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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第一章
维希法国
艾尔弗雷德·科班
第一节 1940—1941年的维希政权
（一）维希政权的成立
1940年5月和6月间法军溃败以后，法国于6月22日同德国缔结了停战协定，又于24日同意大利缔结了停战协定。(1)法国处于混乱状态中，法国人民，用莱翁·勃鲁姆的话来说，“在这个打击下惊慌失措，呆若木鸡……丧魂落魄，寸步难行；事实上，他们在麻木和绝望中在地上躺倒了”。(2)法国国内显然已不可能进一步抵抗下去了。全国各地都承认了6月16日贝当元帅组成的政府的权力；作为一个沉痛的但又无可避免的事实，停战协定也被接受了。
另一方面，在法国的海外领土中，最初的反应是拒不承认战败。摩洛哥的诺盖将军、近东驻军总司令米特尔奥塞将军、叙利亚高级专员皮奥、吉布提的勒让蒂约姆、印度支那的贾德鲁将军和德古海军上将等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要继续战斗的决心。“法国出了什么事情”，《印度支那电讯报》问道，“使得贝当元帅主持的政府，在我们已经庄严地保证决不缔结这种性质的和约的时候，竟要求单独媾和？”(3)“我们乐于接受这项和约吗？根本谈不上。今天，帝国可以拯救法国。”(4)不过，这是一种非官方的反应；而各级官员却具有等级从属观念和服从事实上的政府的传统，他们经过短时期的犹豫不决后，所有主要的殖民地都同贝当站在一起了。同样，对于法国部队的军官来说，拒不接受停战协定似乎是违背了效忠祖国的誓言。因此，虽有些微不足道的反对，波尔多政府还是能够使整个法兰西帝国随同法国本土一起退出了战争。少数几个顽抗的人，如贾德鲁和勒让蒂约姆，都被撤了职，他们后来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5)法国政府作了必要的人事更动，在一批明确表示接受政府权力的总督统治下，可以深信殖民地的忠诚是可靠的。这些总督是：摩洛哥的诺盖将军、近东的米特尔奥塞将军、叙利亚的富热尔将军、吉布提的热尔曼将军、突尼斯的埃斯特瓦海军上将、阿尔及利亚的阿布里亚尔海军上将、西非和赤道非洲的布瓦松、马达加斯加的凯拉、印度支那的德古海军上将，以及法属西印度的罗贝尔海军上将。
戴高乐在英国举起了继续抵抗的大旗，(6)他本来可以依靠英国的军事援助在某些法国殖民地取得立足点。但是，英国政府亟盼不使他们同维希的关系恶化到开战的地步，并且在一项政策声明中明确地表示，英国只愿意用海军部队支持法国殖民地内持不同政见的运动。(7)9月底，英国和自由法国联合对达喀尔发动的进攻被击退了。(8)自由法国运动仅仅在非洲、大洋洲和印度争取到一些较小的殖民地，(9)这些收获，同接受贝当权力的广大的法国本土和海外领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法国非占领区，新政府没有遇到抵抗就接过了控制权。6月28日，新政府迁到克勒蒙菲朗，然而，这个城市缺乏供政府各部使用的适当房屋，它们只得分散在附近的一些矿泉疗养地上。24小时的经验就足以说明这种局面是无法容忍的。另一个可能的去处是里昂，但是，政府不愿设在一个容易受到大量城市人口压力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的人又都是忠于赫里欧的。(10)维希拥有大量的旅馆房屋，可以安置政府的各个部门，所以是解决这个最大的实际困难的地方。7月1日，贝当和他的部长们迁到了这个城市。维希作为他们首都的时间，比他们原先预料的要长久得多，而维希的象征意义，也远远超出他们原先希望的或是担心的。自从6月16日成立以后，这个政府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变动。赖伐尔最初拒绝就职，因为没有让他担任他想担任的外交部长一职，可是他不久就后悔自己不该一时赌气，于是参加政府当了内阁会议副主席和国务部长。波尔多市长，赖伐尔的党羽马尔凯，同时成为内政部长。(11)
谁都知道贝当厌恶议会政治的支持者，所以新政府中虽然还容纳了几个这种人士，但也包括许多第三共和国的敌人。对当时政权的敌视往往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有人竟然对法国的沦陷表示欢迎，因为它意味着民主共和国的结束，尽管并没有很多人像《瓦砾》一书的作者走得那么远。这位作者公然高兴地说，战败比胜利更为有利，因为战败就摧毁了一个“不光彩的议会制度”。(12)一个法国军官的日记中表达了一种较为温和的反应：
当然，至少就目前而言，官兵们心里全都想到在法国建立独裁政治。我简直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不曾对议会政治表示厌恶的士兵，他们都坚持认为众议员和他们的政策是惟一应对这场大灾难负责的。(13)
这种心情无疑是普遍存在的；它也说明了何以不搞政变，却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尊重宪法，就可能使第三共和国结束。议会1940年的常会于7月6日正式闭幕，第二天，两院在维希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提出了一项修改宪法的建议。7月9日，参议院的230名议员中有229票（拉斐特的后裔75岁的德尚布伦侯爵是惟一的反对者），众议院的398名议员中有395票表决赞成修改宪法。为了试图避免立即取消第三共和国，一群参议员，其中包括保罗-邦库尔，提出了那项托林修改法案，(14)这项法案提出：在缔结和约以前，暂时中止实行1875年的宪法，授予贝当全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国家的秩序和生活，委托他在一个委员会的协助下起草一部新宪法，以便提交国民表决。这里还应该提一提一个奇怪的插曲：弗朗丹企图说服国民议会议长勒伯伦在议会召开前辞职。据弗朗丹说，他这样做是企图保全第三共和国。(15)人们自然很想知道：个人野心和想要抢在赖伐尔前面的念头会不会同这种花招多少有点关系。无论如何，这一企图毫无结果，因为贝当正要依靠赖伐尔来争取众议院同意废除现行的宪法，赖伐尔的政治活动力，当时简直是无穷无尽的。勒伯伦评论赖伐尔说：“他真会笼络人！”莱翁·勃鲁姆则说：“这件事是他一手搞起来的。”(16)赖伐尔的影响，从他在波尔多所采取的、阻止政府迁往北非的强有力的步骤中已经显露出来了。(17)贝当尽管个人对赖伐尔相当反感，却始终不曾完全忘记是赖伐尔出了最大的力为他取得他的地位的。他说：“赖伐尔可是个不平凡的人物。”(18)
参众两院，或者至少是当时在维希的两院议员，于7月10日上午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听取政府的意见。赖伐尔作为一项建议的发言人，提出授予贝当全权起草一部新宪法。他以贝当的名义提出保证说，两院将继续存在，因此议员们将继续支取薪金，直到新的议会建立起来为止，这样他就在反对托林修改法案，为他的建议赢得支持的努力中取得了相当成功。他还坚持主张新宪法应交由国民批准，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对这种批准规定一个期限，也没有规定国民批准的形式，这部宪法一经颁布将立即生效。在接着进行的辩论中，贝热里提出一份由100名左右的议员签署的声明，宣称法国所能走的惟一道路是同其他拉丁国家，甚至同德国合作，建立起一种在性质上既是民族的又是社会的大陆新秩序。弗朗丹这时用一篇生动有力的演说，支持赖伐尔的制宪建议。(19)当天下午，根据1875年的修改宪法条款，两院作为国民议会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在可能有的850票中（1939年被排除出去的72名共产党人不算在内），有569票赞成贝当的建议，80票反对。(20)
（二）维希的政治体制
贝当立即行使他新获得的制宪权力。他的首席顾问是阿利贝尔，一个观点流于极端、性格容易激动的法兰西行动党的律师。7月11日颁布的第一项制宪法令明显地避而不用共和国这个词，只宣布贝当就任了法国国家元首的职位。他以这一身份下令废除1875年2月25日那项制宪法令的第2条，即著名的瓦隆修正案，这一条为总统的选举作出了规定，因此实际上奠定了共和政体。(21)也许这项法令的最意味深长的特征就在于它开头的一句话上——“我们，(22)菲利普·贝当”——通过这句话，贝当权力的个人性质一清二楚地表明了出来。根据7月11日同时颁布的第二项制宪法令，贝当使自己在新议会组成之前拥有立法权力、拥有任命其他未作规定的一切军政职位的大权，以及国家元首的全部恰如其分的权力：实际上，他是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两个职位的。这样，行政权便取得了全面的自主，它颁发的命令就是法律。根据第三项制宪法令，原来的参众两院一律休会，听候进一步的通知。(23)法国在两天之内已经从议会制变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总统制的政体，这是多少不免令人回想起1850年和1852年间路易·拿破仑所实现的一种变化，当时，担心社会秩序崩溃的恐惧心理使法国投入了一个较早的社会救星的怀抱里。
新政府的新起点就是赋予贝当以个人权力；它的全部力量在于对这位元帅普遍怀有忠诚感。按照这个政权的逻辑，可望出现的惟一有效的立宪方面的发展，就是通过实行效忠宣誓(24)这类措施来加强个人因素。因为这是一个个人的政府，便自然而然产生了由谁继承贝当的问题。根据1940年7月12日颁布的第4号制宪法令，赖伐尔是应被提名的第一个继承人；这是一项极其不得人心的决定。(25)赖伐尔在12月13日倒台，(26)自然使他被排除于继承人名单之外了。1941年2月10日达尔朗被指定为新的“皇太子”，这标志着他的地位上升。赖伐尔的姓名直到1942年11月才再度出现。
