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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第一节 国家历史性分裂的永久化
当戴高乐将军在1944年8月26日进入巴黎时，人们满怀希望，认为他的到来预示着法兰西不仅将从四年来德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且还将从它过去的一切不幸中解放出来。也许，自贞德(1)时代以来，这个古老国家从未燃起过像这样一种要求全面复兴的真正热情。可是，尽管人们做了大量工作，并经过无休止的辩论，到头来这第四共和国却跟它前面的第三共和国并没有多大不同，而更糟的是，那些曾使法国分裂和瘫痪了若干世代的一些旧的分歧——尽管在抵抗外敌时有过暂时的团结——在战争中重新出现了，而且比以往更深，更难弥合。政治图景中所出现的一些变化，与其归因于宪法所设计的任何一种新的体制，不如归因于自从法国第一次革命以来一直在该国活动的那些力量的自然演变和它们的重新组合成为更强大的集团。例如，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变化就是：战前为数过多的政党缩减成为少数几个训练有素的“庞然大物”。的确，这一简化过程迅即发展到这样猛烈的程度，以至不久右派和左派都竞相吸收中间力量中的那些最接近于自己一方的边缘派别，因而促使左右之间的鸿沟扩大了，并且隔着这条鸿沟而相互对峙。但同时，正是由于在紧接着战争结束之后那段至关重要的制宪时期中，这些“巨石般的庞然大物”是如此势均力敌，而又如此严阵相对，因此新制定的宪法就不可能不是一种妥协的产物。
当然，法国战后局势中这两个主要特征——左派与右派间旧隙的加深和那些“巨石般的庞然大物”的出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错，共产党是出现的第一块巨石；是它的挑战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组成强大抗衡力量的反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要是没有旧隙的加深，共产党是不可能在战争中变得如此强大的；这种旧时的裂痕，远没有因战争和占领时期经受共同的严峻考验而有所弥合，事实上却因此而更加扩大了。
但是，如果法兰西民族没有设法去培育一支缓冲力量来抵消这些极端倾向，那就无异是自取灭亡。事实上，人民共和党(2)这一新的温和的天主教政党的诞生和迅速兴起，最初曾使人们产生了一些希望，以为它将满足这一要求。可是，战后初期，法国政治气氛中左翼处于压倒优势，在强大而自认不讳的右翼力量尚未出现以前，人民共和党迫于形势，不得不扮演着右翼的角色。同时，它一方面要努力表示进步，并作为抵抗运动的儿女，要继续保持这一运动过去的革命斗争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努力表示保守，要维持它跟政治上可疑的教会以及政治上同样可疑的戴高乐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妥协和节制的气氛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使人民共和党失去了许多支持。支配着解放后法国政治舞台的那第三块、虽然总是最弱的一块巨石社会党，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无力独自担当起缓冲者的角色。因为社会党一方面由于它同“教会的、反动的”人民共和党合作并受其牵累而在同共产党较量中遭到严重的损失；另一方面，当它过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时候又输给了人民共和党好多选票。因此，这两个可能的中间派政党都愈来愈失势，终于损害了它们自己而便宜了这一个或那一个极端派政党。的确，在一段时期内，看来好像法国是在有意造成极端派之间的冲突，从而招致民族自身的毁灭。但幸而，自我保存的本能产生了所谓“第三种势力”。这是一个由这样一些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和人民共和党人混合组成的缓冲力量，在这些人看来，共产党还是太左，而戴高乐的党(3)则还太右。此后，这“第三种力量”取得了足够的群众支持，得以在世界事务进程的一个关键时刻在法国执政，他们之所以能赢得支持，是因为人们相信，舍此而外的任何另一种选择都必然意味着内战。
只有在抵抗运动富于魅力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而且象征着这一运动的令人畏惧的人物戴高乐暂时引退之后，人们才看清楚，战争不仅出乎意料地没有带来什么变化，而且使早就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变得更加明白无疑了：基本的政治冲突仍然是阶级斗争——虽然即便如此，它往往还有几个相互交错的侧面。例如，它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无非是中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同时却也是城市工人阶级同农村工人阶级的冲突，部分地也是大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冲突。但是现在冲突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了。大战期间，共产党人凭着他们在抵抗运动中所处的卓越地位，几乎赢得了爱国主义的全部专利权。很大一部分农民和工人曾不加怀疑地跟着共产党人，在他们强有力的领导下抵抗侵略者。但在这以前，爱国主义几乎全部是由资产阶级独占着的——事实上这是他们手里的一张王牌。然而在战争期间，资产阶级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如果他们同德国人合作，他们就明显地犯了最赤裸裸的卖国罪行；可是，如果他们参加了抵抗运动，那么不仅使他们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不忠于国家的合法当局——尽管那就是维希政府——而且还使他们自己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
法国资产阶级中，那些虽选择了服从维希政府的道路，却没有在任何方面同德国人实际进行勾结的人，除了只是有点软弱被动或判断失当之外是没有什么更大的过错可以责备自己的；但事实是，他们确是受到了责备——而且这种责备常常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在这方面有着比被指责者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现在攻击自己的邻人则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自己的注意。这种事实也是法国战后社会中所出现的悲剧之一。另一方面，那些参加了抵抗运动的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在战争结束以后，他们的内心痛苦也许同样巨大；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原是想在国家危急时期抛开政治分歧，但是为了实现这一值得赞美的愿望，却使他们自己落入了共产党人的手掌之中，而共产党人则是一心要在战争胜利之后永远结束资产阶级在国家公共事务中的特殊势力和统治地位的。然而在最初的时候，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党似乎为诸如这样的一些人提供了一个集合点和一个追求理想的工具，人民共和党在战后早期选举中之所以能获得惊人的成功，其理由就在于此。而且在开始时，左倾气氛曾是如此普遍，竟使人民共和党看起来几乎像是一个右派政党了。但当人民共和党的基本“左派性质”甚至也变得明显的时候，一大部分资产阶级就都转而支持那些应运而起的新的右派政党——自由共和党，(4)戴高乐联盟，(5)最后则是戴高乐的反共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不再支持人民共和党了。
如果说资产阶级在法国据有支配地位为时已久——也许是已经太长久了——那么就占全国起作用的人口总数和选民人数1/4到1/3的农民阶级而言，这也同样是适用的。(6)尽管存在着城乡之间的总的对立，这两个阶级却都以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真正继承者和反对专制政府的个人自由捍卫者自居，夸大而且过分地延长着它们原先扮演过的这一角色，因而都已养成了在国家事务中发号施令的习惯。更有甚者，法国的经济结构，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欧洲，是很有些不合时宜的：赋税制度使资本家和农民有可能逃避他们应付的那份纳税负担或甚至几乎完全豁免这一义务；同时，他们对工业化或现代化存有偏见，因而不大肯向工业投资。(7)小农所有制的盛行意味着一般都用现钞而不用支票作为交换媒介。而这又转而意味着对那些为人们所广泛需用的产品征课消费税要比征收直接所得税更加便当。政府财政的依赖消费税，则又意味着在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势必要借助于举债以增加其收入，而这又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同时，与此相应的一个情况是，普遍存在着小型的工商企业，而店主们又没有记账和编送会计报表的责任，这就不但给政府造成了类似于小农制所带来的困难，而且妨碍着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采用。(8)
不幸的是，政府不得已而采用的间接税和通货膨胀性的财政措施，其主要受害者正就是法国为保持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健全发展而最需要鼓励的那个阶级——城市产业工人。这些人，充满着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懑，觉得自己所承受的负担最多最重而所得的报酬却最少最薄，就变得越来越想反抗，转而求助于那立誓要摧毁特权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了。同时应该记住，一个经济社会集团和其他经济社会集团之间的这种怨恨情绪总是双方面的。如果说城市工人由于看到农民没有能付足他们应负担的那份政府开支，以及当城市工人们在挨饿时农民们却吃得好喝得好的那种景象（甚至在经济萧条时期也是如此）而大为不满的话，那么，在农民方面，也通过对照自己无休止的辛苦劳动，而对城市工人所享受的每周40小时工作制、工资照付的休假等等好处同样地感到愤愤不平。同样地，那种想把进步立法所规定的待遇扩大到全体人民的尝试，引起了各个享有特权的、不靠工资为生的阶级的反感，并激起了他们对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的敌意。事实上，解放后兴起的劳工，拥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并在精神上胜过那些信誉扫地的雇主势力，这一事实本身使后者的态度变得更加僵硬，更加不肯和解。其结果，不仅是政治上更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公民感的进一步下降——每一个社会集团和阶级都趋向于以我为核心，趋向于只关心它自己的利益和苦难——而且每一方都下了更大决心要把自己的力量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资产阶级集合在新出现的右派政党周围，以抗衡集合在共产党一边的工人们，这一事态发展，只能使法国政治中的离心倾向更加严重。
不仅如此，在远非战前年代所能比拟的这一次空前强大的右派力量的集结中，一些新政党的组织者们有时会由于太热中于组成一条反共“阵线”而对维希分子、法西斯分子等不受欢迎的人所有的缺点错误予以宽容。这样就又加剧了国内的分裂，而且使共产党人所竭力利用和传播的那种观点，即凡是反对共产党的人都是“反动”分子”，成为可信的了。不过，那些拥护共产党的法国人对于共产党的缺点错误、反复无常及其国外联系等所抱的那种熟视无睹的态度，也同样是令人惊奇的。(9)法国工人们之所以易于忽视共产党的这些缺点，一个理由可能是因为他们本能地感觉到：在过去，工人们的革命成果总是被人夺走；他们总是被那些并不真正代表他们和他们利益的领导者或同事们所出卖或踢开。而且，和共产党采取共同立场，这一方针是一条阻力最少的道路，这是战时所走道路的自然延续，在战时，共产党不但培育了那种既反对过去旧事物，又反对维希反动政权的自发反抗精神，而且还给了人们很深的印象，使人们觉得，积极体现着这些反抗精神的抵抗运动是由他们共产党人主宰着的。(10)
最后还必须提到这样一点：解放时的气氛特别有利于极端的政治主张。首先，物质方面的损失比1918年巨大得多——并不那么突出地限制在局部地区，而是非常普遍。所有大港口都被毁坏了。(11)其次，精神上的冲击显然更要大得多：惨败以后接着又遭到胜利者的占领，这对法国来说比对其他受到类似遭遇的国家更加难堪，因为好几个世纪来它是一向列为强国之一的——往往还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其三，确有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情况，虽然可能还不普遍，但从个别的一些事实和地区来看，也严重得足以引起广泛的愤恨了。例如，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里，有为数相当可观的一小部分人靠战争和德军的占领而发了财，由于有黑市，他们在过去四年中简直没有感到任何艰苦。而在同一城市内，却有一大批人只能在生命线上勉强挣扎。这种异乎寻常的不平等正是革命所由产生的土壤；而且，要不是共产党人认为妥协更符合他们的计划的话，解放后流传了好几个月的关于即将发生共产党政变的谣言是可能成为事实的。
第二节 解放前的发展趋势
（一）地下法国以及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各种政治趋势和宪政理论
当人们考虑到，戴高乐在能够实现他那恢复祖国伟大稳定的目标和抱负之前，首先不仅要争取到盟国的承认，(12)而且还必须赢得他自己的同胞们（法国国内的以及在国外的法国人）的认可，人们就不能不对他的个人成就致以更大的敬意。他的流亡奋斗历程，在本文所涉及的这段时期以前的，大部分已在别处另有详细叙述。(13)如果他真要达到他的目的，他就有必要在率领民族解放委员会返回法国本土以后，立即拿出证据来证明他对民主的信仰以及他对恢复民主政体的诚意。早在流亡阿尔及尔期间，就已成立了一个临时协商会议（1943年9月），由102个成员组成，其中20人是维希政权之前的议会议员，余下的4/5是法国本土和北非各个抵抗运动团体的领袖和成员。曾有很长一个时期，盟国的领袖们对戴高乐是否代表着法国国内足够大的一部分民意，因而是否值得给予承认，是有怀疑的，而这一点同抵抗运动中许多左翼领导人对这位将军是否真心信仰共和主义所抱的怀疑态度不是没有关系的。不过，这些怀疑终于克服了，抵抗运动的领袖们同意接受戴高乐的早已被公认了的全面领导地位，至少到法国国土重获自由为止。(14)作为交换，戴高乐也同意尊重抵抗运动关于法国的前途和制度方面的愿望。
