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巴勒斯坦战争及其后果

（1948—1950年）

第一节　巴勒斯坦战争（1948年5月—1949年1月）

（一）从阿拉伯国家的干涉到第一次停战（1948年5月15日—6月11日）

当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日渐接近其不体面的末日时，阿拉伯人暂时丢开了他们内部的严重分歧，同意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一场联合的武装干涉；但是他们对这种干涉所做的准备却是很不充分的，直到1948年5月14日委任统治期限届满的那天，传闻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秘书长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还在说：他决不希望阿拉伯国家当真会不得不打仗。比较最有战争准备的阿拉伯军队，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阿拉伯军团；可是即使这支军队也只有4个步兵营和一个最近成立的野战炮兵连，再加上一支临时凑合的“国民军”，并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严重地装备不足。这支军队几个月前从英国弄来6门发射25磅炮弹的大炮，可是炮手仅仅受过3个月的训练；而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方面则已经制造了大批的迫击炮，并能熟练地使用它们。阿拉伯军团的50辆英国造装甲车，虽然按1941年英国的标准已经陈旧，但质量还很好；可是在数量上远远赶不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800辆自己制造的装甲车。阿拉伯军团只有少量的军火储备，一批从苏伊士运河地区运来的英国军火5月间在中途被埃及军队扣留，始终没有交还。在委任统治满期的前夕，犹太复国主义者派去见阿卜杜拉国王的一个秘密代表团，没有能说服他不去参加泛阿拉伯对巴勒斯坦的干涉行动。⁽¹⁾不过可靠的消息却说，约旦政府已经答应英国外交部，当阿拉伯军团去占领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决议指定给阿拉伯人的地区时，将不侵犯指定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那部分地区。⁽²⁾

以色列人公布了一份看来规模颇为宏大的阿拉伯联合作战计划，⁽³⁾可是，不管这份文件的来源或者真实性如何，它肯定不是阿拉伯统一指挥部的产物，因为这样的一个机构是不存在的。阿拉伯各国的军队，除了阿拉伯军团外，都苦于参谋工作很差和组织不健全，而埃及和伊拉克的军队还要控制很长的交通线。此外，埃及的军队还由于司令人员的腐败或有失职守，大受其害，在武器、弹药和医疗事业各方面造成严重供应不足情况。⁽⁴⁾再则，一般说来，阿拉伯人缺少主动精神和纪律，在以色列的抵抗面前不能进攻到底，而以色列则以顽强拼命的防守和足智多谋的反攻弥补了它的物质条件的不足。⁽⁵⁾在北面，叙利亚部队在剧烈的战斗之后被阻于约旦河流域，而黎巴嫩的小分遣队始终没有对敌人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埃及军队派出两个纵队跨越西奈沙漠进入巴勒斯坦。头一个纵队顺着沿海公路前进，经过主要是阿拉伯的地区而到达特拉维夫以南20英里的伊斯杜德（古代菲利斯廷人的城市阿什杜德），然后被阻于以色列的主要防线之前；只有3处小的犹太人居民点在这次进攻面前放弃了，同时大约有20处其他居民点的人转入了“地下”，决心准备抵抗。⁽⁶⁾第2个埃及纵队通过完全属于阿拉伯的地区，经过贝尔谢巴、希布伦和伯利恒而到了耶路撒冷的南郊。在此期间，乘英国人5月14日从耶路撒冷撤退之机，以色列人立即发动了一次坚决的攻势来肃清仍然盘踞在耶路撒冷城北面和南面的阿拉伯的非正规部队，然后解救了被围困在旧城犹太人居住区的1 700名犹太人。⁽⁷⁾阿拉伯军团在参加占领犹太人居民点汇集的埃锡翁村以后（孤悬在耶路撒冷西南12英里的阿拉伯领土里面），⁽⁸⁾现在又投入了保卫剩下的那部分阿拉伯耶路撒冷地区的战斗，并开始炮轰犹太人的新城。在最初两星期的战斗中，他们给城里的10万居民造成了大约1 200人的死伤，其中被打死的有450人。由于来自沿海平原公路的给养和援兵被截断，城中受到了逐渐瘫痪的威胁，这是阿拉伯军团据有拉特伦地方的警察堡垒，扼守着通往瓦德峡道的要隘，封锁了公路交通的结果。以色列人不顾一切的，但显然是计划不周的、夺取拉特伦的企图失败了，⁽⁹⁾可是他们总算绕过了拉特伦这个阵地，迅速地和秘密地改建了一条6英里长的牲口小道，使它可以勉强通行车辆，以便把少量的接济送至被围困的耶路撒冷。⁽¹⁰⁾然而，没有办法挽救旧城中传统犹太教的那座“大教堂”了；尽管以色列政府还想保存这座古代遗留下来的象征，⁽¹¹⁾但是旧城终于在5月28日投降。新城保卫者看到轰炸犹太教堂所扬起的弥漫硝烟更增加了切肤之痛。自称“圣军”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非正规军，占据着离特拉维夫东南只有12英里的战略要冲卢德飞机场。虽然伊拉克军队不顾阿拉伯军团的劝告，企图在贝桑对面渡过约旦河遭到严重的挫折，但却在15天后占领了距离地中海只有10英里的阿拉伯城市图勒凯尔姆，达到了犹太城市哈德腊附近的海边。由于伊拉克军队已经向前冲得离开他们给养和弹药的队伍太远，这就使以色列人从埃斯德拉埃隆溪谷发动的对阿拉伯城市杰宁的反攻几乎成功。

5月17日，即阿拉伯各国公开进行干涉的3天之后，美国代表团根据联合国宪章第39条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一项决议案：命令交战双方在36小时以内停火。然而，对于援用第39条是否适宜（该条要确定谁是侵略者并对其实施制裁）以及在目前变化不定的局势下命令双方停止行动是否切实可行，英国首席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都表示怀疑。他愿意看到对委任统治结束后的巴勒斯坦法律地位能作出某些规定以便全面加以研究；并建议安全理事会应采取温和的方式谋求停战——也许应先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再指望最后扩大到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后来据报道，这位英国国务大臣曾于5月21日告诉一位下院议员说，英国驻在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外交代表都曾奉到指示，要他们不论条件争取停战。卡多根也同样奉到指示，要他“尽可能设法实现停火，但不得同意对阿拉伯各国实行制裁”。⁽¹²⁾阿卜杜拉国王的阿拉伯军团在耶路撒冷的干涉，使人注意到一件事——在该军团服务的英国军官事实上是正在同以色列的军队打仗，⁽¹³⁾同时也使人注意到英国政府所发表的一项声明，即除非联合国认为约旦现在占领1947年11月大会决议指定给阿拉伯人的地区的行动是违法的，⁽¹⁴⁾否则英国政府将继续在条约所规定的义务范围内，给予阿卜杜拉国王以军事上和财政上的援助。5月22日，沃伦·奥斯汀宣称，阿拉伯各国对其干涉行动的所作的辩解——即巴勒斯坦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其委任统治结束后的前途应取决于占到多数的阿拉伯人的意志——就是“国际违法行为最高级的典型证明”。他指责约旦的抗拒，请安全理事会责成联合国各会员国“迫使阿卜杜拉安守本分”。⁽¹⁵⁾可是美国提出的，在宪章第39条的意义范围内，宣布巴勒斯坦的和平已受到破坏的决议案，却只获得了少于法定的7票。⁽¹⁶⁾无论如何，安全理事会还是决定下令要求在36小时内停火。可是两天之后，安全理事会多数国家又同意了阿拉伯国家的一项要求（受到卡多根的支持），把停火命令的限期延长两天，以便阿拉伯国家联盟对此加以考虑。然而，过去10天的事态的发展，已使英美关系达到了许多年来最紧张的程度。英国的舆论早就对华盛顿政府的那种倾向性非常不满。在英国人的眼中，华盛顿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由于顾虑到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犹太人选票所具有的力量，至少是听任这种顾虑过多地影响了它的公开姿态；而另一方面，却对巴勒斯坦局面中的现实问题以及英国在那里处境上的种种困难又考虑得太少了。这一年（1948年）又是一个大选的年头；总统立即承认以色列国家这件事以及它可能从美国获得一笔借款的谣传，⁽¹⁷⁾都在伦敦引起了愤慨。

另一方面，在美国，英国人提出来的那些说法——阿拉伯各国从英国得来的武器是作为履行条约义务的一部分而供应的，并且是“早在目前战事发生之前很久”就已订购的。⁽¹⁸⁾而在阿拉伯军团服务的一些英国军官则是军团直接雇用的人员，而并不接受英国的命令等等，都被看成是以法律为借口的诡辩。参议员布鲁斯特建议根据欧洲复兴计划对英国的财政援助应该重新考虑，“以便确定美国将在多大程度上对那些在成功湖和中东显然是气势汹汹地反对美国政策的人还进行援助”；他的这个建议在参议院得到了支持。⁽¹⁹⁾美国报界（据英国观察家断言，它经常受到刊登商业广告犹太客户的压力，以影响它对巴勒斯坦争议的报道）开展了一场——正如一个驻华盛顿的英国记者所说的——20年来最严重的反英运动。⁽²⁰⁾在美国驻伦敦的大使时常和贝文会面的期间，阿拉伯的发言人于5月26日在安全理事会上宣称，他们只有在犹太移民和军火都停止进入以色列的条件下才同意停火。次日，卡多根宣称：没有英国军官正在参加目前耶路撒冷的战斗，⁽²¹⁾英国正在采取措施来保证那些从英国部队调派到军团去的军官不在巴勒斯坦服务；英国应于7月12日交付给约旦的下一期补助金的那项条约义务，将按联合国决定的精神来重新加以审查；英国政府将暂停对于目前为履行现行合同义务而向埃及、伊拉克和约旦交付的军火，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实行全面禁运，以便有效地阻止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的军火供应。卡多根还继续说，他的政府已经劝过阿拉伯各国接受安全理事会的停火方案，但未成功，“可是他的政府也不能赞同只根据这次努力的结果而作出的形势判断”。因此他建议：安全理事会应呼吁双方下令停止一切武力行动4个星期，在此期间双方都不得把战斗人员或合于军事年龄的人员或者战争物资引进巴勒斯坦；这些条件的遵守，应由联合国驻巴勒斯坦的调解人福耳克·伯纳多特伯爵指导下的军事观察员若干人加以监督。伯纳多特伯爵是根据5月14日联合国大会的一项决议而被任命的。⁽²²⁾

28日恢复讨论时，以色列发言人（奥布里·S·埃班，即后来的以色列驻美大使阿巴·埃文）宣称，当阿拉伯各国边境对人力和物资都是开放的时候，有人建议要对以色列取得武器和移民入境两者加以控制，他觉得这种“不怀好意”的建议是件“咄咄怪事”——后者正是对这个新生国家的原则和良心问题上的最敏感部分，就其主权所强加的一种“侮辱性的限制”。⁽²³⁾一项苏联提案同那个已经失败的美国提案唱一个调子，要求于36小时内停火，否则即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行制裁；它得到美国的支持，但只获得5票赞成，仍然是那6个代表弃权，同美国的提案付表决时一样。要求停止敌对行动一个月的英国提案，于5月29日通过，苏联和乌克兰弃权。由于美国的主张，提案中包括了两点对以色列的让步，即禁止战斗人员或战争物资在所有的有关国家中移动或者进入其境内，而不是仅仅禁止进入巴勒斯坦；以及以色列可以接纳合于军事年龄的移民，但在停战期间不得动员或者训练他们。⁽²⁴⁾这样就在英美两国对巴勒斯坦战事的态度方面日益扩大的裂口上搭了一道桥，两国政府利用此后几个星期的暂息时期，做到了使它们在这方面的政策不会再出现这样公开的和严重的对立。

联合国驻巴勒斯坦的调解人受托执行停战事宜。6月4日，他报告说：由于受到犹太移民问题的阻碍，双方未能就停战条件的实施取得一致意见，因为阿拉伯人坚持把这些条件理解为排除一切已达军事年龄人员的移民。以色列当局不接受这种解释，但准备让联合国调解人在停战期中监督他们移民的入境。于是，6月7日他呼吁双方同意从11日起停战一个月，条件是他可以允许若干已达军事年龄的移民入境，但其人数应以不使以色列在军事上得到好处为限——他们将被安顿在有调解人的观察员监督的营地之内，以确保在停战期间他们不会被动员或受训练。⁽²⁵⁾双方都被禁止输入战争物资。关于阿拉伯国家封锁沿海对耶路撒冷10万犹太居民的粮食和水的供应一事，⁽²⁶⁾在是否应该解除的问题上双方原有不同意见，现商定如下办法加以解决：救济品应由国际红十字会一个委员会处理，以保证主要供应品的储存量在停战期中不大量增加，其“明显的用意”是要保证任何一方都不会在军事上得到好处。⁽²⁷⁾尽管以色列在对移民的限制上还有进一步的保留意见，但双方都接受了停战办法，并于6月11日按时实施，只在最初几天中有一些次要的违反约定办法的行动。

（二）第一次停战情况（1948年6月11日—7月7日）

由于安全理事会对于代表联合国调解人监督停战的军事观察员的国籍未作规定，调解人曾于5月30日非正式地向驻开罗的美、苏、英、法四国大使探询他们的国家是否可以派人担任观察员。可是，调解人在6月5日通知苏联的代办说，除了他自己带到巴勒斯坦的那些瑞典军官以外，“已经决定”只从美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抽调军事观察员，因为这三个国家的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过去两个月中已是那里的停战委员会的成员了。⁽²⁸⁾对此，葛罗米柯抱怨说，这是美国单方面的决定。伯纳多特后来提到，尽管美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表现得对停战非常热心，但美国在提供它应该分担的观察员一事上，却比法国或者比利时慢得多，看来部分原因是怕观察员万一遭到伤亡，会使政府在即将到来的大选运动中受到批评。⁽²⁹⁾他承认以色列人发的牢骚，即阿拉伯国家在前一阶段受到的监督不够充分，是有一点理由的。⁽³⁰⁾

以色列人不顾他们所承担的在停战期间不输入战争物资的义务，大大地利用了这个暂息的机会来弥补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战斗机、大炮和重型装甲车以及自动武器和弹药严重不足的缺陷。⁽³¹⁾巴勒斯坦斗争已经跨越冷战的正常界限到什么程度，下述事实可以说明：这些武器买卖所需要的硬通货，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犹太人捐献的美元提供的，而供应最多的来源之一，却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营军火工厂，那里的共产党已于这一年的2月间夺取了政权。⁽³²⁾英国军队从巴勒斯坦撤退现在已到达最后阶段。虽然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准备送大量的钱给可以腐蚀的英国军官和其他人员，但武器、装备，甚至还包括一些坦克⁽³³⁾的非法交易，大部分却是以色列人在沿海平原进行的。以色列买到的第一架轰炸机是从美国和英国走私出来的。⁽³⁴⁾意大利是另一个供应来源，在那里“哈加纳”的代理人一般总能够机智地胜过他们的阿拉伯对手。强硬派的伊-兹-卢尽管名义上属于以色列陆军，但在行动上却仍然是有些独立的，这时由于购买了一船军火，引起了同“哈加纳”的一次政策上的冲突，后者的迫击炮火于6月22日在特拉维夫的海面击毁了这条船（“阿尔特利纳”号）及其大部分货物。⁽³⁵⁾

联合国大会任命一名驻巴勒斯坦调解人的决议案⁽³⁶⁾并没有明确地要他遵守1947年11月分治计划的细节。1948年6月27日，伯纳多特在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协商后，向双方提出了一系列“可能作为讨论基础的建议”。⁽³⁷⁾他的原则是，巴勒斯坦这块委任统治地和外约旦，可以合并成一个经济联盟；在这个联盟里，有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双方可以通过一个中央议会来调节它们的共同利益，遇有分歧时，例如在移民问题上，有向联合国申诉的权利；因战事而流离失所的人有返回家园并收回其财产的权利。调解人还建议对11月的分治计划作某些领土方面的调整，使其符合目前的军事形势。在他提出来认为“值得考虑”的关于领土的各项建议中有：把内格夫（南巴勒斯坦）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而把加利利西区的全部或一部分划入犹太领土之内作为交换；⁽³⁸⁾把耶路撒冷城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但使犹太人居留地享有市政自治权（他们和以色列其他部分的交通联系一直是很不稳定的），并规定保护“圣所”的特别办法；⁽³⁹⁾以及在海法建设一个自由港（包括输油管终点和炼油厂），在卢德设立一个自由航空站。这些建议，据调解人的说法，⁽⁴⁰⁾虽然是同他个人的一些合作者一起研究出来的（其中特别是腊尔夫·本奇博士，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位官员，自从一年前被任命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工作以来，他一直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但确实也反映了——不管是多么间接地——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愿望，即战事应该通过以色列和约旦的达成谅解来结束。然而，以色列政府在7月7日的答复中，不仅认为调解人关于耶路撒冷的建议是“危害极大……鼓励了阿拉伯人的错误的希望和伤害了犹太人的感情”，而且认为把阿拉伯巴勒斯坦和外约旦联合起来的建议，将造成一种新的局面，从根本上改变1947年11月大会决议案中有关领土的各项规定。这些规定，以色列政府进一步争辩说，是在以色列作出重大牺牲之后给予它的一种“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的东西”，而现在这些规定则需要加以改善——既要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不受阿拉伯国家侵略所带来的危害，又要体现它在击退侵略中所取得的那些收获。⁽⁴¹⁾

