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紧张与压力

（1943—1944年）

第一节　阿根廷军事独裁的兴起

1943年春季，阿根廷的政府联盟党积极致力于巩固他们的地位，准备迎接9月的总统选举。国会此时正在休会，公众态度冷淡。政府通过操纵及在操纵不成时通过直接干预而使激进党未能得势。由于激进党内部意见不和，缺少一个杰出的领袖，又不愿意同社会党进行合作，政府得以顺利地进行他们的工作。政府联盟党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胜，而正在这时，即在选举前3个月，他们冷不防受到了政变的袭击。

6月4日，阿图罗·罗森和佩德罗·拉米雷斯两将军率领军队开进了首都。卡斯蒂略被迫签字辞职，宣布了军事管制法，建立主要由海军和陆军官员组成的临时政府，由罗森将军担任代理总统。6月7日，拉米雷斯代替罗森当上总统。6月9日，解除军事管制法，但是仍保持戒严状态，解散了国会，9月份的总统选举也被取消。

政变以最少的流血获得成功，起初受到报刊和公众的普遍赞扬。因为他们看到现有各政党的腐败无能而完全失去了希望，相信新政权会提供比较诚实和有能力的政府。国内外对阿根廷外交政策的批评家都希望新政府放弃他们孤立的立场，代以同其他美洲国家及其盟国合作的立场。事实上，一些政变策动者是赞成同轴心国断交的，因为他们相信这将会使他们能同美国在武器的供应方面达成协议。他们看到由于巴西同美国合作所引起的南美洲力量均势的变化而感到恐慌，这使巴西不仅在军事力量上而且在经济潜力上都获得了巨大增长。曾于1942—1943年冬访问过华盛顿的阿根廷军事使团，再次未能获得美国的供应品。同样的要求同样地碰了壁。只有那些正在履行里约热内卢会议商定的大陆防卫义务的国家，才能享受租借法案的援助。⁽¹⁾

6月9日，拉米雷斯政府得到阿根廷最邻近的一些国家的承认，并在6月11日得到美国和英国的承认。拉米雷斯和他的外交部长塞贡多·斯托尼海军上将向美国大使担保，他们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同轴心国断绝关系，最晚可能在8月，但是他们又说他们国家必须首先做好充分准备。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美国政府继续给阿根廷政府施加压力，要后者按他们已作出的保证对轴心国采取行动。⁽²⁾

也许斯托尼和拉米雷斯已经准备同轴心国断交，但是他们不能当家作主，总统背后的实权操在一批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观点的青年军官手中。胡安·庇隆在这个“上校集团”中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人物。于是，在国内推行了一项逐渐加强压制和整肃的政策，进行了大清洗，被清洗的官员均换上了海军和陆军军官以及文官中的民族主义者。

政府在外交上趑趄不前。8月5日，斯托尼给赫尔一封长信，抱怨阿根廷的中立被人们所误解了。他列举了阿根廷为盟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并声明其中包括专门卖给盟国的出口物资。但是，他接着说，阿根廷人民不准备突然改变它的外交政策；同正面临失败的轴心国断绝关系是不符合阿根廷骑士精神的，将会受到与意大利在1940年背后暗害法国时一样的批评。他在信的末尾请求提供武器和机器，以使阿根廷恢复到同其他美洲国家相平衡的地位。赫尔用严厉的驳斥回敬了这一异乎寻常的外交文件。⁽³⁾不过，同时，他又阻止了财政部长企图说服罗斯福用冻结阿根廷在美国的信贷的办法来进行报复。⁽⁴⁾9月8日，赫尔的信在阿根廷报纸上一发表，就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斯托尼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因为是他使阿根廷成为受赫尔公开谴责的对象，给国家带来了耻辱。在拉米雷斯急忙否认事先曾知道斯托尼的外交新方针之后，外交部长只好辞职，别无其他选择。