在这以后，戴高乐所面临的最困难、最迫切的政策问题是对第三共和国应采取什么态度。很多法国人现已认识到那个政权的许多缺点以及它在某种程度上对法国遭受的大灾难应负的责任。最初，当维希政权正竭力诋毁它之前的历届政府时，戴高乐并非不自然地感觉到他很难在这方面超过它所唱的调子；而且，为了想使他的一切行动看起来具有严格的合法性，他曾于1940年10月在他的“布拉柴维尔宣言”(15)中保证他要恢复第三共和国宪法。但到了1942年，当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明白表示了他们准备同他合作的条件之后——条件之一是完全摒弃第三共和国——他认识到非放弃这一立场不可，他不得不发表一个新的宣言，像维希政府一样地痛斥第三共和国，并答应在解放以后召开一个制宪会议来制定新宪法。
事实上，戴高乐和抵抗运动都认为第三共和国是不可取的——其理由却完全相反。且撇开当初设计1875年宪法时的真正目的是想为复辟君主制铺平道路的这一事实不谈，这种类似英国式的议会制政府一向同法国人的有历史意义的共和主义理想格格不入，而这些共和主义理想正是抵抗运动所自称代表着的。真正的共和传统是“由议会直接执政”的那种传统，它的典型例子是1792—1795年间革命的国民大会，当时行政和立法两种职能融合在一起，由一院制的议会统一行使，不设总统或内阁，议会所任命的行政委员只是执行议会意志的工具。另一方面，戴高乐则被认为是赞成美国式的强调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政府的。事实上，在抵抗运动早期，连许多同情左翼的领导者（共产党人当然除外）也都倾向美国制；但到了1943年，他们已开始后悔自己一时误信邪说，并自我解释说，美国行得通的政治制度不一定也适合于法国。事实上，美国的总统制是建立在一种联邦制结构上面的，这样就自动地限制了总统的权力，而赖以建立这种政体的美国的特殊环境，法国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法国，总统滥用职权的机会可能会多些。(16)而且，维希政权不正当地使用强大的行政权的坏榜样也不是没有促退作用的。但尽管如此，在一些由无党派知识分子所控制的抵抗运动团体中，这个想法却仍然保留着，这些知识分子无疑还记得达拉第和其他几个战前总理所发布的那些“起法律作用的行政命令”，并懂得它们的真实含义——就是说，确实需要加强一些行政权，否则连普通的日常行政工作也无法有效进行。这些人还赞成在解放前就拟订好一部现成的宪法；于是由一个综合研究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体现着他们想法的草案，希望能在解放前为大家所接受。
但1944年初共产党人参加宪法辩论，使想要在这一问题上拟订出一个抵抗运动的联合纲领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因为他们持有一种同其他党派截然相反的见解，坚决认为以往的弊病不是由于立法机关对内阁控制得太多而是太少了。他们举出了战前各届政府常常被赋予“特别权力”的一些事例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虽然正像刚才所指出的，这些例子恰恰更能证明相反的论点。他们因此要求在解放后尽早召开一个制宪会议，并开始活动，争取人们支持把一个单一的、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作为今后任何宪法的必要条件。假定认为这一情况意味着共产党人不久就可能要丢掉自由民主的假面具而暴露出他们的极权主义真面目，那么戴高乐就有责任着重表明他自己忠实于民主，同时要鼓励培植足与抗衡的力量了。因此，他虽然最初曾倾向于用一个广泛的政治大联盟来替代原来的政党制度，但不久就改变了想法，决定鼓励旧政党复活，其部分目的也是为了向人们表明，那种认为他计划用一个类似法西斯式的政权来抵消共产党人的过大影响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就是在这方面，他也面临着困难。在解放前的协商会议里，各旧政党的出席代表人数是根据1939年9月3日那时国民议会下院内各该政党代表人数的比例确定的，虽然旧政党代表总数不超过新协商会议总名额的1/5，抵抗运动里的人却仍然觉得他们是多余的，在“新法国”代表不了什么人。
的确，抵抗运动中许多不担任政治工作的人员——“左派”除外——责怪戴高乐错误估计了解放前夕的法国形势以及失去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认为1944年时他本来可以大大改造法国而不必流血，并可以通过带头领导革命运动而使共产党失去其立足点。总之，他们觉得他是过高估计了共产党人的影响，动辄把所有一切抵抗运动力量统统看作是危险的共产主义乱民；他们认为，戴高乐的这种看法同事实相差甚远，要是他能透过表面现象深入观察一下的话，他自己也会发现的。而且，他们这些人四年来一直在梦想有一个新的法兰西并一直在为之而斗争，在他们看来，戴高乐似乎一心想重建旧的社会秩序而不是要创立一个更好的新秩序；即使他所提出的一些进步措施——如煤矿、许多银行、广播事业、电力公司和航空公司的国有化，以及对战前所实行的飞机制造业和铁路国有化政策的追认等——似乎都不是衷心自发的表现，而只是一种对他所并不同情的社会舆论勉强作出的让步。(17)
产生这种隔阂的根源可能是，虽然戴高乐并不真正具有极权主义的观点，但他却认识不到真正的民主是同政治上的多样性分不开的，政治上的多样性有助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手中。这样，他自己就不时地试图取消政治上的多样性，建立起一种没有意见分歧的民主。虽然他一度鼓励过旧政党的复活，但到了1947年，当他打出他那个联盟（法兰西人民联盟）(18)的旗号时，他又回复到了原来的立场，因为这个联盟虽然主要的是针对共产党的，实际上却旨在取代所有一切政党。
（二）共产党的崛起
人们很可以认为，戴高乐关于共产党威胁的看法，已由后来的事态发展所充分证明，尽管左派分子以及甚至连那些只有点自由思想的人都在竭力贬低这种看法。而且，还应该看到，戴高乐在采取组织他自己的党这样一种极端的步骤之前，曾表现出很大的耐心，作出过真诚努力，想通过一些老办法来达到大家克制的目的。他自己曾力图鼓励组成一个强大的中派集团来掌握左右两派势力之间的平衡，虽然他的一些更不妥协的助手们，如勒内·加比唐等，从一开始就认为左右两派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希望集合起一支强大的反共力量来为这种危险预先作好防范。此外，尽管抵抗运动里面有着各色各样的人，成分异常庞杂，但事实仍然是，到大战结束时共产党已经成功地控制和渗透了该运动的很大一部分，比该党在全国拥有的支持所真正应得的大得多。如果考虑到共产党在法国最近的那段历史，这一成就越加显得非同小可了。
20世纪30年代里，共产党遵循着莫斯科那条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派以共同抵制扩张中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在法国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撇开意识形态问题，光从政治、军事方面的权宜得失来看，苏联在当时确是法国人可以指望的惟一重要盟国，因为那时候英国的意向仍然显得非常暧昧，令人痛心疾首。再者，共产党人由于放弃了他们公开从事颠覆的国际性任务而代之以一种表面上是进步的、民族的立场，并同别的改良主义党派一起支持1936年的人民阵线政府，因而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追随者。由于上述这些理由，国际共产主义方面所提出的这一新的号召在法国就显得特别有力，特别能吸引人，因此，尽管在战前和战后有过暂时的挫折，也有过几次使人恍然大悟的“暴露”，但仍然对法国的命运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使法国成了比它的许多邻国都更有利于共产主义发展的肥沃土壤。这一事态发展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点也许是，不但工人阶级，就连中产阶级的一些重要阶层最后也都觉得共产主义很有吸引力。这一趋势实在是同社会上另外一大批人的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相对应的，因为它的根源也在于20年代和30年代人们对自由主义议会制度理论和实践普遍感到幻灭。
可是，在另一方面，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签订使共产党遭受到了一次突然的打击。(19)在法国就像在其他各国一样，共产党除表示赞成外别无选择余地，虽然党员们都大为愕然，简直觉得无法相信。然后，紧接着这一打击而来的就是战争的爆发和共产党的被明令取缔。但尽管如此，共产党仍完整地保住了它最坚定的核心力量并在地下继续活动；它并没有失去什么重要的党员，虽然它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在法军中开了小差，逃往俄国去了。共产党的这种相当凄凉的处境，一直持续到1941年希特勒进攻俄国而又一次改变了它的处境时，才告结束。
俄国既遭到了进攻，斯大林就把这次战争称为“卫国战争”——开始时原是叫做“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当时法国的抵抗运动士气涣散，组织松弛；共产党虽然外表上暂时威望低落，其潜在力量却始终是组织得很好的。现在他们就用惊人的速度和精力抓到了很大一部分抵抗运动的控制权，但并没有公开地拿他们的共产党招牌来炫耀，却组织了一些所谓“无党派”的团体（他们在里边执掌着主要职位），从而建成了一个“民族阵线”，甚至把一些教会人士和政治上的右翼分子也都包罗在内。因为他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领导、组织和战斗得都很出色，别的爱国者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什么东西可以挑剔。而且，斯大林于1943年5月24日解散了共产国际，这一姿态似乎表明——这也正是它的用意所在——没有必要担心苏联将来会干涉其盟国的国际事务。
也是在这同一年的同一个月（1943年5月），成立了全国抵抗委员会（CNR）来协调各个抵抗组织的行动。它的第一任主席让·穆兰（“马克斯”）被德国人逮捕杀害；他的继任者，是一个注定要在国家事务中担当日益重要的角色的人——乔治·皮杜尔。皮杜尔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一事实当然可以证明抵抗运动并不完全是由共产党所控制的；但是共产党在全国抵抗委员会中确实扮演着一种双重的角色。他们一面通过其所控制的那些团体间接地从事活动（表面上他们控制这些团体只是为了组织方面的目的），而另一面又作为全国性运动中一个不同于其他团体的独立单位，保持着他们的特征和独立性，从而保持他们的“灵魂”完整无损，以备有朝一日他们可以卸去一切伪装而重新以其本来面目出现。
虽然好多人担心在德国人已被赶走、戴高乐的威信尚未确立的这一段混乱期间会发生共产党的政变，但莫斯科显然认为时机还未成熟，或者是对这样一种行动必然要引起军事上的麻烦有顾虑。的确，共产党人开始时是心甘情愿地服从戴高乐的，甚至当戴高乐把他们为了维持解放后法国国内治安而组织起来的爱国民警队解除武装时，(20)他们虽然曾大声表示抗议，却还是俯首听命的。他们在解放以后所追求的目标，看来并不是在准备发动政变，而是宁愿通过合法方式扮演一个共和主义大政党的角色，充当这一悠久而光荣的法国传统的继承人。(21)抱着这个目的，他们使自己的宣传巧妙地适应于社会上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他们的这种做法非常有成效，因而其党员人数从1944年的385 000人发展到1945年的100万人。(22)共产党甚至愿意在戴高乐的临时政府中充当一个小角色，小心翼翼地避免对他作任何直接批评，并大事宣扬它要对法国的经济恢复作出贡献。这一点，它确是特别有条件做到的，因为，凭着它对工人的控制，它可以抑制罢工和劳资纠纷，可以使工人牢记保持高产的责任。于是，又像在大战临近爆发前那段时期中一样，共产党不得不再次在策略上从国际主义者变为民族主义者，从革命派变为宪政派，从不妥协者变为机会主义者。
而且，在莫斯科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不妥协态度还没有严重到令人无法容忍之前，要把苏联的对外政策说成是惟一和平的政策而把所有别的国家的政策都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也是相当容易的。同情共产党的人回忆起当初法共在同民主派人士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和纳粹分子，共同支持1936年民主阵线政府时所表现的姿态，而且相信，在慕尼黑那个时候，苏联方面的类似姿态遭到了法国和英国那些愚蠢而抱有偏见的政客们的无理拒绝，并因此引起了大战的爆发。在更近一些的往事中，他们更念念不忘共产党人在反对德国人占领的抵抗运动中所作出的惊人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实用主义地忘掉了介乎这前后两件事之间的、苏联曾同希特勒缔结过一个条约的那段时期，再不然，他们也许用自己国家的政府和英国政府没有能对苏联表示更多的谅解为词而原谅了苏联的那个行动。的确，如果说“斯大林总是正确的”这一信条对于真正的党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喜欢跟着别人跑的同情者来说，这信条也有着不容置疑的吸引力，因为这样可以省得他自己独立思考。(23)
第三节 戴高乐的独裁统治
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部队，来自法国国外，要指望它和长期来在国内拥有强大势力的抵抗运动部队实现统一整编而无摩擦，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上面已说过，由于盟国和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方面都对他抱有怀疑，戴高乐所扮演的角色特别微妙而且吃力不讨好。可是，尽管处境困难，他仍毫不犹豫地担负起了他自封的使命，不但当上了解放后极关紧要的最初几个月里的国家元首，而且成了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法国政治中的枢轴和某种意义上的试金石。
1944年6月2日，在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前四天，上年成立于阿尔及尔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使用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名称。但三大盟国对戴高乐在法国是否深孚众望仍有怀疑，因而犹豫着不想承认这一重大改变。不过，随着攻入法国的行动取得进展，这些疑虑也就消失，7月11日美国给予事实上的承认；接着在8月22日签订了一个关于民政事务方面的协议，同意法国临时政府有权任命法国整个内陆地区的官吏，但前沿地带仍置于盟军最高统帅的权力之下。10月23日，三大盟国都对临时政府予以法律上的承认。(24)
