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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三章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独立要求
（1939—1942年）
“犹太人是具有非凡历史的平凡人”(1)
虽然在1939年第一季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叛乱连续不断，有248人被杀死，但英国人在1938年9月消灭了实质上属于无政府状态的局面以后，已在重振军威。阿拉伯的好战分子濒于力竭失败的局面。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虽然拒绝了英国1939年5月17日的白皮书，但白皮书所展示的在巴勒斯坦占多数的阿拉伯人10年后将获得独立的前景，却很有可能使温和派同一些极端主义分子分道扬镳。政府在农村中的权威已逐渐恢复。阿拉伯村民开始交出武器。可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把白皮书看作是英国的政策能为暴力和非法行为所动摇的朕兆。这时候，犹太复国主义者受到纳粹在整个大德意志境内加紧迫害犹太人的刺激，就要轮到他们来采取行动，发动规模异乎寻常的非法移民。(2)与此同时，一个小而干练的极端主义组织，修正派的伊尔贡—兹瓦伊—卢米（民族军事组织）已进行了多次恐怖行动。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会议号召所有年在18岁到35岁的犹太男女前往登记，以备紧急时刻服“民族兵役”，并起草了计划，如果政府最后执行白皮书中有关限制犹太移民和购买土地的规定，就进行消极抵抗。委任统治常务委员会于1939年6月给国联的一份报告曾指出，他们“认为白皮书的政策很难说是符合委任统治精神的”，(3)这份报告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受到极大的鼓舞。
但在英国对德宣战后，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就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忠诚支持英国。犹太恐怖分子的活动全部停止，前几个月一直在活动的非法广播电台也已停闭。对于已登记为“民族”服役的犹太男女，这时由犹太代办处向英国军事当局建议，把他们送到巴勒斯坦“得到承认的犹太部队”参军：最高服役年龄限制已提高到50岁，将近9月底登记截止时，登记的人数计男子86 000人，女子5万人，分别占适龄男女人数的71%和42%。然而这个建议因别具政治用意而未被英国当局采纳。(4)
阿拉伯人方面，由于几个重要领导人近两年来都不在巴勒斯坦，所以他们对这次战争爆发的反应，也就不是那么带有官方性质，但是当地名流则发表了声明，宣称他们乐于随时协助托管国，阿拉伯报纸也自发地号召当地阿拉伯人支持英国，同时并谴责恐怖活动。虽有迹象表明英国政府曾与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进行过谈判，但都一无结果；有关报道因全系来自阿拉伯方面而未经英国官方证实，其可靠程度也就难以估计。据说埃及和伊拉克首相（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已于10月15日离开黎巴嫩，为了使巴格达的政治空气更为自由）曾在巴勒斯坦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和英国之间斡旋。他们的首要目的是为依然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叛乱分子获得大赦，并为此目的劝导阿拉伯高级委员会不妨让白皮书政策经受一次考验。然而，据报道，伊拉克首相曾于11月11日对议会说：
阿拉伯人要求立即建立一个民族政府，而白皮书所定的日期却很遥远。阿拉伯人已经重新作出种种努力以求如愿以偿。我们希望立刻有个结果：关于白皮书中的种种疑点，既有几次声明加以澄清，则在移民问题一经解决之后，英国采取另一办法，在巴勒斯坦创立一个民族政权来平息阿拉伯公众舆论，并不是不可能的。(5)
次日，伊拉克首相来到开罗同埃及首相进行协商。从11月17日《穆克特姆报》的语气来判断，埃及首相似曾劝告不必如此急于求成：“如目前出于一些明显的、重大的原因不能修改白皮书的政策，〔英国政府〕有权做些事情出来以表明自己的态度”，等等。根据22日《金字塔报》报道，两位首相同英国大使会谈的结果即将转达英国政府和穆夫提；同日，贝鲁特《今日报》报道，阿拉伯人将向英国政府提出一项建议，接受白皮书以两年为试验期。但是第二天，叙利亚报刊发表了穆夫提亲属的一封来信，否认穆夫提或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在白皮书公布以后曾就巴勒斯坦问题考虑过任何建议。(6)在英国方面，高级专员于12月3日发布的公告终于成为谈判破裂的信号，他拒绝对“犯有或唆使犯暴行或刑事罪的人”给予免刑或大赦。
虽然年底以前阿拉伯内部的恐怖活动和抢劫行为继续不断，规模很大，但政治性罪行则有显著的减少，武装匪帮的活动一般在阿拉伯居民中间再也引不起任何民族自豪感。公共治安情况大有改善，所以〔9月29日至11月14日实行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管制撤销，宵禁解除……大批被扣押的人获释。(7)
12月1日，韦茨曼博士代表犹太代办处向英国政府建议招募一师犹太兵，打自己的旗号，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服役。(8)但英国政府对这一建议的用意及其不难推测的种种可能的意图怀有疑虑，因此宁愿招募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混合的“巴勒斯坦”队伍。“第一次公告是为皇家工兵部队、皇家陆军卫生部队、皇家陆军辎重兵部队和皇家陆军军械部队一共招募1 360人，接着又为工兵辅助部队招募两连人，每连600人。随后又在这两个混合连之外增加了一个全部是犹太人的尖兵连。”(9)1940年3月20日，英国殖民大臣在下院宣布，1 709名犹太人和392名阿拉伯人已登记到海外服役，一部分人已在法国。(10)另一些犹太人，既有修正派的，也有承认犹太代办处的权力的，则继续秘密进行使用武器的训练，凡被发觉的，英国军事法庭也继续予以处刑。
1939年底，对犹太族和阿拉伯族大多数居民来说，他们所考虑的主要是经济情况而不是政治：战争爆发时，数达三四百万英镑之多的提存使银行处境相当紧张；国库已停止对海法和特拉维夫市政当局的贷款；装运柑橘的船只不足，它的出口要占巴勒斯坦全部出口货的3/4，那时柑橘又已成熟待运；登记失业的犹太人已超过21 000人，或者说是犹太居民总数的4%左右，阿拉伯人的失业人数还不知底细。另一方面，据报道，政府在救济方面已用去7万英镑左右，还准备尽可能帮助解决装运柑橘的船只问题，但阿拉伯和犹太种植者不同意实行根据现有运输条件限制出口的定额分配制度。(11)1940年1月3日，高级专员宣布英国政府已授权他以75万英镑用于公用事业的贷款和补助来解救困难。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报纸都不断责难政府没有收购约占收成半数的剩余柑橘。(12)柑橘种植者的苦境，因银行宣布不再发放通常的季节贷款而加剧，因为大多数种植者都依靠这种贷款进行柑橘林的灌溉和全面培植。同归于尽的威胁使阿拉伯和犹太种植者联合起来，组成代表团向政府请愿。高级专员在4月15日答复时宣称，银行在政府保证分担风险的条件下业已同意对已核准的申请照旧办理贷款，但不能超过最高负债额。然而，他又补充说，“应该认识到在目前情况下，无论是银行或政府，对于柑橘行业提供的资金，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超过维持其生存或按照合理估计的出口量进行生产的需要。”他还宣布，本年度对柑橘田征收的农业地产税将减低5／8，最后还说，政府的援助以改善行业组织为条件。1940年10月颁布了一项法令，设立一个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代表参加的柑橘管理委员会，从而对该业从种植到出口的每一阶段，依法实行监督。(13)
不幸，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这一领域的利益一致，不可能扩大到政治方面。阿拉伯人自然期望政府能实行白皮书宣布的政策，即控制犹太移民入境和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与此相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戴维·本–古里安在1939年10月的一次演说中，却宣布“继续并增加犹太人的迁入”和“扩大我们拥有的土地”为犹太复国主义纲领中两个首要的内容。(14)韦茨曼博士且于1940年1月在纽约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次会议上说，“他相信白皮书并不是反映英国政治家风度的最终言论”，并且宣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准备利用任何可以促使它废止的时局变化。(15)皇家委员会1937年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建议，(16)促使犹太国民基金会比以往更加重视其购买土地计划中的政治因素：
在划定边界或类似问题提出来考虑的时候，优先考虑的是购买那些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区。例如，巴勒斯坦分治……提出的时候，基金委员会便加速在北方购买土地……特别是在上加利利买下了更多的边境地区的土地。……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也买了许多整块的土地，以便扩大目前犹太人的定居中心，巩固孤立的犹太人定居点，并扩大例如皮尔委员会拟作为边境的地区。(17)
