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英国对德政策的双重路线

哈利法克斯1939年6月29日在查塔姆大厦发表演说时⁽¹⁾回顾了英国的外交政策，他谈到那个政策所依据的“双重基础”。其一，他说，“是决心抵抗暴力。其次是我们认识到全世界都希望从事建设性的缔造和平的工作”。

在战争爆发前五个半月中几乎每天在“核心内阁”⁽²⁾进行的外交政策讨论中与哈利法克斯有密切联系的他的一位同事，后来写道：“和平与重整军备的双重政策不仅需要非常熟练的运用，而且还需要非常微妙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目的是矛盾的，常常是很难调和的，有时几乎是不可能调和的。”⁽³⁾

下面关于英国政府在这关键时期同德国打交道的记录表明，它在克服双重路线政策中所固有的困难方面，事实上并没有取得成功：在国内加紧重整军备，在国外试图建立一个“和平阵线”，与此同时他们又按照“绥靖”这个常常被误解的词的真正意义而加以鼓吹。根据英国政府的行动来看，也就无怪乎它的发言人虽然反复宣传它不是在想“包围”德国，却不能使德国人相信，也不能阻止纳粹的首脑们不去利用“包围”来作为鼓动德国人民的一个口号。结果是英国政府没有能在它的“和平阵线”中积蓄足够的力量来有效地包围德国，从而阻止它的统治者们去进行侵略。英国政府告诉纳粹分子们，如果德国选择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提出它的要求，它就有希望获得实在的利益，企图以此来引诱他们放弃侵略的道路，但这种努力也失败了。

在前面的一章中⁽⁴⁾曾提到，当德国占领布拉格的消息在3月15日传到伦敦时英国政府首脑所作的第一个声明似乎表明，这一事变的含义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清楚，但是这种印象被张伯伦17日在伯明翰所作的强有力的演说纠正了。

3月23日，张伯伦在下院又一次明白表示，德国的再一次挑战将受到抵制，但是同时他在演说中也包括了一些话语，想表明英国政府对德国的态度并不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敌对态度。首相说，政府没有意思想阻止任何合理的扩大德国出口贸易的努力，也不想设置对其内政有不同看法的各个国家的反对集团。3月27日R·A·巴特勒在回答一个议会问题时告诉下院说，政府没有考虑对德国实行经济制裁，不管是单独地还是同美国合作，抑或通过国际联盟这一机构来进行。⁽⁵⁾

3月31日，张伯伦在一篇简短的声明中向下院宣布了英国单方面对波兰的保证，⁽⁶⁾首相的宣布成了4月3日一场议会辩论的题目。在他4月3日的演说中，张伯伦特别强调了目前形式的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的“过渡性质或暂时性”。他还插进了几句对德国人说的话，他们的领袖两天前在威廉港的一次演说中曾宣称，第三帝国“决不准备容忍威胁，或者甚至一项包围的政策”。

这些最近发生的事（张伯伦说），已经正确地或错误地使得与德国接壤的每一个国家不高兴、忧虑、对德国将来的意图摸不准。如果这全都是误解，如果德国政府从未有过任何这样的想法，那么好吧，那就更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可能要用来保障这些国家的独立的协定，就再也不需要去签订了。⁽⁷⁾

4月间，英国政府由于对意大利在4月7日耶稣受难日占领阿尔巴尼亚一举⁽⁸⁾所作出的反应过于温和，又一次受到“绥靖”的指责。在4月13日的议会辩论中，张伯伦宣布，像给予波兰那样的“保险证书”，已经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并且已被它们接受。⁽⁹⁾但是，他也必须对广泛的（虽然不是普遍的）来自他本党成员和来自反对党的批评，为他自己进行辩护，因为他曾决定不把入侵阿尔巴尼亚作为废除1938年4月16日英意协定的理由，尽管意大利的行动显然是违反那项协定的精神的。⁽¹⁰⁾

英国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保证，在国内和在其他国家受到欢迎，因为它证明张伯伦政府对意大利的温和并不意味着它抵抗进一步侵略的决心有所削弱。但是留心寻找退缩迹象的批评家们看到了他们的忧虑得到证实，因为靠近纳粹政府的英国大使于4月24日又返回他的任所（他的法国同事两天后也追随亨德森到柏林去了）。

亨德森返任的直接目的是向里宾特洛甫转达英国政府开始实行一项有限的征兵措施的决定，⁽¹¹⁾但是令大使返任的决定，被正确地认为是意味着英法两国政府希望与纳粹分子们的通讯渠道保持畅通。这样就可以一方面让它们的外交代表能够对德国的发展就近观察，⁽¹²⁾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向纳粹分子们再度保证，他们并没有处于受包围的危险之中，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争端和要求的途径仍旧敞开着。

亨德森返回任所后有相当长的时候没有见到里宾特洛甫，于是把他的政府关于征兵的信息在4月26日告知了魏茨泽克。⁽¹³⁾

亨德森着重指出，决定实行征兵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有任何侵略的计划。他补充说“公开宣布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将抵抗侵略，这并不暗示打算包围或威胁德国或意大利”，而只是希望这样申明英国的立场将防止也许会导致战争的意外事件。魏茨泽克回答说，英国的政策也许会产生与那个愿望相反的结果。他说，“意外事件”将不会“是由德国制造出来的”。⁽¹⁴⁾

在亨德森与魏茨泽克会见的同一天（4月26日），在威斯敏斯特的下院中张伯伦受到一名反对党议员（阿瑟·亨德森）的质询：“把与德国政府讨论两国之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在对一切国家公正的基础上保证建立永久和平这一总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是否仍旧是陛下政府的政策”。⁽¹⁵⁾这个问题是由于罗斯福4月14日呼吁互相交换不侵略的保证⁽¹⁶⁾而引起的，张伯伦在他的回答中热烈欢迎美国的倡议，并宣布他的政府已作好准备参加因此而可能安排的任何会议。英国政府也准备“随时参加同德国政府的讨论，以求达成一个总的解决，只要它认为这样的一次讨论将是受欢迎的和可能会获得有益的结果的”。⁽¹⁷⁾

4月28日，希特勒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了一次讲话。⁽¹⁸⁾在讲话中他回答了罗斯福4月14日发出的信息，并斥责1934年1月26日的德波协定和1937年7月17日的英德海军协定。⁽¹⁹⁾希特勒在宣布他决定终止英德海军协定时所使用的词句表明，英国政府不承认对德国抱有敌意和有包围它的任何意图，这在纳粹党人的心中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希特勒宣称，在英国，“一场对德国的战争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英国今天，通过报纸和官方，坚持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反对德国的观点，并用我们知道的包围政策来证实这个观点。”⁽²⁰⁾

英国政府从容不迫地用一些时间准备了一份对德国4月28日传来的信息所作的有道理的答复，这份答复直到6月23日才送出。⁽²¹⁾同时，在它的各种公开声明中，它既要反驳对于包围的指责，又要给人以它决心抵抗侵略的印象。

