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土耳其

G·E·柯克

第一节　大战爆发时土耳其的立场

土耳其是一个约有2 000万人口、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位于三个大国集团的会合处，西面是轴心国势力笼罩下的巴尔干半岛，北面是苏联，南面是英国及其盟友占统治地位的阿拉伯世界。此外，土耳其还扼制着这些集团之间的交通要道。自从18世纪俄罗斯崛起成为一个强国以来，关于爱琴海和黑海之间水路的控制权问题，一直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为把巴尔干半岛与中东联结起来而建造的巴格达铁路，曾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¹⁾自基马尔革命以来土耳其所经历过的一党制政府，其独裁程度并不比过去奥斯曼帝国差多少，不过这个政府成功地唤起并集中了占这个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强烈民族感和纪律性。但阿塔图克的人民共和党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还是消极的承认，是很难讲的。主要的情况是，它毫不含糊是土耳其人的，撵走了外来入侵者，并使国内的少数外国商业巨头在政治上俯首帖耳。虽然土耳其军队还无法应付一场机械化战争，但是在捍卫国土，顽强抗敌方面却早已闻名，再加土耳其国内的交通线漫长，质量又差。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将使任何一个交战国在发动入侵土耳其以前都会趑趄不前，要先考虑能否使用外交手段来至少达到一部分目的，或能否通过一种更间接的渠道来达到其他部分目的。土耳其政府方面则意识到自基马尔革命以来，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现代化国家机构时所经历过的艰难痛苦，因而希望不惜任何代价都要保住这个国家机构，不使毁于战火。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使它对强权政治极不信任，虽然他们准备以结盟的方式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他们还是煞费苦心地为自己保留了某种例外条款，以防万一今后出现因缔约而必须承担的义务同国家利益相抵触的事情。他们具有地中海东部民族的那种本领：善于进行长期的讨价还价；善于寻找一些多少说得过去的借口来避免采取不适当的行动；和善于雄辩地说服谈话对手为其想象的自身利益着想，借以转移给他们造成强大压力的争议。⁽²⁾

1935—1936年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的结果，使得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继承了昔日英国的地位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最害怕的一个强国。德国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作为巴尔干协约国成员的土耳其政府极大的关注，但在1939年上半年，土耳其一直相信西方大国和苏联的结盟，将会保护它的南、北侧翼不致遭到轴心国的侵略，而早在1921年，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就和苏联签署了第一个友好条约。⁽³⁾然而，由于1939年8月德、苏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使得土耳其有面临这种左右为难局面的可能，即根据1939年5月和6月的互助声明⁽⁴⁾（土耳其现正准备将这声明改为正式互助条约），土耳其对英、法所承担的义务可能使它卷入与那可怕的北邻对垒的战争。9月，土耳其外交部长萨拉若卢访问了莫斯科，希望同莫洛托夫对即将签订的英、法、土条约取得一致意见，但毫无成果，⁽⁵⁾10月19日，土耳其外长回到安卡拉两天后，英、法、土签署了互助条约。“二号议定书”使土耳其避免了采取任何估计会同苏联发生冲突的行动。在其他方面，一旦因一个欧洲国家的侵略而发生了地中海地区战争，一旦因英、法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保证而引起了一场战争，或者一旦欧洲对土耳其采取侵略行动，则土耳其和两个欧洲大国就保证相互给予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⁶⁾

第二节　轴心国胜利初期土耳其的政策

在1939年冬天至1940年期间，土耳其政府首先关心的是试图加强巴尔干协约。⁽⁷⁾在协约国年度会议上（1940年2月2—4日），萨拉若卢提议四个成员国的总参谋部应准备一个共同防务计划，但或许由于南斯拉夫的暧昧态度，⁽⁸⁾此事毫无进展。土耳其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改善，土耳其政府急欲避免卷入英、法计划对巴尔干半岛及（或）对俄罗斯的高加索油田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土耳其参谋长就这方面问题向在1940年2月和3月前来参加英、法、土谈判的英国地中海总司令表达了他的意见，即土耳其主要关心的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中立，并决心无论如何不受别国的“管束和指挥”。⁽⁹⁾5月，德国的进攻突破盟国防线以后，土耳其首相于6月2日就对外政策发表了一项重要声明，但该声明只字不提同英、法的条约问题。两天后，一年前被称为“著名反意大利”的《黎明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假如交战国意大利把它的战斗行动限制在法国边境，那么，巴尔干地区和东地中海（土耳其的“安全区”）则仍可能保持中立。只是在意大利对西欧盟国宣战后的第三天，土耳其报刊才开始对此客观而不作表态地加以评论。6月13日，英、法大使按照约10天前接到的指示开始行事，他们拜访了萨拉若卢，要求他至少与意大利断交，给予盟国陆、海军以各种便利，并关闭海峡，禁止轴心国船只通行。但是，土耳其外交部长因已接到来自土耳其驻巴黎大使的情报（就在当天巴黎被宣布为开放城市），或许比英、法的来访者更清楚地掌握了这一时期在西方战场发生的灾难程度。⁽¹⁰⁾英、法两国政府实在无力供给土耳其以既能满足其需要又能符合其愿望的足够的军事装备，⁽¹¹⁾而目前土耳其若严格履行它对英、法承担的条约义务，那就将使它自己遭受轴心国经巴尔干进犯的风险。依据1929年签署的土苏友好条约，土耳其政府不经苏联同意就不得与第三国达成政治协议，⁽¹²⁾因此，他们就其采取的这一立场向俄国人征求意见，但是莫洛托夫的答复是那样“否定的和实在咄咄逼人的”，以致土耳其人决定以1939年10月英法土条约中的第二号议定书作护身符，俾使他们得免于⁽¹³⁾采取可能与苏联树敌的行动并从而保持其非交战国的地位。最后，土耳其总理勒菲克·萨伊达姆于6月26日宣布了这一政策；⁽¹⁴⁾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在上院发表了一项声明，表明伦敦方面不会见怪土耳其拒绝参战的决定。

〔哈利法克斯勋爵说〕英王陛下政府完全了解导致土耳其政府作出这一决定的环境。……同时，我们与土耳其的条约仍旧存在着，而这一条约以之作为基础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同情也仍旧存在着，这种友谊和同情使这个条约过去是，今后也仍将是我们之间进行建设性合作的有益的基础，不论是在战争继续下去的时期内，还是在未来的和平岁月里都是如此。⁽¹⁵⁾

1940年10月28日意大利进攻希腊，几乎将战火烧到了土耳其的“安全区”，但是，英国政府马上意识到，现在要求土耳其根据1939年5月和6月的声明和同年10月的条约履行诺言，并以交战国身份参战，不会有多少好处，或根本没有好处。土耳其无法在不放弃它自己防务的情况下（西欧各国迄今还未能对加强土耳其的防务有所作为），派出一支远征军到希腊，甚至即使能够这样做，英国海军也无法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援。因此，英国政府决定不要求土耳其采取行动，直到它能给土耳其更多的援助，而要它尽可能在不招致被攻击的危险下保持善意的中立。土耳其确曾帮助过希腊，保证它能够安全地从色雷斯东部边界撤回其军队，⁽¹⁶⁾并担保如果保加利亚侵犯希腊，它将给予支援。希腊战争爆发后不久，土耳其就向英国大使纳奇布尔-休格森重申了这些保证，这时，英国和土耳其政府都相互发表了忠于1939年10月条约的声明。⁽¹⁷⁾11月26日丘吉尔通知他的外交大臣说：“如果德军越过保加利亚，不管是否得到保加利亚军队的协助，土耳其必须在当时当地加以抵抗，这是至关重要的。”但到了1941年1月底，他