1940年初，美国犹太国民基金会主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本委员会的政策一直是购买边境地区的土地，先发制人，借此尽量为可能实行的分治或分区准备地理条件。”(18)一年后，犹太代办处的法律顾问伯纳德·约瑟夫博士在加拿大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说：“战争的第一个年头里建立了8个新的定居点。……我们把这些定居点建立在国境边缘地区，以便在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保证整个巴勒斯坦将归犹太人所有，而绝不仅是一部分。”(19)然而，巴勒斯坦政府对这种有系统的土地购买策略的政治用意是敏感的，因此在1940年2月28日公布了土地转让条例，(20)从而执行白皮书第16段的规定，该段载明为防止产生大量无土地的阿拉伯居民起见，高级专员有权禁止和管理土地的转让。有3个地区划分出来：5月18日以后，A区土地禁止转让，但受让人如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属例外；B区土地的转让须经高级专员书面批准，但受让人如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属例外；C区土地的转让不受限制。
犹太代办处立即以经济上和政治上两方面的理由对此条例提出抗议。(21)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2月29日宣布总罢工，第二周，在一些主要城市举行示威游行，并大掷石子，其间死了两名犹太人，受伤的400多人，其中有25名警察和士兵。(22)3月6日，本–古里安通知总指挥官，他不准备采取任何积极步骤制止这些骚乱；但同日，由于英国下院就一项谴责政府批准不符合委任统治书条款而且未经国联理事会同意的条例的动议进行辩论，(23)骚乱停止。这一动议的支持者，自然要竭力强调委任统治书的第6款。他们争辩说，既然委任统治常务委员会大多数委员业已宣布白皮书与委任统治书不符，政府在未获国联许可以前就不应付诸实施。他们抗议说，土地自由买卖的C区仅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犹太人在该区原已拥有51%的土地，而巴勒斯坦总面积的63%则在禁区A。他们要政府证明阿拉伯人确实由于犹太人购买土地而被逐出家乡，并断言“许多阿拉伯村民”已向政府提出反对这些条例的请求书。(24)然而这些论点的基础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提出这项动议的菲利普·诺埃尔–贝克尔在其演说的结语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想法：“犹太人的智力和勇气具有一种生气勃勃的力量，能够开垦锡安山的荒土，在这种力量的领导和示范之下，中东沙漠不毛之地也能恢复生气。”(25)殖民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在答辩中指出，在委任统治书第6款以及该文件的其他条款中，都明确地载明了一种双重的责任：委任统治行政当局一方面要鼓励犹太人在这个国家里集中居住，同时也要保证另一部分居民的权利和地位不受歧视。在战争时期的非常情况下，不考虑巴勒斯坦的形势而等待国联的决定是不切实际的。对土地授受进行控制，多年以来一直是一系列的“公平和有权威的委员会所建议的”。在B区，犹太人购置土地仅仅是受到控制而不是被禁止，这一地区的土地占到巴勒斯坦全部面积的32%，(26)高级专员有权调整各区的范围。高级专员曾告诉他，犹太当局正竭尽全力为增购土地而四出接洽。犹太代办处硬说这些条例是“对阿拉伯人政治要求的让步，而不是保护阿拉伯种植人的措施”，这是不符事实的。虽然他提不出失去土地的阿拉伯人的统计数字，但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批无地的阿拉伯劳动者，就由于他们的帮助，叛乱才拖了一段很长的时期，否则是绝不可能的。(27)
我们目前不能冒险行事，让这个重大问题越闹越大。我必须告诉下院，最近几星期以来，我们已接到来自巴勒斯坦的一个极其严肃的警告：尽管外表看不出，但在这表面底下，阿拉伯村庄里面的情况已越来越不稳定，对于英王陛下政府关于保护阿拉伯种植者、农民和劳动者利益的公开保证，也越来越不相信政府具有诚意。该警告且称，那里的百姓会再次对托管国抱批评和敌视态度。(28)
然而，殖民大臣所介绍的关于治安问题的这些想法，却遭到陆军少校维克托·卡扎勒特的嘲笑：
对于阿拉伯人的不满情绪，我远不像我非常尊敬的朋友那么担心害怕。他到底怕谁呢？叛乱将从何而来？是汉志的军队会开来吗？是伊拉克会入侵巴勒斯坦吗？我想，我们在巴勒斯坦还有来自安蒂波德斯的几千军队，在叙利亚还有几万军队，有必要的话，可以召之即来嘛。(29)
还有一位乔赛亚·韦奇伍德上校，在1938年阿拉伯人叛乱时期，就曾出版过一本小册子，鼓励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朋友们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又再次提出那个建议。(30)上次在1939年5月22日至23日的两天辩论后，对白皮书进行的不信任投票仅以89票之差（179票对268票）遭到失败，可是在战争爆发6个月以后进行辩论的这项动议，则以几乎两倍于上次的票差（129票对292票）而被否决。在这些事件之后，从战事发生以来一直偃旗息鼓的希伯来语非法电台又开始对政府政策进行新的攻击，犹太领导人也拒绝了总指挥官的建议：犹太族人要得到合法的保护措施，就必须上缴非法持有的武器，或申报手中的武器数量。(31)
然而，当德国开始入侵西欧时，犹太代办处又重新提出建议，愿意募集一支犹太军队并将巴勒斯坦犹太民族的工业和科学资源供应同盟国在中东的基地。(32)丘吉尔因急于想把已经调往巴勒斯坦镇压阿拉伯人叛乱的英国正规军11个营调回西欧，因此便抓住可把犹太人武装起来进行自卫的前景，辩解说：“我们始终可以利用我们截断他们和外界往来的海军，还可以利用其他友好势力，以阻止他们向阿拉伯人进攻。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及早撤退，而我们的军队撤离后，不能让他们手无寸铁。”(33)但是高级专员则明确地指出，武装犹太人会有激怒阿拉伯人的危险，据说穆夫提已在5、6月间多次派出专使前来巴勒斯坦调查研究有无使阿拉伯叛乱复活的前景；(34)军事当局对此也持异议。而丘吉尔则宣称：“高级专员，和其他人员一样，也必须服从国家最高的需要”，(35)并在6月6日写信给当时的陆军大臣艾登：
获悉由于当地的反对，从巴勒斯坦抽调几个营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我对此深感遗憾。韦维尔将军只根据他自己的观点来估计形势，这是很自然的。而我们则必须考虑建立一支劲旅。……我确实认为你和劳埃德〔殖民大臣〕与艾默里〔印度事务大臣〕应该使我们从东方和中东事务陷入的僵局中摆脱出来。(36)
6月25日，他对劳埃德勋爵抱怨说：
你的前任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因武装问题而施加了残酷的惩罚，致使本无必要留下的部队不得不为了保护他们而被牵制在那里。务请确切告知，犹太人用以自卫的有些什么武器和组织。(37)
他认为劳埃德是“一个彻底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而亲阿拉伯者”，3天后又对劳埃德说：
你和我们不得不把大量迫切需要的军队留在巴勒斯坦，证明了你所主张的政策是错误的……总数可能有2万多人。这就是我们几年来坚持反犹太政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当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斗的时刻，竟为了支持只有一部分保守党人所赞赏的政策而使这些十分庞大的部队不能动用，我认为简直是件丢脸的事。
我曾希望你对巴勒斯坦的局势会从大处着眼，把调出英国驻军作为当务之急。我当然不能赞同你为我草拟的那个答复。我根本不能承认在中东和印度的阿拉伯人的感情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受到伤害。现在我们同土耳其人的关系如此友好，我们的地位更加稳固了。(38)
8月12日，丘吉尔仍向韦维尔埋怨说：“我认为驻在巴勒斯坦的大批部队并未受到合理的使用。事情的关键在于充分武装犹太移住民，使他们能够承担自卫的责任。”(39)韦茨曼在这一问题上同首相曾有过书信往还，9月间他在一次同丘吉尔、布伦丹·布雷肯和罗伯特·布思比一起出席的午餐会上带来了一份规划大纲，这个大纲立刻经过加工，成为给帝国总参谋长的一份备忘录：
1．招募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在作战部队服役，组成犹太营或较大的编制。
2．“殖民部坚持在巴勒斯坦招募人数大致相等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特种部队。由于在巴勒斯坦招募的犹太人必然要大大超过阿拉伯人，过剩的犹太人可送往埃及或中东其他地区受训。”
3．“立即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中首先选拔足够配备一个犹太师的军官干部，并送往埃及受训。”
第4和第5两条述及建立一支犹太“沙漠部队”和在英国招募外籍犹太人等事项。
丘吉尔在第二点上“对外交部作出了让步；在其他各点上，他无保留地持合作态度。……情绪很高，丘吉尔先生兴致勃勃，富有感染力。……可惜军事当局都不太容易应付。”(40)然而，巴勒斯坦人已应募加入皇家空军的地面部队；9月14日宣布成立一个步兵营，隶属“英国步兵第三团”，由两个犹太连和两个阿拉伯连组成，每连200人，担任巴勒斯坦的防御任务。犹太连立刻有人前来应征，因此在10月1日即告额满，而阿拉伯连的招募工作则进行缓慢，部分由于来自巴格达的穆夫提所鼓动的宣传，部分也因为阿拉伯人对战争的任何一方都缺乏热情。(41)他们认为英国是犹太民族之家的炮制者和保护人，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疑轴心国的动机，特别是自埃塞俄比亚战争以来意大利的动机。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月刊《新犹太》驻巴勒斯坦记者对于“英国步兵第三团”成立单独的犹太连却作了如下的评论：
