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战后的远东

第一章

在中国的和平努力的失败

（1945年8月—1947年1月）

F·C·琼斯

第一节　导言

日本的垮台，其含义远远超过了几十年来力图统治东亚的一个强国的崩溃。它意味着实际上东亚已经没有自己的强国了。尽管在礼貌上中国有了大国的地位，但实际上是另一回事，而且，即使在可能设想的最有利的情况下，中国也难望在若干年内达到过去日本所曾达到的地位。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列强，曾经一度在远东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却只能起较小的作用了。从此以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将在日本“新秩序”的废墟上相互抗衡。

随着战时事态的发展，产生爆发性局势的可能性大大增长了。一方面，中国国民政府，即国民党政权，必然成为类似美国卫星国那样的政府，并显然几乎要完全依赖美国给予援助来进行战后各方面的恢复工作。这种倾向可能在莫斯科引起不安和猜疑。另一方面，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潜伏着激烈的冲突。如果这种冲突爆发成一场全面内战，那么，美苏可能采取对立的立场，各自支持一方，而且这样发展下去，最后可能导致这两个主角之间的直接冲突，这种明显的危险是存在着的。

第二节　赫尔利将军的使命

这些担忧也起了一些作用，促使罗斯福总统在这位中国委员长和史迪威将军之间发生龃龉以后，⁽¹⁾派遣赫尔利将军作为特使去重庆，试图解决国共双方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分歧。

1944年9月赫尔利到达重庆后，立即同中国政府的官员和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举行会谈。其后，他于11月7日飞往延安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进行讨论。这些会谈的结果是在11月10日制定出五点协议草案。这个草案由赫尔利帮助起草，并由他作为证人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拟议中的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一个由一切抗日政党和政治团体组成的联合政府取代现在的国民政府，同时建立一个由一切抗日军队的代表组成的新的军事委员会。这是为了对中国的一切抗日力量实行统一领导，对中国的一切抗日力量平等分配从国外获得的物资。⁽²⁾

国民党领导人拒绝接受这些条款。他们对赫尔利说，他在延安“受骗了”。⁽³⁾他们提出了一个三点方案作为反建议，并在11月22日交给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将军，由他在12月初将该建议带回延安。中国政府的条件是：中共的军队于改编后并为国军的一部分，在薪饷、供应方面取得与其他部队同样的待遇，并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应拥护国民政府，共产党的部队应服从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军事委员会可接受一些共产党的军事代表。⁽⁴⁾

共产党人立即拒绝了这些条件，并指出，在他们看来，进一步与重庆政府谈判是没有用的。同时，他们表示愿意继续同赫尔利和魏德迈将军讨论“我们未来军事合作的具体问题，并继续同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取得密切联系”。⁽⁵⁾既然重庆政府拒绝了由赫尔利协助制定的建议，共产党显然是希望美国直接给予武器和军需方面的援助。

然而，赫尔利回复说，根据他的理解，共产党的五点建议是作为谈判的基础，并不是作为不可以降低的要求而提出的，国民党政府的反建议也不是他们的定论。所以，没有必要中断谈判。他催促周恩来重返重庆，恢复会谈。经过赫尔利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进一步交换意见以后，共产党领导人在12月28日通知赫尔利说，共产党不愿意就他们的建议进行“抽象的讨论”。现在，他们又提出了四点初步的补充意见，要求转达重庆政府。这些意见是：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边区和袭击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和华南反共纵队；废除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压迫性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⁶⁾

这时，赫尔利已被任命为驻华大使。1945年1月7日他答复共产党说，新的要求背离了“我们原来同意在一般原则上获致协议后才谈及特殊细目之程序”。⁽⁷⁾同时，他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他向共产党作出让步。到1月20日，赫尔利终于能够告诉共产党，国民党将会作出让步。⁽⁸⁾因此，周恩来于1月24日回到了重庆，会谈又恢复了。这时，政府方面在原来提出的三点方案之外又提出：在行政院之下附设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类似战时内阁的机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各派一名军官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就共产党军队的改编、给养和装备等问题向军事委员会提出建议；委派一名美国军官在对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共军队的直接指挥官，该指挥官应对委员长负责，保证政府颁行的军事法令和非军事法令在其所辖军区的范围内实施。⁽⁹⁾周恩来答复说，这些建议使国民党处于控制地位，而共产党永远不会同意把它的军队置于国民党的指挥之下，共产党只愿在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中才同国民党合作。在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成立之后，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委员会改编所有的中国军队，而不仅仅是改编共产党军队。⁽¹⁰⁾

赫尔利继续向不情愿的委员长施加压力，要他采取步骤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终于在2月3日同意邀请所有党派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考虑采取措施结束“训政时期”，建立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政府和统一全国武装力量。然而，蒋介石向赫尔利表示，他认为共产党的真正目的是想以他们的一党统治来代替国民党的统治；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话，共产党希望获得苏联支持以实现这一目的。⁽¹¹⁾

关于苏联参战的问题，当时正在雅尔塔会议上进行最后的安排。⁽¹²⁾在雅尔塔会谈的过程中，斯大林说他不理解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不维持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应该担负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但他需要有新的人在他周围工作，而在中国共产党中是有一些人才的。罗斯福总统回答说，赫尔利和魏德迈在促使国共两党的联合方面，比他们的前任做得较为成功。他认为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双方领导人都不肯让步。⁽¹³⁾

2月19日，赫尔利离开重庆，去华盛顿述职。他情绪很坏，非常生气，因为他感到自己谋求和平的努力正遭到美国外交部门的某些官员的破坏。⁽¹⁴⁾这些人被分配在史迪威手下充当政治顾问，他们完全同意史迪威的厌恶、鄙视国民党政权而赞许共产党的观点。他们完全不理会当时的美国大使高斯，高斯在政策上的影响是很小的。这些官员的报告，在美国政府的很多部门中广泛流传；有些报告实际上直接送到罗斯福的朋友和亲信霍普金斯那里。他们认为未来是属于共产党的，而不是属于国民党的；从这点上来说，他们都是亲中国共产党的。因此，他们鼓吹美国应扩大对中国共产党提供军事援助的政策，以加速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他们反复宣称，如果美国政府把根据租借法所提供的援助只给蒋介石的话，美国就会被看作是蒋介石的伙伴；这样，共产党就会疏远美国，而向莫斯科谋求援助；如果美国奉行另一种政策，就会使共产党远离莫斯科。⁽¹⁵⁾这最后一点看法是极端错误的——以后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后来，当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中苏集团建立起来以后，这些人被指责为故意作出错误的分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利益而不忠诚于自己的政府；他们后来就被赶出国家机构，不能再担任公职。

但是必须记住，在1945年，赫尔利将军同那些官员一样，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更接近于土地改革者——像斯大林称呼他们的那样，是“人造黄油共产党人”——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然而，赫尔利强烈反对关于中国共产党也应得到美援的建议。他相信中国共产党抱有获得美援的希望，他们得到了史迪威的过去的助手们的暗中支持。他觉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希望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他在国共之间谋求和平的努力采取不妥协态度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共产党抱有从苏联得到援助的希望。他认为，如果共产党人能去掉这两种想法，他们就会放低自己的条件，到那时，就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避免中国的内战。⁽¹⁶⁾但是，他觉得外交部的一些官员正背着他怂恿共产党人，并在他们给华盛顿的报告中批评他。他还觉得，美国政府没有给予他有权要求得到的一切支持。1945年1月，共产党朱德将军直接向魏德迈将军提出借款2 000万美元的要求，他们要用这笔款项策动中国的“傀儡”部队携带武器和装备投奔共产党。朱德建议，这个要求不要让赫尔利知道。但是，一直回避参与中国的政治阴谋的魏德迈，却把这件事告诉了赫尔利。赫尔利反对这一计划，结果，朱德的建议毫无结果。⁽¹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在同美军打交道时可以撇开赫尔利，这个迹象在赫尔利看来又是一个证据，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受了他的部下并应支持他的政策的美国人的怂恿才这样干的。所以，他带着愤怒的心情回华盛顿去了。

赫尔利在收到美国驻重庆代办乔治·艾其森签署的于2月26日发出的一封很长的电报后，更加生气了。这份电文是反对赫尔利政策的美国驻华代表中的政治和军事人员举行的一次会议的讨论结果。该电文中建议，应该告诉蒋介石，美国政府打算同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集团合作，并向他们提供装备给养。电文中提出，一开始并不减少对蒋介石的援助，但是要叫蒋介石建立一个有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把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军队编入蒋介石的部队，并把这些部队置于美国军官的指挥之下。假如蒋介石拒绝接受这些要求，电文暗示，他将有可能被抛弃，就像南斯拉夫的米哈伊洛维奇被抛弃而由铁托代替那样。⁽¹⁸⁾赫尔利强烈反对这些建议，最后他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总统决定继续只给蒋介石一方以援助的政策，同时坚持美国要努力促进国共两党的和解，并争取在中国国民政府内进行一些改革。赫尔利的反对者大部分被调离中国，但是这些人在国务院还是有他们的支持者。⁽¹⁹⁾

赫尔利于1945年4月下旬回到了重庆。这时，中国国民政府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了。共产党人借助于日本军队转移到其他战线作战的形势，正稳步扩大他们对华北内地的控制。毛泽东于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自豪地宣布“解放区”已有9 500万人民，他还把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同他断言的在国民党区域内普遍存在的悲惨生活作了对比。虽然他宣称不打算马上建立一个完全共产主义的中国，同时重申他过去的关于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他坚定地宣布，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²⁰⁾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前景正走向光明。大量的美国援助物资正源源不断地飞越“驼峰”运到中国；蒋介石和魏德迈的关系是融洽的，魏德迈像赫尔利一样，了解委员长的难处，也看到蒋介石政府的缺点，但能婉转而友好地提出批评和建议，不像史迪威那样粗暴和抱有敌意。蒋介石作出了一些反应；虽然魏德迈没能在中国部队中做到他希望做的那么多的改革和整顿，但是他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美国高级军官被任命为中国高级军官的顾问；美国下级军官则帮助训练中国的部队。其结果就表现在中国地面部队于1945年5月在美国空军的配合下，击败了日本在湖南西部的最后一次进攻。当时，日本人虽然还固守着几个重要城市和空军基地，固守着中国南部海岸，但他们已开始从内陆撤退。原来打算在美国从海上袭击的配合下，由中国陆军在广州—香港地区登陆进攻的计划，由于日本投降而未实现。⁽²¹⁾

