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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节 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
（1943年11月22日—12月6日）
（一）筹备工作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两年中，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定期会晤成了维持英美合作关系的支柱之一。长时间以来，罗斯福总想把斯大林拉到英美圈子中来，并曾竭力怂恿这位苏联领导人离开他的首都外出举行会晤。但是斯大林不愿失去同前线司令官们的电话联系，而罗斯福呢，由于考虑到威望和便利，又不愿跑到俄国去。1943年9月8日，斯大林提议三国政府首脑在当时已驻有三国地面部队的波斯举行会晤。(354)丘吉尔是愿意去德黑兰赴会的，可是罗斯福不愿意，于是谈判拖了好几个星期，直到11月10日或那天前不久，罗斯福才让步，同意去波斯首都。(355)
由于总统想把蒋介石和中国人拉来同俄国人一起开会，罗斯福同斯大林进行的长期谈判进一步复杂化了。斯大林在同意举行德黑兰会晤时提出的条件之一便是所有其他盟国的代表必须“绝对地被排除在外”，(356)当然，这儿指的是中国。罗斯福这才不得不分别举行两个会议，一次是从11月22日到26日同英、中举行的开罗会议（代号“六分仪”），第二次是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同英、苏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代号“优里卡”）。在德黑兰会议后，为了处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从12月3日至6日，又在开罗安排了第三次会议。(357)
尽管大家各怀异志，尽管在开罗和德黑兰两会议安排停当前进行了讨价还价，罗斯福还是以“小伙子般的热情”(358)踏上了旅途。大战期间，没有一次国际会议像这次会议那样朝气蓬勃，充满着青春的热情，尽管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实际上都不像罗斯福那样相信只要有了善意和个人间的友好接触就会万事大吉。不过他们两人仍以为会晤是值得一试的。于是，各国代表团对第一次共同会议怀着很大的，然而又是各不相同的希望动身了。
美国人来参加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时，思想上着重考虑三件事情：罗斯福给自己提出的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同斯大林就战后合作问题达成牢固的谅解。此外，美国的参谋长们决意要捍卫那一年早些时候作出的两个基本的战略决策：在对德作战方面，他们希望在1944年5月发动一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大规模进攻；在对日作战方面，他们坚持要在对日本本土实施攻击前实行一种旨在围攻香港的大规模的钳形合围。
在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实行战略指导的太平洋地区，没有特别的困难。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进展都是缓慢的；麦克阿瑟将军同美国海军当局的关系也不是始终融洽的，(359)但是这些都是美国自身的问题，在同英国或中国打交道时，关系不大。困难的是缅甸。根据卡萨布兰卡会议、“三叉戟会议”和“象限会议”的决议，北缅应予收复，以重新打通与中国的陆路联系。为此，调拨了美国空军和物资用于缅甸战役，但地面战斗则要由英国和中国的军队来进行。地形、气候和交通联络方面有很大的困难，另外还有个人的倾轧和党派之争。结果，直到开罗会议时，缅甸局势仍然只有很小的或者根本没有什么进展。日本人仍占有几乎整个缅甸，中国和西方世界的联系，除空运这一途径外，仍被日本人所切断。这样的局势使美国军界领袖深感不安，因为他们在计划对日总战略时是基于缅甸将在1943年度内予以扫清这一假设的，他们希望一旦同中国的陆路联系恢复，就能装备并训练一支强大的中国陆军，使之在最后打垮日本时起到重要的作用。(360)
对于他们的缅甸计划的失败，美国人的反应是更为强烈地坚持1943年没有完成的事应在1944年进行。他们怀疑英国人对这个战场不太热心，而由于丘吉尔曾十分明白地表示英国最高统帅部不赞成整个计划，只是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才同意的，美国人的疑虑就更大了。(361)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开始考虑战胜日本的其他办法。随着船厂不断生产新舰，美国太平洋舰队在1943年迅速扩大。1943年11月20日，就在开罗会议开幕之前，美军进攻吉尔伯特群岛中的塔拉瓦环礁和马金环礁，5天后，日本人停止了抵抗，当然，经过了一场激烈的代价很大的战斗。
这个军事行动的意义远比占领区区数英亩的珊瑚礁所显示的来得重大。美国海军第一次能在远离基地数千英里的地方送上登陆部队并为他们提供海空掩护。当时，已有足够数量的舰载飞机来取代岸基飞机的空中掩护，而这种岸基空中掩护在太平洋战争的头两年里曾被认为是成功地进行两栖攻击所必不可少的。登陆艇、供应舰以及为一支配备均衡舰队所必需的各种各样的战船顺利地驶过本无航路的大海，袭击日本帝国在太平洋上的环形防线。
这样就展开了一些十分新的可能性。现在有可能大踏步前进了，在新占领的岛屿上夺取或兴建简易机场之前，可以由入侵舰队本身不断提供空中掩护，而不必老是再受岸基战斗机有效航程的束缚，慢吞吞地从一岛到另一岛，从一港到另一港，每次只能前进100英里左右。这种机动性提供了穿过中太平洋而极为迅速地接近日本主岛的可能性，此外，这也证明了在对日作战中海军能起压倒一切的作用。看来完全有理由推断，一旦接近日本本土的一些岛屿基地被攻占，海空力量就能切断日本的海上交通，甚至在开始进攻日本本土之前，使日本的作战能力瘫痪。
但是，在开罗会议期间，这些可能性只是初露端倪。何况，还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在中国的日本部队怎么样？当日本诸岛被隔绝、被踏平的时候，他们会投降吗？抑或他们还会从亚洲大陆获得给养而战斗到悲惨的结局？鉴于被隔绝的日军守备部队多次进行过拼死抵抗的事实，看来不能轻率地臆断说，日本一沦陷，就等于他们的抵抗会全部终止。
因而，尽管金海军上将对于收复缅甸的必要性颇有怀疑，尽管他倾向于支持英国人的计划，即绕过缅甸的日本守军，放弃重新打通与中国的陆路交通的计划，而集中主要力量在马来半岛或苏门答腊进行两栖攻击，(362)可是在同英国人举行会议时，他并不准备拿自己的这些怀疑去同马歇尔的信念唱对台戏，马歇尔坚信要打败日本第一步必须收复北缅。结果，美国的参谋长们在开罗会议上组成了一条统一阵线，他们希望英中两国部队在美国物资、空军和一支极小的战斗部队的帮助下扫清缅甸。(363)
罗斯福个人在战略问题上的态度是犹豫的。他已不像那年八九月时那样确信“霸王”计划是各种有可能实施的计划中最理想的一项，同时他自然也要考虑考虑那个为丘吉尔竭力主张的关于扩大地中海战役的主意。(364)在开罗和德黑兰会议前的几个月里，总统的思想有许多地方都是举棋不定的。他极为关注中国的未来和战后世界的形态，而这些政治问题与当前的军事战略问题又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罗斯福在他自己的参谋长们提出的军事方面的意见和丘吉尔摆在他面前的那种截然相反的论调之间，无所适从。而试图在两者之间作出决定之前，他自然需要听听俄国人和中国人的意见，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然还有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他一直到德黑兰会议之后才宣布由谁来指挥“霸王”计划。(365)
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这些意见分歧和举棋不定的阴影并没有清楚地显露出来。马歇尔的主意很坚决，不再踌躇，不希望再改变计划，不希望从他心目中那个最为简捷、代价最小的取胜途径中转移物力。金对于缅甸的疑虑以及罗斯福对“霸王”战役的犹豫被马歇尔的决心，被逐渐展开的讨论方式所掩盖了。当蒋介石同意美国的缅甸计划，斯大林保证了“霸王”计划时，马歇尔似乎是赢定了；但是正如下文所述，他的缅甸战略中有一部分在第二次开罗会议上又被推翻了。
得到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支持的丘吉尔前来参加这两次会议时，决心要再一次设法修改那年早些时候作出的战略决策。首相预见到在地中海地区扩大作战规模可能带来的军事和政治上的巨大好处，还希望能说服他的盟友接受他的观点。就在开罗会议开幕前几天，英军被迫逃离爱琴海的勒罗斯岛，这次失败的耻辱创痛犹新。另外，更大的原因还在于丘吉尔认为在地中海地区采取大规模行动对于一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说来是必要而且有益的前奏。他的计划是这样的：把士兵和登陆艇集中在地中海地区，而不是把他们分散部署——英国放一部分，缅甸放一部分——这样才有可能及时在意大利两翼组织两栖进攻，以便在1944年1月攻下罗马，然后，根据他的意思，在2月份再把登陆艇用来进攻罗得岛，只有到这时，才可把部分登陆艇调回英国，以供大规模进攻大陆时使用。与此同时，他还希望，对于希腊、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游击队的供应能够扩大，并能说服土耳其参战，从而迫使德国人从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撤退，建立起一条也许是沿萨夫河和多瑙河的某种形式的巴尔干战线。(366)他相信这些军事行动将耗尽德国的资源，把德军从西北欧引开，如果计划成功，就可能导致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附庸国家背叛德国，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各国的人力就可以大规模地用来投入战斗；再配合以轰炸攻势和意大利战役，这将大大削弱德国的力量，以保证从不列颠诸岛大举进攻大陆的成功。
丘吉尔深以为虑的是，倘若在越过英吉利海峡发起攻击时面对一支强大的德军，那么登陆部队不是从海岸上被打回来，便要毫无希望地被困在一个小小的桥头堡地带，面临着一个堑壕网，而要冲破这个网就非大量流血不可。他忘不了1915—1919年的那场大屠杀。自从阿卡迪亚会议（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以来，他的战胜德国的基本战略就是立意要避免这种局面。而那个美国方面一贯支持的“霸王”计划，在他思想上总觉得风险太大，除非能在南方配合积极的骚扰，而且这种骚扰的规模要足以起到分散并削弱德国军事力量的作用。
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一定还记得1942年夏季的事情。在那年，他起初表示同意美国方面关于进攻法国的计划，但到了紧要关头，他总算说服了罗斯福，要他相信北非这个战区更为有利可图，而且风险较小。(367)1943年5月，在“三叉戟会议”上，丘吉尔觉得必须同意美国方面的“霸王”计划，(368)可他又顺利地劝说美国人同意进攻意大利，(369)尽管当时马歇尔对于在地中海地区一条永久性的战线上使用人力物力颇为勉强。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后，丘吉尔在华盛顿千方百计要别人同意把地中海战役扩大到爱琴海，可是只取得部分成功。(370)这回，在开罗和德黑兰，机会来了，他要再试一下，看能不能压倒美国参谋长们的抵制，让别人同意他的计划。
有两件事鼓舞着丘吉尔，使他认为他的这项事业即将成功。如上文所述，11月4日，(371)罗斯福同意由美国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要后者在1943年年底之前参战。这样一来，一条巴尔干战线将自然而然地形成；一旦战斗在爱琴海和色雷斯打响，丘吉尔将依靠事态的发展和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美国人去充分利用新的战线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第二件事是俄国人在行将举行的会议上将有他们的那一份发言权，看来他们愿意支持丘吉尔的计划。如上文所述，(372)10月外长会议期间艾登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秘密会谈，似乎证明斯大林为了扩大地中海的战斗，愿意接受推迟“霸王”计划。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俄国人还通知美国（大概还有英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表示对地中海攻势的速度不满。有鉴于此，至少美国人认为，斯大林在德黑兰将催逼英美扩大地中海方面的行动，(373)当然，这完全适合丘吉尔的计划。
但是，还得公正地强调一下，丘吉尔并不愿意放弃“霸王”计划，他只是希望把这次战役变成一个在他看来不包含什么不合理的冒险的行动。他不能接受美方的观点，说扩大了的地中海战役和“霸王”计划是互不相容的，反倒是相信用于地中海的兵员和物资会使在法国北部登陆的任务变得相对容易一些，这样，在1944年夏季的某个时候发动“霸王”行动，也许规模可以小一点，而成功的把握较大。地中海的作战行动可能会使“霸王”计划推迟几个月，丘吉尔对此不但没有什么不安，反而觉得挺不错。到1944年8月或9月，德国有可能，也许实际上将濒临崩溃，这样，在法国登陆时所面临的，至多不过是垂死的巨魔的几阵痉挛罢了。
至于对日战争，丘吉尔认为，在战胜德国以前只好把它当做幕间插曲。他觉得远东的大战可以推迟到1945年。他怎么也不能同意在缅甸的丛林里同日本人作战的主意。1942年马来亚战役后，他很佩服日军丛林战的能力，如果去攻敌之长并企图战而胜之，看来是很愚蠢的。他宁愿对那些暴露的海岸地带——苏门答腊、马来亚、爪哇——进行两栖攻击，在这些地方海空力量可充分利用。但是登陆艇却极为缺乏，而在最近期间他完全无意把这种舰艇用在孟加拉湾作战，他宁可把它们用于意大利沿岸，用来攻占罗得岛和爱琴海其他要冲，也许甚至还可用来攻击巴尔干半岛本身。(374)倘若丘吉尔如愿以偿，那么远东将被排除在英国最近期间的攻击计划之外。
至于中国，蒋介石的愿望和计划就其本身而言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在开罗会议上提出讨论的倒不如说是史迪威将军和蒙巴顿海军上将为他制定的计划。的确，蒋的态度是有些不光彩的。他一心想在共产党和日本人面前维持他在国内朝不保夕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同时还得在他的政府和国民党内部应付个人和派系阴谋的重重迷魂阵。蒋希望保存他自己军队的实力，并尽其所能向美国人索取大量的供应物资，而把对日作战的重担推给别人。只要英美的计划不危及他在中国国内的权力，那么这些计划究竟订成个什么样子看来不是最重要的。他自然希望克复缅甸，因为这样大概就可以增加对他的部队的物资供应，可是蒋又不愿意为克复缅甸而大量使用他的部队，这些部队在抑制共产党势力和维持中国蒋管区的秩序方面更为需要。(375)
（二）第一次开罗会议（1943年11月22—26日）
当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日开幕时，英、美、中三国代表面临的第一件公事就是讨论蒙巴顿海军上将总部所拟订的计划。蒙巴顿于10月7日抵达印度，接受东南亚统帅部(376)的指挥权，可是组织一个新的总部参谋班子得花时间，因此，直到11月16日他才把作战的职责接过来。(377)当时，雨季已过，接下来几个月正适合于进行大规模的战役，因而对蒙巴顿说来，如果要在1944年5月下一次雨季开始以前有所作为的话，就得刻不容缓地把进攻计划定下来。参谋们着手干起来，到开罗会议时他们已完成了一项四个打击面的对日作战计划。
简言之，这项计划就是：在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组织一次两栖突击；沿缅甸海岸发起一次以若开为目标的攻击：从英帕尔的一个基地出发对中线的一次进军；从北部发起一次以密支那为目标的进攻。上述攻击中最后一项本身又是一个三重战役：中国军队的纵队将从印度和中国两地推进，而由奥德·温盖特将军率领的一支实力相当于一个师的突击队空降在后方破坏日本人交通。这个计划颇具胆略，它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前线的空中供应克服地形上的巨大困难。计划若要成功，就得依靠英、中军队的有效合作，依靠大批登陆艇和运输机。(378)
蒙巴顿和史迪威来到开罗，向与会的英、美、中三国领导提出这项计划。(379)蒋和他的军事顾问们讳莫如深，不置可否。蒋所关注的是，这个计划要求用大批运输机为部队输送给养，这样一来对华货运可能减少，甚至会停顿一个时期。他企图说服英美方面同意，不管其他方面对现有飞机提出什么要求，每月至少应有10 000吨物资经过“驼峰”空运来华。但是，11月26日，蒋放弃了这个要求，同意在缅甸使用中国军队。(380)
与此同时，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会上说明了蒙巴顿的全盘计划，丘吉尔亲自参加了其中几次会议，但是他不愿接受那些建议，因为那些建议如果实行起来，就得把他想用在地中海的登陆艇用来突击安达曼群岛。(381)11月24日，丘吉尔开始发作了，如对意大利以及在爱琴海上两栖作战进行争辩；艾登则在会上论述土耳其参战的好处。第二天，英国参谋长们建议把“霸王”计划推迟到夏末，以便更充分地利用地中海战役所提供的机会，他们都说不能在击败德国之前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作战。英美战略家之间的意见分歧从来没有这样大，讨论没有结果。(382)
罗斯福支持他的参谋长们的意见，要求在孟加拉湾采取军事行动。他不顾英方的态度，私下向蒋介石保证将实施两栖作战来配合拟议中的中国在北缅的进攻。罗斯福许这个愿当然就是逼英国人行动，可他觉得这样做目的高尚，无可非议。罗斯福衷心希望看到中、美、英三国达成和谐的一致，他还感到除非英国采取有力行动帮助中国人扫清缅甸，不然就不大可能有真正的信任和同志感把三个国家团结在一起。(383)
但是英国人决不会让美、中方面逼得他们去执行一项他们认为不明智的战略。俄国人的意见尚有待听取，丘吉尔希望他们将会支持他的爱琴海和巴尔干计划。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内的僵局没有向蒋介石透露，而权威不下于罗斯福的一位人物已向蒋作出保证说，一两个月内英国人将在南缅和中缅开始大规模作战，并将在孟加拉湾海岸某地实施两栖进攻，以切断日本的供应线。根据这种条件，蒋介石同意在北部使用中国军队向密支那进攻。但实际上一切依然悬而未决。三方面会议没有就对日战略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
在第一次开罗会议期间也讨论到政治问题。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就远东的战后解决办法进行了谈判，但是三人究竟谈了些什么，直到1952年还不见有详情发表。罗斯福同往常一样，胸怀宏旨：谈到法属印度支那，建议交由一个美、中、英代表组成的三方委员会管辖；他还就变大连为自由港从而让俄国人通往太平洋不冻水域这个问题向蒋介石进行试探。(384)关于香港和满洲的未来地位问题，也许在蒋介石和罗斯福之间私下谈到过，另外可能还谈过蒋介石政府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385)
这些是要保密的微妙问题。另外那些易于取得一致意见的条款就写在会议闭幕后发表的公报中向全世界公布了。公报说：
三大盟国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制止并惩罚日本的侵略。三国并不想为自己谋求利益，也无意于扩张领土。三国的目的是：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在太平洋地区夺取或占领的所有岛屿应予剥夺；日本从中国人手里窃取的领土，诸如满洲、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386)，应归还中华民国。此外，还应将日本从其凭借武力和贪婪所取得的其他领土上驱逐出去。上述三大国对朝鲜人民的被奴役状态表示关注，决心使朝鲜在适当的时候获得自由与独立。(387)
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6日结束，会议进展甚微，任何问题都没有达成切实的协议。英、美战略家们意见不和；蒋介石未能了解全部情况，对英国在缅甸的意图又有误解；鉴于蒋介石政府内部虚弱，公报关于中国在远东的未来地位所作的政治上的保证后来表明大部分是虚幻的。尽管如此，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仍不失为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在蒋介石方面，由于得以同罗斯福、丘吉尔两人平起平坐，对史迪威的气恼无疑稍得平息，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也许还有其他原因，蒋介石和史迪威两人的关系在开罗会议前后的几星期中有了显著的改善。1943年12月，蒋介石允许史迪威使用中国的几个师在北缅开始对日作战，这些部队在1942年调到印度受过训练。(388)
（三）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
11月27日，美、英代表团乘上飞机赴德黑兰，并于当夜到达。第二天，斯大林邀请罗斯福在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下榻，这儿绝无遇刺的危险（美国公使馆离彼此毗连的苏、英两大使馆很远）。总统接受了邀请，于11月28日下午搬了进去。
15分钟后，就在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前，斯大林来向罗斯福致意。会见持续了三刻钟。在见面之初互相寒暄一番后，斯大林对于俄国战线的形势作了多少有点阴暗的描绘。(389)罗斯福想要俄国领袖安下心来，声称在这次会议上将考虑提出几项计划，以便把30或40个德国师从俄国战线引开。总统接着又提议在战后给俄国一部分美国剩余的商船。罗斯福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不难推测的；他在进行他的慷慨战术，希望打掉斯大林的疑心。了解一下斯大林对罗斯福随口说说的提供商船队的建议作何感想是很有意思的：斯大林只是说这样一支船队将有助于战后美俄关系的发展，他还提出，如果美国能给俄国送来足够数量的机器设备，俄国人将回报以大量原料。
谈话接着转到法国事务，当斯大林说在他看来代表真正法国的是贝当而不是抵抗运动时，罗斯福不胜惊讶。话题从法国转到印度支那，继而又转到远东。罗斯福谈了同蒋介石会晤的情况，并介绍收复缅甸的计划。斯大林提出异议，说中国士兵没有什么用处。会见结束时，总统表示，他希望在战后对各附属国人民进行教育，使之倾向于自治，他还警告斯大林，印度是使丘吉尔难堪的一个话题，还是不谈为妙，斯大林同意了。(390)
这时，丘吉尔、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391)艾登、莫洛托夫和霍普金斯来到会场，于是就开始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1943年11月28日）。罗斯福被推为主席，会议以三巨头逐一致词开始。三人的开幕词都奇妙地象征着他们各人的个性以及他们国家的国民倾向。罗斯福一开始就欢迎俄国人参加到这个家庭圈子中来，并希望他们三人不仅要在赢得这场战争中一起工作，还要为以后几代人取得和平而一起工作。他建议由参谋长们去讨论军事战略方面的悬案，而他和斯大林以及丘吉尔三人则专心去讨论战后问题。接着，丘吉尔作了相当长的发言。他一开头说，在这里的会议桌旁，象征了世界上最大力量的集中，这是前所未见的，并强调指出伴随着这种力量而来的种种责任。他声称，行将举行的会议所要作出的决议将影响人类的整个前途。在发言结束时，他表示，但愿大家都不辜负展现在面前的这个上帝恩赐的机会而能够很好地作出明智的决定。最后发言的是斯大林，他说得非常简短。他也认为这次会议至为重要，最后，他说：“现在让我们开始办正经事吧。”(392)