这件事可视为战争开始以来一直在为之进行长期斗争的一项原则的胜利。从此以后……在反对那些残酷无情的国家的战争中，特种犹太战斗部队将同英国人及其同盟军并肩作战。他们将以犹太人的身份作战，他们不仅代表全世界广大的犹太人作战，而且代表犹太人民当前在巴勒斯坦的政治核心作战。“巴勒斯坦人”这个含糊的字眼，虽然在某些方面还在使用，但是必将被取消，犹太人拒绝在这次战争中用假名作战；这不符合犹太人的尊严，而对具有民族觉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这几乎是办不到的事。(42)
犹太移民，加上购买土地，为建立民族之家打下基础；但这种移民同样受到可恨的白皮书的限制，结果，从欧洲逃避迫害而非法迁入的犹太难民，增加到异乎寻常的程度。殖民大臣在1939年7月20日就曾宣布，自4月1日以来，非法移民人数已达5 500人左右，另外还有4 000人左右正在前来巴勒斯坦途中：总数已超过了为下一阶段自1939年10月1日到1940年3月31日6个月中所考虑的合法移民的限额，因此不再为这一阶段的移民签发证件。从1939年7月1日到9月30日这一段时间查明属实的非法移民人数为6 323人（包括上述4 000人在内），不过后来输送的速度减慢了，这无疑是战争爆发后欧洲加强了安全措施的结果。(43)但是1940年秋来自巴尔干的报道指出，非法移民又已恢复，英国政府于是决定不准任何来到巴勒斯坦的非法犹太移民逗留该地，但将在帝国殖民地范围内为他们另行提供一个避难场所。作出这项决定是出于“既是广义的，也是狭义的”安全理由，就是说“部分地是由于巴勒斯坦当前的劳动情况”，最近据犹太人方面的资料估计，犹太工人有25 000人到3万人失业或只有临时工作，连同他们的家属共占犹太人总数的1／4，“部分地是作为一项战时措施……以防可能渗入一些会妨碍盟军在近东进行军事活动的人”。(44)11月11日，载有1 771名非法移民的两艘船在巴勒斯坦西海岸的海面上被截获，并被带到海法港。英国当局拒不准许他们登陆，引起了整个犹太族人广泛的抗议，最后发展到11月20日全国犹太人的总罢工。当天广播了如下的公报：
英王陛下政府并非对于从德国控制地区逃出的难民缺乏同情心。但他们负有管理巴勒斯坦的责任，必须保证国家法律不遭公开蔑视。
况且，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只能认为恢复非法犹太移民会对当地局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并构成对英国在中东的利益的严重威胁。他们因此决定，乘客……不得在巴勒斯坦登陆而将被放逐到一个英国殖民地……并将在战争期间把他们拘留在那里。
最后如何安置他们将是战争结束时考虑的问题，但这不是说他们将留居在被遣送去的地方或是他们应该去巴勒斯坦。今后凡属抵达巴勒斯坦企图非法入境者，将采取同样行动来处理。(45)
据报道，高级专员的秘书长曾通知犹太代办处代表，英国政府决心拒绝非法移民入境，
唯恐在准许他们入境之后引起其他人蜂拥而来，使白皮书失其效用。高级专员对此深为关切，怕允许这些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之后会使英国同阿拉伯人的关系，特别是和伊拉克的阿拉伯人的关系，进一步趋向紧张。(46)
经安排，准备用当时停泊在海法港的“佩特里亚”号轮把非法移民转送到毛里求斯。(47)与此同时，第3艘非法移民船又于11月24日抵达海法港，因此，经决定将该船的乘客移到“佩特里亚”号轮上，把它装满。但在25日，“佩特里亚”号轮发生爆炸，船身倾侧，1小时15分钟后沉入港口海底。船上1 500名乘客大部分获救，但有252人丧命，其中大多数是难民，还有一些英国警察。接着便发生了一场反对巴勒斯坦政府，特别是反对高级专员的犹太人群情激昂的运动，12月19日，海法的移民机关被炸。一个调查委员会随后查明，“佩特里亚”号轮是由上煤时在煤里安放的一枚炸弹炸毁的，船上至少有一人是同谋者。(48)
在恢复非法移民的同时，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目标也有了新的重点。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力曾认为只要托管国准许他们移民入境并购买土地以建立民族之家，也不过分强调其原来一贯强调的目的，即“把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共和国”，是为上策。在英军正被用来击破从1936年到1939年的阿拉伯叛乱的时候，急于要求建国，更是失策。但1939年12月17日，韦茨曼在英国海军部却对丘吉尔说，“战后，我们想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有三四百万犹太人的国家。”(49)在通过土地转让条例以加强贯彻白皮书使犹太人永远处于少数地位的意图之后不久，犹太人对建立共和国或国家的要求又被提到了突出地位。1940年10月11日出版的《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为庆祝（犹太）巴勒斯坦基金会成立20周年纪念，刊登了一篇社论，题为“创建中的国家”；在同一期上，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塞利格·布罗代茨基教授写道：“我们必须准备一项政策……赋予伊休夫和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的民族地位和国家地位。”(50)在12月6日出版的同一周刊中，一个巴勒斯坦犹太人兹维·瓦迪写得更是直言不讳：
还我巴勒斯坦，一个能容纳所有希望在自由土地上过自由生活已渴不可耐的几百万犹太人的巴勒斯坦。至于那几十万住在周围是人口稀少、土地广阔的自由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将怎么办？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也不能指望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单是和我们有关。……
如果委任统治还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要求大不列颠把它置于殖民部的管理范围之外。这样就不致从狭隘的殖民利益出发，而将从世界性的大问题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问题，从而这个人为扩大了的阿拉伯问题也就会显得不过是件不足道的小事而已。(51)
1941年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有2 000多名美国犹太人代表出席的巴勒斯坦联合呼吁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大会表示：希望同盟国事业的胜利，将维护和永久确立个人的和民族的自由、平等和重要性的原则，因而在战争结束时将导致：
1．在犹太人居住的一切国家内，他们将享有平等的个人和集团的权利；并根除一切以任何形式出现的种族、宗教和民族歧视。
2．将巴勒斯坦建立为一个犹太共和国。(52)
3月29日，韦茨曼博士本人在芝加哥宣称：“在民主国家取得胜利后，必将出现一个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利比亚的阿拉伯大国的联邦。紧靠着这个阿拉伯联邦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是可能的。”(53)至于要求享有国家地位的动机，则由工党领袖伯尔·卡茨纳尔森作了如下的分析性说明：
国家的地位不是我们的方案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假如能有一个能保证犹太人大量自由移入和聚居在巴勒斯坦的政权，那么成立这样一个政体的犹太国就会成为次要的问题。但我们近年来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得到教训：在世界历史中现在这个时期，只有一种政体能保证这些条件，那就是一个犹太国。……如果说我们过去对于立即建立犹太国的要求曾经加以阻止，那只是因为我们感到我们迄今取得的成就还不足以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担心过早提出建国的要求可能会造成重大的损害。
其后来了皮尔委员会里的一些英国政治家，他们建议成立一个犹太国。他们甚至提出一些我们一直犹豫不决未敢提出的事情——人口的转移。……这个问题在几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了，甚至以前一直反对建立犹太国这种主张的人们也成为皮尔建议的热烈支持者。许多人之所以反对皮尔委员会的结论，不是因为他们反对建立一个犹太国，而只是由于建议中没有为建立一个职能国家提供条件罢了。
把巴勒斯坦变为一个犹太国的问题，同它对周围地区的关系问题无疑是密切联系起来的。近东问题将如何解决，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相信存在着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应根据这个原则同阿拉伯人进行谈判。……
我们应该对阿拉伯人说：如果你们不再给我们制造麻烦，如果你们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犹太国家，我们是愿意协助你们为谋求团结和独立进行努力的。在这个基础上有可能获致相互谅解和相互合作。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种立场会马上获得阿拉伯人的同情。他们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这样的建议，但最终他们是可能会接受的。(54)