5月3日张伯伦在下院受到阿瑟·亨德森的质询：由于包围的指责，英国政府是否愿意在相互保证的基础上也给予德国以像给予波兰那样的保证。张伯伦回答说：

在最近的几次声明中，我已十分明确地表示，指责陛下政府采取包围德国的政策是毫无根据的。罗斯福总统所建议的和据我所知希特勒元首所提议的，都只是互相交换不侵略的保证，而不是在互相保证基础上的给予保证。陛下政府毫无疑问将准备考虑与德国政府互换双方相互保证的建议。⁽²²⁾

5月11日张伯伦在艾伯特会堂发表讲话，解释政府在4月底决定实行强迫服兵役措施的原因。⁽²³⁾他说，采取这个措施是由于“深信我们再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这样的鼓励我们的朋友，和……使任何不是我们的朋友的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在作出这一宣布之前，张伯伦还用以下的一段话反驳了包围的指责：

我被告知说，在德国有些人不理解我们的政策，认为我们有意要包围他们的国家。我能够理解，战后因严重匮乏而受苦的人民，对于某些外国蓄意制定的政策，已产生一种害怕被窒息或限制的恐惧心理。那么，现在就让我来说吧，就像我以前已说过的那样，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孤立德国，或妨碍它在中欧和东南欧自然而合法地发展它的贸易，更没有怀着同它打仗的念头去策划搞什么反对它的联合。任何这样的建议简直是荒谬的。

不过，首相接着宣布侵略将受到抵抗：

我们不准备坐在一边，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独立相继被破坏。在和平时期，这种企图总是要遭到我们的抵制，因为除非各国深信没有人在想搞这样的企图，深信我们已给予……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以保证，否则在欧洲就不会有安宁，就不会有安全。⁽²⁴⁾

张伯伦5月19日在下院的一次辩论中以同样方式又作了一次“没有包围”的声明，当时他还再一次提到满足德国的“合理的抱负”的可能性，“即使这意味着事物的现状的某些调整”。⁽²⁵⁾

5月间人们都知道了，伦敦的政府想阻止纳粹党人控制黄金的企图已经失败，这笔约值600万英镑的黄金是以国际清算银行的名义代捷克斯洛伐克国民银行存在英格兰银行的。据很多观察家看来，这个消息是一个迹象，表明重要的英国金融和工业界，可能还有英国政府的某些成员，仍旧相信同纳粹党人“做一笔交易”的可能性。⁽²⁶⁾捷克国民存在英国各家银行的其他款项已被“冻结”，以使它们不致落到德国的手中。张伯伦在5月19日还否认关于英格兰银行即将把捷克的黄金转交给国际清算银行的谣传。⁽²⁷⁾然而，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5月23日在下院回答一个问题时承认，⁽²⁸⁾捷克这笔款子事实上已经转交了。他说，英格兰银行必须按照它的顾客国际清算银行的指示办事，后者已经传达了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银行的一项命令。西蒙说，他本人希望能阻止黄金的转移，但觉得他无权这样做。⁽²⁹⁾他没有提到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长是两名英国董事之一（奥托·尼迈耶爵士）这个事实。但在回答关于另一名英国董事蒙塔古·诺曼爵士的职权的一个问题时，西蒙说，英格兰银行总裁⁽³⁰⁾并不把属于这一类的事务向英国政府报告，他在董事会中是以一家中央银行的总裁的身份供职的，而不是一名由英国政府任命的官员。⁽³¹⁾

6月4日，达拉第也接着公开宣称，德国和意大利关于包围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在一次向激进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说的，达拉第还小心谨慎地向他的党保证，他的政府决心使法国在反抗侵略的新的立场上发挥充分的作用。不过，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直到6月底为止，在他们的公开讲话中是把努力方向主要放在向德国保证：和平解决的道路仍旧是敞开的。6月8日在回答国会的一个问题的书面答复中，张伯伦扼要地重述了他在5月11日和19日发表的“没有包围”的声明。同一天哈利法克斯也在上院发表了一次讲话，在讲话中他对墨索里尼5月14日在都灵所作的一项声明感到很受鼓舞，那项声明是说，据他看来，没有任何国际问题是值得为它打“一场按照事情的逻辑发展必将成为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

假定双方都是善意的，而且都深信诺言将得到遵守，哈利法克斯想，那就也许还有可能“从欧洲的词汇中取消侵略”。他详细地解释，张伯伦在5月11日的讲话⁽³²⁾中所提到的英国理解德国人对包围的反感，并向德国保证，英国人民“将仍旧诚恳地希望，如果他们认为是可能的话，与德国达成这样的一种谅解，即也许不仅有助于特殊问题的解决，而且也许还可以把两国的关系放在一个相互信任的稳固基础上面”。哈利法克斯也重复了张伯伦的保证，即并不希望

在经济方面使德国为难。欧洲各国的独立可以被单方面的行动摧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想这样做的企图显然将遇到广泛的和坚决的抵抗。但是假如各国的独立得到承认，陛下政府不仅愿意而且渴望去探索经济的生存空间的整个问题，不仅是为德国，而且也是为……一切欧洲国家。

只要德国的要求在会上能得到考虑的一次会议，看来有真正的成功的前景，那么，这个政府就要对它作出最大的贡献：它“只是急切希望……看到互相对立的各种要求在一个可能获得持久和平的基础上得到调整”。哈利法克斯以一个警告来结束他的讲话，他警告“那些完全有能力去突然发动一场冲突的人”，不要看错了“他们正在冒的风险的性质，也不要对随时可能被迫违反其信念而走向行动的那些人的脾气和目的产生误解”。但是他的讲话⁽³³⁾留给德国听众的主要印象似乎仍是：英国政府主要关切的是避免战争。

在6月9日和12日的随后几次声明中，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又强调了英国愿意利用它的影响来促成一项公平的解决，如果讨论可以代替暴力的话。6月13日，亨德森会晤了魏茨泽克，在会晤中他宣称，英国的重整军备并不意味着它考虑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并建议一俟英俄会谈结束就可重新开始英德讨论。⁽³⁴⁾当德国驻伦敦大使冯·迪克森在6月16日会见哈利法克斯（他再一次否认了德国人的所谓包围）时，他心中或许也想着这一建议。无论如何，迪克森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即“当这些（英—法—俄）谈判这样或那样地解决了之后，局势将会比较松动”。⁽³⁵⁾