第一件正经事是估量军事形势。罗斯福首先重温了一下太平洋地区对日战争的进展，继而又花了一点时间谈到中国在大战中的地位以及拟议中收复缅甸的计划，然后，他又谈到欧洲战区。他说在过去同英国方面举行的会议中，总是讨论到减轻俄国战线压力的问题，但由于海运力量不足和其他一些困难，直到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之前，还无法确定在法国登陆的日期。他提到他同丘吉尔一直在考虑今后在意大利、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的战事，并考虑到土耳其作为一个盟国可能发挥的作用，但他又说，他不赞成推迟在法国的主要战役的任何行动。
（按原图译制）
欧洲战场，1943年12月1日（德黑兰会议）
（按原图译制）
日本战场，1943年12月1日（德黑兰会议）
接下来是斯大林发言。他首先向会议保证，在取得对德战争胜利后，一等到远东苏军力量得到必要的增援，俄国将参加对日战争。他描述了俄国战线的形势，强调指出德国人的破坏给运输带来的困难。至于地中海，他说根据他的判断，由于阿尔卑斯山挡住了对德国本土的进攻，因而在意大利继续推进得不到多少好处。他承认土耳其作为一个盟友可能有用，但是又坚持说，既然通过法国攻入德国是最直接的途径，(393)因此不论巴尔干战役还是爱琴海战役都是浪费时间。
然后轮到丘吉尔发言。他首先颇为详尽地描述了为1944年春季或夏季在法国实行登陆而目前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他警告说有可能推迟发动“霸王”计划，指出登陆艇极度缺乏。接着，他就谈到中心问题：当“霸王”计划的最后准备工作尚在进行时，盟军自然不应该闲着没事干吧？当时，英、美有20个剩余的师在地中海地区，此外，土耳其还有一支强大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可用来为盟国的事业大大出力。他问道，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在地中海作战呢？这是一个充分值得在本次会议予以考虑的战役，即使可能使“霸王”计划稍稍推迟一些时日。
这时，罗斯福插进来谈到越过亚得里亚海援助南斯拉夫的铁托的可能性；丘吉尔马上表示支持。斯大林问道，这样一项计划是否会影响指定用于“霸王”计划的兵力。于是丘吉尔就开始计算现有的兵力，以证明不必抽调“霸王”计划的军队。可是斯大林不信。他回答说，他认为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开始一系列战斗定会分散英、美的兵力，这是不明智的。在他看来，倘若利用在地中海地区积聚起来的所有多余的人力物力来加强法国南部的登陆战，以配合“霸王”计划，那要好得多，他还拿俄国的合围战术来打比方，这些战术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其后各次俄方的攻势中制定出来的；斯大林议论道，成功之道在于把最大兵力集中在互为配合的战线上。至于土耳其，他说，他相信土耳其人决不会宣战。
丘吉尔回答说，土耳其人不至于头脑发昏到拒绝参战的地步。罗斯福说，要是他处在土耳其总统的地位，在他的军队能得到大量装备以前，他就会拒绝作战，而给土军运送这些装备就会干扰“霸王”计划。第一次会议就是以这种调子结束的。(394)
在这次会议上，整个德黑兰会议的基本阵线就划分清楚了。丘吉尔发觉自己与斯大林对垒，罗斯福在中间摇摆，充当了仲裁人的角色。他对丘吉尔的观点无不同情，可又宁愿采取俄国人和他自己的军事顾问们的论点。这样的阵营完全不是美国人或英国人所料想得到的。丘吉尔曾指望斯大林赞同他的土耳其和爱琴海计划，这下可大失所望。而由于斯大林明确表了态，原先罗斯福对丘吉尔的议论所持的一点同情态度也立即化为乌有。对罗斯福说来，头等大事是要同俄国人就战后的事务和当前的战略问题达成协议，如果要办到这一点，只消同意他自己的参谋长们的意见的话，那么他的主意也就定了。丘吉尔的全部口才和雄辩也无法影响当时的局面；美国人和俄国人结成了反对他的共同阵线，这肯定是一次猛烈的打击；可是他在以后的两天里仍然顽强地、振振有词地，然而徒劳地为自己的提案辩论。
第一天晚上由罗斯福举行宴会。席间和饭后，话题转到战后问题，即法国、波兰和德国的前途问题。罗斯福、丘吉尔两人都急于想听斯大林的意见，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斯大林在说话。斯大林表示他对法国完全不信任，认为法国的全部帝国领土应予剥夺，罗斯福马上表示同意这一观点。可是，另一方面，丘吉尔却希望在欧洲大陆看到一个强大的法国，因而很不愿剥夺法国的殖民地来伤害法国人的自尊心，何况剥夺殖民地这个先例一开，对大英帝国十分危险，这是给罗斯福对全球各附属国人民实行国际托管的计划开路。
谈话接着从法国转入波兰。斯大林说他希望看到波兰在奥得河确立边界，可是对波兰的东部疆界应定在哪里，他却有意避而不谈。(395)罗斯福说，他希望能作出某种安排，在毗邻基尔运河的地区建立一个国际管制机构，以保证波罗的海的自由通航。这些话在翻译过程中引起了误解，斯大林以为总统说的是要在波罗的海各国建立国际管制机构。他强调宣称，这些国家经公民自由投票的结果已成了苏联的一部分，对这些国家的地位任何改变都是不容考虑的。不过，误解一下子就消除了，在把总统意图讲清楚后，斯大林欣然表示同意。
至于德国，斯大林对于丘吉尔和罗斯福提议的惩罚和预防性措施表示不满。他对德国人民的纪律性和效率颇表钦佩，可是一提起德国工人阶级对苏联的态度，他的话就十分辛辣。他说，如果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加以预防，德国能够复活，也一定会复活，希特勒当年就恢复了德国在1918年被摧毁的实力。(396)会议期间第一夜的谈话是随便的、探索性的，气氛也还融洽。(397)
第二天，11月29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同俄国的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将军开会讨论战略问题。会议一开始，仿佛是伏罗希洛夫一人在进行盘问，他一心要打听英、美方面对“霸王”计划的准备情况。然后，在地中海地区如何使用英、美部队的问题上引起了争论。英国代表们为支持首相的进攻罗得岛计划而争辩；伏罗希洛夫试图为斯大林关于使用地中海一切剩余兵力在法国南部发动攻势的意见极力辩护。会上没有达成协议。
那天上午，当参谋长们开会讨论战略时，罗斯福呆在自己房间里。丘吉尔送信来邀请总统和他两人一道吃午饭，罗斯福谢绝了，他不想给人以背着斯大林私下进行磋商的印象。罗斯福让丘吉尔碰了一鼻子灰，肯定刺痛了丘吉尔。丘吉尔曾指望这位盟友会支持他的地中海战略，可现在这位盟友把他抛弃了。(398)
刚过中午，斯大林对罗斯福又作了一次私下的拜访。罗斯福给他看了四个文件，一件是一个以观察员身份驻铁托总部的美国军官的报告，他的报告热烈赞扬游击队员。其他三件都是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撰写的备忘录，内容是为协调俄、美两国对德军事行动而提出的具体步骤以及为俄国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所要做的准备工作。(399)斯大林答应研究一下这些文件，以后再给答复。
在这番开场白之后，罗斯福进而谈到中心问题，也就是他远道来此试图解决的问题。他问斯大林是否愿意谈谈世界的未来和平问题。斯大林表示愿意。这样罗斯福便开始描述一种他希望能够保证和平的国际安排。总统概括地谈了一个三重性的组织：一个由联合国家各成员国派出代表参加的大会；一个由四大国以及从世界各地区推定的代表国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还有第三个组织仅限于四强参加，其职责是维持世界秩序，预防或在必要时反击侵略。(400)
斯大林把注意力集中在罗斯福称之为“四名警察”的最后这条建议上。他说欧洲小国不会喜欢这个计划，并对中国是否有权充当世界警察表示怀疑。他认为，与其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性组织，倒不如在欧洲和远东分别设立两个管辖机构更为现实。罗斯福回答说，这很像丘吉尔5月间提出的那个建议。但这儿有个大难题，那就是美国国会和舆论可能不会支持让美国去参加一个纯欧洲组织的任何安排。(401)斯大林也许很不理解这种不合逻辑的见解：宁愿在全世界范围内承担义务，却不愿在欧洲承担义务。斯大林还说，如果按罗斯福的计划去办事，那就可能要把美国军队派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罗斯福的回答肯定给斯大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说美国军队不适合于这样的用途；美国的海空军可以用来协助维持世界秩序，但是任何用来扑灭侵略的陆军地面部队就非由俄、英两国提供不可。
根据已发表的记录，斯大林对此未作回答，而是把讨论转移到更为迫切和更为实际的问题上来，他说，对德管制乃是第一位的、最大的问题。他论述说，为此目的必须在德国及沿德国边界永久性地占据一些军事基地，由联合国家的部队驻守。他说，对日本也应采取类似的步骤。罗斯福表示完全同意。谈话的其余部分涉及到中国——总统强调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的潜在可能性——以及德国秘密重整军备的危险性，(402)这是斯大林所担心的，而罗斯福却不当一回事。
关于这次会见，有两点应特别强调一下。第一，斯大林清楚地表示他十分害怕德国的力量，简直不相信单凭军事上予以击溃便能结束一个强大的德国所必然形成的对苏联的威胁。他断言，要不了15年或20年工夫，德国就可能卷土重来进攻苏联。在会议的后一阶段，有一次他又谈到，不管设想怎样一个欧洲国家的联邦组织，假使允许德国任何一部分加入，那么这个联邦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德国人所操纵。(403)看来有理由认为，斯大林决定和西方盟国合作，建立后来成为联合国的这个组织，其主要原因是在于他害怕不这样做的话，德国有可能抓住战胜国间的分裂的机会来恢复实力。甚至还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他不愿看到整个德国共产主义化，认为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德国人很可能取代俄国人而成为那个发号施令的苏维埃集团。(404)
第二点要考虑的是：罗斯福信口所说的关于美国地面部队将不会用在国外执行警察的任务这一番话对斯大林的盘算有什么影响？斯大林十分重视军事力量。如果美国确实准备在大战结束后从欧洲和亚洲撤走军队的话，显然惟有英国才能同他的政治影响相匹敌。就俄国战后的任何近期计划来说，可以不把美国算做一支实际的物质力量。如果斯大林确是这样看问题的话，那么可能是罗斯福的这番话鼓励了他，使他把目标提得更高，使俄国人为自己在东欧要求领土和其他权利时，态度比以前更加顽固。
罗斯福与斯大林的第二次私下会见于下午3时30分结束。这时丘吉尔代表英王乔治六世隆重地把斯大林格勒之剑赠送给斯大林。斯大林在接受时躬身吻剑，按照罗斯福的说法，斯大林当时眼中闪着泪花。(405)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但是并未改变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冲突不已的现实。仪式后，与会高级人物一起照了相，接着便坐下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报告了上午讨论的内容以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然后，斯大林提出一个长期以来使罗斯福为难的问题：谁将指挥进攻法国？总统闪烁其词地作了回答，大意是说最高指挥官的选定有待于本次会议作出决定。丘吉尔接着发言，又一次主张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作战。他详尽地说明了依次使用地中海地区现有登陆艇的计划：第一步对意大利海岸实行两栖突击，以攻占罗马；第二步配合土耳其宣战进击罗得岛；第三步在诺曼底进行主攻登陆战的同时对法国南部海岸实行突击。丘吉尔承认他的建议将意味着或者把“霸王”计划推迟6到8个星期，或者取消罗斯福不久前在开罗表示同意的在缅甸的两栖作战，可是他又强调指出，盟国方面只有利用目前在地中海出现的机会，方能最有效地使用自己所配备的人力物力。
斯大林仍然反对。他答应丘吉尔，如土耳其参战并因此遭到保加利亚的威胁，俄国将对保宣战。但他接着说，在苏联看来，真正重要的是“霸王”计划。地中海的插曲假使多少要拖累“霸王”计划使之延迟到1944年5月之后，那就不应进行。他提议三国政府首脑立即采取三个步骤：给“霸王”计划定下日期；如有可能，在“霸王”计划进攻开始前两个月组织对法国南部的进攻；任命“霸王”计划的指挥官。(406)他断然声称，在采取这些步骤之前，俄国人无法确定“霸王”计划真的已在进行。
这时，罗斯福插进来说，大家都一致承认“霸王”计划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惟一的分歧只是时间问题。他指出丘吉尔所竭力主张的计划中有些方面可能要求投入比预料为多的兵力，结果甚至可能使“霸王”计划耽搁更多的时间，超过丘吉尔所预料的6到8个星期。
继而，大家简短地谈了一下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形势。丘吉尔主动提议，盟国应从支持米哈伊洛维奇转而支持铁托，增加物资的供给，并实行几次突击队的袭击来支援游击队。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表示同意。后来由艾登作出安排，让俄国人给铁托派去一个军事使团，作为已驻在铁托总部的英国使团的补充。(407)随后，斯大林的争论又回到为“霸王”计划确定日期的问题上来。他说，他怎么也不同意把这个计划推迟到1944年5月之后。丘吉尔就回答说，他不赞成任何这类严格的时间表，并且再一次描述了一幅在地中海地区可不断获得好处的图景，最后他又强调指出，在“霸王”计划得以按目前计划实施前必须首先具备的三个条件，而要实现这些条件，他说，就只有在未来几个月中在地中海地区积极作战，这些行动不会推迟“霸王”计划，倒会起到任何别的行动所不能起的作用，使“霸王”计划成为可能。
丘吉尔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已载入“霸王”计划的限制性条件上来了，这使多疑的斯大林想到英国人也许在对他玩一个大骗局，而根本无意进攻法国北部。他问丘吉尔，要是德国人在法国驻有13个机动师，而不是“霸王”计划所规定的最大限额的12个师，那怎么办呢？可是丘吉尔回答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霸王”计划不会取消，他这句话已经没有早些时候争论时那样锋芒毕露了。
丘吉尔继而又回过头来谈到如果土耳其参战，并为开往俄国的供应船只打通海峡航行的话，将为俄国和盟国带来许多好处。他还指出，要是僵硬地拘泥于协议，从地中海撤走登陆艇的话，将不可能如斯大林提议的那样进攻法国南部以配合“霸王”计划。
由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演唱主角的这场辩论已变得十分紧张，罗斯福看到，结束这场辩论的时间到了，于是就提议三国政府首脑把战略问题交给他们的军事顾问去讨论，责成他们就在地中海（或其他地方）进行任何切实可行而又不致耽误“霸王”计划的辅助性作战提出建议。他的提议被接受了，可是在散会前，斯大林决意直接去拔英国狮的胡子，他问丘吉尔，英国是真正同意“霸王”计划，还是只不过是装出同意这项计划的样子来哄骗俄国人？斯大林的语气既不友好，又是直接挑战。丘吉尔怒气冲冲地回答说，当“霸王”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条件具备时，英国人将全力以赴，渡过英吉利海峡。
这样还不能完全使斯大林放心，但是辩论发展的方向却使丘吉尔更为不安。有俄国人支持，看来美国人正要盲目去负担一种义务，而这种义务可能给英国，同时也会给美国带来无数的灾难。但是丘吉尔已经竭尽全力了。在这第二次全体会议之后，他简直无法再反对那个正在强加到他头上的种种决定了。(408)
这天的晚宴轮到斯大林作东道主。他因下午会上没有作出决定而恼火，便故意去惹丘吉尔，以示他的不快。在首相这方面，他的确感觉到关系紧张，虽然罗斯福不支持他也许比斯大林的反对更使他生气。在席间谈话中，丘吉尔挑战似地宣布，英国不因任何局外人的强迫而放弃它的任何合法属地，不管是香港、新加坡或任何别的殖民地。这句话自然主要是针对罗斯福说的，英国方面完全知道罗斯福希望在前殖民地领土上实行国际托管并建立联合国家的基地。不料斯大林却讨好地回答说，就他个人而言，他支持大英帝国的扩展。他还提到直布罗陀这个据点可以适当地加以扩展。丘吉尔立刻问斯大林，他自己是否有领土野心，这位俄国领导人回答说，现在还不是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这样把这个问题转移开了。
这天晚上，斯大林有一次还说到在打垮德国以后有必要把德国的军事组织完全连根拔掉。他说必须处决5万名德国军官和技术人员，只有这样，方可使德国的战争组织在未来几代里处于瘫痪状态。丘吉尔对这样的野蛮行为强烈地表示反对。罗斯福戏谑地插话问道，如果5万名太多，4.9万名他意下如何。丘吉尔可不认为这有什么好笑。就在这个时候，总统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从桌旁他的座位上站起来为斯大林的建议鼓掌。丘吉尔忍不住发脾气，离开房间走了。可是斯大林赶快跟了出去，竭力向他保证，这一切全是闹着玩的，丘吉尔这才平静下来，又回到了宴会桌上。(409)这件本身无关紧要的事情，却表露在德黑兰一起决定着世界大部分地区命运的三巨头之间的感情状态。
第二天，11月30日，是决定性的一天。丘吉尔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得出结论，再要抵制美、俄两方联合的压力，拒绝作出明确承诺及早实施“霸王”计划，已没有用了。结果，当英、美两国的参谋长们在11月30日上午开会时，英国方面同意把“霸王”计划的进攻开始日定在1944年5月1日。他们还同意在法国南部海岸发起一次配合性进攻，并以“届时所有可用的登陆艇所许可的最大规模”(410)来进行。这实际上就等于重申8月在魁北克作出的决定，不过这一次俄国人也成了协议中的一方，而英国方面原来竭力强调这个决定是尝试性的，这次几乎也不这样说了。就这样，德黑兰的这项协议标志着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的长期争论已进入了最后阶段。
就在这同一次会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还作出另一项重要决定。在德黑兰会议前的几星期中，美国人曾提出一个计划，主张设一个指挥整个欧洲战区的英美最高统帅。这个统帅将是负责地中海战役和“霸王”计划的地区指挥官的直接上级。这个职位可以说是为马歇尔将军特地设置的，但美国人却愿意把这个最高职位指派给约翰·迪尔爵士，因为美国方面对他已经完全信任。(411)英国人反对这个提议，要求分别设置地中海战役统帅部和“霸王”计划统帅部，都只隶属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
经过一番讨论，美国方面接受了英国人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设两名盟军最高统帅，分别负责“霸王”计划和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战事。(412)另外，在魁北克首次通过的关于地中海战区应由一名英国将军指挥，从而同美国对“霸王”计划的指挥权取得平衡的决议也再次得到了确认。这样的安排显然使地中海统帅部取得了较大的自主性，而假使按照美国方面提出的指挥系统办事，那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自主性。对于在中央战略问题上已失败的丘吉尔说来，这一点无疑地有助于使他稍得安慰。掌握指挥权的是一名英国将军，他不能像美国军官那样可以不受丘吉尔的影响，这样，首相仍然可以期望通过地中海地区有魄力的军事行动使那些伟大的目标有可能实现。(413)
丘吉尔虽然已经让步，同意定出“霸王”计划的确切日期，可他还不准备放弃他的计划。如果无法从“霸王”计划抽调物力资源，那么可以转而从缅甸去抽调或扣下拨给缅甸的物资。为了设法赢得斯大林对这一步的支持，丘吉尔就在上午（11月30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开会时安排了一次同这位俄国领导人的私下会晤。他解释说，美国人要求英国人于3月间在缅甸发动一次两栖作战，还说任命“霸王”计划的最高指挥官完全是罗斯福的事。他指出，惟一妨碍充分利用地中海战机的因素就是缺少登陆艇，而美国人完全可以从太平洋贮存的登陆艇中拨出一些来支援“霸王”计划。要是他们肯这样做，那么拟议中的各项对德作战就有足够的登陆艇可供使用了。丘吉尔声明，他赞同在法国南部的登陆，并拟于最近在罗马附近的意大利海岸发动一次两栖攻击，以便把战线推进到亚平宁山区。斯大林显然不肯表态，只是重申对俄国人来说，“霸王”计划是头等重要的事，同时还逼着丘吉尔告诉他“霸王”计划的进攻开始日将在何时。(414)
这点丘吉尔可办不到，因为他已与罗斯福商定，决定在1944年5月间确定进攻开始日的消息应由总统透露。(415)就在丘吉尔与斯大林私下谈话结束后不久，罗斯福在午饭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斯大林这下满足了，并保证俄国方面将准备一次大规模攻势，以配合“霸王”计划。不过他又提出由谁指挥这次进攻的老问题，罗斯福搪塞了过去，说他得再过几天才能作出决定。尽管罗斯福进行规避，尽管这种规避意味着斯大林的三项要求中还有一项未予满足，11月30日早上作出的决定显然成了德黑兰会议的转折点。斯大林的最迫切的要求得到了保证，而在最初两天中一直颇为紧张、颇使人提心吊胆的会议气氛，一下子变得融洽起来。在最后几次会议上开始洋溢着一种轻松自如的同志关系，甚至有一种欢乐的气氛。当前的军事问题既经解决，三巨头便可以不拘形式地谈谈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了。按当时的气氛看，似乎他们之间不会再出现什么重大的分歧了。就这样，在11月30日午宴的后半段时间，罗斯福、丘吉尔同斯大林讨论了俄国对不冻港的需要——西至波罗的海，南面穿过土耳其海峡，东至太平洋。也许出乎斯大林的意料，对于俄国在这几个方向的野心，不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除了赞成，什么也没有表示，但是不作明确的保证。(416)下午举行了一次简短的全体会议，批准上午作出的战略决策。晚上轮到丘吉尔举行宴会，这天又正好是他69岁生日，席间热情洋溢，频频举杯相互祝酒。当晚，最引人注意的是斯大林说的那句话，他说倘使没有美国的生产，俄国就会战败。前几天那种紧张关系似乎已经烟消云散。斯大林不再那么拘谨，行为举止像个好朋友和好伙伴，这使罗斯福大为满意。看来，到最后总算万事大吉了。军事协议和个人友谊同时建立。俄国人终于被拉入了这个家庭圈子。毫无疑问，丘吉尔不像别人那样觉得诸事顺遂，但他败而不馁，还有一点可聊以自慰，那就是土耳其人的意见尚有待听取，这样，他也便起劲地和大家一起狂欢了。(417)
第二天，12月1日，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离开德黑兰赴开罗，三巨头则多呆了一天。还有些政治问题要解决，或至少有待讨论；丘吉尔没有绝望，还想设法要别人同意他的计划，在土耳其对德宣战的同时进攻罗得岛。
12月1日午餐时，三国政府首脑同外长们和霍普金斯一道议事。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使土耳其参战？罗斯福和斯大林两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把自己拖进一些与“霸王”计划相抵触的义务中去。当丘吉尔提到可能把登陆艇从太平洋调来补足“霸王”计划所需数量的缺额时，罗斯福立即断然否决。总统也不同意为了突击罗得岛而修改关于缅甸的两栖攻击计划。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当丘吉尔、罗斯福两人从德黑兰归国途中在开罗停留时，应再次设法去说服土耳其人，尽管无法对罗得岛进行两栖作战，他们仍应宣战。丘吉尔被授权向土耳其人提供的惟一支持是20个中队的战斗机，也许还可补上一些美国的轰炸机。但是丘吉尔希望，就这点东西也足以把土耳其人拉过来了，特别是因为他还计划对土耳其人进行威胁，要断绝全部物资供应，并在将来俄国人对海峡地区的特权提出要求时拒绝给土耳其以任何支持。(418)
然后，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俄国人应在何时并以何种方式从意大利军舰和商船队中取得他们的那一份？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已在原则上同意，俄国应分享战利品，但是他们要求给些时间，以便同意大利人作出安排，并提出在一两个月之后才有可能把一些意大利船只移交给俄国人。(419)
