，宪兵队继续逮捕“亲重庆的反日抗日的华人”，凡是将来愿意同日本人合作的人，可以得到赦免。日本人告诉华人：凡曾以任何方式反抗过日本的人，理应处死刑或服强迫劳役；他们会感谢日本人的宽厚和对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热忱的。(254)
日本人要华人为了对这种“宽厚”表示感谢，并证明他们愿意为建立新秩序而合作，向日军“自动捐献”。由各华人团体组成一个代表小组，负责对每一个华人可望捐献的数目作出估计。(255)如果原定收受捐款的期限已到而没有及时缴纳，拖欠者就要受到公开的严厉训斥，并被威胁说：他们得缴纳原定金额的两倍。到1942年6月25日，终于将5 000万元叻币交给了山下将军。《昭南时报》宣称，这笔金额同华人的全部财富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华人中仅仅一些个别人的财产就不止此数了，华人曾经捐献了3亿多元叻币支持重庆。该报还谴责华人曾经抵制日货，并对他们说：对这种行为的“真正赎罪”是无法用钱来表示的。他们应当在建设新秩序中同日本全面合作。后来，报上一再严厉申斥华人醉心于做黑市交易，敲诈勒索，在镇压“共产党穷鬼”时没有同日本合作。(256)虽然华人中有少数亲南京的人以及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和趋炎附势者，但大多数华人实行消极抵抗，并阻挠日本的财政和经济控制措施。(257)在内地，主要由华人组成的游击队坚持积极抵抗；虽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是他们中大部分是共产党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党的成员。他们同日本人展开了激烈的小规模丛林战；日本人残酷地处理那些被怀疑是帮助游击队或者不提供游击队下落的华人村民。抵抗运动的战士也同样无情地对叛徒或告密者进行报复。(258)
日本人在占领马来亚期间，曾经得到一些马来人的帮助。马来人大都对英国势力的迅速崩溃感到吃惊，他们起初准备和日本人合作。(259)马来人害怕并憎恶华人，这是容易为日本人利用的一种心理。因此，在追捕华人游击队时，日本人得到了马来人的帮助。然而，也有一些马来人从一开始就反对日本人，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抵抗组织，或和游击队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的残暴统治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贫困，在马来居民中激起了对日本人的愠怒和敌意，这种倾向与日俱增。
在马来亚的许多印度人，起初也欢呼英国人的垮台，愿意和日本人合作。日本人把锡克人和帕坦人警察的大部分招募到自己的警察和警察辅助机构中来，利用他们同游击队作战。(260)1942年夏，日本人组织了一个地方性的“印度独立联盟”。伊斯兰教徒不像印度教徒那样乐意加入这个组织，因此受到责骂和威胁。(261)这个联盟成为整个“自由印度”运动的一个分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是该联盟的领导人。这个联盟通过在新加坡设立的电台广泛地向日本占领地区的印度人和印度国内人民进行大量的反英宣传。(262)1943年10月，日本组织了以鲍斯为主席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这个组织进而向英国和美国宣战。日本答应给鲍斯援助；鲍斯把他的总部设在新加坡，他要求这里的印度各界人士给予“理所当然”的援助，号召他们向自由印度的军队即“印度国民军”捐款和输送兵员。(263)印军战俘在多数情况下是拒绝参加这支军队的，因此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残酷虐待；对鲍斯和他搞的运动缺乏热忱的许多印度平民也遭到同样的虐待。1944年1月，“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迁到缅甸，印度国民军参加了日本向阿萨姆的进攻。(264)日本在缅甸失败后，1945年5月间，鲍斯回到新加坡。(265)他于8月16日离新加坡去日本，但是两天以后，他的飞机在中国台湾的台北附近失事，鲍斯受了致命伤。日本人在英国军队回来之前，仍然控制着新加坡，他们在8月23日在新加坡为印度国民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266)
正如英国战俘所证实的那样，一些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确曾对1942年英国的失败高兴过，可是他们不久就发现，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他们的命运更惨得多。日本人控制的报纸不时地告诉他们，要为新秩序而牺牲自己。日本人声称，他们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自己正在为建设新秩序而流血和耗费资财。(267)除了强迫捐款以外，确实还作出了种种牺牲。日本人的占领破坏了马来亚的经济，因为橡胶、锡和铁矿石的出口一下子被战争切断了。日本人拿走了他们能拿走的一切，但是由于他们的船舶遭到严重损失，大大地限制了他们把物资运往日本。在进口方面，马来亚以前是依靠缅甸和暹罗提供食物，依靠英国、其他西方国家和日本输入资本和消费品的。日本的占领打乱了秩序，特别是在新加坡，食物的供应不久就发生了困难，直到1943年7月，第一批从日本运来的纺织品和消费品才到达新加坡。(268)据1943年6月27日《昭南新闻》报道，从1941年12月到那个时候，食物价格几乎上涨了300%。日本人控制物价的努力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报纸上也抱怨，刚刚运进的一些日本货物就流入了黑市。
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企图鼓励居民增加大米、小米和蔬菜的生产。他们鼓励人们大批迁离新加坡，特别是到柔佛的兴楼附近的“新昭南”和森美兰的马口去建立城市移民的农业居民点。日本的宣传鼓动家们把这些事业描绘得天花乱坠，但是它们的规模很小。例如，据1944年3月的报道，兴楼大约有900个移民和2 000英亩左右的开垦地。在马口，有一个欧亚混血种人的居民点和邻近的一个华人居民点，共约1 600人。(269)这种努力显然对缓和新加坡食物供应问题起不了什么作用，那里大米的配给量越来越减少了。日本人通过居民组织和辅佐警察的力量，竭力要使他们的经济控制行之有效，但是，他们不得不和华人作斗争，这些华人是逃税的老手。(270)1945年6月，日本人开始准备大批疏散新加坡居民，以防英国人的进攻。他们催促人民立刻登记疏散，有几千人真的走了，但是这些措施只执行了一部分，日本就投降了。(271)