才明白……土耳其的处境已是多么危急。……他们没有任何一种现代化武器，而自1940年5月起这些现代化武器就证明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空军也极为落后，脆弱得可怜。他们既没有坦克或装甲车辆，又没有制造和供应武器的军火工厂，更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和官兵使用这些武器。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高射炮或反坦克炮。他们的报警系统也十分落后，对雷达一窍不通。他们也缺乏包括接受所有这些现代发展的能力的军事素养。另一方面，德国却把从法国和低地国家缴获到的大量各式各样武器大规模地武装了保加利亚。……在这种情况下，与保加利亚军队相比，色雷斯的土耳其军队处于一种严重的，几乎是绝望的劣势地位。⁽¹⁸⁾

英国大使一直在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要它设法阻止保加利亚完全投靠德国阵营，土耳其政府要他放心，它已向索非亚提出适当的警告。德国人于1941年1月和2月上旬得到报告说，一旦发现德国有进攻希腊的最早迹象，土耳其就准备参战，但也接到有关土耳其同保加利亚举行会谈表明其不愿卷入的报告。这些会谈的结果，他们于2月17日缔结了一项土保互不侵犯条约。从英国人看来，这是一件令人“大失所望”的事。⁽¹⁹⁾

英国外交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于1941年2月26日至3月1日访问了安卡拉，他们一致认为英国在目前既无法弥补装备不足，就不能要求土耳其采取军事步骤；但是土耳其首脑们保证，如果他们遭到攻击，或在某一适当的时候，他们将参战；英国拼命企图阻止面临的德国的南进，他们希望一个坚定的土耳其政治和外交立场可能还有某种效果。⁽²⁰⁾同时，土耳其对德军进入保加利亚（德军于3月1日侵入）的可能反应引起了德国驻土耳其大使冯·巴本和武官的关注；正是出于他俩的动议，希特勒于3月4日写给土耳其总统伊诺努一封私人信件，向他保证德国对土耳其没有侵略意图，并担保保加利亚境内的德军将与土耳其边界保持60公里的距离。3月中旬，伊诺努总统的复函坚定了希特勒这一信念，即他可以在4月6日开始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而不用提防土耳其。⁽²¹⁾结果，土耳其政府明确表示它无意进行干预，并且将它同希腊和巴尔干半岛联结起来的跨越在马里查河上的铁路桥梁炸毁，作为一项预防措施。⁽²²⁾

土耳其的政治家对希特勒进攻俄罗斯的打算还一无所知，他们同样不知道他们至少可以有几个月的喘息时间。⁽²³⁾对土耳其来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它的欧洲部分以及西部整个（包括两个主要的商业城市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海岸线，都受到了来自被轴心国所占领的巴尔干本土和（希腊陷落后）南至多德卡尼斯群岛的爱琴群岛近在咫尺的威胁，外交部秘书长努曼·梅内门吉奥卢当时告诉英国大使说，他正“绞尽脑汁想知道土耳其怎样才能撑持到秋天”。⁽²⁴⁾

出于这种种忧虑，土耳其总统向冯·巴本建议说，假如德国能提出一些合理的条件，他愿意充当英、德之间的调解人。就在此时，冯·巴本已开始设法说服土耳其外交部同德国缔结一项友好条约。土耳其政府觉得根据1921年土法协议条款，⁽²⁵⁾它不得不允许在地中海东部各国的法国维希当局为了支持“伊拉克陆军在5月份同英国作战”⁽²⁶⁾而使用土耳其境内巴格达铁路的那一段运送军用物资。但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却继续将其与冯·巴本的谈判内容通知了英国大使，并抵制了里宾特洛甫的威胁利诱，要他们从拟议的土德条约中将有关他们对英国承担的现有条约义务部分删去。里宾特洛甫虽很恼火，但最终只得放弃这一点；土耳其政府向英国大使作了口头保证（他们不愿写在纸上），他们不会因为同德国于6月18日签订了友好条约⁽²⁷⁾而允许德军或军用物资通过土耳其国土。依据此有效期为10年的条约，两国保证互相尊重领土完整，避免相互间直接或间接的对抗和以和平方式解决影响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问题。对有利于英土现行条约所作的保留，意味着英土联盟是置于德土新约之上的。4天后德国进攻苏联，使土耳其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近6月底，当维希法国在抵抗英国—自由法国向地中海东部诸国的进攻中正节节溃败时，土耳其便拒绝允许维希的增援部队假道土耳其，而在一次英国飞机炸沉了一艘停泊在土耳其安塔勒亚港内的维希船只时，土耳其只提出一次正式抗议而已。

在战前，德国就已是土耳其的为军火工业所必需的铬和其他铁矿砂的主要主顾，也是土耳其其他各种原料如皮革、山羊毛、棉花、油脂和烟草等的主要主顾，德国作为交换条件供给土耳其以所需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制品。战争爆发以后，英、法与土耳其外交部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艰难的谈判，结果土耳其原来同德国的大部分贸易都转移到了英法一边，从而使英法共同垄断了土耳其的供出口的剩余铬。德国和盟国之间争夺土耳其铬原料的情况已在前面叙述过了，⁽²⁸⁾但只是很有必要在这里叙述一下土耳其政府同德国经济专家克洛迪乌斯于1941年10月9日所签订的一项协议，按照该协议规定在1943年1月之前不得向德国运交铬矿，而且届时交货还要依以下这些条件办理，即德国必须首先交清战前有关军火供应合约中的短欠部分，并且以后还必须继续运交，保持与土耳其运交等价铬的同样速度。⁽²⁹⁾土耳其还在1941年10月同意德国在伊斯肯德伦（亚历山大勒达）设立副领事馆，一个曾经在叙利亚为维希政权活动过的女间谍，就在那里迅速地展开了她在中东反盟国的活动。⁽³⁰⁾然而，总起来应该说是，尽管德国人能在土耳其保持的情报和宣传机构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时宣传效果，⁽³¹⁾但盟国在那儿的相应机构，虽没有像德国人的那么众目昭彰，实际上却是得到了土耳其当局的庇助而可能比它们的德国对手还略胜一筹。

第三节　土耳其和德苏战争⁽³²⁾

自从大战爆发以来，我们就已看出，苏联同土耳其由于它们各自同德国和西欧国家签订了条约而处于两个敌对的阵营，虽然它们之间的关系因对德国进入巴尔干半岛共同感到忧虑而多少有所改善，但莫洛托夫—萨拉若卢1939年秋的会谈⁽³³⁾重又提醒了土耳其对苏联觊觎海峡和外高加索的野心的疑虑，而这种疑虑以后一直没有减轻过。莫洛托夫对土耳其的态度以及不久后苏联对芬兰的入侵都是俄罗斯帝国扩张主义复活的征兆，而这种扩张主义奥斯曼帝国已领教过达两个多世纪之久，直到1921年在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各自国内的革命而国力齐被削弱之后，土耳其共和国和苏联才共同携起手来，互相支持，以对付英、法帝国。1941年6月间，德国方面由于它在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前不久把土耳其拉到了它这一边，就它说来，这是一项十分有用的外交上的成就。但那次，希特勒的广播讲话及其披露的上一年11月莫洛托夫提出的要求，却证实并加剧了土耳其对苏联的猜疑，因此自那以后的战争期间，虽然英、美大使居中不断斡旋，但土耳其对西方盟国一方面的态度同对苏联一方面的态度之间还是有明显的（若不是反复无常的）不一致。在对俄战争初期阶段，德国进展之迅速给土耳其的政治家们和一部分高级将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³⁴⁾1936年蒙特勒公约授权赋予土耳其对通过海峡出入黑海的船只的控制权，很快就引起了摩擦。⁽³⁵⁾尽管德国没能在冬季来临之前打垮苏联红军，尽管德国人在“一月和二月将军们”手下遭到了损失（更不用说苏联的冬季反攻了），但在土耳其人看来，似乎在1942年的大部分日子里，德国还有很大可能在东线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因此，在这期间，土耳其的政治家和将军们鉴于德国可能获胜，就有兴趣谋求德国保证给予在苏联的2 000余万操土耳其语的穆斯林以独立；这些人，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亚人（特别是泛土耳其主义的知识分子）⁽³⁶⁾把他们看做是骨肉兄弟。冯·巴本竭尽全力煽动土耳其的政治家们对苏联的恐惧和怀疑。然而尽管德国大使在给柏林的报告中⁽³⁷⁾无疑是据实将土耳其表现出的强烈的反苏感情归因于土耳其的政治家们，但他从来没能从1942年8月13日继萨拉若卢后任外长的精明的努曼·梅内门吉奥卢⁽³⁸⁾那里，或从现任总理萨拉若卢本人那里获得任何肯定或积极的保证。相反，土耳其却以这样的声明来搪塞冯·巴本，即土耳其保持中立的必要性势必限制土耳其同它的合作，但若合作能被认作是代表土耳其的天然与合法的利益时，就将给这种合作以保证。⁽³⁹⁾里宾特洛甫被土耳其这些没完没了的遁词所激怒，于9月12日电告冯·巴本，德国对同土耳其政府进行对话不再感兴趣了。⁽⁴⁰⁾