与此同时，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内厄姆·戈德曼博士明确了这个拟议中的国家或共和国的疆界：它将包括整个巴勒斯坦，并且必须要求将其活动范围推广到外约旦，即使该国的地位不同于巴勒斯坦。(55)现在轮到韦茨曼做出他后来描绘成为“伸出我们友谊之手”的那种姿态了：
必须……清楚地让阿拉伯人知道，犹太人将会受到鼓励在巴勒斯坦定居，他们将管理自己的移民事宜；这里有志于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以获得自由和自治的犹太人，是能够达到目的的。……
在那个国家里，所有的国民将不分种族或宗教，一律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和政治权。此外，阿拉伯人在内政上将享受充分的自治权。但如有任何不愿留居在犹太国中的阿拉伯人，则将给予他们各种便利，使他们迁移到许多土地广阔的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国家。(56)
正当整个战争在远东、中东，同时也在俄国前线处于最危急阶段的时刻，约有600名美籍犹太复国主义者和67名其他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自1942年5月9日到11日在纽约比尔特莫尔旅馆举行会议。由于欧洲犹太人生灵涂炭的惨状，最近“斯特鲁马”号轮上来自欧洲的768名难民的罹难丧生，(57)以及向英国提出成立一支使用自己旗帜的犹太战斗队伍的要求又未能如愿以偿，(58)与会者的情绪异常激动。在本–古里安有力的领导下，他们表决通过了一项决议，强烈要求：
巴勒斯坦的大门必须打开；必须授权犹太代办处管理巴勒斯坦的移民入境事宜，必须授予犹太办事处为建设国家，包括开拓无人居住和未经开垦的土地的必要权力；巴勒斯坦必须建成为一个犹太共和国，纳入新民主世界的组织。(59)
4年后，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的一位美国成员宣布：“比尔特莫尔计划是根据战后将立刻把几百万犹太人转移到巴勒斯坦这一设想而制订的。”(60)尽管本-古里安在这次会议上和会议以后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有力制订者而声望日高，但韦茨曼的演说，表明了他也并非缺少热忱。(61)两人之间的差异只不过在于韦茨曼具有30多年在国际上游说的经验以及因此而具有的高超手腕，所以比本-古里安这位伊休夫的劳合·乔治更善于运用外交方式来推行犹太复国主义的方针，使可能引起的反对小到最低程度。(62)
巴勒斯坦政府对不断要求成立一支犹太军队的态度，由《泰晤士报》驻耶路撒冷记者在1942年5月30日的一篇评论中吐露出来：
鉴于一些年深日久和具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目前只是暂时得到解决，现在重要得多的是保持巴勒斯坦内部的平静和继续搞战时的基本工业，不是进行募兵或支持敌对民族之间任何一方的民族主义野心而把整个局势弄糟。
关于这一点，凯斯特勒后来曾评论说：
就英国从1939年到今天〔1949年〕对中东政策的这个范围而论，巴勒斯坦政府的看法在逻辑上是正确的。犹太旅的老战士正如政府预见的那样，后来成为以色列陆军的核心，成为打败阿拉伯人的决定因素，而这些情况，等于是英国政策的失败，事实上也正是如此。(63)
但在1942年4月到7月期间，由于德国在西部沙漠的威胁增长，(64)通过犹太官方组织的努力，应征参加英国军队和地方防御的犹太新兵大量增加。7月1日，英国殖民部次官说，现在当地的犹太防御组织已被视同英国的国民军；犹太人定居点的警察已经武装起来，其他的团体，在教官和武器有着落的时候，也在进行训练和配备。英国军事当局同一个“与哈加纳有联络的犹太代办处的特别支部”商定，万一德国侵犯巴勒斯坦时，那个非法军事组织将在地下斗争中进行合作，同时在一个犹太定居点设立了一个犹太突击队员的培训学校，这（据说）使巴勒斯坦政府和警察感到处境为难。(65)8月6日，在下院就创设犹太防御部队问题进行辩论之后，陆军大臣宣布设立一个巴勒斯坦步兵团，其中包括两个分别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步兵营，在中东服役；原有的几个巴勒斯坦“步兵连”将合并进去，并希望在不坚持两族人数严格相等的条件下至少增募1万名士兵。(66)犹太复国主义者一面欢迎这个决定，认为这是对达到他们的目标又迈出的一步，一面也明白指出，他们将继续坚决要求有一支在自己旗帜下作战的犹太部队；(67)在美国，一个争取建立一支犹太军队的修正派（过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有1 521个知名人士签名的宣言，这些人中包括了1／3的参议员，那位当时还并不出名的“尊敬的哈里·S·杜鲁门（密苏里州的参议员）”也在其内。(68)
秋季中，有关纳粹统治下加剧迫害犹太人的消息不断传来。(69)10月29日，英国犹太人代表理事会组织了一次群众性的抗议游行。接着在11月2日又举行了巴尔福宣言签署25周年纪念庆祝活动。11月10日，犹太复国主义总理事会行动委员会（当时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是最有权威的机构，因为那时由于战争关系，既不能召开犹太复国主义世界代表大会，也不能召开其理事会），在本-古里安的提议下，以25票中的21票通过了比尔特莫尔计划，投反对票的是左翼代表，他们之中有人主张建立一个由两个民族组成的国家。(70)11月24日，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主席拉比斯蒂芬·怀斯宣布，国务院证实了美国犹太人各组织收到的报告，希特勒已命令在年底以前消灭占领区内的所有犹太人，而且将近200万犹太人已被消灭或被驱逐出境。(71)12月2日，全世界犹太人举行哀悼一天。8日，美国犹太人各组织的代表由怀斯率领向罗斯福总统递呈了一份备忘录，12月17日同盟国政府联合发表宣言，“用最最强烈的语言痛斥惨无人道的、野蛮的灭绝政策”。
1941年5月，在获悉伊拉克发生拉希德·阿里暴动和德国飞机前来支援的消息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那些支持穆夫提的人蠢蠢欲动，但未得到全体居民的支持。拉希德的溃败据说还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随后盟军进入叙利亚又引起了对叙利亚独立的希望。当穆夫提的几个侍从人员在波斯被英国人捕获，穆夫提本人于1941年10月28日到罗马托庇于轴心国时，穆夫提拥护者的威望便进一步受到损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日后对待犹太人会变得比较和好些。与此同时，他们（同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利用维希军队在叙利亚遗下大宗武器的机会，大规模地把这些武器偷运到巴勒斯坦贮藏起来，以备日后万一之用。(72)如果隆美尔率领的德国军队在1942年夏季到达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会全力袭击犹太人的，但在1938年到1939年的动乱中他们在作战人员和物资方面的损失，以及目前农民将产品以高价售给城镇和军事当局的这种对农民有利的经济情况，却又是抑制过早采取行动的因素；所以事实上没有发生什么风波。因为侵略的威胁减小了，温德尔·威尔基在周游世界期间在耶路撒冷发表意见说，谁在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大，在最后解决时，谁就受赏多。他的意见引起阿拉伯报纸的一位记者询问说，阿拉伯人是否确实尽了他们的全力，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是否已使他们在开圆桌会议举行和谈时有资格大胆要求分享胜利的果实；正在筹建中的巴勒斯坦步兵团（记者继续说）是一个有助于他们决定命运的机会，是在算账那天可能使用的武器，人民的领导人应该专心致志地认真考虑这个问题，青年人应该前来应征。可是截至年底，自从战事发生以来应征的总人数还不过占阿拉伯族人数的0.83%，而犹太人应征的比例却是3.9%。(73)
因此，当战争达到“初期之末”，群龙无首的阿拉伯人正在模模糊糊地想着“算账日”的时候，犹太人却迫于他们的同胞和同教者在轴心国占领的欧洲地区处于死亡惨境，又认识到英国人不会强迫阿拉伯人进一步同意让大批犹太移民迁入巴勒斯坦，正在义无反顾地沿着自己主张的道路前进。不可能指望犹太复国主义者理解这样一种情况：成千上万的希腊人、波兰人、捷克人从轴心国欧洲逃出来后已在巴勒斯坦找到暂时避难之所，而受到虐待更甚于任何其他民族的那些犹太人，虽能逃出纳粹魔掌，却被拒于正是他们曾获允许建立民族之家的这个地区之外。(74)也不可能指望他们会理解英国政府及其官员处于啼笑皆非的尴尬局面，这种局面是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玩弄两面（或三面）手法遗留下来的：一方面是他们天生的人道感，一方面是担忧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安定，这种安定是战争成败所系，如今端赖全体阿拉伯人行为检点，真是千钧一发，倘犹太人大批迁入巴勒斯坦，就可能加以破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75)他们当时没有仔细回想一下，那个强大的美国尽管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解决”办法感到满意，但自1933年以后，它本身准许入境的犹太难民就微乎其微。(76)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巴勒斯坦重建为犹太共和国的纲领，已经坚持（即使不是很公开地）了25年，并已在比尔特莫尔会议上毫不含糊地予以重申，而在自由国家的650万原持怀疑态度的犹太人，则由于欧洲犹太人遭受空前灾难而比以往更加团结一致地支持这一纲领了。当时巴勒斯坦犹太族的人口估计已超出了50万的大关，这件事本身虽属偶然，但对进行宣传，使人深信伊休夫在目前至少是犹太国家的核心，则具有非同小可的心理作用。(77)