从1940年9月到1941年7月，在国家元首贝当下面有两个会议，一个是部长会议，由他本人主持，一个是内阁会议，由内阁会议副主席主持，负责处理一大部分实际工作。1940年9月6日和1941年2月23日颁布的两项命令，设置了15个国务秘书，1941年6月9日又增加了两个，直属于内阁会议副主席本人。某些国务秘书担任部长的职务，地位高于其他一些秘书。(27)参众两院仍继续存在，但是，它们只能由国家元首召集，而元首却无意召集它们。1941年1月弗朗丹当权时，曾负责设法产生一个国民会议以代替参众两院，国民会议成员由国家元首提名，而且只能在他的动议下发挥咨询作用。《时报》当时很恰当地用了一个18世纪的术语，称这个会议为“名士会议”。(28)在它最初的185名成员中，大约有90名是议会政治的支持者，这个事实使贝当大为恼火，因此，他拒不发给这些人任何薪金，甚至不给他们以举行开幕会议的权利。(29)这个国民会议始终没有开过一次全体大会，只是通过国家元首任命和召集的几个委员会发挥作用。1941年6月，成立了一个宪法委员会，由约瑟夫·巴泰勒米担任主席。在第一次会议上，贝当宣读了一遍讲话，宣称将以一个独裁主义的等级制的国家来代替早已信誉扫地的、经过选举的、代议制的、多数主义的政体，(30)但是，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始终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的成果。
立宪计划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在维希这段插曲中，实际政治自始至终就是官僚政治。主要部长之一布蒂耶说：“我们把全部信心都放在行政工作上。”(31)在部长会议之下，最重要的机构是国务会议，它的立法部门在1934年曾被撤销，这时又恢复了。贝当所挑选的部长，大多数不是政治家，而是行政人员，其中许多是来自“财务督察”这个有势力的紧密团结的团体。他们不得不应付巨大的困难，两个区的存在，以及维希和巴黎之间行政工作的区分就很不简单，虽然1941年间大多数部门都已经逐渐迁回了巴黎。贝当的第一个办公厅主任迪穆兰·德拉巴尔代特曾经著文高度赞扬在维希政府中当权的高级官员们的勇气和专业能力，他说，“人们永远说不清他们在何种程度上拯救了法国。”这个评语很可能说出了不少实情，虽然现在还不大能够获得材料来作出公平的判断。然而，他也曾指出，这些人的行政才干，由于他们特别缺乏政治头脑而被抵消了，(32)这一点的确也说得很对。为了给日益扩大的官僚政治提供它所需要的新人员，在较低一级上起用了迪穆兰所描绘的“临时拼凑的、高谈阔论、飞扬跋扈的骨干：打手、法国人民党或蒙面党(33)的失意分子、上流社会的纨袴子弟，以及‘从城堡里逃出来的人’拼凑起来的一个奇怪的混合体”。(34)而这群人的中心人物，用美国大使的话来说，是“一个被一群谋求私利的阴谋家团团围住的虚弱无力、惊慌失措的老人”。(35)
维希始终没有达到政治上的团结一致。魏刚认为它根本不配称为一个实体。他说：“维希政府并不存在”；维希政府一直都是由一些分裂的和对抗的集团组成的。(36)它的历史不是由贝当或是由其他什么人执政的历史，而是相互冲突的派别之间的阴谋与斗争的历史。这些人在法国残存的土地上争夺权力，却四面八方受到正在打仗的世界局势和德国人的命令的约束和限制。维希政府的历史给人的印象，是18世纪法国宫廷的一个东歪西倒的复制品，而贝当就是年迈的、清教徒般的路易十五，他以一种超乎个人好恶的独特作风任免他的朝臣，听任一个集团抵消另一个集团，对任何人都不完全信任，或者，如果说他信任任何人的话，那就只有他的私人侍从医师梅内特勒博士了。甚至在外交事务上，情况也是如此，1940年秋，当外交部企图同英国进行谈判，而赖伐尔却企图同德国达成一项交易时，贝当就有他自己那可怜而又无益的“国王的”小秘密。(37)这一切构成了这个临时凑合的政治实际，而所谓民族革命的那种理想主义则为它提供了一个堂皇而孤立的外表。
（三）法国的经济困难
如同已经提到的那样，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维希政府不得不面对惊人的经济困难，只是靠了政府的出色努力才在一个陷于混乱的国家中恢复了秩序。到了1940年7月底，把难民遣返到他们在占领区内的家乡的工作开始了。解除武装（在这个过程中，法国军事当局尽力把德国人不知道的秘密军备仓库保存下来）和复员工作也必须着手进行。到11月，失业数字达到了100万人。他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来对付这个问题——解雇妇女劳动力和外国人，禁止任何接受政府合同开工的商业或工业部门雇用农业工人，尤其重要的是，还制定了强制性的缩短工时的规定。(38)然而，失业不过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更为持久的困难则是劳动力的缺乏，因为开始时在德国的战俘将近有200万人，而迟至1941年12月仍有120至130万人在囚禁中。
除了战争和战败所带来的无法避免的困难之外，还有法国的征服者的系统的经济剥削所引起的困难。为了战略上的缘故，占领区内的公路和铁路运输迅速修复了。原料、机器和车辆都被没收后运往德国；德军的军需品则在农村进行征用，由法国当局负责付款。兑换率固定为一德国马克兑换20法郎，而不是按战前的1∶11，或是按物价水平所表明的约为1∶14的比率，(39)这就鼓励了占领军大规模购买东西送回德国去。法国同意支付占领军的费用。尽管法国对此一再提出抗议，这笔费用据估计每天为4亿法郎，这个巨大数目实际上等于战前法国预算的1倍。事实是，德国人向法国索取的不仅是一支正常占领军的费用，而是为作战目的集结在法国的全部庞大部队的费用。(40)
除了德国的勒索，停战以后在法国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事实是，国家被划分为占领区和非占领区。分界线从瑞士边界靠近日内瓦的地方开始，向西北延展到多尔，再往西到图尔东面的一个地点，然后在圣让-皮耶德波尔附近朝南转向比利牛斯山。在占领区内，北部和东部的工业区被置于一种特别统治之下，9月初，海峡沿岸30公里内的平民都被撤走。被占领的法国划分为5个区，各区之间的往来受到严格的管理。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之间的往来也有严密的限制办法。甚至邮递都受到严厉的限制。1940年10月以前，两区之间是禁止通信的，在这以后才准许通信，但仅限于使用上面印好字句的明信片。(41)法国当局虽然继续在占领区内行使职能，但只是在德国军事司令官及其下级军官的管制下行使的。
非占领区同法国其余地方的不相往来，意味着它同法国比较富庶的一半地区隔绝了，失去了66%的耕地，65%的产业工人，74%的小麦产量，70%的牛奶，等等。此外，1939—1940年冬季的严寒对农作物十分不利，而1940年夏季的战事又妨碍了收割。
英国于1940年6月25日已把封锁扩大到法国，这就切断了法国大西洋沿岸和海峡沿岸各港口的交通往来。在地中海，倒不是战舰使封锁生效。英国人对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船只本来是可以控制的，但为了不使他们同维希的关系更加恶化，在1940年就没有试图加以限制。然而，通过地中海港口进入法国的供应物资中，有一大部分落入德国人的手中了。(42)博杜安在8月22日的一次广播中(43)抗议说，英国的封锁正在使法国人活活饿死，同时宣布了德国的一项提议，从海外获准运入的粮食都将留供平民之用。事有凑巧，第二天，德国人竟要求非占领区立即交出50万头牛，150万只猪，以及其他供应物资，(44)而被要求交出这些东西的地区，甚至在平时粮食也不能自给，何况现在又是难民充斥的时候。1940—1941年冬季，巴黎情况异常严重，整列车整列车的粮食和燃煤从非占领区送往巴黎，因此非占领区的情况就更形恶化了。
粮食供应是维希最紧迫的问题。由于大批战俘被拘留在国外，农业劳动力非常缺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41年春颁布命令，准许强制征召劳动力去种地，同时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适合农业生产的家庭返回田间，还在农场里为城市失业者安排了工作。在德国人的鼓励下，“回到田间去”成了维希宣传的题目之一，因为当时德国人还没有感到需要法国的工业产品，他们抱有一种想法，要把法国变成一个卫星般的农民社会。法国各个方面对这种想法很不欢迎。(45)增加农业生产的计划显然并不成功。组织一种总体制度的企图在农业方面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里推行得都更远。它遭到农民的冷待和敌视，只得让农民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农业总体协会。根据1941年8月18日的一项命令，协会的一切活动都由国家进行控制，这个团体于是变成了不过是中央政府用来执行农业部长作出的一切决定的一个机构。维希政府不断发出怨言，说农民自私自利，说这种情况使城市注定要闹饥荒，同时又呼吁农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46)
工业也发生了严重的困难。由于封锁，法国失去了90%的进口纺织原料，60%的纸浆供应，以及全部进口的燃煤，进口煤在1938年消费的6 800万吨中占2 300万吨。(47)这种损失以及随后使用浪费的、效率很差的代用品，其结果之一是，整个工业生产下降，以1938年的生产率为100，1941年下降到71，1942年下降到57。(48)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采用从公安委员会时期以后未曾使用过的经济控制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不采取严厉的措施，法国工业能否避免彻底崩溃是很值得怀疑的。尽管遭到相当大的反对，还是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委员会制度，负责采购、分派和配给原料。(49)这种制度发挥作用时所表现出来的弱点，从贝当1941年8月12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全暴露出来了。他解释把供应部长阿夏尔解职的原因，同时谴责国家各分配中心，他说这些中心损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让一些大商业代理人对供应品进行了垄断性的控制。
尽管法国的经济情况日趋严重，却没有发生灾难性的大崩溃，这应归功于组成法国真正政府的那些官僚政治的技术专家。财政部的工作尤为出色，它创建了一种近乎封闭的货币流通顺序。据估计，其有效系数1940年为76%，1941年为80%，1942年为67%。(50)当时占领费用和其他由于停战协定而出现的开支占去了法国预算的一半以上。(51)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什么健全的财政。1940年，支出超过3 650亿法郎，而收入则为820亿，下一年的相应数字为3 020亿和910亿。(52)因此，1940年的收入只占支出的1/4，而1941年则占1/3还不到。