假如土耳其政府对于东线战事（他们倾向于同情德国一方）仍持不介入态度的话，那么他们就用同样的、外表上注意平衡的姿态来保持“与英国结盟，同德国修好”。⁽⁴¹⁾当一个土耳其高级官员代表团访问西部沙漠时，另一个在德国人指使下的代表团就访问了东线。新闻界旗帜鲜明地分成亲轴心国和亲盟国两派，并不偏不倚地向交战国双方都派出了新闻使团。当托卜鲁克陷落的消息传来时，⁽⁴²⁾伊诺努总统作出一副站在英国大使一边的样子，但是，据说接近1942年8月底，梅内门吉奥卢还曾对瑞士外交部长表示过他确信隆美尔将于深秋开始一路从埃及低地，另一路从塞浦路斯和叙利亚对苏伊士运河发动钳形攻势。⁽⁴³⁾

第四节　在形势变为有利于盟国后的土耳其政策

现在已到了这一时刻，战争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首先是1942年10月在阿拉曼，紧接着就在斯大林格勒；土耳其舆论的调子也立即顺应这种趋势而改弦易辙了。⁽⁴⁴⁾

与此同时，尽管土耳其格外谨慎小心，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引起德国怀疑其中立的公开行动，但是，在1942年间西方盟国已能帮土耳其修整港口、公路、铁路和安那托利亚的机场以及给它运进大量军用品以加强它的力量，准备它可能投入战争。⁽⁴⁵⁾1942年11月，丘吉尔抱着使土耳其政府在来春参战的种种希望，⁽⁴⁶⁾哈里·霍普金斯于1943年1月19日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即注意到丘吉尔曾说，⁽⁴⁷⁾假如土耳其仍执迷不悟，他准备告诉他们除非他们参战，否则他不能答应在达达尼尔海峡问题上约束俄国。⁽⁴⁸⁾这时丘吉尔是急欲同伊诺努总统以及他的部长们举行一次会晤，但是丘吉尔在说服他的包括外交大臣在内的战时内阁阁员为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已打下了充分基础时遇到了一些困难。丘吉尔提议，塞浦路斯是一个合适的会址，但由于伊诺努总统表示，按照宪法，他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家，除非他的最后继承人已被指定，而且还要考虑保密问题，因而会址改在土耳其南部邻近阿达纳的地方。会议于1943年1月30—31日召开。⁽⁴⁹⁾会上萨拉若卢表示出对苏联今后政策所一贯怀有的忧虑，后来冯·巴本被告知说，伊诺努总统出于同样的担忧，已向丘吉尔提出是否有可能与冯·巴本讨论迅速结束战争的各种途径。⁽⁵⁰⁾经过这一系列的会谈，丘吉尔于2月2日告知斯大林说，他现在认为土耳其可能在年底前参战，并且在这以前，土耳其可能会答应英、美袭击普洛耶什蒂油田的轰炸机在其境内加油。⁽⁵¹⁾

阿达纳会议结果，规定英国必须尽可能快地提供给土耳其军队以一年的军火储备并为防卫土耳其的一些薄弱环节拨给它一支英国战斗机空军和一部分受土耳其指挥的反坦克和空防部队。英国中东地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奉命先后访问了安卡拉以进行更具体的会谈，可是，当英、土陆军参谋人员2月26日开始对话时，土耳其对它在战争中军用或民用的需要都表示“无法或不愿”提供任何可靠的估计。⁽⁵²⁾他们保持缄默的一个原因，是土耳其政府就约在这时从冯·巴本那里已获得了希特勒关于德国对土耳其没有侵略意图的再次保证，对此，土耳其显然答复说他们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向德宣战。⁽⁵³⁾5月5日，当冯·巴本带着更多的信息从德国返回土耳其时，英国谈判人员正遇到一些相当棘手的困难。土耳其人争辩说，德国的夏季战役可能像进攻苏联那样，是针对它的，英国则猜测德国可能曾以飞机轰炸威胁土耳其，而如果是针对拥有多语种居民的，又大都是木建房屋的伊斯坦布尔，或针对土耳其惟一的宗古尔达克煤矿进行轰炸的话，那将是一场大灾难。⁽⁵⁴⁾因此当艾登5月31日参加阿尔及尔会议期间，⁽⁵⁵⁾他确信只要盟国一旦能对巴尔干半岛构成一种紧急的威胁，⁽⁵⁶⁾土耳其的态度马上就会好转。但土耳其总参谋部却对英国关于在阿菲翁—卡拉希萨尔（距离伊斯坦布尔以南和伊兹密尔以东190英里，要由地中海的摩西港和伊斯肯德伦港口提供补给）建立前哨基地的提议，从6月上旬拖至8月，方予答复，而且最终达成的协议还受下述条件的限制，即该工事必须伪装成商业建筑物，并须由土耳其工人建造，除现有的英国监理人员外，不得增加。⁽⁵⁷⁾

1943年9月下半月，当英国在没有获得盟军地中海地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物资支援的情况下，发起了夺取多德卡尼斯群岛的进攻时，⁽⁵⁸⁾土耳其人允许英国动用其一直在土耳其境内积累起来的军需品堆栈来补给多德卡尼斯群岛上的守备部队。⁽⁵⁹⁾在莫斯科召开的“三巨头”外长会议上（1943年10月18日—11月2日）⁽⁶⁰⁾又带来了一个新的因素，因为当时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想要盟国“命令”土耳其立即参战，以牵制德军而便于苏军在东线挺进。但英国眼下主要关心的是想获得土耳其空军基地的使用权，以便给予多德卡尼斯群岛上的英国阵地以空军战斗机掩护，由于德国在当地拥有的空中优势，英国的这个阵地正变得愈来愈岌岌可危；莫斯科会议最终一致同意：艾登应要求土耳其允许其立即使用它的空军基地，英、苏两国并将在晚些时候一起“建议”土耳其在1943年底前参战。⁽⁶¹⁾艾登邀请梅内门吉奥卢于1943年11月4日至6日在开罗同他本人和纳奇布尔-休格森一起进行商讨，梅内门吉奥卢接受了这一邀请，但在会上梅内门吉奥卢强烈拒绝考虑孤立地使用空军基地；如果土耳其卷入战斗，那就必须给它一项明确的任务，而且还须澄清一些政治和军事上的问题。⁽⁶²⁾在梅内门吉奥卢回安卡拉向政府汇报会议情况时，他似乎曾对冯·巴本强调过英国正在向他施加巨大压力，要土耳其断绝同轴心国的所有商务关系。⁽⁶³⁾然而，到11月17日，当土耳其政府和议会研究了英国的要求之后，德军已经迫使多德卡尼斯群岛的科斯岛和勒罗斯岛上的英国守军投降了，萨摩斯岛和其他一些小岛上的英军也被迫撤退。英国就在土耳其家门口遭到的这一挫折不能不进一步打消土耳其政府参战的念头。因此，他们在答复英国的要求时所提出的苛刻条件是：坚持英国须提供土耳其充分的防御工具以防止德国的大规模进攻，并要为它在巴尔干半岛进行军事合作制定某种方案（最近土耳其的时事评论员一直就在鼓吹重新创建一个更强有力的巴尔干半岛协约国组织来维护各成员国的独立，防止外部的侵略或分裂性渗透）。⁽⁶⁴⁾这时，梅内门吉奥卢似乎还暗示，只有当盟国预期在西欧的登陆实现后两星期并被证实已告成功时，土耳其才可能参战。⁽⁶⁵⁾

