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意大利

第一章

解放了的意大利

（1943年9月—1947年2月）

凯瑟琳·达夫

第一节　引言

1943年9月3日的停战协定签订⁽¹⁾以后，意大利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作为一个战败的侵略国，各盟国凭着征服的权利对它实施管制，它的一些受害国指望在缔结和约时从它索取适当的赔偿；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正处于被解放过程之中，是暴政和侵略的受害者。各盟国让意大利有机会作为一个共同对德的“参战友国”来“将功补过”⁽²⁾——事实上盟国方面是坚持要它这样干的。许多意大利人是衷心同情于盟国事业的，而另外还有许多人，虽对盟国没有什么好感或怀有敌对情绪，却因出于爱国之心，或者出于共产主义的动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自己就很想同德国人和法西斯党徒作战。然而，对南部意大利的大部分人民来说，成为参战友国，只是意味着在20多个种族和民族组成的英美军队正在作战的战场上怎样想尽一切办法保全性命，而在意大利北部，则月复一月地等不到武器和解放的来临，使许多抵抗运动战士愈来愈觉得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在出于政治原因故意把他们抛在一边。

事实真相是，从英美的观点看来，意大利战役的直接目的，不在于尽快地解放全半岛，而是在于取得一些空袭德国的轰炸机基地，攻占罗马以振军威，使德军疲于奔命并使其调离法国；而就英国人来说，目的在于利用南部意大利作为进攻巴尔干的跳板。⁽³⁾这个战役原就是作为全球范围内对德对日作战的一个辅助部分来计划的，因此常常因为人员和装备被输往别的战线而推迟，特别在美国说服别国同意了它那集中全力进军西欧而置巴尔干于不顾的观点以后更是如此。

意大利人在漫长而痛苦的解放过程中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之后，又面临着特别艰巨的重建工作，因为，意大利是西欧最贫困、人口过剩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经过了20年的法西斯统治之后，它的政治制度非得从根本上彻底重建不可。这就无怪乎意大利在战后会有怨恨和幻灭的情绪，无怪乎意大利人要责怪英国人和美国人用和平和繁荣的虚假的诺言骗他们投降了。

第二节　英美的政策和停战前的保证

毫无疑问，对意大利人是作出过一些诺言的，而有些诺言从当时情况看来显然是轻率的。英国和美国在对意政策上的各种不同观点不容易完全协调起来，这也就不利于改善意大利和盟国之间的关系。据报道，1943年8月曾在魁北克会议上有过谅解，同意英国人在地中海享有较大比重的控制权⁽⁴⁾——一句没有什么实惠的空言，如果英国人不能得到巴尔干的话——但是在实践中，整个这段时期内盟国的政策始终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以及双方军事和文职顾问的不同观点之间某种不稳定的妥协。⁽⁵⁾也不能不考虑社会舆论。虽然英美两国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都担心一般老百姓可能会反对太便宜地放过了意大利人，⁽⁶⁾那些可以称之为“国际新政派”的英美人士却一直在鼓吹给意大利以更多的粮食和更多的政治自由。也还必须考虑到美国国内的意大利裔美国人。

停战以前，在英美的宣传和政策声明⁽⁷⁾中，除采用“避开即将降临的严厉惩罚”这一极为有效的论点之外，还加上了一些劝诱之辞，这种劝诱不可避免地促使意大利人抱有这样的希望，以为只要抛弃德国，他们就可免于再参与任何作战，⁽⁸⁾甚至他们的战争罪责也可不予追究。例如，美国政府宣布过，从1942年10月19日起，意侨将不再像德国人和日本人那样被视为敌人；⁽⁹⁾丘吉尔的一些广播演说则特别挑出墨索里尼，说：“只有一人”应对意大利可耻的、悲惨的参战负责，⁽¹⁰⁾并且呼吁意大利的“王室、全国人民和军队”“对意大利的存亡和前途稍加关心”；⁽¹¹⁾美国和英国的宣传都决心不仅要在意大利人同德国之间，而且也要在意大利人民和他们的领袖之间打开一个缺口。同意大利的一些流亡分子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接触。法国沦陷后，英国人曾帮助上述流亡分子中的某些人逃到美国和拉丁美洲去，让他们在那里帮助建立“自由意大利”运动；后来，又帮助一些反法西斯分子横渡大西洋回来，以促进意大利内部的秘密反抗活动。⁽¹²⁾对这些“自由意大利运动分子”并没有给予足以改善意大利战后地位的任何一种承认，可是有过的那种接触无疑有助于提高反法西斯分子的希望。

英美政府的对意政策，除受当前战争需要的影响外，也还受到两国政府对战后和平方案总的想法的影响，而在这一方面意大利人也觉得他们有理由可以找一些希望。不错，这些缔结和约的目标是有它们较为严峻的一面的。盟国明白宣布他们要根除法西斯主义和惩办战犯。⁽¹³⁾罗斯福特别着重要惩办“首恶分子”及其死党，丘吉尔也不反对迫使意大利人交出法西斯头子，只要不因此而牺牲军事上利益。⁽¹⁴⁾而且意大利也不能指望保有其在法西斯政权下征服的土地。到1943年时，埃塞俄比亚早已失掉了，⁽¹⁵⁾而英美两国都已承认了阿尔巴尼亚独立的权利。⁽¹⁶⁾然而，关于法西斯掌权以前意大利本来就有的那些殖民地，⁽¹⁷⁾关于南蒂罗尔，⁽¹⁸⁾关于的里雅斯特，⁽¹⁹⁾则除艾登于1942年1月8日在下院发表过决不能再容许意大利统治昔兰尼加的塞努西的那句话以外，⁽²⁰⁾英美没有宣布过任何定论，而许多意大利人则希望（不管怎样不合理）能获得比最后强加给他们的较为有利的条件。

有关意大利国家前途的两个主要诺言是：第一，在意大利人抛弃了纳粹德国和本国的法西斯领导人之后，“重组后的意大利”可望在欧洲各国大家庭中占有一席受人尊重的地位；⁽²¹⁾第二，他们“最后”将有机会“依照自由、平等的基本民主原则选择自己的政府”。⁽²²⁾这两项保证显然都是能够办得到的，也是不大会引起不切实际的希望的。可是，其他的一些诺言，虽然完全是出乎诚意的，但在当时比较容易引起误解，或者易于因后来事态发展而变得无法履行，而这些事态发展，也许可以说，是应该更清楚地预见到的。例如，1942年11月14日伯利的讲话⁽²³⁾就把解放描绘得实在太容易而且毫无痛苦，同时他关于美国无意把“惩罚性”的和平条件强加给意大利的主张，可能已经助长了意大利也许不必支付赔款或不必放弃的里雅斯特的幻想。1943年7月28日，罗斯福曾亲自着重指出各占领国决意要使西西里免于匮乏。⁽²⁴⁾当艾森豪威尔1943年7月29日的广播文告⁽²⁵⁾正在草拟时，美国三军参谋长建议这位将军在文告中应提出，如果意大利投降的话，将释放“好几十万”战俘。在丘吉尔对此表示反对之后，文告仅仅提出以拘留在突尼斯和西西里的战俘同被拘在意大利的盟军战俘相交换；⁽²⁶⁾而后来，停战条件却只是规定释放盟军战俘，根本不提交换。阿尔及尔盟军总部向意大利进行的宣传中许了过多的愿；⁽²⁷⁾占领军发行的流通券，背面印有“四大自由”，象征着盟方特别是美国人本来的良好意愿。

卡萨布兰卡宣言（主要是罗斯福的主意）要求意大利无条件投降。⁽²⁸⁾谈判的时机成熟时，艾森豪威尔认为提出一些体面的条件将会促使意大利人早一点退出战争，⁽²⁹⁾但是原先主张把意大利作为例外而从宽处理的丘吉尔，现在却一心一意要确保意大利的完全投降，以便盟国可以毫无拘束地放手进行下一战役。然而，他是第一个提出只要意大利人对德国人实行抵抗就应给以支持这一想法的，⁽³⁰⁾这一想法后来具体体现在英美对意大利人通过里斯本提出的合作建议的答复中。⁽³¹⁾英美在这个答复中坚持必须无条件接受停战条件，同时规定，对于这些条件能否作有利于意大利的修改，须视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联合国家对德作战而定；意大利人凡是同德国人作战的，联合国家都将给予力所能及的一切支持。⁽³²⁾

第三节　停战协定的影响和盟国的军事行动（1943—1945年）

停战给盟军带来了一些好处，但决不是原来所期望的全部好处。他们得以占领南部意大利的许多地方，包括福贾的飞机场，还占领了科西嘉和撒丁；意大利舰队服从他们的命令开到了马耳他。⁽³³⁾另一方面，墨索里尼一垮台，德国人就开始准备他们的反措施，不出几天就控制了大半个半岛，并把墨索里尼从监狱里抢出来，使他成了傀儡共和国的首脑。8万盟军战俘大部分被运往德国，但有1万多人多亏意大利各阶层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给予帮助，得以越过敌人防线南撤。⁽³⁴⁾

起初，盟国认为德国人很有可能会放弃整个意大利中部，撤至守卫亚平宁山脉南麓的“比萨—里米尼线”，⁽³⁵⁾这些希望虽然终于化为泡影，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约德尔⁽³⁶⁾确曾计划把一系列防线中最重要的一条部署在亚平宁山脉南麓，而希特勒本人也曾一度怀疑过是否能够不太冒险地防守住更多一些的意大利地方。甚至在凯塞林⁽³⁷⁾成功地利用意大利瓦解后的局势，暂时给德国人保住了罗马之后，这个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直到11月间，当经过非洲战役的亲身教训，因而力主德军北撤的隆美尔⁽³⁸⁾被调往法国，他的部队被并入凯塞林的部队之后，这个问题才算解决。⁽³⁹⁾

9月30日，盟国部队开进了那不勒斯（已为本城公民所解放），但在那里被穿过卡西诺的德军坚固防线挡住了好几个月，而在亚得里亚海沿岸，他们的秋季攻势也只是使他们到达奥尔托纳，不能再北进。1944年1月22日，盟军在安齐奥登陆，但尽管如此，直到1944年5月间才攻破德军的“冬季防线”。他们于6月5日进入罗马，8月12日进入佛罗伦萨，但由于兵员弹药不足，不能在入冬以前突破亚平宁山脉进入波河流域和利古里亚。1945年4月，盟军再度出击，德国人终于在5月2日投降。

第四节　布林迪西政府成为参战友国

1943年9月出现的“解放了的意大利”是由国内最贫穷、最偏僻的地区组成的，因此它很难自助，要是当初解放是从北部开始的话，情况就会好得多。它给盟国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肮脏落后。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由他的首相巴多利奥元帅和他的三军参谋长陪同，在停战宣布后的那天一早就离开了罗马，逃往布林迪西（一译布林的西）。因此，签署停战协定的那个政府可以说仍然存在着。至于它能管辖到多远的地方，则是另一个问题。关于设立临时国都的问题，事先没有作出过安排。鉴于停战协定必须严守秘密，事前的确也很难作出什么安排。要不是国王和他的顾问们怕德国人挡住他们通向海岸的路的话，他们本来是要去撒丁岛的，而且不管怎么样，看来他们原是指望在一两星期内盟军为他们清除罗马市内的德国人之后立即就返回罗马的。随着这一前景的逐渐消失，他们不得不在几乎一切从头开始的基础上拼凑一个行政管理班子，以应付特别困难的局势。⁽⁴⁰⁾

盟国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这一个以国王和巴多利奥为首的政府，一开始就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论在意大利国内或国外，对这两个人都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国王由于他默认法西斯主义达20年之久，早已声望扫地。⁽⁴¹⁾1922年10月法西斯“进军罗马”时，他怕引起流血事件，危及君主制，因而拒绝宣布戒严，而且任命了墨索里尼为首相；1925年，当反对党领袖们向他提出马泰奥蒂被谋害一案中法西斯罪责的证据时，他毫无作为。巴多利奥虽然不是一个积极活动的法西斯党徒，但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是个唯唯诺诺的人，左翼方面是把他算作“反动分子”的。

布林迪西政府在盟国方面的主要支持者是丘吉尔，他深信，对意大利来说，就像其他一些已解放的国家一样，立宪君主政体作为一支稳定局势的力量、一种保持正统延续性的东西、一个号召武装部队效忠的中心，是必不可少的；而任何一个由反对法西斯的各党领袖组成的政府（他把这些领袖说成是“一群年迈贪婪的政客”⁽⁴²⁾、“意大利政治残渣”⁽⁴³⁾），都将是软弱的、没有代表性的，只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内战或共产党独裁。艾森豪威尔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也希望利用国王对武装部队的权威（在突然下令把舰队驶往马耳他的情况下，这种权威也许真起了作用）；同时他们是准备承认任何非法西斯的政府的，只要在他们看来，这个政府能够执行投降和停战的条件，能与盟国合作，能维持足够良好的秩序以省却盟国自己来管理这个国家的麻烦。⁽⁴⁴⁾可是，在英国也好，⁽⁴⁵⁾在美国也好，自由派和左翼的意见则认为，支持布林迪西政府就像是重蹈同达尔朗做交易⁽⁴⁶⁾的覆辙，而且这个观点有一个雄辩的鼓吹者，即非常接近罗斯福总统的哈里·霍普金斯。⁽⁴⁷⁾罗斯福本人，虽然并不主张君主政体这一制度，却准备暂时容忍国王和巴多利奥，不过他希望尽可能快地由反法西斯各党派所能接受的政府去接替他们。⁽⁴⁸⁾

停战条件签署后采取的解决办法是给艾森豪威尔如下的指示：⁽⁴⁹⁾布林迪西政府如能对德宣战，应准其作为意大利政府、作为盟国方面的参战友国⁽⁵⁰⁾而行使其职权，但由盟国管制委员会加以指导和监督。意大利将保留其选择自己的民主政府形式的权利，但这必须要等到德国人最后被驱逐出意大利之后。使意大利成为参战友国的建议，是由丘吉尔在9月9日致罗斯福和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⁵¹⁾中首先提出的，接着在9月10日广播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联合文告，号召巴多利奥和意大利人民起来同英国人和美国人并肩作战，⁽⁵²⁾13日，一个以梅森–麦克法兰将军为首的盟国军事代表团到达了布林迪西。可是，给艾森豪威尔的指令迟至9月22日才发出，那时艾森豪威尔已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出建议，极力主张接纳布林迪西政府为参战友国，而丘吉尔则已在下院作了一项声明，并已再次就此征求了罗斯福的意见。⁽⁵³⁾

然而，下一步不是意大利的宣战，而是9月29日艾森豪威尔和巴多利奥在马耳他一艘英国战列舰“纳尔逊”号上签署全部停战条件。⁽⁵⁴⁾早在7月底，这些条件已由英国人拟就，但是按照丘吉尔的意见，为了加快谈判，在里斯本和西西里只采用了一个较简短的文本。⁽⁵⁵⁾这个“简短的停战协定”除了纯属军事方面的条款外，还授予盟军总司令以全部权力，并规定意大利必须接受今后将提出的政治、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各项条件，所以意大利人好比已经签出了一张空白支票，由“详尽的停战协定”填入具体数字。罗斯福本来主张不要签署那详尽的停战协定，以便让艾森豪威尔可以根据情况需要自由行事；坚持要签署这详尽文件的是丘吉尔，他甚至还借重了斯大林的支持来达到这一目的。

停战协定不仅规定要解除武装、复员和非军事化，不仅规定联合国家可以根据需要占领多大一部分意大利；而且还把整个意大利及其资源统统交给联合国家支配，供其用于对德作战。⁽⁵⁶⁾国内外贸易、银行和生产都要受联合国家控制，报刊、广播、电影和戏剧都要受检查；同时详尽的停战协定中的政治条款则要求交出墨索里尼、他的主要同伙和联合国家所索取的其他战犯，解散法西斯组织，压制法西斯思想意识，取消反犹的和其他歧视性的法律，释放政治犯，释放同情联合国家的人。

