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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七章
前意属殖民地
第一节 意大利统治的性质
如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样，意大利人占领殖民地是出于经济上、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种种原因。这些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并不富饶，在实行法西斯主义以前，这里的意大利移民仅有33 000人左右；只是从1935年起，墨索里尼着手在非洲建立所谓新的罗马帝国，吞并了埃塞俄比亚，并对利比亚开始推行“人口统计法”的殖民政策，这个数字才有重大的增长。(1)与后一行动同时进行的，是意大利于1939年1月9日颁布一项法律，把利比亚北方四省（的黎波里、米苏腊塔、班加西和德尔纳）在行政上划归宗主国意大利管辖。意大利的政策是使当地穆斯林居民成为意大利垦殖者的补充农业人口。贝督因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对此曾进行抵抗，其中昔兰尼加的抵抗运动直到1930年才告平息，这就促使意大利下决心要迫使顽强的牧民定居下来，并瓦解他们的部族组织。从此，穆斯林居民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得不同他们的意大利“利比亚同胞”的制度趋于一致。当然，意大利人总是处于优越的地位，而且（如在其他强国的殖民地一样）所有的农业居民点、学校、医院病房、军队、法西斯组织和礼拜堂等都是按照一个原则办理，它在非洲的另一端就叫做种族隔离政策。(2)阿拉伯人没有机会同意大利人竞争，他们在自由职业和行政机构中，除担任最低的职务外，是无门可入的。在1939年以前，阿拉伯人要取得意大利公民资格，就必须放弃穆斯林民法所规定的个人身份，而这个代价——如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那样(3)——除极少数人外，是谁也不愿付出的。1939年1月，意大利政府提出了一个妥协办法，以“特种公民权”形式使持有者不丧失其穆斯林身份，这样就吸收了一批低级官员和商人。为穆斯林开办的意大利学校，在利比亚培养了一个半知识化的阶层，他们的意大利文写得比阿拉伯文还要好些，并且被授予一些次要的行政职位，但他们对意大利人起多大作用却是个问题。他们对本族人民或他们的意大利主子都不很忠诚，他们主要关心的看来是个人利益。(4)在厄立特里亚，“半个世纪的意大利统治教会了居民要尊重意大利主子，甚至使他们对主子怀有一定的好感。因此，意大利人为他们的土著部队招募新兵时并不感到困难。”(5)但是，土著知识阶层也在成长中，他们嫉妒意大利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优越地位，从而产生了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索马里即使地处比较温和的沿海地区，其气温也要比北方意大利殖民地中适宜于移民的地区高得多。(6)因此，意大利农业企业得依靠土著劳动力，而这种土著劳动力在以游牧为主的索马里民族中却并不容易得到。不过，在沿海地区却有一批历来经受奴役的农业人口，在法西斯统治下，他们中间成千上万的人受“一种在理论上极其残酷，在实践上确为野蛮……无异于奴隶制的劳动政策”(7)的支配。
第二节 昔兰尼加（1941年）
韦维尔将军在向西部沙漠意军阵地发动进攻的前一天，1940年12月6日，致电伦敦陆军部，要求立即注意占领意大利领土以后的行政问题。1941年1月25日，他通知说，对于他行将建立的军政府，建议采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中东采用过的形式。2月20日，战时内阁决定由陆军部负责占领区的行政工作，因为正如掌玺大臣所指出的，“外交部配备不足，不能担任行政工作，而如由殖民部去负责管理敌方的任何领土，我们就会冒英帝国觊觎领土的嫌疑”。(8)
昔兰尼加是英军要占领的第一个意大利殖民地。1941年1月29日，在英军占领了托卜鲁克要塞并向绿山西进时，韦维尔决定把昔兰尼加从埃及英军司令部的范围内划出，而任命陆军中将梅特兰·威尔逊爵士为昔兰尼加总督兼总司令，并配备一名副首席政治军官负责民政事宜。奉派担任此职的军官于2月18日在首都班加西设立了他的总部。当时昔兰尼加约有20万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土著居民。除军事人员外，该地原有6、7万意大利人，但到占领时人数略有减少。住在首都班加西的意大利人，原为2万余人，占领时只剩下1／3左右，住在外省各城镇的则都已离去，但位于高地上的意大利农业居民点却仍有相当数量的意大利人。英国在阿拉伯居民中的宣传工作必须来一个大转变，因为自意大利参战后，英国的宣传一直是激励阿拉伯人起来反对他们的意大利统治者，而现在英国行政当局的目的却要他们容忍意大利人留居下来，并避免采取报复和暴力行动。(9)严重的问题是缺少训练有素的警官和能够胜任的警察部队。原有的意大利警察仅在班加西和马尔季（巴尔切）(10)两地留用了一个时期，主要是担任交通管理工作。占领初期，曾经制定过一个计划，拟用一批利比亚人作为警察部队的核心力量。这批利比亚人战前曾逃往埃及，脱离意大利的统治，意大利参战后，他们又被征召入伍，加入了利比亚阿拉伯部队。(11)幸而总的说来，情况还算安定，土著居民对待意大利人一般还通情达理。主要的骚动发生在绿山地区，那里早先被意大利殖民计划(12)剥夺土地的利比亚人这时想用武力夺回他们失去的土地。初创的警察组织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这些地区保护包括许多妇孺在内的大批意大利人的家庭。尽管那里的意大利农业居民点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至少还要过两个季节才能粮食自给，但行政当局意识到这些地方潜在的粮食生产能力，因此原则上决定，让它们继续存在。至于城镇的市政组织一般保持原封不动，或者略加变革，不少土著地方官员在审查其经历以后，又重新加以任用。以上就是1941年4月轴心国军队成功地向埃及边境发动反攻时的情况，之后，昔兰尼加的第一个军政府就此告终。(13)
第三节 厄立特里亚
英军占领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之后，几乎马上就丢失了昔兰尼加，(14)因此中东总司令部政治部职责的重心就转移到开罗以南更远的地点。同时，为了交通方便，总部也有迁移的必要；自从1940年2月3日起整个东非划归中东司令部统一管辖以来，该部在行政上已简化，因此它在4月18日于内罗毕重新建立起来。(15)
1936年意大利征克埃塞俄比亚后，就把该国最北部的提格雷省并入了它原有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而使它更为扩大。归并的理由是1896年到1935年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边界线把使用提格林雅语的民族分割开来，而提格林雅语与埃塞俄比亚统治民族使用的阿姆哈拉语虽近似而实不同。(16)1941年4月5日，提格雷的塞约姆公爵向英国驻阿斯马拉的首席政治军官投降。该军官决定，由于意大利人仍控制着阿克苏姆与亚的斯亚贝巴之间的主要公路，他暂时可把提格雷省仍作为厄立特里亚的一部分予以管理。5月18日，意大利人在阿拉吉平顶山投降，塞约姆公爵和他的部队曾在这次战役中给予宝贵的援助。其后，公爵在交通情况许可时，就立即前往亚的斯亚贝巴，并于8月1日向皇帝归顺，同时提格雷省也划归埃塞俄比亚管理。(17)
阿斯马拉沦陷两个多月后，英军于1941年6月11日从亚丁出兵占领了厄立特里亚东南端的阿萨布港，并仍把它作为一个单独单位进行管辖，直到1942年6月14日该港成为厄立特里亚一个行政分区为止，在行政上归并给阿萨布港管理的还有与法属索马里兰毗邻的埃塞俄比亚北部的一带领土，因为按照1942年1月31日英国—埃塞俄比亚条约规定，这一带地区划归英国军政府管理，以便对维希控制的吉布提港实行封锁(18)。当时，奥萨苏丹是该地区一个有实力的权威，实际上完全独立于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19)而同英国人通力合作，实行有效的封锁。在吉布提归顺自由法国后，英国就把这一带保留地区归还给埃塞俄比亚。1944年初，也许由于奥萨苏丹对意大利修筑的通往阿萨布的公路征收通行税，埃塞俄比亚政府出兵讨伐，并俘获了他。他被押送到亚的斯亚贝巴后不久就死了，以后由他的一个亲戚接任苏丹。(20)