在德黑兰会议上（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斯大林联合罗斯福一起反对丘吉尔的主张，坚持要优先在西欧发动进攻，而以在东地中海的战役为辅或干脆予以排除。⁽⁶⁶⁾不过这种想法，当在会议期间伊诺努总统被邀到开罗同罗斯福和丘吉尔会晤时，⁽⁶⁷⁾并没有让土耳其政府知道。与上次召开阿达纳会议之前的情况不同，这一次会晤他并未表示总统出国要受到宪法上的限制；下面这件事或许很能说明土耳其政府的神经过敏：因为就在12月2日，土耳其使团动身去开罗的前一天，美、英驻土耳其大使被告知说土耳其政府决定释放关押在安那托利亚东部拘留营中的1 500名囚犯，这些囚犯几乎都是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他们因为逃避缴付国家向他们征收过重的资本税而被送到那里服苦役。⁽⁶⁸⁾从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的“友谊竞赛”，竞相派出私人飞机去接伊诺努和梅内门吉奥卢到开罗开会这一点上，就可看出在土耳其参战问题上英、美两国的政策分歧。⁽⁶⁹⁾当丘吉尔在会议期间（12月4—6日）⁽⁷⁰⁾继续极力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要它在巴尔干未来的对德战斗中与英国更加紧密合作的当儿，根据官方记录，罗斯福却在一次讲话中说，土耳其政治家们不愿被别人弄得措手不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⁷¹⁾土耳其仍然怀疑英国仅仅是想利用它的国土，而没有充分考虑过其可能给土耳其带来的后果。⁽⁷²⁾当会谈似乎已陷入僵局时，丘吉尔本人单独和两位土耳其政治家举行了另一次会议，最终商定由土耳其在使用空军基地问题上迅即作出决定。双方同意，在土耳其政府没作出决定以前，在机场应做好包括装置防空雷达在内的各项准备工作；双方还同意应制定一项共同作战计划，并对土耳其作为交战国参战后一般政治上的影响问题进行研究。⁽⁷³⁾

与此同时，由于窃取到了安卡拉英国大使馆的文件，冯·巴本对英国人的谈判情况已心中有数，他警告梅内门吉奥卢，如果土耳其依顺英国的要求的话，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德国的报复”，而这种报复“最起码的后果将是”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的“彻底毁灭”。他扬言还知道土耳其政府12月12日给英国的答复，内容大意是由于“给土耳其军队供应的物资根本不够用”，因此他们不能承担义务。⁽⁷⁴⁾为了防止德国空袭土耳其的薄弱地区，英国提出，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建立18个英国皇家空军中队和10个防空团，1943年12月28日，中东司令部又派出了一个军事使团赴安卡拉，讨论在土耳其实际参战前，使这批英军的大部分进入土耳其的问题；考虑有必要这样做，是鉴于土耳其的漫长交通线。但是，土耳其人继续利用美、英之间在土耳其合作的重要性方面的意见分歧。⁽⁷⁵⁾他们要求英国加派一倍的皇家空军中队，并要求获得大量武器装备，据估计，就算能办得到的话，这些装备从英国运到土耳其也将需要4个月时间。⁽⁷⁶⁾1944年1月，谈判陷入僵局，这时，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可能建议过“最好是中断谈判并断绝友好关系”，对此艾登回答说，此刻不能采取这一步骤，而必须“尽量把这一件难办的事办好”。⁽⁷⁷⁾英国陆、空军代表团于1944年2月3日离开土耳其。《泰晤士报》驻安卡拉记者9日报道说，盟国中的一些方面近来已开始怀疑，土耳其的这些辩解和要求是否仅仅是“玩弄手法，以逃避”英土联盟所规定的各项义务，与此同时，一位尽职的土耳其新闻记者艾哈迈德·埃明·亚尔曼连忙驳斥说，英国运交土耳其的军火大大低于他们所答应的数字，而且，有些是有缺点的；⁽⁷⁸⁾而当3月1日宣布英、美已停止向土耳其供应军火的消息时，一位未来的土耳其外交部长写道：“好像他们以为土耳其为了得到区区几便士的军火就可以指望它会在某一时刻将自己的手脚都捆绑起来，跳入火坑内。……英国难道竟设想土耳其也会扮演它的印度和非洲雇佣军的角色吗？”⁽⁷⁹⁾

人们将回想起，根据1941年10月9日克洛迪乌斯协议的规定，德国在履行了向土耳其提供军火的保证情况下，就应从1943年1月15日起自土耳其获得相应比例的铬的供应。⁽⁸⁰⁾德国曾想方设法来履行它在合同中一方的义务，并提供给土耳其1亿马克的补充信贷用来购置军用品。1941年希腊陷落后，由于恐慌而被土耳其炸毁的横跨马里查河通往保加利亚的铁路桥梁，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得到了修复，并于1943年间通车，德国还供给土耳其一些机车和车皮，以便利商品交换。因而到1944年2月底，德国获得了将近62 000吨的铬，而且交货数量实际上还在增加。⁽⁸¹⁾关于英、美政府阻止这种交易采取的步骤，已在前面的一章里叙述过了。⁽⁸²⁾1944年4月14日英、美大使分别递交给土耳其内容相同的照会，警告他们除非停止对德国战略物资的供应（除了铬之外还包括棉花、铜和铬黄），否则将实行封锁，⁽⁸³⁾土耳其政府这时终于屈服了。两天后土耳其政府答复说，他们将在“他们物质资源的可能范围内”协助他们的盟友，但是到了20日，梅内门吉奥卢出人意外地宣布，立即全面中止对轴心国出口铬矿。⁽⁸⁴⁾

土耳其政府现在似乎才意识到了，部分由于苏联巧妙地利用西方盟国之间的意见分歧，从而把盟国从巴尔干地区引开，部分由于土耳其人缺乏胆量采取更有信心的机会主义以取得更大的好处，土耳其实际上就像任何其他中立国一样陷于孤立，在这种困境下，土耳其政府始于5月间试图同他们可怕的邻邦苏联修好，但是碰了一鼻子的灰。⁽⁸⁵⁾