午餐后，斯大林第三次私下来访罗斯福。总统利用这个机会设法让斯大林了解美国政治中的某些复杂情况。他特别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波兰和立陶宛后裔的美国公民构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民集团，因而在决定美国对外政策时，这些人的意见必须认真考虑。斯大林回答说，他建议做些宣传工作，来改变这些人的思想使之符合国家的政策。斯大林也许没有认真对待罗斯福这番话。很可能他认为总统把波兰裔美国人的意见抬出来，只是一种荒谬的狡猾手段，为的是替反苏政策辩护。可以肯定地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决定他自己的东欧政策时丝毫无意尊重波兰裔美国人或其他类似集团的感情。(420)
下午较晚的时候举行了德黑兰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除三国政府首脑外，外长们和霍普金斯也都出席。罗斯福一上来就说，他希望俄国人将会恢复同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421)但斯大林不愿作出这样的允诺。他声称，波兰流亡政府曾同希特勒一起进行反苏的诬蔑性宣传，而他只准备同一个把对德作战放在首位的波兰政府恢复关系。这个棘手问题很快地被抛在一边，会议转而考虑波兰的疆界问题。丘吉尔和斯大林同意，波兰应取得直到奥得河的德国领土，并就寇松线的确切走向交换意见后，一致同意把此线作为波兰的东部疆界。罗斯福没有参加这些讨论，但对拟议中的安排并无任何反对意见。斯大林说他无意兼并波兰人占压倒多数的任何地区，并同意这样的建议：在杂居地区进行人口交换迁移，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解决办法。在会议行将结束时，丘吉尔又一次提出战后波兰的疆界问题，并试图使达成的协议变成书面的形式。斯大林乘着这个机会提出把哥尼斯堡划归俄国，以便在波罗的海获得一个不冻港。不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都未对此表示异议，可是丘吉尔仍未能弄到他力求得到的一纸正式声明，载明盟国在波兰疆界问题上的意图。(422)
就这样，波兰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当会议转而讨论说服芬兰与俄国媾和的可能性时，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斯大林明白表示，他不认为芬兰人已准备媾和。他概括地列举了他的条件：恢复1940年时的边界；在汉科或佩特萨莫建立苏联海军基地；付出总数相当于芬兰人给俄国造成的损失一半的赔款；公开与德国决裂；把所有德国人驱逐出芬兰；最后还得要芬兰军队复员。与此同时，斯大林否认他有任何把芬兰变成俄国一个省的意图。(423)
最后讨论的问题是德国的未来。罗斯福简略地谈了一项把德国分割为5个独立邦的计划。丘吉尔提出反建议，建议德国南方诸邦，或者至少其中的几个，应并入一个多瑙河联邦。但是，斯大林是反对搞联邦的，并且这样说了；另一方面，他也不认为罗斯福的主意是合适的，因此就决定把这件事全部交给一个月前由各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期间设立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去研究。(424)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内，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人同波斯首相签署了一个关于波斯的宣言。这个宣言是由罗斯福推动促成的。宣言中答应在战时和战后向波斯提供经济援助，并宣告有关各方一致希望“按照四国政府一贯赞成的大西洋宪章各原则……维护伊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425)。这个宣言首先是为了再一次向波斯人和全世界保证，无视波斯政府的意志对该国实行的军事占领在战后将不会继续下去。
最后一次晚餐由斯大林作东道主，这一回远不及会议期间前几次宴会那么讲究，时间也短得很，这是因为罗斯福急着要在当晚动身。宴会中没有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就这样，1943年12月1日晚上10时左右，三巨头在互道再见后分手了。
长期以来人们期望中的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的会晤就这样载入了史册。会议最令人注目的事情是俄、美双方的军事观点明显的一致，而英国相应的孤立。丘吉尔发现自己出乎意料地处在一个十分困窘的境地，他要求扩大地中海战役的论点全部基于军事理由；而如果说他个人关于下一步该做什么的想法不是首先取决于纯军事的考虑，这也是轻率的，或许是错误的。但是美国人怀疑丘吉尔首先考虑的是战后政治力量的平衡，是如何去阻止俄国人控制巴尔干诸国。(426)由于有这一点怀疑，丘吉尔的军事意见大多被看做是意在用漂亮的言词掩盖真实动机的高谈阔论而被一笑置之。
与此同时，罗斯福无疑对首相寄予一定程度的同情，因此，当会谈在开罗继续进行，最后决定应在缅甸采取什么行动时，罗斯福颇有意听从丘吉尔的见解，即使这意味着要让蒋介石失望也在所不惜。毕竟不能在把俄国和中国拉过来的同时搞得同英国人离心离德。要是真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意味着罗斯福未能完成他给自己规定的一项伟大任务，即为大战以及为战后和平而巩固大联盟。
罗斯福认为自己今后将充当仲裁人、和事佬和导师的角色。他要成为这样一个人：要使英国人和俄国人摆脱那种只关心本民族利益的守旧态度，并说服他们按照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宣言所宣布的道义原则来指导各自的国际活动。罗斯福确信只有以这些原则为基础才能建立持久和平。总统并不认为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轻松的，可是他相信是可能办得到的。也许非在原则和守旧的思想习性（即强权政治）之间进行调和不可，罗斯福却并不过分觉得为难。毕竟，他本人在美国的全部政治生涯就是以这种调和的理想主义为基础的。他的伟大希望是建立一个新的神圣同盟，以捍卫并实行民主政治的而不是君主政治的理想。要做到这一点，一大先决条件是要使最强大的盟国政府领导人改而采取他的思想方法，而罗斯福感到德黑兰会议上在这方面已有了激动人心的进展，他为此而自己感到庆幸。他相信，他与丘吉尔、斯大林刚刚签过字的宣言的最后一段文字原原本本地说明了真相：“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我们作为事实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这里分手。”
的确，1943年12月6日向全世界发表的宣言全文，字里行间都洋溢着罗斯福所感受到的乐观主义。宣言宣称：
我们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工作。
关于战争方面——我们的军事参谋们曾参加我们的圆桌讨论，我们已经议定了关于将德军消灭的计划。……
关于和平方面——我们确信：我们的协力同心将导致一种永久的和平。我们完全承认我们以及所有联合国家负有至上的责任，要创造一种和平，这种和平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而在今后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
我们同我们的外交顾问们在一起，曾经通盘考虑过将来的一些问题。我们将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和积极参加，那些国家的人民，就同我们本国的人民一样，都是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我们将欢迎他们，听他们抉择，到一个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里来。(427)
斯大林的看法只能加以推测。对于已作出的战略决策，他自然是满意的，英、美观点上出现的明显分歧也许更使他高兴。看来，在战后最近几年里，反苏的资本主义联合阵线不成其为严重的威胁了。很可能，他把罗斯福大谈对附属国人民实行托管看做是一种聪明的办法，旨在瓦解法英帝国，为美国贸易打开殖民地世界的市场。但是从罗斯福的态度中，他肯定也发现了许多极为费解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合乎斯大林所熟悉的任何形式。斯大林对他人的信任都有十分严格的限度，因而他不大可能认为罗斯福是心口完全一致的。
斯大林从自己的观点来看问题，他成功地回避了就苏联战后政策承担任何义务。东欧和中欧的领土问题及其他问题都还悬而未决。虽然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他的企图同罗斯福的期望以及丘吉尔的意愿相差得很远，可他还能为这么个想法而自己庆幸，就是说那项战略既经获得了一致同意，结果就会给红军以放手行动的权力，在诸如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里，或者甚至在更往西的地方，建立任何种类合乎他心意的政权。总之，这次交锋，尽管有时令人费解，甚至使人担心，仍然是完全成功的。
德黑兰会议的结果不可能使丘吉尔感到高兴，但他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结了怨不会老是耿耿于怀。他发现在他的地中海计划中至少有一部分内容还有机会可以挽救，而如果做到这一点，全部事情可能还有转机，同时也能为1944年“霸王”计划的成功真正地并且严格地准备好条件。事情的转机在于：（1）想办法说服土耳其人参战，至少说服他们允许英国使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以建立爱琴海上的空中优势；（2）想办法说服美国人取消罗斯福已答应蒋介石的安达曼群岛两栖作战。只有这样，地中海方面才得以保留足够数量的登陆艇去实行他对意大利实施两栖攻击以占领罗马的计划，而要是这一着成功了，在法国南部登陆时机成熟前就可能出现骚扰德国人的其他机会，如进攻罗得岛，也许还可沿南斯拉夫的亚得里亚海海岸进行滋扰。因此，丘吉尔在去开罗同土耳其人和美国人举行进一步的会谈时，心情极好。(428)
（四）第二次开罗会议（1943年12月2—6日）
12月2日夜，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一到开罗，就在一起进餐，并交换对斯大林的印象。丘吉尔特别用心地抛却以往的分歧。席间，气氛是轻松的，完全像是在德黑兰紧张工作以后休息一下的样子。(429)第二天，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恢复开会。议题是缅甸。讨论进行了很久，争论十分激烈。英国人不改初衷，仍要求取消计划中的对安达曼群岛的两栖突击，把登陆艇用来进攻罗得岛。(430)美国方面坚持说，已经答应了蒋介石，如果不兑现，中国就可能垮台或议和，这样就会延长对日战争，并使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双方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英国人觉得自己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现在该轮到美国方面稍作退让了；而美国人则认为中国存亡攸关，而且如果自己不坚持的话，英国人事实上就会把对日作战的全副重担压在美国肩上。
12月3日晚，罗斯福和丘吉尔再一次共进晚餐，把当天早些时候两人各自的军事顾问们的争论重演了一遍。丘吉尔把所有的论据都用上了，他最有力的一点是：斯大林答应一等到德国战败立即参加对日作战，这就大大改变了战略形势。中国将不再是不可缺少的了，轰炸日本的空军基地可以设在西伯利亚东部诸省，比设在中国更为方便，而且，届时红军可以就近对付亚洲大陆上的日军。(431)另一个有利于英国人的重要考虑是船只缺乏仍带来很大困难。船只是有的，但只够“霸王”战役、地中海和太平洋之用。要从印度发起一个大规模的计划，除了目前能找到的之外，还要更多的船只，而由于航程漫长，单艘船只的价值也大为降低。到孟加拉湾跑一趟来回所需的时间等于在北大西洋上轻易地作三次横渡所花的时间。此外，现在已经提到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攻击安达曼群岛的详细计划，要求一支意想不到的庞大的兵力，要筹集这样一支兵力怎么说也是困难的。丘吉尔大大利用下述论点，即必须使一切事务，甚至对日战争，都从属于“霸王”计划。他是以美国人自己的论点来对付美国人。不难想象，丘吉尔在这样做的时候感到多么痛快。(432)
起初，罗斯福看来同他的参谋长们一样固执，决定就作不出来。话题接着转入德国的占领区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又引起了冲突。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想占领德国的西北部，而把西南部留给对方。对此，又没作出决定。(433)
第二天，12月4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内继续争论不休，毫无达成协议的迹象。那天晚上，土耳其总统伊诺努抵达开罗，罗斯福设宴招待他。宴会后丘吉尔来了，开始劝说伊诺努对德宣战。罗斯福表示支持，可是大部分话都让丘吉尔去讲。伊诺努只是听着，没有表态。
12月5日，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经过又一天毫无结果的辩论之后，终于出现了突破僵局的第一个迹象。罗斯福不顾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的顽固态度，决定非对英国方面的观点作出一个让步不可。他起草了一份致蒋介石的电报，电文说：
同斯大林的会晤使我们介入了暮春时将在欧洲大陆上进行的大规模联合作战，这样就极有可能在1944年夏季以前结束对德战争。这一战役要求大量的重型登陆艇，以致要把足够数量的重型登陆艇用来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作战已不可能实行。…… (434)
电报接着问蒋介石，他是准备不管怎么样仍然着手发动对缅甸北部的进攻呢，还是宁愿等到1944年11月，那时可以再答应他进行计划中的两栖作战。丘吉尔同意了这份电报。于是，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12月5日黄昏向总统汇报时，罗斯福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们。参谋长们听了大为不满，愤愤然认为总统对蒋介石背信，这样就会招致不必要地延长对日战争的风险。(435)
由于罗斯福采取了这个行动，第二天上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再次开会时达成协议就比较容易了。会议决定取消进攻安达曼群岛的计划，指令蒙巴顿制定一个规模较小的作战计划作为代替。蒙巴顿遵照指令提议在日本防线后方的缅甸本土海岸登陆，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个提议，认为这样不够，他声称，他不会从云南派出他的部队来参加这次总攻。鉴于蒋介石的不合作态度和丘吉尔要求在意大利采取行动的压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1月7日，即开罗会议闭幕后的一个月，才最后决定取消在东南亚的一切两栖作战。他们命令已在孟加拉湾集结的登陆艇返回地中海和英国，(436)并指令蒙巴顿凭着留给他指挥的地面部队和空军尽力而为。
在缅甸问题上达成协议后，就只剩下一个项目有待决定了。罗斯福在丘吉尔的压力下一让再让，到了12月5日竟指令他的参谋长们要想尽办法弄到18到20艘登陆艇，用来进攻罗得岛，不过这个作战行动还得看土耳其是否参战而定。因此，12月5日夜，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又一次设法说服土耳其人，要他们相信在1944年2月15日前参加盟国一方才是他们的真正的利益所在。(437)像上一次一样，大部分谈话是由丘吉尔进行的。伊诺努的回答比前一天晚上明确，他要求供给他物资，还要求时间来对土耳其军队进行使用现代化武器的训练。可是罗斯福不同意把大批物资转拨给土耳其，在丘吉尔这方面，又没有多少时间可给土耳其人。对丘吉尔的爱琴海计划说来，现在是惟一的时机，否则只好永远放弃。单用言词无法迫使土耳其人参战，他们不愿冒打仗的风险。第二天，丘吉尔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可是又没成功。美国人与其说是失望，倒不如说因此松了一口气，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们生怕如果土耳其人参战，那就不得不大规模地向他们提供物资，因而也就很可能干扰“霸王”计划。(438)
在辩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罗斯福思想上在反复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决定，现在是决定由谁来指挥“霸王”计划的时候了。8月，在魁北克曾取得一致意见，由一名美国人来担任统帅，而可供考虑的人选只有两名：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试图让马歇尔将军说说他本人觉得怎么办最好；马歇尔私下希望担任战地指挥官，而不是呆在五角大楼的会议室里，可是他不愿表示他的偏爱或判断。罗斯福作出最后决定是在12月5日那天：马歇尔仍留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则以盟国远征军统帅的身份派往伦敦。丘吉尔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在12月6日。艾森豪威尔将军从罗斯福本人口中得知这项新的任命是在1943年12月7日，那天是珍珠港事件的两周年纪念日，当时总统正在回华盛顿途中的突尼斯逗留。(439)这一任命一直延到总统回到美国以后才公开宣布，那是在圣诞节前夜，罗斯福在电台作广播演讲中报告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情况时说了这件事。
（五）两个会议的意义
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之后，美、英报纸上充满三巨头即将举行会晤的谣传。不少记者更是任意猜测这样一次会晤可能作出哪些决定。有一个大家爱听的想法，正好反映了罗斯福曾提过的一项建议，(440)就是让俄国人参加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和其他联合机构，从而同英、美盟国联系在一起。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实际举行的那几周里，通过各种各样的中立国的渠道，一心探听消息的报纸编辑们风闻了一些毫无根据的关于会议情况的报道；同样，德国广播电台也宣布说三巨头正在开会。
结果，当正式公报发表时，这些消息也就不值一顾了。公报内提到的各项协议大大不如报界的期望，而由于德黑兰会议不许有记者在场，报道中缺乏地方色彩。尽管这样，三个盟国的报纸对公报几乎是众口交赞。俄国报刊对德黑兰会议作了异乎寻常的突出报道，在公报最初发表以后的好几天里，《真理报》和《消息报》连篇累牍地登载着关于德黑兰会议各项决议所作的评论和解析。斯大林的威信全部给用上了。《真理报》评论说：
盟国三强外长的莫斯科会议距今还不远，那次会上所作的决议不仅显示出大不列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三国战时友好合作关系的加强，而且也为战后有效的共同事业奠定了基础。而现在又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迈出了多么惊人的一步啊！(441)
《消息报》写道：“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们举行了圆桌会议，并就战争如何进行以及战后的那些重大问题取得了最充分的谅解。……任何细读宣言的人都会懂得，战争的结局已一劳永逸地决定了。”(442)
在美国，有几个总是反对罗斯福的参议员指出，在俄国对于波兰及其他苏联邻国的企图方面，公报一字未提。但是，总的反应是强调胜利在望，以及永久和平的希望。《芝加哥每日新闻》（1943年12月7日）说：“依我们看，德黑兰会议的真正意义在于俄国表示，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公众的幸福，愿意当一个真正的伙伴，不仅在履行一项共同的战争策略方面是这样，而在从事一项共同的和平策略方面，也是这样。在战时联合，在和平时期联合，这就是联合国家！”
英国报纸的调子差不多同样热烈，尽管有几家报纸，如《曼彻斯特卫报》（1943年12月10日），曾指出战时的同盟到头来破裂的事情在过去见得多了，但是可以告慰的是现在反映出来的前景比1918年好多了。至于使丘吉尔屡屡失望的情况，英国报纸并无暗示。当时支配着英国方面评论的是一种新的信念：战争的结束终于清楚地在望了。
1943年12月17日，罗斯福回到美国。圣诞前夜，他向全世界发表广播演讲，他说：
我们〔即丘吉尔、斯大林和他本人〕从大处，从广阔的目标着眼，而不是枝枝节节地，讨论了国际关系。但是就从我们实际讨论的内容来看，即使在今天我也能这样说，我不认为在俄国、英国和美国之间会出现什么无法解决的分歧。……
用一句美国口语中不太符合语法规则的话，我可以说我同斯大林元帅“相处极好”，他为人既有惊人的、不留情面的决断力，又有坚定的好脾气。我相信他真正代表俄罗斯的良心和灵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同他以及俄国人民相处得非常好——真的非常之好。(443)
总统接着强调不得已时用武力来维持和平的必要性，并嘲笑了那些“乐天派的傻瓜”，这些人以为对美国说来孤立主义是一项现实可行的政策。
在会后回国途中，丘吉尔在北非病倒了，安东尼·艾登代表他向下院作了报告。对于未来和平问题，艾登说：
只有当一种国际秩序在力量和团结方面都比企图向这种秩序挑战的敌人来得坚固强大时，反复出现的战争威胁才可对付。有没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秩序呢？这种秩序的基础存在不存在呢？
6个月以前，我还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回答，事情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我可以回答了。我的回答是一个强有力的“是”字。是的，基础是存在的。我真正地确信，三大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可能性，不，还不止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愿望，不仅要在战时继续合作，不仅要在停战后重组欧洲时继续合作，而且此后也要在世界上维护一种有秩序的发展以及持久和平方面继续合作。(444)
现在回过头去看，很清楚，希望三大盟国之间长久地保持和谐局面无异于水中捞月。事实上，德黑兰会议的真正意义是：盟国只能够在军事战略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事实也是如此。在战后问题上并没有达到真正的一致。在对涉及的问题只是模模糊糊地探索了一下以后，所有重要的决定都留待未来。德黑兰会议的伟大成就在于决定了对德的最后战略。先前，英、美的一些会议也是这样，围绕着军事问题这个中心；在这以后的会议就以和平问题为中心了。而在这些问题上就远远没有那么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在这个意义上，德黑兰会议在盟国关系的性质上确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德黑兰会议后，和平问题赫然耸立在人们眼前，随之，盟国各国互相歧异的民族利益所造成的困难就突出了。与此成比例的是，合作越来越困难，冲突越来越明显，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能够调解得了。