尽管重庆和延安都没有预料到日本投降得那么快，但是到1945年夏，事情已经很清楚，日本的末日近在眼前了。因而，虽然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还在进行会谈，但实际上双方都是在拖延时间，要看看日本被彻底打败后的形势如何。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记录1945年6月和7月间进行的没有结果的会谈了。

第三节　赫尔利将军的失败

日本的投降立即在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引起了一场危机。

由盟军最高统帅发布的总命令第1号⁽²²⁾任命蒋介石为接受除满洲以外的全部在华日军投降的惟一代表。但是8月12日，共产党朱德将军却命令他的部队以解除日军武装并占领日军所控制地区为目标发起总攻。8月13日，蒋介石电告延安，指令共产党部队留在原地，不要采取独立行动。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延安广播电台的一阵反抗，声称中共军队承担了抗日战争的重负，它最有权接受日本的投降。8月16日和8月20日先后两次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协商避免内战的问题，都遭到拒绝。8月21日，在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将军的副总参谋长清将军抵达芷江与何应钦将军商谈投降条件，何应钦通知清说，日本部队只能向中国国民政府指定的人员投降。⁽²³⁾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只限于华西和华南，很明显，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华北和华东的一些港口势将落入共产党的手中。为此，中国政府请求美国给予帮助，以确保由它来接受日本投降。根据这一请求，美国为国民党空运了3个军，这就使它得以占领华东和华北的一些战略要地，其中包括上海、南京和北平。美国还提供船舶运送另一些国民党军队。与此同时，在国民政府的再次请求下，5万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协助政府控制该地区并遣返日本人。⁽²⁴⁾这样，国民党政府就控制了华南、长江流域和华北一些主要城市，并且接受了大部分在华日军携带武器弹药的投降。与此同时，虽然共产党人的主要企图遭到挫败，但他们还是大大扩大了自己在华北和华中腹地的控制范围，并获得了数量可观的日本军事装备。⁽²⁵⁾接着，他们就着手破坏平汉、津浦两条铁路，以便尽可能阻止国民党在北方巩固势力。

在双方竞相控制华北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恢复谈判。8月26日，也就是公布中苏条约的那一天，毛泽东接受了请他去重庆的第三次邀请。两天之后，他在赫尔利的陪同下到达重庆，赫尔利是为了敦促毛泽东重开谈判而事先去延安的。⁽²⁶⁾政府代表和共产党领导人之间随即进行了为期6周的谈判。美国大使在9月22日去华盛顿述职之前，一直参加了这些谈判。他在一份报告中谈到，双方在谋求一项总协议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他还谈到，共产党准备承认国民党在建立一个民主政权的过渡时期中对政府的控制。⁽²⁷⁾

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同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概括了会谈结果。据声明所述，双方已就协力维持和平和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取得总的原则性的一致意见，双方还同意召开包括一切党派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以讨论创建立宪政府的步骤，确定拟议中的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和代表组成，并修改1936年的宪法草案。共产党表示他们准备把自己的军队减少到20个师，作为总的军事整编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²⁸⁾

然而，关于将来怎样治理共产党所建立的游击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却没有达成协议。共产党要求正式承认这些游击区。政府采取的立场是“政令统一”，这就意味着政府要像对其他地区那样，委派这些地区的地方官员，虽然政府声称它愿意在实现军令统一和政令统一之后，考虑共产党指定的行政管理人选。当时，共产党要求政府委派共产党提名的人员去当陕甘宁边区以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和山西等省的省政府主席，他们还要求参与管理华北和华中的其他一些省份。不过后来他们降低了这些要求。他们的所有这些建议对政府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政府坚持无论如何得由它来任命所有的省政府高级官员。⁽²⁹⁾

毛泽东离开重庆以后，谈判继续举行，但是毫无进展。10月27日，共产党代表之一王炳南对美国大使馆官员说，政府有意拖延以争取时间，企图从军事上控制共产党所解放的地区。他对美国人帮助运送政府部队并亲自出兵占领北方城市表示不满，把这些说成是美国所作的不利于共产党的干涉。他暗示，如果美国准备积极援助政府部队的话，苏联将会作出有利于共产党的干涉。⁽³⁰⁾

双方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共产党拒绝停止袭击华中和华北之间的铁路线，除非政府同意停止向华北派遣部队。共产党的这一要求遭到政府拒绝，军事冲突继续蔓延。⁽³¹⁾由于共产党没有派出代表，原定11月20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一直没能召开。11月25日，周恩来离开重庆回延安；次日，王炳南也回延安去了。⁽³²⁾

事情很显然，赫尔利估计错了。他曾经认为，由国民党政府独占美国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和部队运输等方面所提供的援助，倘若再加上苏联公开保证不支持中共，就能迫使共产党在重大问题上作出让步，并“作为一个政党参加国民政府”。⁽³³⁾这将意味着共产党人放弃他们对中国某些特定地区实施一种特殊的军事和行政控制的要求，以换取他们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可自由宣传其信仰。但是事实证明，共产党人十分顽强。他们的强大超过赫尔利的估计；他们打算用运动战来消耗政府军队的力量。而且，满洲事态发展使他们受到了鼓舞。满洲的事态表明，尽管有了中苏条约，他们仍然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暗中支援。⁽³⁴⁾

这些不利的事态使美国政府感到忧虑和困惑。陆军部向魏德迈询问时局时，魏德迈说，要帮助中国国民政府真正控制华北和满洲，甚至还要帮助国民政府遣返这两个地区的日军，而又要美军不卷入中国的内乱，这是不可能的。如不大量增派部队和船舶，则控制华北、满洲和遣返日军这两件事，一件也办不成。这种形势使得魏德迈本人发出的关于帮助遣返日军但又避免卷入国共纠纷的指示自相矛盾。他请求给予指示。⁽³⁵⁾

然而，指示是不容易下达的。美国是否打算从中国撤出部队，让中国政府和中共自己以和平或武力的方式去解决争端呢？这种方针显然要造成许多不利和危险。它可能导致仍然留在华北一些地区的大批日军成为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外国雇佣军。它也会使已经在满洲推行一种非常暧昧政策的苏联长驱直入。那么换一种方针来考虑：美国是否准备答应蒋介石的要求呢？他要求帮助他再向华北运送5个军，⁽³⁶⁾表面的理由是为了确保由他来接受该地区日军的投降。这一做法将等于是援助蒋介石反共，而这是会加深中共对美国政策的敌对情绪的，甚至有可能招致苏联的干涉。在这种形势下，也许——用纳尔逊的格言来说——最大胆的行动才是最安全的。中国国民政府是国际上承认的政府；以蒋介石为首脑的这个政府应该接受除满洲外所有在华日军的投降，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条约中同意支持国民政府，不向国民政府的任何国内敌手提供援助。要是当初美国要求苏联严格执行这一方针，而且准备承担其必然的结果，即这样做可能意味着美国将不得不帮助蒋介石迫使共产党屈服，那么，当时饱受战争创伤的苏联是未必会对美国的行动公开提出挑战的。

但是，华盛顿不打算采取任何明确的方针。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务院于11月间进行的讨论中，陆军和海军两部决定让国务院作出政治决策。虽然国务院内部在政策问题上意见不一，却受到部分成员观点的影响，这些人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能力持悲观的看法，而对政府的敌手共产党的能力则持乐观的看法。而且，他们深信，共产党的目的要求是有节制的。结果，在11月27日达成了一项折中的决议。这项决议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暂时留在中国；考虑帮助蒋向华北调遣更多军队的可能性；设法安排国共在日军撤离的地区停战；以及继续促成蒋与共产党之间的全面政治解决，并且为此目的向蒋施加压力。⁽³⁷⁾

人们希望赫尔利回到重庆为实施这一方案而努力。可是，赫尔利已经提出辞呈，虽然直到那时为止，贝尔纳斯一直劝他不要辞职。赫尔利可能有一种失败的预感。赫尔利所信任的美国驻重庆代办罗伯逊于11月4日向他报告说，国共和解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在华北，战火蔓延，证实了这种悲观的估计。此外，赫尔利还感到十分恼火，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中国的美国老对手还在施加影响，破坏他的调停工作。他的老对手中有两人，即艾其森和谢伟思，已被任命为驻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的政治顾问。蒋介石曾对他们两人的任命提出抗议，理由是这一任命对中共来说是一种间接的鼓励。但是，9月25日，华盛顿的答复是，这两位官员只处理有关日本的事务，而不管中国的事务。这对蒋介石和赫尔利来说都是一次挫败。然而，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保证支持赫尔利，对于任何干扰他的调停工作的官员，都将予以调离。赫尔利得到这些保证之后，于11月26日同意重返中国。⁽³⁸⁾