6月初，由于12艘德国舰只通过海峡自黑海驶往爱琴海（这些船只通过海峡时被解除了轻型武装，事后可以重新装备起来），英土之间又发生了新的摩擦。英国政府认为，由于有关的两种船上具有这种装备，这种船只就应被看做为战舰或辅助舰，根据1936年蒙特勒公约第19款的规定，此类船只是禁止通行的。⁽⁸⁶⁾可是，当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抗议土耳其当局只是“草率检查敷衍了事”时，土耳其政府坚持声称，经过检查他们不能证明这些船只不是商船。因为估计到会有更多的这种德国舰只将通过海峡，英国大使于6月9日进一步就此事提出抗议，指出：“英国政府对于土耳其政府帮助德国政府进行这种明显的军事调动一事深感不安。”伊诺努总统答应重新调查这一整个事件。⁽⁸⁷⁾土耳其内阁大部分成员主张要对英国让步，但外交部长梅内门吉奥卢似乎曾争辩说，依照蒙特勒公约，这些船只是准许通过的，他似乎还反对作出任何会在今后用那个条约来贬低土耳其威信的让步。6月15日，梅内门吉奥卢辞职，由萨拉若卢担任临时外交部长。

第五节　土耳其参战

如今第二战场既已开辟，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遂于1944年6月23日要求美国支持它一起来迫使土耳其完全断绝同德国的外交以及经济关系。土耳其政府这时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进行讨价还价，作为与德国断绝关系的交换条件，它要求英、美不仅保证为土耳其出口剩余物资提供市场并给它供应必需的进口物资，而且还要求作为一个同等盟邦在和平会议上占一席位。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已获知英国的建议，于是抗议说，这不符合前几年达成的促使土耳其参战的“三巨头”协议的精神。美国国务院建议，设法明确规定土耳其对德断交仅仅是朝着实际参战迈出的第一步，以此来同苏联政府和解。另一方面，英国则觉得，这样做只会引起关于军事援助问题的没完没了的争论，它建议改为只对土耳其在和平会议上的地位以及给它的经济、军事援助方面作出某些一般性的保证。虽然美国为使苏联赞同他们关于土耳其走向参战前应首先采取断交这一步骤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努力，但是俄国人对这种折衷办法仍然坚决反对，⁽⁸⁸⁾此后，他们对土耳其采取了其独自的政策。1944年8月2日，土耳其国民议会作出决议，与德国断交，但是，冯·巴本声称，在他前一天最后与伊诺努总统会晤时，总统最后提出的建议是由他在这场国际争端中充当调解人。⁽⁸⁹⁾

土耳其新闻界煞费苦心地辩解说，政府是自愿作出这一决定的，并没有任何来自盟国方面的压力，而且除非遭到攻击，土耳其仍将不参战。确实，土耳其政府整整花了4个月的时间来下令德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清理他们的业务，而且经过美、英政府的一再要求，才使得土耳其在1945年1月6日与日本断绝外交和商务关系。在此时期，苏联红军巩固了它在巴尔干半岛东部各个国家的阵脚，且在1944年12月，共产党又试图在希腊夺取政权，⁽⁹⁰⁾这就促使土耳其新闻界更加极力主张要忠于同英国的联盟和美国的友谊。著名的新闻记者侯赛因·贾希特·亚尔钦写道：

土耳其认为，如果它摒弃英国的友谊和支持，它就将丧失它的独立；但是同样，如果英国中断了它同土耳其的紧密友好关系，它就将失去其在中东的地位。……土耳其在1941—1942年曾坚如磐石般地在纳粹的波涛中砥柱中流，从而拯救了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今天，土耳其准备一如既往，以同样坚强不屈的精神来抵抗目前威胁地中海地区的“托洛茨基”运动。面临这种危险，英国和土耳其必须同生死、共存亡。⁽⁹¹⁾

亚尔钦曾在以前错误地宣称盟国已决定土耳其应参加和平会议，⁽⁹²⁾但是，1945年2月20日，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向土耳其外长转达了“三巨头”最近在雅尔塔作出的决定，⁽⁹³⁾只有那些在3月1日以前对轴心国宣过战的国家将被邀请参加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讨论未来的世界性组织。一直要休会到3月5日的土耳其议会，为此于2月23日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一致同意政府对轴心国宣战的决议。

第六节　战时土耳其政策的得失分析

土耳其实际上一直到战争结束都在不断抵制着要它参战的压力，就像一小块坚硬的物质抵制着周围使它分解和被吸收的一系列活动力量一样。它的这样坚定不屈之所以获得成功是由于这一事实，即虽然轴心国和英美集团都欢迎土耳其加入自己的一方参战，但是想得到它的帮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当各交战国所有的资源都被完全用到更重要的战线上去的时候，这种代价无论是哪一方都是无法付出的；土耳其政府非常精明，每当它被轴心国或盟国压得透不过气时，它就不时作出一些权宜性的让步。不论从整个地中海到土耳其自己的国界这个范围来说，土耳其政府都逐步压缩了他们在1939年10月三国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在这方面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英勇豪迈的气概，然而这样做至少是现实的。1941年4月，土耳其未能按照巴尔干协约国公约兑现他们的保证，在希腊遭到保加利亚的侵袭时，要给它援助；不过在那个多灾多难的春天里，土耳其对加强巴尔干协约，使之成为抵挡德国的一个有效壁垒这一前景所作的判断则比英国政府更为冷静，它不顾一切地竭力制造某种障碍，俾能遏止预料中的德军进入中东，而无须要有足够的英国军队来使中了催眠术的巴尔干各中立国放心。希腊陷落后，英国政府就不得不两害取其轻而接受土耳其继续保持其中立及同德国的友好条约。但是，土耳其人并无意再对德国人作出任何超过不可避免的最低让步。一旦德国对苏联的入侵给了土耳其以暂时喘息的机会，它就开始向两个大国集团都争取达成有利的交易。它以提供（或答应提供）战略原料和给予（或答应给予）政治上的优待来换取二大集团的军火和其他重、轻工业制品。分析一下，实际上可以肯定，在土耳其以外，英国正是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因为在英、美和轴心国之间，土耳其政府一贯是偏爱前者（在当时有利于土耳其的范围内），但是，英—苏联盟使得这个相对来说很简单的推断复杂化了，因为在签订纳粹—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的22个月时间里，毋庸置疑，苏联的政策唤醒了土耳其对苏联传统的，然而是潜在着的疑虑。自1941年以来，冯·巴本就一直充分利用了这种怀疑的心理，而且，由于德国相信苏联的溃败实际上已成定局，所以为了在土耳其建立起亲德反苏的感情，它谋求唤起土耳其的政治和军事统治者们对“解放”在苏联2 000万操土耳其语的穆斯林的兴趣。而且，正如这种迹象的趋势所表明的那样，⁽⁹⁴⁾如果苏方的代理人——不论是哪一级的，——真正牵涉到1942年2月企图炸死冯·巴本的流产事件中去的话，那么，土耳其政府就又多一条理由，宁可纵容德国外交官的各种活动，也比似乎是苏联大使馆常客所策动的使他们卷入到战火中的企图为好。但是，在这整个危急的一年里，土耳其避免了对德国作出任何明确的保证，而且直到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的局势转变时为止，土耳其的这种小心谨慎政策始终给受到巨大压力的美国人和俄国人带来好处。