这些详尽的停战条件是交给意大利派到里斯本来的第二个代表扎努西将军的，据说9月5日就已送到了罗马的陆军参谋长罗阿塔将军手里，同时还附去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的一张便条，说如果意大利能同盟国合作的话，这些条件是可以“放宽些”的。⁽⁵⁷⁾可是，巴多利奥在他的回忆录中却说，直到他去马耳他前几天，他对这些条件还一无所知，还说，这些条件改变了以前签订的条件，这种做法是不大方的，不光彩的。他在马耳他所表示的主要反对意见是：详尽的停战协定与简短的不同，使用了“无条件接受”这一短语；德军的占领使协定的许多条件无法实现。⁽⁵⁸⁾协定签字以后，艾森豪威尔给了巴多利奥一封信，⁽⁵⁹⁾大意是说，协定是根据意大利同联合国家合作以前的局势拟订的，协定的某些条件已经实现或者失效，协定的条款可视军事需要和意大利的合作情况而加以修改。事实上确于1943年11月9日签署了一份附加议定书，⁽⁶⁰⁾但是这份议定书只是进一步强调了无条件投降和交出战犯。它也就使苏联成为停战协定的签字国。

停战协定条款直到1945年11月6日才公布。早在1943年12月间，美国国务院就愿意公布这些条款了，但美国陆军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和英国外交部却担心这样做将为德国宣传机构利用，并将使意大利国内反对派得到一个借以攻击他们政府的不公平的武器。意大利人不仅对这种秘密做法极为不满，而且开始把停战条件猜想得比实际的更为苛刻了。有谣传说，意大利已经同意在它的各主要港口让出一些自由区——甚至还要割让潘特莱里亚岛和西西里岛——或者说已同意提供200万工人为盟方各国进行重建工作，或者说已接受英美对银行和重工业的永久控制。他们甚至把已公布的苏联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所订的停战协定文本拿来作猜测性的对比，觉得自己的还不如人家。

详尽的停战协定一经签订，艾森豪威尔就要求意大利对德宣战。国王想借此作为交换条件，为军队弄到一些装备并使撒丁岛上的军队得以回来，因此一直拖着，直到10月10日才表示同意；宣战书则直到13日才提交给德国驻马德里的大使。⁽⁶¹⁾同日，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联名发表一项声明，⁽⁶²⁾接受意大利作为参战友国，但表明将并不因此而影响停战条款，这些条款只有在盟国一致同意下，才能视意大利对盟方所作贡献的大小而有所调整。声明还表示注意到了布林迪西政府在那天向意大利人民发表的公告⁽⁶³⁾中关于他们最后将服从人民的意愿的保证。三大国在10月19—30日莫斯科会议⁽⁶⁴⁾之后发表的另一项声明⁽⁶⁵⁾中，用了更有力的措辞详细谈到要铲除法西斯主义和恢复民主，并敦促尽快地把各个反法西斯的政党吸收到政府中去。这样，在公开场合，苏联政府也参与作出了这一赞成意大利政治自由的姿态，可是在莫斯科的幕后活动中，它却坚决要求取得意大利舰队的1/3作为战利品。⁽⁶⁶⁾

第五节　盟国管制机构

盟国通过下列3个机构对意大利实行管制：占领区盟国军政府（1943年10月起删去“占领区”三字，即称盟国军政府AMG）；盟国管制委员会（ACC）；和谘询委员会。⁽⁶⁷⁾占领区盟国军政府这个机构是在意大利尚未成为参战友国之前就筹划设置的，并在西西里开始了工作，它是以各占领国的名义直接进行统治的。⁽⁶⁸⁾它的负责民事的官员随盟国军队在意大利北上，去恢复并维持社会秩序和各种必要的公用事业，主要是为盟军服务，但在军事需要容许的范围内也兼顾居民的利益；它的活动多种多样，从分配粮食，修复被破坏的发电站，一直到重开中小学和大学，保护文物，⁽⁶⁹⁾清洗政府机关中的法西斯分子，等等。

另一方面，盟国管制委员会⁽⁷⁰⁾并不是代替意大利政府行事的，而是通过该政府进行工作的。它成立于1943年11月10日，其任务是：为联合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提供一个同意大利政府联系的渠道；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使意大利的人力和其他资源能用于盟国作战。它在盟国军政府管辖范围之外的那部分意大利（即所谓“国王的意大利”）到处都设有大区一级的和基层一级的官员，从而把意大利分割成为各个也许过于互不通气的地区，甚至在有关粮食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没有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批准，不得制定任何法律或任命任何官吏，即使是地位较低的官吏。1944年1月，盟国军政府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总部机关合并，但它们的两套不同的控制管理形式仍各维持着。美英两国对盟国军政府和盟国管制委员会在财政上和法律上都分担着对等的责任，这两套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是按大体上对等的原则配备的。到1945年4月时，盟国军政府和盟国管制委员会共有总部人员300名，其全部工作人员则为1 304名军官和2 808名士兵，⁽⁷¹⁾其中半数以上的军官和士兵是英国人。盟国管制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凯尼恩·乔伊斯少将是美国人，1944年1月由英国将军诺埃尔·梅森·麦克法兰爵士继任此职，1944年6月又由另一个美国人埃勒里·斯通海军少将接任。还有一名法国观察员和若干名苏联观察员派驻在盟国军政府和盟国管制委员会。

“国王的意大利”起初只包括阿普利亚和撒丁岛，其疆域随着盟军的进展而扩大。1944年1月，意大利政府获准迁至萨勒诺，接着在7月15日迁至罗马，虽然该城及其周围地区直到8月15日仍在盟国军政府管辖下。从1944年10月16日起，军政府管辖地区和意大利政府管辖地区之间的分界线是沿着托斯卡纳区的南界划定的，然后穿过翁布里亚区和马尔凯区延伸到亚得里亚海。托斯卡纳的大部分，以及翁布里亚和马尔凯的其余部分，则分别于1945年5月和6月移交给意大利政府；艾米利亚、卢卡省、阿普尼亚和安科纳港于8月5日移交；皮埃蒙特和伦巴第以及威尼托的大部分地区于9月15日移交；那不勒斯、比萨和里窝那等市以及潘特莱里亚、兰佩杜萨和林诺萨等岛屿于12月31日移交。威尼斯–朱利亚和乌迪内省则始终由盟国军政府统治，直到1947年12月最后一批盟国军队离开意大利时为止。

谘询委员会是莫斯科会议的产物，⁽⁷²⁾由三大国的代表以及法国民族委员会、希腊和南斯拉夫的代表组成，最初设在阿尔及尔，后来才移到意大利。该委员会的设立，看来是为了使苏联政府更密切地接触意大利事务，也是为了安抚那些因意大利上升到参战友国的地位而多少有些惊惶的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3个流亡政府：它除有权处理经常性的非军事问题外，还有权提出有关协调盟国政策的建议。例如，放宽对布林迪西政府的限制问题就曾提交给它，但总的说来，它比较难得开会，是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的。

第六节　对德作战的意大利武装部队

意大利的三军中，得以避免德方的占领而几乎保持完整无损的只有海军。1943年9月23日，为了补充停战协定，地中海战区总司令海军元帅安德鲁·坎宁安爵士（停战协定草拟时，未曾同他商量过⁽⁷³⁾）同意大利海军部长海军上将德库尔滕签订了一项关于使用意大利舰队和商船队的专门协定。⁽⁷⁴⁾根据这一协定，4艘巡洋舰（后来增为6艘）、8艘驱逐舰以及约40艘的鱼雷艇、驱潜快艇和小型船只仍悬挂意大利国旗继续服役，用以护航，扫雷，并与被占领各国保持联系，等等。⁽⁷⁵⁾协定规定意大利潜艇暂时不得调动，但据报道，其中有一些曾在1943年秋被用来向爱琴海诸岛上的英军供应补给品，后来则成队地停泊在百慕大和科伦坡。坎宁安—德库尔滕协定还规定，商船队虽然仍悬意大利国旗，但应并入盟国统一调度的船队，集中使用。1943年11月17日又签订了一项补充协定，⁽⁷⁶⁾规定联合国家有权以不同于坎宁安—德库尔滕协定的方式处置意大利的船只，并有权给意大利商船另外配备船员而不用意大利海军部提供的人员。这一补充协定可能同苏联要求取得意大利军舰有关，它的签订引起了德库尔滕的书面抗议。⁽⁷⁷⁾

意大利航空人员经常在巴尔干各国的德国交通线上空飞行，并向南斯拉夫游击队空投供应品。起初，空军只能在南方凑集二三百架老式飞机，但从1944年7月起，盟国就向它提供飞机，到战争结束时意大利空军的14个中队中就有5个是用盟国的飞机装备起来的。⁽⁷⁸⁾

除少数几次英勇表现外，⁽⁷⁹⁾装备拙劣、领导无方而又厌战的意大利陆军，在停战后对德国人绝少抵抗。南部意大利原已驻有4个师，又增召了一些兵员，但开小差的十分普遍。⁽⁸⁰⁾另一方面，对渴望组织志愿军的许多反法西斯分子，并没有得到盟国鼓励。⁽⁸¹⁾盟国军事代表团的报告说，布林迪西周围的意大利军队只配充当劳动队伍；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意大利守军表现很坏；而科孚岛和克法利尼亚岛上的意大利部队虽然确曾抵抗过德国人并因此而于投降后被枪杀，⁽⁸²⁾但盟国方面的人却从未与这些部队有过联系。意大利战区盟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不大相信意大利战斗部队的能力，⁽⁸³⁾因此尽管巴多利奥不断呼吁，希望不要剥夺早先答应给意大利的“将功补过”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是极为有限的。从撒丁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调来的各个师始终未被解散，但甚至这些部队也被改为劳动队，他们的装备则给了南斯拉夫游击队。⁽⁸⁴⁾一支5 000人左右的“摩托化部队”曾于1943年12月间投入战斗，初次交火就遭受严重伤亡，⁽⁸⁵⁾随即从前线撤了下来。这支部队后来改组成为意大利解放军团，为数约22 000人，在1944年的夏季战役中表现良好，并且被扩充成为6个“战斗大队”（总数约5万人），其中有些大队参加了攻入伦巴第的最后进军。⁽⁸⁶⁾30万意大利陆军中的其余人员则用于清除地雷，从船上卸货，赶骡车和开卡车运送补给品以及其他非战斗的、但往往是危险的工作。从停战到1945年8月31日止，陆军伤亡总数是死20 616名，伤11 682名，失踪17 171名。⁽⁸⁷⁾除正规陆军充当劳动队伍外，还有335 000名民工在船坞、补给修理站为盟军工作，英美军中的意大利战俘也有许多志愿充当“合作者”，这是享有比战俘较多自由的非战斗性辅助人员。⁽⁸⁸⁾

第七节　国内政治

（一）各个反法西斯政党和国王（1943—1944年）

墨索里尼垮台之前就已在意大利全国各地（遍及战线两侧）重燃起来的政治活动之火继续在发展，⁽⁸⁹⁾这一发展同布林迪西的那个影子政府并没有什么关系。到停战协定签订时，已经有了许多政党，有的是原有政党恢复活动，有的是新建的。社会党在法西斯主义上台时曾是左派的主要政党，不仅在产业工人中而且在北部和中部意大利比较穷苦的农民中都曾拥有大量的追随者，现在却有了共产党这样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⁹⁰⁾而且社会党内以前的改良主义倾向和极端主义倾向相互冲突的历史还将在战后政治中继续下去。行动党建立于1943年初，但推动它的精神力量却来自更早一些的由卡洛·罗塞利创建的“正义和自由运动”。⁽⁹¹⁾这是一个以大学校为基地的知识分子的党，它继承了马志尼的共和自由主义和反教会自由主义的传统，并且兼有一种更合乎现代精神的对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兴趣；它表现出一种天真的轻信，认为一旦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被打败，就可以通过一个自由的政府和一项实行根本改革的政策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受旧时代污染的新意大利。在一些历史较久的政党看来，行动党人很像是反法西斯运动中的一批肆无忌惮的人，但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却比谁都毫无逊色。天主教民主党所继承的是法西斯上台以前的人民党——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信仰天主教，但并不属于教会。天主教民主党后来成为解放后的意大利的3大政党之一，但变得比它的前身右得多。⁽⁹²⁾中间偏右的是自由党，它以同样的热情主张经济放任和政治自由，因而更多地带有19世纪的而不是20世纪中期的时代特色；它不仅是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党，而且也是有产者的党。就是以上这5个政党，再加上一个在北方并不活动的、中间偏左的小党劳工民主党，联合组成了一个联盟；参与策划推翻墨索里尼的就是这个联盟，停战协定签订后在德军占领下的意大利各地组成民族解放委员会⁽⁹³⁾的也是这个联盟。

国王曾坚决主张不让所有这些政党参加第一届巴多利奥政府，的确，这个政府甚至拒绝承认任何政党的合法地位；后来当他在盟国强迫之下邀请这6个政党参加布林迪西政府时，它们都拒绝在国王在位时参加政府。其后6个月中，国王的退位问题，君主政体的前途问题，以及如果国王退位，应以怎样的方式在战后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君主政体存废之前暂时保留王权的问题，主宰着意大利的国内政治，并在各政党之间引起了严重的分歧。⁽⁹⁴⁾天主教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中有些是共和派，有些是君主派，而君主派中也有许多人希望国王退位，认为这是保全王朝的最后机会。社会党、民族主义党⁽⁹⁵⁾和共产党都是主张共和政体的，但共产党一开始就表现出没有其他两党那样坚决。

随着流亡人士陆续从美国回来，有一些新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其中之一是“自由意大利”运动的一位领袖、1920—1921年时曾任外交部长的卡尔洛·斯福扎伯爵。斯福扎在向美国政府申请准予返意时曾表示，在全部德军被逐出意大利以前，他愿意支持巴多利奥政府；⁽⁹⁶⁾途经伦敦时他会见了丘吉尔，给丘吉尔留下的印象是，可以信赖他将同巴多利奥和国王合作。然而，当他还在美国时，他就已说过赞成国王退位的话，而一到了意大利，他首先拒绝了巴多利奥要他出任外交部长和副首相的建议，接着又拒绝了国王请他出任首相的建议。从此丘吉尔就认定他不适宜担任公职。

克罗齐和南方其他一些反法西斯领袖的态度是，如果国王退位而由摄政团以国王6岁的孙子那不勒斯亲王的名义代为执政的话，他们愿意参加政府。这个建议华盛顿是赞成的，但丘吉尔不同意，罗斯福因而又回到艾森豪威尔的建议，即如果国王不愿退位（他是极不愿意退位的），巴多利奥政府应维持到罗马解放为止。然而，英国和美国的新闻记者和那些负责政治战的军官们却往往同情反对派远甚于同情政府，而盟国的广播和意大利政界领袖所收到的国外表示友好的函电也都令人感觉到，在意大利国外反对国王和巴多利奥的情绪是多么强烈。

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关于布林迪西政府的争论在新的一年里再度爆发。1944年1月22日，当盟军在安齐奥登陆时，美国国务院建议不要让国王返回罗马，应放手让“自由派方面的各种力量”立即建立起一个代议制的政府。丘吉尔则坚决主张盟国在能够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以前应当支持国王和巴多利奥；他再一次提醒罗斯福要对反对派有所警惕，特别是对斯福扎。2月11日，当事情已很明显，不再有希望在安齐奥取得速胜时，罗斯福才对丘吉尔表示，在军事形势改善到可以不必担心意大利部队发生变乱以前，美国将不做任何引起政治方面变动的事。

1944年1月28—29日，6个政党在巴里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公开要求国王立即退位，要求组成反法西斯的联合政府，并在战争一结束就召开制宪会议。当他们要求盟国支持这一政策时，不仅新任地中海战区盟军最高司令英国将军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赞成给予支持，美国政府也表示赞成。而且，2月20日国王同意了一项新建议，即国王不退位，而是把权力授予他的儿子作为副摄政；⁽⁹⁷⁾这项决定立即通知了英美政府，虽然在意大利国内还是严格保密的，这显然是因为国王仍然坚持在他未回罗马以前不退位。

2月22日，丘吉尔又一次在下院声明支持国王和巴多利奥，⁽⁹⁸⁾从而使六党抱有的希望化为泡影，对此，意大利的共产党、行动党和社会党在那不勒斯安排了几次抗议示威。然而，美国政府却对美国驻意大利的代表们说，不必把丘吉尔的演说看作是对六党要求的最后回绝，协商一致后作出的盟国答复还有待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来发表。⁽⁹⁹⁾罗斯福同丘吉尔在这个问题上又争论了一个月，仍未能达成协议；3月24日，赫尔把这个问题提交给谘询委员会。