戴高乐在打消了盟国的顾虑和担心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在他的政府中妥善安排他自己从伦敦和阿尔及尔带回来的部下和法国国内抵抗运动方面的人，使其相互间有一个适当的平衡。他很愿意承认这两方面都有一些正当的要求和愿望，但他总不免倾向于更倚重那些在他流亡的几年中一直为他所信任而又信任他的人。这一倾向在他的第一届政府中表现得很明显，其中过半数的成员都来自阿尔及尔，这就引起了抵抗运动派的不满，他们坚决要求改组。在改组后的所谓“举国一致政府”（1944年9月9日成立）中，在法国被占领时期始终留在国内的仍只有9名，作为对比，曾在阿尔及尔政府中担任过职务的却有13名。当然，从技术上说，来自阿尔及尔的那些人中大多数也是抵抗运动的战士，因此，就抵抗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它在政府中的代表性已很大，可是那些一直留在国内的人，是天天冒着生命危险的——其中许多人冒这种危险达四年之久，他们总想不通，为什么来自阿尔及尔的人竟也可以和他们受到同样优待。不过，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确有广泛的基础。它包含了这样一些很不相同的人物，如年高德劭的前参议院议长朱尔·让纳内，他体现了“共和国的正统性”；前天主教报纸《黎明报》主编、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乔治·蓬皮杜，代表抵抗运动；共产党人夏尔·狄戎；社会党人阿德里安·蒂克西埃；贾德鲁将军；以及戴高乐的两个最忠诚的助手勒内·普利文和勒内·加比唐。
同时又把1943年最初设在阿尔及尔的那个临时协商会议加以改组和扩大，使能增加法国国内抵抗运动的代表名额。会议总名额从102名增加到248名，全国抵抗委员会的19个委员全部加入了会议，而抵抗运动中的各个组织也各自派出它们的代表。有意义的是，代表战前国民议会的名额虽从20名增加到60名，但这些代表的入选是严格地以1940年时曾投票反对授予贝当全权的这一有名动议为前提的。(25)自然，这一协商会议未经人民授命，不能像正式的议会那样行事，它只能起到谘询机关的作用。在临时政府有所谘询时，它有责任提出意见；政府虽然在有关财政问题上必须征求它的意见，但不一定要听从它的建议，政府不但掌握着行政权，而且掌握着全部立法权。
的确，在随后的14个月内——从1944年9月到1945年11月——法国政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政府——虽然这个独裁是人们自愿接受的，而不是强加的。戴高乐拥有无限的权力，除他自愿设置的一些限制外，不受任何约束；他的部长们又都是他一手提拔任命的，只对他一个人效忠负责。但尽管如此，戴高乐的态度始终是完全“正确”的。他到巴黎后两周，就许下诺言说，一等到法国全部解放，所有被俘和被放逐的人都得到遣返后，立刻举行制宪会议的选举。(26)但200万被俘和被放逐者的返回祖国，不可避免地是要花很长时间的，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不可能会有制定新宪法的任何尝试的。的确，事后回顾起来，鉴于围绕着新宪法和制定新宪法的机构而展开的斗争引起了长时间的剧烈争吵和幻灭，许多法国人反而觉得当初这位将军如果不是这样严格地拘泥于形式，而是索性就恢复第三共和国，或者毫不迟延地就召开制宪会议，倒还好些。也可以这样说：延迟成立制宪会议，就使得独裁统治的时期成为必要，而这无论如何可能会对新的共和国、对新共和国所由产生的审议工作，产生可疑的不良影响。
对戴高乐的权力和威信的第一个考验，发生在怎样处理法国国内抵抗运动中通常称为“马基”(27)（更正式的名称是“法兰西国内军”）的那些非正规部队的地位和最后归宿这一棘手问题上。在诺曼底登陆前夕，戴高乐作了一个姿态，承认国内军为法国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当然丝毫也没有能使德国人改变其对待“马基”的行径；但是戴高乐之所以受到责备却并不在此，而在于他没有能够说服盟国让“马基”得到更多的武器。在伦敦和阿尔及尔的法国当局被人们——特别是共产党人——指责为奉行看风使舵的机会主义政策。实际上，正如戴高乐于1944年7月25日在协商会议上所指出的，6月和7月间输送给他们的武器为以往任何一个月份的七倍；但在那时法兰西国内军的实际兵员数已经——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增加了两倍。后来，国内军由于在配合盟军攻入法境从事敌后活动方面起过重要而可贵的作用，因而也许很自然地把自己看作是法国新军的核心而不愿交出他们的武器。但戴高乐早已有了大量来自北非的部队（大部分是由美国武装和装备起来的），而且，他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厌恶那种关于用非正规的、大部分受到共产党宣传影响的游击队来建立新军的想法。因此政府决定取消“法兰西国内军”的独立地位，把它并入陆军。这一决定在受到影响的那些人中引起了一些抗议，但还没有像其后不久（1944年10月28日）未经征询全国抵抗委员会意见就决定解散“爱国民警队”时闹得那样厉害。后一决定是对共产党威信的直接挑战，然而政府胜利了，这部分地是由于政府有着大部分居民的无声支持（民警队那种不受管束的、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的行动正引起居民们的严重不安），部分地则是由于共产党本身仍渴望保持它所已经赢得的作为一个爱国的合法政党的地位。
戴高乐非常关注法国新军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当抵抗运动方面正竭力向他要求由他们来充当法国新军的核心，并为此而同他激烈争辩时，戴高乐将军本人则在“大联盟”那个更大的范围内同样有力地提出了法国的主张，要求让它在欧洲战事的最后阶段中起积极的作用。他到达巴黎后不出几个星期，就恢复了征兵制度，陆续征召各个入伍级别的青年去进行训练。只要战争在继续，从政府预算中拨出极大一部分用于武装部队，人们是没有什么反对意见的，虽然维持一支100万人的军队的费用对于一个如此残破的国家来说确是负担很重的。可是，德国投降以后，人们就对继续保持这样一笔不相称的支出提出了抗议，抗议不仅来自左翼——来自这方面的反对是意料中的——最后甚至连那所谓“忠诚的党”人民共和党也在1945年9月间抱怨说，法国人留在武装部队或军事部门中竟还有270万人之多，而从事于经济重建的却只有2 318 000人。这个问题是最终导致戴高乐于1946年1月暂时“引退”这一危机的主要原因。
戴高乐的朋友也好，他的政敌也好，都认为他没有能利用1944年这个至关重要的冬天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实在是可悲地错过了机会，因为在那个时候，法国人初获解放，兴奋之余，本来可能容忍得了各种经济管制和紧缩措施。的确，在这方面法国同它的邻国荷兰和比利时相形之下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在荷兰和比利时，几乎转瞬之间经济就从战争影响下恢复了过来。(28)法国就像上述这两个国家一样，经济恢复的主要障碍在于铁路、桥梁、车皮、机车和船只等遭到破坏，因而运输能力不足。运输能力不足反过来又造成燃料用煤和工业动力用煤的供应不足，以及城市中食品的不足。乡村中的食品供应却是充裕的，这一事实不仅引起城乡之间的摩擦，而且也是阶级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原因，因为黑市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触动，依然很猖獗。同时也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有通货膨胀问题，但戴高乐不采取荷兰和比利时行之有效的那种严厉措施，却乞灵于提高工资30%这一治表办法，结果，工资的增加很快就为生活费用的上涨所抵消。等到最后财政部长普利文要收回这些膨胀了的通货时，为时已经太晚了，因为他曾拒绝按照荷兰和比利时的榜样，(29)立即限制银行提存和征收没收性的重税来打击那些发战争财的人。实际上，普利文采取的措施只不过等于调换一下钞票而已。
然而，在理论领域里，戴高乐开始时是以一种令人抱有极大希望的革命调子表态的。1944年9月12日，他在解放后的巴黎第一次演说中宣布：在战后法国，“国家巨大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决不能仅仅为少数人的私利服务，而应该有利于所有的人”(30)。10月1日，他在里尔发表演说时，宣称有必要实行“统制经济”；还说“像托拉斯那样的资本利益集中不能再容许其存在了”，“国家应该引导法兰西民族的全部经济努力，使其能为全体人民谋利益，这样做时不一定要排斥私人的积极性和合法利润”。(31)早在几天之前，就已作出了一个预示这些意图的步骤：政府决定要临时性地把某些煤矿收归国有并征用雷诺系统的工厂。(32)这两项行动中的第二项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的惩罚性措施，因为厂主在法国被占领期间曾是一个“通敌分子”；但共产党人则认为煤矿国有化应该也按同样方式进行——就是说，一切矿山都得彻底予以没收。
走了这大胆的第一步之后，戴高乐似乎倒退了，他采取了这样一种立场，认为一个临时的政权是没有资格对国家的经济制度作根本性变革的。这就使左翼和抵抗运动的那些人大失所望，这些人在1945年3月间再次对他施加压力，要他立即实现结构改革——换句话说，把基本工业收归国有。但戴高乐却把增强国力放在第一位，认为结构改革至少应等到制宪会议选举以后。同时，国家的财政政策由于财政部长普利文同国民经济部长孟戴斯–弗朗斯之间观点有分歧而蒙受损害（这两人后来都成为法国总理）。前者倾向于采用“正统经济学”的自由放任的做法，而后者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纲领，要采取一些严峻的措施和管制手段来达到经济稳定、加速国民经济恢复的目的。经过长期摩擦之后，孟戴斯–弗朗斯愤然辞职，由普利文接管了他的国民经济部（1945年4月）。这样一来，用真正激进一点的办法来处理当前问题的前景都成了泡影。
可是，当地方选举结果表示出很明显的左倾趋势(33)以后，戴高乐在1945年5月24日的一次广播中答应在年底前“作出决定，以便有组织地把煤电等生产的基本工业……以及信贷的管理（通过信贷管理就能指导整个国民经济）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使其只能为全民族谋利益”。(34)同年6月，他向协商会议提出了由国家控制民用航空的建议，7月间又提出了征收资本税和对1940年到1945年间的财产增益课以特种税的两项建议。但甚至这些措施也远未能满足左派方面的要求。勃鲁姆在1945年8月18日的《人民报》上写道：法国人民不满意，因为戴高乐“没有给他们提出明白的目前行动纲领和明确的今后目标”。实际上人们是在责备这位将军没有能更好地适应当时的革命气氛，是在提醒他，群众对他的支持是以他答应要作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一诺言为基础的。
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戴高乐之所以迟迟不肯搞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是由于怕冒犯美国工商业界和政界的舆情，从而失掉取得煤、食品、军用品等急需物资的机会。(35)但是，更可能接近实情和更简单的解释则是：第一，戴高乐对经济事务和社会问题根本不感兴趣；第二，他认为重振国家的实力和威望，即他所说的“上升到强有力的地位”，是当务之急，应该优先考虑。他梦寐以求的是法国重新成为强国，这就使他把重点放在重整军备和外交政策上，而经济重建和国内政策则因此而大受影响。他的重整军备政策和这一政策所引起的反响，前面已经提及；他的外交政策则比较成功，同时也较少引起误解。的确，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三大主要目标，是法国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政党都不会不拥护的：法国重新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确保法国今后安全的充分保障；参与世界和平组织。而且，达到这些要求的主要条件也已充分具备。阿尔萨斯–洛林归还了法国；萨尔和德国的一部分已划归法国占领；法国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和柏林军事管制总部里都已派有代表，还取得了对柏林一个区的管理权。最后，它又作为五大国之一得到了外长会议上5个席位中的一个，而且成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36)
戴高乐为使他的国家重又成为世界事务中的第一流角色，采取的办法之一是力图使它充当英国和俄国之间的联系人或仲裁人。于是，在1944年掌权后不久，他就去莫斯科访问，并于1944年12月10日在那里同苏联签订了一项20年同盟互助条约。(37)但另一方面，与上述行动相辅相成的一个步骤，即同英国也商订一项条约，则不得不推迟到英法两国关于德国问题的分歧解决之后，而且事实上，直到戴高乐离职后又过了一年多，这一步骤才最后完成。(38)同俄国缔结的这一条约，除了能堵住戴高乐的那些左翼批评者们的嘴之外，无疑的也是符合于人民大众的总的愿望的。他为恢复法国过去的强国地位而作的努力，也是如此。的确，要是他回到法国以后给人留下一点他是受制于另一大国的印象的话，他的声名和威望就不可能持久。正是他同华盛顿和伦敦关系搞得不那么融洽，以及他在那里以不肯随和出名，因而大大有利于他在国内的处境，因为，法国近来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已在人民中间引起了类似的心情，即那种倔强自信、处处强调独立自主的心情。
第四节 政党的演变
（一）旧政党的状况和新政党的兴起
战争给法国政治生活带来的变化，最容易看得出的，莫过于政党的性质、各党派的规模、党派的数目等方面的变化了。诚然，法国的政党，同其他国家例如英国的政党比起来，一向有着全然不同的性质，然而它们最显著的一个特色是它们为数很多而每一个都单独起不了什么作用。过去常有人说，在法国，一般的政客都认为一个理想的政党应只包括他自己再加上一些足以使他当选做官的投票者。总而言之，当时确是存在着过多的党派，其名称常常只是些没有什么意义的标签；这些党派，即使还不是直认不讳的机会主义政党，其据以立党并据以相互对立的东西，往往都是些比较琐细的概念和比较微不足道的利害关系，而不是什么主义或观点上的巨大分歧。因此，在所有这些政党或多或少都拥有一些代表的议会里，当时的政府要确保一个足以进行工作的多数（哪怕只是确保暂时一段时期的多数）的话，就必须在这许多党派之间作成一些交易。由于同样的原因，政府的更迭也大多只是调动几个部长，以使议会内各党派各种意见之间的均势发生了波动时能有所反映而已。这样，就加甚了第三共和国宪法体制下行政部门所固有的软弱性，而依靠形形色色支持者们的奇想怪念所支持的政府，也就被弄得更束手无策和更不稳定。(39)不过，其中也有某些与之相应的有利之处。如果说倒阁容易，组阁至少也是很快的。政党内部党员之间的关系既松散，共同组阁的各党之间的关系也松散，这就有助于培养出那种特别有才华、独立自恃的政客，他们比较地不受党派的束缚，因而在必要时可以对党派间的争议作出仲裁，不费劲地充当联合政府的首脑。这一旧秩序也还有如下一个好处：由于经常有妥协的必要，就不会形成那种庞大、固定、相互不容和解的集团，而那样的集团是很可能会抛弃民主程序而诉诸武力来达到它们的目的的。这一点，对于一个过去常常发生内讧的国家来说确是重要的。