不过，如今土耳其这一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中立政策开始暴露出来了：因为当丘吉尔在获得美国的物力援助下，肃清了在中东的轴心国军队后，他计划把这一战区用做进攻巴尔干半岛的基地，因此，曾经在外交上把冯·巴本蒙混过去从而在危急的岁月里掩护了英国北侧的土耳其，如今却开始在牺牲英国的情况下重施这种蒙混伎俩。似乎丘吉尔在顺利度过其“开始的结束”后所表现出的高兴情绪，说明他在阿达纳会议上⁽⁹⁵⁾把土耳其的热诚的友谊过分地认为是想当然的事，⁽⁹⁶⁾但并没充分考虑到土耳其谨小慎微的政治特性以及它不愿在基马尔革命的物质成就上冒风险的心理。土耳其决心想重建一个独立的巴尔干集团作为遏制苏联扩张主义的壁垒，但又不准备冒任何由于将德国从这一地区驱逐出去而引起的风险，⁽⁹⁷⁾在这一点上，土耳其政府可以说是优柔寡断。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说，由于没有美国的援助而错误发动的多德卡尼斯行动计划的失败，给了土耳其人以绝好的理由观望不前，而同时他们在开罗会议上的固执态度以及后来提出的关于保护其国内薄弱地区的一系列奢求，也获得了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的公开鼓励。假若盟国在多德卡尼斯岛的坚定立场得以确保，那么，当土耳其人看到了盟国准备利用这一有利地位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势头后，它原会给盟军以相应的援助和支持的，可是事实上，盟军在它家门口的挫折以及盟国在莫斯科和德黑兰会议上的诡秘行径，进一步加深了土耳其这一病态性的忧虑，即到头来它会成为盟国团结祭坛上（事实上这种团结并不存在）的殉葬品。接着发生了几桩大事：盟国要用封锁来终止土耳其对德国的铬矿出口；对轴心国在海峡内船只问题发生争执；土耳其卑鄙地试图讨好苏联但遭到它傲慢的拒绝；盟国重新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它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和商务关系；土耳其最后一分钟（和埃及一起）爬上联合国乐队车——所有这些都是在前者巧妙地搪塞过冯·巴本后出现的不体面的低潮。如果不是由于苏联对控制海峡提出的毫不让步的要求而引起西方必然的反应的话，土耳其政府在这一阶段的政策可能使它无法对英美战后的援助提出任何要求。土耳其在1944年间一再勉强作出的让步，对战争的贡献是相对的这样微小，可以说明英国政府坚持迫使土耳其作出这些让步是由于英国对他们的巴尔干计划的破产感到懊恼的缘故。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可能预感到战后苏联的野心是想向东地中海方面扩张，因此一心想进行活动，使土耳其能在联合国内取得一席尽可能体面的地位，以便使英国有正当的理由来奉行它支持土耳其控制海峡主权的传统政策，并作出一些经国际同意可能被认为有必要的修改。假使这样的话，结论似乎是，虽然处于地球上的战略要点使像土耳其这样的二等国家要享受到真正中立是困难的，但这还是保证了它不致处于孤立，而这种孤立可能是推行一种极端利己的政策所致。土耳其像一个笨拙的女继承人，不管她干出什么错误行动，只要她在战略上能使人感到兴趣，她将永远是合适的同盟者。

最后，是否土耳其作为一个海峡监护人的战时记录，使蒙特勒公约（最多）必须作出战后根本的修改或（至少）有理由作这样的修改呢？苏联政府战后对这一记录的指控，可能是充分利用了轴心国在土耳其的默许或疏忽的帮助下对蒙特勒公约条款所作的侵犯，但总的来说，这些侵犯似乎并没有给予德国在黑海对付苏联，或在东地中海对付英国的战争努力中以重要的帮助。可是，至于技术性的侵犯，土耳其倒确实为苏联1946年8月8日的照会⁽⁹⁸⁾的拟稿者提供了能掩盖强权政治真正意图的法律上的门面。英、美两国政府已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同意，经各国批准对蒙特勒公约作某些修改是有必要的，以便为调整各大国的一般世界关系，特别是东地中海地区的关系做好准备；但是，战后不久，当苏联对土耳其和它以前的盟友采用了似乎是挑衅性的不友好的态度时，西方盟国在对苏联继续保持妥协做法失去信心之余，转而支持土耳其反对苏联想实际垄断海峡控制权的专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假如迁就苏联这一要求，那就不仅会造成加强苏联自身安全这一无可指摘的结果，而且将不可避免地使它处于这样的地位，可以威胁横贯地中海东部地区长期建立起来的海、空战略交通。既然苏联宁愿使用强权政治的手法而不愿采用平等的国际间的谈判方式来处理海峡问题，那么，其他有关的国家也要步苏联后尘采取强权政治立场是在所难免的了。

(1)　詹姆斯·T·肖特韦尔和弗朗西斯·迪克：《在海峡中的土耳其》（James T．Shotwell and Francis Deák：Turkey at the Straits）,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40年版；埃托雷·安基耶里：《君士坦丁堡与海峡—俄国与欧洲的政治》（Ettore Anchieri：Constantinopoli e gli Stretti nella politica russa ed europea.）,米兰，朱夫雷，1948年版；B·A·德拉诺夫：《论黑海海峡：国际法制度》（B．A．Dranov：Chernomorskie Prolivy：Mezhdunarodno-pravovoi Rezhim）,莫斯科，苏联司法部法律出版社，1948年版；爱德华·米德·厄尔：《土耳其、列强和巴格达铁路》（Edward Mead Earle：Turkey,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agdad Railway）,纽约，麦克米伦，1923年版。

(2)　有关里宾特洛甫对土耳其这些策略的不耐烦情绪，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46—447页。

(3)　见《概览，1920—1923年》，第370—372页。

(4)　有关细节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2编，第6章，第1节，第2节。

(5)　《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44—445页。

(6)　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法兰西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互助条约，1939年10月19日于安卡拉》（Treaty of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French Republic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 Angora, October 19,1939）,敕令第6165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0年版）；参阅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节，第272、275页。有关条约的谈判和条款，另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2编，第6章，第4节。

(7)　关于在大战爆发前6个月期间扩大和加强巴尔干协议企图的失败，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2编，第6章，第3节。

(8)　格里戈尔·加芬库：《俄罗斯战役的序幕》（Grigore Gafencu：Prelude to the Russian Campaign），E·弗莱彻-艾伦译〔根据法文原著（Les Préliminaires de la guerre a l'est）,1944年于弗里堡出版〕，伦敦，马勒，1945年版，第277页；杰瓦特·阿奇卡林：“土耳其的国际关系”（Cevat Açikalin：“Turkey'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事务》，1947年10月，第23卷，第482页；参阅亚历山大·帕帕戈斯将军：《希腊之战，1940—1941年》（General Alexander Papagos：The Battle of Greece, 1940—1941），雅典，斯卡齐基斯，1949年版，第120—139页。

(9)　见海军元帅海因德霍普的坎宁安子爵：《一个水兵的漂流记》（Admiral of the Fleet Viscount Cunningham of Hyndhope：A Sailor's Odyssey）,伦敦，哈钦森，1951年版，第212—215、218、221—223页。参阅《概览，1936—1946年：战时中东》，第446—447页。

(10)　见休·纳奇布尔-休格森爵士：《和平与战时外交家》（Sir Hughe Knatchbull-Hugessen：Diplomat in Peace and War），伦敦，默里，1949年版，第166页。

(11)　关于大战爆发前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的失望，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2编，第6章，第4节（2）。

(12)　当土耳其政府在同英、法签订同盟条约前打算先与苏联谈判签署一项互助条约时，他们已经按照此项条约的规定行事了。

(13)　兰格和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第647页，根据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报告。

(14)　《泰晤士报》，1940年6月27日。

(15)　上院辩论，第5辑，第116卷，第889栏。

(16)　自从意大利参战以来，土耳其的军队已养精蓄锐全部动员，据保加利亚政府于1940年年底的估计，在色雷斯东部土耳其驻有28个师〔赫尔穆特·格赖纳：《国防军的最高指挥，1939—1943年》（Helmuth Greiner：Die oberste Wehrmachtführung, 1939—1943），威士巴登，莱姆斯出版社，1951年版，第247页〕。