接着便实行了冻结工资的政策，不过，采取了加班费、对低工资工人的补助和增加家庭津贴这种种形式的例外办法，减轻了这项政策的影响。德国人禁止全面增加工资，因为工资低他们就可以用较高的工资把工人吸引到托特协会和德国去。(53)早在1940年10月便制定的控制物价条例，有助于稳定生活费用，它只是缓慢地上升。以1938年的数字为100，1940年12月的零售价格指数为136，1941年12月的指数为160。(54)同时工资指数从1939年10月的103上升到1941年10月的121。(55)不过，这些数字并没有非常公正地表示实际情况，因为农产品价格比较难于控制，它比工业品价格上升得快，因此，城市人口的生活比农业人口的生活要差得多。(56)在一个严重匮乏的时期，实行这种控制工资和物价的政策，势必要实行一种全面的配给制度，1940年9月开始配给粮食，随后便扩大到石油、肥皂和其他许多商品。在这种艰难形势下，人们甚至还能对法国的未来满怀雄心壮志，这一点从当时制定的灌溉、排干沼泽和电气化的计划上便显示出来了，有些计划甚至已经付诸实施。然而，在1941年中，经济情况却渐趋恶化，维希政府只能采取一些治标的办法，不过，在他们到了山穷水尽之前，还得经历很长的一段路程。(57)
（四）贝当和民族革命
经济政策大多是维希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的。它的政治，就它所有的那点政治而言，则是它自己的，因为维希与其说是一种政体，倒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状态，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聚集在一起的许多常常互不相容的思想状态。第三共和国的各党各派都被淹没在维希的洪流中，它们的组织被取缔了，这样，新政权的政治便无可避免地是以贝当和他的亲信的那个寒酸的小朝廷为中心，采取了派系斗争和钩心斗角的形式，这些人混乱地挤在一个19世纪温泉疗养地的那些旅馆的经过半改装的沙龙、卧室和赌场里。起初，许许多多时髦的追随者和善于钻营的政客也麕集在那里。
维希仿佛是一个极盛时期的多维尔(58)，吵吵嚷嚷，十分热闹，〔《瓦砾》的作者写道〕从火车站到阿利埃河，一路上尽是艳丽的女人衣服，巧妙地做得像游泳衣的女便服和式样非常考究的男上衣，这里有好莱坞，有朱安莱潘(59)，有香榭丽舍大街，有整个奥特伊尔(60)，整个帕西区(61)，还有伯恩斯坦和让·科克多(62)所有出色的“新剧本上演”，有高等服装店，有银行，有法兰西喜剧院，有电影院，也还有马德兰大街上最漂亮的妓女，她们背后紧紧跟着路易十五那样的人物。(63)
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时髦社会对维希感到厌倦，尤其是到了冬天，他们都回到有钱的地方去，回到巴黎德国人的身边去了，《瓦砾》的作者就是头一批走掉的人士之一。
这些人的离去，使维希更同现实政治隔绝了，但是，在追求自身的理想方面却更加自由。维希的人们怀着一种几乎是受虐狂的快感在思量法国犯下的罪恶和随后所带来的惩罚。就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职业军官和高级官员们而言，失败虽然是丢丑的和有害的，却也带来了新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这件珍宝。在苦难中复兴，这是贝当1940年6月25日在广播演说中所弹的基调，而且成为维希心理状态中一种主要的因素。夏尔-鲁写道：“我们中的一小部分同胞陷于扪心自问和忏悔罪恶的狂热之中。”(64)如果我们低估了维希的理想主义和贝当身边那一小群人想要进行一场伟大的道德改革的愿望，那将是错误的。当然，他们的理想是参照法兰西行动党和法西斯与半法西斯集团多年来进行的反对第三共和国的运动而设想的。1940年6月28日，魏刚提出了一份备忘录，曾为贝当、博杜安等人阅读过，他号召结束共济会式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折衷妥协的旧秩序，结束阶级战争、蛊惑人心的拍卖选票，以及贪图安逸享乐，他号召人们回到敬重上帝、祖国和家庭的观念上去。(65)1940年9月15日的《两个世界评论》上有一篇贝当署名的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富强的国家，家庭，青年，等级制度，总体主义——并攻击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贝当和他的支持者们反对过去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阶级冲突，呼吁发扬服从守法的精神，发扬社会等级制度、管制的经济和总体专业组织的精神；反对议会政治，呼吁发扬领袖原则。
法兰西行动党学说的一个颇为含混的翻版，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鼓吹之后，似乎终于在它的追随者称之为“民族革命”的运动中盛行起来了。法兰西行动党是仇英的，主张迫害犹太人的，反对民主制度的，然而，不幸的是，在德国人看来，它也是反对德国和敌视极权主义的。法兰西行动党的同情分子在维希上台执政的这种环境下，迟早将使他们面临这一抉择：或是采取亲德的和极权主义的政策，或是下台让位；然而他们开头并未意识到这种两难的局面。于是，那些极右党人在战败后趾高气扬，着手搞起他们梦想已久的民族革命来。
他们手头最大的资产就是贝当的名声。这位元帅的人格对于战败的法国人民所具有的那种异常的吸引力，是无法简单、合理地加以解释的。事实也不容否认。他于1940—1941年秋冬两季巡视法国非占领区时，在大城镇和小居民点，乃至最小的村庄，都受到热烈而亲切的欢迎，就一再证明了上述事实。当然，所有惯用的手段也都被采用来助长对元帅的崇拜。他的大大小小的照片随处都可以看到：人们组织义卖他的照片来筹集救国基金。全国各地，一队队青年男女高唱着民族革命的《马赛曲》——“元帅，我们来啦！”人们以这种种方法来利用贝当的声望，然而，他的声望却不是他们树立起来的。《时报》（1940年12月3日）写道：这个国家是把他作为救星来欢迎的，它接着说明了其中的一个原因。“今天谁都不会否认，6月间发生的灾难本来很可能会带来另一场更大的灾难：我们逃脱了社会动乱……我们避免了残酷的革命和亵渎神明的骚动这种疯狂行为。”正是多少由于这个原因，虽然贝当不是一个正式的天主教徒，教会却为他渲染上了一种宗教气氛。里昂的大主教、红衣主教热利埃宣称：“贝当就是法国，法国就是贝当”，他称贝当为蒙难的法国的化身。(66)红衣主教絮阿尔和红衣主教博德里拉在巴黎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法国新教教会的会长伯格纳牧师代表法国新教徒宣称，当前只有一个义务，就是跟着元帅走。(67)
贝当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使得一个垮掉和战败的民族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呢？颂扬他和攻击他的文章都很多，但却无助于回答这一问题。如果我们试图按照他的实际为人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解答。贝当，这位凡尔登的英雄，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他具有仁慈及无私的爱国的名声，法西斯和半法西斯的政党在30年代的动乱时期曾经希望利用他，右翼的宣传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相当成功地为他树立了一个潜在领袖的名声，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做什么工作来助长这种名声。在一个对老人政治具有传统癖好的国家里，他是一个老人。他立身处世正直谦逊，庄严冷静，是一个宿命论者，有着一种几乎是帝王般的不动感情的本领，可以保持淡薄疏远而又不显得冷漠无情。然而，确实没有什么个人的品质可以说明1940年围绕着他的那种崇拜。事情的真相是，一般法国人在彻底失败的时刻需要有一个可以相信、可以依靠的人物，而希望把战败作为资本，促进自己的主张或个人野心的人物与集团也需要有一个傀儡。贝当满足了这两种需要。如果他不是法国人民所认为的那种救星，他也不完全是那些政客所希望的已经找到的一个仅仅是傀儡的人物。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谁又能讲得出来呢？“我不了解元帅，”勃鲁姆在他受审时说。“他具有一种我看不透的神秘性。”(68)他生来是守口如瓶的——夏尔-鲁说：“他一贯显得很神秘，生性又讳莫如深。”(69)魏刚在议会战争委员会中作证时，说他“极为神秘”。(70)
这种守口如瓶的脾气使他不断地把他同一个部长推行的政策对另一个部长隐瞒起来，这在他的敌人看来可能像是两面派手法，而他的仰慕者则称之为机敏的左右逢源。这是对看来主要不过是守口如瓶的脾气的过大的曲解。经常和贝当见面的美国大使海军上将李海认为，他所真正关心的是法国人民的福利和怎样保护他们。(71)不过这种关注却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形式。在他的思想中，受难和牺牲这种精神美德的概念是非常强烈的。贝当在他的第一次广播(72)中说：“为了减轻法国的灾难，我把我的生命献给祖国。”这话是够诚恳的，不过它已经显示出在他性格中占了相当成分的、由民众的逢迎养成的那种虚荣心；这种虚荣心之所以显得更为强烈，也许是因为它并不是以任何普通的外露的形式显示出来的。贝当的另一个弱点，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更为危险的一个弱点，就是他的思想不过是任何一个具有他那种教养和地位的普通人的思想，他的智力有限，不能牢牢地把握住基本原则，虽然他也墨守一小套固定的想法。此外，他的政策和讲话则是他适逢其会地受到其影响的那个集团或个人的政策和讲话。(73)我们尤其不应该忘记贝当的年纪。尽管他异常健康，但是即便他心力有余，他也没有体力来有效地控制他的内阁。他所主持的那些会议都大得使他无法掌握，因而他的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一个出席议会战争委员会作证的人说，只要过了20分钟，你就总能“骗过”贝当。(74)他的办公厅主任写道，他把时间浪费在细节上，而主要的条款则是在极端混乱中“强加”给他的。(75)