谘询委员会里的英国代表最后同意，应告知国王现在已是他引退的时候了。然而，直到苏联政府插手干预之后，这一僵局才告结束。3月3日，罗斯福透露了苏方要求把一些意大利军舰交由苏联处置的建议，⁽¹⁰⁰⁾使人们整整惊讶了几天；继此之后，苏联政府于14日宣布已同意与意大利重建外交关系。苏意两国政府都没有在这次宣布之前通知盟国管制委员会或谘询委员会，因此，美国国务院提出了抗议。莫洛托夫解释说，关于对意大利的处置，一直没有人同苏联进行过充分磋商。英国和美国并不立即同意大利恢复完全的外交关系，但它们在这方面确是跨进了一大步，分别委派诺埃尔·查尔斯爵士和亚历山大·柯克先生为各该国的高级专员兼派驻谘询委员会（现已由阿尔及尔迁到意大利）的特别代表。柯克本人还带着大使衔。3月28日，发生了一件甚至引起更大轰动的政治事件：意大利共产党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莫斯科寄居多年之后回到了意大利。4月1日，共产党建议，不论国王退位与否，六党应当立即参加政府。其他政党除同意外别无选择，因而于6日向公众披露了设置副摄政的计划，12日正式宣告成立副摄政制，从罗马解放之日起生效。六党联合政府于4月24日就职，巴多利奥留任首相兼外交部长。⁽¹⁰¹⁾

（二）“六党执政”（1944—1946年）

6月4日的罗马解放，除了导致6月5日国王移交权力给王储外，还带来了一次政府改组。罗马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拒绝在巴多利奥领导下工作，于是仍由原来这6个党组成了一个新的联合政府，而罗马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席、劳工民主党人伊凡诺耶·博诺米则成了新政府的首脑。好不容易说服丘吉尔同意这个改变，却又在拟议任命斯福扎为外交部长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个更为尴尬的局面，因为梅森·麦克法兰对这项任命的否决立即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后斯福扎就任了不管部部长。⁽¹⁰²⁾新任各部长都必须保证遵守当时尚未透露的停战条款。⁽¹⁰³⁾

从1944年6月起至1946年6月选举时止，共有四届政府先后当政。1944年12月组成的博诺米第二届内阁内有共产党人，但不包括行动党人和社会党人；组阁时斯福扎的任命又一次遭到英国人的否决，这次否决适值希腊⁽¹⁰⁴⁾和比利时⁽¹⁰⁵⁾也都在发生政治纠纷，加在一起促成了整个这次战争中英美之间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之一。⁽¹⁰⁶⁾北方解放后，行动党人费鲁乔·帕里组成了一个远较博诺米政府为左的六党内阁，帕里是抵抗运动最杰出的领袖之一，他的背后有意大利北方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一强大的（虽然是短命的）权力机关的支持；但是，由于自由党人转而反对他，也由于他自己作为政治领导人缺乏经验，终于在11月24日被迫辞职；12月10日，天主教民主党领袖阿尔契德·德·加斯贝利沿着比较保守的方向改组了“六党执政”政府，特别在经济政策方面是如此。

“六党执政”有着某些明显的不利条件：各党不管其实力大小，在内阁里都占有同等地位，而且各党间平衡得非常均匀，甚至有一个时候一位正统派的经济学家在国库部负责总的经济政策，而一位共产党人则在财政部主管税收。而且“六党执政”的时候，正是日子很不好过的战争最后一年和继此之后的那段几乎可以说更使人痛苦失望的时期，那时重建工作刚在困难重重中开始，而旧时代的种种腐恶已在悄悄地死灰复燃，来嘲弄抵抗运动所抱有的很高期望。这个时候最危险的特征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这不仅是由于共产党的鼓动，同样重要的也是由于贫困和社会不公正这样一些无可回避的事实。必须处理的首要问题之一是游击队员的复员。游击队员中有很多人，也许多达50万人，只是偶尔帮助过一下抵抗运动，或者参加得很迟，只来得及赶上最后总起义，或者甚至更迟；但是也有20万左右男女队员，服务于抵抗运动的时间相当长，相当负责。足以称得上“战斗的游击队员”。⁽¹⁰⁷⁾政府对待他们并不是很慷慨的，也没有能及时地关心解决他们的疾苦。⁽¹⁰⁸⁾左派坚持要把大量这样的游击队员吸收到辅助警察部队或陆军中去（虽然军事当局怕共产党渗入，极不愿意吸收他们）。许多游击队员，如果能找到工作的话，是乐于重返平民生活的，但是抵抗运动里当然也有恐怖分子和带枪的好斗分子。而且，游击队员的装备有许多始终没有上交给盟国或意大利当局，据信这些装备被那些遍布于意大利北方的共产党人和右派游击队藏匿起来了。

在可能举行地方选举以前，市长和市政委员会是由各省省长征得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意后从六党党员中选拔委任的。然而，省长们自己是由盟国军政府或意大利政府任命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职业文官，同当地的抵抗运动毫无关系。盟国军政府据说甚至任命过这种人去接替代行省长职权的抵抗运动领袖，或比这更糟，还任命过一些同法西斯有瓜葛的人。作为重建正常的议会制政府和准备选举的第一步，政府召开了一个协商会议，⁽¹⁰⁹⁾第一次会议于1945年9月25日在罗马举行。协商会议的成员是由所有各个党（不限于参加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那几个党）、各个工会、各个专业人员协会以及退伍军人组织等提名的；某些反对法西斯的前议员也被邀参加协商会议。可是，在协商会议和市政委员会之外，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各省市中的组织系统网实际上形成了另一个临时行政机构，对国王和政府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的确，根据与盟军达成的协议，北部意大利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从4月25日起至1945年6月盟国军政府接管时为止，曾经统治过伦巴第。⁽¹¹⁰⁾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各党——共产党、社会党和行动党——原希望在未举行大选以前让民族解放委员会行使广泛的行政权和立法权，甚至司法权；但是，为减轻右派的顾虑起见，于1945年6月间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商定即使在选举以前，各民族解放委员会也只应有谘询的权力，而在选举之后就只能保留这些委员会作为党派间的一种联络机构。1946年7月经作出决定，索性把它们全部解散了。

地方分离主义也是一个不能不估计在内的问题。在西西里，以安德里亚·菲诺基阿罗–阿普里尔为首的分离主义运动，在某几个负责民政事务的西西里裔美籍军官的赞助怂恿下，显然一直在向两个占领国当局接近，表示友好。⁽¹¹¹⁾意大利当局最后取缔了这个运动，并不得不于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间派兵去对付分离主义者的队伍。在瓦莱达奥斯塔也有类似的运动。⁽¹¹²⁾总的说来，许多意大利人也都感到现在是改变一下那种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时候了，这一中央集权的制度还是在19世纪中。当意大利的许多情况各异的地区被统一起来时由皮埃蒙特人强加给这个国家的，后来中央集权方便了法西斯统治，而法西斯党人又大大地扩展了中央集权。到1946年底，西西里、⁽¹¹³⁾撒丁⁽¹¹⁴⁾和瓦莱达奥斯塔⁽¹¹⁵⁾都已获准采用了特殊的地方自治制度。至于南蒂罗尔，除了国际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地方自治方面的问题，以及威尼斯–朱利亚的情况，都将在下文说明。⁽¹¹⁶⁾

最近，1948年的意大利宪法把全国划分为19个大区，除行政权外还各赋予立法权。天主教民主党以前虽曾是地方分权原则的有力支持者，但并不急于要冒在国内建立一些共产党国家的风险。实际建立地区自治制度的立法被长期拖延着，到本书执笔时，除西西里、撒丁、瓦莱达奥斯塔以及包括南蒂罗尔（阿尔托–阿迪杰）和特兰提诺的一个大区外，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实行地区自治。

（三）1946年的选举和共和国的建立

1946年6月2日举行了制宪会议选举并就君主政体问题举行了公民投票。⁽¹¹⁷⁾制宪会议的552个席位中，天主教民主党得207席（8 083 208票）；社会党得115席（4 744 749票）；共产党得104席（4 342 722票）。包括自由党在内的民族民主集团得41席；行动党（已开始分裂，最后于1947年12月解散）只得7席；而古格利埃尔莫·齐安尼尼的那个新冒出来的平民党却获得了1 209 918张选票和30个议席（该党致力争取的对象大体上也就是1919—1922年间法西斯主义所吸引的那部分下层中产阶级分子）。⁽¹¹⁸⁾市政选举在1946年3—4月间举行，但米兰以外的其他各个大城市不在此列（它们到10—11月间才举行市政选举），南蒂罗尔和威尼斯–朱利亚也不在内。在这些选举中占优势的仍然是6月大选中领先的那三个党，在许多地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是结成联盟参加竞选的，他们赢得了多数大城市。平民党在罗马和南方各地的秋季选举中表现得不错，但此后就湮没无闻了。

公民投票结果，赞成共和政体的占12 717 923票，赞成君主政体的为10 719 284票。⁽¹¹⁹⁾少数票为数也不小，这也许是同5月9日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让位给他儿子的这一行动有点关系的。北方倾向于投共和政体的票，南方则倾向于赞成君主政体，但各个区的详细投票数字表明，南方投票赞成共和政体的远较预期的为多。公民投票结果初步公布后，乌姆贝托国王不愿立即同意宣告成立共和国，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紧张气氛，直到他在政府的压力下终于在6月13日离国后，气氛才缓和下来。政权的改变是以相当和平的方式完成的。28日，制宪会议选举那不勒斯的一位律师、无党派人士恩里科·德·尼古拉为临时国家元首。⁽¹²⁰⁾

（四）共产主义的挑战（1946—1947年）

7月12日，德·加斯贝利重新执政，其内阁不仅包括天主教民主党人和其他两三个非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留在内阁里近一年之久。然而，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都已在摆开阵势准备“冷战”了。天主教民主党在各大党中是最靠近右派的，它所吸引的选民有许多是想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或极端保守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但也有许多是那些认为危险主要来自左派的人。⁽¹²¹⁾反共成了把该党内部两个极端——大小雇主及地主等的既得利益为一端，主张改革者和较穷苦的人为另一端——联系起来的一条最坚固的、几乎可以说是惟一的纽带。不久就在一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改革这一迫切而重要的问题上）暴露出意见分歧。在意大利，倾向于民主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天主教徒不像在法国那样有力量（加斯贝利本人是个突出的例外），而许多属于温和左派的知识分子则觉得接受不了一个天主教的党，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正被挤压在黑色和红色两大磨石之间。⁽¹²²⁾那些较下层的、较少关心政治的选民，特别是乡村中的选民，在作出政治取舍方面，反应就远没有那么迅敏：要是选举日适逢星期天，在去做弥撒的同时顺路投共产党的票，他们是不会觉得有什么错或甚至有什么奇怪的。1946年选举时教会曾插手反对共产党，而在1948年和1948年以后的各次选举中，教会卷入党派政治的程度就更深了。1949年7月，教会宣布共产党人很可能被开除教籍。虽然天主教民主党仍然否认它是教会人士的党，但在1948年以后，该党的选民工作很大一部分是靠天主教行动会——一个听命于教会的非神职人员的组织——进行的，就像它的很大一部分经费来源靠它党员中的富人一样。

意大利共产党⁽¹²³⁾当时是苏联以外最大的共产党（党员人数在1945年12月有1 762 056人，1946年6月有2 125 000人），⁽¹²⁴⁾虽然法国共产党在1946年选举中得票比它还多100万张左右。“所有正派的工人……不论种族、宗教信仰和哲学信念如何”，⁽¹²⁵⁾都可加入共产党。知识分子、天主教徒、妇女、退伍军人、前法西斯分子等都受欢迎。共产党在某些农民中取得的成功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1946年共产党员数占当地人口比重最高的两个区是艾米利亚和托斯卡纳，前者是肥沃的农业区，有着大量的贫苦农民和无地雇工，后者虽远没有那么贫困，但那里的农民寄希望于共产党，希望共产党能给他们带来土地改革，使他们从佃农变为自己田园的主人。⁽¹²⁶⁾在皮埃蒙特，共产党的力量强；在伦巴第则是社会党的力量强。共产党员总数中，南方人所占的比重在1947年时只有5/1，在1946年和1948年只占8/1。⁽¹²⁷⁾在开始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很不重视，甚至有报道说，该党的主要知识分子孔切托·马凯西教授曾于1945年4月间公开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没有教条的经济社会纲领，而把辩证唯物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糟粕”。⁽¹²⁸⁾

的确，共产党从其早期——特别是从它最优秀的组织者和思想家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1937年死于法西斯监狱⁽¹²⁹⁾）——继承了一种比较具有自由思想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入党的许多知识分子中重又出现。两三年后，似乎对那些“主张‘自由发表意见’和‘自由犯错误’的人”⁽¹³⁰⁾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态度。在当时的共产党报刊和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可以找到一些颇能反映出这方面情况的长篇大论，谈的是党内自由讨论在使马克思主义“活的理论”适用于每个国家特定时刻的具体情况方面所起的作用，⁽¹³¹⁾和怎样才能使党员们的思想同党的指示命令“协调起来”等等。⁽¹³²⁾

1943—1946年间共产党的迅速发展是不难解释的。它在法西斯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内保存着秘密地下组织，使它在抵抗运动方面有一个飞跃的起步，其他的党则因完全缺乏经验而在丧失优秀成员。共产党人的勇气和工作效能，在对意大利的解放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党树立了很大的声望；而且正是这些品质，加上它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对手采用的那种毫无忌惮和残酷无情的策略手段，为它赢得了支配抵抗运动的主导地位，⁽¹³³⁾在这一运动中，三个左翼政党是常常合力对付其他党派的。由共产党领导、但对非共产党人也开放的“加里波迪”大队，是替该党招募和训练积极分子的一个极好的工具，这种积极分子对党开展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各项活动来说都是极为必要的。⁽¹³⁴⁾

战后共产党人在地方管理和社会福利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例如，他们在乡村里开创了孩子在外搭伙这样一个值得称道的办法。他们的领袖，如果当上了收入优厚的官职，就把薪金交给党（党发给他们较低的生活津贴），或者，如果富有私产的话，则为革命事业慷慨捐献。例如两个当时有公职的共产党人福斯托·古洛和路易吉·德·菲尔波都在南方富有田地，但据悉前者曾把几百万里拉捐献给党，而后者则把他的几个农场交给了佃农。⁽¹³⁵⁾在1944—1947年的意大利，许多人感到，共产党是能够而且愿意帮助他们的惟一政党，而社会党的全盛时代则已经过去了。⁽¹³⁶⁾

然而，共产党人远不是以社会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往往表现得要比社会党和行动党稳健得多，他们觉得与其把他们的前途押在大胆的重建政策上，不如在政府中获得一个立足点。在土地改革和产业国有化问题上，⁽¹³⁷⁾甚至在拟议中的资本税问题上，他们的表态都很审慎。像其他一些共产党一样，他们在和平、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自由、尊重人格的问题上一再发表最无懈可击的观点，并且常常痛斥反对他们的某些人，说对方背叛这些理想；但同时，他们常常利用恐惧和仇恨等群众情绪作为手段。1946年时共产党的恐怖活动仍在继续，特别是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区，虽然不像1945年和1947—1948年时那样激烈，而且同样地也是右派恐怖分子的挑衅所引起的。

事实上，直到1947年，共产党人始终是试图通过全民族团结的途径来取得政权的。他们创立了同志协会、青年阵线、意大利妇女联盟等一些非党派组织，并从这些组织内部取得了对它们的控制。他们还通过同社会党结盟，终于也控制了原来是在所有党派都参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总工会。他们谋求同天主教民主党达成某种谅解（但后者全然无意于此），还试图把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起来。1934年以来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有一个关于采取一致行动的协定，但共产党曾不止一次为了攫取某些眼前的政治利益而置之不顾，1946年10月27日订立了另一个协定来代替它，从而把两个组织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个新协定所规定的共同目标是没有什么害处的，但它赋予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就不是无害的了。这是反对合并的社会党少数派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朱塞佩·萨拉盖特和其他一些人于1947年1月间退出了社会党，另组意大利工人社会党，而社会党的余下部分则仍在彼特罗·南尼领导下，继续同共产党合作。1947年2月，德·加斯贝利内阁改组，南尼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仍被保留在内，但到同年5月都退出了政府。1946年底，共产党由于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主张对南斯拉夫让步而在一段时期内声望有所下降，1947年以后，它的党员人数增加极少。⁽¹³⁸⁾然而，正如1947年开始的意大利政治新阶段中事态发展所表明的，它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组织。