到大战结束时，法国的大多数旧政党都已或多或少地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这是由于人们把这些政党同引起战争、导致法国战败的种种事态联系起来，因而认为它们应该对这些事态负责，或是由于这些党的党员后来对维希政权所持的态度，或是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判断政党好坏的后一个标准，如同判断个人好坏的标准一样，是看它们同抵抗运动有无关系，如果有的话，是怎样的关系。法国解放一年以后，莱翁·勃鲁姆在1945年9月28日《人民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这一现象概括如下：
政党取得多少民意支持，取决于它们接受了多少抵抗运动精神，或者说，取决于它们通过同抵抗运动分子的接触而使它们的态度发生了多少变化。
照我个人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激进党人和右翼方面的那些老组织都遭到失败而人民共和党却能取得惊人进展的理由所在。从一种意义上来说，人民共和党无非是一些旧政党——天主教右派、中间派集团等——的大联合，不过这个大联合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曾由抵抗运动的放射性电流畅通无阻地渗透过的。
根据这种考验，一向在抵抗运动中拥有卓越地位的共产党势必成为最强有力的政党，事实上，它确也做到了这一点。(40)同时，旧的右翼政党如共和联盟和民主同盟，过去就一向是很不巩固的，现在不可避免地成了最信誉扫地、遭到最严重削弱的政党，因为它们的领导人有好多曾归附于维希政权。但即使是中间的和左派方面原来的那些大党，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曾在战争和战败前夕执政而招致公愤，而且也因为它们在对维希政权和德国占领军的态度方面，通不过抵抗运动所要求的那种严格的品德考验。甚至是那个激进社会党，在战前时代本来深得小商人和个体农民阶层很大支持，在议会中介乎左派和右派之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在组织当时的每一届联合政府时，它总是随时准备提供几个强有力的部长人选来担任重要职务，但尽管如此，在战后重登政治舞台时，也不免大为逊色。这个党的国会议员中有极大一部分曾在1940年投票支持贝当；虽然许多人后来已经改悔了，其中有些人甚至遭到了共同敌人的杀害或监禁，但就整个党而言，它在抵抗运动中的表现仍是微不足道的，抵补不了当初的过失。
但是，除了这些考虑之外，形势也变得不利于像激进社会党那样组织起来的政党。激进社会党向来只是一些为选举而集合起来的人物的一个松散的团体，并不是一个结合得很紧的严密的组织，因而它一开始就无法在那些战后出现的、强大而且组织严密的“巨石般的庞然大物”面前保住它原有的地位。没有德高望重的赫里欧的领导（赫里欧被放逐在德国，直到1945年年中才回国）该党在自我重建时必然是缺乏自信，举棋不定。而且，它所奉行的主义，也已随着情势的演变而显得荒谬可笑，因为它虽然一向是一个主张改革的党，但从来不是一个革命党——而当前的时代气氛则是革命的。诚然，它曾经两次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而甚至同共产党结盟，结盟的基础是两党都讨厌戴高乐强有力的个人领导，都不喜欢他对国家的控制。但是，由于它固执地抱住19世纪法国的一些老观念不放，反对国有化，至少是反对比较极端的计划经济形式，(41)最后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倒向了右派——特别是在皮埃尔·科特所领导的党内“极左”派寻求并取得了同共产党人的密切联系，从而孤立了激进社会党的真正核心并阐明它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后，就更是如此。
激进党最显著的特征，除了它的改良主义热情外，就是它的反教权主义。但宗教与民主这一对老的对立面，已由于这次战争的影响而搞得模糊不清了，在战争期间，不仅天主教的教徒们，而且他们的神父和主教等，都抛却了他们的信条，同最极端的左翼分子携起手来，共同抵抗入侵者及其法国走狗们。的确，所有的政党战后都显得向左移动了，连那些实质上保守的党派（如人民共和党）也都带上了一些社会主义色彩，虽然它们更倾向于强调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价值，而不是像真正左翼政党那样更多地注重物质方面。甚至连一个新成立的君主主义政党，也出于机会主义和赶时髦两方面的动机而把自己命名为“君主社会党”。(42)
乍看之下，更使人大感诧异的是社会党的衰落，因为就在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该党在莱翁·勃鲁姆的杰出领导下还扮演着一个起支配作用的角色。然而，如同激进党一样，正由于它曾如此长期地参与管理国事，它才容易受到人们的责难，说它应对国家的战备不足和外交政策的处理失当负责，这就不能不损害到它的威信。更糟的是，旧国民议会的社会党议员中竟有半数以上曾在1940年7月投票赞成授予贝当以全权，虽然后来这个党也曾力图赎罪，雷厉风行地把它战前的参议员和国民议会议员清洗掉了2/3，并在抵抗运动中作出了一个总的说来是很好的表现。但是，这个党之所以衰落，还有其更基本的原因。在战后的法国，在那革命的、极端主义的气氛中，社会党同更富有生气、更毫无顾忌、更加机会主义的共产党较量，是肯定要败下阵来的。在勃鲁姆那样一些人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战后时代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之间，确实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道义上的鸿沟。前者是从人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而后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是国家的无限权力。虽然社会党人经常重申他们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可他们却越来越成为一个改良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政党了。甚至在1945年（8月份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勃鲁姆还重申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信念；可是，部分地由于他的主观倾向，部分地由于客观形势所迫，正就是他，在法国把社会党引上了民族主义道路——扩充防务力量，把原来那条在防务和战争事务上应持不合作态度的信条完全置之脑后。他认定，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合法的、议会的道路来达到它的目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解地连结在一起的，是相互依存的。达尼埃尔·梅耶在《人民报》（1946年3月28日）上为该党提出的主张，说得更加彻底：“法国社会党既是民主的又是革命的，既是民族主义的又是国际主义的。”
可是，这样一种值得赞美的和解精神却同战后法国的社会情绪不相协调，这一点很快就在几个方面表现出来。(43)社会党在工会方面的势力步步下降，最低时它在共产党占优势的法国总工会内所能掌握的票数只有1/5略多一点；而且共产党在工会中的这一支配地位并不靠压服，而是更多地靠高明的政治手腕，通过说服来取得的。法国工人从切身经验中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自己境况的改善。举例来说，1946年7月间，就是依靠共产党坚决的领导，才挫败了政府的冻结政策，使工资得以普遍增加25%。社会党人对自己左右两边的力量都迁就容忍，但正是由于这样，却落得个两面都不讨好，使自己日益陷于孤立，日益削弱。例如，当该党一部分人建议成立一个基础广泛的劳工联盟时，另一部分人反对，认为容纳资产阶级分子加入联盟，会驱使工人阶级分子更无可挽回地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另一方面，它在实行这样一些建议方面的犹豫不决，以及它的迟迟不停止同共产党人的调情，又使它疏远了许多在思想上同情中左派的法国人（这些人在过去也许是会归向激进党的），同时却有助于壮大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党的队伍。要不要同共产党人联合，确是社会党人特别感到苦恼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还固执着这样一种错觉，认为既然就技术意义上来说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们之间照理不可能存在最近20年来事实上分隔着它们的那种巨大鸿沟。
1944年11月，哈罗德·拉斯基教授就当时在巴黎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撰文报道说：
法国的社会党一般都是愿意同共产党联合的，要是能够使他们确信在以后几年中法国共产党将会在巴黎而不是在莫斯科找到其精神所寄的中心的话。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同我谈到工人阶级怎样由于这一荒谬的分裂而遭到削弱；但他们深感不安的是（我认为他们不安是有道理的），共产党人同其他共产党人打交道时用的是一套道德准则，同党外的人打交道时用的却是另一套道德准则，而这后一套准则很难说是合乎道义的。(44)
至少拉斯基是意识到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的这一道德观念上的深渊的，但也像许多别的社会党人一样，他不愿意正视这样一个“荒谬的分裂”的事实。他却用这样的想法来聊以自慰：“谁都不能否认社会党〔运动〕这一活生生的现实……你只要和这些代表们打成一片，你就不可能不感觉到，他们是作好了准备并热切盼望着执政的。”可是，这里他又让主观愿望来影响自己的估计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法国社会党人正明显地缺乏自信心，特别是，他们由于莱翁·勃鲁姆被放逐出国（要到1945年年中才返回法国）而失去了他们的导师和先知，其境况类似于赫里欧被放逐之后的激进党人。然而，也正是他们的党魁受到德国人迫害这一事实，再加上他在“里翁审讯”中的良好表现（这两点都大大有助于消除早先的幻灭感），使社会党和勃鲁姆本人都拥有某些可以开始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这些资本的价值在1946年12月间勃鲁姆组成其十分成功的“看守”政府时就充分显示了出来。他这次成功的组阁，又导致他的社会党同志拉马迪埃继他之后任政府总理，而另一位老资格的社会党人奥里奥尔之得以选任为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与此也不无关系。(45)
因为实际上所有战前的政党（除共产党外）都由于战争和国家的被占领而遭到削弱和不得人心，到战争结束时就有了一个需要填补的政治真空。在填补这一真空方面，一个崭新的政党(46)——人民共和党——做得很起劲，也相当成功。这个党在法国被占领期间就已开始秘密活动，当时乔治·皮杜尔和他的一些朋友们（其中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有莫里斯·舒曼和弗朗索瓦·德芒东）凭他们的本能想到，新法国需要有一个新的政党，它将建立在对大部分法国人具有持久吸引力的某些重大的原则基础上。第一，新党将是共和主义的，将继承1789年的传统；第二，它虽然绝不自称为天主教的政党，但对道义力量和精神力量将持尊重态度；第三，要有助于推动那场因机器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出现而引起的社会经济革命，促使其达到合乎逻辑的结局——虽然这是要合法地进行的，不能因此而扰乱公共秩序。(47)
1944年11月，这个新政党在巴黎正式成立时，通过了一个宣言，肯定了它的革命目标，其中包括教育自由、主要工业和信贷事业国有化、工会参加工业管理等。因为，虽然人民共和党获得天主教会和许多右翼分子的支持（他们赞成它的宗教和教育政策，即使未必同意它的社会经济思想），却深恐人们把它和“反动”这一概念等同起来，或被看作是“天主教政党”。(48)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法国政局中存在着巨大的真空，因此人民共和党肯定能从许多方面立即赢得大量的支持；而且，和大多数其他政党不一样，人民共和党打入了从知识分子到工人阶级的所有各个社会阶层。它的主义的宗教基础吸引着许多具有这方面情感的人，包括天主教工会的会员们，而它那大胆的社会观点，则为它博得了社会上另外一大部分人的好感。但最使它赢得人心的一点是，不论在它的人员中或在它所信奉的主义中，抵抗运动的精神都是显而易见的。开始的时候，还由于它是对戴高乐“忠心耿耿的党”，因而捞到了不少资本。当它托庇于这位将军的威望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断定他走运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由于他作为一个反动分子的名气愈来愈大，将来只会妨碍它作为一个进步政党的发展前途。但是使它深感懊丧的是，它发现，它一割断了这一关系，选民们就开始抛弃它。在戴高乐最后带着他自己的党“法兰西人民联盟”重又出山之后，离弃人民共和党的动向加速了，因为它的许多支持者现在都转向了戴高乐。这似乎又迫使人民共和党不得不更加强调它同这位将军之间的分歧，其用意大概是想着重表明并保持它有别于其他党派的特色。然而这样一来，不但导致了个别重要人物的退党，(49)而且又引起了成批人的离去。
为了想抵消它同戴高乐和教会方面的关系，人民共和党不论在临时政府的日常施政方面还是在制宪工作方面，都在它认为正当的限度内（有时还超过这一限度）尽量地同左翼携手合作。但这也是一种走钢丝式的惊险表演，它在这种表演中有时不免失去平衡，有时差一点断送性命。它的合伙对象共产党人，变得愈来愈不肯迁就，愈来愈不意气相投了，而与此同时，原先支持它的人看到它同共产党搞关系而被吓走的却愈来愈多。同时，社会党人也远不是可靠的同盟者，因为他们老是在提心吊胆，怕同“带有戴高乐主义—天主教色彩的”人民共和党交往过密，会触犯自己党内更极端的左翼。后来，虽然晚了一些，人民共和党终于认识到，那个在共产党思想指导下草拟的宪法的第一草案是它无法容忍的，即使从互让和国家团结的愿望着想也还是无法容忍的。因此它就退出联合政府，并力劝选民们拒绝这一草案——这一点它是做得恰当的。(50)可是，它又去同社会党和共产党合作主持搞宪法第二草案，并为此而勉强容忍了许多原则上不愿容忍的事，而且，正如后来（1946年11月）的选举所表明，尽管它费尽心机，它的这种做法使它失去了很大一批支持者。(51)