贝当可以为迷失方向的法国人民提供一种团结的错觉。但是，他不能使维希的政策统一起来。的确，维希那帮人部分就因为无法商定一项政策，才通过一个大家都同意的人来谋求一种代替办法。在他的名义下，至少拆除第三共和国残骸的工作可以继续下去。第一步就是废除议会制政府。接着便是对地方政府开刀。根据一系列法律，有两千居民以上的行政区内的选举全部取消。主要由佩鲁通和布蒂耶负责的这些措施，固然满足了大官们的官僚主义气概，但是，却使维希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更其孤立。
工会很早也遭到大刀阔斧的砍削。法国总工会试图以放弃阶级斗争的原则来保全自己。它的书记莱昂·儒奥宣布辞职，副书记勒内·贝兰参加了维希政府。尽管如此，法国总工会还是同天主教工会联合会、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以及各雇主公会一起被解散了。接着企图在工业和各行业中创立总体制度的尝试应该被判定为一场失败，就同1940年12月想在总体的基础上把农业组织起来的卡齐奥法令一样。总体自治同需要由政府日益严格地控制工业，两者之间无法调和，于是各个总体如果说也发挥了一点作用的话，那也不过是成了官僚政治的一层薄薄的伪装而已。
然而，当时倒是有要进行社会改革的一种真诚愿望，即使它是在一种家长式专制主义精神的鼓舞之下的话。它表现在1941年10月的劳动宪章和一系列社会立法中。(76)实行了许诺已久的养老金。青年问题和家庭问题是这场民族革命主要关注的问题。政府为培养青年履行公民义务，发展体育事业，取缔酒精中毒，限制离婚，以及鼓励多子女的家庭，通过了各种法律。
1940年底，著名的天主教徒谢瓦利埃当上教育部长后，重新把宗教引进学校的企图达到了高潮。他在1940年12月7日宣称：“不要上帝的学校今后不会再有了。”反对世俗教育的最重要的步骤是，1940年9月废除了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1940年9月3日废除了1904年的禁止教士教学的法律，并在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法令后，于1942年4月8日立法规定恢复主教会议的法人地位与合法权利。但是，反教权主义的情绪在法国仍然一触即发，在维希的支持者中也有些重要的反教权主义分子。1941年初，谢瓦利埃被比较温和的卡科皮诺所取代，后者不顾教会的抗议，撤销了谢瓦利埃政策中受到较为强烈的批评的突出部分。
由于维希在政策方面并不是清一色地支持教权主义的，所以天主教教会也并不是一致支持维希，更不是一致主张同它合作的。巴黎天主教学院的81岁的院长红衣主教博德里拉是公开提倡合作的惟一的教会知名领袖。圣母升天会主编的那份销路最广的天主教报纸《十字架报》，只谈论宗教问题，尽量避免涉及政治。占领区的各主教在1941年2月致教皇的信件中宣称：“我们的意图是坚决保持宗教的立场，避免采取任何政治的或党派的行动，”(77)但是，面对着一套极权主义的纲领，证明这种政治上中立的政策是很难维持的。德国人不相信教会，这从占领初期他们搜查和没收主教办事处和宗教团体的文件便表明出来了。在东部，几乎不可能期望地方教士们不同情从洛林被赶出来的居民。坎佩尔的主教对纳粹策划的布列塔尼分离运动发出了抗议。德国人企图镇压“天主教行动党”各组织活动的尝试，遭到了顽强的抵抗。(78)不论法兰西行动党作为一个政治运动从天主教徒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支持，教会本身对于种族憎恨的教导却不能鼓掌叫好，尽管在1942年夏季以前，除了一些个人提出的抗议之外，教会在反犹太问题上始终没有表明立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上，多明我会神甫在《青年评论》上，都发表了具有相当独立见解的文章，天主教民主党人在对德国权力的让步中没有受到损害，又没有同维希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势力不断地增长。1941年7月，《今日报》把他们描绘为民族革命的最机警、最狡猾的敌人。(79)到了1942年4月，合作分子的出版物竟然宣称，法国的青年已被拱手让给了“法德之间的任何协定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天主教民主党人。(80)然而，这种发展只是缓慢而来的，在1940年，教会还是贝当政权的支柱之一，大多数天主教徒都盼望新法国会体现他们的社会与政治理想。
在研究“民族革命”的历史时，它的建设性成就同表达它的理想的那种夸张的，但不一定不诚恳的语言比较起来，再同维希政府一心从事的破坏工作比较起来，就一定会显得是微乎其微的。除了变更机构之外，它同样急于要改变主持这些机构的人。所有的革命都要搞清洗，民族革命首先是清洗官员，特别是针对3种人——非法国血统的人，共济会员和犹太人。反共济会的运动由历史学家贝尔纳·费伊接过去作为一种个人拿手的本领去办理。他在《公报》中以整栏整栏的篇幅刊载出被指控为共济会要员的名单，他的活动在下级行政人员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法兰西行动党的宣传长期培植的反犹太主义是第三共和国时期右翼政党手中的陈腐的课题之一。在巴黎，法兰西人民党组织的反犹太示威几乎在停战协定刚签订后立即就搞起来了。(81)合作分子的报刊从一开头就大喊大叫反对犹太人，同时德国人也采取了日益严厉的措施。(82)在法国非占领区，推动反犹太的力量，实际上同“民族革命”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都是自上而下的，人民只是被动地接受而已。第一个不祥之兆是，1940年8月27日废除了1939年4月颁布的那项禁止种族诽谤的法令。10月间，制定了一项说明种族概念的法律，不许犹太人担任一切官职、教学工作、由政府津贴的工业部门的工作，以及出版物、电台和电影院的管理工作，并定出从事自由职业的犹太人的百分比。这是一长串反犹法律的第一项。同时，废除了授予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以法国公民权的克雷米厄法令。然而，这时主管大员还不是真正刻毒的反犹分子，这项立法还准许有许多可以豁免的情况，被解除公职的犹太人仍旧有权领取年金，暂时还发给他们补助。除《法兰西行动报》外，维希报刊对这个问题一般都是避而不谈的。
1941年3月29日，维希的主要反犹分子之一，格扎维埃·瓦拉，受命掌管一个新成立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6月间，更加严格的限制条例取代了10月的那些法律，把犹太人从许多职业中排除出去，其中包括银行、证券经纪、广告、新闻，以及已经列举过的各种管理职位。在诸如法律、建筑、医药等行业中，犹太人的限额规定为2%，在高等学校中规定为3%。最为不祥的是，6月间，地方当局还颁布了勒令所有犹太人进行登记的法令。虽然有了这些措施，非占领区的反犹活动仍然远远落后于德国人所规定的标准。(83)
维希政府当然继续开展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产业全被没收。1940年秋和1941年春曾大肆逮捕所谓共产党人。尽管这样镇压，秘密出版的《人道报》仍有很大的销路。1940—1941年的冬季，经济情况、低工资、粮食匮乏、失业，都有利于地下共产党宣传的传播。到了1941年5月，据报道大约有30 000名共产党员遭到监禁，占领区18 000名，非占领区12 000名。不过，这个数字并不全然可靠，这从下述事实便可获得证明：这些被捕的人中，有些被控“传播了戴高乐派的宣传”，这是当时任何一个遵照党的路线办事的共产党员决不会想到去干的事情。
维希最恨的还是戴高乐将军及其支持者，也许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继续对纳粹作战就是对维希的一种含蓄的谴责。戴高乐派不仅被视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且被视为叛国分子。凡是离开法国或法国属地以“逃避民族责任”者——换句话说，就是逃避接受停战协定者——或者凡是从事反对民族复兴的宣传工作者——换句话说，就是反对维希的政策者，都被宣告褫夺法国国籍，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接下去的一长串定罪的宣判包括戴高乐、德拉米纳、勒让蒂约姆和贾德鲁这些军事领导人。凡是在外国军队中服役的人都被宣布为应受死刑的处罚。实际上，这种宣判只是对那些不在国内、无法将判决予以执行的人。虽然如此，毫无疑问，贝当和他的许多支持者的确对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感到深恶痛绝。(84)在贝当看来，戴高乐这个一度是他本人幕僚的人(85)——“我怀里焐活的这条毒蛇”(86)——竟敢出来表示异议，这不仅有伤他的尊严，而且是忘恩负义。另一方面，在一般公众中往往认为，政府反戴高乐派的行动只是欺骗德国人和掩饰维希和自由法国领袖之间的秘密谅解的一种诡计。
最后，维希的愤怒特别集中在一个小集团身上。在停战协定刚签订后，最最强烈的一种情绪就是，要为战败找出几只替罪羊来。约瑟夫·巴泰勒米写道，团结并不意味着忘却和宽赦。(87)迪穆兰·德拉巴尔代特说，对停战协定的最初反应是：“我们被出卖了……必须惩办卖国贼！”(88)于是，1940年7月30日的第5号制宪法令(89)规定在里翁设立一个最高法庭，对一些前部长和高级官员在1939年9月从和平走向战争时期的行为，以及后来使局势恶化的行为进行审讯。这样，维希实际上是在倡议以发动战争的罪名审判它自己的公民了。作为一种预备性措施，许多被告，其中包括达拉第、勃鲁姆、樊尚·奥里奥尔、朱尔·莫克、格伦巴赫、波马雷、马克斯·多尔穆瓦、居伊·拉尚布尔、雷诺、芒代尔和甘末林将军，都受到行政拘留。(90)然而，对他们进行审讯所出现的困难比维希起先所认识到的要大得多。贝当任命的一个特别法庭以7票对4票宣布雷诺和芒代尔有罪，贝当判决将他们拘留在一处严加防范的地方。对其他被告的审讯经过一再推迟之后，才于1942年2月在里翁开庭。(91)