(17)　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战时外交家》，第167—168页。11月4日里宾特洛甫和冯·巴本向齐亚诺担保说，土耳其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削弱：一旦通过即将到来的莫洛托夫对柏林的访问，在轴心国和苏联之间达成了协议，那时就能对土耳其施加压力，以便将它拉到轴心国一边来（齐亚诺：《欧洲》，第610—611页；英译本，第406—407页）。德国海军参谋部11月14日表示意见说，尽管存在种种困难，但取道土耳其进攻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希特勒在4日却声称：“他并不打算为了达到从东面经叙利亚至苏伊士运河取得突破的目的而对土耳其采取行动，这将是一场漫长持久的战役，并将遇到很大的困难。”（《元首会议，1940年》，第105、113、129页）参阅弗朗茨·冯·巴本：《回忆录》，伦敦，安德烈·多伊奇，1952年版，第470—471页。

(18)　丘吉尔，第2卷，第484页；第3卷，第32—33页；美国版，第2卷，第547页；第3卷，第36页。

(19)　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战时外交家》，第159—160页；格赖纳：《国防军的最高指挥，1939—1943年》，第252—253、262页。

(20)　应英国之请，土耳其政府向贝尔格莱德的茨韦特科维奇政府提议，在巴尔干诸国受到严重威胁时采取联合行动，但是，由于南斯拉夫政府极力想保持中立，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见纳奇布尔-休格森，前引书，第159—160页；阿奇卡林：“土耳其的国际关系”，《国际事务》，1947年10月，第23卷，第483页；茨维特科维奇在《费加罗报》的文章，1950年4月4日）。

(21)　冯·巴本：《回忆录》，第471—473页；格赖纳，前引书，第260—262页；参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第40号，第92页。

(22)　阿奇卡林，前引书，第484页。

(23)　有关德国在战败苏联后，德国向中东（包括土耳其在内）推进的作战计划，见丘吉尔，第3卷，第490页；美国版，第3卷，第553页；《元首会议，1941年》，第91页；格赖纳，前引书，第392页注66。

(24)　纳奇布尔-休格森，前引书，第169页。

(25)　见《巴黎和会史》（A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H·W·V·坦普利编，共6卷（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英国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20—1924年版），第6卷，第33—35、53—54页。

(26)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93页。

(27)　关于冯·巴本与里宾特洛甫之间就条约谈判来往的短笺，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1卷（土耳其），第1—9号；另见冯·巴本：《回忆录》，第477—479页；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战时外交家》，第169—170页。

(28)　见上文，原著第30—31、81—86页。关于在1939年冬—1940年间冯·巴本就铬的供应与土耳其谈判所遇到困难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文件》，第8卷，第339号，第366号，第390号，第512号，第625号，第674号。

(29)　参阅瓦尔特·博斯哈德（Walter Bosshard）在1941年10月29日《新齐尔克尔日报》（Neue Zürcher Zeitung）上所写的文章。

(30)　阿瑟·默顿（Arthur Merton）在1941年11月17日《每日电讯报》上的文章；利比亚陆军元帅威尔逊勋爵：《海外八年，1939—1947年》（Field Marshal Lord Wilson of Libya：Eight Years Overseas, 1939—1947），伦敦，哈钦森，1950年版，第123页。

(31)　C·L·苏兹贝格：“德国在中东的准备”（C．L．Sulzberger：“German Prepa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外交》季刊，1942年7月，第20卷，第673—674页；塞思·阿瑟尼安：“在中东的战时宣传”（Seth Arsenian：“Wartime Propaganda in the Middle East”）,《中东杂志》，1948年10月，第2卷，第425—427页。

(32)　关于战时土苏关系较详细的记载，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43—466页。

(33)　见上文，原著第346页。

(34)　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将军（后为陆军元帅）：《中东的战斗，1941年7月5日—1941年10月31日》〔General （after Field Marshal）Sir Claude Auchinleck：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5 July 1941—31 October 1941〕，《伦敦公报》增刊，1946年8月21日，第37695号，第14段。

(35)　根据1936年蒙特勒公约第4款与第19款的规定〔《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在土耳其恪守中立的战争中，交战国的商船虽可以通过海峡，但交战国的军舰则禁止通过，除非是根据国联规章履行义务。可是蒙特勒公约所沿用的1936年伦敦海军条约有关军舰的定义，凡100吨以下的船只均不包括在内；由于土耳其检查员并不总是经常很警觉的，因此轴心国得以不时地把军舰或辅助舰伪装成商船溜过海峡，以致引起盟国特别是苏联向土耳其政府几次提出抗议。参阅1946年8月8日苏联照会和8月22日土耳其的复照〔美国国务院：《土耳其海峡的问题》（U．S．A．Department of State：The Problem of the Turkish Straits），出版物第2752号，近东丛书之五（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7年版），附录2及5，第47—55页；《概览，1939—1946年：1945—1950年的中东》（The Middle East for 1945—1950），第31—32页；英国皇家海军司令肯尼思·爱德华兹：“达达尼尔的通行航道：土耳其在战时是如何进行控制的”（Cmdr．Kenneth Edwards, R．N.：“Passage of the Dardanelles：How Turkish Control Worked in the War”），《每日电讯报》，1946年11月23日；和下文，原著第361—362页。〕

(36)　《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60—461页。

(37)　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1卷（土耳其），第10—35号。有关土耳其驻德大使在希特勒心中产生的极为良好印象，参阅亨利·皮克尔：《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的餐前谈话，1941—1942年》（Henry Picker：Hitlers Tischgesprä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1—1942），波恩，阿特诺伊姆出版社，1951年版，第104—105页。

(38)　关于纳奇布尔-休格森欣赏努曼的才能，见《和平与战时外交家》，第201页。“（他写道）我还从未遇到一个人，具有比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更能当机立断的智力。”

(39)　《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前引书，第26号，第86页。第二天萨拉若卢亦是如此（同上书，第27号，第91—92页）。

(40)　同上书，第30号，第107—108页。

(41)　按照萨拉若卢和梅内门吉奥卢所作的解释（同上书，第29号）。

(42)　纳奇布尔-休格森，前引书，第179页。

(43)　如果德国情报局的这份据称是瑞士外长发出的文件属实的话〔《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1卷（土耳其），第29号〕。

(44)　1942年5月22日英国中东地区总司令声称，他“不能完全肯定”土耳其人的态度如何，但是丘吉尔在12月1日却说：“已无须再对土耳其会自愿为德国开辟一条道路的想法加以考虑了。”（丘吉尔，第4卷，第807页；美国版，第4卷，第911页）在12月1日同一天，土耳其总参谋部代总长在与德国武官的一次会谈中，也严肃地批评了德国的战略〔《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前引文，第33号〕；参阅，德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12月9日的报告（同上书，第35号）〔在电讯头上的“9月”是一个错误；参阅目录表，第13页〕。

(45)　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将军（后为陆军元帅）：《中东的战斗，1941年11月1日—1942年8月15日》，《伦敦公报》增刊，1948年1月15日，第38177期，第323页；丘吉尔，第4卷，第768、769—770、788页；美国版，第4卷，第860、861、892页。关于土耳其对美国大使感到满意的表示，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53页；英国版，第2卷，第557页；另一方面，土耳其在与德国或中立国对话时发现，还是尽量少提美援的重要意义为妙〔参阅《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1卷（土耳其），第26号，第87页；第29号，第98页；第31号〕。

(46)　丘吉尔，第4卷，第623—626页；美国版，第696—699页。

(47)　见《概览，1936—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266—273页。

(48)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83页；英国版，第2卷，第680页。

(49)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272—273页。另见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战时外交家》，第188—190页。

(50)　丘吉尔，第4卷，第626—629、635—636页；美国版，第4卷，第700—703、709—711页；冯·巴本：《回忆录》，第494—495页。

(51)　丘吉尔，第4卷，分别见第638—639、713—714页。

(52)　见H·梅特兰·威尔逊将军（后为利比亚陆军元帅威尔逊勋爵）：《1943年2月16日至1944年1月8日的中东战役》，《伦敦公报》增刊，1946年11月12日，第37786号，第285—298段；以及同一作者的《海外八年》，第155—158页。