6月23日，英国政府送出了对德国4月27日废除英德海军协定的备忘录的正式答复。⁽³⁶⁾英国照会再一次宣称，德国把英国的政策描述成一项包围的政策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是“对英国的目的的一种误解和错看”。那些目的只不过是想“帮助小国家在享受它们的独立方面能感到安全”，从而对消除德国最近行动所造成忧虑有所贡献。照会也再一次否认陛下政府有“限制德国贸易发展的意向或愿望”，并宣称它的“一贯愿望……远非想促进一场与德国的战争，而是一向是和现在仍旧是在相互承认双方需要的基础上建立英德关系，并一贯地对其他国家的权利给予应有的照顾”。在它的长篇照会中，对德国人为废除这项条约而举出的理由，作了详细的检查和反驳。在照会的末尾英国政府提到了“就将来的各种问题举行谈判”的问题，对于这种谈判，德国政府在它的备忘录最后一段中曾宣称它自己是已作好了准备的。英国政府表示，它对德国政府心目中的谈判究竟是哪种类型，感到无法断定。它觉得，就德国废除海军协定而产生的技术性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但是，如果纳粹党人考虑谈判一项海军军备方面的新协定，英国政府希望知道，首先他们对讨论应在何时举行持什么看法，其次，“德国政府将提出怎样的办法来保证，在新协定的有效期间内任何废除或修改新协定的行动都能得到双方的同意”。⁽³⁷⁾

6月24日在卡迪夫发表的讲话中，张伯伦把所谓的包围说成是，对英国的态度的“一种丑恶的歪曲”。27日，达拉第宣布，议会的会期将延长到它的正常期限之后，以避免一次竞选运动所带来的混乱。⁽³⁸⁾在他向议会发表的讲话中，他强调了欧洲局势的威胁性，并向希特勒发出一个明白无误的警告：不要低估了法国准备去面对危险的决心。⁽³⁹⁾29日，哈利法克斯在查塔姆大厦发表了一篇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他提到英国政策所依据的“双重目的的基础”，⁽⁴⁰⁾并以英国已充分决定用暴力来对付暴力的语调结束讲话：

如果我们一旦发现，别人的意向同我们自己的完全一样，而且我们全都真正希望和平解决，因而能够使我们感到满意——那么，我要在这里明确地说，我们是能够讨论今天正在引起世界忧虑的那些问题的。……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军事力量的威胁正在劫持世界、勒索赎金，我们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抵抗侵略。今晚我要以我的全部力量来强调这一点，使得没有一个人能够误解它。⁽⁴¹⁾

达拉第和哈利法克斯在6月底发出的坚决语调，可以用来自德国、波兰和但泽的令人惊恐的消息来说明其原因。这些消息使得法国和英国政府在以后的两周中断然宣布，它们认为但泽是波兰的“切身利益”所在，在这个自由市造成一桩既成事实，即使是用非暴力手段，也将使法国和英国的保证立即生效。⁽⁴²⁾

我们已经看到，直到6月底为止，英国的政治家们在他们的公开言论中一直在强调，他们准备与德国达成谅解，如果适当的政治条件能够建立的话。在6月这一个月内，他们还通过秘密的官方和非官方渠道小心地探索，是否有可能通过戈林的干预来促成一次谈判，以便总的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张伯伦的主要官方顾问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就曾同德国的四年计划专管委员、因此与戈林有密切接触的沃尔塔特讨论过英德两国会谈的设想，后者定期性地经常访问伦敦，于6月初又来过一次。威尔逊竭力争辩说，英国的重整军备和给予保证的政策，完全是由于德国“常常认为给它的邻国制造麻烦是合适的”这个事实。他并且明白表示，建议举行会谈的倡议因此必须来自德国方面。⁽⁴³⁾

差不多与此同时，从另一来源的一项报告到达英国政府。报告说，戈林相信德国和英国之间的一场战争将是灾难性的，他急切希望能促进一种友好的关系。戈林是在5月25日向一位瑞典熟人阿克塞尔·文内尔-格伦说这番话的，并向他谈到举行英德会谈来讨论德波争端、殖民地问题、商务发展乃至裁军问题的可取之处。⁽⁴⁴⁾文内尔-格伦带着瑞典王储的一封介绍信于6月初去伦敦，并于6月6日把戈林告诉他的向张伯伦作了汇报。张伯伦（根据他自己的关于会谈的笔记）⁽⁴⁵⁾直率地排斥了在目前的气氛下谈判殖民地问题的可能性，并怀疑希特勒（举行会议的任何邀请必定是他发出的，而不是戈林）是否能足以消除他所造成的危害，来使信任重新恢复，没有这种信任，会谈就不可能举行。⁽⁴⁶⁾不过，他并没有使文内尔-格伦对进行试探失去信心，他的确建议这位瑞典人去把他（张伯伦）所说过的话坦率地告诉戈林。

文内尔-格伦在6月的第二周又见到了戈林并告诉他说，像他后来向伦敦汇报的那样，“等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过去较长时间以后，——或是在任何时候，只要德国能够以一种强烈的和令人信服的方式来证明它想达成一项谅解的愿望和真正的意志”，张伯伦就会“高兴地同意就所有重大问题进行一次交换意见”。⁽⁴⁷⁾文内尔-格伦继续与戈林保持联系几个星期，并把他自己拟的一份“和平计划”交给戈林。他把这些联系情况不时向伦敦汇报，在7月初他对戈林能使德国的政策实现必要的改变这一点仍抱有希望。⁽⁴⁸⁾然而，7月19日他写信给张伯伦说，戈林不得不慢慢地进行，因为“反对任何谅解的另一集团”非常活跃，它对希特勒有极大的影响。⁽⁴⁹⁾

与此同时，第二位瑞典公民、工业家比尔伊尔·达勒鲁斯（他是戈林的一个私人朋友，在英国的工商界也有很多熟人），也想利用戈林的这一明显的可以接近的特点来再作一次尝试。达勒鲁斯在6月底访问了若干英国城市，他“到处都发现有着一种绝对的决心，即英国人再也不会容忍德国的另一次侵略行动”。⁽⁵⁰⁾这个印象，7月2日当他在伦敦宪法俱乐部见到几个英国朋友时也得到了证实。在这次会晤中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达勒鲁斯能把他在英国观察得到的结果转告戈林，那也许会有很大的价值；他应该特别着重指出英国舆论坚决认为攻击但泽肯定会引起一场战争，而英国由于它对波兰的义务，将自动地卷入这场战争。大家还同意，达勒鲁斯应强调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的信念，即英国力量实际上比公开声明所显示的更强大，这样的强调一下也许是有好处的。⁽⁵¹⁾达勒鲁斯告诉他的英国朋友们说，他不知道戈林是否仍旧处于一个可以影响希特勒的地位，但表示相信，如果他仍旧有任何影响的话，“他具有纠正其他需要纠正的意见的能力和勇气”。⁽⁵²⁾