两次开罗会议的意义完全不同。关于远东战局的决议是在1944年年初几个月里在对日基本战略作大修改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国不再是个牵动全局的因素，蒋介石原想在战争结束时能够拥有一支足以使他的政府具有不能轻视的力量的军队，而情况这样一变，他的机会也就落空了。
总的说来，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比之整个大战期间的任何国际性会议，对于世界的未来是最重要的了。从军事观点看，这两次会议是真正的转折点；从政治观点看，今后的难题并没有清楚地显露，因此尽可以根据军事协议大大乐观一番，更何况俄国同西方的良好感情又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顶峰。但是，在英、美之间出现了裂缝，到了1944年这些裂缝就更明显了。英国参谋长们在地中海问题上的意见受到压制，而美国参谋长们在缅甸问题上的计划遭到否决，双方对于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使英、美之间发生分歧的那种顽固的意志力的较量都难以忘却。胜利已经在望，但胜利的阴影遮暗了未来的岁月，给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合作带来困难，而这种合作在1942年那些极度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倒曾顺利得多，也真诚得多。不过，这些事情都未予公开，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看来，盟国的团结，无论是英、美之间还是英、俄、美之间的团结，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美满。
(1) 见上文，原著第159页。
(2) 较详细的记叙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
(3) 见下文，原著第274页。
(4) 但是，根据卡利诺夫的《苏联元帅演讲集》第281页记载，及时到达并参加斯大林格勒进攻战的谢尔曼坦克不下750辆，这个数目大约可以装备两个装甲师。
(5) 在莫里森的《美国海军作战史》中收集了有关的统计数字，见该书第1卷，第404—412页。
(6) 参阅丘吉尔，第4卷，第484页；美国版，第4卷，第540页：“我认为……我们已经把金将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一切需要完全付给他了。”
(7) 详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
(8) 见上文，原著第198页。
(9) 美国人已提出供给一队重轰炸机，但是美国政府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理由是：训练俄国航空人员使用一种为俄国空军所不熟识的飞机，费时太久（参阅迪恩：《奇异的同盟》，第144页）。
(10) 《马歇尔、阿诺德和金的战况报告》第264—266页。这个数字从来没有实现过。美国军队的最高人数是1 400万人（同上书，第266页）；但这个动员水平，仅仅维持了几个月。美国军队年度平均数，在1944年和1945年，只不过分别为1 126万和1 128万〔参阅美国总统：《总统经济报告，1952年1月》（U.S.A., The President: The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January 1952），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52年版，表B—11，第177页〕。这个统计与英国那样的国家比较起来，可反映出美国享有充裕的人力余额，英国达到最高动员为时较早，而且历时也较久。美国确实曾经发生过地方劳动力缺乏的麻烦事件，但就人力而论，美国在胜利来临前，尚无须调动最后的人力。
(11) 英国政府于1942年4月已能提出1943年英国战争命令的计算书，附有需由美国提供以完成英国部队装备的军需品数量的概算。美国的需要直到1943年才达到相似的确定（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397页）。俄国的需要当然要根据1941年一系列供应议定书来规定。因此，远在美国军队需要确定之前，英国和俄国的需要早已知道，但直到全部需要能够算出之前，战时生产计划也难免不精确或容易发生突然改变。
(12) 《战时工业动员》，第1卷，第485页。
(13) 见上文，原著第127—128页。
(14) 关于物资控制计划的更详细记载，见《战时工业动员》，第1卷，第485—501、663—682页。
(15) 见上文，原著第128页。
(16) 《战时工业动员》，第1卷，第682—693页。
(17) 实际上，美国个人消费费用，按1939年物价计算，从1939年的675亿美元上升到1945年的863亿美元（《总统经济报告》，表B—2，第168页）。这表明生活水平显著上升，但不能因而使某些生活必需品的缺乏不受到人们的抱怨。
(18) 关于成立战时动员局的行政命令的原文，见S·I·罗森曼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开发表的文件和讲话》，1943年卷（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Roosevelt, ed.S.I.Rosenman, 1943 Volume），纽约，哈珀，1950年版，第232—234页。
(19) 关于规定对外经济管理局职权的行政命令原文，见罗森曼，前引书，第406— 408页。
(20) 这些数据系采自战时生产局：《战时生产的成就》，第106—109页上文所引用的1942年坦克生产数字与本书原著第124页引用的数字有出入，这是由于所用数据来源不一致。这些数字至多不过是一种近似值。
(21) 战时国际协定：《对苏联物资供应议定书》，美国国务院公布文件第2759号（U.S.A., Department of State, Wartim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Soviet Supply Protocols, Pub.2759），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8年版，第57页（这个文件以后引用时简称《对苏供应议定书》）。
(22) 建造登陆艇本来是海军的责任，但这些登陆艇主要是由陆军使用的。这项权限的划分，结果证明很不适当。海军擅自挪用了由其支配的材料和人力去建造其他形式的船只。这样，1943年的海军预订计划就没有规定增加建造登陆艇，以超过数量较少的1942年。只是在年末才作了少量的增加。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开罗会议时（1943年12月）反映到罗斯福那里，当时登陆艇的缺乏变成了将来在欧洲及缅甸进行陆军反攻这个建议的主要限制因素（见下文，原著第368—371页）。因此立即把海军建造工作中的最优先权给予登陆艇，但要到1944年在诺曼底登陆时，才勉强及时准备了足够的数量。参阅《战时工业动员》，第1卷，第603、607—608页。
(23) 这项需要多半反映出英国存在着人口统计方面的困难情况。在人口中，新成年的人没有老人多，而老年人的生产力正在接近消失，这就意味着总的劳动力将来就要缩减。因此依照计算，正常消耗，不包括战争损失在内，在1944年将从1943年的总劳动力中减少15万人（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449页）。
(24)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450页。
(25) 这些比率的原始数据取自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战争对联合王国、美国和加拿大人民消费的冲击》（The Impact of the War on Civilian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5年，第11页。
(26)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373页。
(27) 沃兹涅先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第92页）说，1943年第一季度的工业总产量比1942年最后一季度的总产量减少了12%。
(2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第26页。如果有人假定1942年1月份的生产超过1941年11月份达到的最低点为数甚微的话——这不是一个不合理的假定，因为冬季的气候一定会很严重地妨碍生产——从沃兹涅先斯基发表的比率看来，俄国1943年的工业生产率似为：1940年6月的0.83（同上书，第24页）。这些比率的意义——这个比率是按货币还是按物质的指数得出的，以及军需品与其他物品之间的生产如何划分等等——是不清楚的。过于信任这些比率的可靠性，以为是反映俄国真实情况的一个指数，那就未免愚蠢了。
(29) 沃兹涅先斯基在他所写的关于生产计划的那一章里（同上书，第84页），引用一个长表，列出相当多的这些军需品产量增加的百分比。例如飞机产量1943年比1942年增加37%；轻武器的弹药增产45%；122毫米炮弹增产90%；自动推进炮1943年不少于前一年的71倍。这些数字不带底数是靠不住的，因为如果1942年只生产一门自动推进炮，到1943年增加产量71倍，就只需生产71门炮，那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30) 关于1942—1943年莫斯科生活的生动记载，参阅沃思：《斯大林格勒的那一年》，第330页以及其他各处。
(31) 斯退丁纽斯：《租借法》，第227页。
(32) 沃兹涅先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第85页。
(33) 引自艾伦：“互助”，第250页。这些数字与总统《提交国会的关于租借法的工作报告》（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所发表的数字出入很大。这反映出对外经济管理局会计员们于1945年6月回顾过去而作出的修改。租借物资交付的定期分析的详细准确性很难得到（见上文，原著第146—147页），参阅原著第778页，附录二的表（该表也根据R·G·D·艾伦的分析），以及D·韦利爵士关于这些数字的讨论。这表更详细地列出1941年和1945年间租借法对大英帝国援助的发展。
(34) 艾伦：“互助”，第263页。
(35) 艾伦：“互助”，第268页。
(36) 斯退丁纽斯：《租借法》，第251—252页。英国人答复他说，围栏作为废铁已被征用，但因缺乏人力和运输工具，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搬去。
(37) 《战时工业动员》，第1卷，第627页。
(38) 见上文，原著第133—134页。
(39) 美国于1942年7月到1943年7月这段时间内移交于俄国国旗下的船只不下64艘，这个事实使英国进一步加强了决心。当然，这种移交是玩弄法律上的花样，以便租借货物越过太平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通过日本大炮的监视时，不受干扰。参阅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361页。
(40) 丘吉尔，第4卷，第723页；美国版，第4卷，第809页；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430—431页。罗斯福书信原文可查阅《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6卷，1943年7月—1944年6月，利兰·M·古德里奇和玛丽·J·卡罗尔合编，波士顿，世界和平基金，1945年版，第404—406页。
(41) 海军上将兰德这次演说的节录，转载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1943年》，第657—658页。
(42) 见上文，原著第186页。
(43) 巴克斯特：《争分夺秒的科学家们》，第436页。
(44)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03—704页；英国版，第2卷，第700—701页。
(45) 丘吉尔，第4卷，第723页；美国版，第4卷，第809页。
(46) 见下文，附录二，原著第773页。
(47) 见下文，附录二，原著第781—784页。
(48)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526页。一个有力的反作用是驻英美军的支出增加（见附录二，原著第773页）。由于他们的薪饷是在英国花掉的，这就增加了英国的美元储备；再说，因为1944年最初6个月在不列颠群岛的美军数目迅速增加，美元的这个来源变得极为重要，到进攻开始日以后几个月，美元又和军队一道，转而流入法国去了。
(49) 丘吉尔，第5卷，第231页；美国版，第5卷，第261页。
(50) 斯大林觉得英国政府到1943年秋季才令护航队再行开始出发，实在太慢了，10月，他用粗暴的措辞同丘吉尔争论这个问题（同上书，第231—244页；美国版，第261—274页）。斯大林的抱怨是很有理由的，因为当护航队在3月暂停时，即使没有约定，至少俄国人也期望在9月恢复（参阅同上书，第4卷，第675—676页，美国版，第4卷，第754—755页）。
(51) 美国总统：《提交国会的关于租借法的第十四号工作报告》（Fourteenth Report to Congress on Lend-Lease Operations），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4年版，第31页（这些报告以后引用时简称《租借法工作报告》）。这些数字和以前所引用的那些一样，在细节方面不尽准确。
(52) 甚至红军步兵所穿的皮鞋也大部分是美国制造的（参阅多伊舍尔：《斯大林》，第512页）。虽然卡利诺夫的《苏联元帅演讲集》，第512页引用他所称为俄国官方统计的材料来表明，在红军所用的汽车当中，美国制造的不到1／3，其正确性看来是难以置信的。
(53) 美国每月交货数列表于《租借法第十四号工作报告》，第58页。作者未能找到可资比较的英国交货数字，但如果加上那些数字，必将加重仲夏时的下降，增强年终时的上升，开往北部的护航队是在年终恢复的。
(54) 《对苏供应议定书》，第17页。参阅第一号议定书文本中的相似附文，同上书，第8页。
(55) 同上书，第52页。
(56) 例如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报告：“租借法已显著有效地执行”，进行表决时，众议院代表为407票对6票，参议院为82票对0票，赞成重订。关于重订租借法的参众两院委员会报告原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1943年》，第123—130页。
(57)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1943年》，第125、130页。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其作证的一部分发言中提议美国可试图取得基地作为租借的回报（同上书，第121页）。
(58) 《纽约时报》，1943年8月26日。
(59) 例如《芝加哥论坛报》，1943年9月2日：“美国人民对他们目前的租借法的受惠者将永远肩负着恢复、支援和保卫的重担。”
(60) 引用西弗吉尼亚参议员雷弗科姆的话：“别的国家对我们有义务照价偿还。”（1943年8月28日《每日快报》）
(61) 例见1943年8月27日的《纽约时报》和《基督教箴言报》以及8月30日的《芝加哥每日新闻》。
(62) 总统的话是：“从狭义的字面上讲，完全不错，我们不要新的战争债务，但是同时……别的国家……将尽可能偿还我们。不过未必指的是钱，因为他们可以用各种其他方式来偿还。”（罗森曼：《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开发表的文件和讲话》，1943年卷，第375页）在整理记录时，报告被撤回去了，贴上新印好的一页，那刺眼的几行已经删掉。
(63) 在1942年夏季，英国对美国战争活动的贡献开始达到巨大的规模，保存着的记录是以6月30日为年底的会计年度计算。所以官方数字既不同前面所提的美国租借法的数字相称，又不适合于这里所采用的分期方法。下列数字是艾伦汇编的（“互助”，第255页）：
联合王国互惠的援助（单位：百万英镑）
《提交国会的关于租借法的第十二号工作报告》计算到1943年6月30日为止，从英帝国所得到的供应和劳务的货币价值如下：
把本地货币换算为美国货币是按官方外汇牌价折合的。由于不同的价格水平，这种换算的根据通常低估了英国的贡献。
(64) C·C·林加德和R·G·特罗特：《国际事务中的加拿大，1941年9月到1944年5月》（Canada in World Affairs, September 1941 to May 1944），多伦多，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3卷，第233页。
(65) 《战时工业动员》，第1卷，第625—629页。
(66) 同上书，第1卷，第627页。
(67) 见下文，原著第313—315页。
(68) 关于吉罗与盟国谈判，直到他和艾森豪威尔会晤前夕的情况，见上文，原著第204—207页。
(69) 原定11月4—5日登陆，但因狂风暴雨，直至第二天夜里才登陆（吉罗：《惟一的目标：胜利》，第20页）。原来计划直接送吉罗到阿尔及尔，但似乎首先必须在吉罗和艾森豪威尔之间达成谅解，于是这个计划作罢（参阅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163页）。
(70)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副司令克拉克将军的说法，当吉罗提出要最高指挥权时，这两个美国将军真是大吃一惊（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96页；参阅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99—101页；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163页）。假如艾森豪威尔不了解吉罗的观点，这只能归因于负责安排同吉罗进行谈判的罗伯特·墨菲和盟军最高统帅之间在交换意见上出了什么奇怪的毛病。朱利叶斯·C·霍姆斯在会晤中有部分时间充任译员，描述美国人的反应是听了吉罗的要求后大吃一惊（参阅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第293页）。的确，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们认为吉罗的帮助对“火炬”战役的成功是那么需要，以致有一个时期他们建议把这个法国将军作为盟军的名义上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100页）。
(71) 见上文，原著第204页。
(72) 见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第243页；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340页。协议原文没有发表过。只好回顾一下两个将军颇为分歧的解释。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101页）说，他对吉罗的许诺要看后者在北非是否得到支持而定；吉罗（《惟一的目标：胜利》，第27页）则说，双方同意一旦法军数目与投入战场的盟军数目相等时，他即可指挥盟军部队。
(73) 达尔朗之所以到阿尔及尔来，是为了看望他的患小儿麻痹症的儿子。至于他是否对盟国的进攻计划也略有所闻，则无法肯定。达尔朗与墨菲在1942年10月开始接触，并曾提出在一定的情况下参加到盟国这一方面来，但未作任何具体的安排〔参阅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321—323页；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145—146页；肯尼思·彭德：《外交上的冒险》（Kenneth Pendar: Adventure in Diplomacy），纽约，多德·米得，1945年版，第92—93页〕。
(74) 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第382页。
(75) 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70—71页。
(76) 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第268—269、282页。
(77) 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106—116页。
(78) 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第424页。
(79) 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第400、455页。
(80) 这个消息于11月10日午后不久到达阿尔及尔，即在达尔朗发布他的停火令大约3小时之后。看来，贝当和达尔朗所下的相互矛盾的命令几乎是同时到达诺盖那里的。
(81) 参阅诺盖发给维希政府说明他投降是正确的电报（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第420页）。
(82) 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第404页。后来由吉罗和克拉克撰写的有关这些谈判的说明都没有提到这个建议，但是很清楚，他们两人都特别不乐意记住这个建议：在吉罗方面，是因为他开始拒绝，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在克拉克方面，则是因为他一心想证明与达尔朗打交道是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卡梅雷尔所援引的一些权威人士看来是可靠的，他们是吉罗在阿尔及尔的支持者，其中有些人当克拉克提出这个建议时是在场的。
(83) 同上书，第415页；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113页。
(84) 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第409页。这份秘密电报是在11月10日下午贝当对达尔朗正式谴责后还不到一小时就从维希发出的。参阅奥方海军上将：《历史的丑态》（Admiral Auphan: Les Grimaces de L'histoire），巴黎，普隆，1951年版，第282页；卡梅雷尔，前引书，第408页；还有夏曼女士：《将军们的争吵》（Mme Chamine: La Querelle des généraux），巴黎，米歇尔公司，1952年版，第53、119页。达尔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收到取消否定的电文的，无法肯定；但看来有可能克拉克在11月10日傍晚前就已获悉这个反复并得知达尔朗已经恢复他在法属北非的军政权力（卡梅雷尔，前引书，第417页）。然而克拉克本人叙述说，达尔朗重新与他合作只是从11月11日的中午才开始的（《故意的冒险》，第115页）。关于这一轶事的细节也可查阅《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
(85) 卡梅雷尔，前引书，第446页。
(86) 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第394页；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116页。
(87) 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120页；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第474—475页。