这时厄立特里亚老殖民地的人口中约有土著居民76万人和意大利人52 000人（包括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难民，但不包括战俘）。土著居民分为人数几乎相等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居住在阿斯马拉周围中央高原上的柯普特基督教徒，另一部分则为居住在西部省和东部低地的穆斯林。(21)由于英国行政人员不足，中东总司令部政治部有必要于1941年3月提出了下列意见：
如果英国政府要负责直接管理当地土著和意大利居民，而其中很多人行将成为无以为生的难民，那么所负费用将很沉重，实际管理的办法也将有困难。显然要找到足够和合适的行政人员是有问题的。……一个比较经济的替代办法是取得意大利当局的合作，让他们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继续管理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22)
前意大利总督兼总指挥官已带领意军残部向南撤走，但他的秘书长同意在英国控制下，作为意大利行政当局的负责人继续工作，不过仅限于管理中央部门（不包括已由英国军政府接管的政治事务局和土著事务局）、阿斯马拉和马萨瓦两城市及其外围的居民点，以及阿斯马拉附近的哈马西恩高原。埃及货币被采用为主要的合法货币，(23)而意大利货币则作为官方承认的辅币，以480里拉兑换1个英镑（1埃及镑合492里拉）。(24)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迫切需要的是组织一支警察部队，因为副首席政治军官最初只有12名苏丹警察可资调用。当时从来也没有想到依靠由意大利人留下的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警察，因此就需要招募和训练一支崭新的厄立特里亚警察部队，只是由于时间紧迫，未能进行慎重遴选，后来就招致了麻烦。(25)同时，借来了一些苏丹警察，并使用新兵和军事巡逻兵和少数经过慎重挑选的意大利警官和军士一起执行警察任务，但事隔不久，这些意大利警官和军士就曾不止一次地纵容意大利罪犯逃跑。起用意大利警官的措施立即使意大利秘书长企图重新建立他的权力，他坚持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先得到他的许可，免除他们对意大利政府的义务后才能受雇，但英国当局拒绝了他的要求，不费周折地直接招募意大利人。(26)
轴心国在西部沙漠向埃及边境推进，德国又于1941年春占领了希腊和克里特岛，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敌军对埃及各港口进行空袭的压力，因此有必要为英国的技术装置和美国答应增加供应的设备另找适当的安放地点。厄立特里亚是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它在马萨瓦有优良的天然港口，交通方便，从马萨瓦到气候温和的高原有铁路、第一流的公路和架空索道，又有意大利的技术装置，如果能够修复、改装和扩大，就可利用；它还拥有一批意大利的技工。到1941年夏末，中东总司令部所属各部门竞相提出计划利用这些资源，若不是国务大臣出面加以调整，这些计划将超过所能供应的水源、装置和劳动力好几倍。(27)美国人所提出的计划得到优先考虑，他们在阿斯马拉附近的古拉建立了一所宏大的飞机装配维修厂，在马萨瓦把意大利人在那里沉没的干船坞打捞起来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并在阿斯马拉建造了一个军火库。英国海军把马萨瓦用作重要的海军停泊港和维修基地，并在那里设置了一所大型弹药库；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在阿斯马拉建立了一所维修厂；而英国的几家石油公司则接管了意大利的储油柜和其他设备，改为民用。(28)原来就已认识到，除了劳动力和一些意大利军工厂和仓库外，当地没有什么资源可供这些计划利用；而事实上当地的粮食供应甚至还不足以养活当地的居民；因此曾规定美国文武官员所需的一切给养，甚至包括粮食在内，只能由美方自己供应。但在1942年，由于美国参战后船只误期或沉没，以致美国人所需要的物资远不能完全从海外供应，因而不得不采取新的办法，尽量从当地取给。美英军事人员的迅速增长大大地消耗了当地的资源，包括水源（1942年曾远自南非运来抽水机，供水量有所增加）和劳动力。因此必须在美国的工程项目、已经削减了的英国的工程项目和当地的地方需要之间确定优先供应权。执行这项工作的是1942年3月成立的由军事行政官、军区司令、美国高级军官和有关军种的长官组成的厄立特里亚工程委员会。
劳动力和就地采购使军事开支繁重，供应不足，消费品前景无望，又无投资机构，这就“揭开了通货膨胀已经慢慢沸腾起来的锅盖”。英国军政府呼吁英美雇主控制工资，但尽管达成了协议，工资的最高额却变成了最低数，许多争夺劳动力的部门，无视官方规定，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如不适当地提高劳动级别和支付加班费等等），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无论是意大利人或土著居民从未能做到自给自足，甚至基本粮食也是如此，在战前的年代中粮食经常需要进口；(29)因此在1941—1942年间维持粮食供应遭到了很大的困难，多亏军政府的农业部门发展了意大利人和当地农民的农业生产，才幸免一场危机。(30)贸易部门也发现意大利人愿意发挥他们的技能，生产比他们在法西斯统治下更多的产品；因此尽管同盟国的工程项目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多种多样的商品出人意外地生产出来，供应当地消费，甚至还可出口。
在庞大的军事开支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同时，另一方面它却大大地促使意大利人欣然愿为军事工程工作，尽管在1941和1942两年的夏季英国在中东的军事形势在他们看来也许是危急的。大批意大利战俘，以有组织的集体形式或是凭可以吊销的个人护照受雇从事于军事工程；但甚至当轴心国部队已在阿拉曼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破坏事件，洋洋得意的极端法西斯分子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1941年把大约3 000名(31)法西斯分子拘留以后，就没有再进行大规模逮捕的必要。意大利人中虽仍有颠覆和不法分子一直顽抗到意大利本土的法西斯政权垮台，但他们从未构成任何威胁。潜藏的意大利“不法分子”人数逐步减少，要不是同埃塞俄比亚境内逍遥法外的意大利反英分子有所接触，他们的活动也许会完全停止。在1942年间，一些“较有声望和守法的”意大利人仍认为反对法西斯是不爱国的。那个早期曾为英国军政府服务过的意大利秘书长，仍坚持效忠法西斯，坚持在总督离任期间以殖民地首脑自居，因而在12月里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他被拘留起来了。那时，“在社会上不是最能吸引人”的反法西斯分子公开非议意大利政权的情况愈来愈厉害。“这帮口若悬河的民主党派纷纷集会，出版争论不休的报刊和互相倾轧”，军政府却听之任之，或者加以鼓励。但是，迟至1945年初，当残余的法西斯分子显然由于同盟国在意大利战役中进展缓慢而蠢蠢欲动时，英国军政府又发出了一次警告。(32)至于英国人同前意属殖民地意大利居民的个人关系，是按照总司令的命令处理的，即这些关系应该是正当的、有礼貌的，但不能有社交或亲善活动。
隆美尔部队在北非被击败后，美国的工程就不再需要了。因此美国工作人员就在1943年间撤离，意大利劳动力也就转向当地的生产。工人们得到官方保证，凡从事于有益的工作的人，一律不强制遣送回国，从而受到了鼓舞。为了引起当地人民的兴趣并鼓舞已同祖国隔绝了三年半的人民的士气，有一个工业展览会于1943年12月21日举办。但失业人数的增加仍无法避免，到1944年底，有1／5的意大利成年男子不是失业就是职业不明。当时意大利居民已增加到入侵埃塞俄比亚前的10倍，仅仅依靠厄立特里亚贫乏的资源是难以度日的；但是遣送回国工作却又受到阻碍，一方面是由于缺少运输船只，另一方面是墨索里尼垮台后的意大利政府不愿从他们的前殖民地把他们的人民撤光，也不愿增加他们本土受饥挨饿和闲散的人口。但在1944年底，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曾从厄立特里亚招募了大约1 200名意大利技工。土著居民的失业人数也有增加，因为在中央高原地区，人口已发展到无法在当地谋生的程度，而从前因需要非熟练工而能吸收过剩人口的意大利殖民军和膨胀的帝国发展计划已不复存在。(33)