随着时间的推移，另一个新政党——自由共和党——开始具有了一定的重要性。自由共和党建立于1945年12月，创办人是右翼方面的一批第一流的律师–政治家——朱尔·拉马罗尼、安德烈·米特、约瑟夫·拉尼埃、弗雷德里克·杜邦等，它吸收了从前两个最有名的右派集团共和联盟和民主同盟的全部成员或其中的一部分。(52)在1946年1月戴高乐暂时引退以前，法国的右派势力一直停滞不前，组织散漫，而且信心不足，因为他们对戴高乐究竟意欲何为并不真正有把握，虽然他们也许本能地感觉到他是在为他们服务。所以那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这三个主要政党身上，这三个党从历史上看都是左派政党，虽然就目前而言，它们却分别地成为左派、中间派和右派政党了。可是，随着自由共和党——一个公开反共的右派政党——的出现，人民共和党发现自己很可能代替社会党而成为中间派政党，而社会党则将自然而然地被进一步推向左派方面，推向共产党那里去。
而且，自由共和党的纲领中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也就是人民共和党纲领中的那套进步加保守的混合物，(53)这样它就不可避免地占先窃走了人民共和党的某些法宝，因为，人民共和党作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执政党联盟的一员，是不可能公开反共的。的确，许多人民共和党的支持者现在反而觉得，是自由共和党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党在捍卫他们最关心的切身利益。例如，自由共和党公开表示它坚决反对国有化，而人民共和党的议员们却不顾他们的许多选民反对国有化的这一事实，投票赞成国有化；又例如，对宪法第一草案真正、一贯、全面地加以反对的，除激进党外只有自由共和党一个党。自由共和党提出了它自己的草案并要求付诸表决，但以286票对37票遭到否决，而在这次投票中，人民共和党人却意味深长地弃了权。(54)然而，在1946年6月举行第二届制宪会议大选时，(55)自由共和党却采取了一个局部“切腹自杀”的行动：为使反共的票数不致分散，它在30个选区内退出竞选，这样一来，就使人民共和党不再有从右面来的竞争了。因此，从长远看，自由共和党根本没有改变各政党间的力量均势，也没有时间去有效地改变法国人的投票习惯。结果，人民共和党竟成了法国的第一大党；但根据这个党此后在宪法第二草案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软弱性——或顽固性——来看，(56)自由共和党后来很可能对自己这一自我克制的行动深感后悔。
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组成，给了人民共和党和自由共和党一个巨大打击。也许，在人民共和党的领袖们与戴高乐之间，从未真正有过足够的共同政治基础，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至多只是一种权宜的结合。的确，戴高乐从没有想要在这一结合中当一个积极主动的伙伴，虽则他在开始时也许愿意有这样一个表面上志趣相投的政党来利用他作为它的“福星”。当他们分手时，吃亏的是人民共和党，而不是戴高乐将军。
一开始，戴高乐的某些追随者就希望他会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一个广泛的戴高乐主义者联盟，把除了共产党人和死硬的反动派这两个极端以外所有各种政治主张的人统统包括在内。但最初戴高乐认为他的作用只是充当全民族的一个象征；他并不认为有必要去参与政党政治的一般活动，或者去试图影响政党政治的趋向。(57)可是，1946年6月16日，这位将军从他退隐生活中跑了出来，在贝叶发表了一篇论新宪法必须具备的条件的重要演说，而他最忠实的信徒勒内·加比唐就把这认作是他要组织一个政党的暗示。于是，法国政治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个“为第四共和国奋斗的戴高乐联盟”，其目的是要把那些接受“贝叶纲领”(58)作为新法国的基础的各党各派人士集合起来。戴高乐的一些最杰出的追随者大多数都没有参加这个联盟，戴高乐自己也并没有给予赞许；可是他也许把它看作是一个有用的试探性气球。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他这次谨慎行事是聪明的，因为，加比唐对盟员入盟条件掌握得不够严格，竟使该联盟成了许多可疑分子、反动分子和维希分子的避难所，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怀疑它又是那种战前曾使人们痛苦地熟悉的近乎法西斯性质的团体。这样的怀疑，再加上领导不善，使这个联盟起不了什么作用，并终于导致了它的毁灭。而且，戴高乐联盟最初成立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只是一个社团，作为一个社团，它的成员中包括一些分属于诸如人民共和党、自由共和党、民主社会抵抗联盟等这样一些不同政党的人。但当戴高乐联盟的领袖们试图使它显示出更鲜明具体的政治色彩时，困难就来了，因为，作为一个政党，他们是主张对两个宪法草案都加以抵制的，但作为另一政党的人民共和党，却是参与了这两个草案的制定工作的，并且对第二个草案更是一直支持到最后一刻的。(59)
所以，到了1947年春天，国内国际条件都已成熟，相对地说其声望还没有玷污的戴高乐又可以东山再起，担当政治领袖了。他本人在共产党问题上迄今还没有明确表过态：他所做的只是像其他许多法国人一样，努力争取民族的团结，希望从共产党人那里得到较好的合作的表示——虽然他对于共产党人能否改变心肠无疑地没有某些人那样乐观。但现在，美国总统已经宣布了杜鲁门主义，从而发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向共产主义发动反攻的信号，而且这一行动已经在惊惶失措、无力自救的欧洲引起了极为巨大的反应。戴高乐现在只要在法国发出号召，就大可以希望趁势达到在国内反共、在国外反俄的目的。因此他宣称，不能再容许法国继续“沿着深渊的边缘徘徊了”，并当上了一个公开扬言要在全国范围内为修改宪法大造舆情的新政党——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领袖。可是，这新党并不具体说明在第四共和国宪法中它要修改的究竟是哪几条。考虑到它想要讨好的社会阶层的面是广的，而它的创始人又是信赖神秘主义的，它所提的反对意见也许非含糊其辞不可；但这些反对意见却是用这样一些口号表示的：“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行分权制”、“结束党派无政府状态”、“在法兰西自己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等。尽管如此，它还是显示出了两个为人们所熟悉的、很不平凡的特点：第一，不相信或不理解政治上的各派分立是真正民主政府的基础，相信一些棘手问题可以靠直接诉诸公民投票来解决；(60)第二，特别欣赏美国式的总统制。(61)
建党后不到一个月，法兰西人民联盟就拥有了100万党员，在1947年10月的市政选举中它赢得了38.5%的席位——从前投票支持人民共和党的人有半数以上投向戴高乐阵营了。还留在戴高乐联盟里的那批人则全部归附，倒霉的加比唐地位下降，成了一般成员，而前社会党党员、人类学家雅克·苏斯戴尔却当上了总书记。过去曾是共产党人的安德烈·马尔罗也是戴高乐将军在党内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的确，正像其他独裁性质的政党一样，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力量主要在于它把一些很不相同的、在某种程度上一度相互对立的人联合在一起。在这个党的普通成员中，有着一些先前曾经投身到人民共和党内去寻找出路，而后来一等到出现了更右的党派（如自由共和党）时，就又投身到这些右派政党中去的分子。这些人来自教会人士、小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特别是教会人士，他们有大批人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虽然即使在这些人之中，还远不是全部都倒向该联盟的。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这些不同类的人的一个共同动机是反对共产主义，对于这一敌人，他们和他们的领袖现在终于可以指名揭发了。(62)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挑战也不慢；他们给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回敬是特地成立一些“戒备委员会”，来同这个联盟的影响和活动作斗争。这个联盟同样地也引起了社会党人的敌意；甚至连人民共和党人也对它没有好感，(63)他们在同共产党人长期携手之后不可能设想同该联盟合并，但也还不敢对自己从前的庇护者决裂到兵刃相见的地步。因此他们禁止自己的党员参加“戒备委员会”。但是，不论是好是坏，也不管人民共和党作出的种种姿态，法兰西人民联盟还是自然而然地吸收了人民共和党中的右派和中间派分子，至少吃掉了旧激进社会党的2/3，并把三个极右派政党完全吞没，使其不再成为独立的组织。这样，法兰西人民联盟就成了右翼方面主要的、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惟一的一个大党；这也就为法国政界最终发展成为三大势力——共产党、戴高乐派和所谓的“第三种势力”——鼎立的局面扫清了道路。
原来的中间派政党，对于自己被那些“巨石”挤出政治舞台，并不完全甘心。它们中间仍然有一部分人无法在极左或极右的政党中找到精神上的归宿；甚至在人民共和党中也无法找到这种归宿，因为，人民共和党一面标榜天主教教会主义，一面又标榜社会主义，在信奉反教会的个人主义的那些老派激进分子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是令人厌恶的。因此，在1946年4月间，以原来的激进社会党为核心，连同独立激进党、“共和青年”以及右翼组织“民主同盟”中较温和的一部分人，(64)联合组成了一个叫做“共和左翼联盟”的中间派集团。为使这个混合体带上一些必不可少的时髦的抵抗运动色彩，还把头号抵抗运动政党——民主社会抵抗联盟——的成员也拉了一些进去。但是它仍然有着原来那些老政党（如激进社会党）各自本来就有的弱点——就是说，它只是一些党派为了便于搞竞选而拼凑起来的松散联合，绝不是当时那几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政党的真正对手。直到后来，只有当那几个政党中的两个——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发现它们自己也同样地处在两大极端派巨人之间的无人地带时，一个多少能起点作用的、更称得上“第三种势力”的缓冲集团才得以建立起来。
（二）戴高乐和各政党在制宪问题上的斗争
法国政治生活结构的这一颇为迅速的简化过程，由于下面两个因素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和加速：一个因素是由戴高乐建议实施的新选举制度；另一个因素是新宪法产生过程中不免要有的一些相互勾心斗角的活动。解放后的一般倾向是主张采用“纯粹的”比例代表制作为法国今后选举制度的基础，虽然也有些地位牢固的少数派另有其他的看法。一个由激进社会党人领导的少数派赞成恢复第三共和国的“第二轮投票制”；(65)另一个由勒内·加比唐领导的少数派则赞成采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那种只要得票比别人多就可当选的制度。而戴高乐却提出了一个最初似乎对什么人都不讨好的折衷办法。这是一种改变了的比例代表制，是以比利时和瑞典的选举制度作为依据而设计的，在这种制度下，投票时取舍的对象是各个党派的候选人名单，落选名单所得的选票就算是白投了——不是像魏玛德国的选举制度所规定的那样汇合成全国数字而起作用。(66)后面这一种特点往往是有利于拥有强大地方势力的政党，同时也给了人们一些抱怨的口实，说这是牺牲城市和工业区居民的利益而使富裕农民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权势长此保持下去，从而挫抑了目前正席卷法国的激进潮流。但其总的作用，则在于减慢任何这样的趋势，即或者走向两党制，或者走向进一步增加政党数目。因此，它有助于发展一种新的政治格局——由四五个强有力的党派机器代替战前政治舞台上的那些纪律松弛、易于伸缩变化的组织。事实上，这种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容许党的领导人或党的“机器”可以提名他们所愿意的人到议会里去作为党的代表。选民只投政党的票，谁当候选人则由党指定。(67)
影响党派演变的第二个因素——宪法问题上的斗争——并不完全是由戴高乐挑起来的。正如早已指出的，抵抗运动内到处都渗透着共产党的强大势力，而共产党是支持人们希望有一个新宪法的普遍要求的，因为这样做他们既可以消除那种认为他们不太喜欢宪法的怀疑，还可以赢得一个机会来争取到一种便于他们控制和操纵以实现他们自身目的的宪法。但戴高乐也是代表抵抗运动的，而且也支持采取步骤来搞一个新宪法或至少对旧宪法作某些修改。部分是因为他真诚渴望能同法国人民的愿望一致起来，并感到有必要揭穿那些含沙射影地说他意在独裁的风言风语，而部分则是因为他看到有一个机会，可以借此修改旧宪法中他认为应对法国最近遭受耻辱负有很大责任的方面。因此，就最广泛的路线而言，可以说在共产党和戴高乐之间有共同利害关系和目的；但在具体细节问题上却存在着十分巨大的分歧。抵抗运动的这两个孪生的象征，各自都享有极高的威望，又都各自抱着极大的决心，因此既不可能由其中的一方压倒另一方，也不可能长此保持这样一种假象，似乎双方在怎样实现法国复兴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必然是一致的。所以，双方在一个短时期内勉力扮演了形势暂时要求他们扮演的角色之后，就又回复到了他们原来自然就有的那种赤裸裸的相互敌对状态。
公开的斗争开始于1945年5月31日，当时戴高乐突然宣布，由于战争已经结束，被俘和被放逐的人正在陆续回国，选举制宪会议的大选应尽早举行，具体地说，应在当年的10月份举行。此后不久，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暗示说，在怎样制定和由谁来制定今后的宪法问题上存在着三派不同的想法。第一派坚持认为1875年宪法仍然有效，现在需要做的事仅仅是按照这一宪法的规定选出议会，如果选出的议会愿意对宪法作一些修改的话，可以由它来进行修改；第二派主张选举一个全权的制宪会议以产生出一个全新的宪法；第三派则建议专门为此目的而成立一个“被箍上了紧身衣的”制宪会议，其权力和任期都应有所限制，这些限制应由临时政府拟定，然后由公民投票批准。尽管戴高乐宣称他本人是不偏不倚的，但左派方面因为他多少还在考虑恢复第三共和国而深感震惊，同时他们对举行公民投票的想法也强烈表示反对。接着，戴高乐在作出了这一不偏不倚的敷衍姿态之后不久，就颇为斩钉截铁地阐明了他自己的立场和赞成什么，从而大大加甚了左派的震惊。7月7日，他在内阁会议上说，他已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一定不让选举出一个拥有全部最高权力的制宪会议，这样的制宪会议可能会无法控制，会引起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因此，他自己的抉择是搞一个受公民投票的裁决所制约的制宪会议，虽然要是人民作出另一种选择——也还是通过公民投票——表示宁愿恢复1875年宪法体制的话，他也不会阻挡。如果采取前一种抉择，制宪会议的任期将被限定为7个月，而且在此期间它不得推翻内阁；将由它选举新的临时总统，但一经选出，它就不能把他撤职。