第八节　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分子的惩办以及行政机构的清洗

1944年7月27日的一项法令⁽¹³⁹⁾授权对下列人员提起公诉：（1）最上层的法西斯分子，对建立和维持法西斯政权及对意大利的参战和战败应负特殊责任者；（2）虽不那么显要，但在政治上活跃的法西斯党徒，特别是早期就加入该党，组织过政治恐怖活动，或者本人犯有罪行而为法西斯政权所包庇者；（3）停战协定签订后同德国人合作者。

此后的几个月里，许多法西斯党徒、战犯和通敌分子被提交给按上述法令建立的高级法院。这些审讯中最轰动的是对罗阿塔（前军事情报局长）、菲利普·安富索（前齐亚诺的私人秘书，审讯时为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前阿尔巴尼亚总督弗朗切斯科·亚科莫尼和其他12人的审讯。这次审讯是在1945年1月至3月间进行的，审讯时就像整个法西斯政权被押上了被告席，其罪状是发动侵略战争；在西班牙内战中搞破坏和恐怖活动（包括进行细菌战的计划）；1934年参与杀害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长巴尔图⁽¹⁴⁰⁾以及1937年参与杀害反法西斯知名人士卡洛·罗塞利和内洛·罗塞利。⁽¹⁴¹⁾在这次和其他几次审讯中，法院判决了若干人死刑，许多人被判处长期监禁；但许多被告或者躲藏了起来，或者仍在北方逍遥法外，而罗阿塔则在审讯过程中脱逃。普通法院在处理较小的法西斯分子方面也行动迟缓。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报纸鼓噪着要惩办所有的人民公敌，其中也包括前政权在大企业界里的那些支持者，他们由于发了战争财而又在重新活跃起来。人们的情绪激动到如此程度，以致在审讯前罗马警察局长彼特罗·卡鲁索时，闹事的群众竟杀害了一个过去当监狱长的证人。

这一事态的发展随着1945年4月北方的解放而达到了高峰。⁽¹⁴²⁾提交特别陪审法庭的通敌卖国案约有3万件，每一个这样的法庭设有专业法官一名，另有若干名从民族解放委员会编制的名单中抽签选定的“人民审判员”从旁协助。⁽¹⁴³⁾在随后的6个月里，这些法庭判处了两百多人死刑；⁽¹⁴⁴⁾但是被处死的新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分子还要多得多，他们有的在抓到时立即被枪决，有的则在经过革命群众方面类似“私刑审判”那样的手续后被枪决。这样死去的人究竟有多少，无法肯定。“意大利社会运动”常常引用的30万人这个数字⁽¹⁴⁵⁾大概是远远太高了，至于说1945年4月25日至5月5日间被杀死和失踪的为1 732人（内政部长马里奥·谢尔巴1952年6月提供的数字）⁽¹⁴⁶⁾则又失之过低。皮埃蒙特的游击队司令部有过命令把俘获的所有新法西斯志愿部队人员统统处死；虽然这道命令后为设在米兰的游击队总司令部所撤销，⁽¹⁴⁷⁾但为时过晚，已来不及阻止许多人被枪决。总之，暴力行动的浪潮一直持续到6月底以后。1945年的新闻报道中提到：有9 000到1万人，⁽¹⁴⁸⁾甚至也有提到2万人⁽¹⁴⁹⁾死于政治杀害；到5月5日止，都灵的游击队法庭已判处了2 000人死刑；⁽¹⁵⁰⁾连续好几个星期米兰郊外每天清晨都发现尸体；⁽¹⁵¹⁾有越狱和私刑；嫌判决过于宽大而发生暴动和罢工；借机报私仇；杀害逃亡者以谋取其财物等。

然而节制和通融逐渐占了优势。原来的一些判决经过上诉后减轻了或者撤销了，看到有人逃走，就假装不见了，而1946年的大赦⁽¹⁵²⁾更使数以千计的人身受其惠（到1952年时，游击队恐怖分子已在被提交审讯了，而仍在狱中服刑的法西斯分子只剩下了315名）。⁽¹⁵³⁾政治上活跃的法西斯分子被褫夺公权的时期要到1952年12月31日才告结束，但远在这时以前，像阿基尔·劳罗（那不勒斯的航运业巨头，在法西斯党内从未真正担任过高级职务）这样的人早就能重返政界，充当保皇派的一名吹鼓手。早在1946年12月间，就已成立了一个新法西斯党派“意大利社会运动”，公然自命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继承者；据它自称，成立不到一年，它就吸收到了127 000名成员。⁽¹⁵⁴⁾

公务人员和专业人员的清洗，⁽¹⁵⁵⁾原定仅仅是要惩办那些积极活动的和有影响的法西斯分子或“法西斯战斗队”时期的老资格党徒，而对于那些只为谋求或保住工作而参加过法西斯党的多数人将不予追究。可是最初，有相当多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公营公司职员和其他一些人被勒令停职，但审查程序却使人们有许多机会可以故意拖延和在法律上玩花招，而且右派势力又强烈地偏向于从宽处理。1944年的那些法令在1945—1946年间打了折扣，结果，被撤职的1 874名和强迫退休的671名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大部分都恢复了原职，所有较小的处分也都免予执行。⁽¹⁵⁶⁾到最后，在80万机关工作人员中被撤职的只有几百人。

1944年7月27日的法令还授权国家，对凡是担任过官职或政治上活跃过的法西斯党徒或其近亲或企业合伙人在1945年1月3日以后所取得的资本增益，如提不出足以证明其合法取得的证据的话，得统统予以没收。最后宣布，国家将从500多个法西斯党徒的财产中收取约200亿里拉（2 200万英镑），⁽¹⁵⁷⁾可是，这里也许同样不难找到法律上的空子。

第九节　盟国管制的放宽

早在1943年12月27日，意大利政府就要求容许它宣布拥护大西洋宪章原则的愿望，接着于1944年2月和4月又一而再地要求给予完全的盟国地位。英国认为这两项让步可能会有损于盟国在战时管制意大利的自由，也有损于盟国在战后缔结和约时迫使意大利作出领土和其他牺牲的行动自由，因而都表示反对。美国人在意大利宣布拥护大西洋宪章这一问题上同英国人争论了达3个月之久，但在对给予它以盟国地位的问题，则部分地由于考虑到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反应，采取了和英国人相同的观点。

然而，1944年8月23日赫尔在答复博诺米的一项请求时，不无同情地表示停战条件可以修改。同月，丘吉尔访问了意大利，通过此行他得出结论，应该给予意大利政府某种信任的表示，即使不是真的订一项初步和约的话。9月26日在海德公园发表的罗斯福—丘吉尔声明⁽¹⁵⁸⁾宣布了即将就盟国管制委员会、外交关系、经济救济⁽¹⁵⁹⁾和其他方面作出的一些让步。从1944年10月25日起，盟国管制委员会删去“管制”两字，改称盟国委员会，其中的军职人员越来越多地为文职人员所替代。11月10日，英国驻中东的常驻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继亚历山大担任该委员会代理主席。接着，1945年2月24日的一份盟国备忘录⁽¹⁶⁰⁾通知意大利政府，此后对日常行政的管制将仅以盟军军事利益所需要者为限；结束了盟国对立法和官员任命的否决权（少数几个军事上重要的任命除外）；并宣布除某些联络官和技术专家外，委员会地方一级和大区一级的工作人员统统撤走，设在“国王的意大利”的大区一级机构将于4月1日以前全部关闭。委员会的总部则一直保留到1947年1月31日才撤销，撤销后它的工作移交给了盟军司令部。

1945年2月的备忘录还声明，以后将给予意大利在外交事务上使用秘密通讯的便利（但不包括未经备案的密码的使用），作为条件的默契是，意大利政府将随时把它同别国政府的谈判情况通知盟国。早在1944年10月26日，美国政府就曾宣布同意大利重建完全外交关系的意向，⁽¹⁶¹⁾1945年1月8日和3月8日，柯克和阿尔贝托·塔尔基亚尼两位大使分别在罗马和华盛顿递交了国书。然而，英国人却只是给他们的高级专员个人加上大使衔，一直到后来和约批准之后才恢复完全的外交关系。

雅尔塔会议没有给意大利人带来什么鼓舞，他们对自己被排斥在旧金山会议和联合国之外也深感不满。⁽¹⁶²⁾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上，以及在会议之后的整个秋天，美国都曾建议修订停战协定，作为对意大利共同对德作战的酬报。⁽¹⁶³⁾意大利政府是愿意就有关占领的一切事情缔结协定的；但苏联政府不同意给予意大利不同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待遇。1946年5月至6月的外长会议谈妥了一项经过修正的停战协定，撤销盟国委员会和某些军事管制，并授权就英美军队保卫意大利境内交通线问题由意英和意美直接签订协定，但意大利政府对此建议显然没有反应。几星期后，巴黎和会就着手拟订和约。⁽¹⁶⁴⁾和约于1947年2月14日签字，最后一批占领军则于1947年12月撤走。

第十节　战俘和战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战俘或“军事拘留人员”的150万⁽¹⁶⁵⁾意大利人中，落在英美手里的有558 000人。⁽¹⁶⁶⁾这些人中，到1945年4月时已有18 000人以年龄、健康，或具备特殊条件等理由而被遣返，⁽¹⁶⁷⁾其余人员的遣返工作，虽由于缺乏运输船舶以及英国不愿失去农业劳动力而被推迟，但在1947年初亦告完成。到那时，1943年被德国人拘留的那些人中已有635 000人从德国回来，有9万人从巴尔干回来。⁽¹⁶⁸⁾最悲惨的是1942—1943年苏军冬季攻势后在乌克兰失踪的那10万人的遭遇。1943年初的苏联广播谈到过好多万名战俘，但到1945—1946年间开始遣返时，苏方正式宣布将予遣返的意大利战俘总数仅为21 065人，而其中的8 522人原来是在德国人手里而不是在苏联人手里的；⁽¹⁶⁹⁾1947年2月27日，意大利国防部长明确地说，这些战俘有94%已死于俄国，大部分死于1943年上半年。⁽¹⁷⁰⁾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把还有些人在劳动营里活着的希望完全抛掉。

战犯的审判和惩办，是说明意大利处境异常的又一个例子。英国军事法庭不仅受理对盟国军民所犯罪行的案件，也受理对意大利人所犯罪行的案件，审讯结果，有一个德国将军被判处死刑，另一个被判处10年徒刑。⁽¹⁷¹⁾同时凯塞林本人和他的两个部下冯·马肯森将军和梅尔策将军也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为终身监禁）。因为他们三人曾下令在罗马郊外阿尔德阿蒂内的沟坑里屠杀335名人质，而凯塞林还发布过对平民实行报复性暴行的命令。⁽¹⁷²⁾

另一方面，意大利人被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列为战犯的有1 204名，列为嫌疑犯的有69名；被英国和各自治领提出控诉的有战犯170名，嫌疑犯9名；被希腊提出控诉的有战犯179名，嫌疑犯11名；被南斯拉夫提出控诉的有战犯764名，嫌疑犯42名；被法国提出控诉的有战犯80名，嫌疑犯5名；被埃塞俄比亚提出控诉的有战犯8名，嫌疑犯2名。⁽¹⁷³⁾在战争罪行委员会自编的该会工作《历史》上发表的那些较为出名的被判罪的战犯的一长串名单中，惟一的一个意大利人名字是尼古拉·贝洛莫将军，他是因杀害再度被俘的英籍战俘而于1945年被枪决的，⁽¹⁷⁴⁾但是在盟国法庭上还审讯了许多别的意大利人，作出并执行了别的一些死刑判决。在科西嘉和希腊，也有一些意大利人被控对当地居民犯有罪行而受审（在科西嘉，全部是缺席审判），在挪威则有一名意大利人由于他在参加德国保安机关工作期间犯下的罪行而被处决。墨索里尼本人和其他一些本来可能会被要求提交审判的人，有的当场就被意大利人自己处死了，有的则受到意大利法庭的审判。然而，另一些“被要求交出”的人不仅仍然活着，有的还在政府中任职。埃塞俄比亚提出的战犯名单中第一个就是巴多利奥；南斯拉夫提出的战犯名单里有1947年时任意大利国防部秘书长的塔德奥·奥兰多将军和那年的内政部副部长阿基尔·马拉佐。该两国政府都一再要求盟国把它们所提名单上的战犯交出来，但都没有结果。

第十一节　经济重建⁽¹⁷⁵⁾

即使在大战以前，意大利的经济情况一直是险象环生的。它的人口出生率，以前是欧洲各国中属于最高之列的。尽管当时推行着法西斯的人口政策，出生率已从1921—1925年的29.8‰下降到1936—1940年的23.3‰（到1950年时已下降为19.2‰），但即使如此，在此后若干年内每年大概还要多养活40万或更多的新增人口。⁽¹⁷⁶⁾在略小于英伦诸岛（包括爱尔兰全部）的意大利，人口已超过4 000万人，意大利远没有英国那么物产丰富，煤和其他矿藏贫乏，它的土地除波河流域最好的一些地区和其他一些得天较厚的地区外，往往都是土质差、贫瘠或肥力耗竭了的。意大利的食品供应有一部分要依靠进口。〔在多数年份〕甚至还得进口一些小麦，而它所需的大部分燃料、肥料和许多工业原料也都有赖于进口。它用以偿付这些进口的出口，主要是一些工业制品（制造这些工业品所需的燃料和原材料还得要进口）以及水果、蔬菜、酒、手工艺品和其他的意大利土特产（那又都是些最容易遭受进口国家贸易限制影响的商品）；进出口相抵后尚不足的收支逆差则靠移民汇款、航运收入和旅游业收入来抵补。因此，意大利是最受世界价格波动或别国经济政策变化的摆布的几个国家之一。

墨索里尼为了想减少意大利对外贸的依赖性（同时也为了备战）而扩大了工业，但这并没有提高工业的生产效能。新的自给自足的做法是不经济的，因此生产成本增加，质量则有下降趋势。在农业方面，为了鼓励多种小麦而使畜产和土地的肥力受到了损害。生活水平下降，⁽¹⁷⁷⁾1929—1930年以来预算连年发生赤字。经过三年战争，累计赤字达2 800亿里拉，纸币流通额从253亿增至964亿里拉，⁽¹⁷⁸⁾零售食品价格为1938年水平的5倍，⁽¹⁷⁹⁾而燃料和物资供应的不足则又阻碍着工业生产的发展。⁽¹⁸⁰⁾面包的配给量——许多人除面包或面条之类的食品外是很少吃得起其他什么东西的——是欧洲最低的，而且还常常买不到。法西斯政府在采取管制措施方面行动迟缓，缺乏条理，在实施的过程中则又贪污无能。有钱人仍能买得到奢侈品，使来自严格实行“战时经济”国家的人们为之惊讶不止。而且意大利人也不习惯于（或者说，生性不乐于）接受管制措施，特别是当东西显然不够分配时更是如此；因此黑市已很活跃了。