随后一个月，一些美洲国家的政府呼吁阿根廷政府采取真正的团结政策，同其他美洲国家结盟。在国内《新闻报》、《民族报》和150名著名人士，于10月15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修改阿根廷的中立政策，政府诬蔑签名的人都是“异己分子”、“叛国分子”和“共产分子”，并下令开除在声明上签名的所有公务员和大学教授。埃德尔米罗·法雷尔将军，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在10月被任命填补副总统的空缺，改组了内阁，其余的温和派都被好战的民族主义分子所取代。12月1日，原任陆军部次长的庇隆兼任新成立的全国劳工部部长一职。庇隆上校原已得到军队给他支持的保证，这时遂着手扩大支持他的社会基础，把工人阶级也包括在内。12月30日，颁布了一个命令解散所有政党。

1943年12月21日，玻利维亚政府为暴力所推翻。⁽⁵⁾而这次政变又证明与阿根廷有牵连，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西半球政治的紧张气氛。华盛顿深感不安。罗斯福和赫尔担心阿根廷政府会试图在其他邻国煽动政变，借以用亲轴心国的政府来取代与盟国友好的政府。美国于是又增加配给了巴西一批武器，其南大西洋舰队并访问了蒙得维的亚。阿根廷外交部长获悉，美国政府打算发表声明指责阿根廷同玻利维亚的革命有牵连，并且是对邻国政府搞颠覆活动的基地。⁽⁶⁾美国准备着手冻结阿根廷在美国的资产，除非阿根廷政府准备同轴心国断绝关系，并采取有力行动来取缔纳粹间谍和他们在阿根廷的民族主义的支持者。⁽⁷⁾

拉米雷斯面对这种情况决定依顺美国。1944年1月26日，他同德国和日本断绝了关系，并答应在国内进行全面清洗。为了付诸实施，采取了一些尝试性的步骤，然而，上校集团无意让拉米雷斯改变阿根廷的外交政策。于是当副总统法雷尔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双方发生了破裂。2月25日，庇隆上校发动了第二次政变，废黜了拉米雷斯，以更听话的法雷尔取而代之。

赫尔对此深为恼火。他要求反轴心国的国家组成统一战线，来反对法雷尔政权。除了智利、巴拉圭和玻利维亚这些与阿根廷接壤的国家以外，其他美洲国家都被说服不承认这个新政府。3月4日，斯退丁纽斯以代理国务卿的身份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鉴于拉米雷斯已被反对西半球防卫合作的集团所推翻，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美国大使已奉命在事态进一步发展之前，不同新政权进行官方联系。⁽⁸⁾第二天，艾登在下院说，鉴于围绕拉米雷斯将军将权力委托给副总统这一问题的情况不明，英国大使已奉命同阿根廷政府的联系仅仅限于例行公事方面。⁽⁹⁾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法雷尔政权的一些行动使人们更有理由表示关注。政府加紧推行了按照极权主义的方针来改组国家的一些步骤。他们没有采取任何反对轴心国及其支持者的行动。他们愈来愈敌视外国人的企业，并强调加紧重整军备的重要性。6月10日在拉普拉塔大学主持一次国防讲座的仪式上，庇隆说，使用武力作为达到本国目标的一种手段是正当的。阿根廷事态的发展使赫尔深信有必要采取更坚强的行动。6月22日，美国给其他美洲国家和英国递交了备忘录，声称法雷尔众所周知地公开给予了联合国家的敌人以周密的援助。并通知它们美国大使正被召回，要求它们采取类似的行动。⁽¹⁰⁾7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对阿根廷的公开指控书，详细阐述了它6月22日的秘密备忘录以及在7月20日发出的第二份备忘录。⁽¹¹⁾

当时，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政府，除了已承认法雷尔政权者外，同意了召回它们的大使进行磋商，尽管其中有一些国家是很勉强的。英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

