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对外关系

让·吉罗杜在1939年回顾20年的和平时期时写道：⁽²³⁴⁾

我们所有的条约，不论是胜利的条约或者甚至是失败的条约，都是以自信的心情并怀着希望签订的。夷平我们天然国境线的1815年条约，我国大部分人接受时都松了一口气。1871年的法兰克福条约在法国引起的只有一个反响，即希望复仇。另一方面，标志我国最大胜利的条约，即凡尔赛和约，却被改变为保证“安全”的形式。我们谋求的不是几年安全的问题，不是为了有必要的时间去检修一个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家，而是要谋求永久的安全。我们需要的是千百年的安全，能安全地走向世界末日，走向最后审判的日子。

法国就是在此种疲惫不堪的困境下开始争取它的20年休养生息，以待它的元气得以恢复。

为防范德国的报复，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问题是：在它的西翼，如果得不到美国作为后盾，至少也要取得英国的支持；在东翼则要得到大陆上的一个或几个盟国的支持，至于那些德国要争取它们行动起来威胁法国的南翼并切断它同海外领地的交通线的国家，法国至少也要争取这些国家严守中立。在20年和平开始初期，法国人中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尽管有相当大的分歧，但在总体上看来，还不至于显得不可调和。右翼所设想的是旧式的联盟，左翼则从集体安全考虑。根据法国在胜利后的欧洲大陆的地位看来，这两种体系好像是可以融合为一的，在1934年巴尔图当权的短暂期间，这两种体系似乎正在合并成一个大同盟，它至少会得到大多数日内瓦国家的消极支持的。⁽²³⁵⁾

不过那时在法国人观点上的另一种分歧也变得逐渐明显了，即和平主义者和其他人之间的分歧。一方面，右翼和左翼的和平主义者都梦想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法国，又富裕又显赫，不卷入国外的纠纷，永远保持中立；另一方面，有些人则认识到，法国的富裕是潜在的，实际上是又弱又穷，还不具备享受此种幸福的任何条件；而法国所羡慕的那些中立国家的幸福，正是因为法国和英国尚未退出国际政治舞台而才获得的；如果法国不接受历史传统上应负的责任，法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全都无从实现，法国的物质利益也得不到保护。除了全国大部分人在看法上有此种分歧外，正如上文所指出过的那样，⁽²³⁶⁾共产党人还持有第三种观点，在他们看来，“约柜”⁽²³⁷⁾是在莫斯科，不是在巴黎。

在外交政策上的观点发生此种两极分化的演变，首先是由于前面已说过的疲惫、沮丧和在国内事务上的分裂等现象，此外又日益感到法国军事力量的薄弱。但和平主义的增长也是由于在外交政策领域内的迭遭挫折和暧昧不明。当法英美三角同盟流产后，⁽²³⁸⁾法国在深感失望之余发现英国的战后情绪是不可能结合成欧洲和平组织的，无论是按日内瓦议定书的方针（左翼的理想）或按大陆联盟的方针（右翼的理想），都不可能同英国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²³⁹⁾其结果就缔结了折衷的洛迦诺公约，⁽²⁴⁰⁾从中得到好处的是德国，这在30年代业已日趋明显。

当法国与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些新国家或大为扩大了的国家的紧密关系都已在松懈时，洛迦诺公约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然而这还有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原因。法国的渴望安全并非出于俨然以领导者自居而非受人尊敬不可的态度。法国的稳定和自足的经济，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资本或市场吸引力上都不能为多瑙河和维斯杜拉河的农民国家提供它们需要从一个大国获得的那种富有生气的推动力。这里产生的问题和法国同它的殖民地的经济关系问题相类似。最后，法国在其盟国中所享有的文化上的威望也并不是像很多法国人所想象的那种性质了，当它的失效被发现后，便激起一阵辛酸和失望。不仅有关国家的讲法语或读法文的这一阶级正处在社会和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就是法国的文学艺术，从任何国家大多数居民的观点看来，在两次大战之间也成了世界上最高深莫测的事物了。在波兰、罗马尼亚或南斯拉夫的德国商业兜销员，没有必要去和他们的法国同行相比，即便同法国的讲师及外交官相比，他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较高的发展水平，就可以作为更易理解和更为恰切的楷模。⁽²⁴¹⁾

唤起法国舆论注意法国的东方联盟已在削弱的第一个具体事实是1934年1月的德国—波兰条约。⁽²⁴²⁾不过法国已为它自己放弃早先的立场作出了先例，因为它已在1933年参加了墨索里尼提议的四国公约。⁽²⁴³⁾失去的阵地可以收复这一点从巴尔图出访小协约国的各个首都时所受到的接待中已经表明了。⁽²⁴⁴⁾但巴尔图被谋杀所造成的局势，不但对法国的盟国，而且对法国的舆论，都带来了最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他的继任者是赖伐尔，从理论上说赖伐尔是在推行其前任的政策，但在事实上，他却在竭尽全力地通过与德国达成谅解而谋求另一条途径，从而勾销他的前任的政策。⁽²⁴⁵⁾直率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从此开始便很快地失去其有价值的意义了，它们也就随着乔治·博内向他的选民们所作的解释（即法国从未背弃捷克斯洛伐克）而成为泡影了。不论是法国人还是法国的盟国都不再知道法国的立场究竟如何。直到大战实际爆发为止，除勃鲁姆政府外，历届法国政府都以此种令人泄气的暧昧态度为其特征。但在法国人看来，英国的暧昧行动同法国的行动完全一样，英国居然能在1935年6月18日签订英德海军协定，⁽²⁴⁶⁾从而宽恕了3个月前德国公开破坏凡尔赛和约的一切军事条款的行动，⁽²⁴⁷⁾而且使法国外交为促使斯特雷扎协定成为现实所作的努力全归无效。⁽²⁴⁸⁾

在此刻，既有法英联盟与法国力图在德国后方建立联盟关系之间的矛盾，同时又有第一个目标与必须防止德国在法国后方建立联盟关系之间的相似的矛盾。首先，法国右翼所得出的信念是，英国要求制裁意大利⁽²⁴⁹⁾是硬要在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给法国加上一个敌人。两年以后，法国的左翼又觉得英国坚持不干预西班牙内战，既是强使法国蒙受道义上的耻辱，又是在比利牛斯山给法国安上一个敌人。⁽²⁵⁰⁾

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发生过德国重新武装莱茵兰一事，法国未能进行干预，英国也未支持法国进行干预。⁽²⁵¹⁾因为这一事件是法国批准法苏条约而引起的，⁽²⁵²⁾英国不作出反应就成为英国拒绝支持法国在欧洲大陆寻求盟国的又一例证。但在这一事件中，法国自己的“坚决拒绝”对它所产生的反作用却有着最严重的后果。法国失去了由它自己采取主动行动的最后机会，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在几个星期后即将举行选举。西方国家所奉行的民主的不真实性没有比这一回暴露得更彻底了。在法国批准了同位于德国东面最强大的国家结盟的条约以后，法国就失去了为任何东欧盟国进行有效干预的能力。法国事实上只剩下了一个盟国，而这个盟国自己也承认，一旦战争爆发，它不可能像1914—1918年的战争那样，在头3个月中当法国伤亡最惨重时就提供那么多的军队。

在此后剩余的和平时间里，对于法国再一次要堵住德军第一次冲击的想法，就像一剂毒药在法国人心中翻腾。在意大利危机中，英国人看来也不了解，如果制裁引起了战争，那么在英国人可以从容不迫地征调其军队的同时，法国却非动员其全部壮丁不可了。无需德国人从旁说明，法国人自己也会想到，英国是要等到法国剩下最后一个人时才作战。这种想法不幸而又轻易地掩盖了法国自己的衰败，所以当奥地利被吞并⁽²⁵³⁾和苏台德区德国人根据萨瓦和尼斯的类似情况提出要求时，法国便以尽瘁于道义为借口而采取无所行动的惯例了。在1938年9月的阴暗日子里，伦敦人正在公园里挖防空壕，巴黎人则在应征入伍时甚至连军用靴都不够分配。弗朗丹在1936年德国兵团开进莱茵兰时还主张采取行动，⁽²⁵⁴⁾这时他却在街头海报上宣称战争是罪恶的愚蠢行为了。⁽²⁵⁵⁾20年的外交，20年的政治，20年的一群又一群年龄相仿的青年服兵役，却并未得到在战场上牺牲了132万法国人生命应换取的果实。从慕尼黑回来心惊胆颤的达拉第驶经拉斐特大街时，居然受到群众的夹道欢呼，这件事并不真正令人惊奇。⁽²⁵⁶⁾令人惊奇的倒是当法国获悉德军已占领布拉格的消息后几乎无动于衷，大部分法国人还要慢慢地、不慌不忙地面对他们的当前问题呢。

第五节　意大利⁽²⁵⁷⁾

凯瑟琳·达夫

（一）1939年意大利还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

1927年5月26日墨索里尼在众议院的演说⁽²⁵⁸⁾中说道：“在1935年至1940年之间，我们将处于一个我称之为欧洲历史上的关键时刻——那时我们所处的地位将使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并看到我们的权利将终于被承认。”他所预言的关键时刻业已来临，但是那时在欧洲最值得大家注意的声音却并非来自意大利。墨索里尼在1927年可能确曾希望在未来的10年中德国会复兴，法国将衰落，足以使他能同那些得到“满足”的国家做成一笔扎实的交易，并确保意大利在欧洲四强的均势中至少能同法国并驾齐驱。但是当时他认为希特勒只是一个卑微的和不可靠的模仿者，甚至连接受一张他的亲笔签名赠送的照片也不配；⁽²⁵⁹⁾从他目睹他的这位独裁伙伴发迹以来，他就一直有着这样复杂的心情。

墨索里尼为意大利所要配备的充分军备、工业能量、原料、粮食、财政储备，或是为奋勇投入这场全球范围的并由纳粹规定其步调的强权政治角逐而须具备的政治和社会团结这些方面，他都没有取得成功。帝国的扩张，甚至是捍卫法西斯思想，在整个意大利都不是产生英雄事业和坚忍不拔精神的原因。许多因建立意大利帝国并取得反制裁胜利而深感自豪的意大利人，这时对追求经济独立政策⁽²⁶⁰⁾以及在西班牙两年半不宣而战的极度紧张也正在感觉到，并且不安地意识到意大利是与德国人拴在一起走向战争，而远在纳粹革命尚未发生以前，意大利人对德国人就不曾有过好感。

另一方面，施加经济制裁对意大利人民的影响，怎样估计也很难说是过高的。墨索里尼利用巧妙的宣传成功地说服了大批意大利人，使他们相信埃塞俄比亚为意大利提供经济开发的可能性是巨大的。意大利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不仅始自法西斯政权时期，在文艺复兴时代就已经流行了，这就使意大利人看不到真相，即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已成了一项激起海外真正义愤的罪行，也使他们看不到国际联盟体现的那种集体安全观念，对许多非意大利人说来是十分可贵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它本身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联被认为是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惟一堡垒。意大利人轻易地作出结论，认为制裁只不过是强权政治角逐中的一个步骤，从而不自觉地牺牲了自己；这种犬儒主义式的天真设想，就使意大利团结起来支持墨索里尼，其团结的程度是意大利以外的人无法认识的，正如意大利国内的人也从来认识不到在外国人眼中的意大利侵略是多么丑恶一样。为此，意大利人对英国怀有强烈的怨恨，尽管肯定是没有根据的。这股怨气延长到缔结了1937年和1938年英意协定以后很久还未消除，甚至在1943年以后的一般对英国友好的意大利人中间仍然还流露出来。与此同时，未能施加断然的制裁措施大概也加强了墨索里尼的信念，认为西方国家是软弱可欺和意见分歧的。对普通的意大利人说来，心理上的影响较之经济上的重要得多，这种持久的憎恨有助于使接受轴心国的政策成为可能，而此项政策与意大利人的感情是多么格格不入，连墨索里尼自己也是经过了长时期的踌躇才采取这一政策的。

此外，法西斯主义仍然有着热烈拥护它的人，很多意大利人也从中取得了既得利益。政府能够依赖一般群众的默认，防止形成任何有效的反对派，而法西斯党内的上层分子对外交政策的批评也往往只是逐渐流于发牢骚而已。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和他的臣民一样，不喜欢德国；但自他让君主制受制于法西斯主义后所保留的那一点儿权力使他对墨索里尼起不了什么影响，墨索里尼憎恨任何哪怕是潜在的同他竞争最高权力的对手。对轴心国政策提出的最有力挑战来自天主教会。1939年1月，法西斯政府曾预期因梵蒂冈反对他们的反犹太人法规，将会发生一次大危机。

即便反对意大利和德国联盟的人还不够强大，不足以阻止法西斯意大利作为一个侵略国参加战争，意大利由于其经济劣势，由于人们普遍不愿意进行战争，它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机会也是渺茫的。墨索里尼的权力正在衰落，他的专制方法，他只注意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他部下的素质窳劣，这些都组不成一个有远见和有效率的政府，也训练不成一届能统治国家的有政治家风度的接班人。法西斯“统治阶层”实际上是以腐化、愚蠢和不负责任而闻名的，不过才能和胆识在意大利并未消失，因为几年以后的抵抗运动即将有所表现。

这一时期的经济形势将在本书其他章节讨论。⁽²⁶¹⁾至于大肆宣扬的16年来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形成的庞大军事阵容，虽不能说完全是虚张声势，但它的缺点已引起了罗马的不安。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战争中，在不如预期的未来那样严酷的条件下，意大利军队取得了作战经验，付出的代价却是厌战情绪和物资及财政储备的大量消耗。此外，从1936年起，墨索里尼已着手进行大规模的三军改组的重整军备的计划，要经过两三年以后才能达到下一个战备的高峰。而且，在鼓励意大利人以进攻精神、运动战和杜埃将军的空军密集战理论为思想方法的同时，⁽²⁶²⁾又提醒他们，消耗战是和法西斯经济的“铁律”相抵触的。⁽²⁶³⁾