(1) N·巴卢博士，《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10月15日，第9页。
(2) 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贯争辩说，超过白皮书限额的秘密移民是合法的，因为委任统治常务委员会没有承认那个文件；即使撇开法律问题不谈，自从委任统治开始以来，这种超过巴勒斯坦政府收容限额的秘密移民活动事实上一直在进行。白皮书公布时，据信暗中移入这个地方的犹太人已达3—4万，“犹太代办处确实在官方的估计数字之外增添了37 000人”〔巴勒斯坦政府：《巴勒斯坦概览，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向英美调查委员会提供的情况介绍》（Palestine Government：A Survev of Palestine Piepared in December 1945 and January 1946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Committee of Inquiry），以后简称《巴勒斯坦概览》第1卷，第2卷，巴勒斯坦，政府印刷局，1946年版，第1卷，第210页〕。
(3) 参阅《概览，1938年》，第1卷，第424—425页，第465—479页。
(4) 《巴勒斯坦概览》，第1卷，第56—57页；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关于巴勒斯坦的文件和信件，1939年8月—1940年3月》（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Documents and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Palestine，August 1939—March 1940），伦敦，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1940年版，第24页。
(5) 《现代东方》，1939年12月，第653页。
(6) 《现代东方》，1939年12月，第653页。
(7) 《巴勒斯坦概览》，第1卷，第57页；参阅同上书，第2卷，第599页；《现代东方》，1939年11月，第591—592页；1939年12月，第654页。
(8) 韦茨曼，据《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1941年11月10日。
(9) 《国际新闻公报》（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1941年3月22日，第18号，第325页。
(10) 下院辩论，第5辑，第358卷，第1960栏。这一阶段居民登记人数与其总人数的比例，犹太人为阿拉伯人的10倍多（0.38%∶0.037%）。
(11) 阿瑟·默顿，《每日电讯报》，1939年12月27日。
(12)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0年1月11日，第5页；《巴勒斯坦》（Filastīn），1940年2月1日和5日。
(13) 《巴勒斯坦邮报》（Palestine Post），1940年4月16日；《巴勒斯坦概览》，第1卷，第340—341页。
(14)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39年10月26日，第6页。
(15) 《纽约时报》，1940年1月17日；参阅韦茨曼：《磨炼与错误》：“我们曾希望当最后无需再厚颜无耻地抚慰纳粹和阿拉伯领导人的时候，种种反移民的规定将会放松。”（第417页；韦茨曼之不能理解英国需要继续不断地“抚慰”阿拉伯人，不能再明显了。）完全由于不赞成慕尼黑协定而脱离英国内阁的达夫·库珀于1940年1月在华盛顿对巴勒斯坦联合呼吁会的演说，使犹太复国主义者深深沉湎于这种希望。据当时的报道，达夫·库珀曾说，“在这种环境之下〔‘在对犹太人进行的这种空前恐怖的迫害之下’〕，英国有责任为犹太人做的事情应比它先前答应和打算做的更多而不是更少。在犹太人那块相当于威尔士面积大小的土地上，他们的安全和独立应该得到保证。……如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愿再留在那里，那么广阔的土地有的是，等待他们去扩展，应为那些不愿留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提供各种援助以便他们移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0年1月11日，第3页）“相当于威尔士面积大小的土地”指整个巴勒斯坦。
(16) 《概览，1936年》，第742—747页。
(17) 1939年犹太国民基金会向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所作两年一次的报告。在随后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报道中，举出了犹太定居点为巩固其占有土地所采用的办法的例证：“我们的土地是分散的，东一块，西一块，两块之间夹着阿拉伯人的土地。在那个地区还有一些属于巴勒斯坦犹太垦殖协会所有的犹太人土地，我们本应把这些土地弄到手，但阿拉伯人已捷足先登，占有了这些土地。因此，我们贿赂英国人，贿赂阿拉伯的村长和农民，尽力设法把这些土地弄回来。对有些土地，我们还采取了起诉的办法，还有些地方我们用武力对付少数阿拉伯人。”〔约哈南·拉马蒂：“桥”（Yohanan Ramati：“The Bridge”），《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51年5月4日，第11页〕
(18) 《新巴勒斯坦》（New Palestine），1940年1月12日。
(19) 《加拿大犹太复国主义者》（Canadian Zionist），1941年2月12日。犹太代办处政治发言人后来指出，正因为1937年皇家委员会鉴于贝桑地区和加沙以北地区当时并无犹太定居点而从未考虑把这两个地区包括在计划中的犹太国范围之内，所以到1947年时，犹太人在贝桑建立了12个定居点，在加沙以北的地区建立了30个定居点，这就使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将该两地区都划归了以色列〔沃尔特·艾坦：“犹太国疆域的划定”，《巴勒斯坦联合呼吁报》（Walter Eyton：“Mapping the Jewish State”，Joint Palestine Appeal News），《犹太复国主义评论》副刊，1948年2月27日，第2页〕。
(20) 英国外交部：《巴勒斯坦土地转让条例：给国际联盟秘书长的信，1940年2月28日》（Palestine Land Transfers Regulations: Letter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28 Feb．1940），敕令第6180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0年版）。
(21) 犹太民族会议发表的声明宣称：“甚至英国政府也休想在我国〔原文如此〕这里通过实施歧视我们种族的法律来侮辱我们。这里不是德国。……凡是保护犹太和阿拉伯农民的公正的、平等的法律将会受到我们真诚的支持。”一周前，世界精神中心党协会曾在耶路撒冷发表一份声明，谴责这些条例，并“追述了《圣经》中万能的主给以色列儿女的一段话：‘你眼前看到的一切土地永远给你们和你们的后代’”（特雷弗：《在白皮书内》，第41页，第43页）。
(22) 见《巴勒斯坦概览》，第1卷，第59页；《纽约时报》，1940年3月1—8日；《犹太复国主义评论》，3月7—29日。巴尔福的侄女布兰奇·达格代尔夫人后来断言：“犹太人的几次抗议大会，大部分是秩序井然的，但当‘意外事件’发生时，警察对付他们的手段即使不说是野蛮，那也是无情的”〔“巴勒斯坦和战争”，《现代评论》（“Palestine and the War”，Contemporary Review），1940年11月，第526页〕；但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却有充分材料证实扔石子的行为，3月6日那天的报纸就有一篇报道可作佐证，报道的内容是一位刚从耶路撒冷抵达罗马的“可靠人士”所提供的，因此逃避了巴勒斯坦当局的新闻检查，这位“可靠人士”描述了人数在15 000人以上的犹太人群，在特拉维夫一些主要街道筑起街垒，警察最初向他们头顶上空开枪，继而向他们脚下开枪都未能奏效之后，他们又是如何为一队手持马刀的骑兵驱散的。
(23) 1940年3月6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58卷，第411—526栏。
(24) 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曼彻斯特对一次会议的听众说，当他一周前离开巴勒斯坦时，有22个阿拉伯村庄〔原文如此〕曾向地区专员提出反对这些条例的抗议书（《曼彻斯特卫报》，1940年3月8日）；到4月间，却变成了“很多阿拉伯村庄”〔诺曼·本特威奇：“巴勒斯坦的风暴”（Storm Over Palestine），《十九世纪》，1940年4月，第432页〕；大马士革《入门》的主笔在访问巴勒斯坦后，写了一系列的文章（1940年3月29日—4月3日），抨击了在给高级专员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这些条例会阻碍经济发展的一批阿拉伯人。
(25) 下院辩论，第5辑，第358卷，第425栏。
(26) 事实上可以自夸地说，从这些条例通过以后的7年中，犹太国民基金会几乎将土地占有面积增加了一倍，获得了362 000杜努姆（128.5平方英里），其中不少于3/4的面积是在禁止区和限制区之内（《巴勒斯坦联合呼吁报》，1947年4月18日，第2页）。