阿根廷之能以对美国奉行独立的政策，多半是因为它在财政贸易上同英国有着密切联系的缘故。因此，在过去的这一年中，赫尔曾多次试图劝说英国政府一起对阿根廷政府施加强大压力。可是，英国政府鉴于它在阿根廷有大量投资和在战时要依靠来自阿根廷的进口货，不愿意同阿根廷的友好关系疏远。而且，英国早已处于定量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少得可怜的肉类供应有2/3要仰给于阿根廷。因此，在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期间，在拉米雷斯同意与轴心国断绝关系之前，对赫尔提出的参加对阿根廷的经济制裁或召回大使的呼吁，英国政府是抵制的。在法雷尔政变之后，美国又企图劝说英国政府同美国一起对阿根廷新政府采取共同行动。英国政府本想与法雷尔政权达成一项协议，而极不愿意召回大使以加深两国之间的裂痕。虽然这样，在6月30日赫尔说服罗斯福亲自向丘吉尔提出过这个问题之后，英国首相才勉强地同意召回大使戴维·凯利爵士。与此同时，丘吉尔明确表示他完全不赞成美国的政策。⁽¹²⁾英国政府不顾赫尔的压力，硬是不肯走得比这更远一些。赫尔这时对阿根廷越发恼怒，而且对国内外凡不准备同意他的高压政策的人都不耐烦了。8月16日，阿根廷在美国剩下的黄金储备被冻结；⁽¹³⁾9月，美国商船被禁止驶往阿根廷港口。⁽¹⁴⁾

美国国务院的强硬政策，虽然受到美国大多数报纸和公众的鼓励，但却遭到了萨姆纳·韦尔斯的强烈反对。他争辩说，不干涉内政是睦邻政策的基本原则。韦尔斯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称，一个国家的民主不可能由外国人强加给它，高压政策只会加强法雷尔政权，使其他美洲共和国惶惑不安，并且很可能导致美洲国家体系的瓦解。

第二节　玻利维亚的军事政变

1943年12月的玻利维亚军事政变，虽然被归咎于阿根廷政府和纳粹的影响，但它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玻利维亚政局不稳定已有很长的历史了，考虑到它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极不平衡状况，那是不足为奇的。它的人民大众贫困不堪，没有文化。玻利维亚的矿产占全国出口的90%，给政府提供它的岁入的2/3以上。因此，玻利维亚政府对采矿业中所发生的事件极为敏感。不满本国现状的玻利维亚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把这些情况归罪于外国资本家对他们矿产财富的剥削。

1940年同美国政府达成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美国答应向玻利维亚购买尚未被英国抢先弄走的全部的锡。1941年进一步达成的协定，规定美国将购买玻利维亚全部的钨和大部分的铜。美国还同意向玻利维亚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以开发它的矿产和其他资源，并改善运输设施。同时，双方约定要解决玻利维亚政府和美孚石油公司之间由来已久的争端。

恩里克·佩尼亚兰达总统希望，这个玻利维亚矿产的可靠市场和北美的财政技术援助，将有助于他把玻利维亚的经济生活置于比较稳固的基础之上。但由于玻利维亚的落后和战时势必造成的匮乏，这些希望多半成了泡影。玻利维亚人对他们用战略上极为宝贵的矿产所换来的东西普遍表示不满。由于进口价格上涨，出口价格又受美国控制，美国因之备受指责。玻利维亚人对分配给他们的机器和其他供应品的数量也感到不满。反对党指责政府没有充分利用对方需要玻利维亚原料的这个良机，同时为了美国而牺牲了玻利维亚的利益。

玻利维亚锡矿业虽然在1942年顺利地提高了锡的价格，但是矿工们并未得到相应的好处。他们工资一般都很低，劳动条件极为悲惨。物价的飞涨超过了工资的增长。在矿工和其他工人中，罢工和怠工的次数日益增多，而政府却把这些情况以及印第安人中的骚动，都归因于纳粹第五纵队分子和左翼煽动者。虽然极端主义者并不是造成不满情绪的人，但毫无疑问，他们确实利用过这块沃土来制造麻烦。各矿的骚乱以1942年底在卡塔维的帕蒂尼奥锡矿爆发的一次罢工达到了顶点，结果，政府实施了军事管制法，并使一些矿工遭到伤亡。⁽¹⁵⁾由于卡塔维的“屠杀”给反对派提供了有力的炮弹，以致从1940年就职以来，仅仅维持一种朝不保夕的统治的佩尼亚兰达政府进一步遭到了打击。