墨索里尼本人似乎认为，在与法国单独进行的战争中，任何一方的防御工事都会阻止在阿尔卑斯山边界或在北非进行决定性的战斗，而即便是对付吉布提，法国的增援也会使进攻更难以进行，虽然不是不可能。他预计在空中和海上，意大利军队都会证明可与法军相匹敌或者胜过法军，但这样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战，除非战争蔓延到欧洲的其他国家或全世界。⁽²⁶⁴⁾他实在并不认为此刻是进行法意战争的理想时间，更不是进行全面战争的理想时刻，虽然在他与法国的关系中，他准备冒战争的风险，但他似乎是把战争视为可能发生而不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在1942年底以前他不要打仗，他希望到了那年年底，意大利的炮兵已全部更新，还有八艘现代化的新战舰可以交付使用，潜艇也比已有的多一倍，平定下来的和足以自给的埃塞俄比亚可以有一支50万人的本地军队，为意大利本土争取的自给自足的计划也已完成了一半，1942年的展览会将充实意大利的外汇储备，并将有尽可能多的居住在法国的意大利人被遣送回国。

这一喘息时间还可以用来向法国勒索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关于殖民地方面的让步，怂恿对立国家的任何分裂倾向。例如，鼓动少数民族和殖民地人民反犹太主义与和平主义，甚至包括墨索里尼长期以来在西班牙圣战中所反对的“布尔什维主义”。⁽²⁶⁵⁾他与希特勒不同，似乎并不认为这时轴心国的实力已经可以说到达了顶峰，进攻一定要在这时发动，或者根本不必进攻。

（二）墨索里尼的领土野心

到1939年初，1927年所预言的“关键性”年代已过去了一半以上，首先导致意大利在1935年与法国签订协定⁽²⁶⁶⁾——至少可以明确地说，它对意大利的价值不大，因为协定要它在突尼斯问题上让步，所以也未被批准，接着便是一个埃塞俄比亚帝国，这个帝国也还有待于抚慰,更不用说有利可图了。墨索里尼的野心却远不止此。正如1937年奥古斯都展览会所展示的那样，意大利是一个充满活力而有中兴希望的“贫困”国家，它要建立一个地中海和非洲帝国，旨在恢复罗马帝国遗下的事业。按照当时的情况，地中海远非它的帝国，而是囚禁它的监狱；科西嘉、马耳他、突尼斯和塞浦路斯组成了这所监狱的铁窗，直布罗陀和苏伊士则守卫了监狱的大门，希腊、土耳其和埃及都随时打算完成包围它的锁链。下了决心的意大利首先要摧毁监狱上的铁窗，然后“向大洋进军”，因为没有自由进入大洋的通道，意大利就只能被看成是半独立的国家；⁽²⁶⁷⁾意大利可能通过苏丹把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联在一起，从而向印度洋推进，或则通过法属北非向大西洋推进。

不论向哪一方推进，意大利都必然面临法国和英国的反对。它对英国还没有正式制定什么要求，在当时齐亚诺的日记中或在他1939年1月2日给里宾特洛甫的信中也都没有提到这类要求。⁽²⁶⁸⁾但据了解，这种要求可能包括割让马耳他，直布罗陀的非军事化和国际化，或将直布罗陀归还西班牙，以及对苏丹实行共管。⁽²⁶⁹⁾例如齐亚诺于1938年11月30日在众议院的演说中和1939年4月18日法西斯议会对国王演讲词的答复中都出现了帝国均等的论点。⁽²⁷⁰⁾当时墨索里尼主要关心的事似乎是，不论轴心国向什么方向扩张，英国人究竟有多大能力和决心进行抵抗，而特别关注的是英法团结的增强或削弱。

在欧洲大陆上，阿尔巴尼亚是可以作为当前惟一的目标领土。意大利对中东和地中海东岸各国的计划⁽²⁷¹⁾也暂未公开。墨索里尼在1937年曾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²⁷²⁾不过自从缔结了1938年4月的英意协定以后，巴里广播电台已降低了反英宣传的调子。⁽²⁷³⁾1938年和1939年发生的几件小事表明，法西斯政府准备在埃及的意大利侨民中组织一支反英第五纵队，⁽²⁷⁴⁾它欢迎法鲁克国王探询这类问题，即如果埃及宣布中立而引起英国直接或间接干预，轴心国是否会支持他；⁽²⁷⁵⁾法西斯政府还力图减轻伊拉克的疑虑，因为它生怕意大利在利比亚的殖民会破坏地中海伊斯兰社区的连贯性。⁽²⁷⁶⁾

这时法西斯的要求和敌意正集中于法国。⁽²⁷⁷⁾这方面又一次没有在公开场合对这些要求作出正式说明。但墨索里尼于1938年11月8日和1939年1月8日曾私下两次就这些要求向齐亚诺作了概要的说明；1938年11月30日他还首次在法西斯大会上作了撮述，然后他又特别郑重地在1939年2月4日立下一篇题为“向大洋进军”的政治遗嘱。他的目标可以归结如下：“科西嘉：自治，独立，合并；突尼斯：意大利人为其制定特殊法规，突尼斯王组织自治政府，成为意大利的保护国；⁽²⁷⁸⁾吉布提：辟为自由港并建筑铁路，行政上为共管殖民地，割让给意大利；苏伊士运河：意大利占有行政管理上的大部分权力。”⁽²⁷⁹⁾墨索里尼故意不提萨瓦，因为它不在阿尔卑斯范围内，无论在历史上或地理上都不属于意大利；他也不提尼斯，因为取得尼斯不过意味着对边界线的小小修正，而且是割让一个这时已完全法国化了的城市。⁽²⁸⁰⁾另一方面，科西嘉尽管有法国人的渗透，却决不能放弃，因为有战略上以及地理、历史、种族和语言上的各种原因。对吉布提的领土要求的解决可能性最大，部分原因是英国不用担心地中海的现状会有什么变化。法西斯政府认为，突尼斯的法规，吉布提的海港和铁路，以及苏伊士运河问题都可能通过谈判解决，但任何其他进一步的问题，都需要用迥不相同的方法才得以解决，而且还必须等待事态的发展。⁽²⁸¹⁾

（三）墨索里尼的欧洲政策及其同西方大国的关系

墨索里尼要把他所梦想的海外帝国同维护意大利那种根据不足的要求的强烈愿望结合起来，即意大利在与德国以及英法的关系上应处于欧洲大国的地位，还有同样强烈的信念便是意大利决不甘心再当欧洲的“局外人”了。此外，尽管他叫嚷要修改和约，希望扩大意大利帝国并打破法国的霸权地位，却毫不减少他要保卫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的里雅斯特和勃伦纳边界现状的决心（他的同胞不管是否法西斯主义者都有同样的决心）。此时在英国和法国，人们仍然还抱着希望，日益增长的第三帝国的可怕实力或能对他起一些抑制作用，使他不把自己的命运同纳粹不可改变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尽管他享有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盛名而当之无愧，但他自己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和近年来发生的事件给他留下的行动自由却非常少了。

在他执政后的十多年时间内，总的说来，墨索里尼是叫得凶，咬得并不那么凶。⁽²⁸²⁾一方面，如果他所表现的，是一个较新建立的大国领袖，是凭白手起家当上的，所以是一副大叫大嚷的寻衅态度；⁽²⁸³⁾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奉行一种非常接近于法西斯主义以前的政策，即通过精心的策划，充分运用外交上和军事上的区区有限的资本。⁽²⁸⁴⁾他宣扬军国主义，要修改凡尔赛和约，继续同法国算旧账，在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树立他的政治影响，⁽²⁸⁵⁾轰炸科孚岛，⁽²⁸⁶⁾对南蒂罗尔强行意大利化，⁽²⁸⁷⁾可是他也谋求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使意大利参加和平组织，例如洛迦诺条约，甚至还参加国际联盟。但这种表面上的温和当然不是由于道义上的顾虑，许多意大利人在其他方面与墨索里尼的看法并不一致，但都会同意他对道义上的顾虑的藐视，他们不无讽刺意味地斥之为可笑的“盎格鲁—撒克逊”态度，其所以可笑是因为这种顾虑并不是伪善。墨索里尼自己的态度也并不意味着他会让任何有权的机会溜走，即在国际浑水中摸鱼，凡可以获得的任何不值一顾的小事物，他都要捞取，只要不致卷入一场一级规模的战争。

1933年的纳粹革命并不标志着意大利政策的转折点。法西斯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压力为意大利和德国的修好敞开了大门；纳粹党人在1930年取得选举中的局部胜利后，德国和意大利的释嫌修好便日益令人注意了。⁽²⁸⁸⁾但意大利人起初却低估了第三帝国及其元首的力量与野心，⁽²⁸⁹⁾纳粹对奥地利的图谋又使两国关系极度紧张。墨索里尼在1931年就和法国站在一起反对德奥关税同盟，⁽²⁹⁰⁾通过1934年3月17日的罗马议定书又结成了“意—奥—匈三角联盟”。⁽²⁹¹⁾当陶尔斐斯于1934年7月25日被暗杀以后，墨索里尼便派军前往勃伦纳山隘的边境；⁽²⁹²⁾他几度联合英国和法国试图支持奥地利的独立并抑制德国的重整军备，例如1934年2月17日和9月27日的关于奥地利独立的声明，⁽²⁹³⁾以及1935年4月11日至14日的斯特雷扎会议。⁽²⁹⁴⁾可是，这些行动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他的“修改和约主义”或建立欧洲四强指导委员会的欲望，这两者的动机在当初意大利建议的1933年6月7日的四国公约中已经可以看到了。⁽²⁹⁵⁾

正是在这个要害上意大利和西方国家之间产生了冲突。⁽²⁹⁶⁾意大利的发言人后来说，同意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自由行动乃是1935年1月7日法意协定的不成文的补充，他甚至说，法西斯政府直到很晚很晚的时候还认为英法会宽容意大利的行动，以此作为取得意大利支持反对希特勒的代价；据说产生过一个误会，因为英国的首相和外交大臣在斯特雷扎会议上都没有明确地警告意大利。⁽²⁹⁷⁾也很可能是1935年6月18日的英德海军协定⁽²⁹⁸⁾导致墨索里尼得出了英法之间不团结的结论，并认为英国已觉察到德国的实力在不断增长，这就促使他不惜去冒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风险，此后便又倒向了德国阵营。

从1936年到1939年之间，在整个欧洲局势日趋紧张的背景下，意大利也曾试图在它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作一些修补工作。墨索里尼曾缔结过1937年1月2日和1938年4月16日的英意协定，但在1938年4月同法国开始的谈判几乎马上就破裂了，因为凡涉及西班牙或按英意妥协方式同法国联合的任何协定他概不接受。⁽²⁹⁹⁾他由于听到战争物资正在通过法国流向共和西班牙的报道而大为震怒，1938年5月14日他在热那亚演说时竟宣称法国和意大利是站在“敌对阵营中”的。⁽³⁰⁰⁾法国和英国都承认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主权，英意协定也于1938年11月16日开始生效，然而以此作为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前奏的希望并未实现。⁽³⁰¹⁾事实上，墨索里尼当时就告诉过齐亚诺，交换批准书丝毫不改变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在欧洲，其政策的基础依然是德意轴心；在地中海，它与英国人的合作尽可能继续维持，但法国仍然被排除在外，而且这时还正是意大利要向法国提出要求的时候。⁽³⁰²⁾仅仅两个星期以后，此项政策便由齐亚诺在法西斯议会上的演说中向全世界宣布了，接着就是随之而来的听众的大叫大嚷。⁽³⁰³⁾

（四）罗马—柏林轴心：意大利的希望和忧虑

与此同时，纳粹对意大利的追求却取得了大不相同的结果。⁽³⁰⁴⁾齐亚诺于1936年10月访问德国是友好姿态到达顶峰的时期。当时签订了一份秘密议定书，双方就一些当前问题协调政策，⁽³⁰⁵⁾还有便是墨索里尼在11月1日提到轴心国的米兰演说。⁽³⁰⁶⁾在恢复友好关系的早期阶段，齐亚诺和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阿托利科在推动轴心政策方面较之后来在此项政策的危险性显而易见时又抑制它要卖力得多。⁽³⁰⁷⁾意大利于1937年11月6日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³⁰⁸⁾事前它还同日本谈过中立和协商公约。⁽³⁰⁹⁾同年12月，意大利又宣布退出国际联盟。⁽³¹⁰⁾1937年9月墨索里尼访问德国，希特勒于1938年5月回访意大利，并提出军事互助条约，当时墨索里尼尚不愿意接受。秘密经济议定书是在1937年5月14日和12月18日签订的，⁽³¹¹⁾意大利的军事情报处开始向德国提供情报。⁽³¹²⁾然而两国虽在若干问题上协调了它们的政策，特别是在西班牙战争问题上，但在不少其他问题上却还是各行其是，甚至相互对抗和相互捣鬼。两国政府都曾为另一方的鲁莽行动而感到震惊。诚然，一些其他国家注意德意关系的人们往往容易时而夸大两国伙伴关系的自觉自愿的团结，时而又夸大其关系的不稳定性。