但是同日下午，一位国会议员在众议院的发言中猛烈攻击赫尔利。这篇演说的措辞表明，演说者掌握着有关赫尔利使命的机密情报。⁽³⁹⁾这就使得赫尔利的满腹怨愤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也使他重新怀疑给予他支持的那些保证。因此，他立即向总统递交了辞呈，语气激烈，文字冗长，内容混乱。⁽⁴⁰⁾他在辞呈中重复了自己先前曾经提出的全部指责，说他的政策是因为遭到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以及国务院中国科和远东科中的某些官员的反对，才弄得无法生效的。他抱怨说，在他终于设法使他所指控为破坏他的政策的那些官员调离重庆后，其中一些官员却被安插到了国务院，而国务院实际上使他们成了他的监督人，而另一些人则被派到东京盟军最高统帅的参谋部去了。这种做法使共产党人认为赫尔利并不真正受到自己政府的信任，而且也破坏了他为谋求共产党人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和解所作的努力。他还指责英国政府为了英国的帝国主义目的而支持共产党人，以便助长中国分裂（这一指责毫无根据）。他不无道理地埋怨说，迄今为止，在最高一级中没有公开阐明过美国的方针如何。但是，他在试图提出应当怎么做的时候，自己却也不能首尾一贯，因为他怎么也不能使自己相信，他过去从表面意义上去接受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关于苏联与中共并无关系的声明，并认为中共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真正组成部分，这些观点原来是错误的。

赫尔利在12月5日和6日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意见听取会上，重复了他的指控，特别是针对艾其森和谢伟思。贝尔纳斯指示国务院的法律顾问调查赫尔利所提出的关于这些官员曾有不忠行为的指控。1946年3月1日，法律顾问报告说，没有任何事实能够证明赫尔利关于这些人背着他与共产党勾结的指控。⁽⁴¹⁾

第四节　美国政策的阐明

1945年12月17日，杜鲁门总统公开宣布接受赫尔利的辞职并派乔治·C ·马歇尔将军以大使衔作为他驻中国的特使。⁽⁴²⁾挑选一位如此杰出的军人担任这一使命，这表明美国政府现在对中国事态发展的不祥征兆忧心忡忡。12月7日，国务卿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美国政策的目标一如既往，是建设一个强大、统一和民主的中国。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所在是中国政府及其对手都要拿出和解的诚意来。

〔贝尔纳斯说〕正如我们长久以来始终相信并一贯表明的那样，我们认为蒋介石委员长所领导的政府为建设一个发展中的民主国家提供了至为满意的基础。但是我们也认为，这个政府必须扩大，以便容纳那些成员众多、组织良好的党派团体的代表，这些党派团体现在在中国政府中还没有发言权。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个问题，中国领导人自己解决不了。当我们的影响是一种成败攸关的因素时，成功就取决于我们施加这种影响的能力，来鼓励中央政府与所谓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都作出让步，从而改变局势。⁽⁴³⁾

总统在12月15日发给马歇尔将军的指示中，授权马歇尔同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作最坦率的交谈”，并授权他在必要时使用停止向中国政府提供美国的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威胁。⁽⁴⁴⁾

同日，总统发表了美国对华政策声明。⁽⁴⁵⁾在声明中，他为实际上已等于是干预中国内政的做法作了辩解，理由是，“一个无论是由于诸如日本人那样的外来侵略，或是由于激烈的内乱所造成的混乱和分裂的中国，对当今和未来世界的安定与和平都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因此，美国政府认为：“为了把整个中国归还给中国人进行有效的治理（其中包括立即撤走日军）”，必须结束国内的军事冲突，同时，为了找到早日结束内讧的方式方法，必须召开一个由各主要党派代表参加的全国性会议。

总统指出，美国和其他联合国会员国已承认现在的中国国民政府是那里的惟一合法政府；美、英、苏三国都对中国的解放（包括把满洲归还给中国管辖）承担义务。⁽⁴⁶⁾他又说，美军待在中国，是为了根据波茨坦宣言的决定，清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帮助国民政府解除日军武装并把他们遣返回国。他保证，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不包括武装介入内战。总统再次公开宣布，美国政府坚信，中国政府有必要吸收国民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参加，借以扩大其基础。他同时断言：

诸如共产党部队那样的独立军队的存在，不符合在中国实现政治统一的目的，而且实际上也使得这一目的无法实现。随着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的建立，这种独立的军队应予解散，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均应切实地统一为中国国民军。

他补充说，虽然“为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必要的具体步骤须由中国人自己制定”，但中国“对联合国其他会员国负有消除其国内武装冲突的明确责任，这种武装冲突构成了对世界安定与和平的威胁——这一责任，国民政府和中国的一切政治军事集团都应共同承担”。总统最后暗示说，美国对中国的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须视中国是否遵循已经大体上为其指出的通向和平与统一的方针而定。

这一重要的政策声明是在赫尔利辞职前不久在国务院草拟的，后经马歇尔、贝尔纳斯以及陆军部和国务院的官员们讨论，最后定稿。它选在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的同时公开发表，这是故意安排的。声明是为了要达到三个目的：向美国公众保证，美国政府不会在可能爆发的全面内战中轻易向蒋介石政权提供担保并予以支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与它的对手妥协；使苏联政府没有借口可以背离自己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

这就是马歇尔将军将竭力贯彻的政策。后来，在事后检查时，这一政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可是当初制定的时候，却很难设想有别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支持国民党政府，将使美国在中国的内战中成为偏袒一方的角色，这样不仅会触犯美国广大公众的舆论，而且会使苏联有机可乘。如果不介入中国的国内政治而且停止一切援助，那么，这将既不能防止内战也不能防止外来干涉，而且也等于是放弃了美国对日作战的目标。这个在1945年12月制定的政策，是企图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但是，它的成功与否有赖于三个条件——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占统治地位的一些集团必须放弃以武力击溃中共的企图；中共必须愿意充当一个立宪政党的角色，而不是一个旨在强行推翻现政权的武装集团的角色；苏联政府必须严格履行其反复申明的决不混水摸鱼的诺言。然而，这些必要的条件一个也没有实现。

早就有明显的迹象，苏联政府正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条约义务。虽然在日本统治时期，满洲的较为边远的地区有过当地的抵抗运动，但是这些抵抗运动与延安几乎没有什么联系。8月27日，斯大林在与美国大使谈话时，亲自声明，红军在满洲尚未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部队，他表示希望国民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向满洲派出军队，以便接替那里的苏军。⁽⁴⁷⁾在莫斯科的中苏谈判期间，莫洛托夫口头答应，苏军将于12月3日以前撤出满洲。⁽⁴⁸⁾

但是，中国国民党军队没有可能在日本投降日之后立即开到满洲，而共产党人却有可能这样做，他们抓紧时机采取了行动。一部分共产党军队取道察哈尔和热河从陆路过去，另一部分则从共产党控制的山东地区由海路前往。他们接着在满洲农村散布开来，在当地招募新兵，并且在他们所占据的地区组织地方“人民政府”。他们还攫取了大量的日本武器、弹药和装备。俄国人否认他们曾直接把这些物资交给共产党。中共则断言他们是从俄国人所未占领的日本军火库中得到这些物资的。但是，如果共产党和苏联占领当局之间没有默契的话，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根据对中苏条约的合理解释，苏联占领当局有责任防止这类事件发生。然而，苏联认为，根据条约规定，他们不应干涉中国的内政，他们只得把共产党的八路军看作是中国政府的军队。结果，共产党控制了经由山海关进入满洲的陆上通道以及满洲的葫芦岛和营口两个港口。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满洲设了一个行辕，行辕的政治处由熊式辉将军领导，外事处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将军负责。蒋介石还把这一地区重新划分为9个省，并且为这些省任命了国民党的省主席。⁽⁴⁹⁾11月1日，重庆政府宣布，东北的国军司令杜聿明将军已同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中国政府将由海上和空中向满洲调兵，以从苏军手中接管满洲。⁽⁵⁰⁾但是，苏方拒绝中国军队经由大连这个主要入口或经长春铁路进入满洲，其托辞是：根据中苏条约，大连已作为商港，所以不能让中国军队使用。⁽⁵¹⁾由于中共部队占领着葫芦岛和营口，由美国运输舰北运的国民党军队就只得在秦皇岛登陆，冒着中共的阻击经由山海关一路打入满洲。他们在11月10日胜利完成了这一行动，到11月25日他们已拿下了葫芦岛。

鉴于苏联明显地想促使由中共统治满洲，又考虑到华北局势危急，魏德迈将军建议蒋介石在试图去占领满洲之前，首先集中兵力牢固地控制住华北。魏德迈还向他的华盛顿上司建议，美、英、苏三国在此期间可对满洲实行托管。⁽⁵²⁾

但是，尽管蒋介石声称他赞同魏德迈的意见，实际上却无意听从这个劝告。他已被迫默认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苏联所作出的让步，但是要放弃满洲——哪怕是暂时的——他也是忍受不了的。满洲作为一个粮仓和财源，对于中国来说至为重要。鉴于那里在日本人主持下工业有了巨大发展，满洲也被指望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工业设备来源。⁽⁵³⁾不过，蒋介石在作出决定时，可能主要是受着感情的驱使，而不是基于对利害关系的精确计算。满洲是中国在日本侵略下第一个被抢走的地区；蒋介石当时是不得已而屈服于这种强盗行径的，他不愿由于再度丢弃满洲而丧失自己的威望。“没有东北，就没有中国”，这成了国民党的口号，而且说起来感慨万千。当年日本征服满洲曾经是征服华北的序曲，现在如果把满洲丢给了共产党，可能又会产生同样的后果。⁽⁵⁴⁾所以，蒋介石下定决心要把共产党赶出满洲。与此同时，共产党因为受到苏联的怂恿，也同样决心要巩固和扩大自己在那里的控制。这些，就是马歇尔使命的不祥背景。

中国这种令人失望的局势本身，就其背景来说，正是美苏远东政策的一道裂缝。在制定对日政策时，苏联政府实际上被排斥在外，这件事使他们很恼火，也使他们更想从美军继续留在中国一事上捞取最大的资本。⁽⁵⁵⁾在莫斯科会议上，莫洛托夫拒绝美国的建议，不同意把关于将满洲移交中国国民政府管辖这一问题列入议程。他坚称，苏中两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苏军早已撤出南满，而且，要不是中国政府自己要求苏军推迟一个月再撤出的话，苏军也早已撤离北满了。他反过来要求会议讨论美军留驻华北的问题。⁽⁵⁶⁾