达勒鲁斯在7月7日见到了戈林，并告诉他在访英期间所得出的结论。他建议他的报告可以由戈林与一些英国人举行的一次会晤来证实，他们比他有更大的权威性来谈英国人的态度。⁽⁵³⁾他立刻把这次会见的情况告诉了这个英国人集团的某些正在柏林的人，然后在8日又会见了戈林。⁽⁵⁴⁾这个建议一直被搁延到24日，那天达勒鲁斯和戈林又进行了一次长谈。戈林说，文内尔-格伦提出了一项“和平计划”，但是没有使他留下深刻印象，把它放在希特勒的面前是不会有什么用的。但是建议与一个英国人代表团会晤，据他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须去同希特勒商量一下，“而不再是像他原来所想的那样，不经过与元首的任何磋商就举行一次私人的周末聚会”。⁽⁵⁵⁾7月25日，达勒鲁斯与哈利法克斯讨论了举行一次会晤的建议，后者只有在这样一种谅解下才能同意这个建议，即他应当“从官方来说对此事毫无所知”。⁽⁵⁶⁾最后安排于8月7日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一所属于达勒鲁斯夫人的房子里举行一次会晤。

这些讨论在当时只有极少数直接有关的人才知道，但是英国人愿意在这种情况下会见纳粹党领袖之一这个事实本身，就可能被戈林（并且也被希特勒，如果戈林真的同他商量过）看作是这样一个证明：牺牲波兰以达到绥靖的目的，无论如何并非是不可能的。这无疑将是留给英国公众的印象，如果秘密泄露出去的话。这样的判断是可以根据公众对7月第三周报纸上关于沃尔塔特与海外贸易大臣赫德森会谈的报道的反应⁽⁵⁷⁾来作出的。

沃尔塔特作为德国出席捕鲸会议的代表又来到伦敦，7月18日他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进行了另一次谈话，并提出这样的设想：“应该请一位有名望的人士访问希特勒，并准备同他谈论两国可能都感兴趣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沃尔塔特对国际局势的恶化表示忧虑，但是又说他相信希特勒并不希望卷入战争。对此，威尔逊回答说，他料想希特勒不会“忽视我们在我们的防御和进攻准备方面已作出的巨大增强”。⁽⁵⁸⁾

沃尔塔特后来报告戈林说，⁽⁵⁹⁾威尔逊特别强调了英国进行战斗的决心，如果必要的话。不过，不是在这一次就是在7月21日的第二次会晤时他也说过，英国政府准备考虑在英国和德国的“最高级人员”之间举行秘密的双边谈判，其目的是缔结“一些协定，在协定中应把共同的德英政策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他要求沃尔塔特把希特勒希望加以讨论的各点说明一下，他自己也拿出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英、德两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进行合作的一个方案的概要。沃尔塔特认为，这份备忘录是根据希特勒4月28日的讲话写成的，是“对于德英两国政府必须加以解决的各个问题的详细说明，是得到内维尔·张伯伦的同意的”。

7月20日，在他与威尔逊的两次会晤之间，沃尔塔特得到赫德森的接见，显然这是由于德国大使馆的建议而安排的。⁽⁶⁰⁾两人讨论了德英美三国经济合作可能发展的主要方面，如果“政治困难”能够获得解决的话。赫德森立即把关于这次会见的一份笔记送给外交部，⁽⁶¹⁾他在笔记中强调，他已向沃尔塔特清楚地说明，他只是以私人身份讲话，而不是作为英国政府的一名成员，他也没有同任何一位内阁同僚讨论过他所提出的任何一项建议。这次会见似乎没有详细讨论如何解决政治困难的问题——十分自然，因为这不是赫德森的职责范围——但赫德森确曾说过，德国的裁军和防止重整军备的充分措施，应该是得到英国的合作以使德国建立在坚强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先决条件。⁽⁶²⁾沃尔塔特还提到但泽的前途问题，赫德森回答说：“但泽处于一个已动员了的欧洲之中，是一回事，……但泽处于一个已放下武器并进行经济合作的欧洲之中，则是另一回事。”⁽⁶³⁾

如果停止重整军备，德国和英国都将面临为它们的重工业产品寻找市场的问题，赫德森和沃尔塔特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就是由这一点开始的。赫德森说，英国不会反对德国在东南欧它的“天然的经济区域”内发展它的市场，如果英国能够“保证分享到合理的一份”。他认为，在俄国、中国，以及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附属国中，有着“几乎无限的投资机会”，美国、德国和英国全都能够在这些地区为它们的重工业找到出路。沃尔塔特然后说，德国的主要问题是向国外支付利息和偿还到期的债务。他询问美国和英国“在资本方面”给予帮助的前景如何。赫德森回答说，他并不怀疑英国会帮助提供资本，根据几周前他在美国的一些谈话判断，他认为“怀着几分信心来看待美国的帮助”也是合理的。⁽⁶⁴⁾

关于殖民地问题，赫德森说，英国舆论决不会同意“实质性的归还”前德国的殖民地，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个问题会是无法解决的。他设想能否召集一次会议来讨论与购买热带产品和发展非洲殖民地区域的工业有关的各种技术上的货币问题。这样的一次会议也许会导致讨论行政管理问题，最后也许就会达成协议由欧洲各国“接受委托”来共同管理这种地区。沃尔塔特表示对这些想法有特殊的兴趣，他认为它们也许能很好地满足德国的主张。沃尔塔特说，希特勒忽略经济方面的考虑是局势的一个严重因素，他认为戈林也许是惟一能使希特勒注意这些问题的人。赫德森同意他把他们的会谈向戈林汇报，条件是他必须说清楚，赫德森是以私人身份讲话，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授权。

不到24小时，赫德森与沃尔塔特曾讨论英国给予德国贷款的可能性这一事实已传遍伦敦。⁽⁶⁵⁾在以后的几天中，英国报纸就在这假定的“交易”题目上大作起刺激人心的猜测文章。轴心国报纸也对所谓“英国的诡计”，用非常敌对的语言大肆抨击。引用了从英国报纸的摘录，以支持它们的英国政府在试图收买德国、要它同意裁军这种论调。德国报纸否定了这个“和平计划”，说它是异想天开和不值得考虑。⁽⁶⁶⁾意大利报纸的调子，单从“夏洛克的建议”和“英国的骗子式收买世界狂”这样的大字标题也就可以知道了。⁽⁶⁷⁾在巴黎，关于赫德森和沃尔塔特谈话的最初报道，据说引起了“痛苦的震惊”，⁽⁶⁸⁾很多法国报纸（虽然不是全部）的评论文章是强烈的批评性的。⁽⁶⁹⁾

7月24日的伦敦《每日快报》发表了前一天访问赫德森的一篇报道。赫德森交给记者一份他与沃尔塔特讨论的各项建议的大纲，并坚持说，建议给予一笔英国贷款决“不是绥靖”；这种建议是“有条件的，要取决于德国的裁军”。赫德森还强调说，他同沃尔塔特讨论同德国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完全由他个人负责，“一旦排除了政治上的困难”，这种合作也许是有可能的。同一天，张伯伦在下院也受到了反对党议员对于这次谈话的质询，在他的回答中，他尽力缩小这一事件的意义。他说，赫德森向沃尔塔特表达了他个人的意见。