(88) 卡梅雷尔，前引书，第481—482页。就在11月13日这一天，诺盖和达尔朗收到了又一份从维希发来的秘密电报，同意他们与盟国合作的政策。这就为达尔朗要求以贝当的名义行事提供了文件的证明，显然，这个证明对说服一些重要的法国将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属西非的总督）投到盟国方面来是有帮助的。参阅奥方：《历史的丑态》，第292—294页。达尔朗和维希之间的秘密通讯联络直到11月14日才结束（同上书，第296页）。
(89) 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第483—484页；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108页；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122页。
(90) 协议的全文可查阅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第681—686页。
(91) 墨菲在许多重要的会议上总是在场的，并经常充当译员，但一到要决定美方行动的时候，他总是把责任推给军方代表（参阅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107页）。墨菲的合法身份是受辖于盟军最高统帅的民政官，这一点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表现得比较被动。
(92) 参阅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230页；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130页。
(93) 后来经常被用来证明同达尔朗打交道是正确的一个论点就是说，那样做的结果使千千万万英美人的生命得救了，这一点是不太真实的。正如上文已经讨论过的那样，达尔朗11月10日的命令是否缩短了法国人在北非的抵抗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但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在11月13日对达尔朗能把法国舰队和突尼斯争取到盟军方面来这一点抱有很大的希望。如果达尔朗果真在这方面成功的话，那么盟军在突尼斯战役中牺牲的生命就可以大大地减少。第二个重要的考虑是害怕法国人会恢复敌对行动并从后面袭击盟军（参阅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213页）。考虑到法国士兵和人民的态度，现在回顾起来，这种恐惧好像是不能成立的，但鉴于当时那种军政关系上的极度紧张和突出的不稳定性，倒也不能肯定说不存在这种危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和达尔朗所作的这笔交易可以说是把盟军士兵的生命从一种可能是想象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了。至于艾森豪威尔于1942年11月14日发给华盛顿的一份电报中用来说明同达尔朗达成协议是正确的那个论点，见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357—360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52页；英国版，第2卷，第648—649页。
(94) 详情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
(95) 参阅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125页；彭德：《外交上的冒险》，第19页。
(96) 见上文，原著第208—209页。
(97) 美国决策中的这个缺点首先也应归咎于墨菲，因为他是登陆前代表美方谈判的关键人物。
(98) 见李海：《我在现场》，第163页。
(99) 丘吉尔，第4卷，第567页；美国版，第4卷，第631页。
(100) 同上书，第598页；美国版，第667页。
(101) 参阅《曼彻斯特卫报》，1942年11月18日；《每日电讯报》，1942年11月19日；《纽约时报》，1942年11月17日。
(102) 声明的全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1943年》，第550—551页。
(103)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54页；英国版，第2卷，第651页。
(104) 1942年12月10日丘吉尔在下院的秘密会议上发表的一次演说大大发展了这一论据。原文见丘吉尔：《秘密会议演说集》，第76—96页。
(105) 美国国务院的态度颇为微妙，国务卿赫尔抓住了在北非的登陆事件幸灾乐祸地看着人们批评美国对待维希的政策。这样做的部分结果是国务院普遍地被认为应对北非发生的情况负责，虽然事实上正像我们上文所谈到过的，关键性的谈判全部掌握在军方手里。
(106) 李海：《我在现场》，第164页。
(107) 丘吉尔，第4卷，第571页；美国版，第4卷，第636页。艾森豪威尔已经根据自己的权力这样做了（参阅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193页）。
(108) 李海：《我在现场》，第166—167页；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378页。
(109)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128—129页；彭德：《外交上的冒险》，第124—125页。
(110) 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第610—615页；彭德：《外交上的冒险》，第127—128页。
(111) 特别是有一个警官将凶犯所作的供词隐匿不报（参阅卡梅雷尔：《从非洲登陆》，第621—624页）。
(112) 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129页；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380页。
(113) 有关法国事务的更详尽的叙述，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
(114) 见下文，原著第261页。
(115) 见上文，原著第246—247页。
(116) 英美官员之间的摩擦在北非当地经常是表现得相当激烈的。美国人觉得英国人试图削弱他们的影响。英国人的感觉则没有公开过（参阅李海：《我在现场》，第170页；彭德：《外交上的冒险》，第177页）。
(117) 李海：《我在现场》，第175页；彭德：《外交上的冒险》，第159—175页。
(118) 《纽约先驱论坛报》是爆发这场批评的带头人。参阅1943年1月13日杰弗里·柏森斯的文章和该报同年1月14日、20日、22日、29日的社论。其他报纸响应了这场攻击；参阅1943年1月27日《芝加哥每日新闻》中海伦·柯克帕特里克的文章；1943年1月15日《纽约时报》社论。
(119) 见彭德：《外交上的冒险》，第170页。
(120) 艾森豪威尔毫无疑问是受命于华盛顿，他曾以此为借口阻止戴高乐在1943年3月底到北非来，尽管那时吉罗已同意与戴高乐会晤，谋求达成一项协议（见1943年4月6日《纽约时报》）。
(12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1943年》，第571—574页。
(122) 同上书，第560—565页。
(123) 彭德：《外交上的冒险》，第173—174页。
(124) 吉罗访问美国的目的是，催促给予法国陆军的美国装备早日到达。他得到了许诺，但是当他在美国享受一整套官方的接待时，他在北非的实际权力却一步一步地被削弱了（参阅李海：《我在现场》，第203—204页）。
(125)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32—1233、1241—1242页。
(126) 这三份声明的全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668—670页。
(127) 李海：《我在现场》，第166页；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58页；英国版，第2卷，第654页。
(128) 丘吉尔，第4卷，第608—609页；美国版，第4卷，第679页。1942年，英国皇家空军和不少美国人都认为，美国人希望进行的白天空袭将遭受极大的损失。美国空军从英国出发进行的空袭行动，因这一争论而延缓，直到卡萨布兰卡会议时问题才得到解决。在那次会议上，决定试行大规模的白天空袭，以观察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参阅克雷文和卡特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陆军航空部队》，第1卷，第591—611页。
(129) 丘吉尔，第4卷，第582—583页；美国版，第4卷，第649—650页。
(130) 丘吉尔，第4卷，第582—583页；美国版，第650—651页。
(131) 同上书，第586页；美国版，第4卷，第653页。
(132) 11月27日，蒋介石夫人到达美国，这更增加了丘吉尔的恐慌。她去美国名义上是为了治病，但她到达后立即积极活动，劝说美国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日本。同时，她还对英国进行了批评。她是丘吉尔外交上的劲敌，丘吉尔不无理由对她感到惧怕，而她强调对付日本的论点，当然得到了美国海军的支持（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60—661页；英国版，第2卷，第657—658页；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6卷，第3—4页）。
(133) 李海：《我在现场》，第187页。
(134) 莫里森：前引书；丘吉尔，第4卷，第583页；美国版，第4卷，第651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59页；英国版，第2卷，第656页。
(135) 威尔莫特：《争夺欧洲的斗争》，第119—120页。人们一定记得，战争到了这一阶段，没有友军以陆上为基地的空中掩护，要解决在敌占海岸进行两栖登陆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这使在太平洋中部的日本人可以避免受到攻击。根据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获得的经验，要经过自澳大利亚向北伸展到日本的一系列岛屿来进攻日本，那要比经过缅甸和中国的路线困难得多。
(136)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58—659页；英国版，第2卷，第654—655页；丘吉尔，第4卷，第606页；美国版，第4卷，第676页。
(137) 丘吉尔（第4卷，第586—590页；美国版，第4卷，第654—658页）转载了他的两个备忘录的部分内容。关于他的土耳其计划，参阅同书第624—625页；美国版，第697—698页。英国的参谋长们和往常一样，并不像丘吉尔那样乐观，他们认为1943年中至多不过是充分利用在地中海地区取得的，或将要取得的胜利。照他们估计，进攻法国的行动不可能在1944年以前实现（参阅威尔莫特：《争夺欧洲的斗争》，第118—119页）。
(138)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74页；英国版，第2卷，第671页；李海：《我在现场》，第174页。
(139) 事实上，首相根本没有改变他早先的最基本的战略思想。他仍然坚持他1941年在阿卡迪亚会议上首次向美国人提出的那项计划。丘吉尔自己的叙述（第4卷，第583页及以下；美国版，第4卷，第651页及以下）是相当令人误解的，因为他强调了他希望在1943年登陆，但没有着重谈他的先决条件——必须首先大大削弱德国人的力量。这个先决条件，丘吉尔和英国的参谋长们仍然认为是必要的，否则横渡海峡登陆将会是一次极为冒险的战争。因此，不管英国的观点有什么改变，那也只是着重的方面和情绪上的改变，而不是本质的改变。这一点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变得明显起来了。
(140) 丘吉尔，第4卷，第625页；美国版，第4卷，第699页。
(141) 同上书，第597页；美国版，第666页。
(142) 丘吉尔，第4卷，第612页；美国版，第4卷，第683页。
(143) 同上书，第620页；美国版，第692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89页；英国版，第2卷，第686页。
(144) 丘吉尔，第4卷，第606—607页；美国版，第4卷，第677页。地中海东部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战区，由一位英国将军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领导。
(145) 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6卷，第6—7页。莫里森的资料大概来自美国海军档案中保存的一份文件，他可能以为这些内容就是明确的协议，而实际上至少在英国人眼中，这不过是一种尝试而已。参阅丘吉尔，第4卷，第612页；美国版，第4卷，第683页，该书中收入了一份会议期间丘吉尔打给英国内阁的电报，电报中把对特鲁克的进攻说成是一项将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重新加以审议的建议。
(146) 金和马歇尔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带去一份文件，证明对日作战所使用的军事力量只占盟军全部军事力量的15%。他们希望将对日作战的军事力量增加一倍。但这次会议最后并没有打算就欧洲战争和对日战争军事力量的全面平衡问题作出决定（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6卷，第4—5页）。
(147) 丘吉尔，第4卷，第667页；美国版，第4卷，第745页。
(148) 李海：《我在现场》，第174页。美国人在离开卡萨布兰卡时深感英国由于有一个优越的参谋机构，因而能够挫败他们的论点，并使英国的三军参谋长在争论中常占上风。因此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们大大加强了他们的参谋机构。在此后的会议中，美国人在提出要求讨论的建议时，总是随带着一系列精心拟订的“摘要”（参阅克莱因：《华盛顿指挥部：作战处》，第218—221页）。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美国人甚至在细节方面也觉得模仿英国的作战组织是可取的或必要的。
(149) 丘吉尔并没有提到他对会议成果的看法，但可以参阅霍普金斯关于他和首相之间一次谈话的报道。根据这个报道，可以知道丘吉尔对于会议作出的决定是感到满意的（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88页；英国版，第2卷，第685页）。
(150) 见上文，原著第258页。
(151) 原文疑有误。卡萨布兰卡会议系于1943年1月14—25日召开，且在1942年1月亦不可能有“无条件投降”的想法。——译者
(152) 参阅克莱因：《华盛顿指挥部：作战处》，第217页。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罗斯福后来宣称，“无条件投降”这个提法是他在卡萨布兰卡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忽然想到的，在那次会上他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这个口号。关于罗斯福喜爱在高级事务中假装轻率这一倾向，舍伍德在他的著作中曾有评介。见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96页；英国版，第2卷，第693页。
(153) 丘吉尔，第4卷，第613—615页；美国版，第684—686页。
(154) 人们也许可以这样推测，丘吉尔一开始就怀疑这个口号是否明智。他在雅尔塔会议上试图——虽然不是很认真——说服罗斯福修改“无条件投降”的方式（参阅克莱因，前引书，第341页）。
(155) 罗森曼：《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开发表的文件和讲话》，1943年版，第39页。
(156) 丘吉尔，第4卷，第614—616页；美国版，第4卷，第686—688页。
(157) 参阅舍伍德在下述著作中所作的推测：《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96—697页；英国版，第2卷，第693—694页。向欧洲被占领国家保证不牺牲他们的利益同德国作任何秘密妥协，也许是另一个因素，但大概不是重要的因素。参阅丹尼尔·勒纳：《对德心理战，从进攻开始日到欧洲胜利日》（Daniel Lerner: Sykewa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Germany, D-Day to V-E Day），纽约，乔治·W·斯图尔特，1949年版，第18页。
(158) 我们将看到，罗斯福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不愿考虑制定对德受降条件。见下文，原著第491页。
(159) 德国战败后在德国进行的公众舆论调查表明，无论如何，许多德国人当时对“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反应并不强烈。参阅华莱士·卡罗尔：《说服或灭亡》（Wallace Carroll: Persuade or Perish），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48年版，第336页。但投降后进行的这类调查证明，这个口号当时对德国人的士气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160) 人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理由来辩护：国内人民的集体态度起着重大作用的总体战，只能靠诸如“无条件投降”这样简单的口号才能进行。试图规定明确的、有限制的战争目的，将使情况变得复杂、微妙和困难，那样就很难赢得国内感情上的强烈支持。由若干同盟者共同进行的战争，甚至更难对付，因为明确规定战后的意图，可能在战争打赢之前就使同盟分裂。
(161) 1945年7月21日（日本投降前三个多星期）。日本政府打电报给驻莫斯科的大使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同意无条件投降……只要敌人仍然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我们就将……按照天皇的命令……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战斗。”〔詹姆斯·E·贝尔纳斯：《坦率的话》（James E.Byrnes: Speaking Frankly），纽约，哈珀，1947年版，第211页；伦敦，海涅曼，1947年版，第211页〕事实上，日本是在盟国不再坚持“无条件投降”这一原先的苛刻要求后才投降的。
(162)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83、903页；英国版，第2卷，第778、892页；卡罗尔：《说服或灭亡》，第306—334页；克莱因：《华盛顿指挥部：作战处》，第341页；《罗斯福书信集》，埃利奥特·罗斯福编（The Roosveelt Letters, ed．Elliott Roosevelt），伦敦，哈拉普，1952年版，第3卷，第492页及第498—499页。
(163)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48页；英国版，第2卷，第744页；参阅李海：《我在现场》，第190页。
(164)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91页；英国版，第2卷，第688页；丘吉尔，第4卷，第625—626页；美国版，第4卷，第699页。这项交易的一部分是，在同中国的交往中美国人拥有同样的垄断权。这项安排没有通知美国国务院，因此后来引起英美驻土耳其外交代表之间的轻微但有代表性的争论（参阅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76页）。
(165) 丘吉尔，第4卷，第630—640页；美国版，第4卷，第705—714页。
(166) 给亨利·C·卡西迪的复信，1942年11月13日，转载于斯大林：《伟大的卫国战争》，第164—165页。
(167) 丘吉尔（第4卷，第664—666页；美国版，第4卷，第742—743页）转载了这份电报的全文。
(168) 丘吉尔，第4卷，第666页；美国版，第744页；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01页；英国版，第2卷，第698页。
(169) 同上书，第667页；美国版，第4卷，第745页；参阅罗斯福的答复，载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05页；英国版，第2卷，第702页。
(170) 丘吉尔，第4卷，第667页；美国版，第4卷，第745页。
(171) 斯大林：《伟大的卫国战争》，第76、80页。
(172) 李海：《我在现场》，第177页。
(173) 丘吉尔，第4卷，第671页；美国版，第4卷，第749页。
(17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1943年》，第523页。
(175) 《纽约时报》，1943年3月15日。
(176) 丘吉尔，第4卷，第674—678页；美国版，第4卷，第753—757页。
(177) 斯大林：《伟大的卫国战争》，第84、86页。
(178) 当时在美国和英国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怀疑卡廷事件是德国人宣传的产物，但是，根据战后的文件和俄国人方面所保持的沉默看来，俄国人事实上应对这次屠杀负责，这一点已很少可疑的了。有关卡廷事件的详情，参阅《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
(179) 给路透社记者哈罗德·金的复信，1943年5月28日，载于斯大林：《伟大的卫国战争》，第167页。
(180)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52页；切哈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180—181页。
(181) 1936年至1938年期间戴维斯曾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1942年他出版了一本任职时的杂记：《出使莫斯科》（Joseph E.Davies: Mission to Moscow），伦敦，高兰兹，1942年版，他在该书中为苏联的大清洗和苏联的总的政策进行辩护，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182) 在由戴维斯带去的信中，罗斯福建议在阿拉斯加或接近白令海峡的西伯利亚地区会晤（参阅埃利奥特·罗斯福编：《罗斯福书信集》，第3卷，第464—465页）。
(183)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33—734页；英国版，第2卷，第729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49—1250页。
(184) 1943年6月30日，罗斯福派遣了艾夫里尔·哈里曼去向丘吉尔解释他同斯大林会谈的计划（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37—738页；英国版，第2卷，第733—734页）。