贝尔纳斯已预料到这一点，作为答复，他给了莫洛托夫一份事先准备好的美军留在华北的人数的声明。他解释说，美军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在那里协助解除该地区大约325 000名日军的武装的；一旦这一使命完成，美军就将撤离。第二天，他向会议提交了一份杜鲁门12月15日的声明。这并没有使得莫洛托夫满意，他还是再三重复这一指责。他声称，中国政府夸大了介于他们的部队和日本驻军之间的共军的力量。他说，中国政府总是想要别人为他们办事效劳；又说，那些日本兵继续留在中国是“不能容忍的”。⁽⁵⁷⁾12月21日，苏联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反对其他外国军队在中国帮助解除日军武装，并且要求“美国与苏联约定在最迟不超过1946年1月中旬的某一日期同时从中国撤出各自的部队”。苏联政府声称，他们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并希望其他国家也这样做。⁽⁵⁸⁾

贝尔纳斯对与莫洛托夫就这一问题反复争论感到厌烦，他利用一次会见斯大林的机会同斯大林讨论了这个问题。⁽⁵⁹⁾与冷酷的莫洛托夫相比，斯大林显得温文和蔼。他说，他并不反对美国待在那儿，而仅是要获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他认为，如果蒋介石在人们心目中被认为是在依赖外国军队的话，那么他将在中国失去威信。⁽⁶⁰⁾他表示藐视中国的敌对双方；并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既夸大他们敌人的力量，也夸大自己的力量。⁽⁶¹⁾最后，他说，如果有谁能解决中国局势的话，此人就是马歇尔将军。⁽⁶²⁾

经过这次和斯大林的会谈，苏联不再要求确定美军撤出中国的日期了，而且会议上还就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项声明收在莫斯科会议结束后即于12月28日发表的公报里。⁽⁶³⁾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弥补裂缝”而已，然而权衡起来，却是苏联的一次胜利，因为苏联政府成功地使会上无法讨论他们在满洲的行动，而且它取得了不把美军用于帮助蒋介石把共产党人赶出满洲和华北的保证。

第五节　1946年1月和2月的国共协定

马歇尔将军的任命宣布以后，中国政府同共产党之间的谈判恢复了。12月1日，王炳南回到重庆。两天后，他告诉那里的美国大使馆官员说，共产党已决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已选定了他们的大部分代表。借此机会，他宣称，中共的政策与苏联的政策无关，他们特别想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并认识到在战后时期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是必要的。⁽⁶⁴⁾参加政协的中共代表于12月17日到达。同年年底，政府宣布政协将于1946年1月10日开幕。⁽⁶⁵⁾

马歇尔本人于12月23日抵达重庆，开始同政府和中共代表进行会谈。蒋介石在元旦广播文告中提醒他的国民，国家有继续分裂的危险。他说，政府将为维护和平而竭尽全力。他还宣布，延期举行的国民大会将于5月5日召开。⁽⁶⁶⁾与此同时，政府提出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并建议成立一个以马歇尔将军为首的三人小组来拟定停战协定的细节。⁽⁶⁷⁾共产党对此表示赞同，但是对于政府向热河和满洲调动军队表示不满。1月4日，马歇尔对周恩来说，美国政府有义务协助中国政府军队开进满洲，于是周恩来同意将满洲作为拟议中的停止军事行动协定的一个例外。⁽⁶⁸⁾这就使三人小组得以在1月7日正式成立，并在3天后达成了一项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接受了这一协定。⁽⁶⁹⁾

1月10日的协定从1月13日午夜起生效，协定规定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停止调动一切军队。但是，政府军队可以为收复中国主权而向满洲和在满洲境内继续调动，政府军队也可以按政府的军事整编计划在长江以南继续调动。协定还规定建立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在北平，由三名委员组成，一名是国民党人，一名是共产党人，一名是担任主席的美国人。他们只有在意见一致时才能作出决定。执行部将设立一个由一位美国军官指挥的执行组，该处的任务主要是组织必要的战地小组，以保证实施停火和贯彻执行部颁发的命令。这些战地小组将由美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人员组成，他们也只有在意见一致时才能作出决定。⁽⁷⁰⁾

由各党派和无党派团体的代表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于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⁷¹⁾在开幕式上，委员长宣布政府很快就将允许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允许各党派有平等合法的地位，推行地方自治，并释放除卖国贼和犯有危害民国罪行者以外的所有政治犯。两天后，周恩来声明，共产党承认蒋介石对全国的领导和国民党作为主要政党的地位。他否认共产党有建立一个独立政权的意图。1月31日，会议宣布，已就所有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并且公布了这些决议。决议规定，定于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但是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将有很大的增加。大会将为中国通过一部宪法；但在此之前，将特别任命一个由各党派组成的委员会对1936年的宪法草案进行修改。在宪法实施之前，将由一个临时联合政府来代替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国民政府委员会将成为处理国务的最高机构。它将由40名成员组成，其中一半由国民党选任，另一半由其他各党派及集团选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有权否决该委员会的任何决议，而要推翻国民政府主席的否决则需要3/5的多数。该委员会的一般决议只需简单多数即可通过，但是，关于更改施政纲领之决议，须由到会委员2/3多数通过方能有效。⁽⁷²⁾

政治协商会议的其他决议还规定，在国民政府改组前，（政府和共产党之间）对那些解放区的行政管理尚有争议者仍维持现状，并规定整编军队。经政府和中共代表双方同意，建立了一个由张治中将军（国民党）、周恩来将军（共产党）以及作为顾问的马歇尔将军组成的军事小组，制定军队整编的细节。⁽⁷³⁾

政治协商会议并不是一个立宪议会，其决议需经有关各党派批准方能生效。国民党内部的各右翼集团惟恐将失去一党专权的地位，纷纷表示不满；各反对党则对拟议中的总统否决权大加批评指责。然而，在会议的闭幕式上，蒋介石代表政府保证将执行大会决议，共产党、民主同盟和青年党也许下了同样的诺言。⁽⁷⁴⁾

当时看来，马歇尔作为调解人的努力仿佛即将大功告成，中国和平统一的目标似乎就要实现了。2月25日，据宣布，军事小组经过两个星期的商讨，已就军事整编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在18个月内完成军队的逐步缩减和重新部署。到那时，政府军将保持50个师，中共军队保持10个师，每师兵力不超过14 000人。这些部队将作如下部署：满洲，政府军14个师，中共1个师；西北，政府军9个师；华北，政府军11个师，中共7个师；华中，政府军10个师，中共2个师；华南，政府军6个师。这项计划将交由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⁷⁵⁾

这样，在短短的两个月里，马歇尔成功地使有关下列事项的协议得以签订，即停止军事冲突，扩大政府的基础以及整编军队，使它能成为一支不受党派政治影响的、真正的国家武装力量。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这些协定是获得忠实执行，还是被国民党和共产党集团内部的强硬派弄成一纸空文。不幸的是，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马歇尔在这方面的忧虑一点也不过分。⁽⁷⁶⁾

第六节　满洲的危机

正当在重庆为了平息中国国内的政治冲突而在进行上述努力时，由于苏联在满洲所采取的行动，中苏关系却在出现一场危机。上文提到过，在签订1945年8月14日条约的中苏谈判期间，莫洛托夫曾经口头答应，所有苏联军队将在12月3日前撤出满洲（旅顺口地区除外）。⁽⁷⁷⁾但是，中国政府在接管满洲时遇到了困难，这种困难又由于苏联军事当局不同意他们使用大连而更趋严重。这就不得不再次进行中苏谈判，从而签订了一项苏军延期撤出的协定，新的期限定为1946年2月1日。⁽⁷⁸⁾

与此同时，自1945年9月起，俄国人开始运走从满洲工矿企业里挑选出来的机械设备。⁽⁷⁹⁾估计中国政府一定曾对此提出抗议，因为后来知道，1946年1月21日，苏联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所有原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中国东北各省日办企业都是苏联的合法战利品。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一要求，因为它远远超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许可的做法。此后，苏联政府在另一份递交给长春的中国司令部的备忘录中提出，把它认为应得的战利品——前日本工厂企业——的一部分移交给中国，并将其余的部分改为中苏合营企业，其中包括一些指定的煤矿、发电厂，以及钢铁、化学和水泥工业。中国政府同样拒绝接受这一主张。⁽⁸⁰⁾在此期间，苏联又以技术上的困难为借口拖延撤军。不过，2月26日，苏联在满洲军队的总参谋长对长春的记者说，至少一到美军全部撤出中国时，苏军就撤退完毕。⁽⁸¹⁾

2月9日，美国政府向苏联和中国递交了一份内容相同的照会，表示美国对所传中苏正在进行谈判可能排斥其他国家而专揽满洲工业控制权一事深为关切。照会声称，任何这样的协议都将违背“门户开放”的原则，是对美国商业权益的歧视。这种协议也将违背下述的既定原则，即日本的国外资产应根据一个分配日本赔偿物资的总方案来调配，而这将是拟议中的“盟国间处理日本赔偿问题委员会”的职责。因此，美国政府认为，把日本在满洲的企业当作“战利品”运走或者按苏联和中国政府间的协议进行处理是不妥当的。⁽⁸²⁾

中国政府在3月5日公布的一份照会中对此作了答复。在这份照会中，他们公布了苏联的要求以及中国自己对此所持的拒绝态度。3月12日，华盛顿方面宣布已经收到苏联政府的答复。⁽⁸³⁾答复的内容没有公布，但是莫斯科广播电台指出，苏联政府仍然坚持原先的观点，即认为所有在满洲的原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企业是合法的战利品。