同时，随着一个月的停战即将满期，调解人于7月3日和5日呼吁交战双方同意延长期限。英国代表团也于7日在安全理事会提出了一项同样的动议。以色列准备延长停战。而英国政府据说也“多多少少说服了外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黎巴嫩予以同意……但叙利亚和埃及则坚持恢复战斗，并终于迫使其他阿拉伯国家顺从了它们的观点”。⁽⁴²⁾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三国政府，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它们在5月战斗期间一直为其本国舆论所编造的那种假话连篇的宣传迷网之中。报纸的战事报道和官方公报，都距离真相如此之远，以致特别是埃及的公众竟信以为真，在期待早日取得全面胜利了——“一星期内打到特拉维夫”。所以，阿拉伯国家联盟前此于6月11日接受停战命令一事，使人感到了意外和失望，从而产生了一个神话，说正是由于停战才使以色列幸免于难的。⁽⁴³⁾阿拉伯的领导人们知道，他们为了进行战争所存储的军事装备，特别是在弹药方面，从来就不曾充裕过，而且，由于联合国的禁运，也不可能随时得到补充。“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军队已经暴露出严重缺乏武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两国口头以外的援助也微不足道。”⁽⁴⁴⁾可是由于阿拉伯各国的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英国人的合作中学会了严峻的新闻检查办法，已经把本国和外国报纸中不利的消息铲除干净，压制了对阿拉伯领导的任何批评，⁽⁴⁵⁾结果是受了蒙蔽而期待早日胜利的舆论，仍在叫嚷要重新开战。许多不利的消息，公众都不知道；其中，有一件事是：阿拉伯领导人彼此之间的不牢固的谅解在一个月的停战期中破裂了。4月间，阿拉伯国家联盟会议决定，一俟委任统治满期，就对巴勒斯坦进行干涉。当时他们还作出一项自律的戒条，要求大家不以扩大自己的领土为目的，而只是为了拯救巴勒斯坦免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害，把这个地方还给它的人民。⁽⁴⁶⁾然而，战争的第一个月已经使阿拉伯国家首脑中最现实的阿卜杜拉国王相信，以色列是一个既成事实，不可能用阿拉伯的武力把它“赶到大海里去”。剩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这一小块地方，决不能成为一个健全的独立实体；而且那里有几个有势力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家族，长期以来反对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的政策和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但却赞成把阿拉伯巴勒斯坦合并到阿卜杜拉的“约旦王国”里去。英国政府和联合国调解人显然对此表示同意。⁽⁴⁷⁾在6月的最后一周中，阿卜杜拉访问了法鲁克⁽⁴⁸⁾和伊本·沙特两位国王——后者是他25年来不曾见过面的老对头，并向两者陈述了他的理由。在5月中旬对巴勒斯坦进行干涉的时候，阿卜杜拉就已宣称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不再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谋求通过提名最高委员会财务处长艾哈迈德·希勒米帕夏担任耶路撒冷的行政长官，把他争取过来。在开罗期间，阿卜杜拉同穆夫提举行了会晤；自从穆夫提在1937年为了逃避英国人的逮捕离开耶路撒冷以来，阿卜杜拉一直没有见过他的这个政敌。可是所有这一切都落空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政治委员会的态度，由于它在7月9日宣布成立一个巴勒斯坦“行政委员会”而明朗化起来。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艾哈迈德·希勒米，并以穆夫提的亲戚贾马勒·侯赛尼作为一个负责内部安全的成员⁽⁴⁹⁾——这显然是摈弃了阿卜杜拉的建议。

（三）10天战役（1948年7月8—18日）

7月8日停战期满，一支埃及军队于当天清晨在南巴勒斯坦开始行动时，阿拉伯国家间缺乏共同政治目的，因而缺乏一个大家一致的军事计划的情况就立刻显露出来了。以色列人准备充分，对阿拉伯军团在沿海平原上的前哨——卢德的飞机场和离特拉维夫东南只有12英里的邻近的阿拉伯城市拉姆拉——发动进攻。这个军团在耶路撒冷的阵地，也有立即受到以色列袭击的危险，据说当地的以色列司令官曾夸口能在4天之内拿下该阵地。⁽⁵⁰⁾关系重大的英国对约旦的财政补助，原应于7月12日拨付的那一期款项，被扣住未发，要等安全理事会考虑形势后再作决定。英国所供应的武器和弹药也是如此。军团因此在物力上面临的是一个瘫痪的局面。军团司令格拉布帕夏认为：他不能冒险把他的兵力放到比控制着耶路撒冷和沿海之间主要公路的拉特伦重镇更西的地方，因而就必须把卢德和拉姆拉放弃。于是，这样就让以色列人占领了这两个城镇。⁽⁵¹⁾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看来：这回阿拉伯军团的撤退却是一次不应该的临阵脱逃的行为。这因为以色列人把卢德和拉姆拉的阿拉伯居民共计6万人左右都赶了出来，其中包括来自海法的那些已经是难民的阿拉伯居民；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实际上还占领着整个西加利利地区，包括阿拉伯城市拿撒勒在内，而且在南线对埃及人的作战中也取得一些进展。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军队被挡住了，他们也未能截断阿拉伯军团和拉特伦的交通。联合国调解人飞到成功湖亲自向安全理事会作了汇报以后，接替沃伦·奥斯汀担任美国首席代表的菲利普·C·杰塞普于7月13日提出一项决议案：命令于3天内停火，否则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制裁。据说以色列的年轻的作战部长和他的军队同事们都极力怂恿他们的政府“不要同意停火而要进行到胜利”。在以色列，卡多根立即支持美国这项决议案一事，被人用来同他在5月间顽强反对对阿拉伯实施制裁一事，作了讽刺性的对比。⁽⁵²⁾然而，即使安全理事会7月15日通过并于18日生效的第二次停战决议使以色列人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好处，他们也还颇有理由感到满意，因为在两次停战之间的10天战役中，他们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得的领土，已经3倍于他们在第一个月战斗中所获得的领土；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不团结，则由于约旦未能守住卢德和拉姆拉两地而大大地恶化了。⁽⁵³⁾

（四）第二次停战和联合国调解人的被害（1948年9月17日）

在第二次停战的执行中夹杂着许多双方不遵守停战条件的情况，结果零零落落的战斗继续发生，特别是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由于最近取得的一些成功而洋洋得意，倾向于残酷对待那些袭击以色列交通线的阿拉伯非正规军出没的地区。⁽⁵⁴⁾在南面，埃及人不让以色列的公路运输队向25个内格夫定居地供应粮食，除非以色列人先停止向定居地的空运供应；而以色列人则拒不停止空运办法，也不肯接受联合国的监督，除非埃及人先让公路运输队通过。同样，因为阿拉伯军团仍旧占据着从海岸到耶路撒冷的输水管道上的拉特伦抽水站，约旦政府拒绝恢复对新城中10万犹太人的供水工作，理由是以色列人没有履行关于耶路撒冷非军事化的停战条款规定（这个理由未能使调解人满意）。⁽⁵⁵⁾

调解人和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对立由来已久，即在他到达巴勒斯坦后的10天内就开始了。当时，关于谢尔托克对他的停战建议所作的“非常激动的”批评，他提出过抗议，说谢尔托克反对安全理事会和世界的舆论，⁽⁵⁶⁾“肆无忌惮”地威胁他。可是，无论如何，由于伯纳多特于6月27日建议，作为一项“值得考虑”的办法，把耶路撒冷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紧张的程度又大大增加了。⁽⁵⁷⁾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大概因为越来越同阿卜杜拉国王意见不合）在7月底已准备考虑耶路撒冷的非军事化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一个月前他们还认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现在却轮到以色列政府来提出非军事化的先决条件了——这就是撤销调解人关于把耶路撒冷划归阿拉伯统治的那项建议。⁽⁵⁸⁾与此同时，“伊-兹-卢”和“斯特恩集团”的极端分子则决心反对调解人的建议，已经把他们的力量集中到耶路撒冷。⁽⁵⁹⁾斯特恩集团在他们的头子内森·弗里德曼-雅林的领导下，最近已经带上了极左的性质。⁽⁶⁰⁾第一次停战刚刚开始，斯特恩集团就对联合国调解人及其观察员采取了威胁的态度，⁽⁶¹⁾并且在调解人8月9日至11日访问耶路撒冷时公开示威反对他。⁽⁶²⁾意味深长的是，一部分以色列报纸一口咬定说这位调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期间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曾同希姆莱有过暧昧的勾搭，⁽⁶³⁾而现在又成了“英美帝国主义”和“石油利益”的一个代理人。除了这些过分的指责外，以色列政府和实际上整个报界都对调解人及其联合国观察员采取了敌对的态度，说他们偏袒阿拉伯人，没有起了什么作用。⁽⁶⁴⁾早在9月间，调解人就为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非常担心，正在考虑把他自己的总部（当时设在罗得岛，该岛和巴勒斯坦的空中交通会受到冬季暴风雨的影响）和他手下观察员的总部（当时设在海法）都迁到耶路撒冷城里来。斯特恩集团的领袖大概当时还不知道调解人在这个阶段的意图，曾在9月6日他的特拉维夫的新闻传单上的一篇文章里用了这样的话来作结尾：“当前的任务就是赶走伯纳多特和他的观察员们。祝福这样干的人们！”⁽⁶⁵⁾然而，关于耶路撒冷犹太极端分子组织的威胁态度的报告，送到以色列当局面前的时候，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耶路撒冷的军事长官伯纳德·约瑟夫，就反对调解人搬到城里来办公。谢尔托克则于9月14日说，内阁已推迟作出取缔极端分子组织的决定，因为有些部长希望能说服它们和平地解决。⁽⁶⁶⁾两天后，即调解人到来的前夕，谢尔托克本人和作战部部长据说曾在特拉维夫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批评了联合国的观察员。⁽⁶⁷⁾9月17日，调解人对耶路撒冷的犹太占领区进行访问。自从斯特恩集团在8月间对他举行示威以来，这是他第一次来访问。陪同他的是一名以色列联络官，但没有带武装的警卫。⁽⁶⁸⁾他的汽车被一辆吉普车堵住去路，4个穿以色列军服的人，结成一伙，其中一人在近距离把调解人和一个法国观察员当场击毙。据说立刻用飞机把凶手们偷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后来有人说他们属于一个叫作“祖国阵线”的组织，显然就是斯特恩集团的一个分支，但后者却矢口否认。⁽⁶⁹⁾

在谋杀事件发生后又拖延了20多小时，伯纳德·约瑟夫才下令在耶路撒冷实行宵禁，而在这段时间内斯特恩集团的成员仍然在城里自由地活动，但是它的“官方发言人”却发表了一项声明，指责说，干这件罪恶勾当的是英国情报人员。⁽⁷⁰⁾对行动迟缓所作的辩解是：以色列军事当局对调动他们耶路撒冷防地的军队一事是很勉强的，因为他们要提防阿拉伯人的进攻。⁽⁷¹⁾可是那些被以色列警察逮捕的斯特恩集团成员却听任其逃走，⁽⁷²⁾或逐渐被释放了。弗里德曼-雅林和他的作战司令官，由于参加恐怖组织，于1949年2月10日分别被判处8年和5年的徒刑，但是由于同时宣布了大赦，也都获得释放。这样，弗里德曼-雅林就在他刚被选为议员的以色列议会里入座了。瑞典政府抱怨说，以色列政府在调查伯纳多特伯爵被害一案中严重地有失职责。过了将近两年，以色列政府才承认“组织工作有缺点和经验不足”，弥补了两者之间的裂痕。⁽⁷³⁾

（五）1948年10月以色列的进攻

阿拉伯各国的领袖在巴勒斯坦远没有达到他们的军事目的，这时强加的第二次停战，却使他们得以在1948年夏天期间就巴勒斯坦政治地位问题大做文章。9月20日，一个在穆夫提领导下的“全巴勒斯坦阿拉伯政府”宣布成立，并且在10月间得到了除约旦以外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承认。在埃及军队占领的那部分南巴勒斯坦地区，这个设在加沙的政府所拥有的威信，也是暂时和空有其名的。至于那些拥护阿卜杜拉国王的人，这时也在筹备一个“巴勒斯坦民族会议”。10月1日，有5 000个著名人士自称代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外约旦的人民，在安曼集会，抨击加沙政府，并且请求阿卜杜拉把巴勒斯坦置于他的保护之下。⁽⁷⁴⁾与此同时，以色列军队一直是通过一条秘密途径暗中从捷克和其他方面不断获得军需物资，⁽⁷⁵⁾上述情况使他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不攻击耶路撒冷—拉特伦战线的阿拉伯军团，对于以色列向埃及战线发动进攻，阿拉伯军团可能不闻不问。调解人的进度报告（9月中旬公布）建议：⁽⁷⁶⁾如果以色列要保留它现在占据的西部加利利地区（根据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已划给阿拉伯人），作为交换条件，它应当把从马杰达勒至法卢贾线以南的那部分巴勒斯坦领土（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已划给以色列）全部让给阿拉伯人。可是，以色列既不肯放弃位于那条线以南的内格夫地区内25个定居地，⁽⁷⁷⁾又不肯放弃在辽阔的沙漠地带可能找到的矿产资源。以色列与在南巴勒斯坦的埃及占领军，为了被围困的定居地的粮食供应一事，⁽⁷⁸⁾一直存在着争执，这使以色列在该地区采取直接行动有了借口。10月初，以色列的参谋部一方面坚持要埃及政府接受他们向定居地派遣护送队的要求，另一方面则阻止联合国向该地区派一位常驻观察员，同时还有计划地把军队和武器装备从其他战场调到该地区。⁽⁷⁹⁾10月14日，他们通知联合国参谋长，将于次日早晨派遣一支护送队，后来又宣称他们的护送队受到埃及军队的袭击。埃及陆军司令官反诉说，该日晚间，以色列用装甲车对附近地带袭击，这就构成了15日清晨总进攻的一部分。⁽⁸⁰⁾以色列这时第一次借助其空军优势，击败了顽抗的埃及军队，⁽⁸¹⁾攻占了大片土地，21日拿下贝尔谢巴，22日攻克拜特哈农（在加沙东北只有5英里），不久又占领拜特吉卜林（位于通往希布伦的方向）；⁽⁸²⁾有一旅埃及兵被围困于法卢贾地区，但在其苏丹司令官的指挥下又坚守了3个月之久。⁽⁸³⁾

虽然双方同意自10月22日起实行停火，但以色列政府却极力反对腊尔夫·本奇以代理调解人身份所提出的，并且在安全理事会为英国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所支持的那项建议——以色列可向内格夫地区的定居地派遣护送队，可是必须把军队撤回至14日进攻之前的原来阵地。以色列代表反对说，他们自上述日期后所占据的那部分领土，原来就是根据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决议划给以色列的，并声称，这是英国的政策蓄意要把这个地区从以色列分割出去，尽管那里“定居、建设和开发”工作都已经在进行。⁽⁸⁴⁾为了反击，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说：据报告，有一营英国军队最近从外约旦进入巴勒斯坦，集结在耶路撒冷附近，他要求联合国对此进行调查。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还谴责英国违反停战协议，把军火供给了伊拉克，可能也供给了其他阿拉伯国家。可是，当英国外交部和陆军部予以绝对否认之后，以色列也就不坚持这种论调了。⁽⁸⁵⁾11月6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折衷决议，指令代理调解人要求交战国磋商签订一项停战协定，以便划定永久性分界线、实现撤军和裁减武装部队。可是，以色列为确保自己新征服的土地，提出了各种精心编造的理由。⁽⁸⁶⁾

10月22日，在巴勒斯坦的东北边境也发生了战斗；该地的停火线，使北加利利的一部分地区得以由福齐·卡武克吉指挥的“民族解放军”占领。这支军队的根据地在黎巴嫩，而黎巴嫩本国军队，倒在战争中已不起任何重要作用了。看来，以色列和卡武克吉的军队都越过了停火线，但前者拒绝联合国观察员的调查，理由是观察员“所进行的干涉……已经越权”。当卡武克吉的军队拒绝从以色列停火线境内撤出其重行占领的丘陵阵地时，以色列不顾联合国参谋长的警告，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到10月31日已把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卡武克吉的部队全部肃清了，并占领了黎巴嫩境内东南角2至6英里地区内的15个村庄。⁽⁸⁷⁾