从1943年秋天起，有一些重要的迹象，表明日本人在马来亚的政策有了改变。报纸不再提马来亚是日本的领土了，而开始谈论所有各种族要进行合作来建设一个“新马来”。原先在行政上与马来亚联合的苏门答腊(272)现在也与马来亚分开了，从后来的情况看，以后该岛的政治发展就按照着爪哇的那个路子去走了。(273)1943年10月3日，日本人宣布：要在马来亚各省、市建立协商委员会。其成员是由市长或省长提名；市长、省长是委员会的当然主席，他们将在认为必要时召开委员会。马来亚各省的素丹任委员会的副主席。除主席以外，日本人不担任委员会的成员。日本人还宣布：在行政机关中将增加马来亚官员的比例，并将使他们较容易晋升到高级职位。所有种族——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同样有资格被任命为官员或委员。(274)委员不拿报酬，也没有固定任期，其职能纯粹是顾问性质。采取了在担负某种程度的政治职责方面的谨慎做法之后，日本人不时地暗示：马来亚像缅甸和菲律宾一样，可能也渴望成为“东亚民族大家庭中独立和自重的成员”。(275)但是，与缅甸、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不同，日本人从来没有明确允许马来亚独立。1945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三周年，日本军政监说，中国人已经得到了自由，印度尼西亚人也被允许得到自由，每个人都应该相信，日本将为新马来竭尽全力。(276)这些含混的暗示，目的在于鼓励老百姓响应日本的呼吁，与日本人合作保卫马来亚，以应付预计中的反攻。日本人对此做了准备，组织了义勇军（辅助防卫部队），诱骗或强迫许多壮丁加入。(277)马来亚人也被招募到“兵补”（日军兵站后勤部）里来。这些组织的工作条件被描绘得有声有色，而实际上，却和其他日本占领区一样，情况大有出入。
1945年8月8日，《昭南新闻》在刊登将给予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消息时宣称，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前途将是密切联系的。该报确实还引用了昭南顾问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的话说，马来亚也将获得独立。(278)然而，当时的马来亚日军司令官板垣将军在8月12日的公开声明中说，当马来人听到他们的东印度群岛亲属不久就要完全获得独立时，一定是非常激动的。“马来亚人民现在应该尽更大的努力来和日本合作，以实现马来亚的美好未来。”他并没有作出关于独立的具体诺言；而《昭南新闻》社论提到板垣谈话时却说，马来亚人民必须证明自己是配得上赋予自治的，并指出，日本人对他们获得的合作程度感到不满意。(279)
在马来亚的日军对日本政府的投降决定保持沉默了几天，实际上，他们还指责这些非官方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谣言。(280)到8月20日，才允许公布8月15日的天皇诏书（宣布投降）。但是，他们也发表了一份自己的公告宣称，在马来亚的日军像其他地方的日军一样，一点儿也没有失去它的荣誉和威信，因为它已经做好决战的充分准备。但是美国的使用原子弹，意味着战争继续下去将使东亚全部人口遭到毁灭。天皇出于对整个东亚人民的关心，才命令他的军队放下武器，他们必须服从这个命令。日本人感谢马来亚人民全心全意的合作，在最后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日本军事发言人暗示，这并不是日本为建设大东亚所作斗争的结束。(281)但是在日本人投降和英军重新进入马来亚之间的三个星期内，日本人对建立或支持任何马来亚的独立政权没有作出努力。他们把军队撤到城市，企图维持一下秩序，贴出了禁止抢劫的布告。(282)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些布告大部分不起作用。内地很多地方已落入游击队手里，在日本占领的年代，毫无疑问地助长了某种新的程度的政治觉醒，引起了普遍的骚动情绪。
（八）印度尼西亚
日军征服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后，在爪哇建立了一个军政监部，总部设在巴达维亚，并把巴达维亚更名为雅加达。(283)但是，如前所述，苏门答腊曾一度置于马来亚的日本军政监部的管辖之下。日本人为了支持马来亚的马来人对抗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印度人和华人（加起来算），起初很重视苏门答腊的马来人同马来亚的马来人之间的种族类似关系。(284)此外，他们在行政上把苏门答腊分离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打消人们建立一个包括整个东印度群岛在内的印度尼西亚国的愿望——日本人开头是反对这个想法的。然而，后来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政策改变了，于是把苏门答腊从马来亚分离出去，置于一个独立的军事政权的统治之下。荷属婆罗洲、西里伯斯和小巽他群岛则置于一个日本海军管制机构的统治之下，其司令部设在望加锡。(285)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海军至少在战争后期之前，比陆军更不愿意对其控制地区的居民行政管理权问题发表任何意见。
尽管在占领的土地上两个军种各自为政，但他们在整个群岛上的行政组织和部署大体是根据同样的方针来制定的。因此，在爪哇这个最重要和人口最集中的岛上，荷兰的行政体制被摧毁了，根据1942年3月7日的法令，由以“军政监”（即军政监部的首脑）为首的中央军事管制机构来取代。军政监部下设8个部门：总务、内政、财政、司法、警察、市政工程、经济事务、审计和宣传。(286)1942年8月5日，发表了第2道行政法令，把爪哇分成2个省、17个行政区和1个特别市（巴达维亚），(287)还建立了2个署来管理中爪哇的4个素丹区。行政区下面再划分成一些较小的单位。从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在东印度群岛建立了一个像日本本土那样的严格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
1942年9月，按照日本的形式改组了当时的司法制度，设立了一个日本军事法庭，以处理违犯军纪的事件。1944年，日本人颁布了一部严厉的新刑法。警察部也进行了改组，在各个城镇和乡村建立了一支警察辅佐部队。像在所有的日本占领地区一样，警察和司法事务的主要权力都掌握在宪兵队手里，他们采用一贯的凶残手段来行使这种权力。为了便于进行活动，他们培训人员并建立了一个爪哇分部，这个分部尤为一般老百姓所痛恨和害怕。(288)
日本征服的社会影响是深远的。所有的荷兰官吏都被撤职，和荷兰平民一起被拘留起来，共计6万多人。荷兰官吏由日本人接替，这些日本人主要来自日本本土、朝鲜和台湾地区。在1945年，有23 000多名日本人受雇于日本军政监部。爪哇人和其他土著居民大都只限于担任军政监部内的低级职位。少数允予担任较高职位的人员，身边都有日本“顾问”。像在马来亚一样，日本人严厉地打击爪哇的人数相当多的欧亚混血种人，日本人怀疑和讨厌他们，认为他们是保持西方影响的祸根。很多人被监禁或拘留，其余的则遭到严密的监视。后来，这种严厉的对待有所改变，因为日本人发现欧亚混血种人对他们是有用的。广大的华人也受苦很深。那些有亲重庆嫌疑的人由宪兵队加以处理，而一般的华人则被强迫加入那些支持日本人以及日本人在中国建立的政权的组织。(289)
日本的教育政策按照它一贯的方针进行。和在其他日本占领地区一样，所有的学校起初都被关闭了，后来又重新开办。课本和课程经过修订，以灌输反西方、亲日本和泛亚主义的思想。禁止使用荷兰语，而以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的变种）为官方语言。建立了图书检查制度，报纸和电台则置于日本人的控制和操纵之下。对收听盟国广播和散布所听到的任何消息的人，规定处以死刑，而且经常如此执行。(290)