(27) 参阅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巴勒斯坦土地转让条例”，《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40年4月，第27期，第195页：“阿拉伯居民往往从犹太人拥有的土地上不见了，在犹太国民基金会弄到手的土地上尤其如此，在那里是公然禁止雇用非犹太人的劳动力的。在埃斯德拉隆平原和海滨平原部分地区，这种情况非常明显。这些丧失土地的阿拉伯人以及大批自然增加的阿拉伯人口……由阿拉伯橘林、港口或都市，由平原上尚未被犹太人占有而可深入发展的部分地区或农村所‘吸收’。……因为这些人按照欧洲人对‘失业’一词的理解是不算‘失业’的，所以就难于提出有关他们的统计数字而只能根据听到有某种就业机会大批前来申请的人数作出估计。”
(28) 下院辩论，第5辑，第358卷，第444—445栏。
(29) 下院辩论，第5辑，第358卷，第456栏。卡扎勒特少校同情犹太复国主义者，是由于他与一些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有私交：“他和韦茨曼博士的友谊使他的思想感情开朗了。……因此他在1938年春第一次访问巴勒斯坦时是有充分准备的。当时我也正在那个国家，得以亲眼观察到犹太民族之家和当地的英国当局在他那敏锐而老练的头脑里所产生的初次印象，自此以后，大家都知道，卡扎勒特少校每逢在下院谈起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总是信心十足，而且不乏很少英国人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我在耶路撒冷亲眼目睹的一件偶然的事，是我很难忘怀的。那是在谢尔托克夫人举行的一次晚宴上，我发现卡扎勒特少校……在翻阅一本书。那是索科洛写的‘犹太复国主义历史’，格伦鲍姆先生发现其中有引自卡扎勒特少校的祖父在1879年所著论述‘英国的东方政策’一书中的一段话，主张应该鼓励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此书作者的孙子对于这个发现如获至宝，兴高采烈。”（达格代尔夫人，《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1年7月11日，第3页）说句公平话，在1940年3月，卡扎勒特是不可能就预见到在他发表演说的14个月以后，英国竟会把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心怀不平作为部分原因以拼凑一支“杂牌军纵队”（柯林斯：《韦维尔》，第396页）去援救被伊拉克军队包围的哈巴尼亚皇家空军站，而在叙利亚的法国军队竟会执行德国的命令。另外还有一位后来变成一个非犹太人而热中于犹太复国主义的议员埃莉诺·拉思伯恩，曾于1934年到过巴勒斯坦，“并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月，当她离开的时候，对于犹太民族之家抱着坚定的信心，并且如她的传记作者所说，‘醉心于犹太妇女的艰巨工作’”〔诺曼·本特威奇：“埃莉诺·拉思伯恩”，《犹太月刊》（Norman Bentwich：“Eleanor Rathbone”，The Jewish Monthly），1949年12月，第3期，第551页〕。
(30) 同上书，第5辑，第358卷，第466—472栏；参阅《概览，1938年》，第1卷，第417页注①。
(31) 《巴勒斯坦概览》，第2卷，第595页。在本希蒙犹太儿童农业学校中破获了据说属于伊尔贡—兹瓦伊—卢米藏有军器弹药的几个地下大军械库之后，该校校长和教员等8人被判处徒刑。4月26日的一些希伯来语报纸刊登了一项由犹太代办处和犹太民族会议的执行委员会以及大拉比签署的宣言，声称他们同被告一样“有罪”。他们申辩的理由是说，犹太定居点四周是阿拉伯村庄，在阿拉伯动乱时曾受到袭击。总指挥官因而大大地予以减刑（见《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0年5月3日，第2—3页；1940年5月9日，第6页）。
(32)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0年5月16日，第5页。这次提出的建议，不像上次那样仅在巴勒斯坦服役，而是在“军事当局认为必要的任何地方”服役。
(33) 丘吉尔，第2卷，第559页；美国版，第2卷，第635页（1940年5月23日）。
(34) 《巴勒斯坦概览》，第1卷，第60页，结果他带着不乐观的报告返回巴格达。
(35) 丘吉尔，第2卷，第112页；美国版，第2卷，第127页。
(36) 丘吉尔，第2卷，第145—146页；美国版，第2卷，第163—164页。
(37) 同上书，第2卷，第564页；美国版，第2卷，第640页。
(38) 丘吉尔，第2卷，第154页；美国版，第2卷，第173—174页。“他〔丘吉尔〕一直过高估计土耳其作为一个积极的同盟者的潜在价值。”〔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爵士将军（1941年驻埃及英军总指挥官），评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国际事务》，1951年1月，第27期，第86页〕
(39) 同上书，第2卷，第377页；美国版，第2卷，第426页。
(40) 韦茨曼：《磨炼与错误》，第424—425页。
(41) 参阅贾马勒·侯赛因：《英美调查委员会实况调查》（Jamal alHusaini：Public Hearings before the Anglo-American Committee of Inquiry），耶路撒冷，1946年3月12日，第36—42页。好几个从前的歹徒头子在1940年10月从伊拉克被派到巴勒斯坦来恢复为非作歹的活动，但未能十分得逞（《巴勒斯坦概览》，第1卷，第60页）。
(42) 《新犹太》，1940年9月，第16期，第192页。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海法的自由法国宣传电台的一个主管人收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份建议，提出愿将拟建中的一个装备齐全的犹太师供戴高乐随时使用。贾德鲁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在英国委任统治之下；“此外，维希的宣传一直把戴高乐描绘为犹太人的驯服奴才，他们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抓住这样一件事使他们的论点言之有物。”（贾德鲁，第49页）
(43) 《概览，1938年》，第1卷，第422—423页，第462—464页；1939年7月20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50卷，第811—812栏；1939年10月4日，第351卷，第1926—1927栏；1940年1月25日，第356卷，第821栏。鉴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经常声称当时的非法移民完全是自发的，而不是有组织地遣送前来的，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的机关报《犹太自由报》1940年3月所提供的证据是值得注意的：“有三方面的组织在从事于运送限额以外的移民：负责开拓的组织、私人投机组织和修正派的组织。负责开拓的组织运进非法移民总人数的50%，私人投机组织和修正派的组织各占25%。”
马克·维希尼策〔《安居：1800年以来犹太移民始末》（Mark Wischnitzer，To Dwell in Safety: the Story of Jewish Migration Since 1800），费城，美国犹太出版社，1948年版，第214页〕写道：“部分是自发的行动，部分是借助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一心要尽早地把中欧变成犹太人消亡地……的盖世太保特务所组织的。”所以，英国殖民大臣在1943年3月20日的发言也就不无理由了，他说：“虽然当地的调查还没有提供确凿证据，但高级专员有充分理由怀疑，约在一个月前运载非法移民登陆的两艘船的乘客中混有德国特务”（下院辩论，第5辑，第358卷，第1961—1962栏）；参阅艾拉·A·赫希曼：《通往想望之地的生命线》（Ira A．Hirschmann：Lifeline to a Promised Land），纽约，前卫出版社，1946年版，第100页。
(44) 《巴勒斯坦概览》，第1卷，第60—61页；参阅《犹太年鉴》（Jewish Chronicle）驻耶路撒冷记者，1940年8月23日。
(45) 特雷弗：《在白皮书内》，第4页。
(46) 同上书，第5页。
(47) 11月22日，丘吉尔写信给劳埃德勋爵说：“行动既经宣布，就必须付诸实施，但毛里求斯的情况不得使这些在战争期间被监禁的人受到连累。”（丘吉尔，第2卷，第614页；美国版，第2卷，第690页）
(48) 见特雷弗：《在白皮书内》，第6页；《巴勒斯坦概览》，第1卷，第61页；《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1年3月21日，第6页。政府允许“佩特里亚”号轮的幸存者留居巴勒斯坦（参阅韦茨曼：《磨炼与错误》，第403页；丘吉尔，第3卷，第658页；美国版，第3卷，第742页），但对以后前来的成批非法移民，则强行放逐到毛里求斯。1945年2月21日，批准了这些幸存者作为移民定额的一部分进入巴勒斯坦。1940年12月转送到毛里求斯的1 579名犹太人中，到1944年3月底止，死亡93人，相当于年死亡率18.1‰，低于罗马尼亚战前大致估计的死亡率，尽管毛里求斯疟疾流行（参阅下院的发言，1944年6月1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0卷，第1976栏；1945年2月2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8卷，第802—803栏；参照凯斯特勒：《诺言和兑现》，第61页，以及维希尼策：《安居》，第242页）。