（六）联合国中的僵局（1948年10—12月）

同时，联合国大会的第一委员会开始讨论已故的前调解人进度报告中有关领土和其他方面的建议。⁽⁸⁸⁾英国无保留地支持这些建议，美国则把这些看作是和平调整分歧的基础，其接受的态度不冷不热。伯纳多特伯爵在9月份被暗杀之前不久在拟定这些建议时，已放弃了把耶路撒冷地区划入阿拉伯领土的那项6月27日的主张，而代之以建议把耶路撒冷应置于联合国实际控制之下，同时给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以最大限度的地方自治权。可是这位已故的调解人仍维持原建议中这一部分，即：以色列在西部加利利地区的实际占领可以合法化，但作为交换条件，它必须放弃它在南巴勒斯坦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当时尚未被以色列所占领。可是，以色列的发言人谢尔托克和埃班寸步不让，坚持一方面根据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占有直到亚喀巴湾为止的全部南巴勒斯坦地区；另一方面也要占据现在“由于战事胜利而落入以色列手中的”整个加利利地区。他们两人一口咬定说，耶路撒冷的犹太新城必须是以色列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又赞成由联合国管理阿拉伯人所控制的耶路撒冷旧城，理由是大部分圣所都在那里；并且，联系到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曾设想给予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以一个独立地位的那项决议，他们便反对已故的调解人把巴勒斯坦余留部分与外约旦合并这一比较切合实际的建议了。美国代表团主张，以色列在其根据联合国大会分治计划所获得的领土以外，如再有其他领土要求（例如其现在所占据的西加利利），它就必须同阿拉伯人协商，以便进行适当的领土交换。苏联集团的所有代表则谴责英国和美国，说它们为满足其在南巴勒斯坦的战略和石油利益，⁽⁸⁹⁾对已故的调解人的建议施加了影响。苏联集团仍然坚持主张，阿拉伯巴勒斯坦部分应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对英国支持已故的调解人所提出的、把阿拉伯的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合并的建议（在对其他阿拉伯各国有利的地方都作了修改），表示强烈的反对。无论如何，在埃及领导下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不仅拒绝承认以色列的事实上的存在，并且，由于已承认了穆夫提的徒有其名的“全巴勒斯坦政府”，而坚决反对把阿拉伯巴勒斯坦给予英国的朋友阿卜杜拉国王这一建议，说阿卜杜拉已在7月间“背弃”了阿拉伯人的共同事业——当以色列10月间在埃及和黎巴嫩战场上大为得手的时候，阿卜杜拉却严格地叫他的阿拉伯军团采取守势。⁽⁹⁰⁾《纽约先驱论坛报》驻以色列的记者曾到安曼去了又回来，以个人身份居间为本-古里安和阿卜杜拉进行调解；⁽⁹¹⁾11月30日，以色列军队和阿拉伯军团在耶路撒冷地区的停火谈判达成协议，第二天，2 000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代表在杰里科开会，拥戴阿卜杜拉为“全巴勒斯坦的国王”。这件事所造成的反响是：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一些亚洲与拉丁美洲国家，伙同苏联集团，于12月3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否决了已故的调解人的建议中有关阿拉伯巴勒斯坦与外约旦合并的那一节，⁽⁹²⁾而该节正是英国所提决议案的内容。这次旷日持久的辩论的主要结果是：以色列得以把它新近夺取的土地变成了事实上的占领；此外，还成立了一个三人调解委员会去接替已故的前调解人的职务，以便彻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大多数国家同意该调解委员会应当由美国、法国和土耳其的代表组成，而不把苏联集团的代表包括在内。

同时，12月2日安全理事会开始考虑以色列政府申请加入联合国的问题。美国代表菲利普·杰塞普博士要求安全理事会作为紧急事项处理以色列的申请，使其得以在本届大会结束前取得联合国大会的席位。注意到宪章第四条规定：联合国接纳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为会员国，美国代表宣称，安全理事会不应忘记以色列政府“在履行安全理事会和调解人所提出的建议时所给予的合作”的程度。预料卡多根会提出反对，说是以色列的边界问题还根本没有解决——不要说细枝末节，就是大片重要的地区（最引人注意的是加利利地区和南巴勒斯坦地区）都尚未定界——杰塞普解释道，当美利坚联邦共和国刚诞生时，它的国土“甚至还不曾经过开拓，谁也不知道美国的要求到哪里为止，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要求从哪里开始”。⁽⁹³⁾苏联支持以色列的申请，但卡多根则主张无限期地推迟考虑这个问题，理由是调解委员会需要时间进行工作，而联合国大会也要等1949年4月1日会议开始后才能就安全理事会的建议作出相应的决定。⁽⁹⁴⁾法国代表不能同意杰塞普把巴勒斯坦同刚诞生的美国相提并论：以色列的边界不取决于原始森林的开拓或对野蛮部落的斗争，而是取决于与现存各国所达成的协议；他建议延期一个月。可是，无论他的建议，或英国的建议，或以色列实质性的申请，都没有在12月17日获得必要的7票。这个问题便暂时自动延期了。⁽⁹⁵⁾

（七）以色列“害了埃及人”和迫使贝文摊牌（1948年12月—1949年1月）

12月22日，埃及战线方面的以色列军队，在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土可以自由行动的口实下，向自10月以来一直被困在法卢贾的埃及旅发动了进攻，与此同时，以色列空军还轰炸了加沙及其南面的一些村庄。以色列发言人和某些作者后来所提出来的重新发动攻势的理由是：⁽⁹⁶⁾埃及一直在调动大批援军力图解法卢贾之围，并不断袭击靠近边界的以色列定居地，而埃及飞机又轰炸了海法、特拉维夫和拿撒勒的近郊。代理调解人则建议，在以埃两国开始停战谈判的同时，应将后者在法卢贾的军队逐步撤回到埃及，但对这一建议（据以色列方面的说法）埃及方面却故意推托，正如夏天伯纳多特在同一地区设法要解决以色列定居地粮食供应问题时所碰到的情形一样。以色列方面接着宣称，发动这次攻势是由于有官方消息（由联合国停战监督小组的负责人——美国的赖利将军传出来的）说：埃及对举行谈判的建议已加以拒绝。⁽⁹⁷⁾以色列人还说，根据22—27日期间俘获的埃及军官的供词，埃及定于27日进攻，他们为了先发制人，才采取了行动。另一方面，赖利将军给代理调解人的报告中⁽⁹⁸⁾却揭示，以色列有计划地回避10月战争以后重新制定的停火条件——最明显的就是他们不让联合国观察员在该地区设立观察所。以色列发言人企图把安理会以后要作出的有关停战谈判的决议，讲成是当前遵守停火条件的先决问题，而安理会中的比利时和法国代表则认为这种讲法虽然是巧妙的，但是不能接受。于是，英国12月29日的决议草案——要求立即停火，撤退到10月战争以前所占领的阵地上和派遣联合国观察员执行有效的监督——终于以2／3的多数通过，而美国、苏联和乌克兰则在投票中弃权。⁽⁹⁹⁾

可是，这项决议同以前几个决议一样，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当埃及旅仍然在法卢贾坚守时，埃及军队的右翼——驻扎在从贝尔谢巴西南方向经过哈菲尔乌贾到苏伊士运河的那条汽车公路上——受到以军的突然袭击，其主力被包围压缩在加沙地区，而以色列军队便大举深入西奈半岛的埃及地区。那时由于开罗的新闻检查无法把不光彩的节节败退的消息完全加以封锁，这就使一些极端主战派组织——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组织上强大的伊赫万穆斯林党（穆斯林兄弟会）——反对马哈茂德·法赫米·努克拉希政府的敌对情绪大为抬头。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街头上的恐怖行动是在犹太人和欧洲人身上泄愤的；⁽¹⁰⁰⁾但是，10月和11月间埃及政府试图制止看来是极端分子想夺取政权的活动，已经为时太晚了，12月28日，首相自己也被一个伊赫万穆斯林党徒暗杀了。⁽¹⁰¹⁾在埃及的前线，军事上是一团糟；而其首都又由于政治上一片混乱，危机四伏。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政府于12月31日威胁要援引1936年的英埃条约（无视埃及于1947年曾请求安全理事会废除该约这件事）⁽¹⁰²⁾，如以色列军队不迅速从埃及领土上撤出，英国即进行武装干涉。美国政府在向以色列政府转递英国政府的该项警告时，对报道中有关以色列此时调动军队威胁约旦一事表示遗憾，⁽¹⁰³⁾提出其自己的警告说，除非以军撤退，⁽¹⁰⁴⁾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无论如何，现在易卜拉欣·阿卜德·哈迪领导下的埃及政府既不愿英国政府援引1936年的英埃条约，又觉得埃及的阿拉伯盟国已把埃及抛弃了，⁽¹⁰⁵⁾因而通知代理调解人本部说，如以色列同意停火，则埃及愿意举行停战谈判。以色列声称，到1949年1月2日为止，以色列军队已从埃及领土上撤出，但是以色列方面的报道本身却说明一直到1月7日为止，还继续有以色列军队在边界线上的腊法村以南的地方。⁽¹⁰⁶⁾由苏伊士运河地区英国皇家空军基地起飞的飞机，据称在空中侦察时发现：以色列军队于1月6日又有新的大举入侵埃及领土的行动。次日（1月7日）早晨，4架喷火式战斗机奉命执行另一次侦察任务，指示它们穿过战区上空，但不得逗留，并不得越过埃及—巴勒斯坦的边界。但是由于在过去几天中埃及空军出现在战区上空的次数比较频繁，以色列空军便进行了截击，结果全部英国侦察机都被击落了。就是在这天，埃及政府已经同意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下午2时起实行停火，但是证实这件事的消息迟迟才到达运河区英国人那里。因此以色列军与埃军之间的局部战斗在腊法又持续了3小时之久，而在这段时间之内，另一架执行侦察任务（寻找当天早晨失踪的4架英国飞机）的英国飞机又被以色列空军击落，⁽¹⁰⁷⁾坠毁于巴勒斯坦边界的一边。这些事件使英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请求美国政府出面支持，但为杜鲁门总统所拒绝；而以色列政府则谴责英国在停战谈判的前夕组织了一场针对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活动的大表演，包括在“东地中海的大规模海军演习”以及“模拟在以色列海岸登陆”的演习。以色列政府再一次诬控说，英国秘密地把军火供给与它结盟的一些阿拉伯国家。⁽¹⁰⁸⁾以色列同阿拉伯各国开始停战谈判，以及这些事件对英国议会和公众舆论所造成的冲击——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使贝文对以色列一直寸步不让的态度有所改变。1月18日他宣称，英国政府准备释放一直扣押在塞浦路斯的那些合于兵役年龄的犹太移民。⁽¹⁰⁹⁾1月29日，英国政府宣布对于以色列给予事实上的承认；美国政府也于2天之后宣布，对于以色列和约旦给予法律上的承认。

第二节　战争的后果（1949—1950年）

（一）以色列—阿拉伯停战（1949年1—7月）⁽¹¹⁰⁾

据信美国政府代表曾作了很大的努力，促使以色列和埃及于1月13日开始举行停战谈判。在代理调解人主持下，⁽¹¹¹⁾这次在罗得岛举行的停战谈判，一开始就面临着许多困难。这是因为埃及不久前虽吃过败仗，但仍然要求收回以色列10月进攻前它所占有的阵地。⁽¹¹²⁾同时，以色列也针锋相对地要求埃及军队从加沙到埃及边界之间的沿海地带撤出，并且拒不同意让被困在法卢贾的埃及军队撤走。虽然后来对以上两点作了让步，但以色列仍坚持要保持沿边界的乌贾地区。该地区位于埃及和贝尔谢巴之间的内陆公路的交叉点上，具有战略价值，埃及右翼纵队于1948年5月就是从这条公路进入巴勒斯坦的。埃及人仍不承认以色列占领贝尔谢巴的合法性。不过，双方还是在2月24日签订了一项妥协性的停战协定。由此项协定和以后其他协定所制定的分界线，“于其划定时，……在涉及最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不得损害任何一方的权利、要求和地位”，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得解释为一种政治上或领土上的边界”。仍归埃及军队占领的加沙地带，规定为25英里长，延伸至瓦迪哈锡的河口为止，其宽度则从海岸算起为3英里半至5英里半，巴勒斯坦战争爆发前，该地带人口原有7万左右，由于有20万左右难民迁入，因此人口激增。停战分界线把许多村庄与其耕地分割了开来，使那些耕地归以色列人去耕种了。⁽¹¹³⁾位于巴勒斯坦边界境内的战略要冲乌贾地区被划为非军事区，埃及人在距离该地区14至17英里的边境之内不得设防。⁽¹¹⁴⁾

黎巴嫩参加对以色列的战争一直是半心半意的。⁽¹¹⁵⁾1月16日，即以色列—埃及停战谈判的第四日，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代表在黎巴嫩—巴勒斯坦边界线上的纳库拉角会晤，开始试探性谈判；同时，以色列军队从去年10月所占领的4个黎巴嫩村庄撤出。这次谈判也拖延了很久，因为在叙利亚没有表示准备从巴勒斯坦那一边前线邻近土地上所占据的阵地撤出之前，以色列不肯从靠近叙利亚—黎巴嫩前线属于黎巴嫩领土的战略要地上撤出。但是，3月21日代理调解人终于能提出报告说，叙利亚已同意谈判，接着，以色列与黎巴嫩便在3月23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协定以巴勒斯坦—黎巴嫩的边界为分界线，分界线的两边都划有非军事区，任何一方区内驻军均不得超过1 500名。⁽¹¹⁶⁾

虽然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曾建议把巴勒斯坦南部延伸到亚喀巴湾的长形地带划给以色列，但当1948年6月阿拉伯军团占领死海南端大约20英里以内两个从前巴勒斯坦的警察哨所时，该地带还没有犹太移民或军队进入。人们还记得，英国政府和已故的调解人在夏天的时候曾建议过，约旦可以保留该地带而让以色列获得西加利利作为交换。⁽¹¹⁷⁾可是，以色列人却决心要在亚喀巴湾获得一个出海口，从而可以不通过苏伊士运河而达到红海和印度洋。其次，以色列人还打算开发巴勒斯坦南端早在所罗门国王的时期就已经开采的矿产资源。在10月进攻中，以色列军把沿海平原的埃军击退；11月间，又沿阿拉伯河谷一直推进到死海以南45英里的地方；12月1日（即与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军团签订停火协议的次日），又与这个遥远的南端地区的阿拉伯军团发生了一次小的接触。12月内埃及军队的失败使以色列军得以自由向南推进。但据报道，1949年1月2日，阿卜杜拉国王援引了英国—外约旦条约，结果是英国派遣了一小队兵力驻亚喀巴。⁽¹¹⁸⁾在2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以前，军事形势一直没有变化，而当时约旦和以色列的停战谈判即将在罗得岛举行。可是，2月24日，以色列的一支巡逻队（违反以—埃停战协定向南推进，穿越埃及的西奈）出现在亚喀巴西北10英里的险峻的关口之前，4天之后才扬长而去。当3月2日停战谈判开始时，以色列方面否认曾到过该地区；但当约旦政府声称事实上占领了亚喀巴以北60英里的阿拉伯谷地时，以色列谴责约旦政府企图利用“既成事实”来破坏谈判。⁽¹¹⁹⁾作为反击，以色列还控诉说，在伊拉克和约旦军队控制的中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把以色列沿海平原的最狭隘处压缩到只有8英里宽了。3月7日，停战谈判陷于停顿。当天早晨，有两个以色列纵队沿阿拉伯河谷向南推进，直指亚喀巴湾。过去伊拉克政府拒绝同以色列进行双边停战谈判，但同意接受约旦所答应的停战协议的约束；这时决定在以色列向其攻击之前将其军队从巴勒斯坦中部撤出。这样一来，稀疏地驻守在从亚喀巴湾至耶路撒冷以北、长达130余英里战线上的阿拉伯军团也就必须掩护其暴露的北翼，并且不能在南端冒发生一场冲突的危险。早在3月10日，由于驻守在亚喀巴的阿拉伯军团的小部兵力已经撤走，以色列军队进入了该地以西5英里的海湾地带——前巴勒斯坦的警察哨所所在地乌姆拉什，后来以色列人又把它改名为埃拉特。⁽¹²⁰⁾在代理调解人的安排下，双方于3月11日签订了一项停火协议，但两天之后英国把亚喀巴的兵力加强至一个旅的规模时，以色列又提出了抗议，认为这种行动有碍它与约旦的和解；而约旦政府则要求英国的巡逻范围向北扩大到死海，以便制止以色列军侵入巴勒斯坦—外约旦的旧边界。代理调解人在美国批评英国对亚喀巴的增援违反停战规定时，⁽¹²¹⁾英国外交次官则说，英国政府坚信：正是由于有了这支部队，才稳定了局势，使以色列和约旦的停战谈判不致中断。⁽¹²²⁾英国还向以色列保证说，这支军队的目的只是为了防御，不会影响到以色列对前巴勒斯坦南部领土的占领。但在北面，以色列却对约旦进行威胁，不承认阿拉伯军团接收以前属于伊拉克的那部分地区。在舒奈的冬宫与阿卜杜拉国王所进行的一次秘密会谈中，鲁文·希卢阿（以前叫扎斯拉尼，现负责以色列外交部的“特种工作”）和摩西·达扬上校两人，以恢复敌对行动为要挟，迫使阿卜杜拉国王接受其要求，使阿拉伯军团从其55英里长的战线上，平均后撤2英里。这样，就解除了对以色列手中的特拉维夫和哈德腊以东沿海平原地带所受的压力，从而也使以色列得以毫无阻碍地控制那条越过卡尔迈勒山脉至埃斯德拉埃隆溪谷和加利利两地的主要战略公路。⁽¹²³⁾这次后撤还使大片阿拉伯村民的耕地落到以色列方面，使这些村民变得无依无靠（正如在加沙地带一样）。⁽¹²⁴⁾后来，阿卜杜拉的阿拉伯敌人就把这件事用来作为反对他的一种新的宣传武器。⁽¹²⁵⁾但根据4月3日所签订的停战协定，约旦在希布伦地区所拿到的领土却非常有限。分界线使耶路撒冷城被两国军队的铁丝网从西南向东北分割开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希伯来大学和哈达萨赫医院同以色列的新城被割裂开来的问题、阿拉伯旧城同耶路撒冷发电厂被割裂开来的问题，以及通向圣所的一般权利问题等等，则提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¹²⁶⁾