同时，在1946年2月11日，美英两国政府发表了在雅尔塔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全文。公布之后不久，报纸上又报道了苏联对满洲的新要求和苏军中止撤离的情况。这些报道在中国激起了很大的不满，报上因此发表了大量文章，谴责英美两国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主张中国不受任何未经它同意的协议的约束，并要求苏军撤出满洲。⁽⁸⁴⁾2月21日，重庆举行了反苏示威，接着，在上海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也遭到谴责，说它是苏联的代理人，阴谋把东北各省从中国分割出去。中国政府驳斥了苏联的说法，即所谓这种示威不是自发的而是中国当局组织的。2月23日，立法院⁽⁸⁵⁾的7名委员发表声明，谴责关于满洲问题的雅尔塔协定，并要求中国外交部正式声明中国不受该协定的约束。⁽⁸⁶⁾两天后，蒋介石亲自表扬了那些抗议苏联在满洲所作所为的人士的爱国精神，但同时强调，为了和平的利益，需要继续同苏联合作。他重申中国对满洲享有完整主权，并宣布他已指示他在长春的司令部的代表，在同苏联官员进行一切谈判时，以下列原则为依据：凡是制定任何协定，必须符合中国法律，必须符合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条约，也必须符合中国参与制定的其他国际条约。⁽⁸⁷⁾

3月5日，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说，中国政府坚决主张，所有日本的公私财产，凡是在中国领土上的，都应作为赔偿，归中国政府所有；中国政府决不同意苏联把这些财产中的任何一部分当作“战利品”据为己有，以此作为它从满洲撤军的交换条件。⁽⁸⁸⁾得到美英使馆支持的中国政府所持的这一立场，显然使苏联政府作出了让步。3月11日，苏联军事当局宣布，他们的军队已经撤离沈阳。3月23日，中国外交部长透露，针对中国政府3月6日敦促苏军立即撤出满洲的正式要求，苏联政府已在3月22日答称，苏军正在撤离，并将于4月底前全部撤出。⁽⁸⁹⁾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已逐步扩大了他们对满洲内地的控制，一俟苏军撤离，他们就能夺取满洲的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中国政府不顾美国要它不要过分分散兵力的告诫，坚持把军队开进满洲，以图确保对该地区的有效控制。双方为了争夺控制权，都将1月10日的停战协定置诸脑后，这一协定就停火而论也适用于满洲，但是它允许政府军队可以继续开进这个地区。于是国共军队发生了冲突——国民党拼命想把共产党从他们所已占领的内地赶走，而共产党则以袭击国民党的铁路交通来进行反击。起初，国民政府深信自己能在满洲占上风，它拒绝了马歇尔将军在1月24日和2月20日先后提出的关于派停战工作组去满洲设法阻止冲突的建议。直到3月11日，蒋介石才改变了他在这方面的态度，并在3月27日同意发布命令，让停战工作组在满洲采取行动。第一批工作组于4月8日抵达。共产党方面，在同意派遣工作组的同时，抗议美国帮助国民党把军队运进满洲。⁽⁹⁰⁾

苏军撤出满洲的那种做法更加剧了这一冲突，他们从4月6日至29日，以极快的速度全部撤离，先前所说的妨碍撤军的“技术困难”此时却一字不提了。⁽⁹¹⁾中国政府的军队沿着北宁线一路奋战，步步挺进，并占领了沈阳。但是，苏联当局不肯让他们使用沈阳以北的长春铁路。⁽⁹²⁾据说苏军当局拒绝在北满一些城市里暂留少量驻军，等政府军队到达接管后再撤走。⁽⁹³⁾结果，当一支人数很少的国民党部队被空运到长春时，远在北面的共军却随着苏军的撤出而步行进入了这些城镇。接着，在4月中旬，共军向长春的政府军发动进攻，并击溃了他们，于4月19日占领该城。

第七节　和平协定的破产

满洲发生的这些事件对整个中国的形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些事件使得原先对中共的指责更加有声有色，这种指责认为，不管中共怎样矢口否认，他们确实是充当着苏联的代理人，企图把满洲从中国分割出去。这些事件也加强了国民党内一部分军政要员的势力，这些人对于这个党有朝一日可能要放弃一党专政的局面向来公开表示不满。这些事件还使国共双方之间加深了仇恨和怀疑。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是想用武力来消灭他们，国民党则认为共产党从未真正打算按照一个立宪政党那样行事，而是一心要在全国建立自己的一党执政政权。双方的推断都是很有根据的，虽然哪一方都还不可能撕下假面具。共产党方面惟恐激怒了美国，致使它无限度地援助国民党政府，而政府方面则担心会失去正在得到的美国援助。双方无疑都对美国出于好心的调解工作忿忿不满，都拼命地想使美国的调解工作变得有利于自己，并把战争延绵不息的责任推到对方身上。而且，每一方都在自己的军队取得胜利时提高和解的条件，而当受到挫败时则显得比较容易商量。

满洲的这些不祥事件所造成的第一个后果，便是拟议中的关于建立临时联合政府的安排宣告破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3月1日在重庆开会，讨论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⁹⁴⁾经过两个星期的辩论，在会上提出了许多批评（特别是针对拟议中的对1936年宪法所作的修改意见提了许多批评），于3月16日正式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⁹⁵⁾3月20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召开。⁽⁹⁶⁾国民参政会原是在抗战时期组成的，尽管它的许多成员是由政府指定而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但它还是起着临时议会或者国民大会的作用。3月31日，国民参政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不承认东北各省的“非法部队”和“自治政权”。国民参政会的一些成员还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合法地位提出了疑问。⁽⁹⁷⁾

虽然国民党方面否认它打算单方面修改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但是共产党及其同盟者——民主同盟——却要求立即实施这些决议；在未实施以前，他们拒绝选派代表参加拟议中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共产党还推迟举行它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那次会议原定于3月31日召开，以通过政协各项决议。⁽⁹⁸⁾4月2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说，共产党要求废除目前的临时宪法，而在政协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另行制定一部宪法。他宣称，这一点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部临时宪法已在1931年的国民会议上通过，它只能由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所批准的宪法来代替。他还谴责共产党在满洲的“破坏活动”，并且说，政府不承认那里的所谓“人民政府”⁽⁹⁹⁾。关于立宪问题的讨论就此中断。4月24日，蒋介石宣布，应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要求，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无限期推迟。⁽¹⁰⁰⁾

马歇尔将军于3月11日前往华盛顿同杜鲁门总统磋商，当他于4月18日返回中国时，发现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已陷入僵局。⁽¹⁰¹⁾由于规定只有在所有成员意见一致时才能确定该由哪一方承担破坏停火的责任，以及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战地小组试图阻止战火蔓延的工作大受妨碍。战地小组中的国共成员总是维护自己一方，而且共产党方面既不同意让小组中的美国成员取得仲裁权，又反对采用按多数票通过决议的办法。⁽¹⁰²⁾双方互不相让，使得战地小组几乎没有什么实权能阻止或纠正当地指挥官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马歇尔发现双方的思想是如此对立，因而他暂时不再进行正式调解，虽然他仍然继续为和平作出努力。他提议，共军应撤出长春，在该市设立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分部，政府军队在满洲事件获得一项全面解决办法之前留驻原地不动。但是，正当这些建议还在研究的时候，5月19日，国民党军队在四平街打败了共产党军队，并在5月23日夺回了长春。⁽¹⁰³⁾然后，他们继续北进，于6月5日进入了哈尔滨。⁽¹⁰⁴⁾国民党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那一天，正好是蒋介石视察沈阳的日子，这一胜利使得马歇尔陷入了尴尬的境地。⁽¹⁰⁵⁾然而，在委员长回到南京后（当时他的政府已重新设在南京），他于6月3日同意命令其在满洲的军队停火并且停止前进。中共当局答应发出相应的命令。6月6日，双方都宣布已发出命令，在满洲停火15天。后来，停火期限延迟到6月底。⁽¹⁰⁶⁾

这一停火协定使三人小组的会谈得以重新恢复，并有可能作出新的努力来达成一项全面解决办法。6月24日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协议授予军事调处执行部中的美方人员及其战地小组以更多的权力。两天后，又达成了结束在满洲的军事冲突的协议。但是在讨论第三个问题，即关于稍加修正后贯彻2月25日的军事整编协定时，主要是在关于共产党军队撤出后的地区的行政管理问题上，谈判破裂了。由于蒋介石坚持必须以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协议作为条件，才能分别使各项专题的协议生效，因此，在一个问题上谈判破裂，也就导致整个谈判失败。虽然双方在7月初都宣布说，他们已发出命令禁止其部队主动发起攻击，但是，战斗还是很快就在满洲和中国的其他地方重新爆发了。这样，马歇尔试图获致和平的第二次调解又告失败，他本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反对美国在财政、经济和军事上援助中国国民党政府，他们在这方面的宣传也变得越来越猛烈了。⁽¹⁰⁷⁾

第八节　美国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援助问题

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冲突的继续，马歇尔将军和平调解的失败，使得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变得更加尖锐了。美国政府一方面试图使中国的敌对双方达成和解，一方面却又在不断加剧的内战中以各种形式为其中的一方提供巨大的援助。这并不是出于共产党所宣称的那种有意识的两面派做法，而是由于对日作战胜利时的局势所自然造成的一种特殊情况。当世界范围的军事冲突结束时，美国正在中国履行它在战争期间已经着手进行的军事训练和装备计划。该计划规定要组织一支拥有39个师的中国陆军以及一支“规模为8⅓大队的空军”，这些部队将接受美国式的军事训练，配备美国的机械、武器和弹药，⁽¹⁰⁸⁾并根据租借法为该计划提供资金。这一计划是在史迪威将军在任时开始实施的，并由他在军事方面的后任魏德迈将军继续进行。当初制定这个计划，是为了培训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让它在打败侵华日军的战斗中发挥有力作用。计划的第一批成果已被人们看到：组成了几个中国师，这些师在雷多盆地和萨尔温江的战斗中打得十分出色。日本的崩溃和海路的畅通使得这个计划中答应提供但尚未交货的军需品大量地运到了中国。