(185) 见下文，原著第286页。
(186)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34页；英国版，第2卷，第730页。人们有些理由相信，俄国人在1943年夏季曾开始同德国人进行新的和谈。见下文，原著第324页。
(187)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01页；英国版，第2卷，第698页。关于制定进攻计划的困难，见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163—164页；海军元帅海因德霍普的坎宁安子爵：《一个水兵的漂流记》（Admiral of the Fleet Viscount Cunningham of Hyndhope: A Sailor's Odyssey），伦敦，哈钦森，1951年版，第535—539页。
(188) 李海：《我在现场》，第188—189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30页；英国版，第2卷，第726页；《史迪威文件》，第203—204页。
(189)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27页；英国版，第2卷，第723页。丘吉尔提出在阿尔及尔开会，无疑是考虑到在地中海地区的司令官们将会比在华盛顿的人更加迫切要求在他们的战区扩大军事行动。美国人可能是为了同一个理由才拒绝到阿尔及尔去的。至少从美国参谋长中的某些人的见解来看，艾森豪威尔当时似乎多少是持英国方面的观点的（李海：《我在现场》，第162页）。
(190) 丘吉尔（第4卷，第702—709页；美国版，第4卷，第786—793页）提出了两份异常坦率而极为有趣的文件。一份是在筹备“三叉戟会议”时他为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准备的备忘录。另一份是他在“三叉戟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谈话的记录。我们拿这两份文件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丘吉尔私下希望的是什么，而他认为外交上应讲的又是什么，从而看出两者的差距。
(191) 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6卷，第7—8页。
(192) 李海：《我在现场》，第189页。
(193)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31—732页；英国版，第2卷，第727页；丘吉尔，第5卷，第146—148页；美国版，第5卷，第165—166页。
(194) 在“三叉戟会议”期间，丘吉尔得以解决已在英美政府间出现的有关船舶的争论和有关分享原子能发展方面的情报的分歧。见上文，原著第234—235页。
(195) 丘吉尔，第4卷，第724页；美国版，第4卷，第810页。
(196) 决定把盟国的希望寄托于空袭和对中国的空运上，这多少是陈纳德观点对史迪威观点的胜利。史迪威把他的失败归咎于英国人（参阅《史迪威文件》，第205页）。
(197) 哈里森：《横渡海峡的进攻》，第69页。
(198) 李海：《我在现场》，第193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32页；英国版，第2卷，第728页；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中将：《霸王计划的序幕》（Lt.-General Sir Frederick Morgan: Overture to Overlord），伦敦，霍德和斯托顿，1950年版，第75页；哈里森：前引书，第63—70页。
(199) 李海：《我在现场》，第194页。丘吉尔关于“三叉戟会议”决议的叙述（第4卷，第722—723页；美国版，第4卷，第808—809页）很容易使人误解。他始终没有提“霸王”计划的决议，而只引用那个含糊的“基本保证”，包括如下的一项保证在内：“为了实施对轴心国堡垒的决定性进攻，只要切实可行，就应尽快地在一个选定的地区集中最大的资源。”使用这样的措辞可能是企图替英国人提供一个例外条款，如果在1944年春季前有关进攻的形势并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的话，但根据其他有关“三叉戟会议”的记载，可以肯定，在别的文件中，一项明确的计划——“霸王”计划——是被接受了的。英国人并不掩饰他们对“霸王”计划的不信任。英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在紧接“三叉戟会议”之后拜访艾森豪威尔时，告诉这位美国将军说，他将乐于在盟军战略中勾销整个横渡海峡的进攻计划（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167页）。然而，在华盛顿的美国人却喜欢把“三叉戟会议”的协议解释为一项具有约束力的保证（参阅李海：《我在现场》，第193页）。
(200) 丘吉尔，第4卷，第732—733页；美国版，第4卷，第818—819页。
(201) 被召去参加会议的艾登后来在5月31日曾偶然谈到“当我们的部队到达巴尔干地区时”，土耳其将会有所反应，但是丘吉尔立即插进来说，他不主张在最近的将来进军巴尔干各国（同上书，第739页；美国版，第826页）。
(202) 丘吉尔，第4卷，第732—740页；美国版，第818—828页；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167—168页。
(203) 同上书，第730页；美国版，第4卷，第816页；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168页。当丘吉尔和艾登在阿尔及尔时，建立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并把戴高乐和吉罗的部队合并成一支部队的协议达成了。当时他们的一部分精力全放到推动这个走向法国团结的步骤上去了。
(204) 李海：《我在现场》，第195—196页。马歇尔对“三叉戟会议”作出了如下的评价：“……‘三叉戟会议’可能证明是这次战争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秘密军事会议之一，因为在这次会议上，美英盟国陆、海、空军的行动所遵循的明确战略已变为所承担的切实的义务了。”（《马歇尔、阿诺德和金的战况报告》，第157页）
(205) 丘吉尔，第4卷，第726—727页；美国版，第4卷，第812—813页。
(206) 见上文，原著第277—278页。
(207) 卡尔·J·弗里德里希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在军政府方面的经验》（Carl J.Friedrich and others: American Experiences in Military Government in World War Ⅱ），纽约，莱因哈特，1948年版，第29—30页。
(208) 《占领区盟国军政府军令，1943年5月1日》（AMGOT Operational Order, 1 May 1943），引文见意大利盟国委员会：《盟国军政府和盟国管制委员会工作回顾》（Allied Commission in Italy: Review of Allied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the 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美国陆军，无日期，第9页。
(209) 丘吉尔，第5卷，第51、58—59、89页；美国版，第5卷，第55、63、99页。他们大概是想避免重蹈覆辙，因为在北非他们曾把作出政治决定的大权托付给克拉克将军，结果表明这样做是否有利，是大可怀疑的。由于出过“达尔朗事件”，艾森豪威尔在政治远见方面的声望一般说来是很低的，结果他在进行意大利投降的谈判时，每一步都要由华盛顿和伦敦仔细地加以审查。
(210)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164页。
(211) 详情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
(212) 皮耶特罗·巴多里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Pietro Badoglio: Ital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55页。
(213) 1943年7月2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1卷，第1399—1400栏。
(21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165页。
(215) 他于1943年7月26日致电丘吉尔说：“如果有任何求和的建议，我们必须确保使用意大利的各种机场，以及使用意大利领土和运输工具，以便抗击北部的德国人并抗击整个巴尔干半岛。”（丘吉尔，第5卷，第51页；美国版，第5卷，第55页）这份电报是在罗斯福最初接到墨索里尼倒台的消息时发出的，很可能是在他同马歇尔和其他军事顾问商议之前。当然，罗斯福后来否定了在巴尔干各国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想法。
(216) 哈里森：《横渡海峡的进攻》，第87页。直到7月26日，才对指派去进行这项军事行动的军队作出最后决定。
(217) 参阅霍普金斯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44页；英国版，第2卷，第740页）。罗斯福在7月28日的发言中暗示，他对霍普金斯那样的人的论点是很同情的，但截至1952年，还没有一篇恰当地记录这位总统当时心境的文章发表出来。
(218) 丘吉尔，第5卷，第59页；美国版，第5卷，第64页。
(219) 同上书。
(220) 丘吉尔，第5卷，第88—92页；美国版，第5卷，第98—103页；巴多里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第66—67页。
(221)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50页。
(222) 丘吉尔，第5卷，第55—59页；美国版，第5卷，第59—63页；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378页。关于同意大利人谈判短期停战协定条款的经过，见下文，原著第297—300页。
(223)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49页。关于长期停战协定的签署和条款，见下文，原著第303页以后。
(224) 盟军在利用意大利人抵抗意志瓦解方面行动迟缓，这在当时受到了批评。艾森豪威尔本人也对他的计划的性质所造成的耽搁感到气恼（参阅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372页）。回顾当时，现在很难理解，为什么对西西里的攻击在8月1日前后不能取消，为什么对意大利本土的登陆作战不能在实际发动前两三星期就做好准备。这样的攻击如果能在加拉布里亚沿岸的某处发动，就能从背后袭击西西里岛上的德国人，而盟军就能在德国人有充分时间加强他们在意大利中部的兵力之前到达意大利本土。这种机动灵活的主要障碍是缺乏登陆艇，因为有一些登陆艇当时正在或即将从地中海撤出，而另一些登陆艇在西西里登陆后又需进行修理和改装。第二个障碍是当时对巴多里奥政府的意图和实力还普遍地感到捉摸不定。尽管如此，看来还是可以谴责盟军司令部在这件事上机械地拘泥于业已制定好的计划。当时的情况是，每项建议都必须经联合参谋部，以及最终经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批准，这使盟军司令官对形势反应僵化。好容易使一项计划获得批准后，如果提出需要修改，又要重加审议，这在当时看来可能是不明智的。艾森豪威尔对于领导上加在他身上的种种束缚感到恼火，他觉得倘能给他必要的权力，他就能比华盛顿和伦敦的那些人更迅速、更有效地同意大利人打交道（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372、406页）。
(225) 丘吉尔，第5卷，第188页；美国版，第5卷，第211—212页。
(226) 丘吉尔（第5卷，第114、121页；美国版，第5卷，第128、136—137页，以及其他各处）极力缩小他鼓吹的在巴尔干半岛积极开展军事行动这件事。在一种十分动荡的局势下，丘吉尔确实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计划要在最近的将来在那个半岛大规模使用英美军队，但美国人肯定认为他的整个方针是，只要形势许可，就打算同时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开辟反德战场，即使这样做意味着要推迟“霸王”计划（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46—747页；英国版，第2卷，第742—743页；李海：《我在现场》，第288页）。美国人可能是太多疑了，他们认为丘吉尔的军事论点只不过是为他的政治目标作掩护。同时，如果丘吉尔真能随心所欲地左右局势，并使土耳其在1943年或1944年初加入战争，那么巴尔干战线就将开辟，而且可能会像美国人担心的那样，发展成为同意大利战役实际情况相同的使用英美部队的大战役。因此美国人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尽管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可能夸大了一些。
(227) 8月19日至23日讨论东南亚战略问题时，还不能有把握地预料意大利舰队即将投降，但意大利提出的明确建议已经送到了会场（李海：《我在现场》，第210页；丘吉尔，第5卷，第77—82页；美国版，第5卷，第87—92页）。
(228) 英国参加太平洋海战的问题也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但没有作出决定。
(229) 李海：《我在现场》，第208—209页；又见下文，原著第303—304页。
(230) 这个制定计划的总部被称为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参谋部（C.O.S.S.A.C.），它是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举行之后设立的，目的是为伟大的横渡海峡战役制定计划。见上文，原著第267页。
(231)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47页；英国版，第2卷，第743页；丘吉尔，第5卷，第77页；美国版，第5卷，第86页。丘吉尔当初接受“铁砧”计划并非由于他喜欢这个计划，而是由于这个计划为在地中海保留登陆艇提供了理由，这些登陆艇在用来进攻里维埃拉之前，将可用来推进他的其他行动计划（同上书，第358页；美国版，第405页）。他反对“铁砧”计划只是在他的其他计划未能实现，或者只能部分实现的时候。
(232) 丘吉尔，第5卷，第75页；美国版，第5卷，第84页。但给予“霸王”计划的优先地位并不是绝对的。官方的记录如下：“至于‘霸王’计划和在地中海的战斗，如果出现人力物力缺乏的情况，可调动的部分将主要用以保证‘霸王’计划的胜利。地中海战场的战斗将由‘三叉戟会议’上指定的部队来进行，除非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另作决定加以改变。”（哈里森：《横渡海峡的进攻》，第98页）
(233) 丘吉尔，第5卷，第70页；美国版，第5卷，第77页。
(234) 同上书，第76页；美国版，第86页。
(235) 史汀生和邦迪：《在第一线供职》，第228—230页。
(236) 丘吉尔，第5卷，第76页；美国版，第5卷，第85页；史汀生和邦迪：《在第一线供职》，第231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58页；英国版，第2卷，第755页。丘吉尔只不过是重复他原先在1942年7月作出进攻北非的决定时提过的建议。见上文，原著第196页。
(237) 此外，以前不归艾森豪威尔指挥的东地中海地区，现在也将隶属于盟军总部。
(238) 李海：《我在现场》，第210—211页。
(239) 指挥的混乱，只不过反映了战略观点的分歧。英国人把缅甸战役看成是使庞大的印度军队投入对日作战的惟一办法。美国人则相反，他们总是把中国放在第一位。把缅甸战役看成是重行打开通往中国陆上交通的手段。因此，不管事实上多么不合逻辑，实际上又多么行不通，蒙巴顿的司令部不包括中国战场，而他的副手史迪威的司令部却把中国战场包括在内，这都是有很棘手的原因的。
(240) 见下文，原著第323、326、330—331页。
(241) 见上文，原著第260—261页。
(242) 斯大林在8月10日的一份电报中建议“我们国家的负责代表”应举行一次会议，作为他与丘吉尔、罗斯福之间的正式会晤的预备会议（丘吉尔，第5卷，第248页；美国版，第5卷，第278页）。当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开始时，罗斯福和丘吉尔试图说服斯大林来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同他们会面。丘吉尔提议，如果斯大林同意尽快来，他将留在大西洋彼岸美国那边等待会议召开。但是斯大林回答说，在当前的紧急关头，他不能丢开对前线的逐日控制，他建议举行一次外长会议来代替（同上书，第248—249页；美国版，第278—280页）。
斯大林被邀参加魁北克会议的谣言流传很广，以致塔斯社不得不在8月13日进行辟谣（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271页；参阅切哈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208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52页）。
(243) 丘吉尔，第5卷，第92—95页；美国版，第5卷，第103—106页。
(244) 卡斯泰拉诺名义上作为罗马官方人员之一，去迎接自智利归来的意大利大使。实际上他只是借在马德里中途下车的机会，告知英国大使他的使命，然后前往里斯本。由于自智利归国的意大利大使迟到，卡斯泰拉诺没有任何借口在他到达之前离开里斯本，所以他名义上的使命使他未能及时回到罗马。这仅仅是耽误谈判的几件偶然小事之一，但是每一次阻碍都引起盟国谈判者的怀疑，他们担心整个事件恐怕是一个诡计，企图探听盟军在意大利登陆时间、地点的秘密。关于意大利方面对此事的详细叙述，参见朱泽培·卡斯泰拉诺：《我是怎样签订卡西比尔停战协定的》（Giuseppe Castellano: Come firmai l'armistizio de Cassibile），米兰，蒙达多里，1945年版。
(245) 丘吉尔，第5卷，第94页；美国版，第5卷，第105页。
(246) 卡斯泰拉诺（前引书，第211—218页，附录一）援引了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
(247)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184页；卡斯泰拉诺：前引书，第131页。
(248) 丘吉尔，第5卷，第97—98页；美国版，第5卷，第109页；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180—181页。美国版丘吉尔（第5卷，第96页）中有一段叙述对罗马空降作战是进攻意大利原计划的一部分。这话在英国版中作了更正（见第85页）。直到最后一分钟，又对计划作了第二次改动，决定冒触发水雷和遭受意大利海岸炮台轰击的危险，派一个师乘海军船只在塔兰托港登陆。这个决定是在已经判明意大利舰队要投到盟国方面来以后才作出的（参阅坎宁安：《一个水兵的漂流记》，第563—564页）。
(249) 霍华德·麦高·史密斯：“卡西比尔停战协定”，《军事季刊》，第12卷，1948年春，第12—15页；卡斯泰拉诺：前引书，第142—143页；巴多里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第70—71页。
(250) 卡斯泰拉诺，前引书，第152—157页。巴多里奥努力避免签订停战协定，可能是希望根据丘吉尔和罗斯福8月15日电报中许下的诺言，他能够从盟国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
(251) 史密斯：“卡西比尔停战协定”，前引书，第29—30页。
(252) 史密斯：“卡西比尔停战协定”，前引书，第33页。
(253)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186页。
(254) 停战声明的两个文本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169—170页。
(255) 在德国人不可能很快采取反击行动的远离意大利大陆的地方，一些意大利部队进行了抵抗（如在克法利尼亚），甚至成功地打败过德国的一些小股部队（如在撒丁）。在原来由意大利人提供轴心国主要守备部队的希腊和南斯拉夫，德国人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局势稳定下来。那个地区的一些意大利师没有向德国人投降，而向被派在游击队总部的盟国联络官投降。意大利投降部队把武器和军需品交给了铁托和希腊游击队，这批天外飞来的供应，大大地扩展了他们以后行动的规模。德国人不再能调拨足够的兵力去担任警备任务，结果，对希腊和南斯拉夫大片地区的日常控制就永久地转到了游击队手里。
(256) 丘吉尔，第5卷，第114—115、120—121页；美国版，第5卷，第128—129、135— 136页。
(257) 同上书，第188—189、254—255页；美国版，第211—212、286页。
(258) 当时，除了伊斯梅勋爵外，英国参谋长们都已返回英国。因此他们的席位由他们各自的常任副职代替。但是真正举足轻重的人物，如马歇尔、李海、金和阿诺德，都是在场的（同上书，第118页；美国版，第133页）。
(259) 丘吉尔，第5卷，第119—121页；美国版，第5卷，第134—137页。当然，美国参谋长们相信，他们坚持“霸王”计划是维护一种缩短战争和减少胜利代价的战略。在他们看来，在地中海地区的一切战斗对德国的核心力量始终无关痛痒，从而只能推迟决定性的行动。
要了解所发生的这种意见分歧，应记住两点。第一：美国人一向怀疑丘吉尔战略中隐蔽的，即政治上的动机，这一点几乎自然而然地使他们看来丘吉尔的建议是要不得的，因为美国参谋长们感到他们不该用美国的资源去支持英帝国在地中海或其他地方的利益。第二个重要之点是：美国资源太丰富了，以致美国的军事传统总是支持一种按一定计划打仗打到敌人那儿去的政策，至于在当地是否能取得帮助，抑或将遇到阻碍，多少是置之度外的。而在英国的军事思想中，另一种传统则远为人们所欢迎，这便是利用一切可能出现的机会，随机应变地处置事情的传统。对于一个其资源与其世界范围的利益早已无法适应的国家来说，情况就只能是这样。这种分歧使得美国人在他们的英国同事眼中有时显得死板得愚蠢，而在美国方面看来，英国人往往似乎狡猾而不可靠。
(260) 丘吉尔，第5卷，第102页；美国版，第5卷，第114页。美国人甚至反对再花点气力把土耳其拖进战争，他们认为土耳其所需援助的规模将危及“霸王”计划的准备工作〔H·梅特兰·威尔逊爵士将军（后来是利比亚的威尔逊勋爵陆军元帅）：《海外八年，1939—1947年》（General Sir H.Maitland Wilson: Eight Years Overseas, 1939—1947），伦敦，哈钦森，1950年版，第179—180页；李海：《我在现场》第225页〕。
(261) 丘吉尔，第5卷，第122页；美国版，第5卷，第138页。
(262) 丘吉尔掩饰他与美国人在这一时期的摩擦，甚至把9月11日他主持的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的第二次会议解释成是罗斯福向他表示敬意。但是罗斯福决定不留在华盛顿而动身去海德公园，可能应该解释为他不想再听丘吉尔的那套议论。总统越来越倾向这样的意见，即马歇尔不惜一切代价敦促进行“霸王”计划是正确的（史汀生和邦迪：《在第一线供职》，第231页）。的确，罗福斯越来越怀疑丘吉尔主张在巴尔干和地中海作战的政治动机。他可能还感到，英国人在寻求重新讨论美国人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时不那么光明正大。在丘吉尔本人笔下也有些地方影射到这一时期他与罗斯福之间的紧张关系（第5卷，第78、188—189页；美国版，第5卷，第88、211—213页）。不过到了德黑兰会议前夕，罗斯福又一次改变了态度，对于巴尔干地区可能进行的战事持较为赞同的观点，但是他似乎是在感到俄国人希望采取这样一步以后才改变态度的。见下文，原著第341页。