作为对土著居民政策的一部分，英国军政府设立土著法院并扩大它们的权力，而且尽管缺少教师和教科书，它竭尽全力促进使用当地语言的土著教育，使之有机会接受英语高等教育。(34)然而，由于海牙公约的规定，以及意大利人通过从事军事工程在经济上对战事所起的有利作用，他们的地位得以保持，这一点却引起了中央高原土著居民中占多数的柯普特基督教徒的反感；因为英国在1941年战役以前和作战期间的宣传工作，开始激起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怀有希望，而这种希望现正变为失望。首先表示不满的是阿斯马拉和其他城市中的柯普特职员和技工，他们对意大利竞争者的嫉妒由于失业人数的增加而愈益加剧。这种不满情绪后来蔓延到柯普特农村居民，因为正在人口压力加重的当口，他们的土地由于耕作方法不科学而变得日益贫瘠，而以前曾一度繁荣的意大利殖民统治所带来的暂时就业机会现已不复存在。此外，英国军政府曾想把提高效率和节约人力相结合，在低级行政职位上继续雇用意大利人；同时为了促进当地生产的需要，又把一部分土地暂时分配给意大利耕种者或工厂主，(35)这样就更加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怀疑，认为英国人偏袒他们的欧洲同胞。早在1942年，每个行政分区曾设立土著咨询委员会，但后来发现阿斯马拉委员会的委员们仅仅是把这个组织用来详细诉说他们的“严重的不公正行为”时，军政府当局就中止了这类会议。(36)
英国皇家空军在战役以前和作战期间所散发的传单，不仅仅是英国的宣传品。他们也散发过海尔·塞拉西皇帝颁发的布告，这些布告有如下的内容：
不论你们在边界的这一边，或是在厄立特里亚那一边，都必须同你们的埃塞俄比亚兄弟们团结起来；你们任何人都不得同意大利人勾结。你们不得同你们的母亲——埃塞俄比亚——以及你们的朋友英国政府作战。我知道你们心里的愿望；它也是我的愿望和所有埃塞俄比亚人的愿望；你们的立场是同其他埃塞俄比亚人站在一起。……
我是为了恢复我的国家的独立而来的，其中包括厄立特里亚和贝纳迪尔〔索马里〕在内，它们的人民从此将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旗帜之下。(37)
在英国占领厄立特里亚后不久，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统一党在埃塞俄比亚的鼓舞和赞助下宣告成立。据说该党从埃塞俄比亚得到了大量财政支援和埃塞俄比亚高级官员的指导，其中不少人属于厄立特里亚血统或与厄立特里亚有种种联系。(38)该党吸引了大批柯普特不满分子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些人指望埃塞俄比亚政权能使他们摆脱意大利竞争者。当1942年1月31日签订的英国—埃塞俄比亚协定经过两年以后将届修订的时候，统一党就加紧活动。1944年1月20日，首都阿斯马拉的柯普特人利用庆祝主显节（这个节日在埃塞俄比亚教会中比圣诞节更为重要）的时机进行亲埃塞俄比亚的示威运动；在签订英国—埃塞俄比亚协定纪念日的前夜，一群柯普特青年在首都街道上挂起了几面大幅埃塞俄比亚国旗，甚至在政府大厦的旗杆上也升起了两面埃塞俄比亚国旗，还在首都各处张贴了宣传画。2月5日，2 800名厄立特里亚警察通知主管阿斯马拉警察局的警官，他们拒绝在意大利警官手下继续供职或受意大利法律的约束，并声称除非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就请求辞职。当时，除对于他们引为不满的制服问题作了些让步外，当局拘留了这次示威的煽动者，即过去因从事政治活动而受到过警告的3名巡官和1名警官，还解雇了一些警察。2月22日，有5名阿斯马拉公民为一篇亲埃塞俄比亚的宣言（他们称之为公民投票）征求签名而以煽动警察罢工的罪名遭到逮捕，虽然事后获释，但每人被迫交付须押存4个月的保释金200英镑（这在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中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官方采取这一行动，使统一党的活动暂时停了下来。从1942年以来一直担任军政府行政长官的斯蒂芬·朗格里格准将曾经声明，人们如果对他们国家的前途有何意见，尽可通过《厄立特里亚新闻周刊》来发表（这是由情报部主办的一份使用提格林雅语的地方报），该报已于1944年8月3日为这个题目开辟了读者来信专栏。然而，亲埃塞俄比亚的统一党却声称，同他们相左的意见是用匿名或无名人士的形式发表的。(39)事实上，当时与统一党异质的反对派尚未形成明确的政治团体，它是到了战后才形成的。
第四节 索马里(40)
索马里（前意属索马里兰）以及邻近的奥加登地区的行政管理问题与厄立特里亚的问题是属于同一类的，但它们的重要性有所不同。这个半沙漠地区的总人口估计约为110万到120万，平均每平方英里只有4人。当地土著，除沿海的居民点外，是由游牧和半游牧的索马里人组成，他们比厄立特里亚人更加好战。由于战争爆发，行政机构完全崩溃。意大利殖民军的步兵和非正规军携带着他们的步枪、一些机枪和大量的子弹整批地逃跑了；意军在灌木丛林里设有大型军火库，这是索马里部族所熟知的；因此在这些有利条件下，易于激愤的索马里部族就有被宗教领袖激起圣战的严重危险。(41)幸而有一个非常充沛的雨季给予游牧部族很好的放牧机会，使他们的注意力从世代相传的宿仇或为了使用有争议的水井而经常发生的争吵转移开去，遂使英国行政当局赢得时间，着手组织一支警察部队，它不仅适宜于担任沿海城镇的治安工作，并且也能解除部族武装，而这后一种任务是不能用正规部队来担任的。在占领摩加迪沙后6个星期之内，那个城镇的意大利警察由于不可靠和纪律败坏而被解散，并成为战俘。(42)取代他们的是大约100名坦噶尼喀土著警察，他们成为新机构城市分队的核心。还有原为战争而招募并由英国军官训练的两连索马里非正规部队，也移交给军政府改编为警察，同时匆忙地另行招募新警察。但由于需要十分迫切，这两连非正规部队来不及受初步警察训练就要进行巡逻和执行支队任务，去解除部族的武装。1941年6月15日，约在占领索马里3个月后，英国警官仍只有15名，但英国的增援已开始陆续到达。到8月底，已收缴了14 000支意大利步枪和600万发子弹。(43)尽管英国警官人数不足，缺少经验，机动车辆又不敷应用，但这支匆忙组织起来的索马里警察部队却确立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据说是“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尽管在意大利统治时期采取了以庞大的军警机构为后盾的野蛮镇压和惩罚”。(44)
当地的行政管理形式严格遵从英国对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区的殖民惯例，承认部族的审判权和风俗习惯，也承认行使穆斯林法律的法院的权力。“土著教育在意大利统治时期有意识地被忽视了；1939年建立了一所官办学校，但由于政策问题不久就关闭了。因此，军政府在这方面有必要进行改革。”(45)它鼓励开设《古兰经》学校，其中设在摩加迪沙的两所学校于1943年升格为初级学校，使用英语进行教学，并设有一般基础课程。人员的缺乏阻碍了教育的发展，但在1944年7月任命了一名有经验的英国军官为教育总监，随后又从东非司令部教育部队中调来6名桑给巴尔教师。索马里人适应了这些新的设施，但师资缺乏仍是一个严重问题，因此于1945年开办了一个教师短训班。在好几个城市里，把大楼改为校舍，其中有一所学校第一次招收了女生。罗马天主教办的土著儿童学校也得到了帮助而开学，但意大利语的教学则予停止；同时也恢复了意大利儿童学校。到1945年，军政府的医疗部门已担负起维持全国72所配备有意大利医生的医院、药房或诊所的责任。(46)
索马里的8 000名意大利居民，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首都摩加迪沙及其周围，他们的问题比厄立特里亚的问题少，因为当1935—1936年间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时，这里的官僚政治不像在厄立特里亚那样发展，而且一大部分意大利人从事于农业和其他生产。如同在厄立特里亚那样，英国军政府曾一度留用了意大利秘书长、摩加迪沙市长和其他意大利高级官员，但从1942年5月到年底，这些人和其他意大利人共计140名均被拘留，以防止如若日本海军的活动扩大到印度洋这一边时他们成为搞敌对活动的头子。要是有前意大利军官把他们原有的索马里非正规部队重新组织起来，那将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但是这方面的企图倒没有，却由一个未被逮捕的前意军参谋长带领一批意大利人于1942年11月投诚。自此以后，破坏治安的危险大见减少，尽管有些意大利人像在厄立特里亚那样因为看到同盟国不能很快地结束战争，仍表现出亲法西斯的情绪。人们精神不振，特别是失业的人以及那些由于战争而男子不在家的人情绪更不好；当地的气候不宜于欧洲人的永久移殖，且从1943年4月哈拉尔高原归还给埃塞俄比亚后，这里就没有了山中避暑地，因此约有1／3的意大利人，约2 300名，于7月间被遣送回国。