1943年4月，佩尼亚兰达为玻利维亚进入与轴心国交战状态颁布了一条法令；5月5日访问华盛顿时，他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了字。但是，直到12月4日，在议会批准玻利维亚赞同联合国家宣言后，才正式宣战。宣战后，随即制定了一项安全法令，使政府能以对在拉巴斯的德国俱乐部和民族主义者团体——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党报采取行动。佩尼亚兰达的这一行动，促进了显然本已在策划中的同5月大选相配合的军事政变。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帕斯·埃斯登索罗，⁽¹⁶⁾对阿根廷的独裁制度颇为向往，并得到阿根廷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后者对巴西和北美势力在玻利维亚的扩张深感不安，因为他们一向把玻利维亚视为自己的禁脔。

12月20日，帕斯·埃斯登索罗在他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同伙和下级军官的支持下，发动了军事政变。他们占领了总统府，逮捕了佩尼亚兰达和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者，组成了由瓜尔维托·比利亚罗埃尔少校担任总统的临时政府。

第二天，新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玻利维亚仍将继续忠于联合国家，并忠实履行它对美洲国家的承诺。鉴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领导者的人所共知的政见，以及他们同阿根廷的密切关系，美洲国家对这个声明是有怀疑的。赫尔立即表示，在新政府的组成中确实证明与反联合国家分子无牵连之前，美国不准备承认它。⁽¹⁷⁾他们还向其他美洲国家政府散发了一份强硬的备忘录，断言这次革命的领导人在观点上是极权主义者，在革命前就同纳粹间谍和阿根廷军事独裁当局有接触。⁽¹⁸⁾

政治防卫委员会很快通过了一项声明，建议凡是在战时使用武力成立的新政府，在没有经过商讨确定它是否准备承担西半球防务的责任以及是否纯粹出于民族激情⁽¹⁹⁾之前，都不应予以承认。除了阿根廷以外，其余的美洲国家尽管有所保留，但都接受了这项声明。

虽然比利亚罗埃尔坚决表示他准备履行玻利维亚的国际承诺，但是，拉美国家都赞同追随美国，拒绝承认新政府。玻利维亚政府直到下一年的6月才被承认接纳。在这期间的几个月中，比利亚罗埃尔通过逐步清除他政府中属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成员的部长，表现出他渴望承认的心情。民族主义者的外交部长，已由一个旧社会党党员巴尔迪维索所接替，后者对报社记者发表了一项安定人心的声明，重申他忠于西半球团结这一原则和反对组织区域性集团。7月2日公布了国民议会的选举法，并宣布实行政治大赦。与此同时，一些美洲国家的政府表达了他们日益增长的急切愿望，想与玻利维亚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赫尔似乎仍不相信这样给予承认是明智的，国务院照会各探询国家的政府，说玻利维亚必须首先用具体的行动来证明它已改变主意。据此，玻利维亚政府在5月19日逮捕了由联邦调查局查出的87名轴心国间谍，并用飞机引渡到美国。经过美洲各国政府进一步交换意见，才于1944年6月23日宣布承认玻利维亚政府。⁽²⁰⁾

第三节　目前的困难和未来的担忧

在1943年和1944年间，令人忧心忡忡的最大原因，固然是由阿根廷和玻利维亚所导致，然而，西半球关系日益紧张的其他迹象并不能归因于美国同阿根廷的对抗及其对美洲大陆其余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美洲各共和国对于当前的形势普遍感到不满，对于未来则十分担心。1941年至1942年，它们已准备为了取得美国的保护和经济援助付出必要的代价。随着盟国开始转入攻势，来自轴心国的危险减少，旧日的忧虑和不满就又抬头了。经济上的太平盛世依然可望而不可即。作为它们向联合国家出售原料的交换条件，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曾希望获得发展它们国家经济并使之多样化的机会。虽然一些组织较好、实力较强的国家（特别是巴西）相当顺利地达到了这个目的，但其他国家则相形见绌。当地工业的发展，因工业国不能提供必需的机器设备而受到阻碍。在进口物资继续短缺的情况下，日益增长的购买力导致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引起的祸害。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政府，都未能采取适当的步骤以控制物价，或保证公平分配供应紧张的商品。因此，由于物价暴涨，工资不能相应提高，致使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这种不满情绪，势所必然地把矛头指向现政府，同时也指向美国。拉美人动辄把他们的经济苦难归咎于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因此，美国为了拉美人的困难境遇而日益受到责难，特别是受到现政府的反对派的责备。他们声称，那些不得人心的政府只是通过得自北美的支持，才使它们得以违反民意，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美国政府自然不愿看到这些政府内部经常易手，因为美国为了努力促进本大陆的防务与经济动员，必须同这些政府打交道。同时，美国政府通过改进粮食生产、教育、保健和卫生等计划，也设法帮助拉美政府改善它们人民的生活条件。美国的政策难免带有复杂的动机。要想在许多拉美国家中现存的混乱情况下能有稳定的政府，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如果周围有一些繁荣自足的邻邦，这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尽管这样，在为了改善拉美状况所作的努力中，还是有着很多真正的利他主义的。