这样，东印度群岛的土著居民看到了旧的社会秩序被推翻了。尽管他们自己也受压迫，如果被怀疑有任何同日本统治敌对的行为就要受到残酷的处理，可是他们看到欧洲人、欧亚混血种人和华人的遭遇更惨，日本人并且怂恿他们把那些人看作外国人和下等人。在语言方面，由于荷兰语还没有成为东印度群岛的通用语，不像英语那样在马来亚和菲律宾已成为通用语，因此日本人在禁止使用荷兰语这件事上大体上是成功的。但是，正如在东南亚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企图推广复杂难懂的日语，却收效甚微。尽管如此，若假以时日，结果也许会好一些。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语作为标准的马来语，在日本占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因为它受到了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推动。(291)因此，日本人不得不利用印度尼西亚语作为惟一立即可用的交际工具。由于这一情况，印度尼西亚语得到迅速的普及，并由于它吸取了各种地区方言的词汇，在一定程度上还吸取了外国语言中的现代术语，因而有所得益。(292)印度尼西亚通用语的这种不断发展，对激发东印度群岛各土著民族要求统一的觉悟，以及在使“印度尼西亚语”一词具有比一般概念更为丰富的含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统治的其他特点，也有助于产生日益高涨的要求统一的觉悟。军政监部的集中统一，对减少地方独立性是有效的。同时，日本人派来的大批官员中，很多人尽管经过担任行政官员的良好训练，但是他们并没有关于东印度群岛的经验和知识。其中许多人表现出来的无知、无能和腐败，使印度尼西亚人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原来指望日本人会比荷兰人高明些。结果是，隶属于日本人的印度尼西亚人，由于具有对自己的国家、语言和人民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已能行使很大一部分实际权力。这就使他们有了自信心，也使他们受到一些训练，为今后完全掌握政权做了准备。(293)日本反对荷兰人和其他西方人的宣传，在日本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业绩鼓舞之下，很快受到了欢迎。可是，日本人把自己的国家描绘为亚洲的保护者、亚洲的领导者和亚洲的曙光等等所作的努力，却因经常发生的日本警察、军人和官吏所表现的残暴、腐败和无能而大受损害。
日本人的统治，带来了惯常的财政和经济困难。日本人发行纸币，引起了通货膨胀。到日本投降时，这种纸币只值票面价值的1/40。日本人夺取了荷兰和其他盟国国民的财产，并且，除了由军政监部管理的或移交给日本公司经营的工厂、矿山和种植园外，大量的金钱、贵重物品和其他财产都被日本敌产管理局所没收，并被移交给日本人或他们的合作者了。(294)与此同时，东印度群岛的对外贸易遭到破坏，引起了消费品的严重缺乏，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爪哇，食物供应严重不足。日本人没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同时，由于他们的船舶损失增加，他们也不能运走东印度群岛的主要出口产品。所以，他们企图用种植粮食作物来代替种植园经济。由于海上运输有困难，即使日本人鼓励修造木船也很难改善这种局面，因此日本人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岛屿的粮食生产做到真正的自给自足。(295)但是，日本人在增加粮食作物产量方面所取得的一点成就，被他们自己的占领军和许多随军的非战斗人员的需要所抵消了。到战争结束时，就连日本人自己也显得衣衫褴褛和营养不足。当然，一般老百姓遭受的苦难就更深了。这些情况，在印度尼西亚和在其他日本占领地区一样，无法再引起人们对共荣圈理想的热情。日本人组织了“劳务队”，征募大批爪哇劳动者，同样不能引起人们的热情。根据日本人的统计，被送到海外的建筑工程去干活的爪哇人不少于27万，这些不幸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活着回家。(296)
在日本入侵以前，大约20年中，东印度群岛已经有了民族主义运动。这个运动谋求把当地信仰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居民团结在摆脱荷兰统治、争取政治独立的共同纲领之下。1932年至1934年间，荷属东印度群岛政府进行报复，逮捕了主要领导人苏加诺、穆罕默德·哈达和苏丹·沙里尔，把他们流放到新几内亚。1937年，在埃米尔·沙里富丁的领导下，民族主义运动再次兴起。埃米尔·沙里富丁建议，如果发生战争，愿同荷兰合作以反抗日本，但要求建立一支印度尼西亚军队并允许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但是，荷兰人不答应。当时还有一个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是由陈·马六甲和塞毛恩组织的。该党的一些领导人被放逐了，共产党也遭到取缔。但是，在1941年，共产党仍在地下活动。(297)
在日本人征服东印度群岛时，他们释放了被关押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并把他们送回爪哇。(298)苏加诺和哈达属于愿意同日本人合作和至少在口头上拥护大东亚理想的那种人。(299)但是，沙里尔和埃米尔·沙里富丁不愿意帮日本人的忙。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不是积极地反抗日本人，至少也是避而远之。(300)共产党人也在继续反抗。起初，苏加诺和哈达似乎相信，为了报答民族主义者的合作，日本人会愿意给他们某种程度的真正独立。但是，他们不久就大失所望了。日本军事当局很愿意利用他们来煽动人民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强烈反对把东印度群岛统一为一个印度尼西亚国家的任何想法，同时他们禁止悬挂印度尼西亚国旗和唱印度尼西亚国歌。违反命令者就要遭到宪兵队的毒手。(301)实际上，1942年到1943年间，日本的政策主要是分而治之。日本人鼓励印尼人的民族主义来反对非印尼人的少数民族，而同时他们又赞助泛伊斯兰运动，企图面面俱到，八面玲珑，通过泛伊斯兰运动来破坏印度尼西亚统一的主张。他们也讨好信仰印度教和基督教的居民。(302)虽然他们经常许诺要以政治上的让步来报答真诚的合作，但他们对于可能在他们主持下建立的印度尼西亚国的领土范围问题，却故意不表态。
1943年春，在东京讨论了东印度群岛的政治前途问题。东条和重光显然赞同最后给东印度群岛独立，但大本营坚决反对。(303)当时在东印度群岛的地区陆军和海军当局也持反对态度。除了以日本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为理由而反对外，他们还认为，如果日本公开答应东印度群岛独立，日本将不再拥有行动自由，并会在任何和平谈判中处于一种困难地位。(304)这种想法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日本像料想的那样能够长期抵御住敌人的反攻，从而迫使对方考虑一个妥协的和平，那么它就需要留有余地来讨价还价。如果它在这以前就答应了所有的占领地区独立，那它事先就丧失了这种讨价还价的条件了。
这些反对意见取得了胜利，在1943年5月31日的御前会议批准了一项决定，把东印度群岛作为日本的领土，但允许其居民根据能力大小，在政府机构中有一些发言权。(305)于是，1943年6月15日，东条在日本国会发表的讲话中宣布：鉴于印尼人与日本合作良好，日本政府打算逐步采取措施，允许他们在适合其能力的范围内，参加他们自己政府的工作。他并表示，这件事很快就会在爪哇实现。(306)不久，东条亲自访问了巴达维亚。(307)