意大利人曾以很大的努力来利用朱巴河和谢贝利河四季不断的河水进行现代化农田灌溉，特别是在阿布鲁齐公爵村，那是摩加迪沙以北约40英里的一个大规模居民点。然而，在战前，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种植诸如棉花、油籽、香蕉等作物，这些作物为宗主国意大利节约了外汇开支，但不是十分适合当地的气候，对当地意大利和土著居民的需要也很少帮助。土著农业也没有受到什么鼓励，因为大部分土著居民都从事游牧，其余的人则受雇于意大利农场。正如我们在前文见到的，(47)英、意双方对于在英军占领前索马里所盛行的强迫劳动制度，曾各执一词，分歧很大。但毫无疑问，在英军占领后，即有大批土著劳工逃离意大利居民点，而在1942年，军政府劝说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回去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到了1943年，东非缺粮情况实在严重，它不得不采取措施，使索马里在粮食供应上尽量能够自给自足。接着采取的办法是劝说一个部族首领为最邻近的意大利居民点提供劳动力，条件是由军政府帮助他的部族人民耕种他们曾被意大利人剥夺的土地，但须把生产出来的部分庄稼交给军政府。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到1943年底，大部分相当肥沃的意大利农田都已由意大利人或索马里人进行耕种，生产出来的主要粮食大体上足敷这个国家的需要。在西部地区，“行政官员的压力”用于大幅度地促进土著居民的粮食生产，但“没有遇到阻力就取得了成果”。(48)在这差强人意的形势下，惟一的例外是位于极东北角人口稀少的米朱提尼亚州贫穷如旧。那里的气候，即使以索马里的标准来说也是恶劣的，它的正常贸易联系是同亚丁和英属索马里兰进行的，而不是同索马里其余地方进行的，现在却面临着官僚主义的障碍，因为前面两个领地的需要应由中东补给中心供应，而米朱提尼亚州作为索马里的一部分，是属于东非范围内的。而且，尽管进行了救济并于1944年恢复了它同亚丁的贸易关系，但对那些曾有成员在意大利殖民军中服役或曾从法西斯政权下的“浪费而不经济的企业”中得到好处的家庭，仍然无法另行提供谋生的机会。(49)从1942年起，索马里政府有效地配合执行了为对付在东非和中东广泛蔓延的严重的周期性蝗灾所采取的预防工作，并于1944年在埃塞俄比亚政府同意下，把这一预防工作推广到埃塞俄比亚境内迪雷达瓦以北和哈拉尔附近的地区。(50)1944年，疏散出去的意大利人和战俘共约500名获准自东非回到索马里从事农业和当地的工业生产，不久他们就取得显著成绩。(51)1944年4月8日，一个索马里展览会在摩加迪沙开幕，它像在厄立特里亚举行的展览会一样，显示了意大利人因地制宜的创造才能。之后，一个索马里商会成立，有意大利人、索马里人和亚洲人的代表参加。
由于1897年英国—埃塞俄比亚条约规定的英属索马里兰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边界把英属索马里兰的一些部族同他们在雨季经常前往的奥加登北部的放牧地分割了开来，所以那项条约的附件规定：“居住在边界线一边的部族有权使用另一边的放牧地，但在移居期间他们必须接受地方当局的管辖。”(52)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后，并未干预这一安排。英国占领索马里并收复英属索马里兰后，这两个领地的军政府首脑在英属索马里兰的布劳会晤，商讨领地之间的问题，双方同意英属索马里部族前往奥加登放牧时，由他们自己的政治军官和英属索马里的伊拉洛部族保安队管理。但在1943年初，索马里军政府首脑就指出一种明显的趋势，当奥加登地区在雨季中形成的池塘已经干涸后，英属索马里部族仍不及时返回英属索马里兰，而逗留在瓦尔瓦尔—瓦尔德雷地区水井的附近，这会导致放牧过度和水井干涸，给奥加登部族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他建议所有在奥加登北部的索马里人，不管是当地的或者来自英属索马里兰的，都由他统一管理，但英属索马里兰政府认为这将造成一种不良的先例，因此在1943年6月由两地的首脑在哈尔格萨（英属索马里兰）最后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按照这一协议，英属索马里兰当局保留对他们那些部族在奥加登时的管辖权，但同意一俟雨水形成的池塘干涸时，就施加压力要他们撤回，以便保养附近的放牧条件。在两个军政府的官员合作下，总的说来这一安排执行得很顺利，并且也被认为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在1946年，有一批英属索马里部族人民对警察表示反抗后，双方政府和部族的代表举行了会谈，会上正式警告部族人民必须遵守放牧地区的法律。
第五节 昔兰尼加（1942—1945年）
1941年12月英军第二次占领昔兰尼加时，发现意大利民事行政机构几乎完全瘫痪，班加西的许多居民由于空袭纷纷外逃，意大利的农业移住民由于害怕阿拉伯人可能进行报复，已逃离偏僻的农场而集中到农村中心区，以便互相保护。英方政治军官曾试图劝说他们回去恢复耕种土地；但英军只占领了一个月，隆美尔的反攻就逼使他们于1942年1月底撤到绿山以东。从那时起到5月间隆美尔再次发动进攻为止，军政府涉及的仅限于英军防线后面的昔兰尼加东部的部族。
英军在阿拉曼战役胜利后，于1942年11月第三次，亦即最后一次占领昔兰尼加，那时他们发现除了37名当护士的修女和几个神父外，意大利政府已把其所有国民撤走了，(53)而整个阿拉伯居民，除一小撮以外，可以说是友好的。蒙哥马利将军在一项公告中向阿拉伯人宣布：英国政府曾对他们的宗教和政治领袖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萨努西过去两年半中在埃及给予同盟军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曾保证萨努西徒众今后决不再受意大利的统治。(54)阿拉伯人奉命要保持镇静，保护意大利人抛弃掉的农场，并尽量多耕种一些田地。由于当地留下的居民中没有人会保养已经离开的意大利人所安置的各种现代设备，更不用说在撤退时意军采取了一系列“焦土政策”之后加以修理了。军政府不得不尽量利用阿拉伯人可以提供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按阿拉伯人的方式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看来是合理的，但这一建议却被上级否定，理由是根据海牙公约规定，(55)“除为合宜的施政需要而作修改外”，原有的意大利法律应予维持。副首席政治军官虽指出，海牙公约的这项规定，原意是为了防止入侵者剥夺被占领地人民沿用的法律，而昔兰尼加的阿拉伯人所要求的，却正是要摆脱意大利征服者的法律，但是他所讲的并无效果。
这个法律主张是……无法改变的，军政府煞费苦心地向阿拉伯人解说。但实际上阿拉伯人却把“国际法”看作是一个拙劣笑话，他们无法理解它，但看来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什么坏处：这个“和平条约”只是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而已。(56)
意大利行政当局和移住民的全部撤离，在政治上留下了一个真空；显而易见，赛义德·伊德里斯是阿拉伯人众望所归的人物，因为他是拥有大多数昔兰尼加人为其教徒的萨努西教派的首领，而且从1917年到1922年意大利入侵而他退居埃及以前的这段时间里又是当地世俗的统治者。因此，英国人邀请他回国，利用他的影响来平息阿拉伯人中发生的争执。但看来赛义德·伊德里斯的性格有优柔寡断、不可捉摸的倾向，“虽然这些性格有时在弱者同强者谈判时也许是一种聪明的反应”；(57)因此他认为在国家的前途尚未解决，他的地位尚未确定之前回国，“那将有损于他的尊严，并可能使军政府感到为难”。此外，他的称号问题也使他同军政府的关系更为复杂化。在夭折的1920年里吉马协定中，意大利给了他埃米尔的称号，(58)所有阿拉伯人也熟知他的这个称号，但英国又疑神疑鬼，怕因此而被人指责在签订和约前擅自改变该国地位从而违反了国际法，因此决定军政府只能称他为“阁下”。1943年11月，他的家属中有6人前来昔兰尼加旅行，他本人也于1944年7月访问昔兰尼加，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但在周游该国后，他又回到开罗去了。英国政府在同意大利举行和会以后，最后于1946年10月同意对他正式使用埃米尔这个称号。(59)