在公开场合，两国不断地大肆宣扬轴心国的团结，在纳粹和法西斯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中，他们则都利用下列论据，即如果德意不保持团结，西方国家便可将它们各个击破。⁽³¹³⁾另一方面，只要有最微小的暗示，说德国有可能向英国或法国靠拢，便足以使法西斯政府复萌陷于孤立的恐惧；⁽³¹⁴⁾他们还要苦心说服纳粹领导人别走那条路，他们更富于戏剧性的一招就是把他们在伦敦秘密搞到的英国官方文件的副本在1936年10月作为墨索里尼的礼物送给希特勒。⁽³¹⁵⁾他们还劝德国别接受以殖民地和便于取得原料的通路为基础的解决方案。⁽³¹⁶⁾欧洲各大国协作的方案也许对墨索里尼尚未失去吸引力，但从现有的文件看，他并未为实现此种协作作过任何真正的努力。

希特勒在他尚未当政以前，很早就“对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这位伟大人物怀有深刻的敬意”，⁽³¹⁷⁾他还表示他深信这位伟人既然是那样一位马克思主义、共济会和国际新闻界的死敌，他就必然会对“全世界犹太人”抱有与希特勒相同的感情，因为犹太人正是马克思主义、共济会、国际新闻界三方的幕后推动力。⁽³¹⁸⁾希特勒相信，在德国扩张的每一个阶段，选择盟友的最巧妙方法，就是从其利益迫使它们暂时和德国走同一道路的那些国家中去挑选，不必问它们是否是被称为德国的传统“友邦”或“敌人”，也不必问下一个国际同盟又会是怎样的阵线。希特勒决定以意大利为英国以外的德国惟一可能的同盟者，甚至设想组成一个德—英—意三国同盟。⁽³¹⁹⁾在1933年秋末裁军会议的危机期间，⁽³²⁰⁾他已经在期望意大利能在他和西方国家之间做调停者，因为“如果德国一旦被宣判为完全无能的国家”，那么意大利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也将宣告结束；⁽³²¹⁾但是据报道，在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冲突中，他没有决定站在英国一边而是站到意大利那一边去了，为此他颇感遗憾，因为他并非不知道意大利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弱点，以及意大利人对德意轴心缺乏热情。他仍然钦佩墨索里尼，⁽³²²⁾可他懂得，如果墨索里尼遭到什么意外，意大利的忠诚是不可信赖的。⁽³²³⁾在德国更为普遍的感觉则是，不管有没有墨索里尼，意大利对同盟的忠诚都是可疑的，人们纷纷传说一家夜总会的歌唱家的一段故事，这位歌唱家宣布流行的华尔兹舞曲“你不可能不变心”可以改作意大利的国歌。

墨索里尼方面则极力想使德国人找不到有什么理由可以指责他会重演1915年的意大利“叛变”。他决心要证明法西斯意大利已“不再是大杂烩的意大利了，不再是与民主国家勾勾搭搭的意大利了”。⁽³²⁴⁾另一方面，他却从来不钦佩希特勒。1934年他们在威尼斯会见以后，他说希特勒是一个低能儿，他还对巴多里奥说，跟一个没完没了地谈论奥地利和发动欧洲战争的人共事是不会有好处的。⁽³²⁵⁾在戎装辉煌的法西斯行列中，希特勒在那种场合就显得相当寒酸了，可是到了1937年9月，这一回可要轮到他的政权来显示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奇迹了。⁽³²⁶⁾

在德国兼并奥地利以前的最后几个月内，法西斯意大利的对奥政策必然暗示墨索里尼最近见到并记在心头的纳粹实力。⁽³²⁷⁾迟至1937年5月3日在他和牛赖特的谈话中，他还表示希望，尽管奥地利是一个德意志国家，当然不可能推行反德政策，但1936年7月11日的协定⁽³²⁸⁾仍可准予“在强大德国的庇护下”保持独立；⁽³²⁹⁾但是他在11月6日又对里宾特洛甫说，他打算听凭事态自然发展。⁽³³⁰⁾他可没有料到纳粹如此迅速地采取行动；他还是相信纳粹在9月间的诺言，即德国在进行干涉之前会预先通知他，⁽³³¹⁾并维持奥地利的表面独立现状。⁽³³²⁾

至于希特勒的下一个侵略对象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于1938年5月告诉德国人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前途与意大利政府毫不相干。⁽³³³⁾意大利政府既不阻挠也不积极支持德国的计划。⁽³³⁴⁾希特勒也从未预料到意大利会表示什么反对，然而事实上至少在当时，英意协定确实阻止了希特勒在1937年11月讨论过的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机会之一——即意大利应该把英国和法国一起拖入西班牙战争。⁽³³⁵⁾可是希特勒自己1938年5月30日的“绿色作战行动”指令仍然指望意大利“明确地站在我们一边”以便对法国起抑制作用。⁽³³⁶⁾在1938年8月25日的一项德国空军指令中，也把意大利列为一旦发生战争时的友好中立者。⁽³³⁷⁾可是在9月危机中，墨索里尼无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下作出的与德国团结一致的声明中（尽管他很少采取什么行动，使意大利能在突然接到要求时履行诺言），都大大超出了中立的界限，⁽³³⁸⁾因此他很有理由要感谢慕尼黑会议给他一个逃避此种危险处境的机会，甚至可以在德国和西方国家之间作为令人满意的调解人的身份出现。⁽³³⁹⁾

从那时起，意大利与德意轴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1938年7月首次作为政策实施的歧视犹太人的范围扩大了。10月间，墨索里尼还不愿对接受德国关于缔结包括日本在内的军事同盟的建议表态，可是到了1939年元旦，他已作出意大利应该加入这个三国条约的决定，如果可能的话，将在1月底签订。西方民主国家在纳粹革命前充分建立的力量对他的侵略野心曾有所遏抑，但在1938—1939年间，这些国家恢复实力和主动权的任何迹象都只会激起他同德国结盟的欲望，其目的并非出于自卫（他自己也承认无此必要），而是要“改变世界地图”。⁽³⁴⁰⁾

迄今为止，墨索里尼自己的要求范围已形成他与西方国家达成谅解的难以克服的障碍。况且，在这场墨索里尼此时已认为是无可避免的战争中，意大利又怎能期望自己成为西方国家的盟邦而同它们共处呢？而且，即便法西斯主义有力量改变均势，使之不利于纳粹主义，这难道不又是自取灭亡吗？

按新近的状况来看，德国是可下的最有希望的赌注，如果德国取得胜利，方便之处是可以给意大利以新征服来的领土，作为它提供协助的代价，而又不用牺牲德国的任何既得利益。意大利的人力和通过对地中海的控制以及它的实力来威胁法国同北非的交通线，这些都是它可以作出的贡献；而且最近的结盟建议是纳粹方面提出来的。墨索里尼认为，即便不缔结同盟，德意轴心的存在也是有价值的，例如它可以促使修改英国对意大利的政策，而且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它都是意大利后方的不可缺少的屏障。此外他在1938年10月还从里宾特洛甫那里获知，首先，为答谢意大利对德国提供的两项友好保证，下一阶段轴心国政策的受益者将由意大利轮到，在此期间“我们的全部精力”可用于“对付西方民主国家”；其次，希特勒对轴心国政策的时间安排抱着实用主义观点，他虽然认为轴心国准备立即作战，但并不盼望在三四年内爆发战争，因为德国的重整军备还要花三四年才得全部完成。⁽³⁴¹⁾

可是法西斯政府也并非不知道这一事实，即德国正在成为一个令人不安的强悍而又占支配地位的伙伴。希特勒对墨索里尼承认德国兼并奥地利的真诚和持久的感激⁽³⁴²⁾成为意大利同德国打交道的少数资本之一，然而意大利人民为轴心国实力对比的转变深感震惊和困惑，⁽³⁴³⁾墨索里尼对此却无更好的办法安慰他们，他所能说的只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与其在不同意的情况下发生，还不如让它在同意的情况下发生”。⁽³⁴⁴⁾1938年10月，他在法西斯党全国委员会上就意德关系问题再向大家保证说，德国除意大利外还有11个国家与它有共同的边界，同意大利友好是符合德国的利益的，他说，泛德意志主义是一个严格的种族概念，这才是首要的。例如，希特勒在慕尼黑曾对英国人说，他连一个捷克人也不要，即使按体重付给他同样重的黄金他也不要。⁽³⁴⁵⁾德国和意大利各有自己的独立势力范围，这一点是他所再三强调的。纳粹领导人曾一再向法西斯政府保证，地中海是命定的意大利海，阿尔卑斯山则是意大利的不可侵犯的北部边界，尽管涉及牺牲南蒂罗尔的说德语的少数民族。墨索里尼自己也对里宾特洛甫说过，集中全力于地中海和海外殖民地已使西西里成为帝国的地理中心了。⁽³⁴⁶⁾

然而，即便意大利人相信纳粹德国会信守它的诺言，或至少更倾向于向东和向西扩张，而不是向南，德国的这些保证也还留下了很大一块有争议的土地，这一地区介于朱利安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和黑海之间，长期以来意大利和德国一样对这块地区很感兴趣，而这时德国正在这里建立它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制裁取消以后，德国的竞争已经阻碍了意大利恢复它同东南欧的贸易，⁽³⁴⁷⁾而一个把多瑙河国家和巴尔干国家都纳入自己独占轨道的大德意志就可以穿过巴尔干诸国直达意大利的地中海。更令人震惊的是，还可以穿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而到达亚得里亚海。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法西斯政府和意大利舆论极为忧虑的问题。匈牙利还只构成意大利防区的外围部分，可是只要一想起“卐字旗出现在亚得里亚海上”，便会令人感到无法容忍了。⁽³⁴⁸⁾

（五）意大利奉行再保险政策的尝试

1938年9月，墨索里尼视察了威尼西亚朱利亚，包括的里雅斯特在内。他反复强调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良好关系以及在意大利的斯洛文尼亚人的忠诚，这也许是意义深长的。像过去一样，他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寻求卫星国，虽然他已不再能公开推动这些国家反对德国，却希望组成一个与德意轴心相联系而更紧密地依靠罗马而不是柏林的集团。正如齐亚诺1939年1月从南斯拉夫回来时所说的那样：4 500万意大利人、1 600万南斯拉夫人、1 100万匈牙利人和3 200万波兰人齐心协力，肯定是可以有所作为的。⁽³⁴⁹⁾也有人暗示，意大利从中斡旋可以有助于在德国和较小卫星国之间建立和谐关系。

早在1934年底，意大利就在法国鼓励下采取第一个友好表示，谋求与南斯拉夫和解，1937年3月25日的条约则巩固了这一和解。⁽³⁵⁰⁾在奥地利消失后，意大利与匈牙利保持了密切的关系。法西斯政府打算调和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关系，建成一个“罗马—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三角同盟”，他们还希望在以后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组成一个三角同盟。意大利倾向于阻止匈牙利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提出领土要求，支持匈牙利和波兰在外喀尔巴阡鲁森尼亚有共同的边界的想法，这又使意大利的政策和德国发生冲突。⁽³⁵¹⁾意大利人希望与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可能还有波兰，达成谅解，从而为意大利提供粮食和原料。⁽³⁵²⁾可是在1938年，贸易却受到以下几方面的阻挠：资金的困难，意大利自给自足政策所引起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东南欧的工业化以及德国的竞争。

与此同时，意大利一直在助长南斯拉夫人对希腊和土耳其的猜疑，它还鼓励南斯拉夫，可能还有保加利亚，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和爱琴海发展。⁽³⁵³⁾它支持南斯拉夫对萨洛尼卡的要求，这是为了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优势地位和对阿尔巴尼亚的兼并而给予的补偿。可是，尽管南斯拉夫在这个阶段扮演的是盟国的角色，克罗地亚恐怖主义领袖帕韦利奇仍留在意大利，表面上虽然受到某种形式的遏制，但后来在1939年春季却表明法西斯政府的政策是多么容易来上一个大转变。一旦这个政府不再信任南斯拉夫政府对德意轴心的态度，他们就会立刻开始和克罗地亚人阴谋勾结。⁽³⁵⁴⁾

在西地中海，墨索里尼计划在德意轴心体制内达到意大利与西班牙的谅解。他打算支持国民军，一直支持到共和军被彻底击败，这样便可以阻挠任何调停或折衷的和平建议。一旦西班牙内战结束，他不想把军队留在西班牙，但他已把弗朗哥将军算作是一个可靠的“部属”，还打算在同法国交战时和西班牙结成同盟，以便意大利可以使用在巴利阿里群岛的海军基地和意大利自己在那里建筑的三个飞机场。⁽³⁵⁵⁾1936年11月28日缔结的秘密条约⁽³⁵⁶⁾已禁止双方同敌对的第三方结盟或达成协议，并禁止由第三方使用任何一方的领土或领水对另一方进行作战活动。如果一方卷入冲突或集体制裁，另一方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并提供贸易和运输的便利。条约还规定有关互助和经济事务上合作的政策应协调一致，特别是在西地中海，政策尤应相互协调。就这一时期来说，德国和意大利在吸引西班牙加入轴心阵营这一边是有其共同利益的，因为可以立即用它来反对英国和法国，可是（除意大利试图在轴心阵营内部谋求再保险外）种种冲突之处也许就会在以后发生，特别是在摩洛哥。