(49) “他的回答是，‘是的，的确，我对此十分同意’。”（韦茨曼：《磨炼与错误》，第418—419页）
(50)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0年10月11日，第5页。
(51)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0年12月6日，第4页。
(52) 《纽约时报》，1941年1月27日。
(53)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1年4月4日，第8页。请注意，是“紧靠着”阿拉伯联邦，而不是在阿拉伯联邦“之中”。这和英国犹太复国主义同盟会秘书长最近的一项声明初看起来似有矛盾，其实并不矛盾。他曾预料“在明天的世界，在东地中海沿岸将会出现一个联邦。这个联邦将构成英联邦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一个犹太国家”（同上书，1941年1月3日，第10页）；因此，我们可以设想，这个东地中海联邦无论打算由谁来领导，但总不会是阿拉伯人。正如一个美国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久以后所阐明的：“这个由巴勒斯坦犹太人建立的社会，同阿拉伯世界的观念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必须在取得很大程度的同情和谅解之后，才有可能和睦共处在一个联合的屋宇之下。”（同上书，1941年9月26日，第4页）
(54)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1年11月14日，第7页。本–古里安于1947年7月7日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上，再次提出同阿拉伯人相互谅解和相互合作的这个颇为片面的建议，他说：“我们愿意到他们那里去，并且告诉他们，这里有一个有利于我们的决定。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愿意同你们坐下来谈判，平心静气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回答说‘不’，我们就用武力对付你们。”〔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给大会的报告》（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Report to the General Assembly），第3卷，附件A（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1l号，1947年），第56页〕
(55) 《犹太日报》（Der Tog），纽约，1941年11月14日。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于9月7日一致决定，要求“将巴勒斯坦在其历史疆界之内重建”成为一个犹太共和国（《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1年9月12日，第5页）。
(56) 钱姆·韦茨曼：“巴勒斯坦在解决犹太人问题中的作用”（Chaim Weizmann：“Palestine's Role in the Solution of the Jewish Problem”），《外交》季刊，1942年1月，第20卷，第337—338页。
(57) 这只小轮，载有769名犹太人，均无去任何国家的签证，经获得亲轴心国的罗马尼亚当局的准许，于1941年10月自康斯坦萨起航。该船于12月中旬抵达伊斯坦布尔时，机器需要大修理，但土耳其政府宣布，不准乘客在土耳其逗留，同时巴勒斯坦政府也明白表示，按照1940年11月已经声明的对非法移民所采取的态度，乘客不得进入巴勒斯坦。经过犹太代办处在一个月中多次提出准许全部乘客入境的请求后，巴勒斯坦政府于1942年2月15日同意收留11岁到16岁的儿童，并在18日又同意11岁以下的儿童也可入境；此时该船仍停泊于伊斯坦布尔附近，但土耳其当局不准他们登岸。23日，土耳其人决定将该船遣回黑海。该船被拖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向北再行数英里之后，爆炸沉没，幸存者仅一人。它可能是触了水雷，也可能是被鱼雷击中，但也有人说可能是乘客蓄意要把它沉没，像一年前“佩特里亚”号轮的沉没一样，也像1946年两只船被扣时受到威胁那样（见1942年3月12日殖民部次官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378卷，第1048—1049栏；《曼彻斯特卫报》，1942年2月26日；《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2年2月27日和4月1日；特雷弗：《在白皮书内》，第22—34页和第198页）。在惨案发生后的两星期中，据报道，韦茨曼曾说该船的沉没是由于不适宜于航海，而未提及爆炸（《纽约先驱论坛报》，1942年3月9日；参阅赫希曼：《通往想望之地的生命线》，第5页）。另一篇美籍犹太人的文章则说：“斯特鲁马”号轮“曾试图在巴勒斯坦的一个港口卸客”〔赛勒斯·艾德勒和艾伦·M·马格利思：《坚持公理》（Cyrus Adler and Aaron M．Margalith：With Firmness in the Right），纽约，美国犹太委员会，1946年版，第396页〕。当戴维斯勋爵在上院提及巴勒斯坦政府未曾通知土耳其政府关于准备接受11岁到16岁儿童一事时，殖民大臣答称：“事实并非如此。土耳其当局根本就不准他们下船上岸。巴勒斯坦当局已经完全同意接受这些犹太儿童，这个安排由于种种不能归咎于我们的原因而落空。”（1942年3月10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22卷，第201栏，第220—221栏；参阅维希尼策：《安居》，第242页，第256页）英国政府不便过于直言不讳，可能是因为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土耳其在同盟国和轴心国之间保持的平衡有微妙关系。
(58) 1941年初，殖民大臣劳埃德勋爵曾告知韦茨曼博士，英国政府在原则上已决定接受犹太代办处关于招募1万名犹太军的建议。但是，韦维尔预料阿拉伯人将会作出不利的反应，因而提出异议；丘吉尔也鉴于迫在眉睫的希腊战役胜负难卜，于3月1日指示莫因勋爵（他已接替劳埃德任殖民大臣）通知韦茨曼，将计划推迟6个月，托词是缺乏装备（丘吉尔，第3卷，第658页；美国版，第3卷，第742页）。但中东司令部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役中，却在利用犹太非法武装组织协同作战（参阅《泰晤士报》，1946年7月13日，L·B·纳米尔教授的来信；凯斯特勒：《诺言和兑现》，第76—78页；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127页）；此外，因为德国一旦进犯中东，巴勒斯坦看来很有可能卷入积极的敌对行动，犹太人定居点的警察和特别保安队的人数甚至比阿拉伯人叛乱时期增加了一倍以上（《巴勒斯坦概览》，第2卷，第590—591页）。
1941年4月1日到8月期间，巴勒斯坦“英国步兵第三团”的民族成分有了显著变化，以前一直保持的犹太连和阿拉伯连人数相等的原则，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民族机构发动了募兵运动，在这4个月中，犹太人的兵力增加了40%；而阿拉伯人的兵力，由于在6月到8月之间开革和开小差，减少了17%：
犹太复国主义者争取正式承认一支犹太战斗部队的希望，因此又抬头了；但8月28日，莫因勋爵再次通知韦茨曼，由于技术上的种种困难，这一问题有必要再推迟3个月。韦茨曼催逼英国政府作出明确决定，他最后在10月15日接到通知：“陆军部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没有希望接受这一建议。”（莫因勋爵，1941年11月25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21卷，第102—104栏；韦茨曼，《曼彻斯特卫报》，1941年11月10日）
(59) 比尔特莫尔决议全文载《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2年5月22日，第9页，第11页。
(60) 内厄姆·戈德曼博士在1946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第22次会议上的讲话（《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12月20日，第6页）。
(61) “很清楚，由于战后情况的需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大肆扩大其活动的责任，只能由犹太人自身把它作为他们共同的伟大责任承担下来，所以需要有利于其执行的政治条件。”（同上书，1942年5月15日，第6页。）但是5年后，韦茨曼写道：“比尔特莫尔计划宣布的时候曾大吹大擂，但不久即表现为空中楼阁。”（同上书，1947年8月1日，第6页）
(62) 见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一部个人的记事》，（Crossman：Palestine Mission，a Personal Record），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7年版，第143页：“韦茨曼……和本–古里安对于这个目的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在于策略问题。”（1946年3月14日记）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Sir Charles Webster）在“外交艺术和实践”，《听众》（“The Art and Practice of Diplomacy”，Listener，1952年2月28日，第335页）一文中对韦茨曼的外交手腕作了如下的颂扬：