萨努西所抱希望的复活在利比亚阿拉伯部队中表现出来，这支部队的军徽就是以黑底上画着萨努西的白色新月和星为标记的，部队中的阿拉伯军官有不少人曾在1930年以前参加过反对意大利的战争。在英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占领期间，这支部队执行国内治安任务，实际上与军政府无关，此时军政府着手要从一些不那么爱国的分子中招募一支新的警察部队，就会产生一种危险，使利比亚阿拉伯部队有可能成为萨努西对军政府不满的一个中心。因此，在副首席政治军官的建议下，这支部队中的两个营于积极作战活动停止后仍予保留，并改编成为一支武装宪兵，名为昔兰尼加保安队，同时也把警察吸收在内。由于在沙漠的战斗中，作战双方都遗弃了大量的武器，要完全解除部族的武装是不可能的，但相对地说，严重的犯罪行为尚不多见。阿拉伯人表示合作，组织了自卫队巡视海岸，并协助捕获了两股敌人破坏分子。
1943年3月，军政府建立了阿拉伯人的文官制度，到1945年底，各区约共有350名土著官员，在班加西、德尔纳和马尔季3个城市约有100名土著官员担任负责工作，而在偏远的岗位上也有不少土著官员，在几乎没有英国人的监督下，负重要的责任。到1945年底，共有8所小学，20所初级学校和22所《古兰经》学校，入学儿童约计3 500名。在埃及教育部的合作下，解决了教科书问题，因而采用了埃及初级学校的课程，并迅即受到欢迎。军政府对大约4 500名犹太人的子女，也设立专门学校。尽管缺少人员、病房和设备，军政府扩展了原由意大利人创办的医院和药房。从意大利医务人员中留下来的仅有的37名修女，“由于她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不懈的忘我工作而受到了特殊表扬”。(60)
战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城市里的生活水平剧烈下降，那里的阿拉伯居民本来已习惯于使用电灯和自来水之类的现代设备，但苏莱曼（即巴尔迪亚）和托卜鲁克已被全部破坏，班加西也遭到严重的损失。然而军政府的使命仅仅是“照管和维持”，只是经过一再坚持才被授权设立公共工程局，并获得了必要的多数票在首都开始清理和修补由于轰炸而造成的破坏。在1944年到1945年间，工作有所进展，但即使在大战结束时，班加西的居民仍不得不在几处给水站取水，没有电灯和电话。正常贸易的恢复缓慢，使城市生活上的困难迟迟不得改善。另一方面，农民和部族的人则习惯于起码的生活水平和周期性的贫困，尽管他们的牧群损失很大，还能勉强维持生活。“军政府的惟一办法”只有招请阿拉伯人向敌产保管处用短期租借的方式，使用意大利人放弃的原属于利比亚殖民公司的农场。(61)这些农场是在大战爆发前不久意大利殖民高潮时建立起来的，还没有时间达到丰产，但绿山地区原有的4个意大利居民点的农场，根据1943年6月的“山区农场计划”，却很顺利地租给阿拉伯人耕种，由一名英国军官严密监督。最主要的农业区是在马尔季（巴尔切平原），意大利人曾在那里征用3万英亩连绵不断、适用于机械化耕种的大片土地。由于军政府直接经营这片土地，使昔兰尼加在1944年至1946年间做到了小麦和面粉自给，节省了船舶运输，虽然有人指出，在一个降雨量不稳定的国家里，要经常有这样的收成是不可靠的。
第六节 的黎波里塔尼亚
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意大利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撤退，这同昔兰尼加的情况是相反的。战前，这里的意大利居民总数达9万人，现在留下的约4万人（包括的黎波里市的18 000人在内）。为了使行政管理工作不致中断，决定继续留用许多意大利官员，他们合作得很令人满意。他们的留用获得了多数穆斯林居民(62)的同意，虽然具有政治头脑的少数人对之并不欢迎。意大利农业居民点为了安全起见，放弃了边远的农场而集中居住在一起，因为这些农场容易遭受土著大规模的劫掠。由于残留的意大利警察部队对此不足以应付，苏丹国防军的部队接替了警察的任务。意大利医生和护士几乎全部留了下来。他们通力合作对付当时在的黎波里市内和被意大利关在集中营里的2 000个土著犹太人（虽然“他们没有受到过分的虐待”）(63)中流行的斑疹伤寒，并在不久之后恢复了意大利医务人员过去的效率。在处理民用物资供应的问题上，发觉由于运输工具、灌溉用水泵和其他机械的意大利零件缺乏，意大利人的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同时，由于为轴心国供应皮革，当地的牲畜在1941年被大量屠宰。(64)当局虽然努力控制物价，但黑市猖獗，而第八集团军于突尼斯战役结束后和入侵西西里之前回到的黎波里塔尼亚，(65)使1943年的物价飞涨犹如脱羁之马。从意大利人的政治态度来看，没有理由担心他们有什么不轨行动。战争期间在西部省区虽曾发现过一个女特务，但间谍行为从未构成过威胁。作为旧统治结束的象征，4个高级法西斯官员遭到拘留；但在1943年4月，有两个自称是代表反法西斯政党的代表团请求军政府予以正式承认时，它们由于“领导人才干不足而未获鼓励”。(66)
意大利人早先征服的黎波里塔尼亚时，他们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在于利用当地居民派别之间政治上的分歧而不在于使用武力。
在党派、同盟、部族、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基督教徒与犹太人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在意大利人治理的年代里，他们在搞分裂活动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只要对意大利人当时的打算有利，他们就会在地形上、经济上或政治上找寻借口分化各部族。除了几个游牧的或半游牧的部族外（其中之一可能有三四千人），在人口数字上较为重要的几乎没有。在这样的部族制度或部族制度瓦解的情况下，不能期望这些部族会有统一的意志，或者会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士出来带头。(67)
因此，在政治领导人或政治纲领出现之前，已有一段时间过去了，尽管在战争带来的眼前经济困难有所缓和后，阿拉伯政界人士就立即开始要求归还意大利人征用的土地，(68)撤去意大利官员在军政府中的职务，尤其是意大利人的法官，并要求发展教育，(69)使人民为最后实行自治作好准备。1944年，当许多先前抵抗意大利人而流亡国外的阿拉伯人回来时，一个新组成的、获准自由发表政见的民族主义政党主张完全独立，“但是阿拉伯人对稳定其自己的政治组织，并未取得什么成就”。(70)
第七节 费赞
当英国第八集团军沿海边公路向西挺进，于1943年1月23日进入的黎波里市时，由勒克莱尔·德奥特克洛克将军（奉中东英军总司令之命）指挥而以乍得湖为根据地的自由法国部队，横跨沙漠700英里，占领了的黎波里塔尼亚南部的费赞绿洲，并宣布成立法国军政府。一个法国分遣队向北挺进，于1月21日占领了的黎波里以南100英里的米兹达，他们到达首都时只比英国人晚两天。1月26日，蒙哥马利将军和勒克莱尔将军同意，法国人继续管理的黎波里塔尼亚撒哈拉地区，北至北纬28度，东至东经18度，包括费赞在内。(71)但在3天后，勒克莱尔通知亚历山大将军，法国部队也已占领古达米斯绿洲、德尔杰和锡纳万一条20英里宽的地带，它与突尼斯东南边境邻接，还说据商定，这些地区也应由他们继续管理。(72)法国行政机构同在阿尔及利亚南部所采用的方式相同，大体上是一个正统的军政府，由当地驻军的指挥官们担任政治和行政官员。法国人希望把这个地区永久隶属于法属北非，(73)因此在经济上花了不少钱，把早先的黑人农奴安置在小块土地上，贷给种子，豁免税款，并开掘自流井，用水泵将水供给各户。(74)