美国的使团在拉美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执行各项计划有关的官员中，有许多人是满腔热情，充满善意，并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遗憾的是，在拉美工作的各个组织之间，配合协作不够。这些计划很多是仓促构想出来的，并不能很好地适合拉美的条件和拉美人的感情。在拉美计划中最成功的，并且最受欣赏的，就是那些与粮食生产合作以及有关保健的计划。

有些拉美人除了对当前形势不满（这种不满常被各党派所利用）以外，还为他们的战后地位日益感到不安。在战争的岁月里，由于美国从事战争所提供的原料市场，他们的经济即使不曾改革，也还支撑下来了。拉美人担心战争一旦结束，他们的原料市场便会中断。他们一方面担心美国控制他们的经济，同时又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心理，惟恐美国对西半球已在失去兴趣。由于临近1943年年底所发生的几个事件，对美国意图日益不安的情绪随之加剧了。8月底，美国国务院内部发生了风波，结果萨姆纳·韦尔斯辞职。韦尔斯曾把他的大部分外交生涯贡献于改善美国同拉美的关系，他受到了拉美人普遍的尊敬与信任。与此同时，亨利·华莱士在1943年春天周游拉美期间，阐述了他的一个普通人世纪的理想，从而唤起了受压迫者的希望，因此他被解除了经济作战委员会内的职务。11月，参议员巴特勒在周游拉美从事调查美国政府的开支时，给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写了一份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激烈地攻击了美国政府的睦邻政策和一些有关的邻邦。巴特勒把美国政府的政策描述成为丝毫不能博得拉美国家好感的一种西半球“施舍”。他说，拉美人不信任北方的经济巨人，他们只是急想从美国国库获得尽可能多的金钱。巴特勒指责美国在拉美的计划是浪费的、低能的，是用以增强拉美工业的竞争能力，而使美国工业蒙受其害的。至于拉美国家方面，他谴责它们忘恩负义、敲诈勒索、贪污腐败以及法西斯化。他说，美国政府正在拉美鼓励着他们在别处加以讨伐的那一类独裁者。⁽²¹⁾

巴特勒对于睦邻政策的攻击，不仅立即遭到了民主党的反驳，而且也遭到了他自己所属的共和党领袖们的驳斥。虽然拉美国家认为那位参议员所说的大部分是出于党派政治的需要，但是，在他相当露骨的言论中，存在着一鳞半爪的实情，这是不容忽视的。再说，不管共和党领袖们怎样表示异议，拉美国家还是担心：这位参议员的话是一种迹象，表明如果共和党在1944年下一届大选获胜的话，睦邻政策有可能修改。拉美国家之所以深感不安，还由于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步骤使它在战后能使用拉美的一些战时基地，特别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²²⁾所修建的那些基地。拉美国家经常担忧的，是他们相信美国可能想要保留它曾被允许为战时防御所建立的那些基地。在1943年3月6日美国国务院所发表的一个声明中，韦尔斯坚决否认美国政府有过任何这样的意图，⁽²³⁾但是，自这个声明发表以来的几个月中，已发生了许多风云变幻。韦尔斯不再供职了；本半球的关系恶化了；陆军部和海军部对美国拉美政策的影响无疑正在增加。拉美国家对此的敏感可从下列这一事实中得到说明，当共同使用巴西空运基地的战后协定最后达成的时候，瓦加斯坚持这种安排必须是保密性质的。⁽²⁴⁾