（六）墨索里尼其人

尽管轴心政策会给意大利带来种种危险和屈辱，墨索里尼最终还是不顾一切地采纳了，这与他那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又工心计又好冲动而又丧尽道德的个性是相符合的。诚然，他确实是一个最不易被纳粹主义或任何其他意识形态的狂热效忠所能驱使的人。对他说来，人类和理想都只有在为他自己的目的效劳或予以阻挠时才是重要的。⁽³⁵⁷⁾他自己首先承认，他作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所从事的职业和他作为一个法西斯独裁者所执行的政策之间，差别经常是悬殊的。⁽³⁵⁸⁾可是，尽管他是一个那么十足的政治上的投机兵痞，掠夺成性而又不择手段，但他懂得自己的资源有限，随时准备根据其利益的需要而改变其政策。他的这一面的性格却又往往为无法抑制的幻想和野心、深仇大恨和十分幼稚的虚荣心所淹没。⁽³⁵⁹⁾墨索里尼曾对他的一个传记作者说：“迄今为止我做了些什么呢……这个国家必须要有秩序。然后我才能有所作为，然后我才能成为一个人物……我梦寐以求的是要在历史上留下像一头有利爪的雄狮那样的我的印象！”⁽³⁶⁰⁾他的早期斗争生活使他对教会、国王和中产阶级怀有深刻的敌意，他一生有着一种“被禁闭的恐怖感”，这也许是他在监狱中得到或加重的。意大利在1919—1920年和约中所受到的待遇使他对法国人终身怀恨，他也为在科孚事件中未能取得全部胜利而深恨希腊人。⁽³⁶¹⁾他所渴望的速度与行动可以用一句法西斯格言来说明：“停止者必失败”；他自己驾驶汽车和飞机的情况也都能说明这一点。真正形成墨索里尼性格的许多特点，对非意大利人心目中一位伟大民族领袖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却是意大利人看惯的，他们认为——更难以原谅的是他们还接受——他是一位典型的罗马尼阿的居民。⁽³⁶²⁾

他肆意夸耀自己是为喜爱而喜爱暴力的；⁽³⁶³⁾如果他的追随者比他更喜爱暴力，他便恰如其分地迎合他们而不是同他们对抗。他在和个别对手争辩时，如果他没有占上风的把握，他倒也并不总是一味鲁莽从事，但是他很喜欢欺侮一些弱小国家的代表。当他面对广大的听众时，他的自信心便会扩大，尽管在他认为掌声尚不够多的时候也会沉着脸儿离开，但一阵热烈的掌声也会给他一种对舆论的虚假概念（虽则他是群众宣传的专家）。

在他一生的经历中，不论他的情绪如何变化，有一些特点是经常不变的，他始终蔑视所有的人，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他始终乐于运用从贬义上说的马基雅弗里式的政治和外交方法，他始终怀有贪得无厌的权力欲望。他和大部分法西斯统治集团的人不同，他并不怎样看重财富；他对自己的家庭有真诚的感情，他的政权在公共工程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成就是不应抹杀的。但是支配他的主要情绪不是要促进意大利人民的社会福利，而是要为一个神化了的意大利赢得光荣，即按这个词的最愚昧无知的传统意义来理解的光荣。而这个神化了的意大利，在他的思想上，又是和一个神化了的本尼托·墨索里尼、新罗马帝国的领袖、政治家、军人和运动员、800万士兵和一支蔽天盖日的空军的统帅、庞廷沼泽的开垦者和里拉的保卫者合为一体的。对墨索里尼来说，意大利人不过是实现意大利及其领袖的更大成就的工具而已，这个工具他（至少在他晚年）越来越恼怒地发现是太不合适了。

可是，墨索里尼一心要向全世界显示的这个光辉人物，要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也只是一个来自罗马尼阿的微不足道的新闻记者；他在发生世界危机的一个时期内把自己树立为各大国中的最弱国家的独裁者，一旦他失去好运、活力或政治上的机智，他就会以他爬上台的相同速度摔下来。他已经开始担心他党内的某一个同志会取代他。16年大权在握的生活增强了他的自大狂和不稳定性，损害了他的判断能力和主动精神。由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行政官员，在整个政府机构和重整军备问题都需要彻底研究处理的时候，他却全神贯注于例行公事，花费很大精力去研究军乐队长的指挥棍问题。

1939年3月的东欧

他转向德意轴心的理由之一是，他像落入陷阱还抓住诱饵不放的狒狒那么顽固，放不下他的帝国迷梦。他希望给意大利人以民族国家的声誉和分享掠夺的果实以换取他们对他的威信的支持，并因此而抢在党内极端分子的前面先下手。与西方国家和解只是一块最不合口味的劣质馅饼，同疏远德国的危险相比，对意大利是几乎没有什么好处的。德国正是意大利领袖最害怕和最着迷的国家。相反，他要特别引以自豪地施展外交手法，希望能使意大利站在轴心之内较之站在其外更安全。他之所以在1915年极力要求意大利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是，一个中立的意大利必然会遭到战胜的任何一方的敌视；他还想到要利用战争作为促进国家复兴的一个手段。⁽³⁶⁴⁾所以在1939年，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现实主义”和他与西方国家的宿怨、恐惧和野心、“物力论”的信条以及倒向阻力最小方面的日益增强的倾向，究竟会把他引向何处。

第六节　东欧

马丁·怀特

1939年的东欧是由一些小国组成的，它们介于德国与意大利为一方和俄国为另一方之间的地带，是德国东侧的一个缓冲地区，正如瑞士、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是德国西侧和北侧的缓冲地区一样。⁽³⁶⁵⁾从北方的巴伦支海到南方的爱琴海分布着一系列国家，它们的面积虽大小不同，但同它们西边和东边的大国相比，都是一些弱小的国家。⁽³⁶⁶⁾在1939年3月初共有14个东欧国家。⁽³⁶⁷⁾一年以前还是15个，但奥地利在来自西侧的压力下消失了，由于同样的压力，捷克斯洛伐克在1939年3月15日也解体了，只留下一个其主权值得怀疑的继承国斯洛伐克。这说明缓冲地区的意义是不够明确的，可能在建立它时是作为一道屏障或一堵遏制墙，但由于政治上的沉淀，很容易由权力的分水岭一变而成为一片低洼地，听任来自任何一边的洪水淹没。

这一地带的小国就是过去的帝国浪潮退汛后所出现的。它是东欧的新面貌。1914年还没有这样一条地带，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当时还不存在。在喀尔巴阡山以北只有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三大帝国并驾齐驱；在多瑙河下游和巴尔干半岛也只有一小簇小国（6个）在其北面的俄国与奥匈帝国和其南面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之间组成了一个缓冲地区。⁽³⁶⁸⁾再早100年，在1815年和会的时候，这些国家也都尚未存在，从芬兰湾到克里特岛的全部东欧地区都是由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和土耳其瓜分的。⁽³⁶⁹⁾在这4个军事帝国中，只有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故都和重心是在东欧。对于普鲁士和俄罗斯来说，东欧只是为其扩张提供便利的边区。⁽³⁷⁰⁾回顾历史，必须自1815年再向前追溯半个世纪，才能在喀尔巴阡山以北看到一个纯粹的东欧国家，即古波兰王国，当时它尚未为滚滚向前的大国浪潮所淹没。在波兰被普鲁士和俄国瓜分（1772—1795年）以前，有着一个历史悠久和光辉的波兰，它自己也曾一度是一个大国，曾粉碎条顿骑士团，曾联合立陶宛从波罗的海一直伸展到黑海，曾入侵俄国并占领莫斯科，最后才把波罗的海的控制权输给了另一个大国瑞典。⁽³⁷¹⁾

所以东欧这一带的国家都是1815年以后才出现的，其中一半甚至迟至1918年才出现。以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为前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了欧洲空前规模的政治重新组合。奥斯曼、罗曼诺夫、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4个帝国崩溃了。在东欧出现了7个新主权国家。芬兰、⁽³⁷²⁾爱沙尼亚、⁽³⁷³⁾拉脱维亚⁽³⁷⁴⁾过去从来不是独立国家。通过第一次巴尔干战争，阿尔巴尼亚在1912年名义上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到1918年它的独立仍未确立，它的边界还有待确定。⁽³⁷⁵⁾立陶宛、⁽³⁷⁶⁾波兰、⁽³⁷⁷⁾捷克斯洛伐克⁽³⁷⁸⁾则是在长期消失以后重新取得独立国家的地位的，罗马尼亚、⁽³⁷⁹⁾南斯拉夫⁽³⁸⁰⁾和希腊⁽³⁸¹⁾则正在扩大中，以期完成只有一个世纪历史的民族自决。奥地利和匈牙利都由于同样的进程被迫从帝国降为民族国家。与此同时，匈牙利还在恢复民族的独立生存；⁽³⁸²⁾保加利亚则以割让领土作为战败的代价。⁽³⁸³⁾在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终于全部毁灭；当作为奥斯曼帝国残余的西亚部分也告解体，另行建立了民族国家土耳其时，于是这种局面便进一步巩固了。⁽³⁸⁴⁾在这些重新恢复或者新建立的国家之中，寿命最短的要数乌克兰，它是从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一个独立国家，是在德国东线胜利的掩护下存在了不到一年，然后又为俄罗斯国并吞，成为苏联的一员——在不到一代时间内，大部分东欧其他继承国所走的或追随的都循着这一条道路。⁽³⁸⁵⁾

（一）民族冲突

1918年以前欧洲领土的变革通常总是通过吞并或合并减少国家的数目而增加国家的面积，民族主义的突出胜利，如皮埃蒙特的统一意大利和普鲁士的统一德意志，也会有此种效果。突然间从无到有，一下子建立6个新的小国家，是史无前例的。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承认瑞士邦联脱离神圣罗马帝国而独立，承认荷兰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从而建立了两个新的主权国家，可是这不过是正式承认久已确立的事实。1878年的柏林条约也建立了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两个新的主权国家，同时又为建立第三个主权国家保加利亚奠定了基础，这是东欧的分裂在1918年达到高潮以前的最重要阶段；但是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在各自的独立尚未得到承认之前都已经是欣欣向荣的自治公国，这同1918年的任何一个新国家都是不相同的，可能芬兰是例外。在1918年纷纷成立的国家中与此最相近似的是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被取消后德意志诸国所取得的合法独立。⁽³⁸⁶⁾但这也只是在法律上认可其独立，其实自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以来它们早已拥有此种独立了。此外，通过莱茵邦联的创建和扩大，这也无非是驱使这些国家同法国进入新的更严密的依附关系的部分进程而已。这些小国才摆脱了一个保守的大国，却又立刻被卷进了一个革命的大国更严厉的保护之下。20世纪的东欧所经历的进程也是一样的，不过历时30年。因为这时清理场地的工作要比19世纪初的西欧进行得更彻底。东欧的继承国家之所以尚能生存，都是由于一种独特的情况，即所有邻近的大国都已消灭或已大为削弱，而且也只有在德国和俄国尚未能恢复其不可避免的优势时，它们才得以维持独立。

如果这就是建立继承国家的条件的话，其原因就在于极端的民族主义理论，即认为共同的语言就能表明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每一个民族又有权组成一个单独的独立国家。1918年东欧的重组是民族自决原则的最大胜利，它也为民族自决原则的局限性提供了典型的例子。当西欧以语言为原则的民族主义信条传播到东欧时，在东欧这一地区的民族主义党派尚未经受在西欧业已产生民族主义信条的那种历史发展和训练。坚定的民族性是成长缓慢和条件优越的产物。可是任何民族都有一个哪怕是很小的边缘部分，它是由部分被同化了的分子组成的，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些人可能归附其他民族；与此相反，以西欧的瑞士和比利时的历史为证，语言各不相同的分子可以组成一个在政治上清一色的民族。但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语言原则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将国家分裂为各个组合成分，它们或者分立，或者再进行不同的组合。

就西欧历史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民族的种种原因而言，东欧历史对形成稳定的民族恰恰是不利的。西欧地处欧洲半岛的边缘，有东欧为其屏障和绝缘体，而东欧在历史上则不断遭受来自东方的入侵以及来自西方的对此种入侵的反击。因为东欧横亘于欧洲半岛的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地峡上；波罗的海的海岸是从莱茵河三角洲延伸至西伯利亚的大平原的一部分，乌拉尔山脉也并未怎样阻隔其间；多瑙河流域尽管部分由喀尔巴阡山为其屏藩，却是穿过中亚细亚和准噶尔门一直延伸到蒙古的大平原的终点。移民接连沿着这些道路进入，打乱而又丰富了地中海和欧洲的文明。在基督教世界存在之日，西欧没有受到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冲击，因为有着东欧在首当其冲，⁽³⁸⁷⁾而鞑靼人的入侵却左右了俄罗斯的历史发展，正如土耳其人的入侵左右了巴尔干各国和多瑙河流域的历史发展一样。在此时期内，东欧也承受了来自西方较强大的社会的持续不断的压力，这种侵入比来自亚洲游牧民族的入侵要缓慢一些，但渗透得更深。波兰向东方的扩张决定了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德国向东方的扩张又决定了波兰人自己、波罗的海各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马扎尔人、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历史；斯堪的纳维亚人向东方的扩张决定了芬兰人、波罗的海民族和早期俄罗斯国家的历史。

喀尔巴阡山把东欧分为两个地区：北面是波罗的海盆地，南面是多瑙河流域及其巴尔干延伸部分。两个地区之内各有其分支地区，但两个地区之间还是有一个总区别的：在喀尔巴阡山以南，有天然边界，可以为民族社区提供模式，在波罗的海地区却没有天然边界。在这无甚差别的平原上成长的国家——条顿骑士团、立陶宛、波兰、瑞典帝国、普鲁士——其版图的变动性极大，除其殖民者可以扎根或其军队可以驻扎的地方这条界线外，别无边界可按。1920年波兰—苏俄之战反复多变，开始时毕苏斯基的军队深入到基辅，然后红军反击，一直打到华沙城下，接着波兰军队又反攻，最后停留在里加线上，这道线后来就成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在1939年，这一史实只不过是上述原则的最近例证而已，⁽³⁸⁸⁾它最引人注目地反驳了1939年的新解决方案据以为基础的民族原则。