意大利人曾指望解放后生活能有所改善，但解放带给他们的却是更严重的穷困和冻馁。的确，在1945年以前，南方缺乏食品更甚于北方，物价也是南方比北方更高，虽然通货膨胀的程度北方要严重得多。南方在它同远较肥沃的北方的联系被切断后，先是要负责供应一个大城市，接着是供应两个大城市的居民生活，而它自己的农地很多是饱经战火蹂躏的，它的本来就不如北方的公路和铁路遭到的破坏则更为严重得多。盟军不仅对自己修复的运输设施有优先权，对其他各种物资供应、服务和房屋建筑物等也都如此；而且盟国军人花钱之挥霍，并不亚于他们来到之前曾在这里的德国人，他们的生活水平很高，意大利人必然会拿自己的生活水平与之相比。全部占领费用都要意大利负担；盟军自行印发占领军军用通货，在1943年的一个短时期内印发的是“金印美元”和“军用英镑”，后来则是“盟军军用里拉”（盟军里拉）；这后一种通货，到1946年3月意大利政府负责提供里拉时，已经发行了900亿里拉。⁽¹⁸¹⁾人们一看到“盟军里拉”，就会想起占领带来的财政负担，那是北方所没有的，德国人在北方是使用意大利纸币的；而汇兑率之所以定为每美元100里拉和每英镑400里拉，据说是由于英国财政部想压缩开支，这种汇兑率一开始就被人们批评为里拉贬值太甚，而且提出这种批评的，不仅是意大利人。通货膨胀很快就远远越出了盟军或意大利当局所能控制的范围，到战争结束时，罗马的零售食品价格高达1938年的30倍以上。⁽¹⁸²⁾

战争的破坏遍及各地，⁽¹⁸³⁾破坏得特别严重的是西西里的东北部，萨勒诺和安齐奥两处桥头堡，经历过冬季防线各战役和向罗马进军之役的那条从东海岸一直延伸到西海岸的地带，以及德军向哥特防线撤退时在那里进行过阻击战的托斯卡纳区和马尔凯区的城镇、村落。意大利本来已经苦于人口过分拥挤，现在又有近200万间住房被毁，另有450万间遭到损坏。⁽¹⁸⁴⁾仅在利里河流域一带就有10万人无家可归。⁽¹⁸⁵⁾亚平宁山脉以南的农地，被水淹、被布雷或用作飞机场的将近200万英亩。⁽¹⁸⁶⁾至于房屋、公路和铁路所受的轰炸和炮击，由于盟军在作战中是进攻的一方，又掌握着制空权，他们所造成的破坏实际上大概要比德国人造成的大些，但后者在撤退时进行了有计划的、恶意的破坏和洗劫。以那不勒斯为例，他们不仅破坏了煤气、水电设施（他们撤离城市时通常总是这样的）和港口，还在邮政总局和其他地方安下定时炸弹，就像是蓄意要杀伤和平居民似的，而且还纵火焚烧大学建筑物。他们使中部意大利9/10的发电能力失效，并劫走了技术工人、机器、粮食、铁路车辆、卡车，甚至还运走了属于波伦亚大学的镭。德国的瓦解，使北部意大利得以避免破坏和长时期的争夺战；尽管有盟军的轰炸，北方工业设备被毁的只有6%，而南方工业设备被毁的却达23%。⁽¹⁸⁷⁾然而，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工业陷于停顿。在战后运费率高昂的那些年份中，特别感到可惜的另外一种战争破坏就是：原居世界第六位的意大利商船队（总登记吨位达350万吨）丧失了约9/10。⁽¹⁸⁸⁾还应当记住，意大利所受的损失虽然比波兰或乌克兰要小些，但由于自然资源远较贫乏，因而也就更难于恢复。

1943—1945年，解放了的意大利是靠盟军从海外运入供应品过活的。截至1945年春，在意大利卸下的供应物资已不下250万吨，包括1 496 000吨粮食，其中半数以上来自英国及各自治领或是由英国在中东采办的。⁽¹⁸⁹⁾总计起来，这整个“军事救济计划”（该计划于1945年8月31日正式结束，但实际上在这之后的几个月中还继续有物资运到）一共供应了意大利5 953 700吨物资，价值约4亿9 000万美元。⁽¹⁹⁰⁾盟军竭力促进意大利的国内生产和物资分配工作。他们还在紧急的土木工程方面建立了一些突出的功绩。例如，抢修那不勒斯港，不到一星期就使其恢复了一些港口的作用。但是，除了那些为盟军部队直接需要或为防止意大利居民中发生疾病和骚乱而非搞不可的项目之外，盟军政府或盟国管制委员会是不管其他的重建工作的。盟方制定计划时不得不更多着眼当前怎样节省运输吨位，而不是意大利人的长远利益；其所能增产的产品大多要留给盟军部队。不管怎么说，恢复意大利经济的这一任务，远不是盟国军政府或盟国管制委员会权力范围内的事。

意大利政府为寻求经济重建所需的财政援助，于1944年夏申请租借法贷款，并于1944—1945年冬派出一个代表团去纽约谈判私人借款。这两个尝试都没有成功，但1944年10月10日⁽¹⁹¹⁾罗斯福宣布愿意将下列款项记入意大利账户的贷方：一笔相当于为支付美国部队军饷而发行的里拉数的美元，再加上从美国汇入意大利的美元汇款和意大利向美国输出商品的美元货款收入。由于在整个占领期间，美国财政部一直把用于发军饷以及在意大利采办军用物资的“盟军里拉”等值的美元拨出留存起来，行政部门就可以在职权范围内提供一笔款项，使美国政府无需承认意大利所提出的美国人应在财政上对“盟军里拉”负责的要求。结果，到1945年底为止，这第一批提供的款项达到1.64亿美元，相当于军饷开支（其中400万美元由加拿大提供），还有来自私人的汇款5 300万美元。⁽¹⁹²⁾英国政府没有参与这一计划，因为它认为鼓励意大利经济建设的时刻尚未到来，认为这个计划不会得到英国舆论的赞同，而且将会给一些已解放的盟国要求更多援助的借口。而且正如过去那样，英国政府不愿意开创可能影响和约最后解决办法的先例。⁽¹⁹³⁾

1944年秋，交给居民消费用的和建设用的商品有所增加。盟国委员会对工业作了一次调查，加速了工厂的修复和被征用工厂的发还，并增加了这些厂所生产的产品中留给意大利人自用的部分；但是，这些走向经济重建的初步措施并没有能使意大利免于在第二个冬天再度挨饿。面包配给定量在南方仍只有每天300克，在罗马和中部意大利仍只有200克。美国国内要求给意大利运去更多食品的呼声愈来愈高。1945年1月初，英美间的这一政策分歧竟成了美国报纸上的头条新闻，那时由于国务院泄密，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弄到了英国于1944年8月22日表示不赞成立即开始经济重建的一个备忘录的文本，并公开披露了这一文件中着重表明英方不愿意给意大利运去食品的几段摘录。⁽¹⁹⁴⁾罗斯福发表了一个安抚人心的声明，大意说，是会运去更多食品的；同时霍普金斯和斯退丁纽斯在去雅尔塔途中于那不勒斯停留时，同当地英国当局进行了讨论，除更为棘手的意大利国内政治问题外，也讨论了这一问题。据斯退丁纽斯说，当时亚历山大对能否腾出较多的船舶吨位来给意大利输送食品是表示怀疑的。⁽¹⁹⁵⁾

但与此同时，盟国委员会和意大利政府（在盟国委员会英国人主席麦克米伦的怂恿下）⁽¹⁹⁶⁾拟订了一个1945年必须进口的联合计划，包括：（1）救济方面，由盟国军事支出项下支付；（2）重建方面，由美元贷款项下支付。对盟军有用的那几种工业仍应给以优先考虑，而军火工业的恢复则仅以供应盟军在意大利战线和其他战线方面的需要为度；但除此以外，意大利可以在资金和航运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不受限制地进口经济重建所需的物资材料。⁽¹⁹⁷⁾意大利向华盛顿派出了一个技术代表团；另外又拟订了一项1946年的联合计划，为该年规定了总值不下于11亿美元的进口。⁽¹⁹⁸⁾仅1946—1947年度的意大利工业重建计划就需要6.903亿美元的燃料、原料和设备，而这些物资所需的运费估计再得花3.08亿美元。⁽¹⁹⁹⁾1945年5月，根据1945年计划所订购的进口物资开始陆续运到意大利。还得再过一年，才能运到足够多的物资以使经济有所恢复，但是，进口的规模即使这样不能满足需要，不到1945年底却就已耗尽了第一笔盟军里拉贷款。为补充这一贷款的不足，美国根据一项不是正式属于租借法的、却是使用租借法资金的安排，从对外经济管理局另外拨出了一笔1.34亿美元的赠款。1946—1947年间来自美国的其他形式的经济财政援助⁽²⁰⁰⁾包括：增加“盟军里拉”贷款1.5亿美元，相当于美军在意大利为购买物资和劳务而支出了的金额（加拿大也增加了它的“盟军里拉”贷款）；供购买剩余战争物资用的长期贷款，为数可能达1.78亿美元；⁽²⁰¹⁾美国海运委员会提供的贷款6 200万美元，用以购买“自由”货轮和油轮；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供购买棉花用的贷款2 500万美元，供购买烟草用的贷款400万美元；由同一银行提供给工业的中期放款1亿多美元；还有约3.75亿美元的联总援助。这一些，再加上已经发放的军事救济3.7亿美元，就使1943—1947年期间的援助总数达到约18亿美元，其中约11亿美元是全部无条件赠予意大利的。此外，还发还了1941年在美国水域内俘获的意大利船舶，美国政府并承诺以“自由轮”来补偿那些为联合国家服役而损失的18万吨意大利船只。美国私人也给了不少援助，有的是寄给他们自己亲友的，有的是通过1944年4月间成立的美国对意救济协会捐赠的。1944—1946年间意大利收到总值达7 800万美元的私人救济物资，大部分来自美国，其中1/3是以私人包裹形式寄来的。⁽²⁰²⁾当时以及后来根据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美国的援助，对意大利左翼人士来说，竟然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是帮助了意大利的资本家，这是令人遗憾的，但这也表明了这些年中社会关系的紧张。事实上，在意大利的一些美国专家本身，也许就倾向于不去注意经济问题的社会或政治方面，而他们正是被请来担任经济问题顾问的。

至于英国，它提供了大约9 500万美元的军事救济开支和近9 000万美元的联总援助；它还把价值700万美元的援助加在对外经济管理局的那笔赠款里。⁽²⁰³⁾从1943年9月起，英国政府向意大利部队提供了价值4 500万英镑的物资和劳务，大战结束后还把库存价值为7 500万英镑的剩余战争物资移交给了意大利政府。⁽²⁰⁴⁾根据1947年4月17日签订的一项关于解放后债权和债务的协定，⁽²⁰⁵⁾意大利为某几类军事开支所提供的货物、劳务和意大利通货共作价为2 625万英镑，作为英国对意大利的一笔欠款。这笔欠款用以抵偿英国移交给意大利政府的剩余战争物资的价值、提供意大利部队的物资和劳务的价值以及为数达1 220万英镑的其他项目；其差额则由意大利支付800万英镑来结清。英国也像美国一样，放弃了对意大利的赔款要求。英国对意大利的援助估计为6亿美元，而美国则为20亿美元。⁽²⁰⁶⁾

1946—1947年间救济和经济重建的主要渠道是联总。⁽²⁰⁷⁾1944年9月联总全会不顾南斯拉夫和埃塞俄比亚的反对，批准了一项为数5 000万美元专为儿童、孕妇和非意大利籍难民提供医药用品和救济物资的援助计划，在1945—1946年间实施。接着，1945年8月又按照一般给予已解放的盟国的同样待遇，批准了一项全面救济计划。惟一投反对票的是南斯拉夫，但这项计划后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里却一度遭到反对。向意大利交运物资，在1946年夏天就已在全面进行了，一直继续到1947年底，到那时，意大利已经收到1 000万吨物资，价值4.18亿美元（连同运费和保险费则为5.7亿美元）。⁽²⁰⁸⁾得到联总救济的数量比这更多的只有中国和波兰。联总还同意大利政府合作，组织了一些在意大利生产廉价纺织品和服装，以及兴建新住房等计划，⁽²⁰⁹⁾而它运来的医药用品则为控制疟疾开辟了新的前景。

同时，意大利人自己显然也在用很大的精力和技巧从事于经济重建工作，但往往过多地出现一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风气。农民们不避艰险、不辞辛苦地使战场重又成为田园，但不顾政府的征购计划，在黑市出售他们的产品。房屋中最先修复翻建的，往往都不是对社会最有价值的；例如，在费用如此昂贵的情况下，修建贫民住宅就不是一种有吸引力的生意。联总救济物资在投机商手里转来转去。1945年12月，当德·加斯贝利继帕里出任总理，起用老派经济学者埃皮卡莫·科比诺教授为他的财政部长时，国内经济政策明确地转向了自由放任；帕里政府原来在考虑收回和调换通货并开征资本税的建议，被束之高阁。而另一方面，1945—1947年间当政的历届德·加斯贝利政府是仍然保持着下列各项措施的：原就在实行的、但不起什么作用的物价控制，小麦补助，对解雇冗余产业工人所规定的限制（没有解雇的冗余产业工人约有10万名），⁽²¹⁰⁾40小时工作周制，以及1945年12月6日由雇主和工人双方代表在政府调解下商定了的那种随着生活费用的高低而相应调整的工资标准。

1945年7月31日以前，不仅进口贸易是通过盟国委员会进行的，连出口贸易⁽²¹¹⁾也是这样，其后，该委员会仍然保持着对贸易政策的控制，并且确曾以1945年8月的意大利—瑞士协定在意大利积欠债务的清理问题上过于对瑞士有利为理由，否决了这一协定。有一段时期，美国从意大利的进口业务是由美国商务公司处理的，至于出口，则在1945年9月11日至同年12月10日的一段时期内意大利被列为少数需要单独许可证的国家之一，但在那时以后，它取得了与大部分盟国和中立国相同的地位。从1945年9月10日起，英国进出口商就可以同意大利人自由签订合同，在意大利方面，对外贸易一直是全部由政府经营的，到1946年2月15日才在一种发给许可证和外汇管制的制度⁽²¹²⁾下恢复私人贸易。早在1946年1月，由于对进出口交易采取了升水125%的办法，里拉实际上已贬值到225里拉对1美元；又从1946年3月起，凡出口商品输往的国家没有同意大利订有清算协定的（其中包括美国和英镑区的大部分国家），出口收入的半数，允许出口商持有，条件是，他们应在两个月内自己用这笔外汇来偿付进口，或者把它卖给其他进口商。

1940年以前一向曾是意大利主要市场的地区，现在有些是完全或部分地不再对它开放了——例如德国、意大利的前非洲殖民地、巴尔干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意大利人做了很大努力去发展它同阿根廷、中东、巴基斯坦、南非、澳大利亚和英国等的贸易，至少暂时取得了一些成功，特别明显的是同英国的贸易，意大利很快就在英国积存了一大笔英镑余额。⁽²¹³⁾然而，在进口方面，意大利现在变得依赖美国了，依赖的程度如下表所示：

对外贸易百分比⁽²¹⁴⁾

1946年意大利人的生活艰难情况，比1945年多少好了一些，但改善不大。面包的配给是费了很大劲才勉强供应的。虽然用不同于“法定”价格的“自由”价格总可以买到面包。甚至在1947年，粮食的消费还远低于1939—1940年本来就不够高的水平。⁽²¹⁵⁾意大利的工业尚在开始恢复，首先是丝绸工业（丝绸在美国市场上是有销路的）；然后是棉纺织工业和毛纺织工业，它们由于同英国公司签订合同而得到好处（有一个时候这些英国公司向它们提供足够的原料使订货得以生产，同时也即以此来偿付订货的价款）。工业的普遍恢复有赖于煤的进口，而在1946年煤的进口由于美国发生罢工而受到阻碍，直到1947年夏才达到战前水平。到了那时，工业实际开工的比重达到了战前生产能力的3/4，但国外市场上求过于供的有利局面已趋于消失，而意大利的一个最好的主顾英国又卷入了英镑兑现危机。而且，对物资和硬通货的抢购，庞大的政府开支，财政赤字，高昂的生产成本（由于采取了救济失业的措施而又进一步抬高了生产成本），这一切合在一起，造成了第二个通货膨胀浪潮，直到当时的财政部长路易吉·伊诺第完全改变了科比诺的政策，大大收缩了信贷之后，这第二阵通货膨胀才最后得以制止。

尽管意大利人接受了援助，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们仍然处于战后第一个经济非常时期的摆布之下，他们的基本问题依然严重如故。不仅大战以来意大利的失业人数从未低于160万至200万人，⁽²¹⁶⁾而且还有大概近乎这个数目的半失业者，例如，人浮于事的产业工人和只在部分季节里有工作做而且工资又极低的农民。怎样使工业现代化？在大量生产而进口又受限制的时代，意大利的许多小厂和手工业作坊的出路是什么？谈论了很多的土地改革究竟会不会实行？怎样实行土地改革，才能既满足农民自有其耕地的要求，又能实现整个国家所需要的最好、最高产的农业经营方式？这些和诸如此类的其他一些问题都还没有找到答案。