1944年间，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发生的反叛与革命，标志着人们对当时情势的不满。继1943年12月的玻利维亚革命之后，就发生了1月在巴拉圭反对执政的独裁者莫里尼戈一次未遂的阴谋活动。莫里尼戈的统治具有暴君苛政的全部烙印，包括对新闻出版的严厉检查，以及对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在这种气氛下，蓄谋叛乱在巴拉圭是屡见不鲜的一个特点。

在厄瓜多尔，阿罗约·德尔里奥总统的政府于1944年5月底被前总统贝拉斯科·伊瓦拉的党徒们所推翻。厄瓜多尔民主同盟，包括所有左派政党在内，提出了贝拉斯科作为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的候选人。贝拉斯科从1940年起即流亡在外，暂居在正在边界那边的哥伦比亚境内。从这个有利的地点，他能够同他在厄瓜多尔的支持者保持紧密联系。他除了获得了几乎所有反对现政府的政治团体的必要支持之外，还得到了军队的支持。1942年在里约热内卢同秘鲁所达成的有关解决战争的协议，由于其中某些条款对厄瓜多尔很不利，阿罗约·德尔里奥受到了责难。由于1944年5月公布了有关解决尚存争议的条款（其中包括放弃对厄瓜多尔人认为理应属于他们的领土的要求），军队和人民的愤怒情绪高涨起来了。不到一星期，阿罗约·德尔里奥即被迫解职，成立了一个由贝拉斯科·伊瓦拉担任总统的临时政府。这位自命“左”派的新总统宣布，他不想做一个独裁者，并说立宪会议的选举将在7月举行。与此同时，他还宣称他准备维持同秘鲁业经达成的边界协定。

在邻国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具有一个执行民主方针的稳定政府的远为良好的记录——1944年7月，洛佩斯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去参加军事演习的途中被叛乱分子逮捕了。由自命为总统的希尔上校为首所发起的这次叛乱，组织既差，又缺少支持，因此在首都的政府的拥戴者和大多数仍然忠于洛佩斯的军队，迅速采取了行动。7月11日，在总统被捕后的第3天就被释放了，而希尔上校则被捕了。

1944年上半年，中美洲各国因罢工和叛乱的浪潮而焦虑不安。虽然中美洲各共和国向联合国家出售商品获得好处，但是，这些增加的财富老百姓并没有分到手。短缺物资分配不均，不是由于政府的无能，就是由于贪污所造成。像其他地方一样，物价上升使人们普遍的不满情绪火上加油。一些中美洲的“独裁者”之所以能够安然度过风暴，不是因为向左派让步，就是因为对刚露头的叛乱采取了强硬措施加以镇压。例如，在尼加拉瓜，索摩查总统在面临人民日益反对的情况下，撤销了他修改宪法的计划，借以延长他的任期，并答应在两年内举行自由选举。他还答应实行给工人增加福利的新的劳工法规。紧接着，洪都拉斯总统卡里亚斯则采取了第二种方式，宣布军事管制，禁止一切公众集会，制止了1944年5月发生的骚动。后来的骚动都被政府的部队有效地镇压下去了。

当索摩查和卡里亚斯在遏制革命方面取得成功的时候，1944年，长期统治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独裁者被推翻了。首先倒台的是萨尔瓦多的马丁内斯将军。4月2日，一个针对他的叛乱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处决叛乱军官和血腥的警察镇压并不能恢复总统的权力。紧接着叛乱之后，在圣萨尔瓦多爆发了一场有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大罢工，使这个首都的生活陷于瘫痪状态。5月9日，马丁内斯被迫辞职，把权力移交给了国防部长和一个许诺举行自由选举的委员会。一个月以后，自1930年担任总统以来，一直用铁腕控制着危地马拉的拉美独裁者、资格最老的乌维科将军，被迫把他的权力让给了一个小小的军政府。在未举行选举之前，⁽²⁵⁾庞塞将军被任命为临时总统。