由于叙利亚国内局势不稳定，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谈判延期了。1943年选出的民族集团政府，在1945年曾借助于英国的干涉摆脱了法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控制，⁽¹²⁷⁾并于1947年在一次多少是自由的选举中，再度得到选民的信任，继续执政，但在1948年对以色列作战中却显得软弱无能。军事上的耻辱和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常常听到的政府官员中投机倒把、贪污舞弊⁽¹²⁸⁾的传说结合在一起，激起了学生的游行示威和总罢工，迫使贾米勒·马丹政府于1948年12月1日辞职。有两个多星期叙利亚没有政府，后来才由一个无党派政治家前总理哈利德·阿兹姆出来拼凑了一个大部分成员是无党派人物的新政府。它同法国顺利地解决了作为委任统治时期悬案的货币问题（前任政府在该问题上同法国的谈判于1948年1月中断）；⁽¹²⁹⁾还批准了与美国—外约旦油管公司所签订的一项协定，为从沙特阿拉伯油田到地中海一个叫赛达（西顿）的新港铺设油管；⁽¹³⁰⁾并且也终于同意了与以色列开始停战谈判。为了阻止财政情况的不断恶化，新政府又建议削减军饷，这样一来就在以后引起了新的问题。胡斯尼·扎伊姆上校是一个库尔德族出身的军官，受过奥斯曼帝国军队的训练，1919—1920年期间先在费萨尔国王军队中服务过，后来又为法国效过劳。1948年5月，叙利亚参加了阿拉伯各国对巴勒斯坦干涉的战争，但在10天之内就暴露出叙利亚的这支军队完全不中用，接着在改组其领导骨干时，扎伊姆被提升到叙军参谋长的职位上。⁽¹³¹⁾贾米勒·马丹政府在12月里垮台后，扎伊姆亲自到全国各地进行了视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群众对军队的信任，同时或许使他本人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国家的安全和繁荣，今后是他的职责所在了。⁽¹³²⁾后来有报道说，1949年2月他已为通过军事政变来推翻哈利德·阿兹姆政府作出了初步的准备——或许还是串通了政府中的某些成员一同干的；因此，民族集团的领袖舒克里·库阿特利总统打算解除扎伊姆代理参谋长的职务。⁽¹³³⁾然而，还是扎伊姆先下了手。3月30日凌晨，军队占领了电话局和大马士革的其他主要建筑物，未经流血就逮捕了总统、总理和部长等其他人。4月1日，议会举行特别会议，对扎伊姆及其所提出的无所不包的“民主”改革纲领投了信任票，虽然仅仅是微弱的多数；政客们对支持军事政变一般都很勉强。次日，扎伊姆宣布解散议会，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一份“保证实现人民的愿望和恢复人民被侵犯的权利与自由”的新宪法。⁽¹³⁴⁾4月12日，叙利亚和以色列正式开始停战谈判，但由于叙利亚人坚持要保持在巴勒斯坦边界境内仍由他们军事占领的3个小地区，谈判又进入长期僵持状态。1920年12月23日的英法协定所规定的疆界，⁽¹³⁵⁾把加利利海以北25英里的全部上约旦河流域都划入了巴勒斯坦，而现在叙利亚所要求的这个流域的土地中最大的一块，是坐落在胡拉湖下方约旦河两岸那部分人口稀少、疟疾盛行的地区。为了解决这个僵局，代理调解人建议：把这些地区以及以色列控制的邻近地区全划为非军事区，也像在其他停战协定中所规定的一样，由一个混合停战委员会予以监督，其主席由联合国任命。1949年7月20日所签订的停战协定⁽¹³⁶⁾把上述建议包括在其第五条之内，并为“逐步恢复”非军事区的民间正常生活和“不得妨害永久定居”两事都作了特别的规定。可是，这里仍然埋伏下了叙利亚和以色列日后解释本条文时产生争端的种子。叙利亚希望该地区恢复英国委任统治结束时的状况，还进一步争辩说，叙利亚共和国不受1920年英法协定所规定的巴勒斯坦—叙利亚边界的约束。而以色列则能证明，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已把整个地区划给以色列了，因此决心按照他们的长期规划办事——把疟疾盛行的胡拉盆地的积水排干，并利用冲积土以发展农业，使成千上万的移民得以在这个战略地区定居下来。以色列坚持要在这一非军事地区实行上述各项规划，导致1951年春与叙利亚的一场严重的局部冲突。⁽¹³⁷⁾

（二）以色列加入联合国（1949年5月）

与此同时，法国代表在1949年3月3日的安全理事会上，追溯了去年12月法国政府曾建议推迟讨论以色列申请加入联合国一事，⁽¹³⁸⁾声称：现在，以色列同埃及签订停战协定以及同黎巴嫩和外约旦所举行的谈判又取得进展，这两件事已足以证明它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因此，法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其加入联合国。美国和苏联的态度一如既往，表示赞成；可是，埃及也同样保持它原来的态度，继续表示反对，并设法在议事程序方面挑起争论。英国代表特伦斯·肖恩爵士说，英国政府虽对巴勒斯坦局势的好转感到满意，一般说来对以色列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愿望也表示同情，可是，对本-古里安和其他以色列负责人的某些声明却颇为不安（他们声明：1948年12月11日上届联合国大会重申的、作为联合国政策的耶路撒冷国际化，⁽¹³⁹⁾只适用于阿拉伯人所占据的旧城，而犹太人的新城则必须划归以色列）。肖恩又说，以色列是否准备遵守联合国大会同一天所通过的另一项决议——即对现在估计已超过50万人的阿拉伯难民，以色列应容许他们仍回到如今仍为其所占据的土地上的家园，或给予他们以补偿⁽¹⁴⁰⁾——这也不十分清楚。安全理事会向联大推荐以色列加入联合国这一建议，以9票通过，埃及反对，联合王国弃权。⁽¹⁴¹⁾5月3日，当该提案交联大特别政治委员会讨论时，许多罗马天主教国家提出了以色列对待耶路撒冷国际化及阿拉伯难民两事的态度问题。罗马教廷不久前的一道通谕⁽¹⁴²⁾强调耶路撒冷的国际化问题，因而引起了世界各地犹太复国主义者普遍的非难。丹麦代表对以色列迄今仍未采取有效措施把杀害伯纳多特伯爵的凶手缉拿归案⁽¹⁴³⁾一事，表示不满；他的意见还得到英国代表的支持。以色列发言人阿巴·埃文（过去的名字是奥布里·埃班）这时争辩说，以色列人保卫耶路撒冷是有利于圣城内基督教徒的利益的，否则耶路撒冷早已不可挽回地并入穆斯林国家之内了。同时，他又声明：以色列政府最近把5个部由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在政治上或法律上制造新形势，只不过是为了促进耶路撒冷城犹太区的经济恢复工作；而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难民的重新定居问题的贡献如何，将完全决定于它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能否建立和平友好关系。黎巴嫩提出一项决议草案，主张把接纳以色列参加联合国一事的表决推迟到秋季举行，但以25票对19票被否决。然后，特别委员会又以33票对11票、13票弃权，推荐以色列加入联合国；⁽¹⁴⁴⁾决议于5月11日生效。

（三）联合国调解委员会（1949年）

这时，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调解委员会的三个成员国（美国、法国和土耳其）于4月27日在洛桑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开始举行一系列会议。5月12日，调解委员会要求双方以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所建议的巴勒斯坦分治计划为基础，对阿拉伯难民问题和领土调整事宜加以考虑。阿拉伯各国继续争辩说，恢复难民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应由以色列按照1948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决议的规定，收容那些愿意回到自己家园的人们。阿拉伯人还进一步建议，应立即遣返下述地区的阿拉伯难民，即其家园所在之地根据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的建议，原已划归阿拉伯国家，而在以后的战争中又为以色列所占领的。但以色列则声称：如允许它占有加沙地带，以色列准备把该地带现有阿拉伯人口，包括原有居民和难民一并作为以色列的公民来加以接受，但在以色列领土上安顿难民一事，则必须以有国际援助为条件。如加沙地带不能割给以色列，则其代表团对政府所能收容难民的数目就无从提出建议。⁽¹⁴⁵⁾在美国施加一些不太大的压力之后，⁽¹⁴⁶⁾以色列代表团于7月28日在表面上作了让步，表示可以在联合讨论总的和平解决方案的议程中，把难民问题放在首位。8月3日，以色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它准备让10万名难民重返家园，但条件是它有权把难民的定居问题重新加以安排，使其得以在以色列经济发展总计划中有其应有的地位，而不致被利用为反对以色列的第五纵队。调解委员会认为该建议不能令人满意；阿拉伯各国也反对把重新安排难民定居问题屈从于以色列经济上和战略上的便利。阿拉伯各国继续要求以1947年11月的分治计划为基础来讨论边界问题，虽然该分治计划最初通过时却曾遭到它们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情况像1939年5月英国白皮书公布时遭到它们那么强烈的谴责的情形一样，而自1945年以来，当该白皮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被束之高阁并积满灰尘时，阿拉伯人却又把它捧了出来当作其政治权利的守护神而乞求它的保佑了。8月23日，调解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经济代表团作为其附属机构，由美国（戈登·R·克拉普）⁽¹⁴⁷⁾任主席，英、法和土耳其为成员。它的任务是考察受巴勒斯坦战争影响的那些国家的经济情况，提供有关难民遣返、重新定居、经济和社会复兴方面的建议，以便于最短期间，在自给的基础上，把各该建议贯彻到各区经济生活里去，并使其得以促进有利于维持和平和安宁的经济条件。经济代表团还提供了许多“试验性的示范”计划，使难民立即有工作可做，并为执行这些计划的人员提供有用的经验。自1950年1月1日开始为期18个月的这项计划，估计费用是3 500万美元（其中约有600万美元由当地政府以实物提供），再加上对符合条件的难民的直接救济费用1 900万美元——据估计，其合于法律规定的人数为652 000人，虽然民间救济机构（其工作由联合国救济巴勒斯坦难民机构加以协调，拥有基金3 200万美元，由33个国家的政府捐献）目前分配的配给食品已达94万份。⁽¹⁴⁸⁾

（四）耶路撒冷的僵局（1949年）

调解委员会成立时，联合国大会指示该委员会根据上一年的建议，⁽¹⁴⁹⁾草拟详细提案，以便为耶路撒冷地区订立一项永久性国际管理制度，保证彼此大不相同的每一民族集团都享有与这一特别国际管理制度不相抵触的最大地方自治权。1948年12月此项决议通过时，以色列和约旦两方军队已同意沿一条将耶路撒冷城划分为不相等的两部分的停火线停火，以色列占领较大的西部，而较小的东部（包括大部分圣所的整个旧城）则为约旦所占领，⁽¹⁵⁰⁾调解委员会于1949年9月1日建议承认犹太区和阿拉伯区（两区间的分界线日后再定），各区“目前人口的均衡”不得因移民迁入各该区而改变；除保留给国际管理机构处理的事项外，各区地方当局对各该区居民有完全管理权。国际管理机构包括：（1）中立的专员一名，由联合国委派，保证圣所的防护及自由出入，监督耶路撒冷地区的永久复员和中立状态，保障居民个人及集体的应有权利；（2）一个14人组成的委员会，由两区负责当局各派5名，再由专员从每区不同的少数民族集团中各指派2名。委员会调整及处理有关两区利益的主要公共事业，并向各区地方负责当局提出有关促进耶路撒冷地区经济发展及其与世界各地贸易的一般措施的建议；（3）一个混合法庭，审理当事人不是同住一区居民的案件；还有一个国际法庭，审理专员职权以内或牵涉到两个区的负责当局与专员之间的案件，并复审混合法庭的判决。⁽¹⁵¹⁾

一个颇有地位的权威人士说：⁽¹⁵²⁾

有些以色列的重要领袖认为：耶路撒冷在战略上的脆弱性及其国际化的经济利益，较之其在历史上及宗教上的吸引力更为重要。这些“现实主义者”，如果有胆量的话，就会赞成一个折衷方案，或者无论如何总比本-古里安及其内阁的态度较为缓和些。可是他们并没有人敢站出来讲话，因为当时以色列的舆论干脆坚决反对这个新城的任何形式的国际化。

调解委员会的建议公布不到一星期，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沙雷特，原名为谢尔托克）就抨击他们的建议“不合时宜和不妥当”，他拒绝在委员会内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有相等代表权的计划，并且批评了禁止移民进入耶路撒冷是行不通的，只可能对该城的经济前途产生威胁。他说，完全解除武装是无视这样的事实：犹太区被阿拉伯领土三面包围，这种形势使解除武装的形式上的平等成为表面文章；犹太耶路撒冷的将来，是成为以色列国的一部分；国际责任除非只限于绝大部分圣所所在的旧城，也就无需超出对圣所的监督。⁽¹⁵³⁾阿拉伯国家（包括约旦在内）的总政策是：依照联合国大会1947年11月所提出的分治建议的原来条文，承认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原则；但，特别是埃及政府，仍然反对把任何领土划给亲英的阿卜杜拉国王，⁽¹⁵⁴⁾因而打定主意要迫使依据实际情况将耶路撒冷国际化。阿卜杜拉则坚持只要以色列人撤退至1947年11月分配给他们的地区，他就可以放弃阿拉伯人的那半个城市——在战略上，那可是“约旦的要冲之地”。⁽¹⁵⁵⁾他准备根据这样的条件，通过调解委员会的协助，或直接与以色列人谈判，以求得和平解决。⁽¹⁵⁶⁾

当调解委员会的建议于11月24日提交联大特别委员会时，美国代表认为这些建议是一种“适当的、可行的、合乎常识的途径”，实行这些建议，联合国每年所费不到100万美元，比1947年建议的每年花3 000万美元将耶路撒冷建成为一个单独实体的办法要好得多；而且，现在的建议还把自1947年以来的政治发展也考虑到了。他的政府确信耶路撒冷地区应在国际监督之下非军事化，但是，他们不能附和关于联合国委员会（除了紧急时期外）应该有权限制或禁止犹太人（或阿拉伯人）定居在耶路撒冷的建议。法国代表认为这些建议作为讨论基础是有价值的，并在以后得以修改的条件下予以支持。澳大利亚政府代表两年前曾支持建立以色列国，而现在则建议应将调解委员会扩大，并给予一年时间制定一项把耶路撒冷地区作为单独实体的计划，以完全实现其国际化。⁽¹⁵⁷⁾在卡多根宣布英国政府全面支持调解委员会的草案后，摩西·沙雷特代表以色列对此加以强烈攻击。他说，这是把“宗教象征主义的迫切要求”，“毫无理由地”置于自有其工商业、教育和文化的耶路撒冷新城的“生活需要之上”。他建议联合国应只保留监督圣所的职能：

旧城只占耶路撒冷市土地的6.5%，只占计划中的城区的2%，城内有3种信仰的主要圣所，全部基督教管区、若干修道院、穆斯林教坛和一个包括所有古代的犹太教会堂在内的犹太人区；这里大部分是狭窄、弯曲、有拱形圆顶的僻街小巷，两旁都是些破旧肮脏的阿拉伯人……的房屋。城内的犹太教会堂……自从战争结束后，实际上已经夷为平地。阿拉伯当局已拒绝犹太人接近哭墙。……

如果能提供较好的居住条件，劝诱围墙内旧城的阿拉伯居民自愿迁出这片拥挤不堪的居住区，定居安顿在旧城围墙以外的空地上，就可将有围墙的旧城改变为只包含圣所和教坛的场所，在联合国的保护下，专供各种宗教信徒的礼拜及朝圣之用。⁽¹⁵⁸⁾

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许多投票人可能被这样的想法所动摇：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只从政治及实用主义的考虑来决定其将来的普通城市，而是这样一个城市：与它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宗教联想，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至高无上的。支持完全国际化的是罗马天主教、希腊教会、阿拉伯和穆斯林集团（约旦除外），以及苏联集团。苏联集团把美国和英国政府赞成一个迁就现实情况的方案，归之于帝国主义的动机。但正是这两个政府和法国，更为关心不使联合国（可能又一次像前两年一样）作出无权或无力实行的建议。当11月末，特别委员会指派一个17人小组委员会研究各项建议，搞出一个决议草案时，在以色列，有人希望完全国际化或调解委员会的折衷方案⁽¹⁵⁹⁾都得不到必要的2／3多数。但小组委员会于12月2日汇报，提出一个将由托管理事会制定法规的完全国际化建议草案。⁽¹⁶⁰⁾美国代表袭用英国政府两年前对于巴勒斯坦分治建议所用过的几乎是同一种说法，⁽¹⁶¹⁾批评了这个建议，他说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可能会引起使用联合国所不准备使用的武力。美国代表支持荷兰和瑞典代表提议的折衷方案，依照这个方案，联合国专员的权力将限于保护圣所；但是美国政府这种为时已晚的行动，不能使它免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责备，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对犹豫不决的代表们施加其有力的影响，以对抗“梵蒂冈的直接干涉”。⁽¹⁶²⁾在12月7日的特别委员会上，完全国际化的决议案，以超过必要的2／3的多数通过，投票赞成的国家是各式各样的；⁽¹⁶³⁾9日在联合国大会的全体会议上也以多数通过，票数又有增加。