起初，日本人曾取消了由部分指定、部分民选的议员组成的众议院。这个众议院是1916年根据荷兰政府的法令成立的，议员人数及其职权在1925年有所扩大。(308)日本人还废除了所有的地方代议制机构。1943年8月1日，日军在爪哇的司令官原田熊吉中将宣布：将在爪哇建立一些地方议会，还要建立一个中央咨询议会；印尼人将在各行政机构中占有更多的职位；将来还要对他们作进一步的这类让步，如果他们与日本人合作有功而应该获得这些好处的话。(309)按照这个命令，在各行政区和雅加达建立了部分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地方议会派18名议员参加中央议会；中央议会除这18名议员外，另包括由日本军政监部提名的23名议员和由印度尼西亚各素丹提名的12名议员。地方和中央议会的职责限于就当局愿意向它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作出建议。日本人还委派了一名印尼人为宗教事务部的负责人，两名印尼人为行政区长官，并允许一些印尼人在军政监部的若干部门里当顾问。(310)爪哇中央咨询议会第一次会议在1943年10月中旬召开。东条和东南亚地区日军最高司令官寺内元帅对这次会议致以祝贺。(311)苏门答腊也同样建立了一些省议会。海军当局迟迟才仿效，在他们的管辖区内也建立起地方议会，但是那时在海军控制地区还没有建立起中央议会。(312)
1942年3月，在爪哇的日本军事当局扶植了一个名叫“普泰拉”的组织，这是一个同菲律宾的“卡利巴皮”差不多的印尼人的组织。这个组织专门致力于消除西方影响，促进同日本的合作，宣传大东亚理想，并促使共同协力为日本军政监部的经济目标而工作。以苏加诺为领导的这个“普泰拉”组织，不接纳华人、欧亚混血种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军不允许任何类似的活动在它的统治地区出现。(313)日本海军妒忌陆军已经控制了印尼的大部分石油产地。它似乎害怕鼓励（印尼）独立运动的结果可能会把自己从现已控制的地区赶出来。
1943年8月，在爪哇的日本司令官指示，他希望当地居民以义勇队（或护乡队）的形式，进一步与日本合作，协助镇压抵抗运动，并在盟军入侵时协助守卫岛屿。“普泰拉”的成员要求建立义勇队的申请书果然及时递了上来，1943年10月，原田将军高兴地批准了这些申请书。“义勇防护大队”逐步建立了起来，尽管日本人起初在提供他们武装方面非常谨慎小心，只在训练时才发给他们火器。这个防卫组织同马来亚的“义勇军”相似，但必须同“兵补”（日军兵站后勤部）加以区别。印尼人像其他被征服的民族一样，也被招募到“兵补”里面工作。(314)
1943年11月中旬，苏加诺赴东京，表面上是去感谢日本政府所作的政治让步。实际上，他的目的是去请求东条按照给予缅甸和菲律宾独立的同样条件给予印度尼西亚独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得到鼓励。据报道，他大失所望地回到国内。(315)实际上，日本人非但不作新的让步，而且在1944年上半年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从以前为印尼人撑腰的政策上后退了。华人和欧亚混血种人过去所受的严酷的待遇现在有所减轻；而在另一方面，“普泰拉”于1944年3月被解散了，原因是它表现得过于民族主义，没有能够推动乡村里的印尼人像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同日本人合作。“普泰拉”由一个新的组织爪哇社会服务团所代替。这一组织包括所有的民族和宗教团体，也包括日本居民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团体。它有一个完全由日本人组成的中央管理局，它的分支一直伸展到下层的居民组织，这些居民组织是日本人在东印度群岛倡办的，他们在其他地方也倡办过这种组织。(316)新成立的爪哇社会服务团的目的是促进对老百姓的总动员，以达到大东亚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317)
盟军在新几内亚的推进，以及随后塞班岛的陷落和东条内阁的辞职，导致了日本政策的又一次变动。日本在爪哇的军政监部这时准备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作进一步的让步，希望由此把老百姓团结在自己一边，来对抗盟军入侵。在东京召开的由小矶内阁建立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对这个问题提出讨论。(318)陆军各首脑愿意同意政府应允许东印度群岛独立，但是海军当局仍然强烈反对任何这样的宣告。(319)结果于1944年9月2日制定了一个一般性的妥协方案。(320)会上一致同意，小矶将军应通知日本国会，将来当给予东印度群岛人民独立，但具体日期没有确定。至于独立所采取的确切形式和东印度群岛将来对日本的关系，留待以后考虑。声明中没有提到它所包括的领土范围。会上一致同意，在爪哇应立即作出让步，同意“在适合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在其他地区也应采取类似的措施。(321)
因此，9月7日，小矶将军公开保证东印度群岛最后将予独立。(322)根据9月2日的决定，允许爪哇人民在规定的场合悬挂印度尼西亚国旗和唱印度尼西亚国歌，任命更多的印度尼西亚人为地方行政官和军政监部各部门的顾问。在1944年9月和11月举行了印尼中央咨询议会特别会议，商讨为保卫东印度群岛而同日本人合作的措施。(323)苏门答腊的日军司令官指出，苏门答腊的地方行政机构将与爪哇的地方行政机构采取一致的步调。1945年1月，宣布将在苏门答腊建立与爪哇相似的中央咨询议会。(324)
起初，在海军管辖下的地区没有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但是，在莱特湾战役和美国人重新征服菲律宾以后，日本海军已无法保持与东印度群岛之间的交通畅通，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政治上让步的政策了。(325)因此，1945年2月，海军管制机构为南婆罗洲、西里伯斯和小巽他群岛建立了一个由30人组成的咨询议会。同时，开始任命更多的印度尼西亚人担任行政职位。(326)
1945年4月到5月间，在新加坡讨论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问题，由那里的陆军总司令官板垣将军主持。当时，板垣并不赞成这个意见。实际上，据说他曾告诉寺内元帅，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时机没有成熟。他报告说，爪哇的日军司令部认为，爪哇的独立在大约一年左右以后可以实现。(327)板垣无疑是想到这样的步骤可能会在马来亚产生有害的影响。
5月间，由日本人、华人、欧亚混血种人和印尼人在爪哇组成了一个筹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5月和7月举行了两次会议，起草了一个宪法草案。但是，它无权做更多的事，也不得处理爪哇范围以外的任何事情。(328)
盟国攻势的迅速进展，不久就使得这些活动停止了。到1945年7月，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军队已经成功地在婆罗洲登陆；在菲律宾，日本的抵抗几乎已经停止；经过拼死的战斗，冲绳岛已经陷落。人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日本人还会不厌其烦地在东印度群岛搞这些政治计划，因为他们现在已不能指望有多长的时间去控制东印度群岛了。然而，日本军队还想通过最后的拼死抵抗来避免无条件投降。当时，东京也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的调解。特别是在下级军官中，有人甚至抱着这种希望：西方国家和苏联的不和会导致苏联来帮助日本。(329)海军大将前田（巴达维亚的海军联络官）似乎已把爪哇共产党人当作将来可能的同盟者了，对他们的活动熟视无睹。