第四节　战后计划

拉丁美洲国家所关心的问题，既有它们在战后世界中作为个别国家的地位问题，又有涉及即将建立的未来世界组织的美洲国家体系的地位问题。

考虑建立区域性集团的倾向，反映了加强拉美国家地位的愿望的一个方面。创建一个在阿根廷领导下的南方集团，是阿根廷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虽然阿根廷在加强它同邻国的经济联系中取得了成功，但是它对于南方集团作为阿根廷的一个势力范围在同美国以及巴西对峙中所起作用的看法，并不特别吸引其他南方共和国。在南美洲北部存在着一些企图组织玻利瓦尔或者大哥伦比亚集团的说法。1943年7月至8月，委内瑞拉总统对其他玻利瓦尔共和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巴拿马的访问，在某些地区被认为是企图在这些国家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可是，这样一个集团显然存在内在困难，因而重点转到了创建一个由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组成的大哥伦比亚集团。8月，哥伦比亚外交部长在向国会所作的年度报告中强调了这3个国家的共同利益。他说，这些国家注定要建立“大哥伦比亚人民的联合”。但是，这种联合的性质与其说是一种实际的计划，倒不如说仅仅是哥伦比亚的设想。年度报告也谈到“和平将带来的严重问题”，并且宣布政府已邀请7个非交战国一起商讨战后的问题，以及他们作为联合国家的联系国家的地位。1943年年底，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宣布参战，它们的邻国认为这是由于它们希望在谈判桌上取得有利的发言权才促使它们这样做的。

拉丁美洲国家在更大的范围内普遍渴望保存地区性的泛美体制，同时它们又希望看到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世界组织。美洲国家间司法委员会在1942年底发表的临时报告中表明了这种观点。⁽²⁶⁾报告谈到了新的组织“必须这样组成，使成员资格普遍性的原则能与依据自然结合以及共同利害关系而形成的地区性集团的存在相一致。”在里约热内卢会议上，司法委员会受托制定应付战后问题的计划，包括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安全组织。为了使得出的结论能在下一次的外长会议上获得通过，委员会要求美洲各国政府向委员会提出它们的观点，然后委员会再将它的建议轮流递交给各国政府。在1943年中，由于必要的法定人数不足5名，委员会没有举行正式会议。直到1944年，当会议同意4个成员国就可构成法定人数，而不需原来要求的5名时，才重新召开了正式会议。⁽²⁷⁾因而，在1943年中，美洲国家没有普遍地交换对于和平问题的看法，虽然除了阿根廷以外，其他拉丁美洲共和国都参加了联合国家关于经济问题的专门机构会议。

1944年，当胜利似乎更加指日可望时，拉美国家对于它们在战后世界中地位的担忧增加了，对于美国已对西半球失去了兴趣的忧虑也加重了。赫尔自莫斯科会议结束回国后，1943年11月18日在国会的讲话更加深了这些国家对于较小国家的地位以及美洲体系的前途的忧心忡忡。赫尔在那次讲话中说，一旦成立了在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国宣言中所规划的国际组织，就不需要势力范围，或者任何其他方面的特殊安排了，而以往各国是通过这些安排试图保障它们的安全并促进他们的利益的。⁽²⁸⁾

赫尔在1944年4月9日所作的对外政策广播讲话中强调了四大国在即将成立的国际组织中将起主要的作用，⁽²⁹⁾这并没有减轻拉丁美洲国家的忧虑。诚然，他在同一篇讲话中也指出，国际组织的计划显然必须是为国外和美国国会以及公众所能接受的。赫尔一门心思都在取得他所需要的国会对他计划的支持上面，所以无暇顾及拉美国家的意愿和感情。5月底，拉美国家从赫尔向报界发表的声明中获悉，赫尔在同一部分参议员会谈后，准备首先同大不列颠、苏联和中国，然后同其他国家政府继续进行有关战后安全组织问题的非正式讨论。⁽³⁰⁾6月1日，赫尔又发表了再次保证小国参加的声明。⁽³¹⁾

6月15日，罗斯福发表了这份拟议的计划的简短提纲，这份提纲包括由四大强国和“适当数量的其他国家”组成安全理事会的规定。⁽³²⁾7月11日，驻拉美各国的美国代表奉命通知他们所驻国家的政府，四大国正在举行会议，交换对于战后组织的意见，并且随后将尽快地同其他联合国家成员以及联系国家交换意见。⁽³³⁾