即假定国际信任已经恢复，……各有关的主要国家就应该有了进行（经济和金融的）合作的可能。……要是说或假定，在一次非官方的谈话中产生的这些意见已构成了这个国家给德国一笔贷款的建议，那是绝对没有道理的。

在回答一个补充问题时，张伯伦说：“内阁并不知道这些谈话，除了有关的那位大臣外，别的大臣也都不知道。陛下政府不打算倡议举行任何像所建议的那种讨论。”当问到他是否能够“十分明确地说没有任何地位很高的政府官员曾与沃尔塔特先生作过这样的谈话”，张伯伦说他看不出“这次特殊的谈话会有任何特殊的危害。……害处——如果有害处的话——是在报纸上泄露了所发生的事”。谣传沃尔塔特还会见了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于是在关于那些假定已经向沃尔塔特提出的建议的报纸报道中，威尔逊的名字与赫德森的也就牵连在一起了。在他的答复中，张伯伦否认了威尔逊曾参与经济合作的讨论。⁽⁷⁰⁾

尽管德国人对赫德森的建议的评论很坏，就像英国报纸上所报道的那样，但有迹象表明，向沃尔塔特提出的那些建议已使德国人留下了印象。德国驻伦敦大使迪克森8月3日告诉威尔逊说，沃尔塔特向戈林所作的他在伦敦进行谈话的报告，在德国已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他设想希特勒大概也不例外。⁽⁷¹⁾戈林与莱斯利·朗西曼（朗西曼勋爵的一个儿子）8月12日的一次谈话⁽⁷²⁾使朗西曼相信，无论如何在戈林的周围赫德森的建议已经“产生强烈的反应”。安排这次戈林与朗西曼会见的马克斯·冯·霍亨洛黑王子后来对朗西曼说：“他们能嗅到钱的气味，这就吸引了他们。”⁽⁷³⁾

到了7月24日，当张伯伦在下院就赫德森和沃尔塔特之间的讨论发表他的声明时，事态显然在开始迅速向某一种高潮发展。在这紧张的形势下，英国政府的成员们认为不再进一步向德国公开作出和解的姿态是明智的。不过，在幕后仍在继续作出尝试，想用一切有效的手段来加强在德国可能存在着的想以和平手段解决现有问题的任何倾向。

7月25日，哈利法克斯非正式地同意了由达勒鲁斯安排一批英国工商业者与戈林会晤的建议。这次会晤，如上所述，于8月7日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举行，德方的主要代表是戈林和包登夏茨将军（空军总司令戈林的私人参谋长）。⁽⁷⁴⁾参加这次会晤的7名英国工商界人士“把话说得极其明白，即如果德国试图以武力占领任何外国领土，大英帝国……将站在波兰的一边”。戈林答应将竭尽一切力量来避免战争，所有与会的人也都同意“如果能够尽快安排英德两国代表举行一次会议，那将是最有价值的了”。⁽⁷⁵⁾不过，戈林在他的一方面也把话说清楚了，即在这样的会议上讨论的基础必须是把但泽归还给德国。“德国应该收复但泽，这是必要的，他并且以作为一名政府官员和一名绅士的名誉来断言，但泽肯定是德国在欧洲的最后领土要求”。⁽⁷⁶⁾戈林建议，作为德波直接谈判的一个替代办法，应当召集一次“慕尼黑各国”会议，在第二天与达勒鲁斯的谈话中他还表示了特别倾向于这一步骤。⁽⁷⁷⁾戈林还询问，如果德国邀请张伯伦参加讨论，是否可能被接受。这些英国人回答说，张伯伦大概可能会接受的，“如果他觉得这个邀请是出于诚意的话”。但是对于进一步的问题，如张伯伦是否可能会接受邀请参加一次“没有波兰参与”的会议，则拒绝表示意见。⁽⁷⁸⁾

按照外交部的看法，这次与戈林和包登夏茨的会晤既“没有坏处”也没有“很大好处”。它事实上又一次透露了“德英两国政策的一个基本矛盾”，⁽⁷⁹⁾它的要点似乎是“另一次试图使我们参加一个把波兰排除在外的关于但泽的四国会议，而它的目的只能是迫使把但泽归还德国”。⁽⁸⁰⁾外交部因此在对方作出另一个行动之前不再采取任何行动。当达勒鲁斯在8月中又与他的英国朋友们接触时，这个行动到来了，他强烈主张，如果英国同意四国会议的想法，应该让一位“官方人士”与斯潘塞一起去斯德哥尔摩同包登夏茨作进一步的讨论。达勒鲁斯还转达了文纳尔-格伦的一个提议，即到华沙去见贝克并试图劝他派一位使者到斯德哥尔摩去会见包登夏茨。外交部对这些建议都不赞同。斯潘塞曾对达勒鲁斯说，他“走得太远了，也太快了”。他自己就强烈反对把会谈提高到官方一级水平的想法。哈利法克斯最初倾向于认为，也许应该直接给戈林送一个信息，以“支持和鼓励”他避免战争的努力。但是，最后在张伯伦的同意下决定，不应与戈林进行正式的接近，虽然让斯潘塞和他的朋友们与达勒鲁斯保持接触不会有什么害处。⁽⁸¹⁾

从戈林对一批英国工商界人士和对莱斯利·朗西曼讲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仍希望能够说服英国不在但泽问题上支持波兰。⁽⁸²⁾因此，在英国政府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一项，看来就是要使纳粹领袖们相信，英国是当真要打的，如果德国企图在但泽造成既成事实，因而引起波兰的抗拒的话。⁽⁸³⁾在这一点上必须加以说服的那个人显然就是希特勒本人，而决定不把与戈林的接触提高到官方一级水平的理由之一，也就是因为伦敦正在考虑派一名特使去见希特勒是否有益这一件事，这种考虑则是由于来自德国方面的一系列建议都说派遣使者的办法将是可以接受的。

在关于最后同德国举行谈判以解决存在的问题的可能性的一切会谈中，英国代表们强调首先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信任，而这只能由希特勒自己作出行动和声明才能办到。⁽⁸⁴⁾8月初谣传每年9月在纽伦堡举行的国家社会党大会，今年将标以“和平大会”的名称，如果这是真正的意图，那么很可能希特勒也许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宣布一下他赞成和平，这就或许能成为对缓和紧张局势的一个真正贡献。因此，重要的是不仅要使他了解英国在必要时将决心战斗，而且还要使他相信英国愿意讨论一个总的解决办法，如果战争的危险能够避免的话。

如果应当向希特勒本人当面解释英国政策的双重性是极为重要的话，有如前面所看到的那样，那就发生了这项任务应交给驻柏林的英国大使还是交给一位特使的问题。在真正的紧急时刻，亨德森大概能够克服每当一个外国的外交代表试图接近德国的元首时外交部常会设置的那些障碍，但是如果亨德森真的获得了一次接见，他能够用以表达英国决心履行它对波兰的保证的任何语言，是否会使希特勒听起来具有说服力，那仍旧是很值得怀疑的。不错，亨德森最近在外交部与魏茨泽克的几次会谈中已强调了他的政府的政策的这一方面。但是在柏林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位大使的私人意见是：波兰人是“挑衅的”，应当引导他们去同德国政府直接谈判一项解决办法。⁽⁸⁵⁾