在喀尔巴阡山以南则有天然边界和地区性单位。波希米亚在其四面环山的地形下是自成一体的，不过摩拉维亚通过下奥地利在东南方留下了一个缺口。背靠喀尔巴阡山的弯曲部分而南向萨瓦河的大匈牙利是一个地区性单位，⁽³⁸⁹⁾和背靠大西洋而面向莱茵河的法国相类似。特兰西瓦尼亚由于自然条件，可以成为比瑞士更为美好的胜地，它在17世纪就是作为这样的胜地的；罗马尼亚的各个公国像位于多瑙河口的另外一些低地国家一样；希腊这个地中海半岛是第二个意大利。但是所有这些地区性单位都没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民族集团。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人口中，2/3是捷克人，1/3是德意志人；大匈牙利的人口中，只有一半是马扎尔人；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半人口是罗马尼亚人，1/3是马扎尔人，其余是德意志人；罗马尼亚诸公国所容纳的罗马尼亚族人口，还不到1/3。⁽³⁹⁰⁾

不但有少数民族，而且还有分支民族，这是潜在的民族，1919年把这些分支民族包括在较大的民族国家内，或分别成立为各自的国家，这都是产生政治麻烦的根源。奥地利人对德意志人的关系是如此，斯洛伐克人对捷克人的关系也是如此。⁽³⁹¹⁾按照许多波兰人的看法，立陶宛人对波兰人的关系也是如此。⁽³⁹²⁾分布在多瑙河以南一带（从黑海海岸一直到朱利安阿尔卑斯山）的南方斯拉夫人，也是一系列相互合并的分支民族，他们是：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门的内哥罗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1919年以后才确立的两个国家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就是把剩余的南方斯拉夫人包括在内而扩大的，这两个国家表明了主要的语言分界线。然而同非斯拉夫的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混合在一起的南方斯拉夫人所定居的马其顿，却仍然是一块精神上的“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所以它成为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之间有争议的地区。这是因为这块土地的大部分分别由南斯拉夫和希腊占有，保加利亚又根据历史对它提出主权要求，阿尔巴尼亚的理由则是因为阿尔巴尼亚民族的1/3居住在那里；⁽³⁹³⁾其他国家对马其顿这个省也非常感兴趣，要把它升级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南方斯拉夫人重新组合的可能性遂成为经常提出巴尔干联邦计划的主要起因。然而在马其顿，较之在巴尔干半岛的任何地方可以看得更清楚，民族的分类与人民生活无关，“马其顿农民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有时说自己是土耳其人，有时又说是希腊人、保加利亚人或塞尔维亚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民族，连农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³⁹⁴⁾

最大的一个分支民族的范例是由涉及大俄罗斯人的乌克兰人或卢西尼亚人提供的。位于喀尔巴阡山以北的乌克兰在政治上与马其顿极为相似，但是它更大、更具有危险性。它是一个被淹没的民族，在政治上可见的部分是构成苏联的第二个大共和国，但是它的范围一直向西延伸到凡尔赛和约所建立的各国的边界以外，包括寇松线以东的波兰的2/3，包括波兰全部人口的1/6，越过喀尔巴阡山的分水岭一直延伸到斯洛伐克本身北部边沿和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它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尾肢部分）的多瑙河，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省相互贯穿。⁽³⁹⁵⁾可是，乌克兰的民族意识几乎也和南方斯拉夫人的一样，分为许多不同层次。东加里西亚接受西方影响最深，是反俄罗斯的乌克兰民族运动的中心，过去奥匈帝国为增加俄罗斯的困难曾鼓动这个运动。沃尔海尼亚和罗马尼亚的乌克兰农民则是亲俄罗斯的。“即便如此，在波兰和俄国的边境上仍有不少农民的民族性是不十分明确的，他们称自己为‘本地人’。”⁽³⁹⁶⁾至于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那些人，他们是非民族主义的，而且部分地为马扎尔人所同化，他们对卢西尼亚人是否被认同为乌克兰人是满不在意的，而不像东加里西亚的民族主义者对乌克兰人被认同为大俄罗斯人要感到愤慨那样。⁽³⁹⁷⁾卢西尼亚人和白俄罗斯人⁽³⁹⁸⁾是惟一听任巴黎和会支配的东欧民族，所以被认为在政治上太落后，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因而必须置于他国监护之下。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因此就被分配给捷克斯洛伐克，⁽³⁹⁹⁾各大国又同意波兰攫取东加里西亚并默许它牺牲苏俄。⁽⁴⁰⁰⁾波兰没有履行它对东加里西亚给予自治的义务；捷克斯洛伐克也以某种理由而推迟履行它给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自治地位的义务。

从8世纪到14世纪，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向东扩张在东欧造成了一个按语言划分民族的社会阶层结构。它们之中有分布颇广的德意志资产阶级，有些地方有着波兰贵族或马扎尔贵族，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都与当地的农民不同。因而就有许多大城市在民族构成方面与它们所在地的四周农村全然不同。但泽是一个腹地由波兰人居住的德国港口，梅梅尔是一个内地由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德国港口。维尔纳是立陶宛和波兰争夺的地方，因为在郊区是立陶宛人占多数，在市区是波兰人占优势；但是真正的争论是在两个非西方的（所以在西方人看来也是在两个劣等的）民族之间展开的，因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加在一起在市区还没有犹太人多，在郊区则没有白俄罗斯人多。⁽⁴⁰¹⁾东加里西亚的首府利沃夫，一度称为伦贝格，给波兰以最充分的理由对这个省提出要求，因为它是位于乌克兰大海中的一个波兰岛屿。另一方面，在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区内，城市居民基本上是德意志人，农村则基本上是波兰人。的里雅斯特是一个意大利港口，腹地则住着斯洛文尼亚人，阜姆也是一个意大利港口，其内地居民则是克罗地亚人，这两个港口是亚得里亚海的但泽和梅梅尔。⁽⁴⁰²⁾同样的原则也可以据以说明多瑙河上的大都会维也纳。维也纳从未在当地产生一个奥地利资产阶级，可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半个世纪却形成了一个以犹太人占优势的资产阶级。⁽⁴⁰³⁾以上这些城市如果不根本改变其社会结构就无法纳入民族国家的体制。正如古希腊时代的城市一样，它们惟一合适的政治环境便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帝国。由于争议双方各有相等的说服力或说服力都不足的民族理由据以提出要求，这就成了它们处于国际最尖锐冲突中的原因。在东欧城市中，维也纳具有突出的国际性，它的国际性由于几百年来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首都而得到保证。在这个城市中产生了一种比国际战争更有腐蚀性和更有毒害的社会冲突——反犹太主义。希特勒在这里从舍纳雷尔和卢埃格尔那里学到了反犹太主义，他把它带到柏林而使反犹太主义终于成为德国政府政策的主要特征。

一个民族的乡区可以同另一民族的首府结成多民族的混合体，还能产生与其所支持的民族血统不相同的民族领袖。有些大人物出生于他们所主宰的社会以外的地方，例如拿破仑是科西嘉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这种社会不正常现象在东欧是有很多例子的。基马尔·阿塔图克属于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血统，⁽⁴⁰⁴⁾而毕苏斯基则属于立陶宛血统。匈牙利的总理贡伯士“是属于德意志血统，他曾想证明自己出身于匈牙利贵族门第而未成功，以致引起了人们的讪笑”。⁽⁴⁰⁵⁾他的继承人伊姆雷迪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匈牙利的一个立法纲领，但不得不在1939年2月提出辞职，因为有证据证明，他的曾祖父就是犹太人。⁽⁴⁰⁶⁾斯洛伐克的领袖图卡多年来在斯洛伐克人民党中是仅次于党的创建者赫林卡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变节的匈牙利人，在快到中年时才学会说斯洛伐克语。⁽⁴⁰⁷⁾铁卫团的创立者、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宣传者、浪漫主义的科德里亚努原来属于乌克兰和德意志血统，他的真正的姓却是齐林斯基。⁽⁴⁰⁸⁾和他的情况极为相似的匈牙利的萨拉希，乃是匈牙利纳粹党的领袖和马扎尔人种族纯洁论维护者，可是他本人就混杂着亚美尼亚、斯洛伐克和德意志血统。⁽⁴⁰⁹⁾那个维也纳贫民和“波希米亚下士”⁽⁴¹⁰⁾平步青云地高升到掌握德意志帝国的最高权力，也只是作为一个出生于边疆居民或异国人士而成为民族领袖的东欧最杰出的例子罢了，而且毫不过分，也绝非奚落。⁽⁴¹¹⁾

不过还有较民族分界线更古老和更深刻的划分。因为在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的地峡向来是西方基督教和拜占庭、俄罗斯两个东方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历史分界线。在这里，除了政治上的分界线以外，还横亘着一条天主教和新教在其一边而东正教在其另一边的分界线。⁽⁴¹²⁾这条文化和宗教分界线所穿过的大致是4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东部边境线或与俄罗斯接壤的边界线；它沿着寇松线把波兰一分为二，⁽⁴¹³⁾这条边界线也只有寇松线这一部分才是国际权力机关划定的；它把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和斯洛伐克分隔开来；它又穿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边界；然后它通过南斯拉夫北部，形成一条弧形线把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分开；又随着萨瓦河线向西前进，再折向南面顺着达尔马提亚海岸一直伸向杜布罗夫尼克。⁽⁴¹⁴⁾

这条边界线是潜在的民族界线，也是宗教界线，因为在东欧这两条线是难以截然区分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波兰和南斯拉夫就是按这条线而分裂的。波兰在1939年的主要内部弱点就是因为它要越过这条线而进行自我扩张，它害怕来自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⁴¹⁵⁾这也是南斯拉夫的虚弱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条线是一系列南方斯拉夫民族的两条主要区分线之一。一方面是作为天主教西方部分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另一方面是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这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在1939年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的语言分界线相比，其真实性和持久性似乎并无多大不同，而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结成一个统一国家是有其内在可能性的，正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可以结成一个统一国家一样。⁽⁴¹⁶⁾

（二）社会冲突

东欧的民族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的对立，国家之间的纵的方面的斗争往往和阶级之间的横的方面的斗争交错在一起。东欧的主要社会特征是没有一个本土的中产阶级，或者这个阶级太弱小。这是因为1 000多年来的入侵、战争和土耳其帝国压制一切生机的统治推迟了商业发展所造成的后果，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西欧的发达是怎样以阻碍东欧的成长为其代价而取得的。但在许多情况下，这段灾难性的历史不仅阻碍了一个中产阶级的成长，它也毁灭了全部贵族阶级和统治阶级；就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统治阶级一般就是民族传统和历史意识的传递者，那么毁灭了统治阶级也就有可能将奥匈帝国的各民族分为“有历史的”民族和“无历史的”民族了。⁽⁴¹⁷⁾

在这方面，东欧的民族可分为四类。（1）欣欣向荣的巴尔干基督教国家的发展趋势被第14世纪土耳其的征服打断了，这就摧毁了它们的贵族统治和新生的中产阶级。这些巴尔干民族于19世纪反抗土耳其帝国的复兴运动反过来又摧毁了土耳其的官僚和贵族阶级，留下一些完全是由农民组成的国家，它们只有一个第一代的统治阶级。其中有两个是例外。希腊人从未是一个无历史的民族，因为他们不久就成为他们的征服者的不可缺少的人，并确立了一种特权地位而成为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行政管理和经营商业的阶层。独立的希腊由于其地理位置和传统，是一个航运和商业国家，易于取得海上权力。因此，尽管它是当年东方基督教世界核心的希腊帝国的后裔，在感情上它却是土耳其继承国家中最亲近西方的。⁽⁴¹⁸⁾再有一个便是罗马尼亚，它已产生了一个有部分希腊血统的地主阶级，他们与犹太人以及开发油田的外国企业界结成联盟。（2）东欧中部既包括东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北屏障，也包括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层，这里的决定性的事态发展不是土耳其的征服，而是两个世纪以前的蒙古人入侵。这次入侵使罗马尼亚诸公国、匈牙利和波兰的人口减少；波兰和匈牙利的统治者曾把德国移民召进来弥补损失。与此同时，一些劫后余生的卢西尼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统治阶级都已波兰化或马扎尔化了。（3）捷克的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两地的情况特殊。它们和波兰、匈牙利不同，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蒙古人的入侵并没有到达它们的国土。它们完全被德国手工艺人与商贩所拓殖和开发；它们维持了高度发展的民族独立，直到他们在1526年选出一个哈布斯堡的国王。它们在30年战争开始时企图拒绝哈布斯堡王室的继承，因而招致了被击败、被征服和民族覆灭。一个德意志化和天主教化的进程消灭了波希米亚的当地贵族阶级，正如土耳其的征服摧毁了巴尔干当地的贵族阶级那样，接着捷克人也加入了无历史的民族之列。（4）波罗的海地区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殖民领域，那个地区信奉异教的野蛮人在芬兰的是被瑞典人征服的，在立窝尼亚和普鲁士的是被条顿骑士团征服的。在那些国家里，当地的农民都是在一个外国统治阶级管辖之下。在这些野蛮民族中只有立陶宛人由于和波兰联合才维持了它的独立，其代价则是迅速地波兰化，此种模式以后又再次出现。