维希甚至不能对那些被它认为是敌人的人进行有效的报复。不过，我们的确只有把问题简化，才能说维希是一个政治实体，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利害关系互相发生冲突的集合体。它以它的弱点、浮夸的辞藻和平庸的政绩、经常见风转舵的做法、为官职而进行疯狂的争夺，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人事更换，(92)延续并扩大了第三共和国的一切错误。直到1941年底，民族革命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要有的话，也许就在纸上。与此同时，贝当朝廷里的陆海军将领和高级官员们懂得很少的外交和内政问题则正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来，要求给予愈来愈多的注意。
第二节 处于德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维希（1940—1941年）
（一）同英国和美国的关系
在维希盛行的种种幻想中，最大的一种是，认为法国将会安安静静、不受干扰地独自推行它在国内的各项新政策，而让世界其余国家继续去打仗。他们希望变成和平绿洲的这块地方，结果只是战场上的一片无人地带。逃避到中立状态中去，结果也证明是不可能的。一个像赖伐尔那样的现实主义者看出了这一点，因此，他公开表示希望德国战胜英国。对于合作分子来说，反对法国战败的政权和反对英国人本来就是一回事。
英国胜利〔菲利普·昂里奥写道〕将使共济会各分会得救，犹太人重新掌权，“民主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人士”恢复原来的地位，而“马西利阿”号这艘被人误解了的“十字军”的旗舰就会提升到“胜利”号的级别。(93)
封锁引起了一种指控，认为英国想饿死法国。有些殖民地依附自由法国运动一事，使维希认为英国是在利用法国的虚弱，盗窃它的海外领地。总的说来，心理方面经常有着一种反英倾向的上层社会是准备对这类宣传作出赞同的反应的。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向来就不大敌视英国，甚至1940年夏季的事态发展也没有完全改变他们的情绪。维希电台在赖伐尔的控制下发出的猛烈反英宣传完全做过了头，反而助长了亲英情绪，尤其是在德占区。(94)莫拉斯这个年纪虽老却激烈如故的法兰西行动党学说的提倡人，曾经愤怒地抗议过英国的无线电广播，这就显示出这种广播所造成的影响。他说：“我们中了英国电台的毒，”“英国电台经由我们的南部，拼命地在广播。”(95)同时昂里奥早在1940年8月就已经指责说，“现在在城乡各地开始悄悄流传着的宣传，追根究底都是从伦敦来的。”(96)
在维希，像赖伐尔那样的人一心盼望英国迅速战败，想使法国立即加入德国阵营，并且设想法国的未来将成为德国珍爱的一个行政区。(97)另一些人，包括法兰西行动党的大多数拥护者，则相信有可能保持真正的中立。这两派人的冲突是很激烈的。到了8月底，当赖伐尔在部长会议上重新提出他的对英宣战的主意时，反英情绪达到了高潮。9月1日，递送给海军参谋长奥方海军上将的一份征询意见书，暂时结束了这场骚动。他的回答表明，法国根本没有海军、陆军和空军力量可以进攻英国。(98)此外，人民群众的情绪也开始变得更加明朗了。当亨茨格在1940年9月12日离开他在停战委员会中的职务时，他警告他的德国同事说，德军和法国居民的关系正日趋恶化，即使人民这时还不亲英，总之，他们正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敌视德国占领的迹象。(99)
与此同时，在维希政权成立的头几个月里，赖伐尔显然正福星高照。在赖伐尔和他的副手蒙蒂尼的主持下，维希的宣传，尤其是通过无线电广播，是猛烈地反英同时又极力亲德的。在9月6日的政府改组中，赖伐尔除了保留他的副总理职位外，又得到了情报部长这个关键性职位。另一方面，赖伐尔的亲密盟友，机会主义分子新社会党人马尔凯却被贝当免了职。他是首先号召同德国人合作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人士之一，但是，贝当不相信他是一个政治家，因此委派佩鲁通接替他为内政部长。魏刚和赖伐尔之间的对立在政府中引起了猛烈的争吵，终于使前者被免去了国防部长一职，虽然还是另委他为驻北非总代表这一重要职务，因为他势力太大，不能贸然把他闲置一旁。(100)
英国政府对维希的各个派系几乎是不加区别的。他们同情戴高乐为争取把法兰西帝国团结到自由法国事业中来所作的种种努力，(101)但是，他们不希望把维希的任何统治者激怒到要打仗的地步。1940年9月18日递交给贾德鲁的一份备忘录就证明了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那份备忘录指出，英国政府不愿同维希完全破裂，因为这可能会促使维希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因此，英国的政策是对继续效忠贝当的法国殖民地施加经济压力，凡是站到自由法国一边的法国殖民地，英国就答应协助进行防卫，但也只限于对付海军的进攻。(102)1940年7月3日在米尔斯克比尔（奥兰的军港）对法国舰队的攻击，以及随后的断绝外交关系，(103)加强了停战协定签订后法国爆发的反英情绪。尽管如此，伦敦和维希之间并没有完全切断一切联系。在英国同意下，派了一个驻在法国政府的加拿大代表，还通过法英两国驻马德里大使德拉博默先生和塞缪尔·霍尔爵士（后为坦普尔伍德勋爵）建立了接触。(104)夏尔-鲁说，到10月底，伦敦和维希的外交部之间已就一项协定的基础达成了协议。(105)
与此同时，贝当通过一位法国教授路易·鲁吉埃的协助，开始了另一项谈判。贝当以特有的保密能力把这件事完全瞒住了他的外交部。(106)鲁吉埃于9月29日会见了贝当，获得他的同意，打算到伦敦去力求达成一项放松封锁的协议。他在伦敦见到了英国首相和政府其他成员。(107)有人建议他应努力同魏刚展开谈判。(108)他后来声称他同英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109)丘吉尔当然不反对进行谈判这个主意，他在11月10日预先通知戴高乐，英国政府想努力同维希达成一项暂时解决办法。(110)1940年11月21日，英国政府把答复鲁吉埃的建议的内容电告他们驻日内瓦的领事。这份答复承认英国政府已接到维希政府提出的不会毫无理由进攻英国的保证，并意识到维希有继续控制法国殖民地和舰队的决心。英国政府只要求维希应避免对自由法国的殖民地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并顶住德国人攻击或利用维希控制下的殖民地的企图。英国断然声明它希望看到法国及法兰西帝国在胜利以后恢复其崇高和独立的地位。英国准备在这个基础上通过马德里的渠道开始讨论经济问题。(111)鲁吉埃显然以为英国政府打算走得比这更远。但是，鉴于英国人对戴高乐所承担的义务和他们对维希这帮人的深刻怀疑，他们只打算采取非常缓慢而谨慎的行动。鲁吉埃的谈判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秘密，没有让赖伐尔知道。等到赖伐尔在10月底代替博杜安当了外交部长后，(112)这件事就被搁下来了。为了同样的原因，在马德里进行的较为正式的谈判也毫无结果。夏尔-鲁本人于10月间贝当和希特勒在蒙都瓦会晤之后，也辞去了外交部秘书长的职务。
12月间赖伐尔倒台之后，(113)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这一次是在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朋友教育部秘书长雅克·谢瓦利埃和加拿大驻维希的公使皮埃尔·迪皮伊之间进行的。谢瓦利埃和协助他进行谈判的格扎维埃·德·波旁亲王像鲁吉埃一样，也宣称伦敦和维希之间已经达成一项协议，但是，除了交换意见之外，仍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有过什么协议。(114)
英国政府也曾设法想同魏刚打交道，但是，他没肯作出答复。他认为英国人无力对法属北非提供有效的军事援助，因此把劝他脱离维希一事看做是引诱他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赌博。他尤其反对这些提议，因为英国人支持戴高乐，而他认为戴高乐比一个投机政客好不了多少，他认为戴高乐是利用了那些感到需要继续抵抗德军的法国人的爱国心和勇敢精神，而把自己树立成为法国合法政府的竞争对手。(115)
在新的一年中，这一系列试探性的接触仍在继续进行下去。弗朗丹在受审时声称，他在1941年1月便经由马德里同英国人开始了谈判。(116)早在1941年格鲁萨尔上校便由维希派往英国。(117)美国也在维希和英国之间起了联络渠道的作用，英国人通过美国向维希政府表示，如果它愿意迁往北非重新参战，英国将给予军事援助。(118)那种认为有此可能的想法无疑是一种幻想，不过，这并不是一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的幻想。尽管上述种种谈判最终全部失败，它们至少使伦敦和维希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
美国在同法国人的关系中怀有比较适中的目标，因而达到目标的机会也较多。科德尔·赫尔把他的政策限于某些特定的目标——注意不使法国舰队和法国在非洲与西半球的基地落入德国人的手中，阻止法国政府超出停战协定条款的规定去进一步同德国合作，并防止英法关系发生任何进一步的恶化。(119)美国政府在停战协定签订时已经对法国舰队前途表明了它的看法。1940年10月25日，关于在蒙都瓦会谈(120)已作了种种决定的传闻使罗斯福向贝当提出了措辞强硬的抗议，并警告说，同德国达成报道中所说的那样一项协议“将构成对美国公然和蓄意的背信弃义”。(121)
美国要实现它的目标，就必须同维希政府保持友好的关系，而这是同承认自由法国运动不能相容的。再者，美国的自由法国同情者和宣传家们使美国政府受到极大的压力，他们还猛烈攻击美国的政策，这种情况增强了罗斯福和赫尔对戴高乐存在的偏见以及他们尽量不同他的运动打交道的决心。从法国发回的较有影响的美国报告，把戴高乐在国内的追随者估计得很低。(122)这些报告的产生，无疑是由于美国外交官同法国官场和上流社会的接触本来就比他们同广大人民的接触更为密切。不过，即使它所根据的是一种错误的前提，它所作出的结论认为维希是代表法国本土和北非惟一有效的法国权力，却是正确的。