当考虑在这关键的时刻是否把解释英国的政策的责任委托给亨德森或一名特使时，英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希特勒本人曾表示他希望与一位能讲德语的英国人会谈这一事实，他甚至曾指明他高兴会见的某一个人。

我们已经看到，⁽⁸⁶⁾英国可以派“一位有名望的人”访问希特勒的建议，已由沃尔塔特在7月18日会见霍勒斯·威尔逊爵士时提出。威尔逊当时注意到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同它非常熟悉的”想法。⁽⁸⁷⁾像这样的试探者自然要受到怀疑的看待，因此这个建议在希特勒于8月11日接见但泽高级专员伯克哈特之前似乎一直没有得到过特别的注意。⁽⁸⁸⁾希特勒在这次接见中对于伯克哈特的一个建议，即他最好还是“同一位英国人直接谈谈”，⁽⁸⁹⁾回答说：“一位能说德语的英国人？他们告诉我艾恩赛德将军德语讲得很流利。”⁽⁹⁰⁾在希特勒与伯克哈特会见时有一部分时间也在场的纳粹但泽地方长官福斯特尔热情地支持这个建议。⁽⁹¹⁾他提议由他本人来作必要的安排，并且在几天以后通过英国驻但泽领事同英国政府就这个问题通了信息。⁽⁹²⁾此外，8月15日魏茨泽克也以赞同的口气向亨德森提到“一位既能讲出色的德语又是内阁核心成员的人可以同希特勒谈一次话”的设想。⁽⁹³⁾

这时德国的战争准备正在急速增加，以致使得英国政府想要去抓住“直接通向”希特勒的任何一个机会。伦敦因此仔细地考虑了赞成和反对特派艾恩赛德出使柏林的两方面不同意见。由艾恩赛德这样有名的人物访问德国，就会有几乎不可避免地把消息传出去的不利之处，因而担心消息变得公开之后可能会使希特勒更加难于在会晤以后改变他的调子。这样一个举动对英法两国舆论的影响也必须加以考虑。在这个阶段，在英国国内叫喊绥靖也可能会危及张伯伦的地位，而这种水平的英德双边会谈的想法更不能期望在巴黎会受到欢迎。还没有把希特勒向伯克哈特提议让艾恩赛德访问他的事告诉法国政府，⁽⁹⁴⁾但是当这个建议通过但泽又传到伦敦时，就在8月16日把这事告诉了法国大使馆。并且还告诉法国大使馆，外交部认为“顺着这条试探线索跟下去是没有用的”，因为根据希特勒和伯克哈特的谈话来判断，“不存在进行一次有益的会谈的基础”。⁽⁹⁵⁾

不过，当8月21日由于宣布德俄公约即将签订而整个局势顿变时，伦敦也还没有打消派艾恩赛德去柏林的念头。如果是同希特勒接触，那就很清楚，连一分钟的时间也不能失去。然而，决定不派遣特使的部分原因是，利用原有的外交渠道去接近一个外国政府是在紧急时期最迅速和最方便的办法；另外一部分原因则似乎是因为艾恩赛德不是政府的成员，而只有一位（用魏茨泽克的话）“内阁核心中的”大臣才有充分资格去同希特勒讨论国际危机的可能解决办法。⁽⁹⁶⁾因此，最后决定给亨德森送去一封立即转送希特勒的张伯伦私人信件，⁽⁹⁷⁾在信中表明英国政府对危机的态度，并且说清楚它已作好准备，如果必须打的话就准备打，如果德国人在这最后关头选择和平解决的话，那就准备给予充分的合作以寻求一项和平解决的方案。这封信于8月22日发交亨德森，信的内容和被接受情况将在本书后面某处加以叙述。⁽⁹⁸⁾

(1)　英国外交部：《关于德波关系和1939年9月3日在英德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文件》（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concerning German-Polish Relations and the Outbreak of Hostilitie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on September 3, 1939），敕令第6106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9年版）（以下简称敕令第6106号），第25号；《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297—304页，摘录；又见下文，原著第212页。

(2)　“核心内阁”包括张伯伦、哈利法克斯、霍尔和西蒙，它从1938年夏末起逐渐取代了包括大多数主要大臣在内的外交政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张伯伦政府从他的前任们那里继承过来的。

(3)　坦普尔伍德：《动荡的九年》，第383页。霍尔，和西蒙一样，当然也是一位前外交大臣。

(4)　见上文，原著第34—37页。

(5)　伦敦《金融时报》主张抵制来自德国的进口货，以之作为减少德国购买军火所需外汇的最有效手段（《纽约时报》，1939年3月28日）。

(6)　见上文，原著第92—93页。

(7)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5卷，第2485栏。

(8)　见下文，原著第250—251页。

(9)　见上文，原著第110页。

(10)　1938年4月16日的议定书附件1〔《文件，1938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143页〕重申了1938年1月2日的一项声明，即英意两国政府并不“想去改变地中海地区领土的国家主权的现状，或者，就它们所关切的范围来说，看到这种现状被改变”（同上书，1937年，第87页）。

(11)　见下文，原著第208页。

(12)　在库隆德勒返回柏林之后，他发回的电信文件肯定是他的政府的一个宝贵的情报来源。

(13)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88号，第289号。

(14)　同上书，第5卷，第289号。

(15)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6卷，第1112—1113栏。

(16)　见下文，原著第360页。

(17)　下院辩论，前引文，第1113栏。

(18)　摘自《阿道夫·希特勒演讲集，1922年4月—1939年8月》，N·H·贝恩斯编译（The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April 1922-August 1939, translation ed．N.H.Baynes），二卷本〔以下简称希特勒：《演讲集》（贝恩斯）〕，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2年版，第2卷，第1605—1656页。又见下文，原著第340—342页，第350—352页，第361—362页。

(19)　列有使德国决定采取这两个步骤的所谓理由的备忘录，在同一天分别送交华沙和伦敦的两国政府（《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76号，第277号；关于后者，参阅《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07号）。

(20)　希特勒：《演讲集》（贝恩斯），第2卷，第1625—1626页。

(21)　见下文，原著第211页。

(22)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6卷，第1846—1847栏。张伯伦5月10日曾被询问：“对于英国政府保证德国不受侵略的提议，是否已接到了什么答复。”他回答说：“（5月3日的）这一提议并未通过外交渠道传送出去，陛下政府也没有收到德国政府关于这个题目的任何信息。”（同上书，第347卷，第451—452栏）