然而长期积累的民族斗争和民族伤害致使东欧多少世纪以来分裂为有历史的民族和无历史的民族，同样也给它们大家以较之西欧民族更尖锐和更深刻的历史意识。德意志人不会忘记1410年败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坦伦堡之战，1914年8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终于在同一战场上战胜了俄国军队而报仇雪耻了。⁽⁴¹⁹⁾马扎尔人一心想湔雪莫哈奇之耻，即东方的“弗洛登”，匈牙利的国王和骑士都是在那儿遭到土耳其人残杀的，并以此作为他们保卫基督教世界的部分传奇。⁽⁴²⁰⁾无历史的民族的农民，即便在民族沦亡时期，也保持了他们的历史传统。塞尔维亚人有一组诗歌，记述他们在科索沃被土耳其人战败的经过；捷克人的文学传统虽然在白山战役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实际上已经消失，可是波希米亚的农奴们在1775年起义反对他们的德国农奴主时却高唱胡斯党人的歌曲。⁽⁴²¹⁾正如西欧惟一有着类似经历的民族爱尔兰人一样，这些民族之所以能重获自由，乃是因为他们过去的冤屈和光荣一直活在他们的心头。历史是他们的政治实质，他们的全部政治都要从历史中吸取力量。

这就像一个人驾车沿着南丘陵疾驰，然后拐弯转离大路，沿着小道驶抵苏林顿、华盛顿和斯特宁的草原，在那里他会看到一些房屋，里面住着与理查二世的悲剧有关的人，他们才脱下他们的丧服，但哀哭的声音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⁴²²⁾

东欧狂热民族主义者的极端主张同各自政府的目标接近的程度，同西欧相比要大得多；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深受历史的权利要求和对历史的回忆支配，如果要在西欧找一个类似例子，除非是英国政策的基本目标旨在收复吉延和诺曼底。特里亚农条约后被割去了土地的匈牙利丝毫不愿放弃圣斯蒂芬王家的历史权利；为特里亚农条约所扩大了的罗马尼亚是由达西亚神话支持的；波兰共和国念念不忘的是亚盖隆王国，保加利亚萦绕于心头的是阿森帝国和更早一些的西蒙君主和塞缪尔君主的帝国，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但不是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所怀念的是斯提芬·杜尚帝国；阿尔巴尼亚人为自己当前的虚弱所提出的慰藉，则是声称自己是“原始的、土生土长的巴尔干民族”，对他们说来，斯拉夫人只不过是刚来不久的移民，不但斯堪德培是阿尔巴尼亚人，而且连埃皮鲁斯的皮洛士和亚历山大大帝都是阿尔巴尼亚人。⁽⁴²³⁾东欧民族中仅有的几个没有自己背上伟大的过去这种历史包袱的民族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但甚至在芬兰人中间也还有一些人梦想要有一个包括全部东卡累利阿和科拉半岛在内的大芬兰。⁽⁴²⁴⁾

从中世纪开始，东欧的中产阶级就由德意志人充实，不过后来还有犹太人补充。在1939年3月，犹太人仍然还是东欧的主要民族，大约从1800年以后一直是如此；“犹太人被迫流亡”这一章现在即将结束。他们首先是在14世纪由卡西米尔大帝指定在波兰定居的；到了19世纪，背后有俄国政府的迫害在驱使他们，前面有新兴的自由社会和发展商业的机会在吸引他们，于是大批犹太人移居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他们便把特别是马扎尔人自己不愿执行的中产阶级任务接了过来。⁽⁴²⁵⁾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犹太人恰好与德意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大国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注定是发泄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的对象，掠夺犹太人已成了国际都感兴趣的事了，德国便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缺乏一个确立了的由当地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便决定了东欧各国的社会史，而缺乏资产阶级文明则又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史。除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以外，各国既没有立宪政体的社会基础，也不存在立宪政体的道德传统，只有在匈牙利有议会体制的传统，但这种体制是由少数人操纵的，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现了为西方所欢迎的国际礼让的继承国。它们有着不能取消的民族自决的凭证，它们又宣称是民主共和国和君主立宪国家，由于有马萨里克和维尼齐罗斯这样的人物挡住了视线，人们很容易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好像东欧是培养自由主义政治家的摇蓝。到了1939年3月，东欧除芬兰或许还有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所有国家的议会政体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独裁政权所取代。⁽⁴²⁶⁾在当时，也许人们很少认识到这些继承国家注定要在一场大动乱中诞生，这场大动乱摧毁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立宪政府，东欧只是未能取得半个西欧所未能保持的政体罢了。马其顿恐怖主义组织在保加利亚的统治，⁽⁴²⁷⁾1930年波兰对东加里西亚的残暴镇压，⁽⁴²⁸⁾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的掠夺和失政，⁽⁴²⁹⁾这些不仅都符合土耳其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传统，而且预示了一种政体，它在一个独立的间隔期后很快就要再次从外部强加给东欧，同时还反映了为外部干预创造必要条件的内部冲突。从波兰到巴尔干各国，在农民群众和统治阶级之间都有一道鸿沟，下层充满怨恨和往往是真正的痛苦，上层则使用警察压制，又残暴又腐败。东欧处于革命前夕状态，它的社会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按照邻近两个革命大国之间的对抗意志而向两极发展。统治阶级终将是容易受到德国的反革命宣传影响的，他们却又早已在害怕群众容易受到俄国的革命宣传影响，并且加以夸大，无意中也就助长了这种感受性。

一个农民为蒙受不公正待遇发了几句牢骚，便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被送上军事法庭，不时遭到拷打，并被判处监禁，或在军事管制下强迫劳动……一个不愿让自己的女儿被宪兵强奸，或不愿让自己的财产被宪兵掠夺的农民必然是一个“布尔什维克”。⁽⁴³⁰⁾

东欧每个国家的地平线上，在压力或冲击下，几乎都会出现分裂。

东欧是一个农业地区，东欧民族也是自觉的农民民族。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到一半。⁽⁴³¹⁾大部分东欧国家的人口是过剩的，东欧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就像西欧工业就业不足的情形一样。这是自1919年以来扩大工业化的又一原因。但工业化的主要原因还是要在经济生活中实施民族主义原则。继承国的建立意味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起分裂了。两大经济单元之一的俄罗斯帝国，被夺去了欧洲边境上最先进的工业化省份；另一个单元奥匈帝国，本是多瑙河流域中部联成一体的统一关税区，这时却分裂为5个各有关税壁垒的独立经济单元。⁽⁴³²⁾对多瑙河流域的经济合作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也曾作过微弱的努力，但未取得成果；世界经济萧条又加强了各国闭关自守的趋向，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不自然地发展农业，农业国家则不自然地发展工业。其结果是多瑙河贸易和整个东欧的贸易普遍减少。因为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并不相互补充，它们都有大量剩余农产品需要寻求国外市场。此种经济需要的压力在20世纪20年代越来越严重，致使它们落入准备收购它们出口品的大国之手，德国因此于1939年3月前就得以在经济上征服东南欧，并以此作为政治上征服的先声。

（三）凡尔赛解决方案

在1918年出现于东欧的新国家中，民族主义是早熟的，社会是分裂的，经济是不平衡的，国际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凡尔赛解决方案的力量在于它符合于民族自决的原则。它的弱点则在于它不符合于可以预见的力量均势。

凡尔赛解决方案只是承认东欧的新体制而已。⁽⁴³³⁾这个体制是从1918年而不是从1919年开始的；各国的革命在巴黎和会以前已经发生了；会议的主要决议，比以前每次大战结束后的任何一次会议所作的决议更多，那是由和会本身以外的力量所决定的。新体制是从下面的一股压倒一切的政治冲力创建的，也就是一股民族主义的冲力；在1939年3月看来，这一变化似乎是长期性的。1939年3月正是强烈要求修改凡尔赛解决方案的时候，但并不要求从民族原则回到王朝主义的旧民族原则。提出的要求倒是要实现民族主义，继之以把1919年所理解的民族原则加以窜改和歪曲。

民主民族主义正如所有伟大的政治力量一样，也提供了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正义概念。当东欧帝国崩溃而实现民主民族主义时，对参与这一行动的人来说，它具有巨大的解放运动的性质。⁽⁴³⁴⁾1918年像伟大的先例1789年和1848年一样，给人带来了革命告成、新时代开始、春天或黎明的幸福来临之感。⁽⁴³⁵⁾这种自我陶醉的气氛也许就是巴黎和会所处的最主要的政治环境，在处理东欧问题时尤其是这样，由此而引起的反作用便是纳粹德国勃兴，这是最重要方面之一，而且既是其原因，也是其结果。从“联盟节”引向“恐怖时期”和“法兰西帝国”以及从拉马丁、巴枯宁、马志尼引向路易·拿破仑、巴赫和加富尔的辩证法，同样也适用于从以马萨里克为其最光辉代表人物的解放了的东欧引向1939年3月的东欧，这时主宰东欧的是业已成为德意志帝国元首的一个东欧移民。

匈牙利和德国的和约修改论者在宣传上的又一成就便是把凡尔赛解决方案说成是可悲的历史颠倒，那些旧政权的失意者因和约而变成了新政权的得势人物。⁽⁴³⁶⁾然而，东欧各国及其千百万人民因凡尔赛解决方案而得到的民族自由和实现的民族愿望却要比在外国统治下所能获得的多得多。要求修改和约的国家和对和约感到满意的国家在数字上并不相等。“胜利”的国家有9个：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它们都是在俄罗斯帝国废墟上崛起而取得独立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三国都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主要继承国），以及希腊。⁽⁴³⁷⁾战败国是5个：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俄国。⁽⁴³⁸⁾德国和俄国不同于东欧国家；它们属于大国一类，它们要求修改条约的方式是革命式的，也是帝国主义式的，这和那种据说是因和约不公正而要求纠正者是毫不相干的。正确地讲，奥地利并不是一个要求修改条约的国家。它是一个缺乏生存意志的国家，因为它原来的愿望是与德国合并，⁽⁴³⁹⁾但协约国不允许；⁽⁴⁴⁰⁾奥地利也缺乏生存的手段，因为在早期，它只是仰赖国联贷款的人工呼吸才能维持生命的。⁽⁴⁴¹⁾从那时起，奥地利就没有什么积极的外交政策，而且它还从匈牙利手里取得了布尔根兰这一块土地，因此就颇为矛盾地把自己置于领土获得者之列。⁽⁴⁴²⁾在东欧要求修改和约的两个主要国家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但是它们对修改的主张不同。保加利亚不像匈牙利，它在1918年的败绩已是7年中的第二次战败，所以它的不满情绪不那么强烈，比较听天由命。⁽⁴⁴³⁾而且，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又有特殊关系。斯坦博利斯基和维尔切夫的传统就是和南斯拉夫合作，以期形成一个南方斯拉夫人联盟，为此保加利亚几乎成了1934年巴尔干公约的签字国。⁽⁴⁴⁴⁾匈牙利则从来不存在加入小协约国的问题。匈牙利没有斯坦博利斯基，也没有维尔切夫。因为在战胜国和要求修改和约的国家之间的裂痕并不如有历史的民族和无历史的民族之间的老裂痕那样深。德国人和匈牙利人最大的不满不在于和约解决办法对他们不公道，而在于和约剥夺了他们许多世纪以来的统治其他民族的权利。⁽⁴⁴⁵⁾此种老区别的势力还可以由东欧的一个国家波兰来说明，它集双重利益于一身，既是有历史的民族，又是一个战胜国。

有人批评凡尔赛解决方案说，它产生的新的少数民族问题和它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⁴⁴⁶⁾这个批评是错误的。它产生的问题没法和它解决的问题在数量上相比，它们属于不同的性质。1918年的革命解放了大多数民族；正是这个伟大的、基本上不可逆转的成就产生了少数民族问题。自1918年以后实际上已取得胜利的东欧民族主义在形式上过于偏激，因此在自己内部也难以作原则上的自我纠正。阿克顿有一句名言：“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的最可靠的检验标准是，这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享有多大程度的安全保障”。⁽⁴⁴⁷⁾根据这种检验，总的说来，东欧新体制并未确定自由，它只是确定了多数民族的权利。阿克顿的另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说明了并未确定自由而只是默认部分自由的经过：

民族权利的最大对立面是现代的民族理论。由于在理论上把民族和国家处于相等的地位，实际上却是把国境内所能有的其他民族降到从属地位……各个不同的民族结合在一个国家之内，正如人们在社会内的结合一样，是文明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条件。⁽⁴⁴⁸⁾

东欧根据凡尔赛解决方案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正是民族主义向自己的对立面迅速转化的部分过程。因为牺牲各少数民族的权利以维护多数民族的权利，必然会导致为维护一国最大民族的权利而牺牲所有一切其他民族的权利，使东欧各族人民都屈从于8 000万德意志人的意志。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宣称他连一个捷克人也不想统治，⁽⁴⁴⁹⁾接着他却吞并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因为它们是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这两者相隔才不过6个月，他就是这样在这条盘旋形的道路上最突然地拐过弯来的。⁽⁴⁵⁰⁾

凡尔赛解决方案尽管是以民族原则为基础，但出于战略和经济考虑，在细节方面却出现了许多修改。因为解决方案不仅是按照民族原则重新划定边界，而且还是作为一场大战的结果而以战胜者的决定强加于战败国。所以对民族原则所作的修改，完全是有利于战胜者的。⁽⁴⁵¹⁾分割大匈牙利这个地理和历史单位，便是践踏了民族原则。⁽⁴⁵²⁾保留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个地理和历史单位，便是蔑视民族原则，尽管所持的理由是一个纯粹的捷克国家在经济上或战略上都是难以生存的。⁽⁴⁵³⁾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便推翻了凡尔赛解决方案而建立了一个纯粹是捷克人的国家；6个月以后这个国家果然便解体并消逝了，这也许可以证明凡尔赛和会的明智吧。⁽⁴⁵⁴⁾