第十二节　圣地、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等的保护⁽²¹⁷⁾

大战使意大利和世界失去了一些珍贵文物，其中有毁于盟军轰炸的帕多瓦的曼泰尼亚壁画和那不勒斯的圣克莱尔教堂，还有贝内文托的大教堂。比萨有好几个星期处于无人地带内，该城坎波桑托的壁画因炮火而受到损毁。盟军轰炸了蒙特卡西诺的贝内迪克廷寺院，错误地认为它被德军占领着，但结果证明，轰炸反而妨碍了自己；⁽²¹⁸⁾而且，拉文纳的桑塔波利纳雷–因–克拉塞教堂的镶嵌珍品也可能有些危险，要不是佩尼亚科夫上校（那支有名的一般称为“波普斯基私家军”的特工部队的司令）的侦察证明，该教堂的塔楼并不是德军观察哨的话。德军在撤退时炸毁桥梁、钟楼、城墙以及整座整座的村庄，在军事上常常是完全无此必要的。故意焚毁那不勒斯皇家学会图书馆（作为对枪杀德国兵的报复），焚毁已经迁到诺拉附近一座别墅的那不勒斯国家档案和菲兰杰里博物馆的画的，都是他们；在投降前五天炸毁了维罗纳的全部中世纪桥梁，并于1944年8月炸毁了佛罗伦萨的大部分桥梁的，也是他们。希特勒（他表示过希望能在战后重访佛罗伦萨）发出这一爆破的命令时，独独放过了他认为桥梁中“艺术水平最高”的韦基奥桥，⁽²¹⁹⁾但是为了封锁上下该桥的通路，佛罗伦萨城中世纪街区的1/3给破坏了。

的确，几乎意大利的每一城镇都受到某些破坏，要是把那些风格不那么别致，没有什么盛名，但却会给任何国家增添许多妩媚和特色的建筑物都算在内的话。然而，有名的艺术珍品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了。负责保管这些文物的意大利人，除了令人遗憾的少数几个人之外，都能事前尽力做好保护工作，破坏发生之后，又以惊人的热忱和技术加以修复，他们在危墙残壁下的瓦砾中找寻碎片，用千百块小片拼合壁画，甚至跳入阿尔诺河把破碎了的雕像一块一块找出来。

艺术文物所遭到的危险，以及为保全这些文物而冒牺牲士兵生命的风险，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的这一难题，当时曾使英国和美国的许多人大伤脑筋。⁽²²⁰⁾艾森豪威尔在1943年12月29日的一项命令⁽²²¹⁾中定下了这样的原则，即盟军必须“在战局许可的范围内”尊重艺术文物。“如果我们必须在破坏有名的建筑物和牺牲我们自己的兵员之间作出选择的话……就该放弃这些建筑”；但是，“凡是更正确地说所涉及的仅仅是军事上的方便或甚至只是个人方便的地方”，就决不要乱用“军事上的必要”这个借口。登陆进军之前，英国和美国的一些专家委员会曾就那些应尽可能不予轰击以及在占领时应不让占领军部队闯入的建筑物编制了一份清单，作为保护欧洲文物的总计划的一部分。例如，威尼斯是完全禁止轰炸的，只有一次，威尼斯的咸水湖里落下过炸弹。佛罗伦萨的铁路线是被轰炸过的，但没有炸到任何艺术文物。⁽²²²⁾附设在盟国军政府里的负责艺术的官员一俟条件许可就赶去察访艺术古迹；同负责保管的意大利人接触；就保护古迹文物使之不受战争破坏和抢劫等问题向盟军当局提出建议；保护它们，使其不致在盟军工兵部队的推土机下遭殃，这些工兵部队一心只想尽早把废墟清除干净，对损毁的建筑能否恢复，瓦砾堆中还能否找回些珍贵的东西等一概不管。当紧急抢修所需的经费别无其他办法可以筹措时，由盟国军政府暂垫。盟国部队不是完全不犯抢劫和破坏的罪行，但总的说来，纪律是好的，印度师的表现尤为突出。

德国人也有一个保护艺术的组织——艺术保护会。有些德国人，如托斯卡纳艺术保护会的海登赖希教授和德国驻佛罗伦萨的领事沃尔夫，当时都曾是意大利艺术的真正朋友。然而，所谓“保护”也包括大规模的掠夺。德国人大肆宣传赫尔曼·戈林师怎样在蒙特卡西诺拯救了大量的艺术珍品和古董文物，却只字不提这些宝藏只是在梵蒂冈国务秘书处施加了压力之后，才交由意大利政府寄存在梵蒂冈城的，而且有不少于13箱的艺术珍品，包括提香、拉斐尔和勃鲁盖尔的名画和赫尔丘莱尼昂城出土的古物等，被扣了下来，献给了戈林本人。不但如此，在德军于1944年7、8月间撤离托斯卡纳以前，艺术保护会自己运走了的700件艺术珍品，去向不明，其中仅佛罗伦萨所收藏的最珍贵的画和雕像就被运走了1/4左右。从法恩扎、弗利和意大利北方其他城市的博物馆里也有一些文物被运走。经过好几个月的情况不明之后，人们才发现劫自佛罗伦萨的那宗赃物被藏在南蒂罗尔。当时运到该地去，既没有妥善包装，沿途又经常要冒空袭的危险。据说希姆莱曾下过几道密令，要德国人在被迫撤离南蒂罗尔时毁掉这批文物，不要让它留在那里；后来，只是由于抵抗运动中专门负责文物保护的特工人员小组获悉了这些密令，设法诱使艺术保护会来提出抗议，这些密令才被撤回。戈林的那13箱宝物，后来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在奥地利阿尔陶塞大盐矿的地窖里，要不是奥地利矿工及时提请盟军注意的话，这些珍品也可能已被纳粹党卫队毁掉了。

即使在战前，纳粹的艺术鉴赏家早就对意大利的艺术感兴趣了。对德国人的这一风雅爱好，那位认为艺术没有男子汉气概，乐于出卖意大利任何名画的墨索里尼，曾不止一次地不顾艺术品出口条例的规定和他自己的艺术专家们的抗议而予以满足。法国沦陷后，希特勒答应只要意大利官员们在艺术品流向德国方面不太刁难，他愿意把当年被拿破仑带走的艺术品还给意大利，但是，尽管法西斯教育部部长博塔伊不同意这个异乎寻常的建议，他还是不能阻止艺术品以日益增长的规模源源流入德国，有的是纳粹买去的，有的是由墨索里尼和齐亚诺送给他们的。仅在1941年11月1个月间，就有34箱发运给戈林；第二年他又从佛罗伦萨一个收藏家那里弄到一批画，以交换9幅法国印象主义派的画（其中7幅显然是从犹太人那里偷盗来的）。这些运出国的艺术品，许多是德国的、荷兰的或佛兰芒的，有些甚至并不是第一流的，但也确有许多是意大利的或古代的艺术品，其中有兰切洛蒂铁饼运动员雕像那样的大杰作。

寄放在南蒂罗尔的那批艺术品，因为是在盟国军政府的辖区内，1945年7月就运回了佛罗伦萨，但那些被劫往德国和奥地利的就不那么容易收回了。⁽²²³⁾有权要求赔款的国家同意大利不一样，它们提出要补偿自己的损失；就连意大利人自己也曾在那9幅印象主义派的画归还法国的问题上多方留难。后来，在1947年8月间，终于把为数刚好超过1 000件的盗自各个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画、雕像和其他东西以及一些教堂的钟，归还给了意大利。在美国管制委员会的某些官员的支持下，巴伐利亚州政府和德国艺术专家们曾力争要把1943年前卖给或送给德国的艺术品留在德国，理由是，它们是合法取得的。⁽²²⁴⁾这些艺术品中，第一批是在1948年11月送回意大利的；1949年又送回了第二批；但即使到了那时，仍然还有84件艺术文物留在慕尼黑（几乎全部都是从佛罗伦萨盗窃或非法运出去的），也还有不少于693件仍然下落不明（其中有一些原是私人收藏的，有一些是公家的）。⁽²²⁵⁾

关于轰炸罗马问题的注

“高贵的罗马！王冠上的明珠和地球上的主人，

世界上最优美的城市，

…………

我们赞美您——愿上帝世世代代地保佑您。”⁽²²⁶⁾

“您，神圣的废墟，悲惨的景色，

只留下罗马这个名字，

古老的遗迹啊，使那么有名的人物，

其荣誉尽管仅余灰烬，却由此而长存着，

凯旋的拱门，尖屋顶直耸云霄，

您将看到上天自己也惊吓，

啊，您逐渐飞向虚无，

人们的传说，所有人的战利品。”⁽²²⁷⁾

如果不是从中世纪朝圣者或文艺复兴时代诗人的观点，而是从负责制定1943—1944年盟军作战计划的人们的观点来看，罗马虽不是大工业城市，却是意大利的一个主要铁路中心，同时设在那里的政府机关以及意德武装部队的各种各样的司令部也都是合适和合法的轰炸目标。各盟国的一般公众中间确有着那么一些人，他们在一部分报界的支持鼓励下，希望他们的政府在轰炸罗马问题上不要有什么犹豫，他们争辩说，盟国城市的被炸就是轰炸罗马的充分理由，甚至还说，希望保全罗马古迹文物的那种想法，就意味着对伦敦和考文垂被炸得无家可归的穷人毫无心肝。伊斯特本商会呈递给丘吉尔的一份决议写道：“罗马人心目中的罗马并不比伊斯特本人心目中的伊斯特本更为美丽。”⁽²²⁸⁾然而，幸运的是，各盟国政府采取了较为文明的政策。除了对毁灭它们自己的西方文明部分遗产可能有些顾虑外，单是政治上得失利害的考虑也就足以促使它们尽可能不去破坏罗马的古迹和圣地了，因为对世界各地（包括它们自己的国家在内）舆论中那些强大而有组织的阶层的反应，它们是害怕的。

在1929年2月11日拉太朗条约的第24条中，罗马教廷曾宣布梵蒂冈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中立的和不可侵犯的。⁽²²⁹⁾尽管它的这一地位没有得到除意大利以外其他大国的承认，但在整个这次大战中盟国对此是始终尊重的，虽然德国人并不如此，他们从梵蒂冈领土内绑架走了意大利抵抗运动的一些成员。至于罗马城的其余部分，据梵蒂冈方面的消息说，英国政府曾在意大利参战后不久回答教皇的询问时，表示过：承认罗马的圣地性质，可能的话，将避免轰炸该城，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尊重宗教上的文物和建筑物。⁽²³⁰⁾然而，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公开声明却大致都是说它有轰炸罗马的完全自由，而且将尽可能猛烈地予以轰炸，如果战争的进程需要这样做的话。⁽²³¹⁾它还作过保证，说如果轴心国轰炸开罗，它也就要轰炸罗马。美国政府对于国内外可能会有的反应比较敏感，而较少受到军事考虑的影响，也较少注意不让自己卷入那种在保护这个“不朽之城”⁽²³²⁾的同时也可能保护敌人的让步中去。

1942年11月至1943年1月间，英美政府同梵蒂冈就罗马中立化的可能性交换过意见，但没有得到什么结果。⁽²³³⁾来自梵蒂冈的压力促使轴心国的某些军事参谋部离开了该城，但其他军事目标依然在那里。1943年7月19日，盟国飞机轰炸了蒂布尔蒂纳铁路车场，严重损坏了半英里以外维拉诺的圣劳伦佐长方形教堂。⁽²³⁴⁾8月13日罗马近郊再次遭到空袭。次日，巴多利奥政府宣布罗马为“不设防城市”；而且在9月10日德军控制罗马之后，仍然把它说成是这样的城市。1940年和1941年，布鲁塞尔、巴黎、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都曾宣布为“不设防城市”，但都只是在兵临城下时才宣布的。事实上，这个名词在国际法上是看不到的，⁽²³⁵⁾虽然1907年10月18日海牙（陆战）公约所附章程第25条有不准轰击“没有设防的”城镇的规定。⁽²³⁶⁾

不管怎么说，盟国从未同意把罗马当作“不设防”或“没有设防的”城市看待。1943年12月28日，盟国飞机再次空袭罗马，此后断断续续地常常进行空袭，直至德军被赶出为止。该城附近的铁路车场和飞机场是主要的目标，但许多居民被杀伤或被弄得无家可归，多数是比较贫穷地区的居民。罗马市中心和梵蒂冈城都没有遭受损失，虽然在罗马城外有一段距离的卡斯特尔–甘多尔福地方，教皇夏季住所的园地曾被炸，躲避在该处的难民有些死亡；除圣劳伦佐外，历史上、宗教上或艺术上的重要建筑都未受到严重破坏。

(1)　关于停战协定的谈判和签订，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286—291页，第297—303页。关于德国占领北部和中部意大利，关于新法西斯共和国以及关于意大利抵抗运动等情况，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324—337页。

(2)　1943年9月21日丘吉尔在下院谈到轴心国的附庸国时，使用了这个短语（下院辩论，第5辑，第392卷，第89栏）。

(3)　关于盟国当时的全盘战略，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散见各处。

(4)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57页；参阅下述有关的议论：美国是“英国的没有发言权的合伙人”（霍普金斯语，引自斯退丁纽斯，第57页）；美国是“英国风筝上默默地跟着的尾巴”（萨姆纳·韦尔斯语，见《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6月6日）。

(5)　关于盟国对意大利的政策，见丘吉尔，第5卷，第3章，第5章，第6章，第9章和第11章各处以及第28章，第444—447页；美国版，第5卷，第1册，第3章，第5章，第6章，第9章和第11章各处及第2册，第501—505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48—1569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43—746页；英国版，第2卷，第739—742页；《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286—292页，第306—311页，第403—404页，第410页，第415—418页，第425—426页，第523页以后。

(6)　例如哈里·C·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Harry C．Butcher: My Three Years with Eisenhower），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46年版；伦敦，海涅曼，1946年版，第390页。

(7)　其中较著名的声明有：1940年12月23日和1942年11月29日丘吉尔的广播演说〔温斯顿·S·丘吉尔：《不屈不挠的斗争》（Winston S．Churchill: The Unrelenting Struggle）〕，伦敦，卡斯尔，1942年版，第27—31页；《开始阶段的结束》（The End of the Beginning），伦敦，卡斯尔，1943年版，第239—240页；美国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1942年11月14日对马志尼协会和意裔美国人劳工协会的演说（《国务院公报》，1942年11月14日，第925—928页）；1943年7月16日广播的罗斯福—丘吉尔告意大利书（同上，1943年7月17日，第27—28页）；1943年7月28日罗斯福的广播讲话（同上，1943年7月31日，第57—58页）；1943年7月29日广播的艾森豪威尔告意大利书（《泰晤士报》，1943年7月30日）。

(8)　例如，罗斯福7月28日的广播讲话和艾森豪威尔1943年7月29日的告意大利书。关于意大利人在这一点上满怀希望的例子，见马西莫·萨尔瓦多里：《抵抗和行动》（Massimo Salvadori: Resistenza ed azione），巴里，拉泰尔扎，1951年版，第219页。

(9)　美国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1942年10月12日的讲话（1942年10月13日《纽约时报》，摘要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1943年》，第664—665页；又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48页）。

(10)　1940年12月23日和1942年11月29日的广播讲话，见上文，原著第410页注④（即本书第491页注③。——译者）。

(11)　1940年12月23日的广播讲话（见同上）。又见丘吉尔，第3卷，第722页；美国版，第3卷，第806—807页。

(12)　萨尔瓦多里，前引书，第189—195页。

(13)　1943年7月16日罗斯福—丘吉尔文告和1943年7月28日罗斯福的广播演说，见上文，原著第410页注④（即本书第491页注③。——译者）。

(14)　丘吉尔，第5卷，第51页，第54页；美国版，第5卷，第55页，第58页。

(15)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1—56页。

(16)　1942年12月10日赫尔的声明（《国务院公报》，1942年12月12日，第998页），以及1942年12月17日艾登在下院的声明（下院辩论，第5辑，第385卷，第2114—2115栏）。