1945年7月17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应尽快承认东印度群岛的独立；要成立一个独立筹备委员会，整个领土都应包括在独立宣言中。(330)8月初，寺内奉命为此加紧筹备，以便在1945年9月而不是他原来考虑的1946年初就能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于是，寺内把苏加诺和其他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召集来，8月11日把天皇诏书告知他们。诏书的大意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整个领土应归属筹建中的新国家，但发布独立宣言的日期仍需由日本政府考虑决定，而且独立政权要在爪哇首先成立。(331)苏加诺在8月14日返回，于是以苏加诺为主席的独立筹备委员会成立了。组成委员会的委员是：爪哇13名，苏门答腊3名，外围岛屿5名，均由当地日本司令官提名。(332)
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定于8月19日举行。但是，委员们在8月15日私下获悉，日本已向盟国投降了。这一消息不准公开宣布，直到8月21日，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宣告决定投降的广播发表之后，才公布了这个消息。无论如何，消息早已传出来了。苏加诺和哈达在印度尼西亚青年军（这个组织经常和地下活动分子接触）的敦促下，进行宣告独立的活动。8月16日，他们与前田海军大将商议，前田同意把这事提交军事当局。军事当局起初不愿意有所行动，声称他们没有接到东京的指示。但是，军事当局的反对受到了抵制，至少做到了使他们不采取任何积极措施来反对苏加诺的行动。苏加诺和他的同事们迅速地修改了他们在5月间起草的宪法草案。8月17日，在苏加诺的邸宅宣布了印度尼西亚独立。(333)根据这一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声称，它不是日本炮制的，它的领导人已经掌握了权力。然而，对发生的事所作的这种叙述，很可怀疑，因为日本军队是有力量控制的，如果他们要这样做的话。在巴达维亚，苏加诺和他的同事们置身于日军的权力范围之内，所以日军有能力剥夺独立运动的领导权。按照日本投降的条款，在盟军到达前，日军在东印度群岛应防止政局变动和维持秩序。实际上，他们允许新宣布的共和国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并对共和国提供武器，而荷兰军队和平民则仍然被拘留着，由印度尼西亚卫兵代替以前的日本卫兵加以看守。所有这些情况，决定了荷兰的权力绝不可能和平地加以恢复。在印度尼西亚，如同在印度支那一样，日本占领的插曲，造成了以后多年来地方民族主义者与不稳定地重建起来的欧洲帝国主义政权之间的冲突。
第三节 大东亚结构
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对英美的宣战诏书宣告：日本的目的是确保东亚的和平与安定，保卫这一地区不受英美的剥削。(334)这就成为日本人在国内和在他们占领的国家的人民中进行宣传的一个主题。的确，12月8日这一天，在日本占领区是作为“天皇诏书纪念日”来庆祝的。每逢周年纪念日，日本控制的报纸和电台都要大谈日本发动战争的崇高目的。这个战争被称为“大东亚圣战”。它的目的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它具有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含义。日本发言人说，日本不仅是在努力把自己建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而且是在努力建立一种新的道德秩序。因此，例如青木一男（大东亚相）在1942年11月26日宣布：大东亚将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目的不仅是创造新的经济秩序，而且要给予这个地区的每一个种族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他声称，这与西方强国的殖民政策是根本不同的。(335)几天以后，东条自己在庆祝1941年12月11日德—意—日协定（在协定中三国保证共同作战，不单独媾和）一周年纪念日讲话时，把日本在亚洲的目的和它的伙伴们在欧洲的目的联系起来，说都是为了建设世界新秩序。他说：“当前的战争，不仅是为了占有自然资源而发生的冲突，而且是为了建设新秩序的道德精神而进行的圣战。在这种新秩序下，所有民族将获得他们有权利获得的一切，世界持久和平也将得到保证。”(336)怀疑论者也许会认为这种话完全是虚伪的，不值一顾；认为这种话不过是一些政府惯于用来掩盖其自私目的的骗人的面纱而已。但是，这种否定的看法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日本军队对战争的看法确有其理想主义的一面。日军认为，它在亚洲正如在本国一样，承担着一种使命：根除它所认为的西方对于东方社会的实利主义的和破坏性的影响。此外，成功地建设大东亚，对日本来说，不仅意味着达到它所渴望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目的，而且也意味着满足它内心的宿愿，即承认日本为亚洲的伦理上和文化上的领袖——实际上就是承认日本为“亚洲的曙光”。从本质上来说，不管日本人对此是否意识到，他们渴望在亚洲起到中国人在中华天朝全盛时期曾起过的那种作用。那时候，北京的天子“统治天下”，中国被它的邻邦看作是文明的发源地。
这种把亚洲从与西方接触的有害影响下解放出来的神圣使命的想法，影响了日本人对于他们占领区的土著居民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民族应该与日本合作，来建立共荣圈。任何对日本的反抗就是对亚洲的背叛，因而用大屠杀来惩罚是合理的。例如，日本人对菲律宾人说：他们起初支持美国反抗日本入侵，日本人就有权把他们杀掉，但出于亲善友好，日本人并没有这样做，而且这种宽厚态度将继续下去，如果菲律宾人“明白日军的真正目的，并在建设新秩序中与日本合作”。反之，他们就会倒霉。(337)同样，他们也对新加坡人说：“所有那些沉迷于抗日运动的人都理应处死。然而，他们得到了日本的神圣的怜悯。只有那些扰乱治安的人受到了惩处。这是从大东亚共荣圈的高尚理想中产生的一种怜悯之心。”(338)
既然日本认为这场战争是为所有亚洲民族的利益而进行的，那么，在它看来，它就有权利要求他们为这一共同事业作出牺牲。在进行战争时，日本自己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作的贡献“大大超过了它应该承担的份额”。(339)所以，其他民族应该忍受战争所必然会引起的经济困难，不应该因此而抱怨，他们也应该高兴地为共同事业提供劳役和其他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那些不愿接受这一原则、对日本自愿承担的任务不表示感恩的人，就受到日本人的暴行的答复。例如，日本人对马来亚人说，“完全是由于日本人的开明和仁慈，他们才不至于拴着锁链干活，才不至于像牛马一样被赶进拘留营，他们的女眷才不至于被其新统治者及其士兵拿去玩乐”。(340)