1940年12月，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参赞罗伯特·墨菲奉命去法属北非。1941年1月，罗斯福总统特别挑选的新大使李海海军上将到达维希。李海的使命是，同贝当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努力使贝当不要积极支持德国人，特别是要强调指出，同意让德国人使用法国舰队或海军基地将会失去美国的友谊。(123)与此同时，墨菲则在北非试探是否能同魏刚达成协议。李海和墨菲两人主要是以经济上的论证为依据的。李海不顾英国的强烈反对，力促对法国非占领区运送粮食和衣着，这样德国人就不能利用人民的困苦作为压迫贝当与之合作的一种手段了。在红十字会的主持下，好多批装运药品和儿童食品的船只驶往法国。(124)至于规模足以打破封锁的、对欧洲运送供应物品的更为广泛的胡佛计划，则未能实现，这部分是因为在关键的时刻，德国人于1941年3月26日很笨拙地宣布，他们已作好安排，要用大量谷物交换非占领区的牲畜和油类。(125)美国同维希接触的副产品之一是：1941年法国第二局通过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提供的情报。(126)这件事是瞒着法国大使亨利-埃耶干的，因为美国人不信任他，赫尔也不喜欢这个人。
美国在北非的谈判代表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成果。1941年2月7日，英国原则上同意了一项计划，允许数量有限的供应品通过封锁线运往北非。在这项谅解的基础上，墨菲于2月26日同魏刚商定了一项协议。(127)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将向北非运送供应品，条件是贮存品不能积聚过多，不许把它们运出境外。为了防止发生违反这些条件的情况，将由美国任命领事人员监督协议的执行。这些人员中，有穿便衣伪装成“技术助理”的军官，他们将在适当时机为盟军1942年11月的登陆准备好场地。(128) 1941年11月，魏刚被免职后，李海开始对维希感到绝望，但是，墨菲却力主美国不应改变政策。所付的代价的确是便宜的：到1941年11月魏刚被免职时，美国派往北非的只有3艘油船和4艘货船。(129)要不是因为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事件，对维希的失望本来可能会使美国政府同戴高乐建立友好关系。1941年12月24日，一小队自由法国海军在海军上将米塞利埃的统率下没有预先警告便突然占领了那两个小岛。(130)美国国务卿在这个消息传来后，立即就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这一行动是任意破坏一项谅解。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通知美国政府，说占领这两个岛屿的消息对英国政府全属意外，并且违背了戴高乐作过的一项保证，(131)但是，丘吉尔却不可能在美国国务卿的盛怒之下就抛弃自由法国，何况国务卿本人因为讲了句“所谓自由法国”正在美国受到猛烈的攻击。12月30日英国首相在渥太华发表的一篇演说中，(132)为戴高乐进行辩解，并大肆攻击维希。这使赫尔大为恼火，他向总统递呈了一份备忘录，声称他相信英国人是圣皮埃尔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并为他的法国政策进行辩护，说法国有95%以上的人反对戴高乐，最后他要求美国坚决保持自己的观点。(133)他甚至为这个问题打算辞职不干。(134)盟国之间的关系一时大为紧张，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为美英双方政府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虽然戴高乐始终没有同意这个办法。他们使这两个岛中立化和非军事化，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控制其无线电台，并同英国一起对两岛实行共管。由一个协商委员会取代维希政府派驻的总督，自由法国的军队也撤出。(135)整个事件是一场无碍大局的小波澜，但是，它却在英美之间引起了一次公开的冲突，并且由于证实了美国官场对戴高乐抱着敌对态度，随后的情势发展将产生一种与其本身的重要性并不相称的影响。(136)
与此同时，1941年12月11日，达尔朗和贝当提出保证说，法属北非的政策决不会改变。(137)如果说是美国的政策促使维希没有站在德国一边参战，(138)那也无疑是说得太过分了。不过美国的友谊使得维希没有感到它全然孤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德国压力的影响，这倒确是实情。
（二）1941年2月以前同德国人的关系
贝当政府同英美的关系主要是遥遥地施展策略，并对一些试探性的接触和间接施加的压力作出反应。另一方面，它同德国人的关系则有一系列必须当机立断的问题，内部的压力也较大。在维希的支持者中，没有一部分人考虑到有否可能同英国重新结盟。另一方面，以赖伐尔为首的势力强大的一派则希望同德国人保持更密切的关系。赖伐尔是个没有原则的人，偏见和个人利益的盘算两者结合起来决定了他的行动。他憎恨英国，并坚信德国人的胜利过去和现在都是无可避免的，他本人的立场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在审讯贝当的法庭上问道：“你们认为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除了期望德国胜利之外，还会想到别的什么吗？”他的结论是，法国的利益就是要寻找某种能同德国人达成协议的基础，使法国可以逃脱，至少可以减轻战败所带来的种种后果。(139)
在威斯巴登的停战委员会上已经出现了同德国人进行有限合作的想法。关于法国的首席代表亨茨格将军，他的一位同僚圣-阿杜安说，他在委员会的工作“并不出色”，(140)莱昂·诺埃尔则说得更肯定，他说亨茨格的工作显示出“令人无法相信的弱点”。(141)亨茨格对德国人保证说，法国准备进行同它的尊严相称的合作。(142)法国财政部长布蒂耶也作出明确的保证，说法国人具有“合作的愿望”。(143)有人提出，法国代表因为自己软弱无力而感到非常苦恼，以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仿佛原则上不可能拒绝德国人提出的要求似的，特别是维希政府，他们使德国人感到意外，竟然会不经讨论便接受了德国人原先提出来供讨价还价的那份庞大的占领费用的预算。(144)这件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不真实的。就德国人而论，他们的确并不像法国人所想象的那样信心十足。他们最担心的一点是，生怕法属北非投到英国人那边去。因此，他们亟想不把法国人惹到反抗的地步。驻法国的德军司令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在7月15日的一封信中要求法国人在北非给予广泛的军事特权。这是法国人无法做出的一个牺牲。他们拒绝了这一要求，使他们惊讶的是，德国人就此没有再提起这事了。(145)希特勒于1940年11月12日给他的总司令的一份指示中宣称，要求法国所尽的责任是，保卫其非洲属地，不落入英国和戴高乐的手中。(146)因此，德国政府准备鼓励法国保卫它的殖民地，并且准许它保留这样做的手段，而不顾意大利人提出解除法属北非武装的要求。(147)
然而，同德国人合作的实际进展只是由于赖伐尔一再努力才出现的。他从一开始就领到一张个人通行证，可以自由往来于维希和巴黎之间。(148)早在7月20日，他通过德·布里农的协助，就已经同德国宣传家阿贝茨建立了联系，(149)他们3人于是形成了一种三方联盟来促进他们的观点，同时也促进他们的发迹。阿贝茨同赖伐尔的关系大概帮助了他谋得驻法大使的任命，(150)虽然他同德国军事当局的关系很差。(151)莱昂·诺埃尔被任命为法国政府派驻巴黎德国军事当局的总代表以后，断然说德·布里农和阿贝茨两人在赖伐尔的默许之下破坏了他想要取得德方让步的种种努力。(152)而且，由于一切重要问题都是由停战委员会处理的，诺埃尔便辞职不干了。8月15日，德拉洛朗西将军接替了他。(153)
赖伐尔那套可以称之为完全改变联盟的计划在10月24日那次著名的会晤中达到了顶点，当时希特勒和贝当在里宾特洛甫和赖伐尔的陪同下，在卢瓦尔河畔蒙都瓦的一节火车车厢里举行了会谈。他们起草了一份议定书，(154)表达了希特勒要法国在欧洲占有它应有的地位的愿望。双方承认迅速击败英国人是符合法国和轴心国的共同利益的。倘使法国为此目标而积极合作，它就可以在北非维持超出停战协定条款所规定的军队，而且在击败英国后重新瓜分非洲时，将保证法国拥有大战开始时它所拥有的同等面积的领土。这项协议将保持秘密，实施这项协议的具体措施将由随后的一项协定予以解决。本来打算由里宾特洛甫就此前往巴黎，同赖伐尔一起审查接下去的步骤，但是，这时，墨索里尼打来一份电报，宣布他决定入侵希腊，里宾特洛甫于是直接前往佛罗伦萨同意大利政府商讨这种新局势了。(155)
因此，在紧要关头上，谈判的机会就中止了。但是，贝当并没有在赖伐尔为他安排的道路上后退。
10月26日，在维希举行的一次部长会议上，赖伐尔力主应与德国人进行积极合作。
必须注意这一不可轻视的情况〔根据费尔内海军中将的记录，他当时这么说〕：胜利者建议同战败者合作。由于气候条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开始登陆。但是，对英国的胜利已经取得了。德国人正在作出巨大努力。显然，速度的竞赛是对他们有利的……“我们不要报复性的和平”，总理〔希特勒〕曾经说过。摧毁英国有可能带来其他的情况。“我已经在寻求同法国的和平，”他又补充道。因此，法德关系将取决于战争的结束。一切都取决于法国的态度：积极的态度，而不是观望的态度。关于非洲的组织问题，有一个更欧洲化的观念。法国将在非洲受到很好的对待：即声明非洲是欧洲的延伸部分。这是应该作出的抉择。(156)