第八节 意大利新政府的要求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海尔·塞拉西皇帝在1941年1月返回埃塞俄比亚时宣称，他回来是为了“恢复我的国家的独立，包括厄立特里亚和贝纳迪尔（索马里）在内”。他得到了厄立特里亚部分人民的支持。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少数有政治觉悟的穆斯林在解放后立即想到了最后的自治。实际上，他们之中无人惋惜意大利人的撤离。(75)但在1943年9月3日意大利停战后不久，意大利发言人就开始对归还在法西斯主义兴起前意大利的一些老殖民地提出要求，(76)这些殖民地当时是在英法两国同意之下获得的。早在9月26日，意大利流亡的自由派领袖斯福扎伯爵就曾对丘吉尔5天前偶然提到意大利帝国无可挽救地要灭亡那句话加以评论。他说：“我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只有墨索里尼把他罪恶地征服的埃塞俄比亚和愚蠢地征服的阿尔巴尼亚称作一个帝国。”斯福扎回国后，于11月8日宣称，应该允许意大利保留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说这些殖民地在法西斯主义兴起前是在非洲治理得最好的殖民地之列，并说失去这些殖民地，将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战后在意大利死灰复燃。(77)1944年3月18日，意大利政府的官方新闻处发布公告，邀请有意返回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人向“意大利非洲部”提出申请。(78)但在一个月后，英国陆军部表示，凡要回到那里去的人必须事前得到地中海同盟国部队最高统帅的批准，但迄未有人向他提出。(79)8月20日，当时已任博诺米政府不管部长的斯福扎在一次有政府人员参加的公开的盛大集会中说：
我认为西方国家为了它们本身的利益，应该让我们保留殖民地。伤害一个伟大民族的正当的自尊心不会不受到惩罚。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才认为我们即使在物质上丧失了殖民地而仍然有百利而无一弊，这就是各殖民国家认识到，把殖民地保持得最长久和把它们发展得最好的有效办法……是把所有的殖民地合并起来，使之隶属于一个巨大的国际联合组织而由一个混合管理机构来管理。(80)
另一方面，英国外交大臣却曾两次就议会要求作出的保证作了简明肯定的答复：（1）历届政府所作关于前意大利殖民地的声明继续代表英国政府及其盟国的政策；（2）英国政府反对将殖民地归还意大利，并严格遵守以前所作关于意大利帝国已经无可挽救地要灭亡的声明。(81)第二次作出的保证引起了意大利保守派报纸尖锐愤懑的评论。意大利总理博诺米在《纽约时报》记者访问时说：
现实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意大利摆脱了墨索里尼阻止它表达意大利人意志的束缚后，认为它已立即站在同盟国一边，同它们有一致的战争目标，追求共同的理想，并同它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用我的亲密的朋友克罗齐的话来说，“我们立刻感觉到我们站在战胜者的行列之中”。对这样的人民又怎么能够在每一个场合都要他们想起自己是战败者而应该接受被征服者的待遇呢？(82)
事情后来用外交手腕解决了，艾登在1945年1月16日回答下院对这个问题的质询时，就非常留有余地了：
意大利的战前殖民地的前途如何……有待缔结和约时由联合国加以讨论。……意大利政府现在无权要求归还它的任何一个殖民地。对那些殖民地的处理，部分需要在将来进行讨论。(83)
对此，一个美国新闻记者评论说：
英国政府认为，这一补充意见对十分关心鼓励和帮助意大利获得出路而回到民主阵营中来的同盟国当局来说，至少已把大门半开。那些同盟国当局正在与竭力利用谣言来大肆宣传意大利将被各战胜国肢解的意大利北方的法西斯宣传人员和他们在意大利解放区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斗争。(84)
4月5日，博诺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
“老的殖民地”受到十分明智的治理，特别是在法西斯统治之前的时期。因此，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居民与非洲的意大利人之间已建立了忠诚和团结的联系，并经受了一切考验。(85)
意大利前殖民地的前途如何，这个问题在欧洲战事结束时就是这样明摆着。这件事在旧金山未作讨论，意大利人曾担心可能会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在那里作出决定。至于联合国以后如何处理，在本丛书其他各卷中另有探讨。(86)
殖民地的意大利人口
〔资料来源：约瑟夫·斯泰法尼尼：《意大利在非洲的财产》（Giuseppe Stefanini：I Possedimenti italiani in Africa），第2版（弗洛伦斯，贝姆波拉德，1929年版），第54页，第144页，第218页；意大利，法西斯殖民研究所：《意大利殖民地年鉴，1935年》（Italy，Instituto Coloniale Fascista: Annuario delle colonie italiane，1935），罗马，卡斯塔尔迪，1935年版，第25—26页；伦内尔，第33页，第99页，第153页〕。
(2) 见埃文斯–普里查德：《昔兰尼加的萨努西》，第210页。
(3) 见下文，原著第421页。
(4) 见埃文斯-普里查德，前引书，第207页。
(5) 伦内尔，第142页。
(6) 沿海地区的平均气温为摄氏27°（华氏80°），而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以及厄立特里亚高地的气温则为摄氏20°（华氏68°）（参阅《意大利殖民地年鉴，1935年》）。
(7) 伦内尔，第162页；参阅英国情报部：《首先要解放者：英国在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军事管制纪实，1941—1943年》〔（Great Britain，Minis try Of Information：The First to be Freed: the Record of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Eritrea and Somalia 1941—1943），以下简称《首先要解放者》〕，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4年版，第60页。该书引自官方的报告说：“口粮在质量和数量上差得很远，每日工资不过1到3个里拉。男子只能和生长在同一庄园上的女子结婚。当地驻扎官根据雇主片面的指控所施刑罚是残酷和厉害的。”但是，有权威的英国人士也承认，战时的宣传夸大了这种强迫劳动制度的范围，它的影响所及，为数至多不超过总人口的1%〔参阅G·韦多瓦托等合编：《意大利在非洲的托管当局》（G.Vedovato and Others：Amministrazione fiduciaria all' Italia in Africa），弗洛伦斯大学，殖民研究中心，1947年版，第58—59页〕，至于在阿布鲁齐公爵村原有的庄园，在管理上比法西斯政权下新建庄园的情况要好得多；参阅下文，原著第394页。
(8) 伦内尔，第24页。
(9) 同上书，第36页。
(10) 当英国军政府最终在昔兰尼加建立起来的时候（1942—1943年冬），意大利人几乎已全部撤走，意大利的地名也相应废弃，恢复了先前的阿拉伯地名。
(11) 这支部队是由利比亚人自己发起组织的。参阅埃文斯–普里查德：《昔兰尼加的萨努西》，第226—227页；威尔逊：《海外八年》，第31页，第34页；以及“西部阿拉伯军队”，《阿拉伯世界》（“The Western Arab Force”，The Arab World），第4期（伦敦，1950年7月），第2—4页。
(12) 关于意大利人剥夺土地所采取的“法律”手段，参阅埃文斯–普里查德，前引书，第222—223页。
(13) 伦内尔，第31—39页。“在从班加西和其他城市撤退以前，韦维尔将军的部队曾对城市里的军事设施和公用事业进行了广泛的破坏，而在农村，特别是在班加西平原，还破坏了水井。……这一点被一本在中立国家里发行很广的叫做《英国人在昔兰尼加干了些什么？》（Che cosa hanno fatto gli Inglesi in Cirenaica）的意大利宣传刊物所利用。它对英国占领昔兰尼加的经过，作了极不真实的描绘，把他们自己挑起的战争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苦难，用来攻击他们的对手。昔兰尼加市古物部工场的照片被用来表示一所博物馆被毁的情况，而战争造成的损毁被用以证明当地居民的财产遭到肆意破坏。”（同上书，第243页；参阅威尔逊：《海外八年》，第64页）
(14) 见上文，原著第47—48页。
(15) 伦内尔，第56—57页。