但是，拉美国家所担忧的已不仅仅是那些在达成主要决议后作出保证的声明，或者对进行磋商所作的那些允诺。它们要求召开一次美洲国家会议，讨论战后问题以及泛美体系同世界组织的关系。自从1942年1月召开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后一直没有召开过外长会议。在1944年中，墨西哥政府几次提出要召开会议的建议，但都被赫尔所拒绝。因为赫尔担心承认阿根廷法雷尔政府将会在美洲国家中导致甚至发生公开争执。⁽³⁴⁾

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当四大国在敦巴顿橡树园开会时，赫尔会见了拉美各国派驻美国的代表，企图再次作出保证，大国不会忽视中小国家的权利。⁽³⁵⁾美国国务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后安排的会晤，既没有消除拉美国家的担忧，也没有平息它们烦恼的情绪。其中许多国家认为会谈是以大国自居，并且是草率从事的。它们还认为美国官员隐瞒了重要的消息。⁽³⁶⁾

(1)　萨姆纳·韦尔斯：《我们走向何方？》（Sumner Wells：Where Are We Heading？），纽约，哈珀，1945年版，第193—194页。

(2)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84—1386页。

(3)　原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525—534页。

(4)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83—1388页。

(5)　见下文，原著第140页以下。

(6)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90—1392页。

(7)　达根：《美洲国家》。

(8)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540—541页。

(9)　1944年3月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7卷，第2028栏。

(10)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97页。

(11)　同上书，第1400页。原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776—783页。

(12)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10页以下。

(13)　《纽约时报》，1944年8月17日。

(14)　同上，1944年9月26日。

(15)　据官方估计，死亡人数是19人，非官方（政府的反对派）估计有400人。

(16)　帕斯·埃斯登索罗曾与由玻利维亚驻柏林空军武官贝尔蒙特和德国驻拉巴斯公使在1941年策划的一次推翻玻利维亚政府的未遂政变有牵连。

(17)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88页。

(18)　达根：《美洲国家》，第106页。

(1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497—498页。

(20)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98—1399页；达根：《美洲国家》，第106—107页。

(21)　第78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参议院文件第132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3年版）。

(22)　参阅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航空小组委员会公布的梅里特报告（见A·P·惠特克编：《美洲国家间的事务……1943年》，第41—42页）。

(2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1943年》，第361页。

(24)　达根：《美洲国家》，第181—183页。

(25)　乌维科虽已引退，但这次叛乱的煽动者对这一结局并不感到满意。那时普遍认为庞塞将军会取消他许诺过的选举，自任危地马拉总统。1944年10月又一次的叛乱，把庞塞赶下了台，由较年轻的人组成了一个3人小组。1944年11月至12月的新总统和新议会的选举结果，民主分子以压倒优势获胜，为制定“体现革命的基本原则”的新宪法作了准备。在萨尔瓦多，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更为复杂了，而民主分子则更不满意。继马丁内斯被推翻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危机。最终发展到1945年年底，在危地马拉成立了一个流亡政府，同萨尔瓦多的以奥斯明·阿吉雷上校为首的军人政府相对立。

(26)　在里约热内卢会议后，这个委员会接管了在巴拿马会议上成立的美洲国家中立委员会的职权。巴拿马会议恰好是在欧洲爆发战争后召开的。在这个会议上，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发表了保持中立的声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327页）。

(27)　见鲁思·马斯特斯：《美洲各国国际组织手册》（Ruth D．Master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Americas），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45年版，第165页。

(28)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14页。

(29)　同上书，第25页以下。

(30)　美国国务院：《战后对外政策的准备工作，1939—1945年》（Postwar Foreign Policy Preparation,1939—1945），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9年版，第265页。

(31)　同上书，第266—267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35—36页。

(32)　《战后对外政策的准备工作，1939—1945年》，第325—326页。

(33)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709页。

(34)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03—1404页；韦尔斯：《我们走向何方？》，第205页。

(35)　同上书，第2卷，第1710页；有关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America, Britain, and Russia），第501—511页。

(36)　达根：《美洲国家》，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