(17)　见下文，原著第477—479页；以及《概览，1947—1948年》，第121—123页。

(18)　详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Survey for 1939—1946: The Eve of War，1939）。又见下文，原著第458页以后。

(19)　见下文，原著第470页以后；以及《概览，1947—1948年》，第120—121页。

(20)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Survey for 1939—1946: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ar），第397页和注①。

(21)　1943年7月16日罗斯福—丘吉尔告意大利书，见上文，原著第410页注④（即本书第491页注③。——译者）。

(22)　1943年7月28日罗斯福的广播讲话，见上文，原著第410页注④（即本书第491页注③。——译者）。

(23)　见上文，原著第410页注④（即本书第491页注③。——译者）。

(24)　同上。

(25)　同上。

(26)　丘吉尔，第5卷，第55—56页；美国版，第5卷，第59—60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44页；英国版，第2卷，第740页。

(27)　同上书，第51页；美国版，第5卷，第54页。

(28)　《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268—272页。

(29)　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372页，第386页。

(30)　丘吉尔，第5卷，第51—53页；美国版，第5卷，第54—57页。

(31)　《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297—298页。

(32)　丘吉尔，第5卷，第94—95页；美国版，第5卷，第105—106页。

(33)　意大利的新的战列舰“罗马”号在驶往投降途中被德国人用有人驾驶的飞机发射的、无线电操纵的滑翔炸弹炸沉（见《泰晤士报》，1953年8月25日社论）。

(34)　丘吉尔，第5卷，第166—167页；美国版，第5卷，第187—188页。

(35)　见布彻，前引书，第391页；丘吉尔，第5卷，第120页，第216—220页；美国版，第5卷，第135—136页，第243—247页；艾伦·穆尔黑德：《黯然失色》（Alan Moorehead: Eclipse），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5年版，第28—29页，第49—51页。

(36)　阿尔弗雷泽·约德尔，纳粹德国将领，统帅部作战局局长。——译者

(37)　阿尔贝特·凯塞林，纳粹德国元帅。——译者

(38)　埃尔温·隆美尔，纳粹德国元帅。——译者

(39)　陆军元帅突尼斯的亚历山大子爵：《1943年9月3日至1944年12月12日间意大利战区的盟军》（Field Marshall Viscount Alexander of Tunis: The Allied Armies in Italy from 3rd September, 1943, to 12th December, 1944），《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1950年6月6日，第38937号增刊，第2891—2892页，第2899—2900页；英国海军部：《关于海军事务的德国元首会议，1939（—1945）》，8卷，油印本，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1948年版（以下简称《德国元首会议》），1943年卷，第83页〔这些会议记录也刊载于《布拉西海军年鉴，1938年》（Brassey's Naval Annual for 1938），伦敦，克洛斯；纽约，麦克米伦〕；保罗·约瑟夫·戈培尔：《戈培乐日记》（Paul Joseph Goebbels: The Goebbles Diaries），路易斯·P·洛克纳编译（以下简称《戈培尔日记》），伦敦，哈米什·汉密尔登，1948年版，第344—345页；B·H·利德尔–哈特：《小山的另一边》（B．H．Liddelle Har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增订版（伦敦，卡斯尔，1951年版），第361页，第367—369页，引述韦斯特法尔的话；参阅埃尔曼诺·阿米库奇：《墨索里尼的一千六百天》（Ermanno Amicucci: 1600 giorni di Mussolini），罗马，灯塔出版社，1948年版，第155页；法朗切斯科·罗西将军：《我们是怎样达成停战协定的》（General Francesco Rossi: Come arrivammo allarmistizio），米兰，加尔赞蒂，1946年版，第395页。

(40)　关于布林迪西政府统治下意大利情况的第一手报道，见皮耶特罗·巴多利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回忆和文件》（Pietro Badoglio: L'Italia nella seccnda guerra mondiale: memorie e documenti），米兰，蒙达多里，1946年版，第11—20章，以及文件（同名英译本，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贝内德托·克罗齐：《意大利被分割成两部分的年代》（Benedetto Croce: Quando L'Italia era tagliata in due），巴里，拉塔尔扎，1948年版〔英译本的书名为《意大利，国王和盟国》（Italy，the King，and the Allies），伦敦，艾伦与昂温，1950年版〕；阿戈斯蒂诺·德格利·埃斯皮诺萨：《南方的王国，1943年9月8日—1944年6月4日》（Agostino degli Espinosa: Il Regno del Sud, 8 settembre 1943—4 giugno 1944），罗马，米利亚雷西，1946年版。

(41)　关于国王的一生和他的统治，见多梅尼科·巴尔托利：《维克多·艾曼努尔》（Domenico Bartoli: Victor Emmanuel），巴黎，SFELT，1946年版，根据意大利文原著译出；彼特罗·西尔瓦：《我为君主政体辩护》（Pietro Silva: Io difendo la monarchia），第3版（罗马，丰塞卡，1946年版）。

(42)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64页。

(43)　丘吉尔，第6卷，第102页；美国版，第6卷，第115页。

(44)　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422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43页；英国版，第2卷，第739页。

(45)　见1943年9月21日和22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2卷，第112—113栏，第284栏；1944年2月22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7卷，第701—702栏。

(46)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376—384页；以及《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245—258页。

(47)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43—744页；英国版，第2卷，第739—740页。

(48)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50页。

(49)　1943年9月22日的指示（丘吉尔，第5卷，第169页；美国版，第5卷，第190—191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50—1551页）。

(5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方面给了捷克军和波兰军以参战友军的地位。

(51)　备忘录全文见丘吉尔，第5卷，第119—121页；美国版，第5卷，第134—137页。

(52)　美国国务院：《美国与意大利，1936—1946年》（U．S．A．Department of Stat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aly，1936—1946），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版，国务院出版物编号2669，第68页（以下简称《美国与意大利》）。

(53)　全文见丘吉尔，第5卷，第167—169页；美国版，第5卷，第189—190页。

(54)　见敕令第6693号，第4—10页。

(55)　同上，第3—4页。

(56)　意大利方面对这样提供的贡献所作的一个估计，见意大利：《同和约有关的经济财政问题的备忘录》（Italy: Memorandum sulle questioni economico-finanziarie connesse col Trattato di Pace），1946年版，第37—40页。

(57)　朱塞佩·卡斯泰拉诺：《我是怎样签订卡西比尔停战协定的》（Giuseppe Castellano: Come firmai L'Armistizio di Cassibile），米兰，蒙达多里，1945年版，第161页；保洛·莫内利：《1943年的罗马》（Paolo Monelli: Rome, 1943），第5版，米兰，蒙达多里，1948年版，第378—379页。

(58)　巴多利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第132—133页，第145—146页；参阅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71页。

(59)　敕令第6693号，第10—11页。

(60)　同上，第11—12页。

(61)　巴多利奥致艾森豪威尔电的全文，见《美国与意大利》，第69—70页。1945年7月13日，据宣布，意大利将从7月15日起认为它自己同日本处于交战状态。

(62)　同上书，第71页。

(63)　《美国与意大利》，第70页。

(64)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328—337页。

(65)　见《美国与意大利》，第75页。

(66)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332—333页，第364页。

(67)　关于盟国的管理机构，见驻意大利盟国委员会：《驻意大利盟国军政府与盟国委员会工作回顾，自1943年7月10日进攻西西里起至1945年5月2日在意大利的德军投降止》（Allied Commission in Italy: Review of Allied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of the Allied Commission in Italy, July, 10, 1943, D-Day Sicily, to May 2, 1945, German Surrender in Italy），罗马，美军公众关系处，1945年版（以下简称《盟国军政府工作回顾》）。

(68)　见1943年5月31日和6月10日参谋长联合委员会给地中海战区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指示〔哈乔·霍尔本：《美国军政府，它的组织与政策》（Hajo Holborn: American Military Government, its Qrganization and Policies），华盛顿，步兵杂志出版社，1947年版，第114—118页〕。

(69)　见下文，原著第448页以后。

(70)　关于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组织体制和工作情况，见《国务院公报》，1944年8月6日，第137—138页；1945年4月1日，第539—542页。

(71)　《盟国军政府工作回顾》，第69页，第71页。

(72)　莫斯科公报全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228页；又见丘吉尔1943年9月21日在下院的演说（下院辩论，第5辑，第392卷，第99栏）。

(73)　海军元帅海因德霍普的坎宁安子爵：《一个水兵的漂流记》（Admiral of Fleet Viscount Cunningham of Hyndhope: A Sailor's Odyssey），伦敦，哈钦森，1951年版，第560页，第572页。

(74)　敕令第6693号，第12—14页。

(75)　巴多利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第252—255页；坎宁安，前引书，第573页；《盟国军政府工作回顾》，第78页。

(76)　敕令第6693号，第14—15页。

(77)　同上，第15页。

(78)　巴多利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第141页，第256—259页；G·瓦伦丁·塞尔西：《意大利将功补过》（G．Valentine Selsey: Italy Works her Passage），伦敦，英意协会，1945年版；《地中海战区盟军最高司令陆军元帅突尼斯的亚历山大子爵关于1944年12月12日至1945年5月2日的意大利战役给参谋长联合委员会的报告》（Report by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Mediterranean，Field Marshal the viscount Alexander of Tunis，to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on the Italian Campaign，12th December 1944 to 2nd May 1945），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1年版，第12页。

(79)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331—332页。

(80)　《盟国军政府工作回顾》，第76页。

(81)　巴多利奥，前引书，第209页；克罗齐：《意大利被分割成两部分的年代》，1943年10月9日，31日，11月3日，13日；德格利·埃斯皮诺萨：《南方的王国》，第124页。

(82)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324页；丘吉尔，第5卷，第170—171页；美国版，第5卷，第192页。

(83)　亚历山大：《1943年9月3日至1944年12月12日间意大利战区的盟军》，第2889页，第2892页，第2895页。

(84)　巴多利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第239—251页。

(85)　克罗齐：《意大利被分割成两部分的年代》，1943年12月24日；德格利·埃斯皮诺萨：《南方的王国》，第80—90页；斯泰法诺·亚西尼：“意大利军队的危机”，《新文选》（Stefano Jacini：“La crisi dell'esercito italiano”，Nuova Antologie），1946年2月，第145页，第146页，第147页；穆尔黑德：《黯然失色》，第59页。

(86)　随同英军作战的一支意大利伞兵部队的冒险事迹，详见卡洛·本恰尼：《“F”中队》，约翰·希拉迪译（Carlo Bonciani：“F”Squadron， tr．John Shillady），伦敦，登特，1947年版。

(87)　亚西尼：“意大利军队的危机”，前引文，第147页。《盟国军政府工作回顾》（第77页）估计阵亡数为11 000人。根据战后救济部部长路易吉·加斯帕罗托1946年3月4日给协商会议的一份报告，从1940年起到战争结束止，三军的伤亡数是：陆军阵亡和失踪22万人，受伤125 000人；海军阵亡和失踪25 750人，受伤5 928人；空军阵亡和失踪6 530人，受伤2 875人。

(88)　亚西尼，前引文估计这种“合作者”有278 000人。

(89)　关于“解放了的意大利”的国内政治，见穆里尔·格林德罗德：《新意大利》（Muriel Grindrod: The New Italy），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47年版，第18—31页，第34—39页；伊丽莎白·威斯克曼：《意大利》（Elizabeth Wiskemann: Ital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2章。

(90)　见下文，原著第430—433页。

(91)　萨尔瓦多里：《抵抗和行动》，第55—59页。

(92)　见下文，原著第429—430页。

(93)　简称CLN（s），即意语“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缩写。

(94)　见伊凡诺耶·博诺米：《一年的日记，1943年6月2日—1944年6月10日》（Ivanoe Bonomi: Diario di un anno, 2 giugno 1943—10 giugno 1944），第2版（米兰，加尔赞蒂，1947年版），散见各处；拉斐尔·卡多尔纳：《起义：从7月25日至解放》（Raffaele Cadorna: La Riscossa: dal 25 luglio alla liberazione），米兰，里佐利，1948年版，第2部分。

(95)　原文如此，似系指行动党。——译者

(96)　1943年9月23日斯福扎致巴多利奥的信，在斯福扎致伯利的信中也重复了这一点（转引自丘吉尔1944年12月8日在下院的讲话，下院辩论，第5辑，第406卷，第937栏）。

(97)　克罗齐：《意大利被分割成两部分的年代》，1944年2月22日。

(98)　下院辩论，第5辑，第397卷，第690—691栏。

(99)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52—1556页；陆军元帅威尔逊勋爵：《海外八年》（Field Marshal Lord Wilson of Libya: Eight years overseas），伦敦，哈钦森，1950年版，第201—203页。

(100)　见上文，原著第418页。

(101)　《美国与意大利》（第219—222页）列举了1943年7月至1945年12月历届意大利政府成员名单。

(102)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63页，第1564—1565页。斯福扎直到1947年2月才担任外交部长。

(103)　博诺米：《一年的日记》，1944年6月7日。

(104)　见上文，原著第394页以后。

(105)　见下文，原著第542页。

(106)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523—526页。

(107)　《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1946年9月1日。关于“战斗的游击队员”的正式定义，见1945年8月21日第518号法令。

(108)　卡多尔纳：《起义》，第235页，第269—270页，第290—291页，第291—292页。

(109)　1945年4月30日第168号法令。

(110)　卡多尔纳：《起义》，第176—177页。

(111)　G·R·盖尔：《转变中的意大利》（G．R．Gayre: Italy in Transition），伦敦，费伯，1946年版，第148—151页，第152—153页，第180页；萨尔瓦多里：《抵抗和行动》，第220页。

(112)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337页；又见下文，原著第457页，并参阅“瓦莱达奥斯塔的自治”，《今日世界》（“Autonomy in the Val d'Aosta”，The World Today），1946年6月，第256—268页。

(113)　1944年12月28日第416号法令；1945年2月1日第50号法令；1946年5月15日第455号（关于西西里的）法令。

(114)　1944年12月28日第417号法令。

(115)　法令：1945年9月7日，第545号，第546号；1946年11月15日，第355号；1946年11月11日，第365号。

(116)　见下文，原著第463页以后。

(117)　见“意大利的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之争”（“Republic versus Monachy in Italy”），《今日世界》，1946年7月，第297—313页。关于选举法的一个总的概述，见格林德罗德：《新意大利》，第99—101页。妇女和男子一样参加了选举。

(118)　选举结果的数字，见同上书，第46页。

(119)　见关于公民投票和政权改变方面的文件，载《政府公报》，1946年，第134号，第1449—1455页。

(120)　制宪会议制定的1948年1月1日起生效的宪法的全文，见《政府公报》，1947年12月27日；英译本载《文件和国家档案》（Documents and State Papers），美国国务院出版的期刊，第1卷，第1期，1948年4月，第46—63页。又见“意大利的新宪法”（“The New Italian Constitution”），《今日世界》，1948年7月，第307—316页。

(121)　关于意大利解放后天主教民主党的发展情况，见马里奥·伊诺第和弗朗索瓦·戈盖尔：《意大利和法国的天主教民主主义》（Mario Einaudi and François Gogueli: Christian Democracy in Italy and France），圣母城，印第安纳，圣母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散见各处。

(122)　伯纳德·沃尔：“意大利评论”，《十九世纪》（Bernard Wall:“The Italian Review”，The Nineteenth Century），1950年9月，第174—175页；阿图罗·卡洛·耶莫洛：《苦难中的意大利（1946—1951年）》〔Arturo Carlo Jemolo: Italia Tormentata （1946—1951）〕，巴里，拉泰尔扎，1951年版，散见各处。

(123)　关于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见马里奥·埃因瑙迪、让–马里·多梅纳克和阿尔多·加罗希：《西欧的共产主义》（Mario Einaudi，Jean-Marie Domenach，and Aldo Garosci: Communism in Western Europe），伊萨卡，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1编和第3编。