虽然左派方面对这些关于总统制政体的暗示感到惊慌，但在内阁中，即使那些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阁员为了保持团结，仍然准备在形式上批准这个方案；可是在全国范围内抗议的呼声很高，戴高乐因此退让了一步，同意在公民投票时加上一个第三种选择——全权的制宪会议。这本来可能会使左派的不满平息下来，要不是戴高乐明白表示他将投入他全部个人威望去力争给准备召开的制宪会议“箍上紧身衣”的话。接着，老资格的社会党人樊尚·奥里奥尔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这个方案在那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协商会议里遭到了否决（对于任何涉及公民投票的事情，该会议都不再有丝毫兴趣），可是却被戴高乐所采纳了，戴高乐是不受协商会议决定的约束的。奥里奥尔的方案建议，不要保证给总统以7个月不受任何机构约束之权，相反地应使他始终对制宪会议负责。另一方面，为使行政权不致过于削弱，折衷方案还规定，要推翻政府，必须由制宪会议举行直接的不信任投票，而且投票表决必须在两天前通知；仅仅政府的一项提案遭到否决，不应认为必须使政府辞职。
因而，总的说来，第一次竞选运动中斗争所围绕的主要问题，不是关于应该有什么样的宪法的问题，而是将来制定这一宪法的机构应该具有怎样的性质和权力。法国选民在投票时，很少有人明确地想到希望自己所选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宪法。除共产党外，所有新成立的或重新改组的政党，都还只刚刚来得及制定出或调整好它们的纲领。然而，在两个根本性问题上，抵抗运动中的三个主要政党——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一开始就有完全一致的意见：第一，大家都坚决认为，法国需要另订一部新宪法而不只是旧宪法的修订；第二，一致拒绝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政体。而同时，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抵抗运动的另一个伟大的成员戴高乐，却另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得到了很大一部分势力的支持，他根本不考虑各党派的这种明显的观点一致。这一事实，在1945年10月举行的那次公民投票（与大选同时进行）的结果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三大政党在制宪会议中所得的席位数几乎相等，(68)共产党以微弱优势成了数量上最强大的政党；然而尽管在公民投票中有96%的投票者拒绝恢复第三共和国体制，却有2/3的投票者同意奥里奥尔方案，赞成给制宪会议套上某种变相的“紧身衣”，反对授予它以无限权力。因此，意味深长的事实是：法国人民就在同一天里，一面通过公民投票表达了他们对戴高乐的信任，一面又通过选举制宪会议代表而使共产党成为法国最强大的政党。而且，不论是戴高乐也好，共产党人也好，他们之所以处于这样的地位，只是因为，他们不仅在领导反抗侵略者的战斗方面，而且在各自以十分独特、十分不相同的方式给予法国政治以新的推动和新的活力方面，起了他们的作用。
戴高乐的个人胜利有多大，这在筹组政府时很快就显示出来了。首先，他向新选出的制宪会议正式提出辞呈，并立即经全场一致通过再度当选为临时总统。接着，对共产党所提出的由于他们赢得议席较多，因而有权优先选择重要内阁职位的要求，他断然予以拒绝。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共产党人表示不再愿意效忠戴高乐了，要求由他们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出任总统。戴高乐于是又一次提请辞职；但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人民共和党则表示拒绝参加任何不是由戴高乐领导的内阁。然后，突然之间，所有参与争吵的各方似乎都意识到了争吵所包含的危险而冷静了下来，迅即达成了一项把内阁职位“公平分配”给三个政党的妥协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居然勉强同意了戴高乐玩的这样一个花招：把国防部分为“军事装备”和“武装部队”两个部门，只以“军事装备”部门让给共产党，而戴高乐则除了掌握总统—总理的职能外还保有国防部长的头衔。
然而，尽管戴高乐赢得了所有这一切表面上的胜利，一个新的局面却已经开始了，在这新局面下他很快发现自己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放弃他那奥林匹斯山般高于一切的崇高地位而下降到党派政治的角逐场中来，要么就完全退出政治。在短得出人意料的一段时期内，他就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在财政和军事政策问题上同制宪会议日益滋长的争吵，他对制宪会议所提新宪法草案建议的激进倾向所公开表示的不满，终于在1946年1月22日导致了他的“坚决”辞职和“战略性”的退出政治。社会党人费利克斯·古安继他任临时总统；再次成立了一个三党联合政府，但戴高乐派人物都被摒除出了内阁。
戴高乐原先一直希望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能携起手来，从而在法国政界中出现一个中间派的温和力量。由于大选的结果，社会党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同人民共和党联合，他们就将拥有一个压倒其他政党的明显多数，但如果同共产党联合，则掌握的多数将会更大。共产党人当然切望能防止前一种联合而促成后一种联合。所有这一些勾心斗角、各自谋求有利地位的活动都发生在酝酿新宪法的那段时期内，因而归根到底不可避免地使新宪法蒙受其害。虽然宪法不是由制宪会议全体而是由42人组成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的，但委员会的席位是按照各党的实力分配的，即共产党12席，人民共和党12席、社会党11席和其他党派7席。因此在这里，社会党人还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其地位并没有像乍看起来那么值得眼红。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同意：立法机构应该是一院制；总理应该由立法议会选出；共和国总统应该被剥夺一切实权。另一方面，社会党人却同人民共和党人合力击败了共产党人想使将来的立法议会拥有无上权力的那种企图。引起与共产党冲突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想要在宪法中写入一条“政党条文”，连同一些其他的办法，旨在给法国的政党加上某种程度的约束，特别是，防止那些反民主的党派利用民主自由来破坏这个新的共和国。
同时，共产党人对社会党人施加强大压力，促使他们重新认清他们同共产党之间的基本相同点，并通过一种精明巧妙的宣传运动使社会党人很敏感，惟恐被人说成是“反动派”。而与此同时，人民共和党却在对待社会党的态度上变得更苛求，更加不肯容忍后者在某些场合下所采取的支持共产党的行动了。所以到最后，社会党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要求，同它一起订出了一个共同的制宪方针（1946年1月16日），而戴高乐想要组成一个团结一致足以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中间派集团的希望也就再一次落空了。而且，如果在左右两派间真的出现公开破裂和僵局的话，则法国面临的前景，不是一部完全左派的宪法就是根本没有任何宪法。
要是国家果真这样分裂的话，吃亏最大的当是社会党，因为，除非它能够把裂缝弥合起来，它势必会由于加入到这一边或那一边而降低它的地位。这一点，樊尚·奥里奥尔很清楚，所以他以极大的耐心千方百计地力求达成妥协。共产党人也并不是真的希望宪法搞不成；至少，他们希望自己所主张的那种草案能为全国所接受，他们对此十分重视，认为这是用“合法”手段来夺取政权的一个很了不起的垫脚石。而另一方面，人民共和党却很有可能在领导一场反对某种不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斗争中捞到明显的好处，因此它是不怕逼人家摊牌的。
因此，当社会党人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要把一项规定用公民投票来检验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条款删去时（这一条款是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早先商定了的），人民共和党就把事情闹得尖锐化了。当社会党和共产党拒不让步时，人民共和党就表示不再支持这个宪法草案（1946年4月3日）。几天以后，当人民共和党所提的、使法兰西联邦会议成为议会第二院的修正案也被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联合行动所挫败时，三党的合作关系就完全瓦解。奥里奥尔拼命奔走，力求在最后一刻把党派矛盾弥合起来，以求得某种妥协，但共产党人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因此，当制宪会议于4月19日开会进行最后表决时，已不再有任何希望在宪法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了，会议不顾人民共和党的反对，以309票对249票通过了宪法草案。
由于这个草案在制定过程中受到了极端激进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它规定以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国民议会作为惟一的立法机关，把传统上限制议会权力的各种牵制和平衡大部分都一扫而空。它远不是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正相反，却使后两者完全隶属于前者。议会将是至高无上的，而在议会内部，事情的安排又将是使最大政党的意志不会受到严重的妨碍。此外，附在这一宪法上的一个“民权宣言”也在某些有影响的社会阶层中引起严重疑虑。因为这个宣言没有保证绝对的财产权（在某些情况下它限制财产权），没有保证“教育自由”，也没有给出版自由以直截了当的保证。这三点遗漏中的第一点，在土地所有者中间引起了怕被剥夺产权的担心，因而自称为代表500万左右农场主和自耕农的“农地产全国联合会”号召它的会员在公民投票时投反对票。第二点遗漏则引起了教会方面的竭力反对，宣称对保障教会学校不作明确保证的宪法，是没有一个天主教徒所能接受的。至于第三点，则当然极容易被理解成为对民主的重大威胁。
人民共和党面对着对其公开标榜的理想那么多的挑战，而又掌握着那么多有利于其自身进展的有力杠杆，它的反应也许颇显得愚蠢和摇摆不定。它一直在真诚地谋求把大部分保守派选民拉向较为中间的立场，以使政府的稳定性和进步的社会政策能够同时得到保证，但是在制宪的头几个月内，它除作了一系列单方面的让步而外，很少有什么成绩可言。这些单方面让步中最主要的是，由该党撤回它关于总理应由共和国总统任命而不是由议会选任的要求，关于各少数党的正当权利应在宪法中有明文保障的要求，关于应使投票成为强制性义务的要求，以及关于选举法应包括在宪法之内，从而使选举法的任何修改都非得经过公民投票不可的要求等。还有，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人民共和党人让好几个月的宝贵时间白白过去，只是在这之后才在制宪会议中提出挑战，来坚持他们所主张的议会应有两院而不是一院的要求；但当他们这样做时，所得支持之多大大出乎他们意料，也大大超过他们的党所拥有的议会席数，因为他们所得的票数比通过他们的修正案所需要的只差26票。最后还有，尽管他们非常希望能博得教会的支持，能吸引天主教徒们的选票，但终于还是在教育问题上同意了一个妥协方案。因为没有办法说服左派做到无保留地保证教育自由，他们就同意了左派方面提出的、同意把草案中那句关于教育是公办事业的话删去的这一建议。这句话的删去，不言而喻地意味着教会学校不会被关闭，现行的暂时权宜办法（教会学校继续办，但不给补助）将会维持下去。尽管如此，这一妥协在当时就差一点使人民共和党失去了教会的支持，而且很可能也是使它后来终于失掉那方面支持的许多失着之一。
国民拥有对宪法草案表示可否的最后决定权，在1946年5月5日举行公民投票时，有53%的选民拒绝接受这个草案。这一投票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戴高乐和教会两方面的影响所促成的，对这两者的影响，那些负责组织政府又负责制定宪法的人们——包括人民共和党人在内——都一贯是估计不足的。诚然，在最后一些阶段，人民共和党有力地开展了反对这个草案的宣传运动。左派方面过于乐观，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从来没有在公民投票中“否决”过一个提案，部分是因为最近几次选举的结果；而共产党人则犯了一个战略上的严重错误：他们认为现在该是他们自己试图在法国领导政府的时候了，并重新提出“多列士执政”那个老的战斗口号。这就擦亮了许多人（特别是社会党人）的眼睛，他们过去被共产党表面上“无可非议”的举止态度蒙蔽着，现在则相信共产党人不过是在试图强行通过最能有助于他们在法国夺取政权的宪法罢了。因此，在许多人看来，这次全民复决已变成为一次赞成还是反对共产党的公民投票。可是总的说来，对草案投反对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很难说其中有什么一致性。选民们对公民投票之后紧接着就举行新制宪会议选举一事感到迷惑不解，同时在许多情况下，选民们由于政府未能使他们的物质条件（特别是食品供应）有所改善而产生愤慨情绪，因而很自然地（即使不一定合乎逻辑地）把它发泄为对宪法草案的反对。
（三）第二个回合
虽然人民共和党在早些时候摇摆不定，到了最后一刻才“恍然醒悟”，但从那些汇合起来否决宪法第一草案的各种思潮中得到选举上好处的，却正是这个党。因为，在接着于6月2日举行的第二届制宪会议的选举中，它赢得了166席，从而取代了共产党的地位，成为最强大的政党。人民共和党领导人乔治·皮杜尔也就接替古安，当上了临时政府的总统—总理。共产党下降到了第二位，但是，考虑到该党在公民投票策略上的严重失着，他们居然还能保有146个议席，倒很足以说明他们的坚韧性、良好的组织和宣传能力。社会党为自己在其他两大党间所作的那些无谓的唠叨付出了昂贵代价，他们占有的代表席数减少到了127席。票数的分配比例正好同公民投票的结果完全一样，有47%的投票者支持那些赞成宪法草案的候选人，即社会党或共产党的候选人，而投票支持那些反对宪法草案的党派的则占53%；不过，在法国近代的选举中，还从未有过单独一个政党的得票总数能够像这次人民共和党那样达到全部普选票的28.2%。