(23)　又见下文，原著第695—697页。

(24)　《泰晤士报》，1939年5月12日；《文件，1938—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278—281页。就是在这次讲话中，张伯伦把但泽称为“今天欧洲的危险地点”（见上文，原著第157页）。达拉第在5月11日也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见上文，原著第156页）。

(25)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7卷，第1829栏。

(26)　关于捷克黄金的问题和据说在德国有投资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对英国政策产生的影响，见弗雷德里克·L·舒曼：《黑夜笼罩着欧洲》（Frederick L．Schuman: Night over Europe），伦敦，罗伯特·黑尔，1941年版，第202—204页。博内（《欧洲的结局》，第139页注）叙述，他给伦敦发了几个电报，强烈要求英国政府不要交出黄金。

(27)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7卷，第1831—1832栏。

(28)　同上书，第2079—2080栏。

(29)　他说，在1930年和1936年的议定书中，对于国际清算银行的资产不受任何形式的干预和限制，已经作出“正式的和明确的承诺”。

(30)　奥托·尼迈耶爵士也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

(31)　解决捷克的黄金和在英国的其他资产问题的谈判在夏天继续着，并与英国申请设置驻布拉格总领事的许可证书问题纠缠在一起。英国的看法是，这个申请暗示着在事实上但不是在法律上承认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现状，但是这并没有使德国政府满意。6月18日德国驻伦敦大使馆被告知，英国在一项关于捷克存款余额的协议上签字，大概已可以被认为是充分地承认了这个保护国，因而发给许可证书是合理的。债务解决办法和许可证书的问题，在7月的第三周由沃尔塔特与财政部的S·D·韦利（后为戴维·韦利爵士）在伦敦进行了讨论。8月14日英国政府建议，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谈判可以在9月4日开始（《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672号及附注，第698号）。

(32)　见上文，原著第208页。

(33)　见上院辩论，第5辑，第113卷，第358—363栏。

(3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5号。

(35)　同上书，第72号。

(36)　同上书，第136号（附件）。

(37)　不用说，关于谈判一项新的英德海军协定的可能性，以后就不再有下文。

(38)　法国政府怀疑，德国人正在算计法国的选举会转移法国人的注意力并妨碍动员。

(39)　《每日电讯报》，1939年6月28日；《泰晤士报》，1939年7月3日。

(40)　见上文，原著第204页所载引文。

(41)　敕令第6106号，第25号，第65页。

(42)　见上文，原著第155页以后。

(43)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54号。

(44)　同上书，附录三，第738—739页。

(45)　同上书，第736—738页。

(46)　新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洛西恩勋爵在6月初曾向受德国外交部的委托来调查英国人对德国的态度的一名曾得到罗得兹奖学金的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建议，对于希特勒，要恢复对他的信任的最好办法，应该是恢复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民族独立（条件是军备受到限制和经济上与德国充分合作）。这次谈话是在克利夫登的一次周末聚会上进行的，这位德国客人的主人阿斯特勋爵和夫人以及其他客人，其中包括哈利法克斯、英斯基普和洛西恩等人，都使他毫无疑问地了解到，虽然在政府圈子里仍旧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与德国形成一项可以充分满足它的经济需要的解决办法，但是3月15日的事变对英国舆论的影响非常大，除非希特勒采取某种步骤来证明他在将来会尊重非日耳曼民族的小国家的独立，否则什么也不必再谈了。张伯伦6月8日接见特罗特·楚·佐尔茨时说道，他个人认为这样的证明“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英国肯定是要打的，如果另一个国家的独立又被德国毁掉的话（《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97号所辑冯·特罗特·楚·佐尔茨写的访英备忘录）。

(47)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附录三，第739页。

(48)　同上书，附录三，第740—741页。

(49)　同上书，第742页。

(50)　达勒鲁斯1946年3月19日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所作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57页）。达勒鲁斯还出版了一本叙述他的调解尝试的书（就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又作过一次尝试——见下文，原著第514页以后），该书英译本书名为《最后的尝试》，A·迪克译〔A.Dick（trans.）: The Last Attempt〕，伦敦，哈钦森，1948年版。关于同达勒鲁斯谈话的记录和他与戈林会晤的记录（由与他保持接触的一个商人集团送交给外交部的），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附录四，第743—761页；同上书，第7卷，附录一，第551页。

(51)　“哈利法克斯勋爵低估了英国的形势，这对英国人来说是常有的事，那就是他把英国实力的状况估计得比实际上的力量要弱。也许在德国这并没有被人们充分地认识到”：见达勒鲁斯关于7月2日会晤所得出的结论的陈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58页）。

(52)　关于7月2日的会晤的报告，已由这个英国集团的领导人C·F·斯潘塞交给外交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附录四，第743页）。

(53)　7月2日在伦敦的那次会晤中，大家都同意达勒鲁斯应当作出这个建议。

(5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附录四，第744—747页。

(55)　同上书，第748页。达勒鲁斯在纽伦堡作证时说，戈林在7月8日通知他说，希特勒已同意举行所建议的这次会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59—460页）。他在纽伦堡还说，他曾希望这次会议安排在瑞典举行，由国王或政府出面邀请，但是瑞典政府不希望卷入。另一个建议是，这次会议可以在波罗的海上的一艘文内尔-格伦的游艇中举行，但是文内尔-格伦认为举行这次会议是错误的，这个想法于是就打消了。

(5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43号；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60页。

(57)　见下文，原著第218页。

(58)　威尔逊送给外交部的关于这次会晤的笔记（《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54号）。

(59)　沃尔塔特的报告（《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716号）把7月18日和21日两次与威尔逊的谈话混在一起而没有区分开来。报告也简略地叙述了7月20日与保守党研究部部长的一次谈话和在同一天赫德森与沃尔塔特的会晤。沃尔塔特说，所有这些谈话都是“在这些英国绅士的要求之下和在冯·迪克森大使知道的情况下”举行的。很显然，沃尔塔特对他与威尔逊的谈话要比对受到广泛宣传的他与赫德森的会晤更加重视得多。迪克森在7月25日写给魏茨泽克的一封信（同上书，第723号）中评论说，给予沃尔塔特—赫德森那次会晤的宣传“也许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其结果是，他在这里进行的会谈的真正需要认真看待和有重大意义的部分，即他与霍勒斯·威尔逊爵士的两次谈话，在一定程度上还不为人所知晓，因此把它们继续下去的可能性仍旧存在”。