(16) 19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统一仅仅是从西奥多在位时（1855—1868年）才开始的。他死后，提格雷的约翰尼斯四世从1872年到1889年是杰出的人物。只是到了他的继承者孟尼利克二世统治时，重心才最后从北方的古都阿克苏姆迁移到亚的斯亚贝巴。几乎延续到意大利入侵的时候，提格雷一直是个反叛的省份，尽管在那次危机中，它的首领塞约姆公爵（他是约翰尼斯四世的孙子）仍忠于海尔·塞拉西（佩勒姆：《埃塞俄比亚政府》，第49—65页，第356页）。
(17) 伦内尔，第73—74页。但这些行动却引起了皇帝对塞约姆公爵以及可能发生的提格雷分裂主义的复活产生怀疑。据皇帝的宣传员西·潘克赫斯特说，“塞约姆公爵获准恢复提格雷总督原职，但他拒绝适应新的思想意识，不肯放弃徭役和其他封建制度。本着埃塞俄比亚人温和大方的风尚，他退居为一个自由自在的绅士，在首都过着豪华的生活而无任何官职。他的儿子被任命代替他的职位，但毕竟年龄太轻，又缺乏经验，因此又另行任命了一个有能力的行政官”〔《英国对厄立特里亚的政策》（British Policy in Eritrea），第21—22页；参阅佩勒姆：《埃塞俄比亚政府》，第357页〕。
(18) 见上文，原著第53—54页。
(19) “阿比西尼亚政府承认了奥萨苏丹的独立。……两国之间的惟一关系是在议事室里关起门来议定的一项狡诈的，或者说是愚蠢的协约，根据这项协约，奥萨划入了埃塞俄比亚帝国的版图。地图上就是这样标着的，但奥萨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如果有些富于想象力的奥萨人知道有这么回事的话，他们也许会认为这对欧洲列强贪得无厌的欲望能稍微起到一些保护作用，但是并无迹象表明他们确知其事。”〔L·M·内斯比特：《沙漠和森林》（L.M.Nesbitt：Desert and Forest），伦敦，开普，1934年版，第260页〕
(20) 伦内尔，第141—147页；佩勒姆：《埃塞俄比亚政府》，第341—342页，第365页；参阅戴维·巴克斯顿：《埃塞俄比亚游记》（David Buxton：Travels in Ethiopia），伦敦，林赛·德拉蒙德，1949年版，第162—163页。
(21) 1943年的估计，以千人为单位：
（据朗格里格：《厄立特里亚简史》，附录C，第178页）。
(22) 伦内尔，第102—103页。
(23) 然而，使用埃及货币很不方便，一方面缺少足够的埃及钞票和辅币，另一方面整个前意属东非也希望有一种统一的货币，因此英属东非货币于1942年1月开始取代埃及货币，调换工作于当年5月1日完成〔伦内尔，第374页；《英国在非洲占领区的军事管制……1941—1943年》，敕令第6589号（1945年），第20页，把结束日期误为1941年4月30日〕。
(24) 这一兑换率（其他前意属殖民地归入英国军政府统治时也采用了这一兑换率）导致了里拉从大战爆发时的官价兑换率（1939年9月1日的兑换率是83.65里拉合1英镑）大为贬值，因此不仅受到轴心国宣传机构的尖锐批评，而且也受到保罗·艾因齐格在《金融新闻》专栏里的严厉抨击。但伦内尔勋爵曾解释说，1941年春在伦敦讨论前意属殖民地的货币和金融问题时，专家们的意见是，考虑到意大利本土存在着通货膨胀的趋向，规定以不太高于350至400里拉合1英镑的比率是现实的。事实上在东非的集市交易中，甚至意大利人也有提供300里拉以上的比率兑换1英镑的情况，因此中东总司令部提出在昔兰尼加使用200里拉合1埃及镑的比率将造成英镑流向敌人的漏洞。陆军部决定采用400里拉合1英镑的兑换率，但以后又发现由于东非战役的发展，印度卢比、东非先令和前奥国银币也都流入了市场，为了简化军需官和军队（大部分为非洲人）的手续起见，于1941年3月决定在所有前意属殖民地一律采取1里拉合1／2便士的统一兑换率（伦内尔，第364—365页，第367—369页）。
(25) 见下文，原著第391页。
(26) 伦内尔，第111页；参阅第97—123页。
(27) 1941年9月15日，厄立特里亚从中东总司令部划给新成立的东非司令部管辖，它的总部设在内罗毕，“主要是因为有些人从政治上设想，认为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是不可分割的”。但是由于厄立特里亚当时在技术和行政方面与中东总司令部关系密切，因此于1942年2月1日重又划归中东总司令部。此外在交通方面，在阿斯马拉和开罗之间建立了足够的空中运输线；相反，从厄立特里亚经过亚的斯亚贝巴到内罗毕的交通，由于埃塞俄比亚的权力移交给皇帝政府而变得不如以往了（普拉特：《战况报告》，第3714页；伦内尔，第129页）。
(28) 参阅《首先要解放者》，第45—47页。
(29) 《英国在非洲占领区的军事管制……1941—1943年》，敕令第6589号（1945年），第17页。
厄立特里亚的农业生产（以千公吨为单位）
〔伦内尔，第135页；到1945年，总数达66 100吨（同上书，第463页）〕。
(31) 《英国在非洲占领区的军事管制……1941—1943年》，敕令第6589号（1945年），第17页；朗格里格：《厄立特里亚简史》，第142页；伦内尔（第131页）提供的在“初步清洗”中所逮捕的人数约5 000名，其中不少人后来被释放了。
(32) 伦内尔，第131页，第142页；朗格里格：《厄立特里亚简史》，第152—153页；W·M·托勒，《每日先驱报》，1945年2月21日；参阅伦内尔，第159页，关于大战后期在索马里发生的“有名无实的法西斯复活”。
(33) 伦内尔，第125—140页，第462—464页。
(34) 同上书，第104页，第141页，第143页，第457—458页。
(35) 这些意大利人曾预先得到通知，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只限于战争时期，战后是否能继续存在不能保证（潘克赫斯特：《英国对厄立特里亚的政策》，第9页；伦内尔，第463页）。这些引起柯普特人不满的因素并未影响到从事游牧的穆斯林部族和高原上的穆斯林商人。
(36) 潘克赫斯特：《英国对厄立特里亚的政策》，第6—7页，仅反映了厄立特里亚的一面之辞。
(37) 潘克赫斯特：《英国对厄立特里亚的政策》，第2页和扉页。
(38) 引自一位厄立特里亚观察家：“厄立特里亚”（“Eritrea”），载《意大利殖民地的命运——给费边殖民局的报告》（The Fate of Italy's Colonies，a Report to the Fabian Colonial Bureau），伦敦，费边出版社和高兰兹，1948年版，第34—38页。潘克赫斯特小姐声称哈马西恩解放协会系在亚的斯亚贝巴“自发地形成”，“与政府无关”，此说很难令人置信（前引书，第6页；参阅第26—27页）。
(39) 潘克赫斯特：《英国对厄立特里亚的政策》，第10—21页，第32—36页。在1944年底访问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时，潘克赫斯特小姐“决心向〔情报部派驻厄立特里亚的代表〕芒福德少校提出抗议，反对该部发表文章主张英国吞并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省”（同上书，第27页）。
(40) 本节基本据伦内尔，第148—173页，第182页，第487—493页。
(41) 从1901年到1920年英属索马里兰的历史大部分是关于对一个“疯狂的毛拉”进行的战争，他不时地发动索马里部族起来反对异教徒；见贾丁：《疯狂的索马里兰毛拉》（D.J.Jardine：The Mad Mullah of Somaliland），伦敦，詹金斯，1923年版。
(42) 发现他们在秘密的地方私藏着枪支弹药。
(43) 解除部族武装的措施是引起潘克赫斯特一再对英国人大肆指责的根源〔《前意属索马里兰》（Ex-Italian Somaliland），伦敦，瓦茨，1951年版，第161页，第167页，第170—174页〕。
(44) 伦内尔，第155页。
(45) 《首先要解放者》，第66页。
(46) 根据《晨报》〔（Giornale del Mattino），1945年7月18日〕，意大利人在1941年设有8所医院和51个医疗中心。
(47) 见上文，原著第381页和注④（即本书第565页注③。——译者）。
(48) 伦内尔，第164页。政府直接出售几吨白糖，粉碎了店主和小商人对这种商品的囤积居奇（同上书，第165—166页）。1941—1942年冬，英国当局曾在近东各国采用同样办法，抛售更多粮食以打破当地的粮食垄断，却为近东的商人用更狡诈的手段所挫败；见上文，原著第122—123页。
(49) 伦内尔，第492页。
(50) B·P·尤瓦罗夫：《蝗虫的研究和控制，1929—1950年》〔（B.P.Uvarov：Locust Research and Control，1929—1950），殖民地调查研究刊物，第10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1年版〕，第27—30页。