日本人特别强调他们在东亚的文化使命。他们认为这一文化使命是保存那些成为共荣圈组成部分的国家的传统的社会和宗教影响，并消除外来的西方影响。日本人到处谋求加强亚洲社会的独裁主义思想、家长权力至上的观念、血亲观念、集体负责的原则和妇女卑贱观念。在“满洲国”和中国，他们谋求复兴儒教，特别是王道观念——日本的孝道主要来源于王道。在暹罗和缅甸，他们以佛教支持者的面目出现，谋求加强暹罗和日本的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在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他们同样宣称尊重伊斯兰教；在菲律宾，宣称尊重天主教。天主教虽然是西方传来的，但起码也是独裁主义的；他们谋求同梵蒂冈建立友好关系。的确，他们经常告诫菲律宾人要记住自己是亚洲人，但是，反西方宣传是针对美国的影响，而不是针对西班牙和罗马的传统。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往往使日本人陷于宗教上的矛盾——如在把4个北部马来邦重新割让给暹罗这件事上就是如此。(341)当时暹罗政府着手委派军人作为这些邦的行政官，而且歧视穆斯林，禁止他们的一夫多妻制和对不能读写暹罗文的马来人额外征税。(342)在东印度群岛，日本人对明确的穆斯林宗教政治组织的支持，同印尼民族主义者那种更为世俗的、包罗一切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日本人是始终一贯的——要努力给予他们所统治的各族人民这样的印象：他们必须把日本看作是亚洲文明和文化的领袖。据说，日本的力量主要来自日本的道德和精神理想——特别是忠孝的理想，它的亚洲伙伴仿效这些理想是有好处的。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人在他们的占领地区到处竭力要使日语成为居民的第二语言。从日本派来大批教师，不仅讲授日本语言，而且讲授日本的伦理学和历史。日本的国定假日，如“纪元节”（日本帝国国庆日）和“天皇节”（天皇诞辰），成了整个大东亚庆祝的正式节日。日本人也强调他们同暹罗人、菲律宾人和马来人的（真的或者是假想的）种族亲缘关系。根据这一切，可以推断，如果日本能够保持对这些地区的控制的话，它将最终努力使这些地区日本化，就像它企图使朝鲜日本化那样。
计划中的大东亚政治结构是从“八纮一宇”的观念中得来的。“八纮一宇”原指在天皇护佑下日本本土各岛的政治统一，而现在将它扩大到包括整个东亚。日本将成为“领导国”，领导它的一些卫星国。这些卫星国在政治上隶属于日本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基本义务就是共荣圈成员的义务。日本投降后，盟国的调查人员发现了日本打算最后处置征服地区的证据，如果它能够保持控制这些地区的话。这一证据是外务省的一份草稿，日期是1941年12月14日。(343)当时的外务相东乡茂德向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申述，他没有参与制定这个计划，甚至从未看到过，也从未听到过这个计划。他认为这一定是某一下级官员拟定的计划草稿，没有任何约束权力。(344)这个计划规定新加坡岛、海峡殖民地、英属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应成为日本领土，由驻在新加坡的日本总督治理。除了4个北部马来邦以外，马来亚的其他部分应在驻新加坡总督的宗主权之下成为日本的保护领地。驻新加坡的总督对文莱行使同样的权力。荷属东印度群岛应合成为一个印度尼西亚联邦，但其外围地区如荷属新几内亚、荷属婆罗洲和帝汶岛的荷属部分则挂着联邦“自治领”的招牌继续保持在日本的控制之下。菲律宾应予独立，但是它的独立地位应服从于日本在该地的军事和经济特权。香港也应成为日本的领土，虽然在恢复和平——即重庆垮台——后可以考虑把香港归还中国。(345)
也许，这一拟定的草案最后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但是其中有好多是符合他们在1942年至1943年间的言论甚至行动的。例如，东条在1942年1月22日对国会说，为了保证大东亚的持久和平，“我们准备把那些为保卫大东亚所绝对不可缺少的地区置于我们的权力之下，而对其他地区，则根据各个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来对待。”他指出，香港和马来亚属于前一类地区。(346)日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证实了他的话。香港被置于日本的军事长官管辖之下，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这样治理的。此外，日本经常提及马来亚是日本的领土。它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的愿望起初是加以阻挠的，1943年5月31日御前会议上才作出关于东印度群岛问题的决定，这些，前文都已提到过了。(347)
因此，如果日本能保持对这些地区的占领的话，这些地区可能会在政治上形成三类：第一类，直接并吞的地区，那些保证保持日本海军和军事优势的战略要地，即香港、新加坡、婆罗洲、新几内亚和前荷属帝汶岛；第二类，虽然起初由日本直接统治但最后可能给予有限自治的地区，即马来各邦、苏门答腊、爪哇和马都拉，也许还有西里伯斯；第三类，“联盟国”，即“满洲国”、中国、菲律宾、印度支那（也许名义上仍属法国的主权）、暹罗和缅甸。毫无疑问，日本将在所谓“联盟”国家的一些战略要地驻军，而所有的联盟国要受条约的约束成为日本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帮手。
在经济上，大东亚圈将成为一个共荣和自给自足的地区。在这里，对日本人在能够永久建立共荣圈的情况下可能会做的事情和他们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实际做过的事情加以区别，那是公正的。日本人大声疾呼地谴责他们发现在东南亚地区经营着的种植园经济，坚决声明他们完全不打算使这种制度永远保持下去。(348)他们指责英国和美国有意忽视其殖民地工业的发展，以便永久维持一种“殖民经济”。他们说，这种情况与日本在朝鲜和台湾地区所做的不同，在那里，大量的资本和劳力用于发展水力资源和制造工业。日本在东南亚的目标，如同在整个共荣圈一样，是使“每个地区生产最适合于它生产的东西，并从其他地区获得它所缺乏的东西”。(349)
在这种言论和类似的关于西方国家的罪行和日本的善意的言论中，除去大量的宣传成分后，我们会从中发现其真实的成分。日本会发现，要以由占领区供给它原料而由它供给占领区成品的方式来组织全部占领区，是不可能的。日本不可能吸收它们可供输出的全部产品，如锡、橡胶、糖，甚至大米。在将来以自给自足原则为基础的战后经济集团的世界中，日本把这些商品重新输出的能力，可能也是很有限的。日本希望同欧洲的轴心国伙伴发展特殊的贸易关系，事实上，它为了这一目的同它们缔结了一些条约。1943年1月，日、德、意在柏林谈判一项关于战后经济合作原则的全面协定。这个协定包括一项秘密议定书：各签字国同意给其他签字国以比他们希望建立的经济集团中的其他国家较为优惠的待遇。不久以后，在东京签订了一些更详细的贸易协定。(350)当然，所有这些协定最终都成了泡影。
日本人似乎在设想一项长期的经济政策，根据这项政策，日本本国、朝鲜、“满洲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华北，都将成为钢铁、化学产品、机械和机床的生产地区。在东南亚，重点将放在原料生产方面，但纺织品、轻金属品和橡胶制品的生产将受到鼓励。在农业区，为了种植粮食作物供当地消费，单一经营至少要有所缩小。