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全盘被接受，赖伐尔于10月28日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一事标志着他的政策的明显胜利。博杜安卸职下来成为部长会议主席的国务秘书。10月30日，元帅在一次广播中宣称，同希特勒的会晤是他本人的意愿，他已经接受了同德国人真诚合作的原则，并且指望采取一项可以改善战俘的命运，降低占领费用的负担，使两区的分界线不那么严格，并促进向法国供应粮食的政策。他结束讲话时说：“以前，我一直以父亲的身份对你们讲话——今天，我是以领袖的身份在对你们讲话。”(157)
很难讲贝当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有一种突出的本领，能够同时执行互相矛盾的政策。在蒙都瓦会谈的第二天，他写信给魏刚说，他决心要保卫非洲，决不会同外国人结盟，并且决心不向英国宣战。(158)有人曾经试图把蒙都瓦政策解释为一种促使德国战败的巧妙的马基雅维里式策略。他们争辩说，只是通过这种虚伪的合作，才使希特勒没有用法属摩洛哥去收买佛朗哥的支持，或是用武力去压服西班牙的反对来夺取法属北非。他们最后说，如果在1940年有一支德国军队在法属北非的话，那么军事形势就会完全改观，英国人就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如此说来，事实上倒是维希为英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亏得不需要讨论这些假设的论点。当时没有一件证据可以证明那时有哪一个法国政治家的头脑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盘算。他们竭尽全力把法属北非保留在自己手中，理由很恰当：它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他们不愿意失掉它，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块地方对于打赢一场他们深信已经彻底失败了的战争会有什么价值。甚至在德国对英国的空袭已经减弱以后，维希仍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德国人最终将取得胜利。同德国人合作决不是为了使法国站在英国一边重新参战的深谋远虑的计谋：它是一种承认事实的现实主义态度，它就是它自称的所谓合作。
赖伐尔在受审时为蒙都瓦政策进行辩护，理由是，合作是停战协定的条款所规定的，这项新协议只不过是停战协定的合乎逻辑的继续而已。(159)的确，博杜安在7月17日的声明中，曾经期望以一种合作的观念代替欧洲均势的老观念，但是，在博杜安所说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合作同赖伐尔所设想的合作之间却大有差别。认为有可能同纳粹进行博杜安所描绘的那种合作，这无疑是一种幻想，但是，蒙都瓦又朝前跨了一大步。无论如何，这一步已经走了，甚至连一向谨慎的《时报》也欢呼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合作是一项新协定的基础。(160)实际上却并不是如此。
希特勒并不信任法国人，甚至对执政的赖伐尔也是如此。希特勒在1940年12月5日写信给墨索里尼说：“我们对维希政府的态度并不是绝对的有把握……。稍微走错一步，就会引起北非与西非同维希破裂，这将给英国提供一个对我们极其危险的作战基地。”(161)甚至在赖伐尔倒台之前，希特勒于1940年12月10日就已颁发了关于部署“阿蒂拉战役”的秘密指示：“一旦在魏刚将军目前统治下的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某些地区发生一场叛乱运动，就必须作好准备迅速占领法国本土迄今尚未加以占领的地方。”(162)希特勒对魏刚的深刻怀疑，以及对他认为是支持这个北非司令官的维希那一伙人的深刻怀疑，甚至使他认为赖伐尔后来的倒台也是魏刚的势力所造成的。(163)
德国人对法国合作的诚意所感到的怀疑必定使他们更加不愿意付出任何物质的代价，或是作出任何重大的政策变动，来换取一种价值如此可疑的商品。蒙都瓦政策所遭到的致命打击实际上是德国人自己在处理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时发出的。早在1940年8月，就有一项法令把这两个省置于德国民政当局而不是军事当局的管辖之下。巴登的行政长官罗伯特·瓦格纳成为阿尔萨斯行政首长，而萨尔的行政长官比尔克尔则把管辖权扩大到了洛林。有一股主张消灭阿尔萨斯一切法国影响的痕迹的日益增长的压力。(164)9月间，规定德语为惟一的官方语言，并下令将所有个人的姓名一律德国化。法国舆论可能已经勉强地接受了阿尔萨斯的丧失，然而，不久就变得很明白，德国人准备不仅要并吞阿尔萨斯，而且还要使洛林也德国化。8月15日在梅斯发生了一场爱国大示威后，便开始驱逐洛林人，这使法国人痛切地认清了德国的居心。纳粹分子根本不顾法国人的反应，驱逐行动大约就在蒙都瓦会谈时期达到了高潮。(165)德·布里农后来把这一行动称为“对蒙都瓦的真正的破坏”，(166)赖伐尔和阿贝茨两人也证实了这种意见，认为这是对他们政策的致命打击。(167)虽然维希对德国人“变相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曾经私下向停战委员会提出过抗议，(168)维希政府却尽可能拖延下去，避免正式提到驱逐洛林人一事。有关这件事的消息，同关于德国在阿尔萨斯的政策的消息一样，都没有见报。但是，关于洛林难民到达的报道却屡见不鲜，发表这些消息时都不作解释，也不加评论，只呼吁大家在住房、衣着和提供粮食方面给予援助，并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最后，维希为了替自己辩护，不得不承认事实。11月14日，司法部长阿利贝尔向新闻界宣读了一份公报，否认这次驱逐是德国人和维希商定后进行的。(169)12月1日，贝当宣布非占领区接纳了70 000名被逐出的洛林人。
德国人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处理办法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1940年夏，法德和解看来并非没有可能。思想上的密切关系超越了民族的仇恨。这场战斗为时太短，不可能引起强烈的怨恨，而德国人势如破竹的胜利，看来是可以接受的惟一合情合理的事实。胜利的德国军队军容严整，并且开头也颇有纪律。当时法国人正处于幻想完全破灭的状态中，如果德国人能够克制一下，不在胜利的果实尚未成熟的时候就去摘取，不把秘密警察派进法国，不从经济上把法国挤干榨尽，不把纳粹思想灌输给占领区的法国政府，尤其是不使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成为事实的话，德国人为在两国间建立友谊而大力开展的宣传运动本来是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成效的。
赖伐尔一手策划了希特勒和贝当的会谈，他却无法从这次会谈中找出什么重大的好处，足以压倒这次放逐所产生的后果。而且，美国又从旁施加维希对之极为敏感的影响来反对同德国合作的政策。因此，在蒙都瓦会谈后不久，维希的风向便转到相反的方向去了。贝当的那些部长大都敌视赖伐尔，怀疑他野心勃勃，但是，他们只能通过元帅采取行动，而这位元帅对赖伐尔的态度却自相矛盾得有点出奇。有很多情况可以证明贝当本人十分厌恶赖伐尔。(170)可是，他始终不能忘记这个阴沉的奥弗涅人是他个人权力的真正创造者，他显然觉得很难面对面地反对他。德国大使阿贝茨认为，最终激起赖伐尔的敌人采取行动的是担心他正在把法国推向同英国交战的境地。(171)但是，也许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动机，那就是，认为赖伐尔在同德国人进行谈判的掩护下，正在危险地扩张他自己的权力。的确，他似乎一直想不惜任何代价地向德国人证明，他这个人是不可缺少的，他可以在法国比任何别人为他们做出更好的成绩来。他自作主张地把博尔铜矿(172)的所有权让给了戈林，并且答应把当时存放在西非的比利时国家银行委托法国照管的黄金交给德国人。(173)
结果，赖伐尔做得太过分了。他搞了一套计划（据说是一贯亲德的历史学家伯努瓦-梅香向他建议的），要把拿破仑的儿子德·雷什斯塔特公爵的遗骸迁回法国，埋葬在残废军人宫里，并且建议贝当应该去巴黎参加这一典礼。元帅本人的反应是答应去：从一开头，他最热中的希望之一就是回到巴黎或凡尔赛去。(174)其他一些部长都不这么天真。他们看出这个建议包藏着一个阴谋：想使贝当脱离他们的影响，把他置于巴黎德国人的控制下，并在那里成立一个法国政府，由赖伐尔和德·布里农、戴阿、多里奥、吕歇尔这一伙亲德分子执掌大权。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巴黎的报刊和广播一直对维希政府进行猛烈的攻击，惟独赖伐尔的党羽和贝当本人得以幸免，这种情况更增加了他们的怀疑。德国人居心何在，这是无可置疑的。他们正在凡尔赛腾出屋宇来，给贝当准备官邸，并在那里划定了一小片地区专供安置法国政府之用。(175)
面对着这种危险，整个内阁实际上都一起向贝当献策。他们挑选了另一个奸诈的政客，赖伐尔本人的政敌弗朗丹，来代替赖伐尔。弗朗丹为促成法德谅解曾经出过力，他们希望凭他这一经历将能使德国人接受这一变动。他们使贝当相信赖伐尔一直瞒着他在同德国人谈判，但是，即使到了这时，他还是不愿意同赖伐尔单独对阵：12月13日，他把内阁召集拢来，要他们全都辞职，但是，只接受了赖伐尔和另一个部长的辞呈。赖伐尔似乎遭到了全然是冷不防的打击。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当场同德·布里农、戴阿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阿利贝尔（据迪穆兰·德拉巴尔代特和佩鲁通说）或是佩鲁通（据阿贝茨说）派来的政治警察逮捕了。(176)蒙都瓦政策就此完蛋。这是同德国合作的第一次粗率尝试的失败，也是维希同德国人第一次较量的开始。12月16日，阿贝茨由10名全副武装的党卫队头目陪同，来到了维希。法国人坚持说，让赖伐尔官复原职就需要让贝当辞职，但是，阿贝茨至少能够使这个倒台的部长不受维希警察的控制，而由党卫队来保护他。阿贝茨也坚持要贝当同赖伐尔单独会见一次，这是元帅一直切望避免的事。阿贝茨还坚持要德·布里农接替德拉洛朗西将军为维希驻巴黎的代表。(177)进一步的措施必须等里宾特洛甫就所应遵循的方针作出决定以后再说。