(124)　《团结报》（Unità），1946年9月15日。

(125)　埃因瑙迪等，前引书，第202页；又见第214—216页。

(126)　关于党员数字的分析，见《团结报》，1946年1月6日。

(127)　切尔索·基尼：“目前党的组织”，《再生》（Celso Chini：“L'Organizzazione del partito nel momen to presente”，Rinascita），1949年8—9月，第395页，转引自马里奥·埃因瑙迪：“意大利的土地”，《社会研究季刊》（Mario Einaudi:“The Italian Land”，Social Research），1950年3月，第28页。南方（包括西西里和撒丁）的人口约占意大利总人口的1/3。可是，在1953年6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共产党在南方得票1 894 808张（全国得票总数为6 122 138张），比1948年4月在南方的得票数增加了1 127 705张（《团结报》，1953年6月14日，28日）。

(128)　R·伦巴迪：“一只张开的威胁性的手”，《公教文明》杂志（R．Lombardi:“Una mano tesa minacciosa”，Civiltà Cattolica），1945年5月5日，第156页。

(129)　埃因瑙迪等：《西欧的共产主义》，第167—169页，第228页。

(130)　共产党副书记路易吉·隆哥1948年9月25日的讲话，转引自埃因瑙迪等：《西欧的共产主义》，第203页。

(131)　1946年1月3日隆哥在党代会上的发言（《团结报》，1946年1月4日）。

(132)　同上，1946年12月1日。

(133)　卡多尔纳：《起义》，第3编和附录。

(134)　关于共产党人实际上并不使用强暴手段而能迫使村民参加总罢工的描述，见艾伦·穆尔黑德：《乡村的晨星》（Alan Moorehead: The Villa Diana），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51年版，第31—34页。

(135)　《自由复兴报》（Risorgimento Liberale），1947年4月2日。

(136)　例如，本恰尼：《“F”中队》，第104页。

(137)　见经济纲领，载《团结报》，1946年6月26日。

(138)　1946年10月的党员人数为2 166 000人，1947年3月为2 243 000人（《团结报》，1947年1月7日；《自由复兴报》，1947年3月30日）。到了1951年3月31日，成员总数达2 580 765人，但这一数字包括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463 000人在内，该联盟是在1949年才成立的（埃因瑙迪等：《西欧的共产主义》，第200页），它所吸收的盟员的最低年龄是14岁，比入党的最低年龄早4岁。到1954年3月31日时，共产党有党员2 030 690人，青年联盟有盟员377 112人（《团结报》，1954年4月15日）。

(139)　第159号。有关这一问题的许多其他法令，见《政府公报》，散见各处。

(140)　见《概览，1934年》，第537—577页。

(141)　关于1949年10月重审这一案件的一个注释，见《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174页注①。

(142)　卡多尔纳：《起义》，第265—266页。

(143)　《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1945年9月15日。

(144)　《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11月16日。

(145)　《意大利报》（Giornal e d'Italia），1945年2月27日。

(146)　《人民报》（Popolo），1952年6月25日。

(147)　卡多尔纳：《起义》，第247—248页。

(148)　《芝加哥每日新闻》，1945年9月15日。

(149)　《国民日报》（National Zeitung）（巴塞尔），1945年7月9日。

(150)　《新闻晨报》（Giornale del Mattino），1945年7月8日。

(151)　《人民自由报》（Popolo e Libertà），1945年6月15日。

(152)　1946年6月22日第4号法令。

(153)　《人民报》，1952年6月25日，引用当时内政部长谢尔巴的话。

(154)　《曼彻斯特卫报》，1947年11月17日。

(155)　1944年7月27日第159号法令和1944年10月23日第285号法令。

(156)　《人民报》，1952年6月25日。

(157)　《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1946年12月28日，引用当时财政部长毛罗·斯科奇马罗的话。

(158)　向记者发布的新闻稿，载《国务院公报》，1944年10月1日，第338页；又见1944年10月12日罗斯福总统广播演说（同上，1944年10月15日，第432页）。

(159)　见下文，原著第442页。

(160)　敕令第6693号，第16—18页；又见《美国与意大利》，第111—117页，麦克米伦的一段话。

(161)　《国务院公报》，1944年10月29日，第491页。

(162)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615页，第743页。

(163)　见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74—75页，第129页；《新文选》，1945年11月、12月，1946年1月、2月、6月。敕令第6693号（第18—20页）概括叙述了直到1945年11月为止的停战体制方面的一些改变。

(164)　条约文本和地图，见英国外交部：《对意大利的和约，1947年2月10日订于巴黎》（Great Britain，Foreign Office: Treaty of Peace with Italy, Paris, 10th February 1947），敕令第7481—7482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8年版（以下简称敕令第7481—7482号）；又见下文，原著第455—456页。

(165)　根据上文原著第422页注④（即本书第508页注①。——译者）中所提到的那位战后救济部长的报告，该项数字为1 478 000。

(166)　《纽约时报》，1946年11月26日。

(167)　《盟国军政府工作回顾》，第89页。

(168)　《纽约时报》，前引文。

(169)　《纽约时报》，1949年1月1日。

(170)　《罗马观察家报》（Osservatore Romano），1947年2月28日。

(171)　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历史和战争法规的演变》（U．N．War Crimes Commissi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s of War），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8年版，第525页，第528页；又见第47页，第350—352页，第374—375页。

(172)　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战犯审讯法律报告》（U．N．War Crimes Commission: 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9年版，第8卷，第1—14页。

(173)　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历史》，第511页。

(174)　同上书，第524页。

(175)　关于这段时期的情况及其经济背景，见英国贸易部商务关系和出口事务司：《意大利的经济商业情况，1951年2月》（Great Britain，Board of Trade，Commercial Relations and Export Department: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nditions in Italy, February, 1951），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1年版（以下简称《意大利，1951年2月》）；意大利工商部：《1946—1947年工业品输出入主要计划》（Italy，Ministers dell' Industria e del Commercio: Piano di massima per le impoitazioni e le esportazioni industriali dell'anno 1946—1947），罗马，工商部，1946年版〔以下简称《主要计划》〕；经济研究所：《意大利经济情况年鉴，1938—1947年》（Istituto per gli Studi di Economia: Annuario della congiuntura econovmica itatiana, 1938—1947），佛罗伦萨，瓦莱基，1949年版；意大利制宪会议事务部：《送交制宪会议经济委员会的报告》（Italy，Ministero per la Costituente: Rapporto della Commissione Economica presentato all'Assemblea Costituente），罗马，国家印刷所，1947年版〔以下简称《经济委员会报告》〕；格林德罗德：《新意大利》，第58—79页；以及《国外商业周刊》（Foreign Commerce Weekly）上不时发表的关于意大利的一些报告。

(176)　1936年4月的人口普查数为42 994 000人〔意大利中央统计院：《意大利统计简编》（Italy，Instituto Centrale di statistica: Compendio statistico italiano）〕，罗马，国家印刷所，1946年版，第15页；1950年的人口估计数为4 650万人，按1947年疆界（《意大利，1951年2月》，第2页）。

(177)　《经济委员会报告》，第2部分，第1卷，第18页；《主要计划》，第49页。

(178)　布鲁诺·福阿：《意大利的货币改革》（Bruno Foa: Monetary Reconstruction in Italy），纽约，王冠出版社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1949年版，第13页。

(179)　《盟国军政府工作回顾》，第121页。

(180)　《主要计划》，第43页。

(181)　格林德罗德：《新意大利》，第76—77页。

(182)　福阿：《意大利的货币改革》，第15页。

(183)　关于战争破坏的估计数字，见同上书，第22—25页；意大利：《同和约有关的经济财政问题的备忘录》，第16—29页；《主要计划》，第18—27页。

(184)　福阿：《意大利的货币改革》，第23页。

(185)　《盟国军政府工作回顾》，第54页。

(186)　C·格罗夫·海恩斯：“意大利为复兴而斗争，盟国进退两难的处境”，《外交政策报告》（C．Grove Haines:“Italy's Struggle for Recovery，an Allied Dilemma”，Foreign Policy Reports），1944年12月1日，第224页。据《新文选》所载亚西尼的那篇文章〔见上文，原著第422页注②（即本书第507页注⑤。——译者）〕估计，整个意大利境内布雷区的面积达50万英亩（第150—151页）。

(187)　见《自由意大利》所载的几篇文章，1945年11月16—20日。

(188)　《意大利，1951年2月》，第83—84页。

(189)　《盟国军政府工作回顾》，第92—93页；又见《国务院公报》，1944年10月8日，第382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69页。

(190)　《意大利经济年鉴，1938—1947年》，第447页。

(191)　《国务院公报》，1944年10月15日，第403页。

(192)　福阿：《意大利的货币改革》，第38页。

(193)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66—1577页。

(194)　《国务院公报》，1945年1月7日，第29页；《纽约时报》，1945年1月5日。

(195)　斯退丁纽斯，第57—58页。

(196)　《经济学家》周刊，1945年11月24日。

(197)　《美国与意大利》，第109—110页；又见《新文选》，1945年2月，第160页。

(198)　伍德布里奇：《联总》，第2卷，第272页。

(199)　《主要计划》，第271—275页。

(200)　福阿：《意大利的货币改革》，第35—40页；《意大利经济年鉴，1938—1947年》，第447—451页，第459—461页。

(201)　据意大利人提供的一项资料称，意大利收到供应物资共计3.68亿美元（照美国方面的估价），还得到一笔1.6亿美元的信用贷款，规定从1951年起分25期偿还〔利贝罗·伦蒂：“关于ARAR的政策的一些想法”，《工业》（Libero Lenti:“Riflessioni sulla politica dell' ARAR”，L'Industria），1947年，第3期，第316页〕。

(202)　《意大利经济年鉴，1938—1947年》，第450页，第461页。

(203)　福阿：《意大利的货币改革》，第35页，第36页。

(204)　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政府与意大利政府的财政协定，1947年4月17日订于罗马》（Great Britain，Foreign Office: Financial Agreemen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Italian Governmant，Rome，17th April 1947），敕令第7118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年版（以下简称敕令第7118号），第10页。

(205)　同上书，第7—10页。

(206)　《意大利，1951年2月》，第3页。

(207)　关于联总在意大利的工作，见上文，原著第107页；联总：《署长提交给全会的报告》〔（UNRRA：Report of the Director General to the Council），华盛顿，1944—1948年〕，特别是，《1947年7月1日至1947年12月31日的半年度……报告和1943年11月9日起至1947年12月31日止的工作总结》（Report ..．for the period 1 July 1947 to 31 December 1947 and summary of operations 9 November 1943 to 31 December 1947）；伍德布里奇：《联总》，第2卷，第257—294页，并散见各处；“联总在意大利的工作有助于‘使轮子转动起来’”，《国外商业周刊》（“UNRRA's Work in Italy Helps ‘Make Wheels Turn’”，Foreign Commerce Weekly），1946年6月1日，第16—17页，第54—56页。关于1945年3月9日和1946年1月19日同意大利政府签订的协定全文，见《政府公报》。

(208)　联总：《1947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的半年度……报告》，第203页，第204页。

(209)　见上文，原著第107页。

(210)　《意大利，1951年2月》，第7页。

(211)　关于对外贸易，见《意大利经济年鉴，1938—1947年》，第11章；关于1945—1947年间所订各项商务协定，见同上书，第426—427页，第431—435页。

(212)　管制条例的概要载《国外商业周刊》，1946年4月27日，第32—33页。

(213)　1947年4月17日签订的协定（敕令第7118号，第11—14页）处理了英镑积余的清算问题和敌产管理署控制的意大利资产的发还问题。用已经变换现金的资产构成一笔基金，用以偿付1940年6月11日前发生的里拉债务。

(214)　《意大利经济年鉴，1938—1947年》，第481页，第482页。

(215)　同上书，第410页。

(216)　《意大利，1951年2月》，第137页；《意大利经济年鉴，1938—1947年》，第19—28页。还曾试图为意大利人在国外寻找工作，在1946年和1947年，分别同比利时、法国和阿根廷签订了移民协定（同上书，第28—33页）；又见“法意移民协定”，《国际劳工评论》（“The Franco-Italian Migration Agreements”，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1947年5月，第395—402页；“战后欧洲的人力问题”（“Postwar Manpower Problems in Europe”），同上，1947年6月，第501—505页；阿蒂洛·奥布拉思：“意大利的移民规定”（Attilo Oblath:“Italian Regulation of Emigration”），同上，1947年10月，第408—425页。

(217)　又见负责敌占艺术品、档案和其他材料的保存和复原事宜的英国委员会：《在战争中损失的和保存下来的意大利艺术品》（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itution of Works of Art，Archives and other Material in Enemy Hands: Works of Art in Italy, Losses and Survivals in the War），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5—1946年版；弗雷德里克·哈特：《受炮火洗礼的佛罗伦萨艺术品》（Frederick Hartt: Florentine Art under Fir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罗多尔福·西维耶罗：《从德国收回的艺术品的第二次全国展览》（Rodolfo Siviero: Seconda mostra nazionale delle opere d'arte recuperate in Germania），佛罗伦萨，桑索尼，1952年版；《关于从德国收回的艺术品》（Sulle opere d'arte recuperate in Germnia），罗马，林切伊学院，1948年版。

(218)　见凯塞林和蒙特卡西诺大住持的谈话〔《柏林交易所日报》（Berliner Börzenzeitung），1944年2月18日；《国民观察家报》，1944年2月25日〕；马克·W·克拉克将军：《故意的冒险》（General Mark W．Clark: Calculated Risk），纽约，哈珀，1950年版，第311—324页；利德尔–哈特：《小山的另一边》，第373—374页。

(219)　弗雷德里克·哈特：《受炮火洗礼的佛罗伦萨艺术品》，第46页。

(220)　参阅1944年2月9日和16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30卷，第738—755栏；《纽约时报》，1943年10月9日和1944年2月7日，以及1944年2月上半月中致《泰晤士报》的一系列读者来信。

(221)　见《纽约时报》，1944年2月16日；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陆军中将比德尔·史密斯接着发了另一道命令，作了关于保护文物、防止抢劫等方面的指示；又见1944年2月16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30卷，第850栏。

(222)　关于罗马的特殊情况，见下文，原著第451—453页。

(223)　阿德利亚·R·霍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散失的文物的收回”，《国务院公报》（Ardelia R．Hall:“The Recovery of Cultural Object Dispersed during World War Ⅱ”，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951年8月27日，第337—344页。

(224)　《信使报》（Messaggero），1949年1月6日；《时代》周刊（Die Zeit），1948年12月2日。

(225)　《罗马观察家报》，1952年9月3日。

(226)　9世纪时朝圣者的赞美诗〔斯蒂芬·加塞利编：《牛津中世纪拉丁诗集》（Stephen Gaselee，ed.: The Oxford Book of Medieval Verse），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28年版，第39页〕。

(227)　埃德蒙·斯潘塞：《罗马的遗迹：贝莱诗稿》（Edmund Spenser: Ruines of Rome: by Bellay），第7首，第1—8行。

(228)　《每日邮报》，1943年2月12日。

(229)　见《概览，1929年》，第465—466页；D·A·宾奇：《法西斯意大利的教会和国家》（D．A．Binchy: Church and State in Fascist Ital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1年版，第295—298页；L·奥本海姆：《国际法》（L．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第7版，伦敦，朗曼斯，1952年版，第2卷，第246页；又见赫伯特·赖特：“梵蒂冈城的地位”，《美国国际法杂志》（Herbert Wright：“Status of the Vatican City”，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44年7月，第452—457页；同上，增刊，第201页，载有1944年6月7日关于罗马教廷继续保持中立的宣言全文。

(230)　卡米尔·M·钱法拉：《梵蒂冈和大战》（Camille M．Cianfarra: The Vatican and the War），纽约，达顿，1945年版，第241—242页。

(231)　例如，1941年9月30日丘吉尔的演说，下院辩论，第5辑，第374卷，第318栏。

(232)　指罗马。——译者

(233)　齐亚诺：《1939—1943年日记》（Ciano: Diario 1939—1943），1942年12月各页，1943年1月2日，12日；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60—1563页。

(234)　教皇致罗马代理主教的信，对这次空袭表示遗憾〔《纽约时报》和《新闻报》（Stampa）〕，1943年7月22日；7月24日或25日的梵蒂冈广播（《泰晤士报》，1943年7月26日）。

(235)　参阅《泰晤士报》，1943年8月16日。

(236)　全文见《英国和外国的国家文件》（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第100卷，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