但是日本的需要将始终高于一切，经济发展主要将由日本人控制。日元集团将扩展到整个共荣圈内，同时，日本银行、商行和航运公司将控制大部分金融和商业活动。在各“同盟”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暹罗和菲律宾，为了吸引国内资本，安抚民族情绪，可能通过经营外表上是以平等地位组织起来的控股公司，合伙提供资金，发展国内经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1942年以后日本在中国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日本将在各地推行的政策的一个样板。但是制定广泛的经济计划，将是日本大东亚省的特权，并在很大程度上视日本提供必要资金和设备的能力而定。
战争期间被征服地区的经济政策，受到日本军队的需要和战争过程中给日本带来的日益不利的情况所左右。各处的情况都差不多，在东南亚尤其如此。从1943年起，当潜艇和空中袭击使日本的商船航运遭到灾难性的损失时，日本的海外贸易瘫痪了，随之而来的是遍及各个方面的艰难和贫困，如占领军对食物和劳动力的需求，通货膨胀，消费品的普遍稀少，以及城市和其他一贯依靠国外进口食物的人口稠密地区的食物严重短缺等，都强烈地显示了这一点。在长期有战斗的地区，无论是最初日本的占领，或是后来盟国的反攻期间，苦难尤为严重。到了1945年，被占领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和混乱不堪的地步，“共荣”一词已成为笑柄。
为了加强在日本和被征服地区之间建立特殊关系，东条将军决心成立一个特殊机构，来主管并调整对这些地区的政策。1942年3月对此采取了第一个步骤，成立了大东亚审议会，作为首相的咨询机构。(351)有关这个机构的组织计划是在1942年夏天由内阁企划厅起草的。(352)东乡外相显然首先从内务大臣汤泽三千男那里听到这一消息，他强烈反对这个计划。(353)由于1935年满洲事务局和三年以后中国事务局的建立，外务省的权限已经逐渐缩小。如今有关东南亚国家的事务，外务省将只能管管所谓“纯外交”方面的事。据企划厅大臣星野直树对东乡说，这指的仅仅是仪式上的事务，例如正式接待使节和正式签署条约之类。(354)东乡决心反对这一计划。他起初希望，通过他拒绝同意这一计划，同时拒绝让出自己的职位，能迫使整个东条内阁辞职。他对东条通常处理事务的方式已越来越不满意。(355)但是，这一点他估计错了，因为东条的地位非常牢固。正像陆军和海军的密使警告东乡的那样，陆海军赞成建立新的省。汤泽和东条内阁的其他文职人员不太热心，但也不准备支持东乡倒阁的尝试。(356)
1942年9月1日，在争论激烈的内阁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东条提出了建立新省的计划草案，并坚持要得到通过。他宣称，大东亚的其他国家对于日本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统关系，因此需要这样一个新的省来同他们打交道。(357)东乡回答说，这些国家多半会对新省的创建感到气愤，因为他们会在这个草案中明显地看到自己在政治上是从属于日本的。东乡还说，如果新省与中国事务局相似，那么其后果肯定是不利的。他认为，中国事务局除了激起中国人的敌对情绪之外，什么事也没有做成。他争辩说，分别建立两个外交机构，在日本外交政策上还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分裂。东乡还指出，日本尚未赢得战争，如果内阁把精力集中在军事作战上，而把日本对于占领区的永久关系留待以后去考虑，这样将会更明智一些。但是，东条听不进这些论点。最后，东乡感到自己要推翻内阁的希望是达不到的，他也不可能说服东条作出妥协，因此除了辞职以外，别无他法。(358)暂时由东条自己兼任了外务相。(359)
东乡既被排挤掉，东条很容易就取得了其他内阁成员同意采纳大东亚省的计划。但是，当计划提交御前会议调查委员会时，它却受到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的尖锐批评。(360)这些批评附和了东乡的论据：分别建立两个机构处理外交事务必然要引起混乱，新的措施很可能对有关国家的舆论产生不利的影响。东条答称，为了统一大东亚的政策，建立新的省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他承认大东亚省的权限将不扩展到军事管制下的国家，使这个计划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削弱。他试图缓和这种影响，他说，在这些地区，军队统治将尽早地代之以文官治理，军队本身是希望这样做的。有个议员中肯地指出，甚至在台湾，政府机构人员也几乎全是日本人；到哪里去找所有新占领区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东条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说，通过一系列逐步的改革，将允许这一类地区的居民参加他们自己的政府。但是，调查委员会对东条以及他的更为驯顺的新外相谷正之的解释并不完全满意。他们想要修改原计划，但为东条所断然拒绝，结果，东条的愿望终于取得了胜利。(361)
1942年11月1日，根据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东亚省，下设4个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这意味着，外务省的满洲事务局、关东局、中国事务局、东亚局和南洋局，以及海外省的北方拓植局和南方拓植局，都将归并于这个省。然而它对朝鲜、台湾地区或日本的萨哈林岛(362)没有任何管辖权。(363)
新省的职能，包括管辖在大东亚共荣圈供职的、以前对日本外务省负责的全部日本官员，除去所谓“纯外交”这个受限制的领域以外。新省将监督所有这些地区的其他日本国民的活动，选择和培训准备派赴这些地区供职的日本行政人员，并负责指导这些地区的日本拓植公司的活动。它还担负着促进和监督共荣圈内日本与轴心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364)
新省的工作人员，部分来自满洲事务局和中国事务局的原有人员，部分是从外务省现已撤销的东亚局、南洋局和美洲局调来的官员，还有一部分是陆海军军官。青木一男，过去曾担任过东京的大藏相，还当过汪精卫政权的最高经济顾问，被任命为大东亚相。山本熊一，1941年曾任日本外务省美洲局长，1942年曾短期担任过外务次官，被任命为大东亚省次官。(365)
建立大东亚省的真正原因似乎是军方想要排挤外务省。军方始终不信任外务省，认为它在暗中反对他们。至于新的省，它对占领地区主要问题的决策方面最多只起咨询作用。各地方自治政府应准予自治到什么程度，那是内阁和大本营之间争论的问题，他们从来就是那样争论的。根据山本自己的证词，他的省无权过问直接处于军事统治下的国家——例如东印度群岛。他在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是受到怀疑的，因为他显然是急于想摆脱对日本统治的残酷状况的责任。(366)但是，东条1942年在御前会议调查委员会上的谈话证实了山本的话；如果东条有办法的话，他是不会那样说的。
大东亚省的主要活动是在文化宣传领域方面。它派遣大批日语教师和其他教员或短期讲学讲师到占领地区去。它安排日本和大东亚的几个“盟国”之间的“友好访问团”。在日本以外的大东亚区域里，有一批批经过仔细挑选的学生被送到日本大学去学习一段时间；大东亚省负责这些学生的活动。大东亚省组织定期的大东亚文艺和科学会议，促进整个地区的各种文化交流。它布置一些学者以日本为“领导国”的观点来编写大东亚历史。人类学家们则埋头于证明日本人和东南亚民族的共同的种族起源，这一工作做得使他们自己感到满意。