根据迪克森写的一份关于8月3日他与威尔逊谈话的记录（见下文，原著第219页），威尔逊当时曾证实，他向沃尔塔特提出过一份谈判的提纲，这是以缔结一项不侵犯条约作为开始的。这份提纲的其他项目是：发表一项宣言，声明两国都希望改善政治局势，以便使经济合作成为可能；举行一系列的谈判，讨论（1）增加国外贸易，（2）德国在东南欧的经济利益，（3）原料；缔结一项不干涉协定（据迪克森报告，威尔逊认为希特勒4月28日的讲话是德国意向的一次充分的宣布，他并且说英国政府准备发表一项不干涉“大德意志帝国”的声明，这将把但泽问题包括在内）；最后则是举行关于军备的谈判（《迪克森文集》，第116页以后。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份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062页，编者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威尔逊送给外交部的他与迪克森谈话的记录（《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533号）中，他特别提到的这份提纲中的一点就是第一点——缔结一项不侵犯条约。根据他的叙述，会晤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讨论“恢复信任”的问题上；特别是希特勒是否能够被劝导在比如说纽伦堡群众大会上“采取一条有政治家风度的路线”，以便使英国的“舆论有理由相信任何可能被采取来缓和紧张的行动都是真实的”。作为他心中早就想好了的一个例子，威尔逊建议，希特勒可以“宣布他已决定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设立某种形式的自治或内部治理”（同上书，第580—581页）。

由德国宣布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自治，这也是英国工党议员查尔斯·罗登·巴克斯顿提出来渴望其实现的建议之一。8月14日他在柏林与里宾特洛甫办公室的黑策勒的一次谈话中，曾就一项广泛的英德和解作出过“个人的建议”。他提出过的其他各点是：德国承认大英帝国是英国的生存空间；德国参加一个为重新解决欧洲问题而召集的会议，并对新的安排承担保证义务；退出与西班牙达成的任何“包围”协议；与英国签订一项新的海军协定，并参与一项普遍裁军协定。巴克斯顿所设想的英国对和解的贡献是：承认东欧为德国的天然的生存空间，并取消在那个地区的超出“正常贸易方式”的任何经济竞争；承认德国对它以前的殖民地的权利；英国退出“包围同盟”；同意德波两国就但泽和走廊问题举行直接谈判。在把这些建议送交德国外交部时黑策勒还提到，巴克斯顿同R·A·巴特勒有密切联系，因此可以假定，他“如果没有得到他的政府的某种程度的赞同，是不会作出这样的建议的”（《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87号）。

(60)　德国大使迪克森后来在外交部告诉萨金特说，让赫德森和沃尔塔特会一次面的建议最初是来自出席捕鲸会议的挪威代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26号）。

(61)　同上书，第370号。

(62)　同上书，第370号，第409页。

(63)　同上书，第370号，第410页。在他交给外交部的摘记中，赫德森没有说他曾提到过德国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的问题，但几天后在《每日快报》上发表的访问赫德森的一篇报道（见下文，原著第218页）中却把这一点作为发展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之一。

(6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70号，第407—408页。

(65)　根据迪克森向萨金特的陈述，泄露消息不是出自沃尔塔特或德国大使馆（同上书，第426号）。

(6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24号，第440号。

(67)　同上书，第425号。

(68)　同上书，第423号。

(69)　同上书，第458号。关于这次谈话的报道对波兰舆论的影响，由于艾恩赛德将军在7月的第三周来到华沙而被抵消了（见上文，原著第163页）。

(70)　1939年7月2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50卷，第1025—1027栏。

(71)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535号。关于这次会见，又见上文，原著第215页注⑤（即本书第289页注④。——译者）。

(72)　也见下文，原著第220页注③（即本书第295页注③。——译者）。

(73)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附录一，第548页。

(74)　见上文，原著第215页。

(75)　引自达勒鲁斯在纽伦堡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60—461页）。

(76)　由C·F·斯潘塞送交外交部的谈话记录（《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附录四，第758页）。在8月12日与莱斯利·朗西曼的谈话中，戈林虽然“显然是真诚地并且以几乎是绝望的语调”谈到德国和英国关系的恶化，但他的用力方向主要是想使朗西曼相信，英国政府能够而且也应该使它自己不再关心但泽问题，因为按照德国的愿望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一项总的解决的必要前奏（同上书，第7卷，附录一，第549—550页）。

(77)　同上书，第6卷，附录四，第758—759页。达勒鲁斯在纽伦堡作证时说，召集一次四国会议的建议是英国代表们在戈林退席之后提出来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61页）。

(7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前引文，第758页。

(79)　斯特朗所作的关于斯潘塞的8月7日会见记录的备忘录（同上书，第6卷，第760页，注②）。

(80)　梅金斯所作的备忘录，8月17日（同上书，第7卷，附录一，第551页，注③）。

(81)　同上书，第7卷，第554页。

(82)　他们有一些理由可以希望，威尔逊向沃尔塔特和迪克森讲的那些话能够被他的德国对话者们正确地报告上去〔见上文，原著第215页注⑤（即本书第289页注④。——译者）〕。

(83)　8月18日亨德森报告说，柏林又重新掀起了一个“窃窃耳语宣传运动”，说是英国和法国不会为了但泽而战斗（《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8号）。美国驻巴黎大使布利特8月19日告诉英国公使说，他不敢说希特勒“真的会相信，如果他同波兰打起来，法国和英国将参加到波兰人的一边。……他认为这位威廉施特拉泽似乎仍没有被说服”（同上书，第81号）。

(84)　见上文，原著第213页。哈利法克斯在8月9日会见迪克森时，即这位大使返德休假之前，又强调了这一点。如果希特勒在重新建立信任方面“愿意作出任何真正的努力”，哈利法克斯说，英国政府“肯定将作出响应”（同上书，第6卷，第609号）。

(85)　亨德森在8月的第三周曾试图劝说波兰大使利普斯基与戈林接触（《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2号，第63号）。“（亨德森）是如此的渴望战争能得到避免，以致毫无疑问是不自觉地也十分明显地反对任何似乎是在阻碍和平道路的人。……由于天生的性情激动和豪爽，他在会见他人或信件中并不隐瞒他的感情。……他所缺少的是一种非常必需的英国人不动感情的气质”（坦普尔伍德：《动荡的九年》，第299页）。在这一段话中，坦普尔伍德是在叙述亨德森当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危机时的态度，但他的话也同样可以适用于波兰危机。

(86)　见上文，原著第215页。

(87)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54号，第390页。

(88)　又见上文，原著第160页，和下文，原著第379页。

(89)　伯克哈特向希特勒讲述时小心谨慎地把这说成是他“自己的想法”。

(9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659号，第695—696页。

(91)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659号，第696页。

(92)　同上书，第7卷，第10号。

(93)　同上书，第35号。

(94)　伯克哈特关于会谈的报告中的有关段落已通知英国外交部，但未通知法国外交部。

(9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3号。

(9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42号，注②。亨德森在8月15日曾告诉魏茨泽克说，就他所知，伯金是能说流利德语的惟一政府成员。伯金是运输大臣，但不是在内阁的“核心”之中。

(97)　亨德森在7月里曾建议张伯伦给希特勒写一封私人信，自从8月16日他与魏茨泽克会见之后他又一直要求采取这个办法。不过，他的打算是这封信应由艾恩赛德带往德国（同上书，第56号，第68号，第78号，第84号，第93号）。

(98)　见下文，原著第511—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