“韦茨曼博士……成功的外交的最好的例证之一是通过外交使犹太民族之家成立。……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战胜国的主要政治家们对他的事业还几乎一无所知。他的事业有许多敌人，而有些最可怕的敌人就是他本民族中身居最高地位的一些人。韦茨曼博士决心将犹太复国主义的中心移到伦敦，并取得巴勒斯坦英国人的合作，但这一工作比之其他任何小国的政治家的工作都要艰难得多。……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巴尔福宣言是经过2 000次登门拜访才得问世的。他针对不同政治家的不同情况相机发表他的论点，手腕老练，炉火纯青。对待英美的政治家，他能借用《圣经》上的语言，唤起他们情感上的深刻共鸣；对待其他民族的人则常常是晓以利害。他告诉劳合·乔治先生，巴勒斯坦是一个小山国，与威尔士不无相似；对巴尔福爵士则相与分析犹太复国主义的哲学背景；同塞西尔勋爵谈话时则又以设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为背景来谈论问题；而对米尔纳勋爵，则帝国主义的扩充问题可以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对于我这样一个在总参谋部处理这些问题的下级军官，他搜索枯肠，旁征博引，力证犹太民族之家对不列颠帝国的战略地位是如何重要。”
(63) 凯斯特勒：《诺言和兑现》，第83—84页。
(64) 一个刚从中东回到美国的记者特地拜访了韦茨曼，告诉他“一件令人沮丧的事，埃及人正在准备隆重接待‘征服者’。……〔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已在准备分赃。有些人在特拉维夫和其他移住区的街上转来转去，对他们巴望接收的房屋做下记号：据报道有一个阿拉伯人为了分赃发生争吵而被杀。……韦维尔将军〔原文如此，但韦维尔将军在一年前已离开中东；参阅1949年11月8日哈米什·汉密尔顿通讯社在《泰晤士报》上的更正〕曾把有些犹太领导人请来，推心置腹地告诉他们，他深感抱歉，因为英国军队已无法再为‘伊休夫’（巴勒斯坦的犹太族。——译者）出力；军队将撤往印度，犹太人将被留在后方听任德国人、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恣意肆虐。……犹太领导人开会作出了绝望的决定：犹太人将按年龄分成两组：年长的一组自杀，年轻的一组上山去作殊死战，捐躯牺牲而尽可能不让热血白流。……这些不需逐字卒读，已够令人伤心了”（韦茨曼：《磨炼与错误》，第430—431页）。韦茨曼还说，他通过小亨利·摩根索的介绍，对马歇尔将军说明了美国军火如不及时运到英国人手里，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遭遇将会怎样。
(65) 见《巴勒斯坦概览》，第1卷，第64—65页；下院辩论，第5辑，第381卷，第194栏；M·P·沃特斯〔摩西（莫里斯）·皮尔曼的笔名〕：《哈加纳，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自卫史话》（M．P．Waters：Haganah，The Story of Jewish Self-Defence in Palestine），第2版，伦敦，纽曼·沃尔西，1947年版，第34—36页。“政府……极想镇压哈加纳这个组织，而军队则渴望在危急时刻利用一支重要的力量。……对前者来说，犹太人是敌人，对后者来说，犹太人则是暂时可资利用的。”（哈里·扎赫尔，《新犹太》，1947年2—3月，第23卷，第93—94页）“在阿拉曼大捷之后，哈加纳深知……蜜月已告终，一天晚上闯进军事训练学校，抢着其中的武器逃跑了——一个不小的收获。”（凯斯特勒：《诺言和兑现》，第86页）
(66) 下院辩论，第5辑，第382卷，第1271栏。
(67) “目前犹太人所取得的赐予不过是他们一直在提出的强烈要求中的一点点。犹太人的领导一直在迫切要求有一支单独的战斗部队。……巴勒斯坦步兵团同专门由犹太人组成的战斗部队的关系，正如犹太民族之家同犹太国家的关系一样。”（谢尔托克，1942年8月9日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转引自特雷弗：《在白皮书内》，第71页）
(68) 《芝加哥日报》，1942年12月16日；又见下文，原著第329页。
(69)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2年10月2日和16日，第1页。
(70) 同上书，1942年11月20日。8月间，在耶路撒冷约有100名犹太知名人士组成一个协会，叫做“伊胡德”，支持希伯来大学校长耶胡达·L·马格纳斯博士的建议：成立一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政治上势均力敌的两个民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阿拉伯人应同意犹太人移民入境和购买土地的措施，以换取废止由犹太国民基金会资助的各种事业中禁止雇用非犹太人的规定。犹太复国主义者斥责了马格纳斯“对犹太代办处当局的不忠”，并提出要他辞去校长职务，因为这个大学的“历史……性质……和目标……使它成为一个远非单纯的学术研究机构。它是一所民族兼政治的学府，它的创立是由于预见到在巴勒斯坦将有一个巨大的、逐步成长的、独立的犹太人社会”〔海因·格林伯格，美国工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合办的《犹太边疆》（Jewish Frontier）主编，见1942年8月28日《犹太复国主义评论》报道，第4—10页〕。马格纳斯向阿拉伯政治家乌尼·阿卜德·哈迪提出的建议没有取得回音；于是“伊胡德”被行动委员会迫使就范，并提出保证“‘伊胡德’将遵守犹太复国主义的纪律，特别是意识到所有政治性谈判的进行完全属于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范围”（同上书，1942年10月2日，第8页）。
(71) 1942年12月2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85卷，第2083栏；《每日电讯报》，11月25日；《纽约时报》，1942年12月2日和9日。
(72) 见《巴勒斯坦概览》，第1卷，第62—63页；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28—129页。
(73) 《巴勒斯坦》，1942年10月3日；但参阅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119页；《巴勒斯坦概览》，第3卷，第1316—1319页。
(74) 参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4年3月3日，第7页。
(75) 把“血腥的罪行”归咎于“那些作出遣返非法船只最后决定的……公务员”（帕特里克·奥多诺万在1949年10月16日《观察家报》中评论凯斯特勒的《诺言和兑现》的文章），是不负责任的。英国政府在1940年11月决定不再准许非法移民进入巴勒斯坦时，深知他们是在以寡敌众为国家和文明的生存而作殊死斗争。是实际上将巴勒斯坦封闭起来不让受纳粹蹂躏的犹太难民进来，还是去冒将整个中东奉送给纳粹的风险，他们在两者之间，不得不有所选择（对照拉希德·阿里叛乱事件的重大关系）。作出决定的其他一些原因，见上文，原著第11页注②（即本书第12页注③。——译者）。他们并没有轻率地作出决定或是无视于这种决定对难民将产生的痛苦。可以事实为证：英国皇家海军一经发现有超载的移民船只，从未任其沉入海底而不加援救。有些作者说，那些组织移民船只非法出航的人得知英国海军正在戒备，都把这看成多少有些保护性质〔见海厄姆森：《在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Hyamson：Palestine Under the Mandate），第150—151页〕。
(76) 据美国犹太人估计，在1933年到1942年期间，仅有16万名左右犹太人获准进入美国（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中原仅占3.6%，这一期间只提高了0.1%），而在同一期间，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的登记数字则达到214 000人，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7%增加到30%（参阅艾德勒与马格利思：《坚持公理》，第441—443页；维希尼策：《安居》，第247页）。
(77) “在我们这一代，特别在过去20年间，犹太人民觉醒了，把他们古老的家园从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仅有5万居民的地区改变成为现在拥有50多万人的地区。”（比尔特莫尔决议，第4款，《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2年5月22日，第9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人口统计同南非的人口统计常常无视整个土著人口如出一辙，把阿拉伯人口的数字完全置之不顾。犹太复国主义者动辄把流亡的犹太人受到的歧视同“有色”人种受到的歧视相提并论。犹太人许多世纪以来历尽各种辛酸，至今记忆犹新，不能忘怀，这当然使现今已在巴勒斯坦找到民族家园的犹太人在道义上特别负有义务，不将他们自己以前在别处所受的遭遇施加于他们的邻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