托管理事会于12月19日指示其法国主席罗歇·加罗去准备工作文件，作为耶路撒冷国际化法规草案的基础，这时，联合国和美国都警告以色列和约旦双方不要作出任何行动以损害有利于国际化的决议案。但是，12月26日，以色列议会在耶路撒冷而不在特拉维夫开会；除外交部仍留在特拉维夫与各国外交使节保持接触外，其余大多数还未迁至耶路撒冷的各部现在都一起迁去；1950年1月23日议会批准一个声明说，自从将近两年前宣布独立以来，耶路撒冷就已经是以色列的首都了。据报道，以色列与约旦政府正在讨论一个协定，其中有一项就是要解决它们在耶路撒冷的各自的管辖区问题；而罗歇·加罗则于1月30日向托管理事会提出一个介于联合国大会的完全国际化决议案与调解委员会建议案之间的折衷方案。他的提议是：既然整个耶路撒冷地区应该是一个非武装的单独实体，犹太人区和穆斯林区仍应分别隶属于以色列和约旦的主权之下；旧城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居住区以及在旧城墙外的数处圣所，应置于联合国集体主权之下，作为一个“国际城”，其居民得自由选择作为该城的公民，或保留其现有的国籍。⁽¹⁶⁴⁾但这个提议遭到有关各方面的拒绝，认为这是个不能接受的折衷方案；以色列不愿改变它合并犹太新城的意图，约旦甚至不愿讨论国际化问题；托管理事会只得转向于修改它那个已于1948年拟就的法规草案，这是一种学究式的任务，也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直至4月4日才告完成。⁽¹⁶⁵⁾

（五）介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之间的阿卜杜拉国王（1950年）

同时，对于国际化建议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之支持这些建议，以色列与约旦都是一致反对的，它们彼此之间一直在谈判一个解决方案。据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了解，在联合国大会讨论耶路撒冷问题之前，阿卜杜拉国王已重新要求通过贝尔谢巴和加沙至地中海的出口，要求归还失去的耶路撒冷阿拉伯郊区，并寻求在海法能有一个自由港的便利，而作为交换条件，却只给以色列一些有限的好处，让它在亚喀巴湾能有一个自由港，能有一条通路到达死海北端钾碱厂的遗址（那个工厂，犹太人早就放弃并且放火焚烧过，1948年5月又被阿拉伯人掠夺过）。⁽¹⁶⁶⁾这些条件当然非以色列所能接受。但在1950年初，由于联合国大会已通过决议，要对耶路撒冷实行国际化，据了解，以色列政府便接受阿卜杜拉的5年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作为谈判基础；根据这个条约，将准许自由越过现存的停战线进行贸易和旅行，并在海法开辟自由港区使约旦得到它所亟需的地中海出口。⁽¹⁶⁷⁾但又据说，本-古里安和以色列军事当局，在稍示慷慨是否可取的问题上，与其外交部长意见不同。关于可望达成一项协议⁽¹⁶⁸⁾的事，从以色列传出一些互相矛盾的报道，结果使得阿卜杜拉国王在埃及和叙利亚以及在约旦国内的敌人一下子都起来反对他。1950年3月初，反对与以色列和解的约旦陶菲克·阿布勒-胡达政府辞职，但是在萨米尔·里法伊组织一个比较依从阿卜杜拉愿望的政府遭到失败后，陶菲克·阿布勒-胡达政府又改组留任。在埃及，华夫脱党政府由于1950年1月的大选而重握政权后，展开了一次猛烈的宣传运动，来反对阿卜杜拉，作为其反英总政策的一部分，并毫不踌躇地捏造了一个故事说：阿卜杜拉与本-古里安，在亚喀巴湾的一艘英舰上，当着英美两国公使的面，秘密签署了一个协定。⁽¹⁶⁹⁾阿卜杜拉·塔尔，一位年轻的阿拉伯军团退役军官，于1948年防卫耶路撒冷时曾得到阿卜杜拉国王的宠爱，但后来由于他自命不凡的野心得不到满足，辞职退居开罗，现在正好抓住机会将数份以色列人于1949年3月强逼阿卜杜拉国王签订的舒奈协定供给《今日消息》周刊，⁽¹⁷⁰⁾并提议阿拉伯国家联盟应要求阿卜杜拉国王退位。驻沙特阿拉伯的约旦公使，也辞职迁居开罗，当阿拉伯联盟于3月25日召开春季会议的时候，由埃及带头的一项动议，以阿卜杜拉与以色列谈判为理由，要求开除约旦的盟员资格。⁽¹⁷¹⁾但是这些谈判已突然停顿，⁽¹⁷²⁾4月1日（据说，经英国在埃及和约旦之间调停以后）约旦驻开罗公使代表他的政府签署了这样一个阿拉伯国家联盟决议案：单独与以色列订立条约或协定，应受剥夺盟员资格的处罚。

在外约旦和阿拉伯巴勒斯坦的残余部分举行大选，这已在1949年12月宣布，并于1950年4月11日付诸实施，阿卜杜拉声言，约旦政府今后将对选出的议会负责，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向英王负责。前任穆夫提则发出抵制的号召。“在希布伦、纳布卢斯以及［耶路撒冷的］旧城发生一些骚动，有人出来告发伪造选票：据说有一个地区的投票数远远超过100%。”几位知名的“批评阿卜杜拉政策的人物当选，新内阁的11个阁员中有5个是巴勒斯坦人”。⁽¹⁷³⁾新内阁首相赛义德·穆夫提于4月24日宣布阿拉伯巴勒斯坦（除加沙地带由埃及占领外）正式合并于约旦，而对两日前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提出的警告置之不理；参众两院联席开会给予批准。⁽¹⁷⁴⁾以色列政府拒绝承认这一“单方面的”合并行动，并宣布他们认为“约旦以西的阿拉伯地区”的地位，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¹⁷⁵⁾4月27日，英国国务大臣在一项声明中宣布英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正式的和法律上的承认。⁽¹⁷⁶⁾1948年英国—约旦条约将可以适用于以色列—约旦停战线以东的整个领土，或者经过双方同意而修改的停战线以东的整个领土，但和平时期英国将不在约旦河以西寻求军事基地；又鉴于去年12月联合国大会曾投票赞成国际化，英国对以色列和约旦分治耶路撒冷地区只作事实上的承认。这位大臣支持丘吉尔提出的关于使阿卜杜拉国王与韦茨曼总统“实现最密切和谐的接触”的可能性问题；但英约条约扩展到阿拉伯巴勒斯坦，这是以色列政府难以接受的，以色列政府与阿卜杜拉谈判时总是坚持这个条约的适用范围应限于外约旦。⁽¹⁷⁷⁾埃及这时向阿拉伯国家联盟政治委员会提出：应该将约旦开除出去，因为约旦固执己见，合并阿拉伯巴勒斯坦；但由于伊拉克和也门的弃权，在5月15日那天没有获得一致通过。6月间复会，埃及要求开除约旦，只有沙特阿拉伯支持，因而不得不满足于一个保持面子的决议（伊拉克于5月间提出这个议案作为一个折衷办法时，曾被阿卜杜拉所拒绝），即：“约旦占据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部分，作为委托约旦代管，直到巴勒斯坦问题按当地居民利益获得最后解决时为止。”⁽¹⁷⁸⁾

（六）1950年5月西方三强宣言

与此同时，5月11—13日美英法三国外长在伦敦开会，以求协调他们关于中东的政策。争论问题之一是对中东国家的军火供应。1949年8月安全理事会裁定：阿拉伯同以色列缔结的停战条约，取代了暂时休战以及与此有关的军火禁运，⁽¹⁷⁹⁾这时，联合国对巴勒斯坦战争中的交战国的军火禁运，也已经解除。于是，英国依照它跟埃及、伊拉克和约旦的条约义务，恢复对这些国家供应军火；据传说，法国也供应相当数量的军火给它的被保护人叙利亚独裁者胡斯尼·扎伊姆。⁽¹⁸⁰⁾尽管英国供应的军火，官方说成只是“数量有限”，⁽¹⁸¹⁾但据指出，那些军火包括喷气式飞机、坦克和大炮，不仅可能作为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保卫中东之用，还可能更直接地作为阿拉伯反对以色列的“第二个回合”之用；于是，以色列便被逼“以暴涨的高价通过曲折的途径”来购买军火，因为英国和美国对它还是拒绝供应的。据称，英国官方的意见认为：以色列尚拥有优势的军事力量，因而它对于同阿拉伯邻国的任何解决办法都采取僵硬态度；⁽¹⁸²⁾但有传闻说，美国政府反对英国方面对阿拉伯各国提供军火的那种规模，带头主张在这个问题上举行三国会谈。⁽¹⁸³⁾这些外长所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法国和美国国内的某些方面，明显反对据说是英国的一种作法——鼓励伊拉克和约旦政府把叙利亚共和国拉进某种“肥沃新月统一”的方案之内。⁽¹⁸⁴⁾因此，美、英、法三国政府于5月25日发出一个联合宣言，证实它们反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展开的军备竞赛，而且声明：这些国家对军火或作战物资的一切申请，都要从合法自卫的角度以及对保卫整个地区所起的作用方面来加以考虑。三国政府宣称：

三国的愿望在于促进建立并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它们坚定不移地反对在这个地区的任何国与国之间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三国政府如发现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准备侵犯边界或停战线，将一如既往地履行其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立即在联合国内及联合国外采取行动，以防止这种侵犯。⁽¹⁸⁵⁾

阿拉伯人反对这个宣言，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宣言保证三大国支持维持停战线，而这些停战线是由以色列在美国默许下破坏休战才获得的；同时，有鉴于美国的态度，阿拉伯人怀疑：这三个大国是否会在事实上进行有效干涉以防止以色列使用武力作进一步扩张。在一篇很长的回答中，阿拉伯国家联盟政治委员会宣称，尽管它们怀有对和平的真诚愿望，它们却不能准许发生任何蓄意损害它们主权或独立的行动。⁽¹⁸⁶⁾

（七）结论

（1）阿拉伯各国的失败和难民

阿拉伯国家联盟节节失败，首先是未能用武力阻止以色列国家的诞生，其次是未能把以色列这个国家限制在1949年11月联合国大会所建议的地区之内，以实现一项公平合理的领土交换。联合国和态度更为勉强的英国，终于在1949年和1950年分别承认了上述事实。在埃及的努克拉希帕夏和阿卜杜拉国王被暗杀事件中，以及在叙利亚的一连串军事政变（包括两个陆军上校独裁者被枪杀）中，⁽¹⁸⁷⁾我们已经看到阿拉伯各国国内那种早已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但是，更加根本的问题却是：阿拉伯人的自尊心和正义感所受到的严重冲击，有力地推动了他们对西方的权威和势力的反抗，这种反抗本来就是他们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所固有的东西。正是英国，在贝尔福宣言中首先发起建立巴勒斯坦犹太民族之家，以后又用英国军队对它加以保卫，最后特别是在1936—1939年又镇压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叛乱——所有这些都难以从阿拉伯人的记忆中消除，纵然英国自1939年以来就努力抑制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在巴勒斯坦称霸的企图。在阿拉伯人眼里，英国在1938—1939年⁽¹⁸⁸⁾镇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时采取的措施是多么坚决，而现在对付以色列人却犹豫不决、半心半意；英国于1947年在犹太复国主义得寸进尺面前的步步退让，以及在1948年的放弃委任统治权，都被认为是比美国对以色列的积极支持还要严重的出卖。虽然，也有两个卓越的阿拉伯思想家敢于坦率地在文章中对失败的种种原因进行分析，但是，大多数阿拉伯人却往往只看见在巴勒斯坦战争的失败中西方应负的那部分责任，而看不见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团结和军事上紧密配合方面的缺陷。穆萨·阿拉米（前巴勒斯坦政府的一个官员，他在1937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叛乱时辞职，后来又同穆夫提极端主义割断了联系，在1944—1945年的历次创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会议上，都正式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¹⁸⁹⁾并于1946年在伊拉克政府的协助下在美国、伦敦和巴黎各地设立阿拉伯办事处，以对抗这些地方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就承认：首先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其次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在组织、纪律和万众一心各方面，都完全不能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相匹敌；两者都被本身的分裂和松弛懈怠给害了：

在敌人面前，阿拉伯人没有一个国家，只有几个小朝廷；是几个集团，而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彼此心怀恐惧，互相监视，尔虞我诈。他们所最关心的事和指导他们的政策的东西，不是打胜仗和从敌人手中把巴勒斯坦拯救出来，而是在这场斗争结束后会出现什么局面，谁将会在巴勒斯坦占据统治地位或谁将会把巴勒斯坦据为己有，以及他们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野心。他们所宣布的目标是拯救巴勒斯坦，而且还说，以后巴勒斯坦的命运应该交给它的人民。这种话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在内心深处，他们都希望一切全是自己的；哪怕只剩下了残羹渣滓，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要急于防止他们的邻人优先占去。⁽¹⁹⁰⁾

另一方面，大多数有政治头脑的阿拉伯人，都倾向于把他们失败的大部分责任推到以色列、西方国家和联合国身上去；他们这种拒不面对事实的态度，最有害的是表现在对于处理阿拉伯难民问题的所建议的各项实际措施上。联合国的一个经济调查团于1949年11月估计，难民的数目为757 000人，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仍然留在他们的村庄里，但是从前维持他们生活的土地，却由于与以色列划定的停战界线而同他们隔绝了。⁽¹⁹¹⁾据估计，在这个总数中，不到1／5暂能自给或另有生活着落，而其余则全然无依无靠。难民当然要求重返家园和收回田产，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导人却不敢告诉他们这只是痴心妄想。以色列必须对这批遭劫的人们归还其全部的家园和土地——这已经成了一项必须要顽固坚持的阿拉伯政治原则了（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公开异议，对一个阿拉伯政治人物来说是会发生人身危险的，不管他私下会怎么说）；一些政治上不负责任的出谋划策者则鼓励难民坚持要求，寸步不让，并拒绝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于1950年初成立，代替了单纯的救济组织）让他们在适宜的阿拉伯国家土地上重新定居和再建家园的建议。阿拉伯各国政府本身（阿卜杜拉国王的政府除外，由于他希冀巩固其已经扩大了的约旦王国）却都不大赞助这种重新定居的建议。⁽¹⁹²⁾1949年联合国经济调查团所建议的重新定居计划的费用，由于世界物价的上涨而增大，远远超过了联合国会员国自动捐款的总数。朝鲜战争产生了一个新的难民问题，在大多数国家的眼里较之现在的阿拉伯难民问题更为迫切。1952年中，一个旅行者发现大多数的阿拉伯难民都处在极为悲惨、无人过问的环境中，靠着仅有的一点救济苟延残喘。⁽¹⁹³⁾