无疑，人民共和党由于在制宪工作早期曾同社会党合作，而把一些保守分子的选票输给了各个右翼党派(69)，但是，它也吸收了很大一部分游移在政治中心周围的流动选票，从而补足了它的损失而有余。事实上，到这时为止，这个党已把它的重心稍稍自右向左移动了一些；而且它一点也不为此感到遗憾，因为戴高乐的引退已使这样的移动有更充分理由。温和派分子很不愿意把自己的选票投给靠不住的小党派而白白浪费掉，因而对人民共和党的天主教社会主义，对它的坚实可靠的外表和它严格认真的竞选活动产生了深刻印象。这样，向少数大党对峙局面发展的趋势(70)就更突出并且加速了。
人民共和党在决定它对宪法第二草案的态度时，所着眼的正是这部分温和派的舆论，这种舆论把人民共和党提到了全国首位。戴高乐、激进党和右翼党派都要求彻底从头搞起。戴高乐在其1946年6月16日的贝叶演说(71)中甚至还勾画出了他认为今后任何新宪法都应具备的一些主要特点。但是，人民共和党却毫不犹豫地同左派一致行动，投票主张修改而不是完全推倒第一草案，而且，即使它内心同情戴高乐的观点，却出于权宜考虑，宁愿在宪法问题上追求中庸之道，以满足除了极左派和极右派之外的所有各党派的愿望。然而，宪法委员会还是全体一致通过了两点改变，看来这两点似乎已包含在最近那次公民投票的结果中了，尽管由于有一些重要的保留而削弱了这两点改变的重要性。第一点，虽然两院制的原则得到了肯定，但明确规定不应赋予上院以推翻政府的权力或能力。第二点，恢复了共和国总统提名总理的传统权力，虽然左派方面坚持总理在着手组阁之前，必须先得到议会的批准。除此之外，第二草案与第一草案就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区别了，而且，虽然行政部门的权力略有所加强，但第二草案同第一草案一样，仍把最后决定权保留在议会手里。
第二草案几乎完全是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共同努力的产物。因此，当宪法委员会于1946年8月2日就该草案进行表决时，又出现了在第一草案问题上发生过的同样情况，有一个大党表示拒绝支持——不过这一次拒绝支持的是共产党，它声称“这个方案超出了可以接受的妥协的限度”。此后不久，另一侧发出了一阵隆隆雷声。1946年8月27日，戴高乐在对报界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表示断然不能同意宪法新草案，并要求赋予总统和上院大得多的实权。这使人民共和党人感到很窘，因为他们仍然希望一方面保持（戴高乐的）“忠心耿耿的党”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要作为一个进步的党。同时，这也戳穿了共产党人的论据，他们不再能硬说人民共和党是在支持一个特地设计来讨好戴高乐，以便于他重新上台的宪法草案了。然而，忿懑和幻灭之大，还是要算社会党人。只有勒内·加比唐大为高兴，他所领导的戴高乐联盟的盟员人数激增，因为他们估计戴高乐现在要使它成为他个人的党和工具了。
但到最后，戴高乐的干预却产生了富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反而使各个大党联合起来支持这个宪法草案。它使人民共和党得以摆脱这位将军的催眠术般的影响，更放手去同社会党合作，而且至少能够同共产党妥协了。同时，共产党也宁可同人民共和党妥协而不愿再搞一个第三届制宪会议而冒戴高乐重新上台的风险。但因人民共和党事实上确想使戴高乐回来重当共和国总统，并为此而要求仍保留总统选举的秘密投票制，同时由于共产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以致这一草案于最后一刻，因意见分裂而差一点告吹。但是，樊尚·奥里奥尔再次挽救了这一局面，他建议有争议的这一点和其他几点都不要写入宪法，留待将来的立法机关在“政府组织法”中去解决。与此同时，还要有一个“君子协定”，由各方同意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选举应“符合于共和的传统”，这事实上就意味着要用秘密投票。制宪会议于是以440票对106票通过了宪法草案（1946年9月29日）。
现在还得由全国人民来对宪法第二草案作出裁决。但在全国人民这样做之前，戴高乐又给了他们一个信息。在制宪会议通过宪法后12小时，他在厄比纳尔发表了一次演说，完全否定这一宪法，并重申了他自己的宪法理论。(72)支持他的有激进党和右翼党派，当然还有戴高乐联盟。人民共和党再一次感到极度狼狈。它仍然支持这个草案，却希望戴高乐不要为此而把它马上开除“教籍”，使它失去戴高乐派的许多选票。因此它试图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它的想法是最好先通过这一宪法，使国家安定下来，然后再设法修改它，而戴高乐是赞成这一想法的。但戴高乐却于10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天在报纸上表示完全不同意这种想法；他说这次公民投票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问题。如果通过这一宪法，就意味着法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他声称，制宪会议把总统搞成了有名无实的虚职，可能是因为怕戴高乐有朝一日当上共和国总统。这样一来，人民共和党被弄得惶惶不知所措；有一些重要分子宣布退党。恰在此时，又传出了左派政界人物中间有贪污行为的某些丑闻（据说甚至还涉及古安）。一时间，看来形势也许会变得不利于宪法第二草案，就像当初曾变得不利于第一草案那样。
1946年10月13日就第二草案举行的公民投票正式通过了这个草案；但尽管如此，投票的结果却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说明戴高乐的势力依然存在着而且他的战略也是成功的。他现在可以不无根据地说，有64%的法国人对新宪法没有好感；因为，虽有900万人投票赞成它，却有800万人投反对票，800万人弃权；(73)这当然不能说是热情的认可。许多人民共和党的选民听从了戴高乐的话，投了反对票。而现在整个党发现自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有一部分人强烈主张彻底倒向戴高乐；他们认为过去呼吁人们“投赞成票”的做法是错误的，人民共和党再也不该和共产党搞什么关系了。可是，大多数人还是赞成坚持原来的路线，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与戴高乐完全断绝关系，从而招致党员人数的减少也在所不惜。
当1946年11月10日选举第四共和国第一届议会时，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结果倒不是人民共和党的轻微挫折（它仍赢得162席），而是共产党的大大进展（它赢得了171席）和社会党从原来同其他两大党近乎平等的地位上跌了下来（现跌到了102席）。(74)这就意味着中间力量的趋于瓦解和国家的进一步走向两极分化。诚然，当时还不存在紧密团结的真正的右翼，但正是共产党取得惊人进展的事实，势必促使所有反共的力量都汇集起来，产生一个真正的右翼。
同时，人们出于对共产党以及对两个极端间发生冲突的恐惧，产生了一种不顾一切、力求调和的强烈愿望，这种渴求调和的愿望暂时地使饱受创伤的社会党得到好处，而且最终导致了一个像缓冲集团那样的东西的形成。原来担任着临时总统、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三个重要职位的皮杜尔，采取了辞去后两个职务的这一预备步骤，以便让出空缺来由国民议会去另行选任。接着，作为最大政党的共产党提名莫里斯·多列士为他们党的总理候选人；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未能集合到多数的选票。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危险的僵持局面，直到1946年12月12日，当社会党元老莱翁·勃鲁姆在人们敦促下同意从退休中挺身出来试行组阁时，僵局才得打开。很可以说明当时那种气氛的是：勃鲁姆在590张选举总理的选票中赢得了575票，他还取得了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党两方面的同意，由他组织一个清一色社会党人的内阁，在选出总统、成立第四共和国第一届根据宪法组成的内阁之前执行政府工作。到这时，实际上是解放以来第一次，总算有了一个同心同德的内阁，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它所提出的用冻结工资和降低物价来稳定经济的计划，人们起初一般都没有信心，可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勃鲁姆关于立即减价5%的号召居然收到了效果。到勃鲁姆卸任时，他本人和社会党的声望都有了急剧的提高。(75)
新宪法(76)于1946年12月24日生效。由于戴高乐事先已宣布他不想竞选，因此在1947年1月16日举行的一次两院联席会议上，国民议会议长社会党人樊尚·奥里奥尔当选为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奥里奥尔随即挑选他的社会党同志保罗·拉马迪埃出来组阁。拉马迪埃把共和左翼联盟(77)也拉入政府，试图把原来的、现已显得有点缺乏生命力的三党联合执政扩大成为四党联合执政，可是，不出三个月，这一四党合作的实验就宣告破裂。外界事态发展的压力迫使各党间在看法上和立场上的根本分歧暴露了出来，这些分歧本来是由于权宜之计、由于政策和感情等方面的考虑而暂时被掩盖着的。法兰西联邦的每个角落都在动荡不安。在印度支那和马达加斯加爆发了公开的叛乱；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处的骚动在发展；甚至有热带非洲和塔希提也在闹独立运动的谣传。共产党人根据他们鼓励属地民族主义运动的伪善政策，主张不惜任何代价接受叛乱者的条件，而他们的内阁同僚们（甚至也包括社会党人在内）则都认为，如果还想保存一点法国影响的话，必须用暴力去对付暴力。不过，共产党人认识到他们政策的不得人心——这是解放以来他们第一次甘冒违反传统民族情绪的主流的风险，——没有在这一问题上迫使争执白热化，却另选了一个比较得人心的事由来进行真正的摊牌。
拉马迪埃政府奉行着勃鲁姆的稳定经济政策，这就需要长时期地冻结工资；但是这个计划虽在稳定币值方面似乎确有实效，在降低生活费用方面却显得不那么成功。工人们开始觉得他们在承受稳定政策的全部负担。一连串罢工事件爆发了；共产党支持罢工者并谴责勃鲁姆计划；最后，在共产党人同拉马迪埃发生了一场凶猛激烈的斗争之后，拉马迪埃迫使共产党人退出了政府。(78)这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共产党人不再充当使劳工采取合作态度的保证者的角色，而是恢复了他们作为劳工方面造反领导人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社会党人决定留在一个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内，甘冒尝试同人民共和党人一起参加一个中间派政府的风险。但是后一个事态发展却是前一个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正由于共产党人丢掉了他们的爱国假面具，日益公开地同莫斯科站在一起，从而在法国政界中自陷于孤立，这就给新的联合政府帮了一个大忙——同时也给社会党帮了大忙。与此同时，不久前刚宣布的马歇尔计划连同它给人们带来的经济和财政上得救的希望，发挥着双重的好处，既为温和派民主力量创造更有利的气氛，以便于他们制定出自己的造福于国家的方案，同时也迫使共产党人暴露出他们是民主的敌人的真面目。
但尽管如此，中间派集团的前途绝不是因此就有了保证。参加这一集团的各党派只是在惊慌之余才走向合作的，它们相互间充满着疑忌，而且又经常受到现已被赶出了政府的共产党煽动起来的瘫痪性罢工的威胁。如果它们不能为国家提供一条行得通的可供选择的出路，那么，前途显然将会充满巨大的危险。但就在这一发千钧的时刻，戴高乐断然认定时机已经成熟，该由他出来，组织他的法兰西人民联盟(79)来为法国提供至少一种可供选择的出路了。只有到了这时，当那个按照他的意愿创建的组织在一夜之间发展成了这样强大的一股政治力量，以致它同共产党机器之间的迎头相撞看来已可怕地迫在眉睫时，法国民族才出于其寻求调整的本能，产生了一个叫做“第三种势力”的更有分量的中间派集团，来发挥其举足轻重的平衡作用。
(1) 贞德（1412—1431），法国民族女英雄。——译者
(2) 见下文，原著第504页。
(3) 即法兰西人民联盟（RPF），详见下文，原著第508—509页。
(4) 见下文，原著第506页。
(5) 见下文，原著第507页。
(6) 应该承认，很难概括地谈农民阶级，因为农民实际上是分成几个各有明显特点的不同类别的。因此，为组织一个“农民政党”或“农民阵线”而所作的种种努力，总是由于无法找到一个对各类农民都适合的政治纲领而归于失败。
(7) 法国公众宁愿投资于国家公债（如果不把现钞藏在褥垫中或长筒袜内的话），而不喜欢投资于工业。
(8) 从另一方面看，必须承认，正因为工业化这样地受到了阻碍，所以城乡经济之间一直保持着平衡，这在欧洲大多数其他国家里已只是一种令人怀念的回忆而已，而且法国在粮食生产方面始终接近自足。
(9) 这种错觉并不只限于共产党的拥护者，甚至也并不只限于法国人。例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46年11月23日）竟写道：“丘吉尔先生所宣传的那种见解，说法国共产党是隐蔽的俄国第五纵队，当然是怪诞的。……（人民）投共产党人的票，是因为相信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一种关于人的价值和对人的组织寄予信念的理论。……今天（共产党）纲领离开布尔什维主义正像巴黎离开莫斯科一样远；他们说，他们所需要的——也是他们相信能够做得到的——乃是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
(10) 见下文，原著第490—491页。
(11) 见上文，原著第39页。
(12) 关于英美间在支持戴高乐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426—427页，第476—477页。
(13)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434页以后。
(14) 据说负责谈判这一协议的是：让·穆兰，戴高乐派驻法国国内的私人代表，全国抵抗委员会（CNR）的第一任主席；以及皮埃尔·布罗索莱特，戴高乐将军身边一个杰出的社会主义者〔见戈登·赖特：《法国民主的再造》（Gordon Wright: The Reshaping of French Democracy），伦敦，梅休因，1950年版，第32页〕。
(15)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446页。
(16) 在1946年6月16日戴高乐作了贝叶演说（见下文，原著第507页）之后，勒内·加比唐提出了（并用“走向一个联邦制的宪法”为题发表了）一个方案，企图把戴高乐关于一个拥有强大权力的行政首脑的想法同他那关于帝国联邦制的新观点结合起来。方案规定在法国本土仍保留议会制，对整个法兰西联邦则实行总统制。总统不但将有权任命各海外省和海外领地的总理和总督，还将有权任命法国总理，因而将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虽然当时戴高乐没有对这个方案表示赞许，但当他在1946年8月27日向报界发表声明痛斥第二个宪法草案时（见下文，原著第519页），显然他已采纳了它的原则。