战胜国的国境扩大了。一般说来，凡相近的同民族的地区都被包括在内。此种最适合条件的扩张，只有吞并外国少数民族才能达到。⁽⁴⁵⁵⁾战败国则相应地被夺去了大量的国民，至于德国，尽管有些集团基于民族自决原则希望加入德国，但并未获准。⁽⁴⁵⁶⁾此种强迫分离更有理由施行于并不邻近的集团。东普鲁士和德国分开了，但其主权仍属于德国；德意志人的波希米亚飞地和奥地利分开了，主权改属捷克斯洛伐克；马扎尔人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飞地和匈牙利分开了，主权改属罗马尼亚。对邻近的集团当然也实行强迫分离。不准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加入德国；但泽和梅梅尔脱离东普鲁士；在斯洛伐克和伏伊伏丁那的马扎尔人占多数的地区都脱离匈牙利。被剪裁和宰割得最痛苦的国家是匈牙利，最非自然膨胀的国家则是波兰。

东普鲁士与德国分离首先是以民族为根据，因为介入其中的波兹南尼亚和波莫瑞两省以波兰人占多数；其次是出于经济上的理由，要给波兰一个出海口。大家称之为“走廊”这一个词又加强了此种安排的人为意味，因为是从德国的躯体上割去了一个省。大陆强国的传统和习惯，不可能使德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会把东普鲁士这块德国殖民地看成是一个岛屿，它和德国的分离并不比为自然条件所隔离的意大利和西西里或波罗的海对岸的瑞典和哥得兰岛的隔离更为不便。⁽⁴⁵⁷⁾统一领土的要求一向是普鲁士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必然要持续不息；可以预料，当均势发生变化时，波兰走廊终将成为难以抵御来自两边洪涛的最无效的防洪堤。⁽⁴⁵⁸⁾当希特勒在1939年3月23日兼并梅梅尔时，他并不穿过波兰走廊，而是另走海路，在施维讷谬德登上“德意志”号，率领一支德国舰队启航，登陆时是在一艘鱼雷艇中。“据说在航途中他深感晕船之苦，因此加强了他决心要从波兰人手中夺取同东普鲁士衔接的陆上纽带”。⁽⁴⁵⁹⁾

东普鲁士自身就有两个邻近的同民族地区。但泽在它的西端，位于维斯杜拉河河口，它是一个古老的德国商业城镇，又是波兰历史上的出海口。⁽⁴⁶⁰⁾梅梅尔在东普鲁士的东北角，位于涅曼河河口，它是普鲁士的一个小海港，但可以作为新国家立陶宛的惟一出海口。⁽⁴⁶¹⁾这两个城市，为了要在其德国的民族性和波兰与立陶宛各自对它们的经济要求之间取得妥协，所以都被给予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泽规定为国际联盟保护下的自由市，因此成为一个真正的缓冲国，保持但泽的此种地位就成了波兰政策的生命攸关之事。梅梅尔在立陶宛主权下取得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地位，此种地位同样也成了立陶宛的生命攸关之事，只是更不可能保持，因为立陶宛比波兰更小、更弱。

捷克斯洛伐克是战胜国中惟一的内陆国家，它没有任何直接的出海通道，不过在德国恢复了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在战略上也被迫处于类似的地位。⁽⁴⁶²⁾正如波兰只有在假定德国和俄国不会联合起来反对它的情况下才能保卫自己一样，捷克斯洛伐克也只有在假定它不致孤立无援地遭到德国、波兰和匈牙利联合攻击的情况下才能保卫自己；可是这些假定最后都未能实现。波兰由于它按凡尔赛和约获得了土地而招致德国的敌视，又由于它在1920年占领土地而招致俄国的敌视。⁽⁴⁶³⁾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并吞了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而招致了德国的敌视，因为那些人在哈布斯堡王朝瓦解时曾投票赞成与第三帝国合并，愿意继续成为“德意志—奥地利”的一部分；⁽⁴⁶⁴⁾由于它在1919—1920年间从波兰手中夺取了切欣而招致波兰的敌视；⁽⁴⁶⁵⁾又由于划定它的南部边界线时严重损害了匈牙利的利益而招致匈牙利的敌视。波兰因有波莫瑞介于德国的两个部分之间，所以主要容易遭到来自德国的攻击，只有进行全面战争才能进行防御。捷克斯洛伐克主要也是容易受到来自德国的攻击。按照德国当时宣传的忧虑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强大时，它的地位可以比作布尔什维克进行侵略的跳板，也可以比作法国轰炸机的基地；⁽⁴⁶⁶⁾可是在它弱小时，它的波希米亚突出部分就被德国的奥地利和亚里西亚两翼紧紧地钳制住。

所以，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的重要部分，便是通过与友好国家建立领土连接以打破此种包围。捷克斯洛伐克曾希望有一条隔开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走廊，以便与南斯拉夫建立共同边界线，但巴黎和会否决了这个以民族原则服从战略原则的要求。⁽⁴⁶⁷⁾捷克斯洛伐克原来也想和俄国建立共同边界。⁽⁴⁶⁸⁾这一愿望因波兰占领东加里西亚而落空，代之以里加条约所建立的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共同边界。⁽⁴⁶⁹⁾然而，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得到了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它最初的目的虽未实现，但它仍然是战略体系的核心。通过喀尔巴阡两侧的乌克兰领土，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把触角一直延伸到罗马尼亚。

［贝奈斯在1933年说］促使我们产生与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合作的整个外交政策概念的是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这种合作使我们在法国和西欧各国看来已成为整个中欧政策中的一支力量。所以我们决不会允许我们与罗马尼亚的领土联系被切断。⁽⁴⁷⁰⁾

卢西尼亚是东欧的战略转盘。它作为小协约国的陆上桥梁，使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连接起来，这是它从1919年到1938年之间所起的作用；或者它可以使共产主义的匈牙利和苏俄连接起来，这就是贝拉·库恩1919年企图占领它的原因；⁽⁴⁷¹⁾它也可以使保守的匈牙利和保守的波兰连接起来，这在1939年3月已实现了。如果它的乌克兰民族性导致它与苏维埃乌克兰联合起来的话，它就会使苏联的领土能够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广大通道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连接起来，这条通道就是越过喀尔巴阡山通往多瑙河大平原的桥头堡。

（四）东欧的国际政治

东欧新体制是由凡尔赛解决方案确认并规定的，它几乎是以实验室的形式形象地说明了一种狭隘的地方观念的政治，一簇小国的活动，但它们的命运最后却是由外面的大国而不是由它们自己决定的。

大战一旦粉碎了东欧各帝国，新国家便通过各自国民的意志和努力而成立了。但是它们又立即成为大国政策的对象，派定在比它们自己所能掌握的更大的计划中充当一名角色。最初的想法是要把它们作为扼制德国向东扩张的壁垒，以防止德国对俄国的占领和渗透，就像德国以1917年3月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所完成的那样，而且还想以这些国家来抗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德意志人。

东欧领土重新安排后要取得稳定的条件［H·J·麦金德对于1918年的圣诞节写道］，就是应该分成三个国家体系而不是两个。在德国体系和俄国体系之间还非有一个独立国家的阶梯不可。⁽⁴⁷²⁾

这些新国家自己的代表在战争期间寻求协约国的支持和承认时也提出过此种考虑。⁽⁴⁷³⁾但是西方国家疑惧的主要对象已经从被降伏的德国转移到革命的俄国，于是作为“防疫线”的东欧国家防护层的新作用也就改为保卫中欧和西欧，以遏制来自东方的布尔什维克危险了。在1920年的波兰—俄国战争中（这场战争虽然是波兰挑起的），据信波兰是履行了这一任务的，当时法国派魏刚去搭救波兰，使它不致在华沙被击败。⁽⁴⁷⁴⁾法国是关于新东欧双重性这一概念的主要设计者。法国有着在敌对的哈布斯堡或德国的后方寻求盟国的传统，这回已是最后阶段了。一度它曾以包围那一个单独的敌人为目的，因而它和其他大国结盟，如华洛瓦家族和路易十四同土耳其联盟，黎塞留同瑞典联盟，第三共和国同尼古拉二世联盟。现在它只能降格以求不稳定的卫星国来作为它的盟国了，其中波兰是主要盟国。与此同时，这些盟国的作用也具有双重性了；它们不再是包围一个大国，而是要把两个大国隔离开来，这两个大国历来又都是那些卫星国的主人，其中任何一个大国的潜在力量都比法国更强大。东欧的此种体制只有在德俄两国的力量衰萎时才得存在。随着德国和俄国的复兴，到了法国非常需要这些继承国时，这些国家的政治价值却下降了，法国就将被迫去寻求更实际的盟国，因而欧洲的均势又要回到大国的手中去了。

东欧政治所念念不忘的是：渴望在国际事务中的集体独立，憧憬在政治上的自我满足。小协约国的概念就是“由它们取得了自由的国家自己当家作主的一个中欧组织，不要任何大国的支配势力或控制”。⁽⁴⁷⁵⁾这也是巴尔干和波罗的海协议的目标。人们总是幻想在东欧建立一支自主的第三势力，一个具有同大国自卫力量相等的中立集团，但这个幻想从未实现。波兰的政策曾在接连几个阶段以建立这样一个集团为目标，或是一个波罗的海的国家集团，或是一个扩展到多瑙河流域以波兰和罗马尼亚联盟为基础的集团。法国在东欧的政策实在是错误的，因为它所要求于它的盟国的作用到头来只有大国才能有此力量。然而一些小国合在一起的政治力量怎样也抵不上一个大国。东欧集团是经受不住所设想的那种紧张压力的。大国产生的离心力又太强大了，以致总有这个或那个小国把它与大国的关系放在它与它所想象的盟国的关系之上。东欧国家表现集体独立的精神在历史上只有一次，那是在1912年，巴尔干联盟为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公然对抗列强的一致行动。但是那一次的大胆的行动是由强有力的和侵略性的目的所推动的。凡尔赛体系在东欧的历史是一个缩影，国际联盟在世界范围内则是普遍的，这些都说明了主权国家不能长期为维护静止的国际秩序而进行有纪律的合作。

对东欧国家来说，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取得实际的独立。它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法律上是在一种被监护的状态下存在的。因为所有这些国家在对待其少数民族问题上都被迫承担了国际义务，受国际联盟的监督。此种国际奴役制度只限于东欧各国。这就引起了强烈的反感，部分原因是它侵犯了新赢得的独立主权，特别是因为大国都不承担此种义务。这种少数民族制度被认为是各民族同化的阻力，而且怂恿各少数民族不忠诚，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使干涉合法化。所以有关少数民族的条约不断遭到东欧各国政府的破坏，国联行政院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也就与国联权威的表现每况愈下而一同丧失。代表少数民族进行干预于是便成了德国的专利，而东欧国家所受到的专横与压迫之苦较之在国际联盟监督下所遭受的任何情况更甚。⁽⁴⁷⁶⁾

东欧不团结的主要原因是大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在东欧内部，按民族原则组成的国家有一时期是颇有稳定希望的，因为大部分国家是满意的，其力量也足以抑制那些不满意的。所以要求修改和约的问题就不像战胜国之间的分歧那样重要了。因此，在整整20年的时间内，波兰的胜利的帝国主义一直起着比匈牙利被挫败的帝国主义更大的干扰作用，而在1939年3月达于顶点时便沿着喀尔巴阡山脊实现了领土衔接。但是这些分歧只是在大国利用下才发展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小协约国和巴尔干协议都不是因内部原因而是由于外来影响才瓦解的。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两个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国家并未彼此结成同盟，却充当了大国的盟国。匈牙利的和约修正论者同德国的和约修正论者结合在一起了，马扎尔人于是又恢复了他们在奥匈帝国时期所扮演的“柏林的忠顺前卫”那一类角色，⁽⁴⁷⁷⁾但是保加利亚的和约修正论者却没有照样同匈牙利的结合在一起。就保加利亚而言，它先不受意大利的庇护，后又不愿当德国的随从，所以它的政策和结盟都只是限于对它的近邻。

东欧的制度说明了一种实力均势的全部特点。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组成了一道自然的缓冲地带。它们背靠俄国，面对大海，这就使它们既与德国为邻又与英国隔海相望。⁽⁴⁷⁸⁾不过芬兰同时也是斯堪的纳维亚中立集团的前沿地区，由于它保留了瑞典的阿兰群岛，它在战略上就与斯堪的纳维亚集团联在一起了，又由于它取得了通往北冰洋的佩萨莫走廊，它把这个集团和俄国隔开了。⁽⁴⁷⁹⁾但自拉脱维亚以下的缓冲地带在政治上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这一地带由双层国家组成，以后更扩大为三层国家，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三个国家位于多瑙河在德国的源头和它在黑海的出口之间。这个缓冲地带的另一端也是一个内海，在那里希腊和土耳其像波罗的海国家一样，也有英国作为其邻国。但与波罗的海国家相比，它们的有利条件是它们不是大陆国家而是在半岛上的国家；它们与德国和俄国之间隔着整个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流域，土耳其与俄国的共同边界是以黑海和亚美尼亚山脉的自然屏障为标志的；而且英国在地中海是占优势的国家，在波罗的海却不是。