（2）以色列的经济问题

阿拉伯人特别抱怨的有一件事：阿拉伯人原有400—500万英镑的款子存放在银行里，由于这些银行在巴勒斯坦分治时划归以色列控制，结果作为敌产被没收了。以色列政府一贯宣称，它将考虑发还这笔款子，并按照规定数目接纳一部分回乡的阿拉伯难民，或用其他方式作出贡献以改善这批难民的处境，但这必须成为与阿拉伯各国谈判总的和平解决方案——包括阿拉伯各国停止对以色列的经济抵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诚然，以色列在物质上所能提供的东西是极为有限的，因为以色列取得独立和打败阿拉伯人所付的代价也并不小。除了以色列最强壮的男人的伤亡外，⁽¹⁹⁴⁾所耗费的金钱就达1亿英镑，平民财产的损失在1 000万英镑以上。⁽¹⁹⁵⁾在阿拉伯各国方面，战争所造成的当前的物质损失比较起来还不像今后在民族心理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那么重大。犹太复国主义者搞垮英国委任统治的权力以及同阿拉伯人打仗，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移民自由。一旦以色列宣告了独立，以色列的大门就必须对移民敞开，让其无限制地流入，⁽¹⁹⁶⁾这在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军事上无疑也是有利的。到1950年底，流入的人数已达50万人，大约比在委任统治结束时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人口又增加了70%。在本-古里安的领导下，以色列进入了和平时期的生活；他不断表现出令人钦佩的精力和才略，并且充满了高度的信心。⁽¹⁹⁷⁾当时有一种倾向，人们都相信紧接着政治上智胜英国政府和军事上战胜阿拉伯人这两个奇迹之后，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也将会同样像奇迹般地得到解决。以色列的主要出口物是柑橘和钾碱，但缺乏足够的能源（特别是从伊拉克把从基尔库克油田通至海法炼油厂的输油管失掉后），也缺乏大多数重、轻工业部门所需要的主要原料以及人与牲畜所需要的基本粮食和饲料。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依靠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的超人的智慧和计谋，并得到世界犹太人在财政上的不断支援，才能从无到有搞起来。1948年，即巴勒斯坦战争的那一年，通过犹太人联合会的呼吁，美国方面的私人捐献就有1.5亿美元（1950年降至8 600万美元）；1949年初，进出口银行给予以色列1亿美元的贷款，后来又增加了3 500万美元。估计头三年中，作为赠予、贷款或投资，在美国为以色列募集的款就超过了4亿美元。⁽¹⁹⁸⁾在1939年前，移民“先驱者”（哈卢齐姆）都要经过仔细的选择和训练，以便一到巴勒斯坦就能在经济上发生作用，但是这种办法对独立后的年代里大量流入的移民就不能适用了。移民的数目激增，住房供应跟不上，即使是利用原来阿拉伯难民丢下的村舍也无法满足需要，⁽¹⁹⁹⁾而可以利用上的资源也不足以给移民安置就业，从事生产。此外，新的移民成分上也参差不齐，因为大多数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创造性热情所感召的人们，过去移民时早就被接纳到以色列来了。那些被准许离开东欧国家的犹太人，大部分只是些从铁幕后面共产党统治下逃出来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中间有相当数目的一部分还打算干他们那小本经营的老行当，都跑到特拉维夫、海法和耶路撒冷等城市去，使那儿已经拥挤不堪的人口更加拥挤。从也门、伊拉克和利比亚⁽²⁰⁰⁾来的东方犹太人，带来了社会和经济同化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为了拯救他们，使他们摆脱阿拉伯人报复的危险和离开还是中世纪犹太区的那种生活环境，曾组织了不断的空运。从美国和其他地方流入的资金，原来是打算投向那些增加出口、代替进口或满足基本需要的各项计划中去的；但这些目标是否正在达到，有人表示非常怀疑。⁽²⁰¹⁾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国家1950年的出口（由于缺乏原料，商品范围非常有限），仅仅相当于其进口的1／8，它将怎样来承受每年超过现有人口20%的移民所同时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它将怎样维持一支按比例看来数目很大而又装备精良的军队，以阻止阿拉伯各国发动“第二个回合”的冒险行动；以及它又雄心勃勃地要为组织起来的工人谋求中欧的生活水平，而在执政的以色列工党（在本-古里安领导下）和遍布各地的犹太工人总工会联盟中，这些工人的政治影响虽然高于一切，但其实际生产效率却难以维持这样的生活水平。⁽²⁰²⁾1950年，以色列政府采用了一种政策，把新来的移民都直接迁到工作营（“马阿巴罗思”）——特别是那些人口比较稀疏的边疆地区的工作营。在这些地方，他们可以被安置到农耕、公路建筑或植树等工作方面，或者他们可以在工业中找到固定或临时的就业机会。可是，这仅仅是治标的办法，因为世界物价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上涨，使财政部长的困难与日俱增。政府企图在最基本的食品和衣着方面强使消费者接受一种节约的制度，但是由于商品和外汇的黑市猖獗，使这种企图大部分归于失败。这种黑市使以色列镑的自由兑换价格大为降低，牌价从2.80美元兑换1以镑跌到非正式的喊价仅有0.6美金。为了努力在“经济生存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制造一个转折点，以色列政府于1952年2月13日开始推行其所谓的新经济政策，把以色列镑的汇率从2.80美元逐渐压低到仍然不现实的1美元这个数目：移民入境在1952年也削减到只有1951年数字的13.5%。1952年6月的管制外汇和发行强制性公债，使货币流通量暂时减少了15%；可是到12月份，数字又超过以前5月1日的最高额，而至1953年2月还在上升。出口在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51年头7个月的16.7%跌到只有1952年同期的13%。前几年富有魅力的种种预测如今都被抛弃了。举个例子说，本-古里安所宣布的雄心勃勃的造林计划已经公认是“投资年限长，对生产远水救不得近火，结果是弄得财力大为枯竭”⁽²⁰³⁾。前财政部新经济政策的总管在回顾一年来的实施情况时，不得不把以色列描绘成“一个贫穷和不发达的国家”，又“缺少保证购买力扩大的潜力和资产”，新经济政策不是“而且也并不打算作为一帖可以治好我们经济生活中种种毛病的万应灵药，而这种种毛病则是需要和可能、目的和手段之间相差悬殊所造成的结果”。⁽²⁰⁴⁾

(1)　见L·阿维格多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9年4月29日，第4页。这个代表团有两个成员，其中之一就是俄国出生的妇女劳工领袖戈尔达·迈耶森夫人，犹太代办处政治部的代理主任。

(2)　贝文后来指出，阿拉伯军团只是“在联合国指定给阿拉伯人的地区中”进行干涉，并没有进入指定给“建议中的犹太国家”的地区（1948年5月26日和6月2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51卷，第187栏，第999—1000栏）。

(3)　见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第170页，1948年5月18日的日记；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246页，关于本-古里安的报道；并参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6月11日，第5页。

(4)　战斗部队的这些疾苦，后来虽经过查究，但大部分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终于酿成1952年7月埃及的军事政变。

(5)　详见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207—217页，第272页。

(6)　见本书末图三；参阅扎赫尔，前引书，第251—255页；皮尔曼：《以色列的军队》，第131—133页；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49页。

(7)　见莱文，前引书，第151页；扎赫尔，前引书，第257页。

(8)　见上文，原著第254页。根据莱文，前引书，第154页的说法，军团的干涉使幸存的犹太人得以未受当地阿拉伯村民的屠杀。

(9)　见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261页；皮尔曼：《以色列的军队》，第142页，第144页；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244—245页；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35—36页。

(10)　这就是那条被说成神话般的“缅甸路”，后来由一条较长的但是通行比较方便的“勇敢之路”所代替；见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第229页，第236页；扎赫尔，前引书，第261页。

(11)　见扎赫尔，前引书，第262—263页。作为联合国耶路撒冷停战委员会主席的法国总领事，于1948年5月17日报告说，犹太代办处拒绝了阿拉伯人所提出的，要被围困在那座大教堂里的大约300名犹太战斗人员和200名非战斗人员投降的条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70号，第2页，文件S／758）。

(12)　杰弗里·D·戈尔茨坦：“和贝文先生的一次谈话”（Geoffrey D.Goldstein：“A Talk with Mr.Bevin”），《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51年2月9日，第10页。

(13)　英国军官共计37人：大多数是从英国军队中借调来的，13人是和约旦政府订有合同关系的平民，还有3人（包括军团的司令J·B·格拉布陆军准将）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期满时已与英国殖民地政府断绝关系，参加了约旦军队。至少有一个美国军官，大卫·马库斯陆军中校，在以色列那边参战。

(14)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8年5月19日；参阅上文，原著第270—271页。

(15)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72号，第42—44页。

(16)　哥伦比亚、法国、乌克兰、美国和苏联赞成；阿根廷、比利时、加拿大、中国、叙利亚和联合王国弃权。

(17)　韦茨曼总统于5月25日受到杜鲁门总统的接见。据报道，他曾要求贷款9 000万至1亿美元，其中一部分需要用来购买坦克和反坦克炮（《泰晤士报》驻华盛顿记者报道，1948年5月26和28日）。

(18)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8年5月24日。

(19)　《国会记录》，1948年5月21日，第6279—6281页。1946年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曾施加压力，使美国对英国的贷款要求要以英国立即让10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为条件。然而，拉比斯蒂芬·怀斯曾反对这种在贷款上强加条件的企图。

(20)　弗兰克·奥利弗（Frank Oliver）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文章，1948年5月30日。

(21)　然而，《泰晤士报》驻耶路撒冷的记者曾报道英国军官参加了26日在那里的战斗（《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5月28日，第1页，援引5月27日《泰晤士报》的早晨版；参阅5月26日贝文对质问的含糊的答复，下院辩论，第5辑，第451卷，第187—188栏）。后来据报道，贝文曾于5月20日告诉一位议员说，他在战事开始时曾命令所有的英国军官都从阿拉伯军团撤出；可是他又提到：“把英国军官留在阿拉伯军团的目的是希望这样会防止部队涣散，使军团有纪律，以及他们能在未来的阿拉伯地区上维持秩序。”（杰弗里·D·戈尔茨坦：“和贝文先生的一次谈话”，《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51年2月9日，第10页）

(22)　见上文，原著第267页。伯纳多特伯爵是瑞典王室的一个成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积极参加红十字会工作。

(23)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76号，第6—7页，第9页。

(24)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1948年5月增编，文件S／801。

(25)　英国政府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大肆攻击，因为它把七八千名适合军龄的非法犹太男移民继续扣留在塞浦路斯的收容营中，一直到1949年1月。联合国调解人小心地避免赞成或者谴责英国的这一行动。

(26)　“口粮定量比纳粹集中营里还少”（E·拉泽松少校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8年7月2日，第3页）。“一个多星期以前有些部分的士兵只能吃到面包和人造巧克力酱。燃料的情况极糟，最后剩下那部分石油是供全城暖气系统用的，现在也都被征用来供给面包厂了。……假如不是为了耶路撒冷的这种局面，政府决不会同意停火。”（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第243—244页，1948年6月10日的日记）

(27)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6月增编，第77页，第79—84页，文件S／823、S／826、S／829。

(28)　伯纳多特：《前往耶路撒冷》，第31页，第57页。

(29)　伯纳多特：《前往耶路撒冷》，第191—193页，第198页。

(30)　观察员的分布状况：

材料来源：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3届会议，增编第11号〔S／648，《联合国调解人的进度报告》（Progress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Mediator）〕，第38页；又见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41页。

(31)　详情见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272页。

(32)　埃胡德·阿夫里埃尔（Ehud Avriel），1948年6月20日正式派驻捷克斯洛伐克的以色列公使（《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7月16日，第2页；10月15日，第6页），后来被称为本-古里安的“驻欧洲购买军火的主要代理人”（乔恩·金奇在《评论》上的文章，1952年9月，第243页；参阅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249—251页；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42页）。以色列共产党领袖舍穆勒·米库尼斯（Shmuel Mikunis）后来说，他在1948年5月间曾得到本-古里安的允许去访问欧洲共产党国家，从那里购买武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51年5月11日，第6页）。

(33)　两名英国军官和两名二等上士因出售武器从“哈加纳”方面得到大约2万英镑；见关于审讯他们的报道，《泰晤士报》，1951年10月21日和28日；12月13日和14日。

(34)　以摄制一部文献纪录片作为掩护，“哈加纳”驻英国的主要代理人曾为以色列买过飞机。他的英国同谋者中有两人因这种非法的输出被判刑，另一个人供认曾处理掉一个犹太汽车商的尸体，此人和后者一道曾同一帮把飞机和武器走私到以色列以及把汽车走私到英国的集团有过关系（《泰晤士报》，1948年4月26日，10月10日；1950年1月24日和26日，12月23日）。

(35)　见贝京：《起义》，第154—159页，第166—175页；凯斯特勒：《许诺及兑现》，第245—252页。这批非法军火的一部分，已经于6月20—21日夜晚在特拉维夫和海法之间的地方，卸到了岸上，但联合国观察员们未能从以色列当局方面把这批军火没收；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1948年7月增编，第13—17页，文件S／862和S／861／Add.1，并参阅伯纳多特：《前往耶路撒冷》，第123—124页，第188页。

(36)　见上文，原著第267页。

(37)　见伯纳多特，前引书，第126—131页。

(38)　以色列临时政府的驻伦敦代表（温和派的内厄姆·戈德曼博士）于5月26日告诉调解人说，英国正在考虑这样的领土交换，而且评论道，“犹太领导人们自己对南内格夫的重要性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同上书，第10页）。据说，贝文在他1947年2月间同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的谈话中曾劝他们不要要求巴勒斯坦南部的领土（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28页）。

(39)　詹姆斯·G·麦克唐纳7月底从伦敦美国大使馆的一个成员的谈话中听到说，调解人关于耶路撒冷的建议“大部分”也都是英国政府的建议（《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20页，第62页，并参阅乔恩·金奇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8年7月31日，第3页）。不过，这位调解人曾斥责一家以色列报纸的报道不负责任，因为它硬说他曾和英美两国政府进行了直接联系（伯纳多特，前引书，第107页）；关于他所以建议把耶路撒冷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的理由，见同上书，第152—153页。

(40)　同上书，第118—119页。

(41)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7月增编，第27—30页，文件S／870。

(42)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成功湖记者报道，1948年7月10日；参阅《泰晤士报》，1948年7月10日。法鲁克国王1952年被迫退位后受到指控说，就是他强迫了一个（由马哈茂德·法赫米·努克拉希领导的）不愿意打仗的埃及政府和军队同以色列开战的。

(43)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扎姆本人曾于5月30日对调解人说，“阿拉伯军队的战略和技术地位特别有利……因此他们不会有多大困难就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一项对他们有利的军事解决”（伯纳多特：《前往耶路撒冷》，第34页）。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拉克代表后来声称：“阿拉伯军队正在向特拉维夫集合，并在即将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的时候，调解人出来干涉了。”〔1948年11月17日的发言，《大会第三届会议正式记录》（Official Records of the 3rd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第1部分，第一委员会，第663页〕

(44)　《泰晤士报》驻开罗记者报道，1949年2月11日。下列各战线上阿拉伯和以色列被俘人数的比率，说明观察员的分布状况：

材料来源：沙布泰伊·罗森尼：《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停战协定》（Shabtai Rosenne：Israel's Armistice Agreements with the Arab States），特拉维夫，布卢姆斯坦因代国际法律协会以色列分会出版，1951年版，第64页注①。以色列人还俘获同阿拉伯人一起作战的英国人13名和其他国籍的人2名。

(45)　《泰晤士报》驻中东记者报道，1948年8月2日。

(46)　马吉德·哈杜里：“肥沃新月统一的方案”，《近东与诸大国》，理查德·N·弗赖伊主编，第155页，第158页。

(47)　见上文，原著270—271页，以及埃斯蒙德·赖特：“阿卜杜拉的约旦，1947—1951年”（Esmond Wright：“Abdallah's Jordan：1947—1951”），《中东杂志》，1951年秋季，第5卷，第445页。

(48)　法鲁克曾于6月7日通知调解人，他刚收到约旦外交部长的抗议，说埃及部队在巴勒斯坦战争中使用的国旗比阿拉伯军团的约旦国旗大4英寸；这曾引起“严重的纠纷”（伯纳多特：《前往耶路撒冷》，第69页）。

(49)　《纽约时报》，1948年7月12日。

(50)　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255页；参阅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7月增编，第65页，文件S／891（耶路撒冷停战委员会主席的报告，1948年6月11日）。

(51)　但见皮尔曼：《以色列的军队》，第151—153页；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278—281页。以色列人得力于两辆克伦威尔式坦克，这是他们在英国人即将最后撤出海法之前通过腐蚀一些英国士兵而取得的〔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43页；格尔雄·阿格龙斯基（Gershon Agronsky）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8年9月10日，第7页〕。

(52)　见《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7月30日，第5页，1948年8月20日，第1页；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252—255页。

(53)　7月12日扣住未发的英国对约旦的补助50万英镑，于28日付讫，以酬答约旦接受新的停战决议。

(54)　联合国观察员证实，在第二次停战生效后的一周中，以色列人对卡尔迈勒山脉下的3个阿拉伯村庄进行“警察搜查”，结果是村民被打死或失踪的“将近130人”；其余的居民被赶跑，两个村庄被毁灭。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则指控说，被逮捕和屠杀的人数以万计（《联合国调解人的进度报告》，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3届会议，增编第11号，A／648，第40页）。

(55)　见伯纳多特：《前往耶路撒冷》，第141页，第145页，第203页。调解人最后裁决：以色列人退出停战后所占领的两个阿拉伯村庄，作为交换条件，拉特伦抽水站应交给一名联合国观察员管理。他希望对耶路撒冷的供水工作能于两三日内恢复。可是应他的请求派出的联合国的武装警卫人员还未来得及出发之前，阿拉伯人（可能是非正规军）在8月11—12日的夜间用炸药就把抽水站完全破坏了。以色列人于是开始使用他们自己的一条管道，并占据着那两个村庄不走。

(56)　伯纳多特：《前往耶路撒冷》，第60页。

(57)　见上文，原著第278页。

(58)　谢尔托克（1948年7月28日）和伯纳德·约瑟夫（8月3日）的声明：《联合国调解人的进度报告》，第12—13页。

(59)　伊尔贡被说服把耶路撒冷电气公司的5名英国职员移交给“哈加纳”去审讯，这5个人是因间谍嫌疑于1948年7月6日被他们逮捕的。可是1个英国籍犹太女人曾叙述过，在8月间她和几个相识的犹太人是怎样因类似的罪名而被斯特恩集团严刑讯问的〔波林·罗斯：《耶路撒冷之围》（Pauline Rose：The Siege of Jerusalem），伦敦，帕特莫斯出版公司，1949年版，第74—85页〕。这里，有重要意义的一点是极端分子集团的独立行动。

(60)　马丁·埃邦：“共产党在巴勒斯坦的策略”，《中东杂志》，1948年7月，第2卷，第265页注⑰。1948年，当亨利·华莱士召开民主党的美国总统竞选运动会议时，“在华莱士先生的记者招待会上散发的惟一文件就是斯特恩集团的文件……该集团已经在这里为华莱士的代表们设立了办公室”（《泰晤士报》驻费城记者报道，1948年7月25日）。当前任“哈加纳”总司令摩西·斯奈〔关于此人，见上文，原著第194页和第221页注⑤（即本书第322页和第367页注④。——译者）〕，于1947年重访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他的祖国波兰后，也认为“这个年轻的犹太国家如果转向苏联，比之依附伦敦和华盛顿来，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埃邦，前引文，第266—267页）。

(61)　苏联集团曾在安全理事会上激烈抗议不让苏联观察员进入巴勒斯坦一事（见上文，原著第276页），并一贯地对伯纳多特伯爵保持批评的态度，指责他在1939年芬兰受到苏联进攻时，曾为芬兰招募志愿军（参阅V·别列日科夫：“伯纳多特伯爵遇刺记”（V.Berezhkov：“The Assassination of Count Bernadotte”），《新时代》，1948年9月29日，第30页，转载于《工人日报》，10月19日〕。