(53)　关于土耳其政府军在3月初向德国建议如派遣一个合适的代表或许可能在土耳其与纽约的红衣主教斯佩尔曼交换意见一事，见冯·巴本：《回忆录》，第495页；另见同上书，第499—500页。

(54)　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战时外交家》，第182—192页。

(55)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284—285页。

(56)　丘吉尔，第4卷，第738—739页；美国版，第4卷，第826页。

(57)　威尔逊，前引文。

(58)　《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312—313页。

(59)　他们还允许英国用火车将军需品从叙利亚运到萨摩斯岛对面的土耳其库沙达西港，并在晚些时候还同意从萨摩斯岛上撤退的英军和希腊老百姓通过土耳其（威尔逊：《1943年2月16日至1944年1月8日的中东战役》，第213—247段）。

(60)　《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328—335页。

(61)　丘吉尔，第5卷，第265—266页；美国版，第5卷，第298页。

(62)　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战时外交家》，第194—195页；丘吉尔，第5卷，第346—347页；美国版，第5卷，第392—393页。

(63)　冯·巴本：《回忆录》，第506—507页。

(64)　纳奇布尔-休格森，前引文，第196—197页；并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57—458页。

(65)　在冯·巴本《回忆录》第512—513页中，他诡诈地引用了纳奇布尔-休格森发给外交部的一份电文。德国驻安卡拉大使通过安插在纳奇布尔-休格森处当仆人的德国间谍之手，开始获得英国大使来往信函的影印本〔见L·C·莫于希施：《西塞罗行动计划》（L．C．Moyzisch：Operation Cicero），伦敦，温盖特，1950年版，和欧内斯特·贝文的发言，1950年10月18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78卷，第2025—2026栏〕。

(66)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353—354页。

(67)　丘吉尔，第5卷，第367页；美国版，第5卷，第415页。

(68)　此项税法，于1942年11月11日制定，表面上是为了减少比过去扩大4倍的纸币发行量，并惩罚投机商和逃税者。这项法令自然而然地特别影响到少数民族的人，因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两地的私人商业仍大部分由他们控制，而且他们肯定利用了种种机会来进行战时投机；但是，在估计税收时对他们是十分歧视的，其目的无疑是为了削弱或消除他们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据对外商会调查表明，向穆斯林商人平均征收他们5%的每年收入，但对希腊人就征156%，犹太人179%，阿美尼亚人232%。据报道，美、英大使在非正式和口头交谈中曾多次对此表示强烈不满〔C·L·苏兹贝格：《纽约时报》，1943年9月9—13日，12月8日；刘易斯·V·托马斯和理查德·N·弗赖伊：《美国和土耳其及伊朗》（Lewis V．Thomas and Richard N．Frye：The United States and Turkey and Iran），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95—98页〕。

(69)　见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战时外交家》，第197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69—1370页；埃利奥特·罗斯福：《见闻录》（As He Saw It），纽约，迪尤尔、斯隆和皮尔斯，1946年版，第201页。

(70)　《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370—371页。

(71)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00页；英国版，第2卷，第791页；参阅李海：《我在现场》，第253页和丘吉尔，第5卷，第367页；美国版，第5卷，第415页。

(72)　斯大林在德黑兰曾答应，一旦由于土耳其对德宣战，保加利亚因此而进攻土耳其，苏联将对保加利亚作战〔见英国外交部：《在德黑兰会议上的各项军事决议》（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Military Conclusions of the Tehran Conference），敕令第7092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年版）。照冯·巴本的说法（《回忆录》，第513—514页），苏联朝着土耳其方向推进的这一前景是土耳其政治家们在开罗会议上“最为关切的”；但是，没有其他出处证实这种说法〕。

(73)　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战时外交家》，第199页。

(74)　冯·巴本：《回忆录》，第516页；参阅同上书，第512页和莫于希施：《西塞罗行动计划》，第136—138页；纳奇布尔-休格森，前引书，第200页。

(75)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70页。

(76)　威尔逊：《1943年2月16日至1944年1月8日的中东战役》，第303—314段；参阅同一作者的《海外八年》，第187页。

(77)　根据冯·巴本所述，以“西塞罗”文件为依据（《回忆录》，第516页，并参阅第514页），虽然他的记述看来把英国大使在1943年12月置于无法忍受的地位。冯·巴本还将1944年1月中旬土耳其总参谋长费弗齐·查克马克元帅的退休归因于英国的压力（第519—520页）。

(78)　《祖国报》（Vatan），1944年2月11日。另一方面，威尔逊将军于1944年2月11日声称，自阿达纳协议签订以来，除了给土耳其33万吨货物供其军用和民用之外，中东司令部还运送给它1 300辆汽车、300辆坦克、2 300门大炮以及108 000吨补给品；或许土耳其的运输工具无法运输他们所想要的那个数量（《1943年2月16日至1944年1月8日中东的战役》，第308—312段）。

(79)　内吉梅丁·萨达克，于1944年3月2日的《晚报》（Aksam）。

(80)　见上文，原著第31、82页。

(81)　1944年4月8日的《泰晤士报》，4月11日的《曼彻斯特卫报》；议会问题，1944年4月18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9卷，第7—8栏）。很难抹杀这种印象，即为了最终防范苏联，土耳其首先是想获得军火，不管其来自什么地方。

(82)　见上文，原著第82—86页。

(83)　据6月11日的报道，德土贸易谈判已达成一项协议，规定将土耳其对德国的铜、棉花、油菜籽和皮革制品的出口量比前一年减少了一半（《每日电讯报》，1944年6月12日）。

(84)　他在议会的发言确是煞费苦心地想“挽回面子”：“1941年底，德国要求享有和英国同样的特权，从而可从土耳其的中立中得到好处。……一个交战国照会一个中立国，要求它不得将这种或那种原料卖给某一国家，这种做法可能会引起有关中立国家的主权问题，并可能引起许多争论。但按照我们在1939年奉行的而且至今仍在贯彻的政策，以及根据我们1939年同英国签署的条约，我们并不是一个中立国家。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把盟国的照会视做不是给一个中立国的，而是给英国及其盟国的一个盟友的。”（《泰晤士报》，1944年4月21日）亚尔曼机敏地附和了梅内门吉奥卢的说法，他写道（《祖国报》，1944年4月21日），土耳其对德国出口铬矿一向是经盟国同意的；“然而，一旦盟国——土耳其的盟友——改变念头并认为铬矿是一种将会刺透盟国士兵心脏的武器，那么对土耳其来说，只有采取一个步骤的可能——就是断绝供应。”

(85)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50—451页。

(86)　参阅上文，原著第353页注②（即本书第562页注②。——译者）。

(87)　艾登在下院的发言，1945年6月1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0卷，第1986—1988栏）；参阅冯·巴本的报告（《回忆录》，第526—527页）。

(88)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72—1376页。

(89)　冯·巴本：《回忆录》，第527页。

(90)　见《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第393—399页。

(91)　《黎明报》，1945年1月25日。丘吉尔直接就把希腊的共产主义分子称之为“托洛茨基分子”（1945年1月18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7卷，第405栏）。

(92)　《新闻报》（Haber）,1944年11月21日。

(93)　《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554页。

(94)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52—454页。

(95)　见丘吉尔，第4卷，第626—636页；美国版，第4卷，第699—711页。另见上文，原著第355页。

(96)　因为他似乎过高估计了在法国陷落后他们对稳定阿拉伯世界的力量（《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7、238页和注①）。

(97)　参阅A·C·爱德华兹：《在土耳其的战争影响》（A．C．Edwards：The Impact of the War in Turkey）；《国际事务》，1946年7月，第22卷，第396页。

(98)　见《概览，1939—1946年：1945—1950年的中东》，第3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