1945年9月14日，杜鲁门总统对中国行政院长宋子文说，美国打算帮助中国“建设一支适当规模的武装力量，以维护其国内的和平与安全，并对包括满洲和台湾在内的中国收复区采取充分的控制”。⁽¹⁰⁹⁾他说，他打算把建立39个陆军师和相应规模的空军部队的计划进行到底，并给中国海军配备一些小型舰只。其他援助，包括设立一个美国军事顾问团，可在中国政府、魏德迈将军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三方磋商后决定。总统还宣称：“考虑到委员长曾屡次声明，中国国内的政治纠纷将用政治方法解决，所以应该明确理解这一点，即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不得转用于内战，也不能用来支持不民主的统治。”⁽¹¹⁰⁾

如前所述，马歇尔出使中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谋求达成一项关于把中国军队改组成一支中等规模的武装部队的协定，这支部队将首先由现有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按5对1的比例组成。在预期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情况下，这样一支混编的部队被看成是国家的而不是某一政党的工具；美国对它提供军事装备也理所当然地不应被解释成是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外来干涉。但是，如果说这个计划曾经有过实现的希望，那么这一希望很快就消失了。此时此地，美国帮助中国政府装备陆军和空军，并把大量政府军队运到华北和满洲，这些做法又必然产生不利于中共的后果。中共对美国的这些做法深表不满，认为这是美国对他们的干涉。中共以及他们的同情者指出，只要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能够指望美国的支持，他们就不可能听从要求克制的呼声。

1946年6月中旬，美国国会开始讨论一项法案，这一法案将规定允许在6月30日租借法期满以及总统的战时权力终止以后继续对华提供军事援助。在这个时候，上述的抗议变得更加强烈了。⁽¹¹¹⁾这一法案如获通过，将允许以总统认为适当的条件，帮助中国训练军队，并且把武器、弹药和装备交给中国。尽管美国国务院作出了如下保证：根据这一拟议中的法案所提供的军事援助将以在中国实现和平为条件，而且这种军援将既供应马歇尔所设想的改组后的军队中的国民党人员，也供应其中的共产党人员，但是这一建议还是遭到了国会两院和部分报界舆论的强烈批评。反对这一法案的人断言，这一法案事实上意味着美国将给蒋介石以更多的援助。他们并说，1945年12月15日的杜鲁门计划由于美国直接站在中国政府一方进行干涉而遭到了挫败，美国应该立即停止这种做法。⁽¹¹²⁾

在中国，人们组织了示威，反对继续内战，反对美军留驻中国，反对美国提供战争物资。7月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谴责美国继续对国民党政府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并且声称，无论华盛顿政府怎样辩解，拟议中的增加援助将继续为国民党政府所得，并将帮助他们进行反共行动⁽¹¹³⁾——这一谴责得到了美国的中共同情者们的响应。在中国，除了左派的谴责之外，右派也有一些强烈的不满，国民党中的极端分子谴责美国干涉了他们用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政策。⁽¹¹⁴⁾

结果，国会没有对军事援助法案采取任何行动——虽然它在7月16日批准了另一项措施，规定美国帮助中国建立海军，其中包括派驻一个海军使团以及移交给中国几艘美国小型军舰⁽¹¹⁵⁾——而且在7月底的时候实施了一项禁运令，禁止从美国本土或从它在太平洋的基地向中国输出武器和弹药。⁽¹¹⁶⁾但是，共产党还是照样愤怒地谴责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提供财政和经济援助。当时，中共还无法在阵地战中击溃国民党军，他们希望用长期的消耗战来拖垮他们。这种打法还可能收到非军事方面的效果，那就是：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并且使他们更加不得人心。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援助将有损于共产党的这一策略，这也就是共产党所以要如此激烈地抗议这种援助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国民党中有一些实力雄厚的人物，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依赖美国表示不满，一则因为这样做有损于中国的民族自尊心；二则因为这种做法使得美国得以控制国民党政府，迫使它对中共作出讨厌的让步。

在1945年至1946年期间，最大的一笔对华援助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提供的物资。⁽¹¹⁷⁾除此以外，在1945年晚些时候，国民党政府还要求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信贷。但是1946年1月，华盛顿国家咨询委员会根据马歇尔将军的意见，决定在中国国内政治纠纷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之前，暂停对华提供信贷。⁽¹¹⁸⁾1946年1月至2月间，鉴于在解决中国国内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进出口银行在1946年第一季度向中国提供了几笔贷款，共计6 600万至6 800万美元，用以购买商船、铁路与工业设备以及原棉。1946年4月，根据马歇尔的建议并经国家咨询委员会同意，该银行拨出5亿美元，以备1947年6月30日之前向中国提供信贷之用。⁽¹¹⁹⁾1946年6月14日，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缔结了“油管”租借信用贷款协定，向中国提供资金，使它能购买一批民用设备。这些设备根据战时租借计划早已签订了合同，但是尚未交货。⁽¹²⁰⁾经过8个月的谈判之后，两国政府于8月30日就美国向中国出售它在中国、印度以及太平洋各岛屿的剩余军用物资一事进一步签订了协议。这些物资主要是车辆、空军用的物资与设备以及小型船只，但不包括武器和弹药。⁽¹²¹⁾

这些交易以及美国对中国政府提供更多信贷的可能性，激起了共产党及其朋友们对美国政策的强烈谴责。7月22日，由孙中山夫人和中国实业界以及其他各界的一批代表人物联名签署了一份宣言，呼吁美国人民阻止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以防止内战发展。9月2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抨击剩余物资协定。他们声称，许多运输车辆和其他设备可能被政府用于军事目的。他们要求美国政府必须中止这样的援助，撤出在华美军，并充当真正公正的调停人。尽管马歇尔多次抗议这份声明的弦外之音，但中国共产党还是继续并加剧他们对美国政策的谴责。⁽¹²²⁾

第九节　中国内战的继续

马歇尔将军考虑到自己的地位正遭到政府和共产党双方的损害，建议委派一位正式的美国驻华大使，协助他进行调停工作。他建议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担任这一职务。司徒雷登在中国卓越的资历和长期的经验足以使他成为一个为各党派所欢迎的人物。7月11日，参议院批准了总统对司徒雷登博士的任命。他于当月下旬抵达南京。⁽¹²³⁾可是，无论是马歇尔还是司徒雷登，都无法使那冗长而复杂的建议、反建议以及终年不断、不值得细述的讨论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¹²⁴⁾蒋介石及其军事顾问们确信他们能够用武力摧毁共产党人，他们把共产党人从许多城镇赶了出去，这个表面上的胜利增强了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但是，共产党继续占领着大片农村地区，并使国民党军队的交通运输处于瘫痪状态。国民党政府显然无法迫使共产党接受他们提出的政治和军事解决条件。

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希望促使中国公众起来施加压力，以结束敌对行动。在声明中，他们表示相信双方领袖对媾和都抱有真诚的愿望，但同时又指出，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即各自部队的整编问题，特别是预定要撤出的地区的当地政府的性质问题，似乎不可能达成协议。⁽¹²⁵⁾

同一天，杜鲁门总统在给委员长的一份电报中，⁽¹²⁶⁾对于马歇尔调停的明显失败深表遗憾，并宣称，国共双方强硬派的自私自利正在阻碍中国人民实现自己的愿望。杜鲁门接着表示，这种事态已引起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要求重新审查美国对华政策。电文最后警告说，如果中国在谋求和解方面不能迅速取得令人信服的真正进展，美国的政策必将有所改变。

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周年纪念日发表的讲话中，间接回答了美国的这一责难。他指责共产党破坏1月份和2月份签订的协定并继续采取敌对行动。他声称，政府仍然愿意履行协定，但他坚持共产党必须从他们正在扰乱和平和阻碍交通的地区撤出，必须尊重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决定，必须把共产党部队并入国军。⁽¹²⁷⁾蒋介石在其8月28日致总统的正式复函中说，他已竭尽全力与马歇尔将军合作，以求得和平和民主。但是，他接着说，和平的愿望必须是双方面的，“共产党必须放弃其使用武力夺取政权，推翻政府，从而建立一个此时正在席卷东欧的那种极权主义政权的政策”。他提到他在对日作战胜利纪念日的讲话，并保证将尽力贯彻讲话中所提出的纲领。但是，他又解释说，如果他要能取得成功，必须有共产党方面的真诚合作。⁽¹²⁸⁾

8月31日，杜鲁门宣布收到了蒋介石的复函。他一面表示赞赏蒋的诚意，一面再次指出，美国进一步的对华援助取决于中国国内和平的建立。⁽¹²⁹⁾

这些信件的来往并没有使形势有什么改观；在以后的一个月中，事情也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9月底，由于国民党军进攻自1945年9月以来一直为共产党占领的张家口，局势更加恶化。⁽¹³⁰⁾10月1日，马歇尔告知国共双方，他几乎已决定放弃自己的使命，并打算建议总统把自己召回。在同蒋介石进一步会谈之后，他于10月5日致电国务院说，根据他的判断，只有把他召回，才能“制止军事行动，并打消政府将领们所显然持有的那种信念，即认为他们在采取武力行动的时候可以拖着美国一起干”。但是，当司徒雷登将马歇尔的这一行动通知蒋介石时，委员长宣称他准备暂停对张家口的军事行动。因此，马歇尔要求国务院暂缓向总统提出召他回国的建议。经过进一步的磋商，委员长同意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意见，表示愿意向共产党提出暂时休战，作为交换条件，共产党方面必须提出参加国民大会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代表名单，同时三人小组应就如何根据军事整编计划重新部署共产党部队的问题作出决定。⁽¹³¹⁾