(51) “烧碱进口的困难严重影响了肥皂工业，但军政府正在设法从当地一种植物的灰中提取苏打。生产硫酸的试验正在进行。相当数量的油漆、磁漆和合成松节油代替了进口货。军队正在协助吸收一部分皮革制品。……正在试验用小米酿制啤酒，酒精制造厂则正在生产各种饮料和工业燃料。意大利农场的奶油和乳酪、用土布机纺织的粗布、橡皮软管、干电池和火柴等也都在生产中。”（《泰晤士报》，1944年3月13日）
(52) 《英国和外国档案》（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第89卷，第37页。
(53) 下面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从占领昔兰尼加的初期起，〔英国人〕就想方设法要把留在那里的意大利人统统驱逐出境”〔马哈茂德·阿兹米：“利比亚问题”（Mahmoud Azmi：“La Question de Libye”），《外交政策》，1949年12月，第518—519页〕。
(54) 公告全文见伦内尔，第250—251页。1942年1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声明：“英王陛下政府决定，大战结束以后，昔兰尼加的萨努西徒众决不会再受意大利统治。”（下院辩论，第5辑，第377卷，第78栏）
(55) 海牙和平会议（1907年）：公约第4号，第43条：“合法的国家权力实际上已归占领者所有后，后者应尽力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地恢复和保证公共秩序和治安，同时，除非绝对不可能外，应尊重该国现行的法律。”
(56) 伦内尔，第252—253页。
(57) 埃文斯–普里查德：《昔兰尼加的萨努西》，第156页。
(58) 同上书，第126—156页；《概览，1925年》，第1卷，第101—103页。
(59) 伦内尔，第254页，第468页。
(60) 伦内尔，第257—258页。
(61) 伦内尔，第258页。
(62) 在的黎波里塔尼亚，“阿拉伯”一词比在其他国家中更被视为只具有语言上而不是种族上的含义。在65万土著居民中，大多数带有柏柏尔人血统，其中23%仍用柏柏尔语〔让·德普瓦：《北非》（Jean Despois：L'Afrique du nord），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139页〕。
(63) 伦内尔，第285页。
(64) 在各管区内，75%的牛、60%的绵羊、58%的山羊以及48%的骆驼已被宰杀（同上书，第276页）。
(65) 见A·西勒里中校：“的黎波里塔尼亚——占领15个月”，《双周》杂志（Lieutenant-Colonel A.Sillery：“Tripolitania，Fifteen Months of Occupation”，The Fortnightly），1944年8月，第89—91页。
(66) 伦内尔，第286页。
(67) 同上书，第284—285页。
(68) “为了私人使用土地的特权和开拓农业殖民地而实行的拍卖和征用大片土地，使利比亚人民的内心深处受到巨大创伤。对利比亚人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在那里，附着于土地的社会组织比在昔兰尼加要突出得多。”（伦内尔，第286—287页）
(69) 军政府原来的政策是：“英国军事管制政府只资助设有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课程并对各族都开放的学校。那些只对社会上一个集团开放、具有宗派或宗教色彩的学校一概不予补助”（同上书，第290页）；但后来我们阅悉：“意大利人的学校和教师有所增加。……1944—1945年新设立了30所阿拉伯人的学校。……对当地的犹太人和马耳他人作出了特殊规定。”（同上书，第465页）
(70) 同上书，第466页。
(71) 见贝尔内·韦尼埃：“费赞法令”（Bernard Vernier：“Le Statut du Fezzan”），《外交政策》双月刊，1947年5月，第190—191页。贾德鲁称（魏刚未予证实），1941年2月，英国人力图获得魏刚和北非法军的支援，表示的黎波里塔尼亚战后应归属法国（贾德鲁，第77页）。但至2月底，当昔兰尼加南部库弗腊绿洲的意大利驻军向以乍得为基地的自由法国军队投降时，英军中东司令部和戴高乐达成协议，英法联军留驻库弗腊，在缔结和约前两国国旗同时飘扬（让·皮雄：《利比亚问题》，第290页；参阅第313页）。为了准备利比亚于1952年独立，法国军队终于在1951年6月撤出库弗腊绿洲的塔杰〔《中东镜报》（开罗），1951年6月9日，第19页〕。
戴高乐在1943年1月17日给费赞5万居民的电文是耐人寻味的：“慷慨的、英勇的费赞人民，我代表法国向你们祝贺。法国的武装部队刚解放了你们，今后保证要保护你们。在费赞，如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法国是，并且将仍然是穆斯林的真正的、经过考验的朋友。由于我们的共同敌人已经战败，上帝的意志将使费赞重新在法国的权力下得到安宁。”（皮雄，前引书，第293页）
(72) 据可靠报道，法国占领区与英国占领区之间的分界线，在两国地图上有相当大的出入。
(73) “费赞地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西非和赤道非洲之间，成为法兰西帝国的一个枢纽。尤其是它还连接北非与赤道非洲。萨巴机场首先开辟航线直通突尼斯、乍得和赤道非洲各省，并通到更远的马达加斯加”〔让·德普瓦：《人文地理》（Jean Despois：Géographic humaine），《费赞科学代表团，1944—1945年》（Mission Scientique du Fezzân，1944—1945），第3卷（阿尔及尔大学，撒哈拉研究所，1946年版），第240页〕；又见韦尼埃，前引文地图和伦内尔，第292—293页。
(74) 《非洲与亚洲》，1952年，第2季度，第75—76页。
(75) “从占领开始以来，在昔兰尼加从未有人主张让意大利政府在任何形式下卷土重来。……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情况，显然同样如此，也不愿意大利人回来，但对将来如何，各种意见的形成费时较久。”〔D.C.C.：“利比亚民族主义运动”，《今日世界》（D.C.C.：“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Libya”，The World Today），1946年7月，第2卷，第338页〕
(76) 国会议员伊曼纽尔·欣韦尔1943年5月16日的发言对此提供了根据。他说：“如果意大利现在的法西斯政权由民主政治取代，我们也许可以考虑意大利收回以前的领地。……当然，这要服从当地人民的意愿。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整个北非委托国际共管，这对未来的世界和平可能更为有利。”（《新闻纪事报》，1943年5月17日）
(77)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3年11月10日；《泰晤士报》，1943年11月17日（国会议员艾弗·托马斯来信）。
(78) 全文载《信使报》（Il Corriere），萨勒诺，1944年3月18日。
(79) 《每日电讯报》，1944年4月20日。
(80) 《自由复兴报》（Risorgimento Liberale），1944年8月22日。
(81) 1944年6月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0卷，第1331栏；1944年10月4日，同上书，第403卷，第908栏。
(82) 《纽约时报》，1944年10月8日。
(83) 下院辩论，第5辑，第407卷，第137栏。
(84) 彼得·莱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5年1月17日，伦敦电讯。有关1944年英美两国在恢复意大利政府权力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参阅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63—1569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38—839页；英国版，第2卷，第830—831页。
(85) 《前进报》（Avanti），1945年4月7日。
(86) 见《概览，1947—1948年》，第121—123页；《概览，1949—1950年》，第4编，第4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