(263) 丘吉尔，第5卷，第167—168页；美国版，第5卷，第189页。对丘吉尔态度的评论，参见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43页；英国版，第2卷，第739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50页。
(264) 停战协定文本载英国外交部：《关于与意大利停战的条件的文件（1943年9月至11月）》（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an Armistice with Italy September-November 1943），敕令第6693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5年版）；美国国务院：《美国和意大利1939—1946年》（United States and Italy 1936—1946），出版物编号2669（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版），第51—52页（此书以后提及时简称《美国和意大利》）。
(265) 《美国和意大利》，第68页上可能有这份电报的文本。
(266)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57页）只是说这协议是“在他们〔即罗斯福和丘吉尔〕早期有关意大利的讨论中”作出的，但是上面引用的9月10日的联名电报看来显然是协议的成果，也许还是第一个成果（参见李海：《我在现场》，第311页）。丘吉尔自己没有直接提到任何这样的协议，但是他给罗斯福的一些电报中的词句含有这个意思（如丘吉尔，第5卷，第440页；美国版，第5卷，第498页）。
(267) 丘吉尔，第5卷，第83—84、98、99、171—175页；美国版，第5卷，第93—94、110、111、192—197页。
(268) 第21条规定：“联合国家将行使占领国的一切权利，”并声称，“除另有指示外，所有意大利行政、司法和公共事业单位人员均应在盟军总司令的监督下履行其职责。”
(269) 丘吉尔，第5卷，第168—169页；美国版，第5卷，第190页。
(270) 曾作出两个姿态来聊减痛楚。巴多里奥刚签订“长期”停战协定，艾森豪威尔便递交给他一封信，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双方谅解，这个文件和9月3日短期停战协定的条款可以随时加以修改，如果出于军事需要或意大利政府合作的程度表明值得这样做的话。”（《美国和意大利》，第64页）
第一次这种修改是把“无条件投降”的词句从“长期”停战协定的正式文本中删掉。巴多里奥曾特别反对把这个词句包括在内，1943年11月9日盟国方面满足了他的愿望，但在序言中写入“无条件地”字样以资弥补，对意大利人的感情说来，在那一段上下文里这个词显得不那么刺眼。
(271) 成立意大利咨询委员会的协议是在1943年10月底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达成的（见下文，原著第332页）。1943年11月1日的公报宣布在管制委员会正式组成以前，成立咨询委员会。关于俄国人反对建立拟议中的驻意机构的意见，见迪恩：《奇异的同盟》，第300页。
(272) 外长会议公报，载《美国和意大利》，第72—74页。
(273) 哈乔·霍尔本：《美国军政府：它的组织与政策》（Hajo Holborn: American Military Gorernment，Its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华盛顿，步兵杂志出版社，1947年版，第20页。
(274) 名义上，英美参加管制委员会是平等的，事实上，根据丘吉尔—罗斯福协议，英国占优势。部分原因是该年年底艾森豪威尔把他的指挥权让给了一个英国将军。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英国的作风，任命到管制委员会和其有关的组织中去的都是高级军官（或者在他们的资格低于他们美国的对手时提升他们）。
(275) 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78页。
(276) 丘吉尔，第5卷，第168—169页；美国版，第5卷，第190—191页；李海：《我在现场》，第216—217页。
(277) 《美国和意大利》，第70页。关于导致意大利政府采取这一行动的一些盟国谈判的记述，见丘吉尔，第5卷，第167—175、177—178页；美国版，第5卷，第189—197、200—201页。
(278) 《美国和意大利》，第71页。
(279) 这个失败使罗斯福考虑要甩掉巴多里奥，但丘吉尔挽救了他（丘吉尔，第5卷，第178页；美国版，第5卷，第201页）。
(280) 见上文，原著第306页。
(281)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190—191页；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76—178页；丘吉尔，第5卷，第192—194页；美国版，第5卷，第216—218页。
(282) 丘吉尔，第5卷，第254页；美国版，第5卷，第285页。关于莫斯科会议，见下文，原著第328—330页。
(283) 同上书，第256—257页；美国版，第288—289页。丘吉尔的犹豫是由意大利战斗的不利转折引起的，当时意大利的战斗似乎要求使用现有的一切资源。
(284)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69页；李海：《我在现场》，第225页。
(285) 赫尔，前引书；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81页。
(286)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首席历史学家乔治·伍德布里奇办公处：《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历史》（UNRRA：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三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1卷，第3—14页（此书以后简称伍德布里奇：《联总》第1卷，第2卷，第3卷）。有关“联总的建立及其活动的记述”，可见《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
(287) 但是，这样的集会并非第一次。联合国家粮食及农业会议曾于1943年5月8日至6月3日在弗吉尼亚州的霍特斯普林斯举行。经讨论研究，会议建议在粮食和农业方面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机构。
(288) 伍德布里奇：《联总》，第1卷，第28—32页。
(289) 同上书，第23—24页。
(290) 参阅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议上对赫尔所作的声明（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89页）。
(291) 丘吉尔，第4卷，第717页；美国版，第4卷，第803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21页；英国版，第2卷，第719页；彭德：《外交上的冒险》，第171页。
(292) 同上书，第642页；美国版，第716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31页；李海：《我在现场》，第176、190页；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194页。这并不是说英国的战略家们没有从纯军事角度出发，反对他们的军队另作他用。他们是反对的；但在英国，政治上的考虑并不像在美国那样，原则上被排除在军事规划之外。
(293)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14—1315页。
(294) 参阅丘吉尔，第4卷，第504页；美国版，第4卷，第562页。
(295)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06、718页；英国版，第2卷，第703、715页。参阅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57页。
(296) 见上文，原著第167页。
(297) 见上文，原著第276页。
(298) 该宣言的译文见罗思坦的《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231—233页。
(299) 这一步是取得英国同意的，符合德黑兰会议所作出的决定。见下文，原著第358—359页。
(300) 参阅斯大林1944年五一节的命令：“我们在追击敌人时，必须把我们的弟兄们从德国的桎梏下拯救出来，把那些在希特勒德国铁蹄下的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那些和我们结盟的国家的人民以及西欧各国人民解放出来。”（斯大林：《伟大的卫国战争》，第125页）关于泛斯拉夫主义感情的其他表现可见多伊舍尔：《斯大林》，第479、492页。
(301)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16页；英国版，第2卷，第713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34—1238、1596页。
(302)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08—710页；英国版，第2卷，第706—708页。
(303) 同上书，第711、714—715页；英国版，第2卷，第708、712页。
(304) 同上书，第712、716、721页；英国版，第2卷，第709、714、719页。艾登没有明白说过为什么希望法国重新作为一个军事强国，但是他的论据不难从他同罗斯福会谈开始时所说的话中推断出来。他说，英国可能“太弱了，不能在外交上单枪匹马地同俄国对抗”（同上书，第709页；英国版，第2卷，第706页；参见丘吉尔，第4卷，第717页；美国版，第4卷，第803页）。英美在法国问题上的分歧同戴高乐和美国人之间的宿怨有关。出现一个由戴高乐领导的强大法国这一前景使赫尔和罗斯福个人感到很不舒服（参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13—1216页）。
(305)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10页；英国版，第2卷，第706页。
(306) 同上书，第718页；英国版，第2卷，第716页。
(307) 丘吉尔，第4卷，第504、636—637页；美国版，第4卷，第561—562、710—712页。
(308) 丘吉尔：《向胜利进军》（Onwards to Victory），伦敦，卡斯尔，1944年版，第36—37页。
(309) 丘吉尔，第4卷，第717—721页；美国版，第4卷，第802—806页。丘吉尔后来于1943年9月6日在哈佛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讲中公开了他关于巩固英美关系的三项建议（丘吉尔：《向胜利进军》，第181—186页）。
(310)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43—1646页。
(311)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98—1299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14页；英国版，第2卷，第711页；切哈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152、184页。在战争的头几年里，英国曾鼓励过把波兰人和捷克人、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于战后结成联邦的计划。尽管在各流亡政府间已达成正式协议，这些计划从未得到很多支持；到1943年年底，俄国人已在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拒绝了把较小的东欧国家结成联邦的提议，此后，英国政府对这些计划便不再抱成功的希望了。
(312)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38—1239页。
(313) 彼得·克莱斯特〔《在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1939—1945年》（Zwischen Hitler und Stalin, 1939—1945），波恩，雅典那出版社，1950年版，第235—284页〕试图依照德方主要中间人的回忆来描述这次谈判的情况。他所说的似乎颇为有理。那时候，报上有关俄德秘密进行和平谈判的谣传使塔斯社于1943年6月18日和7月17日再次辟谣。参阅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269—270页。西方情报人员根据关于这件事的言过其实的报道写了两篇文章：（1）罗伯特·M·W·肯普纳的“斯大林在1943年的‘单独媾和’”，载《联合国世界》，第4卷，1950年3月，第7—9页；（2）唐纳德·B·桑德斯（笔名）的“斯大林策划单独媾和”，载《美国信使》月刊，第65卷，1947年11月，第519—527页。
(314) 见上文，原著第297页。
(315) 参见《真理报》1943年11月12日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他在文章中号召全体意大利人实现民族团结，而只字未提君主政体问题。
(316)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53页。
(317)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63—1264页。
(318) 同上书，第1256页。也见下文，原著第330—331页。
(319) 同上书，第1270—1271页。
(320)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09、748—749页；英国版，第2卷，第706、744—745页；丘吉尔，第4卷，第635页；美国版，第4卷，第710页。
(321) 见下文，原著第364页。
(322)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41、225页。
(323) 英国公众对俄国的感情显而易见地比美国公众热烈一些。在美国人中间，对社会主义的厌恶比在英国强烈得多，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总的来说在一些现时的问题上（例如租借法）对俄国的态度比英国政府要宽容些，而在一些长期性问题上（例如波罗的海诸国问题）则比英国政府要强硬些。这是一个离奇的矛盾，其奥妙主要在于：丘吉尔和艾登基本上是按照力量均衡来考虑问题的，他们想同斯大林讨价还价；而罗斯福和赫尔则是按照一些抽象的原则来考虑问题，他们希望斯大林倘若受到战时盟国的充分宽容的待遇，便可能对这些原则承担义务。
(324) 丘吉尔，第5卷，第251页；美国版，第5卷，第281页。谈判由于美国方面罗斯福想派遣助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代替赫尔赴会而引起波折。赫尔当时对韦尔斯极不信任，他不顾自己的高龄以及对飞行的厌恶，坚持要亲自赴会。赫尔和韦尔斯的争吵导致了后者在赫尔动身飞往莫斯科前不久辞职。参见李海：《我在现场》，第219页。
(325)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18—19页；丘吉尔，第5卷，第255—256页；美国版，第5卷，第287页。
(326)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23页。
(327)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01页；迪恩：《奇异的同盟》，第21—23页；丘吉尔，第5卷，第261页；美国版，第5卷，第294页。
(328) 丘吉尔，第5卷，第265—266页；美国版，第5卷，第298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12页。如上文所说，罗斯福后来同意了（见上文，原著第312—313页）。
(329) 同上书，第215—224页；美国版，第243—251页。
(330) 丘吉尔拒绝接受斯大林关于北极护航队的抗议照会，斯大林的调子可能是受了这个强硬姿态的影响。这事发生在10月18日，正是莫斯科会议开始之时，这肯定使斯大林犹豫了一下。他不能冒同英国公开决裂的危险（参阅丘吉尔，第5卷，第241—242、259—262页；美国版，第5卷，第271—272、291—294页）。
(331) 赫尔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曾提议建立一个盟军最高军事委员会（见上文，原著第92页），在这个提议被拒绝后，他便有组织地故意使他自己和国务院摆脱一切军事问题；这样就让出了许多权力，它就自然而然地落入英国外交部手中，而且加深了美国政策中军事考虑和政治考虑之间的分裂状态。实际上在罗斯福不愿将高级决策委托给他们而造成的局面下，赫尔及其国务院下属在很大程度上已是善于处理的了。
(332) 见上文，原著第323、326页。
(333)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80—1282、1299页。
(334) 宣言的文本可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229—230页。
(335) 决议全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318页。在众议院，富布赖特的决议于1943年9月21日以360票对29票获得通过，这样，众议院就有案可据地同意美国加入“适当的国际性机构”以维护和平。富布赖特决议全文见同上书，第315页。
(336) 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提议是由英国人于1943年7月首次提出来的。美国方面曾对原来的提议表示反对，因为根据那项提议，这个委员会将负有为战后的欧洲安全和经济关系草拟计划的责任（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42页）。
(337) 见上文，原著第309页。
(338) 欲知艾登的建议以及这些建议的命运，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83—1284、1297—1299、1305—1306页。艾登还提出盟国在波斯的政策来讨论，但是大概没有谈出什么结论（参阅丘吉尔，第5卷，第253页；美国版，第5卷，第284页）。
(339)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83—1284、1301—1302页；李海：《我在现场》，第217—218页。当问题初次提出时，罗斯福表示愿意把意大利舰队和商船队的1／3船只移交给俄国，可是赫尔说服了总统再好好考虑一下，暂时不作决定。丘吉尔“原则上”同意承认俄国有权在意大利舰队中分得一部分船只，但希望等到三国政府首脑开会时作出决定（丘吉尔，第5卷，第262—263页；美国版，第5卷，第294—295页）。
(340)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84—1287页。
(341) 同上书，第1303—1304页。
(342) 艾登对美国方面的经济提议作何反应，不论是赫尔还是丘吉尔都没有说起。
(343)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04—1305页。
(344) 同上书，第1289—1291页。关于德国暴行的宣言全文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231—232页。丘吉尔（见丘吉尔，第5卷，第264—265页；美国版，第5卷，第296—297页）重述了他原先那个草稿。
(345)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09页。赫尔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诺言，他自然认为此事至关重要。但实际上斯大林在这以前至少已有两次向美国方面的代表说起过在适当的时候对日作战的意图，一次是在1942年8月哈里曼—比弗布鲁克使团出使时向哈里曼说的。另一次是向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说的（参阅《国会记录，1951年8月27日》第5665页上哈里曼在1951年8月17日所作关于美苏关系的声明；迪恩：《奇异的同盟》，第226页；李海：《我在现场》，第177、246—247页）。
(346) 据《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14页转载的1943年11月18日向国会所作的讲演。
(347) 1943年11月1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3卷，第1323—1332栏。参阅艾登致丘吉尔的机密报告（丘吉尔，第5卷，第261—262页；美国版，第5卷，第293—294页）。
(348) 斯大林：《伟大的卫国战争》，第102页。
(349) 如1943年11月2日《纽约时报》社论称：“重申在战时及和平时期不可分割的团结和保证采取联合行动，这一点是如此重要，以致目前它使已达成的各项具体协议都相形减色。”参阅《芝加哥每日新闻》和《纽约先驱论坛报》1943年11月2日的社论。
(350) 如1943年11月2日《泰晤士报》社论称：“会议所作出的最为重要的有效决议是建立一个‘欧洲咨询委员会’。……”参阅1943年11月2日《曼彻斯特卫报》和《每日先驱报》社论。1943年11月2日《新闻纪事报》的社论几乎独一无二地强调了四国宣言突出的价值和重要性。
(351) 1943年11月2日的《真理报》写道：“会议把尽快结束战争作为首要任务，苏联人民过去认为，现在依然认为，这项任务是最重要的。会议作出的决定对于把一切赌注都押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上的希特勒战略家们的计划，予以沉重的打击。”（引自1943年11月3日《曼彻斯特卫报》）《消息报》也强调了直接的军事方面的收获，同时又写道：“伟大的民主国家，今天是战友，明天为争取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安全而奋斗时，则是同志。”（引自1943年11月3日《纽约时报》上W·H·劳伦斯的文章）
(352) 在莫斯科会议的消息所激起的国际主义感情的高潮中，参议院于1943年11月5日通过了康纳利决议案。
(353) 参阅1943年11月3日《泰晤士报》、《新闻纪事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
(354) 丘吉尔，第5卷，第250页；美国版，第5卷，第281页。
(355) 同上书，第273—283页；美国版，第307—319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311—313页；李海：《我在现场》，第229页。罗斯福不同意在德黑兰会晤的理由是通讯联络条件太差，使他没有把握在宪法规定的10天期限内收到并回复国会法案。不过这可能只是一个辩论时使用的论据，至少部分如此。事情的背后是一场争夺威望的斗争：罗斯福可不愿让人看着他跑到斯大林的后门口来开会。但是斯大林明确表示他最远只能到德黑兰，要不就什么会议都不参加，这时罗斯福才让步。