与此同时，在维希把赖伐尔搞下台的人们并没有接替他原来的职位。由达尔朗、弗朗丹和亨茨格组成的三头政治出乎意外地出现了。接下来争取掌权的并不是弗朗丹，而是达尔朗。达尔朗认识到德国人仍然是当时形势的真正主宰，便极力想取得他们的信任。12月25日，他在博韦近郊的一列火车上见到了希特勒，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法德合作派，但是，德国人这时并不急于作出承诺，而宁愿让维希悬虑不安。(178)当时控制着巴黎的报刊和电台的是一批五花八门的极端亲德分子，这些报刊和电台的观点当然完全是亲纳粹的，因此，德国人手头还有另一张牌好打。(179)
维希和巴黎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泾渭分明。维希的主要舆论趋向是属于战前的保守的和天主教右翼的。代表左派的只有《奋斗报》，这是停战协定签订后在一批社会党众议员的支持下，由《人民报》以前的编辑斯皮纳斯主编发行的一份报纸。这份新社会党的报纸宣扬同德国合作来创造一种欧洲新经济秩序，它在维希没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在维希如此强大的战前的右翼，在巴黎那些主张同德国合作的分子中人数很少，只有蒙面党的一小批狂热分子。(180)从前的蒙面党人已分裂成两派，右翼的“自卫委员会联盟”支持维希政府中的反动分子，而由德隆克尔领导的较有革命性的“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则参加了巴黎合作分子的队伍。正如勒巴特根据他的观点所说的那样，有“一个健康的巴黎蒙面党，另外还有一个令人伤心地和疯狂地维希化的‘英国蒙面党’”。(181)除去少数这些右翼狂人之外，巴黎合作分子的领袖大都是和平主义者、新社会党人和战前左翼的前共产党人。他们主办的刊物中有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乔治·絮阿勒主编的《今天报》。德国人办的、旨在迎合工人阶级的一份假社会主义报纸《劳动中的法国》，毫无成就，1941年11月由《社会主义的法国》取代。它坚持纯粹由法国人来管理，并宣扬一种独裁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和以法德合作为基础的欧洲革命。一群属于法国总工会中前工团主义和和平主义派别的工联主义者，在北方工会联盟总书记乔治·迪穆兰领导下，创办了《工地报》。一度是共产党人属望的新进人物、1934年同共产党决裂并于1936年组成法兰西人民党的雅克·多里奥，则是《人民呼声报》的社长。
如果说左翼的合作分子还有一个领袖的话，那就是马塞尔·戴阿，他的机关报就是从前激进社会党的《事业报》。在1940年7月的国民大会上，他曾提出成立一个统一党的计划，但是，贝当及其右翼顾问们全对戴阿十分猜疑，设法避开了这个建议。9月间，他把《事业报》搬回到巴黎这个较为适合的环境中，在那里同维希的报刊，尤其是同《法兰西行动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他参与了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对犹太人的高明理财手腕，对华尔街、共济会和君主主义的全面抨击，并主张建立一个以极权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统一的欧洲，法德两国就在这个新欧洲中进行合作。他对民族革命的支持并没有使维希动心。在《法兰西行动报》看来，他是一个“假改宗者”，他的阴险手段比共产党搞的地下密谋还要危险。(182)
维希怀疑戴阿并没有错。赖伐尔倒台后，在德国人用以作为对付维希的武器的巴黎几个合作分子头目中，有一个便是戴阿。阿贝茨提出的口号是，维希在12月13日背叛了法国的利益，贝当的政府已被一些教会和反动势力所统治。作为反击，包括戴阿、多里奥、吕歇尔、德隆克尔、絮阿勒、马尔凯、卡塔拉、让·丰特努瓦等在内的一群人于1941年1月24日在巴黎成立了全国人民联盟。这个新运动的纲领包括下列几项：法国同德国自由合作参与欧洲事务，保卫法兰西帝国，创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加强权力，恢复道德和家庭生活，精神复兴，保护种族，实行计划经济，提高生活水平，消灭失业，在国家的保护下组织工会，以及消除世界主义的文化影响等。现在，巴黎的合作分子有了一个可以直接对付维希的武器了，德国人还鼓励他们使用这个武器。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个反对党，可以把全副精力用于抨击对手，他们内部的冲突没有多大值得重视的实际意义。这种冲突于1941年10月导致了戴阿和德隆克尔的分裂，戴阿成了联盟的独一无二的领导人。在占领区，只有《奋斗报》在宣扬类似的主张，继续抨击“英国人的两面派手法和背叛”，主张欧洲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秩序下团结起来，并对蒙都瓦会谈的失败表示惋惜。(183)
维希起初无法保卫自己，对付这个联盟所带来的危机。民族革命就其现有情况而言，也是自上而下强加给被动的人民的。正如阿贝茨于1940年10月中正确地报告的那样，维希的弱点在于同群众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184)他们在1941年1月组成了一个民族革命联盟委员会，试图弥补这个缺陷，并作为对巴黎联盟的一个回答。这个委员会的寿命很短，而且一无成就。“战斗人员军团”的发展证明是比较成功的一着。8月24日的一道命令把当时所有的退伍军人协会（少数无足轻重的协会除外）合并为一个单一的法国退伍军人军团。它的组织是等级制的，全部军官都由上级任命。在贝当之下，到1941年3月为止，它的首长一直是格扎维埃·瓦拉，他后来负责反犹运动。在较早时期，军团做了一些有益的社会工作，诸如照料获释的战俘和难民，帮助战俘家庭等。1941年春，贝当任命洛尔将军为他驻军团的私人代表，于是军团的任务便扩大了。它奉命同政府代表在省和地方行政单位内进行合作，并负责把反对国家的学说和制度的任何迹象通知政府官员，这项任务对军团不可能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本来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其中法兰西行动党和德拉罗克的法兰西社会进步党(185)的人数很多。1941年8月31日，军团变成了一个单一的政党，宣称接纳所有和它信念相同的人。它定下的新名称是法国民族革命志愿军与退伍军人军团。在帝国各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并建立了军团之友和青年军团这两个附属组织。军团成员享有重大的特权，例如额外的食品和衣服配给，餐馆中特别廉价的膳食，以及医药补助等。所有的日报上都为军团辟了一个义务性专栏，它还有自己的刊物《军团人》，到1941年6月，已有100多万份的销路。1941年8月底，军团团员的总数据称有1 200 000人，军团之友有40万人。他们希望这一组织将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一种必要的联系，它将“对统治者说明民众的意见，并向民众说明统治者的意图”。(186)后来，这个组织被控试图建立白色恐怖，然而，直到1941年底，它的各个组织并没有干过什么臭名昭著的暴行，除了也许表现在言词上。军团在为贝当提供某种政党式的支持上并不是不成功的，它在占领区遭到查禁，又遭到马塞尔·戴阿的大肆攻击，就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1941年1月，军团所能提供的这种力量还是未来的事。来自巴黎的威胁近在眼前。维希看出联盟是一个可以取代它的法国政府的核心，于是开始变得动摇起来了。为了增加压力，德国人禁止法国官员越过两区的边界，后来还禁止所有18岁到45岁的男子来往于两区之间。人们劝使贝当于1月19日会见赖伐尔，其目的和事后发表的那份公报一样，是企图恢复这个倒台的部长的名誉。但是，当阿贝茨在为赖伐尔的东山再起进行活动时，里宾特洛甫却另有打算。这个德国外交部长以特有的过人聪明得出结论，认为保持一种用赖伐尔威胁维希政府的局面可以收益更大，使巴黎和维希相争以收渔翁之利。因此，里宾特洛甫指示阿贝茨，不准赖伐尔离开占领区，应把这件事处理得可以防止赖伐尔和维希之间有可能达成任何谅解。(187)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准许三头政治存在下去。阿利贝尔和佩鲁通必须离开政府，因为他们应对12月间反赖伐尔的那些比较激烈的措施负责。的确，阿利贝尔易于激动的个性使他一向就不大可能与人共事。德国人接下去便要求撤换弗朗丹，弗朗丹则认为达尔朗和亨茨格也在密谋搞掉他。(188)贝当本人对于弗朗丹安插进新成立的国民会议的大批议员感到愤怒，(189)因此看到他下台并不惋惜。弗朗丹被赶走以后，亨茨格缺乏政治势力，内阁迅速成了达尔朗政府。2月9日，这个海军上将继弗朗丹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下一天，贝当又指定他为继承人。(190)几天以后，他又接替了佩鲁通的内政部长职务。充斥着维希政府那么许多部门的官僚都一心想把他们的行政部门（即使不是整个政府的话）迁回巴黎，所以准备支持似乎能够同德国人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任何人。
同德国人的关系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当阿贝茨于4月间向柏林汇报工作时，(191)他可以相当满意地为12月13日事件所引起的较量作一个总结了。那些表示要最强烈地顶住德国的压力的人都已被清除出政府；保证忠诚合作的达尔朗已经控制了全局，赖伐尔则被留作后备以保证这个海军上将循规蹈矩；亲德分子伯努瓦-梅香和保罗·马里翁被安插在外交部副部长和情报部副部长这两个关键的职位上；亲英的教育部长谢瓦利埃以及一些亲英的县长和警察官员都被解了职；委派了一个犹太人事务主任委员；办理经济事务的几个部都交给了愿意同德国人合作的人士。(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