直到此时，虽然马歇尔也曾强烈批评过共产党在谈判中的闪烁其辞和行动迟缓，但他一直把继续敌对行动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国民党政府。然而，现在共产党表现得同国民党一样不肯妥协，他们拒绝了美国调停人好容易才说服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停战建议。⁽¹³²⁾共产党的要求体现在10月9日的备忘录中，其中包括要国民党军明确放弃对张家口的进攻，并要求国民党军撤回到1月13日前他们在中国本土以及6月7日前在满洲占领的阵地。在政治上，他们的要求包括为他们自己和民主同盟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中取得14个席位——这些代表名额可以使他们所反对的任何措施无法通过。他们还要求改组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委员会，推迟召开国民大会，直至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委员会对宪法草案作出修改，并由政协的常务委员会定出各党派参加国民大会的补充代表名额比例。共产党表示，在这些要求未被接受和实施之前，他们不愿参加国民大会。他们还坚持在中央政府未按建议改组之前应维持地方政府的“现状”。⁽¹³³⁾

因此，双方仍然像过去一样距离很远，敌对行动继续进行。10月10日，张家口落入国民党政府军手里。次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0月16日，蒋委员长提出了另一个妥协方案，这个方案大体上，虽然不是全部，还是根据美国调停人为他拟定的建议草案制定的。这个方案也遭到了共产党的拒绝，同时第三方面（由各少数党领袖组成）为谋求双方和解而作出的努力也同样没有效果。⁽¹³⁴⁾11月8日，委员长宣布他已向自己的部队下达了停火命令，同时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政治和解建议。不过，他拒绝取消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并于11月15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3天——召开了国民大会。第三方面的某些党派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但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拒绝参加。11月16日，共产党发表声明，谴责大会是国民党所控制的机构，并宣布不承认大会的决议。3天之后，周恩来动身返回延安，从而结束了上年1月开始的一系列漫长的谈判。在周恩来启程之前，马歇尔要他向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取得下面这一问题的明确回答：他们究竟希望还是不希望马歇尔将军继续充当调停人？周恩来答应满足马歇尔的要求。12月1日，马歇尔同蒋委员长再次举行会谈，在会谈中马歇尔重申他坚信国民党人将会发现他们无法用武力摧毁共产党；如果国民党硬要这样做，将给自己带来财政和经济上的崩溃，而这正是共产党所求之不得的。蒋介石回答说：

他坚信共产党从来没有诚意和国民政府合作；在俄国的影响下，他们的目的是要瓦解国民政府。他认为有必要摧毁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并相信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处理共产党的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蒋宣称，他不相信中国经济有立即崩溃的危险。

12月4日，马歇尔从周恩来那里收到了共产党提出的重开谈判的条件，那就是：解散国民大会，恢复1946年1月13日以前的军事阵地。对于马歇尔提出的是否要他继续开展调停工作，共产党没有表态。马歇尔把这种沉默理解为共产党不希望他再坚持下去。⁽¹³⁵⁾

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了第二个声明。⁽¹³⁶⁾在提到他上一年12月的声明之后，总统回顾了导致派遣马歇尔特使的种种考虑，1946年1月和2月的协定，以及后来的不愉快的发展。他还解释了派遣美军来华的目的以及他们在中国所做的工作，特别提到美军参加了集中和遣返近300万日本军人和平民的庞大工作——这一工作已于1946年11月全部完成。他声称，1945年12月驻华美军总数共约113 000人，现正减少到不满12 000人。⁽¹³⁷⁾

总统宣布，他上次声明中所阐明的政策原则仍然有效，并将继续指导美国在华的活动。这些原则是：承认中国国民政府；赞助和平解决中国内战；不论内战持续多久，均不进行干涉。他答应在中国国内局势证明可行的时候，考虑向中国进一步提供财政经济援助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蒋介石正在尽一切努力打败共产党，并竭力从他自己的阵营内部取得某些支持，以对付美国为了迫使他的政权自由化所施加的压力。虽然由于共产党和大多数小党派拒绝与会，国民大会几乎成了清一色的国民党局面，但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分歧的意见。有势力的右翼分子想要否定政治协商会议在1946年1月作出的决议，以及原封不动地通过1936年5月的宪法草案。这恰恰正中了共产党的下怀，并大大有助于证明他们的预言，说宪法只不过是用来装装门面，国民党实际上仍将和过去一样实行独裁统治。蒋委员长在国民党内的比较开明的人士和国民大会中的非国民党人员的支持下，通过了一部与原先1月份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多少有些相符的宪法。这个文件将在12月25日大会闭幕后一年开始生效；暂时将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持有不同政见的党派，包括共产党，如果他们愿意的话，都可以参加进来。可是，在大会闭幕之前已经获悉，共产党将不参加。⁽¹³⁸⁾

尽管马歇尔认为共产党12月4日的答复说明调停已经毫无成功的希望，但在这段时间里，他仍然留在中国。他继续为蒋委员长提出建议，对他在国民大会期间的各种行动加以鼓励，并敦促他采取主动，以巩固一个有力的自由派，这个自由派或许能在国共之间起到平衡作用，并使中国舆论界中要求和平改革和避免任何一种独裁统治的那些意见得以实现。否则，马歇尔预言说，宪法的修改将无济于事，充满悲剧可能性的现状将进一步恶化。他意识到，作为一个调停人，他在中国已失去了作用，所以他明智地拒绝了要他继续留在中国充当蒋委员长顾问的建议。⁽¹³⁹⁾1947年1月6日，杜鲁门总统宣布把马歇尔召回华盛顿汇报形势，第二天又宣布任命马歇尔为国务卿。⁽¹⁴⁰⁾马歇尔1月7日的个人声明总结了他的调停使命失败的原因，随后不久，国务院公布了这个声明。⁽¹⁴¹⁾

马歇尔在声明中着重强调了他称之为“国民党内部一批占统治地位的反动分子”的影响，这些人反对他的一切努力，下定决心要用武力摧毁共产党，并相信无论他们想干什么，都可以指望得到美国的支持。马歇尔显然对共产党抱有怀疑。他知道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最终建立一个共产党的政权。他谴责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和意图进行恶意曲解，并且证明共产党在他执行使命的后期变得更加不妥协了。另一方面，他区分了两种共产党人：一种是他称之为“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这种人为了推翻政府，不惜破坏整个中国的经济；另一种是自由主义分子，他们之所以参加共产党，与其说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不如说是由于厌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他又说，他对共产党的内部活动没有亲身经验，而且有许多人不相信共产党内部存在着真正的观点上或政策上的分歧。最后，他表示寄希望于这样一种可能性：经过改组的政府可能由国民党和第三方面的自由主义分子来担任领导。

马歇尔将军的召回，标志着美国正式调停国共两党冲突的终结，也预示着——虽然一时还不明显——美国放弃了原来鼓励中国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的政策。最后，这也开始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美国部分撤出中国的新阶段。⁽¹⁴²⁾

(1)　见上文，原著第165页以下。

(2)　《美中关系》，第74—75页。

(3)　同上书，第104页。

(4)　《美中关系》，第75页。

(5)　同上书，第76页。魏德迈将军代替史迪威担任了中国战区的美军司令。

(6)　同上书，第76—77页。

(7)　同上书，第78页。

(8)　显然，作为对共产党人作出的姑息姿态，蒋介石任命陈诚将军为军政部长，俞（鸿钧。——译者）为财政部长，王世杰为情报部长。这些人都是国民党中的自由派和改革派。（菲斯：《中国的纷乱》，第221页，注）。

(9)　《美中关系》，第78—79页。

(10)　同上书，第79—80页。

(11)　同上书，第81—82页。

(12)　关于雅尔塔会议的决议，见上文，原著第174—175页。

(13)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68页；英国版，第2卷，第856—857页。

(14)　见菲斯：《中国的纷乱》，第256—264页。

(15)　《美中关系》，第86—92页。

(16)　《美中关系》，第92页。

(17)　同上书，第86—87页；菲斯：《中国的纷乱》，第224页。

(18)　《美中关系》，第87—92页；菲斯：《中国的纷乱》，第268—270页。

(19)　菲斯：《中国的纷乱》，第271—273页。

(20)　布兰特等著：《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240页，第295—304页。

(21)　菲斯，前引书，第296—298页。

(22)　见下文，附录（九），原著第499页。

(23)　蒋介石准备受降的地区包括绥远省、察哈尔省和热河省。台湾也包括在内，8月30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该地为中国的一个省。中国军队还进入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受降。8月23日，英国首相声明，香港将由一名英国军官受降，香港的英国行政机构将予恢复。两天以后，中国政府否认向香港派遣中国军队的意图。8月30日，驻在这个殖民地的日军向皇家海军少将哈考特投降。

8月16日，朱德作为“中国解放区抗日部队总司令”，向英国、美国和苏联政府提出要求：承认他有权接受日军投降，有权参加战后对日管制以及参加同日本进行的最后的和平谈判。他进一步要求，如果中国爆发内战，不要向重庆政府提供任何援助。美国政府回答说，三大国已同意由蒋介石接受日本投降，他们希望共产党能同蒋介石合作（菲斯：《中国的纷乱》，第358—359页）。

(24)　《美中关系》，第311—312页。

(25)　同上。

(26)　同上书，第105页。

(27)　《美中关系》，第105—106页。魏德迈将军遵照华盛顿的指示，避开占领共产党已经控制的地区。10月初，在烟台登陆的计划取消了，这个决定是在朱德就此计划向魏德迈发出警告表示反对以后作出的。共产党控制了这个港口，因而得以向满洲运送部队和补给（菲斯：《中国的纷乱》，第365—366页）。

(28)　同上书，第577—581页。

(29)　同上。

(30)　《美中关系》，第109—110页。

(31)　同上书，第110页。10月21日，政府声明，如果共产党从铁路线附近撤出部队，政府准备同意与共产党就有关军队调动事宜事先进行磋商。11月8日，共产党作了回答，要求政府完全停止对“解放区”的进攻，并要求从8条铁路线上撤走政府军队（《中国新闻周刊》，1945年12月20日）。