因此，构成东欧国际政治的因素是谋求或害怕领土的毗连，⁽⁴⁸⁰⁾深恐自己被包围，希望同在可能成为敌人的邻国后方的大国结成联盟。⁽⁴⁸¹⁾但上述的这些特征对每一种均势都是共同的。东欧政治的特点是由少数民族提供的。少数民族有三种，⁽⁴⁸²⁾第一种是边境的少数民族，他们愿意属于他们所喜欢的毗邻国家，这些人就造成了他们要脱离他们目前所属国家的最大危险。捷克斯洛伐克便是个极罕见的例子，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边界线上排列着一队又一队的德意志少数民族。第二种是散处在离他们精神上效忠的国家还有距离的各个飞地上的少数民族，他们是每一次国际危机中的潜在的第五纵队；在这类德意志少数民族的人数方面以及利用他们的力量方面都是对德国有利的。第三种是各民族混居的地区，通常是在边境地区，他们的忠诚是有问题的。典型的例子是马其顿，但还有许多其他地区，例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之间的伏伊伏丁那，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多布罗加，罗马尼亚和俄国之间的比萨拉比亚。这些少数民族的存在造成了东欧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凶暴，这种情况在西欧是没有的，除非是爱尔兰自由邦和北爱尔兰之间的关系。

少数民族的存在还决定了东欧战争的特点。东欧的战争既是横的战争又是纵的战争，既是国家之间的战争又是国家内部的战争。由游击战升级成为内战可以延续很长时间，而两国政府之间并不宣战，因为国家可以不承认那些为其利益进行战争的非正规军和恐怖分子集团。随着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民族运动的兴起，这种战争已成为东欧特有的战争。“委员会”一词是西方议会制国家的政治活动特有的形式，这个词很奇怪地移植到了东欧，成了代表东欧特有的政治活动的非正规军的名称“科米塔吉”（Comitadji）。⁽⁴⁸³⁾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各帝国的解体，这种战争形式也扩展了，成了激进民族主义和有少数民族问题的国家的自然斗争形式；也是西欧所谓“中欧巴尔干化”的最具体的表现。⁽⁴⁸⁴⁾在1919年和192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整个东欧都陷入这种非正规战争的痛苦中。在慕尼黑会议到1939年3月之间，正处在瓦解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又出现了此种情况。在那个时期，正是德国人在自己东部边境那面的大好原野上利用这种斗争形式进行侵略而大获成功的时候，他们何曾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是这种游击战方式变成了粉碎东欧帝国的主要手段，并使其支离破碎的部分转而效忠于敌对的东欧大国。⁽⁴⁸⁵⁾

力量均势有其专门的平衡规律。洞悉此种平衡规律的本质就能提供预见，正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经常作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冲突的分析所提出和展示的那种预见一样。早在1925年2月，在英国外交部的历史顾问所写的一个备忘录中就叙述了东欧力量均势的不断失调，如不阻止，势必导致另一次英德战争。

［J·W·黑德勒姆-莫利写道：］为了我国的真正利益，必须防止德国与俄国重新结成同盟，德俄同盟无疑要靠进攻波兰来巩固。如果德国向东方突破，从那边开始取得新的领土和力量，将来就一定会向莱茵河流域施加压力，所以目前我们决不能无动于衷……是否有人还想知道，如果波兰再度被瓜分，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被削弱、被肢解以至实际上在欧洲地图上消失，其后果将是怎样？整个欧洲就会立即陷于混乱。欧洲大陆的领土安排就不再会有任何原则、意义或意识了。试想，例如在某种未必会有的情况下，奥地利加入德国了；德国利用波希米亚的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要求远在高山那一边的新边界，把卡尔斯巴德和比尔森全囊括在内，与此同时，和德国结盟的匈牙利人则收复了喀尔巴阡山的南坡，那时的情况又将会怎样呢？那简直是一场灾难，即便我们忽视这种情况而不去及时干预，将来我们也总会被迫去干预的，不过为时也许太晚了。⁽⁴⁸⁶⁾

本章其余部分的目的是想追溯东欧凡尔赛体制固有的弱点是怎样造成的，这种弱点是早就被认识到的，却并未受到外来影响的支持或遏制。关于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关于苏台德区问题、慕尼黑会议、维也纳议定书和最后夺取布拉格的详细叙述，请参阅1938年的《国际事务概览》第二卷和第三卷。这里所要说的只是作为本卷主题的1939年3月的欧洲总危机，它如何从东欧的一套不稳定的权力结构中逐步产生，现在回顾起来，其中具有不可避免的虚假特征；还要说明那一套权力结构怎样受它自身的规律的支配，受领土收复主义和政治联盟的原则的支配，受少数民族问题和共同边界的重要性的支配；还要说明东欧国家各种结合的企图，从小协约国到波兰—罗马尼亚的中立集团计划，又怎样是注定要失败的；还有便是一些距离较远的西欧大国放弃其责任，于是东欧的命运就取决于其邻近的大国了，尤其是取决于德国和俄国。

（五）不利于苏俄的东欧划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东欧政治的主要内部主题是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的重要意义被外部的主题掩盖了，这个外部主题就是为东欧划定一条东部边界以防范俄国。当时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对欧洲的威胁要超过战败的德国；而且，从俄罗斯帝国正在解体的形势来看，布尔什维克俄国给邻近的国家提供了上好的攫取领土的机会，给西方各大国提供了上好的扩张势力的机会。

在继承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协约国（特别是法国）反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主要工具就是波兰。在1918—1919年间，波兰征服了东加里西亚，推翻了那里的乌克兰当局。当时和会最高会议批准它占领这块领土，条件是要给当地以自治权，然后又给予它25年的委任统治权，当波兰人拒绝了这两项想把他们置于国际义务之下的建议后，最高理事会终于在1923年将东加里西亚的全部主权交给了波兰。⁽⁴⁸⁷⁾1920年，波兰违反了协约国安排给它的防御性任务，侵入了苏维埃乌克兰。在随之而起的战争中，波兰人先占领基辅，然后俄国人进行反击，几乎占领华沙，最后以签订1921年的里加条约告终；根据此项条约，波兰取得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大片领土，远远越出了寇松线，即1919年协约国在巴黎为它规定的临时东部边界线。⁽⁴⁸⁸⁾

罗马尼亚已经由于俄罗斯帝国的瓦解获取了领土上的利益。当同盟国于1918年5月将布加勒斯特条约强加于它时，它们容许罗马尼亚自由并吞比萨拉比亚，“这是一个极其独特的例子，一个在战争中遭到惨败的国家居然能以牺牲它的一个盟国为代价而扩张其领土”。⁽⁴⁸⁹⁾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提出的民族主张是有根据的，不过由于它的残暴无能的治理，就居民的意愿而言，这种主张很快就失去其效力了。兼并比萨拉比亚是经过巴黎和会最高会议承认的；⁽⁴⁹⁰⁾这成为阻碍罗马尼亚与苏联建立正常关系的障碍，直到苏联于1934年加入国际联盟为止。⁽⁴⁹¹⁾波兰于1919年占领东加里西亚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与罗马尼亚建立共同边界，⁽⁴⁹²⁾1921年波兰和罗马尼亚组成了针对俄国的防卫联盟，⁽⁴⁹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这个联盟仍然是东欧外交方面的惟一持久未变的因素。这两个国家，一个是波罗的海国家，另一个是多瑙河流域和黑海国家，两国联合起来扼住欧洲的咽喉以防范来自东方的布尔什维克威胁。

罗马尼亚以南的东欧分界线的划定主要不在于东欧国家自身，而在于西方大国，西方大国的海上权力使它们同俄国形成了某种性质的共同边界。多瑙河三角洲和黑海海峡代表了它们在19世纪扼制俄国向南发展的界线。多瑙河问题和黑海海峡问题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地理上也是互相关联的，因为东欧最大的河流多瑙河最终的出口并不在苏利纳而在达达尼尔。⁽⁴⁹⁴⁾多瑙河可能成为多瑙河地区两个大国争夺的对象，这两个大国一个是德国（从前是奥匈帝国），另一个是俄国；与此最密切相关的小国是罗马尼亚，它在北面从俄国手中恢复了比萨拉比亚，在南面从保加利亚那里收回了多布罗加，⁽⁴⁹⁵⁾此后它就拥有整个多瑙河三角洲的主权。黑海海峡可能成为俄国和英国争夺的对象，俄国是黑海的主要强国，英国则是地中海的主要强国；与此最密切相关的小国是土耳其，它在全部近代史上拥有海峡两岸的主权。

奥匈帝国、沙俄和奥斯曼帝国于1918年的同时崩溃扩大了西方列强在多瑙河和黑海海峡的势力，如果用西方国家的话来说，就是使这些地区有实现空前高度国际化的可能。多瑙河流域的国际化最初是在1856年的巴黎会议上确定的，巴黎会议建立了一个由各大国和土耳其（1878年以后加上罗马尼亚）管理多瑙河口的欧洲委员会，另外又建立了一个河岸国委员会，监督河口以上的整个河流。河岸国委员会遭到奥匈帝国的反对，不久就解散了；欧洲委员会证明是国际合作最成功的实验之一，它是一个随着罗马尼亚国家的独立而在俄罗斯、奥地利、奥斯曼三个帝国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欧洲组织。⁽⁴⁹⁶⁾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又确认了欧洲委员会，那时它的权力已扩展至多瑙河下游的布勒伊拉；委员会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组成。有迹象显示还要建立一个从布勒伊拉到乌尔姆这一段多瑙河的新国际委员会，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沿岸国家组成；可是分配给“德意志沿岸国”两个代表，因为法国当时希望德国会分裂。⁽⁴⁹⁷⁾这些条款都体现并制定在1922年的“多瑙河最后规定”内。⁽⁴⁹⁸⁾非多瑙河沿岸的大国就这样在多瑙河流域的统治中占了优势，此种情况遭到罗马尼亚日益增强的反对；⁽⁴⁹⁹⁾几年后俄国和德国都要求参加欧洲委员会了。

黑海海峡的控制权自1840年的伦敦协约以来就以国际协定为基础，它是力量均势的另一个标志。俄国在海峡的利害关系比其他国家更重要，而且因为俄国的海军实力总不如英国和法国，所以它平常的政策就是阻止外国舰队驶入黑海，而不是为自己的舰队谋求驶出黑海。而且黑海海峡的控制权涉及土耳其的安全，其影响程度远在多瑙河控制权对多瑙河任何小国的影响之上。在1918年俄国和土耳其崩溃时，黑海海峡的控制权落入英国和法国之手，它们利用此种权力，通过支持俄国南部的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对苏维埃政府进行直接干涉，又通过支持希腊的扩张主义目的，对土耳其进行间接干涉。“威尔逊十四点”的第12点曾经声明：“达达尼尔海峡应在国际保证下对所有国家的船只和贸易开放”；但在美国拒绝对黑海海峡实行委任统治时，⁽⁵⁰⁰⁾海峡即由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共同占领，这就意味着英国作为最大的海军国家占有优势和其他两个国家对它产生日益增长的猜忌。⁽⁵⁰¹⁾根据协约国1920年强加于土耳其的塞夫勒条约，东色雷斯（包括加利波利和马尔马拉海北岸的大部分）划归希腊，于是前土耳其欧洲部分拥有主权的土地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及其腹地了。通过海峡完全自由的航道第一次确立了；一个相当于多瑙河欧洲委员会的管理海峡的海峡委员会也成立了；海峡两岸，不论是希腊所属或土耳其所属，都成为非军事区，在该区内只有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才得驻军。⁽⁵⁰²⁾

塞夫勒条约从未获得批准，随着土耳其的基马尔复兴，这个条约就立即作废了。西方国家在海峡的优势所产生的反应便是民族主义的土耳其与苏维埃俄国于1921年在莫斯科签订盟约，盟约宣称海峡的自由，应由海峡和黑海沿岸国的会议制定的法规给予保证，也就是说要排除西方国家，而让土耳其和俄国有主要发言权。⁽⁵⁰³⁾土耳其人于1922年赶走了安纳托利亚的希腊入侵者，并把自己的军队推进到海峡非军事区并直达查纳克，这时法国和意大利都背弃了英国，塞夫勒解决方案的基础从此不复存在。1922年的穆达尼亚停战协定所体现的是一种妥协，协约国承认东色雷斯应归还土耳其，土耳其则接受英国关于海峡自由的概念。⁽⁵⁰⁴⁾在其后的洛桑会议上，西方国家和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成为最主要的了，土耳其则处于超然地位。西方国家要求海峡对一定数目的军舰开放，这样它们便可以进入黑海，代价是同样地允许俄国舰队进入地中海；俄国则要求海峡对所有军舰一律不得开放。土耳其愿意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东色雷斯交还土耳其，1923年的洛桑条约包括载有下列条款的海峡公约：（1）确立商船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自由航行权；（2）和平时期所有军舰均得自由航行，但任何国家不得派遣较沿岸国最大舰队更大的舰队驶入黑海（这就是说，任何大于苏联舰队的一支单独舰队虽然不得通过海峡，但持有敌意的舰队合在一起还是可以通过）；（3）只有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才实行非军事化（不像塞夫勒条约那样把马尔马拉海岸也规定为非军事区）；（4）建立国际海峡委员会以监督有关军舰通航条款的履行；（5）对土耳其安全的保障是，允许它在战时作为交战国的一方得对敌国船只封闭海峡，由英、法、意、日共同保证海峡的自由通航和非军事区的安全。这个条约在西方国家的优势和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之间取得了平衡，苏俄在提出抗议后还是在条约上签了字，但不予批准。⁽⁵⁰⁵⁾

由于英国和土耳其在摩苏尔问题上，以及土耳其和伊拉克在边界线上利益冲突的结果，俄国和土耳其之间恢复了外交联系，并于1925年在巴黎签订了俄土友好中立条约。⁽⁵⁰⁶⁾此后在东欧国家中，惟有土耳其，通过其战略地位的力量及其政策的明智和清醒，又凭它不偏向于任何一方的态度，能够成功地执行其独立路线，同时又与所有相邻的大国维持了还算不错的关系，其中对它最重要的大国是俄国和英国。⁽⁵⁰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