(62)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116号（1948年10月14日），第15页。

(63)　伯纳多特：《前往耶路撒冷》，第158页。

(64)　同上书，第222页；参阅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47页。

(65)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10月增编，第5页〔代理调解人腊尔夫·J·本奇（Ralph J.Bunche）的报告，文件S／1018，1948年9月27日〕。

(66)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62—65页。

(67)　《纽约时报》驻耶路撒冷记者报道，1948年9月19日。

(68)　没有带武装的警卫这一点引起了各种解释。据美国派赴以色列的特使了解，调解人“不愿意”接受武装的警卫以“扩大以色列的权威”（麦克唐纳，同上，第85页，1948年9月25日的日记）。以色列政府在1949年5月3日的一项声明中说，调解人“认为由于他的地位关系，武装的警卫是不必要的，并且也……不适宜。……因此没有对他提供武装保护”（安理会文件，S／1315，第1页第3节）。然而，腊尔夫·本奇则报道说，虽然调解人从不要求武装的警卫，但如果地方当局认为要提供时，“他总是毫无疑问接受……正像他前几次访问以色列控制下的地区时那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10月增编，第6—7页，文件S／1018，1948年9月27日）。最后，《曼彻斯特卫报》驻特拉维夫记者报道说，以色列政府在致瑞典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承认，对调解人“未提供警卫，因为当时认为他也许不愿意要警卫”（《曼彻斯特卫报》，1950年6月20日）。

8月28日在埃及部队里服务的沙特阿拉伯非正规军杀害了两名联合国观察员，因为他们的飞机事先未通知就在加沙机场降落（《联合国调解人的进度报告》，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届会议，增编第11号，A／648，第40页，第16节）。

(69)　一个以色列军事法庭表示，它相信真正的凶手和“祖国阵线”组织（如果该组织确实存在的话），都是斯特恩集团队伍里的人，可是无法证明他们是奉该集团的命令行事的〔安全理事会文件S／1315，1949年5月3日，附件，第3—5页。在这个文件中的LHY三个字母是斯特恩集团的希伯来文正式名称“以色列自由战士”（Lohmei Herut Yisrael）的缩写〕。

(70)　见《泰晤士报》驻特拉维夫记者报道，1948年10月19日；1949年5月5日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的发言：《大会第三届会议正式记录》，第2部分，特别政治委员会，简要记录，第244页。

以色列警察后来逮捕了两个以前在耶路撒冷英国人圈子里活动的南非犹太人，说他们是斯特恩集团和英国情报机关两方面的代理人（见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134页）。苏联的宣传机器马上抓住这个暗示，说英国人组织了这一罪行〔见V·别列日科夫：“伯纳多特伯爵遇刺记”，《新时代》，1948年9月29日，第31页；G·奥西波夫：“查尔斯·克莱顿在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G.Osipov：“The Palestine Doings of Charles Clayton”），同上，1948年12月22日，第11页〕。

(71)　见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70—74页。

(72)　在雅法的斯特恩集团囚犯们把他们的监狱变成了一幕吉尔伯特（英国音乐喜剧家。——译者）式的滑稽场面，他们解除了狱中警卫兵的武装，接管了监狱，为招待朋友大请其客，请客时由警察巡官来充当酒吧的侍者。大多数人觉得这是一次胆大包天的开玩笑，是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不表示钦佩的壮举。甚至态度最严肃的法律家也说：“你可是不得不赞扬这些年轻人呀。”（迈克尔·戴维森在访问以色列后在1948年10月24日《观察报》上的报道；参阅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32页；以及《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21页注③）

(73)　《纽约时报》，1950年3月10日，6月20日，7月6日。

(74)　埃斯蒙德·赖特：“阿卜杜拉的约旦：1947—1951年”，《中东杂志》，1951年秋季，第5卷，第445—446页；《纽约时报》，1948年10月2日。

(75)　英国外交部估计，从第一次停战到1948年底期间，以色列空军飞机除去战斗中的损失外，由40架增加到140架（《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9年1月6日）。

(76)　见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届会议，增编第11号，A／648，第18页。

(77)　见本书末图三，和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48页，第49页，第80页。

(78)　见上文，原著第271—272页，第282页。

(79)　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10月增编，文件S／1042号，附件1，第58—60页，第62—63页；参阅以色列代表奥布里·S·埃班和代理调解人腊尔夫·本奇的发言，10月19日，同上书，第118号，第7—17页；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49—50页。

(80)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118号，第4页，和1948年10月增编，第55—56页。以色列陆军声称，10月6日和9日埃及军队曾袭击以色列阵地（皮尔曼：《以色列的军队》，第173页，第176页；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59页）；可是，扎赫尔坦率地写道，他觉得议论这个问题，“未免有点学究味道……埃及人由于莽撞从事、自食其果而大受谴责”（《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295页）。

(81)　见皮尔曼：前引书，第188页，第215页。扎赫尔：前引书，第299页。

(82)　以色列军队在夺取拜特吉卜林之后朝希布伦的方面向东推进，但被阿拉伯军团驱逐出丘陵地带（埃及军队已从其希布伦—伯利恒突出阵地撤出）。根据扎赫尔所述（前引书，第263页），本-古里安当时曾企图对耶路撒冷以北腊马拉地区的阿拉伯军团发动攻势，以图推进到约旦河，但为其内阁同僚所否决。

(83)　埃及宣传人员把此项功绩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功绩相提并论。见极端分子青年埃及党主席艾哈迈德·侯赛因：《保卫法卢贾》（Ahmad Husain：The Defence of El Faluje），伦敦，1949年作者自己出版的第6号小册子。

(84)　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122号，第17—21页，和第124号，第13—18页，1948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自从1939年白皮书公布以来，在这地区里的所有定居地，事实上都建立起来了，其主要目的是确定这些地方的所有权。这些定居地的人口总数大约只有2 000人（见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251页）。

(85)　哈尔·莱尔曼实际已承认，武器禁运的付诸实施，“严格上也变成了一面倒……只针对阿拉伯人。大家都知道武器是如何从捷克大量流入以色列的。联合国观察员看到海法地区装卸工为以色列卸下军火时，只得尴尬地站在一旁，无可奈何”（《以色列的创始及其明天》，第290页）。

(86)　11月19日，以色列政府通知安全理事会，其军队已经全部从自10月14日以来新攻占的地区撤出（安全理事会文件S／1051，1948年11月19日）；但是为了设法使该通知与他们实际上所保留的新占土地不矛盾，又称以色列的流动部队过去一直在埃及战线的后方地带活动，因此，这些地带并不是他们新占领的土地。

(87)　1948年11月6日，代理调解人的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11月增编，文件S／1071；参阅扎赫尔，前引书，第300—302页。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曾报道过，在以色列有一个“自由黎巴嫩运动”（1948年10月15日，第5页）；以色列代表后来通知安全理事会，有一些南部黎巴嫩（什叶）村庄曾请求置于以色列军事当局管辖之下〔1948年11月16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126号，第26页；参阅罗伊·艾伦：“以色列的最友好邻国，黎巴嫩”（Roy Alan：“Lebanon，Israel's Friendliest Neighbour”），《评论》，1952年6月，第13卷，第556—557页〕。以色列从北巴勒斯坦的德鲁兹和彻尔克斯人少数民族中为其军队招募分遣队：在英国委任统治结束之前，恐怖分子的斯特恩集团已获得阿布·加瓦什（古什）族的支持。该族来源于波斯尼亚克人。自19世纪初叶一直到英国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统治的期间，古什族在它的村庄据点里向来往于雅法和耶路撒冷之间的旅客勒索安全通行费〔见《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8月27日，第9页；《以色列经济学家》（Israel Economist），1952年7月，第8卷，第144页〕。

(88)　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3届会议，增编第11号，A／648，第18页。

(89)　石油开发（巴勒斯坦）有限公司为英美法—伊拉克石油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在这个地区事实上已经进行过一些探钻和勘探工作。见《石油时报：中东石油评论》（Petroleum Times: Review of Middle East Oil），伦敦，1948年6月，第64—65页。

(90)　但参阅上文，原著第286页。

(91)　见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53—58页。

(92)　关于投票情况，见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议正式记录》，1948年，第1部分，第一委员会，第887—890页。不顾来自其他阿拉伯各国首都的责难，12月13日外约旦议会一致通过把阿拉伯巴勒斯坦的其余领土加以合并的决议。12月20日，阿卜杜拉宣布任命他的亲信之一为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以取代他的死对头哈吉·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见埃斯蒙德·赖特：“阿卜杜拉的约旦”，《中东杂志》，1951年秋季，第5卷，第446—447页）。

(93)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128号，第11—12页。

(94)　法国和加拿大代表均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以色列能否算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一点，只能根据其履行联合国的建议来加以决定，而该建议则要在联合国大会辩论已故的调解人的进度报告后才能提出来。美国原想以色列能在本届大会加入联合国，结果大失所望。

(95)　以色列的申请在投票中得到美国、苏联、乌克兰、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赞成；比利时、加拿大、中国、法国和联合王国弃权；叙利亚反对。

(96)　见莫里斯·费希尔（Maurice Fisher）1948年12月28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正式记录》，第3年，第136号，第14—22页；皮尔曼：《以色列的军队》，第221页，第224页，第226页；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304—305页。

(97)　根据费希尔前引文所述，坚持要把“立即和全部撤出在法卢贾的驻军”作为先决条件；但根据扎赫尔所说，埃及要求以色列军队撤退到10月战争以前的阵地。

(98)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12月增编，文件S／1152，第300—304页。

(99)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137号，第23—25页。

(100)　见S·兰兹胡特：“中东穆斯林国家的犹太人”〔（S.Landshut：“Jewish Communities in The Muslim Countries of the Middle East”），伦敦，《犹太纪事》周刊（Jewish Chronicle），1950年，第33—38页〕；关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对犹太人的报复，同上，第47—50页，第59—60页。

(101)　警察局长在群众示威时被一个开罗大学学生打死以后，12月8日埃及政府命令解散伊赫万穆斯林党，为此，伊赫万穆斯林党杀害了埃及首相作为报复。1949年2月13日，该党领袖哈桑·班纳亦被枪杀，凶手不明。哈桑·班纳原是个不出名的中学校长，大家认为是他的战争狂，促使他产生了不采取常规的政党活动途径来夺取政权的野心〔见J·海沃思-邓恩：《现代埃及的宗教和政治趋势》（J.Heyworth-Dunne：Religious and Political Trends in Modern Egypt），华盛顿，由作者出版，1950年版，第48页，第74—76页〕。

(102)　见上文，原著第130—136页。

(103)　参阅下文，原著第310页。

(104)　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107—108页；参阅《福雷斯特尔日记》，第542页；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59页；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307页。

(105)　见政府官方报刊《基本报》的不满言论，由1949年1月5日《泰晤士报》报道。1月6日《纽约时报》上有一个阿拉伯人反对阿卜杜拉和反英的宣传的好例子，是来自贝鲁特的报道。

(106)　皮尔曼：《以色列的军队》，第241页；扎赫尔：前引书，第306页。

(107)　根据皮尔曼的说法（前引书，第241页，第243页），以色列空军在击落该英国飞机前，没有认清它是英国飞机。但当时被以色列俘虏的一个英国空军驾驶员后来报告说，以色列人对这件事非常得意，也许是由于这件事提高了“哈加纳”在伊-兹-卢面前的威信的缘故。另一方面，英国非官方的可靠方面则说，以色列的政府对这件事非常关切。

(108)　参阅上文，原著第288页，并见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115—116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文件S／1201，1949年1月11日。扎赫尔也说他知道英国曾命令一支突击队准备在加沙登陆（《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41页），关于英国在停火期间向埃及供给坦克的说法，参阅同上书，第304—305页。

(109)　下院辩论，第5辑，第460卷，第36—37栏。

(110)　见本书末图四。

(111)　在联合国大会所任命的调解委员会接替代理调解人的职务之前，他继续行使职权（见上文，原著第290页）。

(112)　参阅上文，原著第287—288页。

(113)　见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调解委员会：《联合国中东经济考察团的总结报告（1949年）》〔United Nations Conciliation Commission for Palestine：Final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Survey Mission for the Middle East（1949）〕，第1部分，第19页。

(114)　停战协定文本，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4年，特别增编第3号和特别增编第1号所附地图。

(115)　根据肯尼思·比尔拜（《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1949年4月25日），据说黎巴嫩正规军中被打死的不超过10名，受伤者在20名以下。参阅以色列作战处长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8年7月30日，第5页。半心半意的态度，至少一部分是由于黎巴嫩人宗教上的分歧。这种在半数非穆斯林的人口中，有些人觉得呆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中有点不自在，同时，亦有大部分东正教徒和小部分天主教徒却的确完全信任阿拉伯国家联盟，甚至在并非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黎巴嫩人中也有许多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黎巴嫩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项直接威胁——例如，天主教的和黎巴嫩民族主义者报刊《今日报》（Le Jour）是既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又同样反对阿拉伯的。

(116)　原文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4年，特别增编第4号。

(117)　见上文，原著第278页和注④（即本书第457页和注①。——译者）。

(118)　1949年1月26日，贝文告诉下院说，这事是阿卜杜拉主动提出的，但同时又提到：“过去，犹太巡逻队曾经侵犯过外约旦的边界。当时读到这些报告时，我就担心，以色列人会不会由于因为旗开得胜，趾高气扬，而把事情搞成不可收拾。”（下院辩论，第5辑，第460卷，第939栏）关于以色列政府不得不制止它的顺利进军的青年司令官们无节制地侵入阿拉伯领土一事的报道，见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105页；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266—267页。R·H·S·克罗斯曼在《新政治家与民族》上的文章，1951年2月10日，第149页。

以色列政府在安全理事会对英国政府的“气势汹汹的态度”提出抗议，并否认它自己威胁了外约旦的领土完整（联合国文件S／1201，1949年1月11日），以色列方面有人声称，1月31日在安曼与以色列的一个代表进行秘密会谈时，阿卜杜拉断然否认“他事先知道将派英国兵去‘亚喀巴’，或有人事先就此事征求过他的意见”（麦克唐纳，前引书，第124页）。

(119)　根据未曾公布的材料，“既成事实”这几个字好像实际上也是以色列军队进行这次战役所用的代号。

(120)　6个月以后，这地区的以色列军队司令员告诉肯尼思·比尔拜说：“毫无疑问……我们违反了停火协议。……这是许多次精心策划的违反协议的行动之一，而在这样做时我们都谨慎地权衡了政治上的风险。”（《近东的新星》，第103—105页）又见《泰晤士报》驻安曼的记者与格拉布帕夏会见后，1949年3月15日的报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文件S／1295，1949年3月23日；皮尔曼：《以色列的军队》，第245页，第247页。

(121)　见《曼彻斯特卫报》，1949年3月24日，但参阅本奇3月23日那篇性质上带有解嘲味道的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文件S／1295）。扎赫尔嘲笑英国在亚喀巴的增兵是“贝文先生无效而又荒唐的好战表现的最后一次吵吵闹闹”（《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45页）。

(122)　1949年3月28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63卷，第846栏；参阅邓纳：《以色列共和国》，第183—184页；《泰晤士报》外交记者报道，1949年3月22日。

(123)　麦吉多峡谷是公路沿卡尔迈勒山脉而通至埃斯德拉埃隆的要隘。早在公元前15世纪，埃及图特摩斯三世于该地打败了卡叠什王和其巴勒斯坦盟军；在公元前608年，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法老又在该处打败并杀死犹太国王约书亚；而在公元1918年9月，艾伦比在该处击败了第七、第八土耳其军。

(124)　见上文，原著第295页。

(125)　见下文，原著第310页和第315页注②（即本书第505页和第514页注①。——译者）（“经济上的难民”）。1953年仍然在伦敦流行的一种谣传是，交给出席罗得岛停战委员会约旦代表签字的那张1: 250 000比例的地图是假造的；但是本作者手中却有一张影印的1: 100 000比例的综合地图，上面还有约旦代表的签字。后来罗得岛的会议中有过小的争执，而当分界线在地面上加以测量时又有过小的争持，这也都是真的。

(126)　原文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4年，特别增编第1号。

(127)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72—306页和上文，原著第106—113页。

(128)　这些传说中最引人注意的一则是，总理的侄子福阿德·马丹上尉被派到意大利去购买一批武器，挪用公款，而且让该批武器被以色列搞去了（《现代东方季刊》，1949年，第1季度，第17期，第50页；1949年第2、第3季度，第18—19期，第157页）。

(129)　见上文，原著第114—115页。

(130)　由于美国政府支持了以色列，前政府也不曾批准这项协定。

(131)　国防部长艾哈迈德·沙拉巴提的辞职消息是在1948年5月24日宣布的。

(132)　阿勒颇大学校长奥尔福德·卡尔顿博士：“1949年叙利亚政变”，《中东杂志》，1950年1月，第4卷，第3—4页。

(133)　《泰晤士报》驻大马士革特派记者报道，1949年8月15日。

(134)　《泰晤士报》驻贝鲁特特派记者报道，1949年4月4日。

(135)　英国外交部：《1920年12月23日关于……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委任统治的协定》（Franco-British Convention of December 23，1920 on ..．the mandates for Syria and the Lebanon，Palestine and Mesopotamia），敕令第1195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21年版）。