(32)　同上书，第111页。

(33)　同上书，第100页。

(34)　见下文，原著第207页以下。中共与莫斯科有无线电联系；苏联代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中共与苏联的军事代表在战地也有联系（菲斯：《中国的纷乱》，第377—378页）。

(35)　菲斯：《中国的纷乱》，第402页。

(36)　蒋在遭到魏德迈的初步拒绝后，于11月23日直接向华盛顿要求提供这种帮助。

(37)　菲斯：《中国的纷乱》，第404页。

(38)　菲斯：《中国的纷乱》，第406—408页。

(39)　同上书，第409页。

(40)　《美中关系》，第112页，辞呈全文见同书第581—584页；又见菲斯，前引书，第409—411页。

(41)　菲斯：《中国的纷乱》，第411—412页。

(42)　《美中关系》，第132页。

(43)　《美中关系》，第606页。

(44)　同上。但在12月11日，杜鲁门、贝尔纳斯和马歇尔三人曾商定，即使蒋介石拒绝作出实现停战的合理让步，也仍然要帮助他向华北运送军队以使日本人从那里全部撤离。不能完全抛弃蒋介石，因为这可能留下苏联控制满洲和中国政治分裂的后患（菲斯：《中国的纷乱》，第419页，注⑮）。

(45)　声明全文见《美中关系》，第607—609页。

(46)　根据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美国和英国对这一点负有义务（见下文，附录（三）、（四）和（五），原著第491页，第492页）；苏联作为签署国，对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中苏条约以及1945年8月协议负有义务（关于此点，见上文，原著第179—181页）。

(47)　《美中关系》，第119页。

(48)　“中国外交部长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46年3月5日（《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3月14日）。

(49)　《中国新闻周刊》，1945年9月13日。

(50)　《中国新闻周刊》，1945年11月8日。苏军应在10月中旬开始撤离，11月底全部撤完（菲斯：《中国的纷乱》，第383页）。

(51)　10月6日苏联大使就是这样通知中国外长的（同上）。

(52)　《美中关系》，第131—132页。

(53)　关于这一发展过程的记述，见F·C·琼斯：《1931年以来的满洲》。

(54)　“中国人民之所以超越党派分野，举国一致，对当前的时局忧虑不安，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东北各省是中国的生命线。他们清楚记得，日本人正是从东北这些基地出发，一步进一步渗透到长城以南并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话，简单明了地表达了他们的感情……‘没有东北，就没有中国’。”（《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3月7日）这句话作为政府宣传机构的一句口号，固然难免有所夸张，却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些感情的真诚所在。

(55)　见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08页，第216—217页。

(56)　《美中关系》，第124页。

(57)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26—227页。

(58)　《美中关系》，第124页。

(59)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27页。

(60)　同上书，第228页。关于这一点，《美中关系》第125页是这样说的：“斯大林在后来与国务卿贝尔纳斯的一次谈话中，也反对使用美军遣返在华的日军。”也许上面所说的关于蒋将会失去威信的一段话，可能被理解为是间接地反对美军留驻中国。

(61)　贝尔纳斯，前引文。当时，贝尔纳斯向斯大林说明了天津地区国民党军队、中共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各自所在地点。斯大林问有多少共产党部队在那儿，当贝尔纳斯回答说，毛泽东声称有60万人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大笑起来。他问蒋介石的所谓150万军队在哪里，贝尔纳斯说美国人还没有看见过他们，这个回答使得斯大林觉得更加可笑。

(62)　同上。

(63)　“三国外长就中国时局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和民主的中国，有必要让民主人士广泛参加国民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有必要停止内战。他们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美中关系》，第125页）在概述了莫洛托夫和贝尔纳斯的发言的内容之后，公报以下面的词句结束：“两国外长一致认为，苏美军队在一个尽可能早的、切实可行的、与他们所履行的义务和职责相适应的时候撤离中国，是可取的。”（《美中关系》）

(64)　同上书，第111页。

(65)　同上书，第136页。

(66)　《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1月3日。

(67)　同上，1946年1月10日。

(68)　《美中关系》，第137页。

(69)　同上。

(70)　同上书，第137—138页，第609—610页。

(71)　共有代表39名，计：国民党9名，共产党7名，民主同盟2名，青年党5名，民社党2名，救国会2名，中华职业教育社1名，地方自治学会1名，第三党1名，无党派人士9名（《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1月10日）。其中，国民党、青年党和民社党是右翼团体；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救国会是左翼团体。无党派代表中一部分人也倾向左翼团体。

(72)　《美中关系》，第139—140页。

(73)　《美中关系》，第140页。

(74)　同上书，第138—139页。

(75)　同上书，第140—143页。

(76)　在该协定签字时，马歇尔说：“我认为这项协定代表着中国的巨大希望。我只能衷心地希望，这几页文件不至于被一小批强硬分子所践踏，这些人出于自私的目的，想使中国人民争取实现和平繁荣的强烈愿望全然落空。”（《美中关系》，第142页）

(77)　见上文，原著第197页。

(78)　中国外交部长的声明，1946年3月5日（《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3月14日）。

(79)　“关于赔偿问题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埃德温·W·波利的报告”，1946年11月12日（《美中关系》，第602页）。

(80)　《美中关系》，第597—598页。

(81)　《泰晤士报》，1946年2月27日；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国际事件编年史》（Chronology of International Events），第2编，第5章，第123页。

(82)　《美中关系》，第596—597页。3月11日，英国提出了类似的意见。苏联政府起初不愿对满洲的“门户开放”作出明确的书面保证（同上书，第115—120页）。

(83)　《泰晤士报》，1946年3月13日。

(84)　《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2月21日。

(85)　原文为Central Yuan（中央院）。——译者

(86)　《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2月28日。

(87)　同上。

(88)　《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3月14日。

(89)　同上，1946年3月14日和3月28日。

(90)　《美中关系》，第145—149页。

(91)　《美中关系》，第147页；《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4月11日。

(92)　据《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3月28日）报道，苏军参谋长并没有公开拒绝，但是他设置种种障碍不让中国政府军队立即使用该铁路线。中国军队也不能进入大连；俄国人把中国要求在那里卸下救济物资的请求提交给莫斯科去处理。但是，熊式辉将军在4月13日否认曾要求延期撤军（《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4月18日）。

(93)　《美中关系》，第149页。

(94)　《美中关系》，原著第202—203页。

(95)　《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3月21日。

(96)　同上，1946年3月28日。

(97)　同上。

(98)　《美中关系》，第144页。

(99)　《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4月11日。

(100)　同上，1946年5月2日。

(101)　《美中关系》，第145页，第149页。

(102)　同上书，第630—631页。

(103)　《美中关系》，第152—156页。

(104)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编年史》，第2编，第11章，第314页。

(105)　《美中关系》，第154—157页。

(106)　同上书，第158—161页。

(107)　《美中关系》，第158—171页。

(108)　同上书，第312页。

(109)　《美中关系》，第939页。

(110)　同上。

(111)　《美中关系》，第340页。

(112)　对外关系协会：《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5—1947年》（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5—1947），纽约，哈珀，1947年版，第291页。

(113)　《美中关系》，第170—171页。7月24日，中共在北平附近伏击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这件事进一步反映了他们的敌意（同上书，第172页，注）。

(114)　同上书，第170页。

(115)　同上书，第340页。

(116)　同上书，第354—356页。

(117)　关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活动的详细情况，见《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第108—110页。

(118)　《美中关系》，第226页。

(119)　同上。

(120)　在此以前，加拿大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一个类似的协定（同上书，第227页）。

(121)　这批物资估计原值9亿美元。中国政府勾销了为供应在华美军设施所垫拨的款项1.5亿美元，并同意以长期贷款的原则偿付5 500万美元，其中2 000万美元，美国政府将在中国用于文化教育事业上。美国政府又拨出3 000万美元作为运输费以便将这批物资转运到中国。美国在上项交易中的实际所收款项，为1.75亿美元（《美中关系》，第227—228页）。

(122)　《美中关系》，第180页。

(123)　同上书，第173页。

(124)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力图建立一个以司徒雷登为主席，包括国共代表在内的5人小组，以便决定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人选。但是，任何一方都不愿接受对方关于成立这一机构的先决条件（同上书，第174—175页）。

(125)　《美中关系》，第175—176页；声明全文，见该书第648—649页。

(126)　全文见《美中关系》，第652页。

(127)　同上书，第649—651页。

(128)　《美中关系》，第653页。

(129)　同上书，第654页。

(130)　同上书，第188页。

(131)　同上书，第191—193页。于是，马歇尔撤回了要求召他回国的建议。

(132)　《美中关系》，第194页。

(133)　同上书，第195—196页；备忘录全文，见该书第667—669页。

(134)　同上书，第196—204页；又见张家森（译音）：《中国的第三种势力》〔Carsun （Chia-sen）Chang：The Third Force in China〕，纽约，布克曼同人出版社，1953年版，第181—187页。

(135)　《美中关系》，第204—212页。

(136)　全文见同上书，第689—694页。

(137)　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在华的美国军队问题。国务卿于12月13日答复说，他坚信，当时美军在华人数（19 000人，其中15 000人是作战部队）少于苏联在阿瑟港（即旅顺港。——译者）的驻军。他再次声明，美国政府急于防止中国内战，并表示希望“其他国家”也同样关心这件事。

(138)　《美中关系》，第214—215页。

(139)　同上书，第213—214页。

(140)　同上书，第217页，第219页。

(141)　全文见同上书，第686—689页，引自1947年1月19日《国务院公报》，第83—85页；又见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文件，1947—1948年》，第656—660页。

(142)　关于中国以后发展的情况，见《概览，1947—1948年》，第274—311页，以及其后各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