1943年4月重光葵被任命为外相之后，大东亚省开始倒运，而外务省再次走运。(367)宣布“对华新政策”，给予菲律宾独立，并给它以日本的同盟者的地位，采取这些步骤的目的在于要在敌对的同盟国宣布其远东战争的目标之前抢先一步。同盟国1943年12月在开罗会议上正式发表了这样一个宣言，(368)但是日本人先发制人，于1943年11月5日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国家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满洲国”首相张景惠，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新菲律宾”总统洛雷尔和缅甸元首巴莫。暹罗总理銮披汶以身体不好为由未参加会议，派了旺·怀他耶功亲王为代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代表“自由印度”作为观察员列席，但由巴莫代表印度讲话。
东条在表示欢迎的开幕词中谴责英美两国以关心和平和正义为幌子，企图使自己对亚洲的殖民剥削永久化。他说，贸易机会均等的主张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自己的领土一贯对我们亚洲人关门，因而也就是不给我们这种平等的机会，并阻碍我们的贸易，他们谋求的只是他们自己的繁荣。”(369)东条接着描绘了新秩序的原则，说这种新秩序是以大东亚固有的道义精神为基础的。他把这些原则解释为互相尊重独立自主，发扬“一种优秀的文化秩序”以对抗西方的物质文明，并在互惠基础上进行紧密的经济合作。显然是为了向西方同盟国作出姿态，他还宣称：“我们正在建立的大东亚新秩序不是关门主义的，而是积极地谋求同世界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对世界进步作出贡献。”(370)
东条讲话之后，接着是“同盟国家”的代表们发言。他们对东条已阐明的原则表示感谢和支持。11月6日，大会正式通过了体现日本首相所阐明的原则的联合宣言。(371)
这些活动全都是由大东亚省在幕后精心布置的。巴莫在1946年宣称，每个“同盟国家”的代表团背后都有一个日本官员在指导他们该怎么说和该怎么做。他说，整个议程都是由日本人事先安排好的，不容有任何改动。(372)事实上，占领地区的真实情况对大东亚会议上所确定的崇高理想是一个滑稽的嘲弄。这些地区的人民所遭受的经济上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与战争状态是分不开的，不能全怪日本人。在一些地区进行着的对日本人的武装抵抗，是给双方都带来残酷和恐怖的一种战争。日本军政监部在各个占领地区所采取的行政和经济措施，同任何占领军所采取的措施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但是，日本兵对待赤手空拳的平民的傲慢和残忍行为激起了人们对日本人的普遍仇恨，使得关于共荣圈的全部宣传都成了荒谬之谈。日本兵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应征士兵自身受到的严厉管教的结果。例如，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对他们的战俘和他们统治下的平民打耳光的普遍做法，是日本士兵自身从作为新兵入伍那天起就习以为常了。(373)他把自己从上级那里遭受到的事情毫不犹豫地施加于被征服国家的居民。而且，出了日本，他自己感到摆脱了在国内所受的控制约束；在国内，他们的举止通常都要受到严格的规矩的约束。他相信——毫无疑问，大多数日本士兵是这么相信的——他的国家有一个神圣使命，要为亚洲本身的利益而统治亚洲，因此他对于那些拒绝接受这种思想的人是残酷无情的。此外，他在日本被灌输的教育使他成为一个和任何白人一样的种族主义者。尽管他侈谈什么泛亚主义和与亚洲人民的血亲关系，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承认其他亚洲人与他是平等的。
结果是，在日本军事占领地区的人民中间激起了对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仇恨。这在1951年讨论对日和约期间就明显地看得出来：当时菲律宾、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对条款如此宽大都感到非常不安，他们非常怀疑日本将来是否会有良好的意念。印度代表们就没有这种恐惧心理，因为印度未曾被日本占领过。
然而，不管1943年11月宣言的原则的实际贯彻与其理论之间有多大的差别，这些原则仍具有重要的政治后果。甚至当事情已很清楚，日本没有希望保持它所掠夺的领土时，它还是紧抱住这些原则不放。1944年11月在东京庆祝宣言发表一周年纪念时，日本再次保证忠于宣言的原则。(374)1945年5月1日在东京又召开了一个大东亚会议，企图抵消旧金山会议的影响。据说，出席会议的有来自11个国家的200名代表，包括安南、柬埔寨和东印度群岛的代表团。这次会议也发表了一个宣言，保证无论在战争中或在努力实现1943年阐明的原则方面，出席会议的国家都应合作。宣言中还提出在建立世界秩序中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375)
从这里可看出两个动机：首先，日本政府仍然希望得到某种妥协性的和平。他们知道他们将不得不放弃自己在1942年占领的地区，可能还不止这些地区。但是如果能作出某些安排，使这些国家实际上既不依靠西方也不依靠日本，如果还规定同日本可以自由贸易，那么日本将仍然处于有利的地位。(376)然而，假如日本这个希望落了空（结果果然是落了空），那么日本人心中还有一个作为长远目标的第二种打算。日本一直在进行工作，在占领地区帮助开展独立运动，以保证不管战争会给日本本身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西方大国绝不可能恢复到战前状态。用这种观点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长期斗争中的第一个回合罢了，尽管日本最初可能遭到失败，最后还有希望获胜。如果日本能够设法削弱西方在远东的力量——事实上它是那样做的，那么它仍然可望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实现自己的野心。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宣布决定投降的诏书中不得不说：“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377)1945年8月21日，日本军队在新加坡召开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军队发言人宣布“根据天皇的命令，大东亚圣战即将结束，但是我们对于日本的存在和大东亚的稳定这个理想决不会破灭”。(378)
日本的投降和解除武装意味着这样的美梦不可能实现了——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在这期间，日本已成功地破坏了亚洲的旧秩序，使英国、法国和荷兰不可能重新获得它们在远东的战前地位。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间接说来还有印度的独立，国民党在中国的垮台以及印度支那的长期冲突，都是大东亚圣战的后果。在这些事态的发展中，大东亚的理想都淹没在当地的民族运动中了。将来的事实会显示这一狭隘的看法是否会继续存在，或者证明更远大的大东亚理想是否会复活——如果不是由战败的日本来使其复活，那么就是由其他某个新兴的大国来使其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