(136)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4年，特别增编第2号，附有地图。

(137)　见雅各布·C·赫尔维茨：“从阿拉伯—以色列停战体系看以色列—叙利亚的危局”，《国际组织》（“The Israeli-Syrian Crisis in the Light of the Arab-Israel Armistice Syst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51年8月，第5卷，第459—479页。

(138)　见上文，原著第290—291页。

(139)　见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议正式记录》，决议第194号（Ⅲ），第8段，第23页。

(140)　见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议正式记录》，决议第194号（Ⅲ），第11段，第24页。

(141)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4年，第16—17号，1949年3月3日和4日。

(142)　原文载《罗马观察家报》（Osservatore Romano），1949年4月15日；《现代东方》，1949年4—6月，第52—53页。

(143)　关于瑞典政府的不断抱怨，见上文，原著第286页。

(144)　在推迟表决一事上，联合王国、瑞典和丹麦、希腊和土耳其都支持黎巴嫩的建议，但在实质性的动议上（即推荐以色列加入联合国。——译者）却投票弃权；对黎巴嫩的建议，法国、比利时和南非投票弃权，但在实质性的动议上也与上述诸国相似，同样投票弃权。

(145)　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调解委员会：《第三次进度报告》（3rd Progress Report），文件A／927，1949年6月21日，第4页。前一个时候，洛桑方面报道过两条消息。其一，埃及代表团有过暗示，说埃及政府准备放弃加沙地带及该地带上的难民。其二，约旦与西方的交通运输，过去仅仅依靠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好意，这不但靠不住，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也是不方便和费用浩大的，所以约旦想借助于一个从希布伦到加沙的“走廊”，来谋求一个可以直接通向地中海的出口（见1949年5月1日《观察家报》；G·L·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9年5月7日，又见下文，原著第309页）。

(146)　见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165—168页；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47—148页。

(147)　该主席的姓引起了这样一种麻烦：阿拉伯语“克拉普委员会”一词立即被人读成了Lajrtat ul-Kilab（“群狗委员会”）。

(148)　见《联合国中东经济考察代表团的总结报告，1949年12月28日》（Final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Survey Mission for the Middle East，28 December 1949），第1部分，第18—19页，第22—23页。以难民的估计人数和过去的人口相比较，每个国家和行政区所接纳的难民人数的百分比大体如下：

(149)　见上文，原著第245—246页，第289页。

(150)　见上文，原著第290页。1944—1945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于耶路撒冷市长一职继任人选问题不能达成协议时，有一个委员会曾向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政府建议，应将该城划分为犹太和阿拉伯两区，以便实行地方行政管理〔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19—320页注④，以及威廉·菲茨杰拉德爵士：《关于耶路撒冷地方行政的报告，1945年8月28日》（Sir William Fitzgerald: Report on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Jerusalem, 28 August 1945），耶路撒冷，1946年版。从那时以后，以色列人蚕食了属于阿拉伯人的西南郊区，但旧城内的少数犹太人在1948年4—5月战争中已被赶出。

(151)　联合国文件A／973，1949年9月12日。

(152)　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189页。

(153)　《纽约时报》，1949年9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以色列发言人阿巴·埃文攻击调解委员会的建议〔见《大会第四届会议正式记录》（Official Records of the 4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全体会议，第93—94页〕；恐怖主义的伊-兹-卢的政治上的化身——自由党的成员，在耶路撒冷发出威胁说，他们要重新组织人马来干掉任何企图扮演伯纳多特伯爵角色的联合国专员〔见《泰晤士报》，1949年9月22日；皮埃尔·隆多：“圣地问题”，《亚非季刊》（“Le Problème des Lieux Saints”，L'Afrique et l'Asie），1950年第1季度，第14页〕。

(154)　根据《埃及金融市场报》报道，1949年10月27日，埃及政府向阿拉伯国家联盟1949年秋季会议提出集体安全公约的动机，不仅是为了应付以色列侵略的危险，而且为了防止出现阿拉伯国家的任何“地方性集团”，例如阿拉伯巴勒斯坦与约旦联盟，或者叙利亚与约旦或伊拉克联盟之类。在1949年下半年已发生过叙利亚—伊拉克“亲善”的强大运动，直至12月阿迪卜·希沙克利上校武装政变后才被制止；见下文，原著第312页和注②（即本书第509页注①。——译者），原著第314页和注①（即本书第511页注②。——译者）。

(155)　隆多，前引书，第13页。

(156)　见《泰晤士报》，1949年11月21日，关于该报驻安曼记者访问阿卜杜拉国王的报道。

(157)　意味深长的是：澳大利亚大选在即，按照1947年的人口调查，20.7%的人口是天主教徒，由于最近的教皇通谕（见上文，原著第302页），预料他们可能有意赞成耶路撒冷国际化〔参阅《澳大利亚联邦官方年鉴，1946—1947年》（Official Yearbook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1946—1947），第37卷，第1286页和利利·舒尔茨：“耶路撒冷的故事”（Lillie Shultz：“The Jerusalem Story”），《民族》周刊（纽约），1949年12月17日〕。

(158)　联合国：《大会第四届会议正式记录》，特别政治委员会简要记录，第261—264页。以色列政府后来非正式提出，如果同约旦媾和的话，以色列可以出钱赔偿在犹太新城被征用的阿拉伯财产，以便将失去财产的阿拉伯人安置在“一个在旧城东面和南面的阿拉伯新城内”（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192页）。

(159)　见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186—187页；莱尔曼：《以色列的创始及其明天》，第239—240页。

(160)　联合国文件A／AC.31／11，1949年12月2日；并参阅莱尔曼，前引书，第237页。

(161)　见联合国：《大会第四届会议正式记录》，特别政治委员会简要记录，第344页。

(162)　利利·舒尔茨：“耶路撒冷的故事”，《民族》周刊，1949年12月17日，第589—591页。哈尔·莱尔曼（前引书，第238页，第247页）说，梵蒂冈已命令它的外交代表去访问派驻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对于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产生了“立即的和惊人的”影响。他又说，美国政府“政策的摇摆不定”的可能解释，系由于“严重地考虑到”美国有2 500万罗马天主教徒。

(163)　在全体会议上最后投票赞成国际化的38个多数国家，包括有17个罗马天主教国家，12个阿拉伯和亚洲国家，5个苏联集团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和利比里亚。反对国际化的有以色列、美国、联合王国、加拿大、南非、土耳其、南斯拉夫及斯堪的纳维亚诸国。

(164)　联合国托管理事会：《正式记录》，第4年，第六届会议，第49—50页，第52页，第36—37段。

(165)　1950年瑞典和比利时在联合国大会提出过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案，但都未得到必要的2／3多数〔见联合国大会，第五届会议：《正式记录》，附件，议程项目第20号，第7—8页（文件A／1724，特别政治委员会报告）和第326次全体会议，1950年12月15日，第684页〕。

(166)　犹太复国主义者说，掠夺一事是阿拉伯军团干的；而军团已对作者否认了这种说法。

(167)　见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193—194页。

(168)　见《纽约时报》，1950年3月1日（驻耶路撒冷记者报道一个“以色列上层人士所透露的消息”）；《泰晤士报》驻特拉维夫记者报道，1950年3月2日；乔恩·金奇在《犹太观察家和中东评论》（Jewish Observer and Middle East Review）上的文章，1952年2月29日，第10—11页。

(169)　见一位驻日内瓦的特派记者报道，《观察家报》，1950年3月5日；《埃及金融市场报》，1950年3月14日；《世界报》，1950年3月15日，引用驻安曼的黎巴嫩公使的话作为来源，由法新社的大马士革记者报道；参阅共产党的《中东杂志》，1950年5月，第5页。

(170)　见上文，原著第297—298页；1950年3月27日《埃及进步报》（Progrès Égyptien）有目的地选刊了其中一部分。阿卜杜拉国王于1951年7月20日在耶路撒冷被杀害，据信这一暗杀案系由阿卜杜拉·塔尔和前任穆夫提合谋组织的；见S.G.T.：“阿卜杜拉国王的暗杀者”（S.G.T，：“King Abdullah's Assassins”），《今日世界》，1951年10月，第7卷，第416—417页。

(171)　见《埃及金融市场报》，1950年3月28日，“把约旦开除出去”（“Vers1'excusion de la Jordanie”）。采用的手法是出自埃及的建议，即邀请前往穆夫提的有名无实的“全巴勒斯坦政府”派一个代表参加联盟会议，这就成了对阿卜杜拉要求占有阿拉伯巴勒斯坦残余部分的直接挑战。

(172)　《纽约时报》驻特拉维夫记者报道，1950年3月25日。

(173)　埃斯蒙德·赖特，“阿卜杜拉的约旦”，《中东杂志》，1951年秋季，第5卷，第457页；又见《费加罗报》，1950年4月13日，法新社驻安曼记者报道。

(174)　与埃及、叙利亚当时的宣传相反，依照有确实根据的报道，绝大多数的前巴勒斯坦人是赞成合并的，因为这样会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军队来支持他们，而有些外约旦人则有更多疑虑，恐怕教育水平比他们高些的巴勒斯坦人会侵犯他们的利益。

(175)　《纽约时报》，1950年4月25日，发自该报驻特拉维夫记者的报道。

(176)　下院辩论，第5辑，第474卷，第1137—1139栏。关于1950年3月30日英—以财政协定，见英国外交部：《关于清理结束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未了财政事项的协定，伦敦，1950年3月30日》（Agreement ..．for the Settlement of financial Matters Outstanding as a Result of the Termination of the Mandate for Palestine，London，30th March 1950），敕令第7941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0年版）。

(177)　《泰晤士报》驻特拉维夫记者报道，1950年4月29日。

(178)　《埃及新闻报》，1950年6月22日，引自《金字塔报》。

(179)　至于以色列、英国、代理调解人、美国和法国的观点，各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4年，第36号（1949年8月4日），第15页，第21页，第22页，第27页；和第38号（1949年8月11日），第2页。

(180)　见《观察家报》，1949年6月18日；《苏格兰人报》，1949年12月2日。

(181)　英国外交部次官的发言，1950年4月19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74卷，第114栏。

(182)　见威廉·克拉克：“中东的军火紧张”（William Clark：“Arms Tension in Middle East”），《观察家报》，1950年3月5日，从以色列方面的迹象看来，英美的禁运可能又一次迫使以色列从铁幕后购买军火。根据英国外交部次官说（见前引文），以色列拥有“足够的作战物资可供国内安全和国防之用”；可靠的估计是，它的军事力量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合在一起相等，而它的飞机则多一倍。

(183)　《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报道，1950年5月25日；哈尔·莱尔曼：《以色列的创始及其明天》，第292页。

(184)　见伦乔夫斯基：《世界事务中的中东》，第254页；见马吉德·哈杜里：“肥沃新月统一的方案”，刊于理查德·N·弗赖伊主编的《近东与诸大国》一书中，特别是第171页。人们相信驻大马士革的法国公使馆曾鼓励叙利亚独裁者胡斯尼·扎伊姆反对这些方案（见奥尔福德·卡尔顿：“1949年的叙利亚政变”，《中东杂志》，1950年1月，第4卷，第7—8页）；1949年8月14日当他被一个敌对的叙利亚军政府枪杀时，《世界报》（8月16日）竟背离它的通常准则，把责任归之于“斯特林、弗里尔、斯皮尔斯、格拉布和康帕奈身上”（见上文，原著第115页）。

(185)　原文见《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和《费加罗报》，1950年5月26日。

(186)　《埃及金融市场报》，1950年6月22日。

(187)　取扎伊姆而代之的萨米·欣纳维主张同伊拉克成立一个两元制君主联盟。他在1949年12月19日阿迪卜·希沙克利所领导的第三次武装政变中被捕，被释后，于1950年10月30日在贝鲁特为胡斯尼·扎伊姆的首相的堂兄弟所枪杀，而首相则是与其领袖一起遇害的。两年来，希沙克利满足于当一个幕后操纵者，而叙利亚则以1950年9月5日所颁布的新宪法进行统治〔见马吉德·哈杜里：“叙利亚的立宪演变”（“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Syria”），《中东杂志》，1951年4月，第5卷，第149—160页〕；1951年11月29日，他又领导了反对人民党政府的第四次武装政变，于1953年7月举行的公民投票中，在实际上没有什么反对的情况下，被选为总统。在一次军队叛变后，他于1954年2月25日辞职。

(188)　关于阿拉伯叛乱反对巴勒斯坦的英国行政当局的记载，可在《概览，1938年》，第1卷，第414—422页上找到（这次叛乱只是在强大的英国援军进驻该地后才被镇压下去的，对叛乱者采取了严峻报复手段，包括对可疑的阿拉伯村庄进行集体惩罚）。

(189)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40页。

(190)　穆萨·阿拉米：“巴勒斯坦的教训”，《中东杂志》，1949年10月，第3卷，第385页。这篇文章是他的阿拉伯论文《巴勒斯坦的教训》（Ibrat Filastīn）的一部分摘要译文（贝鲁特，1949年版）；另一个英译本见《阿拉伯新闻公报》（伦敦），1949年4月13日。对这个题目的另一篇分析文章是叙利亚大学后来的校长康斯坦丁·祖拉伊克博士（Dr.Constantine Zuraiq）写的《灾难的意义》（Ma‘nāun-Nakba），贝鲁特，卡沙夫出版社，1948年版，在《中东杂志》（1949年10月，第3卷，第469—470页）上载有此文的评论。

(191)　这一类“经济上和心理上的难民”数目，原估计为6万左右，但本书编写时的最近研究却把该数目提高到13—15万人，这个统计数，并不包括在离乡背井、符合联合国救济条件的867 000难民总数之内〔见乔治亚娜·G·史蒂文斯：“阿拉伯的难民：1948—1952年”（“Arab Refugees：1948—1952”），《中东杂志》，1952年夏季，第6卷，第281—298页；金罗斯勋爵：“正在成熟的国家约旦”（“The Maturing State of Jordan”），《听众》周刊，1952年8月28日，第326页〕。

(192)　在1952年，甚至在约旦大约也只有500户难民家庭在国家经济中有了安排或正在安排的过程中（金罗斯勋爵，前引文）。关于穆萨·阿拉米所组织的阿拉伯发展协会的示范工程，见塞西尔·A·胡拉尼：“约旦河流域的实验村”（Cecil A.Hourani：“Experimental Village in the Jordan Valley”），《中东杂志》，1951年秋季，第5卷，第497—501页。

(193)　见欧文·特维迪：“阿拉伯难民”（Owen Tweedy：“The Arab Refugees”），《国际事务》，1952年7月，第28卷，第338—343页。

(194)　据称军队的伤亡，按比例计算，相当于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的4倍〔见埃德温·塞缪尔（Edwin Samuel）在《犹太月刊》上的文章，1949年12月，第548页〕。根据乔恩·金奇的说法，其中有6 000人是殒命的（《评论》，1952年9月，第243页）。

(195)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9年10月7日，第13页；1950年3月17日，第18页。这次战争直接花费了约旦650万英镑；埃及政府自称花费了1.2亿英镑。

(196)　1949年4月，本-古里安承认，许多移民的居住情况“拥挤得可怕”，形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但是尽量增加犹太人口对以色列的安全却很重要（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46页）。

(197)　见莱尔曼：《以色列的创始及其明天》，第195页。

(198)　见莱尔曼：《以色列的创始及其明天》，第299页。

(199)　在战斗中，许多阿拉伯人所抛弃的村庄，由于战术上的原因都被以色列人炸毁了，事先没有意料到还需要这些村庄来收容移民。据莱尔曼说（同上书，第224—225页），“建国三年之后，每年的房屋建造率还不及同年到达的移民所需住房的半数”（同上书，第61页）。

(200)　见莱尔曼：《以色列的创始及其明天》，第62页。在1949—1950年间，有近42 000名也门犹太人流入；紧接着，伊拉克政府又批准伊拉克的犹太人离境，因此到1951年末已有10万人以上利用了这个机会。当利比亚国独立时，国内的古老犹太人区事实上已全迁到以色列了。从法属北非迁出犹太人的工作，由于上述移民工作更加急迫而被置于次要地位，但对于摩洛哥和突尼斯两保护国内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动向以及法国对此的态度，则受到以色列密切的注视。

(201)　“有种种迹象表明，在有许多这些新建立的工业中，单位用有限的原料为国内市场生产非必需的产品，这样便使生活水平提高到超出财力许可的范围以外。……外国投资的特点好像是更多决定于居住外国的犹太人的传统习惯和嗜好，而较少决定于以色列经济的需要。”〔《以色列经济学家》，1952年6月，第8卷，第137页；参阅“以色列歉收的年头”（“Lean Years for Israel”），《经济学家》，1952年6月28日，第893—894页，和1952年7月5日，第30—32页；至于一般性的报道见杰拉尔德·达高里：《以色列的新国家》（Gerald de Gaury: The New State of Israel），伦敦，弗斯科伊尔，1952年版，第8章〕

(202)　“让人们过了一年左右的‘此间一切外加天堂！’的某种世外桃源似的生活。”〔S·胡菲恩：《以色列的今天和明天》（S.Hoofien: Israel Today and Tomorrow），在英—以商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词，伦敦，1950年10月18日，第10页〕

(203)　格尔达·勒夫特（Gerda Luft）在《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上的文章，1953年2月12日，第7页。

(204)　戴维·霍罗威茨（David Horowitz）的文章，同上，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