不过在让步前，罗斯福还曾想在开罗安排一次三方面的会议，由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出席，并让俄国军事代表同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起开会，这使丘吉尔大吃一惊。的确，罗斯福在10月27日建议让俄国人正式加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看来是丘吉尔的规劝使这个计划夭折（丘吉尔，第5卷，第279—280页；美国版，第5卷，第314—315页）。罗斯福还邀请中国人到开罗来，最后由于俄国人不愿同中国人在一起开会，才使总统把即将成熟的计划打消了。到1952年为止的历次发表的文件表明，只有这一次是认真努力要把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扩大为三个或四个大国的共同组织。
(356) 丘吉尔，第5卷，第284页；美国版，第5卷，第320页。
(357) 这一安排大大违反丘吉尔的初衷。他的意思是举行一次英美预备会议，重新协调全球战略，继而同斯大林会晤，最后再举行第二次英美磋商，解决对日作战的种种细节。他认为完全没有理由让蒋介石参与盟国决策谋略活动的内幕机密（参见丘吉尔，第282—283页；美国版，第318页）。
(358)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13页。
(359) 李海：《我在现场》，第182—184页。
(360) 同上书，第239页。
(361) 丘吉尔本人对英军在印缅的战绩也是不满意的（丘吉尔，第5卷，第80页；美国版，第5卷，第89页）。
(362) 李海：《我在现场》，第234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73页；英国版，第2卷，第767页。
(363) 美国态度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美国有一种广为流传的感觉，即认为英国人对与日作战并不真正感兴趣，而把这场斗争的担子过多地往美国人身上压。美国的参谋长们在要求进行缅甸作战方面态度十分坚决，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想让英国人负起那种按美国观点看来是他们应负的责任，而当丘吉尔和英国的参谋长们表示不愿时，美国人对他们的动机作了极为刻薄的解释。
(364)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67、779—780页；英国版，第2卷，第762、774—775页；李海：《我在现场》，第225页；迪恩：《奇异的同盟》，第41页；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448页；丘吉尔，第5卷，第308、312页；美国版，第5卷，第349、353页。
(365) 在“象限会议”及会后一段时间内，罗斯福与丘吉尔中间有一项默契，认为对法攻击战役应由长期以来力主进行这次战役的马歇尔将军来指挥（丘吉尔，第5卷，第267—268页；美国版，第5卷，第301页），但是如果任命了马歇尔，在参谋长中间就将出现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缺。1943年9月，事情有了新的发展，当时美国报界听到了这项任命的风声，把它解释成对马歇尔的暗中降级，对罗斯福抱敌意最深的几家报纸甚至宣称，马歇尔将被逐出华盛顿，以便美军有可能被改组成一个全球性的“挥霍玩乐”组织，在国外浪费公共资金，挥霍纳税人上缴的金钱。这种宣传运动弄得罗斯福伤尽脑筋，使他很难宣布把马歇尔调去当战地指挥官，不管这个职务是多么重要。另外，他的最高军事顾问们，除马歇尔本人保持缄默外，全希望总统把马歇尔留在华盛顿，他们感到，作为参谋长，马歇尔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参看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58—764页；英国版，第2卷，第755—760页；李海：《我在现场》，第226—228页。
(366) 丘吉尔，第5卷，第291—295页；美国版，第5卷，第330—334页。丘吉尔认为不需要动用大量英美军队来维持巴尔干战线，但他确实曾提议调拨空军和物资给这条战线。
(367) 见上文，原著第196页。
(368) 见上文，原著第282页。
(369) 见上文，原著第283—285、289页。
(370) 见上文，原著第303—305页。
(371) 见上文，原著第313页。
(372) 见上文，原著第329页。
(373)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35页；哈里森：《横渡海峡的进攻》，第121页。
(374) 丘吉尔，第5卷，第290、494—495页；美国版，第5卷，第328、560—561页。
(375) 《史迪威文件》，第210、262—265页。
(376) 见上文，原著第297页。
(377) 蒙巴顿希望能在东南亚仿照艾森豪威尔参谋班子的样式建立一个统一的盟国参谋班子。他热情而富于想像力地进行这件工作，可是很快就遇上了一些从长远来看竟然无法克服的困难。一方面，驻印英国当局怠慢美国人；而另一方面，他的副统帅史迪威将军对于英中两国官员的批评很是严厉，而且不肯把积聚在他身边的任何权力移交给盟军司令部。史迪威起初对蒙巴顿抱欢迎态度，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人就闹翻了（《史迪威文件》，第230、238页）。参阅缅甸的蒙巴顿伯爵海军中将：《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1943—1945》（Report to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by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South-East Asia, 1943—1945），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1年版，第7—8、28页（下文提及此书时简称蒙巴顿：《报告》）。史迪威在华任职期间屡屡与人发生龃龉，这种情况由于指挥环节和权限的重叠交错，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恶化了，而东南亚统帅部的建立并没有消除这种重叠交错现象。史迪威一身同时兼3个职务，受辖于蒙巴顿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东南亚统帅部副统帅、受辖于蒋介石的中国军队参谋长、受辖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长官。当三国政府的政策发生分歧时（当时曾屡有分歧），史迪威就无所适从，因而也必然对这个或那个名义上的上司表示出不忠或不服从的态度。
(378) 这些计划同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作出的总体决策是符合的（参阅丘吉尔，第5卷，第294页；美国版，第5卷，第333页）。
(379) 全部细节未向中国人透露，只是邀请他们讨论了计划中要求中国军队参加的那部分（蒙巴顿：《报告》，第26页）。
(380) 《史迪威文件》，第247页。
(381) 这些登陆艇当时已按日程表由地中海调至东南亚，但正如下文所述，丘吉尔最后还是成功地阻止了东南亚统帅部使用这些登陆艇，到头来仍把它们调回地中海。这些登陆艇，无论怎么说，在几个月内都派不上用处。这件事成了盟国方面最惹人注目的物力浪费之一，而这种浪费正是战略问题上争论不一的结果。
(382) 李海：《我在现场》，第237—239页；《史迪威文件》，第245页；丘吉尔，第5卷，第294—296页；美国版，第5卷，第333—335页；哈里森：《横渡海峡的进攻》，第122—123页。
(383)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71—774页；英国版，第2卷，第766—769页；李海：《我在现场》，第238页；《史迪威文件》，第263页；丘吉尔，第5卷，第290页；美国版，第5卷，第328页。
(384) 《史迪威文件》，第246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92页；英国版，第2卷，第786页；小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雅尔塔会议》（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 The Yalta Conference），伦敦，乔纳森·凯普，1950年版，第211—212页；另见1951年8月27日《国会记录》A5666页，艾夫里尔·哈里曼的声明。
(385) 参阅埃利奥特·罗斯福：《耳闻目睹》（As He Saw It），纽约，迪尤尔、斯龙和皮尔斯，1946年版，第164页。但对此书所述内容不宜无鉴别地接受。
(386) 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译者
(387)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233页。
(388) 见上文，原著第160页，及下文，原著第397页。
(389) 舍伍德说（《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77页；英国版，第2卷，第771页），斯大林的报告比之西方盟国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所预料的更为阴暗。很可能这是斯大林故意耍的花招，掩饰红军的力量是为了取得更多的租借物资和及时的军事援助。
(390)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76—777页；英国版，第2卷，第771—772页。
(391) 马歇尔和阿诺德没参加这次会议（同上书，第778页；英国版，第772页）。
(392)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40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78页；英国版，第2卷，第773页；丘吉尔，第5卷，第306—307页；美国版，第5卷，第347—348页。
(393) 这些理论颇使美、英战略家惊讶，因为斯大林的态度看来同他10月间对艾登（见上文，原著第330页）以及11月间对迪恩将军（见上文，原著第343页）的谈话有矛盾。无法肯定究竟是什么因素使斯大林丢开土耳其和地中海转而支持“霸王”计划，也许他考虑到战后的势力范围。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们就不禁要问，为什么在10月和11月间同样的考虑不影响他的态度呢?当时他似乎愿意并急着要让英美军队开赴巴尔干诸国，以支持土耳其交战。斯大林态度的改变可能反映了俄国政府内部的某种争论，但是迪恩说（《奇异的同盟》，第44页），他确信俄国“路线”的改变仅仅是有意耍花招，目的“是要对手摔跤”，这种解释很可能是正确的。
(394)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78—781页；英国版，第2卷，第772—776页；李海：《我在现场》，第241—242页；迪恩：《奇异的同盟》，第40—42页；丘吉尔，第5卷，第306—316页；美国版，第5卷，第347—358页。丘吉尔把越过亚得里亚海进攻的计划归咎于罗斯福，而在讨论中提出这个主意的也确是他。但是总统这样做可能只是反映了他在这以前同丘吉尔谈话的内容。他自己的顾问们也没料到他会说这些话，而当斯大林表示不支持这个主意时，罗斯福马上就不再提了。
(395) 当晚，晚些时候，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两人私下谈话中同意由他们两人同罗斯福一道设法就波兰未来的疆界问题提出一项一致同意的建议案，交给波兰人（丘吉尔，第5卷，第319—320页；美国版，第5卷，第362页）。
(396)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某次（也许就是这次），斯大林对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是否明智提出异议，他认为这只会使希特勒在德国人民中赢得更坚定的支持。罗斯福对此装做不曾听见，于是事情未经认真讨论便搁下不谈了（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82页；英国版，第2卷，第777页）。
(397) 同上书，第781—783页；英国版，第776—778页；李海：《我在现场》，第243—244页；丘吉尔，第5卷，第317—320页；美国版，第5卷，第359—362页。
(398) 总统毫不犹豫地同斯大林在私下商讨问题，还不让首相知情，这样，罗斯福的行为在丘吉尔看来更不友好了（丘吉尔，第5卷，第320页；美国版，第5卷，第363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84页；英国版，第2卷，第779页）。罗斯福为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总想避免不愉快的会面，这儿他之所以拒绝接见丘吉尔，主要是因为他知道首相又要对他大弹地中海作战的老调，而鉴于斯大林的反应，罗斯福此时已不愿再支持他了。罗斯福通常给别人的印象是，他会热烈地赞同你的意见，而实际上却并不总是如此。这种习性可以部分地说明丘吉尔描写总统对他的战略提议的态度所采用的笔法了。根据别的记载，罗斯福当时对丘吉尔的主意很不赞同。事情完全有可能是这样：罗斯福在私下从未直接同丘吉尔展开争论，因此当他在德黑兰会议上拒绝支持丘吉尔一心向往的地中海战略时，他便给人造成了动摇不定，甚至出卖同事的印象。丘吉尔自称，要不是那位“在争论中摇来摆去”的总统拦着他，他本来是能够说服斯大林接受他的计划的（丘吉尔，第5卷，第305—306页；美国版，第5卷，第346页）。
(399)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226页。这些建议多数早已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提出来讨论过。
(400) 罗斯福的计划（如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85页；英国版，第2卷，第779—780页所述）与国务院起草的建议颇有不同，纵然在某些地方同1943年7月14日的一项计划有些相像。参阅《战后外交政策的准备》，第472—485页。
(401) 罗斯福并非完全开诚布公，他没有提到使他印象极深的赫尔的另一个反对地区主义的论点，即竞争势力范围的危险以及针对美国而采取的贸易歧视的危险。
(402)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84—787页；英国版，第2卷，第779—782页。
(403) 同上书，第798页；英国版，第2卷，第789页。
(404) 这是艾登在1943年3月的看法（同上书，第709页；英国版，第706页）。参阅巴林顿·穆尔：《苏联政治》，第370页。
(405) 珀金斯：《我所知道的罗斯福》，第71页；丘吉尔，第5卷，第321页；美国版，第5卷，第363—364页。
(406) 斯大林明白表示，选定指挥官完全是美国和英国政府的事情，可是他要求在德黑兰会议闭幕之前一定要把人定下来。
(407) 丘吉尔，第5卷，第324、413页；美国版，第5卷，第367、467页。丘吉尔意识到，俄国人可能在政治方面怀疑英国在巴尔干诸国的活动，因而作了这个姿态以免严重的冲突。英国关于从支持米哈伊洛维奇转而支持铁托的决定是从1943年6月至12月间逐渐形成的，因为在这之前英国花了许多力气，想让对立的各派游击队领导人达成某种和解以便共事，结果没有成功（同上书，第406—414页；美国版，第463—468页）。米哈伊洛维奇同英国人关系的详情（不过有偏见），见康斯坦丁·福蒂奇：《我们打输了的战争》（Constantine Fotitch: The War We Lost），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48年版，第219—229页。详细情节在《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中亦有记载。
(408) 丘吉尔，第5卷，第411—419页；美国版，第5卷，第364—373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87—788页；英国版，第2卷，第782—783页；李海：《我在现场》，第245—246页。在第二次全体会议前或会上某个时候，斯大林接受了罗斯福前一天向他提出的关于由美国飞机进行穿梭轰炸的提议。但是他说，对于为准备俄国参加对日作战而进行合作方面，罗斯福所提出的其他建议，他在表示同意前尚需同莫斯科商量。
(409)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90页；英国版，第2卷，第784页；丘吉尔，第5卷，第329—330页；美国版，第5卷，第373—374页。参阅埃利奥特·罗斯福所作的相当不同的记载。见《耳闻目睹》，第245—246页。
(410) 丘吉尔，第5卷，第337页；美国版，第5卷，第382页。
(411) 李海：《我在现场》，第247页；丘吉尔，第5卷，第270—272、296—300页；美国版，第5卷，第304—306、335—340页。
(412) 先前，地中海东部地区已被划出艾森豪威尔统帅部的范围，直接由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管辖。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就已作出决定，把盟军总部管辖权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在德黑兰只是重新确认了这项决定而已（参阅上文，原著第295—296页）。
(413) 丘吉尔，第5卷，第334页；美国版，第5卷，第378页。
(414) 丘吉尔，第5卷，第332—336页；美国版，第5卷，第376—381页。
(415) 罗斯福、丘吉尔并未告诉斯大林进攻开始日的预定日期是5月1日，他们只提了月份，这样就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借以应付妨碍计划实行的预料不到的因素。后来证明，这一着考虑得很周到，事实上，进攻开始日延至1944年6月6日。
(416) 丘吉尔，第5卷，第336—337页；美国版，第5卷，第381—382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91—792页；英国版，第2卷，第786页。
(417) 同上书，第339—343页；美国版，第384—388页；同上书，第792—793页；英国版，第786—787页。
(418) 丘吉尔，第5卷，第344—347页；美国版，第5卷，第389—393页。
(419) 同上书，第347—348页；美国版，第393—394页。后来，这件事使英美方面十分为难。最后，作出安排，把一些英、美军舰代替意大利船只移交给俄国，而意大利舰队的分配直至战后方才实现（同上书，第402—407页；美国版，第454—460页）。
(420)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96页；英国版，第2卷，第788页。
(421) 俄波关系在4月间破裂的情况，见上文，原著第276页。
(422) 丘吉尔，第5卷，第348—351、356—357页；美国版，第5卷，第394—397、403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97页；英国版，第2卷，第789页。
(423) 丘吉尔，第5卷，第351—354页；美国版，第5卷，第397—400页。关于芬俄和谈情况，在《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中有记载。
(424)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97—798页；英国版，第2卷，第789页；丘吉尔，第5卷，第354—356页；美国版，第5卷，第400—403页。
(425)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235—236页。
(426) 关于这种观点的最后说法，参阅埃利奥特·罗斯福所述的总统私下谈话（《耳闻目睹》，第184—186页）。
(427)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235页。
(428) 丘吉尔，第5卷，第358、361页；美国版，第5卷，第405、408页。
(429) 李海：《我在现场》，第251页。
(430) 关于缺少登陆艇的情况，见上文，原著第230页，注①（即本书第293页注①。——译者）。
(431) 丘吉尔这样说实际上是拿美国人处理军事问题时的非政治性态度来为他自己服务。可以这样认为：一个面临俄国影响的、衰弱而分裂的中国对美国人说来是十分令人不快的前景。他们希望未来的中国因为战时受到帮助而对美国感恩戴德，同时还得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来搞战后重建。但是他们毕竟不能公开这样说，就如同丘吉尔不可能从政治角度来论述他的地中海和巴尔干计划一样。
(432)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00页；英国版，第2卷，第792页；丘吉尔，第5卷，第361—364页；美国版，第5卷，第408—411页。
(433) 李海：《我在现场》，第251—252页。
(434)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02页；英国版，第2卷，第792页；丘吉尔，第5卷，第364—365页；美国版，第5卷，第411—412页。
(435) 李海：《我在现场》，第252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00页；英国版，第2卷，第791页。舍伍德说，大战期间，罗斯福断然驳回军事顾问们的意见，只有这一次。
(436) 蒙巴顿：《报告》，第263—265页。
(437) 丘吉尔希望，在意大利进行的“安齐奥”行动可在这个日期前取得成功，以便把登陆艇腾出来用于罗得岛。要求土耳其在什么时候参战，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69页。
(438) 李海：《我在现场》，第253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99—800、802页；英国版，第2卷，第790—791、793页。丘吉尔说（见丘吉尔，第5卷，第367页；美国版，第5卷，第415页），曾安排维辛斯基出席与土耳其方面的会谈，但是他没有到开罗来参加谈判。参阅艾登1943年12月14日向下院提出的报告，下院辩论，第5辑，第395卷，第1425—1428栏。显然，俄国人决定他们不应插手来帮着拉土耳其人参战。
(439)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06—207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02—803页；英国版，第2卷，第793页；丘吉尔，第5卷，第369—370页；美国版，第5卷，第418页。
(440) 见上文，原著第337页，注④（即本书第429页注③。——译者）。
(441) 这是安东尼·艾登在下院报告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情况时所引述的文字（1943年12月1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5卷，第1429栏）。
(442) 引自1943年12月7日《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
(443) 罗森曼：《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开发表的文件和讲话》，1943年卷，第558页。
(444) 1943年12月1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5卷，第1429—1430栏。