(17) 见克洛德·布尔代：“争夺战后法国的斗争”，《哈泼斯》月刊（Claude Bourdet：“The Battle for Postwar France”，Harper's Magazine），1948年4月。
(18) 见下文，原著第508—509页。
(19) 关于1941年6月以前法国共产党对战争持反对态度的情况，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又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387—388页。关于“路线”的改变，见同上书，第388页。
(20) 见下文，原著第495页。
(21) “这是事实，在很多法国人的头脑里已产生了这样一种特殊心理，他们把共产党、和平、自由、爱国主义、社会正义等名词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这一个就会联想到另一个”〔雅克·福韦：《从多列士到戴高乐，法国的政治力量，关于各党派的研究及其布局》（Jacques Fauvet: De Thorez à de Gaulle, les forces politiques en France, étude et georgraphie des divers partis）〕，巴黎，世界出版社，1951年版，第20页，引自A·罗西：《共产党的生理学》（A．Rossi: Physiologie du parti communiste），巴黎，塞尔夫出版社，1948年版。
(22) 这时共产党对于过去一贯乐于在选举中支持最有生气的政党的那部分农民也暂时有了一定的吸引力（这部分农民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在那时之前一直支持激进党，在30年代则支持社会党）。某些非无产阶级的社会阶层——画家（如毕加索）、作家（如阿拉贡）、科学家（如约里奥–居里）等——也倾倒于共产主义，有些是欣赏它合理的那一面（即明显的逻辑），而另一些则是被它的非理性的、情感上的魅力亦即其神秘的一面所吸引。在个人主义一向极受推崇的法国，这样一类人的名望和地位是特别高的，因此他们所表示的这一态度是有分量的，是对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贡献。在另一方面，这样一些高度个人主义人物的归附，当然也是一个经常潜在着的产生异端的根源。
(23) “人们尽可以对‘共产党心向外国’深感遗憾。但是，对于一个在工厂或矿区里劳动的工人来说，只要他觉得这个外国的利益是和他自己国家的利益相一致的，特别是，如果他确信这两者的利益是融合在一种共同的阶级利益中的，那么‘他的’党是不是具有这种‘心向外国’的性质就是无关紧要的了。”（福韦：《从多列士到戴高乐》，第5—6页）
(24) 见丘吉尔，第6卷，第213—217页；美国版，第6卷，第244—249页。
(25) 席位的分配如下：
见比尔·W·帕奇：“转变中的法国”，《报刊社论研究报告》（Buel W．Patch: France in Transition in Editorial Research Report），第2卷，第9号（华盛顿，1945年），第160页。关于1940年的那个动议，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341页。
(26) 1944年9月12日发表于巴黎夏乐宫的演说〔《人民报》（Le Populaire），1944年9月13日〕。
(27)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423—425页。
(28) 见下文原著第546页，第552页以后。
(29) 见下文，原著第544页，第562页注②（即本书第701页注①。——译者）。
(30) 《人民报》和《费加罗报》，1944年9月13日。
(31) 见《法兰西报》（France），1944年10月2日；《费加罗报》和《泰晤士报》，10月3日。1944年10月3日的《黎明报》（L'Aube）写道：“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在里尔发表的这次演说中，戴高乐将军表现得比我国最大胆的政治家都更有胆量。他竟向当代世界的巨大偶像——托拉斯和资本主义——发动了正面攻击。”但《人民报》编辑马塞尔·比杜于1944年10月2日向人们发出警告，说“大财阀们”要保全他们的特权地位，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已经开过了一些神秘的会议。甚至可以说，一个反对现政权的阴谋已经策划好了。”
(32) 见《星期日泰晤士报》，1944年10月1日。
(33) 市议会的选举在1945年4月29日举行。这是1935年以来的第一次市议会选举，也是法国破天荒第一次有妇女参加行使选举权。选举结果的阵线分野不很清楚，因为有很多候选人是由几个党联合提出的，而某些抵抗运动组织又提了一些不属于政党的候选人。但尽管如此，一种明确的左倾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34) 《泰晤士报》，1945年5月25日。诺言的后一部分是通过成立一个全国信贷管理委员会来实现的（该委员会的设置是根据1945年12月2日的法律），这是一个谘询机构，由一名内阁阁员任主席，法兰西银行总裁任副主席，它拥有某些权力，可以通过调节信贷直接采取行动。1945年6月，还成立了另一个议会之外的谘询机构，叫做国民经济委员会，后来根据1946年10月宪法的规定改为经济委员会〔见O·R·泰勒：《法兰西第四共和国》（O．R．Taylor: The Fourth Republic of France），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1年版，第60—62页〕。
(35) 见帕奇：“转变中的法国”，《报刊社论研究报告》，第2卷，第9号（华盛顿，1945年），第172页。
(36) 关于接纳法国进入外长会议和安理会的经过情况，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477页，第548—549页，第593页。
(37) 丘吉尔，第6卷，第226—227页；美国版，第6卷，第259—260页。在此以前，斯大林是告诉了丘吉尔的，而且当后者建议这项条约应由三方签订，除苏联和法国外还要有英国参加时，他是同意了的。法苏双边条约是应戴高乐的要求而缔结的。
(38) 敦刻尔克条约签订于1947年3月4日。谈判是1月间在勃鲁姆倡议下开始的，他是当时的内阁总理，曾专为此事去伦敦。条约全文见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与……法兰西共和国之间的同盟互助条约，1947年3月4日签订于敦刻尔克》（Great Britain，Foreign Office: Treaty of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French Republic, Dunkirk, 4th March, 1947），敕令第7217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年版。
(39) 这一宪法的最大缺点之一是缺乏任何有效的解散议会的权力。1875年宪法中所规定的解散程序，由于在1877年时被麦克马洪元帅用于政党的目的而早已信誉扫地。解散议会还需征得参院同意，而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因为这会危及参议员们自身的既得地位。同时，议会中的左派分子总是不肯同意解散的，认为这会危及立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的控制权。因此，一个新成立的政府是没有机会求助于全国选民来获得一个稳定的多数的。相反地，它只能依靠老的议会的支持。不过，只要政党林立的情况继续存在，要期望从非选举年的特别大选中得出较之按法定年限的定期选举更为明朗的结果，也是不可能的。
(40) 见上文，原著第489页以后。
(41) 在戴高乐临时政府中担任国民经济部长的社会激进党人孟戴斯–弗朗斯的态度则是例外，因此就这个问题所作的任何概括必须加上附带说明（见上文，原著第497页）。
(42) 该党成立于1944年12月间，它同那个觊觎法国王位的巴黎伯爵的运动是迥然不同的两回事，后者事实上是不承认它的。
(43) 也不要以为这种精神必然符合勃鲁姆、梅耶、穆泰等人圈子以外的其他社会党人的想法。的确，社会党人内部缺乏主义上的统一认识，是该党在这一时期内力量削弱的另一个根源（见泰勒：《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133页）。
(44) 《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New Statesman and Nation），1944年11月25日。参阅上文，原著第485页注①（即本书第599页注①。——译者）中引自1946年11月23日《经济学家》周刊的一段摘录。
(45) 见下文，原著第521页。
(46) 这就是说，从它现有的形式上来看，它是新的；更确切地说，它是战前一些天主教社会主义党派——人民民主党和共和青年——的合并、扩大和改造。
(47) 党的机关报《黎明报》（1944年11月28日）宣称，新政党“使所有那些希望把尊重人权的传统和基督教思想协调起来的人们牢固地团结在一起”。
(48) 保守派嘲笑它，把它说成是“圣水盆里的红金鱼”或“红头白尾巴的政党”；共产党人则声称，人民共和党实质上是一架“集结贝当分子的机器”，是“虚伪、反动、背信弃义的化身”（赖特：《法国民主的再造》，第76页）。
(49) 见下文，原著第509页。又见泰勒：《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108页；亨利·W·舍曼：“法国当代政治势力”，《社会研究季刊》（Henry W．Shirmann:“Political Forces in Present-Day France”，Social Research），1948年6月，第160页。
(50) 见下文，原著第516—517页。
(51) 见下文，原著第520页。
(52) 民主同盟的另一半人参加了共和左翼联盟（见下文，原著第510页）。
(53) 关于自由共和党创建过程中所经历的各个相当复杂的酝酿阶段的一个更全面的扼要说明，见泰勒：《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87页以后。该党纲领的要点包括：分权，两院制的立法机关，强有力的行政部门。虽然它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所持的态度总的说来是“进步的”，但它反对国有化。它还赞成言论、思想、信仰、出版和教育的自由。
(54) 《经济学家》的巴黎通讯员在（1946年3月9日）谈到自由共和党时写道：“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个对自己有信心的保守派政党！”
(55) 见下文，原著第517页。
(56) 见下文，原著第518页以后。
(57) 见下文，原著第508页，第514页。
(58) 戴高乐坚决主张将来的宪法必须具备的几个要点是：（一）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部门；（二）两院制的议会——由上院代表各个地区、各个职业集团和氏族集团；（三）法兰西联邦应根据联邦制原则彻底重建。又见赖特：《法国民主的再造》，第194—196页。
(59) 见下文，原著第518—519页。
(60) “……因此，必须用另一种制度来代替现行的制度，在现行制度下一切权力由几个各持成见、相互对立的政党分掌着，而在新制度下，行政权力将来自全国而不是来自各党，所有难于解决的矛盾都将由人民自己来解决。”（戴高乐将军向报界发表的声明，1947年4月14日）
(61) “至于行政部门：国家的元首务必用这样一种方式选出，使其所代表的不只是一批政党，而是不折不扣的整个法兰西本土连同法兰西联邦，他必须从法兰西和法兰西联邦的利益出发来组织政府，政府中要有几个部长负责全联邦范围的事务。”（戴高乐将军在波尔多市发表的演说，1947年5月15日，见《世界报》，1947年5月17日）
(62) “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的领袖把某一外国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这批人的存在危害着民族的团结。”（戴高乐将军在雷恩市的演说，1947年7月28日，见《世界报》，1947年7月29日）
(63) 人民共和党议会党团主席罗贝尔·勒古在《黎明报》（1947年4月29日）上写道：“夏尔·戴高乐所负的使命理应是使国家重新团结起来，而不是破坏这一团结。”
(64) 民主同盟的其余部分已被吸收到自由共和党内去了。
(65) 这种制度规定，如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明显的过半数票，则举行第二轮投票。实践表明，它是大有利于激进社会党人的；它使各种各样的党派和个人有机会先在第一轮投票中碰碰自己的运气，到第二轮投票时再环绕着几个由妥协产生的候选人（机会主义的激进社会党人是很适宜于担任这种角色的）结成的各种同盟。
(66) 见泰勒：《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23—24页，第26—30页。但少数几个只选出一名议员的选区仍沿用第三共和国时代那种一名候选人以简单多数票当选的老制度，当时第三共和国也是同时兼用两种选举制度的。
(67) 另一方面，在很多选区，特别是那些较小的选区，候选人名单上领衔的那个人的名字至关重要——也许比党的招牌还更重要。这一点，连同前一注释中提到的那个例外规定，就是法国制度和其他国家类似制度之间的区别所在。
(68) 共产党151席；人民共和党150席；社会党139席。
(69) 自由共和党虽然花了很大的劲搞竞选运动，却仍未能改善它的地位——只赢得32席，而在前一届制宪会议中却有37席。
(70) 见上文，原著第481—482页。
(71) 见上文，原著第507页注④（即本书第629页注②。——译者）。
(72) 见赖特：《法国民主的再造》，第224页。
(73) 这大量的弃权票中，至少有一部分无疑是由于人们在这么短短一段时期内经历了这么多次选举和公民投票之后所产生的思想混乱、厌烦和麻木所致。
(74) 社会党在这次选举中失去了75万张选票，1947年度该党有5万名党员核心分子没有来办理调换新党证手续。到1948年底，党员总数减少了2/3，很有地位的社会党报纸《人民报》几乎破产。
(75) 见上文，原著第502页，第504页。
(76) 关于制宪斗争的始末，见多萝西·M·皮克尔斯：《法国政治，第四共和国的最初几年》（Dorothy M．Pickles: French Politics, the First Years of the Fourth Republic），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3年版，第33—46页。
(77) 见上文，原著第510页。
(78) 见泰勒：《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163—164页。
(79) 见上文，原著第5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